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曾湘泉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劳动经济学(第二版)试读：
前言（第二版）
要写一本好的劳动经济学教材，一直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但并非易事。199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在劳动人事学院讲授劳动经济学使用过的一本简要讲义——《劳动经济》。这本教材应当说有风格清新、文字流畅的优点，但毕竟由于我国劳动力市场发育不成熟，加之国内规范的经济分析和研究成果不多，从总体上讲，这本教材不足以反映我国劳动力市场特点。
2000年以后，鉴于我国劳动力市场发展的历史和经验，特别是国内劳动经济学界有了较多的研究成果，借助国际通用的劳动经济分析理论框架，总结中国劳动经济的理论和实践，撰写一部反映中国劳动经济特点的教科书有了一定的客观基础。在现实对劳动经济学教材需求不断上升的推动下，2003年，在复旦大学出版社的支持下，我们编写的这部《劳动经济学》第一版问世。
第一版《劳动经济学》编写和出版的时间，正是2003年的上半年“闹‘非典’”的时期。这一段时间比较特殊，正常的教学和科研秩序被打断。但经过大家不懈的努力，总还算不错，我们静下心来，完成了这样一件重要的学科建设的基础性工作。全书由我本人负责体系设计、统稿和各章附录材料的选择。刘尔铎、易定红、卢亮等应邀参加部分章节的写作和定稿工作。由于在编写过程中，需要大量的国内外参考文献以及案例等，因此我还邀请了博士生赵立军、汪雯，硕士生李莉、张谨、金驰华等参加了教材的编写工作。特别是李莉同学，在文献搜集和图表技术处理等方面付出了大量劳动。
本书第一版出版之后，受到读者们的高度认可和欢迎。曾十次印刷，市场反应很好。尽管这令人欣慰和备受鼓舞，但2003年出版至今，毕竟已经过去六年了。过去的六年，中国劳动力市场环境在不断变化，中国劳动经济学理论和实证研究取得了许多新的进展，并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客观上出现了对本书第一版内容及时更新和再版的要求。鉴于此，从2009年的上半年开始，我们着手开始对《劳动经济学》第一版的内容进行充实和调整，并终于完成了本书第二版修订和出版的任务。
在本书第二版中，根据新的现实情况，特别是根据一些新的理论研究成果，我们对全书主要章节的内容进行了适当调整和改写，并对有关统计数据和案例进行了全面更新。在第二版修订工作中，博士生杨玉梅、卿石松、熊通成、巫强、郝玉明、李晓曼、闻效仪，硕士生宁佳敏、陈力闻、胡媛、周菲等参加了数据更新、案例搜集及文字编辑等方面的工作。
在此，我想特别感谢的是，多年来，复旦大学出版社苏荣刚先生对《劳动经济学》等教材出版工作的热情支持和不懈努力！没有他的支持，包括对我们的不断督促，这本教材不可能如期出版。印象尤为深刻，且值得提及的一件事是，虞祖尧教授撰写的《管理的智慧：〈周易〉管理正义》一书在复旦大学出版社得以出版。这是一本内容艰深、读者面有限的著作，能得以问世，与苏荣刚先生的大力推荐和修改建议密切相关。此书出版后，给包括虞祖尧教授在内的我院一大批教授以巨大的精神激励和鼓舞！
最后，也对学院各位同事对本书所作的努力和贡献，对我的博士生和硕士们的积极参与和辛勤劳动，表示感谢！本书在编写和修改的过程中，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也希望读者给予批评指正。曾湘泉2010年5月1日于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
第一章 导 言
劳动经济学是伴随着劳动力市场的发展而成长起来的一门学问。工业革命后，专业化和分工的结果出现了雇佣劳动，以及在雇佣劳动条件下产生了劳动力供给、劳动力需求和工资等劳动经济问题。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一步发展，雇佣关系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雇佣劳动所产生的诸如工资、失业、劳动条件、工伤事故与职业病、妇女与童工劳动、劳资谈判、罢工等问题日益突出，劳动力市场上的各类问题不断涌现，促使社会科学工作者，特别是经济学家对此进行深入的思考。19世纪的美国，劳动问题日趋上升，工会成为劳动力市场上一支重要的力量。埃利·里查德（E．Richard）1886年出版了《美国劳工运动》一书，他分析工会在劳动力市场、劳动条件的决定方面的作用，开创了对劳动力市场现象进行制度与组织分析的先河。19世纪20年代的美国劳动力市场日趋成熟。1925年，布卢姆（Bloom）的《劳动经济学》一书出版了，这是历史上第一本以劳动经济学正式命名的劳动经济学教科书。从此，劳动经济学开始系统涉及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工资、劳资关系、劳工运动、劳动立法等主要内容的分析。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和世界范围内严重的失业形势，引发了经济学家对宏观劳动问题的深入思考。1936年，凯恩斯出版了《就业利息货币通论》，开创了宏观经济学和宏观劳动经济分析的先河。劳动经济学的发展历史表明，劳动经济理论与劳动力市场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市场经济国家社会和经济环境的不断发展和变化，产生了对劳动力市场分析和研究的需求，劳动经济学的理论应运而生，并不断地发展和进步。
劳动经济学在我国的发展则是与经济体制改革联系在一起的。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从增量开始，逐渐扩大到存量。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国有经济及其相伴随的计划劳动体制占主导地位，谈不上有劳动力市场。据统计，1978年我国城镇就业总(1)人数为9514万人，其中，代表“统包统配”的计划经济的“职工”为9499万人也就是说，在城镇是清一色的“职工”队伍。曾记得改革初期，我们还不断地争论“劳动力是不是商品”？是该叫“劳务市(2)场”还是“劳动力市场”呢？当时，甚至连国家劳动部的部长也加入了争论的行列。30多年的改革过去了，计划经济时代所形成的束缚经济发展的“城乡隔离”的劳动制度，实质上已经解除。如今，全国每年有超过1.5亿的农业劳动力进城工作，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开始出现。在城镇内，非国有经济也在蓬勃地发展。2008年，城(3)镇就业总人数已发展到30210万人，与1978年相比，已增长了216％，而符合原先“职工”范畴的人员的绝对数量为11972万，比1978年增加25.8％。30年过去了，即使我们假定“职工”的性质依旧是当年的计划体制内的劳动力，显然，非“职工”——这一体现市场化属性的劳动力队伍极大地增加了，其占城镇就业总人数的比例由1978年的0.15％上升到2008年的60.4％。由于发展劳动力市场，劳动关系也发生一些新的变化，劳动争议的案件急剧上升。在我国的城镇，渐进式的增量改革终于产生了巨大的飞跃。目前，我国城镇非国有企业的劳动力队伍举足轻重，已成为在传统的计划体制之外成长起来的一股占主体地位的、巨大的市场力量。显然，这对传统国有经济非市场的“职工”发展模式，构成了巨大的压力和挑战。这也迫使传统的国有单位对“职工”的管理体制进行深层次的变革。这种变革，其方向是建立以需求为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及与其相适应的“契约”劳动力市场体制。在体制内，市场力量的引进也终于开始瓦解非市场的架构和机制，促使其内部启动了实质性的变革。这一变革的广度甚至开始波及大学、医院等非营利组织内对“人”的管理机制，以及与非营利组织员工关系的法律调整等相关配套的改革。
随意浏览一下今天社会上流行的各类新闻媒体的报道，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劳动力市场上的各类问题都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焦点，如大学生失业、民工潮与民工荒、工资增长、收入差距扩大等。劳动力市场为什么会出现失业？为什么会有收入差距？上大学是不是值得的？我们应该如何作教育和劳动决策？解答这些令人困惑而又迷人的问题需要劳动经济学理论，需要相应的分析工具和方法。学习劳动经济学有助于我们建立一整套清晰的概念和范畴，以更科学的态度观察和认识今天的经济生活现象。掌握现代劳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工具，科学地评估我国的劳动力市场政策，也将更进一步推动劳动力市场的发展，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有助于我国的经济增长和发展。
产品市场、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是现代经济学研究资源配置和人的经济行为要完整涉猎的三大市场领域。因此，从这个意义来观察，劳动经济分析的地位和价值的上升，也与中国微观和宏观经济层面的改革的深化，产品市场、资本市场的变革和推进有着十分重要的联系。产品市场上的竞争，推动着企业向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组织行为发展；尽管中国的股市被有的经济学家斥之为“连赌场都不如”，但一个不容争论的事实是：以直接或间接融资为杠杆的企业扩张机制使资本市场逐渐形成，并走向成熟。在外部竞争压力推动之下，企业趋向不断变化和调整产品或服务的品种和样式，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在银行企业化的发展背景下，企业也开始有了相对通畅的融资渠道和机制。然而，在改革的过程中，发展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则不是最棘手的任务和环节。组织的变革最终要落到“人”的头上。变革走向了人们不得不面对的最困难的部分，即对“人”的变革。打个比方，我们能够将过剩的产品废弃，视为垃圾加以处置，难道我们能够立即将不需要的人加以抛弃，即实行所谓对人的“休克疗法”？！在发展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基础上，发展和培育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显然会触发不同人群间巨大而尖锐的利益冲突。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们已经提出培育和发展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命题，如今，面对下岗、失业、收入差距和人才频繁流动（即所谓“跳槽”）的现实，我们真正感到现实的挑战正向我们走来。
以雇佣关系为特点的市场经济国家，上百年来所面临的劳动力市场的问题，在21世纪初开始生动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学习和研究劳动经济学，有助于劳动经济和劳动关系、社会保障、人力资源管理，乃至整个经管类专业学生认识、分析和解决我国劳动力市场中的一系(4)列重大问题，从而推动我国劳动科学发展和劳动力市场建设，以及完善劳动力市场政策和法律法规。
第一节 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按照贝弗里奇（William Beveridge）教授的说法，严格地限定一(5)门学科的研究范围及对象，是科学研究的基本条件。关于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迄今为止，存在着多种多样的表达和叙述。从市场经济体制的角度而言，也即从劳动力市场的研究角度来看，现代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可从多方面来认识和把握。首先它涉及对“劳动经济学”这一相关的概念和范畴的理解。
就劳动经济学字面的意义来看，一方面，应当理解劳动经济学的“劳动”这一范畴的内涵和外延；另一方面，对劳动经济学中所涉及的“经济学”问题，鉴于我国经济学的研究现状，也有必要进行一些分析和讨论。1．劳动经济学中“劳动”的内涵和外延
按照劳动经济学界对“劳动”概念实际运用的情况来总结和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有些情况下，劳动是就劳动的主体而言的，也即它是指“劳动力”；而在另外一种情况下，它可能指的是劳动过程或一种有目的的工作或活动。正如英文中的labor一词，既可以翻译为劳动，也可以翻译为劳工，即劳动力。就资源配置和人的经济行为而言，特别是涉及劳动力市场的学问而言，劳动经济学使用的含义更多的是涉及“劳动力”。当然，劳动力的行为往往与劳动过程或劳动活动相关联。因为对于不存在劳动的活动，分析劳动力的问题也就失去了价值和意义。不过，应当特别指出，在计划经济的年代，劳动经济与劳动管理曾合二为一，在传统的苏联的教科书中，劳动经济学大量涉及企业劳动活动，或者说是对具体的劳动过程管理的分析和探讨。由于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在信息是完全可以控制的，员工不存在工作的动力问题，即不承认市场的存在的假设前提之下，企业不是作为独立的利润最大化的组织而存在，因此，在计划经济的年代，既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劳动经济学，也没有针对“人”的劳动管理，或者说“人力资源管理”的学问。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的供求行为受市场价格信号的影响发生了变动，劳动力的市场问题成为劳动经济学研究的主体内容，而作为管理层面上的劳动过程或劳动活动的研究，已被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所替代。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所形成的所谓“劳动管理”的提法，目前已不再使用。谈到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劳动者”或“劳动力”的研究，也就是将人的生产能力作为一种“准商品”的研究。劳动力市场并非是我们常规所理解的产品买卖的市场，而是一种劳动力“租借”使用的市场。在改革开放初期，之所以有一段时间讨论“劳动力是否是商品”的问题，其误区大多来自对劳动力市场与产品市场的属性缺乏区分，只是将其简单等同并加以类比。而实际上，劳动力作为商品只是一种“准商品”，劳动力市场也只是具有一种“准市场”的属性。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ILO）的前主席曾指出，在现代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不是可以买卖的商品，作为一种可以买卖的商品，那是奴隶制下的典型情况。
至于劳动力这一范畴，也存在着很多不同的认识和理解。首先应当指出的是，就劳动力的外延而言，传统的劳动力的概念往往与从事体力劳动为主的“劳工”，即我们传统所说的“工人阶级”（产业工人）相联系，所以有人称劳动经济学为劳工经济学。早期称之为工人阶级的概念，也就是在市场经济国家所广泛使用的“劳工”的概念，包括有以下特征的几类人：“这些人受雇于其他个人、公司或机构；他们使用雇主所提供的设备；在工作中遵循上级的指示；他们在国民(6)收入等级中的地位较低。”用这些特征衡量，所有获得雇佣工资的生产工人都属于劳工之列。而关于这一点在中国有所不同，多年来我们有一种说法，即工人阶级是企业的“主人”。我们在经济关系上不承认企业与员工的关系是一种契约的关系，不承认雇佣劳动的关系，因此，我们很少使用劳工这一概念，而使用工人阶级的概念，但两者并非相同。有一段时间，我们讲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撇开政治意义上的考虑之外，这种概念在劳动力范畴的界定上，其实质是拓宽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工人”或“劳工”的概念。由于我们不承认契约劳动或者说雇佣劳动的范畴，在相当长时期，我国都没有一部调节劳动关系的正式劳动法规。直至20世纪90年代初，一个仅能界定有限范围劳动关系的、较为抽象的《劳动法》才迟迟出台。在发达国家以研究产业关系为主体的产业关系或劳工关系专业，在我国也刚刚被社会所接受。
另外还有一种分类，就是将劳动力划分为生产部门的劳动者和非生产部门的劳动者。这种思想的产生与劳动价值论的思想和学说联系在一起。马克思认为，只有创造物质产品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由此，只有从事物质生产的劳动者才属于生产劳动者。这种理论是以苏联为代表的计划经济国家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构造的基础。
在市场经济国家的历史上，也有一种类似“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为区分的划分。这就是人们通常在实际经济生活中所谓“蓝领”与“白领”的不同称谓。在工业化的早期，这种区分概括了当时经济生活中的劳动力的一些特征和属性，有一定的意义。但是在后工业化的时代，特别是在服务业成为经济活动主体的年代，不仅第一产业的劳动力大幅度下降，第二产业即制造业的劳动力的比重也显著下(7)降。如果我们继续捍卫传统的理论，我们甚至都无法解释和说明这一时期社会财富增长的变动趋势和成因。依照传统理论的解释，我们必然会认为，创造财富的“劳动力”会越来越少，而不创造财富的“劳动者”越来越多，那么社会的财富怎么可能在不断增大？！况且，大量的现实已经证明，随着时代的进展，“白领”与“蓝领”的界限也变得模糊起来。白领工人从主要特征上，目前已逐渐接近于体力劳动工人的范畴。车间和办公室共同向更加机械化、计算机化和信息化的方向发展，逐渐把蓝领工人和白领工人毫无二致地转变成半技术机器操作者的角色。正是由于这种情况以及其他方面的发展，“非管理行业白领工人和装配线上的同类人的差别已成为表面上的，而不(8)是实质上的”。特别值得指出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伴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信息化产业的巨大发展，现代的产业工人已摆脱传统的教育程度低、以体力劳动为主的特征。技术的变动，特别是计算机的普及使用，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蓝领工人和白领工人的差别已不表现在劳动的本质特征上。随着网络经济的发展，不同工作的性质有趋同化的倾向，劳动力的范畴和概念，甚至都有了新的表达和说法。为了更有利于概括新环境下的劳动力的特征，目前大量的企业，甚至各类组织都开始广泛使用“员工”这一范畴。正如国际劳工组织在1998—1999年的《世界就业报告》中所指出的，人们发现“不仅每个工作职位都经历了技能升级，而且生产性工作职位的整个分布也已由低技能转向高技能。在这种变化了的新的体制下，产业工人开始承担分析的职能，其作用已从过去作为操作者或机器的管理者的角色(9)转变为需要掌握多种概念、技能的分析家”。2．劳动经济学的定义
经济学是什么？经济学是研究稀缺的资源怎样或应当怎样被配置(10)的一门学问。它是回答人和自然的一种关系的理论。如果说劳动经济学是研究劳动力资源的学问，那么，人们实际上是将劳动经济学视为以研究劳动力的经济活动为主题的一个“经济学的分支”。不过，对劳动经济学的定义，也存在着几种不同的表述。
一种定义是强调劳动经济学涉及人的行为特征。例如1931年，朱通九在所著的《劳动经济》一书中认为，劳动经济学是研究劳动者的经济行为的科学。伊兰伯格（R．G．Ehrenberg）和史密斯（R．S．Smith）教授在2000年出版的《现代劳动经济学》中指出：“劳动经济学研究劳动力市场的运行和结果。确切地说，劳动经济学研究雇主和雇员对工资、价格、利润以及雇佣关系的非货币因素（如工作条(11)件）的行为反应。”
还有一种定义则强调，劳动经济学研究劳动力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以及实现这些作用的条件。劳动经济学分析和设法探讨个人作为劳动力的经济活动。正如消费经济学研究消费者职能的性质和作用一样，劳动经济学是探讨在经济生活中的劳动力的性质，以及其作用的
(12)环境。
另外还存在着特别强调劳动力的市场特征或与劳动的投入和产出相关的一些定义。如1997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牛津经济学辞典》将劳动经济学表述为：“劳动经济学是关于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方面的经济学问。它涉及影响劳动参与率、工资谈判、培训、工作小时和劳动条件，以及有关雇用、劳动力流动、移民和退休年龄等实践活动的各种因素”。大卫·桑普斯福特（David Sapsford）在其主编的《劳动经济学前沿问题》中指出：“劳动力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其价格及配置是由哪些因素决定的？这就是劳动经济学所要回答的问(13)题。”
在我国，近年来对劳动经济学大多借用国外的定义。不过也有的学者有着不同的表述。他们将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定义为，“在效用最大化假设下，劳动力资源的投入—产出机理”；“研究在人的理性行为遵循效用最大化的前提下，人们在生产中将作出什么样的投入(14)决策”的学问。
总体而言，尽管上述各种定义所强调的重点不同，但基本方面都离不开劳动力的供求，离不开劳动力的市场，离不开劳动者的行为，以及离不开经济学的基本范畴：成本、收益和价格，基本的分析方法和资源配置优化的目标。因此，我们认为，大体而言，绝大多数的学者对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定义基本是一致的。概括起来我们认为，如下的表述可能更为简洁和明确：劳动经济学是对劳动力资源配置市场经济活动过程中的劳动力需求和供给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和研究。简单来说，劳动经济学也可表述为是对劳动力市场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没有市场，或者说脱离了市场，真正意义上的劳动经济学(15)就不复存在。
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经济学界长期受苏联学术界的影响，一直将经济学定义为研究生产关系的一门学科。因此，在苏联伊万诺夫（Н．А．Иванов）的《劳动经济学》教科书中，曾将劳动经济学表述为“研究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在社会劳动组织、社会产品分配、劳动力再生产等方面的表现。并确定在实际活动中利用这些规律的方法，以便旨在提高劳动人民生活水平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劳动(16)生产率的不断增长”。之所以出现这种今天看来似乎更具有经济哲学和劳动管理的表述，这与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不承认资源配置中存在信息和动力问题，不承认劳动力的个人所有制，不承认雇佣劳动和契约合同关系，不承认劳动力的供求双方利益不同的差异，归根到底不承认劳动力市场有关。因此，尽管我国的劳动经济学专业及教科书已有半个世纪的历史，但作为真正经济分析意义上的劳动经济学，应当从20世纪80年代晚期，我们在大学开始使用美国的弗里曼（R．B．Freeman）和霍夫曼（S．D．Hoffman）教授的劳动经济学的教材时算起。从此之后，才真正翻开了我国劳动经济学教学和研究的新的一页。
中国目前的改革，除了物质资本产权的改革之外，人力资本产权的改革任重而道远。以城乡隔离为特征的计划招工和商品粮制度开始解除，但因档案、人事、工资总额和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所导致的企业行为扭曲等对劳动力流动所构成的障碍，都显示出与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劳动力市场尚有较大的距离。在改革和开放的大背景下，我们继续沿用计划经济时代强制进行劳动力资源分配的手段和方法，只会导(17)致巨大的“强制而非市场的代价”。采用计划经济的思路，研究解决市场条件下的劳动力市场问题，会导致对经济增长和发展不利的后果。学习和普及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经济学的理论和观点已显得尤为重要。
第二节 劳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关于劳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问题，几乎所有的劳动经济学教科书都有叙述或涉猎，劳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实际上也就是一般经济学的研究和分析方法。
近年来，实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受到国内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实证经济学实际上是一种对人的经济行为进行研究和分析的一种理论。它建立在两个假说之上，一是稀缺性。这是经济问题存在，也是经济学研究存在的最基本原因。正是这一点，才有了经济学上的“机会成本”（opportunity cost）的概念。用通俗的话来表达，即没有免费的午餐。如同商品和资本是稀缺的一样，劳动力资源也是有限的。尽管我们常常听到有一种说法，像中国这样的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有“无限供给的劳动力”，这只是形容我们的劳动力资源丰富而已。稀缺性这一假设所隐含的重要命题是，人们对资源的使用存在着供求问题，存在着成本，特别是机会成本的问题。劳动力资源也是稀缺的。这种稀缺的程度，可以通过劳动力的价格——工资反映出来。比如，对劳动者个人而言，两种职业只能有一种选择，其本身不仅具有直接的成本和收益，还有因个人劳动力的有限而引起的放弃另外一种选择的成本和收益问题。观察一下每年应届大学毕业生在求职时，面临许多的单位就业合同而迟迟不能签下的情况，想必你就能对“稀缺性”的原理有了更为直观的认识和理解。用人单位的情况也是一样。就人力投资而言，用高价格招聘张三，也面临着放弃对王五的雇用。可以说，劳动力市场上的个人及各级的人力资源部门，每天都处于资源稀缺性约束下的就业决策抉择之中。在这个地球上，无论好恶，我们永远摆脱不了机会成本和机会收益的“生活”。
实证经济学的第二个假设是，人是有理性的。即它假设人们对有利可图的事，或者说是利益，反映积极；无利可图，甚至对自己有害的事，即成本，则反映消极。用经济学的专业术语表达，个人是追求效用最大化，即努力使自己达到幸福，尽管幸福不仅表现在货币方面，同时也表现在非货币的方面。作为理性人的企业假设，即企业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关于这一点，在中国的国有企业的行为研究中，我们往往发现，它是以员工收入的最大化而非利润最大化的原则行事。这与国有企业的所有者缺位有关。没有老板的体制，显然是职工收入的最大化，这恰恰也是这种体制下的企业理性行为（理性行为不等于正确的行为）的表现。在劳动力市场上，作为雇主总是乐意以较低的劳动成本来雇佣劳动力，以获得满意的利润；而作为雇员则希望找到一个工作条件舒适、报酬较高的工作。这也就是说，研究劳动经济学，也脱离不开经济学所讨论使用的所谓“经济人”的假设。尽管这种假设也存在着争论，比如心理学和社会学家就对此存在着非议，但我们认为这是经济分析之所以存在的基础。
借助于上述两个必要的、也是重要的假设，劳动经济学的研究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和预测劳动力市场上的劳动力供给和劳动力需求的行为变动趋势和走向，或者按照伊兰伯格的说法，“实证经济学的目标实际上是在试图发现他们的行为倾向”，这也正是实证研究方法的价值之所在。在劳动经济学方面，浏览一下《劳动经济学》杂志(18)（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上所发表的论文，你可以发现大量运用这种方法所撰写的劳动经济学的论文，或者像《地区劳动力市场(19)中的工资和就业调整》一类的研究报告，也都是运用实证方法研究的结果。近些年来，我国经济学界也在不断地强调要强化实证研究、国外学者与国内学者的持续合作，以及国内学者赴北美、欧洲等国家和地区进修和学习。我们看到，在就业、劳动力流动、人力资本投资，特别是有关收入分配差距等一些领域的研究，都有了较大的进步。
不过就总体而言，迄今劳动经济学在实证研究的成果数量及质量方面，与国际同行相比，仍然有很大的差距。在这方面，较为突出的问题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实证研究的数据资料和信息分享的平台没有搭建起来。尽管我国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已抛弃了苏联的体系，建立了SNA，即联合国所设定的市场经济国家的核算体系，但实际的统计指标和方法仍然没有摆脱长期计划经济条件下所形成的思想。这导致真正用于实证分析的劳动统计资料相当缺乏。比如，迄今为止，我们的统计部门都没有清楚地界定出就业者、失业者和非劳动力的范畴，这样的话，谈就业和失业的实证研究就是一句空话。二是近年来，随着国际交流的加强，我国劳动经济学教学和研究水平也有了较大的进步。但应当承认，我们从事劳动经济的研究队伍很小。而且，现有的研究者也大多长期受传统的生产关系经济学的影响，缺乏现代经济分析的理论和方法训练，大量的劳动经济学的论文仍停留在劳动问题和哲学层面的一般议论上。论文大多采用的是事实归纳，或者一般的概念演绎。强化对国际上已经成熟的劳动经济学研究成果和文献资料的熟悉和了解，建立科学的理论假设和严密的技术研究路线，科学地运用现代统计和计量方法，等等，这也成为我国劳动经济学界运用实证方法取得成果的重要方面。
研究和分析劳动力市场上实际的运行是怎样的，只是告诉了我们一个客观的运行状态，它并没有说明这种状态是对还是错。或者说，没有说明这种状态是否符合我们的要求。比如说，实证研究表明，按照国际通行的基尼系数所衡量的我国的收入差距已达到了 0.45，并且人力资本投资的大小成为这种差别的主要的原因之一。这并没有回答这一状态究竟是好还是不好，以及我们应当保持多大的收入分配的差距。回答和解决这个问题，需要规范经济学的理论和分析方法。在劳动经济学领域，规范经济学严格地讲是一种价值判断的理论，或者说它是“应该是什么”的理论。实证经济学会告诉我们两个或者多个变量实际的状况，究竟是如何相互作用的，即通常我们所说的“实际是什么”，但它并未告诉我们这究竟是“对”还是“错”，或者说，对实际所发生的东西的价值判断，依赖于通常我们所说的规范的价值判断分析。
事物的价值如何判断？前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曼昆曾写道：“人们经常要求经济学家解释一些经济事件的原因。例如，为什么年轻人的失业高于年龄大的一些人？有时也要求经济学家提出改善经济结果的政策建议。例如，政府应该为改善年轻人的经济福利做些什么？当经济学家努力去解释世界时，他们是科学家。当经济学家(20)想要改善世界时，他们是决策者。”而决策则依赖于各自的价值判断。也许有人认为 0.4的基尼系数已经很大，而有人认为到了0.5甚至更高才值得加以关注。所以谈到规范经济学，对一个问题所引起的争议颇大。不过，规范经济学也有一些基本的判断尺度。从本质上讲，它的根本的价值尺度是以互惠原则作为基础和出发点的。
关于互惠原则的理解说起来有三点：一是市场交易行为活动涉及的所有各方均受益，即没有人在此交易行为活动中遭受损失。举例来说，在劳动力市场上，一个用人单位用高薪招聘一个财务总监时，如果应聘者是一个进行过较大的人力资本投资，并有在大型跨国公司丰富的工作经验的人士，企业支付给此人较高的薪酬，此人也将给企业创造相当的价值。我们说企业和招聘者最终签订的工作合同是符合双方收益的互惠原则的。企业的好处是，一个既懂财务分析又懂资本运作的财务总监，将大大改善企业的财务管理状况，这将使企业财务管理上层次，更能促使管理出效益。个人的好处是，高薪实现了个人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体现了个人价值。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说政府应当鼓励劳动力流动，鼓励企业根据自己的需求制定劳动力价格，或者说自己的薪酬政策。
互惠的第二层含义是，在市场交易行为活动中，有一些人获得收益，而无人遭受损失。如前所述，企业用高薪招聘到一位财务总监，使得交易双方都获得收益，而企业或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其他的人力资源经理或应聘者，并未因此而受到损失。
当然，现实经济生活中，常常会发生的情况更多的可能是，有受益者也有损失者，不过受益者收益的程度或数量超过损失者损失的程度和数量。比如，在发达国家的劳动立法中，特别强调反对在人员招聘中所发生的学历歧视。简单的学历歧视的招聘政策，对个别企业是有些好处的，比如，它能减少人员招聘过程中的甄选成本等；但当容许企业实行歧视性的招聘政策时，很容易导致企业不开展工作分析，对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水平的提升带来整体的损害。因此，在法律的层面，推行反歧视政策可能会对有的企业带来招聘成本的提升，但总体而言，提高了社会人力资源配置的效率。
劳动力市场的很多交易行为活动是在互惠的原则驱动下发生和展开的，但并不是说所有互惠的行为都会自动产生。在劳动力市场，如同在产品市场上一样，也存在着“不知情”、“交易障碍”、“价格扭(21)曲”和“市场缺位”所导致的，尽管存在着互惠的理由，但未能发生互惠的活动行为。“不知情”也即没有掌握充分的信息。在我国的劳动力市场上，由于信息不发达所导致的劳动交换的障碍很多。比如，有一些人由于企业破产后而失业，而失业者本身则具有某种工作技能，但实际上有些新兴的地区和部门则对其有着一定的需求。由于缺乏工作信息，结果导致他在较长的时期内找不到适合他本人工作技能的工作，或者被迫从事一些体力性的或服务性的工作。现实的经济生活中，有大量的交易活动没有发生，这都是由于信息缺乏导致的。
所谓“交易障碍”，一方面是指交易活动可能因一些法律或制度的障碍因素而不能发生。在我国，长期以来实行商品粮、计划招工和户籍管理的城乡隔离等制度，这对劳动力市场上的劳动力流动形成了很大的障碍。一个求职者在其工作技能完全能够适合一个大城市单位的工作要求时，当由于没有当地的户口，则无法实现在该地就业的愿望。因此，改革户籍制度成为我国发展劳动力市场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和任务。另外一方面的障碍可能是由于实现这种交易活动的一方缺乏足够的资金。就如上所述，一个破产企业的员工如果有足够的经费参加培训，改变自己的工作技能，在劳动力市场上也较容易找到工作，甚至启动创业活动。但由于资金的缺乏，他不可能就业，更谈不上创业。因此，我们看到，为了消除这一障碍，我国政府近年来出台了一系列的再就业措施，包括小额贷款、再就业培训资助等项目。
价格是决定生产什么和怎样生产等的信号。如果价格扭曲，包括劳动力价格的扭曲，都将影响资源在不同企业之间的配置。比如在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薪酬水平离市场价格距离较大，国有企业就不可能吸引一些人才从外企或民营企业到国有企业工作。至于“市场缺位”，则是我们这样一种市场不发达国家的突出问题。
凡此种种，往往都会引起对传统的劳动就业制度进行改革：一方面是发展劳动力市场，破除劳动力流动的障碍，如户籍、档案等，解决阻碍劳动力市场上信息充分流动的制度障碍，以及“价格扭曲”和“市场缺位”等；另外一方面是强化政府对公共产品市场的介入，如发展公共就业信息服务、开展失业和半失业人员的培训等。通过解决上述“不知情”、“交易障碍”、“价格扭曲”和“市场缺位”等问题，促进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建设和发展。
第三节 劳动经济学的研究特点
大卫·桑普斯福特（David Sapsford）曾指出，“长期以来人们就认识到，劳动力市场应该成为一门特殊的学问”（Marshall，1890；(22)Hicks，1932）。那么，劳动经济学的特殊性表现在什么方面呢？至少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我们知道，普通的经济学主要是将人从消费者的角度加以观察和认识的。因此，人们对产品的需求成为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产品市场上的研究所提出的目标是使消费者获得最大的满足。用经济学的规范的表述是追求消费者的帕累托最优（Pareto Optimality）。然而，对产品市场上的人作为消费者的研究固然重要，但远远不够。我们知道，进入法定劳动年龄以后的成年人不仅是消费者，更重要的还是生产者，他们每天要投入8个小时，每周投入5天的工作日或更多的时间来参加市场工作，从事劳动，创造价值。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社会对法定工作时间的规定在缩短。但即使如此，大部分成年人工作仍然是他们生活中的主要内容。按照我们缩短制度工作周以后的时间来计算，目前的5天制度工作周，不考虑加班和假日经济的经济活动，(23)一个员工大约也有1/4的时间，即每周40小时的时间要用于工作。除此之外，一个员工回到家里，还有一部分时间要用于家庭物品的生产，以替代对市场物品的购买。对这种生产行为变化的研究显然成为一个经济学家研究社会经济生活，特别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经济行为的一个不可回避的重大领域。
因此，我们看到，劳动经济学与普通经济学有所不同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它将问题的注意力投向了人们工作的范围，如就业、失业、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水平等；投向了人们选择以及变换工作的行为，如劳动力的流动；投向了人们为工作而获得的货币和非货币的报酬方面，如人力资本投资、薪酬决定的因素等。它将生产者的满足与消费者的满足作为同一个重要问题来看待。
劳动经济学的第二个特点和劳动力市场的特性联系在一起。如果我们把劳动力看作一种“准商品”，那么对这种商品的需求与对一般商品的需求有所不同。准确地说，对劳动力的需求是一种派生需求，即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不是一种最终产品的需求，它是对产品生产需求所派生和所导引出来的一种需求。而我们对一般商品的需求更多的是一种直接需求，一种最终产品的需求。由此可以看到，我们在研究劳动经济问题时，不可能摆脱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来孤立进行劳动经济的分析和研究，即所谓不能就劳动来谈劳动，就劳动力来谈劳动力。我们知道前些年美国的IT 行业发展非常迅速，一度出现了网络泡沫，“.COM公司”遍地开花。这也导致了劳动力市场中IT行业的人才高度紧张。按照《美国报酬协会期刊》（American Compensation Association Journal）发表的一篇研究报告指出的，2000年在硅谷有40％的公司在三个月内招不到人。即使在中国，发生的情况更令人印象深刻。深圳一家著名的民营公司，当年一次招收6000名新员工，面对IT人才的竞争采取了所谓的“掠夺性人才战略”。然而到了2002年，情况便急转而下。在美国，网络泡沫开始破灭，经济开始出现衰退，这也迅速传递到劳动力市场。IT行业纷纷裁员，一些专业人才面临求职的困难。在中国，虽然经济继续保持高速增长，IT行业受到的影响没有像美国那样突出，但国有企业招聘计算机一类人才较为困难的局面发生了很大的改变。IT专业人才的薪酬水平也有了较大的回落。这说明，离开了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变化背景，对劳动力市场的分析都是缺乏依据的。
从上述劳动力的两个特点出发，对于劳动力市场问题的研究，国内劳动经济学界都显得较为薄弱。第一，这是因为多年来对劳动力市场的经济学分析不够。在中国出版的大量的有关劳动方面的书刊论文中，一般的劳动政策描述和劳动工作总结报告式的“成果”随处可见，从事劳动问题研究的人员，缺乏现代经济理论分析和方法的训练，因此，只能就事论事。没有理论，我们如何分析？！没有方法，我们如何研究？！其结果是，经过科学的实证或规范的劳动经济分析所形成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从目前已有的劳动领域的报刊可发现，尽管有关涉及劳动和人力资源领域的期刊不少，但真正意义上的学术期刊几乎很难见到。这一方面导致劳动学科发展较为落后；另外一方面使我们的政策研究，特别是对政策实施的效果评估缺乏依据，甚至影响到劳动力市场的统计指标的设立和整个体系的运作。
第二，结合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来研究和处理劳动力市场的问题，也是我们值得关注的一个重点。长期以来，劳动经济理论和实际部门，就劳动来谈劳动，不关心，也不懂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变化和规律，即忽视劳动经济派生需求的这一特点，这造成了劳动和经济截然分开。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懂经济的往往不懂劳动或者是不关心劳动，而懂劳动的则既不懂宏观经济也不懂微观经济分析，甚至是不关心经济问题。我国劳动经济理论的教学和研究，包括劳动管理部门，游离于主流经济学理论和主流经济部门之外，也使得我国劳动经济的教学和研究，以及实践活动与其他经济理论教学和研究，以及经济管理部门未能很好结合，也造成了我国独有的这种“两张皮”的现象。
第三，应当指出，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与劳动者（即人）有关，与整个社会的发展（在当前表现为全球化和技术进步的发展）趋势有关，因而，对劳动经济的研究也常常表现出这样一个特点：劳动经济问题的研究，脱离不开一个国家一定时期的劳动力市场上的制度和全球化及网络经济发展这些宏观背景。
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国家来说，这一点表现得尤为突出。我国劳动力市场上的制度障碍集中表现为：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所遗留下来的一系列管理规定、政策等对劳动力市场培育和发展的影响。这包括人们所熟悉的我国独特的户籍管理、干部档案管理、城乡隔离、地区割据及大学毕业生的计划分配指标等方面。尽管这些方面对我国目前劳动力市场的运行和资源配置的作用日趋减小，但仍然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这也导致了制度分析和制度变革的研究占据了目前我国劳动经济学界研究的主体，其原因与这种发展阶段和背景有相当的关系。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全球化和与之相伴随的网络技术的变革，引发了对于与全球化相关的劳动力市场变化的一系列问题的讨论。高新技术的发展，促进了产业结构的变化，出现了一种以相对成本为基础的全球劳动大分工。发达国家正沿着“价值链”向上移动，而将低附加值的生产对外转包给人工成本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市场分化的程度日趋严重：一方面，高技能人才能够在更大的范围内频繁流动，自主择业，获得较高的报酬。由于国际竞争激烈，包括德国和日本这样一些发达国家都在激烈的国际人才竞争中，开始改变或放松移民管制，调整自己的政策，以应对全球化条件下的人才竞争挑战。在激烈的人才竞争中，发展中国家如何吸引和留住高端人才成为一大挑战。另一方面，全球有越来越多的劳动年龄人口希望加入劳动就业的队伍，低技能的劳动力的就业条件更加不利，劳动者的工资有向下走低的态势。对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在灵活就业比重不断上升、就业形式日趋多样化的条件下，如何在继续扩大正规经济就业规模的同时，有效促进非正规经济中的就业，并不断改善劳动条件，提供相应的社会保障，成为劳动力市场发展的现实任务。
在发达国家，由于网络技术的发展，“信息职业”已占各种新职业总和的40％以上。高新技术创造出软件编程、网络设计和通讯服务等新职业，也创造出新的所谓“好莱坞”式的劳动力市场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劳动者频繁地变换着工作，为不同的雇主服务。网络信息化使得工作和劳动的地点也发生变化。在劳动力招聘的市场上，企业和劳动者的工作匹配过程缩短；员工培训、薪酬、绩效管理和员工关系处理的有形和无形的成本也在下降；特别是，随着现代通信技术的发展，灵活就业的比重在不断上升。就业模式日趋多样化，出现了短期就业、季节性就业、非全日制就业、家庭就业、自营就业、派遣就业以及兼职就业、远程就业等多种就业形式。在发达国家中，从事非全日制工作的劳动者比重在不断上升，数量不断增加。欧盟从1990年的13％上升到2000年的16％，其中，荷兰最高，达到30％。美国2002年达到17％的水平，从业人数已达到为2300万。这些都是在研究和分析劳动经济问题时值得注意的特点。
第四，还有一点就是，兼并和收购现在成为值得关注的研究课题。由于现代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企业兼并和收购成为一个现代经济活动中不可回避的现象，对劳动力市场上的人才流动和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都带来了许多新的课题。毫无疑问，在企业兼并和收购发生后，随着企业资产的重组，组织变革和人员重组被提上议事日程，裁员即员工非自愿性流动，以及辞职即员工自愿性的工作流动不断发生。新型企业的整合，面临许多劳动和人力资源管理问题需要研究和探讨，诸如工资制度、文化整合等都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
第五，近年来，劳动经济学的研究还呈现出一个新的动向，即开始向企业内部的人力资源管理问题拓展。传统的经济学分析通常都是简单地将公司看作一个“黑箱”系统，通过这一系统，将投入（劳动力、资本以及原材料）转化成产品，而对于公司的内部结构却考虑得(24)很少。而近年来，许多经济学家开始更多地注意组织结构问题。在这些分析中，开始利用经济学的基本工具来研究可能影响公司价值的有关决策。管理经济学和人事经济学等都成为专门的课程。
第四节 劳动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很显然，谈到劳动经济学与消费经济学，大家都会认识到他们是截然不同的研究领域。但是对大多数从事社会科学的人士而言，劳动经济学毕竟是一个比较陌生的领域。特别是，人们通常将劳动经济学与其名称相近的其他一些学科相混同。因此，在此有必要将劳动经济学与人口经济学、劳动关系、人力资源管理以及理论经济学的关系，即与它们的联系与区别做一些分析。
劳动经济学与人口经济学两者的关系往往容易引起误解。有一段时间，我国搞学科调整，有人认为应该将这两者合二为一。其实，劳动经济学与人口经济学研究的角度并不相同。人口经济学研究的是人口的生产与再生产的经济问题。尽管其与劳动经济学有着一定的联系——无非都是研究“人”的，但是，两者有着完全不同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从人口经济学来讲，自然人口增长的经济规律，特别是人口对物质资源消费的影响，是它集中要研究的对象和任务。它更多地将人作为消费者来看待，它的研究范围包括16岁以下的非劳动力人口。劳动经济学的核心命题，是劳动力市场中的“劳动力”和“劳动”。因为只有达到法定劳动年龄人口的人才能称之为劳动力，所以劳动经济学研究16岁以上的劳动人口的劳动，或者我们称之为与劳动者的“工作”有关的行为问题。劳动经济学主要研究劳动力而不涉及非劳动力。非劳动力既包括未达到法定劳动年龄人口的人，也包括因在校就读、健康等原因退出劳动力市场的那一部分，并已达到法定劳动年龄的人口。用专业术语来表达，就是劳动经济学将人作为生产者而非消费者来研究，它研究处于市场活动中的劳动或工作的人。
劳动经济学与产业关系或劳动关系的关系是历史上不大清楚，目前也需要进一步澄清的问题。从历史上观察，早期的劳动经济学与产业关系或者说劳动关系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劳动经济学几乎和劳动关系被视为同一个专业领域。特别是作为劳动经济学的制度学派的部分，两者的关系尤为密切。按照Keith Whitefield和George Strauss 教授的说法，在英语国家，尽管产业关系或劳动关系某种程度上受到其他学科，特别是受到产业社会学和职业心理学的影响，但主要还是来自劳动经济学制度学派的影响和推动(25)。诸如我们熟悉的19世纪90年代在美国以康芒斯等学者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家，对产业关系学科的发展都有着直接的影响作用。不过，后来随着时间的演进，劳动经济学与产业关系日益分离成不同的学科领域。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劳动经济学家，他们试图将劳动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加以结合，受到这种力量的驱使，他们更多的是强调劳动经济学的“经济学”方面，或者说是经济分析的方面，如人力资本和效率工资模型等。而产业关系或劳动关系的学科，早期在北美更多地是强调劳动经济学的“劳动”这一方面。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研究产业关系的学者，除更重视劳动经济学的内容吸取、劳动经济学作为劳动关系领域的基本理论分析之外，越来越重视与社会学、法学、组织行为学和政治科学等不同学科领域学者的互动和交流，它成为一个跨学科训练的领域。在澳大利亚和英国，它甚至成为一个独立的、让学生接受训练的学科领域。在德国等其他一些欧洲大陆的国家，产业关系或劳动关系几乎完全不独立，也不属于经济科学，更多地从属于法或社会学学科领域(26)。在我国，长期以来，传统的劳动经济学就是研究劳动关系的。随着经济分析学科的日益强化，以及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劳动关系问题的大量出现，劳动经济分析对劳动关系的研究无疑会提供直接的理论支持。但毕竟劳动经济学会越来越体现出作为一门经济分析工具的价值，而劳动关系则越来越成为一个更接近研究和解决实际的劳动问题的跨学科领域，越来越多的院校开设劳动关系本科专业，两者显示出不同的发展特点和走向。
劳动经济学与人力资源管理的关系是最令人感兴趣的话题。关于这一点应当从苏联体制下的劳动学科谈起。传统的劳动经济学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表现出最大的一个特点是：劳动经济也是劳动管理。套用今天的一种说法，劳动经济与人力资源管理在苏联学者伊万诺夫（Н．А．Иванов）的《劳动经济学》的教科书中，是一回事情。比如，在这本教科书中，要讲劳动生产率，要讲劳动定额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劳动经济学系，实际上也就是劳动管理系，或者说是人力资源管理系，甚至连我们上述所谈到的劳动关系或者说产业关系学科，也混在一起。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劳动经济学界开始接受北美的劳动学科划分模式。因此，在接受职业化和专业化理念的背景下，传统的企业的劳动管理，或者今天在北美所流行的人力资源管理，在我国管理学和经济学分开（即管理学成为一级学科）的新的条件下，和劳动经济学逐渐区分开来，成为一个有着巨大的市场需求和学术发展潜力的管理学分支。从1993年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开始招收人力资源管理本科生至今，人力资源管理在劳动经济学的学科“工作母机”的呵护下，已经迅速地发展起来。在劳动经济学硕士和博士点设立的基础上，2003年我们也首次获准设立人力资源管理硕士和博士学位。中国的人力资源管理学科开始得到正式认可。而劳动经济学目前主要向经济分析的方向，特别是应用经济学的分析方向发展。由于劳动经济学主要研究劳动力的市场，研究企业和人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行为反应，因此，当前和今后，劳动经济学与人力资源管理的关系仍然密不可分，它们之间有着天然的本质的联系。特别是近些年来，在北美开始出现新的变化趋势。这就是劳动经济学不仅成为人力资源管理理论的一个主要的理论基础和分析工具，而且如前所述，它已开始深入到人力资源管理体系内进行研究。劳动经济学家开始利用企业内部人事管理数据来系统探讨诸如人员招聘、绩效考核、培训等管理流程问题。在劳动和人力资源领域，经济学和管理学的结合显得较为突出。当然，我们也看到，劳动经济学深入到人力资源管理领域的一个很大的原因，与人力资源管理这门学科的发展面临的困境和问题联系在一起。人力资源管理的决策，直到最近都没有找到一个系统的学科作为其理论基础。比如，有的学者指出，在现有的人力资源管理的学科框架内，人事问题常常被看成是一些过于软化和过于人性化的问题，因而无法用一种严格的方法来进行处理。它与金融问题不同，在那里，对套汇的条件是可以加以模型化、展开分析并进行预测的；而人力资源管理中所包含的则是一系列亟待找到明确的、毫不含糊的答案的重要问题。对于一个人力资源管理专业人员或学生来说，没有什么比听到专业中的某一问题仅仅得到这样一个答案更让他灰心丧气的了：“他取决于不同的情况”，或者“我们无法对人的情感加以归纳”。由于过去多年来，经济学家已经逐渐纠正了将注意力主要集中于那些易于量化的变量的趋向，把研究的范围扩大到从事人力资源管理的人非常感兴趣的那些问题。像地位、自豪感、工作的喜悦感等工作满意度中的非货币构成要素，都是可以在经济学的框架内部加以分
(27)析的。
最后，我们需要说明的是劳动经济学与理论经济学的关系。这很显然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现代的经济学是研究资源配置的一般机理和市场上供求的变动行为的科学。劳动经济学是研究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的变动行为的科学。它是一个特殊的领域，是一般经济分析和研究的一种延伸。当然，西方的劳动经济学也经历了不同阶段的发展，也存在不同的学术流派。在早期的教科书中，劳动经济学和劳动关系也经常放在一起。强调制度分析和工会运动。如早期雷洛兹的教科书的名称就是《劳动经济学和劳动关系》，即使后来的摩尔根（C．A．Morgan）的《劳动经济学》教科书，其中有1/2的篇幅谈劳工运动和工会问题。后来，随着主流经济学说的发展，劳动经济学开始步入对劳动力市场和公共劳工政策的纯经济的分析，美国教授霍夫曼（S．D．Hoffman）的《劳动力市场经济学》反映了这种趋向。总体来说，在国际经济学界，特别是在北美经济学界，无论新制度劳动经济学或者新古典劳动经济学，它们都成为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就学术论文发表的数量排名来讲，仅次于金融经济学领域。(28)目前，国际上有很强大的劳动经济学的研究队伍。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