作者：苏理立
出版社：北方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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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黄昏：李宗仁和胡友松的生死之恋试读：
几句开场白
李宗仁的名字，只要略知中国现代史的人，大概都不会太陌生。他出生于广西临桂一个普通农家。在风云际会，军阀割据的岁月里，他与黄绍竑、白崇禧等人合作，推翻了老桂系军阀陆荣廷和沈鸿英，成为新桂系军阀的首领。他曾作为军长，参与过大革命北伐。作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指挥过震惊中外的台儿庄大血战。旧中国风雨飘摇的最后日子，他接替蒋介石，成为国民党政府的代总统。新中国成立后，他流亡美国，客居在纽约附近的新泽西州盎格鲁林镇16年。1965年，有感于新中国的成就和共产党政策的英明，以及实现他落叶归根的宿愿，他与妻子郭德洁毅然回到祖国。
李宗仁回国八个月，郭德洁女士因病去世。尔后，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便席卷中国大陆。李宗仁由是几乎销声匿迹，只1969年2月初，《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则关于李宗仁逝世的消息。李宗仁是怎样度过他生命中最后三年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对李宗仁有怎样的冲击，郭德洁去世后他是否再娶？许多情况，鲜为人知。
1987年，北京《中外妇女》杂志曾发表过李宗仁最后一个夫人王曦（原名胡友松）的几则回忆文章。世人才知道李宗仁晚年还结过婚，有过一位年轻美丽的妻子。但那几则文章，毕竟太短，不能满足兴致盎然、想“打破沙锅问到底”的读者。
1988年12月，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我的长篇纪实小说《李宗仁与郭德洁》。在那部书里，我只写到了李宗仁和郭德洁的归来。许多热情的读者给我来信，希望能再写一部李宗仁归来后的作品，或是在那部书后加写几章归来后的情形。我很能理解读者的心情。我本人是一位党报的编辑，苦于编辑事务繁忙，属于我自己支配的时间太少，加之资料不足，无法动笔。
1990年3月，王曦女士到桂林来寻访李宗仁先生的旧踪，我与她作过数日长谈，对她的身世及李宗仁先生与她的结合有了较详细的了解。王曦女士对李宗仁先生怀念笃深，支持我完成一部新作以满足读者的要求。返京后，她给我寄来了大量的资料，并不厌其烦地回答我的书面采访。随后，我又到北京朝外水碓子王曦女士的住宅进行了了两次采访，观看李宗仁先生留下的那尊铜像和遗物。为了“兼听则明”，我还从南京大学历史研究所，广西师范大学图书馆，以及北京、上海、广州的朋友那里，得到了许多可贵的资料。于是，便匆匆写下了这部纪实文学作品。
纪实文学毕竟是文学，但纪实文学必须纪实，这里面的分寸，我想不仅我，有识的读者也一定会把握。第一章月夜的梦1
太阳还没有落山。北京仲夏的太阳，在快要沉入另一个世界之前，显得格外美好。紫禁城那金碧辉煌的琉璃瓦，在血红的夕阳辉映下，显得更加富丽堂皇。傍晚时常刮起的一阵无向的风，给人几分莫名的舒适。
西总布胡同，这条几乎和紫禁城一般古老的街，夕阳下却显得陈旧、萧条；参差栉比的楼房和四合院，灰褐色的墙体，多处斑驳，阳光渲染着这种破旧。路树稀疏，且不茂盛，夕阳给它们增添了一种枯黄感。是燕归巢的时候了，路上那些匆匆归家的行人，各个脸上都显得严肃、紧张。大概夏天的气氛总不会有初春那么祥和。
唯有这西总布胡同5号里的楼院，却反常地呈现出一派喜气。门厅上方，居然挂着一对时下会被人们认为是“四旧”的红灯笼；打扫得特别干净的院门前，停放着好几辆黑色轿车。很显然，这里是在进行着一次聚会，或许是这座楼院的主人，今天逢上个喜庆日子。
这幢中西合璧的三层楼房，原先是李济深先生的公馆。这位广西籍的著名人物，新中国成立之前，曾在广东军政界任职多年，是国民党中的开明左派。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七年前，他与世长辞时，万万也不会想到，他的这幢早年营建的公馆，竟然被他的老友——刚从海外归国不久的国民党前代总统李宗仁所享用。楼宇依旧，物主更移，可巧的是，他们都姓李，且都是广西人。
李济深（1885—1959），原籍江苏。早年毕业于北京陆军大学。历任粤军第一师参谋长、师长，西江善后督办、黄埔军校教练部主任。1925 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1926 年任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参谋总长、黄埔军校副校长。北伐战争期间，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广东省政府主席、国民革命军第八路总指挥。1933年联合十九路军蔡廷锴等在福建组织反蒋抗日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次年至香港主持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并与冯玉祥等倡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1935年任桂系军政府主席。1948年就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后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等职。1959 年在北京病逝。
院内的花园小巧而雅致。水泥阶砖的曲径，镶嵌在茵茵草地中间。葡萄架上的葡萄，浓荫若盖，郁郁葱葱。院落中还有一个置有太湖石盆景的圆形喷水池，池里养着一群十分可爱的金鱼，草地和水池边，都是花坛。玫瑰、月季和茉莉，开得那么殷勤；还有那一树夹竹桃，花儿艳艳的，夕阳下，像点着无数支美丽的红蜡烛。
这天，是公元1966年7月26日，农历六月初九。75岁的李宗仁和27岁的胡友松，在这幢李氏故居举行婚礼。这是李宗仁一生中的第三次婚礼，而胡友松，却是第一次，最为艰难，也最为伟大的第一次！
庭院里的花木虽好，宾朋却无人去认真欣赏玩味。葡萄架下，有人在散步，也有人坐在石凳上闲聊。这些宾客，从背影看上去都并不年轻。仲夏的傍晚，好在有风，人们并不觉得闷热难过。
楼下的客厅实在太大，总有一百多平方米，南北是墙，东西是窗；客厅中央，摆着三个一米多高的用鲜花做成的大花篮。因为新鲜，那满篮的花，散着淡淡的芳香．这三个鲜花做的花篮，是黄琪翔夫妇、程思远夫妇和邵力子夫妇送的。黄琪翔和邵力子都是李宗仁的故旧，程思远更是李宗仁的广西籍老部下，是李宗仁从美国回归祖国的纽带和桥梁。虽然程思远比李宗仁的年纪要小二十来岁，但他们可谓忘年至交。这桩婚事的成功，程思远应当算是大半个“媒人”。
在中国这块土地上，75岁的新郎是稀罕的，曾经当过代总统的75岁的新郎，历史上恐怕就只有李宗仁一人。所以，他今天分外兴奋。稀疏的头发，梳理得很整齐，很讲究；饱满的“国”字脸，平日显得有几分老态，今天因为兴奋，焕发出一层淡淡的红晕，呈现出一种健康美．他穿着一套深灰色的西服，和那位看上去几乎与他一样高的年轻美貌的夫人胡友松，各自胸前都戴着一朵鲜花，彬彬有礼地恭候在客厅里的那三个鲜艳的花篮前，迎接来祝贺的客人。李宗仁很自得，一反过去那种达官显贵的客套和庄重。是不是有一种可以刺激他返老还童的生物电流起作用？他今天的语言和动作都异乎寻常的爽快和敏捷，不由得使人想起28年前，他指挥那场震惊中外的台儿庄大战时，在徐州骑马游街的风姿。他笑容可掬地迎接一个个虽熟悉但久违了的面孔，心中于高兴之外，还夹带着一种连自己也说不清是惭愧是羞赧还是故作安稳的感觉．因为在友朋故旧的祝贺和寒暄中，“德公艳福不浅”的话语，在李宗仁听来，既高兴又有些无可奈何。
胡友松自然显得有些腼腆，于腼腆中又颇有几分大方。一个27岁的大姑娘，多少次见过别人的婚礼，她当然知道，这种时候，新郎新娘的身世、身份、相貌、年龄，必然是人们的话题，与一个比自己大近50岁的老男人结婚，别人如何看待？恭维的话语后面，有没有“梨花伴海棠”的微辞？胡友松不是没有想到这些，她此前就想了很多很多，不过，她不在乎！只要坚信了自己的选择，即便是赴汤蹈火，也会在所不辞！
没有年轻人结婚时那种近乎“无政府主义”的喧闹，也没有那震耳欲聋的鞭炮声，更没有那种“吃吊吊糖”、“过独木桥”之类的恶作剧。不独李宗仁于宾朋来说是过去的上级，如今的长者，就时下这气候，使人怎么也忘情不起来。
酒宴非常丰盛。这是李宗仁的特别安排。因为他爱吃广东菜，所以特地请来了新侨饭店——大同酒家的名厨。他当然知道，这大概是自己一生中最堂皇也是最后一次婚宴了。不知是厨师的手艺确然一流，还是客人们特别凑兴，菜消耗得真不少，众人都一个劲称赞这道菜好，那道菜鲜。这些客人不仅过去风云过而且现在仍享有相当规格的待遇，谁没遍尝过山珍海味，然而，今天他们却有些意外的好吃。
照说，婚宴上的话题，多离不开新郎新娘，今天却特别，无论张三李四，一个劲地谈几十年前的事。李宗仁更侃侃而谈，他好多年没这么高兴过了。这样的机会，是他在回国之前决然没有预料到的。在一旁莫名其妙，几乎搭不上嘴的新娘，险些要被冷落。
还是一向能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黄绍竑心细，他接过服务员的酒瓶，亲自给新娘斟了一杯酒，然后提议，为“嫂夫人”早生贵子干杯！这下子，可把大家逗乐了。
胡友松刚开席时抿了些许酒，就已经脸飞红霞，这下要来一杯，怎么了得！但这杯酒，又不能不喝啊！李宗仁见状，忙抓起胡友松跟前的那杯酒，笑着说：“夫人的酒，由我代劳。”“不行，不行！德公不要挡驾。”“诸位，诸位，夫人的酒量我是知道的……”“哎呀，德公真是好丈夫哟，夫人刚过门，就护得这么出脸！”“哈哈，夫人嘛！我不护着，谁护呢？”“哈哈……”
黄绍竑一杯敬酒，才把个变成了忆旧会的婚宴，弄得喜气洋洋。
……
李宗仁大概是多喝了几杯，送客时紧紧挽着新娘的手，那亲热劲，活像二十来岁的小伙子。2
北京的夏夜并不算太热，九十点钟之后，从窗外吹进来的风，就带着几分凉意，人也觉得格外舒爽。客人辞毕之后，李宗仁脱掉了西服，卸下了领带。那件白底深褐色细格衬衫，兴许是特制的，十分合体。这是他第一次在新婚妻子面前卸下外表的庄严。“若梅。”李宗仁在二楼大套间外的客厅的沙发上坐下来，第一次这样亲昵地称呼妻子。婚前的几次叙谈中，他知道妻子小时候叫“若梅”，“友松”之名是后来上学时取的，此前，他总称她“胡小姐”。“……”胡友松轻盈地走过去。她刚刚将会客时穿的那套西服裙换上了一件乳白色的连衣裙。她身材虽不算高挑，也有1.65米的个子，娇好的鹅蛋脸，腰围很细，穿连衣裙扎紧腰带后，几乎成了标准的服装模特。她微微噏动了一下嘴唇，本想应一声“李先生”，不知怎的，却没有应出声来。半个多月来，与李宗仁有过两次面晤，她对李宗仁了解不多。但在与李宗仁面谈时，她都听见李先生的故旧亲切而又带着敬意地称他为“德公”，从今天起，自己是不是也可以加入李宗仁故旧的行列，昵称他为“德公”呢？她没有把握，所以欲言而止。“若梅，我看你有些累了。”李宗仁将胡友松扶坐在沙发上，自己也重重地跌坐下来。他不想在这位27岁的年轻妻子面前，表现得老态龙钟。既是一个老态龙钟的人，何必还要误人青春呢？他拉过胡友松的一只白皙的手，两手合握着，轻轻地揉搓，“我真感谢你答应了我的请求。今后，二楼这两间卧室，我们俩各人一间，你有时过我这边来，我有时到你那边去。不过，今晚，我们应该在一起度过——这个永远值得纪念的喜庆日子。”“德公……”胡友松心情不无激动，她率性、不假思索地这样称呼起李宗仁来。在她看来，李宗仁并不苍老。此刻，似乎还显得很年轻。她那只被李宗仁握着、揉着的手，像有一股电流通过，不知是痒，还是麻。不过，有一种感觉她体验得千真万确，那就是李宗仁的脉搏跳动得很快、很重、很有力量。她有万语千言要说，的确，在结婚之前，他们彼此之间接触得太少，了解得也太匆忙。现在，该是可以畅叙衷肠的时候了，可是她不知道从哪里说起。环境的突然改变，使她感觉到上帝为自己更换了另一个世界。
……“若梅，”不知彼此之间这样沉默了多久，李宗仁才放开妻子的手，面带笑容地说，“你不觉得我们今天的婚礼很特别吗？”
胡友松摇摇头，又像是点点头。忙于应酬和人生的头一次，使她失去了对一些问题的关注与思考，她一时还捉摸不透李宗仁这个问题的潜台词。“是不是有一位外国记者帮我们拍了新闻电影？”她睁大那双溜圆乌亮的大眼睛，像学生在老师面前试探答案似的望着李宗仁。今天的婚礼并没有什么庄严的仪式，宾主都很随便，很亲切，特别的是，美国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尤保良先生，带着电影摄影机，为李宗仁和胡友松拍下了不少胶片。他还说，他要把这些胶片带到国外去，让人们知道，李宗仁回国后，又娶了一个年轻美貌的夫人。胡友松“这倒也算不上太特别。”李宗仁说，“在国外，婚礼上拍录像、拍电影是常事。外国人做什么事，都喜欢记录下原始资料。拍录像，拍电影，都是在作记录啊。我说的特别，是来参加我们婚礼的，几乎没有年轻人，而且你我双方，都没有一个亲戚在场呢！”“这是好事，是好事。我才不稀罕谁来呢！我本来就没有什么亲人。”也许李宗仁的话触动了胡友松的某根神经，她吐出一串性格语言。
李宗仁听胡友松的话语，忽地想起她是一个被人带养大的孤儿，自己撩起这个话题似有些不太妥当，于是扭转话题问胡友松说：“若梅，都快12点了，你要不要吃些夜宵，莲子羹，或是一杯牛奶？”“我什么也不想吃，我要去洗个澡。”“去吧！”李宗仁会意地点点头。胡友松转身到房间去时，他顺手扭开了厅里的收音机。声音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序曲——响彻中国大地的《东方红》。
……
月光明晃晃的。“初七初八，月出更发”，夜间12点，月正中天。
西总布胡同五号的灯都熄了，可是，李宗仁和胡友松，都未能入睡。
李宗仁今天累了。一天的应酬，对于一个75岁的人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负担。照以往，他早已进入梦乡，或是回到那早已成为历史的战场，或是去游览故乡那甲天下的山水。然而今天，他的神经怎么也无法歇息下来，过了孔夫子划断的“从心所欲”之年，却不能从心所欲地止住他的思维的野马奔驰。人一生中大概极难得有这样的夜晚。他侧过身，看一眼闭目躺在身旁的妻子，想唤醒她，跟她说几句话，但他没有出声。他以为她睡着了，睡得正香，正甜。
月光，透过窗帘隐隐约约地给房间里洒进些微光，恰到好处地勾勒出胡友松那娇美的脸形。“是在做梦吗？”李宗仁嫌光线太暗，轻轻地揉了揉眼睛。是她，第一次同床而寐的新婚妻子胡友松。
他闭上眼睛。眼前出现了故乡桂林的奇山秀水，田园，天马山麓的那些土砖墙木屋架的民舍——那是1911年的暑期，李宗仁在桂林陆军小学三年的最后一个暑假。那时，腐败的满清政府已岌岌可危，革命之势正在全国酝酿，“山雨欲来风满楼”。当时，他已经年满20岁，假期回到距桂林60余里地的两江，在家人的催促下，和附近头村的农家女李秀文结发成亲。这李秀文刚好与他同年，比他还大些月份。那年月，不说在农村，就连在城市，婚姻大事多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与李秀文定亲之前，李宗仁的父亲已经为他物色过好几位女子，无奈她们的“年庚八字”压在李家的香炉下时，李家总不得太平，不是今日瘟一只鸡，便是明日丢一只鸭，唯有压下这比李宗仁年纪稍大的李秀文的“年庚八字”时，李家才一连七天相安无事。于是，婚事便由长辈定了下来。虽然李宗仁此前并不认识李秀文，但他是个孝子，也就只好从命。
李宗仁不会忘记结婚拜堂的那天晚上。吃过合卺酒，他又与客人应酬过好一阵之后，才进到洞房里。这是他与李秀文的第一次认真见面。“短兵相接”，李秀文见李宗仁长得英俊壮实；李宗仁见李秀文出落得贤淑端庄，彼此都很满意。那天夜里，李宗仁问妻子的第一句话是：“你认得字吗？”李秀文答道：“不认识。女人认识字有什么用？”李宗仁急了，忙说：“要识字，要识字！你不认识字，将来我到外面做事，写封信给你你也看不懂，受人骗了你也不晓得。从今以后我教你吧！我们俩都姓李，就先教你写‘李’字吧。李字就是‘十八子’。笔画不多，有横有竖，有撇有捺，有弯有钩，样样齐全。”李秀文听丈夫的一席话，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一头扎进他那宽厚的胸脯里。那年头，社会的信条是“女子无才便是德”，李宗仁与妻子的第一席话，便是要教她学文化，她怎么能不激动呢？
风，轻轻地撩动着西窗那幕布般的桂黄色窗帘。月光时明时暗，给这温馨的“洞房”，增添了几分神秘。李宗仁于朦胧中睁开眼睛，朝东墙的挂图线下望去。那里原挂着一个铜镜框，里面嵌着一张24英寸的黑白照片，那是他和郭德洁最喜欢的一张照片——照片上，李志圣、郭德洁和他三人，自左至右，一溜排坐着，各个的神态都很自然。尤其是郭德洁，照相时已是五十来岁了，却显得很年轻，看上去不过三十多岁光景，发型很讲究，耳根还坠着两只晶亮的纽扣型的耳环，笑容可掬。那是李宗仁夫妇到美国后和二儿子一块照的。去年夏天，他和郭德洁从美国归来时，所带的许多照片中，他们最珍惜这一幅，所以，刚回到北京暂住在北京饭店时，他们没有挂出来，直到搬进这西总布胡同5号之后，才将它悬挂在卧室里。说也妙，进到这卧室，无论躺着、坐着，这张照片都当眼醒目。为了避免“触景生情”、“触目惊心”，李宗仁前两天特意把它取了下来，收进了壁柜。如今，习惯性地瞄一眼挂照片的地方，他依旧像看到了李志圣那天真的稚脸和郭德洁那隽永的笑容。胡友松与李宗仁的结婚证
郭德洁——他的第二个妻子，伴他度过了四十多个春秋。他们曾荣辱与共，患难相随。他不由得想起他与郭德洁结合的一段故事，想起了他在广西桂平时的1924年。
那一年，李宗仁的“定桂军”司令部从玉林迁到桂平后，已经扎下了根基。作为总司令的他，正在加紧练兵，准备与黄绍竑统领的“讨贼军”分进合击，逐步剪灭老桂系军阀陆荣廷和沈鸿英，以一统广西，接受孙中山的建国主张。作为一军主帅的李宗仁，当时只有33岁。由于长期行军作战，踪迹无定，他没有让家属随军。妻子李秀文带着儿子李幼邻常住在广州、上海。一个身强力壮的青年军官，长期过着“孤家寡人”的单身生活，心里总不那么太平；加之年轻得志，拥兵握权，周围自有人要巴结一番，促成美意。就在那年初夏，他在友人的撮合下，与桂平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郭月仙再结良缘。因此前郭月仙曾接受过本县景乐杨家的定婚聘礼，虽在他与郭月仙结婚前已加倍退还，但杨家不悦，耿耿于怀，居然在他们举行婚礼的当天，悄悄将郭月仙的父亲绑架而走，进行侮辱。李宗仁闻讯当即派兵营救，使泰山大人化险为夷，但郭月仙于新婚之夜仍怏怏不快。
李宗仁永远也不会忘记那天夜里，他是如何主动打水帮妻子擦脸，如何苦口婆心劝导妻子息却怨愤，放平心地，又如何在她的怨愤平息之后，帮她将名字改成“郭德洁”的。
那天夜里，他抱着年方二九，被誉为桂平女子师范“校花”的郭德洁，心潮若乱石滩上的旋涡。他爱眼前这如花似玉的新婚妻子，可心里又惦着远方那纯朴厚道的结发元配。欣喜、愉悦、思念、内疚，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他幸福得有些痛苦，高兴得有些惶惑。
那一夜，连他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过来的。
如果说1924年他与郭德洁结婚的那天晚上心情略有不安的话，今天，他倒是心安理得了。
郭德洁自去年7月和他一道从美国归来之后，身体一直不好。她1965年2月在美国进行乳腺癌手术时，那位博士医生就明确地告诉她，癌细胞已经扩散，生命只能延续8个月。兴许是回国之举极大地振奋了她的精神，居然到今年3月21日，才因胆囊破裂、肝昏迷等并发症而与世长辞。几十年相依为命的妻子去世，李宗仁当然万分悲痛，但他毕竟是相信科学的人。此番痛苦的决别，是意料之中的事。
再说元配夫人李秀文，自他与郭德洁结婚之后，几十年来，她实际上处在“在野”状态。但李秀文为人豁达，颇能理解丈夫的苦衷和心理，加上身边又有孝子幼邻相随，心中总有宽慰。眼下，她和儿媳一家生活在美国纽约近郊的花园式的别墅里，身体康健，衣食不亏，膝下还有四个孙女相伴，倒也自得其乐。
李宗仁与郭德洁归国，二儿子李志圣没有跟随归来，如今德洁辞世数月，故旧常来看望，多出于礼貌和友情，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一个75岁的老人，身边没有一个朝夕相伴的亲人，不独生活极不方便，心灵也会感到孤独。他的毅然从国外归来，除了看到新中国各方面事业蒸蒸日上之外，在异国的孤独痛苦，自认该落叶归根，也是十分重要的原因。如今，年轻美貌的护士胡友松愿以身相许，他又何必那么道貌岸然？
月光真美好。“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它告诉李宗仁，今晚，确又是他的新婚之夜，千真万确，不是梦，也不是虚幻中的海市蜃楼。3
胡友松轻轻地挪动了一下身子，微微睁了睁眼睛，见李宗仁闭目静躺着，她以为丈夫已经熟睡。尽管这两天，她在与李宗仁的密切接触中，发现这位饱经沧桑的男子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苍老，他皮肤弹性很好，视力、听力也不差，脸上没有老人斑，走起路来，步履也还相当稳健，但毕竟是75岁的人了。“人生七十古来稀”的俗话，于今人虽不甚贴切，但岁月像一把秤，对谁都一样公平。
新婚，对一个女性，是何等重大的一件事！27岁的胡友松，过去，不，甚至一个月以前，她压根儿没想到自己会成为国民党前代总统的妻子。李宗仁从海外归国，她从报纸上知道；去年国庆，李宗仁上了天安门，站的位置距毛主席很近。那是何等的殊荣！她以为，伟人与凡人之间，总会有很大的距离，有一堵墙，有一条河。没想到，今天，她竟与一个能享受殊荣的人同床而寐，而且并不觉得与他之间于思想、感情和生活习性上有多大的鸿沟。她觉得李宗仁很随和，很平易，像一位厚道的长兄，也像一把为她遮风挡雨的大伞。
胡友松从来没有住过铺着地毯的房间，没睡过那么舒适的席梦思。房间真宽敞，与她婚前居住的景山西街小胡同里的陋室相比，简直是天堂，可是她无法入眠，不单因为环境的差异，更主要的是她在爱情婚姻的路上已经走出峡谷，闯过风波，走到了一片洒满阳光的绿茵草地上。她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超脱感、轻松感。她甚至认为自己从现在起，才重新开始做人！
胡友松1959年20岁时毕业于北京第三护士学校。这是由卫生部主管的一所很正规的中等专业学校．三年半学制，先用两年时间学完高中基础课程，再用一年半学习技术专业课和进行实习。胡友松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市结核病医院工作。她自幼失去父母，并无娇生惯养的童年生活，也许是天性，长大以后，她显得颇有几分娇气。她工作在结核病医院的手术室里，常常一场操作下来，彻夜不能入眠。她怕结核病，怕见血，而她的工作，偏偏就是与结核病人，与带血的手术刀打交道。她常常暗地里伤心，惶惑地独自流泪。有时，甚至一见到血，便四肢无力，血压猛升，晕倒下去。但是，那年月，工作便是革命，人怎么能不革命呢？她诚惶诚恐，无可奈何地坚持着。
一天，科主任把她叫到办公室里。“胡友松，算你走运。电影制片厂要拍一部叫《革命家庭》的片子，导演四处找一个长得像于蓝的人，结果在北京市中学毕业生的档案资料中看到你的照片，认为你比较适合。你从此可以出名了，运气，运气！喏，这是电影制片厂送来的剧本，你先看看，尽快答复他们。”“演电影？”胡友松对这突如其来的“运气”，还没反应过来，科主任便把剧本塞进她手里。“让我先考虑考虑吧！”“幸运之神”没有降临到胡友松头上，她接过剧本，甚至还来不及详读，病魔便把她缠住了——她患了急性阑尾炎，必须马上手术治疗。照说，阑尾切除手术是很简单的，但胡友松的命运却偏偏多舛——手术不成功，引起肠黏连，一连住院三个月。当演员，自然是十分惬意的事，谁等得了你这个只凭照片相中而毫不了解你的艺术水平的胡护士呢？角色被别人演了，胡友松却不遗憾，她似乎对这桩幸运的美事并不十分感兴趣。
出院后，她身体很虚弱，思想也变得脆弱起来。医院考虑到她的情况，不让她再进手术室，而在门诊部接待室做些杂事。她常常心绪不宁，心情不佳，那张白暂的鹅蛋脸每每呈现“多云转阴”；那双溜圆乌亮的大眼睛也常常呆滞无光。她思索着，揣摸着自己的前途和命运。她似乎觉得，如果老待在医院里，恐怕要短十年阳寿。
医院对她很好，大概是考虑到工作比较辛苦，见习期满转正时，便给她调了工资，于是她的工资比同届同学要高一级。世界上的事真乃祸福相因，正因为如此，她被一帮同学孤立，刚走出校门不久的她，深感人际关系的复杂。她本来是个活泼开朗的人，上下班时常听她哼着小曲，像只快活的小燕子，在医院的林荫小道上飞过。如今的她，与前时判若两人，那脸色，像是她欠着别人，也像是别人欠着她一笔永远也还不清的债。
她夜里去跳舞，想用八小时以外的欢乐来冲销八小时以内的不悦和苦恼。当然，由于爹妈给了她一副好模样，在舞场上，她倒是春风得意。她想广泛结交人，准备为自己“跳槽”找到有用的拐杖。
她还如饥似渴地看香港电影，读言情小说，学人家的待人接物，品人家的儿女情长。她开始接触男性，但还没有考虑爱情婚姻。她要做一个自在的怪人。
1963年，结核病医院来了一位戴着右派帽子的北京医科大学毕业的医生。那年头，戴着右派帽子的人，如同南非的黑人和印度的贱民一般，是被入另册的。在结核病医院里，这个年轻而有才华的右派，被许多人看得比结核病菌还可怕。“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造就了人际之间的反常状态，歧视、诬蔑、诋毁、迫害，一切过激的行为，不道德的行为，都被看成是“革命觉悟”。这位医科大学的毕业生，自然受到孤立和极不公正的待遇。
不能说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胡友松跟那位右派也没有什么“共同语言”，但她和他，却同病相怜——他们同样被孤立、遭冷漠。胡友松同情那位右派，冒天下之大不韪，主动跟那位右派交谈，给他送粮票。
一天，胡友松在医院的林荫小道上遇上了医院那位可敬可爱的书记：“小胡，听说你近来与那个右派来往密切，要注意啊！近墨者黑，近朱者赤。交朋友，要选思想好的。”“书记，我完全懂得您的好意，我并没有太近他，不过是为了‘救死扶伤’吧！”话语回答得很幽默。领导当然不满意：你个胡友松，给你亮亮黄牌你不听，说不定哪一天有给你亮红牌的时候！
流言像风，不胫而走：“胡友松看中了那个右派，真没立场。”“胡友松一表人才，居然去爱一个永世不得翻身的人，真傻！”
胡友松受了委屈，受了冤枉。她哪里顶得住？她只有哭，想用眼泪去洗清这不白之冤！
这样的环境对于一个未婚的女子来说，的确是很难工作下去的。人，最怕别人不理解，怕别人误会，更怕受到孤立，受到压迫。胡友松只有走，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事有凑巧。胡友松上护校时的一个同班同学在北京积水潭医院工作，因家住结核病医院附近，为了免却上下班的奔波，愿意跟她对调。胡友松喜出望外，即刻向院领导递了报告。可是，她高兴得太早，院领导不同意。不同意就是不同意，没有更多的理由，也不必要说明更多的理由。
胡友松磨嘴皮，央求，左说右说，好说歹说。领导见她越急，越是冷静安稳。这体现了领导者高明的领导艺术。
好在照应了中国的一句俗语：“事怕有心人。”胡友松为了离开结核病医院，进入另一个环境，她不厌其烦，终于使厌其烦的领导无可奈何地开了绿灯。1964年，她终于调到了北京积水潭医院工作，那是全国第一流的骨科医院，其间荟萃着许多高才医生。
胡友松兴许是看多了言情小说，受了“郎才女貌”传统审美意识的蛊惑，她一调到积水潭医院，便坠入情网。男子是一个27岁的主治大夫，姓王，聪明英俊，极具魅力。他与胡友松，可谓一见钟情。这时，胡友松已经25岁。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乃人之常情。干柴遇上烈火，其势不可遏。
他们爱得太深，爱得太痴，爱得几乎忘掉了周围的一切。双双去看电影、跳舞，平时彼此形同影子，只要有几个小时不见，彼此都会像失了魂魄似的忐忑不安。那天，胡友松下正常班到宿舍里睡午觉了，王大夫因为手术拖延了下班时间，从手术室出来没见到胡友松，急得连那双血糊糊的手套都忘了脱下来，径直往胡友松的宿舍里跑，一冲进门便旁若无人地吻她，以至于使这个四人间的集体宿舍里的其他三位女性大有意见。
事情被告到领导那里，领导开始也没把这事看得太严重，谁没有过这狂热的时候！何况事情发生在一个27岁的未婚男子和一个25岁的未婚女子身上。但是，事情并不因为领导的一时通融而成功。彩虹，是太阳和雨的女儿，但太阳和雨，也孕育着台风。“看家具去吧！”那天，王大夫挽着胡护士的手，大有水到渠成，风雨无阻之势。家具店里，男主角慷慨激昂，挑这选那；女主角却只顾频频点头称是，待到盘算费用时，女主角更是变得默默无语。“你工作这么多年了，难道没点积蓄？”他有些怀疑。“……”她有些难为情，但她依旧默默无语。她对他隐瞒了自己的家世。她自尊心太强，太爱面子，不愿在别人，甚至不愿在他面前，亮出那凄惨的底牌。
他心里有些不快，由是而产生了许多猜测。
没有缝的鸡蛋最完美，有了缝的鸡蛋留不久。胡友松和那位王大夫看家具引起的不快，事后渐渐反映出来。那些本就不希望他们成功，平时看见他们就眼胀的人，悄悄地告诉王大夫：“她曾经和一个右派谈过恋爱！”“她过去常出入舞厅，不知交过多少男人！”还有人不知从哪得来的“档案材料”，说胡友松是国民党大官僚女儿，是资产阶级娇小姐。
王大夫自我感觉太好，他受不了这种带奚落味的告诫，更受不了这种带政治味的压力，一气之下，和胡友松分了手。
从结核病医院到积水潭医院，胡友松像一个被压在水底而突然冲破压迫上浮的皮球，由孤独、失意、痛苦，到幸福的热恋，她觉得空气太清新，阳光太美好。年轻的姑娘与自己钟情的男子在一起憧憬未来的世界，无异于两朵纵情飘荡的云，在无摭拦的天空下，恣意纵横，尽其美好。从情绪上说，这无疑是胡友松有生以来最惬意、最美好的日子，美好到连她自己都感到有些茫然，美好到遭人嫉妒。
这样的日子，胡友松只享受了不到八个月。爱情和事业，在概念上是风马牛不及的两码事，在胡友松身上，似乎不可分割。她和王大夫感情的破裂，致使她无法再在积水潭医院工作下去。政治声誉上——“一个和右派分子相好过的女人”，像一块巨石，压得她眼冒金星；生活上，与热恋者感情的中断，使她睹物伤情，难于自已。正当她在痛苦中挣扎时，一纸决定，把她调到京郊通县的农村医疗队。那时候大概还没有毛主席的“六二六”指示，但农村确实缺医少药，农村需要医务人员。
她承诺了，承诺得并不勉强！不承诺也要承诺的。这地方，她必须得离开，命运的安排，谁也无法抗拒。
她走的时候，适逢元旦。医院里照例要开个联欢会，各科室之间，拉些节目，让劳累了一整年的医生护士们快乐快乐。胡友松是被调去“支农”的少数几个人之一。过惯了城市生活的人，一谈起农村，便如同谈虎，害怕极了。那几个和胡友松一并被“派遣”的人，个个都满腹心事，一脸愁容。唯有胡友松神情似有一种解脱的轻松。当节目拉到他们科时，她自告奋勇走上台去。她要亮一手——给大家朗诵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几段朗诵词。到积水潭医院八个月来，她一直保守着一个秘密——她是北京市业余朗诵队的队员。她曾经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著名演员朱琳门下学习过两年朗诵。
结果，她大获成功。她把《东方红》的几段台词串在一起来朗诵，流畅自然，声情并茂，台下便报以热烈的掌声。这也许是胡友松有史以来第一次获得这么多掌声。然而，这掌声却勾起她心中的酸甜苦辣，这么好的医院，得离开它；那么好的人，也分了手……
是不是从小就受过苦，因而并不怕农村的原因，胡友松也说不准，但她确实不怕，她觉得世界这么大，哪儿都有天。她真格的打算到通县去过日子，积水潭这环境，她不能再待下去了。她到派出所去迁户口，连户籍警都大吃一惊：“你真的要到那安家落户？傻瓜，谁还不把去农村的事当做走走过场？”
通县离北京市不过几十公里，人情却大不一样。农民太质朴，太诚实。她在那里给农民治病，也得到农民的温暖、体贴、关照。她觉得通县这块天地，风很和，地很净，阳光很明艳。也许又是命运在作怪，她的这种舒心惬意的日子，只过了两个多月。
1965年，是一个几乎所有中国人都最听话的年份。人们有一种奇怪的预感，中国这块土地上很可能会有一场人为的大地震。这种预感，使人们在惶惑之中，失去一部分思维。又是一纸调令，一个电话，胡友松只得卷起包袱返回北京。她被安排到复兴医院，干她的老行当。她对于这次突然调动，莫名其妙。
胡友松又回到了她那景山西街的小胡同里，恢复了她自己也说不上为什么和怎么样的烦恼，女人的青春期，大抵是不该有太多烦恼的，胡友松却异于常人。当然，她的烦恼，决不与林黛玉相同。
她又去跳舞，舞厅里幽暗的灯光，正好让她看不太清楚眼前的世界。七色灯的闪烁，让人有一种扑朔迷离的恍惚。这时候，可以让人暂时地忘却一些烦恼而进入另一种意境和氛围。“若梅呀，几个月不见，你怎么变得又黑又瘦啦！”一位西装革履，额头微秃的壮年男子见到胡友松，直言相询，语气带着几分惊诧。“下乡当医疗队员去了，刚回来。”她略有些羞涩。当然她不会见怪这位舞场上的忘年之交，人家说的是事实啊！“有男朋友了吗？”“还用问！要不，我哪会一个人来？”“眼角不必太高，都二十五六了。”“张老师，你不见我一套衣服穿三季么，我这经济条件，不愿去连累人。”
这位被胡友松称为“张老师”的，是一位曾当过编辑，干过翻译工作的文人。胡友松读过他翻译的《斯大林格勒大血战》。他笔名叫“常人”。胡友松敬重他，也同情他，他妻子死后，独自带着四个小孩，最大的才7岁，生活十分拮据。有一次，胡友松将身上仅有的17元钱拿出10元给他，他怎么也不肯收，推来搡去好一阵，见胡友松态度十分真诚，张老师才勉强收下。他对胡友松的身世略有所知，他同情她，关心她的婚事，他知道她对眼下的工作环境不满意，想“跳槽”。“你有照片吗？”常人关切地问。“当然有。”“给我准备一张，你认为最满意的，说不定我什么时候问你要呢！”“有啥用？”“可以解决你的两大问题。”
“……”
打那以后，胡友松好几次在舞厅里遇上那位张老师，可他没有问她要照片。胡友松也没有过多的企盼。人的企盼，是以他自身的条件和所处的环境为基础的。胡友松只盼自己能换一个自己认为有意思的工作。她不喜欢当护士，特别不喜欢当手术室的护士。但是，在我们这个人口众多的国家里，那年头，实在是不易调动一个工作或挪动一个位置的。
岁月蹉跎，无可奈何……
机会，终于奇迹般地到来了。那是1966年初夏的一天。胡友松正在克制自己的烦恼情绪，整理工作室的用具资料，准备下班。突然，有人呼唤她听电话。“若梅吗？”“是啊。”“你知道程思远先生吗？”“当然知道，挺有名气的。去年李宗仁先生从海外回国时，报纸电台上常出现他的名字。”“嗯，你知道就好。你下班后请赶快换一身漂亮衣服，等会程思远先生到医院来接你。”“接我，按到哪去？”“你甭管，接你到那个地方你就知道啦，你呀，福气就要来啰！”“呃，呃，张老师……”胡友松还想问个究竟，对方却不容分说地挂上了话筒。
胡友松有些紧张起来，常人向她取走照片才几天哪，什么事，这么快？而且，居然劳得了程思远先生的大驾亲自来接？由于推测与思考没有找到能说服自己的答案，胡友松心中惴惴不安，但常人既是来了电话，她只得从命。她没法换上什么漂亮的衣服，回家，来不及了；再说，由于手头并不宽裕，也置不起什么高级的服装，她只好换下白大褂，穿了平时上下班穿的那一身制服，便走到医院门卫室去等候。
一辆黑色的锃亮的红旗牌小轿车，几乎在医院下班铃拉响的同时，开到了医院门口。
在北京，上至龙钟老人，下至三岁孩童，大概都知道，不仅是普通百姓，就是有相当等级的官员，也不可能有这种轿车坐。胡友松在医院门卫室还没坐下，便见到这辆红旗车停在门边，心里不由更加重了几分紧张：乖乖，这是来接我的吗？简直太吓人了！
车上走出个身材高挑，风度翩翩的壮年男子，一身适体的毛料中山服，配上那副玳瑁架眼镜，让人一看便感到气度不凡。“胡友松小姐吗？”那人大步走向门卫室。大概是看过照片，见站在门卫室旁着一身格子呢制服的女郎，便认定是胡友松。他虽然戴着一副眼镜，但看人很准。“是的。您……”“哦，我叫程思远。奉李宗仁先生之嘱，特地前来接您。请，上车吧！”他彬彬有礼，而又庄重得体。“李宗仁先生……”胡友松喃喃自语。突然听到这个名字，像是意外遇上照相机的闪光灯，一瞬间，便什么也看不清，什么也想不着了。她顺从地上了车，以至从门卫室到车门那几步路，都感到有些头重脚轻。胡友松不知道小车是朝哪个方向走，她无心看车窗外扑闪而过的高楼大厦，也没有和身边这位曾在新闻纪录片上看见过的程思远先生多寒暄。稍稍稳定情绪之后，她开始猜测：大名鼎鼎的李宗仁先生请我去干什么？
程思远（1908—2005），广西宾阳人。政治活动家。罗马大学研究生毕业，政治学博士。后投笔从戎，逐步成为桂系的核心人物。他参与筹划了反蒋、助李宗仁竞选“副总统”、逼蒋下野、与共产党和谈等重大历史事件，在1956年4月到1965年月的10年间，李宗仁先后五次派程思远到北京，晋谒周恩来总理。程思远两赴欧洲牵线搭桥，为李宗仁回归大陆作了充分的准备。最后又与李宗仁一起，从海外归来。
车，开进了官多百姓少的西总布胡同。“哦，小胡姑娘，欢迎，欢迎！”胡友松刚走出车门，李宗仁便满面春风地迎上去，拉着她的手，和她并步上了台阶。一进门厅，李宗仁便拥过胡友松，轻轻地吻了一下她那白暂中透着红润的脸颊，一边说：“看照片，就觉得你很漂亮，今天见了人，更是标致、水灵。身材也好，太好了。”
是太突然，太没有思想准备，还是大羞赧，太不好意思？也许这几种因素都有吧，胡友松感到头一阵轻度晕眩；脸，涨得绯红。她第一次见到这位曾经当过国民党将军、任过国民党政府代总统，归国时又曾轰动过全世界的李宗仁。她真没想到，这位老将军会是如此神态。她感觉他的言词举止中，透射出一种很强烈的喜爱情绪，这似乎与他的身份不太相称。“小胡姑娘，今天请你来，大概会感到有些突然吧？”李宗仁早已吩咐厨子做好了饭菜，胡友松刚坐定下来，喝了两口茶，服务员便端上了一桌丰盛的菜肴。“来，先吃饭，工作一天，辛苦了。”
胡友松真不知道该怎么说，真是太突然了。从接到常人的电话，到坐到这李公馆的餐桌前，前后不过一个多小时，目的不明，情况不明，面对着的，又不是个平常的人。“不必拘束，哈哈。”李宗仁见胡友松一时还适应不了这气氛，便笑着说，“我这人很随便，跟一般老人不同。我的心还不老呢！哈哈。来，先吃饭，你一定饿了。”
李宗仁的话，算是不容分说的命令。胡友松只得拿起筷子，坐在李宗仁和程思远中间。
胡友松吃得很斯文。自然，她很少能吃上这么美味丰盛的菜，再说，一个青年女子，第一次在这等有身份的人家做客，拘束和小心，在所难免。而李宗仁，却专拣大块的豆腐、大块的肉吃，居然还喝起白兰地来，活像个虎虎有生的小伙子。
李宗仁问胡友松的家，问她的爱好，问她的工作，话语不断，兴致颇浓。而胡友松，是第一次遇上这种场合，又估摸不准李宗仁究竟是何打算，像学生回答老师的提问一样，简洁得不愿多加一个字。胡友松越是这般拘谨，李宗仁反而越显得高兴。
末了，李宗仁才像谈判似的对胡友松说：“因为我夫人郭德洁女士不久前去世了，我身边没有人照顾，当然，回国后，因有病在身，她活着时也照顾不了我。所以，我想把你请到我身边来，就算是我的生活护理吧，每月工资100元，可好？”“啊、啊，是这样……请李先生让我考虑一些日子吧！”胡友松这才弄明白今晚这场会见的主题。她毕竟是27岁的大姑娘了，又有了几年的工作和社会生活经验，尽管李宗仁表现那么殷切，她却不敢轻率答应。
李宗仁没有让胡友松考虑许多日子，一个星期之后，他又把她接到西总布胡同来。大概是第一次见面之后，李宗仁越发喜欢胡友松的原因，这次面谈，李宗仁有意把胡友松请到楼上的小客厅里，把第三者都驱走了，两人坐在一张长沙发上。“小胡姑娘，怎么样，考虑好了吧！我等得很急呀！简直是文人们讲的‘度日如年’了。”李宗仁很直率，他觉得在这样的年轻人面前，没有必要拐弯抹角。“李先生，您是要我到您这儿当护士吗？”胡友松心情还是紧张，她回家后琢磨了几天，对李宗仁的心底还是猜不透，“我的护士技术，多在手术室里，其他技术掌握得并不全面，恐怕难以担当得起对您的全面护理工作。”“不，胡女士，你大概会错了我的意。”李宗仁见胡友松有些犹豫，改口不称她“小胡姑娘”，而称“胡女士”，他认为，今天有必要把话说白了，免却周旋，“实说，我自从见到你的照片后，就很喜欢你；上次见面后，更是喜爱你了。我原意是想请你来当我的生活护理，或是叫女秘书吧，可我们国家不允许。再说，如果你仅仅当我的女秘书，出入内室也不太方便，到外地参观不能同室而居，也不能和我享受同等待遇。我的意思是，如果你同意的话，我们就名正言顺地结婚。这样，一切都方便了。”“哦，哦……”李宗仁的话语虽然说得不急不缓，但对胡友松来说，简直像一声炸雷，险些儿把她震晕。当然，胡友松对李宗仁的这番意思，并不是毫无预测，但她没想到会由他本人当面提出来，而且，在眼前情况下，是认是否，居然没有周旋的余地。李宗仁比她大48岁，简直可以做她的爷爷。再说，像李宗仁这样的名人，几乎一举一动都有人注意，妻子去世还不到三个月，居然又找个年轻姑娘来续弦，这事儿定会成为“重大新闻”四处传播，在这样的现实面前，胡友松能不犹豫，或者说能不三思吗？
李宗仁见胡友松一时语塞，并没有步步为营。他亲自给胡友松沏了杯茶，又拿来些瓜子糖果，想缓和一下气氛，让她静思一会儿。
小客厅里很静。李宗仁在缓缓踱步，步子很散乱，不像他以往在军事指挥部的地图前踱得那么自信，也不像他在美国纽约盎格鲁林镇寓所的花园里考虑回国时踱得那么坚决，因为太仓促，因为年龄太悬殊，因为彼此之间特别是胡友松对他太不了解，更说不上有多深厚的感情，她能否应允这件事，他毫无把握，只好听任他眼前的这位“上帝”开口子。自郭德洁去世后，他陆续收到四十余封各地女人的来信，有的毛遂自荐愿以身相许，也有的表示愿意服侍他安度晚年。广西的那位张小姐，是他一位旧部属的女儿，曾专程千里迢迢到北京来面晤，其坦诚之心溢于言表。他都认为不太适合。唯有这个胡友松，他一看照片便生欢喜心。所以从李宗仁方面说，对胡友松，可谓一见钟情！
胡友松没有端那杯还腾着热气的香茶，也没有嗑一粒那晶红晶红的瓜子。她脑子里像是上了36根发条，只管各处乱转。对李宗仁的请求，她当然不会无动于衷。她的理想是“跳槽”，离开那她以为不利于自己发展的医院，到一个比较自由的岗位上去谋生；至于婚姻，她似乎有些麻木。婚姻是什么，不就是一男一女。自古有老夫少妻之先例，不必说画师张大千那样的风流人物，孙中山先生不也比宋庆龄女士大28岁吗？眼下，自己的日子不说是水深火热，饥寒交迫，至少是太不舒心、太不惬意。收入微薄，手头拮据，升官无路，发财无门，何方有乐土，何处是归宿？但一个女人，特别是一个未婚的女人，第一次结婚，确然头等重要。常言道：“男怕投错行，女怕嫁错郎”，前车可鉴，切不可一失足成千古恨啊！
大约在这样表面平静，各自心里却躁动不安的气氛中过了二十来分钟，胡友松才缓缓地站了起来，走到已定步在那幅徐悲鸿的公鸡画前的李宗仁身边，小声地说：“李先生，让我再考虑一段日子，这事情太重大，太重大！我，一定半个月之内答复您。”
……
李宗仁哪里还能等得了半个月，像去年春天，他盼望能快些回国而天天扳着指头算日子似的，才过了5天，他又迫不及待地给胡友松打去电话。
大概是运气，这次电话一拔便通了。运气是运气，李宗仁心里倒有些惶惑不安起来，深怕听到胡友松拒绝的话语，电话接通后，他便连珠炮似的说开了，说他怎样喜爱胡友松，从见面之后如何日夜想念，又说他的朋友和有关方面如何支持和赞成这件事，现在万事俱备，只等她开口应诺……大有些不容分说和不许推辞之势。
胡友松根本没有分说。她很有耐心地听完了李宗仁以激动的语调讲述的“长话”。自从第二次到李宗仁家回来之后，她好几晚不能安睡。权衡利弊，分析得失，她看出李宗仁对她，确实是一片真情，人世间，唯真情最难得啊！于是，她没有征求过任何人的意见，便决定应允李宗仁的要求，与他结为伴侣。当她用略带羞涩的语调向李宗仁表白自己的承诺时，她听得出，李宗仁那握着话筒的手，随着心跳加速的频率在颤动。
于是，便有了今天的鲜花笑脸，有了今晚的洞房花烛。
……4
是天上飘过来一片云，还是月亮已经落到树梢后面去了，胡友松再一次悄悄睁开眼晴时，卧室里比原先黯淡多了。她想看看李宗仁，看看他睡着了是什么样子，但她又不愿挪动一下身子去拧亮就在床边的壁灯开关，席梦思里的几百只弹簧，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整体，她一动，必然惊醒李宗仁。
其实，李宗仁根本没有睡着，老年人睡眠本来就少些，许多像他这种年纪的人，常常是半夜过后就赖在床上等天明，更何况李宗仁今晚的特殊情况呢！也许是军人性格使他不愿有过多的忍耐，也许是老年人忍受不了太久的沉默，李宗仁终于挪动了一下身子，侧过脸来，在黯淡得几乎没有能见度的情况下，静静地欣赏身边这年轻的妻子。谁知这一挪，胡友松也就顺水推舟地动了起来。“德公。”“嗯，若梅，吵你了？”“不，我一夜都没睡着。”“我也是。你真好！”李宗仁凑过脸去轻轻地吻了吻胡友松。“嗯……”胡友松娇滴滴地动了动身子。“我们谈谈话，好吗？”“那就开灯。”“那就开壁灯吧，这壁灯是可以调光的，把它调到最暗，免得太刺眼。”“嗯，我来。”
这壁灯是蜡烛型的，顶端烛焰处略略带些橘红，房间里增添了几分喜气。“德公，您信不信命？”胡友松那双大眼，挚诚地盯着李宗仁。“有时信有时不信。”“你让人给算过命？”“早年算过。”“说得对不对？”“大概对一半。”“说说我听。”
李宗仁见胡友松一副天真相，只得给她讲了早年在玉林驻防时的一件事——
那是1921年左右的事了。老桂系军阀陆荣廷任两广巡阅使时，李宗仁在桂籍军官林虎手下当连长，不久升为营长，到广东讨伐龙济光。后来，广东军阀陈炯明自闽返粤，以“粤人治粤”的口号，发动驱桂战争，李宗仁随军退回广西，奉命到兴业县属的一个小镇城隍圩扎营。这一带是当时著名的六万大山匪穴的边缘。李部除负有营地一带治安而外，还兼有剿匪任务。其时，部队番号已改为粤桂第一路边防军，司令部设在玉林。李宗仁常因公到玉林城去。一次公务之余，他和司令部几个高级军官去逛街。据那几位高级军官说，玉林城中有一位姓崔的星相家，是老幼咸知的“小神仙”，看相算命，十分灵验。他们有意前去一访，请崔先生看看相。李宗仁无意算命，只在一旁作陪，待那几位军官看过之后，便打算离去。谁知那崔先生早已注意到了李宗仁，说是李宗仁的相比前面那几位的都好，不妨看看，并不收看相金，加上同行的几位朋友怂恿，李宗仁也只好依了。那崔先生首先对李宗仁说：“我看你先生的相，比你同来的几个朋友好多了！”李宗仁听了很不好意思。在同行的几位军官中，其余几位至少是少将军衔，而李宗仁才是个少校，他忙说：“崔先生过奖。我在这几位朋友中，阶级最低啊！”
陆荣廷（1859—1928），字干卿，原名亚宋，壮族。1912年7月，被中华民国政府正式任命为广西都督。10月被中华民国政府委为陆军中将加上将衔。1914年6月，陆被授予宁武将军督理广西军务。1915年，晋授为陆军上将耀武上将军。1923年，北京政府任命陆荣廷为广西全省善后总办。1928年，病逝于上海租住寓所。“没关系，”那星相家说，“按相上来说，你明年要连升三级。”
李宗仁笑着说：“那除非明年这里发了瘟疫，把我这批朋友都害死了，我才有机会连升三级。”“瘟疫的事我不知道，不过，从相上看，应该如此。”崔先生话语严肃而坚定。
其中一位军官问那星相家：“他连升三级以后又怎么样？”“鹏程万里，前途无量。”星相家接着又说了不少奉承话，而且真不收李宗仁的相金。
尽管如此，李宗仁也没把这事挂在心里，以为星相家不过是江湖术士：讨几文相金为生。谁知翌年粤桂战事再起，李宗仁因英勇善战，竟由营长而帮统，由帮统而统领，最后升为边防军司令。一年之内，恰好连升三级。“德公，德公！”胡友松听李宗仁讲完这段算命故事，竟搂着他的脖子说，“这不是完完全全应验了吗，怎么才对一半？”
李宗仁笑着说：“看相算命这种事，信则有，不信则无。后来我北伐到了湖南长沙，在当时第八军军长唐生智公馆里的那位顾先生，也号称‘赛神仙’，其实是个吃、喝、嫖、赌样样俱全的‘酒肉和尚’。据说他为人算命，特别是测算妇人的生育灵验，可知道底细的人，都不敢让自己的妻子去给他‘斋戒’那两天两夜。那两天两夜大有文章呢！前妻郭德洁险些上当，幸好我早就听说过顾先生的老底。唉，这些事，三天六夜也讲不完。若梅，一天迎来送往的，你也累了，还是睡吧！”“不，不！德公。”胡友松听了李宗仁说的两段故事，越发兴致了，“你是半信半疑，我可是越来越信呢！”“你也有这种故事？”在李宗仁眼里，胡友松不过是一个小姑娘，难道也请人看过相，算过命？“当然有啊，您听不听？”“听，听！”李宗仁终于也兴致起来。“1948年，我才9岁，”胡友松见李宗仁有兴趣，便津津有味地说开了：“解放军围城，傅作义的军队被困在北京。我们院子里住着一位傅作义将军的高参，姓周。我只管叫他周伯伯。周伯伯为人严肃得很，不苟言笑，也不跟我们院子的人多说什么。有一天，我一大早起来，小辫子还没梳，蓬着头，在院子里遇上他。他便把我叫住，说：‘小朋友，你过来，你长得真漂亮。我会看相，我给你看看。’那时候，我不懂什么叫看相，也就老老实实走过去让周伯伯看了。他先看看我的手，又看看我的额头、耳朵……眼珠儿上下左右直转，好一阵，才边点头边说，‘你小时命苦，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据我看，你24岁以后，命大好特好，好得连你都想象不到哇！”周伯伯还说了一大串别的话，我后来记不得了，可这几句话，我怎么也忘不了。您看，我如今跟随了您，这真是我过去做梦也没想到的啊！”“哦，呵呵……”李宗仁听胡友松这么说，高兴地笑起来，“真想不到你这小年纪，也看过相。你说的那位傅作义将军的高参，说不定我还认得呢！要是那时我就知道有你这个胡友松，我可要悄悄告诉周高参，要他把你的命说得更准确些，说你27岁时，要嫁给一个全中国、全世界都知道他的名字的人物，那个人姓李，名宗仁，字德邻！哈哈……”“嘻嘻……”
李宗仁笑了，胡友松也笑了。
远处传来隐隐约约的钟声，是西单的邮电大楼，还是北京站的钟声？时间，最好是凝固下来，他们不希望那么快天明。
傅作义（1895—1974），字宜生，山西荣河（现临猗）县人，民国时期著名军事家，国军革命军陆军二级上将。保定军校毕业，隶属晋绥派系。1930年参加阎、冯反蒋战争，任津浦线总指挥。抗日战争时期，历任第七集团军总司令，第八、第十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司令长官兼绥远省、察哈尔省政府主席。解放战争时期，任华北“剿总”司令。1949年1月底接受中共条件，率部起义。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水利部、水利电力部部长，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是二、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1974年4月19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第二章海水与沙滩5“喏，若梅，你吃。”李宗仁缓缓递过一只小碟。那是一只制工很精致的景德镇青花梧桐瓷碟，里面数十粒白生生的五香瓜子仁，是李宗仁刚刚嘴手并用剥出来的。他太爱这年轻美貌的妻子。他把她当成小孩，当成忘年之交，生活中的新伙伴。除了按摩，讲故事，他还常为她砸核桃仁，剥瓜子，甚至扣纽扣。结婚这些天来，他们形影不离。
这是在自北京开往北戴河的一趟专用列车上。中间这节车厢太为特别，除里外都打扫得非常干净外，抽纱窗帷上贴着大红的“喜”字，雪白的台布上贴着大红的“喜”字，锃亮的灯罩上贴着大红的“喜”字，崭新的枕巾上也印着大红的“喜”字。
1966年的7月，中国大地上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号角频吹，杀声四起。红卫兵“破四旧、立四新”的运动像一场具有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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