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的五城：一位唐史学者的寻踪壮游(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赖瑞和

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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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的五城：一位唐史学者的寻踪壮游试读：

作者简介

赖瑞和，马来西亚国籍，1953年生。中国台湾台大外文系毕业，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唐史硕士及博士。曾任教于中国香港岭南大学、中国香港中文大学及马来西亚南方学院，现任中国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兼所长。著有《坐火车游盛唐：中国之旅私相簿》以及专题散文书《男人的育婴史》等。版权信息书名：杜甫的五城：一位唐史学者的寻踪壮游作者：赖瑞和排版：aw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时间：2013-05-01ISBN：9787302308959本书由清华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

再版序

这本内地简体本《杜甫的五城》，又要再版了，有点出我意料。

本书的第一版2008年9月在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后，我在2011年的春节前后，带着妻子和最小的女儿（当时13岁）再次重访中国内地。先从台北飞到北京，玩了一星期。妻女第一次去中国内地，当然免不了要去万里长城、十三陵、故宫和颐和园等热门景点。但我们也去看了两个冷门景点：北京近郊周口店的北京猿人遗址，和房山县的房山石经。此行有一种冬游的萧瑟，感受到一种难得的北国冬日风情。接着，从北京飞往西安，再从西安飞往杭州。然后，从杭州乘搭了火车前往绍兴（我第一次去绍兴）。最后，从绍兴乘动车到上海，再从上海飞回台北。

这次旅行所见到的中国，跟本书所描写的中国，相距有二十多年之久，让我体验到中国的剧烈改变：自行车少了；私人轿车多了；人们的衣着亮丽了；物价更高了。

这次旅行还有一个特色。到了北京、西安、杭州和上海这几个我从前到过的城市，也是《杜甫的五城》描写过的城市，我都特意选择住在二十多前我住过的那几家饭店：北京的华侨饭店、西安的解放饭店、杭州的华侨饭店和上海的大金门酒店（从前叫华侨饭店）。这当然是为了怀旧，重游故地。我们没有住内地朋友建议的新饭店。

这些饭店都还在原址。二十多年不见，它们的外观似乎没有多少改变，只是周遭的景物好像变得很多，或跟我的记忆不一样。比如，北京北新桥三条的华侨饭店，原来竟位在一个胡同里面，从前我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西安的解放饭店，从前跟火车站遥遥相对，隔着一个大广场，人来人往，好不热闹，从解放饭店楼上的窗前看出去，颇为壮观。但这个大广场，现在有一条高架桥的公路穿过，气势大减。

二十多年前住在这些饭店时，房间的钥匙是不给房客的。刚住进去时，由各层楼的女服务员开门，出去时自己关上，回来时再请女服务员开房门。这样当然有些不便，想是为了控管进出的闲杂人员。现在钥匙都给房客自行持有了，自行开门，自由多了。

二十多年前在内地旅行，当时乘坐火车几乎都是所谓的“绿皮车”，如今已成历史。那时出门，必备的一本书叫《全国火车铁路时刻表》，现在也不需要了，可以在网上查到最新的火车时刻表。

照虚岁的算法，我今年正好六十岁，临近老年了。回忆二十多年前，我壮年时，一个人独自在中国大地上行走，大部分时间乘坐火车，竟跑了超过四万多公里的路，走过了大半个中国。那时我是那么的疯狂。当时或许有点苦，有点寂寞，但隔了二十多年往回看，那些往事而今都变得十分珍贵，十分甜美了。我怀念年轻时的冲劲，在中国有过这样的壮游，也庆幸我曾经写过这样一本书，记录了一个个现在或许正在慢慢消失的场景。赖瑞和2012年3月20日于台湾新竹

简体字版自序

近年中国的经济蓬勃，旅游业跟着兴起，出门游玩的人多了起来。出版界也出了不少旅游书以应付市场的需求。我想这类书大概可以分成两大类。

第一类是“旅游指南”，英文称之为travel guide。这类书的好处是，一般都附有地图、交通与住宿信息，以及各种大大小小旅游景点的介绍，非常实用。但它不足的是，没有旅行者个人的经验呈现，没有细腻生动的叙事细节，一般也没有任何“文采”可言。更重要的是，旅游指南必须不断更新修订。欧美著名的旅游指南，比如《寂寞星球》（Lonely Planet）系列，几乎哪年都要出版一个修订本，否则交通、住宿等信息就会过时。

第二类旅游书我想称之为“旅行书”，也就是英文所说的travel book，以示和“旅游指南”有别。很多时候，这类书刚好和第一类相反：常常没有地图，没有交通、住宿的详细导引，经常也不介绍所有旅游景点。但旅行书的优点是，它重视旅行者个人的经历，通常放在一个特定的叙事框架下来叙述，而且一般都要求有点“文采”。比起旅游指南，旅行书最占优势的一点是，它可以说“不会过时”，因为旅行者的那些旅行经历，是独特的，不会因时间流逝而有所折损。这些经历一旦锁定在某个历史时空，甚至会变得更有历史感，更有历史价值。比如，日本和尚圆仁（794—864），随遣唐使来唐九年，走过了大半个中国（主要在北方），写下一本十分精彩的旅行书《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如今成了我们唐史学者最珍爱的史籍之一。圆仁在书中常常提到唐代米粟等物的时价，以及他雇用驴子或请人抄书的价钱等细节。这些在当时想必是十分琐碎的事，但现在却成了十分珍贵的唐代经济史资料。

这本《杜甫的五城》当然属于第二类。我自己给它的“定位”是：它不但是一本“旅行书”，而且还是一本“文学旅行书”。祈望读者不要把它错当成是一本旅游指南才好。

为什么要那么强调“文学”呢？

我目前的专业虽然是历史和唐史研究，但我少年时却是个文学青年，也曾经发表过一些现代诗作。大学时代在中国台大外文系念英美文学，对十八、十九世纪浪漫时代英国诗人如拜伦（George Gordon Byron, 1788-1824）、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 1792—1822）和济慈（John Keats, 1795—1821）的欧洲“壮游”（Grand Tour）有过不少幻想。这些年来对现代英美作家的文学旅行书也颇爱读。

我在《杜甫的五城》原繁体字版“后记”中说过，我“想以一种沉静的笔调，细写火车旅行的乐趣和一些比较少人去的非旅游热点”。所谓“沉静的笔调”，就是用我少年时所习得的写诗方法，在下笔时特别留意那个叙事语调，再以一种看似“极简”的句子和字词去表达。在本书中，我刻意不使用任何四字成语，就是因为觉得成语不免都是语言中的“陈腔滥调”，会破坏我那“沉静的笔调”和极简的风格。

几年前，有一位住在海外的中国内地读者，读完台湾版《杜甫的五城》后，给我写了一封电邮，告诉我说，他读我的书，常感觉到一种“难以解说的悲伤”。这是我收到的众多读者电邮中，最让我感动和高兴的一封。我猜想，那就是我那“沉静的笔调”在发挥作用吧，可以让这位读者感觉到一种“悲伤”，但却又是“难以解说”的。

繁体字版的《杜甫的五城》，原本连一幅地图、一张照片也没有。这次出版简体字版，清华大学出版社的编辑，信息非常灵通，竟发现我原来还有另一本书《坐火车游盛唐：中国之旅私相簿》（台北：人人出版社，2002；内地简体字版预定2009年面世）。这本《坐火车游盛唐：中国之旅私相簿》实际上就是《杜甫的五城》的图文图解版，内收240张我自己拍的照片，配上全新的文字，以一种写明信片似的轻快笔调来重写我的内地旅行经验。于是编辑建议采用该书中的数十张照片，好让《杜甫的五城》看起来不至于那么单调。我觉得这办法真好，甚至更可以让本书读者预先“尝尝”我另一本图文书的“滋味”（这些照片在《坐火车游盛唐：中国之旅私相簿》中原为彩色印刷，但在本书中改为黑白，大小也略有不同）。编辑又替我制作了一些旅行路线图，费了不少心力。这里我要特别感谢他。赖瑞和2008年5月21日于台湾新竹

人生旅程的一半

十多年前，我还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念博士的时候，经常有机会和教我宋史及近代史的刘子健教授，在东亚系那间雅致的壮思堂，喝茶聊天。有一天，刘老师对我说：“你是念唐史的，应该到西安去看看。”跟着，刘老师突然站了起来，用双臂做了一个环抱的姿势说：“西安南部都被整个终南山包围着。你去看了，就知道为什么唐朝要选在长安建都，因为那里可守啊！”

刘老师的这一番话和他那个生动的环抱手势，正好打动了我内心深处，一直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当时还以为，到了西安，只要站在市区，往南一看，就可以见到终南山！从此，我更下定决心，有一天不但要到西安去，而且还要走遍整个中国大地。

当然，我这个走遍整个中国的梦，并不是在普林斯顿时开始的。我记得，早在中学时代，读了许多新文学作品和武侠小说，我的幻想已经到了黄河、长江、峨眉山、大理等地。不巧，整个中学时期，国内都处于“文化大革命”中，对外深锁。20世纪70年代末期，我在台大外文系念书，内地开始慢慢开放，但我是穷学生，也不敢有太多奢望。所以，这些幻想和欲望，都被埋在心底深处了。

在普林斯顿五年，我改行专治中国文史，其中一个原因，恐怕也是因为这些幻想和欲望，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实现的另一种反映。既然到不了中国，那么在故纸堆中，捕捉中国的影子，也是一种补偿吧。不料，这样做真的是愈陷愈深。书本上的中国，反而常常更增添了我的幻想和欲望。

我的博士论文题目，选的是《唐代的军事与边防制度》。这题目正好可以让我在幻想中，奔驰在整个大唐帝国的广大版图上，从西北边疆跑到西南边界，再随着隋唐大运河，跑遍江南沿海各地。

要了解唐代在全国各地的军事部署，当然要先弄清楚整个唐代的历史地理。在这方面，一般的历史地图集是不足以应付的。幸好，南港中央研究院的已故严耕望院士，是这方面名满国际的权威。世界上恐怕没有其他人，比他更清楚唐代的地理和交通了。当年我读他的一系列论文，和他那套大部头的专书《唐代交通图考》，都深为倾倒，也常常在想，甚么时候我能到那些地方走一趟，圆了我少年时代的一个梦，那就好了。

在普大那几年，我常常想起杜甫一首诗《塞芦子》的起首两句：“五城何迢迢？迢迢隔河水。”历代注释杜诗的学者，对“五城”何指，不敢确定，看法也不尽相同。连博学的钱谦益，也只引了几则前人互相矛盾的说法了事，把读者更弄糊涂了。据严耕望的考证，这里应当取朱鹤龄的注。这“五城”其实是指唐代在河套地区的五座主要的军城：丰安、定远、西受降城、中受降城和东受降城。

这五座军城，对唐代的西北国防太重要了，所以连杜甫写诗，也要提上一笔。它们的位置和距离，在《元和郡县图志》等唐代的地理书中，都说得清清楚楚，但到底有多远，有多“迢迢”，我就没法体会了。所以，我常想，总有一天，我一定要乘搭火车，沿着黄河，走这一段路。从现代的兰州出发，往北走，经中卫、银川、平罗、五原和包头，一直走到呼和浩特，去感受“五城何迢迢”的滋味。

在普林斯顿期间，我靠奖学金过活，收入正好抵消支出，没有多余的闲钱去旅行。到中国内地去的机缘，一直要等到我在普大写完了论文，转到香港去教书后，才给我碰上。1988年的秋天，我决定接受香港岭南学院的聘约，到翻译系去教中英翻译。我想其中一个促使我接受聘约的原因，恐怕是因为香港和内地，只隔了一条短短的罗湖桥。我心想，从此住在中国这个南方的门户，必定有许多机会，经常回内地去圆梦。

岭南的这份教职，也是我几乎十多年来，一直在大学里头读书，没有正常工作后的第一份“正业”。我这才开始有了“正规”的收入。岭南的暑假长达三个多月，闲我也有了。于是，到香港后的第一个暑假，我终于踏上往中国内地之路了。那一年，我三十五岁，正好走到了诗人但丁在《神曲》一开头所说的“人生旅程的一半”。我有幸在这一个意义深长的年龄，开始整个内地行，觉得真是一种美丽的巧合。二

那年暑假，我筹划旅程，一开始就决定，火车将是今后中国行的主要交通工具。这可能又是我少年时代的另一个梦想。在整个中学期间，我们一家就住在一个火车站附近的一座高楼上。在那个惨绿的，带点莫名苦闷的年代，我经常无聊地站在门口，望着楼下路过的火车发呆。久而久之，火车变成了我生活中的一部分。火车到站的声音，常常可以作为我家生活作息的时钟。

清早第一班从北方开来的客运火车，开进站时，我知道是早上七点十分左右，必须赶紧下楼上学去，再迟就来不及了。傍晚另一班北上的列车进站时，我知道家里就快开饭了。夜里，睡在房中，常常可以听到最后一班载货的列车开过去，那便是半夜12点左右。它的老式蒸汽引擎发出的清脆声音，那种一长三短的韵律和节奏，我到今天依稀还记得。下午放学回家，无聊时望着这些火车，常在幻想，什么时候，这些火车可以载我离开那个南方闭塞的小城，到外头辽远的世界去浪游。

少年时对火车培养出来的这种特殊感情，到我走到“人生旅程的一半”时，一有机会，真是一发不可收拾。我这个“火车迷”，不但决意要乘火车，从广州坐到西安，而且还要从西安，乘火车到远在新疆的乌鲁木齐。这些都是长达好几千公里，好几天几夜的旅程。我想，也唯有这样，才能感受到杜甫所说的“何迢迢”的滋味，才能亲身体会两地的距离，才能让美好的河山，在我眼前慢慢流过去。这些，都是乘搭飞机没有办法做到的。

翻开中国地图，发现地图上几乎每一个地方，我都想去。唐代军队到过的地方，我更想去。唐朝建都长安，整个国防的中心点在西面。主要的外敌，初期是西北方的突厥，后期是西南面的吐蕃和南诏。这几条防线上，每一个重要的据点，我都想去走一走。

翻开地图，我仿佛是一个七岁的小男孩，打开了世界上一家最大玩具店的大门。店里的各种玩具，现在可以任我挑选了。我贪心地圈下一个又一个地名。但中国毕竟太大了，要去的地方太多了，整整三个月的暑假，走也走不完。我决定分成好几个暑假和寒假，来完成我的中国壮游。

毕竟，我当时还没有在国内旅行的经验，也不清楚国内的火车铁路系统，不敢一起步就到西北去。我决定先来个暖身试探。第一年暑假的六月，先乘火车，最北只到长沙、岳阳，然后就折返南方的桂林和当年柳宗元被放逐的柳州。再乘长途汽车到梧州，顺着西江，漂流到广州。最后，要回到我的祖籍，也是我母亲的故乡广东梅县。而且，我要追随我母亲当年下南洋“出番”下嫁的路线，从梅县乘车到潮州和汕头，再乘大船出海回香港。

这一段路程，只要两个多星期。到八月底，天气比较凉快以后，我再到西北和西北的大漠去。三

一般从香港进入内地，是穿越罗湖桥的。不过，还有一个更吸引我的方式，是从澳门出发，进入拱北。我想，多半是拱北这个别致的地名吸引我。而且，在清代，外国使臣到中国去朝贡，也多半取道澳门，沿着珠江北上，而非香港。在唐代，澳门、珠海一带，还是南蛮之地。

澳门的关闸是个不设防的地方，不查护照，门户大开，旅人自由进出。不少中老年妇女，推着手推车，或提着菜篮，好像去内地赶集一样。那年六月的一个早晨，我一个人提着一件简单行李，一直走到中方的关口，有个女海关人员问我要护照，我才知道自己早已离开了澳门，进入内地的领土了。

在拱北市区乘了一辆小巴士，在路上摇晃了四个多小时，来到了广州。车子停在广州火车站对面的站前路。一下车，便可见到好几家宾馆。我选了一家叫新大地的宾馆，当年每晚只要六十元，属于“中下档”，还过得去。这条站前路，车子稀少，行人也不多，在广州这个好几百万人口的大都会，可说十分幽静难得。而且，走不到五分钟，便是火车站了，是个十分理想的中途栖息地。从此以后，每次到广州，必定住在站前路这些宾馆。

吃过中饭后，走到火车站，准备买一张到长沙去的软卧车票。这是我第一次在国内自己买火车票。一走进售票厅，里面的人、汗味和气氛，便让我觉得晕眩。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人，挤在那么一个空间里，而且每个人看来好像都那么粗蛮，随时准备打架的模样。售票窗口有十来个，每个窗口前都有一条人龙。这些人龙仿佛永远那么长，永远不会移动一般。排在队的后头，不知要几个小时才会轮到。我无助地观望了一会儿。

突然发现有一个窗口前的人龙最短。原来，那是专供外宾、记者和人大代表买票的，看来正好适合我。我挤到那里去，只有五六个人在排队，不久便轮到了。这时，才发现所有售票窗口都很高，几乎到我的下巴，矮小的人不知怎么办？洞口很小，仅仅可以容许一只手伸进去，好像古老监牢里给囚犯送饭用的那种小窗。周围都是厚厚的水泥墙壁，没有任何玻璃。只有透过这个小窗洞，才能见到里面的售票员。而她和窗口又隔了一张她自己的办公桌子。从小洞望进去，她坐得老远的，至少在一米外。我唯恐她听不见我的声音，只好大声喊道：“请给我一张明天十六次，到长沙的软卧票。”“拿证件来，”她说。

她看了我的护照，非常友善地告诉我，十六次车是开往北京的，票不好买，建议我不如改坐刚开办的七十六次。这班车只到长沙，而且开车时间比十六次早了一个多小时。票价九十四元六角，要收外汇券（外汇券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才取消）。

我没想到那么轻易便可买到一张软卧票，高高兴兴地把一张当年一百大元的外汇券奉上。当时，我还不清楚外汇券和人民币在市场价值上的分别。一直到后来才知道，当时我付的票价，比国内老百姓付的高出好几倍，等于一般人民半个月的工资。这名售票员见了我的护照，完全把我当作“洋鬼子”看待，老实不客气地要了最高一级的车费。难怪，她当时给我的服务，也是第一流的。找钱的时候，满口“请稍候”、“谢谢”，声音甜美极了。

买好票后，又乘小巴到北京路一带的书店逛。在教育书店，见到一套精装的《新唐书》。平装本的《新唐书》很常见，我也已有一套，但精装本倒是很罕见，很想买下。可惜还有一大段路要走，不方便带着，还是没买。又到古籍书店，见到《全唐文》、《册府元龟》和《太平御览》。这几部大书，都是我在普林斯顿当研究生时，经常要翻查的，如今在中国本土见到，分外亲切。我又想起我那位指导教授说的：“唐人写的几乎所有传世的文献，就收在这几部书里。你若有恒心，可以坐下来慢慢读，在你这一生中是可以读完的，但唐以后的文献就太多了，想读也读不完。”或许，等我到不惑之年，有一天，不再教书了，真的会坐下来把所有唐文读完。

第二天，我还有几乎一整个白天的时间在广州。七十六次火车，要到下午五点半才开行。清早游过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后，童心大发，决定顺道乘巴士去游广州的动物园，想去看看中国的大熊猫。在我的印象中，熊猫是很金贵的动物。好些年前，在美国华盛顿特区，第一次见到的熊猫，是关在一个特制的玻璃大箱里，里面有假山和竹子，还有全套的空气调节。那一对中国送给美国的大熊猫，在玻璃箱里，悠闲地吃着竹子。它们的毛色，正像明信片上所印的那样黑白分明，干净漂亮。然而，可能是因为玻璃箱的关系，这一对熊猫，却给人很不真实的感觉。

相比之下，广州动物园的这头熊猫，便没有那么娇贵了。它的笼子，和其他动物的笼子一样平凡，没有甚么特别之处，甚至可说相当简陋。这里也没有空气调节。笼里的地面是水泥地，布满黄尘土。看来，熊猫虽贵为国宝，却没有享受到甚么“特权”。我到的时候，熊猫正好爬到一棵矮树上，背靠着树干，双手捧着一个圆形的大铁盘子，在舔食物，模样可爱极了。更可爱的是，不久，它舔完食物后，把那个大铁盘子，重重地往地上胡乱一摔，活像个任性的小男孩，在发脾气。圆铁盘落在地上，真是“掷地有声”，不断在盘旋，发出清脆的声音，回音久久才息。然后，熊猫懒洋洋地从树上爬下来，走到笼子中央的另一棵树下去睡午觉。好些年过去了，直到现在，铁盘落地的清脆声音，还在我耳边缭绕。四

没想到，我第一次在中国乘火车，竟有缘坐上软卧车。这是中国铁路最高的等级，从前只有高级干部和外国旅客才能乘坐。当初选择软卧，可能是受电影《东方快车号》的影响，以为坐在这种舒服的车厢中，漫游自己的梦土，是一件十分浪漫的事。

长沙位于北京到广州的京广铁路线上。京广线是中国最繁忙的一条铁路，上京的人众多。软卧车厢一般只有一节，比起硬座车，票可能更难买，早就被广州各个党政单位预先订光了。一般外国旅客，也要通过中国旅行社一类的国营单位，才能买上票，而且还得付出一笔可观的“订票服务费”。我后来才知道，像我那天自己去火车站买到软卧票，可说非常幸运，也可算是个例外。很可能因为这班七十六次车，的确像那位售票员所说，刚开办，还没有甚么人晓得，所以才给我买上。

广州火车站有一个母婴候车室，专供带有小孩的家长使用，很文明。我持软卧票，也被安排到这个候车室等待。下午4点半，开始检票上车。我们都优先上，不必和其他旅客争夺。

一走进软卧车厢，感觉的确不同。服务员温文有礼，走道上铺着红地毯，冷空调扑面而来。每个卧室里有四个床位，分上、下、左、右铺，中间有一张小桌子，上面摆着一瓶塑胶花和一壶热水。一直到火车开行时，这个卧室里还只有我一个人，另三个卧铺还空着没人。我想起一位美国小说家（也是一位“火车迷”）说的：在中国，乘坐这种软卧车，如果四人共用的卧室中只有你一人，那是一种“天赐的福气”！

火车离开广州站后不久，经过华南一大片一大片绿油油的稻田。这种绿色，让人想起一位诗人所说，“绿得可以滴出水来”。下午五点多，金黄色的夕阳斜照进来。卧室里静悄悄的，自成一个安宁的小世界。我一面喝茶，一面欣赏窗外的风景，开始感受到那位美国小说家所说的“天赐的福气”。可惜，我这种福气并不持久。火车开行后约半小时，便有一位经理级的人物，进来和我分享“福气”。他是“先上车后补票”的。

他是长沙某烟厂某部门的经理。我又天真又好奇地问他，为什么他不像我那样，自己去火车站买票，而要先上车后补票？原来他的“级别”还不够。虽是经理，可是还没到可以买软卧票所需的“职级”。火车站的售票员要查证件，他没有这种证件。不过，火车开行后，没卖出的空置卧铺，可以由列车长自行处理出售。而软卧车的那位乘务员，是他认识的一位老同乡，所以他先用硬座车票上车，再去找同乡帮忙补票。

这位经理姓张，看样子很精明。他一眼就认出我穿的衬衫，是甚么牌子。可能是这件衣的口袋上，有两个三角形的小标志。可是，那也并非甚么名牌，在香港满街都是。但这位经理居然这么留意这些细节，倒是出我意料之外。他还认出，我的长裤是定做的。经他这么一说，我开始醒悟，我这一身在香港原本属于极普通，甚至可能还不“合格”的衣着，在国内则变得太好了，跟周围的环境不配搭，一眼就让人认出是外来者，在旅行中可能反而会招来许多不便。从此，我决心在这方面多多“改善”。

夜里，睡在舒服的软卧上，度过我在中国内地的第二个晚上。临睡前才发现，国内的软卧或硬卧铺，都没有布帘。如果像马来西亚的二等火车卧铺，前面有块布帘可以拉上的话，那更会给这些旅人的临时睡窝，增添不少温馨和隐私，也更符合那位美国小说家的“福气”论。火车经过十多个小时的运行，第二天一早开进了长沙站。五

我这次“暖身行”的第一站，选择长沙，主要因为长沙离香港不远，而且我也想看看马王堆汉墓。1972年，这里出土了帛书《老子》和其他珍贵文物。然而，马王堆最有名的，恐怕还是那具历二千年还未腐烂的西汉女尸。但我对这女尸，其实没有甚么兴趣。在湖南省博物馆里，我也只是远远地对这具摆在玻璃柜中的古尸，“瞄”了一眼，不想走前看。对我来说，观看古尸并非一件有趣的事。我的兴趣，倒是在马王堆的文物出土现场。

在普林斯顿当研究生时，第一年为了找题目写博士论文，阅读了大批中国内地的考古报告。印象最深刻的一点是，国内的古墓，其实绝大部分都被盗劫过。在这些考古报告里，最常见到的一句话是：“可惜该墓早年被盗，出土文物只有……”如果一座古墓，还没有被盗劫的话，那往往便会有大批珍贵的文物出土，轰动整个考古界。可是，没有被盗的古墓，毕竟不多。最有名的两个例子是：河北满城的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夫妇墓，有金缕玉衣出土；和河南安阳小屯殷墟的妇好墓，有大批商代青铜器出土。马王堆汉墓一号，也是少数未被盗的古墓之一，所以才有那么多的文物面世。

马王堆的考古报告，早已经出版。但这些考古报告，都着重于描述出土文物本身，而对发掘现场，只是一笔带过。马王堆的出土文物，目前在长沙市中心的湖南省博物馆中展出。一般游客，到此一游便也了事。可是，博物馆毕竟不是马王堆。马王堆还在长沙市郊约四公里的地方。这个文物出土地点，反倒是我更想先去看看的。

于是，抵达长沙后，一早便乘了一辆出租车，先去寻访“真正”的马王堆。天下着雨，车子经过市郊的泥泞路，走了约半小时，来到一座小山前。山脚下有一个不起眼的告示板，写着“西汉古墓”四个字。这便是当地人称作马王堆的地方了。二千多年前，西汉诸侯长沙丞相利仓和他的夫人及儿子，便埋葬在这里。1972年，军队在这里做射击演习时，无意中发现。巧合的是，河北满城的刘胜墓，最先也是由于军队在挖掘防空壕而发现的。

而今，马王堆一片寂静，甚至连游人也不来了。当年发掘的现场，已盖起了一座建筑物加以保护。走进这建筑物，可以见到底下三个大墓的遗址。墓室的结构也清晰可见。据考古报告说，一号墓从封土顶到墓底，深达二十点五米，超过六层大厦的高度。当年发掘时，不知何故，竟将整个山头挖走，从山顶往下挖，以致造成如今一个深达六层楼的大坑，确是壮观。

从马王堆回来，才到省博物馆去看出土的展品。一号墓没有被盗，所以出土文物大都来自此墓。二、三号墓都被盗过。那两个巨型木棺椁上，都留下了盗墓洞口。棺椁的木材极厚，外椁那层厚达一尺。当年盗墓人恐怕也费了不少功夫，才锯成那几个方形的大洞。

至于那具二千年不腐的女尸，据我远远“瞄”一眼所见，看来很干枯的样子，面形扭曲，黑兮兮的，和传说中所谓的“栩栩如生”，好像不符。不过，据出租车司机说，当年他在省政府里做事，负责载一位显要人物到现场去视察。当时他所见到的女尸，确是“红润”的。可能是当年的考古技术和经验都不足，尸体出土后，随意暴露在外面，没有妥当地处理，以致每小时都发生不同的化学变化。现在，隔了快二十年，当然更不如当年的“红润”了。六

离开长沙以后，我决定再北走一小段路程，到岳阳去。岳阳距离长沙不远，乘火车约两个多小时可到。我买了一张硬座车票，想和国内老百姓一起挤挤火车。这班火车从长沙始发，所以连硬座车都对号入座，不必争先恐后。硬座也挺舒服的，比起国内长途汽车的座位，宽松许多。

从长沙到岳阳，中途在汨罗停靠。这是传说中诗人屈原沉江的地方。火车开进汨罗站时，我第一次见到的，不再是书本上的汨罗，而是写在站牌上的汨罗。不久，火车离开汨罗站后，经过一座铁桥，桥下便是汨罗江了。远远望去，汨罗江面并不很阔，江水静静地流去，水天一色。江上有三五只古老的小舟停泊。江边草地翠绿，有人在垂钓。这里到处是水绿色的风景，悠闲恬静。绿油油的稻田，散布在许多大大小小的湖泊之间。越接近岳阳，小小的湖泊也越来越多了，因为洞庭湖就快到了。湖边都长满高高的芦苇。

在长沙，我住在主要招待港澳同胞和外宾的芙蓉宾馆，每晚九十元外汇券。到了岳阳，出了火车站口，便见到前面有火车站招待所，很简陋的样子。我决定试一试，想看看国内不同等级的旅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里一个床位只要八元人民币。那晚我的同房是一名六十多岁的老人，从湘西来岳阳出差的。

房里有蚊帐，有彩色电视，还算干净。厕所是公用的，但有抽水设备。整个来说，我觉得住在这种专门招待国内同胞的旅馆，也还不错，可以体验到更真实的国内生活。如果包房的话，那更舒服。这以后，我有时会专挑这种地方住宿，想更深入看看国内同胞的生活，甚至还住过比招待所还低一级的小旅社。唯一不便的是，这一类旅馆，有时会严格按照“国家规定”，拒绝招待我这种从香港来的同胞。

岳阳那年已升为市，但在市面上所见，明显的还很简朴，还没有感染到外头花花世界的繁华。这里可能因为地理位置的关系，游客多来自国内。几乎没有甚么国外的旅客会来这儿。然而，在历史上，岳阳可能并不如此冷清。范仲淹的名篇《岳阳楼记》，不就说这儿“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吗？但现在，在长江三峡旅游，许多时候已经不须在岳阳停泊。岳阳的光辉历史，只能在文学史上去找寻了。“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杜甫当年是登过岳阳楼的。然而，如今的岳阳楼，已不再是唐代或宋代的了，而据说是清代重修的，但重修的部分是哪些，不得而知。我常觉得，国内这些“重修”的古迹，都修得很“新”，好像完全重建的样子。岳阳楼看来也非常“新”，整体结构、式样和颜色，都和武昌的黄鹤楼很相像。

小时候，看过一部电影，背景便是洞庭湖。一艘大帆船，在暴雨中航行在洞庭湖上，摇来晃去，给我十分深刻的印象。在美国，那些专做老美生意的中国餐馆，几乎都有一道菜叫“洞庭虾”。当然，这些虾不可能是从洞庭湖中来的。菜名只不过反映了这些中国餐馆的湖南渊源罢了。所谓“洞庭虾”，其实是面粉油炸美国大虾，再加上酸甜酱。在美国五年，我也吃了不少“洞庭虾”。所以，到岳阳的第二天，便决定去游洞庭湖，和湖中的小岛君山。

从岳阳楼高处往下望，山下的洞庭湖上，有几只小舟在漂浮着，风景秀丽，正像范仲淹所说，“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而且“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然而，走到湖边，却是另一回事。如今的洞庭湖，已受到严重的污染。在码头附近，一家小卖店的外墙上，有一个用红漆写的大字告示：“沿湖是血吸虫易染地带，无防护设备严禁下水！”后来，在开往君山的船上，遇见几个君山的小学生。他们说，有一些同学已感染到这种血吸虫病，双脚发肿，不易治好。当年的岳阳火车站，简朴、可亲。

在岳阳，我觉得还是那个小火车站最简朴可爱。它的外墙和柱子，漆上一种很罕见的泥黄色，非常耐看。站前广场上，人来人往，可是又不太拥挤，让人感觉到一股小城特殊逍遥的生活情调。我游过岳阳楼和洞庭湖后，准备乘坐晚上一六一次的快车到桂林去。下午没事，我坐在广场前看人。

种柳柳江边

一六一次快车从武昌始发，经广西，一直开到广东的湛江。这时，我已经买了一本《全国铁路列车时刻表》。这本书由中国铁道出版社出版，编得真好，里面列了全国所有火车班次的时间和经过的站名。书厚达三百页左右，拿在手上便让人觉得很有些分量了，而且每年四月出一个新版，资料不断更新。对我这种“火车迷”来说，想乘火车走遍整个辽阔的中国大地，这无疑是一本必备的旅行“圣经”。从此，我可以自己来安排行程了，不必靠旅行社，也不必到火车站去查看时间表了。比如，甚至在出门之前，人还在香港的时候，我已经可以从这本书中知道，我可以在宁夏回族自治区的银川，选搭哪一班火车去呼和浩特，在甚么时候可以抵达，而抵达呼和浩特之后，又可以转乘哪一班火车，到下一个目的地山西大同。

第一次知道这本书，是在香港买到一本“国外版”。国外版在各个火车站名后，都附加了英文拼音，显然为了方便不懂中文的老外。但后来仔细查对，发现国外版是个简化的本子，不如纯中文的国内版来得完整。此书由铁道部自己属下的出版社出版，资料由部里的运输局提供，没有甚么比这更权威的了，而且每年四月出一个新版，正好配合每年四月一日起实行的新火车时刻表。往后几年，我越来越依赖这本书来筹划我的旅程，而且发现它的资料的确可靠。所以每年暑假回国内，到广州后的第一件大事，往往就是去买一本该年最新版的《全国铁路列车时刻表》。此书每年的印数，据书后的版权页所载，高达一二百万本。它很可能是全中国最畅销的一本书。

从这本书，才知道我的下一个目的地桂林，最好乘搭一六一次火车前去。这班火车将在晚上八点二十六分从武昌开抵岳阳，然后将在路上运行一整个晚上，在明早九点三十一分抵达桂林。在岳阳时，便想买一张软卧票，好在火车上睡一晚。但在岳阳火车站却买不上票。售票员说，这是一班“过路车”，岳阳不是始发站，所以不卖软卧票，连硬座票都不对号入座。于是只好买了一张硬座票，准备效仿长沙那位张经理，上了车再设法补软卧票。

一六一次火车准时到站。我走到软卧车，向列车长说明来意。想不到，他非常友善地说，没问题，他可以马上给我一个软卧铺位，叫我先进去坐，他待会儿就来给我补票。后来，这位列车长指着那卧室四个空着的铺位说：“这四个铺位，其实就是预留给岳阳站的。不过，他们大概想保留给党政单位，免得临时有甚么高级干部要出差，没有卧铺，不好办事。所以，他们干脆跟你说没票了。”

火车开行后不久，又有一位经理级人物，进来这卧室和我分享“福气”。他是海南岛某工厂的经理，也是上车后才去补软卧票的。又过了半小时，突然有四个年轻小伙子闯了进来，声音很大，衣着新潮，很放肆，看来像个体户。他们也说要补软卧票。这时，火车上的列车员和厨师，都跑进来和他们聊天，仿佛和他们很熟络。那名胖厨师，还大拍马屁，频频问他们想吃甚么。“我可以去弄。”他说。

原来，这四人是到处去收中药、卖中药的“倒爷”。他们经常乘坐这班火车，和列车员及厨师都混熟了，常有香烟孝敬，当然也可补到软卧票。不过，铺位不够，他们暂时挤在我们这里，等下一站长沙过了，预留给长沙站的铺位确定没人要了，他们再过去补票。后来和他们谈起，他们说，这样在各地贩卖中药材，每个月可以有整千元的收入。这等于当年国内一位大学教授月薪的三倍多，难怪他们可以坐坐软卧，享享福。

在火车上安睡了一晚，第二天清早抵达桂林。我住的旅馆，在市区北面的独秀峰附近，从窗口望出去，可以见到奇伟的峰顶。走出门外，就是明王城。当年北伐，便是从这里会师出发的。午饭后，乘坐了市内一辆破公车，到芦笛岩和七星公园去，度过一个逍遥的下午。桂林市里的公交车，年轻的女司机。

第二天一早，乘船游漓江。几天前下过大雨，上游的黄泥冲下来，漓江的水变得黄澄澄的。然而，沿岸的山很翠绿。一个个山峰，像膨胀了好几倍的驼峰，伏在那儿。远远望去，有时又像远古遗下的恐龙巨牙，倒竖在草地上。青青的河畔，偶尔有几头水牛在吃草。

漓江上的游船分成两种等级：一种只招待国内同胞，收费低；另一种招待国外旅客，收费高，依照国外标准，而且要收外汇券。原想乘坐国内同胞那级，但售票员要查看证件，买不上票。有趣的是，在我们那艘只招待国外游客的船上，竟有两位从广州到桂林出差的某单位干部，而且他们身边都有位桂林当地漂亮的“女伴游”陪着。他们说，因为这艘船的设备比较好，还有丰富的午餐供应，而招待国内同胞的船上，只有盒饭吃。至于费用，他们说，他们可以向单位“报销”，不必自己花钱。

游船经过几个小时的漂流，下午到了阳朔。游人全都挤在码头附近，等候车子来载他们回桂林。小贩紧张兮兮地四处兜售纪念品。有一名渔夫，提着那头帮他捕鱼的鸬鹚，兜人拍照，每次要收两元。我沿着小巷走到市里去。有几个老外，在光线微弱的小店里，看书写信。他们仿佛是有意坐在那儿，让人观赏的旅游景点。

桂林是个典型的热门旅游城市。街上随处可以见到游客。专做游客生意的野味餐厅也特别多。傍晚，在繁忙的中山路上，第一次见到那么多打扮入时的桂林女性，穿着高跟鞋，骑自行车。二

从桂林到柳州，我乘坐一一五次直快车。这班火车，是从西安始发，最终开到柳州的。唐元和十年（815年），柳宗元被外放到柳州，也是从长安出发，在路上走了三个多月。但如今，这班火车只要两天两夜就到了柳州。我之所以选择一一五次，正因为它从西安开来，在我的想象中，仿佛穿过时间隧道，从唐代的长安开出来一样，带给人许多历史遐思。

然而，即使不是如此，我也会选搭这班火车的，因为它在早上九点左右到达桂林，中午十二点左右即可开到柳州，正好配合我的时间表。从桂林到柳州，行车只要短短的三个小时，距离约一百八十公里。柳宗元在《寄韦珩》一诗中，说柳州在“桂州西南又千里”，那是诗人惯有的夸张笔法，不可信。在桂林上车，我买的是硬座票，不对号入座，成了一名“过路”的旅客。但桂林是个旅游大站，下车的人不少。我上了列车后，还轻易找到一个座位。

这时，正逢大专院校刚放暑假，火车上几乎都是回家的年轻学生。在我旁边，有几个西安美术学院的学生。他们用小刀切开一个大西瓜，然后用刀尖挑着瓜肉吃。吃完以后，把瓜皮往座位下一摔，或者往窗外一抛。天气炎热，不少学生在喝啤酒，喝完随手把瓶子往窗外一摔，发出清脆的摔瓶声。这一切仿佛是很自然的举动。

到了柳州，乘一辆机动三轮车，到柳州饭店投宿。柳州市面上相当现代化，高楼密集，和桂林不相上下，远比岳阳市“先进”得多。市内有一条柳江，把柳州市区切成两半。后来慢慢发现，中国许多内陆城市，都是傍水而建的。市内都有一条河，缓缓流着。

一千多年前，柳宗元第二次被外放，到柳州出任刺史，度过四个不快乐的年头。他在《寄韦珩》一诗中，形容自己刚到时，柳州“阴森野葛交蔽日，悬蛇结虺如蒲萄”。那时，整个柳州看来还是一片原始森林。我这次到柳州去，主要也是为了看看柳宗元当年生活过的这片土地，想感受它一千年后的气氛，呼吸它一千年后的空气。

而今，柳州市当然早已见不到森林了。柳宗元当年曾登上柳州城楼，怀念故友刘禹锡等人，写下有名的《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诗，但如今的柳州市是没有城墙的。这座柳州城楼，不知何时早就拆除了。市里现在只留下一个纪念柳宗元的柳侯公园，就在我住的饭店不远。中午吃过饭后，我独自一人走了五分钟，到公园里去寻访柳宗元的踪迹。

园里到处是杨柳依依。我不禁想起柳宗元在《种柳戏题》中的名句：“柳州柳刺史，种柳柳江边。”现在，恐怕也要动用那么多个“柳”字，才能形容园里垂柳之多。垂柳边有几个大湖，游人在湖上泛舟。园内有一所柳侯祠，祠外有一座柳宗元的衣冠冢。再不远，还有一座今人雕塑的柳宗元巨大石像。

柳宗元年轻时官运极佳，从清贵的正字官出身，三十多岁就当上令人称羡的郎官（礼部员外郎），原本前景一片光明。不料他听信王叔文的话，卷入“二王八司马事件”，从此被贬到永州和柳州长达十多年，就这样结束了他的一生。我后来研究过所谓的“永贞革新”，对他的遭遇是充满同情的。三

从柳州，有火车通往西南方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行政中心南宁。在唐代，南宁一带称为邕州，是南方边境很重要的一个军事据点。柳宗元的顶头上司，桂管观察使裴行立，当年便驻守在邕州。然而，我暂时还不想到南宁去。我想把这段充满历史联想的行程，保留到将来。希望有一天，中越边界重开后，我可以从北越的河内，乘火车北上南宁，再沿着唐代的滇越通道，乘火车往西北的云南省去。

其实，一千多年前，河内本属于唐代的岭南道，当时称为交州，也就是汉代伏波将军马援征服的交趾。唐室有好几次进攻现属云南省的南诏，便是从交州出兵的。难怪，曾经统治过越南的法国，它20世纪初期的好几位汉学大师，如马伯乐（Henri Maspero，1883—1945）和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等人，对马援将军以及安南与广西和云南的交通路线，都那么感兴趣，发表过不少的专书和论文。他们的兴趣，看来不只是学术研究那么单纯。

南宁通河内的铁路，早在20世纪初即建成，法国人还参与其事，但自从中越边界多事以后，就一直关闭着。所以，我决定还是先到梧州去。不过，从柳州到梧州，也没有铁路。我只得乘搭长途汽车了。这是我回国内以来，第一次乘坐汽车旅行。

柳州到梧州的班车还不少，甚至还有一种晚上开行的“豪华旅游车”。但晚上行车，看不到沿途的风景。我还是选搭了清早七点的那班普通班次，和其他乘客挤一挤。

车上没有我想象的拥挤。一排三个人的座位，远比火车的三人座窄小，但我那排只坐了两人，反倒宽畅舒服。不过，国内百姓穿得简朴，我又一次自觉自己穿得太“好”了，太引人注意，决心下回来，一定要好好“改善”。

从柳州到梧州，沿途都是山区道路，一边是山，一边是水。车子乘渡轮越过柳江后，整个早上，便几乎一直沿着一条河的右岸，在弯弯曲曲的小路上奔驰。这一带的风景，非常秀丽。小河旁边，经常出现翠绿的小沙洲，牛群在草地上吃草。或许因为早上刚下过一场雨，天气清凉，空气清新，没有人烟的污染。到了中午，司机把车开到路边一家无名的餐厅，让大家下车吃饭。

这家无名餐厅，显然是司机相熟的一家人开的。司机和跟车的径自走进里边的一间“雅座”。一名看来像店主女儿的女孩，马上过来敬烟、上茶、摆好筷子，再过一会儿，便端上几样热腾腾的炒菜。我们十来个乘客，则挤在破陋的厨房门边，点菜买饭。

我见到菜单上列了密密麻麻的五六十种菜名，有糖醋鲤鱼、清炖全鸡、鱿鱼海参等等，心想国内乡下也吃得不错啊。但后来才知道，那是婚宴菜，要预订的，平时不备。平时有的，便是几样时蔬，清炒或炒肉，不然就是面条或包子，而且价钱不便宜，动不动要三四块钱，照国内的标准是很贵的了。店主人显然想把我们这些路过的旅人，狠狠地砍一刀。怪不得，车上另三十多个乘客更聪明，早有准备。他们都走到树下乘凉，或者打开自己的小提包，取出自己带来的干粮充饥。四

下午五点多，车子开抵梧州港附近。正好有一班船，将在晚上七点左右，沿广东的西江，开往广州。梧州是华南的蛇仓，畜养各种各样的蛇。香港人爱吃的蛇，不少来自梧州。但我对蛇有天生的恐惧。梧州又没有我特别想看的地方。我决定当晚就乘那班夜船，回广州去。

我到得太迟，只剩下最低一等级大统舱的船票。我想，试一试国内大统舱的滋味也不错。果然，那滋味是很令人难忘的。一走进船最下一层的大统舱，便有一大堆乱七八糟的味道，冲鼻而来：有床铺的发霉味，有尿味，还有鸡粪味。原来，在这大舱的走道上，不知是哪一位乘客，摆放了一笼笼的小鸡，准备运到广州去贩卖。

大统舱的卧铺，分上下两层，密集在走道两边。而所谓卧铺，只是在一块硬木板上，铺一张发黄的草席，真是名副其实的“硬卧”。

当晚，印象最深刻的是，这艘船上的买卖活动，简直比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还要活跃和频密，而且很有创意。船在傍晚开行后不久，播音机就传出一段清晰动听的粤语广播：“各位旅客，大家好！晚饭时间到了，我们船上的全体工作人员，已经为您准备好了盒饭。今晚的晚饭有排骨饭和焖鸡饭，每盒只卖两元。凡是需要用饭的旅客，请您准备好零钱，我们的工作同志，很快就会把盒饭送到您的面前。请注意，请准备好零钱，在您的铺位上等待，盒饭马上就送到！”

这真让我感到很新鲜。不久，果然有三四位工作人员，提着篮子，来到大统舱，四处推销。他们都很和气，很卖力地在推销盒饭，十分敬业。我也买了一盒。

卖完盒饭后不久，广播又来了，这回卖甜品：番薯糖水。又一阵热闹忙碌。到了晚上十点多钟，又卖消夜：猪肉粥和炒面。一整个晚上，播音机几乎没有停过，不停地在推销食品，或牙膏等日用品。偶尔停下来时，则播放香港的流行粤语歌曲，娱乐旅客。

打听之下，才知道原来这艘船施行集体承包制，多赚的钱，员工可以分到奖金。难怪他们都那么卖力地在为人民服务。

西江是条内陆江河，没有甚么波浪。大船行驶在江上，平稳极了，甚至经常不会感觉到船在移动。那晚，我就在西江上熟睡了一夜，第二天一早抵达广州的大沙角码头。

仙人的糕点

我终于回“家”了。或者，更正确地说，回到我祖先在广东梅县的老家了。我不是在梅县出生，而是生在马来西亚，但我母亲倒是在梅县出生长大的。1948年，十六七岁少女时代，她才“出番”，下南洋嫁给我爸爸。小时候，常听她提起她下南洋出嫁时，所乘坐的那艘大船，是如何如何的巨大。“比一个足球场还大，”她说。我听了不禁十分神往，心想有一天，我长大了，一定也要乘坐那么大的船。

我母亲的梅县老家，原本还有她的祖母，但这位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外曾祖母，在十多年前“文革”末期逝世了。现在只剩下母亲的一个侄儿，我该称他为表哥的，还留在梅县，一家人住在祖屋里。

母亲已经整整四十多年没回家了，有一种“害怕”回家的复杂心情。她总是推却说：“太远了，太偏僻了，都不知道有没有车回去。”所以，我这次梅县行，就是要先回她的老家，先给她“探路”，打听好回家的交通和住宿细节，第二年夏天才“带”她回家。

那时我在香港教书，跟梅县的表哥写过几封信。但我准备独自一人旅行，兴之所至，有时会在一个地方多留几天，说不准甚么时候可以回到梅县。所以，我告诉他，不必来车站接我。我到了梅县后，自己会想办法回乡下。

梅县位于广东东部，属于山区，那年还没有火车通到那里。我这个“火车迷”回祖家，却得乘坐巴士了。那年七月初一个炎炎夏日，清早六点钟，便在广州市的越秀南车站，跳上了一辆十分破旧的长途巴士，回梅县去。

一坐上巴士，已经可以感觉到回乡的气息了。乘客几乎都是梅县的客家人，讲的都是客家话，而且完全是我熟悉的那种口音。司机只穿着一件背心，打着赤膊，不时大声地喝骂，要乘客往后面挤。他骂的也是客家话。至于跟车卖票的，和乘客当然更是说客家话。

这班车清早六点开行，在路上跑了整整十四个小时，才在傍晚八点抵达梅县汽车站。然而，那是夏令时八点，梅县还没有天黑。下了车，见到车站对面有一家梅州旅店，决定先在那里过一晚，明天再去找我表哥。在办理住宿登记时，那名女服务员和我说客家话，我第一次觉得真的好像回到了家。

旅店前面，有一对个体户夫妇，用一辆流动推车，开了家小食摊。他们除了卖炒面等简单食品外，还有炒菜。我点了客家人最典型的两道菜：酿豆腐和红烧肉丸。这里是梅县，该是客家菜中最道地的了。我发现居然和小时妈妈煮的那个味道，非常相像，吃得很满足。

其实，这次来梅县，能不能找到我表哥，我自己是毫无把握的。我只有他一个十分简单的通讯地址：梅县畬坑镇新化村三堂屋。这样的荒村，连街名和门牌都没有。我从小就听我妈妈说，这是很偏远的一个村庄。她说她1948年下南洋时，走了半天的路，才从住的村里走到畬坑的墟上。而从畬坑墟到梅县的县城，又还有“好几天的路程”。在我幼年的印象中，要走几天才到得了的地方，确是难以想象的遥远。二

第二天一大早，我打听到梅县有不少个体户开的面包车，穿行于县城和畬坑墟之间。但是，从墟上怎么去新化村，就没人晓得了。大家都说，那恐怕是没有车去的，得走路进村。我想起我妈妈的话，得走上半天的路，不免有些担心。但最后还是决定坐这种面包车去畬坑墟，打算到时再看着办吧。

梅县到畬坑墟的面包车不少，班次频密，人满即开，每人车费四元人民币。车子开出县城后，沿途可以看到一片片的水田，刚好在收割期间，一家大小都在田里忙着。这一带的风景秀美，到处是小桥流水人家。

大约一小时后，到了畬坑的墟上，乘客都下了车。所谓墟，就是镇上居民买卖交易的地方，有卖菜的、卖肉的，还有卖各种农产品和百货的，人来人往，很热闹。那名个体户面包车司机，很会做生意，愿意载我一人继续往前走，进新化村，但要多收三十五元人民币。

进新化村的路果然不好走。凹凸不平的黄泥路，车子颠得很剧烈。走到一半，引擎过热，司机停在一条小溪边，取水倒进车的水箱。沿途，不少村民用脚踏车，载着他们自己的农产品，到村外的镇上赶墟去。他们对我这个乘面包车进村的海外“番”客，都不免感到好奇，常停下脚来观望一会儿。

黄泥路两旁，尽是稻田。七月初，正是收割季节。田里摆放着一束束刚割下的稻穗。有些收割比较早的田里，现在已经有水牛在犁田，甚至在插秧了。新化村里，四面都是高山，稻田就位于中间的盆地。或许正因为这些高山的缘故，村里并非一望无际，而是山峦起伏，确是“柳暗花明又一村”，风景翠绿。在初夏早晨的阳光下，给人一种很古老的感觉。

进村以来，我就频频张望，找寻我表哥的三堂屋。约莫走了半小时，司机指着前面右边一堆古老房子对我说：“那就是三堂屋！看到没有，它有三个屋顶，上堂、中堂、下堂，所以叫三堂屋。这村就只有这间屋子有三堂，最大的。”

我猛然想起，小时候母亲常跟我描述这间屋子，说它的柱子如何如何巨大，双手也不能环抱。又说它到处都有画龙雕凤，颜色如何如何鲜艳。而且，房间又是如何如何的多，以致她小时和小朋友玩捉迷藏时，只要躲进其中一间房，半天都没人可以找到。

不久，车子停在一家小卖店前。司机说，没路走了，三堂屋就在右边拐个弯就是。下车向小卖店老板打听我表哥的住所。他一听到我表哥的名字，马上说，他认识我表哥，而且立即派他的一个小孩，去三堂屋里叫人。

十分钟后，我从来没有见过的表哥来了。他赤着双脚，一副乡下种田人老实的样子。我和他说客家话，他有些惊讶，以为我在海外出生，早已“番化”，不会说客家话了。我随着他，沿着一条不能通车的小泥路，慢慢走回我母亲出生成长的那间祖屋。

这间祖屋，是我从未见过的外曾祖父，在清末盖的。年代久远，大家已经说不上是哪一年盖的了，只说至少有一百年历史了。远远就可看出这房子的古老，恐怕至少有半个世纪从未粉刷维修过。我们从右门进去。那门外的墙上，有一条长长的裂缝。一跨过高高的门槛，走进屋里，仿佛走进一部古装电影的布景里。里面的色调是暗褐色的，随处堆放着杂物，布满蜘蛛网，连清早折射进来的阳光，也感染上一层幽幽的古老暗影。

我最先见到的，是摆在右门口边的一张方形木桌子，以及桌子四周的四条长板凳，就像武侠片中，英雄好汉喝酒吃饭用的那种方桌和凳子。这种摆设，我小时还在祖母家中见过，但恐怕已有三十年没见了。想不到，如今却在母亲的老家重逢。

这间三堂屋，是典型的传统客家民居，基本结构和北方某些地方的民居也很相似。一进大门，两边是厢房，中间是庭院和天井。这里如今除了我表哥一家外，还住了五六家和我们完全没有亲属关系的。解放后，三堂屋被政府收归。这些人家便由政府分配到这儿来，情况就和电影《日瓦戈医生》中，沙俄解放后，日瓦戈医生家的遭遇一样。我想起日瓦戈医生那个耸耸肩，苦苦一笑的无奈表情。

我对这祖屋非常好奇。我表嫂给我倒了一盆热水，让我洗过脸，稍为休息后，我便迫不及待地央我表哥的十五岁儿子，带我到屋里四处去看。屋前，有一个空旷的晒谷场，还有一个大池塘，养着不少草鱼。我们从右门出去，绕过晒谷场，再从正门走进这三堂屋。一入正门，便见到几条大柱子，那必定就是我小时，母亲经常跟我说的双臂也不能环抱的柱子了。我外曾祖父盖的文舫楼，典型的客家民居。

正门中堂原本是祠堂，应当摆放祖先神牌位的，但如今空空如也，只用在堆放谷物，作打谷场使用。墙壁上，还留下“文革”期间用红漆写上的两句大标语。在中堂通往厢房的走道屋檐下，我终于发现小时母亲告诉我的那些龙凤。原来那些是琉璃瓷砖，上面画着龙凤等吉祥图案。隔了一百多年，颜色竟还很鲜艳，只是这些瓷砖，而今不少已残破，没有维修。

这间祖屋，让我想起香港荃湾地铁站附近的那间三栋屋。这三栋屋从前是一家姓陈的客家望族所有，如今成了历史古迹，由香港政府属下的文物考古单位维修后，开放给游客参观。香港的三栋屋，和我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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