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碑石与文化研究(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牛致功

出版社：三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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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碑石与文化研究试读：

前言

我写这本《唐代碑石与文化研究》是有很大偶然性的。原来，我对于唐代碑石接触不多。即便是有机会接触，也是走马观花，没有逐一深究其意。后来，陕西师大的校友张沛同志送我一本他编的《昭陵碑石》（三秦出版社出版），使我对唐代碑石的研读有了非常便利的条件，才促使我对碑石文的内容渐渐发生了兴趣。

1994年，我退休了。按理说，应该开始游憩岁月了。我的三个子女，两个在国外工作，一个在上海工作。他们都希望我放松一下，到他们那里欣赏一下异国异地的风光，过几天闲适自得的生活。经过再三考虑，我最有感情的还是这十几平方米的书房。这间书房来之不易，1980年我53岁才得到的。当时，三个子女都在上学，我只得住在书房里。一直到两个子女都大学毕业，独立工作了，书房兼卧室的状况才有改变。最后，小女儿取得硕士学位，到上海去工作了，这间书房才真正成了我的安乐窝。

在这间书房里，我写了一百多万字的著述，完成了必要的教学任务，自感其乐无穷。退休后，又对碑石铭文发生了兴趣。众所周知，史学工作者不管从事什么著述，决不能离开书房。离开必要的参考书和各种原始资料，是不可能有学术成就的。这就是一间小小的书房具有很强魅力的地方。

退休了，为什么对史学工作者的职业还兴趣不减呢？其一，我的学习机会来之不易，太值得珍惜了；其二，孔子的“不知老之将至”精神对我影响颇深，使我认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就是长寿之道。

我到大学读书，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生长在农村，父母都是地道的农民，没有文化。在上小学的时候，父亲曾对人夸口说：“我一定要使孩子读到中学毕业。”父亲所谓的中学就是初中。不料，事与愿违，初中刚上一年，父亲才38岁，就因病与世长辞了。母亲去世更早。我没有兄弟姊妹，无亲可投，只好自力更生，开始农耕生活。不久，家乡沦陷，更是雪上加霜，除了农耕之劳以外，还得为日本鬼子做苦工。在日本鬼子直接驱使下修铁路，筑城堡，为伪县长修院墙等，我都记忆犹新。在那最黑暗的时代，只希望农作物收成好些，赶快打败日本鬼子，根本没有想到找回读书的机会了。

抗日胜利后，卖了父亲留下的房子，又上完了初中。1948年初，家乡解放，参加了工作。第二年，又接着读高中。1951年，响应国家号召，参加军事干部学校，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步兵学校受的思想教育，是安下心，扎下根，为建设强大的国防军贡献一切。既然投笔从戎，又接受这样的思想教育，当然不再考虑上大学了。

1952年6月初的一天早晨，偶然的机会来到了。集合出操的号声刚完，值星员就要带队出发，徐指导员过来了，他点了11个人的名，其中有我。把这11个人带到队部后向我们宣布：接上级通知，明年我国要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为了各项建设的需要，必须培养大量的经济文化建设人才，你们的年龄和文化程度都符合上大学的要求，现在你们必须放下枪杆子，拿笔杆子去。就这几句话，我们的前进道路改变了。当天，我们的枪支弹药收缴完毕，第二天就离开军营了。由于西北学生来源较少，我们必须遵守一条规定，只能进西北地区的高校。于是，我到了西北大学师范学院，后经调整，成为现在的陕西师范大学。1956年开始，到1994年退休，在这里工作了38年。真没有想到，扛锄头、赶牛车的农民，准备保家卫国的军人，忽然走进了知识分子的队伍。

上了大学，视野大大开阔，懂得了学无止境的道理。开始教学工作后，愈来愈感到知识的不足；应当承担科研任务时，愈来愈感到知识的浅薄。更加自己大学毕业已经晚于一般人六七年，和同龄人比较，已是相对的落伍者。必须急起直追，才不至于掉队。这种无形的鞭策力量，促使我的求知欲望日益加强。如果说我还比较勤奋的话，这种失而复得的读书机会所产生的紧迫感，确实发挥了积极作用。

我为什么又受孔子思想的影响呢？随着年龄的增长，不知不觉进入了老年人的领域。当年的同学同事，都已白发苍苍，被推上爷爷奶奶辈的人了。1994年，我应聘为陕西省文史研究馆的馆员，文史馆的馆员都是老年人。我参加文史馆的第一个活动是馆员每人写一篇谈长寿之道的文章。60多岁的人，缺乏如何长寿的经验，无从谈起。于是，我想起了孔子的几句话，我认为这就是古人的长寿之道。

叶城（今河南叶县南）

的县长叶公曾经问孔子的学生子路说：孔子的为人如何？子路置之不理。后来，孔子对子路说：你为什么不这样说：“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由此可见，“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就是孔子“不知老之将至”的原因。

显而易见，孔子能够长寿的原因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是勤奋学习，努力工作；其二，是心情愉快，不知忧愁。孔子活了73岁，在春秋末年堪称高寿。后来，孔子被尊为圣人，于是，人们就认为能活到73岁，可和圣人相比，就是难能可贵了。直到唐代，杜甫还说：“人生七十古来稀。”后来，人们慢慢地就把70岁视为古稀之年。我已74岁，和孔子的职业相同，都从事教育工作，为什么不重视孔子的经验呢？

事实证明，孔子确是勤勤恳恳，孜孜不倦的事业追求者。他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既然他认为自己不是“生而知之者”，逻辑的结论当然是自己喜爱的古代文献，必须靠努力学习去追求。这是他勤奋学习的前提。

怎样才算勤奋学习呢？他的学生子夏说：“日知其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这就是说，每天知道所未知的，每月复习已经懂得的，可以说是好学了。在孔子师徒看来，学习是每日每月不能间断的，甚至每时每刻、随时随地都应学习。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③孔子就是这样严格要求自己的。

当他年近半百的时候，颇有紧迫感地说：“如果我能多活几年，到五十岁时去学习《易经》，就没有大过错了。”④可见他的学习是永无止境的。孔子的这种进取精神，使我很受感动。自己年近古稀时对碑石铭文发生了兴趣，如果健康状况许可，为什么不能继续深入呢？

反之，孔子对那些懒惰的人极为反感。他有个学生名叫宰予，白天睡大觉。孔子骂他是“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粉刷）也。”他还看不起那些“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人，他认为即使参加下棋、赌博者，也比这种人强。

孔子的一生，大量的时间用以教学，他对教学工作非常认真。他要求自己做到“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没有热爱教学的思想是难以如此的。另外，在那种等级制度非常森严的社会里，他竟能做到“有教无类”。就是不分等级、地域，什么人他都教。这也是创举，有冲击旧制度的意思。正因为他有这样忠于事业、不知疲倦的精神，所以，他的功绩卓著。这是孔子的历史功绩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刻苦地学习，不懈地工作，说明他有强烈的进取精神。这种良好的精神状态，正是身心健康的反映，也是身心健康的原因。

孔子对事业的追求与其乐观情绪是密切相关的。他认为全心全意致力于自己的事业，必然乐在其中。他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也就是对待任何学问或业务，懂得它的人赶不上喜爱它的人，喜爱它的人又不如乐在其中的人。很明显，他把事业和乐趣融为一体了。安贫乐道正是他这种思想的具体表现。

孔子说：“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为了“道”，他不怕缺衣少食，也不怕贫穷，甚至还不怕付出生命的代价。他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可见，“道”就是他的最高追求。“道”的内容就是他所谓的真理或学问。他勤奋地学习，就是为了不断增加知识，掌握真理。为了追求学问和真理，贫也乐在其中。颜回是他最赏识的学生，他住在小巷子里，饮食极其简单，别人都忍受不了他那种贫困生活带来的忧愁，而颜回却仍然非常快乐。孔子对颜回这种安贫乐道的精神大加赞扬。

有一天，孔子的学生子贡问老师道：贫而不巴结奉承，有钱不骄傲自大，怎么样？孔子答道：可以了，但还不及“贫而乐（道），富而好礼者也。”显然，在孔子看来，贫不自卑还不如安贫乐道，因为后者的态度更为积极，也有明确的追求目标。

孔子提倡乐观，但他并不主张盲目的快乐。他把快乐分为有益和有害两种。有益的快乐是：“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具体说，就是调节礼乐，宣扬别人的好处，交有益的朋友。有害的快乐是：“乐骄乐，乐佚游，乐宴乐。”具体说，就是骄傲，游荡忘返，好吃荒淫。显然，前者有益于事业的发展，后者有损于身心健康。因而，孔子视其为针锋相对的两个方面。

由于孔子提倡正当的快乐，所以，他把快乐视为一种高尚的品德。他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坦荡荡”，是心地平坦宽广，“长戚戚”，是局促忧愁。这是君子和小人不同的道德。“坦荡荡”是快乐的基础，君子是不会忧愁的。所以他说：“君子不忧不惧。”“仁者不忧。”这都是把君子和“不忧”联系起来。可见，君子的品德必须是快乐而“不忧”。

孔子的学生中，闵子骞对人恭敬而正直，子路非常刚强，冉有、子贡温和而快乐。孔子看见他们都非常高兴。显而易见，孔子的快乐中反映着他的是非观。

综上所述，孔子的一生，是勤奋学习、努力工作的一生，也是乐观的一生。正因为他把全部精力集中于事业，所以，他不知道衰老会要来了。在晚年，他总结自己的一生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不难看出，他每过十年就要高上一个台阶。如果他能活到80岁以上，肯定会在他的总结中加上一句80如何如何。这种在不断提高中前进的一生，正反映了他忘我的乐观精神。这种精神，意味着人体本身各种器官的正常运转，各种器官在正常运转中老化自然是缓慢的。这比起那种游手好闲，又空想有所得的不劳而获者，还有那种多愁善感，悲观厌世者，都是值得赞扬的。如果说这是孔子的长寿之道，是无可非议的。

根据古人的经验，借题发挥，谈了以上意见，算是完成了文史馆布置的任务。从此，这些意见就成了我晚年的人生哲学。按照自然规律，每一个人都要走完自己的人生历程，谁也不能例外。既然如此，是积极、乐观地走完这个历程，还是消极、悲观地走完这个历程，必须有所选择。

如前所述，我的读书机会确实来之不易，必须珍惜；其次，加入老年人的队伍后，触景生情，顺利接受了孔子的积极人生哲学。于是，我开始了退休以后的生活与工作。随着年龄的增长，古稀之年的精力当然不如以前了，每天工作的时间不断缩短，散步、看电视的时间反而增加了。不过，老牛拉破车，慢而不停，每天都有所前进。这本小书的主要部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写出来。该书是否对社会有所裨益，当然应待别人评说。不过，一个小小史学工作者的执著追求，只要自感有点效果，也就不算徒劳无益了。

第一章

唐俭与李渊建唐——读《唐俭墓志铭》

唐俭（578—656），字茂约，并州晋阳（今山西太原）人，两《唐书》均有其传。他是李渊从太原起兵建立唐朝的直接参与者之一，对唐朝的建立和统一全国起了重要作用。两《唐书•唐俭传》对其事迹虽有记载，但到1978年《唐俭墓志铭》（以下简称《墓志铭》）《昭陵碑石》（三秦出版社1993年出版）和《全唐文补遗》第一辑（三秦出版社1994年出版）均有此文。于陕西礼泉出土后，与唐俭有关的一些问题必须做进一步研究。因为《墓志铭》的内容远较两《唐书》本传更为丰富。因此，笔者撰写此文，想对其中几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唐俭对李渊起兵的建议

大业十三年（617）初，李渊奉命为太原留守。当时，农民起义遍地爆发，隋炀帝政权摇摇欲坠，李渊正想趁此机会改朝换代，取隋而代之。但是，他只是暗中准备，不露声色，等待有利时机的到来。所以，不少有识之士都劝李渊早日起兵，夺取政权，如裴寂、刘文静、武士等，都是有力的煽动者。但他们只是极力促使李渊起兵，至于起兵的具体计划，前进的步骤如何，都缺乏必要的考虑。在这方面，唐俭是高人一筹的。

唐俭劝李渊道：“明公日角龙庭，李氏又在图牒，天下属望，非在今朝。若开府库，南啸豪杰，北招戎狄，东收燕、赵，长驱济河，据有秦、雍，海内之权，指麾可取。愿弘达节，以顺群望，则汤、武之业不远。”显然，这是从起兵到夺取政权的具体部署。所谓“南啸豪杰，北招戎狄”，正和李渊“然历山飞不破，突厥不和，无以经邦济时也”《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的考虑如出一辙。因为历山飞是太原之南的起义军领袖，突厥是太原之北的强大敌人，正是南北都要有正确对策的意思。所谓燕、赵，即今河北一带，也就是太原的东方，当时虽未对太原形成威胁，但提醒应当注意是非常必要的。没有首先“东收燕、赵”，正显示了李渊比唐俭更有远见。所谓“长驱济河，据有秦、雍，海内之权，指麾可取。”这是实现其奋斗目标。李渊从太原长驱南下，进据关中，攻取长安，正是按照这个建议实现其愿望的。

尽管李渊改朝换代的行动和唐俭的建议基本一致，但在两《唐书》的《唐俭传》中，并没有显示出李渊对唐俭建议的积极反映。李渊只是以愿意考虑的语气说：“汤、武之事，非所庶几。今天下已乱，言私则图存，语公则拯溺。卿宜自爱，吾将思之。”其实，这没有反映事实真相。《墓志铭》：“太武皇帝（李渊）发号晋阳，公之戾止，若合符契，以石投水，百中之策无遗；言听计从，千里之胜斯决。“《唐俭碑文》见《昭陵碑石》。又说：唐俭对李渊“奏前载之废兴，及列代之成败，笑夷吾之九合，孔明之三分。……似汉之遇子房。……拜大将军府记室，加正议大夫。”由此看来，李渊对唐俭非常重视。李渊视唐俭好像是刘邦看张良一样。

刘邦评论张良说：“运筹策帷幄中，决胜千里外，子房功也。”《汉书》卷四十《张良传》。这就是说，刘邦认为张良是个足智多谋、善于参与重大决策的人物。李渊视唐俭如张良，正是唐俭向他陈述“前载之废兴，列代之成败”的结果。由于唐俭谈古论今，总结了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提出了完全为李渊所需要的建议。所以，他们恨相见之太晚，关系十分融洽。李渊对唐俭的建议，是“言听计从”，无不接受。李渊起兵的大政方针，从此决定下来。

另外，两《唐书•唐俭传》载，唐俭首先向李世民陈述了李渊应趁机起兵的理由，经李世民向李渊转告了唐俭的意见，李渊才召见唐俭与其密论其事的。《墓志铭》的记载与此不同，所记是李渊首先与唐俭商讨了起兵大计，又拜唐俭为“大将军府记室，加位正议大夫”以后，接着才是“公（唐俭）与太宗兴言暗合，请率麾下乘虚入关。高祖然之，众方佥伏。”由此可见，在太原起兵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李渊而不是李世民。

以上内容，更加深刻地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怎样看待李渊在太原起兵中的作用。

两《唐书》的有关记载，如《高祖纪》、《裴寂传》、《刘文静传》等，还有《资治通鉴》的有关部分，都认为是李世民和刘文静、裴寂等人密谋策划以后，促使李渊不得不起兵的。这一点，我在《李渊建唐史略》中已经有所论述，也表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其他学者也有人对以上观点进行纠正。但是，持不同意见的作者（包括自己），都是根据已有的文献资料以此正彼，缺乏新的论据，从而形成大同小异的著述。《墓志铭》载，李渊准备起兵时，“公之戾止，若合符契。”说明李渊迫切需要对他起兵有用的人才；对唐俭的建议，李渊是“言听计从”，说明李渊已经胸有成竹，唐俭的建议正符合他的需要，决不是毫无思想准备；根据唐俭的建议，“千里之胜斯决”，说明唐俭的建议坚定了李渊的信心，使其感到胜利在望。《唐俭碑文》认为，李渊得到唐俭好像刘邦遇到张良一样，又说明李渊像刘邦那样，善于发现人才，又重用人才。这些都足以说明李渊在太原起兵中发挥了主导作用。

另外，唐俭的作用也不可等闲视之。两《唐书》与《资治通鉴》的有关部分都突出了李世民、刘文静、裴寂的作用。《旧唐书•高祖纪》载：大业末年，“群贼蜂起，江都阻绝，太宗与晋阳令刘文静首谋，劝举义兵。”《旧唐书•刘文静传》载：李世民、刘文静、裴寂共同劝李渊道：“今大乱已作，公处嫌疑之地，当不赏之功，何以图全？其裨将败，以罪见归。事诚迫矣，当须为计。晋阳之地，士马精强，宫监之中，府库盈积，以兹举事，可立大功。关中天府，代王冲幼，权豪并起，未有适从。愿公兴兵西入，以图大事。”这个建议，说明李世民等三人认为从太原起兵的必要和迫切以及进军关中的理由。但和唐俭的建议比较，却没有注意到太原的东、南、北三个方面的有关势力，特别是注意北方突厥的威胁。正因为唐俭的建议更为全面，所以被李渊完全接受，好像“以石投水，百中之策无遗”。李渊视唐俭为汉初的张良，正说明唐俭是李渊从太原起兵时极其重要的出谋划策者。

唐俭对攻取霍邑的建议

大业十三年（617）七月，李渊从太原誓师起兵，很快进军至贾胡堡（今山西霍县西北）。这时，淫雨成灾，粮草不继，而且还有刘武周联合突厥进攻太原的传闻。于是，李渊征求众将的意见，应该采取何种对策。《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二载，多数人主张还师太原，以保根本。反之，李建成、李世民共同表示，刘武周与突厥虽有一致的一面，也有矛盾存在，不可能共同行动。回师太原，可能导致霍邑隋军北进，突厥南下，腹背受敌。不如克服暂时困难，勇往直前，攻取霍邑（今山西霍县）。但在两《唐书》的《太宗纪》与《资治通鉴》的有关部分中，都认为以上李建成、李世民的共同主张是李世民一人的意见。

霍邑，是隋军扼制李渊南进的重要据点，所以，长安的代王侑派善于守城的宋老生于此把守。能不能攻取霍邑，是李渊能否顺利南进的重要问题。李渊特地召集众将商议此事，正说明此事有关大局。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谁有高明的见解，是应当受到赞许的。《墓志铭》载：李渊率军南进，“西向次贾狐堡，淫潦为灾，外绝盈粮，内无半菽。人无斗志，议欲退还，公（唐俭）顿首马前，述寒胶之可折；请遵龙战，克倒戈之有期。前箸指陈，沃心方纳。于是霄炊褥命，待旦先登。隋将宋老生背城而阵……悬门阻发，遂克其城。在此一戎，永清四海。首建长算，公之力焉。”这段记载，说明以下两个问题。

第一，刘武周联合突厥进攻太原纯系谣传，没有任何根据。因为，这里说的“人无斗志，议欲退还”的理由是淫雨成灾，军粮困难，根本没有提到刘武周与突厥联合南进，更没有提到如果还师太原就会陷入霍邑隋军和刘武周、突厥联军的夹攻之中。这和《大唐创业起居注》、《资治通鉴》的记载显然有所差别。《墓志铭》对墓主虽然有歌功颂德之意，但在很多知情者尚在的时候不可能虚构事实，应当可信。同时，《唐俭碑文》中也有类似的内容。碑文载：“行至吕州（霍邑），秋潦遂降。粮断绝，泥淖深。”显然也说的是雨灾和缺粮，根本未涉及刘武周和突厥进攻太原的问题。另外，两《唐书》的《太宗纪》中有关此事的记载，也没有提到刘武周与突厥联合进攻太原的问题。

更为重要的，是李渊从进攻霍邑到夺取长安，根本没有出现刘武周与突厥联合进攻太原的事实。正因为如此，《资治通鉴》中称此事为“或传”，《大唐创业起居注》认为此事是“流言”，当然都是不可靠的意思。《墓志铭》与《唐俭碑文》进一步证实，“或传”或“流言”是毫无根据的。最大的可能，这是主张还师太原者耸人听闻的手段。

第二，反对还师太原，主张继续前进、攻取霍邑者，不仅有李建成、李世民，还有唐俭。《墓志铭》有关此事的记载十分肯定，不会有错。同时，《唐俭碑文》也有类似的记载。碑文虽然缺字较多，难以理解其全意，但因其有“机不可失，时来。傥使官渡息兵，破袁之事未卜；洪沟若割，灭项之日未期。”等数语，显然这是唐俭鼓励李渊要一往无前，义无返顾，不要中途而废。可见，唐俭的态度是非常明朗的。

进一步说，当李渊为是否回师太原的问题征求意见时，是“集文武官人及大郎（李建成）、二郎（李世民）等”《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二。进行商议的，无疑，发表意见的决不会是个别人。《资治通鉴》载，主张回师太原的是裴寂等人，《大唐创业起居注》载，李渊征求意见，是问“诸公意谓如何？”显然这不是针对个别人而言，所以表示态度的是“议者”认为，“太原一都之会，义兵家属在焉。”不可失之于突厥，应当回保太原。由此可见，主张回师太原者不是个别人。既然如此，持相反意见者，而且是持正确意见者，也决不可能是李建成、李世民二人，必然还有相同认识者。因为在李渊的骨干力量中，不少人是有远见卓识的人才。这些人对流言蜚语不可能轻易相信，面对淫雨和缺乏军粮也不可能都是知难而退者。所以，唐俭和李建成、李世民有同样的认识是合情合理的。但是，在有关文献中，对这个问题的记载都没有提到唐俭。由此可见，《墓志铭》和《唐俭碑文》在这方面肯定了唐俭的作用，正是补充了文献资料的不足。否则，陪葬昭陵的唐俭，怎能被许敬宗（墓志铭的撰者）把他和唐太宗相提并论呢！

李渊接受了李建成、李世民、唐俭的建议，很快攻克霍邑，继续前进。可见，唐俭确是李渊的重要谋臣。

为什么在两《唐书》的《太宗纪》中把李建成、李世民、唐俭的共同建议说成是李世民一个人的主张呢？这与玄武门之变密切相关。

玄武门之变以后，李世民非常担心史官们会把他杀兄夺嫡的事如实记于史册，于是，他迫使房玄龄给他看了《实录》。由于他对有关玄武门之变的记载极其不满，故而他指示史官说：他发动玄武门之变，像周公诛管叔、流蔡叔一样，是“安社稷，利万民”《贞观政要》卷七《文史》。的正当义举。当然，这是要史官们按照他定的基调撰写史书。史官为了贯彻李世民的意思，必然要歪曲事实。于是，失败被杀的李建成无疑不能和做了皇帝的胜利者相提并论了。

温大雅在撰写《大唐创业起居注》时，玄武门之变还没有爆发的可能，李建成、李世民正在共同为李渊创建唐朝而奋斗，所以，温大雅把他们同样看待，如实记载了他们在攻取霍邑之事中的正确主张。唐俭虽是重要的谋臣，但和被称谓“大郎、二郎”的李渊之子比较，显然还有差别，不宜同日而语。所以，温大雅没有提到唐俭。

许敬宗撰写《墓志铭》时，李世民已经去世，唐俭以功臣身份陪葬昭陵时，为其歌功颂德的《墓志铭》，提及攻取霍邑之战时的贡献，也是顺理成章的。这样做的结果，一来不影响李世民的战功和地位，二来说明唐俭和李世民早年就在重大问题上有共同的认识。《墓志铭》和碑文都提到唐俭在霍邑之战中的正确主张，正是这种原因。

麟阁与凌烟阁《墓志铭》载，唐朝建立后，因唐俭有功，被“加散骑常侍，位正三品行中书侍郎，赐以铁券，罪一死。图形麟阁，列于佐命。”《唐俭碑文》：“叙拨乱之功，加散骑常侍，正三品，行中书侍郎。图凌烟阁。”看来，这里说的“麟阁”“凌烟阁”是一回事，都是指唐高祖对唐俭的表彰。

另外，《旧唐书•唐俭传》则根本没有提到唐高祖对唐俭图形麟阁或凌烟阁的问题，但是，却谈到唐太宗因唐俭有功，“与功臣等元勋恕一死，……图形凌烟阁”。这里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唐高祖对唐俭图形于麟阁（或凌烟阁）和唐太宗对唐俭图形于凌烟阁是否是一回事情，二者有无区别。

先说高祖时的麟阁（或凌烟阁）与太宗时的凌烟阁有什么共同之处。

麟阁是麒麟阁的简称。据说，此阁是汉武帝获麒麟时所造，也有人认为是萧何所造。史载：“甘露三年（前51年），单于始入朝。上（汉宣帝）思股肱之美，乃图画其人于麒麟阁，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被图画的人是霍光、张安世、韩增、赵充国、魏相、丙吉、杜延年、刘德、梁丘贺、肖望之、苏武等十一人。这些人，“皆有功德，知名当世，是以表而扬之，明著中兴辅佐，列与方叔、召虎、仲山甫（三人皆周宣王之臣）焉。”《汉书》卷五十四《苏武传》。从此，就开创了图画功臣于麟阁或麒阁的先例。《李墓志铭》见《昭陵碑石》或《全唐文补遗》第一辑。载：“昔者西汉臣，图形于骐阁（麟阁）；东京（东汉）列将，缋范于云台。”不难看出，西汉和东汉帝王表彰功臣的方式不同，唐俭被图形于麟阁，是唐高祖模仿西汉宣帝表彰功臣的方式。

凌烟阁位于太极宫三清殿侧，是唐太宗图形功臣的地方。贞观十七年（643），太宗下诏曰：“自古帝王，褒崇勋德，既列名于钟鼎，又图形于丹青。是以甘露（西汉宣帝年号）良佐，麟阁著其美，建武（东汉光武帝年号）功臣，云台纪其迹。”为了表彰当时的功臣，他要把长孙无忌、李孝恭、杜如晦、魏征、房玄龄、高士廉、尉迟敬德、李靖、萧、段志玄、刘弘基、屈突通、殷开山、柴绍、长孙顺德、张亮、侯君集、张公瑾、程知节、虞世南、刘政会、唐俭、李世、秦叔宝等二十四人，图画于凌烟阁。这些人，有的是栋梁之才，有的是著名的学者，有的是初起兵时的元，还有屡进忠言、战功卓著等各方面的功臣。唐太宗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庶念功之怀，无谢于前载；旌贤之意，永贻于后昆。”显然，这是为了使他认为的功臣能够流芳百代。

据上所述，不管是图形于麟阁还是图形于凌烟阁，都是皇帝表彰功臣的举措。正因为如此，《唐俭碑文》中把麟阁称为凌烟阁。碑文形成于高宗显庆年间，这时，图形于麟阁和图形于凌烟阁同时存在，二者的作用、性质相同，故而碑文作者称麟阁为凌烟阁也无可非议。

再说图形于麟阁和图形于凌烟阁的不同之处。

对唐俭“图形麟阁”，是唐高祖于武德初年对唐俭的表彰。唐初的麟阁位于何处，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图形麟阁是唐高祖模仿汉宣帝表彰功臣的措施。凌烟阁是唐太宗于贞观十七年（643）图画长孙无忌等二十四功臣的地方，“太宗为赞，褚遂良书，阎立本画。”《类编长安志》卷三《馆阁楼观》。均有记载。从形式上说，唐太宗对汉宣帝、唐高祖都有因袭、继承关系，但从时间和表彰的人物来说，却有显著的差别。当然，就个别人来说，也有既见于麟阁，又见于凌烟阁的，如唐俭就是如此。其实，先后受过两次表彰的决不只唐俭一人，例如，李也曾有过两次被表彰。《李墓志铭》载：“先朝（太宗）尝图公（李）于凌烟阁，至是，皇上（高宗）又命写形焉。”这就是说，李在贞观年间被太宗图形于凌烟阁，又在永徽年间被高宗图形。这一次虽然未言明图形于何处，但又一次以图形对李进行表功是不容置疑的。

总而言之，自汉宣帝开始的以图形表彰功臣的措施，到唐初更为盛行，唐俭，李等人两次受到这种表彰，说明唐高祖、唐太宗、唐高宗都是善于运用这种手段笼络群臣的。但两《唐书》的《唐俭传》与《李传》以及《资治通鉴》的有关部分，都没有提到唐俭、李两次受表彰的问题，因此，《墓志铭》的发现，有助于全面理解这一问题。

补充两《唐书》记载不足的事

从《墓志铭》的内容看来，在两《唐书》中，对与唐俭有关的某些问题还不够明确或尚未涉及。《墓志铭》的出土，补充了这些不足之处。

武德二年（619）九月，刘武周进攻太原，李元吉弃城逃回长安。接着，刘武周大举南进，夏县（今山西夏县）吕崇茂聚众响应刘武周。裴寂前往征讨，为其所败。唐高祖又命永安王李孝基、工部尚书独孤怀恩、陕州总管于筠、内史侍郎唐俭等再次进攻吕崇茂。吕崇茂向刘武周部将宋金刚求援，宋金刚遣其部将尉迟敬德增援夏县，唐军战败，李孝基、独孤怀恩、于筠、唐俭、刘世让等均被俘虏。后来，独孤怀恩乘机逃回，驻守蒲坂（即隋河东，在今山西永济西）。这些人在被俘期间，唐俭从同时被俘的元君宝口中知道，独孤怀恩对唐高祖不满，阴谋造反。唐俭遂通过尉迟敬德，使刘世让回唐，向唐高祖通报这个消息。高祖正在赴蒲坂途中获知这个消息，遂诱杀了独孤怀恩，自己脱险。这件事情，两《唐书》的《唐俭传》和《资治通鉴》有关部分的记载基本一致。然而，其中有一情节不甚明确，就是尉迟敬德为什么会私自释放刘世让回唐。《墓志铭》载：唐俭被俘后，“乃察诸贼帅，皆是庸流，惟尉迟敬德识量弘远，说令择主，理会其心。于是独孤怀恩谋以众叛，阴遣间使连结武周，仍伺太宗入城，执以降贼。公（唐俭）于寇狱上书告变，逆谋垂发，元凶伏诛。”由此看来，唐俭被俘至敌营后，密切注意敌人诸将的动向，当他发现尉迟敬德是有用而且可以争取的对象以后，就立即开展攻势，争取尉迟敬德归唐。《唐俭碑文》载：“公观诸将，人多庸鄙，惟尉迟敬德颇识事机。公示之以安危，告之以成败，涣如冰释，翻然改图。虽有此心，计犹未果。”这和《墓志铭》的记载意思相同。由于唐俭对尉迟敬德“示之以安危，告之以成败”，所以，尉迟敬德才“涣如冰释，翻然改图”，另择其主。应该说，这就是尉迟敬德私自释放刘世让回唐的原因。否则，很难理解唐俭在俘虏狱中怎能“密令亲信刘世让以怀恩之谋奏闻”的情节。虽然还有比较明确的记载说：“俭恐怀恩遂成其谋，乃说尉迟敬德，请使刘世让还与唐连和，敬德从之，遂以怀恩反状闻。”《资治通鉴》卷一八八，武德三年二月。但唐俭对尉迟敬德说了些什么，怎样打动其心而使其另有打算呢？只有《墓志铭》和碑文具体回答了这个问题。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尉迟敬德很快降唐。武德二年（619）十二月，李孝基、唐俭等被俘，武德三年（620）四月，尉迟敬德降唐。固然，唐军在军事上的胜利，有迫使尉迟敬德降唐的作用，但他为什么不像刘武周、宋金刚那样去投降突厥呢？还有记载说：敬德“城守介休。太宗遣任城王道宗、宇文士及往谕之，敬德与寻相举城来降。”这就是说，尉迟敬德是在李道宗、宇文士及劝说之下投降的。但是，李道宗、宇文士及为什么不去劝说刘武周、宋金刚投降呢？无庸置疑，是尉迟敬德有降唐的可能。这种可能，就是唐俭在被俘期间极力争取尉迟敬德，“说令择主”的结果。正因为如此，尉迟敬德降唐后，李世民“甚喜，以为右一府统军，使将其旧众八千，与诸营相参。屈突通虑其变，骤以为言，世民不听”《资治通鉴》卷一八八，武德三年四月。

既然尉迟敬德降唐后，李世民还使他统率其旧部，当然是李世民对他十分放心。对屈突通担心尉迟敬德叛变的建议，李世民置若罔闻。之所以如此，最大的可能是唐俭于事先的争取工作颇见成效，唐俭已使尉迟敬德和李世民之间彼此都有相当的了解。后来，尉迟敬德能够成为李世民的亲信，被图形于凌烟阁，正是他们互相信任逐步深化的结果。由此看来，在尉迟敬德降唐的问题上，唐俭是发挥了重要作用的。

武德四年（621）五月，李世民打败窦建德，夺取了洛阳。七月，窦建德部将刘黑闼又于漳南（今河北故城东北）举兵反唐。十二月，唐高祖遣李世民、李元吉去平定刘黑闼。在两《唐书》的《唐俭传》中，根本没有涉及唐俭随李世民讨伐刘黑闼的事，《资治通鉴》有关部分也没有这方面的记载。但是，《墓志铭》和《唐俭碑文》均有此事的记载。《墓志铭》载：“寻有魏人刘闼起军、相，扇动山东，跨有河北。公（唐俭）又侍奉文帝（李世民）节度众军，一举廓清，九河砥定，仍为幽州道行军总管，兼为定州道安抚大使。”《唐俭碑文》也有同样的内容：“寻而逆贼刘闼拥徒冀北，祸燕南……时军出讨，公监统，而偏裨靡伐谋之略，士卒无摧之心。公轻贼城，以陈利害。不劳飞箭，便下聊城。讵假拔旗，乃倾赵壁。廓清河朔，公有毗之功，以公为幽州道安抚大使、幽州道行军总管，定州道安抚大使。”

根据以上两种记载，唐俭不仅直接参加了对刘黑闼的作战，而且还亲赴敌城，“以陈利害”，以致“不劳飞箭，便下聊城”。因此，如果说李世民是打败刘黑闼的主帅，唐俭必然也有毗佐之功。在这方面，《墓志铭》与《唐俭碑文》又补充了有关文献资料的不足。《墓志铭》与《唐俭碑文》的史料价值是值得重视的。（原载《历史月刊》（台）1999年6月）《张士贵墓志铭》所反映的问题

张士贵，字武安，弘农卢氏（今河南卢氏）人。隋末，他于当地聚众反隋，后来归附李渊。在李渊建唐与统一全国的战争中，他有很大贡献，贞观年间（627—649），又屡建战功，故而死后陪葬昭陵。两《唐书》中，均有《张士贵传》，但该《传》对张士贵事迹的记载都非常简单，对唐代历史叙述甚为详细的《资治通鉴》，也没有对张士贵事迹有更多的记载。

1972年于陕西礼泉发现的《张士贵墓志铭》（以下简称《墓志铭》）《昭陵碑石》和《全唐文补遗》第一辑（均为三秦出版社出版）。，其中所记有关张士贵的事迹，比两《唐书》的《张士贵传》要详细得多。从《墓志铭》的内容看来，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说明文献资料未曾涉及或涉及很少的有关历史问题。

从洛阳到潼关之间也有反隋势力

隋朝末年，由于隋炀帝的倒行逆施，使广大农民走投无路，故而很多地方爆发了农民起义。在农民起义的影响下，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也日益激化，不少隋朝的地方官员乘机割据一方，称王称帝。根据现有的历史文献，从洛阳到潼关这一带地方，在隋末没有农民起义和地方割据势力。这样，就容易被理解为从京师长安到东都洛阳一带，仍然是隋的势力范围。因为长安有隋代王侑据守，洛阳有隋越王侗据守，二者之间的河东（今山西永济西）有屈突通守备。这些据点之间如果没有别的力量存在，自然就意味着这一带仍然为隋所有。但是，根据《墓志铭》的内容，这一带有一支相当强大的反隋力量，就是张士贵领导的起义军。《旧唐书•张士贵传》：张士贵，“本名忽，善骑射，膂力过人。大业末，聚众为盗，攻剽城邑，远近患之，号为‘忽贼’。”《新唐书•张士贵传》所载与此基本一致。这些内容，只能说明他于隋末发动起义，并没有说明他于何处起义，有多大力量。《墓志铭》的记载就很清楚了。《墓志铭》首先叙述了张士贵的家世：他的曾祖名，是北魏的银青光禄大夫、横野将军。其祖名和，是北齐开府车骑将军。其父名国，从北齐到隋，先后任陕县主簿、硖州录事参军、历阳令，不久，又以军功授大都督。不知什么原因，张士贵没有承袭祖业，再做什么官，但他“游道日广，缔交无沫”。也就是他善于结交朋友，深孚众望。故而他“率闾左而完聚，候灞上之祯祥。乃于之间，崤陵之地，因称大总管、怀义公。于是负波属，接淅云归”。他聚“闾左”之众，当然意味着他于家乡卢氏一带发动起义，有许多穷苦人民参加。所谓“崤陵之地”，应为崤山附近，即今河南三门峡到渑池一带。非常明显，张士贵是在洛阳以西，潼关以东，即今豫西一带起义反隋的。

张士贵聚集了多少人马呢？两《唐书》的《张士贵传》根本不曾触及此事，《墓志铭》却提供了一些线索。据《墓志铭》载，当时，辅助越王侗据守洛阳的王世充，还有占据洛阳到巩县（今河南巩义）的瓦岗军首领李密，都想争取他，以为外援。洛阳的隋军和瓦岗军，是中原一带最强大的两支军事力量，他们长期在洛阳到巩县之间进行大战，互有胜负。所以，他们都想争取张士贵，壮大自己的力量。但张士贵认为他们都是平庸之辈，不可能有大的作为，因而，他固守自己的地盘，坐观形势的发展。既然中原两支最强大的力量都曾争取他以削弱对方，可见他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根据以上情况可知，张士贵是隋末于卢氏发动起义的首领，他占据了今河南三门峡到渑池一带的地方。由于他的力量相当强大，所以，李密、王世充都曾争取他以助己。但是，在政治斗争中，李密、王世充都不是李渊的对手。他们鼠目寸光，缺乏远见，和欲取隋而代之的李渊比较，都显得相形见绌。所以，最后张士贵被李渊争取过去了。张士贵为李渊建唐和统一全国发挥了重要作用。

李渊有远见卓识

大业十三年（617）七月，李渊从太原誓师起兵，向长安进军，准备实现他取隋而代之的愿望。八月，李渊攻克霍邑（今山西霍县），继续南进，不久，就攻克绛郡（治所在今山西新绛）。这时，李渊和张士贵已经非常接近，李渊正在考虑是先取河东，还是先进军关中的问题。不管是先取河东，还是先进军关中，核心问题是怎样对付河东隋军将领屈突通。因为，先取河东是怎样打败屈突通的问题，先进军关中是怎样摆脱屈突通的问题。李渊为了孤立屈突通，遂遣使招降张士贵。《墓志铭》：李渊“将指黄图（京师），行临绛水（在今山西新绛境内）。公（张士贵）乃遣使输款，高祖（李渊）深相嘉叹，拜右光禄大夫，锡赉优洽，并降玺书，俾定河南之境。”这就是说，李渊进军至绛水时，张士贵遣使向李渊表示愿意归附的诚意。李渊对其颇为赞赏，拜其为右光禄大夫，并使其对河南一带的社会安定负责。

两《唐书》所载，与《墓志铭》稍有不同。《旧唐书•张士贵传》云：“高祖降书招怀之，士贵以所统送款，拜右光禄大夫。”《新唐书•张士贵传》云：“高祖移檄招之，士贵即降，拜右光禄大夫。”二者的不同之处，是《墓志铭》中记载，张士贵先遣使向李渊请降，受到李渊称道拜官；两《唐书》记载，是李渊先招降张士贵，张士贵表示归附。根据事实分析，两《唐书》的《张士贵传》记载可信。《墓志铭》是高宗显庆二年（656）张士贵死后所撰，撰写《墓志铭》的目的是为张士贵歌功颂德。当时，唐朝已经到了富强繁荣的阶段。在这个时候，表彰张士贵最初主动归附唐朝，继又为唐朝的建立与富强多有贡献，当然是莫大的殊荣。《墓志铭》没有这样记载，肯定事实并非如此。

反之，两《唐书》的史料来源主要是唐代的《实录》、《国史》。《实录》、《国史》的作者是从皇帝的角度撰写史书的，如果事实真的是张士贵先向李渊请降，无疑意味着李渊有崇高的威望和德行。《实录》、《国史》的作者决不会改变这种事实，写出有损于李渊尊严的内容。进一步说，李渊先招降张士贵，也更近情理。因为，李渊是智勇兼备的政治家、军事家，在隋炀帝面临危机的时候，他就想乘机取而代之。早在隋炀帝进攻高丽时，他就与宇文士及“尝夜中密论时事”，所以，在宇文化及缢杀隋炀帝北走，最后被窦建德彻底打败后，其弟宇文士及降唐时，李渊就曾对裴寂说：“此人与我言天下事，至今已六七年矣，公辈皆在其后。”《旧唐书》的作者也说：隋朝末年“高祖（李渊）审独夫之运去，知新主之勃兴，密运雄图，未伸龙跃。而屈己求可汗之援，卑辞答李密之书，决神机而速若疾雷，驱豪杰而从若偃草。”由此可见，李渊是有远大奋斗目标的政治家。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在太原聚集人才，招募兵众，并取和于突厥，在他认为时机成熟的时候，起兵南下，进军长安。在进军途中，他乘李密得意忘形之机，用“卑辞推奖以骄其志”的手段麻痹了李密，使李密与王世充相持于洛阳无意西去，给他能够西进关中解除了东顾之忧。同时，他又招降了关中的起义军首领孙华等人，为其进军长安增加了力量。

以上情况说明，李渊在向长安进军途中，是千方百计地争取各种反隋势力，减少敌对力量，以便壮大自己。对各种力量，他是能利用的就利用，能招降的就招降，只有坚决为敌者才彻底消灭。当他到达绛郡（治所在今山西新绛），面对河东强敌屈突通的时候，他怎能忽视与河东仅一河之隔的张士贵呢！同是在大业十三年（617）八月，既然注意招降了河西的孙华，当然也会想到河南的张士贵。因为，这样既可以孤立河东的屈突通，又可以减少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壮大自己的力量，何乐而不为呢！因此，李渊首先招降张士贵，促使张士贵归附，是合情合理的。这是李渊智勇兼备的一种表现。

事实证明，张士贵降唐以后，对唐朝的建立与统一全国发挥了重要作用。《墓志铭》称：张士贵“肃清崤渑，赖攸归。因统所部，镇于陕服，受相府司马刘文静节度”。这说明在张士贵周围还有其他反隋力量，后来都被他“肃清”了。同时，他还“每陈东略之计，益见嗟赏”。接着，又“进击伪熊州（今河南宜阳）刺史郑仲达，大败之”。李渊大加称赞，对其奖励“缯彩千有余段，名马五匹并金装鞍勒”。这就是说，张士贵为李渊扩大了在潼关以东的势力范围。无疑，这就为李渊东进中原提供了方便。《旧唐书•高祖纪》载：义宁二年（618）正月，“世子建成为抚宁大将军、东讨元帅，太宗为副，总兵七万，徇地东都”。《墓志铭》云：“自副义宁二年，隐太子之东讨也，以公（张士贵）材光晋用，誉重汉飞，战有必胜之资，威有邻之锐，授第一军总管先锋。”两种记载的共同之处，是义宁二年李建成率军进攻东都；所不同者，是《墓志铭》中有张士贵作战勇敢，被任命为第一军总管先锋。这种不同之处说明，张士贵降唐以后，不仅为李渊东进中原扫清了道路，同时也增加了进攻东都的力量。还能说明一个问题，就是进攻东都谁是主帅的问题。《资治通鉴》载：武德元年（即义宁二年）正月，“唐王以世子建成为左元帅，秦王世民为右元帅，督诸军十余万人救东都”。按照当时的习惯，以右为上。当时人们在定氏族门第时，“凡郡上姓第一，则为右姓”《新唐书》卷一九九《柳冲传》。如是，李世民应该是进攻东都的主帅。但是，《墓志铭》却载：“隐太子之东讨也。”这和《旧唐书•高祖纪》所载，李建成为东讨元帅，李世民为副是一致的。《墓志铭》称李建成为“隐太子”，显然含有贬意，是站在李世民一边说话。站在李世民一边说话的《墓志铭》作者，只记“隐太子之东讨”，不提李世民的名字，无疑应该认为进攻东都的主帅是李建成了。

综上所述，李渊招降了张士贵，孤立了河东的屈突通，割断了长安、河东、洛阳三个隋军据点的联系，还为其扩大了势力范围，为后来东进洛阳扫清了障碍，增强了力量。因此，招降张士贵正反映了李渊的远见卓识。

两《唐书•张士贵传》过于简略

两《唐书》的《张士贵传》仅三百字左右，而《墓志铭》则有三千多字。不言而喻，《墓志铭》有关张士贵事迹的记载比两《唐书》的《张士贵传》有关张士贵的记载要详细得多。这样，就使史书中缺乏证据的结论有了具体内容。例如，《旧唐书•张士贵传》：张士贵“累有战功，赐爵新野县公。”《新唐书•张士贵传》：张士贵“从征伐有功，赐爵新野县公。”唐太宗赞扬他是“以忠报国者不顾身”。更加他死后陪葬昭陵，可见他确是战功卓著的。但这些笼统的结论都缺乏实际事例，令人难以知其究竟。

根据《墓志铭》载，在他被赐爵新野县公之前，战功颇多，除了前面所述，他“肃清”了崤函一带零散的反隋力量，大败王世充的熊州刺史郑仲达以外，其他战功也甚可称道。“薛举狼据北地，太宗亲总元戎。公先登之，有超恒准。赐奴婢八十口，绢千余段，金一百卅挺。”看来，张士贵参加过平定薛举的战争，因立战功得到奖励。

武德元年（618），“转运粮至于渑池，王（世）充将郭士衡等潜兵而至，公掩击，大破之。”这就是说，为李渊转运粮钱，曾大破王世充所部。

武德二年（619），“有贼苏经，寇掠陕州之界，州将频战不利。高祖（李渊）闻之曰：此贼非猛士无以殄灭。命公讨焉。”此事说明，张士贵的作战能力远在州将之上。

另外，他与王世充进攻熊州的五万之众相遇时，虽然双方众寡悬殊，形势危急，但他仍然镇静自若，军旅有序。故而李渊“赐爵新野开国公，杂上驷并金鞍宝勒。敕曰：卿宜自乘之。丹石之心，上通宸照；青骊之贶，远逮军功。”

以上情况，就是“累有战功，赐爵新野县公”的具体内容。除了赐给爵位以外，还有物质奖励和口头上的赞扬。

后来，张士贵又随李世民平定了刘武周，在翼城（今山西翼城）曾大破刘武周的大将宋金刚所部。接着，又在进攻东都王世充、大破汜水（今河南荥阳西）的窦建德战役中立了战功。《墓志铭》：“会朝廷将图嵩洛，敕公先督军储。太宗亲总戎麾，龚行吊伐。公投盖先登，挥戈横厉，屠城斩邑，涉血流肠。”由于作战勇敢，“太宗特遣殷开山、杜如晦赉金银四百余挺以赐之，乃以所赐分之麾下。”这次战役结束后，“录其前后战功，以为众军之最，除虢州刺史。”这些内容，当然比《旧唐书•张士贵传》“从平东都，授虢州刺史”的笼统记载详细得多了。

武德四年（621）5月，窦建德战败被俘，7月，窦建德部将刘黑闼又举兵反唐，屡败唐军。12月，李渊命李世民率军讨伐刘黑闼。张士贵又参加了李世民进击刘黑闼的战争。《墓志铭》：“后黑闼将数万众，密迩军幕。公率其劲勇，截其要津，飞镝星流，委甲鳞下。大憝既夷，懋赏斯及。”接着，他又与淮安王李神通打败徐圆朗。这些事实，在《墓志铭》被发现以前，都未为人知。

两《唐书》的《张士贵传》所缺载的事例还很多，例如，《墓志铭》：贞观十五年（641），“从幸洛阳，会薛延犯塞，奉敕于庆州镇守，后检校夏州都督。”贞观十六年（642），为兰州都督，又迁幽州都督。贞观十八年（644），为辽东道行军总管。贞观十九年（645），“率师渡辽，破玄菟等数城大阵，勋赏居多，拜冠军大将军、行左屯卫将军。銮驾凯旋之日，令公后殿，至并州，转屯卫大将军，仍领屯骑。”这些内容，两《唐书》均不曾涉及。

关于张士贵去世的时间、地点和年龄问题，两《唐书》《张士贵传》仅记为“显庆初卒”。《墓志铭》则详细记载为：显庆二年（657）“六月三日终于河南县之显义里第，春秋七十有二。”由此可以推知，张士贵生于隋文帝开皇四年（584）。由此可见，《墓志铭》的发现对研究张士贵以及唐初的历史，都有相当重要的作用。

张士贵参与了玄武门之变

还有一件事情很值得注意。《墓志铭》：“太宗征公于曹州奉见，深用嘉止。太宗居帝子之尊，极天人之望；府僚之选，允归时杰。以公素啖威名，授秦王府右库真、骠骑将军。”曹州治所在今山东定陶西南，张士贵与李神通战胜徐圆朗后驻军于此。李世民什么时候召他还京，《墓志铭》未记日期，但应该是在武德九年（626）六月玄武门之变以前。因为李神通奉命进击徐圆朗是武德五年（622）六月，徐圆朗彻底失败是在武德六年（623）二月。这时，以李建成为首的太子集团和以李世民为首的秦王集团之间的明争暗斗，已日益激化。为了压倒对方，双方都在扩充势力，加强力量。张士贵奉召，肯定与这种形势有关。《墓志铭》在为张士贵歌功颂德的同时，又大肆吹捧李世民有“帝子之尊，极天人之望”，当然是想说明张士贵和李世民有关。由于李世民要选择堪称“时杰”的秦王“府僚”，故而以素有“威名”的张士贵为秦王府右库真、骠骑将军。过去的新野县开国公、虢州刺史，都是唐高祖李渊赐予的爵位或官职，这次是李世民授予的秦王府将军。勿庸置疑，他由政府官员成为秦王集团的成员了。

与上文紧接着的是，李世民做了太子以后，又命张士贵为太子内率。从行文上下紧接看来，张士贵奉召进京，是李世民为夺取太子地位聚集力量的一个方面。从张士贵为官的途径来看，从秦王府的将军到太子内率，显然他是李世民的亲信。太子内率的职位非常重要，因为“左、右内率府率之职，掌东宫千牛、备身侍奉之事，而主其兵仗，总具府事；而副率为二。”《唐六典》卷二十八。其官阶是正四品。

李世民刚刚做了太子，张士贵就据有这样重要的地位，而且他又不是像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尉迟敬德等秦王府原有的骨干分子，所以，他必然是在玄武门之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才能如此。这样一来，《旧唐书•太宗纪上》：“武德九年（626）六月四日，“太宗率长孙无忌、尉迟敬德、房玄龄、杜如晦、宇文士及、高士廉、侯君集、程知节、秦叔宝、段志玄、屈突通、张士贵等于玄武门诛”建成、元吉，应当是可信的了。另外，《旧唐书•长孙无忌传》所载，参与玄武门之变的人员名单与此稍有差别，其中没有张士贵，另有刘师立等人。这很可能是参与者在事变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不同。如长孙无忌、尉迟敬德等人，是赤膊上阵，拼命厮杀者；张士贵、刘师立等人，可能是外围策应者或待命的预备队。不可否认，他们都是参与者。正因为张士贵没有赤膊上阵之功，故而《墓志铭》没有在这方面对他大加赞扬。

从玄武门之变以后到贞观元年（627）的半年时间里，张士贵地位日益显要，更能说明他参与了玄武门之变。《墓志铭》：“太宗遣公与将军刘师立召募壮士，曾未浃旬，归公者万有余计。”把张士贵和刘师立相提并论，可能是他们二人在玄武门之变中所起的作用相当。接着：“贞观元年，诏公于玄武门长上统率屯兵，俄转右卫将军，还委北军之任。”玄武门是宫城的北门，李世民就是在这里埋伏亲兵，杀害了建成、元吉，夺取了太子地位的。可见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地方。北军，是保卫宫城的军队。张士贵奉命屯兵于玄武门并负责北军的重任，他必然是李世民的亲信。能够成为这样重要的亲信，肯定是经过了参与玄武门之变的考验。

关于“破反獠”

关于“破反獠”的事件，对张士贵来说，非常重要。《旧唐书•张士贵传》：贞观七年（633），张士贵“破反獠还”，李世民慰劳他道：“闻公亲当矢石，为士卒先，虽古名将，何以加也。朕尝闻以身报国者不顾性命，但闻其语，未闻其实，于公见之矣。”《新唐书•张士贵传》的有关记载与此意思略同。《资治通鉴》也载：贞观七年五月，“雅州道行军总管张士贵击反獠，破之。”既然李世民在这件事情上对张士贵大加赞扬，正说明张士贵在破獠之战中确有战功，特别值得重视。《墓志铭》有关此事的记载与上述文献颇有出入。《墓志铭》记载的张士贵破獠是两次，第一次是贞观七年，第二次是贞观十九年。

第一次，贞观六年（632），张士贵除右武候将军。接着就记：“无何，獠又翻动，围龚、二州（这里记载有误，因龚、实际上是一州，先称州，后改为龚州，治所在今广西平南）。敕公使持节龚州道行军总管。途次衡阳，夷獠逋窜，乃授右屯卫大将军，改封虢国公，检校桂州都督，龚州道行军总管如故。悬旌五岭，立功百越。”既然在贞观六年以后又记“无何”，可以理解为贞观七年。这次对反唐的獠人作战胜利，很快就奉召还京，仍为“右屯卫大将军，北门上下。”

第二次，贞观十九年（645），张士贵随李世民征辽回京后，“雅、邛等州山獠为乱，以为雅州道行军总管。……事平，拜金紫光禄大夫、扬州都督府长史。”金紫光禄大夫，是文散官，有官阶（正三品），无职务；扬州都督府长史，是僚属之吏。由此可见，这次战争之后张士贵就离开京师到扬州去了。

根据以上情况，两《唐书》所记的“破反獠”事件，应是第一次。首先，二者记载的时间一致，都是贞观七年。其次，这次“破反獠”功绩突出，值得称道，故而李世民备加赞扬。再者，李世民对其慰劳，显然是亲宠之意。这次还京，他仍然负责保卫宫城的任务，处于李世民身边，慰劳的表示，更符合实际。

至于《资治通鉴》的记载，肯定是把两次“破反獠”混为一谈了。根据《墓志铭》，张士贵为雅州道行军总管是在贞观十九年，所以，贞观七年五月，张士贵根本不可能以雅州道行军总管的职务去“击反獠”。另外，两次“击反獠”的地点也相距甚远。第一次是在龚州，即在今广西平南一带；第二次是在雅州，即今四川雅安一带。不难看出，司马光所记的张士贵破獠的职务和地点是指第二次；所记破獠的时间是指第一次，二者不可混淆。这更充分说明，《墓志铭》的发现，对纠正文献记载的失误是有重要作用的。（原载《人文杂志》1998年第4期）《李墓志铭》的有关问题

李（594—669年），本名徐世，降唐后，唐高祖赐其姓李，高宗时，以犯李世民讳，单名为。两《唐书》均有传，对其事迹记载较详。但在其《墓志铭》被发现后，其有关的一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考虑。

籍贯和年龄

关于李的籍贯，《旧唐书》卷67《李传》载：他为“曹州离狐人。隋末，徙居滑州之卫南。”《新唐书》卷93《李传》载：他是“曹州离狐人。……客卫南。”二者基本相同。但是《李墓志铭》（以下简称《墓志铭》）见《全唐文补遗》第一辑。三秦出版社1994年出版。载：他是“高平之著族焉。后寓济阴，又居东郡，今为卫南人也。”看来，两《唐书》的《李传》和《墓志铭》的记载有所不同，但认真分析一下，两种记载并无正误之差别。《墓志铭》比两《唐书》多的内容，是“高平之著族”和“后寓济阴”。高平即隋任城（今山东济宁），属于鲁郡（治所在今山东兖州）。济阴郡（治所在今山东定陶西南），即唐的曹州。这是《墓志铭》比两《唐书•李传》所载更详细的地方，勿须多论。关键问题是从东郡迁到卫南，还是从离狐迁到卫南。

隋朝末年，离狐（今山东东明东北）属于东郡（治所在今河南浚县南）。唐初，离狐属于曹州（治所在今山东定陶西），卫南属于滑州（治所在今河南浚县东南）。既然隋末离狐是东郡的一部分，那么，唐人说李是从东郡迁到卫南或者是从离狐迁到卫南，都是可以的。所不同的是说从东郡迁到卫南笼统一些，说从离狐迁到卫南更具体一些，都是正确的。总之，李的籍贯，是由高平到济阴，又到东郡（离狐），最后居于卫南（今河南浚县东南）。正因为如此，《李碑文》中说：“公名，字懋功，滑州卫南人也。”

关于李的年龄，《旧唐书李传》载：他卒于总章二年（669），享年七十六岁，同时，也借他自己的话说：他“年将八十”。《资治通鉴》卷二零一，总章二年十一月。《新唐书•李传》也认为他卒于总章二年，但说他享年八十六岁，而且也借他临终前的话说：他“年逾八十”。二者孰是孰非，需要研究。

司马光在编撰《资治通鉴》时，曾专门对此进行考辨，最后得出了“年将八十”的结论。由此可见，李的年龄确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1971年于陕西礼泉出土的墓志铭，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墓志铭》载：李于“总章二年十二月三日薨，春秋七十有六。”《李碑文》也载：“以总章二年十二月三日薨于私第，春秋七十有六。”第二年（咸亨元年）二月，陪葬于昭陵。《墓志铭》和碑文都是在李死后不久所撰，他的家人、同僚都有人在，决不会把他的年龄弄错。再者，他享年八十六岁的记载也很难成立，因为两《唐书》的《李传》都记载他是“大业末”，“年十七”，参加了翟让领导的瓦岗军。《墓志铭》和碑文的记载也基本一致。既然如此，如果说李享年八十六岁，他十七岁时，就不是大业末年而是开皇末年了。由此可见，李享年七十六岁的记载是正确的。

平王世充后的荣誉

武德四年（621）五月，李世民战胜窦建德、王世充，取得洛阳。七月，李世民率部回到长安。在回长安时，李世民及参加这次战役的李享受什么样的荣誉，各种文献的记载有所不同。《旧唐书•李传》载：李“从太宗平窦建德、降王世充，振旅而还。论功行赏，太宗为上将，为下将，与太宗俱服金甲，乘戎辂，告捷于太庙。”《新唐书•李传》所载相同。根据这些记载，在对王世充、窦建德作战中，李的战功仅次于李世民。参加这次作战的将领很多，如尉迟敬德、史大奈、程知节、秦叔宝、宇文歆等，都是有名的战将，但这些人都未曾提及，惟有李与李世民相提并论。可见，李在这次作战中所发挥的作用是比较突出的。

但是，其他文献却有另一种记载：李世民率部回长安时，“世民被黄金甲，齐王元吉、李世等二十五将从其后，铁骑万匹，前后部鼓吹，俘王世充、窦建德及隋乘舆、御物献于太庙，行饮至之礼以飨之。”《资治通鉴》卷一八九，武德四年七月。司马光说：这样记载的根据是《唐历》。《唐历》为柳芳所撰，柳芳是唐玄宗到唐代宗时人。他为什么要修撰《唐历》呢？

柳芳与韦述在肃宗时同为史官，而且还是好友，他们共同“受诏添修吴兢所撰《国史》，杀青未竟而述亡，芳绪述凡例，勒成《国史》一百三十卷”。这是一部“上自高祖，下止乾元”的系统《国史》，比韦述所修《国史》增加了十七卷。但是，这部史书的缺点不少，由于“安、史乱离，国史散落，编缀所闻，率多缺漏”。以致形成“绝无伦类，取舍非工，不为史氏所称”。在这种情况下，柳芳既不满足于自己的成就，也不掩饰自己的缺点，他继续努力，千方百计地想补其不足之处。例如，肃宗上元年间，他“坐事徙黔中，遇内官高力士亦贬巫州，遇诸途。芳以所疑禁中事，咨于力士。力士说开元、天宝中时政事，芳随口志之。又以《国史》已成，经于奏御，不可复改，乃别撰《唐历》四十卷，以力士所传，载于年历之下”。这就是说，柳芳为了弥补其所修《国史》的不足，在掌握了新的资料以后，又另撰了一部“颇有异闻”《新唐书》卷一三二《柳芳传》。，也就是有所创见的《唐历》。

既然《唐历》是根据高力士口述资料所撰，它与两《唐书》所记有所区别是可以理解的。高力士是宦官，他只能根据自己在宫中的所见所闻，口述有关的人和事，他的生活范围不大，所见所闻也很有限，所以《唐历》不可能像根据《实录》、《国史》撰成的《旧唐书》那样，涉及的资料更为广泛。因为，唐初的史馆不仅掌握着已有的各种资料，而且还要政府各部门按时向其报送各种资料。由此可见，编撰《实录》、《国史》的资料是非常充分的。同时，武德和贞观前期的《实录》又是经过太宗过目的。因此，“太宗为上将，为下将”的记载不可能是史官的杜撰，应当是可信的。

当然，这样作出结论还有纯逻辑推理之嫌，如果再加上《墓志铭》的记载，就应当是不可或疑的了。《墓志铭》载：“公（李）载扈麾旆，克清洛，爰洎凯旋，策畴帅。太宗为上将，而公膺下将焉。献捷之辰，特贲金甲，夷夏纵观，莫不荣之。”看来《墓志铭》与《旧唐书•李传》的记载相同，李在对窦建德、王世充作战中的战功卓著是勿庸置疑的了。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资治通鉴》根据《唐历》所撰的内容是否错了。

柳芳撰《唐历》的根据虽然是高力士的所见所闻，但高力士对武德年间的事也不一定知之十分确切或更为全面，所以，柳芳必然要参考其他有关资料。李世民、李对窦建德、王世充作战，李元吉也参加了，李元吉和李世民都是皇子，柳芳把李元吉名列李世民之后，李之前，是顺理成章的。根据《实录》而成的《旧唐书》不提李元吉，是因为在武德九年（626）的玄武门之变中，李元吉站在了李建成一边，是李世民的政敌，李世民又亲自看过《实录》，当然不可能允许李元吉与其同日而语。所以，《实录》中不提李元吉的名字也是很自然的。

再者，根据“世民被黄金甲，齐王元吉、李世等二十五将从其后”的内容，肯定李位在其他诸将之上。就这一点说，《旧唐书》与《资治通鉴》有关这方面的记载是一致的，因为二者都认为李在这次作战中，其战功最为卓著。由于《唐历》在李世民和李之间加上了李元吉，故而就不宜把李和李世民相提并论，使李元吉处于不和谐的地位了。在玄武门之变以后百年之久的柳芳，既然注意到了李元吉的作用，当然不能像唐初李世民那样，把他视为政敌，而只能把其当作皇子。所以，他不再提“太宗为上将，为下将，与太宗俱服金甲”了。但他在李世民、李元吉之后，只提李一人之名，就说明他视李和皇子的地位相当了。由此可见，《旧唐书》与《资治通鉴》关于这一问题的记载，虽然文字上有所差异，但其实际含义是相同的。

李与太宗

李于武德二年（610）降唐，到总章二年（669）去世，共为唐效力五十年。其中为高祖臣七年，为太宗臣二十三年，为高宗臣二十年。在为高祖臣的七年中，如平定刘武周、攻取洛阳等战役，李又为李世民部下，所以，实际上李为太宗臣超过了二十三年。这就是说，李和太宗的关系最值得重视。

总的看来，李对高祖、太宗、高宗三代皇帝，是以不同的代价取得了好感。

武德元年（618）九月，李密对王世充作战失败，决定投奔长安归唐。随李密到长安的魏征，又返山东，劝李降唐。这时，李拥有“东至于海，南至于江，西至汝州，北至魏郡”的地盘。他不以这样大的地盘直接降唐，去换取高祖的赏识，而是通过李密将自己的地盘献于高祖，以表示自己对李密的忠心。高祖知道此事，对李大加赞扬，称李为“真忠义之士。乃授黎州总管、上柱国，封莱国公，寻改封于曾，赐姓李氏。”《李墓志铭》。显而易见，李是以忠于其主取信于高祖的。

降唐以后，李随李世民平定刘武周，攻取洛阳，打败刘黑闼，又进攻辅公、击溃突厥，故而被太宗图形于凌烟阁。不难看出，李是以战功取悦于太宗的。太宗说：他是因为以往“甘露（汉宣帝年号）良佐，麟阁著其美；建武（东汉光武帝年号）功臣，云台纪其迹”，故而也对长孙无忌、李等二十四功臣图形于凌烟阁的。这更进一步说明，太宗重视李在于其功。

太宗临终时，把身为宰相的李贬为叠州（今甘肃迭部）都督，李立即动身赴任。贞观二十三年（649）六月，高宗即位，马上就以李为特进、检校洛州刺史、洛阳宫留守。接着，又以李为宰相。后来，高宗又欲以武则天取代王皇后，李也积极支持。所以，高宗又为其写形，并亲笔为序。这就是说，李是以顺从取宠于高宗的。

李因战功卓著而取悦于太宗，但太宗对李并不十分信任，太宗对李只是笼络、利用而已。《墓志铭》载：太宗“昔尝闲，顾谓公（李）曰：‘万岁之后，属卿以幼孤。’公雪涕致词，因噬指流血。”高宗自己也承认：“朕以绮纨之岁，先朝特以委公。”《旧唐书•李传》也载：“太宗又尝闲宴，顾曰：‘朕将属以幼孤，思之无越卿者。公往不遗于李密，今岂负于朕哉！’雪涕致词，因噬指流血。”根据这些记载，应该是太宗对李非常信任。

其实，事实并非如此。如果全面分析有关这一问题的记载，李与太宗的关系就非常微妙了。

太宗委托李辅佐太子的事，是在贞观十七年（643），到贞观二十三年（649）太宗去世时，太宗对李的态度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贞观二十三年四月，太宗病危，他对太子李治说：“李世才智有余，然汝与之无恩，恐不能怀服。我今黜之，若其即行，俟我死，汝于后用为仆射，亲任之；若徘徊顾望，当杀之耳。”五月，太宗贬李为叠州都督。在二十多年的接触中，李深知太宗的为人，善于领会太宗的意图，所以，他受诏后，“不至家而去”。后人胡三省对此事作注道：“史言太宗以机数御李世，世亦以机心而事君。”《资治通鉴》卷一九九，贞观二十三年四月。这真是一针见血的评论。太宗以笼络的手段达到利用李的目的，李以惟命是从的手段取得太宗的欢心。二者互相利用，又互存戒心。

与此同时，太宗对长孙无忌、褚遂良则是非常信任的态度。他“召遂良及长孙无忌入卧内，谓之曰：‘卿等忠烈，简在朕心。昔汉武寄霍光，刘备托葛亮，朕之后事，一以委卿。”另外，又对太子道：“无忌、遂良在，国家之事，汝无忧矣。”两相对照，李当然是不被信任者。

李为什么不被信任呢？主要原因，是李在武德九年（626）的玄武门之变中没有支持李世民。当秦王集团的成员长孙无忌、高士廉、侯君集、尉迟敬德等日夜劝李世民诛建成、元吉时，李世民犹豫不决，“问于灵州大都督李靖，靖辞；问于行军总管李世，世辞；世民由是重二人。”《资治通鉴》卷一九一，武德九年六月。这就是说，李靖、李都不愿意参与李世民兄弟之间的萧墙之争。李靖、李是在唐初多次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将军，李世民在关键时刻没有取得他们的支持，当然不会痛快。所谓“由是重二人”，实际上是从此注意这两个人了。

还有另一种记载，李靖、李对太宗说：“大王以功高被疑，靖等请申犬马之力。”但事实上并不可相信。因李靖、李都没有参加玄武门之变。贞观元年（627），太宗“论功行赏，以玄龄及长孙无忌、杜如晦、尉迟敬德、侯君集五人为第一。”这五人中，房玄龄、杜如晦是玄武门之变的密谋策划者，其他三人是赤膊上阵的厮杀者，故而功居第一。这里没有提到李靖、李，更说明他们与玄武门之变无关。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贞观八年（634）李靖因“足疾上表乞骸骨，言辞恳至。”太宗说：“朕观自古以来，身居富贵，能知止足者甚少。不问愚智，莫能自知，才虽不堪，强欲居职，纵有疾病，犹自勉强。公能识达大体，深足可嘉，朕今非直成公雅志，欲以公为一代楷模。”同时，又大加奖励，不久，又赐其“灵寿杖，助足疾也。”显然这是太宗表示，李靖的退休正合他的心意。反之，太宗的亲信宰相房玄龄要求辞位时，太宗则说：“国家久相任使，一朝忽无良相，如失两手。公若筋力不衰，无烦此让。”《贞观政要》卷二《任贤》。对比看来，太宗希望李靖早日离开显要的地位，无疑是对他不信任的意思。李没有李靖聪明，没有中途退休的表示，所以，太宗在临终前贬他出京，到叠州去，以此来考验李的态度。面对玄武门之变，在太子集团和秦王集团进行决斗、在决定李世民命运的关键时刻，李没有挺身而出，是他不被信任的主要原因。《墓志铭》中没有涉及这些内容，主要因为《墓志铭》的作用是为李歌功颂德，同时，对至高无上的皇帝更不能揭露其玩弄权术的阴谋。所以，关于李和太宗的关系只能记载君礼臣忠的正面事迹。由此可见，对于《墓志铭》的内容，必须结合文献记载进行全面分析，决不能视刻石的文字就是史事的惟一依据。

李与高宗

太宗在临终前贬李为叠州都督，由于李“不至家而去”，从而取得了高宗的信任。于是，高宗又很快委以重任。《墓志铭》载：“先朝尝图公像于凌烟阁，至是，皇上（高宗）又命写形焉。”不仅如此，高宗还亲笔为序。在《旧唐书•李传》中也有类似的内容：“初，贞观中，太宗以庸特著，尝图其形于凌烟阁，至是，帝又命写形焉，仍亲为之序。”（《新唐书•李传》所载类同）但是，《墓志铭》有高宗为序的全文，两《唐书》《李传》则无，这是《墓志铭》特别值得重视的地方。高宗在序中，把李对唐的作用比作战国时“吴起佐魏”、“乐毅归燕”，对李大加赞扬。同时，还和古代的功臣比较说：“昔者西汉功臣，图形麒阁，东京（东汉）列将，缋范云台。语事可俦，校恩弥远。”显而易见，高宗认为，和古人相比，李再次被图形是名正言顺的。

对功臣图形，开始于西汉宣帝。史载：“甘露三年（前51年），单于始入朝。上（汉宣帝）思股肱之美，乃图画其人于麒麟阁，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被图画的人是霍光、张安世、韩增、赵充国、魏相、丙吉、杜延年、刘德、梁丘贺、萧望之、苏武等十一人。这些人，“皆有功德，知名当世，是以表而扬之，明著中兴辅佐，列于方叔、召虎、仲山甫（三人皆周宣王之臣）焉。”《汉书》卷五十四《苏武传》。从此，就开创了图形功臣于麟阁或麒阁的先例。唐初，高祖曾对唐俭图形于麟阁，太宗又对长孙无忌等二十四人图表于凌烟阁，这都是皇帝对功臣的表彰。不过，从汉宣帝到唐太宗，虽然都以图形的方式对功臣进行表彰，但都没有为图形作序。在这方面，高宗又开创了先例。同时，汉宣帝一次图形了十一人，唐太宗一次图形了二十四人，而唐高祖则图形了唐俭，唐高宗图形了李。这说明唐俭和李是独受皇帝青睐的。另外，在李死后，高宗还为其亲制碑文，许其陪葬昭陵。总之，高宗为李单独图形并作序，又为其亲制碑文，充分说明李是极其受宠于高宗的。

李为什么特别受高宗所宠呢？

高宗在自制的《李碑文》中说：使李陪葬昭陵。“所筑之坟，一准卫霍故事，象乌德山及阴山、铁山等以旌破北狄东夷之功焉。”其实，这只是李受宠的表面现象。李对突厥和到辽东作战，主要是在贞观年间，太宗并没有因为他战功卓著而对其信任，高宗为什么会因其对父辈有功而对其进行表彰呢！看来，这不应当是受宠于高宗的主要原因。

李为高宗所宠的主要原因，首先，是他经过了太宗贬他出京，他毫不犹豫，立即动身赴任的考验，从而取得了高宗的信任。其次，是高宗在废立皇后的问题上得到了李的支持。永徽六年（655），高宗欲以武则天取代王皇后，在九月的一天，高宗召长孙无忌、李、褚遂良、于志宁入内殿，商议此事。长孙无忌、褚遂良坚决反对，于志宁不敢发言，李借口有病不去参加。第二日，李单独入见高宗，待高宗问起他关于更换皇后的事时，他胸有成竹地答道：“此乃陛下家事，不合问外人！”他把褚遂良所谓的“违先帝之命”，解释为皇帝的家务事。这样，就从理论上支持了高宗，使高宗不再背“违先帝之命”的罪名。从另一方面说，他的言外之意也是指责长孙无忌、褚遂良在干涉皇帝的家事。于是，这就坚定了高宗更换皇后的决心。

自此以后，武则天对长孙无忌、褚遂良恨之入骨，千方百计致其于死地。反之，李则日益受宠有加。乾封初（666），特命李与公开支持武则天的许敬宗一样，“每朝日各乘小马入禁门至内省。”高宗去世后，光宅元年（684），武则天又使“配享高宗庙庭。”由此看来，李对武则天的态度是他受宠于高宗更为重要的原因。

对这一问题的分析，又进一步证明，研究碑石所载，必须和文献资料紧密结合起来。（原载《考古与文物》2000年6期）

关于《尉迟敬德墓志铭》中的几个问题《尉迟敬德墓志铭》于1971年被发现以后，已经有人对其进行了初步的研究。昭陵文管所《唐尉迟敬德墓发掘简报》等文，都有一些新的见解。特别是《昭陵碑石》三秦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编者对该墓志所加的按语，更有进一步的研究，值得重视。

这篇墓志铭，共有2218字，内容甚为丰富。笔者想对其中几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尉迟敬德的籍贯与出身

两《唐书》的《尉迟敬德传》均载尉迟敬德是朔州善阳人。朔州就是隋末的马邑郡，治所在善阳，即今山西朔县。墓志铭（以下简称志文）则记他为河南洛阳人。这两种不同的记载，《昭陵碑石》的编者认为：“盖一称其郡望，一载其徙居，二者可以互补也。”这个结论是正确的，但还需要进一步论证。

唐代史学家柳芳说：“代北则为虏姓，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首之。‘虏姓’者，魏孝文帝迁洛，有八氏十姓，三十六族九十二姓。八氏十姓，出于帝宗属，或诸国从魏者；三十六族九十二姓，世为部落大人。并号河南洛阳人。”《新唐书》卷一九九《柳冲传》。尉迟氏即属于虏姓之列，应号河南洛阳人。

为什么说尉迟氏属于虏姓之列呢？唐人林宝说：“与后魏同起，号尉迟部，如中华之诸侯，至孝文时改为尉迟氏。河南洛阳。后有哥拔五代孙乙纥豆生侯兜（《周书》、《北史》的《尉迟迥传》作俟兜）……又后魏平东将军尉迟说六代孙孟都生罗迦罗、隋代州西镇将军，生运，运生绍宗、左屯田将军、油江、伯孙邛州刺史迦、隋乌程镇将军，生敬德、唐右武侯大将军、同州刺史、鄂州忠公、生宝林、司卫卿右卫将军，生修寂、修俨。”《元和姓纂》卷十。《北史》卷62《尉迟迥传》也说：“尉迟迥字薄罗，代人也。其先，魏之别种，号尉迟部，因而氏焉。父俟兜，性弘裕有鉴识，尚周文帝姊昌乐大长公主，生迥及纲。”这都说明，尉迟氏确系北魏鲜卑人的后代。另外，从尉迟迥是代人到尉迟氏是河南洛阳（今河南洛阳）人，又尉迟敬德是朔州善阳人，正反映了鲜卑贵族由平城（今山西大同）迁到洛阳，然后分散各地的过程。

从北魏孝文帝到隋，百年左右的时间，中经东魏、西魏、北周、北齐的对立，隋的统一，虏姓贵族也几经沉浮，原来有的高门上姓有所衰落，原来有的门第较低的姓族日益显要，出现了很多变化。这样一来，尉迟敬德家族由显贵的社会上层沦落到社会下层也就可以理解了。《太平广记》卷146《尉迟敬德》载：“有锻铁尉迟敬德者，方袒露蓬首，锻铁之次……”他还自称“某打铁人”。因此，今人的不少著述中，多有认为尉迟敬德出身于铁匠者。有人根据志文所述尉迟敬德的家世，再结合尉迟敬德元配夫人《鄂国夫人苏墓志铭》《昭陵碑石》三秦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内容，认为既然“志文中有敬德曾祖、祖父、父亲三代为高官的记述，苏氏志文中所记苏门三代也是高官，而且苏氏死得很早，大业九年就死了，当时敬德尚未知名，他们结婚时，必是门当户对，那么敬德少年时是否当过铁匠，就很值得研究了。”《陕西碑石墓志资料汇编》第673页。如果了解当时的社会背景，再考虑敬德家族由洛阳迁到善阳的情况，从中原要地北魏都城洛阳迁到偏僻的善阳，必然和家族的没落有关，尉迟敬德少年时当过铁匠也完全有可能。苏氏虽然三代都是高官，但并非士族。按照当时崇尚门第的习惯，有些士族虽然“世代衰微，全无官宦人物”，但仍然“贩鬻婚姻”。《唐会要》卷三十六《氏族》。尉迟家族虽是虏姓贵族，但在长期民族融合的过程中，中原人们也愿与他们通婚。苏氏与没落的虏姓高门通婚，也属于正常现象。所以，以此说明尉迟敬德不一定当过铁匠，也不是充足的理由。

关于尉迟敬德的家世，志文载：敬德“曾祖本真，后魏西中郎将……祖孟都，齐左兵郎中、金紫光禄大夫、周济州刺史。……父伽、隋仪同，皇朝赠汾州刺史、幽州都督、幽、檀、妫、易、平、燕等六州诸军事、幽州刺史、常宁安公。襟清悬镜，量澈陂。道悠运倏，中年早谢。”这和《元和姓纂》所载有所不同。《元和姓纂》载，孟都伯孙伽生敬德，也就是说，敬德并非孟都之孙，而是孟都兄的曾孙。看来，敬德之祖、曾祖都未做官，否则，《元和姓纂》不会不记；其父伽官至隋仪同，又“中年早谢”，而且“早谢”的含义也不清楚。如果伽是被隋帝所杀，敬德隐居善阳，以锻铁为业，就更近情理。由此可见，志文把敬德和孟都直接联系起来，实际上是为敬德自曾祖以后即开始衰落的家世所讳。两《唐书》的《尉迟敬德传》都载他“大业末，从军于高阳”，似出身于民间，而不涉及其家世，可能也是这种意思。《旧唐书》武宗以前部分，多是照抄实录、国史，《武德、贞观实录》均经许敬宗最后修订。“初，《高祖、太宗实录》，敬播所撰，信而详。及敬宗身为国史，窜改不平，专出己私。……敬宗子娶尉迟敬德女孙，而女嫁钱九陇子。九陇、本高祖隶奴也，为虚立门阀功状，至与刘文静同传。太宗赐长孙无忌《威凤赋》，敬宗猥称赐敬德。……然自贞观后，论次诸书，自晋尽隋，及《东殿新书》、《西域图志》、《姓氏录》、《新礼》等数十种皆敬宗总知之，赏赍不胜纪。”《新唐书》卷二二三上《许敬宗传》。既然敬宗随心所欲，歪曲历史，又有意美化敬德，碑文为敬德讳其没落的家世，是理所当然的。志文虽与许敬宗无关，但为墓主歌功颂德的志文性质，也决定其撰者必为其讳。《旧唐书》照抄实录、国史，《新唐书》参考《旧唐书》，故而两《唐书》的《尉迟敬德传》均不叙其家世。如果敬德是从民间从军，就有可能是铁匠出身。由此可见，志文和《太平广记》的两种记载不同，但不能是对立的，是此非彼是不正确的。许敬宗既然有意为敬德隐恶扬善，如果敬德的家世有可颂之处，他是决不会漏而不记的。况且，敬德自己也说过：“敬德起自幽贱，逢遇隋亡，天下土崩，窜身无所。”更说明他出身于民间的铁匠并非虚构。志文的内容固然重要，但也不宜轻易以此去否定文献所载。

尉迟敬德之妻

据《鄂国夫人苏墓志铭》载：唐高宗下诏曰：“赠司徒并州都督鄂国公敬德故妻苏氏，贞婉驰芳，柔明擅美。可赠鄂国夫人。”苏氏卒于大业九年（613年），时年25岁。按显庆三年（658年）敬德终年74岁推算，苏氏去世时敬德应是29岁。他于武德三年（620年）四月降唐后，地位日益显要，再婚是理所当然的。事实证明，尉迟敬德是又结婚了的。

苏氏志文中既称苏氏是敬德“故妻”，当然应当还有现妻。贞观十三年（639年），唐太宗曾对敬德说：“朕欲以女妻卿，何如？”敬德叩头谢恩道：“臣妻虽鄙陋，相与共贫贱久矣。臣虽不学，闻古人富不易妻，此非臣所愿也。”《资治通鉴》卷一九五贞观十三年二月条。太宗称道了敬德的人品，又收回了自己的意见。此事在《隋唐嘉话》、《唐语林》中也有记载，看来确有实事。既是“相与共贫贱久矣”，很可能是在大业九年苏氏死后不长的时间内就结婚了，最迟是在武德二年（619年），因为武德三年他降唐以后，就不宜再说是“贫贱”了。

敬德后来的夫人何许人也，不得而知。两《唐书》《尉迟敬德传》和尉迟敬德的碑文与志文都无涉及。但根据尉迟敬德不愿尚公主的态度看来，敬德夫妇之间的关系甚好，很可能在敬德去世时这位夫人还在。那么，尉迟敬德子尉迟宝琳是哪位夫人所生呢？按年龄而论，肯定是苏氏所生。因为许敬宗于贞观八年（634年）开始参与修撰国史，由于他的儿子“娶尉迟敬德女孙”为妻《旧唐书•尉迟敬德传》载是敬宗子娶尉迟宝琳孙女为妻，此说不近情理。因为敬德比许敬宗年长6岁，若其曾孙女与敬宗子结婚，年龄必然相差甚远，故而《新唐书•尉迟敬德传》所载可信。，故而他修撰国史时大加美化敬德。按照当时的习惯，宝琳女结婚时，宝琳应在35岁到40岁之间，如果在贞观八年许敬宗开始参与修史前后许敬宗子与宝琳女结婚，宝琳当生在开皇十九年（599年）至仁寿三年（603年）之间。这时苏氏当在12岁至17岁之间。可见，苏氏生宝琳时还很年轻，宝琳不可能是后来的夫人所生。敬德后来的夫人可能未曾生育，否则，史书为什么未曾记载敬德有宝琳以外的其他子女呢！同时，尉迟敬德的碑文载：“有子右领军将军宝琳凤羽姿，龙媒聘逸。”志文也载：“有子银青光禄大夫、上柱国、卫尉少卿宝琳，思履霜而切虑，仰风树而衔哀。”碑在敬德与苏氏的合葬墓前，墓志铭在合葬墓中，宝琳是他们夫妇所生也就勿庸置疑了。也许正是这种原因，苏氏与敬德合葬，后来的夫人未能取得这种殊荣。

关于玄武门之变

玄武门之变是李世民杀兄除弟，夺得太子地位，进而登上皇帝宝座的重大事件。尉迟敬德是玄武门之变的重要参与者，两《唐书》与《资治通鉴》对此事都记载甚详，敬德不仅劝李世民早除建成、元吉，而且还亲手杀害元吉。因此，“及论功，敬德与长孙无忌为第一，各赐绢万匹，齐王府财币器物，封其全邸，尽赐敬德。”因此，敬德也曾忘乎所以，“负其功，每见无忌、玄龄、如晦等短长，必面折廷辩，由是与执政不平”。还曾因“侍宴庆善宫，时有班其上者”，故而敬德怒曰：“汝有何功，何坐我上？”任城王道宗“因解喻之”。他竟然动手打坏了道宗的眼睛。唐太宗也把他和韩信、彭越相比，视为唐初的功臣。由此可见，参与玄武门之变在敬德的个人历史上是一件光荣的大事。

关于此事，敬德的碑文虽然未曾详叙其事，但却言简意赅，意义深刻。“（武德）九年六月，二凶（建成、元吉）伏辜。虽天道祸淫，盖杖君（敬德）之也。”短短的19个字，既说明了玄武门之变的性质，又说明了敬德在其中的作用。但是，敬德的墓志铭对此事却只字未提。志文的按语说：“不知何故，志文于此事只字未及。”无疑，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碑文肯定玄武门之变的性质与敬德在其中的作用，事出有因。碑文为许敬宗所撰，许敬宗对玄武门之变十分清楚；唐太宗对玄武门之变的态度他了若指掌。贞观年间，唐太宗一再想了解起居注、国史所载的内容，实际上是想了解有关玄武门之变的记载。唐太宗深知他取建成而代之是违背嫡长子继承制度的。史书如何记载此事，与他的名声直接有关。所以，他在两次遭到拒绝以后，又第三次要求亲自观看国史，并且命房玄龄“撰录进来”。房玄龄与许敬宗把《国史》改为《实录》，送呈太宗。太宗对其他问题没有表态，惟对有关玄武门之变的记载不满。因为有关此事的记载是“语多微文”。为此，他向房玄龄指出：“昔周公诛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鸩叔牙而鲁国宁，朕之所为，义同此类，盖所以安社稷、利万民耳。史官执笔，何烦有隐？宜即改削浮词，直书其事。”非常明显，唐太宗要看国史，主要是为了给史官写玄武门之变定下基调，要史官们把他利用阴谋手段夺取太子地位的宫廷政变，写成像周公诛管叔、放蔡叔一样，是“安社稷，利万民”的正当义举。也就是唐太宗要求史官为自己文过饰非而修改史书。

许敬宗是善于投机钻营的史官，唐太宗有所要求，他当然投其所好。所以，经他修改后的《武德、贞观实录》，太宗颇为欣赏，否则，他不会因此而被“封高阳县男，赐物八百段，权检校黄门侍郎”。既然如此，他为尉迟敬德所撰的碑文先肯定玄武门之变的性质是“二凶伏辜”，又赞扬李世民的成功是“盖杖君之也”。也就是说，许敬宗对唐太宗投其所好，对尉迟敬德歌功颂德是不言而喻的。

尉迟敬德的墓志铭为何人所撰，不得而知。何以对玄武门之变无所涉及，应有原因。

其一，墓志铭与碑文应是同时所撰，许敬宗官高位显，所撰碑文甚多。他所提到的事实，别人不可能再去重复。他在碑文中已经肯定了玄武门之变的性质与敬德在其中的作用，墓志铭当然没有必要再详叙其事。况且，墓志铭字数有限，也不允许。正因为如此，志文对碑文未曾涉及的问题反而有所叙述。例如《隋书•炀帝纪》载：大业十二年（616年）正月，“雁门人翟松柏起兵于灵丘，众至数万，转攻傍县”。四月，“魏刁儿所部将甄翟儿复号历山飞，众十万，转寇太原”。敬德曾对这些起义军作战。但在碑文中未曾涉及，两《唐书》《尉迟敬德传》也未记载，而志文中却详述道：“有山贼翟松柏、刘宝强等拥兵数万，据山断道，公乃率麾下百骑以击之。矢石才交，贼徒歼殄，获马三千匹，俘掳五万人，以功授朝散大夫。又击王须拔、历山飞等，以功授正议大夫。”这说明尉迟敬德在投靠刘武周前曾参加过镇压翟松柏、刘宝强、王须拔、历山飞领导的起义军。《旧唐书•尉迟敬德传》：大业末年，敬德于高阳从军以后，“讨捕群贼，以武勇称，累授朝散大夫。”《新唐书•尉迟敬德传》：“积阅为朝散大夫。”这都说明敬德在投靠刘武周前确曾有过战功。志文所述以上内容，正是把两《唐书》本传所记的战功具体化了。碑文不记此事，也可以理解。为隋朝镇压农民起义，并不值得唐朝人歌颂。富有政治经验的许敬宗必然懂得这个道理。志文的撰者可能政治地位不高，书生气十足，故而记载了这些内容。

另如，关于唐军进攻洛阳的问题，碑文仅略有所及，除了“中狱由其咸定”，“王城于是安”的意思较为明确以外，其他用词都很笼统。而志文对此战的记载却甚为详细：“于是王充窃据伊、，偷安神器；建德拥兵赵、魏，潜规问鼎。辅车之势，运连鸡之谋。太宗受东征，公参谋盛府，虽神谋妙略，允叶圣衷。斩将搴旗，资雄杰。此二役也，策勋居多，累降恩赐，用旌军赏。”由此可见，碑文和志文不相重复，互为补充，可能就是志文不载敬德参与玄武门之变的重要原因。

其二，对玄武门之变，志文的撰者有可能和许敬宗有不同的看法。关于玄武门之变，在唐初的统治集团中本来就存在着不同的观点。自西周以后，在君主地位继承问题上，逐步形成了嫡长子继承制度。所以，司马光说：“立嫡以长，礼之正也。”《资治通鉴》卷一九一武德九年六月。儒家的传统观念也早深入人心，孔子的学生有子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既然儒家把孝和悌相提并论，无疑，唐太宗不管以什么理由杀兄夺位，都和这种制度与观念格格不入。

魏征在评论隋文帝时说：“听哲妇之言，惑邪臣之说，溺宠废嫡，付失所。灭父子之道，开昆弟之隙，纵其寻斧，翦伐本枝。”显然，魏征等唐初的史学家，对隋文帝废杨勇、立杨广是持否定态度的。这和魏征对待李世民与李建成的关系完全相同。当李世民的战功卓著，地位日益升高，直接威胁到李建成的太子地位时，魏征先劝李建成远征刘黑闼，以扩大自己的影响，继又“常劝太子建成早除秦王”。在李世民取得太子地位以后，他质问魏征何以“离间我兄弟”时，魏征也直截了当地说：“先太子若早从征言，必无今日之祸。”《唐鉴》卷二。勿庸置疑，魏征是维护嫡长子继承制度的。

贞观年间，唐太宗两次要看起居注，第一次被谏议大夫朱子奢上表劝阻，第二次又被谏议大夫褚遂良、黄门侍郎刘洎劝阻。朱子奢、褚遂良等都担心唐太宗发现有关玄武门之变的记载于己不利而影响到本人。果然，唐太宗发现“六月四日事，语多微文”，遂要求史官按照他的意思修改实录。这都说明唐初的统治集团中，对玄武门之变的看法存在着分歧。

唐太宗看了实录以后，虽然为了统一思想，修改了史书，但传统的儒家思想不是靠个人的意志可以改变的。一直到宋代，范祖禹还大骂唐太宗道：“建成虽无功，太子也；太宗虽有功，藩王也。太子，君之二，父之统也，而杀之，是无君父也。立子以长不以功，所以重先君之世也，故周公不有天下。弟虽齐圣，不先于兄久矣。”在唐代，敬德墓志铭的作者虽不敢公开表示和许敬宗相反的意见，但他以避免重复为由，在志文中避而不谈这一问题，也意味着他是一种消极对立的态度。（原载《碑林集刊》（四）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6年版）《安元寿墓志铭》中的几个问题

安元寿（606—683），字茂龄，凉州姑臧（今甘肃武威）人。两《唐书》无其传，只有在《唐会要》卷七十二《马》中提到他曾为夏州群牧使，其他文献都未涉及，故而对其生平事迹少有所闻。但是，唐初的一些重大事件，如玄武门之变、李世民刚即帝位突厥就兵临渭水便桥等，都与他有重要关系。1972年，《安元寿墓志铭》（以下简称《墓志铭》）于陕西礼泉出土后，使我们开阔了视野，对与他有关的问题开始有所了解。现根据《墓志铭》的主要内容，结合有关文献，对以下几个问题试做初步论述。

一.安元寿归唐

据《墓志铭》载，安元寿的曾祖安弼，是北周服侯。其祖安罗，先后为北周开府仪同三司，隋石州刺史、贵乡县开国公。其父安兴贵，曾为唐初的右骁卫将军、左武卫将军、冠军将军、上柱国、凉公，别食绵、归二州，实封六百户。

凉州安氏，原为西域胡人。《元和姓纂》卷四载：凉州安氏“出自安国，汉代遣子朝国，居凉土”。《新唐书》卷七十五下《宰相世系表五下》载：“武威李氏，本安氏……居于西方，自号安息国。后汉末，遣子世高入朝，因居洛阳。晋、魏间，家于安定，后徙辽左，以避乱又徙武威。”两种记载，基本一致，只是后者较前者更为详细。可见安氏确是来自西域。张沛同志又根据安元寿墓室石门门楣左侧刻有“安胡”（意即安国胡人）二字，进一步说明安元寿始祖是来自西域。

安氏为什么又称“武威李氏”呢？《旧唐书》卷一三二《李抱玉传》回答了这个问题：“李抱玉，武德功臣安兴贵之裔。”安史之乱期间，他因对叛军作战有功，颇得李光弼赏识。代宗即位后，他“为泽潞节度使、潞州大都督府长史、兼御史大夫，加领陈、郑二州，迁兵部尚书”。这时，他向代宗上言道：“臣贯属凉州，本姓安氏，以禄山构祸，耻与同姓，去至德二年五月，蒙恩赐姓李氏，今请割贯属京兆府长安县。”代宗“许之，因是举宗并赐国姓”。正因为这样，武威李氏与内地李氏不同。《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把武威李氏和柳城李氏（契丹后裔）、高丽李氏、柳城李氏（奚族后裔）、鸡田李氏（阿跌后裔）、代北李氏（沙陀后裔）等并列于最后，正是封建正统史家没有把边境少数族人和中原人一视同仁的反映。

隋朝末年，武威鹰扬府司马李轨在武威（今甘肃武威）称兵割据，先称凉王，武德元年（618）十一月，又称皇帝，改元安乐。

李渊在长安建唐称帝后，为了解除东进的后顾之忧，进一步统一全国，首先于武德元年十一月消灭了先后割据于金城（今甘肃兰州）、折（今甘肃泾川东北）的薛举、薛仁果两《唐书》均作“仁杲”，《资治通鉴》卷一八三据《太宗实录》及礼泉昭陵石刻等作“仁果”，《通鉴考异》认为昭陵石刻可信，笔者从之。父子。接着，就又打算进攻李轨了。

最初，唐高祖派人劝说李轨，李轨愿意降唐。后来，李轨又不愿放弃帝位，拒绝投降。武德二年（619）五月，已经是唐朝官员的安兴贵，自告奋勇，愿去说服李轨，归降唐朝。安兴贵认为自己有很多有利条件，因为其“家在凉州，奕世豪望，为民夷所附；弟修仁为轨所信任，子弟在机近者以十数”。于是，安兴贵奉命出使凉州。到了凉州，他向李轨陈述利害，李轨执意不肯降唐。安兴贵遂与其弟安修仁等密谋策划，发动政变，俘虏李轨，平定了这支割据势力。因为这次事件的成功，唐高祖以安兴贵为右武候大将军、上柱国、凉国公，赐帛万段，安修仁为左武侯大将军、申国公。安元寿就是在这次事件中归附唐朝的。《墓志铭》载：安元寿“年始弱冠，时属经纶。效河西，同窦融之归国；韬光陇右，等葛亮之须期”。这就是说，安元寿刚刚成年，就善于筹划治理国家大事。投唐于凉州，就像窦融归汉一样；又像三国时有人隐藏才能于陇右，等待诸葛亮去发现一样。

窦融，字周公，西汉末年平陵（今陕西咸阳西北）人。王莽代汉，农民起义爆发后，他聚众割据于河西，被推举为河西五郡大将军。刘秀建立东汉后，窦融自动归附，被刘秀所重用。不难看出，《墓志铭》认为，安元寿投唐，像窦融归附东汉一样，是弃暗投明，值得赞扬的。

二.安元寿与玄武门之变

李渊建唐后，为了争夺太子的地位，逐步形成了以李建成为首的太子集团和以李世民为首的秦王集团。两大集团的矛盾日益激化，最后出现了刀兵相见的玄武门之变。在这两大集团的斗争中，安元寿站在了李世民一边。《墓志铭》载：“武德五年，奉秦王教，追入幕府，即授右库真。”看来，安元寿于武德五年（622）加入了秦王集团。安元寿在这时加入秦王集团不是孤立的，而是李世民积极发展势力的必然结果。此后不久，李世民又使张士贵也加入了秦王集团。《张士贵墓志铭》载：“太宗征公（张士贵）于曹州奉见，深用嘉止。太宗居帝子之尊，极天人之望；府僚之选，允归时杰。以公素威名，授秦王府右库真、骠骑将军。”曹州治所在今山东定陶西南，张士贵与李神通战胜徐圆朗后驻军于此。李世民什么时候召他还京，《张士贵墓志铭》未记日期，但应该是在武德六年（623）到武德九年（626）六月之间。因为李神通与张士贵奉命进击徐圆朗是在武德五年六月，徐圆朗彻底失败是在武德六年二月。这时，两大集团都在发展势力，加强自己。所以，安元寿、张士贵先后加入秦王集团，正是反映了这种形势的需要。这和李建成主动东讨刘黑闼，借机发展势力，起了交相辉映的作用。后来随着两个集团矛盾的急剧发展，双方都在积极准备用武力消灭对方。在这时候，安元寿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墓志铭》载：“于时皇基肇建，二凶构逆。公（安元寿）特蒙驱使，委以腹心，奉敕被甲于嘉猷门宿卫。”所谓“二凶”，无疑是指李建成、李元吉。嘉猷门，是太极宫西门之一，位于西面宫墙偏北处，西与掖庭宫相通。这是与玄武门距离较近的宫城门。安元寿奉命于此门宿卫，当然包括在发动玄武门之变的计划之内。

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的全面部署是非常周密的。除了像长孙无忌、尉迟敬德等赤膊上阵的拼命厮杀者以外，还有张士贵、刘师立等人，是外围策应者或待命的预备队。从有关文献的记载中可以看出这一点。《旧唐书》卷二《太宗纪上》：武德九年（626）六月四日，“太宗率长孙无忌、尉迟敬德、房玄龄、杜如晦、宇文士及、高士廉、侯君集、程知节、秦叔宝、段志玄、屈突通、张士贵等于玄武门诛”建成、元吉。《旧唐书》卷六十五《长孙无忌传》：“六月四日，无忌与尉迟敬德、侯君集、张公瑾、刘师立、公孙武达、独孤彦云、杜君绰、郑仁泰、李孟尝等九人，入玄武门讨建成、元吉，平之。”两处记载中，只有尉迟敬德、长孙无忌、侯君集三人相同。由此可见，在两处记载不同的人员中，肯定有人是没有直接到达玄武门战场的。因为直接上阵者在众目睽睽之下立了战功，是不会被人遗忘的。《旧唐书》卷六十五《高士廉传》：“六月四日，士廉吏卒释系囚，授以兵甲，驰至芳林门，备与太宗合势。”芳林门在玄武门西，是外郭城与掖庭宫之间的一门。看来，高士廉组织“系囚”仅到芳林门，未至玄武门战场。另外，房玄龄、杜如晦，主要是玄武门之变的密谋策划者，也未直接参加拼杀。

李建成、李元吉被杀后，双方战斗还在进行时，尉迟敬德突然直到高祖处，要求高祖降手敕，稳定人心。宇文士及遂从“东上门出宣敕，众然后定”。宣敕的内容是“令诸军并受秦王处分”《资治通鉴》一九一，武德九年六月。东上门在太极殿东侧，宇文士及在这里应时而出宣敕，显然是预先安排好的。由此看来。在玄武门之变中，宇文士及是负责处理善后事宜的。《旧唐书》卷五十七《刘师立传》：“太宗之谋建成、元吉也，尝引师立密筹其事，或自宵达曙。其后师立与尉迟敬德、庞卿恽、李孟尝等九人同诛建成有功，超拜左卫率。”据此，刘师立不仅亲自上阵，而且还参与了密谋策划。同时，这里又多了一个庞卿恽。但是，《旧唐书•太宗纪》却未曾提及。可见，刘师立、庞卿恽、李孟尝等人与长孙无忌、尉迟敬德等还有区别。他们即使到达玄武门，也可能是后备力量，不是第一线的战斗员。

根据以上情况，说明参与玄武门之变的人员很多，他们各自负责一个方面，为李世民的胜利发挥了作用。由于这是阴谋暗算之计，后人很难知其详细安排，故而文献记载不一。安元寿也是参加者之一，所以也得到了奖励。《墓志铭》：“既而内难克除，太宗践极。爵禄攸设，先酬擐甲之劳，赏命所加，用答披荆之绩。特拜公右千牛备身。”所谓“答披荆之绩”，实际上是指太宗肯定了安元寿在玄武门之变中的贡献。由此可见，安元寿在玄武门之变中为太宗取得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安元寿与突厥兵临渭水便桥《墓志铭》：“贞观元年，突厥颉利可汗拥徒卅万众来寇（渭水）便桥，太宗亲率精兵出讨。颉利遣使乞降，请屏左右，太宗独将公（安元寿）一人于帐中自卫。其所亲信，多类此也。”这段记载有不确之处，如突厥颉利可汗率众兵临渭水便桥不是贞观元年（627），而是武德九年（626）八月李世民刚即帝位不久。《通典》卷一九七《突厥传上》、《旧唐书》卷一九四《突厥传上》、《新唐书》卷二一五《突厥传上》、《资治通鉴》卷一九一等文献，都是这样记载的。同时，李世民分析突厥敢于大举进兵至渭滨的原因，是突厥“以我国内有难（指杀建成、元吉），朕新即位，谓我不能抗御故也”《资治通鉴》卷一九一，武德九年八月。，更能说明此事应在李世民刚即位之后。《墓志铭》把此事误记为贞观元年，虽然只是几个月之差，但不够确切，很可能是《墓志铭》的撰者误认为李世民即位就是贞观元年了。

最值得注意的，是在“太宗亲率精兵出讨”以下，又载：“颉利遣使乞降，请屏左右，太宗独将公一人于帐中自卫。”对安元寿来说，这当然是最值得赞颂的一事，因为，一来显得他颇有英雄气概，二来他最受太宗信任。各种文献都没有记载这些情节，故而显得特别重要。

其实，如果认真研究有关文献，此事也并非不见端倪。在颉利可汗进军至渭水便桥之北以后，遣其心腹执失思力到长安观察虚实，太宗对其严加斥责，并将其囚于门下省。然后，亲自与高士廉、房玄龄等六骑，直赴渭水南岸，隔水斥责颉利可汗负约。颉利可汗得不到执失思力的情况，只见李世民“挺身轻出，军容甚盛，有惧色”《资治通鉴》卷一九一，武德九年八月。，故而后退。这正是所谓的“太宗亲率精兵出讨”。接着，“是日，颉利请和，诏许焉，车驾即日还宫”。这和“颉利遣使乞降”的意思大体一致。颉利可汗遣使乞降，太宗于“帐中”接见，当然是在前线。议和成功，才能“车驾即日还宫”。由此看来，文献记载和《墓志铭》的内容起了互相补充的作用。九月，“颉利献马三千匹，羊万口，上不受，诏颉利所掠中国户口者悉令归之”《旧唐书》卷一九四上，《突厥传上》。这说明双方议和是有一定条件的。

至于安元寿独自一人保卫太宗接见颉利可汗使者的乞降问题，各种文献都不见蛛丝马迹，惟有《墓志铭》载有这些内容。这是什么原因呢？《资治通鉴》的有关记载，司马光在《考异》中明确说是根据《实录》而来，《旧唐书》等更不会例外。《实录》的这一部分是经过太宗过目的，太宗同意不记这些内容，肯定是在议和谈判中太宗答应了给突厥许多实惠条件。这是高祖自太原起兵以来惯用的手段。

大业十三年（617），李渊太原起兵时，为了解除突厥的威胁，特致书突厥可汗道：“若能从我，不侵百姓，征伐所得，子女玉帛，皆可汗有之。”《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有人根据这次致书，就认为李渊曾称臣于突厥。太宗在后来彻底打败突厥时说：“往者国家草创，突厥强梁，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称臣于颉利，朕未尝不痛心疾首，志灭匈奴，坐不安席，食不甘味。”《贞观政要》卷二，《任贤》。不难看出，太宗为对突厥实行物质贿赂政策颇感耻辱。

这一次，太宗与颉利使者直接谈判，是否也以物质利益为代价换取了突厥的退兵呢？回答应当是肯定的。当萧问太宗为什么诸将请战而不允许，突厥反而“自退”的时候，太宗答道：“吾观突厥之众虽多而不整，君臣之志惟贿是求……所以不战者，吾即位日浅，国家未安，百姓未富，且当静以抚之。一与虏战，所损甚多，虏结怨既深，惧而修备，则吾未可以得志矣。故卷甲韬戈，以金帛，彼既得所欲，理当自退，志意骄惰，不复设备，然后养成伺衅，一举可灭也。”他把这种对策概括为“将与取之，必固与之”。既然突厥“理当自退”的原因是“以金帛”，使其“得所欲”，毋庸置疑，太宗和高祖一样，也是以物质财富换取了政治上的苟安。这种太宗认为是奇耻大辱的举措，当然是难以载入《实录》的。《墓志铭》就不同了。永淳二年（683）安元寿去世，这时距太宗去世已有三十多年。在这期间，他又为高宗所重用。既是太宗的亲信，又为高宗所重用，故而使其享有陪葬昭陵的殊荣。在这种情况下，为其歌功颂德的《墓志铭》，特载此事，无疑是显示太宗与安元寿有胆有识、不畏强敌的英雄气概，同时，也没有透露议和的具体内容。不过，从以上太宗自我标榜的避战理由中，已经看出了在这次议和中太宗并没有取得胜利，只是以物质财富换取了暂时的安定。这样，实际上给太宗巩固加强刚取得的皇帝地位赢得了时间。从这种意义上说，也可以认为是太宗胜利了。安元寿敢于在这种剑拔弩张的气氛中对太宗执行保卫任务，说明安元寿是个武艺高强、机智勇敢的将军。

后来，安元寿又曾奉太宗命出使西域。高宗即位后，又先后充任葱河道检校军马使、右武卫义仁府折冲都尉、右骁卫郎将、左监门卫中郎将、忠武将军、云麾将军、右骁卫将军、右威卫将军。高宗去泰山封禅，他“亲于坛上供奉”。根据以上情况可知，安元寿投唐以后，历经高祖、太宗、高宗三代皇帝，在玄武门之变、突厥兵临渭水便桥等重大事件中，都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在各种文献缺载的情况下，通过《墓志铭》对安元寿进行认识是非常必要的。（原载《史学月刊》1993年第3期）

试论玄武门之变的参加者——读有关碑石文

武德九年（626）发生的玄武门之变，是唐朝初年的一个重要历史事件。秦王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究竟有哪些人参加，各种文献记载不同。《旧唐书》卷二《太宗纪上》：六月四日，“太宗率长孙无忌、尉迟敬德、房玄龄、杜如晦、宇文士及、高士廉、侯君集、程知节、秦叔宝、段志玄、屈突通、张士贵等于玄武门诛”建成、元吉。《旧唐书》卷六十五《长孙无忌传》：“六月四日，无忌与尉迟敬德、侯君集、张公瑾、刘师立、公孙武达、独孤彦云、杜君绰、郑仁泰、李孟尝等九人，入玄武门讨建成、元吉，平之。”《新唐书》卷一五《长孙无忌传》所载与《旧唐书•长孙无忌传》相同。在两种记载中，只有长孙无忌、尉迟敬德、侯君集三人都在其中，另外还有十六人只见于一种记载。只见于一种记载的十六人，是否都是玄武门之变的参加者呢？这就是本文论述的主要内容。

近来，笔者看到了一些有关的碑石文，下面根据已知的文献，结合新看到的碑文和《墓志铭》，对一些有关的人是否参加玄武门之变，进行初步的探讨。由于长孙无忌、尉迟敬德、侯君集三人在两种记载中都有其名，可以肯定都是参加者，本文不再赘述。

房玄龄与杜如晦

房玄龄、杜如晦都是李世民的亲信，各种史书都把房、杜合称为“良相”或“贤相”。这主要是他们能够和李世民很好地合作。正因为如此，在以李建成为首的太子集团和以李世民为首的秦王集团矛盾激化的时候，李建成对李元吉说：“秦府智略之士，可惮者独房玄龄、杜如晦耳。”于是，他们向唐高祖告状，诋毁房、杜，致使房、杜同被驱出秦王府。

李世民则针锋相对，当他下定决心要发动事变的时候，立即派尉迟敬德去召房玄龄和杜如晦。为了掩人耳目，房、杜都穿上道士服，暗暗潜入秦王府中，直接参与玄武门之变的密谋策划。文德皇后临死时曾对李世民说：“玄龄事陛下最久，小心谨慎，奇谋秘计，皆所预闻，竟无一言漏泄，非有大故，愿勿弃之。”这里只提房玄龄，是因为杜如晦已经死了。既然“奇谋秘计，皆所预闻”，无疑是包括玄武门之变在内。同时，在李世民的一生中，除了杀兄夺嫡这样大的阴谋诡计以外，还可能有什么更大的奇谋秘计呢！颇受李世民信任的褚遂良说：“及九年之际，机临事迫，身被斥逐，阙于谟谋，犹服道士之衣，与文德皇后同心影助，其于臣节，自无所负。”既然房、杜与文德皇后共同参与了玄武门之变的密谋策划，无庸置疑，文德皇后对房、杜也十分了解。文德皇后所谓的“奇谋秘计”，必然是指对玄武门之变的出谋策划。另外，《旧唐书》卷六十六《杜如晦传》中也说：由于李建成的告状，杜如晦“乃与玄龄同被斥逐。后又潜入画策，及事捷，与房玄龄功等”。

在《房玄龄碑文》中，由于缺字，有关这方面的记载不甚清楚，但根据“俄然内难廓清，英威纂统，引公（房玄龄）为右庶子”。《昭陵碑石》三秦出版社1993年版123页。这和房玄龄、杜如晦奉召“引入阁计事。及太宗入春宫，擢拜太子右庶子，赐绢五千匹”，无疑是同样的意思，都是说在玄武门之变以后房玄龄与李世民的关系更为密切了。

由此看来，房玄龄、杜如晦参加了玄武门之变的密谋策划是无可置疑的。至于他们是否亲自到玄武门战场，则只能作否定的回答了。《旧唐书•太宗纪上》记载他们都是玄武门之变的参加者，而且，《旧唐书•房玄龄传》也载：“论功行赏，以玄龄及长孙无忌、杜如晦、尉迟敬德、侯君集五人为第一”。两处记载，都把房玄龄、杜如晦和直接到玄武门战场拼杀的长孙无忌、尉迟敬德、侯君集相提并论，是否可证他们五人发挥了同样的作用呢？事实并非如此。

在李世民宣布以上五人为一等功后，淮安王李神通立即表示反对。他说：“今房玄龄、杜如晦等刀笔之吏，功居第一，臣窃不服。”，李世民解释道：“今计勋行赏，玄龄等有筹谋帷幄，定社稷之功，所以汉之萧何，虽无汗马，指推毂，故得功居第一。”非常明显，李神通说房、杜是“刀笔之吏”，自然指他们是文官；李世民说他们“虽无汗马”，自然是指他们没有战功。这就决定他们不可能是玄武门战场的拼杀者。他们和三位在玄武门战场的拼杀者都受一等功，主要是他们有“筹谋帷幄，定社稷之功”，也就是为李世民出谋划策，助其夺得太子地位，进而做了皇帝。

程知节“程知节本名咬金，济州东阿人也。”《新唐书》卷九十《程知节传》同。在《程知节碑》中也说他是济州东阿（今山东东阿西南）人。但《程知节墓志铭》《程知节碑文》、《程知节墓志铭》均见《昭陵碑石》。，则记载他是东平（治所在今山东郓城）人。根据《旧唐书》卷三十八《地理志一》，济州即隋的济北郡，武德四年（621）改为济州，东阿是其所辖六县之一。这就是说，程知节是武德四年以后的济州东阿人。隋的东平郡，武德四年改为郓州。这就是说，程知节是武德四年以前的东平人。由此看来，程知节的籍贯虽有两种记载，但只有先后之别，没有正误之分。否则，不可能在当时出现的碑文和《墓志铭》中有不同的记载。换言之，程知节是由东平迁居东阿的。

至于他的名字，两《唐书》《程知节传》都记他“本名咬金”，其碑文和《墓志铭》都记他名知节、字义贞。这也没有正确与错误的区别，本名咬金，可能是他参加瓦岗军以前的名；知节和义贞，可能是他成为唐朝官员以后的名和字。随着身份地位的变化，将咬金改为知节，又加上义贞为字，是顺理成章的。“咬金后更名知节”《资治通鉴》卷一八三，义宁元年四月。的记载，正符合这种逻辑。

程知节最初参加李密领导的瓦岗军，瓦岗军失败后，归降洛阳的王世充。武德二年（619）二月，他与秦叔宝等投降唐军，后随李世民打败宋金刚，俘虏窦建德，平定王世充，多立战功，颇得李世民信任。正因为如此，李建成曾向高祖告状，欲削弱李世民的力量，使程知节出为康州（治所在今广东德庆）刺史。关于此事发生的时间，各种记载不同，两《唐书》《程知节传》均记载为武德七年（624），《程知节碑文》记载为武德四年（621），《资治通鉴》则记载为武德九年（626）六月。从事实情况看来，发生在武德四年是不可能的，因为当时统一长江流域的战争正在进行，李世民、李建成先后对刘黑闼作战，没有同时在京，双方的矛盾还没有激化。至于是否发生在武德七年，也缺乏有力证据。这一年，太子集团和秦王集团虽然不断发生冲突，但都是互相诋毁，目的都是想假高祖之手打倒对方，还看不到刀兵相见的迹象，故而不可能有所举措，直接削弱对方。

武德九年的形势就不同了，“建成、元吉以秦府多骁将，欲诱之使为己用”，于是，打算收买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等人。由于这些人都拒绝收买，故而遭到太子集团的打击。这时，程知节被出为康州刺史是很自然的。根据程知节对李世民的建议，也正可得出这种结论。在程知节被出为康州刺史时，他对李世民说：“大王股肱羽翼尽矣，身何能久！知节以死不去，愿早决计。”《资治通鉴》卷一九一，武德九年六月。程知节说这话的背景，是尉迟敬德几乎被杀，房玄龄、杜如晦就要被赶出秦王府，所以他建议“愿早决计”，也就是要李世民立即采取果断行动。在两大集团的斗争进入剑拔弩张阶段时，程知节说这些话合情合理。如果是在武德七年，双方还没有刀兵相见的准备，都还希望通过高祖取得胜利的时候，程知节是不可能说这些话的。再者，“知节以死不去”，也只能是在玄武门之变前夕，因为高祖的帝位，李建成的太子地位，都已朝不保夕；若在武德七年，高祖的帝位相当巩固，李世民也寄希望于高祖的时候，程知节敢抗拒旨意，“以死不去”吗？显然不能。

程知节既是李世民的“股肱羽翼”，又愿以死效忠李世民，无疑是李世民实现夺嫡野心的理想打手。《旧唐书》卷六十八《程知节传》：“六月四日，从太宗讨建成、元吉。事定，拜太子右卫率，迁右武卫大将军，赐实封七百户。”《程知节墓志铭》：“九年夏末，二凶作乱，太宗受诏，宣罚禁中，公（程知节）任切爪牙，效勤心膂。事宁之后，颁乎大赍，赏绢六千匹，骏马二匹、并金装鞍辔，及金胡瓶、金刀、金碗等物，加上柱国，授东宫左卫率，寻拜右武卫大将军。”《程知节碑文》：“九年六月四日纵兵宫戾，太宗奉（下缺）其月，授右卫（率），寻转右武卫大将军，封实户七百。”这三种记载，大同小异，都肯定程知节参加了玄武门之变。

总而言之，从道理上说，程知节应该而且可能参加玄武门之变，从多种记载看来，事实上他也参加了。由此可见，《旧唐书•太宗纪上》的记载是可信的。

段志玄

两《唐书》《段志玄传》都记载段志玄是齐州临淄人，《段志玄碑》见《昭陵碑石》。则记载他是齐州邹平人。看来，他是齐州人不会有错。但他是齐州哪一县人，是值得考虑的。如果说他是临淄人，但临淄属于青州；如果认为他是邹平人，虽然邹平属于齐州，但怎样解释两《唐书》《段志玄传》记载他是临淄人呢？

根据《旧唐书》卷三十八《地理志一》载，隋朝的临济县，武德元年（618）于此设置邹州，邹州领临济、蒲台、高怨、长山、邹平五县。武德八年（625），废邹州，县归谭州，后来又废谭州，归齐州。由此看来，如果说段志玄是齐州临济人或齐州邹平人，都是可以的。不管怎样说，不能认为他是临淄人，因为临淄根本不属于齐州。这样一来，两《唐书》《段志玄传》关于他是临淄人的记载肯定是临济之误了。

段志玄在隋末从其父在太原，参加了李渊从太原的起兵。由于作战勇敢，多立战功，被授以乐游府骠骑将军。后随李世民打败窦建德、王世充，又立战功，迁秦王府右二护军，赏物二千段。显而易见，段志玄是秦王集团的成员。

关于段志玄是否参加玄武门之变的问题，有三处记载基本相同。《旧唐书》卷六十八《段志玄传》：“隐太子建成、巢刺王元吉竞以金帛诱之，志玄拒而不纳，密以白太宗，竟与尉迟敬德等同诛建成、元吉。太宗即位，累迁左骁卫大将军，封樊国公，食实封九百户。”《新唐书》卷八十九《段志玄传》：“隐太子尝以金帛诱之，拒不纳。秦王即位，累迁左骁卫大将军，封樊国公，实封九百户。”另外，还有“又以金帛诱二护军段志玄，志玄不从”《资治通鉴》卷一九一，武德九年六月。的记载。

以上三处记载，共同认为太子集团对段志玄进行物质诱惑，段志玄拒而不纳。其中只有一处记载他“与尉迟敬德等同诛建成、元吉”。尽管只有一处记载此事，但应当可信。因为，他既然坚决拒绝太子集团的物质诱惑，说明他要死心塌地地效忠于李世民，所以，他“密以白太宗”也是必然的。他对李世民如此赤胆忠心，在关键时刻李世民怎能不重用他呢！况且，有两处记载共同认为：在事变之后他“累迁左骁卫大将军，封樊国公，实封九百户”。显然，这与参加事变是因果关系。从这种因果关系看来，段志玄参加玄武门之变也无可置疑。

秦叔宝

秦叔宝名琼，字叔宝，齐州历城（今山东济南）人。隋朝末年，初为隋将来护儿部下，后为隋将张须陀部下。因张须陀与瓦岗军作战失败，秦叔宝又归降李密领导的瓦岗军。瓦岗军失败后，他又为王世充所得，最后投靠唐军。他曾随李世民进击刘武周，大破宋金刚；打败窦建德，平定王世充，多立战功。“叔宝每从太宗征伐，敌中有骁将锐卒，炫耀人马，出入来去者，太宗颇怒之，辄命叔宝往取。叔宝应命，跃马负枪而进，必刺之万众之中，人马辟易，太宗以是益重之，叔宝亦以此颇自矜尚。”不难看出，秦叔宝也是秦王集团的重要成员。

秦叔宝是否参加了玄武门之变呢？

在玄武门之变前夕，太子集团是把秦叔宝和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同样看待，把他们都视为李世民的骨干力量。当李建成推荐李元吉取代李世民北征突厥时，李元吉要求“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及秦府右三统军秦叔宝等与之偕行，简阅秦王帐下精锐之士以益元吉军。”《资治通鉴》卷一九一，武德九年六月。显然这是釜底抽薪，借出征突厥之名，削弱秦王集团的力量。由于尉迟敬德、长孙无忌等人识破了太子集团的阴谋，所以，他们极力煽动李世民立即采取行动。

在两大集团剑拔弩张、箭已在弦的时候，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秦叔宝等这些秦王集团的忠实干将，既不愿为太子所利用，必然为秦王卖命。所以，秦叔宝参加玄武门之变是形势发展的需要。《旧唐书》卷六十八《秦叔宝传》：“六月四日，从诛建成、元吉。事宁，拜左武卫大将军，食实封七百户。”《新唐书》卷八十九《秦琼传》：“及平隐（李建成）、巢（李元吉），功拜左武卫大将军，实封七百户。”根据这两处记载，秦叔宝确实参加了玄武门之变。总而言之，既有形势发展的需要，也有他参加事变的记载，可见《旧唐书•太宗纪上》所载有关参加玄武门之变的人员中，有秦叔宝之名是可信的。

高士廉

高士廉名俭，字士廉，渤海（今河北景县）人。隋大业年间为治礼郎，其妹是隋右骁卫将军长孙晟之妻。长孙晟去世后，高士廉迎其妹带领子（长孙无忌）、女（文德皇后）住其家中。不言而喻，高士廉与其甥（长孙无忌）、甥女（文德皇后）的感情是非常深厚的。

隋末战乱期间，高士廉被交趾（治所在今越南河内）太守丘和命为司法书佐。武德五年（622），丘和与高士廉共同归唐。由于高士廉是文德皇后的舅父，而且有恩于长孙无忌和文德皇后，故而李世民对其十分亲敬。由此看来，高士廉也必然是秦王集团的成员。

高士廉是否参加了玄武门之变呢？回答也是肯定的。

高士廉、长孙无忌、文德皇后和李世民之间的利害关系十分密切。如果李世民做了皇帝，皇后的地位自然无疑，高士廉、长孙无忌既是内亲，又是功臣。这就决定他们必然采取一致行动，共同支持李世民发动政变。《旧唐书》卷六十五《高士廉传》：“及将诛隐太子，士廉与其甥长孙无忌并预密谋。六月四日，士廉率吏卒释系囚，授以兵甲，驰至芳林门，备与太宗合势。”芳林门在玄武门西，位于掖庭宫和外郭城之间。由此看来，高士廉与长孙无忌都参与了玄武门之变的密谋策划，同时，他还亲自释放囚犯，授以甲兵，到芳林门，准备和李世民会合。《新唐书》卷九十五《高俭传》：“隐太子与王隙已炽，乃与长孙无忌密计讨定，是日率吏卒释囚授甲，趋芳林门助战。”以上两种记载完全一致，同时，玄武门之变结束，李世民被立为太子以后，他被授以太子右庶子的记载也完全相同。另外，和有关人员相比，也可看出问题，例如，李世民被立为太子后，长孙无忌、杜如晦为左庶子，高士廉、房玄龄为右庶子。把高士廉与长孙无忌、杜如晦、房玄龄相提并论，也说明他和长孙无忌等人一样，都是有功于李世民夺取太子地位的。从实际情况看，他没有到达玄武门战场，而是到了距玄武门不远的芳林门，发挥了对主战场的策应作用。

宇文士及

宇文士及是隋右卫大将军宇文述之子，在扬州缢杀隋炀帝的宇文化及之弟。宇文化及杀了隋炀帝，率众北返，宇文士及也在其中。在魏县（今河北魏县东南）作战中，宇文化及被窦建德起义军打败被俘，宇文士及向唐投降。

宇文士及降唐后，先后随李世民平定刘武周，打败窦建德、王世充，曾为秦王府骠骑将军，又迁中书侍郎。既然宇文士及随李世民南征北战，无疑他也是秦王府的成员。

在秦王集团中，宇文士及不像尉迟敬德、程知节、秦叔宝那样，是战场上的英雄，而是政治活动家。从一系列事实中可以看出这个问题。

武德三年（620）四月，李世民率军进击刘武周时，曾派宇文士及前往介休（今山西介休）劝说尉迟敬德降唐，结果，尉迟敬德举城归降李世民。武德三年八月，李世民奉命进攻洛阳的王世充，双方接触后，王世充质问李世民道：“隋室倾覆，唐帝关中，郑帝河南，世充未尝西侵，王忽举兵东来，何也？”李世民没有直接回答王世充的质问，却使宇文士及代其回答道：“四海皆仰皇风，惟公独阻声教，为此而来！”王世充要求道：“相与息兵讲好，不亦善乎！”于文士及又回答道：“奉诏取东都，不令讲好也。”《资治通鉴》卷一八八，武德三年八月。武德四年（621）二月，李世民又在前线派宇文士及回长安“奏请进围东都，上谓士及曰：‘归语尔王：今取洛阳，止于息兵，克城之日，乘舆法物，图籍器械，非私家所须者，委汝收之；其余子女玉帛，并以分赐将士。’”《资治通鉴》卷一八八，武德四年二月。不难看出，宇文士及所从事的都是战争中的政治活动。劝说尉迟敬德降唐，除了要有勇气外，更重要的是要从政治上打动对方，说明背叛刘武周降唐的意义与后果；在前线与王世充舌战，必须能够随机应变，迫使对方理竭词穷；又奔走于高祖与李世民之间，发挥承上启下的作用，而且又受命收集“非私家所须者”。显然都是与战争相辅相成的政治活动。由此看来，宇文士及如果参与玄武门之变，也必然在这方面发挥作用。

六月四日，李建成、李元吉刚在玄武门被杀，双方的战斗还在进行中，李世民就使尉迟敬德“擐甲持矛，直至上所”。这样手持兵器，直到高祖身旁，当然是对高祖的很大威胁，所以，高祖大为吃惊。在这种情况下，“敬德请降手敕，令诸军并受秦王处分，上从之。天策府司马宇文士及自东上门出宣敕，众然后定。”《资治通鉴》卷一九一，武德九年六月。正当尉迟敬德要求高祖降手敕的时候，宇文士及就从东上门（在太极殿东侧）应时而出宣敕，显然这是预先安排好的。宣敕的内容必然是“令诸军并受秦王处分”。否则，为什么会收到“众然后定”的效果呢！由此看来，李世民对玄武门之变进行了周密的部署，在杀了李建成、李元吉，取得基本胜利后，由尉迟敬德迫使高祖降手敕，逼太子集团全部投降；宇文士及乘机而出，宣读已准备好的手敕，命令太子集团所有成员俯首听命。纵观全部过程，宇文士及在最后一个环节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因为如此，李世民做了太子，他就成为太子詹事了。

张士贵

张士贵，字武安，弘农卢氏（今河南卢氏）人。两《唐书》均有其传，由于该传对张士贵的事迹记载极其简略，故而1972年发现的《张士贵墓志铭》《全唐文补遗》第一辑，三秦出版社1994年出版。就显得非常重要。《旧唐书》卷八十三《张士贵传》：张士贵“本名忽，善骑射，膂力过人。大业末，聚众为盗，攻剽城邑，远近患之，号为忽贼。”《新唐书》卷九十二《张士贵传》所载基本相同。这些内容，说明他在隋末发动起义，但没有说明他于何处起义，影响如何？《张士贵墓志铭》的记载就很清楚了。《墓志铭》首先叙述了张士贵的家世，从北魏到隋，历代都是官宦人家。不知什么原因，张士贵没有继承祖业，再做什么官，但他却“游道日广，缔交无沫”。也就是他善于结交朋友，深孚众望。所以，他“率闾左而完聚，候霸上之祯祥，乃于之间，崤陵之地，因称大总管、怀义公。于是负波属，接淅云归。”他聚“闾左”之众，当然意味着他于家乡卢氏一带发动起义，参加的人很多。所谓“崤陵之地”，应为崤山附近，即今河南三门峡到渑池一带。非常明显，张士贵是在今豫西一带起义的。

至于张士贵势力多大，影响如何，各种文献均无记载，其《墓志铭》却提供了线索。就是从王世充、李密对他的态度上可以看出问题。“于时王充窃号晋京，李密称师巩、洛。闻公（张士贵）威武，将恃为援。”这就是说，王世充和李密都想争取他以壮大自己。如果他的力量无足轻重，长期对峙于洛阳的王世充与李密是不会去争取他的。

当时，正当李渊从太原举兵南下，向长安进军途中，李渊碰到的各种力量，能利用的就利用，能招降的就招降，从而使其队伍不断壮大，张士贵就在这时归降了李渊。

据其《墓志铭》载，张士贵对唐朝的建立与统一全国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肃清崤渑，赖攸归。因统所部，镇于陕服，受相府司马刘文静节度”。这说明在张士贵周围还有其他反隋力量，后来都被他“肃清”了。同时，他还“每陈东略之计，益见嗟赏”。接着，又“进击伪熊州（今河南宜阳）刺史郑仲达，大败之”。李渊大加称赞，对其奖励“缯彩千有余段，名马五匹并金装鞍勒”。显而易见，张士贵为唐扩大了潼关以东的势力范围，为唐统一中原提供了方便。

其《墓志铭》还载，张士贵又从李世民平定刘武周，还在李世民进攻东都、打败窦建德的战役中立了战功。后来，又随李世民征讨刘黑闼，接着，又与李神通打败徐圆朗。他多次随李世民征战，自然与李世民的关系非同一般。

张士贵是怎样加入秦王集团的呢？其《墓志铭》载：“太宗征公（张士贵）于曹州奉见，深用嘉止。太宗居帝子之尊，极天人之望；府僚之选，允归时杰。以公素啖威名，授秦王府右库真、骠骑将军。”曹州治所在今山东定陶西南，张士贵与李神通战胜徐圆朗后驻军于此。李世民什么时候召他还京，《墓志铭》未记日期，但应该是在武德九年（626）六月玄武门之变以前。因为李神通奉命进击徐圆朗是武德五年（622）六月，徐圆朗彻底失败是武德六年（623）二月。这时，太子集团与秦王集团的斗争已日益激化。为了压倒对方，双方都在扩充势力，加强力量。张士贵奉召，肯定与这种形势有关。

其《墓志铭》在为张士贵歌功颂德的同时，又大肆吹捧李世民有“帝子之尊，极天人之望”，当然是想说明张士贵和李世民有关。由于李世民要选择堪称“时杰”的秦王“府僚”，故而以素有“威名”的张士贵为秦王府右库真、骠骑将军。过去的新野县开国公、虢州刺史，都是高祖赐予的爵位或官职，这次是李世民授予的秦王府将军。张士贵就这样成为秦王集团的成员了。

与上文紧接着的是，李世民做了太子以后，又命张士贵为太子内率。还“遣公与将军刘师立召募壮士，曾未旬，归公者万有余计”。李世民夺得太子地位，张士贵就做了太子内率，进而又奉命召募壮士，得万有余人，这都说明张士贵与李世民的关系日益密切。更为甚者，李世民刚做了皇帝，“贞观元年，诏公于玄武门长上统率屯兵，俄转右屯卫将军，还委北军之任”。玄武门是宫城的北门，李世民就是在这里杀害了建成、元吉，夺取了太子地位的。可见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地方。北军，是保卫宫城的军队。张士贵奉命屯兵玄武门并负责北军的重任，他必然是李世民的亲信。由此看来，张士贵加入秦王集团以后，从秦王府右库真、骠骑将军，到太子内率，进而为玄武门的保卫者，统帅北军。正是沿着李世民由秦王到太子，进而为皇帝的道路发展的。张士贵能够成为李世民这样重要的亲信，肯定是经过了参与玄武门之变的考验。由此可见，《旧唐书•太宗纪上》所载，他参加了玄武门之变是可信的。

张公谨

张公谨，字弘慎，魏州繁水（今河南南乐）人。初为王世充洧州长史，武德元年（618）归唐。由于李、尉迟敬德的推荐，加入了秦王集团。在两大集团的冲突日益尖锐的时候，李世民曾“召公谨，问以自安之策，对甚合旨，渐见亲遇”。不难看出，在对待太子集团态度上，李世民与张公谨是完全一致的。

在李世民决定要对李建成采取行动的时候，“遣卜者灼龟占之，公谨自外来见。遽投于地而进曰：‘凡卜筮者，将以决嫌疑，定犹豫，今既在不疑，何卜之有？纵卜之不吉，势不可已。愿大王思之。’太宗深然其言。”李世民欲通过“灼龟占之”知道杀李建成是吉还是凶，这自然是保密的活动。张公谨能碰上这种秘密活动，说明张公谨必然是李世民的亲信。张公谨批评了李世民的举措，李世民又“深然其言”，说明张公谨的批评更加坚定了李世民的决心。

张公谨是否参加了玄武门之变呢？“六月四日，公谨与长孙无忌等九人伏于玄武门以俟变。及斩建成、元吉，其党来攻玄武门，兵锋甚盛。公谨有勇力，独闭关以拒之。以功累授左武候将军，封定远郡公，赐实封一千户。”《新唐书》卷八十九《张公谨传》与《资治通鉴》卷一九一所载基本相同。非常明显，张公谨不仅极力促使李世民发动了玄武门之变，而且也亲自参加了这一事变。

刘师立

刘师立，宋州虞城（今河南虞城东北）人。初为洛阳王世充的将军，与王世充关系甚为密切。李世民攻取洛阳后，因“惜其才，特免之，为左亲卫”。刘师立就是这样加入秦王集团的。

刘师立是否参加了玄武门之变呢？《旧唐书》卷五十七《刘师立传》：“太宗之谋建成、元吉也，尝引师立密筹其事，或自宵达曙。其后师立与尉迟敬德、庞卿恽、李孟尝等九人同诛建成有功，超拜左卫率。寻迁左骁卫将军，封襄武郡公，赐绢五千匹。”《新唐书》卷八十八《刘师立传》所载与此相同。不难看出，刘师立确实是参加了玄武门之变的。另外，《张士贵墓志铭》也载，李世民夺得太子地位以后，为了壮大自己的力量，曾“遣公（张士贵）与将军刘师立召募壮士，曾未旬，归公者万有余计”。这就是说，在玄武门之变以后，张士贵与刘师立同样受到李世民的重视。再者，武德九年（626）十月，李世民刚做皇帝两个月，就“始定功臣实封差第”。这时所定功臣自然与玄武门之变有关，“侯君集、张公谨、刘师立等三人食邑一千户”。不管把刘师立和张士贵同日而语，还是把刘师立和侯君集、张公谨相提并论，他们都是玄武门之变的参加者，正说明刘师立也参加了玄武门之变。

屈突通

屈突通，雍州长安（今陕西西安）人。隋文帝时曾为亲卫大都督，隋炀帝时为左骁卫大将军。隋末农民起义爆发后，他为关内讨捕大使。隋炀帝前往江都（今江苏扬州）后，他奉命镇守长安。李渊从太原起兵，向长安进军时，代王侑命他进驻河东（今山西永济西）。大业十三年（617）十二月，与唐军作战失败投降。李渊命其为秦王行军元帅长史，他随李世民平薛仁杲，征讨王世充，“论功第一，拜陕东道大行台右仆射，镇东都”。《新唐书》卷八十九《屈突通传》。这些事实，说明屈突通也是秦王集团的成员。

屈突通是否参加了玄武门之变呢？有关文献与《屈突通墓志铭》《全唐文补遗》第一辑。都没明确记载；但从有关文献的语气中看来，他是参加了的。《旧唐书》卷五十九《屈突通传》：“隐太子之诛也，通复检校行台仆射，驰镇洛阳。”《新唐书•屈突通传》所载相同。从行文的语气看，“隐太子之诛”与“通复检校行台仆射，驰镇洛阳”是因果关系。如果这样理解不错，屈突通无疑是参加了玄武门之变的。

公孙武达李孟尝

公孙武达，雍州栎阳（今陕西高陵东北）人。《旧唐书》卷五十七《公孙武达传》：他“少有膂力，称为豪侠。在隋为骁果。武德初，至长春宫请谒太宗，从讨刘武周，力战，功居最。又从平王世充、窦建德，累迁秦王府右三军骠骑，封清水县公。”《新唐书》卷八十八《公孙武达传》所载基本相同。勿庸置疑，公孙武达是秦王集团的成员。但是，他是否参加了玄武门之变呢？《旧唐书》卷六十五《长孙无忌传》和《新唐书》卷一五《长孙无忌传》中，有关参加玄武门之变的成员都有他的名字。不过，其他文献中再看不到旁证资料，更看不到他参加事变的有关情节。因此我们认为，他是玄武门之变的可能参加者。

李孟尝，在《旧唐书》卷五十七《刘文静传》载，他是“赵州平棘（今河北赵县）人，官至右威卫大将军、汉东郡公”。《新唐书》卷八十八所载也大体相同。其他各种文献都没有这方面的记载。这些简单的记载，根本无法说明李孟尝在唐初历史上发挥过什么作用，更不能说明他和玄武门之变有什么关系。由此看来，他和公孙武达一样，除了两《唐书》《长孙无忌传》记载他参加了玄武门之变以外，别无旁证。不过，根据他陪葬昭陵看来《唐会要》卷二十一《陪陵名位》。，肯定他是秦王集团的成员。因此我们认为，他也是玄武门之变的可能参加者。

独孤彦云、杜君绰、郑仁泰

独孤彦云、杜君绰、郑仁泰三人，两《唐书》均没有为其立传，对其事迹难以系统叙述，只能根据所见资料略加分析。

独孤彦云，是太宗女安康公主的驸马，死后陪葬昭陵。《唐会要》卷二十一《陪陵名位》。他曾任幽州都督，被封历阳郡公。《新唐书》卷一九一《忠义传上》。这些内容，说明他是秦王集团的成员，有参加玄武门之变的可能。

杜君绰，昭陵（在今陕西礼泉）虽存有杜君绰碑，但因该碑缺字太多，对其内容难以理出头绪。根据《新唐书》卷一九一《忠义传上》，他曾任荆州都督，被封为怀宁郡公。死后陪葬昭陵。《唐会要》二十一《陪陵名位》，他被称谓“将军杜君绰”。看来他也是秦王集团的成员，有可能参加玄武门之变。

郑仁泰，因其《墓志铭》于1971年在陕西礼泉被发现，故而仅根据其《墓志铭》见《昭陵碑石》三秦出版社出版。简述其事迹。郑仁泰名广，字仁泰，荥阳开封（今河南开封）人。他的曾祖郑景，是北齐金紫光禄大夫、阳平太守、荥阳郡公。其祖郑继叔，是北齐阳王记室参军。其父郑德通，是隋眉州录事参，唐初赠使持节、平州诸军事、平州刺史。郑仁泰于隋末战乱之际归附于唐，后为李世民“腹心左右”。武德二年（619），“从（李世民）往长春宫留守。是岁，从平刘武周、宋金刚于汾晋之野。三年，从讨王（世）充、窦建德于洛之郊。莫不贾勇推锋，先鸣衄锐。”由此看来，他必然是秦王集团的成员。

郑仁泰是否参加了玄武门之变呢？其《墓志铭》云：“于时储闱阶乱，祸极戾园。……公（郑仁泰）奉睿略于小堂，肃严诛于大义。二凶式殄，谅有力焉。”“储闱”，自然是指东宫；“奉睿略于小堂”，无疑是受命于李世民；“二凶”，当然是指李建成、李元吉。显而易见，他奉李世民之命参加了诛杀李建成、李元吉的事变。由此看来，两《唐书》《长孙无忌传》所载，参加玄武门之变的人员中郑仁泰是可信的。

综上所述，《旧唐书•太宗纪上》和两《唐书》《长孙无忌传》所载，参加玄武门之变的成员除李世民外还有十九人，其中长孙无忌、尉迟敬德、侯君集三人，在《太宗纪上》和《长孙无忌传》中相同，其他十六人都各自见于一种记载。这十六人，经过以上论述，房玄龄、杜如晦、程知节、段志玄、秦叔宝、宇文士及、高士廉、张士贵、屈突通、张公谨、刘师立、郑仁泰等十二人是肯定参加了的；公孙武达、李孟尝、独孤彦云、杜君绰等四人，肯定是秦王集团成员，但因只见于一种记载，没有其他旁证，故而暂时认为他们是可能参加者。

另外，还有一个庞卿恽，《旧唐书•太宗纪上》和两《唐书》《长孙无忌传》都没有提到他。但是，《旧唐书》卷五十七《庞卿恽传》载：“庞卿恽者，并州太原人。从太宗讨隐太子有功，累拜右骁卫将军，封邾国公。”《旧唐书》卷五十七《刘师立传》：“师立与尉迟敬德、庞卿恽、李孟尝等九人同诛建成有功，超拜左卫率。”《新唐书》卷八十八《庞卿恽传》和《刘师立传》所载相同。看来，庞卿恽也是玄武门之变的参加者。

未见文献记载的安元寿、吴广

安元寿，字茂龄，凉州姑臧（今甘肃武威）人。两《唐书》均无其传，只有在《唐会要》卷七十二《马》中提到他曾为夏州群牧使，其他文献都未涉及，故而对其生平事迹少有所闻。1972年，《安元寿墓志铭》于陕西礼泉出土后，始对与他有关的问题有所了解，他也是玄武门之变的参与者。现据其《墓志铭》的有关内容，结合必要的文献，对其与玄武门之变的关系略加论述。

凉州安氏，原为西域胡人，东汉末年入居内地，先后居于洛阳、辽东，最后迁居武威。武德二年（619）归附唐朝。后来，他加入了秦王集团。

其《墓志铭》云：“武德五年，奉秦王教，追入幕府，即受右库真。”看来，安元寿是于武德五年（622）加入了秦王集团的。安元寿在这时加入秦王集团不是孤立的，而是李世民积极发展势力的必然结果。随着李建成、李世民两大集团矛盾的日益激化，双方都在积极发展势力，安元寿、张士贵先后加入秦王集团，正反映这种形势的需要。这和李建成主动要求东讨刘黑闼，借机发展势力，起了交相辉映的作用。

关于安元寿是否参加玄武门之变的问题，其《墓志铭》云：“于时皇基肇建，二凶构逆，公（安元寿）特蒙驱役，委以腹心，奉敕被甲于嘉猷门宿卫。”嘉猷门，是太极宫西门之一，位于西面宫墙偏北处，西与掖庭宫相通。这是与玄武门距离较近的宫城门。安元寿奉命于此门宿卫，当然包括在发动玄武门之变的计划之内。其《墓志铭》又载：“既而内难克除，太宗践极。爵禄攸设，先酬擐甲之劳，赏命所加，用答披荆之绩。特拜公右千牛备身。”所谓“答披荆之绩”，实际上是指太宗肯定了安元寿在玄武门之变中的贡献。由此可见，安元寿在玄武门之变中为太宗取得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还有一个玄武门之变的参加者是吴广。吴广，字黑闼，两《唐书》均未为其立传。《旧唐书》卷六十八《秦叔宝传》中提到，他与秦叔宝、程知节、牛进达等，同时在九曲（今河南宜阳西）脱离王世充降唐。《新唐书》卷二二《东夷•高丽》中提到，唐太宗命李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进攻高丽时，吴黑闼与张士贵、张俭、执失思力等人同为行军总管。另外，《唐会要》卷二十一《陪陵名位》中，昭陵陪葬名氏部分，也有“洪州刺史吴黑闼”的记载。其他文献尚未发现有关记载。由此看来，吴黑闼在唐初的历史上究竟发挥了什么作用，仅凭文献资料，是很难说清楚的。

三秦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昭陵碑石》，有吴黑闼的碑文。碑文对吴黑闼的历史有比较全面的记载。吴黑闼是东郡濮阳（今河南濮阳西南）人。他的曾祖吴宝，曾任北齐开封郡丞、南郑令，祖吴罗，曾任北齐洛阳县丞，其父吴伯仁，曾为隋濮阳郡主簿。隋朝末年，他于当地聚众起事，在反隋浪潮中发展力量。不久，投靠翟让、李密先后领导的瓦岗军。瓦岗军失败后，又归附洛阳的王世充，最后，“遂与卢公程知节、翼公秦叔宝等同时归国”。这与《旧唐书•秦叔宝传》所载：秦叔宝“至于九曲，与程咬金、吴黑闼、牛进达等数十骑西驰百许步”，辞别王世充，“于是来降”，是完全一致的。

吴广投唐后，颇受唐高祖的青睐。后随李世民东西征战，从事唐的统一战争，先后“从征刘武周，破宋金刚，抄窦建（德）、王（世）充等”，因战功显著，“乃赐金银、缯帛、骏马、宫人等，蒙授泉陵县开国子。”由于“公（吴广）忠勇兼弘，诚寄斯重。志陵铁石，节贯冰霜”，故而取得了李世民的信任。

武德九年（626）六月，玄武门之变爆发，吴广在李世民的安排下，“与段志玄等立功于玄武门，事宁，授右勋卫中郎将，进封新乡县开国公，寻迁左卫中郎将。”既然他“立功于玄武门”，说明他是玄武门之变的直接参加者。

唐太宗即位后，吴广又屡受重用。贞观二年（628），他被授持节宕州诸军事、宕州刺史。贞观十年（636），加授云麾将军。贞观十八年（644），又被授辽东道右一军总管。看来，《新唐书•东夷传》所载，吴广与张士贵、张俭、执失思力等人同为行军总管，隶属于辽东道行军大总管李，是有根据的。永徽二年（651），他又为使持节、八州诸军事、洪州都督。总章元年（668）去世，陪葬昭陵。由此可见，吴广和太宗、高宗，特别是太宗的关系十分密切；能够享受陪葬昭陵的殊荣，更是非同一般。这一切说明，吴广参加玄武门之变不是偶然的。

总而言之，参加玄武门之变的人员很多。由于李世民发动事变的全面部署非常周密，参加者各自负责一个方面，彼此之间不一定十分了解。这种阴谋暗算之计，后人自然很难知其详细安排，故而各种文献记载不一，不难理解。大体上可以这样说，所有参加玄武门之变的成员，都从不同方面发挥了作用，有的是事先的密谋策划者，有的是主战场的直接拼杀者，有的是玄武门周围的策应者或预备队，有的是对高祖执行控制，有的是负责处理善后事宜。由此看来，玄武门之变决非偶然事件，而是有预谋、有准备、有安排、目的明确的政治事变。李世民的胜利，李建成、李元吉的败亡，是这次事变的必然结果。（原载《中华文史论丛》第62期，收入本书时稍有增补）

程知节与唐太宗——读《程知节墓志铭》

程知节原名程咬金，他在唐初的统一战争和玄武门之变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两《唐书》中均有其传。近读《程知节墓志铭》《全唐文补遗》第二辑，三秦出版社1995年版。，始发现两《唐书•程知节传》所载有许多不足之处，故而本文欲把各种文献资料和其《墓志铭》结合起来，对程知节和唐太宗的关系进行全面论述。

程知节其人

两《唐书》的《程知节传》均载：“程知节本名咬金，济州东阿人也。”在《程知节碑文》《昭陵碑石》三秦出版社1993年版。中也说他是济州东阿（今山东东阿西南）人。但《程知节墓志铭》则记载他是东平（治所在今山东郓城）人。这两种记载有无区别呢？根据隋唐之际行政区域的变化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按照《旧唐书》卷三八《地理志一》的记载，唐的济州即隋的济北郡，武德四年（621）改为济州，东阿是济州所辖六县之一。这就是说，程知节只能是武德四年以后的济州东阿人。另外，隋的东平郡，武德四年改为郓州。这就是说，程知节只能是武德四年以前的东平人。由此看来，程知节的籍贯虽有两种记载，但只有先后之别，没有正误之分。否则，不可能在当时出现的碑文和《墓志铭》中有不同的记载。也可以说，程知节是由东平迁居东阿的。

至于他的名字，各种记载也有差别。两《唐书》的《程知节传》都记载他“本名咬金”，其碑文和《墓志铭》都记载他名知节，字义贞。这也没有正确与错误的区别，本名咬金，可能是他参加瓦岗军以前的名；知节和义贞，可能是他成为唐朝官员以后的名和字。随着身份地位的变化，将咬金改为知节，又加上义贞为字，是顺理成章的。“咬金后更名知节”《资治通鉴》卷一八三，义宁元年四月。（卷一八三）的记载，正符合这种逻辑。

关于程知节的家世，两《唐书》《程知节传》都没有记载，据其《墓志铭》所载，其曾祖名程兴，是北齐兖州司马，其祖名程哲，是北齐晋州司马，其父名程娄，是北齐济州大中正，唐又赠使持节瀛州诸军事、瀛州刺史。看来，程知节是世家大族之后。因为其父是北朝的大中正，“魏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胄，卑寒士，权归右姓已。其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皆取著姓士族为之，以定门胄，品藻人物。”程娄既是济州大中正，程氏自然也是高门著姓。况且，程知节的后夫人还是清河崔氏之女。清河崔氏更是山东大姓，这又说明程知节决非寒门出身。

隋朝末年，程知节没有像他的前辈那样成为朝廷官员，而是“聚徒数百，共保乡里，以备他盗”。不难看出，程知节在当地是很有威望的人物，否则，不可能有数百人聚集在他的周围。由于李密领导的瓦岗军发展较快，势力较大，他“后依李密，署为内军骠骑。时密于军中简勇士尤异者八千人，隶四骠骑，分为左右以自卫，号为内军。自云：‘此八千人可当百万。’知节既领其一，甚被恩遇。”这就是说，程知节归附李密后，颇受重视，从而成为李密左右的重要人物。

武德元年（618）九月，李密领导的瓦岗军与洛阳王世充统帅的隋军在偃师进行决战。李密布阵于偃师（今河南偃师）城北的邙山上，程知节率内马军与李密共同扎营在邙山上，单雄信率外马军扎营于偃师城北。王世充首先进攻单雄信部，李密派遣裴行俨和程知节援助单雄信，裴行俨出阵中箭落马，程知节奋勇杀退敌人，救回裴行俨。这一次，充分显示了程知节勇敢善战的精神。

由于王世充事先索得一个貌似李密的人，他把此人推向阵前，声言已捉得李密，瓦岗军误以为李密真的被俘，遂军心动摇，阵势混乱，结果大败。瓦岗军失败，程知节投靠了王世充。与程知节同时投靠王世充的还有秦叔宝（秦琼）。

王世充对程知节、秦叔宝虽然“待之皆厚”，但这二人则认为王世充缺乏远见，没有发展前途。于是程知节暗中与秦叔宝议论道：“王公（指王世充）器度浅狭而多妄语，好为咒誓，此乃老巫妪耳，岂拨乱之主乎！”显然他们对王世充极为不满。

武德二年（619）二月，王世充与唐军战于九曲（今河南宜阳西），程知节、秦叔宝乘机在阵前倒戈。他们向王世充辞别道：“仆荷公殊礼，深思报效，公性猜忌，喜信谗言，非仆托身之所，今不能仰事，请从此辞”《资治通鉴》卷一八七，武德二年闰二月。就这样，程知节、秦叔宝等数十人，在战场上投靠唐军了。

在《程知节墓志铭》中，没有记载程知节参加瓦岗军，投靠王世充。这当然不难理解，瓦岗军是农民起义队伍，李密被唐人视为与翟让同类的“贼帅”《大唐创业起居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4页。，王世充被唐人认为是“天地所不容，人神所同愤”《隋书》卷八十五《史臣曰》。的叛逆，为程知节歌功颂德的《墓志铭》，当然不宜再提他和“贼帅”、叛逆为伍的历史。因此，《墓志铭》虽未记载其这段历史，但并不是否认这些事实的存在。

程知节与唐太宗

程知节投唐后，“太宗之在秦邸，专征是任。以公（程知节）骁杰，引居幕府，授左三统军”。《程知节墓志铭》。这就是说，程知节投唐后，立即受到秦王李世民的重用。随李世民平定过刘武周，大败宋金刚，又随李世民进攻洛阳。武德三年（620）七月，李世民进至新安（今河南新安）。经过多次交战，王世充屡次受挫，“秦王世民选精锐千余骑，皆皂衣玄甲，分为左右队，使秦叔宝、程知节、尉迟敬德、翟长孙分将之。每战，世民亲被玄甲帅之为前锋，乘机进击，所向无不摧破，敌人畏之。”《资治通鉴》卷一八八，武德四年正月。在围洛打援、击败窦建德的战斗中，“世民帅史大奈、程知节、秦叔宝、宇文歆等卷旆而入，出其阵后，张唐旗帜，建德将士顾见之，大溃，追奔三十里，斩首三千余级。”《资治通鉴》卷一八九，武德四年四月。非常明显，在唐军夺取洛阳、大败窦建德的中原战役中，程知节已经是李世民部下的骨干将领了。

随着建唐成功与统一战争的胜利，李世民的战功日益显著，他为争夺太子地位，不断和李建成发生利害冲突。于是，双方都尽力扩充势力，逐步形成了以李建成为首的太子集团和以李世民为首的秦王集团。两大集团一方面极力扩充自己的力量，一方面又千方百计地削弱对方的力量。李建成向高祖告状，使程知节为康州（治所在今广东德庆）刺史，就是太子集团欲削弱李世民势力的重要举措。关于此事发生的时间，各种记载不同，两《唐书》的《程知节传》均记载为武德七年（624），《程知节碑》记载为武德四年（621），《资治通鉴》则记载为武德九年（626）六月。

从实际情况看来，发生在武德四年是不可能的，因为当时统一长江流域的战争正在进行，李世民上半年主要是对王世充、窦建德作战，十二月又奉命进攻刘黑闼，多半时间不在京城。再者，与李建成的矛盾还没有激化，不至于发生此举。关于发生在武德七年的记载，也缺乏有力的证据。这一年，太子集团和秦王集团虽然不断发生冲突，但都是互相诋毁，目的都是想通过高祖的权力打倒对方，还看不到刀兵相见的迹象，故而不可能有所举措，直接削弱对方的力量。

武德九年的形势就不同了，“建成、元吉以秦府骁将，欲诱之使为己用”，于是，打算收买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等人。由于这些人都拒绝收买，故而遭到太子集团的打击。这时，程知节被出为康州刺史是很自然的了。因为尉迟敬德公开拒绝收买，李元吉先派壮士夜刺敬德，不能得逞时又向高祖告状，将敬德下狱治罪，由于李世民极力相救，才得免死。同时，李建成、李元吉又大力煽动高祖，将房玄龄、杜如晦赶出秦王府。在这种形势下，程知节被出为康州刺史无疑是在所难免。所以，程知节对李世民说：“大王股肱羽翼尽矣，身何能久！知节以死不去，愿早决计。”《资治通鉴》卷一九一，武德九年六月。程知节建议“愿早决计”，也就是要李世民立即采取果断行动，在两大集团的斗争进入剑拔弩张阶段时，程知节说这些话合情合理。如果是在武德七年，双方还没有刀兵相见的准备，都还希望通过高祖的权力取得胜利的时候，程知节是不可能说这些话的。再者，“知节以死不去”，也只能是在玄武门之变前夕，因为这时高祖的帝位、李建成的太子地位都已朝不保夕；若在武德七年，高祖的帝位相当巩固，李世民也寄希望于高祖的时候，程知节敢抗旨不遵，“以死不去”吗？显然不能。

根据以上情况，就程知节来说，已经从秦王集团的骨干成员发展到以死效忠李世民了。真正以死效忠李世民的行动，是他积极参加了玄武门之变。玄武门之变是李世民夺取太子地位的宫廷政变，程知节等李世民的得力干将都是直接参加者，《旧唐书》卷二《太宗纪上》有明确记载，但两《唐书》《尉迟敬德传》所载参加玄武门之变的人员名单中，却没有程知节的名字。那么，程知节究竟参加了玄武门之变没有呢？回答应当是肯定的。

程知节既然是李世民的“股肱羽翼”，又愿以死效忠李世民，无疑是李世民实现夺嫡野心的理想打手。看来，他参加玄武门之变是理所当然的。《旧唐书》卷六十八《程知节传》：“六月四日，从太宗讨建成、元吉。事定，拜太子右卫率，迁右武卫大将军，赐实封七百户。”《程知节墓志铭》：“九年夏末，二凶作乱，太宗受诏，宣罚禁中，公（程知节）任切爪牙，效勤心膂。事宁之后，颁乎大赍，赏绢六千匹，骏马二匹，并金装鞍辔，及金胡瓶、金刀、金碗等物，加上柱国，授东宫左卫率，寻拜右武卫大将军。”《程知节碑文》：“九年六月四日纵兵宫戾，太宗奉（下缺）其月，授右卫（率），寻转右武卫大将军，封实户七百。”这三种记载，大同小异，都肯定程知节参加了玄武门之变，又肯定他在参加玄武门之变以后受到奖励，进而为太子东宫的官员。

总而言之，从道理上说，程知节应当而且可能参加玄武门之变，从多种记载看来，事实上他参加了。正因为如此，程知节与唐太宗的关系更加密切了。贞观十七年（643），他是被太宗命图画于凌烟阁的功臣之一。

其他有关问题

关于程知节的年龄问题，也可从其《墓志铭》中得到回答。《旧唐书•程知节传》只记载他于麟德二年（665）卒，未记其生年，当然难知其终年多少。《中国历史大辞典》的《隋唐五代卷》中《程知节》词条记其生卒年代是（？—655），不知根据何在？公元655年是永徽六年。这一年，程知节肯定健在。因为第二年也就是显庆元年（656）八月，“葱山道行军总管程知节击西突厥，与歌逻、处月二部战于榆慕谷，大破之，斩首千余级。”十二月，“程知节引军至鹰娑川，遇西突厥二万骑，别部鼠尼施等二万余骑继至，前军总管苏定方帅五百骑驰往击之，西突厥大败……”《资治通鉴》卷二，显庆元年八月至十二月这些事实证明，程知节不可能是永徽六年（655）死的。《程知节墓志铭》云：程知节“以麟德二年二月七日，遘疾薨于怀德里第，春秋七十有七。”这和《旧唐书•程知节传》所载其卒年一致。既然有其终年的时间和年龄，其生年无疑应该是隋文帝开皇十三年（593）。这就是说，程知节的生卒年代应是公元593—665年。如果《中国历史大辞典》的有关部分有机会修改，应该参考《程知节墓志铭》。

还有个问题值得注意。《程知节墓志铭》曰：“（贞观）廿三年，自翠微宫奉敕统飞骑，从今上先还。即于左延明门外宿卫。”这一记载，意义深远，既能说明程知节和唐太宗的关系，也可说明程知节和唐高宗的关系。

贞观二十三年（649）四月一日，唐太宗到翠微宫（长安城南五十里太和峪），五月十八日，太宗病情加重，“太子昼夜不离侧，或累日不食，发有变白者。”太宗很受感动地说：“汝能孝爱如此，吾死何恨？”五月二十六日，太宗又一次召见长孙无忌、褚遂良，向他们托付后事道：“朕今悉以后事付公辈。太子仁孝，公辈所知，善辅导之！”说罢不久，太宗就与世长辞了。

太宗去世后，最迫切的问题当然是新皇帝即位之事。所以，当太子“号恸将绝”、“哀号不已”时，长孙无忌果断地说：“主上以宗庙社稷付殿下，岂得效匹夫惟哭泣乎！”于是，他们“秘不发丧”。五月二十七日，“无忌等请太子先还，飞骑、劲兵及旧将皆从。”《资治通鉴》卷一九九，贞观二十三年四月。五月二十八日，太子回到长安，宣太宗遗诏，即皇位。所谓程知节“自翠微宫奉敕统飞骑，从今上先还”，就是针对以上情况而言的。

文献中只记载“太子先还，飞骑、劲兵及旧将皆从。”《程知节墓志铭》记载程知节“统飞骑，从今上（指当时的太子即后来的高宗）先还。”显而易见，程知节是随太宗到了翠微宫，又随太子先回长安，是太宗和太子的亲信人物。贞观十七年（643），程知节为左屯卫大将军，检校北门屯兵，加镇北大将军。飞骑，是左、右屯营中的精锐部分，其任务是守卫玄武门。玄武门是宫城重地，太宗在这里发动政变，夺取太子地位，他自然知道玄武门的地位十分重要。程知节统领飞骑，正说明程知节和唐太宗的关系非同一般。

太宗死后，长孙无忌等为什么“秘不发丧”，要太子先行还京呢？这主要是为当时的形势所迫。

太宗即位后，先以其长子李承乾为太子。后来，太宗的第四子魏王泰颇受太宗宠爱，从而渐有夺嫡之意。“承乾惧其凌夺，泰亦日增猜阻，争结朝士，竟引凶人。遂使文武之官，各有托附；亲戚之内，分为朋党。”这就是说，李承乾和李泰兄弟为了争夺太子地位，把很多朝廷官员都卷进了是非的漩涡。在双方剑拔弩张的时候，太宗采用“两弃之”的办法，废李承乾为庶人，徙居黔州（今重庆彭水）；把李泰徙居均州之郧乡县（今湖北郧县）。在这种两败俱伤的情况下，太宗第九子李治被长孙无忌等人扶上太子的宝座。由此可见，李治是在偶然的机会中轻而易举地取得了太子地位的。

太宗去世时，李承乾虽然已死，但李泰还在。李泰的朋党是否还有可能卷土重来，值得考虑；太宗其他诸子是否对李治为帝心悦诚服，也难断定。正因为如此，长孙无忌等极力促使李治先行还京。五月二十九日，在李治即位的同时，发丧太极殿，“军国大事，不可停阙；平常细务，委之有司。诸王为都督、刺史者，并听奔丧，濮王泰（李泰先为魏王后为濮王）不在来限。”《资治通鉴》卷一九九，贞观二十三年五月。事实证明，李治秘不发丧、先回长安的目的，是为了早日登上皇帝的宝座，名正言顺地成为至高无上者，谁敢有所不服，就是大逆不道的叛臣。在这种情况下，程知节执行保卫李治的任务，既说明太宗的重臣长孙无忌等对程知节无限信任，也说明高宗李治对程知节情意深厚。毫无疑问，在关键时候的要害岗位，必然是任人惟亲的。

程知节死后，唐高宗使其陪葬昭陵，既反映了他和唐太宗的关系密切，也是唐高宗对其非常尊重的表示。（原载《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二期）

关于唐与突厥在渭水便桥议和罢兵的问题——读《执失善光墓志铭》

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八月九日，唐太宗即位。八月二十日，突厥就进攻高陵（今陕西高陵）。八月二十八日，突厥颉利可汗统帅大军直逼渭水便桥（即西渭桥，在今陕西咸阳东南渭河上）。突厥兵临京师城外，自然非同小可。据有关文献记载，唐太宗面对这种险情，毫无惧色，而是与高士廉、房玄龄等六骑，挺身轻出，“与颉利隔水而语，责其负约。突厥大惊，皆下马罗拜”。最后是“颉利来请和，诏许之”。这样看来，好像唐太宗轻而易举地便使突厥退兵了。近读《执失善光墓志铭》张沛：《昭陵碑石》，三秦出版社1993年版。，受到启发，突厥退兵的原因并不简单，很值得深入研究。本文根据《执失善光墓志铭》的有关内容，结合有关文献的记载，对这一问题进行力所能及的探索。

一.问题的提出

执失善光是什么人呢？据其《墓志铭》载，执失善光字令晖，突厥人。其“曾祖淹，本蕃颉利发”。按照突厥的官制：“其大官屈律啜，次阿波，次颉利发，次吐屯，次俟斤，并代居其官而无员数，父兄死则子弟承袭。”由此看来，执失淹是突厥的中等官员。

执失淹对李渊建唐发挥过积极的作用。据《执失善光墓志铭》载：他于“皇初起太原，领数千骑援接至京，以功拜金紫光禄大夫、上柱国，仍降特制，以执失永为突厥大姓，新昌县树功政碑。爰从缔构之初，即应义旗之始。”这就是说，执失淹曾率突厥兵数千骑，参加了李渊从太原起兵，进军关中，夺取长安的战争。根据有关文献，突厥确曾帮助李渊进军长安。李渊准备从太原起兵时，为了缓和与突厥的矛盾，遂“遣大将军府司马刘文静聘于始毕，引以为援。始毕遣其特勤康鞘利等献马千匹，会于绛郡，又遣二千骑助军，从平京城。及高祖即位，前后赏赐，不可胜纪”。这里没有提到执失淹，但执失淹肯定身在其中。

康鞘利是可汗的特勤（子弟），可汗子弟率军出征，其属下必然还有其他官员。执失淹是中级官吏，隶属于可汗子弟是正常现象。况且，突厥援助李渊向长安进军也只有一次。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八月十五日，当李渊进兵至龙门（今山西河津）时，康鞘利率突厥兵赶到，与李渊大军会合。李渊“喜其兵少而来迟，藉之以关陇”，遂对刘文静道：“吾已及河，突厥始至。马多人少，甚惬本怀。”《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30页。由此看来，在此以前根本没有突厥援助李渊起兵的问题；后来，也没有这方面的事实。另外，唐太宗还指责执失思力说：“又义军入京之初，尔父子并亲从我。”这说明执失淹及其子和孙都是突厥援唐的成员。

执失善光的祖父是执失武。执失武，“本蕃颉利发，以元勋之子，皇授上大将军、右卫大将军、上柱国、安国公。”由此看来，从执失淹到执失武，他们既是突厥的颉利发，又有唐朝的官爵称号。这种双重身份，正好为唐和突厥都可利用。正是这种原因，执失武的长子执失思力被派遣入唐就成了值得注意的问题。

关于执失思力奉命入唐的问题，有关文献早有记载：“癸未（八月二十八日），颉利可汗进至渭水便桥之北，遣其腹心执失思力入见，以观虚实。思力盛称‘颉利与突利二可汗将兵百万，今至矣。’上让之曰：‘吾与汝可汗面结和亲，赠遗金帛，前后无算。汝可汗自负盟约，引兵深入，于我无愧！汝虽戎狄，亦有人心，何得全忘大恩，自夸强盛！我今先斩汝矣！’思力惧而请命。萧、封德彝请礼遣之。上曰：‘我今遣还，虏谓我畏之，愈肆凭陵。’乃囚思力于门下省。”《资治通鉴》卷一九一，武德九年八月，第6019页。这就是说，执失思力入唐是为了观察长安的虚实。因为慑于唐太宗的威力，遂“惧而请命”，结果被囚于门下省。《执失善光墓志铭》有关此事的记载则大不相同：“于是颉利可汗率百万之众寇至渭桥，蚁结蜂飞，云屯雾合，祖（执失武）即遣长子思力入朝献策。太宗嘉其诚节，取其谋，遣与李靖计会，内外应接，因擒颉利可汗。贼徒尽获，太宗与思力歃血而盟曰：代代子孙，无相侵扰。”非常明显，执失思力入唐不是探听虚实，而是为唐太宗献策，欲擒颉利可汗。结果，是太宗与执失思力歃血而盟，表示要世世代代，互不侵扰。

对同一件事有两种不同的记载，必然使人产生疑问，笔者欲对这一问题谈谈自己的意见。

二.事实真相

突厥兵临京师城郊，没有强攻长安，而是派遣执失思力进京观察虚实。这是值得深思的。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突厥并没有灭亡唐朝、占据中原的意思。武德三年（公元620年）十一月，割据在今陕西北部一带的梁师都，为了阻止唐对全国的统一，特派其尚书陆季览去煽动突厥南进说：“比者中原丧乱，分为数国，势均力弱，故皆北面归附突厥。今定杨可汗（刘武周）既亡，天下将悉为唐有。师都不辞灰灭，亦恐次及可汗，不若及其未定，南取中原，如魏道武（拓跋）所为，师都请为乡导。”《资治通鉴》卷一八八，武德三年十一月，第5895页。梁师都劝突厥像鲜卑建魏那样，进据中原，虽然处罗可汗也曾蠢蠢欲动，但他很快死去。从此以后，一直到武德九年（公元626年），继位的颉利可汗始终没有再提效法北魏占据中原的问题。由此看来，突厥对唐根本没有攻城掠地、取而代之的意图。所以，颉利可汗没有急于攻取长安，建国称帝。

颉利可汗兵临渭水便桥的目的是什么呢？简单说，就是索取物质财富。这是突厥对唐的一贯政策。

当李渊从太原起兵时，为了解除后顾之忧，就对突厥实行了物质利诱政策。他向突厥可汗写信道：“当今隋国丧乱，苍生困穷，若不救济，总为上天所责。我今大举义兵，欲宁天下，远迎主上，还共突厥和亲，更似开皇之时，岂非好事。且今日陛下虽失可汗之意，可汗宁忘高祖之恩也？若能从我，不侵百姓，征伐所得，子女玉帛，皆可汗有之。必以路远，不能深入，见与和通，坐受宝玩，不劳兵马，亦任可汗，一二便宜，任量取中。”信写好后，李渊在信封上用了以下对上的“启”字，有人认为突厥“惟重货财，愿加厚遗”即可，不必从文字上对其过于敬重。李渊表示：“千金尚欲与之，一字何容有吝。”《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第8—9页。这就是说，李渊掌握了突厥“惟重货财”的贪欲，愿将战争中所得的“子女玉帛”，送给突厥，使其“坐受宝玩”，不要干扰其南进关中，夺取长安。事实说明，这种政策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李渊建唐后，这种政策没有大的改变。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初，为了制止突厥进攻太原，高祖派“右武候将军高静奉币使于突厥，至丰州（今内蒙古五原南），闻始毕卒，敕纳于所在之库。突厥闻之，怒，欲入寇，丰州总管张长逊遣高静以币出塞为朝廷致赙，突厥乃还”《资治通鉴》卷一八七，武德二年二月，第5847—5848页。非常明显，突厥的动止，决定于唐是否送币。这年六月，突厥遣使来告始毕可汗之丧，高祖又“遣内史舍人郑德梃吊处罗可汗，赙帛三万段”。到了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太宗也承认对突厥“遗赐玉帛多至不可计”。这一切说明，在突厥和唐的关系方面，突厥是贪得无厌地索要物质财富，并没有像鲜卑人建魏那样，要称雄中原。否则，为什么他们不乘李渊南进之机夺取太原；也没有利用刘武周、梁师都完全依赖突厥而割据一方的有利条件，占领唐的北方领土呢！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安元寿墓志铭》的一段记载：“贞观元年，突厥颉利可汗拥徒卅万众来寇（渭水）便桥，太宗率精兵出讨。颉利遣使乞降，请屏左右，太宗独将公（安元寿）一人于帐中自卫。其所亲信，多类此也。”张沛：《昭陵碑石》。首先，应当弄清事实，颉利可汗率众兵临渭水便桥不是贞观元年（公元627年），而是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八月李世民刚即帝位不久。《通典》卷一九七《突厥上》、两《唐书》的《突厥传》、《资治通鉴》等文献的有关部分，都是这样记载的。同时，李世民分析突厥敢以大举进兵至渭滨的原因，是突厥“以我国内有难（指玄武门之变），朕新即位，谓我不能抗御故也”《资治通鉴》卷一九一，武德九年八月，第6019页。，更有力地说明此事是发生在李世民刚即位以后。《墓志铭》把此事误记为贞观元年，很可能是该《墓志铭》的撰者误认为李世民即位就是贞观元年了。

太宗与安元寿在前方的帐中单独接见颉利可汗的“乞降”使者，显然是秘密谈判。所谓“乞降”，只能是太宗对外的言词。如果真的是“乞降”，太宗应该大肆宣扬自己的威力和胜利，何必掩人耳目，秘密谈判呢！惟一的解释，只能是唐必须对突厥付出相当的代价，是一种屈辱的条件，不便张扬。

联系与此有关的事件，更可以这样理解。当太宗与高士廉、房玄龄等六骑亲临渭水之上时，曾“与颉利隔津而语”，后来，“太宗独与颉利临水交言，麾诸军却而阵焉”。太宗为什么“独与颉利临水交言”？当然是窃窃私议，不愿他人知道。双方首领在战争前沿单独会见，窃窃私议，必然与战争有关。如果说太宗与颉利窃窃私议的内容是怎样结束渭水便桥的剑拨弩张局面，是最符合实际情况的。这正像一家住所失火一样，主人只能首先千方百计灭火，不能考虑其他。

如果太宗与颉利单独面议的是如何结束渭水便桥的紧张局面，他们也只能是达成原则协议，不可能商定实施原则协议的具体办法。这就是说，实施原则协议的具体办法需要另外商谈。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必然停止军事行动，进行谈判。按照这种逻辑，“是日，颉利来请和，诏许之”《资治通鉴》卷一九一，武德九年八月，第6019页。，无疑就是必然的过程了。所谓“请和”，实际上和《安元寿墓志铭》所载的“颉利遣使乞降”是一回事。因为安元寿是绝对忠于太宗的得力干将，死后陪葬昭陵。在其《墓志铭》中记载“颉利遣使乞降”，自然是对安元寿及其主子的崇敬。所以，“请和”与“乞降”是一个问题的两种说法。

颉利使者“请屏左右”，与太宗单独会谈，被太宗所接受，很可能是太宗与颉利在前线亲自“临水交言”所议定的停战步骤。如果真的是对方“乞降”或“请和”，太宗为什么不宣扬自己的胜利呢？再者，双方谈判的结果是“车驾即日还宫”。由此看来，原来谈判的“帐中”，是前方的统帅部，“还宫”是回到宫城。从前方回到宫城，自然是谈判成功了，战争的威胁即将解除。

八月三十日，太宗又到城西，“斩白马，与颉利盟于便桥之上。突厥引兵退”。战争的威胁解除了。

概括以上情况，在突厥大军进逼渭水便桥时，太宗亲自出马，与颉利可汗相会于阵前，双方同意，议和罢兵。然后，颉利可汗遣使到唐帐中商谈具体条件。谈判成功，突厥兵退，太宗还宫。在这个过程中，值得深思的问题，是太宗究竟答应了突厥什么条件。这个问题，可以从太宗与萧的对话中找到答案。

萧曾问太宗道：“突厥未和之时，诸将争请战，陛下不许，臣等亦以为疑，既而虏自退，其策安在？”太宗答道：“吾观突厥之众虽多而不整，君臣之志惟贿是求，当其请和之时，可汗独在水西，达官皆来谒我，我若醉而缚之，因袭击其众，势如拉朽。又命长孙无忌、李靖伏兵于幽（豳）州以待之，虏若奔归，伏兵邀其前，大军蹑其后，覆之如反掌耳。所以不战者，吾即位日浅，国家未安，百姓未富，且当静以抚之。一与虏战，所损甚多；虏结怨既深，惧而修备，则吾未可以得志矣。故卷甲韬戈，以金帛，彼既得所欲，理当自退，志意骄惰，不复设备，然后养威伺衅，一举可灭也。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此之谓矣。”《资治通鉴》卷一九一，武德九年八月，第6020页。这段记载有四点意思。其一，突厥兵临渭水便桥的目的是“惟贿是求”；其二，唐已做好了应战的准备；其三，因太宗刚刚即位，地位尚不巩固，欲尽量避免战争；其四，对突厥送以金帛，使之得其所欲，然后自动退兵。既然突厥自动退兵，说明太宗完全实现了自己的愿望。也可以说，太宗完全掌握了突厥进逼京师的目的，故而采取了有效措施，就是满足突厥索取物质财富的要求，解除了京师的战争危机。简单说，太宗与突厥的议和条件，是以物质财富换取颉利可汗的撤军。

三.执失思力发挥了什么作用

根据太宗与突厥议和的全部过程，来看执失思力入唐的目的就比较容易了。执失思力进入长安，究竟是有关文献中记载的“以观虚实”，还是《执失善光墓志铭》所载的向太宗“献策”，这个本文开始提出的问题，与太宗和突厥的议和密切相关。不解决这一问题，是不能深刻理解太宗怎样促使突厥从渭滨退兵的。

按照《执失善光墓志铭》所载，太宗对执失思力的“献策”非常满意。所谓“太宗嘉其诚节，取其谋效”，实际上就是太宗赞扬思力的真心诚意，采纳了他的“献策”。既然太宗还“与思力歃血而盟”，同时表示“代代子孙，无相侵扰”，这当然是罢兵议和的意思。按照以上所述双方议和的过程，正是这种罢兵议和意向的具体实施。由于执失思力“献策”有功，太宗“即赐金券，因尚九江公主，驸马都尉，赠武辅国大将军”。从太宗对执失思力的赞赏，充分显示了执失思力进入长安发挥了对唐有利的作用。

执失思力入唐，既然发挥了对唐有利的作用，为什么有关文献还记载太宗严厉斥责了他，而且还表示要“先斩汝矣”！最后，又“囚思力于门下省”。同时，还有“思力惧而请命”的情节。这与唐的国力发展以及高祖、太宗对突厥态度的转变密切相关。

早在李渊从太原起兵时，为了防止突厥南进，解除后顾之忧，对突厥实行了以屈求伸的政策，在给突厥可汗的信封上用了“启”字。启有以下对上的意思，故而太宗对此深感耻辱。后来，李靖打败了突厥，太宗非常高兴地说：“往者国家草创，突厥强梁，太上皇（李渊）以百姓之故，称臣于颉利，朕未尝不痛心疾首，志灭匈奴（突厥），坐不安席，食不甘味。”《贞观政要》卷二《任贤》，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38页。不难看出，太宗对高祖的以屈求伸政策颇为不满。按照太宗的心理状态，在对待突厥的政策方面，必然改弦更张，不再走其父的老路。

从客观形势的发展看来，唐也必然改变对突厥的政策。随着唐的建立与统一战争的成功，唐的国力日益强大，与突厥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昔日李渊从太原起兵时仅有三万之众，不仅对突厥需要以屈求伸，而且对瓦岗军的首领李密也是“卑辞推奖，以骄其志”。其目的，都是为了早日夺取长安，取隋而代之，成为名正言顺的最高统治者。现在不同了，夺取政权的任务完成了。在统一战争中，显示出唐的军事力量相当强大。直接受突厥扶植的刘武周，被唐军打得落花流水，土崩瓦解；拥有十万之众的窦建德也全军覆没；其他各割据势力都望风披靡，非败即降。在这种形势下，智勇兼备、久经战争锻炼的唐太宗，决不会失去至高无上者的尊严，再对突厥卑躬屈膝了。其实，太宗对突厥的政策是高祖对突厥政策的继续和发展。

高祖在打败了薛仁杲、刘武周、王世充、窦建德以后，随着国力的增强，对突厥的态度也就逐步有所改变了。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四月，突厥扣留了唐的使节郑元寿，后来又扣留了李、长孙顺德。高祖立即采取报复措施，也扣留了突厥的使节。八月，突厥进攻代州（治所在今山西代县），唐军据城自守，坚决抵抗。武德五年（公元622年）八月，高祖接受了封德彝的建议，明确了对突厥战而后和的政策。武德八年（公元625年）六月，高祖更表明态度说：“突厥贪婪无厌，朕将征之，自今勿复为书，皆用诏敕。”《资治通鉴》卷一九一，武德八年六月，第5996页。显而易见，高祖对突厥逐步放弃了以屈求伸、以下对上的政策，进而采取以战求和、以上对下的政策了。这样一来，继承高祖帝位的太宗，对待突厥的态度只能是更为强硬，不可能再走令人“痛心疾首”的老路了。

基于以上原因，执失思力进入长安后，虽然如实向太宗报告了突厥兵临渭水便桥的情况，使其心中有数，便于应敌；但太宗还是摆出了大国皇帝的架势，在公开场合对其怒加斥责。其实，这是演戏。这和颉利可汗一样，都是以虚张声势的现象掩盖其不可告人的目的。颉利可汗的目的是索取物质财富，太宗的目的是迫使突厥退兵，巩固其刚取得两个月的政权。既然双方都无意真正打仗，自然有殊途同归的可能。于是，太宗根据执失思力所提供的情况，“挺身轻出，军容甚盛”，单独与颉利可汗交谈。难怪萧认为他轻敌，为其担心，“叩马回谏”。太宗则胸有成竹地说：“吾筹之已熟，非卿所知。”《资治通鉴》卷一九一，武德九年八月，第6019页。这说明太宗与颉利可汗单独于前线交谈，是执失思力对双方进行联络的结果。如果没有人于事前沟通，双方首领直接见面不可能有共同话题，更不可能有双方都能接受的结果。因此，如果说执失思力为双方议和罢兵发挥了穿针引线的作用，是勿庸置疑的。

综上所述，关于太宗使突厥从渭滨退兵的问题，有关文献的记载和《执失善光墓志铭》的记载大不相同，是有其原因的。有关文献，如两《唐书》的《突厥传》、《资治通鉴》等，其史料来源都是“国史”的唐代官方文书。据《贞观政要》记载，《高祖实录》、《太宗实录》是由“国史”删略而成，太宗曾亲自过目。房玄龄等人之所以删略“国史”而成为《实录》，主要是为了满足太宗的要求。因为太宗非常担心史官在写玄武门之变时可能有损他的形象。这样一来，太宗的亲信房玄龄等人，必然在《实录》中大肆赞扬太宗也就不言而喻了。根据《实录》而成的有关文献，在这个问题上极力叙述太宗的大智大勇，完全是一个强大国家君主的形象，也决不是无中生有。从表面现象看，基本属实，无可非议。但在这些文献中看不到执失思力的作用，从而难以理解事实真相。《执失善光墓志铭》所载，肯定了执失思力的作用。故而太宗对其“即赐铁券，因尚九江公主、驸马都尉，赠武辅国大将军”。后来，执失思力又多次来往于唐和突厥之间，充当使节。贞观四年正月，他“护送隋萧后入朝，授左领军将军。”颉利可汗被唐军打败后，“太宗令思力谕降浑、斛萨部落，稍亲近”。颉利可汗还曾“遣执失思力入见，谢罪，请举国内附，身自入朝”。这一切说明，执失思力在唐和突厥之间确实发挥了穿针引线、互相沟通的作用。《执失善光墓志铭》主要是表彰执失家族有功于唐的事迹，其内容涉及执失善光的曾祖执失淹、祖父执失武、伯父执失思力、父执失莫诃友等四代人，时间范围上自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下至开元十年（公元722年），前后105年。执失家族四代，都被唐皇帝封官加爵，足证他们对唐的建立与发展确有贡献。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执失善光陪葬昭陵。太宗死于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70多年后，在经历了高宗、中宗、睿宗、武则天直到玄宗几代皇帝以后，陪葬昭陵，必然有其原因。这意味着执失家族与太宗的关系最为密切。其中执失思力的作用最不容忽视。在突厥兵临渭滨时，执失思力所发挥的互相沟通作用，太宗是念念不忘的。

贞观四年（公元630年）三月，颉利可汗与唐作战被俘，太宗既批评又称赞说：“凡有功于我者，必不能忘，有恶于我者，终亦不记。论尔之罪状，诚为不小，但自渭水曾面为盟，从此以来，未有深犯，所以录此，不相责耳。”所谓“渭水曾面为盟”，无疑是执失思力穿针引线的结果。既然太宗对“渭水曾面为盟”的后果非常满足，当然意味着执失思力劳苦功高。贞观九年（公元635年），“将军执失思力败吐谷浑于居茹川”。后来，薛延陀“深入至夏州”，执失思力“乃整阵击败之，追蹑六百里”。还曾参与平吐谷浑。由此可见，执失思力对太宗在军事政治上的成功是有重要贡献的。同时，执失思力之弟执失莫诃友，也“从破辽还，拜左威卫大将军、左羽林军上下、使持节、执失等四州诸军事、执失州刺史、上柱国、歌礼县开国子”。不难看出，在贞观年间，执失家族对唐的贡献颇为显著。所以，在太宗去世后70多年，执失善光又陪葬昭陵。

在《执失善光墓志铭》中，透露了执失思力对唐的贡献，特别是透露了执失思力在唐与突厥在渭滨罢兵议和事件中的作用，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该《墓志铭》主要是赞颂执失家族有功于唐的事迹，而且是放在墓中又不公诸于世，故而不提太宗大国君主的英雄气概，并非有意掩盖太宗的功绩。

总而言之，关于太宗与颉利可汗在渭滨罢兵议和的问题，有关文献记载了表面现象，《执失善光墓志铭》和《安元寿墓志铭》透露了事实真相。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才能正确认识这一问题。（原载《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3期）

李孟常与唐太宗——读《李孟常碑文》

李孟常，是唐初武德、贞观年间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他在隋末战乱中投唐，随李世民南征北战，为唐统一全国多立战功，又为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贡献了力量，还为稳定黔州局面发挥了作用，死后陪葬昭陵。由此可见，他是唐初统治集团中不可忽视的一员。由于两《唐书》中均无其传，故而对其事迹难以全面掌握。《昭陵碑石》《昭陵碑石》三秦出版社1993年版。出版后，始从其中看到《李孟常碑文》。碑文中有不少人们鲜知之事，现根据其碑文，结合有关文献记载，对李孟常进行力所能及的论述。

李孟常加入秦王集团

李孟常在两《唐书》《长孙无忌传》等有关文献中都为李孟尝，现根据其碑文改写为李孟常。李孟常死于乾封元年（666）五月，享年七十四岁。以此类推，他应是生于隋文帝开皇十三年（593）。

李孟常，字待宾，赵郡平棘（今河北赵县）人。其曾祖李静，曾为北齐颍川（今河南许昌）太守，其祖李专，曾为本州主簿，其父李拔，没有做官。隋末战乱期间，李孟常“观变于时，啸崇丘，有怀鱼水之契；刷羽方泽，思齐陵陆之举。乃招结英勇，思诚。义在择君，情安投水。大业季年，与彭国公王君廓率山东之，拔迹朝，时年一十有四，即武德元年也。”《李孟常碑文》，以下不注明出处者均见此文。这就是说，在隋末乱离时，李孟常聚众等待时机，于武德元年（618）与王君廓共同降唐。

李孟常与王君廓在武德元年降唐的事，应当可信。据有关文献记载，王君廓确是武德元年降唐的。王君廓是并州石艾（今山西平定）人，他“少亡命为群盗，聚徒千余人，转掠长平，进逼它县，李密遣使召之，遂投李密。寻又率众归国，历迁右武卫将军，累封彭国公。”这里虽然肯定了王君廓降唐的事实，但没有说明其具体过程与时间。在这方面，《资治通鉴》则明确记载是在武德元年（618）四月。其具体过程是：“君廓本群盗，有众数千人，与贼帅韦宝、邓豹合军虞乡，唐王与李密俱遣使招之。宝、豹欲从唐王，君廓伪与之同，乘其无备，袭击，破之，夺其辎重，奔李密；密不礼之，复来降，拜上柱国，假河内太守。”《资治通鉴》卷一八五，武德元年四月。

根据什么认为李孟常是与王君廓同时降唐呢？司马光在《通鉴考异》中引《太宗实录》道：“王君愕，邯郸人。君廓寇掠邯郸，君愕往投之。因为君廓陈井陉之险，劝先往据之。君廓从其言，屯井陉山岁余。会义师入定关中，乃与君廓率所部万余人归顺，拜大将军。”王君廓是石艾（今山西平定）人。他从家乡起兵反隋，既然曾进兵邯郸（今河北邯郸），又回兵井陉（今河北井陉西北）一年有余，必然途经李孟常的家乡平棘（今河北赵县），至少说王君廓在平棘一带有很大影响。这样一来，正在家乡准备起事，而且密切注意形势发展的李孟常，顺便加入王君廓的队伍是水到渠成的。

后来，他们转战长平（今山西高平）、夏县（今山西夏县），又与韦宝、邓豹会合于虞乡（今山西永济东）。虞乡位于长安和洛阳之间，刚到长安的李渊与在洛阳附近的李密“俱遣使招之”，是顺理成章的。由此看来，李孟常与王君廓，于武德元年在虞乡一带先降于李密，又投靠李渊。

总而言之，有关文献记载王君廓于武德元年降唐；《李孟常碑文》记载，李孟常与王君廓于武德元年同时降唐。两种记载决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殊途同归。

至于碑文所载，李孟常“时年一十有四，即武德元年也。”显然值得考虑。如前所述，李孟常死于乾封元年（666），享年七十有四。无疑，他是生于开皇十三年（593）。这样一来，武德元年（618）李孟常应是二十六岁。按照实际情况，认为李孟常这年二十六岁较为可信。如果李孟常于武德元年是十四岁，武德元年以前他就是十二三岁的小孩子。尚在童年的李孟常，怎能在隋末战乱中“观变于时”，“乃招结英勇”，“义在择君”呢！即使是非常聪明的童年人，也难在政治、军事方面成为众人之首。因为政治、军事方面的才能，不仅决定于一个人的智慧，同时，还受社会知识和经验的制约。十二三岁的童年人，是难以具备这些条件的。因此，我们认为，碑文关于李孟常在武德元年是十四岁的记载，不可相信。与武德元年相距将近五十年的碑文。有数字上的错误，也不算离奇。

从另一方面说，二十六岁的青年人，正是富于进取精神，积极向上的时候，乘战乱之机，施展自己的才能，正符合青年人的心理状态。这又说明，李孟常在武德元年决不可能是一十四岁。

李孟常投唐后，逐步成为李世民的重要干将。当时，李渊虽然建立唐朝，但全国还在四分五裂的状态中。统一全国，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李世民就是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日益功高位显，令人瞩目的。李世民为了壮大自己的队伍，不断吸收人才，扩充势力。李孟常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为李世民所用的。《李孟常碑文》载：“文皇帝（李世民）亲总六军，将清四海。言收杞梓，且延英俊。召入莫府，委之爪牙。”这就是说，李孟常是适应统一战争的需要，被李世民招纳为其部下重要成员的。

李孟常追随李世民干了些什么呢？据其碑文所载：“破、薛仁杲，讨刘武周，并预陪旌，身先士卒。策以命赏，勋居多，前后加上柱国。每平一贼，便蒙赏赍，累功赐物一千五百段。”不难看出，李孟常在李世民平定薛仁杲，两《唐书》均作“仁杲”，《资治通鉴》卷一八三据《太宗实录》及礼泉昭陵石刻等作“仁果”，《通鉴考异》认为昭陵石刻可信，笔者从之。打败刘武周的战争中，战功颇多，得到了优厚的赏赐。

另外，在夺取洛阳，打败窦建德的行动中，李孟常也战绩卓著。其碑文载：“王（世）充叨窃名号，伪伊。分二崤之险，拥三州之众。率彼离心，用拒同德。连兵接战，匪夕伊朝。公参玉帐之奇谋，纵之秘略，期忠义，屡摧凶丑。窦建德据河朔之地，骋图南之举，提劲卒，陈利兵，远为声援，共成唇齿。城皋之行，身擒国灭。平祸乱，功冠等夷。考绩筹庸，独高诸将。”李世民向东进兵，洛阳首当其冲。唐军围洛打窦，一箭双雕。先在虎牢关外擒获窦建德，又迫使洛阳的王世充俯首听命，归顺于唐。这是唐在统一战争中于中原战场取得的重大胜利。李孟常在这次征战中，“参玉帐之奇谋”，“屡摧凶丑”，“考绩筹庸，独高诸将”。这说明他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武德四年（621）七月，窦建德余部又推刘黑闼为首，继续反唐。十二月，李世民奉命进攻刘黑闼。李孟常也参加了这次行动。其碑文载：“仍从击徐元（圆）朗、破（范）愿贼，周旋羁勒之间，筹谋帷幄之里。折冲之重，公实居之。”李孟常进击徐元朗、范愿和李世民进攻刘黑闼有什么关系呢？简单说，进击徐元朗和范愿是进攻刘黑闼的组成部分。“徐圆朗者，州人。隋末为盗，据本郡，以兵徇琅邪以西，北至东平，尽有之，胜兵二万，附李密。密败，归窦建德。”《新唐书》卷八十六《徐圆朗传》。窦建德失败后，降于唐。刘黑闼起兵反唐，他又叛唐响应刘黑闼。范愿是窦建德故将，是积极促使刘黑闼反唐的参与者。因此，李孟常进击徐元朗、范愿，实际上就是削弱刘黑闼的力量。在这次行动中，李孟常不仅“筹谋帷幄”，还打退敌人。可见，他也是有功者之一。

以上内容，有关文献均不见记载，《李孟常碑文》披露这些情况，补充了文献的不足。根据这些内容，可以肯定，李孟常是秦王集团的重要成员。

李渊建唐后，以长子李建成为太子，以次子李世民为秦王。在统一战争过程中，李世民日益功高位显，逐步产生了夺取太子地位的欲望。李建成当然不会坐视，必然要竭力巩固自己的地位。于是，以李建成为首的太子集团和以李世民为首的秦王集团逐步形成。到武德五年（622），这两大集团的明争暗斗已经明朗化了。最明显的标志，是太子集团主动请缨，要求平定刘黑闼，既想争取战功，又可乘机扩充势力，以便巩固自己的地位。

武德五年（622）四月，李世民奉召还京，刘黑闼继续与唐为敌。于是，太子集团的重要成员王、魏征向李建成建议道：“秦王功盖天下，中外归心；殿下但以年长位居东宫，无大功以镇服海内。今刘黑闼散亡之余，众不满万，资粮匮乏，以大军临之，势如拉朽，殿下宜自击之以取功名，因结纳山东豪杰，庶可自安。”《资治通鉴》卷一九零，武德五年十一月。既然太子集团要通过打击刘黑闼抬高自己的地位、扩大自己的力量，勿庸置疑，两大集团的关系已经非常紧张了。这时，李孟常正在接受李世民的驱使，为打击徐元朗、范愿而尽心竭力，当然他已成为秦王集团的成员了。

李孟常与玄武门之变

玄武门之变是李世民为夺取太子地位发动的一起政治事件。如前所述，为了争夺太子的地位，李建成和李世民的矛盾日益激化。最初，双方都想通过其父李渊压倒对方，也就是想借用李渊的权力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事与愿违，在李渊难以立即下定决心的时候，李世民就迫不及待地以刀兵相见了。

武德九年（626）六月四日，李世民在经过充分准备之后，在宫城玄武门发动了武装政变，杀害了李建成、李元吉，夺取了太子地位，继而又迫使李渊让位，自己登上了皇帝的宝座。李孟常和这起政治事件有什么关系呢？

两《唐书》《长孙无忌传》：“六月四日，无忌与尉迟敬德、侯君集、张公谨、刘师立、公孙武达、独孤彦云、杜君绰、郑仁泰、李孟常等九人，入玄武门讨建成、元吉，平之。”由此看来，李孟常参加了玄武门之变。但是，在《旧唐书》卷二《太宗纪上》中，当提到玄武门之变时，所记是“太宗率长孙无忌、尉迟敬德、房玄龄、杜如晦”等十二人杀了建成和元吉。其中没有李孟常。这样一来，李孟常是否参加了玄武门之变，就是值得注意的问题了。

据其碑文，李孟常是参加了玄武门之变的，碑文中有这样的内容：“二凶祸，窥觎神器。衅生非虑，义在泣诛。公贞劲之节，霜霰无改。大憝销亡，茂赏遍及。于时，武德九年六月四日也。重离启圣，即授右监门副率，赐物五千段，黄金五百两，以其年七月，除右监门中郎将，封武水县开国公，仍别食实封四百户。”所谓“二凶”，无疑是指李建成、李元吉。“二凶”制造祸端，应当忍痛诛杀。所谓“公贞劲之节，霜霰无改”，就是李孟常对李世民的忠心，始终如一。所以，在奸恶被消灭后，他很快受到赏赐。而且，明确说明这是武德九年六月四日的事。这就是说，李孟常确实参加了玄武门之变。六月四日发动玄武门之变，李孟常立即得到优厚的物质奖励，接着，又于七月加官晋爵，显然这是因果关系。根据这种因果关系，又从另一方面说明李孟常必然是玄武门之变的参加者。

还有值得注意的，是在《李孟常碑文》中的唐高宗诏曰：“故右威卫大将军、上柱国、汉东郡开国公李孟常志怀英毅，干略沉果。功参运始，业赞经编。蹑景高骧，培风矫翼。临危弥勇，视险若夷。允膺轩冕之荣，克懋山河之赏。及传，执戟，忠恪尽于一人，威严被于千里。寄深，任切爪牙。奄从运往，良增悯悼。”显然，这是高宗对李孟常的称赞。所谓“临危弥勇，视险若夷”，自然是指身临危难，更加勇敢；碰到险境，视若平常。当然，这种勇敢善战、不畏艰险的精神，还不能说明他和玄武门之变的关系。但下面的“执戟，忠恪尽于一人”，就耐人寻味了。“执戟”，虽缺二字，但可以理解为临战待命的意思。“忠恪尽于一人”，无疑是指李孟常对李世民忠心耿耿，决无二心。

本来，李孟常是秦王集团的成员，他随李世民南征北战，多有贡献，为什么又特别提出他“忠恪尽于一人”呢？如果说这句话是有针对性的，针对的只能是他有可能忠恪于另一人。这种可能只能发生在玄武门之变前夕。

李孟常投唐后，追随李世民破薛仁杲，讨刘武周，打败窦建德、王世充，又击徐元朗。这些战功，在其碑文中都是肯定的。至于他参加玄武门之变，虽然在其碑文中也是肯定的，但在玄武门之变前夕所发生的有关要事，其碑文却未曾提及。未曾提及的要事是什么呢？

武德九年（626）六月，太子集团与秦王集团的斗争进入了剑拔弩张的阶段。太子集团为了削弱对方的力量，遂以重金贿赂李世民的部将，如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等人，都是李建成诱惑的对象。这些人都没有为李建成的物质贿赂所动摇。尉迟敬德在拒绝李建成的利诱时说：“敬德起自幽贱，逢遇隋亡，天下土崩，窜身无所，久瀹逆地，罪不容诛。实荷秦王惠以生命，今又隶命藩邸，惟当以身报恩。于殿下无功，不敢谬当重赐。若私许殿下，便是二心，徇利忘忠，殿下亦何所用？”看来，尉迟敬德对李世民是忠心耿耿，决无二心。这就是说，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都拒绝了太子集团的物质贿赂，实际上也是“忠恪尽于一人”。以此类推，李孟常既是秦王集团的重要成员，也很有可能被太子集团所争取。由于李孟常也像尉迟敬德等人一样，坚决拒绝贿赂，忠于李世民，从而被视为是“忠恪尽于一人”。根据李孟常的全部表现，除此事而外，不可能有任何机会使其背离李世民，去效忠他人。由于两《唐书》均无李孟常传，故而未见文献记载。尽管不见文献记载，但高宗的“忠恪尽于一人”，只有针对此事才有实际内容。既然其碑文记载了李孟常是玄武门之变的参加者，无疑可以肯定，李孟常和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等人一样，都是经过了物质利诱的考验，通过参加玄武门之变的实际行动，证明他们是“忠恪尽于一人”的。如果没有太子集团对其进行贿赂使其有投靠他人的可能，对一贯追随李世民的李孟常来说，赞扬他“忠恪尽于一人”，还有什么实际意义呢！总而言之，李孟常是经过考验，死心塌地地效忠李世民者，他参加玄武门之变是勿庸置疑的。

其他有关问题《李孟常碑文》载：贞观四年（630），李孟常“副右仆射李靖破突厥于碛北，赐奴婢一百口”。这就是说，李孟常曾随李靖大破突厥。据《资治通鉴》载，贞观四年（630）二月，“李靖破突厥颉利可汗于阴山”。本来，李靖于这年正月大破突厥于定襄（今山西定襄），李世出云中（今山西大同），破突厥于白道（今内蒙古呼和浩特西北）。到了二月，李靖、李世联军又大破突厥于碛口（今内蒙古二连浩特西南），自此，“斥地自阴山北至漠，露布以闻”。两者对照起来，说明李靖于贞观四年“破突厥于碛北”是可信的。其碑文所载，李孟常参加了这次战争，正是补充了文献记载的不足。

其碑文中还载：“廿年，出除使持节、都督黔忠施费巫庄应充辰矩夷琰蛮柯十五州、州都督等府诸军事、黔州刺史。属昆、二州蛮夷扇动，边亭夕警，荒徼晨严，公授律徂征，随机致讨。三令既申，一举大定，然后示之以敬让，导之以廉耻。人悦中和之颂，吏无私谒之讥，遂使夜郎革面，朝飞重译。以敌善政之绩，赐奴婢二百口。”这一部分内容，各种文献中均不见记载。虽然没有文献记载可以互相对照，但就其内容看，完全符合李孟常的性格及其所作所为。纵观其碑文，李孟常是个智勇兼备的将军。在对薛仁杲、刘武周作战时，他“身先士卒”，非常勇敢；在对王世充、窦建德作战时，“公参玉帐之奇谋，纵之秘略”，总之，他于“武帐之中，尝闻妙算；文之下，屡陈奇策。倏瞬椎锋，纷纭用武。身经百战，气盖万夫。”不难看出，他既能够“临危弥勇，视险若夷”，奋不顾身地冲锋陷阵；又能够密谋于帐中，策划于战前。充分显示了智勇兼备的将军才能。

文武兼备的李孟常，在出任黔州刺史，处理“昆、二州蛮夷扇动，边亭夕警，荒徼晨严”时，不是单纯地采取军事行动，而是以政治攻势为主，在“一举大定”以后，“示之以敬让，导之以廉耻”，取得了社会安定的良好效果。这正是李孟常智勇兼备才能的具体反映。

总而言之，《李孟常碑文》记载了不少文献缺载的历史事实。例如，隋朝末年，反隋势力遍地而起。据文献所载，在今山东、河南、河北一带，自发的反隋势力相当普遍，但在今河北西部一带尚无反隋力量的存在。现据其碑文，李孟常在平棘（今河北赵县）组织反隋力量，再结合王君廓从石艾（今山西平定）起兵，又进兵邯郸（今河北邯郸）的活动，说明在今河北西部和山西东部一带也有相当的反隋势力。难怪唐俭在劝李渊从太原起兵时说：“若开府库，南啸豪杰，北招戎狄，东收燕、赵，长驱济河，据有秦、雍，海内之权，指麾可取。”唐俭是在李渊从太原起兵前说这番话的。以太原为中心，“东收燕、赵”，自然是指收取今山西东部和河北西部一带。如果说这话的意思是指王君廓、李孟常等反隋势力可成为李渊南进的后顾之忧，合情合理。当然，今河北一带还有其他反隋势力，如位于河北中部的窦建德起义军。但唐俭所指，决不是这些强大的反隋力量。因为窦建德面临着北面涿郡（今北京）、南面宇文化及等强大隋军的威胁，无暇西向太原。再者，李渊南进的策略，是避实攻虚，对突厥是贿赂安抚，对李密是“卑辞推奖，以骄其志，使其不虞于我”。总之，他是尽量避开强大对手，争取早日进据关中，夺取长安。因此，唐俭、李渊所谓的“东收燕、赵”，只能是指争取王君廓、李孟常等，这些力量不甚强大，而且又可减少后顾之忧，壮大自己的小股起义队伍。由此看来，其碑文所载，李孟常从平棘（今河北赵县）起义反隋，后与王君廓共同降唐，进一步证实唐俭、李渊的从太原起兵计划是非常周密的。

其次，李孟常的碑文，进一步证实李孟常确实参加了玄武门之变。至于李孟常对稳定黔州（治所在今重庆彭水）一带社会安定方面发挥的作用，对于唐初政权的巩固也颇有积极意义。不言而喻，李孟常的碑文，对研究唐的建国及武德、贞观年间的历史，有相当重要的史料价值。同时，也更有力地说明了李孟常与唐太宗的密切关系。（原载《文史与书画》2001年第1期）

唐高宗武则天时期一个和谐的家庭——读韦仁约夫妇《墓志铭》

随着改革开放的氛围日益发展，史学研究的领域也逐渐宽广，很多过去未曾涉及的问题，现在都不断有新的研究成果问世。无疑，这是一种可喜现象。面对这种形势，笔者也受到启发，在读了一些《墓志铭》以后，深感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问题，也很值得深入研究。本文以唐高宗武则天时期的韦仁约夫妇及其三子一家为例，说明一个家庭的社会作用与影响。

忠君廉吏韦仁约

韦仁约，字思谦，因武则天父名武士，约与的音类同，故而时人多讳其名而称其字。《旧唐书•韦思谦传》载，他是郑州阳武（今河南原阳）人，“其先自京兆南徙，家于襄阳。”但《韦仁约墓志铭》见《全唐文补遗》第二辑三秦出版社版。则记载他是“京兆杜陵（在今陕西长安县）人也”。不同的记载，事出有因。其祖父韦瑗，曾为隋朝的阳武县令，很可能是这时举家迁往阳武，故而又被视为阳武人了。史载他“更徙为郑州阳武人”《新唐书》卷一一六《韦思谦传》。，应在此时。阳武，隋时属于荥阳郡，唐初属于郑州，《旧唐书•韦思谦传》既载他是郑州阳武人，当然应理解为唐初他还家住阳武了。

据其《墓志铭》载，韦仁约的曾祖韦量，曾为“梁中书黄门侍郎、司农卿、汝南县开国子”。其祖韦瑗，曾为“隋光州定城、庐州慎县、绛州高梁、荥阳郡阳武四县令”。其父韦德伦，曾为唐瀛州任丘县令。看来，韦仁约出身一个世代为官的家庭。

韦仁约是个孝子，八岁时母亲去世，除了悲痛万分以外，他不食美味，“以终丧制”，对其父，是“竭人子之礼。服勤夙夜，奋尽劬劳。动静小有不安，必通夕不寐，衣不解带，以至疾瘳”。

后来，他的继母去世。当时他正在清水（今甘肃清水）县令任上，遂立即去职，为继母服丧。不难看出，韦仁约视继母同于生母，对父母都是极尽孝道的。

按照韦仁约于永昌元年（689）去世《韦仁约墓志铭》以下引文不注出处者均见于此。，享年七十九岁推算，他应是生于大业七年（611）。从隋末到唐初，正是他开始读书的启蒙时代。从全国看来，正是战乱时代。由于战乱，他“躬勤稼穑，取备甘鲜。常夜读书，无有灯烛。拾薪为燎，披阅终宵。研思典，遂成器业。”这就是说，他克服了战乱带来的各种困难，勤奋地学习，终于取得了很大成就。成年以后，通过进士考试走上仕途，成为幽州昌平（今北京昌平西南）县尉。

在昌平期间，他颇受幽州长史杜楚克的赏识，杜楚克认为他有“廊庙（朝廷）材，必当坐致台辅（宰相）”。故而很快又成为安州应城（今湖北应城）县令。由于他“为政清简，风化大行”。影响日益扩大，于是受到吏部尚书高季辅的注意。

高季辅在贞观初年为监察御史，“多所弹纠，不避权要。”他的用人主张，是“仍须擢温厚之人，升清洁之吏，敦朴素，革浇浮，先之以敬让，示之以好恶，使家识孝慈，人知廉耻。丑言过行，见嗤于乡闾；忘义私昵，取摈于亲族。杜其利欲之心，载以清净之化”。后来，先后又为吏部侍郎、吏部尚书，“凡所铨敲，时称允当”。当他知道韦仁约的为官政绩后说：“自居铨藻，今始得此一人。”于是，“乃奏授监察御史”。这样一来，韦仁约的名声就更大了。由于他尽职尽责，重视自己的任务，所以他说：“御史出都，若不动摇山岳，震州县，诚旷职耳。”由此可见，他是一个忠于职守，认真负责的官员。也没有出杜楚克所料，武则天时他又迁凤阁鸾台三品（宰相），名副其实地成为朝廷重要角色了。

永徽元年（650），“中书令褚遂良抑贾中书译语人地。”译语，就是翻译。因中书掌受四方朝贡及通表疏，故设有译语。褚遂良贱译语人地，身为监察御史的韦仁约劾奏其有罪。“大理少卿张册以为准估无罪”。韦仁约奏曰：“估价之设，备国家所须，臣下交易，岂得准估为定！册舞文，附下罔上，罪当诛。”《资治通鉴》卷一九九，永徽元年十月。结果，褚遂良被降为同州刺史。

劾奏褚遂良，非同小可。贞观二十三年（649），太宗临终时，曾将辅佐高宗的后事托付于长孙无忌和褚遂良。太宗对他们说：“卿等忠烈，简在朕心。昔汉武寄霍光，刘备托葛亮，朕之后事，一以委卿。”褚遂良被视为顾命大臣。韦仁约不怕触犯圣颜，敢于劾奏皇帝的“忠烈”大臣，真可谓冒死直谏，高度忠君。正因为如此，“自是朝廷震悚，咸惧府君（韦仁约）之刚直焉”。

永徽三年（652）正月，褚遂良又从同州刺史晋升为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宰相）。韦仁约遭到报复，被出为清水（今甘肃清水）县令。有人对他慰勉，他理直气壮地说：“吾狂鄙之性，假以雄权，触机便发，固宜为身灾也。大丈夫当正色之地，必明目张胆以报国恩，终不能为碌碌之臣保妻子耳。”非常明显，他丝毫不为遭到褚遂良的报复而灰心，仍然要不畏权贵，坚持“明目张胆以报国恩”，不做碌碌无为的保妻子者。事实证明，韦仁约仍然我行我素，根本不改变自己的态度。

永淳（682）年初，韦仁约为尚书左丞、御史大夫。当时，武候将军田仁会因与侍御史张仁关系失常而对其诬奏。“高宗临轩问仁，仁惶惧，应对失次”。韦仁约愤愤不平，立即进奏道：“臣与仁连曹，颇知事由。仁懦而不能自理。若仁会眩惑圣听，致仁非常之罪，则臣事陛下不尽，臣之恨矣。请专对其状。”韦仁约“词辩纵横，高宗深纳之，乃释仁”。这充分说明，韦仁约反对假公济私，主持正义。

还有一个事例，“仁约在宪司（御史），于王公卿相未尝行拜礼，人或劝之”，韦仁约很不以为然地说：“鹗鹰，岂众禽之偶，奈何设拜以狎之？且耳目之官，固当独立耳。”显而易见，韦仁约这种刚直不阿的精神，主张御史独立行事的观点，都是难能可贵的。后来他又为左丞，负责监察户、吏、礼三部的官员，他向高宗提出了选官宁缺勿滥的原则。他说：“陛下为官择人，非其人则阙。今不惜美锦，令臣制之。此陛下知臣之深矣，亦微臣尽命之秋。”《大唐新语》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9页。选官择人，是巩固高宗政权的重要手段；宁缺勿滥的原则，必然使选官择人的后果发挥有效作用。也可以说，韦仁约是为高宗地位的巩固尽心竭力。

由于韦仁约对高宗尽心竭力，所以，高宗对他有很高的评价。高宗对他有敕道：“卿正直人，性无邪僻，久从驱策，每效忠勤。尚书左丞，天下管辖。故授卿此职，宜勉副朕心。在职数年，多所厘正，纲纪众务，章程具举。积年疑滞，一览必申，会府肃然，奸吏无所措其手足矣。”另外，他又“常奉别敕，于朝堂理冤屈，天下士庶为府君（韦仁约）所决遣者，曲直咸得其理，人皆惬伏，退无后言。”显而易见，高宗对他为人正直，忠勤其职，非常满意，大加赞赏。朝廷官员因他处理问题公正也毫无怨言。不久，他又迁御史大夫，“朝野严肃，风俗澄清。权门屏气，贵戚敛手”。看来，韦仁约居官清正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韦仁约不仅受到高宗的赏识，在武则天执政后，他也颇受重用。武则天先授他宗正卿，继而又授他右肃政御史大夫同凤阁鸾台三品、兼知左台事。同凤阁鸾台三品即宰相，右肃政即右御史，左台即左御史台，这都是武则天时期的官名。不难看出，武则天执政时，韦仁约官居宰相，兼左右御史，又被封为博昌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真可谓显赫一时了。

韦仁约的晚年，威望很高，被视为是“国之忠贤，时望攸属”。在这时候，他要求退休，两次请求，才得到武则天的允可。在其死后，《墓志铭》的撰者对其有很高的评价。他严格遵守封建制度，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其《墓志铭》：“府君（韦仁约）自少及长，每以贞正自居，非法不言，非礼勿动。造次颠沛，容止不亏，懔懔然有不可犯之色。”这就是说，他是一个正人君子，无可非议。

在处理问题时，他总是明辨是非，分清善恶。“见善者必欲朝暮达之，见恶者不能晷刻容之。至于面折庭争，论列臧否，虽雷霆奋发，而词色不挠”。他还公私分明，不思私利。“所存惟在公务，所念不及私门。夙夜匪懈，待漏而趋天阙；退食自公，侵星而归里巷。行往之路，必由于一途；进止之仪，不失于常所。亲朋莫能枉其驾，宾客不敢诣其门。”在生活方面，他严格要求自己，没有任何特殊的地方。他“耳不听丝管，手不执珠玉。寝处无帷屏之饰，左右无仆妾之侍。自悬车告老，高谢时人，端居一室，寄想千载”。在当时，这种居高官而不贪图享受者，确是凤毛麟角。

总而言之，韦仁约是孝子、忠臣。他是忠臣，有其自己的特点。这就是他并不盲目服从，愚忠于君；而是秉公办事，不徇私情，有权而不谋私利。换言之，他严格遵守法制，利用法制的作用达到巩固高宗政权的目的。这样的忠臣，既为皇帝所器重，也为世人所瞩目，在清官廉吏的美名下，不知不觉地发挥了稳定封建秩序的作用。

贤惠的夫人王婉

韦仁约先后两次娶妻，前妻崔氏，去世较早，其事迹不详。继室王婉，晚于韦仁约七年于万岁通天元年（696）去世，享年七十一岁。据其《墓志铭》所载，她孝敬公婆，为丈夫分忧，善尽继母之道，妥理死后之事，真可谓一贤惠夫人。

王婉，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人，其曾祖王缉，南齐著作郎，北齐徐州大中正、太常卿、冀州刺史、琅邪郡开国公。其祖王令思，隋梁郡圉城县令、吕亳二州别驾。其父王元慎，唐复州司户参军、亳州堂邑县令。看来，王婉出身于世代为官的高门著姓。其曾祖既为徐州大中正，必然是世家大族。因为“魏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胄，卑寒士，权归右姓已。其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皆取著姓士族为之，以定门胄，品藻人物。晋、宋因之，始尚姓已。然其别贵贱，分士庶，不可易也”《新唐书》卷一九九《柳冲传》。。韦仁约是关中世家大族之后，王婉是山东名门大家之后。看来，他们的婚姻是门当户对，均非寒门出身。

王婉“年在髫（幼童），特为伯父越州长史元楷、叔父吏部郎中元寿所爱重”。他们常对亲戚道：“此女年虽幼稚，质性颇殊，光吾族者必此女也。”《王婉墓志铭》见《全唐文补遗》第二辑，以下不注明出处的引文均见于此。由此看来王婉在幼年就有与众不同的表现。

后来，她成为韦仁约的继室。对于韦仁约的父母，她都极尽儿媳之道。其《墓志铭》载：“奉事先舅任丘府君（韦仁约父韦德伦）、先姑陇西李夫人（韦仁约继母），躬勤纺绩，以申孝养。纫佩管，每候晨而夙兴；整袂端襟，常分宵而假寐。炎曦夏灼，不以隆暑懈其容；飞霰冬严，不以祁寒怠其事。”这就是说，她对于公公婆婆（尽管是继母），一丝不苟的孝敬如亲；不管是盛夏，还是严冬，她都始终如一。这样，视丈夫的父母如自己的父母，必然促使夫妻相爱，家庭和睦。当然，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特别是夫妻相爱，还有更直接的原因。

王婉对丈夫的爱是极其真诚的。当韦仁约还是官小职微、地位不高的时候，“廪俸所资，才充馈养；妻孥所给，不赡寒温。夫人疏菲自甘，浣濯为服。执爨卑役，不推仆御；捧箕末任，必也躬亲。朝夕艰勤，曾无愠色。尊情鉴察，尝叹特深。严始敬终，廿余载”。在封建社会里，丈夫养活家人，是责无旁贷的。常言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实际上这是说，巧媳妇也只能是把丈夫挣回来的米做成饭，而没有去挣钱买米的责任。当韦仁约俸禄很低、难以养家糊口的时候，王婉没有埋怨丈夫无能，而是尽力勤俭持家，节衣缩食，事必躬亲，辛劳万分，一直坚持廿余年。

后来，韦仁约做了宰相。妻随夫贵，王婉也因此而受封：“初拜琅邪县君，寻加授郡君。”虽然地位不同了，但她并没有忘乎所以，仍然坚持朴素的生活作风。其《墓志铭》云：“虽翟增晖，而荆蓍在念。簟之具，去其重复；衾帱之饰，绝于新丽。或经数稔而不制一衣，但补缉陈旧，取蔽风霜而已。”不难看出，宰相夫人没有任何虚荣奢侈的表现。这种贵而不骄、富而不华的作风，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影响。

其《墓志铭》：王婉“体柔顺而济之刚烈，执坚贞而适于通变。常读礼，至内则篇，必再三返覆。闺庭政令，率而行之。由是四海诸姬，九族群媛，瞻望仪范，用成楷模。若众川之长大溟，犹烈宿之宗明月。”既然王婉被视为当时妇女的楷模，无疑他是众望所归、令人敬仰的人物。一个家庭有这样的女主人，必然是家庭和谐的支柱。

王婉既是韦仁约的继室，在怎样对待韦仁约前妻所生子的问题上，继母也是难以处理的。但王婉对这一问题的处理颇为有识。韦仁约前妻所生子名韦承庆，十岁便为王婉所养，她像对待自己亲生子一样：“抚存训奖，慈爱兼隆。学宦婚娶，并夫人所成立。”《韦承庆墓志铭》见《全唐文补遗》第三辑。也载，在其继母去世后，因“生尽其养，孝德攸闻；没致其哀，孺慕过礼”。这又说明，韦承庆是以孝敬报答继母养育之恩的。

王婉有两个亲生儿子，一个名韦嗣立，一个名韦淑。但两《唐书》《韦思谦传》中却说韦仁约有二子，即承庆、嗣立，没有提到淑。这很可能是韦淑早年去世，没有什么事迹可言，决不会没有此人。否则，《韦仁约墓志铭》中不会有“孤子承庆、嗣立、淑等”的记载，《王婉墓志铭》也不会有“常谓所生子嗣立、淑等曰”的记载。王婉为了处理好亲生子和韦仁约前妻所生子的关系，她特以告诫嗣立和淑道：“时俗夫人罕有明识，前妻之子多被憎嫌，孝己、伯奇即其人也。此吾之所深诫，亦尔辈所明知。昆季友于，骨肉深至。既称同气，何限异生。宜识我心，倍加敦睦。幼事长以敬，长抚幼以仁。使外无闲言，则吾无忧矣。”在这里，王婉首先表示，她决不做憎嫌前妻之子的“时俗夫人”，她要使前妻子和亲生子长抚幼，幼敬长，兄弟和睦。这又是家庭和谐的重要一面。事实证明，在她的思想指导下，加深了家庭和谐的氛围。所谓“诸子恭承训诫，奉以周旋。共被同蔬，怡怡如也”。正是她促使诸子兄弟和睦的良好效果。

王婉为了像生母一样养育承庆，对承庆的要求也非常严格，有时也要责打。但是，“每有杖罚，嗣立必解衣请代，母不听，辄私自杖，母察知之，渐加恩贷，议者比晋人王祥、王览。”由此可见，承庆和嗣立之间的兄弟情谊是非常深厚的。后来，“承庆任凤阁舍人，夫人蒙拜琅邪郡太君，从子之命也”。过去，王婉曾因丈夫为宰相而被封为琅邪县君以至郡君，后来又因承庆任凤阁舍人而被封琅邪郡太君，可见她在家庭中的贤妻、慈母地位是相当稳固的。实际上这也是家庭和谐的稳定因素。

更值得称道的，是王婉对死后是否与丈夫合葬的安排。韦仁约死后，其前妻崔氏没有与其合葬，而是把崔氏遗骨迁于韦仁约墓旁安葬。这样一来，就必然出现王婉死后是否与韦仁约合葬的问题。在其晚年，也确有人与她谈及此事。为此，她明确表示了自己的态度。她说：“生者必死，人之大端。葬之言藏，礼有恒制。魂而有识，何往不同。如或无知，合之何益。况合葬非古，前圣格言。先嫔已创别坟，吾复安可同穴。若余生就毕，启乎归全。但于归茔，因地之便。别开幽室，以残骸。亲属子孙，勿违吾意。”这段遗言，有两点积极意义，其一，是她不相信人死后还有灵魂，所以她认为合葬没有实际意义，当时，具有这种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是难能可贵的；其二，她决不特殊于崔氏，既然崔氏葬于丈夫墓旁，她也不愿例外。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她生前已经知道自己不仅不能与崔氏并列，而且还可能葬于崔氏之下。因为“但域内先有二坟，左右更无余地。”“先有二坟”，自然是韦仁约与崔氏；“左右更无余地”，就是没有安葬王婉的地方了。这是她在世时亲眼看到的，但她不考虑后果，坚持不必合葬，事实上她也确实葬在了韦仁约墓下之旁穴。由此可见，王婉确是循规蹈矩，严格遵守封建礼制的夫人。

忠孝忧国的兄弟韦承庆韦嗣立

韦承庆，字延休。“少恭谨，事继母以孝闻。弱冠举进士，补雍王府参军。府中文翰，皆出于承庆，辞藻之美，擅于一时。累迁太子司议郎。”太子李贤被废后，他被出为乌程（今浙江湖州）县令。后来，又历任凤阁舍人、沂州（治所在今山东临沂）刺史、豫州（治所在今河南汝南）刺史、虢州（治所在今河南灵宝）刺史，最后直至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宰相），还兼修国史。

韦承庆才能出众，颇有文字功夫，他撰写文章迅速而有文采，“虽军国大事，下笔辄成，未尝起草。”武则天退位，中宗复立后，因韦承庆和张易之、张昌宗有关，曾被下狱，后又遭贬。正当韦承庆待罪听候处理时，中宗欲草赦书，“众议以为无如承庆者，乃召承庆为之。承庆神色不挠，援笔而成，辞甚典美，当时咸叹服之”。后来，又参加修撰《则天实录》及《则天皇后纪圣文》，受到中宗的称赞和奖励。

韦承庆在为太子司议郎时，他看到太子李贤“颇近声色，与户奴等款狎”，故而向李贤有过积极的建议。在他看来，太子应当首先重视君和民的关系。他说：“夫君无民，无以保其位；人非食，无以全其生。”他引用孔子语道：“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根据这个道理，他指出当时的问题相当严重。他说：“自顷年已来，频有水旱，菽粟不能丰稔，黎庶自致煎穷。今夏亢阳，米价腾踊，贫窭之室，无以自资，朝夕遑遑，惟忧馁馑。下人之瘼，实可哀矜，稼穑艰难，所宜详悉。”他还明确说：天皇（唐高宗）、太子能为“天下之所尊，得天下之所利者”，也是“百姓之力也”。其次，他还指出，当时不必要的建造太多，声色活动太多，容易被一些阿谀奉承之徒利用等等。因此，他建议：“伏愿博览经书以广其德，屏退声色以抑其情。静默无为，恬虚寡欲，非礼勿动，非法不言。居处服玩，必循节俭；畋猎游娱，不为纵逞。正人端士，必引而亲之；便僻侧媚，必斥而远之。使惠声溢于远近，仁风翔于内外。则可以克享终吉，长保利贞，为上嗣之称首，奉圣人之鸿业者矣。”这种忧国忠君的思想，自然能够得到高宗和武则天的赏识。

总而言之，韦承庆的所作所为，在当时有较大的社会影响。有人对他评价道：“公行归忠厚，志尚冲和。含礼让以为心，践仁恕而成德。若乃事亲竭力，亲戚称其孝也；忧国忘身，绅称其忠也；敦睦兄弟，闺庭称其义也；敬爱朋执，乡党称其仁也。”《韦承庆墓志铭》见《全唐文补遗》第三辑。按照当时的道德标准，孝、忠、仁、义，他都完全具备了。

韦嗣立，字延构，是韦承庆的异母弟，为王婉所生。他通过进士考试走上政治舞台，初为双流（今四川双流）县令，后为莱芜（今山东莱芜东北）县令。在其兄韦承庆为凤阁舍人时，曾因病去职。武则天召韦嗣立道：“卿父往日尝谓朕曰：‘臣有两男忠孝，堪事陛下。’自卿兄弟职，如卿父言。今授卿凤阁舍人，令卿兄弟自相替代。”当天，韦嗣立即为凤阁舍人。后来，官至宰相。

在武则天为帝时，韦嗣立针对当时“学校颓废”，用人不当，“刑罚滥酷”等现象，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说：“国家自永淳（682）已来，二十余载，国学废散，胄子衰缺，时轻儒学之官，莫存章句之选。贵门后进，竞以侥幸升班；寒族常流，复因凌替弛业。考试之际，秀茂罕登，驱之临人，何以从政？”他还直截了当地指出，武则天重用的酷吏来俊臣是“谗邪凶党”，他“妄执威权，恣行枉陷，正直之伍，死亡为忧，道路以目，人无固志，罕有执不挠之怀，殉至公之节，偷安苟免，聊以卒岁。遂使纲领不振，请托公行，选举之曹，弥长渝滥。”他还指出了酷吏滥用刑罚的严重后果。他说：为了消除反武势力，“刑狱渐兴，用法之伍，务于穷竟，连坐相牵，数年不绝。遂使巨奸大猾，伺隙乘间，内苞豺狼之心，外示鹰之迹，阴图潜结，共相影会，构似是之言，成不赦之罪。皆深为巧诋，恣行楚毒，人不胜痛，便乞自诬，公卿士庶，连颈受戮。”当然，他还不敢直接指责武则天，而是认为错误之举，“元非陛下之意，咸是虐吏之辜。”在武则天纠正了一些错误之后，他就赞颂道：“和气下降，则风雨以时；风雨以时，则五谷丰稔；岁既稔矣，人亦安矣，太平之美，亦何远哉！”这样把罪过归于酷吏、把功劳归于武则天的手法，显然还是为了忠君。不过，敢于指出当时存在的重要问题，也反映了他的政治家眼光。

当时，重视京官，轻视地方官的问题相当严重。所以，很多人只愿在长安做官，不想到各地去为刺史、县令。针对这一问题，武则天专门召集宰相进行议论。李峤、唐休等奏道：“窃见朝廷物议，远近人情，莫不重内官，轻外职，每除授牧伯，皆再三披诉。比来所遣外任，多是贬累之人；风俗不澄，实由于此。望于台、阁、寺、监，妙简贤良，分典大州，共康庶绩。臣等请辍近侍，率先具僚。”《资治通鉴》卷二零七，长安四年三月。这种出京官为外职的想法，在得到武则天的赞同后，韦嗣立首先响应。他说：“臣以庸愚，谬膺奖擢，内掌机密，非臣所堪。承乏外台，庶当尽节，倘垂采录，臣愿此行。”于是，武则天命韦嗣立、御史大夫杨再思等二十人，各以本官兼任州刺史。韦嗣立为汴州（治所在今河南开封）刺史。后来，由于他的职务不断变动，先后为魏州（治所在今河北大名北）刺史、州（治所在今河北永年东）刺史、根州（治所在今河南安阳）刺史等，未能有显著政绩，但他能够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重视地方官的作用，也必然产生积极的影响。

景龙三年（709），韦嗣立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这时中宗已经复位。他针对中宗崇尚佛教、食封之家太多、滥官充溢等现象，提出了批评和建议。他指出崇尚佛教的害处道：“比者造寺极多，务取崇丽，大则用钱百数十万，小则三五万，无虑所费千万以上，人力劳弊，怨嗟盈路。佛之为教，要在降伏身心，岂雕画土木，相夸壮丽！万一水旱为灾，戎狄构患，虽龙象如云，将何救哉！”这是从崇尚佛教所导致的经济浪费说明崇佛有害于国。

关于食封之家大量增加的问题，他说：“食封之家，其数甚众，昨问户部。云用六十余万丁；一丁绢两匹，凡百二十余万匹。臣顷在太府，每岁庸绢，多不过百万，少则六七十万匹，比之封家，所入殊少。……国初，功臣食封者不过三二十家，今以恩泽食封者乃逾百数；国家租赋，太半私门，私门有余，徒益奢侈，公家不足，坐致忧危，制国之方，岂谓为得！”这就是说，食封之家，自征自用，严重影响了国家的收入。于是，他建议：“不若悉计丁输之太府，使封家于左藏受之，于事为愈。”也就是政府统一向封户征收租赋，食封之家再向国库领取应得部分。这样一来，就使食封之家的所得有了一定的限制。

关于滥官充溢的问题，他除了指出应重视地方官的选拔与任用外，还批评了“员外置官，数倍正阙，曹署典吏，困于祗承，府库仓储，竭于资奉”《资治通鉴》卷二零九，景龙三年三月。等不正常的现象。

韦嗣立的批评和建议，正是要清除危害国家的弊端，加强皇帝的地位，但中宗却置若罔闻，不加理睬。

韦承庆、韦嗣立兄弟，都很有文才，也有政治家的眼光和能力，故而都得到了武则天的重用。在政治舞台上，他们开创了兄弟互相代替的先例。“长寿（692）中，嗣立代承庆为凤阁舍人；长安三年（703），承庆代嗣立为天官侍郎，顷之又代嗣立知政事；及承庆卒，嗣立又代为黄门侍郎，前后四职相代。又父子三人，皆至宰相。有唐以来，莫与为比。”这些情况，都说明他们兄弟之间，长幼有序，关系融洽。这又是家庭和谐的重要一面。

韦仁约一家评说

唐朝前期，正是中国封建社会处于盛世的时代。韦仁约一家，正是这个封建盛世的一个典型细胞。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这种儒家思想，贯彻中国封建社会的始终。所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观念。韦仁约一家，都注意修身，使其和谐的家庭成为“国之本”。因此，可以这样说，韦仁约一家在巩固唐朝政权、稳定社会秩序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以下从不同方面说明这个问题。

一孝弟是家庭和谐的关键。仁，在儒家思想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论语》中有104个仁字，可见仁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仁在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含义，如果把仁和孝弟联系起来，孝弟就是仁的基础。孔子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这就是说，孝弟是做人的基本准则。

韦仁约一家在这方面是无可非议的。韦仁约对其父母“竭人子之礼”。韦承庆“事亲竭力，亲戚称其孝也”。韦嗣立也被其父称为忠孝之子，死后又被谥曰孝。韦仁约、韦承庆父子都有继母，他们对继母如同生母。

王婉对公婆也极尽孝道。由此可见，韦仁约一家在孝的方面是无可挑剔的。至于弟，韦嗣立也颇有美名。在其母责罚韦承庆时，他主动请求代其兄受过。武则天视其兄弟同样忠孝，故而使其兄弟互相代替所任官职。这说明他们兄弟之间情意深厚，确有手足之情。正因为如此，在韦嗣立死后，中书门下奏曰：“嗣立衣冠之内，夙表才名；兄弟之间，特称和睦。”

一个家庭中，晚辈孝敬长辈，弟弟尊敬兄长，各个成员之间，自然关系和谐。反之，如果父子关系失常，婆媳之间矛盾重重，兄弟之间常有冲突，家庭关系必然陷入紧张状态。宋人范祖禹说：“必若为子不孝，为弟不弟，悖天理，灭人伦，而有天下不若亡之愈也。”《唐鉴》二《高祖下》。这是范祖禹批评李世民杀兄夺嫡的言论。如果一个家庭“为子不孝，为弟不弟”，自然也是与当时的“天理”、“人伦”背道而驰。这样的家庭，也可说是“不若亡（无）之愈也。”由此可见，孝弟对家庭和谐具有关键作用。韦仁约夫妻、父子的孝弟言行，直接促成了家庭的和谐。

二忠是官僚家庭凝聚力的所在。在封建社会里，忠君是一切官吏的共同信念。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君君、臣臣”是什么意思？孔子又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这就是说，臣忠君和子孝父一样，都是天经地义的。

在古代社会里，君主虽然至高无上，但他必须依靠层层官吏作为他的耳目爪牙，离开各级官吏的支持，皇帝是不能独立存在的。这一点明智的皇帝都是非常清楚的。唐太宗说：“朕既在九重，不能尽见天下事，故布之卿等，以为朕之耳目。”《贞观政要》卷一《政体》。又说：“朕居深宫之中，视听不能及远，所委者惟都督、刺史，此辈实治乱所系，尤须得人。”《贞观政要》卷三《择官》。非常明显，治国有成的唐太宗，把各级官吏当做国家的“治乱所系”者。这说明君主是依赖各级官吏的支持而维持其统治地位的。

反之，各级官吏又是依赖君主的信任和使用得到官爵或升迁的。这样一来，各级官吏都必须以忠君思想指导自己的言行。忠君，不仅是一种道德规范，也是一种法律概念。《唐律》规定的十恶之首就是“谋反”。所谓“谋反”，就是“为子为臣，惟忠惟孝。乃敢包藏凶慝，将起逆心，规反天常，悖逆人理，故曰‘谋反’。”《唐律疏议》中华书局版第6—7页。由此可见，忠君是绝对不容置疑的。

一个官僚家庭，如果父忠君，子谋反，或者弟忠君，兄谋反，绝对不可能是和谐的家庭。也就是说，一个官僚之家，必须在忠君方面态度一致。在这个问题上，韦仁约一家颇可称道。韦仁约坚决维护封建法制，通过强化国家机器巩固君主的地位，从而取得了高宗、武则天的信任和重用。韦承庆对太子李贤的建议，被视为是“忧国忘身”。韦嗣立针对武则天重用酷吏所导致的不良后果，中宗崇尚佛教、滥官充溢等问题，提出尖锐的批评，都是为了加强皇权。不言而喻，韦仁约父子正是在忠君这一点上不约而同的。换言之，忠君是韦仁约这个官僚家庭的凝聚力所在。父子三人先后为相，正是这种凝聚力发挥了作用。古代史家对他们有很高的评价：“韦思谦始以州县，奋于烟霄，持纲不避于权豪，报国能忘于妻子。自强不息，刚毅近仁，信有之矣！高季辅、皇甫公义，可谓知人矣！且福善余庆，不谓无徵，二子构堂，俱列相辅，文皆经济，政尽明能。加以承庆方危，染翰而曾非恐悚；嗣立见用，袭封而罔坠逍遥（被封逍遥公）。无忝父风，宁惭祖德，谥温谥孝，何愧易名？”不难看出，父子三人的政绩，正是其忠君的表现。

三贤妻是家庭和谐的核心。西汉以后，“三纲”的理论逐步形成，“夫为妻纲”，决定了妻子必须服从丈夫的地位。丈夫应当孝敬父母，妻子理应孝敬公婆。丈夫需要后代，妻子就应生儿育女。孟子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孟子•离娄上》。“无后为大”的意思，就是不娶妻生子，绝先人之后，是最大的不孝。由此可见，妻子生子是极其重要的任务。《唐律》中规定，妻子有“七出”之罪。所谓“七出”，就是“一无子，二淫，三不事姑舅，四口舌，五盗窃，六妒忌，七恶疾。”《唐律疏议》中华书局版第267页。既然“无子”、“不事姑舅”都是罪状，那么，妻子孝敬公婆、生育、抚养子女，也就是不言而喻的任务了。

王婉善于为丈夫分忧解愁，她孝敬公婆始终如一，从不懈怠；不仅自己生了儿子，还颇懂继母之道，尽到了丈夫前妻之子的抚养责任。更值得称道的，是她善于料理家务，在丈夫官小职微、俸禄难以养家时，她能勤俭持家，量入制出；在其丈夫官高爵显时，她不为尊贵而骄，不为富有而奢，从而被视为“仪范”、“楷模”。这样的妻子，在父子关系、夫妻关系、兄弟关系等各个方面，都发挥着积极作用。因此，把她视为家庭和谐的核心并不算过分。

四家庭和谐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在唐代的思想领域里，虽然有儒、佛、道同时存在，但在政治方面发挥作用的还是儒家思想。佛和道，都是宗教，其共同特点是回避现实，要人们把理想和愿望寄托于神。正因为如此，儒家批评佛教是“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可见儒家和宗教是截然不同的。

儒家重视人生的现实，重视社会组织和人际关系。故而要求从个人本身开始，做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就是使每一个人都在家庭、国家处于适当的地位，以达到家庭和谐、国家富强、天下太平的目的。孟子曰：“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谓之“人伦”。《孟子•滕文公上》。这种“人伦”，正是对社会上各种人际关系的概括。

在以上五种人际关系中，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都是家庭关系的内容。君臣有义和家庭关系也密切相关。在周代的宗法制度中，天子、诸侯、卿大夫，都有亲属关系。实际上他们之间都是扩大了的家庭关系。正因为这样，孔子曰：“其为人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论语•学而》。这种传统观念，一直至唐、宋时期，还有人把君臣比做父子或夫妻。唐初，有人认为长孙无忌权宠过盛，于是，太宗召百僚道：“朕今有子皆幼，无忌于朕，实有大功，今者委之，犹如子也。”长孙无忌是太宗之妻兄，太宗竟说他如同自己的儿子，可见这时君臣如同父子的观念是根深蒂固的。宋代的司马光说：“妇之从夫，终身不改；臣之事君，有死无二，此人道之大伦也。”《资治通鉴》卷二九一，显德元年四月。司马光把君臣关系和夫妻关系相提并论，这又说明君臣关系和家庭关系密切相关。

至于朋友有信，是要人们懂得和亲属以外的人相处的道理。也可以说，这是把家庭关系推而广之的理论。孔子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既然把孝、弟、信、仁和“泛爱众”联系起来，可见信有针对众人而言的意思。对众人要讲信，正是广泛的处理人际关系的原则。如果每一个人都在家中讲孝、弟，在社会上讲信，必然是完整的仁人。既然缺信就不是完整的仁人，说明家庭关系和朋友有信也是不能截然分开的。

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构成了严密的社会秩序。家庭关系在人际关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必然是社会秩序的重要内容。所以，家庭和谐必然促使社会秩序稳定。当然，如果是在隋炀帝执政时，他兴师动众，劳民伤财；广大人民饥寒交迫，走投无路；各级官吏也面临危机，无所适从。这时的社会秩序无疑是不会稳定的。

韦仁约是处在高宗、武则天时期，这时，经济、文化向前发展，政权巩固，从总体上说，还是唐皇朝正在走向富强的阶段。因此，社会秩序相对稳定是有利于历史前进的。韦仁约和谐的家庭，对稳定当时的社会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韦仁约成为清官廉吏，又尽力维护封建法制；韦承庆、韦嗣立兄弟，针对当时的社会问题提出批评和建议；这些都从政治上发挥了积极作用。他们家庭成员之间，父慈子孝，夫妻相爱，兄弟和睦，母子善处等等，都产生积极的社会影响。这一切说明，一个和谐的家庭，在一定时期是社会秩序稳定的基础。长期以来，这正是儒家思想在政治方面发挥作用的有力证明。（原载《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8）三秦出版社2001年6月版）

第二章

薛元超与武则天——读《薛元超墓志铭》

薛元超在太宗时开始显露头角，后来成为高宗的宠臣。高宗即位不久，就立武则天为皇后。武则天被立为皇后，积极插手政治。薛元超先后任黄门侍郎、中书侍郎、宰相等要职。当时，武则天野心勃勃，权欲熏心。薛元超既为高宗的宠臣，必然和武则天的权欲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关系。然而，从现有的文献中很难看出薛元超与武则天有什么瓜葛。近读《薛元超墓志铭》《全唐文补遗》第一辑，三秦出版社1994年版。，颇受启发。在我看来，如果把现有的文献和《薛元超墓志铭》结合起来分析，就可以看出薛元超和武则天在政见上的分歧了。

薛元超其人

关于薛元超的生平事迹，在两《唐书》的《薛收传》中所附的《薛元超传》都有记载。但这里的记载都较简略，而且还有错误。《薛元超墓志铭》（以下简称《墓志铭》）则不同，其内容远较两《唐书》的《薛元超传》更为丰富，事实也更为准确。所以，在论述薛元超其人时，应以《墓志铭》为主要依据。

薛元超是河东汾阴（在今山西万荣境内）人，隋内史侍郎薛道衡之孙，唐初陕东道大行台金部郎中、文学馆学士薛收之子。《墓志铭》载，薛元超，名震，字元超。《薛振行状》《全唐文》卷一九六。又说薛元超名振，字元超。《墓志铭》的作者崔融，《薛振行状》的作者杨炯，都是高宗、武则天时的朝廷官员。他们既和薛元超是同时的人，不可能不知道薛元超的名和字，所以，薛元超是薛震或薛振的字勿庸置疑。两《唐书》《薛元超传》都没有提到薛元超的名，当然是缺憾。至于“震”和“振”有无正误之别，难以判断，很可能是二者有先后之别，没有正误之分。不过，《墓志铭》是墓主身旁之物，目睹者更多，准确的程度可能更高，故而薛元超名震，更为可信。《墓志铭》载，薛元超六岁袭父爵汾阴男，《薛振行状》记载相同。两《唐书》《薛元超传》都记载为九岁袭爵。按照薛元超死于光宅元年（684）时62岁推算，其六岁应是贞观二年（628）。其父薛收死于武德七年（624），年仅三十三岁。由于薛收为李世民平定王世充，打败窦建德，出谋划策，有重要贡献，所以，在其患病期间，“太宗遣使临问，相望于道”。在其死后，“太宗亲自临哭，哀恸左右”。李世民即位后，曾对房玄龄说：“薛收若在，朕当以中书令处之。”这都说明，李世民对薛收的早逝非常惋惜。既然不能在即位后重用薛收，而在即位后以其子薛元超袭父爵汾阴男，正可平衡他心中的遗憾，也符合他梦薛“收如平生”的怀念心情。

薛元超九岁，已到贞观五年（631），如果说这时才使薛元超袭爵，显然与李世民念念不忘薛收的心情很不一致。况且，为当时人所撰，又放在墓主身旁的《墓志铭》本身，就不可能对墓主的生平事迹有错误的记载。这又说明，有关文献的记载，远不及《墓志铭》更为准确。

薛元超非常聪明，《墓志铭》载：他六岁就“受《左传》于同郡韩文汪，便质大义，闻天王狩于河阳，乃叹曰：周朝岂无良相，何得以臣召君。文汪异焉。宰辅之器，基于此矣。”（以下凡不注明出处者均见《墓志铭》）。这就是说，薛元超在读书中善于发现问题，他对《左传》中以“天王狩于河阳”掩盖“以臣召君”的记载，很有感慨。他认为周朝没有良相，所以出现这种不正常的现象。弦外之音，当然是他立志要为辅佐君主的好宰相了。正因为如此，崔融认为他“宰辅之器，基于此矣”。

薛元超九岁时受到太宗的召见，十九岁奉命尚李元吉女和静县主，二十一岁为太子通事舍人，参加修撰《晋书》。由于太宗非常欣赏薛元超的才华，故而曾对太子（高宗）说：“元超父事我，雅杖名节，我令元超事汝，汝宜重之。”薛元超二十一岁是贞观十七年（643），李治（高宗）刚被立为太子。这时太宗对李治说这些话，显然是太宗对薛元超寄托很大的希望，希望李治在薛元超的帮助下很好地继承他的事业。基于这种原因，第二年（644）薛元超就升为太子舍人了。太子通事舍人的官级是正七品下，太子舍人是正六品上。由此看来，薛元超于贞观年间就跻身于朝廷了。

高宗即位后，薛元超迁升为中书舍人（正五品上）、弘文馆学士，兼修国史，与上官仪同入阁供奉，“从容诏制，肃穆图书。清晨入龙凤之池，薄暮下麒麟之阁”。俨然是供职于皇帝左右了。

高宗初即帝位，颇有继承太宗事业的宏愿，故而非常重视薛元超的意见，薛元超对高宗的态度也十分满意，所以，他多次上书“言社稷安危，君臣得失”。高宗认为薛元超所言甚为有益，故而特以赐坐道：“得卿疏，若处室三老，览明镜见万象，能长如此，台铉（宰相）而谁。”由此可见，薛元超在政治上确对高宗有很大帮助。也正是这种原因，高宗也时刻离不开薛元超。由于薛元超的姑母河东夫人是高祖的婕妤，因其“博学知礼，常侍帝（高宗）翰墨”，故而高宗常说：“不见婕妤一日，即疑社稷不安。”显而易见，高宗离不开薛元超不是偶然的。

在有关文献中，关于“不见婕妤一日，即疑社稷不安”一语，并非出之高宗之口，而是高祖的意思。《薛振行状》：“神尧皇帝（高祖）婕妤河东郡夫人，公（薛元超）之姑也，每侍高祖词翰，高祖尝顾曰：不见婕妤数日，便谓社稷不安。其见重如此。”这种记载，似乎有理，高祖的婕妤，侍高祖词翰，高祖直接对她说话，顺理成章。但深入考虑，就不可能是事实。薛元超生于武德六年（623），武德九年（626）高祖退位。在这期间，薛元超是一岁至四岁的儿童，根本不具备受宠于高祖的条件，所以，高祖是不可能说这番话的。看来，《墓志铭》的记载应当可信。至于高祖的婕妤为什么会侍高宗翰墨，容易理解。如果说武则天能够从太宗的才人而成为高宗的皇后，高祖的婕妤为什么不可能从“侍高祖词翰”到“侍帝（高宗）翰墨”呢！不言而喻，古代的帝王之家，是不受什么伦理道德的制约的。

永徽五年（654），当其三十二岁时，其母去世，高宗有敕慰谕。第二年，被授以黄门侍郎。这时，他曾“与许敬宗润色玄奘法师所译经、论、疏”。此事虽在两《唐书》《薛元超传》中未见记载，但《旧唐书•玄奘传》的记载更为详细：“显庆元年，高宗又令左仆射于志宁、侍中许敬宗、中书令来济、李义府、杜正伦、黄门侍郎薛元超等，共润色玄奘所定之经。”这又说明，《墓志铭》的可信程度是很高的。

另外，薛元超还向高宗推荐了许多有用的人才，如高智周、任希古、王义方、顾胤、郭正一、孟利贞等十余人，“由是时论称美”。

上元三年（676），他五十四岁时，被任命为中书侍郎，不久，又为宰相。“此后独知国政者五年，诏敕日占数百”。由于“时元超特承恩遇，常召入与诸王同预私。又重其文学理政之才，曾谓元超曰：‘长得卿在中书，固不藉多人也。’”由此可见，高宗是把薛元超视为惟一不可缺少的亲信的。因此，对他“赐良田甲第，恩礼甚隆”。有一次，高宗在公务的余暇，“语及人间盛衰事，不觉凄然，顾谓公（薛元超）曰：忆昔我在春宫，髭犹未出，卿初事我，须亦未长，忽光阴卅余载，畴日良臣名将，并成灰土，惟我与卿白首相见。卿历观书记，君臣偕老者几人。我看卿事我大忠赤，我卿亦甚厚。公感咽稽首谢曰：先臣攀附，文帝（太宗）委之心膂；微臣多幸，天皇（高宗）任以股肱。父子承恩，荣被幽显，誓期煞身奉国，致一人于尧、舜。”由此看来，高宗与薛元超是长期互相信赖，和谐共事，真可谓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了。

由于高宗的信任，薛元超也敢于直述其见，对一些疑难问题表示自己的态度。有一次，大理寺上报一个疑难案件，大理寺主张对当事人处以死刑，薛元超立即就可疑之处提出质询，使大理寺官员无言以对。于是，高宗表态说：“向不得元超在，几令我杀无辜。”可见高宗对薛元超的看法相当满意。此事也使“百僚震肃”。

永淳元年（682），由于“关中饥馑，米斗三百”，高宗要离开京师，东赴洛阳，遂留太子监国，“使刘仁轨、裴炎、薛元超辅之”。高宗出大明宫到丹凤门（大明宫正门）外时，特以对薛元超说了几句肺腑之言：“朕留卿，若去一目，断一臂，关西之事，悉以委卿。赐物一百段。”高宗把薛元超视为自己的眼睛和臂膀，可见薛元超在高宗心目中具有特殊的地位。难怪高宗死后薛元超“如丧考妣”了。

薛元超与武则天

从现有的各种资料中，都看不出薛元超和武则天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只有从有关的事件中寻找其蛛丝马迹。

永徽五年（654），薛元超三十二岁，其母去世，当然他要为母守丧。第二年，他虽然被授以黄门侍郎，兼检校太子左庶子，但因为“以居丧羸疾，多不视事”。显庆元年（656），他又出任饶州（治所在今江西鄱阳）刺史。在这期间，正是高宗立武则天为皇后的时候，不少重要大臣都卷入了是非之中。薛元超在是否立武则天为皇后的激烈斗争中置身事外，并不是偶然的。也可以说，薛元超未曾陷入是否立武则天为皇后的激流漩涡中，是有其客观原因的。

麟德元年（664），在高宗欲废武则天的时候，薛元超受到了牵连。

武则天被立为皇后以后，“专作威福，上（高宗）欲有所为，动为后所制，上不胜其忿。有道士郭行真，出入禁中，尝为厌胜之术，宦者王伏胜发之。”高宗大怒，遂召宰相上官仪商议。上官仪建议：“皇后专恣，海内所不与，请废之。”高宗遂命上官仪草诏，废武则天的皇后。在武则天发觉此事后，高宗又改变主意，不愿抛弃武则天，遂把责任全推在上官仪身上。于是，武则天使许敬宗诬奏上官仪与王伏胜、太子忠等“谋大逆”。就这样，上官仪、王伏胜被处死刑，太子忠被赐死，刘祥道、郑钦泰等“朝士流贬者甚众，皆坐与仪交通故也”。因“与仪交通故”遭“流贬”者中就有薛元超。《新唐书》卷九十八《薛元超传》：薛元超“又坐与上官仪文章款密，流州。”《墓志铭》也载：“上官仪伏法，以公（薛元超）尝词翰往复，放于越之邛都。”越即今四川西昌，是州的治所。看来，二者的记载相同。既然薛元超与上官仪有“词翰往复”，正说明他与上官仪有相当关系。高宗即位不久，他就“与上官仪同入阁供奉”。这种同事关系，当然多有机会接触。上官仪对武则天的不满，决不是在高宗征求他的意见时偶然发作的，肯定是早有萌芽，逐步形成的。事发之前，薛元超正在简州（治所在今四川简阳），当然不能像在京师共事那样，任何事情可以当面商量。所以，他们通过“词翰往复”表示一些共同语言，或者指桑骂槐，借题发挥，流露一些对武则天的不满情绪，都是可能的。但不可能有明显的反对武则天的言词。因为他们不可能预料到高宗有废武则天的打算。这就是说，薛元超既不可能像上官仪那样遭受灭顶之灾，也无法摆脱他与上官仪有共同政见的干系。如此看来，如果认为薛元超与上官仪有共同的反武情绪，决不是无中生有。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瑗、来济等公开的反武派遭到了沉重打击，但隐蔽的反武势力决不可能彻底消灭，上官仪、薛元超正是这种势力的代表，上官仪只不过是因为偶然有机会暴露出来罢了。否则，决不会因此事而“流贬者甚众”的。

上元二年（675）四月，太子李弘死在洛阳合璧宫。李弘死的原因，各种史书记载不同，司马光对各种记载进行综合分析后说：“太子弘仁孝谦谨，上甚爱之；礼接士大夫，中外属心。天后方逞其志，太子奏请，数忤旨，由是失爱于天后。义阳、宣城二公主，萧淑妃之女也，坐母得罪，幽于掖庭，年三十不嫁。太子见之惊恻，遽奏请出降，上许之。天后怒，即日以公主配当上翊卫权毅、王遂古。己亥，太子薨于合璧宫，时人以为天后之也。”《资治通鉴》卷二零二，上元二年四月。这里司马光虽然没有肯定的结论，但其倾向性已很明显。按照他行文的逻辑，太子与武则天的政见不合，“失爱于天后”，又同情萧淑妃之女而使“天后怒”，太子死于这时，“时人以为天后之”，岂不是顺理成章吗？况且武则天那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性格，时人多有所闻，她为了政治的需要，曾经害死了亲生女儿，这时又毒死其亲生儿子也不足为奇。但是，这种看法至今仍有些学者持不同意见。因为还未找到武则天毒死李弘的直接证据。

近年来，臧振先生对《阎庄墓志铭》进行了研究《西安新出阎立德之子阎庄墓志铭》，载《唐研究》第二卷。，研究的成果与此有关，很值得注意。

阎庄是唐初阎立德的第二子，但《新唐书》卷七十三下《宰相世系表》却载阎立德只有一子，名曰玄邃。如果说这是史书的无意缺载，难以成立。臧振先生认为此与李弘之死有关，甚有见地。

阎庄是东宫的太子家令，太子家令的任务是掌太子饮膳、仓储、库藏之政令，总食官、典令、司藏三署之官属。可见，他是负责李弘生活的官员。李弘于上元二年（675）四月死，阎庄于同年九月死，二人之死有什么关系呢？《阎庄墓志铭》关于阎庄之死的记载是“积俄侵，缠床而遘祸”。是病，据臧振先生研究，在这里是心病的意思。“俄侵”是突然暴发。（蚁）床，实际上是指灵柩，也就是李弘的灵柩。这就是说，阎庄是缠于李弘的死而哀伤失度遭祸了。《阎庄墓志铭》的作者李俨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地说出这些情节，而用非常隐晦的词句令人费解呢？这正说明阎庄之死和李弘之死密切相关。李俨是太子率更令，其职责是“掌宗族次序、礼乐、刑罚及漏刻之政令。凡皇太子释奠于先圣先师，讲学齿胄，皆总其仪注，而为之导引”。他与阎庄是同僚，官阶都是从四品上。不言而喻，他对阎庄是十分了解的，他不敢明言阎庄之死的真相，正说明他承受着来自武则天的压力。这种压力，正说明李弘是非正常的死亡。否则，阎庄为什么受到牵连，李俨又不敢直书其死亡的真相呢！同时，《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不提阎庄是阎立德的次子，很可能就是阎庄受到李弘的牵连，未能进入其家谱而导致的后果。这样一来，可以肯定，李弘之死，“时人以为天后之”是正确的了。阎庄从幸东都，负责李弘的生活。“之”必然与饮食有关，应该说他肯定知道李弘之死的真相。所以，他受到牵连在所难免。

武则天毒死李弘和薛元超有什么关系呢？《墓志铭》载：“孝敬崩，诏公为哀策。”李弘死后，被谥为孝敬皇帝。由于高宗“甚爱”李弘，故而在李弘死后命薛元超撰《孝敬皇帝哀册文》《全唐文》卷一五九。，可见高宗是相信薛元超能够领会他的意图的。

李弘死后，高宗甚为伤心，他赞扬李弘是“仁孝闻于四海”，自己还“将逊于位”，除了对其安葬的“制度一准天子之礼，百官从权制三十六日降服”以外，还“亲为制《德纪》，并自书之于石，树于陵侧”。勿庸置疑，薛元超奉命撰《孝敬皇帝哀册文》，其内容必然要和高宗的态度完全一致。

与高宗的态度相反，武则天对其亲生儿子之死没有任何表示，显然不近情理。最合理的解释应该是，由于高宗宠爱李弘，严重影响武则天发展个人的野心，所以，她采用既不得罪高宗、又可扫清其发展个人野心的障碍的手段，暗中毒死李弘。薛元超既是高宗的宠臣，又撰写《孝敬皇帝哀册文》，必然被武则天怀恨在心。否则，他就不会在高宗死后立即要求辞职退休了。

从薛元超之死的问题中，也可以看出薛元超和武则天的微妙关系。

弘道元年（683）七月七日，高宗因病将原打算在十月去嵩山的行动改为来年正月。七月十九日，“中书令兼太子左庶子薛元超病，乞骸骨，许之”。高宗病了，很快薛元超也病了。当然，不能武断地否认这是偶然的巧合，但从病情看，不可能是偶然的巧合，很可能是政治原因。

高宗于七月得病，十二月死去，无疑所患是不治之症。当时薛元超已经六十一岁，人生的经验已相当丰富，在他看到高宗将不久于人世时，难免会感到自己的靠山将倒。所以，他装病辞职，摆脱政治是非，是不难理解的。根据他的病情，完全符合这种逻辑。

薛元超的病是，也就是不能说话。《墓志铭》载，他“忽风疾不言”。既是忽然得了不能说话的病，当然可以摆脱一切政治是非。如果说这还只是逻辑的推理，那么，另一史书的记载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问题的关键：“帝（高宗）疾剧，政出武后。（薛元超）因阳喑，乞骸骨。”《新唐书》卷九十八《薛元超传》。“阳喑”，就是假装不能说话。这真是画龙点睛的结论。“忽风疾不言”是假装的病，装病的目的是为了躲避武则天的迫害。这更有力地说明，薛元超是没有公开反对武则天的反武派了。高宗死后不到一年，薛元超也死了。如果说这是因为高宗死后他感到失去了靠山，从而担心武则天的报复，故而忧郁病甚的结果，决不是虚构的。

需要说明的问题

众所周知，李义府是靠支持武则天为皇后成为宰相的，他善于见风转舵，阿谀奉迎。故而史载他“貌状温恭，与人语必嬉怡微笑，而褊忌阴贼。既处权要，欲人附己，微忤意者，辄加倾陷。故时人言义府笑中有刀，又以其柔而害物，亦谓之‘李猫’。”这种人和薛元超显然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类型者。薛元超曾为以文治武功著称的太宗所赏识，又因以“言社稷安危、君臣得失”而为高宗所重用。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薛元超和李义府根本不是一路人。但史书却有在李义府犯罪后薛元超为他说情的记载。这种不好理解的问题是需要进行探讨的。

李义府为什么会犯罪呢？

龙朔三年（663），李义府“恃中宫之势，专以卖官为事，铨综无次，怨盈路，上颇闻之，从容谓义府曰：‘卿子及婿颇不谨，多为非法，我尚为卿掩覆，卿宜戒之！’”李义府对高宗的劝戒不仅毫无惧意，反而“勃然变色，颈、颊俱张，曰：‘谁告陛下？’上曰：‘但我言如是，何必就我索其所从得邪！’义府殊不引咎，缓步而去。上由是不悦。”李义府真可谓有恃无恐，目无尊上，竟敢当面顶撞皇帝。

这时的高宗，还掌握实权，第二年（664）还发生过高宗欲废武则天的事件。由此可见，武则天虽然有相当地位，但她还得看高宗的脸色行事。这就是说，高宗是不可能容忍李义府专横跋扈的。不久，因有人告李义府“阴有异图”，高宗就将其治罪，“诏义府除名，流州”。《资治通鉴》卷二零一，龙朔三年三月。

当“李义府以罪配流州”时，薛元超因为“旧制流人禁骑马”，遂“奏请给之，坐贬为简州刺史”。此事的确令人费解，李义府因公开顶撞高宗而得罪，薛元超是高宗的宠臣，二人的立场截然不同，薛元超为什么要为李义府求情呢？合理的回答应是他面临着强大的压力，这种压力只能是来自武则天方面。

李义府是武则天的鹰犬，高宗流放李义府，武则天很难坐视不管，但由于李义府胆大妄为，竟敢当面顶撞高宗，武则天也难直接为其解脱。所以，她求助于高宗的宠臣薛元超，暗中使人要薛元超帮忙。面对这种压力，薛元超违心地为李义府求情也就不足为奇了。当然，这种推理还缺乏直接证据。但要结合《墓志铭》的记载分析，就可以更深层次地理解了。

关于薛元超被贬为简州刺史，《墓志铭》没有说明任何原因，只有“以事复出为简州刺史”。这句话既不说明原因，又改“贬”为“以事复出”，这就值得深思。《墓志铭》是为墓主歌功颂德的，把“贬”说成“以事复出”就体现了这种意思。再不明确其被贬的原因，显然是为薛元超所讳。讳什么呢？李义府既是当时人们认为的笑中有刀者，号谓李猫，自然是声名狼藉，遭人唾骂。薛元超为这种人求情，无疑极不光彩。《墓志铭》回避这些事实，当然就是为薛元超所讳。不言而喻，为薛元超所讳的背后，必然是薛元超面对武则天的压力，不得不为李义府求情，进而忍辱负重了。否则，就无法解释《墓志铭》为什么避而不谈薛元超去简州的原因了。（原载《武则天与咸阳》，三秦出版社2001年3月版）

刘夫妇怎样反对武则天称帝——读《刘墓志》

刘是刘仁轨之子，刘仁轨，汴州尉氏（今河南尉氏）人。贞观年间，他开始在政治上显露头角。高宗时，他在对百济作战中多有战功，颇得高宗与武则天的信任，官至宰相，监修国史。高宗去世后，他曾劝武则天不要学吕后，直接干预政事，并且请求辞职，以度晚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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