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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9-26 18: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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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孙士聪 主编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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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教育:新媒体时代的探索与实践——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育教学改革研究论文集

文学教育:新媒体时代的探索与实践——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育教学改革研究论文集试读:

文学教育与汉语言文学专业能力培养(代序)

——简论新媒体时代的大学师范专业建设孙士聪

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讲了一个故事(《斐德罗篇》,载《柏拉图全集》第二卷),说在埃及瑙克拉提地方有个名为塞乌斯的神,发明了数字、几何学、跳棋、骰子和文字等,想传其于埃及人。于是他来到当时埃及的国王萨姆斯面前,为之详作介绍。谈及文字,塞乌斯赞此药能改善记忆力,使埃及人博闻强记、更加聪明。萨姆斯听后却认为臣民没有文字反而更好,便拒绝了塞乌斯。德里达后来有文题为《柏拉图的药》,揭示西方传统哲学之逻各斯中心主义,其实紧接德里达引文之后,还有萨姆斯拒绝塞乌斯的理由,即人们借诸文字鲸吞丰富的知识,看似无所不知,实则一无所知。撇开柏拉图围绕理念论的阐发不论,这理由颇值得琢磨。通过文字获取知识,在笛卡儿之后便一举确立所谓“知识即力量”的真理性地位,这在自然科学那里显得尤其理直气壮,至人文领域则有些晦暗不明,毕竟吞下知识是一回事情,提升追求真理的能力却是另一回事情。这就在某种程度上切近了本文所谈的文学教育论题。毋庸讳言,新媒体时代的大学文学教育面临诸种挑战,对此,学界有识之士早有理论思考与实践探索,然当此大学专业建设改革与教学范式转型潮流全球性汹涌之际,两千多年前塞乌斯的药与塞乌斯的思,在某种程度上颇类寓言,或为新媒体时代的文学教育与汉语言文学专业建设论域中洒下一线启示之光。一 新媒体时代的挑战与反思

大学文学教育在新媒体时代所面临的挑战,择其要者有五:一是相对于基础教育阶段,大学教育阶段大学生阅读文学经典的热情降低,据山东大学当代中国文学生活研究中心调查,这一数字从55.2%降至27%;二是大学生对于文学相关活动参与程度下降;三是民族传统经典阅读中畏惧语言障碍(如文言文)的态势愈加强烈;四是以专业发展为借口,挤压学生文学阅读时间与空间;五是文学学习无用论蔓延,学生文学能力与素养有待进一步提升。大学文学教育所面临的挑战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当代大学生文学素养的提升,阻碍了现代个体人格的全面发展。对于师范大学文学素养教育来说,这一影响的严重性还在于,它最终会不同程度地涉及一个民族的创新精神、道德生活与文化未来。一个没有受到良好文学教育、没有较高文学素养的教师,将很难真正承担培养优秀社会主义接班人的使命。

在新媒体语境中,全面考察新媒体变迁与当代大学生文学素养之间的关系,关注教育实际、发挥自身优势,积极探索新世纪师范大学文学素养教育新路径,扎实推进师范大学文学素养教育教学改革,有效提升未来中小学教师的文学素养,无疑应是大学文学教育以及大学文学专业建设与改革必须思考的重要课题,而理解新媒体与当代大学生文学素养实际之间的关系以及文学危机与文学素养教育危机之间的关系,则是研究这一课题的前提。

新媒体,意指相对于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利用电脑及网络等新科技,实现交互传播的媒体新形态,以网络新媒体、手机新媒体、新型电视媒体为主要物质呈现形式。新媒体不同程度地改变了信息传播权力模式、内容阅读感知结构、知识生产逻辑行程以及日常阅读方式等。大学文学教学课堂上手机刷屏的低头族、专注电脑屏幕的宅族、文学鉴赏与语言文字能力弱化的火星族等,都或多或少地成为新媒体时代文学经典渐行渐远、文学素养教育危机日显的具体征候。新媒体技术发展所带来的冲击,更多的时候被认为是文学的危机、文学研究的危机。

将新媒体技术与文学的存在合法性联系在一起,甚或断言文学研究的终结,其实并不是一个新命题,近者有世纪之交的所谓千禧年忧虑,远者有黑格尔的艺术终结论,再远则是柏拉图驱逐诗人出理想国了。径直将文学及其研究的危机与信息技术之间的关系纳入因果论框架,对于当下文学研究而言固然不是一个可视而不见的命题,然而,在现代信息技术大背景下面临危机的并非仅仅是文学及其研究,在更宽广的视野中文学素养及其教育的危机同样不容遮蔽。文学及其研究的危机与文学素养教育的危机之间存在密切关系,但二者并不能相互取代。对于师范大学文学教育而言,对文学素养问题的相对遗忘表现为文学教育原则工具主义、实用主义趋向,以及文学教育客体的去理想化、去情感化趋向,等等,这亟须文学教育教学改革予以严肃面对、深入反思。在此基础上,从审美教育与人格塑造的层面厘清新媒体与当代大学生文学素养的关系,关注教育教学改革现实问题,整合学科-专业-教学资源优势,积极探索师范大学文学素养教育新途径,创新新世纪师范生人才培养模式,不断提高文学教育教学质量,其中既包含文学教育维度,也包含文学学科建设维度、文学课程建设与教学改革等。

需要注意的是,对新媒体与文学教育关系的整体认识,既要防止夸大新媒体对于文学教育的负面作用,结果走向技术决定主义,也要防止以技术教育取代文学素养教育,结果走向对新媒体之于大学文学教育的影响视而不见的鸵鸟主义。不能任由审美育人的社会担当飘散于新媒体浪潮之中,更不能淡化新世纪师范大学文学素养教育的使命意识。紧扣新媒体时代文学教育现实诉求以及新世纪文学教育教学改革大潮,化新媒体挑战为文学素养教育教学改革的压力与动力。立足师范大学文学素养教育教学实际,强调现实问题引领,突出以教育教学为抓手,积极发挥文学研究在文学素养教育教学中的主动性和示范性,形成文学专业建设-文学研究-文学课程教学改革的三角合力,探索搭建文学教育平台,全面提升师范大学生的人文素养和审美能力。

文学学科专业建设维度当然要关注当代网络文学以及其他相关新媒体形式文学现状,但更重要的却是准确切入问题的核心与关键,思考在新媒体背景下汉语言文学专业建设究竟要为现代人奠定怎样的专业基础、培养怎样的专业核心能力,专业基础与专业核心能力之间的当代性关系如何,进一步的,如何根据这一关系的当代性审查来探索更具当代性、实践性的专业培养方案与课程体系,等等。关注研究网络文学这一新兴文学存在样式在当代师范大学生阅读中的角色与地位,揭示其进入大学生阅读实践的动力机制、逻辑行程、影响生发点,力求有的放矢、理论穿透现象。另外,也要关注大学生中的网络写手及其现象,当代大学生中新近出现的这些校园现象,既有深厚的社会经济土壤,也有青年大学生对于新媒体语境中的文学写作的探索与尝试,急需文学素养教育阐发现象背后的本质、现状以及未来发展趋向,揭示它在大学生文学生活中的功能与影响,并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估,给予包容性、开放性引导。

然而,如若不能首先回到对于汉语言文学专业建设的整体性思考上来,那么,任何对具体问题的关注也许并不能有效应对,甚或遮蔽了根本性问题,择其要者,有以下三种。首先,什么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核心能力?只有牢牢揪住这一问题,才能将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落到实处,否则,难免将文学教育降低到职业教育的层面上去,将师范中文教育简单降低到职业技能教育的维度上去,将作为培养未来人才的师范大学生降低到福特主义现代工厂生产线上的工人那里去。其次,什么是提高汉语言文学专业核心能力的专业基础?合抱之木,生于毫末。如果说当代人的生存与终身学习紧密联系在一起,那么,大学教育所提供的用以支撑终身学习的专业基础究竟是什么,具言之,对于汉语言文学专业而言,哪些是其不可更易的基础,以至于它直接决定了专业核心能力的培养。最后,专业基础与专业核心能力之间的当代关系,在一个技能至上的时代似已漫漶难识,对于人才培养质量迫近眼前的短期观察往往会遮蔽远方的地平线。质言之,相对于直接的、切近的人才培养质量时效,包蕴潜能、指向未来并与人文素养结合在一起的专业基础、专业核心能力,应该置于新媒体时代与文学教育视界中更为醒目的位置上。

文学教育研究维度,是在反思新媒体时代文学存在现实及其危机的基础上,关注研究新媒体与当代文学教育——尤其是师范大学文学素养——培养的关系。一是探讨当代师范大学生文学阅读现实与文学教育实际,明确新世纪基础教育对于师范大学教育教学的诉求;二是尝试厘清新媒体对于当代文学素养教育的正负面影响,揭示问题实质;三是探寻教育教学改革突破口,化挑战为动力,积极发现新媒体技术手段可用之长。

文学课程教学改革维度,则是在已有文学教育教学改革丰硕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与推进。一是要探索发挥新媒体正面力量的各种措施,加强优质文学课程在线-共享,加强视频公开课模式探索,使传统文学课程适应新媒体时代要求、贴近青年学生接受实际。二是探索进一步活跃相关文学活动的路径,这既包括日常文学讲座等传统形式,也包括课下文学社团活动,支持各种文学竞赛活动,从而有效占有校园文学生活阵地,在日常文学审美实践中渗透审美教育,潜移默化地提升学生文学素养。三是探索文学阅读与文学写作训练的方式与途径,有效提升师范大学生文学鉴赏水平以及文学写作能力,夯实其文学基本功及文字基本功。二 文学教育:为何,何为?

有组织、有目的地实施文学教育,一直是现代大学的重要社会使命与时代担当之一。文学阅读作为现代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既是民族文化生命与个体人格修养的重要体现,也是文学教育的中庸实现路径之一。新媒体时代,文学教育既面临严峻挑战,也迎来重要机遇,正因如此,“全民阅读”连续两年被写进政府工作报告。新媒体时代的文学阅读所遭受的影响与冲击突出表现为:阅读变悦读,娱乐性不同程度地取代了文学阅读的精神性,文学体验与审美经验消失;阅读内容快餐化,文学阅读的审美沉浸荡然无存,心灵涵养面临沦为感官消遣的危险;阅读信息碎片化,严肃的经典阅读逐渐远离阅读实践;阅读行为肤浅化(心神涣散),穆然深思在貌似阅读的草草浏览中沦为浅阅读乃至伪阅读。

2015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曾以“死活读不下去的十五本书”为题做过一个网络调查,结果表明,中国传统文学名著《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名列其中,分别位列第一、第三、第六、第八位;国外传统文学名著则涵盖《百年孤独》、《追忆似水年华》、《瓦尔登湖》、《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又译《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编者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尤利西斯》、《纯粹理性批判》、《梦的解析》、《哲学全书》(黑格尔)、《国富论》等。毋庸讳言,这一调查无论是在调查样本还是在调查手段方面都远非无可挑剔,但不容否认的是,它多少揭示出当代文学阅读的某种尴尬现实。“亚马逊中国”在广州发布的中国读者“人生必读100本书”则为此提供了另一观察视角。该书目涵盖文学、社科、经管、少儿、科技、艺术、生活七大类,囊括“四大古典文学名著”以及《百年孤独》《活着》《悲惨世界》《老人与海》《挪威的森林》《人间词话》《唐诗三百首》《呐喊》《撒哈拉的故事》《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围城》等38部文学作品。值得注意的是,该书目的产生是经过出版机构和读者推荐、职业编辑审读推荐、网络票选与专家评议等一系列程序而最终推出的,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而书目涵盖范围之广,固然有主办方所坦言的“试图在图书品质和阅读兴趣中找到平衡”的意图(“我们不希望由于追求兴趣丧失了对品质和经典的需求,同时我们也要考虑读者的阅读喜好和阅读门槛,不希望把一些太深奥的书推荐出来”),却也客观地揭示出关于当代文学阅读认识的某种新变,比如难读与经典、图书品质和阅读兴趣、商业利润与社会担当等之间的龃龉与对立。

大学的文学教育到底培养何种人才?是培养作家,还是培养文学研究学者,抑或是培养具有文学素养的公民?至今这也是不能够一言概之、黑白分明的问题。历史地看,癸卯学制固然无法摆脱清末救亡图存的基本背景,但不容否认的是,它赋予中国文学以独立的学科地位,推动了古典文学教育向现代文学教育的转型,尤其是在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学方式、课程设置等方面发生了重要转变,然而具体到培养何种人才,却留下一个见仁见智的话题。西南联大时期,围绕中文系培养目标问题曾有过有益的探索,浦江清先生在《论大学文学院[1]的文学系》一文中明确提出,大学文学系的培养目标首先是培养作家,其次是培养编译人员、新闻记者、文学教员与新式秘书。这一认识将培养作家置于首要位置,同时,将培养专业人才列为大学中文系的重要职责。与此不同,在此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培养专门人才一直被规定为大学中文系的首要使命,以至于有观点断言“大学中文系不培养作家”。时至1985年,武汉大学开设作家班,稍后北京师范大学与中国作协联合开设了创作研究生班,2007年复旦大学中文系设置文学写作专业,开始招收文学写作硕士研究生,南京大学、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著名高校也先后招收文学写作或创意写作研究生。至此,围绕大学中文系应该培养何种人才的认识,似乎绕了一圈后又回到了起点。然而,此起点已非彼起点,可以说是黑格尔式辩证上升,新的因素早已于其间生成,比如对于人文素养教育的重视。早在1978年,匡亚明、苏步青等有识之士就力倡大学开设《大学语文》课,以通过大学语文教育提高大学生的文学素养与语文能力;30年后,教育部以教育行政指导意见的形式将其明确下来。从培养作家、专门人才到开设大学语文课程,大学中文系既培养写作人才(或者作家),也培养其他专门人才,同时承担提高大学生人文素养的使命,尽管在具体实现路径等问题上依然见仁见智,但在大学文学教育基本定位上并无大的异议。

关于什么是文学教育,教育理论家张志公先生曾明确指出:“文学教育是一种精神教育、思想教育、美学教育。同时它又是一种非常有利于智力开发的教育。学文学有助于发展联想能力、想象能力、创造性的思维能力。文学和科学绝非没有关系。作者很同意这句名言:‘很难说牛顿和莎士比亚谁需要的想象力更多一点。’在普通教育阶段,文学教育是绝对不应忽视的。不需要每个受过普通教育的人都成为文学作家,然而非常需要每个受过教育的人都具备一定的文学素养[2]——文学的理解力、欣赏力、鉴别力以及联想力和想象力。”将文学素养具体化为文学理解力、欣赏力、鉴别力、联想力和想象力,并作为文学教育的重要育人目标,至今仍为洞见。文学教育并非致力于将每位受教育者培养为作家,而是使他们都成为具有较高文学素养的现代个体,或者依马克思之见,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使个体成为全面发展的个体,而非异化工具的个体。就此而言,文学教育实为“无用之大用”。无独有偶,70年之前,浦江清先生在《论大学文学院的文学系》中提出文学系重在培养与提高大学文科生的“文学素养”,其内容有四:一是对中外名著的精读;二是文学原理、文艺鉴赏与文学批评能力;三是文学史知识;四是文学写作训练。在课程设置上,对低年级学生开设中西文学课程作为文学入门,高年级则开设文学批评、诗歌、散文、小说、戏剧五门,每一门都包括名著精读、理论与写作。张志公、浦江清两位先生所论并非仅仅局限于回答什么是文学教育的问题,其中实则蕴含着关于文学教育的工具性与人文性的深刻思考。这也是讨论大学中文系所自为何命题的应有之义。

围绕工具性与人文性,极端化观点曾各执一端:要么强调文学教育的工具性,将文学视为提高包括听说读写在内的文学能力的基本材料,其自身并无独立意义,要么强调文学教育的人文性,将人文性视为文学教育的最终目的,而非工具手段。二者泾渭分明、歧若参商。历史地看,中国自古就有“文以载道”的传统,意指其社会功能;至20世纪现代知识体系,则转化为自律性与他律性、审美性与工具性问题,且经历黑格尔式的正-反-合的过程:20世纪初期以及民主革命战争时期,文学教育突出工具性、他律性;新时期以来则转向对于审美性、自律性的强调;新世纪则重新思考其教育性与审美性。这一历史行程的具体性、现实性、合理性不容一概抹杀,个中要害端在其当代性。当代从来不去历史,也非无未来,它总是孕育于过去之中,又盯住已谋划的将来,是历史与未来的现实存在形式。具体到当代文学教育,则可以说既是中国古典文学教育传统、20世纪现代文学教育传统以及新时期以来的文学教育传统的当代呈现,也是民族社会对于未来理想个体诸文学素养与存在状态的具体化。具言之,文学教育的当代形式有四:一是社会教育的文学教育,在此意义上,则可以将文学教育归结为法国哲学家阿尔都塞所谓“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二是审美教育的文学教育,这多少可以追溯至康德主义甚或审美主义传统;三是知识教育的文学教育,此可谓笛卡儿所奠基的知识现代性路径;四是技术教育的文学教育,此为发端于社会分工的福特主义路线。上述文学教育的四种形式皆有其合理性与合法性,它们之间也非各自为战,更多时候是相互缠缚、相反相成,难以彼此割裂。

马克思在关于人的发展与社会阶级问题上,曾有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论断,即“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在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中,人总是首先作为工具而非作为目的而存在的,实质是作为异化的人而存在,这就是阶级社会中的人的现实的存在形式;然而这作为工具存在的异化的现实的人并非目的,而只是人与社会发展不能逃脱的历史阶段性,人的全面发展才是最终目的;人的工具化只是通向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历史阶段的必经之路,没有“通过人”,则不存在“为了人”,“通过人”正是“为了人”。文学教育的工具性与人文性似可作如是观。文学教育当然是关涉整个社会、民族的教育,它不仅通过个体从而为社会提供一整套政治、伦理等社会基本规范,提供一套关于认识、接受和欣赏文学的基本方法、途径和眼光,而且是关注现代人文教育理念,同时也关涉大学中文系专业育人理念、人才性质、培养方案、课程设置、教学方法论、教材编写、师资配备等诸方面。对此,当代师范大学生文学教育教学已充分认识到自己的时代使命、社会责任与文化担当。近年来,大学文学教育教学改革已经取得了较大进展与突破,“慕课”研究、“翻转课堂”等无不是对这一挑战的有效应对。这些改革方兴未艾,正在向教育教学改革深度进一步推进,向改革视野广度进一步拓展。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当代文学教育在新时期以来的历史行程中,对于文学教育的人文性、审美性的强调,于今已经到了一个需要重新审视与反思的时候了。这一重审的现实性在于,当代师范大学毕业生的听说读写等文学基本能力的大幅度、普遍性降低,已经成为无法否认的事实;而其必要性、急迫性则在于,这些即将身为人师的师范大学毕业生,却往往担当起了从事基础语文教育的重任。能够想象一位连自己姓名都写得歪歪扭扭的语文老师,可以在学生作文上写出堪为学生书写示范的评语文字吗?能够想象一位自己都写不出一篇像样的文章,或者即便写出来也难免错别字、病句的语文老师,能够教导学生写出规范,甚或优秀的作文吗?能够想象阅读视野狭隘、趣味单一、鉴赏能力低下的语文老师,居然能够指导学生进行有效的语文阅读、提升学生语文素养吗?答案不言自明。离开培养文学基本技能的前提,人文素养的提升难免沦为镜中花水中月;而抛弃了文学素养乃至人文素养的提升这一目的,文学基本技能的培养也终归难逃技术主义的陷阱:二者原本就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只是文学教育当代性将其中的某一面现实地凸显出来而已。

以上述思考为前提,现实指向,问题引领,整合资源,发挥优势,直面新媒体时代对文学教育既有教学模式与传统的挑战,便构成师范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师范专业建设的基本思路。三 弘道修文与汉语言文学优势专业建设

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是首都师范大学建校时期最早开办的专业:1954年就开办了汉语言文学专修班,1955年成立了中文系。63年来,汉语言文学专业与学校同呼吸、共命运,脚踏实地、风雨兼程。经过几代学人与教师的艰苦努力,汉语言文学专业已初步建设成为特色鲜明、实力突出、社会评价良好、在国内同类专业中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优势专业。尤其是近五年,汉语言文学专业建设进一步精心布局、凝练特色、整合资源,致力于将优势专业做大、做强、做出特色,专业建设成效显著。2009年汉语言文学专业获批国家级特色专业,2011年成为教育部专业综合改革试点专业,2015年成为北京市优势专业。

汉语言文学专业建设一直坚持服务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牢牢抓住为首都社会文化建设培养合格人才这一根本目标,推动优势专业建设。具体来说,始终坚持以立德树人为中心,弘道修文,突出专业特色,做强专业优势;坚持专业学科一体化,优势学科发展带动优秀教学队伍建设;夯实专业基础,提升专业核心能力,优秀教学队伍支撑优势专业建设;发挥优势专业龙头作用、辐射功能、标尺意义,优势专业带动非优势专业共建共享、共同发展。

汉语言文学专业建设始终在追问:在全国所有的500多个同类专业中,我们为什么存在?我们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建设是必需的吗?如果是,我们的独特性在哪里?(一)弘道修文,突出专业特色,做强专业优势

文学院的院训为“弘道修文”。弘道,语出《论语》,原话是“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大意是说,人格修养能使真理得到弘扬,而不是真理能使人格得到弘扬,孔子以此来教诲人们要锲而不舍地提高自己的道德与人格修养。弘道与修文合起来,表明了汉语言文学专业建设的基本定位,那就是,围绕立德树人,突出专业特色,做强专业优势:一是多要素、全过程育人,智育-美育-德育三位一体;二是突出人文素养教育,专业建设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三是强调学科交叉与融合,培养专业化-国际化复合型人才;四是优势学科发展支撑优势专业建设。

对于人才培养而言,汉语言文学既是修文,也是弘道,是修文与弘道的合二为一,是人文教育与专业教育的统一。汉语言文学优势专业建设并不唯专业技能至上,而是智育-美育-德育、多要素、全过程培养人才。人之所以能够弘道,在于弘道的人有其德,本优势专业建设注重师德建设,目前已有多人获“师德先进个人”称号。而德育又融汇于人文教育与专业教育之中,一方面,本专业建设充分整合文学院丰富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智力资源与科研优势,在课程建设中渗透人文素养教育;另一方面,又将人文素养教育融汇到德育中。此外,人才培养专业化、国际化、信息化、复合型要求,也对学科专业交叉与融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汉语言文学优势专业建设注重跨学科、跨专业交叉,在培养方案设置、课程群建设中,充分整合戏剧、影视、书法等艺术类,以及其他人文类学术资源与师资力量。目前已完成慕课建设2门,课程地图建设2项,建设校级课程群3项,承担各级各类教改项目40余项。(二)专业学科一体化,优势学科发展带动优秀教学队伍建设

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设有古代文学、文艺理论、汉语言文字学、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语文学科教育学、大学语文以及戏剧影视文学、高级涉外文秘、文化产业管理、汉语国家教育等学科方向。其中,古代文学为国家重点学科,文艺理论、汉语言文字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为北京市重点学科,数字文献学为北京市重点交叉学科,2012年又获批北京市一级重点学科。在科研方面,近年来,获批11项国家社科重大攻关项目、210项国家/省部项目,获35项国家/省部奖。在科研队伍方面,国务院评议组成员、长江学者、教育部教学指导委员会成员、教育部新世纪人才、国家百千万人才、百篇优博、国家/市级教学名师等多人。可以说,本专业学科方向完备,学科基础雄厚,科研实力突出,科研队伍强大,如何将学科优势转化为专业优势,一直是本专业建设需要深入思考、着力探索的核心问题。

一是统一思想,明确认识,坚持专业学科一体化。学科发展与专业建设不是两张皮,而是一体两面、不可分割:对于现代大学教育而言,脱离专业建设与人才培养的指引,学科发展将有可能迷失方向而遁入象牙塔;离开学科发展的支撑,专业建设与人才培养则可能沦为单纯技能的流水线生产,而忘记了培养人。学科优势原本就是专业建设优势,专业优势也原本就是学科发展优势。二是推进专业学科一体化,坚持优势科研团队与优秀教学团队两位一体,学术大家与教学名师两位一体。本专业著名教授、博士生导师中有1人获全国优秀教师称号,6人获北京市教学名师称号,2人获北京市“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支持计划”教学名师称号。

北京市重点学科文艺理论,在学界享有较高声誉。在陶东风教授、王德胜教授带领下,本学科扎实推进科研-教学一体化,建成文艺理论国家级优秀教学团队,建成美学、文艺理论2门国家精品课程和1门国家精品共享资源课,获得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奖,出版国家级本科规划教材2部。

汉语言文字学为北京市重点学科,他们在黄天树教授、周建设教授带领下,本学科建有国家级甲骨文协同创新中心、语言智能与技术应用协同创新中心。在发展优势学科的同时,根据科研团队中青年教师集中的实际,大牌教授身体力行,对青年教师进行科研-教学传帮带,大力推动教学团队建设,如今已建成汉语言文字学国家级教学团队,获得了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奖。(三)夯实专业基础,提升专业核心能力,优秀教学队伍支撑优势专业建设

汉语言文学专业为社会培养人才的标准是什么?该专业的优秀人才应该是什么样的?这一问题不仅关涉到专业建设的起点,也关系到专业建设的抓手、着力点和根本目的。当代社会对人才的要求是创新型、复合型,然而,未来真正具有潜力、追求优秀的人才,一定具有坚实的专业基础、扎实的专业核心能力以及深厚的人文素养。那么,什么是汉语言文学的不可更易的专业基础和不可替代的专业核心能力?如何夯实学生的专业基础、提升学生的专业核心能力?要义在于:以优秀的教学队伍支撑优势专业建设,通过人文素养教育、基本专业知识学习、广泛专业积累、牢固专业意识等夯实专业基础,培养专业阅读力、审美感受力、理论思辨力、语言表达力等核心专业能力。

以该专业国家重点学科古代文学为例。该科研团队获得3项国家重大攻关项目、多项省部级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学科特色鲜明,学科实力在全国同类高校中领先。其教学团队建设也富有成效,学科带头人赵敏俐教授获北京市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负责人左东岭教授获教育部优秀青年教师奖。长期以来,该学科专业建设一直强调具有坚实的专业基础,才有扎实的专业核心能力,注重从细节做起、打牢专业基础,据此改革课程体系,推动名篇精读课程群建设,从中国诗歌背诵大赛到必读篇目及其导读、必背篇目及其精读,在此基础上,通过广泛专业阅读提高专业阅读力和审美感受力,通过课程研讨提升了理论思辨力,通过科研参与提升了语言表达力。该学科专业的“高等师范院校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体系改革”获批教育部高等师范院校教学改革项目,项目成果《高等师范院校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体系改革方案》获得北京市以及教育部优秀教学成果奖。(四)发挥优势专业龙头作用、辐射功能、标尺意义,优势专业带动非优势专业共建共享、共同发展

文学院有汉语言文学专业、戏剧影视文学专业、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秘书学专业五个专业,在既有历史性积累的基础上,建设汉语言文学优势专业,并不是要使该专业一枝独秀,而是通过优势专业建设,带动其他非优势专业发展。具体来说,优势专业为其他专业树立发展标尺、发挥龙头作用、实现辐射功能,优势专业与非优势专业共建共享、共同发展。

在文学院上述五个专业中,戏剧影视文学专业、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秘书学专业四个专业,都具有实践性特色鲜明、技能性要求较高,同时又需要以深厚的人文素养为底蕴的特点。汉语言文学优势专业建设为这些专业不仅提供了优势的课程资源、优秀的教师资源,充分发挥了优势专业的辐射功能,而且提供了专业发展规划、专业建设实施等方面的标尺性借鉴。此外,在人才培养信息化、国际化大背景下,汉语言文学优势专业率先打开与国外大学合作的大门,直接带动了其他专业的国际化发展;反过来,实践性、技能性专业的建设与发展,也推动了汉语言文学专业建设过程中相关实践环节的顺利实施与不断拓展,实现了专业能力-人文素养-专业实践更好地融合。

近年来,通过汉语言文学优势专业的龙头作用、辐射功能、标尺意义,优势专业与其他非优势专业相辅相成、共同发展。2010年,汉语言文学高级文化产业管理方向升格为文化产业管理专业;2014年,高级涉外文秘学科方向顺利升格为秘书学专业;戏剧影视文学专业人才培养凭借深厚的人文底蕴,屡屡斩获微电影节最佳编剧等奖项;始设于2009年的汉语国际教育专业2016年的本科生报考率名列全校第三。而汉语言文学专业优势则越发明显:据《首都师范大学2016年招生就业工作年报》统计,2016年该专业招收文科的平均录取分位居全校第三、招收理科的平均录取分位居全校第一;招收理科的专业(师范)报考率全校第一;招收文科的一专业报考率全校第四,招收理科的一专业(师范)报考率全校第一。结语

243年前,德国哲学家康德在《柏林月刊》上提出“什么是启蒙”的问题,他的答案是:启蒙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诸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不能独立运用自己的理智)。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而难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加诸自己的了。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依福柯之见,康德将启蒙归结为一种正在展开的过程,归结为一项个体必须承担的义务。人应对自身的不成熟状态负责,也必须依靠自己,并通过改变自己而最终摆脱不成熟状态。于今而论,这一义务之于个体依然具有某种现实性,而之于文学教育,为个体履行启蒙义务提供有力前提、奠定坚实基础,则同样为历史性义务担当,新媒体时代的汉语言文学师范专业建设则当仁不让。[本文系北京高等学校教育好学改革项目“新媒体与师范大学生文学素养教育好学改革研究”(项目号:2015-ms166)阶段性成果之一][1]《生命无涯:浦江清随笔》,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第146~152页。[2]《张志公语文教育论集》,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第146页。

专业建设与课程建设

中文专业课程地图建设与学生核心能力培养的独特性研究

[1]杜文博

摘要:近年来,内地部分高校中文专业人才培养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培养目标笼统,课程设置与人才培养目标及学生核心能力培养脱节、逻辑混乱等。课程地图的引入是解决问题的可能性途径之一。本文尝试从课程地图建设的角度对中文专业学生核心能力培养及课程体系设置方面进行初步设计,尝试探索人才培养模式突围的路径。

关键词:中文专业 课程地图建设 学生核心能力培养

经过多年的发展,中文专业在培养模式、就业领域与发展方向上形成了独特的方式和路径,其所培养的专业人才在核心能力上有其鲜明的特色。但随着社会的变革与发展,部分院校中文专业的培养模式已逐渐进入与社会需求脱节的窘境,所培养的专业人才不再被社会认可,就业领域狭窄,欠缺社会所需求的能力,这些现实状况对高校中文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但同时也提供了变革的契机。本文尝试从课程地图建设的角度对中文专业学生核心能力培养及课程体系设置方面进行初步设计,尝试探索人才培养模式突围的路径。一 中文类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与课程体系设计的现状和困境

据近些年与师范类兄弟院校及一部分知名综合性高校的交流经验与调研数据,现今部分高校专业人才培养不同程度地存在培养目标笼统,课程设置与人才培养目标及学生核心能力培养脱节、逻辑混乱等现象,这在中文专业中尤为突出。

中文专业本身不属于应用型专业,学生的培养与社会需求的契合度在某种程度上低于理科专业,学生核心能力的培养较为虚化,课程设置与核心能力培养的结合度也有待提高。而且在中文类专业培养方案及课程设置中,受学科理性主义影响比较严重,普遍存在闭门造车,以纯粹理想主义的态度设计培养方案的现象,缺乏对社会需求的深入调研和反馈,同时也缺乏对学生参与的关注。

在培养方案的制定方面,出于稳定性的考虑,中文专业的培养目标、培养要求一直秉持最传统的中文学科的特点与要求,在学生文学理论、语言基础理论、学科发展史等方面做了明显的倾斜,如要求具有正确的文艺观点、语言文字观点和坚实的汉语言文学基础知识,具备较为坚实的文史基础以及较宽广的文化视野;同时要求熟悉中外古今的文学史和文艺理论批评,具备文艺审美鉴赏批评能力;还要求了解本专业及相关专业各学科学术发展的历史,重视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同时具有一定的哲学和自然科学素养等。这些要求在师范类院校的中文专业培养方案中很常见,在很多综合性重点大学的中文专业培养方案中也存在。这些要求虽然在知识的广度和深度方面对学生培养起到了一定的引导作用,但都不约而同地忽视了对学生实际应用文学理论与语言文字基本能力的训练和培养,而这些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正是中文专业学生应该具备的核心能力,尤其是本科专业的学生,他们中间只有一小部分会在专业领域进一步深造,进行研究生阶段的学习,而大部分学生会直接面临社会的选择。从就业市场反馈的需求指标看,在中小学教育领域、企事业单位相应岗位及公务员岗位上,中文专业的本科生比较薄弱的是写作和基本语言文字的应用,从这个角度看,中文专业培养方案的设计在指向目标和核心能力的定位上有避实就虚,脱离实际之嫌。

在课程体系的设计方面,同样也存在课程设置与培养目标、实际需求脱节,能力培养定位不准,且与课程体系不配套的弊端。在整体课程设置尤其是选修课设定中,存在较为严重的因人设课的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课程体系的混乱,对核心能力的培养甚至会产生负面效应。在很多中文专业培养方案中,理论性课程占据课程总量的多数,尤其是文学类理论课程,其课时普遍接近总课时量的一半,在主干课程中如文学史、文学批评类课程更是占到了四分之三强,而语言文字类基础课程相对较少,只占不到四分之一。应用能力培养的课程更是少之又少,专业实践类课程在很多学校只有专业实习一个环节,写作类课程在基础课程中大多只有一门,一般不超过3学分,这样的课程设置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是令人无所适从的,而过多的理论知识灌输和训练也无助于学生在4年的本科学习中锻炼符合社会需求的核心能力。

培养目标和要求的偏离,课程体系设置的混乱,课程模块之间缺少科学的框架区分,课程与课程之间没有明确的逻辑关系和明确的指向性,课程类型也没有科学的设计和配比且偏离培养目标,所有这些现实状况都极大地损害了中文专业的人才培养质量,也进一步阻碍了中文专业的发展。

改变上述困境,使培养方案的设计、课程体系设置和社会需求保持一致,或者说保证人才培养能达到预期的设计目标,使学生获得相应的核心能力培养和锻炼,这是我们进行研究的初衷。近年来,欧美一些国家以及我国港澳台地区部分高校开始使用的课程地图可以供我们参考借鉴,并成为改变中文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和课程体系的重要契机。从台湾地区及大陆部分高校已经成功的经验来看,课程地图的导入将进一步优化课程体系,明晰和凸显核心能力培养与课程之间的逻辑联系,对中文专业人才培养有良好的导向作用。二 课程地图对中文类专业学生核心能力培养的导入

何谓课程地图?课程地图是以课程规划来指引学生未来升学与就业的发展方向,是为让学生更好地了解所学专业、课程规划与未来职业选择之关联,以便学生进行自我职业生涯规划,进而改善学生的学习成绩与提升学习兴趣,并在指向性明确的核心能力上得到有意识的1培养和训练。课程地图理念发端于美国和西欧的一些顶尖高校,自20世纪60年代流行以来,将对教学实践没有产生实质性影响的传统目标转变成一种更加明确、直观和具体的目标。课程地图致力于对学生学习成果进行描述,并通过课程体系的逻辑化引导学生认识到自己具体能做什么,而不只是关注笼统和不可测量的目标,这在一定意义上是学生能证明达到最低要求的目标标准。课程地图产生的初衷是为了保证学习成果能够在教学计划、课程教学和学业测评中落到实处,从而保证人才培养的最低质量要求。随着课程地图的发展,其功能和内涵也在发展变化,它正在成为欧美等国以及我国港澳台地区部分高校教学和学习的平台与工具,近年来也逐渐为内地高校所重视,实践证明,课程地图的引入对于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

2用。

通观近年来中文专业课程建设和教学改革中存在的问题,迫切需要结合市场人才需求特性、学生未来就业规划及学生核心能力培养,将专业中对应核心能力的主干课程按照教学任务、教学目标、课程体系结构及课程间的关联性进行优化,同时推进课程群建设,这是未来人才培养的重要教学改革趋势。因此,以课程地图构建为切入点,分步骤、有计划地进行主干课程群的改革创新和建设,带动教学内容、教学队伍、实践教学、教学手段、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的建设和快速发展,使中文专业人才具备全面的知识结构、能力结构和综合素养,从而切实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就业竞争力,最终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求。

课程地图建设与人才培养目标及对应专业学生的核心能力培养存在内在的逻辑关系。中文类专业学生的核心能力培养及课程地图建设有其独特性。因此,从中文类专业课程地图建设与中文专业学生核心能力培养的独特性以及两者之间关系上进行探索和研究将具有必然性和借鉴意义,也有利于中文类乃至文科专业加强专业建设及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同时,通过对中文类专业课程地图建设与学生核心能力培养的独特性研究,为中文类专业课程地图建设和实践提供更有力的支撑和参考,进而助力于提高中文类专业人才培养质量。三 中文类专业人才培养的独特性与困境的突围

针对中文类专业人才培养的现状和独特性,笔者一方面搜集借鉴我国港澳台等地高校中文专业的培养方案设计或课程地图建设经验,另一方面对国内重点高校中文类专业学生核心能力培养及现行培养方案的契合度进行调研,在此基础上,同时借助文学院相关中文专业培养方案的修订及课程地图建设的契机,与中文系各学科及教研室专任教师进行沟通,初步梳理出中文类专业学生核心能力建设的重点及在课程地图建设中的表现点,进一步明晰了中文类专业学生核心能力建设与社会需求动态平衡的契合点。

就当今社会对中文专业本科生的职业需求来分析,核心能力主要集中在语言文字的理解与应用、实用写作、基本的文学与美学素养三个方面,同时,这也是中文专业区别于其他专业,凸显其独特性及竞争优势的核心能力。当然,如果考虑到部分中文专业学生有继续深造和学习的需求,可以再加上学术研究与创新能力,但从最能表现中文专业的独特性角度分析,主要应关注上述三个核心能力的培养,并围绕此三项能力的培养进行课程体系及实践环节的设置。

在课程体系设计实践中,拟有针对性地加强三个核心能力的课程群建设,理清课程群中具体课程与核心能力培养的逻辑关系,同时充分发挥相关精品课程的辐射示范作用,带动课程群中其他主干课程的建设和发展,改善教学条件,并根据专业建设定位,结合最新的教育教学改革理念,以优化学生知识、培养学生能力和素质结构为目标,协调课程群之间的教学关联和内容建设,突出各门课程之间关联知识点的融会贯通,构建将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有机结合起来的高水平和系列化本科优质教学资源,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三个核心能力分别对应三个课程群,具体来说,语言文字的理解与应用能力对应语言文字类课程,设置包括语言学概论、语言与文化、现代汉语、古代汉语、音韵学、文字学、语音学、语义学、汉语词汇学、修辞学、逻辑学等基础主干课程,对中文专业本科生语言文字的理解和应用能力进行系统建构和训练;实用写作能力对应基础写作,诗词鉴赏与写作,文学批评论文写作,散文、话剧、短篇小说等专题写作的研读与训练,主要对中文专业本科生实际写作规范和能力进行训练和培养;基本的文学与美学素养能力对应文艺理论与文学类课程,包括文艺理论类课程、古代文学类课程、现当代文学类课程、外国文学类课程四大课程群,在具体的课程设置上,有意识地减少文学概论类、文学史类课程的比重,更加注重经典文本的阅读与解读。基础主干课程包括文艺理论类的大众文化与导论、文学批评方法与案例、美学、当代审美思潮、文化理论专题、中国文论经典导读、西方文论经典导读等;古代文学类的儒家经典导读、《庄子·内篇》精读、《诗经》精读、《楚辞》精读、《孟子》精读、《左传》精读、先秦两汉散文精读等中国古代经典研读类课程;现当代文学类的鲁迅作品研读、曹禺作品研读、老舍作品研读、沈从文作品研读、莫言作品研读等名人名家经典作品研读类课程;外国文学类的美国文学作品研读、日本文学作品研读、法国文学作品研读、俄国文学作品研读等分国别作品研读类课程。根据学生接受规律及难易程度,这三个大的有针对性的课程群将被安排在不同的学期进行,并根据其与核心能力培养的关系强弱进行学分和课时的合理分配。

除了上述主干课程,我们也将根据三大独特性核心能力培养的需要设置更多的选修课,让学生根据自己更细致的职业规划选择相应课程进行知识储备和能力锻炼。在选修课的设置上将尽量避免因人设课,使课程体系更加精干,避免对学生造成思维混乱和减少学生不必要的精力投入,以使学生的核心能力锻炼更加明确和简洁,也更具有针对性。

除上述三个方面的核心能力外,通过课程地图加强中文专业的实践环节也是人才培养方式变革的一个重要趋向。文科类专业的实践环节普遍较为薄弱,中文专业更是如此,具体如中文师范专业的本科生教师基本技能训练缺乏,微格训练流于形式,基本的多媒体操作技能不高,甚至有些学生在四年大学学习中从未接触过远程多媒体教学技术;中文类秘书学专业的学生在档案管理、文档制作方面缺乏系统的实践环节,公文写作与应用文写作脱离实际、方式落后等,这些问题极大地妨碍了中文专业学生在社会需求市场中的竞争力,同时也削弱了中文专业学生独特的核心竞争力,因此,我们在通过课程体系设置导向三大核心竞争力训练的同时,也应加大对实践环节的倾斜,包括设置更多的有针对性的实践课程,增加实践环节的学时分配,建立更多的实践基地,配备更优秀的实践指导教师等。结语

课程地图的重要性正逐渐为国内高校所重视,在建立课程地图之时,不同的专业有不同的人才培养理念和精神。就中文专业面临的人才培养现状和困境来说,课程地图的引入是解决问题的可能性途径之一,地图本身有指引之意,它不仅为学生的选课提供向导,帮助学生规划大学期间的学习路径,还为整体教学提供轨道,指引方向。同时,课程地图体现课程的横向与纵向的逻辑关系,在专业基础课程、专业核心课程、专业实践课程之间实现整合,并在一定程度上预设了未来职场的需求。面对社会对中文专业人才培养的需求,中文专业的课程设置及不同课程群之间的逻辑联系应紧紧围绕中文专业本科生核心能力培养进行,将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与素质提高相结合,突出中文专业学生的三大核心能力,即语言文字的理解与应用、实用写作、基本的文学与美学素养。在有意识地进行核心能力训练的同时,中文专业也要因应社会的需求,在中文专业学生实践训练方面加大投入和支持,由此提高中文专业的人才培养水平,走出当今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脱节的困境。参考文献

1.季诚钧、张亚莉.高校课程地图的理念、要素与特征:基于台湾经验[J].中国高教研究,2015(12):78-81.

2.巩建闽、萧蓓蕾.台湾高校课程地图对大陆课程地图发展的启示[J].中国高教研究,2014(5):105-110.[1]作者简介:杜文博,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

论高校古代文学教学的现状与改革

[1]郭丽

摘要: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学习中国古代文学是大学生提高审美能力和人文素养的重要途径。目前高校古代文学教学中存在教学时间压缩和文学史与作品选割裂的问题。这些问题应该在教学过程中有针对性地加以解决。强调作品记诵、培养问题意识、丰富教学手段都是值得尝试的解决方法。

关键词:高校 古代文学 教学 现状 改革

中国古代文学博大精深,是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高校文科类学生的必修课程。高校古代文学教学的目的是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注重学生人格的塑造和审美能力的提高。而现行高校古代文学教学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存在不少弊端:

一是教学时间的压缩。随着高校课程体系改革步伐的加快,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教学课时被大幅削减。这种改革的初衷是为了适应市场对于人才的需求,注重培养学生各种综合素质和相应技能。但就古代文学教学而言,全国大部分高校古代文学课程目前所使用的教材是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共四卷四册),辅之以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共三编六册),这样就产生了教学内容过多与教学时数过少的矛盾。中国古代文学教学课时一减再减,已经很难保质保量地完成教学任务。

二是文学史与作品选的割裂。在课时全面缩减的情况下,目前大多数高校为保证完成教学任务,或压缩文学作品的阅读与分析,或压缩文学史脉络的学习来讲述作品,这两种做法都造成了作品选解析流于形式和文学史教学蜻蜓点水的弊端。这些做法都是将文学史和作品选割裂的表现。

既然高校古代文学的教学中存在这些问题,那么,作为高校教师,就应该在教学过程中对这些问题有针对地加以解决。笔者以为,可以在教学中强调以下几点。一 强调作品记诵

古代文学的所有精华都体现在古代文学作品上,这些作品不仅是构成中国文学史的基石,提升学生人文素养的基本素材,还是了解中国文化精髓的重要载体。因此,在古代文学教学过程中应格外强调以作品为主,一方面是在课堂讲授中,除了介绍文学史脉络,将时间更多地分配在作品的解析上;另一方面就是强调作品的记诵。

俗话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如果不记诵相当数量的作品,学习古代文学的基础就不牢固,学习文学史就成为空话,提升人文素养也就无从说起。而记诵是千百年来总结出来的最行之有效的方法,中国古代文学的主流是诗歌,学习古代诗歌,记诵是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在高校将近四年的古代文学学习中,学生能背诵几百首诗,上百篇散文,本身就是知识,本身就增长了学问,提高了素质。诚如是,学生的国学基础会夯实,整体文学素质就会上一个新台阶。

记诵的要求需要采取一些强制性的规定,比如要求学生课下熟读背诵《诗经》20首、《楚辞》5篇、唐诗100首等。至于具体的数量和篇目,可以根据学生的接受程度和各自专业实际做合理的规定和选择。需要注意的是,确定的指标不能定得太高,太高难以完成,形同虚设;又不能太低,太低起不到作用。通过大量的作品记诵,学生可以很直观感性地体会到古代文学作品的语言、结构、风格等诸多方面的魅力,这不仅有利于培养学生阅读古代文学作品的兴趣及其审美感悟能力,而且,这些熟读的文学精品也会成为他们文学修养的重要组成部分让他们受益终生。

另外,在古代文学的教学中,还应强调对经典原著的学习,鼓励学生在大学期间认真地通读几部在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形成中影响巨大的文化经典,如《诗经》《楚辞》《论语》《庄子》《史记》《陶渊明集》《李太白全集》《杜甫全集》等在中国文学史上艺术成就很高、历来为人所称道的作品原著。至于四大名著,则规定中文系的学生必须去读,这应是一项起码的要求。只有引导学生阅读尽可能多的古代文学作品,才能使他们积累较多的原始材料,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产生理性认识,将知识转化为能力。

当然,如果有足够的时间保证和物质保障,那么开展一些诸如记诵比赛或者吟诵会等活动,通过竞争和鼓励机制去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将学生的自觉记诵与教师的强化检查结合起来,则效果会更好。二 培养问题意识

当今是一个讲究快速高效的时代,高校的教学和学习也不可避免地沾染了这种时代特征。学生为了应对考试熟记文学史结论的能力极强,但发现问题的意识却极为淡薄。很多学生在完成课程作业和着手学年论文或毕业论文写作时就开始显得茫然不知所措,不知道如何去寻找可写的题目。这是要引起高校古代文学教师重视的问题。

高校教师的两大职能是教学和科研。古代文学课程的分段讲授和古代文学学科的分段研究是一致的。作为本专业的教师,将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和心得运用在课程教学当中,既是可能的,也是必须的。

文学史教材的特色在于,它所吸收的都是比较经典的结论,在一定程度上也就偏于保守,不能体现学术的发展前沿和最新成果。教师在课程教学中,不妨引入一些自己思考比较成熟的学术成果,或向学生介绍一些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让学生自己去思考和判断。比如,在讲授齐梁诗坛中萧纲的文学观点“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诫当阳公大心书》)时,就应将学术界现有研究成果中对这一文学理论的解释介绍给学生,告诉他们当今学者对此的理解各有不同,还有学者以为这是提倡一种描摹色情的理论主张,他们通过淫声媚态的宫体诗以满足变态性心理的需求(游国恩《中国文学史》);有学者以为这是萧纲想把放荡的要求寄托在文章上,用属文来代替纵欲和荒淫[王瑶《隶事·声律(宫体——论齐梁诗)》];有学者以为这句话非关淫佚放荡,而是不主故常、不拘成法的意思(赵昌平《“文章且须放荡”辨》)。让学生根据自己的理解去判断诸家学说中哪一种解释更合乎事实。

讲出与文学史教材不一样的新见解,对于高校教师来说是学术素养的体现,对于学生来说则正是问题意识的培养。如果只知记诵文学史结论而不善于怀疑,不善于提问,不知如何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也就谈不上能力的培养。在文学史教学过程中,应始终注意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比如在讲授西晋潘岳《悼亡诗》时,就应引导学生将潘岳的《悼亡诗》放到悼亡诗的历史线索中去考察,将其与元稹《遣悲怀三首》、陆游《沈园二首》等悼亡诗相比较,从而去评价潘岳《悼亡诗》的特色和地位。这样的做法,很容易让学生对同类的作品产生阅读兴趣,从而用比较的眼光和方法对同类作品进行对比,在对比中学会寻找学术切入点,结合一定的理论基础和艺术审美能力,对相关问题进行深入探析。

古代文学教学的课内时间是有限的,但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将有限的课堂教学延伸到更为广阔的课外训练,进一步挖掘学生的学术潜能。对于那些对古代文学的学术研究有兴趣或意在将来深造的学生,笔者会尽量做到在课下指导他们读书、查阅资料、选定研究题目、撰写提纲、学习论文的写作。经过一段时间的严格学术训练,这些学生的研究能力有了长足的进步,有的学生的论文确实有让人眼前一亮的飞跃式进步。三 丰富教学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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