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彭友东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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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嘴山史话试读：
总序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历史的古老国度，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从来都没有停止过探寻、创造的脚步。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轻若烟雾、薄如蝉翼的素纱衣向世人昭示着古人在丝绸纺织、制作方面所达到的高度；敦煌莫高窟近五百个洞窟中的两千多尊彩塑雕像和大量的彩绘壁画又向世人显示了古人在雕塑和绘画方面所取得的成绩；还有青铜器、唐三彩、园林建筑、宫殿建筑，以及书法、诗歌、茶道、中医等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无不向世人展示了中华五千年文化的灿烂与辉煌，展示了中国这一古老国度的魅力与绚烂。这是一份宝贵的遗产，值得我们每一位炎黄子孙珍视。
历史不会永远眷顾任何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当世界进入近代之时，曾经一千多年雄踞世界发展高峰的古老中国，从巅峰跌落。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声打破了清帝国“天朝上国”的迷梦，从此中国沦为被列强宰割的羔羊。一个个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不仅使中国大量的白银外流，更使中国的领土一步步被列强侵占，国库亏空，民不聊生。东方古国曾经拥有的辉煌，也随着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轰击而烟消云散，中国一步步堕入了半殖民地的深渊。不甘屈服的中国人民也由此开始了救国救民、富国图强的抗争之路。从洋务运动到维新变法，从太平天国到辛亥革命，从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人民屡败屡战，终于认识到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一道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倒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从此饱受屈辱与蹂躏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古老的中国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摆脱了任人宰割与欺侮的历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每一位中华儿女应当了解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史，也应当牢记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多年民族屈辱的历史。
当我们步入全球化大潮的21世纪，信息技术革命迅猛发展，地区之间的交流壁垒被互联网之类的新兴交流工具所打破，世界的多元性展示在世人面前。世界上任何一个区域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两种以上文化的交汇与碰撞，但不可否认的是，近些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大潮，西方文化扑面而来，有些人唯西方为时尚，把民族的传统丢在一边。大批年轻人甚至比西方人还热衷于圣诞节、情人节与洋快餐，对我国各民族的重大节日以及中国历史的基本知识却茫然无知，这是中华民族实现复兴大业中的重大忧患。
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中华民族之所以历数千年而不分离，根基就在于五千年来一脉相传的中华文明。如果丢弃了千百年来一脉相承的文化，任凭外来文化随意浸染，很难设想13亿中国人到哪里去寻找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中，大力弘扬优秀的中华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弘扬中华文化的爱国主义传统和民族自尊意识，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价值体系，光大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件任重而道远的事业。
当前，我国进入了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新的历史时期。面对新的历史任务和来自各方的新挑战，全党和全国人民都需要学习和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进一步形成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打牢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这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保证。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国家社会科学研究的机构，有责任为此作出贡献。我们在编写出版《中华文明史话》与《百年中国史话》的基础上，组织院内外各研究领域的专家，融合近年来的最新研究，编辑出版大型历史知识系列丛书——《中国史话》，其目的就在于为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提供一套较为完整、准确地介绍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普及类系列丛书，从而使生活在信息时代的人们尤其是青少年能够了解自己祖先的历史，在东西南北文化的交流中由知己到知彼，善于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在中国与世界各国愈来愈深的文化交融中，保持自己的本色与特色，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永远发扬下去。《中国史话》系列丛书首批计200种，每种10万字左右，主要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哲学、艺术、科技、饮食、服饰、交通、建筑等各个方面介绍了从古至今数千年来中华文明发展和变迁的历史。这些历史不仅展现了中华五千年文化的辉煌，展现了先民的智慧与创造精神，而且展现了中国人民的不屈与抗争精神。我们衷心地希望这套普及历史知识的丛书对广大人民群众进一步了解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发挥应有的作用，鼓舞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新一代的劳动者和建设者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不断阔步前进，为我们祖国美好的未来贡献更大的力量。2011年4月
出版说明
自古至今，始终坚持不懈地从漫长的文明进程中不断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从中汲取有益营养，从而培植广阔的历史视野，并具有浓厚的历史意识，这是我们中国文化独有的鲜明特征，中华民族亦因此而以悠久的“重史”传统著称于世。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独一无二、系统完备的“二十四史”即证明了这一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史知识普及工作被放到十分重要的位置。20世纪五六十年代，著名历史学家吴晗主持编写的《中国历史小丛书》，9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组织编写的《中华文明史话》和《百年中国史话》，成为“大家小书”的典范，而后两套历史知识普及丛书正是《中国史话》之缘起。
2010年年初，为切实贯彻中央关于“做好历史知识普及工作”的指示精神，同时也为了更好地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我们对《中华文明史话》和《百年中国史话》两套丛书的内容进行了修订和增补，重新设计框架，以“中国史话”为丛书名出版。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亲任《中国史话》一期编委会主任，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武寅任编委会副主任。正是有了各级领导的关心支持和诸多学术名家的积极参与，《中国史话》一期200种图书得以顺利出版，并广受好评。《中国史话》丛书的诞生，为历史知识普及传播途径的发展成熟，提供了一种卓具新意的形式。这种形式具有以通俗表述、适中篇幅和专题形式展现可靠历史知识的特征。通俗、可靠、适中、专题，是史话作品缺一不可的要素，也是区别于其他所有研究专著、稗官野史、小说演义类历史读物的独有特征。
囿于当时条件，《中国史话》一期的出版形式不尽如人意，其内容更有可以拓展的广阔空间，为此2013年4月我们启动了《中国史话》二期出版工作。《中国史话》二期分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五大系列，拟对中国各区域、各行业、各民族等的发展历史予以全方位介绍。我们并将在适当时机，启动《世界史话》的出版工作。史话总规模将达数千种。
我们愿携手海内外专家学者，将《中国史话》《世界史话》打造成以现代意识展现全部人类历史和人类文明，集学术性、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的“万有文库”；并将承载如此丰厚内容的史话体写作与出版努力锻造成新时期独具特色的出版形态。
希望史话丛书能在形塑民族历史记忆、汲取人类文明精华、培育现代国民方面有所贡献，并为广大读者所喜爱。史话编辑部2014年6月序黄河穿东过，沙湖映贺兰。塞上通达地，活力石嘴山。
城市的历史是城市的血脉。在中华文明绵延几千年的历史演进中，每一座城市都形成了独特的历史文化。石嘴山位于宁夏北端，东、北、西与内蒙古毗邻，南与宁夏首府银川市接壤，依山（贺兰山）傍水（黄河），处于山水之交，古为战略要地。秦汉以来，历代王朝多在市境内设亭障，筑关隘，建城池，驻军卒，是北部设防要塞。
石嘴山是国家“一五”时期布局建设的十大煤炭工业基地之一，三线建设重要的布局点，宁夏工业的摇篮。五十多年来，来自全国各地的几十万建设者们在这里交汇交融，开发开拓，艰苦奋斗，把石嘴山建设成为一座充满活力的工业城市、开放包容的移民城市、山河湖交相辉映的美丽城市，形成了“五湖四海、自强不息”的石嘴山精神，铸就了开放包容、海纳百川的文化特征和城市品格。
历史是前人的实践和智慧之书。《石嘴山史话》内容从古至今，跨越两千多年，全面系统地再现了石嘴山的历史发展变迁过程，它既是石嘴山的历史记录与文化传承，也是宣传石嘴山、弘扬石嘴山精神的优良媒介。
读史可以明智，知古方能鉴今。我们学习历史，就是要结合我们正在干的事业和正在做的事情，继承发展优良传统和优秀文化，善于借鉴各种有益经验，凝聚全市人民的智慧和力量，着力推进民生、产业、生态转型发展，加快建设开放富裕和谐美丽的新型工业城市，在全区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共同创造石嘴山更加美好的明天。
是为序。中共石嘴山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二〇一三年七月二十日
引言
石嘴山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最北端，东濒滔滔黄河水，西依巍巍贺兰山，北临黄河水，南连银川平原。北、东、西三面与内蒙古毗邻，南与银川市兴庆区、贺兰县接壤，因“山石突出如嘴”而得名。
石嘴山是宁夏工业的摇篮，自建市以来工业一直在全区经济发展中居于领先地位，因生产无烟煤而闻名中外，号称“塞上煤城”。石嘴山电力资源丰富，交通便捷，工业矿产资源丰富，现已探明有金属和非金属等十多种矿藏，尤以煤、硅石、黏土等非金属矿藏蕴藏量大。
石嘴山不仅是一座“因煤而兴”的工业城市，也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的城市。早在4万至1.5万年前，人类就已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繁衍生息。悠久古老的历史造就了石嘴山丰富深厚的文化底蕴，市境内长城逶迤，烽燧众多，名胜古迹随处可见；贺兰山险峻奇崛，雄姿英发；黄河水舒展平缓，昼夜奔流不息。石嘴山通衢南北，连接西东，是西部重要的内陆口岸。
这里既有贺兰山岩画、古长城遗址、古生物化石、北武当庙等文物古迹，又有大武口森林公园、大武口星海湖（北沙湖）水上公园、惠农万亩枸杞园、万亩红柳园、平罗万亩生态林等现代景观。北武当古庙静谧深邃，300年来香火不断；星海湖绿水绕芦，金沙筑岛，碧波荡漾，群鸟竞翔；昔日金戈铁马的兵沟大峡谷现已成为蜚声中外的影视外景基地。
这里的古化石资源广博丰富，贺兰山岩画文化历史悠久；长城、黄河文化交相辉映，大漠和草原文化交汇呈现；西夏文化积淀深厚，佛道儒教文化包容共生；历史名人逸事广为流传，回族风情特色浓郁。这里的每一件文物古迹都饱经历史沧桑，记录着神秘的故事。多元文化交融交汇，是前人和大自然赐予石嘴山的十分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与自然资源。今日石嘴山一古代的沧桑变迁1人类文明的摇篮
石嘴山地区早在4万至1.5万年前就已有原始人聚居生活。在今平罗县陶乐镇南部发现的水洞沟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就是最好的实证。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专家牛达生、杜玉冰在其《石嘴山地区原始社会文化遗存》（载于《石嘴山史志》1989年第1期）中指出：“水洞沟发源于灵武县境，经陶乐县（今石嘴山市平罗县陶乐镇）南境流入黄河。在石嘴山市境内，也曾发现过类似水洞沟类型的石器。只要不拘泥于现在的行政区划，水洞沟时代的人类，就是石嘴山地区最早活动的人类，就是石嘴山地区最早的文化。”
人类在经过漫长的旧石器时代之后，大约在距今八九千年至三四千年前，进入新石器时代。在距今大约四五千年前，人类在贺兰山东麓的活动更为频繁。在石嘴山市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表明，人类大多选择在水草丰美，既能放牧又能保障人畜饮水需要的场所周围生活。已考古发掘的今平罗暖泉、明水湖、沙湖墩、惠农燕子墩、陶乐高仁镇、程家湾、察汗埂等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和分布于贺兰山沟谷的早期岩画，均表现了远古游牧民族经济生活、社会风貌和原始宗教的鲜明特征。
其中，暖泉新石器时代遗址位于平罗县西南58公里的暖泉村，遗址位于贺兰山洪积扇上。这里不仅发现了细石器、陶器、石磨盘等文物，还发现了当时人类居住的房址。房址为单间，浅地穴式，略呈方形圆角，边长3米左右，朝东设有狭长的门道，供人出入。房址中心对门的方向，设一圆形火膛，以便炊煮、取暖和照明用。火膛后置一红色夹砂圆底罐，可供保存火种。火膛旁边有加工食物的器具石磨盘和磨棒等。以上这些说明人类已开始在这里定居，并出现了原始村落。该房址与西安半坡仰韶文化房址相似，对研究原始社会居民住房和生活习俗，具有重要意义。
明水湖新石器时代遗址位于平罗县西北9公里的简泉农场机砖厂附近。这里原是古湖泊，遗址靠近湖边，北靠长城，周边被沙丘环绕，面积约300平方米。由于流沙覆盖，发现遗存不多，遗物多集中在北长城的一个豁口内。地表发现用燧石打制的石锥、石刮削器、石叶、石片、石核等细小石器40件，同时还发现泥质红陶、夹砂灰陶陶片和石珠等。
2006年，宁夏文物考古工作者对位于石嘴山市境内涝坝沟的一处石器遗址进行了考证，初步鉴定其为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距今约有4500年的历史。该遗址位于涝坝沟北侧200米，面积约5000平方米，文化堆积厚约0.2～0.5米，地面散布有石核、刮削器、叶状器等。该遗址距石嘴山市约10公里，北侧位于贺兰山一泄洪沟，阶地距山顶80米左右，距离石刻塔60米。在居址5000平方米的范围内发现有4处遗址和陶片，可辨器形有罐、盆遗片等。这一发现证明，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先民就已在贺兰山北端居住，这为研究贺兰山人类文化的形成提供了重要依据，也可以推测出贺兰山岩画的形成与这些早期先民有着密切的关系。暖泉新石器时代遗址2秦汉的筑障固边与移民设县蒙恬筑障固边
由于位置突出，地形险要，石嘴山在历史上就是历代王朝的北部设防地带，以宁夏北部的“咽喉”“锁钥”著称。秦始皇统一中国前，今石嘴山市全境也是游牧部族的驻牧之地。后来，这些名称各异的部落逐渐融合为强盛的匈奴族，成为燕、赵、秦的北面边患。公元前222年，匈奴的两个部落趁秦灭六国大战中原之机，悄悄渡黄河南下，进入水草丰美的河南地（今黄河河套西北部，包括石嘴山市境），控制了整个石嘴山地区，成为新生的秦帝国的心腹大患。
公元前215年，秦始皇巡视北部边防，行至上郡（今陕西榆林西南）时，为他求长生不老之药的卢生上奏说，他发现记载预言的“谶书”上有“亡秦者胡也”的字样。在古代，中原汉人一般把北方、西方各游牧民族统称为“胡人”。秦始皇闻之心神不宁。为消除北部匈奴侵扰之患，秦始皇于当年就派遣大将蒙恬统领30万秦军北击匈奴。
蒙恬，齐国（今山东）人，祖父蒙骜，是战国时期秦国的著名将领，官至上卿，曾在秦国统一六国的战争中立下汗马功劳。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蒙恬被封为将军，因破齐大获全胜，被拜为内史（管理京城的最高行政长官）。
蒙恬率军经过多次大战，终于将匈奴驱逐到阴山以北的漠北地区，收复了河套地区的黄河以南各地，今石嘴山全境也完全被纳入秦王朝的版图。为了更好地防御匈奴的侵犯，秦始皇命令蒙恬沿黄河一线修筑长城。蒙恬把战国时期秦、赵、燕等国的长城连接起来，并进一步加固和增筑，修成了西起临洮（今甘肃岷县），东到辽东，逶迤绵延1万余里的长城（这就是当今世界著名的万里长城）。
蒙恬在修筑万里长城的同时，于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开始在险要地段设置要塞，构建军事防御体系。一是“城河上以为塞”，从榆中至河东沿黄河修建34（一作44）座县城临河；二是沿黄河内侧“筑亭障以御戎人”。宁夏境内395公里的黄河流域，当时修筑了两个障，一个叫神泉障，位置在今吴忠市利通区金积镇以西；另一个就是塞外浑怀障，在今石嘴山市黄河东岸的平罗县陶乐镇南部。浑怀障（仿古建筑）
秦朝时的塞外浑怀障在富平县境内。当时富平县辖区很广，南至中卫市，北至石嘴山市河东陶乐灌区，包含了今天宁夏整个黄河自流灌溉区。浑怀障近200公里的防线上驻守了上千官兵。为了补充粮草，秦朝在筑塞外浑怀障的第二年，即公元前213年，实行了两项移民政策：一是“徙谪戍”，把犯有轻罪的囚徒，流放到新建的亭、障、城戍守；二是移民“实之初县”，往新设置的县迁移内地汉民。这样，塞外浑怀障就迎来了第一批城民，石嘴山地区得到了首次开发，蒙恬被认为是石嘴山地区最早的开发者。
自从蒙恬被秦二世与赵高逼迫自杀后，守御浑怀障和其他城障的士卒溃散，匈奴各部族在冒顿单于的治理下，趁机侵占了包括今石嘴山地区在内的整个河南地。到汉文帝时，匈奴的势力已扩张到秦长城一线，即今固原市南部，不断到内地掳掠。此后，汉朝廷采取和亲、移民实边、加强边防、输米入边、外交谈判等各种对策，但终不能制止匈奴的南侵。卫青、霍去病征伐匈奴
汉武帝在位时，国力强盛，开始大规模对匈奴用兵。其中，最大的战役有三次：一是卫青收复河南地之战，二是霍去病祁连山麓之战，三是卫青、霍去病等漠北之战。
元光五年（公元前130），汉武帝派兵出击匈奴，兵分四路，各领万骑。拜卫青为车骑将军，出上谷；太仆公孙贺为轻车将军，出云中；大中大夫公孙敖为骑将军，出代郡；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出雁门。其余三路皆败，“飞将军”李广也被俘，唯有卫青大获全胜，一直追到匈奴的王庭龙城，斩首数百而归。首战告捷，卫青被封为关内侯。此后，卫青作为汉军统帅，多次率兵与匈奴恶战，其中与石嘴山地区有关的是收复河南地的河南之战。
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卫青率3万骑进入鄂尔多斯草原，与长期盘踞在河南地的白羊王、楼烦王激战，转战3000里至陇西，俘敌数千，获马、牛、羊百余万。这次战役，是汉朝与匈奴军事对峙的转折点，卫青不但派部属修复了秦蒙恬所筑的县城、亭障，沿黄河西起今银川市、东北至榆林构建了军事防御体系，还在今杭锦后旗筑朔方城，建朔方郡，史书称之为“筑卫朔方”。河南之战后，整个石嘴山地区回归了汉朝版图，从此安定了200多年。
霍去病（公元前140～前117），河东郡平阳县（今山西临汾西南）人，西汉名将，他母亲是卫青的姐姐。在舅舅卫青的影响下，霍去病自幼刻苦练习骑射，养成吃苦耐劳、坚毅果敢的性格。元朔六年（公元前123），18岁的霍去病被汉武帝任命为骠姚校尉，随卫青征讨匈奴于漠南（今蒙古高原大沙漠以南），以轻骑800深入敌后数百里，斩首2028人，杀死单于的祖父，俘虏单于的国相及叔叔。两年后，又被封为骠骑将军，袭击退到河西走廊的匈奴主力，斩首3万余，俘获更多。同年秋，霍去病奉命接应率众降汉的匈奴浑邪王，率部驰入匈奴军中，斩杀叛者，浑邪王率数万余众归汉。从此，汉朝控制河西走廊，设立了河西四郡，也打通了通往西域的道路。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夏，霍去病与卫青各率5万骑深入漠北进击匈奴，大败左贤王部，乘胜追击到狼居胥山（今蒙古国肯特山）一带，一直打到瀚海（今俄罗斯贝加尔湖），共歼敌7万余人。这一役后，霍去病威震匈奴，后升任大司马。汉武帝为了表彰他专门命人为他建造府第，霍去病婉言谢绝，留下了“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千古名句。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仅24岁的霍去病英年早逝。汉武帝下令将霍去病的坟墓修成祁连山的模样，彰显他力克匈奴、夺取河西的奇功。
卫青与霍去病数击匈奴，各有一次经过了今石嘴山市境内。在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卫青收复河南地的河南之战中，据《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记载，战前汉武帝的部署是，命令卫青“出云中以西至高阙”。但战场的情况瞬息万变，于是就出现了战事结束后汉武帝描述的一段话：“今车骑将军青渡西河至高阙，绝梓岭，梁北河……”西河就是今石嘴山市至内蒙古五原一段的黄河。对此，《水经注》有明确记载：“河水又东北迳廉县故城东，王莽之西河亭。”西汉廉县在今石嘴山市平罗县下庙乡暖泉村三队，王莽时因其城之东有西河流过，所以改名西河亭。从地图上也可以解释清楚：河套地区的黄河呈“几”字形，西面的叫西河；从内蒙古托克托县到山西壶口一段在东面，故名东河；包头到托克托一段因在最北，故称北河。数万大军要渡西河，必得架桥梁，所以叫“梁北河”。唐张守节《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梁北河在灵州界。”但唐灵州北境一度管到内蒙古五原。
卫青这次长途奔袭的线路就是从长安向北经陕西淳化、靖边进入鄂尔多斯，然后向西北追击至石嘴山市河东地区，又沿黄河东岸追击至五原县，架浮桥（按当时的科技水平，所架之桥应是浮桥）西渡黄河，向北追至高阙。后因匈奴主力沿黄河西岸向南逃窜，卫青又折向南，经贺兰山东麓追至陇西，其间又经过今石嘴山的河西地区。
霍去病在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夏对匈奴进行的祁连山之战中也经过了今石嘴山地区。这次战役兵分四路，东边为李广、张骞两路，俱出右北平；西边为霍去病、公孙敖两路，俱出北地郡（今甘肃庆阳马岭，在今石嘴山附近）。这次战役，霍去病虽失去联系孤军作战，但他却大获全胜。休屠王全军覆没，被斩首的达3万多人，被俘的更多，包括王公大臣、妻妾王子，数万精骑尽皆逃散。经过这次战役，匈奴元气大伤。移民设县
卫青、霍去病驱逐匈奴后，河套以南成为安宁之乡。汉武帝采纳了平津侯主父偃的奏议开始开发此地，并开始向北地郡的富平县、灵州县、廉县大规模移民。据《史记》《汉书》的记载，元狩二年（公元前121），移入关东贫民；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山东因河水泛滥遭特大水灾，上百万灾民流离失所，朝廷将其中的70余万人安置到新秦中，其中也包括今天的石嘴山地区；元鼎六年（公元前111），汉武帝又下令从河南地调拨士兵60万，安排到各城、障，平时戍守、屯田，一旦有警，召之能战。今石嘴山市的河东地区，因属塞外浑怀障防区，是军屯的重点之一，当时在浑怀障屯田的士兵至少过万人。
经元狩年间的大规模移民后，石嘴山地区进入了历史上的第一个经济大开发时期。河西以发展牧业为主，河东主要发展农业。因为黄河以西的平原地区虽已有灌溉渠道，但渠水到不了石嘴山地区，因而只能以发展畜牧业为主。再者，汉武帝拓疆扩土主要靠骑兵，他特别重视养马。据《史记·平准书》记载，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即设立廉县后的第三年，汉武帝进入北地郡打猎，看到道路上千里无亭徼（亭，西汉道路沿线十里设一亭，掌治安、警卫，兼管停留旅客及周围民事；徼，军事要塞），当即诛杀北地太守及其属官，同时下令“民得畜牧边县”。
廉县既属北地郡，又是最北面的“边县”，牧草遍野，高过马腹，牧马业就成为重点发展的产业。为了使“畜牧边县”的政令得到落实，朝廷又制定了扶植政策，由官方给新迁入的移民无偿提供种马，每10匹种马，繁殖三年后，交给朝廷l匹马驹作为利息。除了养马，为解决生计，还要养羊、养牛。至于粮食种植，则成了副业。经过30年的开发，到汉昭帝时，廉县的人口数量已达万人左右，呈现出“水草丰美，土宜产牧，牛马衔尾，群羊塞道”的富足景象。
今石嘴山地区的河东部分，当时位于黄河的岔河东岸，因水流不急，各处都可引水溉田。既有灌溉之利，经济开发就以农业为主。浑怀障的戍田士卒就在这片土地上屯垦、穿渠引水，河东地区遂形成灌区。为了发展农业，汉武帝专门设搜粟都尉，任命赵过为首任都尉。赵过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农业专家，他首创“代田法”，将田块分成三畦、三垄，既抗旱节水，又可按畦、垄轮作、间种。他亲自推广普及“代田法”，教百姓耕种，使该法成为北方普遍采用的耕作技术。在赵过的主持下，还创制了三脚耧等多种耕耘工具。其中的三脚耧，当时在石嘴山地区已广为使用。
随着大规模移民到河南地畜牧、屯垦，原有的行政区划已不适应管理的需要，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前后，朝廷把河南地一分为二，划出西南部增设安定郡；新的北地郡下增设6个县，廉县是其中之一。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廉，卑移山（今贺兰山）在西北”，为西汉北地郡19县之一。廉县位于全郡的北端，辖境包括今宁夏永宁县以北的银川市、石嘴山市，为管理屯田移民的行政中心，也是贺兰山东麓的边防要塞，是石嘴山市境内有史可考的第一个县级建置，距今2100余年。
经过西汉末年的战乱，各地人口锐减。到东汉时，朝廷按人口多少撤并郡县，北地郡从原辖19县减为6县，但廉县仍然保留。此时廉县仍属北地郡管辖，但其属地有所增加，即将西汉灵武县（治今青铜峡市邵岗镇）的北部（今贺兰县西部）划入。廉县不超过500户2000人，与西汉中期相比已是十去七八，但这里的牧场仍相当好。东汉中期，羌族、鲜卑族大量进入廉县。永和六年（141），声势浩大的羌族起义波及全境，朝廷下令将北地郡南徙关中，廉县县城被废弃。
关于廉县的遗址，据《水经注》记载，黄河“东北迳廉县故城东”，反映出北魏时期廉县遗址位于当时黄河河道西侧。宁夏考古工作者认为，平罗县下庙乡暖泉村三队的汉城遗址可能就是廉县县城（牛达生、许成：《贺兰山文物古迹考察与研究》）。
今下庙乡暖泉村的廉县遗址，由于农耕破坏，南北仅剩200余米，东西只余100多米，但地表仍有大量灰陶、黑陶及夹砂红陶残片，还有少量卷云纹瓦当和残砖，均具汉代特征。20世纪50年代，当地群众在廉县遗址挖出过两只绳纹陶罐，一件罐高47厘米，口径22厘米，外壁有汉代的绳纹特征。20世纪80年代末，文物工作者到现场拾到一枚西汉时期的五铢钱。另外，在暖泉村还发现有规模较大的汉墓遗址，现存汉墓数十座。这些文物和遗址，都是汉代廉县城址的物证。3李唐的定远扬威与党项的立国拓疆定远郡城威名扬
唐代早期分全国为十道，后增为十五道，今石嘴山地区多数时期属于关内道的灵州管辖。关内道，就是靠近京城的“内地”，也就是“京畿”地区，其行政建置与隋朝相比，变化很大。一是河东地区因黄河游荡冲刷，耕地大量减少，原设的历城郡不复存在，灵武县也迁往今青铜峡邵岗堡西。由此迄清末，河东地区再无郡、县级行政建置。二是河西地区在唐朝建立后130多年有军无县，没有行政建置，原有的临河郡、临河县在唐初即被撤销。开元盛世之后，人口日渐增加，才在今平罗县姚伏镇附近新设定远县，唐末升为警州。三是河西地区的军事地位日显重要，成为关内道、朔方军的屯兵重地。
天宝以前，整个关内道有数十州，包括今陕西秦岭以北、内蒙古中部和西部、宁夏全境、甘肃的陇东，一共才设了9个军府，其中石嘴山就占了两个——新昌军和定远军。修筑定远军城的是武则天时代两位名相张仁愿和郭元振。张仁愿于景龙元年（707）在今平罗县姚伏镇东筑定远城，6年后郭元振又在原地拓展重筑。又过了约20年，兵马倍增，原来的城池不敷使用，信安王李祎遂在城西另筑一城，取名羊马城，又称定远西城，为安置军马专用。
唐宪宗初年，吐蕃大举进入河套地区，河外六城中三城被攻陷，定远军城变为前沿阵地。元和十二年（817），吐蕃一面派使臣到长安议和，一面却暗中调兵遣将分路进攻平凉、灵州等地。朔方军北路的定远军首当其冲，经过浴血苦战，定远军大胜，斩敌首级2000。唐宪宗闻讯，当即扣留以论矩立为首的吐蕃使团，两年后才予释放。唐代大诗人王维《老将行》中的“贺兰山下阵如云”，就是对定远军城的真实描写。唐代边城党项拓土开疆
北宋政权建立后，赵匡胤设宴招待各节度使，“杯酒释兵权”。从此，朔方节度使不复存在，定远军也随之撤销，其间历时257年。
宋朝统一中原后，北方游牧民族党项羌族的一支以今宁夏为中心建立了一个地方割据政权，即西夏。此后，历史上出现了北宋、辽、西夏鼎立的局面，后为南宋、西夏、金相对峙。在这一时期，今石嘴山地区先后为北宋和西夏所拥有，同时作为北门的“锁钥”，也是相互防御的前沿和门户。
宋朝建立时，党项羌族的力量已十分强大。自从党项拓跋思恭在唐朝中和元年（881）封为夏国公后，在夏州（在今陕西境内）世代割据相袭。宋朝吸取唐朝灭亡的教训，决心消除地方割据势力隐患。宋真宗命当时的党项首领李继捧献上党项长期统治着的夏、银、绥、静、宥五州，结束了党项羌族世代割据的局面，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就在李继捧向宋朝献地之时，他的族弟——20岁的李继迁——却走上了反宋自立的道路。
李继迁出生于银川，高祖是拓跋思恭。李继迁听取了汉儒谋士张浦“避走漠北，安立室家，联络豪右，卷甲重来”的建议，诈称乳母病死要到郊外埋葬，将兵器藏在灵柩中，率数十名亲信逃出了银川，到了夏州东北300里的地斤泽（在今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境内），以此为基地，走上了反宋的道路。他的目标是夺回陕北故地，然后向西发展，攻取灵州，占领西凉，为党项族谋取更广阔的发展领地。
灵州历来是中原王朝的西北门户，所辖河外五镇是北宋和党项争夺的焦点地带。李继迁若占领灵州，则可统一整个西北，与宋、辽抗衡。咸平四年（1001），李继迁率5万人马攻打灵州。
面对李继迁的进攻，宋廷内部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宋真宗力主保灵州，他派王超为西面行营都部署，率兵6万援助灵州。在久攻灵州不克的情况下，李继迁转而攻打灵州的外围军镇，意在使灵州变成孤城后再围攻。李继迁首先把目标指向灵州北端的威远军，想通过占领威远军达到围攻怀远镇的目的。
黄河西岸的威远军一带本就是蕃族居住之地，部分党项拓跋部族早在唐末五代时就迁居这里，并有很大的势力。因此，李继迁攻威远有很大的优势。他通过胁迫、利诱的手段得到了当地党项族和其他蕃族的支持。而当时驻守这一带的宋朝守将李赞率兵不满百名，再加上连日作战筋疲力尽，最后无法抵御李继迁的强攻，李赞力尽自焚。击破威远军后，李继迁又乘胜攻破了灵州外围的保静、永州和清远军，灵州基本失去了外援，成为孤城。
此时，灵州的知州为裴济。在灵州之战中，裴济全力固守城池，在战事吃紧之时，曾以血书求救于宋廷，但始终不见宋朝援军的踪影，最后，灵州城中弹尽粮绝，裴济被杀。
灵州之战后，李继迁完全占有了黄河两岸的兴灵平原。他以祖上世爵西平、辽又授他西平王封号为由改灵州为西平府，把党项贵族也迁到西平府，图谋大业。自此，今宁夏石嘴山地区在长达200余年的时间里，都处于党项贵族的统治之下，宁夏平原成为党项拓跋氏成就霸业的基地。
后来，李继迁在攻取西凉的战争中丧命后，继承者是他年仅23岁的儿子李德明。李德明多年随父亲转战南北，心胸开阔，深谋远虑。初继位时谨遵父亲临终嘱托，不与辽、宋抗衡，向宋朝请和归顺。李德明一心致力于本土统治的巩固。
可是，党项部众看到李继迁新死，李德明又没有得到宋、辽的册封，纷纷内投于宋朝。宋朝边将也建议宋真宗乘党项政权处于幼主新立、人心惶惶之机，一举将其歼灭，统一西北地区。李德明在严峻形势的考验下，一面派使者到辽请求册封，另一面派人到宋请和以稳定人心。景德二年（1005）六月，李德明凭借收复了西凉、党项割据政权，军威已振的机会，遣使向宋入贡，宋朝也借机提出让李德明交出灵州、派一个子弟到朝廷做人质、解散党项军队、归还夺取的宋朝的土地官吏等条件，李德明百般推托。辽国见李德明与宋朝之间出现了抗衡对峙，借机册封李德明为“西平王”，鼓动他与宋抗衡。
李德明权衡再三，于景德三年（1006）九月，再派使臣向宋进贡。宋真宗默认了李德明的特殊地位，授予他定难军节度使，晋爵“西平王”，每年赐银万两、绢万匹、钱万贯、茶两万斤，还下令河西一带“蕃族各守疆界，沿边诸部如德明无所侵扰，则勿纵兵出境”。至此，李德明巩固了自己在党项割据政权中的统治地位，也缓和了党项割据政权与辽、宋的关系。
李德明虽然对辽、宋称臣，但只是为了暂时喘息休整，从中得到大量的经济利益。因此，李德明在与宋、辽保持友好关系的同时，又请求在保安军（今陕西志丹县）设立榷场，使党项羌族人与汉人在这里自由贸易，双方互通有无。由于李德明执行了一条保境息民、发展生产、统一河西的政策，党项割据政权不仅得到了巩固，而且获得了大的发展，为以后西夏建国奠定了基础。
李德明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不仅巩固了党项割据政权，而且用了20余年的时间把势力延伸到河西一带，拓疆数千里，为西夏立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天禧三年（1019）六月，党项内部盛传在怀远镇北的温泉山中有龙出现，李德明认为这是一个吉兆，遂萌生了将大本营迁至怀远之意。于是，李德明便在怀远镇营建新城。天禧四年（1020）十一月，李德明改怀远镇为兴州，“迁都”于此。自此，以游牧为主的党项羌族政治中心，迁到有了千年水利之基的发达农业区，这为以后西夏国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李德明入驻兴州后，兴州北部地区（今宁夏石嘴山地区）的军事、地理意义显得更为重要。兴州以北的定州一带土地膏腴，向来是蕃族放牧栖息之地，也是兴州的北大门。兴州西北200余里的省嵬山上有省嵬口，为军事防御要地。为了加强对兴州以北及贺兰山一带诸蕃部的驾驭，也为了加强兴州北部的防卫，李德明派人在省嵬山的西南（今宁夏石嘴山惠农区庙台乡省嵬村）修筑了省嵬城。
关于省嵬城的建筑及其功能，见于史料记载的不多。因为蒙古灭西夏之后，西夏国史料多遭毁坏和遗失，只知道宋天圣二年（1024），“德明作省嵬城于定州”，以控驭蕃族，屏蔽兴州。《明一统志》载：“省嵬城在河东，河东废城也。”《宁夏府志》载：“嵬城遗址在省嵬山下，西南去府（今银川）东北一百四十里，逾黄河。”吴广成《西夏书事》载：北宋天圣二年春二月，“德明作省嵬城于定州”。这些记载虽很简略，却载明了省嵬城遗址的所在地点、修建年代和修建目的。
就目前省嵬城的遗址来看，此城边长约600米，总面积36万平方米。城墙为夯土筑成，西、北墙保存较好，高2～4米不等。城墙上窄下宽，基宽13米。北墙长588米，南墙长587米，东墙长593米，西墙长590米。南墙中部开有一门，城门只有一个门道，宽约4米，长13米。门洞两侧铺一层不甚规整的长条石作为基础，其上有四个圆形石柱础。门道中有一石门槛，用较规整的条石做成，高出地面0.3米。石门槛两侧各有一个石门枕，上有沟槽，似安门框的地方，沟槽北面有一半圆形的孔，为承门枢的轴孔，门前尚留有瓮城墙痕迹，这也证明了此城的主要功能是军事防御。
省嵬城作为西夏国都兴州的北部屏蔽，在抵御西北的辽国和后来的蒙古军入侵方面发挥的军事功能是不容置疑的。宁夏考古工作者通过对省嵬村的古代城址进行试掘，认为这就是省嵬城遗迹。当地群众习惯把“省嵬”读作“西省兀”，有关学者认为这种发音来自宋代，为党项羌族族名之一。黄河河道的东移，造成明代原在河东的省嵬废城现居河西的状况。1964～1965年考古工作者对省嵬城进行了小规模的发掘，并对南城门址进行了清理，在门前填土中发现了许多唐、宋、西夏货币及铁钉、铁片、瓷器和鸱吻、砖瓦等建筑材料，后来又出土了一具秃发瓷制人头。2001年7月1日，省嵬城被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确定为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蒙元的克夷门之战与明廷的歼虏平乱克夷门之战
李德明病故后，其子李元昊袭封，于1038年以夏为国号建国，史称“西夏”。李元昊成为西夏第一代皇帝。
李元昊称帝后对党项割据政权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其中升兴州为“兴庆府”，并将其作为都城。他还全面整顿了军事建制，将党项部落兵制与中原兵制相结合，建立了西夏的兵制，将军队依所驻地域分为左、右两厢和12个监军司。其中在今石嘴山市境内的有右厢朝顺军司，驻克夷门（今石嘴山贺兰山大水沟）。兵力分布在以都城兴庆府为中心的一个三角线上，其中兴庆府兵力7万人，灵州5万人，贺兰山克夷门一带驻兵5万人，统领这里的蕃部，防御辽的入侵。
为了壮大声势，李元昊还将许多城镇堡寨改称为州郡，并安置本部族亲信为各州郡官员，以加强对全境的统治。其中在今宁夏境内的有9个州，即兴州、永州、定州、盐州、灵州、环州、顺州、威州和西安州。定州是改宋威远军而成的，辖境在今宁夏平罗县境内。同时，他还在所谓的京都大兴土木，“广宫城，营殿宇”。在贺兰山一带兴建离宫，以供他享乐游玩。
促使西夏国走向灭亡的是发生在今石嘴山地区的贺兰山克夷门之战，这是蒙古灭夏的关键转折点。
克夷门是石嘴山境内贺兰山的一处隘口，是西夏都城的门户，也是宁夏平原北出塞外的战略要隘。高耸的两山对峙，中间通一条小径，悬崖危立、高不可攀，易守难攻。李元昊看中了这里的风水，在此修建皇家寺院，并设右厢朝顺监军司，布兵5万固守。夏应天四年（1209年）三月，成吉思汗第三次率军攻西夏，克夷门的驻军骤增，局势十分紧张。
蒙古军集中兵力猛攻，夏军大败。四月，蒙古军进围斡罗孩城，城陷。蒙古军乘胜南进，直抵西夏都城中兴府（今宁夏银川市兴庆区）外围要隘贺兰山克夷门。克夷门原来就驻军5万人，这次西夏国主李安全又派西夏著名老将嵬名令公率兵5万前往克夷门增援。嵬名令公乃西夏皇族，身经百战，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当蒙古军一举攻克了西夏斡罗孩城，到达贺兰山的克夷门后，蒙古军大胆进入贺兰山口。正当行军至山隘中央时，早已在山上等待多时的西夏老将嵬名令公率军自山上飞驰而下，把蒙古军断成几截，使其首尾不能相顾，蒙古军措手不及，将士慌乱不能应战。一场激战过后，蒙古军死伤无数，残部退出山口，西夏军队取得了初战胜利。
蒙古军退出贺兰山口后，在山西侧驻扎下来，双方军队进入了相持阶段。嵬名令公想通过消耗战取得最终的胜利，以为不出克夷门，坚守城池，蒙古军队就不敢轻易进攻。可是，两个月过去了，成吉思汗看到粮草日渐消耗，士气低落，遂改变了以前的强攻战术，采取游骑袭扰的策略，引诱西夏军出城。嵬名令公以为蒙古军已不堪一击，于是率军出关偷袭敌营，结果中了蒙古军早已设好的埋伏，嵬名令公被俘，将士死伤无数，蒙古军乘机攻占克夷门。
西夏都城的外围被攻破，蒙古军一路连克定州、兴州各堡寨，包围了西夏都城兴庆府。兴庆府自李德明定都之后，又经历代西夏国主的不断加固，城池固若金汤，再加上西夏国主李安全亲自督战，蒙古军久攻不下。就在成吉思汗发愁之际，天突降大雨，黄河水暴涨，成吉思汗立即派将士挖渠筑防，引黄河水灌中兴府。这个残酷的战略方针使兴庆府城中的居民被溺死的无以计数，城墙也有坍塌的危险。西夏被迫向金求援，不料金却拒绝援助。正当西夏无处求助之时，蒙古军修的筑堤决口，河水反淹蒙古军队，成吉思汗被迫撤军停战。西夏借机向蒙古称臣纳贡，蒙古放还了嵬名令公。
克夷门之战完成了成吉思汗的第一个战略目的，一方面，他通过战争获得了大量的粮草和战利品；另一方面，使夏、金解除了盟约，彻底解除了蒙古灭金的后顾之忧。克夷门之战成为成吉思汗扩张战争的转折点，也成为西夏衰败的转折点。公元1227年，蒙古铁骑灭夏，对兴庆府、贺兰山一带的离宫进行了抢掠和焚烧，西夏随之灰飞烟灭。蒙古军进攻西夏线路图明朝边境战事
明朝建立后，北部边境经常受到蒙古残余势力的侵扰，宁夏首当其冲，石嘴山地区更是战略前沿。在整个明朝，石嘴山地区发生过多次边境战事。
天顺五年（1461）一月，鞑靼部进攻平虏城，指挥许某被杀。明弘治五年（1492）十一月，鞑靼部进攻威镇堡。弘治十一年（1498）初，鞑靼部落首领率部驻贺兰山蒲草沟，总制王越率兵西出贺兰山围剿，击毙40余人，获牛马器仗甚众。七月，久居贺兰山后的蒙古部落“小王子”，多次侵扰边地，总制王越率兵将其击败于贺兰山柳门沟。正德九年（1514）九月，鞑靼“小王子”率部3万余人攻入平虏。
嘉靖十一年（1532），吉囊骑兵10万屯居贺兰山后进犯镇远关（今石嘴山西北约5公里，正义关沟口老关疙瘩处）。宁夏总兵王效、延绥副总兵梁震与游击将军郑时、史经会兵堵击，吉囊兵向北蜂窝山败退。嘉靖十二年（1533），吉囊率兵屡犯镇远关，宁夏总兵王效、延绥副总兵梁震、游击将军郑时会兵抗击，逾柳门沟，追至蜂窝山，在激战中吉囊部向西北败退。嘉靖十三年（1534），吉囊部进入沙湖（今平石公路与包兰铁路交会处），结帐驻牧，扰乱地方，妨人耕牧，危及宁夏平原。宁夏总兵王效、副总兵苗銮、游击将军蒋存礼会兵攻击，击毙100余人，使其向山后退走。嘉靖十五年（1536），久居套中的蒙古济农部，用牛皮浑脱渡过黄河，进入贺兰山后，多次进犯宁夏西北边地，总制唐龙、总兵王效、延绥副总兵梁震会兵进剿，济农兵败向西撤退。嘉靖十六年（1537），吉囊部由打硙口（今石嘴山市大武口）大举入侵，总兵王效，副总兵任杰与游击将军郑时、冯大俭会兵阻击，吉囊兵向西北溃退。嘉靖十八年（1539），吉囊率部侵入打硙口，结帐扎寨，多次进攻平虏城（今平罗城），宁夏北部不宁，镇城告急。副总兵任杰率兵进剿，击毙40余人，获牛马器仗甚众，镇城危机解除。嘉靖二十年（1541）春，吉囊部进攻镇朔堡，总兵李义率兵迎击，吉囊兵败。嘉靖四十年（1561），后套一部来犯省嵬口，欲攻宁夏境地，总兵赵应率兵阻击，击毙43人，余部撤退。
隆庆二年（1568），鞑靼部首领率兵进攻边地，企图侵占宁夏镇境地。总督王崇古、总兵雷龙率兵迎击，大败鞑靼于归德口。隆庆三年（1569），后套鞑靼部落首领结伙南进，企图放牧于宁夏平原。总督王崇古令雷龙选精兵3000人，追至贺兰山后。
万历三年（1575）五月，叛明将领土文秀率骑兵500人围攻平虏城（今平罗城），总兵麻贵率精兵300人至平虏城解围。万历二十三年（1595）正月，河套鞑靼部首领率兵由西北方入侵平虏，总兵解一清督平虏参将吴显率兵至平湖墩围剿，鞑靼部败。是月，鞑靼一部由河东入侵平虏，参将邓凤就、石尚文，守备陈王道会兵围剿，击败鞑靼部于水塘、沙竹梁等地，鞑靼兵退，平虏境安宁。万历二十四年（1596）九月，著力兔率部进犯平虏、横城（今灵武县境），宁夏镇李如柏亲自统兵指挥作战，歼敌数百人。同年，鞑靼部进攻威镇堡，明官军抗击，鞑靼兵败。万历二十五年（1597），著力兔、宰僧纠合众多部落入侵平虏、兴武营等地，总兵杜同、副总兵马孔英、平虏参将邓风就、中卫参将萧如薰会兵抗战，败敌于水塘沟、兴武营、平虏。万历二十七年（1599）二月，鞑靼部大举进犯宁夏镇北部地区。巡抚杨时宁、总兵杜同等率精兵协同作战，鞑靼兵败黄草滩。万历四十年（1612）七月，巡抚崔景荣得到鞑靼兵驻北长城外的情报后，立即派兵戒严，遂令总兵姚国忠、副总兵王宣率兵急驰平虏，两军大战于沙石老湾，鞑靼兵向西北方向败走。是年，总兵赵应击败后套鞑靼于省嵬口。
崇祯十年（1637）正月，后套鞑靼哈尔扎联合山丹包六等酋长进入平虏境内，被宁夏守军击退。崇祯十三年（1640），吉能等部据贺兰山后，酋长刀兔计、王脱兔多次犯边，平虏参将杜希伏统军进剿，王脱兔被杀，于是刀兔计畏服纳款，平虏地方安宁。地方士民为杜希伏建生祠于平虏城。崇祯十四年（1641）正月，哈儿扎联合山丹包六等酋长率兵侵犯平虏地方，总兵抚民提兵临阵，斩获酋长哈儿扎、井台吉恰强等。
从明代蒙古进犯宁夏的情况来看，成化以前万历以后，边事较少，成化之后，边事骤增。入犯宁夏镇的蒙古各部大多来自河套地区。为了抵御蒙古各部的侵扰，明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加强边备，并变消极防守为主动出击。弘治十一年（1498）七月，王越率师袭贺兰山后鞑靼，兵6000，分三路进击，大胜而还。对蒙古各部的抗击和征讨，有效地维护了宁夏镇边防的安定，也使宁夏成为关中地区在前线的坚强堡垒。
隆庆五年（1571），明穆宗诏封俺答汗为顺义王，对蒙古各部采取安抚政策，各地通商互市。自此以后，结束了明蒙对立，出现了沿边和平的局面。隆庆六年（1572），宁夏官市易马牛1500匹，商市易马骡600余匹。万历二年（1574）十一月特设宁夏中卫与鞑靼宾兔部互市；万历八年（1580）和十七年（1589），分别发太仆寺马价银16200两和20000两，解送宁夏互市支用。这些措施缓和了民族矛盾，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民族关系。抗逆孤忠萧如薰
明万历二十年（1592）三月，哱拜、刘东旸等据宁夏城（今银川市兴庆区）叛明，史称“壬辰事变”，亦称“哱刘之变”。叛军迅速攻陷玉泉营、中卫、广武等河西47堡，转而北上攻打平虏。守城参将萧如薰率守军及家人坚守御敌，后皇帝朱由检亲题“抗逆孤忠”匾额赐予他。
哱拜（一作巴拜），原是蒙古鞑靼部小牧主，横行于贺兰山西，明嘉靖中期因内部争权斗争失败，率数百人入关投明，在军中任职。此人作战英勇，屡立战功，得到朝廷的信任和重用，升官至都指挥。万历十七年（1589）加封为副总兵。哱拜年老退役后，其子哱承恩袭副总兵之职，他的几个儿子和义子也都是军中悍将。
万历十九年（1591），洮河告警，巡边御史周宏榆举荐副总兵哱承恩、指挥土文秀及哱拜义子哱云（一作布延）等将领征讨，巡抚都御史党馨下令土文秀率部西援。哱拜虽年老，却勇不减当年，亲自谒见经略郑洛，表示愿与哱承恩出师，为朝廷效力。党馨厌恶哱拜自荐，对哱拜表面上赞扬，实则语含讥讽。虽答应让他随军协战，却拨给他弱马、残兵，这引起了哱拜对党馨的不满。哱承恩兵至金城（今兰州），合诸镇军队作战，得胜取道塞外班师，党馨以哱承恩冒名领粮和强娶民女为妾，杖笞其二十。党馨对作战有功的土文秀、哱云不但不予奖励，反而对其升官横加阻挠，致使土文秀、哱云对党馨也怀恨在心。哱拜因势调唆刘东旸、许朝等起来造反，背叛明朝。
万历二十年三月，刘东旸等杀死党馨、副总兵石继芳，逼总兵张维忠自缢。刘东旸自称总兵，奉哱拜为谋主，哱承恩、许朝为左右副将，哱云、土文秀为左右参将，据宁夏城叛明。数日内，哱承恩率兵攻陷玉泉营、中卫、广武等河西47堡，河西官军相继投降。哱云、土文秀率兵攻打平虏城，参将萧如薰亲自率全城军民日夜坚守。双方激战数十日，死伤惨重。萧如薰打退叛军的多次猛攻，但由于叛军动用重兵围城，萧军又无援军，城池陷入孤立，随时都有被攻克的危险。这时，萧如薰之妻杨氏献出金银首饰，购买牛肉与酒犒赏将士，并协助萧指挥守城作战，将士深受感动，士气大振，打退叛军的多次进攻。土文秀攻城数十日不克。萧如薰塑像
万历二十年五月，哱云领兵并联合河套著力兔（一作卓力克图）率骑兵500名，哱拜挑选精兵300名，亲自指挥策应，向平虏城猛攻。萧如薰采取以少胜多的战略，将一部分兵留城固守，将另一部分埋伏在南关，伺机出击，打击来援之部。萧亲自率少数兵力迎战诱敌，哱云被乱箭射死，兵溃败北，明军乘胜追击，俘获大批人马凯旋。著力兔见状大怒，遂组织军力反扑过来，不料正遇明军援军赶来，经过一场血战，著力兔军遭挫，向北撤退，被围攻两个多月的平虏城解围。
宁夏兵变，中原震动。万历皇帝急调三边总督、尚书魏学曾“相机剿抚”。魏派员招抚变兵，刘东旸提出：“必欲我降，依我所自署，授官世守宁夏。不者，与套骑驰潼关也。”（《明史纪事本末·平拜》卷六十三）哱拜决定向鞑靼诸部求援。三月中旬，鞑靼袄儿都司部首领著力兔率3000名骑兵侵入金贵堡，蒙古其他部落也率军陆续侵入宁夏平原。一时间明军将领不敢出战，入侵的鞑靼骑兵到处烧杀掳掠。七月，宁夏镇城仍未攻克，明廷遂将魏学曾革职，任命叶梦熊为兵部右侍郎、陕西三边总督，总理宁夏事务。叶梦熊上任后，“决意欲屠城”。七月十七日，官军绕宁夏镇城筑堤，决开红花、新渠灌城。八月初，部分城墙倒塌。这时，著力兔又攻镇北堡等地，被总兵李如松、麻贵击溃，退回贺兰山后，明廷又用重赏吸引鞑靼部，使其陆续退去，于是割断了哱拜和鞑靼的联系。九月初，再次攻城，又派人离间哱承恩和刘东旸的关系，致使其内讧，刘东旸被杀。九月十七日，官军入城，俘虏哱承恩，哱拜焚身自尽，参加兵变的2000余人被杀。十二月八日，历时近10个月的“哱刘之乱”被平息。5明清时期的经济发展与民众的反清反帝斗争明清边贸发展
石嘴山特殊的区位使得市境长期成为中原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的交会点。在明隆庆五年（1571），明王朝就在平虏城附近设立了蒙汉互市的“夷厂”。清雍正年间，因蒙古部落经石嘴山（今惠农区）入平罗赴市，沿途“民间田禾难免蹂躏”（《清实录宁夏资料辑录》），官方遂于乾隆元年（1736），将蒙汉贸易市口由平罗移至石嘴山，每月农历初一、初十、二十日为开市交易日，时为宁夏三大市口之一，为整个河套地区蒙汉民族贸易的重要场所。乾隆《宁夏府志》载：“宁夏三市口惟石嘴通蒙古最多。”石嘴山大规模的商业活动自此开始。当时石嘴山“口税”所得，占平罗县杂税岁入的九分之七，已是当时宁夏北部主要的商业贸易活动中心。
清政府对蒙汉贸易控制甚严。乾隆二十五年（1760）于石嘴山立碑两块，规定“蒙古一二月出卖皮张，三四月卖绒毛，五六月羊，七八月马牛，九月茶马，毕岁以为常”。清政府还规定，内地不许将硝磺、钢铁、军器、白米、白面、豌豆等物卖给蒙古人。蒙古人用皮、毛、牲畜等与汉人交易，购换回布匹、茶叶、日用杂货等。
清光绪六年（1880）起，英、德商人先后在石嘴山设立十家洋行，专事收购市境乃至整个西北地区的皮毛生意，然后运抵石嘴山洗刷打包，经黄河水路运到包头，再转陆路运至天津。同时，又把外国的毛织品、布匹、火柴等运销宁夏。20世纪20年代，由于军阀割据，战乱不断，捐税日重，各洋行纷纷撤回天津。洋行发羊财
清末民初，帝国主义势力侵入西北，石嘴山一度成为西北地区城市外贸中转市场。英、德等国洋行先后在此设有10家分行。甘、宁、青所产羊毛皮张在此加工后装船外运，年约运出羊皮百万张、毛3000万斤，呈现出畸形的繁荣景象。
据刘廷栋《帝国主义洋行在石嘴山》一书记载，石嘴山洋行的设立约在光绪六年。当时，帝国主义利用不平等条约，以中国买办资产阶级分子为前驱，向石嘴山实行经济侵略。
早在光绪五年（1879），作为帝国主义在北方经济侵略的大本营天津，英商就雇用了一名叫“葛秃子”（一说是葛鬼子，原名未悉）的人，只身潜入西北，做首次探险。
葛秃子抵达石嘴山后住进旅店。一天，他看到当地居民居然把羊毛与土掺合在一起沤粪上庄稼，觉得石嘴山羊毛有利可图，便想到了一条妙策：利用店掌柜给他出面作保，赊购石嘴山各家的羊毛，第二年再高价支付购羊毛款。就这样，葛秃子不到1个月，就收毛4万斤，雇了两只船，经包头运到天津，每百斤售银20两。
葛秃子从此变成了富翁，正式和天津英商签订合同，于光绪六年携带现银，第二次来到石嘴山。行经内蒙古蒲肐臂湾时，通过送“买路钱”打通了当地劫匪张三。于是，张三成为葛秃子的“保镖”，把他一路护送到石嘴山。
葛秃子来到石嘴山后，先清偿了毛户的欠款，之后租房竖起第一块“高林洋行”的招牌，用现款收购皮毛。后来有人说西宁的毛质较宁夏为优，葛秃子和张三遂又到西宁开辟了一个“新大陆”，将所收皮毛运往天津。葛秃子第三次由天津回来，带来一批广东人，进一步扩大组织和经营范围。但不久天津英商“仁记洋行”挟其雄厚的资本跟踪而来，并带来一批天津人，打出了“仁记洋行”的招牌，与“高林洋行”之间展开了利益争斗。此后天津其他英、德洋行闻讯接踵来到石嘴山，先后设立了10家洋行。
根据《西北丛编》所载，“各洋行专门收购甘、宁、青各地皮毛，并在石嘴山加工打包，由河运、驼运至天津出口。……昔贸易盛时，年可收皮百万张，羊毛约三千万斤”。由上面的四种说法估计，可以得出一个大致的数字，10大洋行每年收皮百万张，毛2000万斤左右。
石嘴山虽然是一个偏僻的小镇，但帝国主义却以此为据点，撒开了掠夺西北皮毛的天罗地网，垄断了这一地区的全部皮毛业。各个洋商都变成了腰缠万贯的富翁，效忠他们的买办资产阶级也跟着大发横财。新泰兴的大老板宁新蒲（天津人），撤庄后回到天津，拥资累万，富甲津门，被天津商人选为商会会长。
他们雄厚资本的积累，是通过三种方法完成的：一是欺骗，二是讹诈，三是掠夺。比如，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洋行曾借口山西闹义和团，北路不通，停止收毛，致使大量牧民将毛运到石嘴山，却无法售出，大量囤积。洋行此时趁机杀价，然后指使手下的人，利用实物交换，酌给牧民米、面、布、茶、糖等物换毛，毛户无法，只好忍痛接受。至于贷银订毛无异于“趁火打劫”。洋行利用牧民困难之际，以低估产和压价预购的方式订立合同，把牧民永远缚在他们的合同上。这对牧民来说，等于填不满的“无底洞”，对洋行来说则是取之不尽的“聚宝盆”。另外，洋行在石嘴山设立的打包厂也是对当地廉价劳动力的掠夺和剥削。
洋行通过中国买办资产阶级的穿针引线，利用和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逃避了一切赋税，又勾通官府，联手豪绅，与封建势力串通一气，垄断西北地区的皮毛业长达40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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