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明的密码(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何新

出版社：现代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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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明的密码试读：

出版前言

何新先生于古学之研究，视野宽阔远大，涉猎多种学科。所涉所考，皆钩沉稽隐、遍探故实，而征引宏博，议论发微极为深入。其主要研究方法，则以训诂为主，包括文字、音韵等方面的大量知识，同时涉及了甲骨文、金文、神话学、考古学、古天文学、古历法学、古典哲学、中国上古史等难度较高之领域。

何新先生凭借深湛学术功力，对千年以来困扰无数学者的未解之谜，基本予以破译，使人有豁然解悟之快意。同时，作者以训诂方法打通古语今语之异，古音与今音相推，雅言与俗语互参，本义与新义转相阐发，再以经典雅流畅之文体翻译之，有起古人于冢下之神奇，读之如有见古人之貌、聆古人之语的亲切感。中国文化之古老传统与脉络，通过故纸堆的勤奋梳理和细密甄别，于兹乃彰然可寻。

何新先生的古学研究，打破了20世纪下半叶以来经学研究长期因循守旧的局面，结束了传统经学门户壁立、零散不整、难成系统的平庸状态，突破了传统的以经说经、蹈袭旧论而基本在经籍之范围打圈子的陈旧模式，大大开拓了国学研究的宽广道路，展示了小学训诂这门古老传统学术深厚而顽强之生命力，使人领略到伟大华夏文明非凡的历史魅力。

综览此三卷，作者以小学为术，问大道之学，灵活运用人类学、文化学、宗教学、神话学、语言学、考古学、天文学、地理学、历法学、哲学、文学、历史学等多种人文学术成果，打通了经学与史学之道脉，既有切合古义而独具风格的白话翻译，又有征引宏博、逻辑严密的朴学考证和分析。作者涉猎驰骋于经、史、文、哲之间，做到既复原经典文本之古义，又借此推考上古中国社会之历史。在方法上，则既有对传统学术的有机吸收和继承，又从更为宏大的角度革新了经学研究之旧法。

【古天文历法】

八卦与九宫

杨希枚先生曾指出，对某些神秘数字的迷信，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之一。这些神秘数字，构成了古代人的一种神秘语言：“神秘语言常是非自喻性的，也即隐喻性或象征性的（melaphorical or symbolistical）语言。这种语言另有其神秘性的意义，非可就世俗语言的观点而直接求其了解。例如同一个‘+’字，就基督教徒而言，就显然有非一语可以道尽的复杂的神秘意义。神秘数字同见于其他民族，在西方学者有关宗教的著作中不乏讨论。有关中国古代的神秘数字的问题，就国人论著而言，却似乎仍未见有系统的研究。就著者所知，三十年前，闻一多、季镇淮和何善周三氏曾合撰《七十

二

三

事实上，对中国古代神秘数字的研究，可以写一部专书，但我们在这里只想讨论与中国古宗教神话有最密切关系的一组数字。《周易·系辞》：“天一、地二、天三、地

四

五

此即1、2、3、4、5、6、7、8、9、10十个自然数，本来是极其简单的，但在上古时代，数字却是一种神秘的符号。它们如此排列在《周易》中，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为什么所有的奇数在此都被称作“天数”，而所有的偶数，又都被称作“地数”呢？

这个问题，可以通过下图给予回答：

上列各项中颇可注意的是，这里所有的奇数均与天文现象有关，故称“天数”；而所有的偶数都与地理现象有关，故称“地数”。

一就是太极、混沌，也就是道教所人格化了的“元始天尊”。

三就是三皇一名的本义，即“三光——日、月、星”（《说文》）。

五就是五行或五常，即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

七就是纬书中及道教书中常谈的七曜——日、月、五星。

九就是天的九重寰宇（详见《说文》“扶桑”一章所论）。

二即地理上的二方位观念（见后论）。

四即四维——东、西、南、北。

六即六维或称六合——四方以及上、下。

八即四正四维（详见《吕氏春秋·有始》），即东、西、南、北以及东北、西南、东南、西北。

十即地理上的五方之神配上它们的五个伴神。

以下择其要者，略作一些讨论。

天一，又称太一，又称太极或无极（《周易》）。在老子哲学中，一就是道，就是作为万物起源的混沌（元宇宙），也就是介于光明与黑暗之间的元光明以及元黑暗。而在秦汉人的宗教思想中，一作为太一，更具有一种极其神秘，同时又极其神圣的意义。由于秦汉时代的宗教思想早已由上古的拜日一神教演变为合天神——地祇——人鬼三界于一体的多神教，因此本来作为太阳神的太一，其宗教含义，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简略些说，这种变化就是：由作为太阳神耀魄宝的太一，变为大火太一，再变为北辰太一，再变为北斗太一，最后变为太岁太一。

这种演变，突出地表现在辰星概念的演变上。

在中国天文学中，“辰”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关于此字本义，文字学家虽有多种说法，但至今仍未有定论。我们只知道，在古代天文学中常用“辰”这个概念，表示时间和观象计时的标准。

古代世界中的各民族，由畜牧时代跨入农业时代，必定伴随着天文学上的发展。在中国古天文学中，辰这个概念表示着一种据以定时的标准。对于各个不同民族，在他们天文学的历史上，选定作辰的标准也常是不同的。例如埃及人看天狼星定辰，巴比伦人的“辰”却是广车星（cupeilla），而中国人最早用来定辰的星是太阳。所以在中国语言中，太阳东升即叫作“辰”——早辰（晨）。观测日之出没以定“辰”，这是先民最原始的也是最简便的观测法（这可能就是《汉书·律历志》所说的上古“黄帝历”的历法），但在前面讨论后羿射日神话时，我们曾指出，古代发生过几次大的历法改革。第一次就是把以观测太阳计辰的历法，改变为以观测“大火”计辰的历法。古书中所谓：“五月初昏，大火中。”（《夏小正》）“季夏六月黄昏，火星中……”（《毛诗正义·卷八》）

就是以大火计辰方法的实录。这时大火取代了太阳，成为“大辰”。

但除此之外，在上古时代的一些族团中，还有采用观测参星（参见东方为冬至）作为定时标准的。参星又称“伐”，所以《公羊传》有“伐为大辰”（昭公十七年）的说法。而北极星则构成了太阳以外的第四个大辰。因之在北极星周围，日夜围绕它旋转不休的北斗七星，在古代也曾被作为观象授时的标准。《史记·天官书》：“北斗七星，所谓‘璇玑玉衡，以齐七政’……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皆系于斗。”《尚书·大传》：“七政，谓春、秋、冬、夏、天文、地理、人道，所以为政也。”《尚书》马融注：“七政者，北斗七星，各有所主，第一曰正日，第二曰主月法。”

除此之外，北极星之所以受到崇拜，还是因为它被看作天盖的正中心点。古人认为，整个天体以它为中轴，循环转动。他们认为位于大地正中的昆仑山顶有一棵建木，直接与这颗位于天中的帝星相连，距离是昆仑山高度的八倍。汉代纬书《春秋文曜钩》说：“中宫大帝，其精北极星，含之出气，流精生物也。”“阳起于一，天帝为北辰。”（《保乾图》）“紫微大帝室，太一之精也。”（《合诚图》）“天皇大帝，北辰星也，含元秉阳，舒精吐光，居紫宫中，制驭四方，冠有五采文。”（《合诚图》）

综上所论，我们已经揭示了中国古代对“一”——“天一”这个数字迷信的由来。它起源于对太阳的迷信（太一即泰帝，本来指太阳神），而后来则演变为对“大辰”星（大火和参伐）的迷信。最后（可能在战国秦汉之间）成为对北极星的迷信。并且从此以后，天文学和占星术上，就只把这颗星叫作“太一”了。

以上详细讨论了对“太一”即“天一”的迷信问题。由于这个问题关联到中国上古和古代天文学中的一系列问题，所以比较复杂。与此相比较，对于“地二”的迷信，其来源似乎也不那么简单。

对于“地二”之数的来源，至今尚无论及者。我的看法是，这个数起源于上古时代以二方向定位的观念。这一点，从现代人的角度看，可能是相当难以理解的，因为我们几乎是从童年时代开始，就已习惯于四方三维的空间定位观念了。但实际上，上古先民对大地方位的认识，却是一步一步地发展起来的。由无方向观念，到有方向观念，又逐渐发展出二维、四维、六维、八维以至全方位的观念。这一点最早由清代著名学者顾祖禹、阎若璩、胡渭等人提出。他们在研究《尚书》时发现：上古人凡地理言南者，皆可与东通，而凡言北者，又均可与西通，非同于后世以为东、西、南、北四向所迥然相反者。对于上古时代人们的这种二维方位观，可试作构拟如下图：

中国上古的二维方位观念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山海经》《淮南子》等保留着大量上古地理材料的书籍中，在对大地方位的认识上，显得那样混乱。即以对太阳起落的描述来说，他们有时说太阳从东方升起，有时却又说是从南方。而太阳的没落之处，他们有时说在西方，有时却又说是在北方。许多山和水（如昆仑、昧谷、丹穴等）的方位，记述更是极其混乱和矛盾。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混乱中又常有一种规律性，即：虽然古书中常见东与南、西与北的混淆，却很少见到东与西或南与北的混淆。

但是，如果联系现代天文学的知识，更深刻地思考一下这个问题，我们就会发现，古人关于大地二方位的观念，其实也是从对太阳运动的实际观测中形成的。

我们知道，直观地看上去，恒星和银河似乎整夜在运动，好像附着在一个绕空中一固定中心（现在叫作北天极）旋转的、不可见的、倒扣着的大碗上。根据地球表面不同地点的观测，可以推断出这只碗实际更像是一个环绕大地的巨大圆球，而大地本身也是一个圆球。我在拙著《释乾坤》中曾论证：乾何以称天，坤何以称地，旧说多未确。乾字古音读幹。繁文作“斡”。斡字古音与今音不同，当读“管”。斡者，旋转之物也。管、旋、乾三字皆叠韵，故相通。古人称天为斡（即乾），又称作“旋”，称作“圜”。《说卦》：“乾为天、为圜。”圜今音读还，古音读旋。《汉书·贾谊传》引师古注：“还读如旋。”旋亦书作玄（杨向奎《绎史斋学术文集》曾释玄即旋之本字）。凡此，皆表明古人之宇宙观。根据此种观念，天乃旋转体，日夜转动不已。《庄子·天运》：“天其运乎？……意者其有机缄而不已耶？意者其运转而不能自得已耶？”此观念之根据，则来自古人对天体运行规律的观察。夜晚看星空运动，周天运行如一大旋体。古人称天为乾、为斡、为旋、为还（天道好还即天道好旋也）、为玄、为旋宫（见《拾遗记》卷一）、为大钧（见《汉书·贾谊传》，大钧即陶轮），其所取义，皆本于此。

这种观点的依据正是：包含着恒星的假想“天球”，看来是从东到西均匀地转动，每隔二十四小时返回其起点，这一事实是古代人颇为熟悉的。我们把这个运动称为周日旋转。

由于北极星恰好离北天极（北天球中诸恒星绕之旋转的表现中心）很近，所以古代把这颗星定为天的键轴，又叫“天中”。但是，如果进一步观察日出前和日落后的恒星，我们能够发现太阳每天都在缓慢地改变它相对于恒星的位置。事实上，太阳沿着一条从西到东穿行于诸恒星间的路径通过“黄道十二宫”，三百六十五天之后再返回它原来的出发点。更确切地说，太阳并不是单纯地向东运动，还有一个沿南北方向的运动：大约在3月21日（春分）正午时分，太阳位于地球赤道处的正上方，然后每日向北移动，直至大约6月21日（夏至）正午它位于赤道以北23.5°处（北回归线）的正上方。然后，太阳重新向南移动。大约到9月23日（秋分）的正午，它又返回赤道的正上方，大约到12月21日（冬至）的正午，它位于赤道以南23.5°处（南回归线）的正上方。此后，太阳再次向北移动，如此循环不已。

也就是说，从太阳运动的直观现象中，古人已观察到，太阳在不同的季节，其运动并不单纯是由东到西，而同时还是由南到北的。这一点在冬季就尤为明显。那时候太阳看起来仿佛是从偏东南方升起的。由此我们也就可以理解，古人为什么把南方称作“丹穴”“太阳之地”，认为是太阳的老家；却把东方称作“少阳”；而把北方称作“暮谷”（昧谷、蒙谷）、“太阴之地”，看作太阳被埋葬于地下的“墓地”；却把西方称作“少阴”。不难想象，当上古先民尚未形成固定的天地四方观念时，他们必然只能靠视觉和感觉去追踪太阳的运动。因此他们只能掌握两个方位——太阳升起的方位，即东方与南方的重合；太阳下落的方位，即西方与北方的重合。而这恰也正是“地数二”的起源。

还应当指出的是，上古这种二方位的大地观念，又是与他们在季节上的二分法相对应的。文献和考古材料均表明，中国人对四季的认识较晚。已故历史学者于省吾说：“甲骨文和《山海经》均没有四时的说法。《尚书·尧典》才把四方和四时相配合。商代的一年分为春秋两季制，甲骨文只以春和秋当作季名，西周前期仍然沿用商代的两季制，到了西周后期，才由春秋分化出夏冬，成为四时。”

商人虽然没有四季的名称，但在商代甲骨文中已出现了关于四方神和四方风的观念：

东方神曰析，风曰协。

南方神曰因，风曰微。

西方神曰，风曰。

北方神曰伏，风曰役。

商代甲骨文中这种四神四风的观念，也就是晚周出现的五天庭、五帝、五佐观念的滥觞。《尔雅·释地》：“距齐州以南，戴月为丹穴。北戴斗极为空桐。东至日所出为太平。西至日所入为太蒙。”

郝懿行笺注：“齐，中也。齐州即中州。”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战国以后人的地理方位观念已由四方位发展为五方位，即东、西、南、北、中。

以此与晋张华《博物志》所引汉代纬书《河图括地志》中所存九州说作一比较：“地南北三亿三万五千五百里。地部之立（原作位）起形高大者有昆仑山，广万里。高万一千里。神物之所生，圣人仙人之所集也。出五色云气，五色流水，其泉南流入中国，名曰河也。其山中应于天，最居中，八十国布绕之。中国东南隅，居其一分，是好国也。“中国之国，左滨海，右通流沙。方而广之，万五千里。东至蓬莱，西至陇右，右跨京北，前及衡岳。“尧舜土万里，时七千里，亦无常，随德优劣也。尧别九州，舜为十二。”《博物志》所引《括地志》的这一段话，实极重要。然而却一向未被注意。其实这一说法，完全是战国邹衍的学说。邹衍是战国时齐国方仙道巫师，但又是我国古代极杰出的一位科学家（天文和地理学家），其所著书今已佚失，然而其学说在战国秦汉时期影响极大（可与孔、老相抗衡），所以他的一些残篇，仍可见于今存先秦及秦汉著作中。《史记》记邹衍地理学说谓：“先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殖，物类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

以此与《博物志》所引《括地志》文相比照，可看出二者完全相合。由此可见，《博物志》所引九州说，其实乃是邹衍的学说。

兹将邹衍大九州说，以图模拟出来，即如下图所示：

邹衍大九州说

由图中可以看出，邹衍认为大地广三亿多里，中国仅居天下八十一分之一。其天下观确实如司马迁所说，是一种非常宏大的新地理观念，为前古所未有。这种观念，已经彻底突破了商周以前认为泰山是天下之中的狭小地理观念。它所说的昆仑山不再是泰山，就其方位和与天比高的形势而论（如果忽略那些想当然的地理数字），并且如果考虑到它所说的黄河源这一因素，应可以看出，这一昆仑山，很可能就是指中国西北方向高高耸起的整个青藏高原。尽管在这种地理观念中，不乏许多空想，但它表明了中国人的地理眼界，在战国时代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拓宽。再看它对中国在整个天地之区内的定位——认为其仅仅侧居天地东南隅的小小一角，因而中国再也不能被认为居于天下之正“中”了。由此我们又可以看出邹衍的思想是何等勇敢和解放！因为从古以来，在邹衍以后直到晚清，中国人曾一直是宁愿只把自己的“好国”看作“最居”天地之中的。这一点只要看看中国人用以自名其国的如下名称就可以很清楚了——“中国”“中州”“齐州”“冀州”。前两个名称自不必说，其意义是很明显的。而“齐州”，我们前已引《尔雅》证明过，齐本义是脐。人体中位称“脐”，所以天地之中位即称“齐州”。至于“冀州”，上古亦为中国的称号之一，而且同样具有天地正中的语义。

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引《路史》说：“中国曾谓之冀州。”

胡渭《禹贡锥指》卷三：“《九歌》云：‘览冀州之有余，横四海兮无穷。’《淮南子》云：‘女娲氏杀黑龙以济冀州。’又曰：‘正中冀州曰中土。’则号中国为冀州也。”《淮南子·览冥训》高诱注：“冀州，九州中。谓今四海之内。”

由此即可见，冀州其实也有天下之中州的语义。凡此诸名，真可谓万变不离其“中”了。

这些关于中国的名称，充分反映了居住内陆的人们由于为山陵（即“四岳”）所包围而形成的一种狭隘封闭的地理观念。在中国传统思想各派中，儒家是这种观念最顽固的恪守者。道家（《淮南子》基本上是道家书）也并未能完全突破这种观念。只有战国时邹衍一派阴阳家，才比较彻底地从这种观念中解放出来。

这里还应当指出，九州的概念，又是与中国固有的大地是正方形的概念不可分开的。而与此密切相关的，就是八卦和九宫（河图）的神秘概念。

八卦可能起源于对四正四维的一种空间定位方法。《史记》录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中有“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一句，张晏注此即谓：“八位，八卦位也。”

汉人依据《周易·说卦》所传古法，以八卦作为八方的符号，其构成如下图：

图中南方在上，北方在下，东方在左，西方在右。此系循中国易图之惯例也

甲图中东方震、南方离、西方兑、北方坎，叫作四正。东南巽、西南坤、西北乾、东北艮，叫作四维。与其相配的乙图，就是著名的九宫图，亦即河图洛书。据说是伏牺或黄帝根据黄河中的神龟龙马的背纹所书写的。由九宫图中可以看出，它的数字构成确有一些微妙之处。“二、四、六、八”四个偶数分居四角，而“一、三、七、九”四个奇数则分处中线。正中心又正是一至九这一组自然数的中数五。而最有趣的是，图中任何一行三个数的和数（包括两条斜行在内）均是15。这就是西方近代数学所说的“魔方”（magic square），即n2个自然数排列在每边n格的方图里，纵横斜n数相加都得相同的和数。此图至晚在战国后期已经出现，可算是世界上最早被发现的一种魔方。战国时书《大戴礼》中用“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九个数字来表示明堂九室的方位，显然也是模仿九宫之数的。而在汉代到唐代的出土文物中，曾发现许多宫殿建筑的基础中都放有这个魔方。表明它确有一种神秘的宗教意义。此外，据《太白阴经》所说，这种九宫数法还曾被古人应用于军事上作为一种布阵方法，这很可能就是非常有名的八卦阵或八阵图。其奥妙之点可能在于，凡陷入此阵的敌人，无论由哪一个方向进入方阵，其所遇到的兵力都将是一样的。《易乾凿度》卷下说：“故太乙取其数以行九宫，四正四维，皆合于十五。”

郑玄注：“《甘石星经》曰：‘天一，太一，主气之神。’行，犹待（德）也。四正四维，以八卦神所居。故亦名之曰宫。”

战国秦汉时古医书《黄帝内经》中，亦用“三、九、七、一、五”五个数字，分别表示“东、南、西、北、中”五方。这都证明八卦方位与九宫数字确实具有某种神秘的联系。但遗憾的是，对于这九个数字所象征的特殊神秘意义，至今尚无人能作出圆满的解释。

后羿射日与历法改革

火，不是五大行星中的火星。此星在二十八宿体系中名心宿二（西方天文学中称天蝎座a星），位在东方青龙宿中，是一颗恒星。居于房宿之东、尾宿之西，为一等大星。其色红，所以称作“大火”（大、天古同字，大火即天火也）。

此星在古代又叫作“大辰”，又叫作“商星”。在中国古占星术中，此星一直具有重要而特殊的意义。中国很早就设有专职的“火正”之官，专门观测大火星的出没情况。

应当注意的是，炎帝族团所崇拜的火，有两种含义：一个是自然之火，另一个就是天上这颗名叫大火的星。《左传·襄公九年》：“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

上引的一段话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表明了如下两点：（1）上古有一个号“陶唐”的族团崇拜天上的“大火”星，并据以纪时（正，古有正历时之义）。陶唐氏也就是古传说中的高辛氏。（2）商人在相土时代迁居商丘后，学习了这种历法（这应是商族称商的由来）。

而陶唐氏，即唐尧，亦即高辛氏——也就是炎帝。又，“商”字在甲骨文中上从“辛”字。商星就是高辛氏之星，而在后来，乃成为殷商人之星，这也就是《左传》中所说的：“商人观其祸败之衅，必始于火。”（襄公九年）

还应注意的是，在古人看来，天上的“大火”之星，与地上的火事，具有一种神秘的联系。《左传》中记：“冬，有星孛于大辰（即“火”），西及汉。申须曰：‘彗，所以除旧布新也。天事恒象，今除于火，火出，必布焉。诸侯其有火灾乎？’梓慎曰：‘往年吾见之，是其征也，火出而见。今兹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与不然乎？火出，于夏为三月，于商为四月，于周为五月。夏数得天，若火作，其四国当之，在宋、卫、陈、郑乎？宋，大辰之虚也；陈，太皞之虚也；郑，祝融之虚也；皆火房也。’”（昭公十七年）《左传》又记：“夏五月，火始昏见。丙子，风。梓慎曰：‘是谓融风，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风甚。壬午，大甚。宋、卫、陈、郑皆火。”（昭公十八年）

在这两条记载中，记述了两次观测“大火”预言地面的火灾的史事。其可靠程度不必去管它，但由此我们可以知道的是，古人认为，大火也就是火神所在之星。当其在初昏时分出现在正南天中的时候，夏季也就到来了。《尚书·尧典》中说，帝尧“申命羲叔，宅南交……日永星火，以正仲夏”。

近年来学术界有人提出，上古时期，可能存在过以大火南中之月为正月的“火历”。

又有人根据甲骨卜辞中的材料论证，商代的历法是以大火南昏中——即于“夏季六月黄昏，火星中”之时，为商代历法的正月。这种推测是不无道理的。中国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事天文学上的观象授时的，这已是一个因年代太为遥远而无法确定的问题。但是从中国的古历法看，可能存在过两种基本的历法。一是观测太阳方位以定时的方法，即直接观测太阳的方法。我们知道，一年之所以发生四季的变化，主要是由于太阳在天空中位置的变动而造成的。因此只要掌握太阳在恒星间移动的规律，就可以确定和预测各种季节。这种方法起源较早。

但由于日光强烈，直接观测太阳在恒星间的位置甚为困难，因此这种方法往往不准确。教育家、科技史家吕子方先生曾研究归纳《山海经》中的如下一批资料：“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言，日月所出。”“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合虚，日月所出。”“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明星，日月所出。”“大荒之中，有龙山，日月所入。”“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月山，天枢也。吴姖天门，日月所入……处于西极，以行日月星辰次。”“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常阳之山，日月所入。”

吕先生指出：“我认为，这是远古的农人，每天观察太阳出入何处，用来定季节以便耕作的资料，这是历法的前身。“一年四季气候不同，按天动学说，是由于太阳从极南到极北，又从极北走到极南，一年之间往返一周而来。太阳走到极南时叫冬至，到极北时叫夏至，到正东正西叫春分或秋分。当然这种认识是人类文化发达以后的事了。远古时代的人，只知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把太阳的出入当作生活作息的标准。多山地带的人，自然就以山为日月出入的表尺。”

这是一种极有见地的看法，我们以后还会谈到。

另一种观测方法，可以称作间接的观测方法，即以天空中的各种星（包括月亮）所在的方位，来确定季节。例如《左传·昭公元年》所记子产的谈话，谓尧舜以前，以初昏时火南中为夏，参见东方为冬；《尚书·尧典》中记，以鸟、火、虚、昴四星初昏南中，来定春夏秋冬；《舜典》中记“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七政指北斗，此谓根据斗柄所指方向来测定季节；等等。

我曾认为，炎、黄二族从其宗教看，实有深刻的不同。炎族崇拜火神和天上的大火之星，而黄族则崇拜日神和天上的太阳。

在《左传·昭公十七年》中，曾记录了郯子与昭子的如下一段对话：“秋，郯子来朝……昭子问焉，曰：‘少皞氏，以鸟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祝鸠氏，司徒也……九扈为九农正，扈民无淫者也。自颛顼以来，不能纪远，乃纪于近。为民师而命以民事，则不能故也。”

由郯子的这段话中可看出，少皞时期所谓以鸟纪官，主要是历正、司分（春秋分）、司至（冬夏至）、主计时（司启、闭）的历法之官。前已指出，少皞族是崇拜太阳的族团，而凤鸟正是太阳的象征。所以以鸟纪官，实际上就是根据太阳来定时（商王均以日作名号，其祭祀只用日名号而不用本名，正是以日纪时的遗俗）。但这种纪时方法，在商族由山东西下入河南，定居商丘后，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左传·襄公九年》说：“古之火正，或食于心，或食于咮，以出内火。是故咮为鹑火，心为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观其祸败之衅，必始于火。”

这一记载表明，商族至少从阏伯定居商丘的时候开始，即采用了高辛（陶唐）族以火正年的历法。

如果我们敢于做一点大胆的推测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形成一种新的看法，这种看法如能得到证实，将对于研究古代历法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我们知道，商人采用的纪日方法，是干支纪日法。

所谓干支纪日法，就是将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这“十干”，与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这“十二支”相配，以甲与子、乙与丑、丙与寅、丁与卯这样的顺序依次排列，一直到癸亥为止，恰为六十个干支，周而复始用以作为日序的记录。

在甲骨文中发现多种干支表，各版之背面均未经钻凿，显然不是作占卜之用，而是罗振玉所称的“骨简”，是一种专为便于检查日期而刻的文书，有如今之月历。郭沫若说：“余谓借此可觇见古代历法之变迁，盖古人初以十干纪日，自甲至癸为一旬，旬者遍也。周而复始。然十天之周期过短，日分易混淆，故复以十二支与十干相配，而成复式之干支纪日法。多见三旬式者，盖初历月无大小，仅建三旬已足，入后始补为六十甲子者也。”

郭说很有启发，但是这一说法无法解释以十干纪日与上古时代天有十日这一传说的切合。难道这仅仅是一种巧合吗？

我们先来看一下有关这个问题的古代神话吧。《山海经·大荒南经》记：“帝俊之妻，生十日。”《淮南子·本经训》：“逮至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民无所食……尧乃使羿……上射十日。”《楚辞·天问》：“羿焉日，乌焉解羽？”

关于羿射十日的著名神话，典籍中的记载已全部在此。过去人们仅仅把它看作一种幻想性的神话，但深入思考一下，就可以看出，在这个神话的深层结构中，实际上隐藏着一个深刻的文化隐义——历法的改革。

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要认识到甲、乙、丙……癸等十干，最早并不是一种纪日的方法，而是纪月的方法。也就是说，上古时代可能实行过这样一种历法：把一年的周期，划分为十个等份，或者说，划分为十个太阳“月”。然后每月用十干中的一个字为其命名，如甲月、乙月、丙月……癸月，十干轮完，即度过一年。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略分作十份，即每月三十六天。余五天作闰。然后周而复始。这种纪月方法的依据，是这样一个观念：每年有十个不同的太阳在天空运行。用这个观点，也就可以解释寒来暑往太阳热度的变化。这种十进的纪年方法，肯定是比较简便的，它也符合殷商人崇尚“十”数的观念。但是作为一种纪年法，它当然是很不准确的。而其误差不断积累的结果，就必定会在某一年，造成历法的全面混乱。历法上预告的寒季变成暑季，而历法上预告的暑季变作寒季。这种寒暑颠倒的结果，就很自然地可以转化成这样一种意象：“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民无所食。”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了尧命羿射十日的神话。而这个神话的真实意义，也是唯一可能作出的合理解释，就是它实际上是暗示了一场重大的历法改革。

羿是什么人？《天问》中说：“帝降夷羿，革孽夏民。”《左传·襄公四年》：“昔有夏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淮南子·汜论训》高诱注：“羿，古之诸侯。”哪里的诸侯呢？商族的诸侯。商族本来是东夷中的一部。商族别称殷，而殷、夷字相通。而羿称夷羿，正显示了他的身份。《帝王世纪》中说：帝羿是帝喾之后。而帝喾是商族高祖。这是羿与商同族的又一证据。前面我们已经讨论过，尧是传说中高辛族的古帝。而高辛族在历法上与商族的太阳历不同，他们实行着另一种历法，亦即庞朴所说的“火历”。这种历法以观测“大火”在天空中的位置来定节气、纪岁年。据现代天文学家的推算，约在公

元前2400年，黄昏在东方地平线上见到大火时，正是春分前后，即正是春播的时节。

他们的一年分作十二个月，每个月的天数根据月亮的圆缺循环来确定。十二支，可能就是他们用以为月亮命名的十二个称号。因此他们的每月有三十天，羿进入中原后，“因夏民行夏政”，学习了帝尧高辛族的这种先进历法，废止了每年十“日”轮流值月的办法，这就是所谓“上射十日”。从此以后，商族也采用了以火正年的方法，将一年也划分为十二个月。可能就是从这时起，他们的太阳神一分为二，演化出了作为月神的常仪，“生月十有二”（《山海经》）。而原来作为太阳名号的十干，却用作纪日。后来又发展为甲骨文中那种干支纪日的方法。

羿到底是商族的哪一个王？今已不可深考。但从《左传》和《帝王世纪》的传说看，羿的时代相当于夏帝太康帝相的时代；而从名号考虑，羿音从羽，阏音从于，羽、于古音相通。所以羿可能就是《左传》所说首居商丘以主火正的“阏伯”。

还有一些材料表明，殷商人接受高辛——炎帝族团影响的结果，不仅使殷商的历法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而且使他们在祭祀和宗教观念上，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礼记·郊特牲》说：“殷人尚声，臭味未成。涤荡其声，乐三阕，然后迎牲。声音之号，所以诏告于天地之间也。”

这就是说，殷商族祭天的方法本来只用音乐和歌唱。楚承商俗，《九歌》即是楚人祭天神、太阳神的歌舞，但后来他们采用了高辛族团的祭天方法——以火作祭。祭祀天神时，采用“禋祀昊天上帝，以实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风师雨师”，此即所谓“禋祀”“实柴”“槱燎”三祀。禋，烟也。禋祀即焚烟作祭。实柴即以牲体配柴焚烧，槱燎即以酒配柴焚烧。郑玄说：“皆实柴实牲体焉，或杂玉帛燔燎而升烟，所以报阳也。”这种以火祭天神的祭法，在甲骨文中已极为常见，很可能也是商族学习炎帝族的结果。

更值得注意的是，本来崇拜太阳神的商族，向崇拜火神的高辛族学习历法的故事，后来也汇入黄帝的传说中。于是形成了这样的说法：“黄帝师大桡。”（《吕氏春秋·尊师》）

桡通尧。前已指出，帝尧即高辛。他变成了太阳神黄帝的老师。

在《管子·五行》中则说：“昔者黄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蚩尤明乎天道，故使为当时；大常察乎地利，故使为廪者：奢龙辩乎东方，故使为土师；祝融辩乎南方，故使为司徒；大封辩乎西方，故使为司马；后土辩乎北方，故使为李。是故春者，土师也，夏者，司徒也，秋者，司马也，冬者，李也。”《管子》书中乱简错文极多，此段话即是一例。郭沫若《金文丛考》指出：“金文中土、徒同字。铜器铭文中，司徒均书作司土。”而这段话中以奢龙为土师，又以祝融为司土（徒），谓土师主春，司土主夏，语颇不伦。实际上，司土之土当作司火。古文字中火、土二字同形，均可作丄，故极易相讹。祝融是火神，所以为司火，主夏。也就是说，黄帝得到火师祝融后，方能正夏时（主夏）。这个神话实际也是商族学习以火正时新历法的又一种变形意象。【补记：《诸神的起源》第一版出版后，我读到卢央、刘尧汉的《彝族天文学史》一书。在书中，他们披露了中国西南的彝族地区确曾实行过“十月制”历法，并且指出《诗经》及《夏小正》中，都有“十月历”在上古中原实行过的证据。读者可以参看。】

上古五行十月历

阴阳五行学说起源于中国上古的天文历法学。五行理论至为重要，它也是古代中医学的理论基础之

一

自汉代以后，五行学说的天文历法本义即逐渐淹晦失传。现代哲学家多以为五行学说是以“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为宇宙本原的物质本体论，完全误解了五行说的真正来源及意义。

五行，初义来源于五运、五气、五风的理论，即所谓“五行运之气”耳。古人将一年的气候划分为五个时段，即五季节：春，夏，长夏，秋，冬。长夏即盛夏。

所谓五气或者五风，实际是以中原为中心本位，而感受到的来自四边的四方季风，以及极阳无风的酷暑盛夏一季。

气象学认为，季风（monsoon）是由于大陆及海洋之间存在的温度差异而形成大范围运行的方向随季节有显著变化的大气流。由于海陆热力性质差异或气压带风带随季节移动而引起的大范围地区的盛行风随季节而改变的现象，称季风气候。我国的内陆地区四季分明，属于典型的季风气候。

对于中原地区来说，东风来时，意味着春季降临；西风来时，意味着秋季降临；南风来时，夏季降临；北风来时，冬季降临；酷暑无风（中央风）之时，则为盛夏之季，古人称为长夏，以焦土为象征也。

古人认为，太阳与季风是形成五季变化的原因，由此而形成了以太阳（阳气）及四风（阴气）相辅相成的阴阳五行历，即黄帝历。一

五行观念起源于上古天文历法之学。所谓五行，行，指五气之行运，而用以标记五季、五时、五节。行者，巡也，即旬。孙星衍《尚书·洪范》疏中引汉儒郑康成说：“行者顺天行气。”《管子·五行》云：黄帝“作立五行以正天时，五官以正人位”。

五行在《黄帝内经》中称“五运”，本来的意义就是天地阴阳五气的运行，用以说明一年之中五个季节的气候变化。《吕氏春秋》把五行直称为“五气”。所谓五行，即一年中运行的五个节气、五风以及相关的五个时节。《礼记·礼运》云：“播五行于四时，和四气而后月（按，指月份，非月亮）生。”《尚书·皋陶谟》云：“抚于五辰，庶绩其凝。”五辰即五时或者五季节。故孙星衍疏引《诗毛传》注：“辰者，时也。”

上古夏商时代，“季节”不称“季节”，商代称“旬”，夏代称“时”。据《管子》的记述，一年分为五旬，一旬即一个时季，有七十二日。五旬分别以五材——即五种物质为象征，也就是金、水、木、火、土。

关于五气，古人以五种物质作为象征。认为：用木之季在春，主生；用火之季在夏，主旺；用土之季在长夏，主成长；用金之季在秋，主肃杀；用水（冰）之季在冬，主藏伏。《礼记·郊特牲》孔疏：“以郊对五时之迎气。”引皇侃疏：“天岁八祭。冬至，一也。夏正，二也。五时迎气，三也。”所言五时迎（五）气，都是指五季、五行之运气也。

所以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五性相生》说：“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行者，行也，其行不同，故谓之五行。”二

上古之五行历法，到两汉以后即逐渐失传。五行变成五种物质，即金、木、水、火、土。但究其本义，五行之金木水火土，非指五物，而为五物之气。五气即金气、木气、土气、水气及火气之名，五气行运而成五风，先有五气而后凝聚为五材、五物。五风运行导致五种季节的发生，此乃五行、五运学说之本义。《管子·五行》曰：黄帝“作立五行以正天时”。《史记·天官书》曰：“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左传·昭公元年》曰：“分为四时，序为五节。”

从以上的古代文献可以大略知道，上古有两种分季历法。一种是四时之历，即一年分春夏秋冬的四季，流行至今。另一种是五行之历，即一年以金木水火土五气之行划为五季，这种分季法于两汉后就失传了。《史记·五帝本纪》及《大戴礼·五帝德》说黄帝发明五行，“治五气”。王聘珍注：“五气，谓五行之气。”此所谓黄帝治五气，即根据五气运行而制定五行之历法也。《春秋繁露·五行大义》释五行周天而产生五季节云：“天有五行，一曰木，二曰火，三曰土，四曰金，五曰水……是故木居东方而主春气，火居南方而主夏气，金居西方而主秋气，水居北方而主冬气。是故木主生而金主杀，火主暑而水主寒。”《礼记·礼运》说：“故天秉阳，垂日星。地秉阴，窍于山川。播五行于四时，和而后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阙。五行之动，迭相竭也。五行、四时、十二月，还相为本也。”

班固的《白虎通德论》解释“五行”说：“行有五，时有四，何？四时为时，五行为节。”

以上这些论述都说明，至两汉时，人们仍然知道五行与五节气有关。《后汉书·东平宪王苍传》中也仍然有关于“五时衣各一袭”，即依五时之变，配合冷暖而更衣的习俗。三

地理上的五行体系，最早是从五方五土的划分开始的。而五方五土的概念，则是以中国——亦即中央之都城——中原的概念为核心的。地理上中国的概念，现在所见的最早考古文物之一是西周的铜器“何尊”。

但是实际上，在殷商人的甲骨文中，已经具有中土的概念，中土就是中原地区。殷商人以商朝的国都大邑商为中心，自称中土，并多次提到环绕在其周边的“四土”“四方”，即：东土、南土、西土、北土。中商加上四方，是正为地理上的五土、五方。

甲骨卜辞中记五土、五方：“戊寅卜，王贞受中商年。十月。”（《前编》8，10，1）“己巳，王卜，贞今岁商受年。王占曰：吉。东土受年？南土受年？西土受年？北土受年？”（《粹编》907）

五土生五气，五气运行为五风。

五风运环，形成气候上划分之五季节，这是华夏上古原始的气象学理论。在甲骨文中，记载了来自四方的四大神风，并且各有神灵之名：“东方曰析，风曰协。南方曰因，风曰微。西方曰，风曰。北方曰，风曰役。”（《京》520）

五方之土又各有“五臣”：“庚午贞……于帝五丰臣……”（《粹编》12）

丰，借为方。即五方臣。臣者，长也。“王又岁于帝五臣正。”（《粹编》13）

甲骨学家丁山指出，这里所说的帝，应该便是中央之帝，即殷人祖宗在其左右的那位上帝。这位上帝加上前面有名字的四帝，便构造出统领五方、代表五方的五神帝。配以作为五帝辅佐的“五丰臣”，就构成五帝十神的天神体系。

在出现于晚周的《山海经》里，四方各有一神，四方之神均为人兽合体的怪物：“东方句芒，鸟身人面，乘两龙。”（《海外东经》）“南方祝融，兽身人面，乘两龙。”（《海外南经》）“西方蓐收，左耳有蛇，乘两龙。”（《海外西经》）“北方禺强，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青蛇。”（《海外北经》）

后来这些方神，或被附会于某些历史人物，如《吕氏春秋·孟秋》“其神蓐收”。高诱注：“少皋氏裔子曰该，实有金德，死托祀为金神。”

诸帝神又“各以方色为称号”（《太平御览》卷十九引注），五色帝即青帝、赤帝、白帝、黑帝，以及中央之帝（亦人亦神的黄帝）。

后来又有所谓黄帝胜四帝的神话和传说（见《孙子·行军》及《孙子佚篇·黄帝伐赤帝》），又演化为上帝以某日杀某色龙于某方，行事应有所规避的禁忌（见《墨子·贵义》）。《左传·隐公六年》记述九宗五正。杜预云：九宗者，九州之宗正也；五正者，五行之官也。《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记：“故有五行之官，是谓五官。实列受氏姓，封为上公祀为贵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根据《左传》，五行各有材官，称“五官”，五官有族，封受氏姓。死为上公，祀为贵神。社稷五祀，进行尊奉。

五方、五风、五臣、五帝之外，还有五火之说，亦见于甲骨文：“丁丑卜，又于五火，隹。二月，卜。”（《邺中》三，下，40，10）“……卜，又于五火，在齐。”（《粹编》72）

所谓“又”即“侑”，据郭沫若说，乃是祭祀的名称，一种感恩之祭也。四

1984年，笔者在《诸神的起源》一书中，曾推测上古流传的羿射十日之神话，可能反映上古曾通行一种十月纪时而以十干命名的古老历法。

此说后来在陈久金所著之《彝族天文学史》中得到证实。

陈久金指出：“中国上古最古老的十月历的月名，当是依《洪范》五行所排列的顺序来命名的：从夏至新年开始，经水火木金土五个月，到冬至新年；再经水火木金土五个月，又回到夏至新年。一年之十个月分别配以公母，便成一水公，二火母，三木公，四金母，五土公，六水母，七火公，八木母，九金公，十土母。如以冬至为一年之始，情况也相类似。”

这种历法，即五行十月历，或曰五气十月历法，来源甚为古老。我以为，此即上古所传说之“黄帝（或颛顼）历”也。据《大戴礼·五帝德》及《史记·五帝本纪》，历法始创于黄帝。《史记》称黄帝“治五气，设五量，抚万民，度四方”。注引《汉书·律历志》：“黄帝起五蔀。”孟康云：“五蔀谓五行也。”《史记·历书》曰：“盖黄帝考定星历，以立五行……”《管子·五行》曰：“黄帝……作立五行，以正天时。”

五行，以及所谓五行之气，实际就是以中原为本土，而感受到的来自四边的四方季风。一般来说，东风来时，春季降临；西风来时，秋季降临；南风来时，夏季降临；北风来时，冬季降临；无风（中央风）之时，酷暑之季也。上古人认为，太阳与季风是形成五季变化的原因，由此形成以太阳（阳气）及五风（阴气）相辅相成的阴阳五行历，即黄帝历。五

今传世之《夏小正》，本来面目就是上古的十月历法，后来经过晚周人的改纂，但遗迹仍存见在经文中。

上古这种五行十月历法，将一年分为五季，每季七十二天，其中每一行季又分为阴阳两部分。每部各分为三十六天，一年十蔀即三百六十天。十蔀，即十个节气，或曰“季”，或曰“节”，或曰“月”。《管子·五行》说：“作立五行以正天时，王宫以正人位。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日至，睹甲子，木行御……七十二日而毕。”“睹丙子，火行御……七十二日而毕。”“睹戊子，土行御……七十二日而毕。”“睹庚子，金行御……七十二日而毕。”“睹壬子，水行御……七十二日而毕。”

也就是说：从冬至甲子至乙亥七十二日为木行，继之丙子至丁亥七十二日为火行，继之戊子至己亥七十二日为土行，继之庚子至辛亥七十二日，最后是壬子至癸亥七十二日而毕，恰为六个干支周期的结尾，共三百六十日整。

在《管子·四时》篇中，于春夏秋冬各占三月、各据一方、各应一行外，特于叙述季夏时，中间横插一段“中央曰土，土德关辅四时入出……”云云，从而形成五季。而《五行》篇中，以五季分配一年之三百六十日，各得“七十二日”。其法从冬至开始，第一个七十二日配木，第二个七十二日配火，如此类推，五个七十二日配完五行，正好一年完毕，以五行统配一年之三百六十日。

这种历法，是晚周人所传述的上古五行十月历法。东汉末流行的《太平经》中有一则“三合相通诀”：“十号数之终也，故物至十月而反初。天正以八月为十月，故物毕成。地正以九月为十月，故物毕老。人正以亥为十月，故物毕死。三正（天、地、人）竟也，物当复生，故乾在西北。凡物始核于亥，天法从八月而分别之，九月而究竟之，十月实核之。故天地人之三统俱终，实核于亥。”

这一记述清楚地表明，以“亥”月为终的历法，原型也是来自五行十月的历法。

古代有夏商周各行三正的不同历法传说，至战国秦汉之际，中国历法更经历了重大演变。四季十二月的历法取代了五行十月的历法。四季风演增为八风以及每风三候，形成二十四节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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