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荣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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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日本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比较试读：
前言
本书在工业化进程的背景下，以农业生产率的变动作为判断依据，对比中日两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得失，试图为中国未来农业经济发展提供启示。
本书在介绍中日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含义及测算方法的基础上，首先为中日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与比较建立了横向截面和纵向时序比较框架，并且为中日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影响因素的分析建立了微观和宏观两种分析线索。其中，根据全球存在统一农业技术前沿的假设，对中日农业生产的技术进步和效率改善程度进行比较；在寻找到中日统一的工业化进程起点之后，对中日农业生产率进行时间序列的生产函数估计，比较中日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动。
在微观分析线索中，本书主要考察影响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技术进步机制，在技术进步机制中，主要探寻农业技术研发的影响因素以及农户在技术实施过程中对生产要素配置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在农业技术创新机制方面，中国农业技术创新机制仍处在不断改革与完善之中，农业技术创新主体呈现多元化的特点，农业技术创新对政策的依赖性较大。同中国相比，日本的农业技术创新机制具有较强的法律基础，政府的研究机构是农业技术创新的主体，整个组织体系具有完善的计划和事后的评估和监督机制。在农业技术推广机制方面，中国形成了“一主多元”的农业技术推广机制，由此，中国农户同农业技术推广部门的联系程度也有所不同，其中，参加“公司+农户”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农户同农业技术推广部门的联系较紧密，但这部分农户只占全部农户总量的30%，而未参加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的农户同农业技术推广部门的联系较为松散，这部分农户占全部农户总量的70%。相比之下，日本农业部门存在能覆盖全部农户的农协组织，在农协业务中还专门有技术指导业务负责指导农村社区中的农户。同时，日本农协还同政府部门的农业改良普及所进行“合作推广”业务，使基层农户和上层的农业科研机构的信息交流更加畅通，农业技术的研发更加有针对性。在农户生产过程中的要素配置效率方面，日本农户面临较小的要素价格不确定性。因此，中国农户的要素配置效率低于日本农户的要素配置效率。这一特征在中日宏观方面的要素配置效率上也具有一致性。
在宏观分析线索中，本书主要考察了非农部门产出的变动以及整个国民经济的外生冲击（包括外生变量和政策工具变量）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影响。通过建立中日农业与非农两部门宏观经济模型，本书考察在宏观经济系统运行下，整个经济的外生变量和政策变量对中日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影响。其中，外生变量主要包括经济潜在增长率、名义汇率、名义利率、国外总需求、总人口和农业土地面积；政策变量包括反映农产品价格支持政策的、促进农业资本积累的农村金融政策参数，减轻农业税负的税收优惠政策，反映特定货币流动性控制和宏观经济调控需要的货币政策参数。研究结果显示，在中国的外生变量中，除耕地面积之外，其余对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均有正向的影响，而中国的农业政策变量则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均有抑制作用，这反映了中国的农业政策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不够，不能促进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日本的上述外生变量对日本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也有正向促进作用，但中间的运行机理和中国的情况有所不同，同时，日本的农业政策则因为对农业有过度的支持和保护，反而抑制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运用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方法对模型包含的各种外生变量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程度及相对重要性进行了具体分析。从脉冲响应分析中得出，中国外生变量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冲击较大，而日本则是政策变量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冲击较大。从方差分解角度分析得出，日本农业政策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长期影响较大。而中国农业政策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短期影响较大，长期则趋于失效。
本书根据上述研究结果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一方面，要在农业内部建立长效技术进步机制，理顺政府和市场农业创新与推广机构的关系，进行大规模人力资本投资；另一方面，统筹城乡经济协调发展，消除各种歧视性的制度政策，给予农民平等的发展地位，建立完善的退出机制，使农户完全退出农业，进入城市。最后，在工业对农业的“反哺”机制上，切忌实施过度公平的农业补贴机制，应有所为有所不为，应使资源向农业大户倾斜，培育高效率农户，保障整个农业增长的持续性。
本书的创新体现在使用规范的农业TFP的指标体系，对中日两国的农业增长与发展进行比较，并对两国农业TFP变动的影响因素从微观和宏观两条线索进行分析。本书的不足主要有，限于数据处理方法的不足，对日本农业生产函数的时序估计效果不好，对日本农业技术进步的特征分析不够细致，同时，在分析中日农户新技术采纳行为和要素配置行为时，研究较为粗浅。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北京印刷学院“会计专业学位硕士授权点建设”项目（21090114003）的资助。特别感谢北京印刷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同时，感谢我的爱人李世刚对我研究工作的支持与理解。第一章导论第一节中日农业经济发展的可比性与比较研究的意义
一国的农业经济发展取决于其自然和社会经济条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无论世界各国的社会经济条件如何，农业经济发展过程本身均具有最本质、最一般的规律，即在工业化进程背景之下的农业经济发展规律。在工业化进程中，随着生产要素的不断流动与组合，现代工业部门的就业与产出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份额逐渐扩大，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传统的农业部门就业与产出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份额逐渐减少，与此同时，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却始终支持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主要取决于农业技术变革，并进一步实现生产率的可持续提高。中国和日本都是亚洲人多地少的国家，都采用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经营方式。日本已经走出农业人口占大多数的二元经济时代，农业实现了现代化。一 中日农业经济发展的可比性
现代经济的发展过程实质是工业化过程。工业化进程中的农业经济发展规律以及中日工业化进程中农业经济发展的相似，意味着中日农业发展具有较大的可比性。（一）中日农业比较的理论依据
工业化进程中，农业地位与作用的变动规律以及农业本身的内在发展逻辑是中日农业经济发展比较的理论基础。1.工业化进程中的工农关系[1]
迄今为止，学术界就工业化还没有统一的定义。一般来说，工业化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工业化是指工业在国民收入和就业结构中所占比重的连续上升过程。广义的工业化则是指国民经济的全面工业化，包括国民收入和就业结构中工业比重的连续上升、农业比重的连续下降、工业生产方式和观念渗透全部经济领域的过程。从整个社会形态来说，工业化使社会从农业向工业转化。工业化涉及经济资源在农业和非农业之间进行重新配置，土地、劳动、资本和企业家才能等生产要素不断向非农产业转移。整个工业化进程，在产业结构上表现为非农产业的相对产出不断增加，农业的相对产出不断下降；在人口地域分布上表现为越来越多的人移居到城市，城市化不断推进。在工业化进程中，一国的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人们的价值观念也发生相应的变化。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和世界银行对工业化进程的划分有三阶段、[2]四阶段、六阶段等观点，但国际上通行的是工业化前期、中期和后[3]期的“三阶段”论。在工业化过程中，关于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关系，通过对世界上多个发达国家以及新兴工业化国家实践经验的观察，国[4]内理论界将其总结为以农补工、工农互补和以工补农三个阶段。（1）以农补工阶段
在工业化初级时期，工业和农业之间一般为以农补工的关系。在此阶段，最有影响的是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理论，在此理论中，农业是廉价劳动力要素和资金要素的提供者。由于资本积累无法在工业内部生成，工业发展较弱，工业化的推进以农业提供的剩余为主。一般来说，农业为工业提供剩余的主要方式有：提高农业税赋，将农业剩余直接抽出导入非农部门；在国内设置不利于农业的贸易条件，比如，人为压低农产品价格或抬高商品性投入的价格。（2）工农互补阶段[5]
在工业化中级时期，农业和工业的关系为工农互补，主要体现为农业不再从资本积累上支援工业的发展，农业剩余用于农业自身的发展，工业发展依靠自身的剩余积累。由于农业剩余不再外移，农业自身投资增加较快，农业开始出现资本深化。（3）以工补农阶段
在工业化高级时期，农业和工业的关系为以工补农，表现为工业支援农业，农业受到保护，工业化的推进以工业提供的剩余为主，农业由依靠自身剩余积累的发展转向依靠工业剩余积累的更大发展，工业的剩余流入农业，形成了工业对农业的反哺。在工业化高级时期，人均收入已达到很高的水平，在产品需求收入弹性规律下，农产品的需求弹性较小导致居民对农产品需求保持不变，但是，工业品的收入需求弹性较大，居民对工业品保持较高的需求，使工农两大产业增长速度的差距出现扩大趋势。在这一时期，农业保护成为政府关注的焦点，政府一般采取关税壁垒、进口限额等方式，使国内农业生产者免受国际市场的冲击，从而维持农产品的国内高价格。2.农业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
现代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国家农业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表现在农业经济本身发展历史进程中的一致性。
农业经济发展本身的内在逻辑体现为任何国家发展农业都必须依赖本国的自然资源，尤其是土地资源和劳动力资源。打破资源对农业生产的限制主要依赖农业技术的进步，农业本身的发展过程可以看作农业技术进步的过程。速水佑次郎和弗农·拉坦（1985）对多国农业经济发展的规律进行了总结，他们认为，一国的农业经济发展可以看作消除无弹性的土地和劳动供给对生产施加的约束，依靠技术革新，不断打破资源限制，实现农业持续增长。而“成功地获得农业生产率迅速增长的共同基础是，每个国家和地区产生生态上适应的、经济上[6]可行的农业技术的能力”。速水佑次郎总结的一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包括，任何一个经济、农业的发展都依赖于资源禀赋、文化禀赋、技术和制度的相互作用。如果某个国家土地资源相对丰富，土地的供给弹性较高，农业劳动者就会受到初始的禀赋约束以及要素与产品市场供求的变化等因素的诱导，通过扩大耕地面积来实现产出的增加。如果一国土地资源相对较少，土地的供给弹性小，耕地扩大的边际成本比较高，农业劳动者就会做出相似的反应，在有限的土地上不断增加投入以实现土地生产率的提高，这就是诱导性的技术和制度创新理论。速水佑次郎和弗农·拉坦通过对比1880～1995年美国和日本长达100多年的农业经济发展过程，证实了上述理论。美国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通过不断扩大耕地面积，追求农业产出的增长，并在此过程中不断研发节约劳动的农业机械，以克服劳动力的不足。而日本农业的发展过程则恰恰相反，日本土地资源不足，使日本农业的传统就是实行“多劳多肥”的耕作方式，并且在提高单位面积土地产量上不断进行技术研发，最终使日本农业的产出增长率可以和美国媲美。同时，农业自身的发展规律还表现为农业的动态比较优势会随经济发展发生变化。20世纪之后，美国土地开发利用已经达到极限，因此，美国转向以提高土地单产为目的的化肥研发和新种子研发；日本则由于非农产业的不断发展，农业劳动力出现了短缺，在经济发展的后期，农业机械的研究与开发不断增强。美国和日本农业经济发展的过程显示：农业经济发展有本身的内在逻辑，国与国之间的农业发展过程可以依据农业发展的内在逻辑进行比较。（二）中日农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相似之处
农业是人类直接利用光照、土壤、气候、水等自然条件进行生产并获取相应物质回馈的产业，是自然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相互交织的产业。农业生产深受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的制约。中日都是亚洲国家，在人多地少的自然资源的约束之下，农业现代化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有很多相似之处。1.中日自然资源方面的相似性
耕地资源方面。中国拥有960万平方千米的陆地领土面积，人口有13亿，平均人口密度达到每平方千米130多人，是世界平均人口密度的3倍，我国的南方部分省份人口密度甚至达到每平方千米600人左右，更为严重的是，我国耕地面积只有18.27亿亩（2007年），仅占全部陆地领土面积的12.69%，人均只有1.4亩，不足世界人均耕地水平的1/3。日本的国土面积为37.8万平方千米，人口为1.2亿（2006年），平均每平方千米的人口密度高达310多人，人均耕地只有0.4亩。中日同属人多地少的国家，土地供给严重缺乏弹性。
光热条件方面。中国国土多处于北纬20°～50°，中温带、暖温带及亚热带地区约占国土面积的72%，全年日平均气温不低于10摄氏度。北方大部分地区无霜期在100天以上，南方大部分地区在200天以上。日本大多国土位于北纬30°～45°，地处寒温带到亚热带，属温带海洋性气候，最北部年平均气温在5摄氏度以上，南部年平均气温为17摄氏度，无霜期为100～250天。除北海道之外，其他地区均可以一年两作。
水分条件方面。中国平均年降水量大于600毫米，且大于400毫米的湿润和半湿润地区占全国面积的一半以上。日本全境受季风影响，雨量丰富，除少数地区降水量不足1000毫米外，大多数地区都在1000～2000毫米，多的在4000毫米以上。
地形条件方面。中国地形复杂多样，山地多、平原少，山地、高原、丘陵类型约占全国面积的70%，盆地占18%，而平原仅占12%，耕地坡度大、土层薄，各种作业困难，如果利用不当容易出现水土流失。日本同样也是山地多、平地少，山地分布广泛。受地形限制，日本的耕地分散，且坡耕地极多。由于倾斜坡地多和耕地中的水田多，日本每块耕地的面积十分狭小。2.中日农耕传统的相似性
耕作传统方面。中国地域广阔，各地自然条件差异较大，耕作方式复杂多样，主要有单作制和轮作制，在农业现代化发展之后还有集约耕作制。单作制主要是水田耕种。轮作制是以豆科作物与谷类作物、工业原料等大田作物轮换种植，并配合土壤耕作、施肥等措施作为养地手段的耕作制度。相比之下，日本的耕作方式更集中于单作制，因为日本的耕地主要以水田为主。历史上，日本进行水田稻作主要以人力为主，尽可能多地投入劳动力进行插秧以及中耕除草，集约地进行栽培管理。土壤肥力主要是依靠青草、落叶或购入肥料解决，而不是通过与豆科作物轮作或通过农牧结合来提高地力。
农业经营方式。中国家庭经营是一种古老的农业生产组织形式。无论是新中国成立之前，还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均是以家庭作为农业经营的主体。日本同样是以家庭作为农业经营的主要方式，无论是明治维新之后的半封建寄生地主所有制，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简称“二战”）后的农地制度改革，日本都没有脱离农业家庭经营的模式。由于日本合作组织的发展，原来的家族经营的职能开始分化，但尽管如此，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生产方式依然存在。3.中日工业化与农业经济发展过程面临的问题
在工业化进程和农业经济发展内在逻辑规律之下，中日的农业都依次经历了“食品问题”、“贫困问题”和“农业调整问题”三个阶[7]段。中国农业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首要面临的问题就是“食品问题”，即如何满足非农部门对农产品的需求问题。日本农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甚至在二战之后初期都面临“食品问题”的困扰。为保证非农部门的经济发展，中日政府农业政策的首要目标都是保障国内食品的充分供给，以防止城市工人生活费用的提高，防止进口工业品和技术所需外汇的严重枯竭。因此，两国政府都曾严格控制粮食价格的上涨，并且实施剥夺农业的税收政策。但这种政策随之带来的严重后果就是农业“贫困问题”，中国在整个计划经济时代以及改革开放之后都面临着农业“贫困问题”，城乡收入差距逐年加大。日本则在20世纪30年代之后，受世界经济不景气的影响，农业“贫困问题”日益严峻，直至60年代之后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日本同样面临城乡收入差距逐渐加大、农业劳动力外流加速的问题。为了解决贫困问题，中国于2005年出台了取消农业税的政策，逐步加大对农业补贴的投入。日本则在1961年制定了《农业基本法》，进入调整农业与非农业收入比例的农业调整阶段。4.中日土地制度变革所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中日都面临土地资源如何在农业和非农业之间进行分配的问题。一方面适合进行农业生产的土地是有限的；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非农部门对土地的需求强劲。虽然中日在农地制度上有区别，但在严酷的土地资源约束下，中日农地政策所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都是要确保优质农地的集中利用。因此，在农业发展过程中，中日在农地利用政策上都主张农地流转，以鼓励规模经营，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
198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国农户的农地制度是以村集体为土地所有者，以均分的形式将土地承包给村集体中的农户，由农户进行家庭经营的农地制度。地权是由多种权利组成的，包括法律所有权、剩余索取权、使用权、处置权，在法律地位上，土地由村集体所有，但其他相关的权利则在村集体与农户之间进行不同程度的分割。姚洋（2004）对中国农地制度的多样性进行了概括，中国农户的土地经营形式主要有：第一，农户经营加“大稳定、小调整”，即村集体土地在农户中间均分，但根据农户家庭人口增减的情况在不同农户之间进行小的调整。第二，由山东省平度市发起的两田制，主要是村集体将从事非农业农户的口粮田之外的土地收回，通过招租形式将土地承包给种粮大户。第三，以机械化集体耕作为特点的苏南模式，这种模式放弃了家庭耕作，由村集体耕作，并且出现了工业补贴农业的情形。第四，以贵州湄潭为代表的“生不增、死不减”制度。这种土地制度对农户的土地不进行调整，接近于永佃制。第五，以浙南为代表的温州模式，温州土地几乎不进行调整，但土地租赁市场发达，土地集中程度较高。第六，以广东南海区为代表的土地股份制，农户以持有土地股份的方式持有土地，并获得土地收益，这依赖于广东发达的非农产业。2008年10月13日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和原有的《土地承包法》相关规定相比，《决定》增加了以股份合作方式进行土地流转（原法规为：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或其他方式转让）。在股份合作的流转模式下，农民将土地承包权入股，合作社对土地统一管理，不再由农民分散经营，农民享受保底分红和浮动分红，股份合作为农民提供了最基本的收入保障，同时享有土地增值收益。《决定》同时提出，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为土地流转提供公平合理的环境。
日本的农地制度是在1946年的农地改革之后形成的小农户均分占有的农地私有制，小农户拥有农地的完全产权。但为了保护农地改革成果，政府对农户拥有土地的数量进行上限规定，防止了土地的集中，为了避免出现依靠土地的食利阶层的出现，政府还对租地的农户进行保护，在抑制地租的同时，重视保护租种方的权利，只要租入方不存在“赖租”等特殊问题，出租方不得解除租佃合同，也不可以返还农地。因此，在这种农地制度下，农户之间没有转让农地的可能，农户在生产过程中基本不可能调整土地的投入数量。尽管在1962年《农地法》修改之后，日本政府放松了农地的流转限制条件，但是，因为经济高速增长、城市地价的飙升，农地的流转价格也出现了上升，农户通过购入农地来扩大农业经营规模的成本变得很高。此后，政府[8]不断颁布和修订关于农地的法案，都未能有效地促进农地的流转。根据速水和神门善久（2003）提供的资料，战后日本农地普通水田的地价仅为45万日元，普通水田稻作利润有6.1万日元，从事农业的土地投资回报率达到13.6%，但是，到1962年《农地法》第一次修改时，普通水田的地价达到255万日元，普通水田稻作利润只有13.8万日元，投资回报率只有5.4%，之后，从事农业的土地投资回报率一直下降，到1998年只有0.1%，这使农户不可能购入农地从事农业生产，只能通过租借来扩大农业经营规模。因此，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日本农地政策的重点开始转向通过农地租赁来促进流转，为此，日本政府于1970年对《农地法》进行了第二次修改，鼓励土地的租借和流转。根据改革以后的规定，农地购买不再需要报请都道府县，获得买方所在地农业委员会的许可即可。此后，与农业生产相关的或支农的股份制公司逐渐成为农地流转的主体。农业发展和土地利用中的“自耕农主义”逐渐转变为“耕作者主义”。1975年，再次修改的《农振法》推出了“增进农用地利用事业”。1980年《农地利用促进法》出台，其主要内容是通过土地租赁等方式促进农用地“利用权”和所有权的转移，同时，实施农用地的利用改善事业。
从中日农地政策实施过程可以看出，中日有关农地的法律和政策都向促进土地流转的方向调整，中日农业土地制度改革都是以农地分散经营向规模经营为改革目标。因此，分析将对中日农地制度的差异进行淡化处理，在小农户使用土地的既定条件下研究中日农业发展中农业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变动的差异及其原因。
综上所述，中日无论在自然环境、人文条件还是在农业经济发展过程上均存在相似之处。这些相似的特征以及农业经济发展本身的规律构成了对中日农业经济发展进行比较的理论与现实基础。（三）农业生产率指标与评价农业经济发展状况
现代经济学将经济增长方式分为两种，即粗放型增长方式和集约型增长方式。粗放型增长方式是指在生产要素质量、结构、使用效率和技术水平不变的条件下，依靠生产要素的大量投入和扩张来实现的经济增长，其实质是以数量的增长速度为核心的增长。集约型增长方式则与之相对，是指依靠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通过提高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和技术进步来实现的增长，其实质是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经济效益为核心的增长。在经济学理论中，衡量经济增长方式的方法主要是看全要素生产率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如何，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也就是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水平。
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西方著名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Kindleberger）和赫里克（Herrick）在谈到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时就曾说：“在通常使用中包含的意思和在行文中明确表明的意思是，经济增长指更多的产出，而经济发展则既包括更多的产出，同时也包括产品生产和分配所依赖的技术和体制安排的变革。经济增长不仅包括由于扩大投资而获得的增产，同时还包括由于更高的生产效率，即单位投入所生产的产品的增加。经济发展含义则不止这些，它还意味着产出结构的改变，以及各部门投入分布的改[9]变。”在农业领域，农业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必须是以农业产出的增长为基础的，离开农业产出的增长来谈农业经济发展问题没有任何意义。但反过来，低质量或者说低效率的农业产出增长对一国农业的健康发展则是一种威胁。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是衡量农业领域中总投入转换成总产出效果的指标，是集约型增长方式在农业中的集中体现。
农业TFP可用于评价农业增长成效及增长模式、衡量农业经济发展状况和发展潜力，还可以用于进行国家间的比较。目前，很多国家都建立了农业生产率研究中心，国际上对农业生产率的理论研究和测算已经有了深厚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证经验。美国农业部建立了规范的农业投入产出数据库并且每年都进行更新，同时建立了规范的测算方法，每年都在农业部网站公开发布测算结果。美国农业部采用指数方法测算农业生产率。常规农业生产率测算方法只包括可进行市场交易的产出和投入。非常规农业生产率测算方法将非市场的环境服务也作为农业生产率的增长来源。美国农业生产率的增长为本国经济的健康蓬勃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在美国经济部门生产率增长排名中，农业部门的生产率增长始终位于前列。农业生产率的增长被作为美国农业经济增长的最重要源泉。欧盟采用部分生产率测算和多因素或全要素生产率测算农业生产率，前者用于一个成员国内的产业间比较，后者用于成员国间的农业部门的比较。此外，还有国际食品政策研究所对印度农业中的种植业部门进行了生产率测算，对印度农业研究、技术推广和灌溉投资起到了指导作用。二 中日农业发展比较研究的意义
本书以农业TFP作为判断标准，对比中日农业增长与发展过程，考察中日农业TFP的影响因素。这些研究对中国农业经济发展具有借鉴意义。（一）理论意义
本书是经济增长理论在农业中的应用，从经济增长理论中的核心概念——TFP出发，考察中日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农业增长的效果，在微观和宏观两种分析线索下寻找影响农业TFP增长的因素，这是农业跨国比较的首次尝试。
在比较方法上，本书突破以前使用农业单要素生产率（Single Factor Productivity，SFP）进行国际比较的方法，使用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国际比较研究。通过规范的Greary-Khamis多边比较方法来核算各国农业的产出，能够把各国农产品和投入要素价格因素以及国际汇率的影响因素剥离，使各国农业的投入产出得到一致的衡量。这比以前单纯使用农业生产总值代表农业总产出并直接用美元汇率统一各国货币标价的方法更加准确。此方法解决了国际比较中的比较基础问题，建立了农业比较的统一框架，而中日农业TFP的统一测度是这种统一比较框架的核心体现。
本书着力在微观和宏观两种分析线索中寻找中日农业TFP增长的影响因素。中日农业TFP增长的差异，体现在农业投入与产出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这种差异是经济环境中各种因素共同作用产生的。“经济环境”用来代表影响经济主体生产决策的所有变量的集合。这些变量不仅涉及农业内部农业生产者——农户的投入产出行为，农业技术研发机构的技术创新行为，还受整个宏观经济中各种变量的影响。
因此，研究中日农业TFP的影响因素，首先在农业内部就农业技术进步机制讨论影响农业TFP的影响因素；其次在整个宏观经济层面内，建立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的宏观经济模型，探讨更广阔范围内的农业TFP的影响因素。（二）实践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加快改造传统农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是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想要实现中国“特色”，必须对其他国家的农业经济发展道路进行深入了解和比较，寻找各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共同规律和特征，分析其失败和教训，并结合我国农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目前研究文献对国外农业经济发展的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多为定性的研究，缺乏精确的数量依据，对国内农业经济发展政策的制定帮助不大。本书试图就上述问题做一些工作，对中日农业经济发展过程进行数量上的分析和比较，为我国农业经济发展提供更加精确的依据。
中日都是亚洲人多地少的国家，都采用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经营方式。日本已经走出农业人口占大多数的二元经济时代，农业实现了现代化。国内农业领域学者对日本农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些经验也多有研究。日本在实现农业现代化过程中既出现过农业生产迅速增长的现象，也出现了农业增长乏力的现象。这些现象与日本TFP的增长究竟是什么关系？中国农业TFP的增长趋势能否进一步维持？对这些问题学术界均没有做出很好的解答。本文以农业TFP的增长为核心概念，比较研究中国农业TFP增长的影响因素的差异，为中国农业今后如何发展，如何避免出现日本农业的困局提供更加精确的借鉴依据。第二节研究目标
本书以农业TFP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在基本把握中日农业单要素生产率增长变迁的基础上，比较中日农业TFP增长变化的特征，并探寻中日农业TFP变动的影响因素，从微观角度的一国农业技术创新与推广部门的运作机制、农户家庭禀赋对新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农户在生产过程中对生产要素相对价格不确定的反应以及宏观两部门经济中的资本存量与劳动力的跨部门配置变动角度寻找中日农业TFP变动趋势差异的原因，为中国未来农业经济发展提供一些启示。一 研究的主要问题
速水佑次郎认为：“农业经济发展应将资源配置到生产和供应农业新投入品的部门中去，这些部门包括新投入的供给者（如创新的农民）、公共研究机构和农业投入要素供给厂商，这些部门与经济中的其他部门在使用稀缺资源上展开竞争。一个社会如何分配资源给技术供给部门，金额如何在该部门内部各种活动之间配置，对农业经济发[10]展过程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而日本农业的发展就是上述农业部门不断进行技术创新、打破稀缺资源的限制、提高土地生产率的过程。本书选择日本和中国进行比较就是为了解决以下问题。（1）日本农业增长在战后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效率怎样？农业增长的来源是TFP的提高还是投入的不断增加？中国与之相比怎么样？中国是一个好的追赶者吗？（2）日本农业技术的公共研究机构在获得经济中的资源方面与中国相比有什么优势？日本农业技术进步所依赖的技术进步体系有效性如何？中国与之相比如何？（3）日本农户在采用农业新技术时的行为决策受什么因素影响？在日本农业协同组合中起了多大的作用？在提高农户的组织程度方面，日本是如何做的？对中国的启示又在何处？（4）日本农户在生产过程中应对要素价格的风险方面是如何做的？日本农业协同组合中的合作购买业务对减低农户要素价格风险方面的作用是什么？（5）在现代化过程中，日本是如何实现农业技术进步的？日本农业技术进步有什么样的特征？土地节约型技术和劳动节约型技术在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是如何转换的？
对中国农业的TFP，农业经济学领域已经有很多研究。但国内还没有涉足农业TFP的国际比较的研究。另外，有关中国农业技术研究开发体系的有效性对农业TFP的影响因素，学术界已经有深入研究，结果非常明确。但是，中日在上述影响农业TFP的因素以及作用机制比较方面，学术界还没有系统地研究，或者说，我们对日本农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相关方面认识很模糊。中国农业今后应如何发展，如何避免出现类似日本农业的困局？对中日农业经济发展的深入比较的意义仍然重大。
目前需要做的工作主要包括以下两点。（1）运用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的农业产出和生产率国际比较项目（Intercountry comparisons of agricultural output and productivity）中规范的跨国农业TFP测算与比较方法，将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和日本战后经济高增长时代的农业TFP进行比较，考察中日农业增长的效率差异。目前，国内尚无人运用这种方法进行中国与外国农业增长效率的比较。（2）结合中日的经济发展史，分析中日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的农业生产率的不同表现，从微观角度和宏观角度来分析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中日农业增长效率的不同表现。
完成上述工作，将能够比较细致准确地总结日本的农业经济发展道路及对中国的启示，为我国农业政策制定者提供科学的数量依据。二 试图阐明的理论假说
本书在对中日农业TFP增长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和比较的同时，还试图初步验证以下两个理论假说。（一）影响农业TFP增长的微观因素
在农业内部讨论影响农业TFP增长的技术进步因素，需要综合考虑一国整体的农业技术进步机制。在微观层面上，农业技术研究机构是技术的产出者，小农户是技术的接受者、各种投入要素的购买者，最终是将技术与其他要素组合到生产过程中的主体。农业技术的研发强度、小农户对技术的偏好以及随后的技术实施效果，对农业持续稳定增长有着重要的作用。上述过程实际上构成了农业技术进步机制的内涵。
首先，农业技术的进步依赖一国农业技术研究体系运作的有效性。经济理论已证明，农业技术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存在“搭便车”行为，这是困扰私人的以营利为导向的农业研究体系有效运作的主要因素。因此，包括中日，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采取公共研究机构作为农业技术创新的主体，从而一国农业研究体系的产出激励强度是影响农业TFP增长的因素之一。
其次，农户对新技术的态度会对农业技术进步产生影响，进而对农业TFP产生重要影响。农业技术主要是以信息的形式存在的（林毅夫，1994），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所传达的信息质量对农户新技术的采纳有决定性作用。影响信息质量的因素有资金扶持程度、农户与外界联系的顺畅程度以及农户自身的受教育程度。因此，农户对新技术的采纳行为也是农业TFP增长的影响因素。
最后，农户在生产过程中对农业技术的实施效果，即农户生产效率对整个农业部门的农业TFP产生影响。小农户是农业生产的最终实施者，农业的持续稳定增长与农户实现有效率的生产紧密相关。从帕累托效率的角度分析，农户的生产效率受农户生产过程中要素配置效率的影响，而农户的要素配置效率对农户面临的要素价格波动风险大小反应较为灵敏。当农户面临较大的要素价格风险时，农户的要素配置行为会出现调整，从而使农户的要素配置效率受到影响。因此，农户的生产效率是农业TFP的影响因素。（二）影响农业TFP增长的宏观因素
农业TFP增长除依赖农业本身的技术进步，还受整个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按照农业TFP增长的核算方法，农业TFP的变动同农业产出和投入的变动紧密相关。
首先，从农业投入角度分析，农业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劳动和资本等生产要素在整个宏观经济中的农业部门和非农部门进行跨部门配置。在一国宏观经济中，劳动在农业和非农业之间转移，城市化不断推进，农业资本的积累除依赖农业内部自身的利润积累，也依赖非农部门对农业的投资。在经济发展初期，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在总就业确定的情况下，最终影响农业就业的是非农部门的就业，也就是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外部的冲击（比如汇率的波动）会使非农部门的产出受到影响，从而对非农部门的就业产生影响，因此会造成农业部门就业的变动，从而对农业TFP的变动造成影响。农业资本的积累来自整个宏观经济的固定资产投资，而宏观经济的固定资产投资又与整个经济的货币供应量、财政支出和外国直接投资有关，而一国的货币供应量和外国直接投资又取决于一国宏观经济的开放程度。从中日的经济发展历程来看，外向型经济受到汇率波动以及国外需求冲击的影响，因此，农业TFP也会相应地发生变动。
其次，从农业产出角度分析，农业产出受农产品价格的影响，中日的实践表明，两国农产品价格都经历了从政府官方控制向市场化决定转变的过程，在整个农产品价格的定价体系中既有市场决定的因素（如农业生产效率和工资）也有外生的政府定价因素，因此，农业产出的影响因素较多，其中，政府的农业政策对农业产出的影响较大，这涉及制度变革对农业产出增长的影响。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体现在农业部门中就是市场化的制度变迁对农业增长的重要作用。日本战后的农业政策则体现为一个逆市场的过程，日本农业保护程度在发达国[11]家一直是最高的，对农产品市场价格的人为干预使日本农业出现衰落。
从整个宏观经济看，因为农业投入和农业产出分别受非农部门经济波动的影响，农业TFP的变动受到更广泛因素的影响，包括国内价格、汇率、政府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以及农业政策等。第三节研究视角
本书研究农业TFP的目的是寻找农业TFP增长在中日两国之间的差异，及上述差异产生的原因。鉴于中日两国经济规模以及经济发展阶段的差异比较大，所以，研究两国农业TFP增长需要有一个适当的研究视角。本书采用两种研究视角，即横向截面的研究视角和纵向时序的研究视角。前一种视角侧重在多国统一的技术前沿背景下对中日农业增长情形的比较；而后一种视角侧重在宏观经济发展背景下对中日农业增长情形的比较。一 横向截面的研究视角
根据农业经济发展本身的内在规律，从横向空间的角度对中日农业TFP的增长进行截面的测算与比较，通过使用多国农业的投入产出数据，建立多国生产技术前沿，在全球统一的技术前沿下，对比中日农业TFP增长的变动趋势，并在前沿分析框架下，将中日的农业TFP变动进一步分解为技术效率的变动和技术进步的变动。从横向角度比较中日的农业TFP增长的假设起点是全世界各个国家均存在一个共同的农业生产函数。这种思想来源于Hayami和Ruttan（1985）关于农业中诱导的技术创新的思想。Hayami和Ruttan认为，“农业的特点是土地对生产的约束巨大，两种初级资源，即土地和劳动的相对禀赋和积累状态是决定农业技术变革模式的关键因素。每个国家都应该通过产生生态上适应的、经济上可行的农业技术的能力，来获得农业生产率的迅速增长”。这意味着在同一个生产函数的前提假定下，各个国家的农业增长可以被看作“消除由无弹性的土地和劳动供给对生产施加的约束”。因此，无论一国是土地资源稀缺还是劳动资源稀缺，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之下，“根据土地和劳动的相对稀缺性，新技术的产生可能由节约劳动或节约资本所诱导”，最终实现国家整个农业部门[12]生产率的快速增长。因此，本书使用截面数据对中日农业TFP进行测算与比较，假设条件也是两国农业生产函数具有相同的形式。二 纵向时序的研究视角
根据中日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从纵向角度对中日农业TFP增长时序进行测算与比较，通过分别估计中日的农业生产函数，探寻中日农业TFP增长趋势的变动差异，并探寻中日农业TFP的影响因素。在纵向时序角度下比较中日农业TFP的增长趋势及影响因素，先要有一个统一的比较起始点。鉴于日本已经完成工业化，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其农业从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已经降至5.17%，而中国的农业从业[13]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在2008年仍为22.36%。中日的工农业经济发展不是处在同一个历史阶段上。因此，本书将根据工业化进程的标准理论及判断方法，探寻中日的工业化起始点，在统一的起始点下，比较中日的农业TFP变动趋势。第四节相关文献综述
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是保持农业持续稳定增长。中日都是亚洲人多地少的国家，都采用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户经营方式。对比研究中日的农业增长问题，寻找日本农业增长中的经验和教训，为中国农业增长提供借鉴非常必要。国内学者对日本农业现代化过程的得失与对中国的启示研究得较多。但通过对比中日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农业TFP的增长差异，并试图寻找农业TFP的重要影响因素，这方面的研究比较少见。以下对本课题研究主题的相关文献进行详细梳理。一 TFP的理论探讨（一）TFP的技术含义及测算
TFP是研究经济增长问题的重要概念，是分析经济增长源泉的重要工具。Copeland（1937）以及Copeland、Martin（1938）最早提出[14]生产率概念，Stigler（1947）对生产率变量进行估计，并提出了[15]TFP的概念与分析方法。Tinbergen（1942）首次将生产函数与生产率联系在一起，他运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对经济增长问题进[16]行研究，并在生产函数中添加时间趋势，以此来表示效率。1957年，索洛（Solow）发表了《技术进步与总量生产函数》，该文首次将技术进步因素纳入经济增长模型，进而建立了TFP增长率的可操作模型，从数量上确定了产出增长率、各投入要素增长率以及TFP增长[17]率之间的关系，建立了著名的索洛模型。
他先设定一个规模报酬不变、具有希克斯中性技术变化系数的生产函数Q=AF（K，L），其中A用来度量在给定的资本和劳动下生产ttttt函数的变化，常常被用来代表技术的变化，也就是TFP。索洛没有设定生产函数的具体形式，而是用非参数途径度量A的增长率。通过生t产函数对t取微分，并除以Q可得t
式中，α和β表示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在完全竞争假设条件下，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等于产出中资本和劳动的份额，（1.1）式中的第一项就是索洛剩余（Solow residual），即产出中不能被投入增长所解释的产出的增长。索洛认为其代表技术变化，赋予其技术变化率或技术进步率的含义。此后，美国经济学家Denison进一步发展了“余值”的测算方法，使对资本和劳动投入的测算更为精准。其主要思路是把投入要素进行详细分类，并对不同类型的投入要素赋予不同权重，然后利用这些权重，将不同的投入要素进行加权，从而得到总的投入。
1997年1月23日，中国农业部科技司发出了《关于规范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方法的通知》，把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研究设计的“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测算方法”作为农口测算农业科技进[18]步贡献率的统一使用方法。中国农业TFP的测算研究大都采用此种含义，Allan Rae 和Heng yun Ma（2003）对此进行了详细的综述，[19]但这些文献绝大多数的研究时间范围为1952～1995年。近期文献主要有赵洪斌（2004）运用C-D生产函数方法测算了1979～2000年中[20]国农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赵芝俊、张社梅（2006）也是运用C-D生产函数方法对中国农业要素投入产出弹性进行估计，进一步核算出[21]1986～2003年中国农业的全要素增长率。陈卫平（2006）运用[22]DEA方法对1990～2003年的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核算。曾先锋、李国平（2008）用DEA的分析方法估算了1980～2005年中[23]国农业生产率以及29个省的分省农业生产率。（二）TFP的效率含义及测算
有关经济效率的思想源于对Pareto效率的讨论，学术界对经济效率的内涵及其测度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Koopmans（1951）提出了[24]Pareto-Koopmans技术效率，Debreu（1951）定义了资源利用系数。Farrell（1957）利用微观企业的投入产出数据建立线性规划模型，定义了一个决策单元（Decision Making Units，DMU）的经济效率，该效率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技术效率，反映DMU从一组给定投入获得最大产出的能力；另一个是配置效率，反映DMU在给定的价格和[25]技术条件下，优化利用投入组合的能力。Charnes、Cooper和Rhodes（1978）提出了运用数据包络分析（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来测度经济效率的方法，DEA运用线性规划方法来估计一个非参数前沿，是用于测评一组具有多种投入和多种产出的DMU的绩效和相对效率的方法，他们建立的模型被称为CCR模型，[26]适用于技术规模收益不变情形。Baker、Charnes和Cooper（1984）[27]将CCR模型扩展为可变规模收益情形。Fare等（1994）又将DEA扩展至宏观经济分析中，将国家作为DMU来比较各国的生产效率[28]。
此后，一些学者（Bureau、Fare 和 Grosskopf，1995；Fulginiti 和 Perrin，1997、1998；Rao 和 Coelli，2003）又非常有意义地将[29]DEA运用于农业生产的跨国比较。这些研究均是从宏观层面来比较研究一国农业的生产效率，缺乏农业经营决策行为的微观基础。在这一点上，舒尔茨在1953年就指出，农业产出的增长不仅依赖于农户对新技术的采用程度，而且还依赖于农户生产要素配置效率的改善[30]。因此，农户的经营决策行为对整个宏观农业生产率的增长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三）TFP含义的争论
关于TFP含义的争议，国外的Hulten（2000）、Carlar和Lipsey（2003）均有过论述，国内的郑玉歆（1998）、林毅夫和任若[31]恩（2006）也进行过详细探讨。而由TFP含义的模糊性所引发的最著名的争论就是关于克鲁格曼于1994年提出的东亚经济增长不存在技术进步论断的大讨论。TFP最常见的含义是索洛余值，即产出增长中不能用投入增长解释的部分，索洛将其定义为技术进步（Solow，1957），并认为美国经济增长80%来自TFP的增长。但实际上，关于TFP的含义始终存在着分歧，分歧的焦点在于TFP究竟指代什么以及TFP是否存在。
第一个焦点是TFP究竟指代什么。经济学界大部分经济学家均将TFP看作对技术进步的测量，如Young（1992）和Krugman（1994）指出的，“如果按照增长核算法的测算，新加坡的经济增长中根本就[32]没有技术进步”，以及Barro（1999）指出的，“增长核算法将可观察到的经济增长分解成要素投入的增长和反映技术进步和其他因素的[33]余项增长”。但是，如果TFP指代技术进步，那么，TFP究竟指代何种技术进步。林毅夫和任若恩（2006）对东亚经济增长模式争论中的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他们认为，陈坤耀（1997）的文章对TFP与技术进步进行的区分最为详细。所谓的技术进步包括与资本融合在一起的技术进步以及不包括资本投入的技术进步。而TFP所测定的仅是不包括资本投入的、Hicks中性的技术进步。如果测算出的TFP增长率较低只能说明不包括资本投入的技术进步较低，而不能说明与资[34]本融合在一起的技术进步是否存在。上述论述是有道理的，如果将TFP仅仅看作不包括资本投入的技术进步会使得出的关于经济增长的结论出现偏差。另外，有些学者，如Carlar和Lipsey（2003）则认为TFP所测算的不是技术进步，而是投资在已知技术上的超过正常回报率的当期回报。如果这种回报的一部分被第三方获得则被称为外部性；如果这种回报的一部分最初被实行技术创新的企业家获得则被看作由研发技术所带来的风险的回报。在完全竞争的稳态世界中，技术进步不会带来任何不确定性，因此，这种回报会全部变为外部性的。
关于第二个焦点——TFP是否存在，Jorgenson和Griliches（1967）指出，TFP实际上是一种计算上的误差，这种误差由投入要素衡量的不准确或是某些对生产有贡献的要素没有被包括在生产函数中所致，如果把各种投入要素都包括在内并准确衡量，则这[35]个误差不存在，全要素生产率就为零。而Abramovitz（1956）的言论则更为激进，他认为，TFP根本不存在，TFP是“对我们无知的测[36]度”。
本书认为上述关于TFP争论的根源，主要在于新古典经济学中生产理论的完全效率假设。当生产过程在完全有效率的状态下，所有投入均能有效地转化为产出，产出增长中应该不会存在不能由投入解释的剩余，技术进步应该是融合在一定的实物投入中的，但是，当生产过程存在无效率的时候，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相比将出现差距，这样，生产率的增长则有可能是效率改进带来的，而不只是技术进步带来的。二 农业的跨国比较及生产率标准（一）农业TFP的国际比较研究现状
农业生产的跨国比较研究最早源于Hayami和Ruttan（1970、1985），主要是通过对比美国和日本农业生产率的增长，说明资源禀赋对技术选择的决定性影响以及技术变革对农业经济发展的意义[37]。目前，农业增长问题仍然是国际农业经济领域重要的研究课题。
农业生产率的比较是农业生产的跨国比较中研究较多的领域，Hayami 和Inagi（1969）、Kawagoe 和Hayami（1983，1985）、Hayami和Ruttan（1985）、Capalabo 和Antle（1988）、Lau和 Yotopoulos（1989）以及Terluin（1990）在该领域做了重要的工作。上述研究主要是运用线性回归的方法对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进行估计，定量分析了农业的投入产出弹性、农业中的规模报酬、研究与开发以及农业教育投入在解释农业劳动生产率跨国差异方面的显著程[38]度。
近年来，由于农业投入产出数据的不断完善以及前沿实证方法的不断提出和运用，农业TFP逐渐成为跨国农业比较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问题，并进而成为学术界公认的基准研究工具。
农业TFP的核心含义是指农业生产中各种投入要素的综合生产率，它是反映农业技术进步和农业制度创新效果的重要指标，也是反映农业高质量增长的重要指标。Fulginiti和Perrin（1993）运用估计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方法对1961～1985年18个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比较，发现其中14个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全要素生[39]产率出现下降。Ball等（2001）通过计算全要素生产率的Fisher指数发现，1973～1993年，10个主要发达国家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在上升。另外还有一些经济学家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发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有趋异现象[40]。Suhariyanto、Lusigi和Thirtle（2001）对亚洲18个国家1961～1996年全要素生产率进行计量和比较，也发现亚洲有些发展中国家[41]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是下降的。Coelli 和 Prasada Rao（2003）使用DEA方法对全球93个国家1980～2000年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分析和比较，结果显示，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出现显著的技术退步，但在技术效率上发达国家仍然有较大的优势。上述文献研究虽然强调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农业比较，但并没有突出中日的农业比较问题。（二）中日农业TFP的比较研究现状
对中日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比较研究非常罕见。只有一些关于农业增长效率的观点散见在文献中，比如，董栓成（2006）通过对中日土地变革的路径进行比较，强调了土地产权的稳定、土地的市场配置方式以及与土地改革相伴进行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有助于农业生产者形成合理稳定的预期，对农业生产有很强的激励作用。该文章把土地产权同农业产出增长联系起来，具有一定的创新性，但是由于缺乏数据上的支持，无法明确指出土地制度变革和农业效率增长的关系[42]。
学术界对中日农业的比较做过很多研究，例如，郭春华（2006）总结出，中日农业现代化的起点十分相似，但两国在历史上农业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的产品贡献、市场贡献、要素贡献等方面表现出差异[43]性。殷晓岚（2003）通过翔实的历史资料，分析了中日在上述两方面的差距，说明了中国农业现代化必须依靠技术变革和制度创新[44]。上述文献只是对中日农业现代化进行描述性的研究，缺乏实证性。
综上，目前国内对中日农业的比较研究侧重于描述性，对中国的启示也是经验性的，既没有对中日在农业增长方面提出全新的概念体系，也没有对中日农业发展过程中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更深入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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