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诺美·普林斯(Nomi Prins)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献金政治：总统背后的银行家试读：
前言
写作本书的灵感在我创作历史小说《黑色星期二》（Black Tuesday）期间就已经形成了。那本小说描写了一个移民女孩与摩根财团银行家往来的见闻，反映了1929年大危机的来龙去脉。
那本小说中描述了一个真实场景，在黑色星期二那一天，市场情况糟糕透顶，于是那个年代最有权势的几位银行家聚在一起商讨应对之策。当时摩根银行的老板杰克·摩根还在伦敦出差，在家主持大局的负责人是托马斯·拉蒙特，他召来了另外5家主要银行的当家人，这些银行或多或少都与摩根银行有些瓜葛。这几位后来被称为“六巨头”的银行家讨论了不到半小时，就决定把各自银行的资金集中在一起来拯救市场。当然，这种危局是他们自己的鲁莽和不当行为导致的恶果，救市也就是救他们自身。
让我们把镜头快速切换到2008年的金融危机。正如本书相关章节描述的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情形，这场全球大崩溃的序幕看起来也似曾相识。打造毁灭性金融灾难的还是那些人物、那些手段，只不过具体的技术和产品复杂程度带有各自时代的特点而已。但与1929年危机的不同在于，这次是由美国联邦政府和联邦储备委员会以大刀阔斧的行动拯救了那些顶级银行。相似之处在于，这回仍是由6个主要银行家操刀，他们中的多数仍保有1929年10月那次会议所代表的公司血统和世系。这样的一脉相承结局，令我不禁拍案惊奇。
岂止如此，“六巨头”对美国的影响由来已久。
这些巨头自19世纪80年代后期就与银行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是J.P.摩根，他就是那个年代起家致富的典型。他们对1907年的金融恐慌负有责任，之后自己或派代言人参加了在哲基尔岛（Jekyll Island）召开的会议，缔造了美国联邦储备体系，以便对未来造成的金融危机施以援手。同样也是这些人，后来为一战提供资金并获利丰厚。
自1929年大危机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执掌美国的并非经由民主程序选出来的政治领袖，而是这些君临天下的银行家。无论是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设立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是随后的冷战、美国金融和军事扩张等历史事件，华尔街与白宫联手制定国家政策的事例无处不在。时至今日，尽管在各个时期升任金融机构老板和官至政治领袖的人士总可以互换角色，推动金融体系发展的仍是精英银行家。
银行与总统及其内阁之间达成的政治和金融同盟，主导了经济政策和法律制定，并将持续主导下去。我的研究表明，公共部门和私营企业之间的旋转门并不是像近来很多著作所讲的那样是20世纪80年代才有的，这一现象其实一直存在。
在研究这一课题时，我采用了两个视角。与每位总统和财政部部长相对应，我发现同时代的6位最有实力的银行家（在多数时候，这6个人以外的其他人与政治家的同盟关系都是较弱的），并将其与参加1929年10月摩根银行会议的那6家银行进行交叉对照。在很多情况下，每个时代的6大银行巨头都与1929年参会的那6个人有所关联，并与当时的总统及其班底建立了广泛的同盟关系。在有些时候，主导同盟、施加影响的就是一两个银行家，就像如今少数公司就可以操纵市场一样。
本书讲述了权势人物之间的关系，是一部美国金融政治史，它揭示的不只是这种同盟关系如何塑造了美国的国内和外交政策，还有美国作为超级大国如何主导世界。
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影响总统决策的银行家也是总统的密友。他们肯定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对政策制定施加影响，但在战后的那段艰苦岁月里，其结果对普罗大众而言也还算不错。
70年代，这种同盟的性质发生了改变。银行家掌握了新的权柄：把中东的石油美元“玩转”到拉丁美洲的能力。关于战争和大萧条的痛苦往事已成回忆，公共意识也日渐淡漠。20世纪70年代，大卫·洛克菲勒和沃尔特·瑞斯顿这样的银行家虽多了督促美国总统尼克松和卡特按其意思行事的本事，但却少了早期银行家和总统之间那种惺惺相惜、牢不可分的真性情。
到了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这种自私自利的情结得到了强化。美国的银行面临着来自欧洲银行和日本银行的竞争，导致一系列银行管制的放松，银行家的权力得以提升并持续至今。人与人的关系变成机会主义的周旋。民主党总统比尔·克林顿和共和党总统小布什都挑选高盛的CEO（分别是罗伯特·鲁宾和亨利·保尔森）做财政部部长，并与私人银行家建立关系网。游说人士和律师纷纷与政府官员频繁互动。人们本应更关注竞选双方的立场表述（尽管决策结果并无差别），却往往被竞选筹款夺去了眼球。
从历史记录看，国家档案馆资料馆从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到卡特总统的所有资料都可以全面查阅，而且内容规整，分类有序，精读起来令人兴味盎然，我常常看上几天流连忘返。里根上台以后的档案记录就不怎么全了。在阿肯色州首府小石城的克林顿图书馆里，我被告知有些记录可能永远不会浮出水面，除非根据《信息自由法案》的规定提出申请，而这不仅仅是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无论如何，随着时间延长，对文件的修改也会增多），还因为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也不存在编纂如此大量材料的承诺。所以，我依据《信息自由法案》申请希望看到的里根、老布什和克林顿时期的档案资料始终未能得见。
好奇之士需要在今后几年查阅小布什和奥巴马两任总统的资料，以了解他们在任期间与主要银行家的关系。我们可能永远也无法知道他们所讨论的具体内容，银行家留下来的文字不多，而且自尼克松辞职之后白宫也不再对总统办公室进行谈话录音。但有一件事可以确定：银行家及其拥有的银行即是1929年摩根会议参与者的金融后代，几十年后也依旧如此。历史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导言 当总统需要银行家“这个国家不惧怕那些倒霉失败的坏蛋，将其绳之以法就行了。真正威胁这个国家的其实是那些功成名就的恶人。”——西奥多·罗斯福总统，1905年
19世纪末，美国的银行巨头正在取代原来的工业大亨成为美国经济霸主的新象征。其中一些人在这个转型时期得以横跨工业和银行领域，另一些人则专门在金融领域呼风唤雨。这一变化将对美国的未来产生深远和不可逆的影响。无论在美国内部还是走出国门，权力的边界都将重新划定。现代金融资本主义时代的帷幕已经开启。
在新的规则下，白宫会发现自己与最具权势的银行家联系得更加紧密了。在通往这一可能性的道路上，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总统与美国顶级银行家约翰·皮尔庞特·摩根（John Pierpont Morgan，J.P.摩根）之间将为捍卫各自的主张而展开一场意志和自我的较量。
20世纪被称为“美国世纪”，反映了美国政治和经济上的主导地位，并体现在长达20年之久的社会改良和宪法修订等进步主义运动中，但在这段时期的早些年份，仍开启了一个华盛顿与华尔街进行政治-金融联盟的新纪元。这两种权威势力既相互依存又相互攻讦，不仅占据了美国的内政议程，也勾勒出一个新兴的全球金融超级大国的面貌。
国内的权力角逐发端于铁路行业，这是由美国最富有的一批大亨精心培育的领域。尽管铁路公司仍是发行股票和债券的主体，但美国钢铁公司、国际收割机公司、通用电气公司等一批工业企业也在崛起。同时，过去以向生产扩张提供贷款为业的银行也变得更加依赖并购和销售活动，并重视自身的资本整合。随着以钱生钱比产品制造更受青睐，对美国未来方向的把控就越来越集中在一小股金融精英的手中了。
20世纪初的银行家不仅擅长创造财富，还热衷于生产“有影响力的资本”。他们对金钱流转的指挥，堪比政府对国家的掌控。19世纪90年代后期的经济危机揭示出，摩根银行（J.P.摩根公司）所拥有的货币和黄金比美国财政部还要多。金钱变得越来越稀缺，谁拥有金钱，谁就更有权势（如今，摩根银行是美国最大的银行J P摩根大通银行的组成部分）。
自1901年缔造美国钢铁公司到当时，摩根已控制了美国钢铁业1的70%和纽约股票交易所上市公司的至少1/5。随着铁路行业在世纪之交的投机狂潮下趋于崩溃，摩根的权力进一步升级。他就像一只等待猎物出现的老鹰，迅速俯冲过去将这个行业肢解、重组。在这个过程中，一息尚存的公司都得向他借款，处于绝望中的企业家心甘情愿地接受了苛刻的贷款条件。
另一个成为金融界大佬的亿万富翁是约翰·洛克菲勒。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公司是全世界最赚钱的工业企业之一，1886～1899年，该公司年均利润从1500万美元跃升至4500万美元，是原来的3倍。汹涌而至的现金需要找个地方以便繁衍出更多的财富，在追求以钱生钱的过程中，洛克菲勒的企业达到了权威顶峰。正如马修·约瑟夫森（Matthew Josephson）在其经典著作《敛财大亨》（The Robber Barons）一书中所述的：“标准石油公司的那伙人必然将赚来的钱有规律地投资新设企业，这些企业乍看起来所有权不知道是谁的……因2为洛克菲勒声称自己已“退休”，不再主动参与企业的经营”。
令人敬畏的詹姆斯·斯蒂尔曼是纽约国民城市银行的行长，他的银行按总资产衡量是美国最大的银行，自诩为“代表美国的银行”，3后来演变为花旗集团。与斯蒂尔曼一道，洛克菲勒开始投资于银4行、保险公司、炼铜厂、炼铁厂、铁路和公用事业。他的弟弟威廉·洛克菲勒早在芝加哥当Milwaukee&St.Paul铁路公司经理期间就结识5斯蒂尔曼并成为密友。洛克菲勒兄弟认为，资本生产的行业可以用于提升他们的地位，而斯蒂尔曼的银行自然比其竞争对手摩根银行更适合满足他们的雄心壮志，当然，洛克菲勒兄弟后来也主导了另一家大银行大通国民银行（后来演变为JP摩根大通银行）。
斯蒂尔曼与洛克菲勒之间的结盟使得“城市银行”变成了所谓的6“标准石油银行”。1902年，威廉的儿子威廉·古德塞尔·洛克菲勒迎娶了斯蒂尔曼的女儿埃尔西·斯蒂尔曼为妻，使这一联合更加巩固，而这对夫妇的儿子詹姆斯·斯蒂尔曼·洛克菲勒未来将成为国民城市银7行的董事长。在20世纪早期，这种社会和姻亲上的家族合作成功地将工业家族巩固成为金融王国。
1893年的经济恐慌导致规模较小的铁路公司纷纷倒闭，让斯蒂尔曼、威廉·洛克菲勒、爱德华·亨利·（E.H.）哈里曼和金融家雅各布·希夫有机会控制了最大的铁路公司之一——联合太平洋公司（Union Pacific）。当时已出现铁路托拉斯（即公司联合体）的概念，这些人则缔造了华尔街两家成长最迅速的“金钱托拉斯”之一。在这个精英集团中，包括洛克菲勒家族、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标准石油公司，以及希夫控制的华尔街投资银行Kuhn，Loeb&Company。
另一个联合集团（后来被称为“内部集团”）是华尔街上的翘楚。它围绕摩根家族设立，包括大北铁路公司CEO詹姆斯·希尔等巨头，还有杰出的社会活动家老乔治·贝克尔，他曾是第一国民银行的行长，该银行后来成为花旗集团的一部分。斯蒂尔曼横跨了两大集团，这是个明智之举。
杰出的波士顿律师、后来成为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的路易·布兰8代斯（Louis Brandeis）在其美国金融寡头研究开山之作《别人的钱》（Other People’s Money）中写道：“投资银行家用别人的钱来操纵权力，这一点比通过银行和信托公司行使权力来得更直接、更有9效。”换句话说，银行控制的钱越多，所掌控的权力就越大。
在金融领域，摩根的作用就像是一个焊接工，能熟练地把大型银行、信托、保险公司塑造为一个整体：“一个结实的金字塔，而他自10己居于顶端。”通过持有股票和交叉进入董事会，摩根的势力遍及第一国民银行、国民城市银行、汉华银行、自由银行信托、大通国民银行以及美国的主要保险公司。
摩根控制的三家主要保险公司是纽约人寿、公正人寿和互助人寿，而且这种往来是双向的。纽约人寿的老板乔治·珀金斯也在摩根银行11任副总裁和合伙人。1900年，这些公司的资产合计接近10亿美元。由于跨业拥有投资银行和保险，摩根、珀金斯和老贝克尔扩张财富变得很轻易。他们的保险公司购买他们同时作为投资银行家所设计和承销的证券（如股票和债券）。这种虚构的内部投资需求吸引了外部投资者以更高的价格去购买这些证券。这三个巨头再把获得的利润以存12款形式存入自己控制的银行中，用于银行继续从事此类活动。
为了垄断资本市场，国民城市银行、第一国民银行和摩根银行达成了协议，“三家银行中的任一家从事证券发行业务，发起行都将拥13有50%的承销份额，另两家则每家拥有25%的承销份额。”除此以外，这三家主要银行还帮助很多其他非金融企业承销存款，并接受它们的存款。
这种联盟也让各位金融大亨感到十分惬意，他们不希望把相互交往局限在纽约市之内。美国公平寿险协会的老板亨利·海德就与摩根在乔治亚州的哲基尔岛共享一栋公寓楼。那里是美国顶级精英人物的度假胜地，沐浴在奢华的海景中，这两位大人物一边划分着金融势力14范围，一边又远离了紧张的纷争。
此外，摩根除了在世界上打造了自己独一无二的全球银行家形象外，他在欧洲的名望也提升了其在美国的地位（这也使美国的地位在一战之后超越了欧洲）。欧洲的投资者是美国股票和债券的买家，他们对任何冠以摩根的金融产品都趋之若鹜。这一情况可以追溯至1890年，当时欧洲令人尊敬的老牌企业巴林银行冒险从事阿根廷债券业务，却遭受灾难性的打击而濒临倒闭。伦敦的很多银行都见死不15救，英格兰银行只好转向摩根求援。这次救助奠定了欧美之间长久的国际合作关系。
四年之后，摩根又受命拯救美国于破产之境。1899年，财政部部长莱曼·盖奇（Lyman Gage）不得不向摩根银行借款5000万美元以从国外购买黄金，以支撑美国的金融实力。后来美国国会还因此谴责16摩根，认为借款条件“等同于敲诈而毫无爱国情怀”。但在当时，临危提供贷款的摩根是被当作英雄看待的。这仅仅是摩根灵巧地运用别人的钱来提升自己声望的众多案例之一。即便在那种情景下，按照詹姆斯·斯蒂尔曼的说法，摩根还来找他筹集贷款所需资金，并曾一度哽咽地表示“非常难过且压力很大”。斯蒂尔曼拍电报让欧洲方面汇来1000万美元的标准石油公司黄金，还另从其他渠道筹集了1000万美元，一并交给了摩根。摩根则居功至伟，以此进一步强化了其影17响力。反托拉斯，西奥多·罗斯福执掌白宫权力
当罗斯福总统采取空前的措施运用行政权力肢解权倾一时的托拉斯之时，他认为该行动总体上对美国是有好处的。他并非针对大企业本身，而是具有一种社会底层失意者的反抗情结，并希望为所有美国民众营造出被他称之为“公平交易”的秩序。他相信竞争的力量，但他也认为竞争必须是公平的。他很清楚，随着托拉斯变得越来越强势且联合，政府的力量则会被相对削弱。
这种意识成为罗斯福政治遗产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掀起的反托拉斯运动始于1902年，那时距威廉·麦金莱总统遇刺身亡后由他补位接任总统仅仅几个月。罗斯福以行动证明自己是一个坚毅的政治家，他把自己塑造成与“财富暴政”（而非财富本身）作战的斗士，赢得了企业家和工人阶层的支持。施加财富暴政的对手是那些占尽天时地利的托拉斯大亨，而他们中很多都是罗斯福之前的同道。
罗斯福生于纽约的富商之家，游历广泛，跟他未来的对手（后来又成为盟友）J.P.摩根一样，在常春藤大学接受教育。罗斯福拥有富商巨贾的血统，但又生性粗犷、不拘小节，还有一丝反抗精神。他曾在北达科他州荒无人烟的牧场工作，有人说他具有狮子一般的性格。
罗斯福利用总统权力挑战托拉斯的垄断地位，在这个由金融家主导的新时代宣示了华盛顿的力量。罗斯福指示司法部发起了针对北方证券公司的反托拉斯诉讼，指控其违反了1890年《谢尔曼反托拉斯法》，该法禁止托拉斯从事垄断经营。北方证券公司由摩根、哈里曼和希尔于1901年创立，是美国最大的铁路托拉斯之一。如果摩根再少一些自我意识的话，这场由总统发动的高压攻势就有可能避免。但是当摩根私下接触罗斯福希望解决争端时，罗斯福反而更加坚定：“摩根先生一直把我当成竞争对手，以为我要么会摧毁他的全部财富，18要么会被收买跟他达成协议而他毫发无损。”最终，尽管摩根的其他利益并未收到太大触动，但旗下主要的托拉斯则被迫分拆了。
在北方证券公司之后，又有40多起类似案例。在反托拉斯过程中，罗斯福得到了足够多的民意支持，成功于1904年以70%的多数票赢得了总统大选。但到了1907年，或者由于他需要摩根来帮助他拯救美国的经济危机，或者他在理念上与摩根并无本质不同，罗斯福总统最终还是顺应了摩根的意愿。扒粪记者、扒粪参议院和扒粪银行家
国会的力度也有所收敛。越来越多的议员收受大公司老板的贿赂，提出对其有利的立法动议（如今这一做法被冠以“献金政治”）。1906年3月，美国《大都会》（Cosmopolitan）杂志搞了一个精准有力的系列调查栏目揭露实情，名为《卖国的参议院》，作者是通俗小说家大卫·格莱姆·菲利普斯。美国众议院议员威廉·伦道夫·赫斯特于1905年购买了该杂志，当时的目的是希望用生动的故事吸引读者。该调查文章推出不到两个月，订阅量就翻了一番。
菲利普斯揭露了参议院的大面积腐败事实，尤其指出行贿方是标准石油公司。他指出，纽约州参议员昌西·迪普从70多个公司（特别是保险和铁路公司）的管理层那里收取了5万多美元，并为其谋利。这种行径尽管不违法，但存在严重的利益冲突，并为公众所不耻19（纽约的很多参议员都依赖华尔街来筹集政治经费，尤其是在19世纪末）。罗斯福一边猛烈攻击摩根的铁路托拉斯，并以轻蔑的口吻谴责“财富暴政”及其对美国的不良影响，但同时，他也对这种向华盛顿投射的怀疑目光感到不快。他赞同“行善者”对丑恶行径进行无情20揭露，但他也告诫要警惕“歇斯底里式的哗众取宠”的报道。罗斯福曾用带有贬义的“扒粪者”一词来形容从事此类调查的新生记者群体，其中包括菲利普斯，还有用生动文字揭露腐烂肉类加工行业的厄普顿·辛克莱，以及揭露标准石油公司恶行的艾达·塔贝尔。
菲利普斯的作品描绘了美国未来政界与金融圈共进退的趋势，具有启发性，他在文章中猛烈抨击曾经是百万富翁企业家的罗得岛州参议院尼尔森·奥尔德里奇与精英阶层往来的不当之举。菲利普斯写道：“1901年，他（奥尔德里奇）的女儿嫁给了约翰·洛克菲勒唯一的儿子和接班人。这场联姻使美国人民的头号剥削者与服务剥削者的头号阴21谋家成为紧密的盟友。”
除了扒粪记者，自由派和保守派媒体也源源不断地挖掘、曝光银行家的伎俩。无论是华盛顿还是传媒界都普遍相信，1893年金融恐慌及随后的经济萧条之后，必须采取措施以避免再靠摩根来拯救美国，但是经过多年，仍没有任何进展。罗斯福总统并不希望打破现状，尤其是在1904年总统大选的节骨眼上。1907年大恐慌
美国经济于1907年年初又陷入经济衰退，这次是铁路公司股票大跌和黄金显著外流欧洲所致。这让人想起1903年发生的短暂市场恐慌，当时被称为“富人的恐慌”，但这次的情况更糟糕。1907年3月，漫画家路易·格莱肯斯为Puck杂志精心制作了一幅题为“他向我求爱”的漫画。画面上，一个小姑娘打扮成童谣里的牧羊女小波碧（Little Bo Peep）的样子，身上的标签代表“华尔街”，她正在从纸花上摘花瓣，花瓣上的标签为“紧缩货币”和“宽松货币”。在撒满地面的花瓣中间有一枚奖章，上面写着“我们相信科特柳”，指的是罗斯福时期的财政部部长乔治·科特柳（George Cortelyou）。漫画中的科特柳穿着英国伊丽莎白时代的衣服，手捏一枚钻戒站在姑娘身后22做求婚状。钻戒上写着“财政救助”字样。仅仅6个月后，透露出来的信息显示这笔救助款还是通过摩根银行实现的。
在所谓的“罗斯福恐慌”发生之后，总统暂时停止了反托拉斯行动，批准了与摩根达成的秘密交易。因为他意识到，这样做才能把美23国从“蔓延全国的可怕灾难”中拯救出来。
10月来袭的金融恐慌蔓延了全年，其高峰发生在“铜业大王”F.奥古斯特·海因茨和臭名昭著的投机家查尔斯·莫尔斯联手逼空铜业股票市场未果之后。
1907年10月14日，星期一，海因茨三兄弟、莫尔斯及其追随者设立基金购买囤积大量联合铜业公司的股票，希望让股价飙涨。他们的成功带有几分戏剧性，在几分钟内就把股价推升至25美元以上的高位。为了操纵股价，他们下指令给附近地区所有的股票经纪商，让其把所持有的股票和借给卖空者的股票全部卖给他们。他们寄望能囤积足够多的股票，以便把股价推升得更高，然后再把他们余下的股票卖出以获利更多。
但是这个计划事与愿违。星期二，证券经纪商按指令把买来的大量股票送来交割，但海因茨的经纪商没有足够的现金进行支付。这些证券经纪商于是在星期三把剩余股票抛出，价格从每股60多美元跌24到了不足15美元。
但愿这是一个孤立的事件，但有一件事除外。海因茨、莫里斯和E.R.托马斯同时还是商业国民银行（Mercantile National Bank）的董事。实际上海因茨还是该银行的总裁。星期四和星期五，存款人开始从银行提取存款。银行于是向清算所协会寻求帮助。海因茨引咎辞职。纽约清算所协会责令这些人立即偿还向各银行同业所借的款项，但是他们已分文皆无。因此，他们不得不变卖所持股票，导致整个市场的25崩盘。恐惧和怀疑不约而至，存款人不信任银行，银行之间也互不信任。危机的因素不断积聚，充斥着纽约的大街小巷。
雪上加霜的是，跟历次金融不确定性的蔓延一样，资金的流动性枯竭了。市场越是下跌，恐慌的投资者越急于抛售股票换成现金。在绝望之下，交易所的总裁前来寻求摩根的帮助，目前唯有摩根有能力阻止这场金融屠杀。摩根应约出面组织设立了一个基金，提供所需的流动性支持。在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里，国内的银行就出资2000万美元，提高了市场流动性水平，股价也有所反弹，股灾得以避免。这个基金又筹集了5000万美元用于股票交易融资，但融资条件是在抵押品价值基础上打折50%——这个折扣比率相当之高，是摩根设定26的，但急需现金的人别无选择，只能接受。
世界看似暂归平静，但这只是风暴前的片刻安宁。对海因茨所掌控银行的信心坍塌引发了大面积的危机蔓延，因为莫尔斯和海因茨已经累计控制了至少8家银行和2家信托公司。尽管他们已被迫辞去了名义上的银行高管职位，但关于银行经营不稳健的谣言仍满天飞。存27款人争先恐后地从他们的银行及附属机构提取存款。尼克博克信托公司倒闭
10月21日，星期一，存款人以复仇的心态从纽约第二大信托公司尼克博克信托公司提取存款。星期二，该公司总裁查尔斯·巴尼因与莫尔斯的关联而被迫辞职。但此时，尽管有更多颇具实力的银行家的担保和摩根额外提供的1000万美元保证，存款挤提没有缓解反而升级了。
银行所面临的挤提场景取决于其所处的社区位置。位于第五大道和第34街的是尼克博克公司总部，新闻这样报道：“各种汽车和马车停在大理石建筑前，穿着优雅的女士和志得意满的先生跑上台阶，挤28在银行柜台前。”在其他分行门前，则有数百名穿着破旧的存款人排着长队等着提款。公司经理哈里·霍林斯在百老汇大街66号的分行柜台前帮忙，存款人沿着彩色窗玻璃一字排开，队伍已经延伸到大街
29上。银行柜员将成捆的钞票摞放在柜台上以显示公司财大气粗，但仍起不到任何作用。10月22日星期二午后不久，尼克博克信托公司30总部就关闭了。
纽约的大银行纷纷保留实力寻求自保，仅限于在全国范围内对外提供长期项目贷款。加利福尼亚州安全存款公司和旧金山信托倒闭了。从美国大西洋到太平洋沿岸的倒闭浪潮接续不断，随着恐慌蔓延，更多的信托公司深受其害。巴尼当时也是美国信托公司的经理，他自己也在那里存有6700万美元的存款，而该公司大面积的挤提已经发生。唯一的区别在于，这家公司与主要银行家的关系更加具有实质性。它太大了以至于不能倒闭。曼哈顿酒店会议
在如此紧张的一天，罗斯福和财政部部长科特柳“与纽约保持着31长时间的沟通”。午夜时分，摩根的秘书急匆匆地赶到曼哈顿酒店的大堂。在第五大道尼克博克信托公司办公室会面之后，摩根约科特柳于午夜12：30在酒店继续商谈。
几分钟后，摩根和斯蒂尔曼进入酒店。在新闻记者的围拥之下，二人迅速进入电梯。科特柳在楼上等候。摩根的合伙人乔治·珀金斯也匆匆赶到。当国民城市银行的副总裁弗兰克·凡特里普出现时，记者们正急切希望从这些超级银行家那里得到只言片语。凡特里普曾经在麦金莱总统时期担任过财政部助理部长，之前还在芝加哥做过记32者，这一经历使他负责银行的公关工作如鱼得水。与媒体打交道，他显然是不二人选。珀金斯把记者聚拢过来，给出了商讨结论。
作为委员会的代表，他说纽约的信托公司已经团结一致为美国信托公司提供支持，“该公司的资产”，他说道，“已经经过审查，各方33面都很健康。”
凌晨1点，科特柳充满自信地向媒体宣告：“安稳度过今天这样本不应让人感到如此不安的一天，最好地体现了我们在履行重建公众信心这一艰难使命中所展示的力量和赢得的支持……财政部也在其中34扮演了应有的角色，我已经启动了这个城市的2500万美元存款。”科特柳将2500万美元的公共资金存入了国民银行，并认为这些资金中的大部分能够转存入美国信托公司促其恢复稳定。
随着美国信托公司焕发出生机，该公司总裁宣布将于星期三早晨开门正常营业。相比之下，尼克博克信托公司则没这么幸运，它没有得到银行家类似的支持。可见，美国信托公司能恢复若此，全赖摩根团队援助所赐。
存款人在急切和不安中经过了这个午夜。在曼哈顿下城美国信托公司殖民地分行的取款人队伍从正门向拿骚大街那里延伸了半个街区。一些人在华尔街和百老汇大街的门廊处坐下来，冷得缩成一团。整个夜晚，美国信托公司主楼的圆形大厅里都有存款人，里面挤着不下上百人。还有更多的人团团围在外面。“咖啡和烟熏香肠是唯一能买到的食物，无论是送信孩童还是百万富翁都抢着买，食品小贩则赚35个十足。”《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如此报道。
清早时分，成群的存款人带着疲惫，顶着寒风，聚集在美元储蓄银行（Dollar Savings Bank）门前，拥挤着，叫嚷着。连已经关闭的尼克博克信托公司门前也聚满了人。当美元储蓄银行开门时，有近千人在环绕着街区排队等候。一些存款人被允许从开在威利斯街的后门进入银行，顿时人群产生了一阵轻微的骚乱，警察不得不动用警棍维36持秩序。
很多银行家和企业家在次日拜访摩根，他为救助美国信托公司安排了400万美元资金。科特柳则驻扎在财政部的纽约分库办公室，别人向他报告资金安排行动的进展，但他本人并未在资金分配的现场。37因为，那是由摩根掌控的。
到了星期五，气氛稍微缓解。美国信托公司总部和殖民地分行门38前的取款队伍长度比星期二时短了很多，比星期三也大幅减少了。星期六早晨，《纽约时报》发出声音：“科特柳财长与以J.P.摩根为首的纽约顶级银行家精诚合作，采取的措施富有远见卓识，并于昨日再次取得令人称道的成效，”并认为这是“朝着公众对纽约银行业恢复39信心迈出了一大步。”
但是摩根并未止步。10月28日，星期一，他接待了纽约市市长40小乔治·麦克莱伦（George McClellan Jr.）的来访。当时纽约市需要筹集3000万美元以维持运转，而此前因找不到买家，已经推迟了债券的发行。摩根、贝克尔和斯蒂尔曼立即同意提供资金，联合其他大银行承销纽约市的债券并为发行提供担保。
于是，星期二晚间，以摩根为首的银行和信托公司总裁同意组成银团，向仍在苦苦挣扎的美国信托公司提供支持。接受救助的还有林肯信托，以及贝克尔女婿的债务已高达2500万美元的证券经纪公司41Moore&Schley。
为了设计出最佳的行动计划，摩根在他位于麦迪逊大街的家庭图书馆召开会议，成立了一个由他本人、斯蒂尔曼、贝克尔组成的非正式指导委员会。由摩根旗下银行家信托公司年轻的总裁本杰明·斯特42朗任委员会秘书。参加那次会议的还有托马斯·拉蒙特，他是斯特朗的朋友，即将于1911年成为摩根财团最年轻的合伙人。拉蒙特后来一路升迁直至执掌摩根财团大局，并在一战及此后几十年在美国金融外交政策制定方面发挥了实质性的作用。
根据拉蒙特的说法，摩根要求安排2500万美元贷款来“拯救美43国信托公司”。这些资金由经营尚可的信托公司来出，这些公司的总裁都对摩根的命令战战兢兢。他指示律师制作了一份“简单的空白44认购书”交到与会人员手中，说道：“先生们，你们看着办吧。”他们都签了字。这就是摩根在银行业影响力的写照。
救助计划中还包括由摩根创建的美国钢铁公司收购Moore&Schley公司持有的田纳西煤炭钢铁公司控股权。美国钢铁公司一直都是田纳西煤炭钢铁公司的主要竞争对手，但这一安排还需经罗斯福总统批准。
就这样到了星期日晚上，摩根的合伙人——美国钢铁巨头亨利·克莱·弗里克和法官埃尔伯特·加里搭上了开往华盛顿的火车，准备面见罗斯福总统这位首席“托拉斯爆破手”。尽管这一收购安排有不符合反托拉斯法的嫌疑，罗斯福还是在早餐会谈中勉强予以同意，并指45出：“他从公职角度提不出否决的意见。”消息甫一流出，股市大涨。
罗斯福后来写道，在危机期间：“只有摩根财团才能挽救纽约公众的信心——不仅是企业家的信心，还关乎成千上万中小投资者和在银行及信托公司拥有存款人的信心。”正是基于这一考虑，他才同意与摩根方面达成这一协议。
正如他所说的：“这一行动主要是为了公众利益……毕竟危机被控制住了……该行动能在当时得以实施，对美国人民的福祉至关重46要。”这位狮子总统本可以用经济手段牵制摩根并用言语谴责他的所作所为，但他不愿意冒这个险，尤其是在那个时候代价过于高昂——要知道明年即将迎来总统大选，他需要摩根来帮他保住政治声望。危机之后
经过几个星期，恐慌似乎即将过去。市场上普遍认为，是摩根及其团队以精湛的手法拯救了美国经济。《纽约时报》1907年刊载的一篇新闻头条迎合了这一氛围，提出摩根是“世界的中央银行”。摩根并未因为成为报纸头条的主角而减少其在银行业棋局的纵横捭阖行动。他不仅在1896年（有偿）支持陷入困境的其他银行，还帮助奥克斯家族（Ochs family）收购了《纽约时报》。
报纸在当时并没有报道的是，摩根拯救美国既没动用自己的钱，也没动用他的爱国伙伴的钱。他下注的是政府的资金。这是在1912年普约委员会（Pujo Committee）调查资金托拉斯的国会听证中透露出来的。在那个恐慌星期的一开始，美国财政部就在纽约国民银行存47入了3900万美元。
那笔3900万美元的存款没有要求支付任何利息，大部分又被存入摩根银行。从那里，这笔钱被以相当高的利息贷给实力较弱的银行。尽管这些资金中的1000万美元被指定用于救助美国信托公司，但摩根只用去了400万美元。美国全国范围的小企业一直难以获得资金，因为“政府”的资源正在用于解救股票赌徒和支持摩根财团的银行。48
资金短缺和贷款不足对美国产生了惩罚性的后果。小城镇的银行仍在限制存款人提取的数额。以匹兹堡为代表的制造业中心几乎没钱给工人发工资，因为它们的借款行都在囤资惜贷，这惹怒了工人群体。西部地区也深受打击，因为种粮所需的资金无法得到满足。遍及全国49的制造厂、批发商、零售店都因缺乏资金而受到影响。纽约大型银行的恐慌和收缩资金导致了全国性的经济萧条，但1907年11月10日的《纽约时报》还在刊登摩根的新闻，题目是“J.P.摩根——关怀人类的银行”，文章生动概括地描述了摩根为防止金融体系崩溃而采取50的诸般策略。
但正如美联储历史学家威廉·格雷德（William Greider）所了解到的情况：“摩根及其同僚不仅没有止住1907年的金融恐慌，而且还被51迫反过来寻求了华盛顿的帮助。”
实际上，他们的行动未能使混乱局面平息。威廉使金融体系恢复稳定，罗斯福总统不得不命令财政部又发行了1.5亿美元的低息债券，52以便让银行用作抵押品，获得新的流动性。
到头来，总统还是要考虑他的位子。尽管罗斯福已决定不角逐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