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杜受祜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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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变暖时代中国城市的绿色变革与转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试读：
作者简介
杜受祜 1945年12月生，四川省乐山市犍为县人。1968年毕业于四川师范大学数学系。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学术顾问，研究员，原副院长，博士生导师，院资源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四川省学术技术带头人，四川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四川大学经济学院、管理学院，四川农业大学经管学院，西南科技大学，西南民族大学特聘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应对气候变化下我国城市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研究”首席专家。
主要研究领域为农业经济、区域经济、环境经济。先后主持过“西部地区生态环境建设补偿机制研究”“中国百县（市）跟踪调查·渠县调查”“巩固、提升四川省民族地区西部大开发效应研究”等多项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和国际合作研究项目。出版过《四川近现代场镇经济志》《环境经济学》《农业大县的小康之路》《民族地区西部大开发效应研究》等专著。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出版说明
为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的示范带动作用，促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决定自2010年始，设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每年评审一次。入选成果经过了同行专家严格评审，代表当前相关领域学术研究的前沿水平，体现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学术创造力，按照“统一标识、统一封面、统一版式、统一标准”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2011年3月
总论
21世纪是城市的世纪。2010年全球城市人口第一次超过农村人口，成为人类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里程碑。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扩大，为了寻求幸福的生活，人类逐步创建了城市并建立起现代城市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消费模式。在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对交通、能源、建筑、信息等方面的需求迅速扩张的同时，城市对大气环境、水环境影响凸显，城市自身的可持续发展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挑战。城市是现代工业文明得以集中的[1]地方，但也是饱受诸多现代问题之苦的地方。从20世纪世界著名的八大环境公害事件，到21世纪初中国华北、华东地区的城市群连续几年受到大范围、长时间雾霾袭击，都充分体现了人类在享受现代城市为自己带来的幸福生活的同时，也伴生出越来越多的生态环境破坏问题，日趋严重地妨碍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
城市的发展伴随着城市化的复杂过程。一方面是城市发展对于人口的需求，另一方面是人口的极速膨胀所带来的城市管理、交通拥堵、公共资源供给不足等方面的问题。任何国家和地区在城市化过程中都会遇到这些问题。但是在城市化所面临的诸多矛盾之中，环境污染则是世界城市发展的主要障碍。城市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存在冲突，如何解决好这一问题，是世界上所有国家城市建设面临的共性问题，也是建设可持续发展城市面临的艰难抉择。
全球城市在继续受到资源紧缺、环境污染威胁的同时，全球气候变暖又使全球城市面临更频繁和更严重的气候变化的相关灾害的危害。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预测，全球变暖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便是，到21世纪末全球的海平面会上升82厘米，沿海的城市和岛屿国家与地区将被淹没。包括中国上海、广州等在内的全世界136座沿海大城市，价值28.21万亿美元的财产将受到影响。2011年日本东京遭受地震、海啸、核危机等复合型灾难的打击，2012年美国东海岸城市带遭受超级风暴“桑迪”袭击等，都是气候变暖向人类频频发出的警告。
城市化既是环境问题的根源之一，同时又是解决环境问题的出路之所在。实施绿色环保低碳城市化战略，促进城市的绿色变革与转型，通过改变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通过建筑节能等能源利用策略，通过投资可持续能源替代品来创造就业岗位和发展经济等，都是在气候变化条件下，建设经济、社会、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可持续城市的必然选择。
改革开放使中国进入了城市化加速发展时期，2012年中国城镇人口首次超过了农村人口。中国的城市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发展被并列为21世纪初期影响全世界的两件大事。未来20年将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将同时面临经济发展、环境污染、全球变暖的挑战。而中国城市更是首当其冲。这些在发达国家上百年间依次出现的问题，则会以集中、压缩的形式被摆到我们的面前。能否妥善处理这三大挑战，是能否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新型城市化道路和中国城市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需要面对和研究的首要问题。
全球变暖时代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呈现出很多新情况、新特点，既提出了许多新的挑战，也出现了新的发展机遇。
第一，原有的资源短缺、环境污染与气候变化问题交织在一起，成为城市生态环境面临的最巨大的挑战。城市的生存环境、生活质量和居民的健康状况因为极端气候天气的频繁出现而受到严重危害。全球变暖已成为人类最大的杀手，每年导致近450万人死亡。气候变化使物种多样性遭到破坏，土质退化和土地沙漠化、淡水资源危机、能源短缺、森林资源锐减、海洋环境恶化以及化学污染和垃圾成灾等诸多问题亦同时出现。由于气候变暖，“世界上的更多人口将更易遭受自然灾害及其他气候变化因素的影响，2.5亿人将不得不应对海平面上升所带来的后果，3000万人将遭遇极端天气和洪灾，500万人将受[2]荒漠化的影响”。
第二，城市既是气候变暖的受害者也是气候变暖的加害者。这是因为城市是资源、能源的主要消费者和温室气体的主要排放者。城市碳排放量占世界碳排放量的3/4。2010年，中国城市消耗的能源占全国的80%，排放的二氧化碳占全国的90%。据预测，到2020年，随着中国城市化水平提高到56%，城市将新增110亿平方米以上需采暖的民用建筑，与2004年相比将新增消耗2.5亿吨标准煤，6300亿千瓦时用电，仅此一项改变，中国城市排放的温室气体就会有大幅度的增加。
第三，城市通过改变空间布局，优化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从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在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是实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等国际公约和中国温室气候减排目标所确定的应对气候变化的减排目标的主要承担者和潜力巨大的操作平台。
第四，城市绿色转型与变革会产生巨大的发展机遇。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是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人类不能因为城市化过程中产生的诸如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弊端而放弃工业化、城市化。城市在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也会出现巨大的发展机遇，例如日本在城市化转型过程中仅“节能减排”相关产业就提供了60%以上的GDP增加值。
为了应对气候变化条件下城市生态环境面临的各种挑战，明天城市的发展模式必须不同于今天城市的发展模式，城市的绿色变革与转型势在必行。
应对气候变化条件下城市的绿色变革与转型，应当统筹人口、资源、环境、发展，把城市建设成“节约高效的生产空间、宜居适度的生活空间、山清水秀的生态空间”和人类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在中国则应将“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气候安全型”城市（简称“三型”城市）作为城市绿色变革与转型、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模式[3]。“三型”城市是绿色城市化战略的实践模式，实质上就是转变城市的发展模式，实现城市的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建设“三型”城市使城市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更加明确、清晰，更容易被广大干部群众理解、掌握并得到他们的支持。建设“三型”城市为中国城市的绿色变革与转型找到了着力点，为中国城市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平台，是解决中国城市化面临的经济发展、环境污染问题，应对全球变暖挑战的根本出路之所在。“三型”城市在坚持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同时还强调气候安全、低碳发展。这是因为，虽然气候变暖既是环境问题也是能源问题，节能减排是共同的指向，但是气候变化的影响范围及其解决的方案和途径等又不完全等同于环境和能源问题，具有与环境能源问题相区别的特殊的矛盾与困难、特殊的要求与内容。例如，治理全球气候变暖不仅像解决其他环境问题一样会出现“市场失灵”，还会出现“政府失灵”。这是因为，对一个国家而言，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有巨大的外部性，即减排所带来的成本是本国承担，好处是全世界共享的，而治理其他环境污染的好处是能够直接在本国体现的。城市作为一个总体而言，对气候安全的影响是举足轻重的，但作为一个具体的城市而言，其对气候安全正面和负面影响都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如果要为应对气候变化作出贡献，就必然会影响它的经济发展和生活方式、生活质量。如何把这两个方面联系起来，找到其平衡点，就是一个需要探索的问题。
此外，建设气候安全型城市还能体现城市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维护全球生态安全的国际形象，最容易获得国际的认同与合作。
从20世纪中期开始，世界上许多国家就开始探索“三型”城市的理论和实践，随着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中国的很多城市也在建设“三型”城市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无论是国际经验还是国内探索，都为“三型”城市建设奠定了理论基础并积累了宝贵的经验，都将为中国城市的绿色变革与转型提供借鉴和依据。
以下简要分析建设“三型”城市的着力点与对策。（1）建立“三型”城市的指标体系，监测、评价、考核城市生态环境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情况。“三型”城市的指标体系既要参照中国已经出台的诸如生态城市的指标体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指标体系、生态文明建设指标体系等内容，也要把生态红线、节能减排、温室气体减排指标、空气质量标准等国家约束性指标充分吸收进去。同时，力求通过指标权重的科学设定，体现不同资源禀赋、不同环境容量、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主体功能定位的各类城市之间的差异性，提高评估结果的准确性、可信性和指导性。要以“三型”城市指标体系为导向，促进把“三型”要求贯穿到政府科学决策之中，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2）建设“三型”城市的生产方式、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对经济结构实行战略性调整是“三型”城市建设的重点。国际经验表明，保护环境不必然减缓经济发展速度，快速的经济发展并非一定要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最有效的节能减排是结构节能减排，即对城市的经济结构实行战略性调整，由以重化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转变为以现代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推进区域经济增长与高能耗、高污[4]染“脱钩”发展。
建立“三型”城市的生产方式，就是要把“三型”要求贯穿到生产活动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对高耗能、高污染的传统产业进行升级改造和全面管理，对传统产业中落后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工艺进行淘汰，鼓励企业采用更为先进的设备和技术手段，把传统产业对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影响降到最低。严格控制污染物排放量和排放标准，对“小产能、大能耗、大污染”的企业进行关停，加强对传统产业集中管理。优化产业结构，扶持节能减排技术和环保产业发展，提高第三产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提高区域环保产业的处理能力和处理效[5]率，大力发展城市循环经济。
建立“三型”城市对于地方经济，尤其是以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为主导产业的城市、资源型城市和重化工城市的经济发展具有较大制约作用也面临着特殊的矛盾与困难。探索这些特殊城市的政府在实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中承担的责任与中央政府对地方建立“三型”城市政策的资金支持的对应性，实现良性互动的体制和机制，也是需要认真研究和解决的问题。（3）建设“三型”城市的生活方式、消费观念，把“三型”要求贯穿到生活、消费的各个环节。建设“三型”城市既包括城市的生产方式的转变，也包括消费观念和生活方式的转变。消费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性活动，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重要环节，是市场经济赖以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基础。消费需求决定社会生产，消费模式的变化将引导社会生产方式的改变。一方面，“居民消费结构优化，衣食住行用水平不断提高，享有的公共服务明显增强”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之一。另一方面，盲目消费、挥霍浪费却让中国城市消费观念、生活方式偏离了可持续发展的轨道，导致经济发展与能源资源供应矛盾尖锐，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下降。因此，让民众认识到“温室效应”“气候危机”的严重后果和紧迫感，转变城市的消费观念、生活方式，代之以节约能源、适度消费、降低污染的观念；促进城市居民从自己做起，从生活细节做起，推广“低碳生活方式”；使“理性消费、绿色消费、低碳消费”由概念变为每个公民的自觉行动，最终把“资源节约、环境友好、气候安全”的城市建设任务落实到城市的企业和家庭，显然都是建设“三型”城市不可或缺的内容。（4）树立生态文明的新观念，追求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观念，由只要“金山银山”不要“绿水青山”，转化为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再上升为“绿水青山”也可以转化为“金山银山”。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互动统一，不仅包括生态环境的改善有利于提高城市的软实力，改善投资环境，提高城市的市场竞争力，还包括生态建设、生态效益产品的供给为新兴产业、经济发展提供了如城市的休闲旅游业、环保产业、低碳产业、新能源产业[6]等新的增长点。（5）用生态经济化推动“三型”城市建设。推进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的契合点就是推进生态经济化，即用包括绿色税收、绿色资本、绿色保险和生态补偿、排污权交易、碳交易等环境经济工具来推进城市的生态文明建设。环境经济工具是以内化环境行为的外部性为原则，对各类环境主体进行有利于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的激励和约束的体制和机制。环境经济工具能够很好地平衡资源节约、环境保护政策目标和相关费用成本的关系，既考虑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的政策目标的实现，也让企业和地区有利可图；既让污染者赔钱，也让改善环境者赚钱；有利于把治理、保护环境的压力变成动力，把约束变成激励，把被动变成主动。要健全和完善城市已经开始实施的节能量交易、排污权交易、生态补偿等制度，充分运用好城市中的环境交易所等平台，加强其能力建设，发挥其在“三型”城市建设中的积极作用。（6）强化和改善政府对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的职能。基本的环境质量是政府需确保的公共服务，是政府一项最主要的职能。政府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改革环境管理的职能：一是要统筹节能减排、温室气体减排等国家的约束性指标，使之形成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的“倒逼机制”和节能、环保、低碳的合力。二是把“三型”城市建设纳入城市总体发展战略，成为对各级政府的重要的考核指标、奖惩依据。建立“三型”城市生态文明建设指挥机构，领导和协调城市生态文明建设，提高建设“三型”城市的执行力。加强环境执法力度，改变“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的状况。三是要加强依法环评和环评信息公开，扩大群众参与。特别是重大项目的引进和建设一定要建立健全环境评价和社会风险评价机制，维护人民群众的环境权益并从源头上预防环境突发事件。四是要安排和部署一批对城市人民健康和生态环境有重大保障作用的环境治理和生态系统修复工程。五是要建立健全气候变化条件下，城市防灾减灾的机制和预案。（7）城乡统筹推进“三型”城市生态文明建设。城乡环境综合治理是统筹城乡改革新的重要内容和历史任务。农村的环境治理和保护不仅关系到农村的发展，也直接关系到城市和全社会的发展。环境保护的外部性和外溢性决定了只有城乡统筹才能实现环境保护和可持[7]续发展。要从城乡环境保护规划一体化，环境保护机构城乡一体化，环境监测城乡全覆盖，构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气候安全的现代农业生产体系，发展清洁生产、保证食品安全等方面着手，以建设生态村、生态乡镇和生态县为平台，深入推进环境治理、保护的城乡统筹。（8）树立建设“三型”城市的理性和共同奋斗的行为准则。既要重视城市环境污染的严重性，整治城市环境污染的紧迫性，又要正视其复杂性和艰巨性。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治理城市环境污染至少经历了30—50年的奋斗。中国人口众多，加之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发展阶段，长期累积形成的城市环境污染问题尚未解决，新的污染问题又接踵而至，因此，城市的“三型”转变必然是一项复杂艰巨的系统工程，具有很大的困难性和艰巨性，不可能立竿见影、一蹴而就。政府和公众都应该建立治理环境污染、应对气候变化的理性，做好不懈奋斗的思想准备。按照“政府统领、企业施治、市场驱动、公众参与”的要求，政府、企业、市民各司其职、各尽其责。政府对城市环境质量负总责，采取包括落实企业治污主体责任，倡导节约、绿色消费方式和生活习惯，动员全民参与环境保护和监督等有效措施，以改善城市环境质量。企业则要恪守节能减排、保护环境的社会责任，努力实现外部成本内部化、社会成本企业化。市民在监督企业、政府履行环境责任的同时，也要转变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从小事做起，从自己做起，积极参与到建设“三型”城市的行动中来。（9）发展低碳经济、建设低碳城市，是建设“三型”城市的突出任务。低碳经济是人类在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催生出来的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是城市未来生态社会的经济发展模式。它在工业文明和生态文明之间，在人类解决发展与气候变化问题之间找到了一条绿色发展之路。低碳日益成为城市竞争力的新品质和新形象、现代城市的重要表征和发展方向，低碳城市也是中国新型城市化道路的重要特征。要把应对气候变化作为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通过“三型”城市建设来推动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战略的落实。发展低碳经济、建设低碳城市既能为城市转变发展方式，形成低碳绿色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优化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发展以低碳为主要特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巨大的动力和操作平台，同时也能为建设“三型”城市提供经济、技术、制度等多个方面的支持。
[1] 杜受祜：《以“三型”城市为目标 推进成都市生态文明建设》，《成都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6期。
[2]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2007年11月第四次评估报告。
[3] 杜受祜：《以“三型”城市为目标 推进成都市生态文明建设》，《成都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6期。
[4] 杜受祜：《以“三型”城市为目标 推进成都市生态文明建设》，《成都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6期。
[5] 刘克利：《两型社会建设：“弯道超车”正其时——读〈两型社会领导干部读本〉有感》，《湖南社会科学》2009年第7期。
[6] 杜受祜：《以“三型”城市为目标 推进成都市生态文明建设》，《成都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6期。
[7] 杜受祜：《以“三型”城市为目标 推进成都市生态文明建设》，《成都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6期。第一章气候变化的挑战及其应对所谓气候变化，是指20世纪到21世纪初期，全世界出现了以变暖为主要趋势的变化。“近百年来全球地表平均温度上升了0.74摄氏度，过去50年的升温速[1]度几乎是过去100年升温的速度的2倍。”2011年，美国加州伯克利地表研究中心（BEST）还提出，自1950年以来地球的温度已经上升了0.911摄氏度。而应对气候变化则是指应对由人为因素导致的气候变化，而不是应对那种由自然因素导致的自然变化。正如《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所说，它是指应对“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观察，在自然气候变化之外由人类活动直接或间接改变全球大气组成所导致的气候变化”。第一节气候变化是科学认知问题
尽管对气候变化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科学认知过程，但迄今为止尚存在争议和不确定性。争议的焦点集中在：一是此次变暖是周期性波动还是全球确实在变暖；二是全球变暖是自然原因导致还是主要是人类行为造成的，即人类是否正在改变气候；三是国家对气候变化所采取的政策是否会对国家经济社会带来影响。一 气候变暖的科学认知的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70年代，当时许多科学家认为地球的气候正在经历灾难性的变化，他们非常担忧甚至惊恐，但当时他们所担忧的不是地球变暖，而是地球正在冷却，担心一个新冰河时代的到来。其依据是全球气温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段时间里急剧上升，但在此后30年中气温却出现持续下降。从长期来看，地球的气候始终处于变化之中，自2万年前人类开始走出冰河时代以来，气温就经历了几次重大的变化。最热的时期出现在8000多年前，紧接着是一个漫长的凉爽期，随后是所谓的“罗马温暖期”，时值罗马帝国时期。大约在1300年前开始了“小冰河时期”，直到200年前才结束，随即进入了“现代温暖期”。但是，在其中仍然穿插着一些较冷的时期，如[2]1940—1975年的小凉爽期。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世界开始再度变暖。
1987年，挪威首相布兰特夫人受联合国委托，主持并发布了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从一个地球到一个世界》，提出：“环境危机、能源危机与发展危机是不可分割的。地球资源和能源远不能满足人类发展的需要，必须为当代人和下代人的利益而改变传统的发展模式。”这为联合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3]全球范围内开展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行动提供了直接的依据。
第二阶段：开始于1988年，首先是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海洋科学家罗杰·雷维尔博士撰写的著作中提出地球大气层中二氧化碳的含量出现持续上升趋势。而到1988年曾经在罗杰·雷维尔的机构中工作过的、后任美国参议员的小艾伯特·戈尔在华盛顿组织的听证会上提出，因为大气层中二氧化碳的含量持续上升引起全球气候变暖，这很快成为占据支配地位的正统观点。另一个标志是1988年联合国建立了政府间气候变化问题研究小组，组织了1500名专家起草了一份科学报告，通过他们的努力促成了题为“地球高峰会议”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在里约热内卢召开。会议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等文件、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为国际社会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展开国际合作提供了一个基本框架，成为具有全球环境宪法性质的纲领性文件，1994年3月1日生效，并规定自1995年开始每年召开缔约方会议，以评估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进展。在1996年提供的第二份报告中，一位美国科学家明确地提出找到了全球变暖与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有关的确凿证据。尽管对这份报告还有很多争议，但它仍为1997年出台的《京都议定书》奠定了基础。
第三阶段：以《京都议定书》的正式出台为标志。1997年12月在日本东京召开第三次缔约方会议，通过了《京都议定书》，规定了发达国家2008—2012年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要在1990年基础上平均减少5.2%，规定发展中国家从2012年开始承担减排义务。《京都议定书》还通过建立三个“灵活履约”的机制，开创了把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与发展低碳经济问题结合起来，把人类社会共同利益与各国的特殊利益结合起来，借助于市场机制和金融手段应对气候变化的操作手段。
但是，这一阶段对于全球气候变暖的认识仍然有很大分歧，美国参议院到1997年仍然拒绝接受《京都议定书》，其原因是当时有大量的证据表明，过去全球气温有过比20世纪末高的时期。而美国物理学家迈克尔·曼绘制的新的气温分布图表明，在过去的1000年中，气温的变化几乎是一条平线，而到了末端突然上升到了创纪录的水平。迈克尔·曼绘制的“曲棍球棒”气候曲线为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找到了依据，证明了二氧化碳浓度的上升与气候变暖的关系[4]。
第四阶段：2004年俄罗斯与欧盟达成协议，从而使《京都议定书》获得批准。欧盟宣布了各种遏制气候变化的措施，政府以空前的幅度补贴修建风力发电机组，并承诺到2050年将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60%。而这些措施都基于在二氧化碳的作用下，全球气温在持续上升，如果人类不采取措施，将大难临头的结论。
第五阶段：人们认为，近50年来气温升高主要是人为活动引起的可能性由2001年的66%上升到了2007年的90%以上。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在2007年11月提供的第四次评估报告中作出结论：“全球气候变暖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全球气候变暖主要是人类活动造成的，而不是像有些人所说的是自然原因造成的。”这进一步确认了人为活动与全球气候变暖的关联性。“气候变化对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构成严重的威胁，减缓气候变化刻不容缓。”二 气候变化的成因和应对的论争
1896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瑞典化学家阿伦尼乌斯提出气候变化的假说，认为：“化石燃料燃烧将会增加大气中的二氧化碳的浓度，从而导致全球气候变暖。”到1990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一次发布气候变化报告，再到2007年发布第四次评估报告，不断以新的证据证明气候变化正在发生并且与人类活动的影响密切相关。（一）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对气候变化的主要观点（1）关于气候变化的原因。全球变暖有90%是人类活动造成的，人类活动所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约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99%。（2）全球变暖的趋势与后果预测。如果二氧化碳增加1倍，也就是说从当下的280ppm增加到560ppm，那么全球的气温就会上升3摄
[5]氏度。这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包括海平面上升、粮食紧缺、水资源匮乏、物种灭绝、传染病从南到北扩展、冲突和战争等。（3）全球变暖的阈值。必须将升温控制在2摄氏度内，与此对应的温室气体浓度不超过450ppm。二氧化碳只是一种温室气体，还有如甲烷、氧化亚氮等温室气体，不同的温室气体有不同的增温潜力，都要把它换算为二氧化碳当量，即CO-e。所以，450ppm指的不仅2是二氧化碳，而是CO-e的浓度，意味着二氧化碳的浓度还必须更低2[6]。（4）大幅度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是拯救地球、应对气候变暖的路径归宿。（二）对气候变化趋势和原因的质疑（1）人类活动之前已存在温期和暖期，此次气候变暖也应归结为温期和暖期的交替。（2）二氧化碳浓度的增加与大气升温在某一时段内表现出不同步甚至相反的关系，如1940年以后，二氧化碳的排放呈指数性增加，但温度却从1940年开始下降，直到1975年。（3）自然因素是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美国航天局认为，太阳活动通过各种过程也会使全球变暖，如1980年以来全球平均温度升高有一半应归因于太阳活动异常。又如，地球磁场与气候变化有关，因为地球磁场的变化与太阳活动关系密切，实际上证明了太阳活动异常是全球变暖的原因。近20—30年全球增温与地球火山活动减弱从而使到达地球表面的太阳辐射能增加有关。（4）温室气体的主要成分是水蒸气而不是二氧化碳。而水蒸气助长了二氧化碳的保温效应，但不否认二氧化碳的增温作用。（5）近年来北半球冬季异常寒冷，与全球变暖的结论相悖。（6）低碳“阴谋论”，认为所谓低碳经济实质上是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维护发达国家环保产业及就业利益的托词。（7）对二氧化碳是不是全球变暖的成因存在质疑，认为未表述全球变暖综合影响因子的交互作用，以及气候变化的规律，而且缺少具体的数据支撑，很难判定气候变化过程中是否存在迟滞或短暂逆变。（8）气候变化的研究中存在偏向选择数据的问题。例如，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1990年度的报告承认有过“中世纪暖期”以及1550年和1750年的小冰期，但是曼恩在1998年和1999年的两篇文章中却抹去了这两个气候变化期，有意忽略二氧化碳大规模排放之前就已经存在的气候变化。但是，曼恩不仅是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2001年年度报告的主要执笔者，而且该报告是以曼恩的报告为依据的。戈尔也是以曼恩的报告为依据提出全球变暖的结论的。（9）局限于人类的技术手段，难以准确测试出长期气候变化。其一，地球已经有数十亿年的历史，而人类对关键气候参数，如温度的仪器定量测量仅有百余年历史；其二，依据数值气候模型所提出的未来气候变化的趋势仍处于非常不成熟状态。由于人类对于气候变化的物理本质和规律并未完全了解，气候模型还远未能完全地描写气候系统变化的规律和过程。迄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一个气候模型能够准确地作出数个月以上时间的气候预测，那么数值模型所得出的几年乃至几十年以上时间尺度的气候变化结果，也就不完全可信，只能为我们提供一种参考。（三）支持全球变暖结论的观点（1）全球变暖是多种因子支配的结果，这些因子相互交织。例如，地质年代中曾因地壳板块运动，改变地表对阳光热量接收的区域差异，致使全球变暖；又如，因地球旋转轨道等因素导致气候变化。每一次变暖的主因可能不同，但是我们不能否认人为因素对气候变化的作用。（2）允许太阳短波可见光线入射，阻止地表热量外溢的长波射线的温室气体的物理学机制表明，温室效应与大气二氧化碳浓度正相关。工业革命以来，矿物燃料被迅速耗用，使亿万年封存的自然固碳成果，在地质瞬间释放，致使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快速增加，人类还大规模地破坏吸收二氧化碳的地表生态系统，削弱正常的二氧化碳吸收，是全球变暖的主因。（3）虽然末次冰期以来，气候不断变暖，促进地表植被和海洋生物吸纳二氧化碳的碳汇能力提高，但是，地表碳汇能力滞后于火山和海洋的“碳酸钙泵”的碳排放量，致使气温不断上升，“中世纪暖期”达到巅峰。此时，因气候温暖，陆地森林繁茂，面积广阔、碳汇能力很强，自然碳源与碳汇在数量上趋于平衡，但因为外力影响（地球公转轨道变化）使平衡逆转，气候逆转进入小冰期（1550—1750年）。而1750年正是以蒸汽机为代表的工业革命的开始，大量燃烧矿物能源、排放二氧化碳的时间与小冰期结束时间吻合。（4）尽管存在环保产业的利益问题，发达国家固然在技术上领先，但是低碳技术具有不同层次，同时也是发展机遇，从产业利益层面推断全球是否在变暖，理由显然不充分。（5）近年来气候寒冷的情况不足以推翻全球变暖的结论，因为气候变暖是全球整体效应，不能以一些地方的气温变化来以偏概全。三 气候变化促进了学科的发展和联合
气候变化不仅促进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大趋势、大联盟的逐渐形成，而且促进了气象学以外的物理学、化学、经济学、法学等学科的广泛参与和各学科之间空前的大联合。不仅如此，气候变化还催生了以下几个新的分支学科。（1）气候哲学。随着气候危机的加剧，气候问题所滋生的各种利益冲突，使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博弈全面展开，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各国的政府和社会有一套广泛认可的哲学框架。
史军等认为，气候哲学是对传统环境哲学的扩展和超越。不仅要为气候问题的解决提供哲学指导，更要借助于气候问题建构一种充分的社会与全球体制来保障这种新的关系。戴建平认为，气候哲学的基本概念和方法、气候科学假说的提出和检验、气候与政治的关系等，成为需要哲学家思考的问题。荷兰的亚瑟·彼得森认为，气候哲学是一门交叉学科，具有科学与哲学交叉的特色。气候模型的本质、气候伦理、气候争议等是其核心问题。气候哲学关注气候科学的有限性。它将气候科学理解和预测气候的可能性限度作为研究领域，聚焦于“气候科学如何获得可靠性”及“气候科学中不确定性的类型”，例如统计的可靠性、方法论的可靠性、公众的可靠性等。气候哲学关注的核心问题是碳排放空间的分配正义，包括当代人之间的气候正义以及当代人与未来人之间的气候正义。气候哲学还包括气候科学哲学、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的程序正义、国际气候正义、应对气候变化的价值基础与伦理原则等。气候模型是气候科学的核心概念和基本工具。而关于气候模型的哲学分析集中于气候模型的本质和检验以及气候模型与经验的关系等问题。
国外气候哲学兴起于21世纪初期。国内的气候哲学研究则始于2010年，并集中于气候伦理、气候正义、碳公平等问题的研究上。气候哲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是跨学科以及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方法，只有从科技、政治、经济和哲学多学科对其进行透彻分析，才有可能揭示其问题的本质。
2001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成立了罗克伦理学研究所，它是国际上研究气候变化伦理与政策的前沿机构，2004年联合欧美16家气候政策研究机构共同发表了《气候变化伦理维度白皮书》。
在中国，2010年，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成立了气候变化与公共政策研究院。气候哲学是该院的重要研究方向，设立了气候伦理研究室、气象哲学研究室、气候政策研究室等。（2）气候经济学，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初，主要研究气候对经济的影响、气候变化的经济学特征、经济学在理解和解决气候问题方面的作用等问题。代表人物有尼古拉斯·斯特恩、诺德豪斯，代表作有《斯特恩报告》《均衡问题》《全球变暖政策的选择权衡》等。（3）气候政治学，兴起于21世纪初，主要研究国际政治尤其是地缘政治、全球治理与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气候问题与国家安全、社区治理以及政治哲学中的正义等问题。代表人物有安东尼·吉登斯、戴维·希本曼、约瑟夫·史密斯，代表作有《气候变化的政治》[7]《气候变化与国家安全》等。（4）气候社会学，兴起于21世纪初，以社会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考察气候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如气候变化给社会学带来的挑战、社会制度对气候变化的影响等问题。代表人物有乌尔希·贝克、詹姆斯·加维，代表作有《为气候而变化：如何创造一种绿色现代性》《气候变化伦理学》等。第二节气候变化是环境问题一 全球气候变暖正在成为人类最大的杀手
之所以说气候变化是环境问题，首先是因为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和其他的环境问题一样，已经和必将严重地危害人类的生存环境、生活质量和健康状况。
首先，全球变暖已成为人类最大的杀手，气候变化和化石燃料使用已经导致每年近450万人死亡，到2030年以后可能导致每年600万人死亡。如果不采取行动，2030年前全球将有1亿人死于气候变暖。应对气候变化在今天已经具有经济价值，（评估这一问题）将会使因不作为而导致的疾病和死亡的散播程度降至最低。
其次，气候变化使全球一些重要的系统失去原有的平衡，“导致地球大气系统（气圈）和生态系统（生物圈）发生了重大变化，物种多样性遭到破坏、土质退化和土地沙漠化、淡水资源危机、能源短缺、森林资源锐减、海洋环境恶化以及化学污染和垃圾成灾等诸多问题”[8]。
气候变化导致气候规律发生改变，台风、强降雨、高温干旱、低温冷害、强对流等极端气候天气发生的频次和强度、季节和持续时间、地点和范围等都超出了以往观测到的事实和基本常识。全球近20年来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发生的频率和强度出现了明显变化，洪灾、旱灾、暴雨、雪灾等气候灾害的频繁出现，引发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土地沙漠化和荒漠化的加速。受气候变化的影响，世界上更多的人口将更易遭受自然灾害及其他气候变化因素的影响，2.5亿人将不得不应对海平面上升所带来的后果，3000万人将遭遇极端天气和洪灾，500万人将受荒漠化的影响。世界自然基金会（WWF）预测，到2050年全球的海平面会上升50厘米，沿海的城市和岛屿国家与地区将被淹没，全世界现在136座沿海大城市，价值28.21万亿美元的财产将受到影响。“气候变暖将使像上海这样的城市面临更频繁和更严重的气候变[9]化的相关灾害的危害。”上海等城市已被列入了危险城市名单。
2012年，全球极端气候常态化，北极的冰川继续以前所未有的水平在融化，冰川的体积缩小了18%，格陵兰97%的冰面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融化。而冰川的融化加剧了全球变暖，导致很多城市和地区遭受暴晒、干旱和洪涝灾害，导致欧洲800多人死亡的寒潮；美国东部遭遇了强烈的风暴——“桑迪”飓风，影响了直径达1600公里的广泛地带，给当地带来强降雨，导致停电甚至降雪、125人死亡等系统性的危害。5个国家的最高气温打破历史纪录，成为自1880年有气象记录以来，全球第8个最热的年份。6.9万个地区高温破纪录，洪涝灾害的水平也远超过2011年，非洲部分地区、俄罗斯、澳大利亚和中国则遭遇了损失惨重的洪灾。
气候变化引发的自然灾害对经济造成的威胁正在加大，2000—2006年自然灾害对经济安全的威胁已为20世纪70年代的4倍，每年造成的损失增加7倍，受灾人数上升4倍。气候变化还造成经济损失，在同导致作物死亡的干旱和缺水的斗争中，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损失将超过2个百分点。第三世界受到的打击可能最为严重，它们将不得不动用原本已经有限的资源来对付疾病和干旱，预计因气候变化引起的死亡中超过90%都会发生在第三世界国家。在所有的损失中，中低收入国家中的那些世界上最贫困的群体受到的打击最为严重。这些群体的损失已经到了极点。气候变化导致化学物质的毒性增强，空气和水质更容易受到污染。另外，气候变暖还严重地损害世界物种资源的丰富性，从而使世界发展的后劲受到严重损失。二 气候变化具有典型的外部性特征
气候变化及其应对也像其他环境问题一样，深受“外部性”“市场失灵”的困扰。“我们大量地排放二氧化碳，将人类与生态系统暴露于巨大的危险之中。我们可以随意伤害别人却无须为自己的行为负[10]责，因为受害者在时间上与空间上都与我们相距甚远。”气候变化具备了环境问题的典型的外部性特征。如何使外部化的成本内部化，是应对气候变化需要解决的难题和要实现的目标之一。
现代经济理论认为，在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能够在自发运行的过程中，仅仅依靠自身的力量调节，就能使资源配置达到最佳状态。但是市场经济下也存在一些市场机制无法充分发挥作用的领域，如在环境、生物多样性等领域，市场配置资源“失灵”。由于应对气候变化与其他环境治理成果一样具备了外溢性，其消费不具有排他性，使得其投入的主体很难根据消费量对消费者进行收费，个人收益率与社会收益背离，从而失去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动力，导致气候变化领域资本前所未有的配置失当。
气候治理是提供全球基本环境质量的公共产品。现代经济学认为，当自利的“经济人”与公共物品相结合的时候，如果没有伦理关系制约，那么必然会产生“搭便车”的现象。由于气候治理的成果与其他环境治理成果一样，物理边界模糊，不易观察和计量，加之，对一个国家而言，应对气候变化的成本是本国承担，好处却是全世界共享的，而治理其他环境污染的效益是能够直接在本国体现的，所以普遍的选择是“搭便车”，即每一个国家都不愿意付出边际成本来改善大家受益的气候，而只想等别人行动以后坐享其成。三 应对气候变化存在政府失灵
应对气候变化又以其影响的范围广、解决起来难度大等特征而区别于其他的环境问题。首先是最大的环境问题。面对气候变暖，没有哪一个国家和个人可以独善其身，可以置之度外，其影响的范围和深度是其他任何环境问题都不可比拟的，因此，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把应对气候变化称为有史以来最大的“市场失灵”问题。其二，在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还会出现“政府失灵”。气候变化是跨国的环境问题，既不可能在一国的框架内解决，也不可能有一个超越国家主权的国际权威机构来控制和管理气候治理问题，只能通过国际谈判、协商，形成相应的规则和合作条约来应对。其三，适应是应对气候变化区别于其他环境治理的特征。由于二氧化碳存续的时间长达200年以上，所以无论是否减排以及采取何种强度的减排措施，全球地表温度在未来几十年内持续升高的趋势都难以避免[11]。所以，除通过“减缓”，即通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增加碳汇，来减少气候变化的速率与规模外，“适应”，即通过工程措施和非工程措施化解气候风险，加强应对极端气候事件的能力建设，也是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方面。其四，由于加害者和受害者的身份、权利和义务难以界定，受害程度的区域差异以及由于国家利益的追求与气候全球治理目标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等，在应对气候变化上更难以实现外部成本内部化、全球成本国别化。此外，和一般环境问题比较起来，气候变化的危害和治理成果的效益都表现出更加明显的滞后性，所以从政府到公民对气候治理普遍缺乏紧迫感。“既然全球气候变暖所带来的危害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不是具体的、直接的和可见的，那么不管它实际上多么可怕，大部分人就依然袖手旁观，不做任何具体的事情。但是，一旦等情况变得具体真实，并且迫使他们采取实质性行动的时[12]候，那一切又为时太晚。”
以上特点决定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困难性和复杂性。四 二氧化碳是不是污染物？
有一个与之关联的问题是二氧化碳是不是污染物，这个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与气候变暖对人类社会是否只有负面影响而无正面影响的问题同义。在一般情况下，二氧化碳不仅不像二氧化硫，以及排放出的重金属、大气中的粉尘一样会对人体造成直接伤害，相反，对于地球来说二氧化碳是必须有的一种气体，没有二氧化碳就没有光合作用，[13]没有光合作用也就没有地球的存在；没有二氧化碳形成的温室效应，地球的温度会常年在零下18摄氏度以下，正是因为温室效应使地球的温度保持在15摄氏度以上，从而为各种生物的存在创造了环境。二氧化碳是植物生长所必需的物质。当二氧化碳增加1倍时，农作物的产量可以增加40%—130%，同时在二氧化碳浓度增加后，植物需要的气体交换量减少，水分蒸发量减少，作物抵御干旱和臭氧等污染物的能力增加，这对于干旱和污染不断增加条件下的农业生产具[14]有特殊的意义。
但是，如果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的浓度超过了一定的度量，让全球气温上升的负面影响远远大于正面影响、达到导致灾害的水平，事情就走到了反面，就会成为环境问题，从而二氧化碳也就成为污染物了。有鉴于此，2007年美国环境保护署（EPA）决定把二氧化碳计入污染物质。中国环保部在2011年颁布的扩大城市大气质量监测标准中，也把二氧化碳和细颗粒物（PM2.5）等一并列入了污染物进行监测。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防止环境污染的减排和二氧化碳的减排形成了交集，于是很多地方就将其统称为减排，其实它们之间是有差别的。
实际上在我们的理论和政策中都已把气候变化、温室气体的减排与环境保护画上等号，如有的学者把分析环境保护的库兹尼茨曲线[15]直接用来分析温室气体减排的变化趋势，有的学者把碳税作为环境税的一种来进行分析，等等。但是，气候变化怎么变成了环境问题，它们是在什么地方成为交集的等问题如果没有得以阐明，那么逻辑上就出现了断裂，所以，研究气候变化是不是环境问题，并不是多此一举。第三节气候变化是能源问题
由于无论是气候变暖的成因还是应对的主要途径都是与能源问题紧密联系的，所以在很多情况下，人们甚至就直接把气候变化等同于能源问题。一 人类的能源活动是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
起源于法国的傅立叶，后来由爱尔兰的科学家廷德尔加以完善的温室效应理论认为，全球变暖主要是因为工业化以来人类过多地使用了碳基能源（煤炭、石油、天然气），把原本存在于地底下的“碳库”快速地搬到了大气之中，导致大气中以二氧化碳为代表的温室气体浓度迅速上升，犹如在地球的表面包裹上了一层“毯子”，由于其能够阻止投射到地球上的阳光中的热红外线向外太空的辐射，从而把热能累积在地球的表面，导致地球的温度上升。越来越多的科学研究成果表明，气候变暖的直接原因是大气层中以二氧化碳为代表的温室气体的过量堆积。1750年以来，人类的工业化活动引起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增加。1970—2004年，人类温室气体排放量增加了70%，而其中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就增加了80%，致使目前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值已经远远超出根据冰芯记录测定的工业化前几千年的浓度值，其中二氧化碳的浓度由工业革命前的约280ppm增长到现在的约389ppm（超出可勘测的过去16万年的全部历史纪录）。
能源活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球二氧化碳总排放量的90%左右。由于能源活动是迄今为止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最主要的二氧化碳排放源，所以应对气候变暖最直接、最主要的途径是通过调整人类对能源使用的行为和方式，降低化石能源的消费，从而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
气候变化直接催生出来的低碳经济为科学处理经济发展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关系找到了出路，为建立在碳基能源基础上的工业文明转变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气候安全”的生态文明架起了桥梁。而低碳经济的首要特征就是减少能耗，总的要求就是减少碳源、增加碳汇，主要路径就是节约能源，提高能源效率，改善能源结构，用太阳能、风能、核能、生物质能等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来替代目前全球以碳基能源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二 节能是减碳的重要途径[16]
著名的卡亚公式提出，碳排放是由人口、人均GDP、能源强度和碳强度等因素推动的，与能源强度、经济活动成正比，与能源转换率成反比。
把能源活动与气候变化关联起来的主要是能源强度和碳强度这两个指标。能源强度指向的是节约能源和提高能源的效率。而碳强度则是测度应对气候变化、温室气体减排的绩效，其指向除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外，还包括改善能源结构，提高非碳基能源的比重，以及其他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和增加二氧化碳吸收的途径等内容。能源强度的下降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途径，是降低碳强度的主要抓手。但是，碳强度下降比能源强度下降困难得多，而且对于节能、环保、减碳、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碳强度的下降比能源强度下降更具有综合性、高效性。
节能减排在减少碳排放、应对气候变化的过程中有着关键的地位和作用。其实，把节能与减排（减少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相提并论本身就体现了这种重要地位和作用。
节约能源包括为导致能源效率提高的技术节能、由于产业结构调[17]整和升级以及能源结构变化所引起的结构节能。1998—2008年，英国经济增长了28%，实现了200年来最长的经济增长期，但温室气体的排放却减少了8%。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分析了英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原因，认为：“虽然英国的环境政策对改善英国的自然环境、城市环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至关重要的转变是由于英国的经济模式由以工业为主导转型为以高级服务业为主导。”事实上，2008年英国的经济结构已经演变为：农业占0.9%、工业占23.49%、服务业占75.61%。英国的案例充分证明，如果以碳减排、应对气候变化为目标来考察，优化升级经济结构的效应显然首屈一指。
结构节能还包括通过转变出口外向型经济结构来减少碳排放。由于产出和能源效率的差异，在不同国家生产同一产品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是有区别的。在发达国家做某一个产品可能是一个单位的碳排放，而在发展中国家由于生产工艺相对落后，能源效率低，可能超过一个单位的碳排放。而在“低收入国家生产，高收入国家消费”的国际贸易模式下，显然既会导致发展中国家更多的碳转移排放，也会导致全[18]球的总碳排放量增加。三 优化能源结构是减碳的另一个重要途径
结构节能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能源结构的调整和优化。首先是开发非碳基能源来替代碳基能源。英国实现“脱钩”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该时期英国的能源结构中可再生能源占能源消耗的比重大幅度上升，可再生能源发电的比例由1.81%上升到5.54%，其中，风能发电量2004年才占全国总发电量的0.3%，到2006年则占1.3%。为实现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要求到21世纪末全球实现近零排放，其关键在于能否建立起以可再生能源为主体的能源结构。欧盟国家提出了在第二减排期（2020年前）要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温室气体20%—30%的高指标，其重要的依据就在于该时期欧盟可再生能源的占比要提高到20%—30%。
燃料结构的低碳化调整，即使调整幅度比较小或只在化石能源内部进行替代，也可以对碳排放起到抑制作用。
优化能源结构还包括能源构成中的含碳率下降。从减少碳排放的目标考察，化石能源内部也存在替代关系。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提供的基于净发热值的缺省因子计算结果表明，产生等量发热值的煤炭所排放的二氧化碳分别是石油和天然气的1.32倍和1.73倍。如果其他因素不变，能源结构中的煤炭比重下降，而石油及天然气的比重上升，显然也有利于碳排放量的减少。如果以水电或核能替代煤炭，将中国的煤炭消费量降低1%，则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将减少1.14%；若用天然气或石油替代煤炭，每减少1%的煤炭消费[19]其碳排放量将分别减少0.46%和0.28%。由此可见，如果其他因素不变，能源结构中的煤炭比重下降，而石油及天然气的比重上升，则二氧化碳排放量必然会减少。
减少矿物能源尤其是煤炭的使用，不仅对于气候变化有积极的作用，同时对于资源的节约和集约利用也具有重要的作用。这是因为，以煤炭为代表的矿物能源是复合资源，如果把煤炭等化石能源只作为燃料使用，不仅会浪费很多的经济价值，还将使复合资源变为环境污染。
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为目的的技术节能，对于降低能源需求增长、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作用也不容低估。中国“十一五”期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能耗下降了19.1%，即减少了将近15亿吨二氧化碳排放，就是一个有说服力的案例。四 中国在能源发展上既有压力也有潜力
中国在能源发展方面既面临着能源安全的压力，也面临着气候安全的压力；既受到国内能源供应能力和环境容量的瓶颈制约，也受到主要来自发达国家越来越强烈的要求中国减排的压力。
中国的能源资源以煤、石油、天然气等不可再生能源为主，但中国石油、天然气人均剩余可采储量仅有世界平均水平的7.7%和7.1%，煤炭也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58.6%。
中国能源需求增长很快。改革开放以来，一次性能源消费年均增长5.16%。“十一五”时期能源消费增长了120%（同期世界增长20%）。未来10年中国将处于工业化与城镇化同时并举时期，加之人们生活质量提高的需要，能源消耗增长是不可避免的趋势。
在需求持续增长的情况下，中国国内能源供给能力下降，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2010年石油的对外依存度已超过55%，煤炭已成为净进口国。其原因在于，一方面中国能源资源短缺，另一方面中国用能方式粗放、能源强度高（见表1-1）、能源利用率低。表1-1 世界主要国家能源强度比较（2005年）
201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的9.5%，一次性能源总消费却占全球的19%。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与日本相当，但能源消费量为日本的4.5倍；2010年中国的能源消费与美国相当，但国内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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