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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9-26 20: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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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直

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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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陪你去麦加

我想陪你去麦加试读:

我和你

一我

那天空得有多高多蓝呀。那草地得有多广多绿呀。还有蓝天白云下面与绿茵相接的大海。

看了一期关于新生在海边军训一年的电视节目,我就打定主意要上这所大学。只要一闭上眼睛,想象自己身着军装走在蓝天白云下草地上的情景,幸福感就涌上来,使做梦少年的脸变得通红。在决定的那一刻,所有读过的历史书和两年前看过的新闻镜头全都没有发挥作用。

高考成绩贴在教育局围墙上的那天,我看到自己的名字和跟随其后的各科成绩被无数人用手指划过,成为最显眼的一行黑色时,我就知道梦圆了。我坐在离人群很远的一张街边长椅上,想象自己马上就要去这所在海里训练水兵的学校,脸烧得发烫。整个文科班只有我一个人上了本科线,而我居然就是全省的第一名。认识不认识的一堆人叽叽喳喳地从我身边走过,有的好奇驻足观望,他们看见我傻傻地笑着,却不知道我正做着乘船漂浮在海上的白日梦。你

事情发生的那一年,你大学一年级。你上大学比同龄人早了快三年。人们都夸你早慧,没人知道那不过是因为爸爸留学、妈妈没办法一边上班一边照顾你,只好把不满五岁的你送到了和部队关系很好的育苗小学。爸爸在军队是研究火箭的科学家,在其他人争相回城上大学的时候就早早被公派出国读博士。于是你度过了一个几乎没有父亲的童年。

爸爸学成归来时带回一个阿姨,那时你已经上小学五年级了。不到十岁的你挥舞着妈妈做饭的菜刀,把爸爸和他的女朋友轰出了家门。爸爸半夜回到家,跪着恳求你和妈妈原谅。妈妈原谅了爸爸,女儿守护了家庭,留住了一个没日没夜泡在实验室里的爸爸。

爸爸是爱妈妈的,也是爱你的。男人的爱有时就那么古怪。在那年初夏部队开始进城的时候,他让你向学校请了假,带着你和妈妈去欧洲游历,重复了一遍十年前他和阿姨浪漫出轨时的足迹。女人的爱有时也很奇怪。妈妈知道这路线图的来历,但并不把话说破。那时你已经上了一年大学,和挥舞菜刀时已然大不相同。

你们秋天回国的时候,城市里已经干干净净,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爸爸的度假安排使他和妈妈得以避免参与很多关于反省的会议,而你和同学之间,本身就有两三岁的年龄差距,这下又平白多出一条代沟。我

拆开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发现要去接受军训的不是海边的那所军校;而且大学把我第一志愿的专业给改掉了—我填的千真万确是中国语言文学系,录取通知书中写的却是法律学系。拿到班主任转交的录取信后,我很长时间陷入沮丧,让所有前来祝贺的人摸不着头脑。又有什么办法呢,只能到学校再说了,而那将是一年之后的事情。我出发去军校报到,两手空空,什么都不用带,因为录取通知上说得非常细,被褥、衣服,甚至牙刷、牙膏,都由部队给统一准备好了。

坐在火车上,我读到本省日报头版关于高考状元的长篇报道,详细介绍了很多我所不了解的事,比如我的每一科试卷都被主管教育的副省长重新核查过,为了慎重起见,她还拍板把作文给减掉了十分,因为其他的都是标准试题,扣减分数没办法处理。还说省公安厅派人到县里查了我家三代的户籍。十八岁的我当时不懂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想要证明什么。最让我觉得丢脸的是报道的最后,记者用低俗的文艺腔设想了一个场景:“九月的第一周,他将背上家乡特有的狗皮褥子,踏上东去的列车,揭开人生新的一页。”看到这一句,我难堪得赶快把报纸揉成一团扔出了车窗。

我误入歧途,在一个毫无特色的内陆城市开始了为期一年的苦闷的军训生活。想象中的大海,还得要再过些年才能看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尖子生们聚到一起,大家见面都喜欢问高考成绩,当时全国试卷统一,成绩可比。那天晚上熄灯之后,当其他十一个人吹完自己的分数,有人不怀好意地向来自边远西部的我发难时,我悄声说了一个数字,然后全屋就安静了。中尉区队长透过每个班宿舍门上的玻璃窗口窥视查房,发现就我们这个班鸦雀无声,他没忍住激动,吹了紧急集合的哨子把整个中队叫起,在楼外列队,着实夸奖了我们班整整半小时。他并不知道,就在他到来之前一分钟,我们省,甚至我们相邻的几个省的面子,由我一个人给全部挽回,从此这话题不再有人提起。你

你大学四年级,本科的学分已经修完了。同学们有的在申请留学,有的准备考研,有的在四处活动以实习的名义找工作。你被保送读英语语言文学系的研究生,于是整个大四就无事可做了。听说系里要派几名年轻的英语教师去给军训的新生教公共英语—学校也怕这帮本应上大一的孩子们在部队把一整年给荒废了。和其他人那时对部队避之犹恐不及的态度不同,你家里都是穿军装的人,你对军校有好感。于是你主动请缨,虽然当时本科还没毕业,就被派来教书了。名义上是到军校外语教研室实习,倒也合情合理。你就这样出现在我的课堂上。我

军训每天八节课。早上八点到十二点,下午两点到六点,每小时一节。其中会有两节课在操场上踢正步、拔军姿或者打军体拳。有时会多出两小时户外课,大家趴在靶场练瞄准。由于上个年级的军训生中有一位男生偷拿了一颗子弹,跑到楼顶上对自己太阳穴开了一枪,把脑袋直接轰烂,以致轮到我们这一届时,别说子弹了,冲锋枪里连枪针都没有。每天早晨起床后第一件事和晚上睡觉前最后一件事,就是把枪全部拆成零件,擦拭干净,再装回去。看过电影《阿甘正传》的,都能想象那场景。上射击课时,我们就从平日锁着的柜子里取出枪支背着,排队走到靶场,一路唱着革命歌曲。那时还没有红歌这个说法。到了靶场,经过一番训示之后,每人一个靶位,抱着这去势之后的长枪练习单眼瞄准。每次都要趴上一小时,不能动,不能说话。

除了踢正步、拔军姿、军体拳这些大家都喜欢的户外课,每天我们都有四个小时在宿舍楼四层的大教室里上文化课。不过就是中国革命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大学语文和大学英语这些普通大一学生本来就要过一遍的公共课,加上部队给我们配的一些“特色餐”,比如军事地形学、侦察学等面向真正军校学员的课程。上课时要求我们把军帽摆在课桌左前方边沿,帽徽朝前。部队里的一切都是整齐划一的,所以我们上课时教室里肯定非常好看,只是我们自己没有机会站起来前后左右地观赏。

对于参加军训的学生们而言,所有课程中只有英语是有意义的。我们参加了一次分级考试,只考听力。我从来没有戴着耳机听过英语。那天戴上耳机,还没新鲜够,考试就结束了,当然是最低一级。事隔多年,我已经想不起来英语课如何分级如何编班,可以肯定的是,没有把男女生给编到一起。事实上,没有任何课程把男女生编到一起,除了在露天操场看电影,隔壁可能挨着女生区队。

那天英语课,我第一次见到了你。你和我

你穿着一身军装,又帅又神气。你悄无声息地出现在教室门口。你像小鸟一样轻盈地走上讲台。同学们一阵骚动。来回巡视的区队长瞪大眼睛扫视一周,平息了教室里的窃窃私语。

你开口说话,你的声音在我听来如同天籁。后来我来到北京,才知道这是纯正的北京军队大院子弟特色的普通话,和一般北京人所讲的北京话不同,更和军校里各级队长直到校长所操的各地腔调的普通话不同。

我如痴如醉地看着你的嘴唇一张一合,听着你动听的声音,却没听进任何一句你正在讲授的内容。多年以后,我努力回忆你当天拿掉军帽后头发的样子,结果一无所获,不能确定当时你是扎着两只小辫子还是留着民国学生头。只记得你不是长发,因为我当时最喜欢看你转过身在黑板上写字时露出一段颀长洁白的脖颈。合身的军装在腰部自然束紧,我的视线从你开始讲话的嘴唇开始,看过了你年轻俏丽的脸,你乌黑浓密的头发,就顺着往下走。当目光落到你鼓鼓的胸部时,我眼睛直视,两耳轰鸣,已经听不见任何声音了。

你走到我的课桌前,伸出两根白皙的手指拎起我桌上的书。我猛地惊醒。那是一本用红色《中国革命史》书皮裹着的英文版《百年孤独》,我在上一节中国革命史课上看了整整一节课长篇小说。课程已换,我忘了把伪装的书皮拿掉。你只拎起了书皮,小说就掉在了桌面上——One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你的脸红了。我的也一样。你像自己做了错事一样手忙脚乱地帮我把书和封皮套在一起,放回原处,急急逃开。你的偶然来去,把一阵若有若无的香水味道抛在我的四周。我有生以来初次被陌生的女人味道包围,只听到自己的心跳。

那个秋天,我十八岁,你十九岁。我在军训,尚未进入大一,你刚刚开始大四。但我并不知道你的学生身份,最初懵懂地以为你是正规军校老师,后来听说所有英语老师都来自我们的大学,我就把你当成了已经留校任教的年轻教师。

因为英文课老师是你,课程表上这门课的时段,就成了我每周最向往的时间。我的军训不折不扣地变成了为期一年的英文补习课,而我和其他同学原先的差距就在这门课上。每到有英语课的那一天,早晨我都等不及起床号就醒来,睁着眼睛挺在床上等着号声响起。然后在心慌意乱中收拾内务,早餐、踢正步、拔军姿,这一天的每一件事都与其他日子不同,也容易出错而受到教官的训斥。终于,英语课的时间到了,我故作镇定,掩饰慌乱,排在队列里上楼,按队列顺序坐到课桌前,把军帽脱下来摆好。然后就一眼不眨地看着教室门口,心情激动地等待你的到来。在你整个上课期间,我完全按照部队的军容要求,挺直胸脯,端平肩膀,双目直视前方讲台,贪婪地吸收着你所发出的每一个声音所做的每一个动作。可以说,那一学期,我是你最认真的学生,虽然和第一节课一样,我很难听进去你所讲授的知识。

你肯定知道有那么一个神情古怪的学生。从第一堂课的误会之后,你从未正眼看过我,你的眼神四处挥洒,独独回避我座位所处的那个方向。

第二个学期没见到你。我完全不记得那个学期英语老师的模样,甚至连是男是女都忘得一干二净。但我仍然上课专心听讲,下课认真看书,其他所有的课上都看英文小说。那一整年,我用移花接木之计,把军校馆藏的英文版小说几乎看光了。一年之后军训结束,正式进入我们的大学,重新参加分级考试时,我成了全系英语成绩最好的新生。我

大学照旧在九月开始新的学年,在本应上大二的这一年,我的大学一年级正式开始了。报到结束,我就四处找人打听为什么把我录在法律学系。系里负责学生事务的是一位老太太,她一口咬定本系不可能招收第二志愿生源,所以反过来证明我肯定第一志愿填的就是法律学系。开学接待新生事务繁多,她说着说着就不耐烦地扔下一头雾水的我走出了办公室。我不甘心地坐在那里,打算等她回来把招生的经过问个明白。这时进来一位老大爷。他问我为什么坐在这里,我心里有怨气,脱口就说:“刚才那个女的让我进来的。”我已经不记得当时为什么不说“女老师”“阿姨”,或者像其他乖巧的新生一样,连姓带名都记得好好的,直接说“某某某老师”。情绪激动之下,我忘了所有这些恰当得体的称谓,粗鲁地称那个不耐烦的老太太为“那个女的”。这位老大爷是我们系的副主任。

记忆出现了故障,不能再现老大爷是怎么从文明礼貌的重要性出发训了我一顿。总之,听他训完之后,我还是坚持要投诉我被录错系了。我说我就没有报你们这个系,是你们强行录了我。老大爷说你说话得有证据。我能有什么证据?恐怕没有任何人把高考志愿表复印一份自己留着吧。

没有证据,你回去吧。不想上可以退学回家,我可以马上就给你办好一切手续。

我的大学生活,就这样狼狈地开始了。那天下午,我心绪难平,在著名的没有名字的湖边转了不知有多少个圈圈。眼含泪花地埋葬整个少年时代的文学之梦。你

你本科毕业前最后一学期,也就是我军训的下半年,你没有继续去军校代课。你天天待在学校里,忙于填表、聚餐和合影。也许是因为这些琐事太过无聊,你非常投入地开始学习西班牙语。同时,你迷上了电影,不放过每一部在大讲堂上映的外国片子。就是在那段时间,有一个留长头发的男人在校园里和你搭讪,你跟着他去了圆明园画家村。那是一个流浪画家的世界。村子里每一个胡同都飘浮着浓郁的藏香和印度香气味。画家和诗人们杂居在那里,正是浪漫女生喜欢的境界。你大方地脱光了衣服给他们当模特。他们卖画给老外时,你给他们担任讨价还价的翻译。成交了一笔大买卖,你们一起去德国啤酒屋里庆祝,酒吧关门时把你们轰出来,学校锁门了,你就跟着他们回到村里,睡在其中某一个人的床上。艺术家们没人知道你是一名将军的女儿。

本科毕业,你按部就班地开始读研,并被系里安排担任助教,教大学一年级新生的公共英语课。我和你

我不知道去哪里找你。一有闲工夫我就在校园里四处奔走。英语系的办公楼前,女研究生的宿舍周边,都留下了我驻足流连、东张西望的身影。这时我已经清清楚楚知道,你就是英语系的一年级研究生,但在你本应居住的宿舍楼前,我一次都没有如愿遇上你。

开学、英语分级考试,折腾了两三周。公共英语分级考试我考了最高分,直接进入四级。本学期再考一次国家四级考试,本科阶段的英语任务就算完成了。终于,公共英语课开始了。经过打听,我知道你要给英语一级上课。因为不同级别的英语课安排在同一时间,我把所有四级的课都逃了,天天跑到一级去,坐在教室最后一排的一个角落里,听你,看你。你目光扫视教室,突然看到我,有点吃惊。然后低头查看学生花名册。再抬起头来时我看到你脸红了。你没有问我为什么不在这个班的学生名册中却又跑到这里来上课,没有轰我出去,后来的课堂讨论中,我也是唯一一位你从头到尾没有要求起来回答问题的学生。你视我为不存在。我总是下了课就乖乖离开,从来没走到前排和你说一句话,打一声招呼。从秋天到冬天,我看着你身上的衣服从长裙换成了小花棉袄,脚上从凉鞋换成了皮靴。那是我大学期间仅有的一门从未迟到早退或缺席的课,而它并不在我的成绩单上。

我在大学校园里终于找到了失缺半年的幸福滋味。你

你对男人的不信任,源自幼年时发生在家里的那一起菜刀事件。生活中不同阶段试图闯入你生命或身体的各色男人,加深了你对男人、对男女关系的游戏感。高中时主动请你到他家说要给你补课的数学老师,大学时对你格外照顾、嘘寒问暖的辅导员,你的美丽引诱着一个又一个道貌岸然、为人师表的男人相继撕下伪装,但你幸运地一次又一次脱险保全。让你对男孩子还算有一些好感的是你的大学男同学们。因为他们普遍比你年长两三岁,你做了他们四年的小妹妹,大家都保护你,没有人欺负你,可也没有人追求你。大学毕业前和画家们混在一起的时候,你拿他们当孩子看,虽然那些留着长发、邋里邋遢的家伙有的已经年届五十。在艺术家的沙龙里失去童贞,在那个人人不知所措的年代里,也许是一桩可以原谅的小事故。

因为任着一门公共课,你没有和其他研究生们住在一起。系里给你分配了博士生宿舍里的一个小单间。你那里经常有玫瑰花束和红酒,屋里挂满了西域风景和人物的油画。

你整个人都带上了印度香的气质。有时和你在教室走廊里擦肩而过,通过空气中的香味,我能辨别你昨夜是否换了一起喝红酒的人。我其实知道在你身边发生着什么,但这一切都与我这个才上大一的你的编外学生无关。我只是贪婪地享受着每周有六个小时能坐在你目力所及之处,除此之外,你不属于我。我和你

暮春的校园是令人迷醉的。草地上到处坐着怀抱吉他的男生女生,或者以弹吉他的姿势怀抱女生的男生。本科女生属于男研究生。等本科男生上了研究生之后,还是本科女生属于男研究生。低年级本科男生似乎永远是个可笑的存在。

我没有工夫在草地上弹吉他。我们四处找人办各种讲座。春夏之交的烛光晚会,所有参与者被警察用卡车清场拉走,第二天才被陆续放回。这些事情发生的前后顺序已经记不太清了。如果闭上眼睛,我会看到无数活生生的图景在眼前晃来晃去,没有色彩,没有声音,没有日期,甚至没有具体的人脸。

我参加了一个纪念诗人海子的诗歌朗诵会。当着前排一堆操着全国各地口音的古怪诗人、长发披肩的艺术家和后排发出各种起哄嘘声的同学们的面,我从头到尾地朗读了海子的长诗《祖国,或以梦为马》。我不知道观众的感觉,但当我念到最后几句时,突然间感动了自己,泪水不由自主地充满了我的眼眶。走下讲台时我已经看不清任何人的脸,凭着直觉找到一条走廊,想抛下乱哄哄的人们,到外面去透透气。

这时人群中有一个人伸手朝我挥了挥,我没有理会。突然那只手温温软软地牵住了我的手。

鼻子里吸进来的香水味道告诉我,是你牵着我,向外走。

我的心狂跳起来。我们紧贴的手心里马上沁出了汗水,不知道是谁的。我跟着你的脚步,一级一级登上二教的阶梯,跟着你走出教学楼一道又一道双扇门。

外面是暖风熏人的初夏夜晚。你牵着我东转西转。在一片荡漾着阵阵幽香的丁香花树背后,我第一次紧紧地拥抱了你。或者说,你第一次紧紧地拥抱了我。我颤抖着用全身的力量感知了一个真实的、温暖的、柔软的你。你的手心。你的头发。你的皮肤。你的气息。你的呼吸。

这是我有生以来初次和一个女孩子紧紧相拥。没有亲吻。没有抚摸。时间停滞。时间消逝。

那天夜里我痴痴迷迷地回到宿舍,差一步就到了锁门熄灯的时间。我和几位体育特长生被分在同一间宿舍。在全世界的大学里,法律学系永远是体育生扎堆之地,我们的大学也不例外。又因为体育生绝大多数来自北京,他们从高中就参加比赛,因此大多互相认识,这使得我们宿舍里永远都像集市一样人来人往。即使天天开着窗户,房顶天花板下也永远都是蓝雾雾一片烟气。他们也很照顾我,如果我在宿舍里看书,或躺在床上休息,他们说话或打牌就压低声音,好像在搞地下活动。

进到房间,我直接爬到上铺,和衣面壁躺下。过了一会儿,一位跨栏专业的哥们儿特意从床上爬起来,一边摸我脑袋,一边问:“你没什么事儿吧,哥们儿?”我摇摇头,但没有把脸转过去,因为怕他看到我满脸的泪水。

我和我心爱的姑娘,认识一年半了,在今晚拥抱之前,还没有正经说过一句话。你

你去参加海子诗会,其实不是独自前往。是一个诗人兼画家、画家兼诗人拽着你去的。你根本没想到公共英语课上那个高大帅气、眼神清澈的男生会突然出现在讲台上,声嘶力竭地念了一首你从没完整读过的诗。从他站上讲台的那一刻起,你就心跳不止。平时在讲台上故作平静的你,现在换了一个位置,再想平静已无可能。艺术家在和别人争执着什么,你看看他,又看看台上的一年级男生,突然你就做出了决定。看着那男生满头大汗、跌跌撞撞地往外走,心中一丝不可遏止的柔情驱使你从人堆里挤过去,牵着他,就像幼儿园里小朋友手牵手一样。后面有人喊你,但你已听不见。

长久的拥抱之后,你和他手牵手在湖边走了很久。他比你高出一个头。开始时你觉得是自己在牵着他,后来就成了他牵着你。你的小手完全被他的大手包裹起来,热得发烫。这是和艺术家们在一起时从来没有过的感觉。他们的手因为经常拿着颜料盘和啤酒瓶,永远都是冷的。

你听他讲述去年在军校相遇以来,因为你的存在,他心里无端掀起的种种波澜。他从来没叫过你老师,现在他有点得意地一遍又一遍喊着你的全名。你们谈天说地。他说,你听。然后换成你说,他听。和艺术家们的事情你讲了一些,他说他能想象,不想再听了。其实你是想把一切都在这个夜晚告诉他的,你想和他有一个干干净净的开始。他说他办了一些这样那样的讲座。那些人的名字对你来说都不陌生,但你从来没读过这些人的书或听过这些人的演讲。因为父亲的关系,你知道很多他所不知道的事。你对他说,要小心,有些局面是我们无法掌握的,你这么小,不可能承担任何事情。

你们认识一年半,今晚才第一次说话。两个小时,你们已经比世界上任何其他人都更明白对方心中所想。虽然你们真的还只是两个小孩子。关于文学和艺术,这个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校园里已经不再时髦的话题,你们也展开了智力和见识上的比赛。你们说到凡·高,说到莫奈,说到达利,说到阿赫玛托娃,说到伍尔夫,说到博尔赫斯,说到马尔克斯。你在黑暗中用英语和西班牙语说出一串一串的作品和作者名字,他不再争抢话题,只是欣喜无比地注视着你在路灯下忽暗忽明的脸,眼睛闪闪发亮。身边人来人往,他没有再尝试着抱你一下。你心中一阵阵颤抖。你从来没有想到过,世界上原来有这样一种感情,当你看着他的脸,心里完全是疼痛的。

他送你到宿舍楼前,乖乖地停住,紧紧握了一把一直牵着的你的手,然后放开,站在原地看你上楼。这样生涩的男生是你所没有见过的。你嘴唇动了动,终于没有开口。你跑上楼。艺术家蹲在你的门口。你让他回去,他不走。他说他心胸宽广,不在乎你晚上突然放他鸽子。你哭笑不得。我

我想对全世界的人说,我有女朋友了!

爱上这个几乎和自己同龄的“老师”,这个长期以来只能深藏心底、可望而不可即的女孩,是在军校第一次上她的课时就暗暗结下的心事,只是无从诉说,无由诉说。现在所有的悬疑的心事都有了答案,一直在内心深处晃动的那个美丽优雅的身影,居然一夜之间从天上掉了下来,能够结结实实地拥在胸前。我想着人间这样莫名的恩典,一会儿笑,一会儿流泪。从这间乌烟瘴气的宿舍里散发出去的幸福光芒,想必能照亮整个夜空了。头脑和心脏一起捣乱,没有一刻能够安静下来。脑海里把见到她以来的每一个镜头都过了一遍,曾经的苦涩绝望,到现在全都酿成了令人沉醉的蜜。

折腾了一夜,越是后半夜,越发清醒。好不容易看到窗外透出天光,我迫不及待地从床上溜下来,轻手轻脚地穿上鞋子,跑到洗漱间洗脸刷牙,然后一溜小跑下楼。

我仔细回忆着昨天从二教出来的路线,把我们两人一起走过的所有地方重新丈量了一遍。脑子里一次又一次反复播放昨天你对我说的所有动听的话语。以前全是听你对大家讲课,昨夜里那悦耳的声音却全是对着我一个人的。我神魂颠倒,又身轻如燕地走了好大一圈,最后不知不觉到了你宿舍的楼前。我坐在对面宿舍楼的台阶上远远地看着你的楼门,等你。上午有没有课我已经不在乎,我只想在这个确认对方存在的第二天,当阳光又一次照亮你的脸庞时重新认识你的模样。我没有想过是否能再次拥抱你,是否能再次握紧你的小手。我想象着你起床,拉开窗帘,收拾打扮,走出楼门,去上课或者吃饭,我看见你,和你说:“嗨,我在这里。”

我坐在那里满心欢喜。

夏初时分的北京,天亮得太早。我可能坐了足足有两个小时,终于看见你出来了,和一个扎着马尾辫的男人。我的心脏似乎从胸腔里掉下去了,又空又痛。我坐在台阶上看着你们走远,没有勇气喊你,甚至没有任何力气让自己站起来。你

你觉得奇怪,那个男生从此消失了。你想到宿舍去找他,又怕遇上你教过的学生。你用了大概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来来往往的艺术家们打发完了,把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你等着他再次出现,你要把他带回宿舍房间,给他端茶倒水、削苹果,然后一起翻看你收藏的画册和英文原版书。但他从此就消失了。

你在校园里不管是骑车还是走路,习惯了左顾右盼,觉得总有一天会看到他。你写了一封信给他,放在书包里一直没有寄出。等了一阵子,你觉得有点受伤,想回到大四之前简简单单的生活中去,等他长大。于是你让爸爸安排了汽车,天天来学校接你回家。没课的日子你就待在家里,如果爸爸也在,就和他说说话。

爸爸有一天突然问你,最近鬼头鬼脑,是不是恋爱了。你突然哭了起来,止都止不住,把妈妈也惊动了。你的父母是全世界最奇特的一对,他们可以把自己的私人生活全部展现给女儿,对女儿与人的交往也从不加干涉。你和艺术家们来来往往的事情,从一开始就没有向他们隐瞒。爸爸除了摇头,居然不置一词。而妈妈则把全部的心思放在你的身体健康、会不会意外怀孕这些具体事务上。她给你打印了很多防范知识,居然还准备了紧急避孕药放在你的书包里。你背着这样的书包在校园里走来走去,自己都觉得有点滑稽。

你突然不对爸爸妈妈诉说心事了,他们反倒觉得你出了状况,说不定是麻烦。妈妈在一边轻声细语地询问,爸爸则在院子里来回踱步。突然他走进来,一把拿出抽屉里的手枪,用嘴吹了吹枪筒上不存在的灰,装出恶狠狠的样子说,告诉爸爸,是哪个臭小子惹你生气了,我去把他给毙了!

你带着眼泪笑了。爸爸却低下了头。也许他想到了自己曾经也负过心?这件事你永远都不能再问。我“四月是个残酷的月份”,我从未如此逼真地体会过这句诗。这一个月,我除了上课、吃饭、睡觉,就是写一封给你的情书。我写校园里碧绿的湖水,发芽抽条的垂柳,金黄的迎春花,粉红的榆叶梅。我写对国家社会这些大事的幼稚思考,对青春和爱情的缠绵伤怀。我引用了我们大学历史上几乎所有灿烂的词句,反反复复只为了寄托无处可诉的烦恼。有天经过三角地,看见中文系和校长办公室在搞建校九十五周年征文,我到图书馆,把那封没有决心投递的情书工工整整誊抄了一份丢进了征文箱。“五四”那一周,征文比赛的结果出来了,张榜公布在三角地。一等奖空缺,二等奖是我的,三等奖同时由一位历史系和一位中文系的研究生拿到。我站在公告牌前,脑子里嗡嗡作响。今天你会不会碰巧经过这里,看到我的名字,然后想起我?

我把领来的奖状丢在宿舍的抽屉里。文章登在校刊上,估计你应该看到了吧,你是文章的唯一目标读者。我没有勇气去找你确认。我自虐地想象着,那样一个对我而言意义重大的夜晚,在你复杂多变的感情生活中,可能就是沧海之一粟。你现在肯定仍然过着那种放浪不羁的日子,偶尔想起我的时候,可能会微微一笑。

我想杀掉全世界留着长发故作艺术状欺骗女孩子的小男人。

无论内心如何煎熬,在我短暂的大学生活里,风花雪月从来都被隐藏在最底层别人看不见的角落。和我一起组建社团、创办刊物的朋友们都不知道我偷偷地经历着一次重大的爱情,以及与之相伴的悲伤。他们只觉得我在举办讲座和为杂志组稿时更加热情主动了。只是在别人不注意或者独处的时候我会陷入遐想。有次去东大桥接一位老爷子来演讲。学生社团接送讲座老师,为了省钱,我们都是坐公共汽车去,接上老师之后回程才能打出租车。我坐的公共汽车经过蓝岛,一直开到红庙一带,而我的脑子里全是关于你的白日梦,没有发现已经坐过了很多站。等回程车已经来不及了。我发足狂奔,赶到老爷子家所在的小区时,老两口已经在楼前等着,急得团团转。那年月,请老爷子讲课的可能只有我们这一回,他极为激动和重视,搞得我内疚极了。

把老爷子接到校园,演讲大厅人山人海,走廊、台阶,甚至窗台上都坐满了人。最前面的一排,坐着一些我从来没有见过的陌生人。我把老爷子交给我的社团同事—他穿着在海淀图书城地摊上购买的廉价西装,打着化纤领带,在教室里等出了一脸油汗。我在人群中找了个角落蹲着听老爷子演讲。他老人家从年轻时腿是如何受伤开始,一直讲到老来和老伴相濡以沫,讲座结束时听众已经走了一大半。那一排陌生人站起身,鄙夷地看了看我,排成一队走了出去。打车送老爷子回家后,我坐夜班车回到学校,已经是次日凌晨一点了。和保安好说歹说才放我进门,在南门口经过你宿舍时我向你的窗口望去,那里黑黑的一片,我赶紧把目光移开。

在接下来的两三个月里,我沉静下来,全力应对期末繁重的功课,争取让每一门专业课的老师面对我交上去的试卷都能够欣然给出高分;稍有闲暇,除了在本校继续申请举办各种讲座,还和社团的朋友们骑上自行车去附近其他几所大学以及社科院,拜见我们所崇拜的从博导到博士和在读学生在内的大小知识分子。

随着暑期的临近,三角地贴满了考研、考托、考GRE和GMAT,以及考各种证的培训班广告。我和我的朋友们似乎与这个现实的世界格格不入。我们不明白这个世界绝大多数人为什么而奔忙,而这绝大多数的人们则更加彻底—他们根本不知道校园里还有我们这种学生的存在。

我们筹备已久的社团刊物,稿件已经组织得差不多了。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排版印刷需要经费。暑假到了,我们各自匆匆回了趟老家,又匆匆赶回学校,到位于昌平的一个印刷厂当校对。那是一套大型的法律汇编,我们的任务是保证付印前的电子版不存在任何文字错漏。我们吃住在工厂里,一个半月的时间,大家的眼睛都差点儿看瞎了,我们挣到了五千块钱。你

你和爸爸、妈妈详细讲述了这个源远流长又突如其来的爱情故事。爸爸听完长叹一声,说了句:“女儿啊,你真的长大了,以后就不属于爸爸、妈妈了。”妈妈则兴奋地问这问那,从来没见过她对你此前吹嘘的任何一位艺术家产生过这么大兴趣。你红着脸尽可能地回答着妈妈的问题。他长的样子啦,是不是罗圈腿啦,什么家庭背景啦,家里兄弟姐妹几个啦,你给他上课时他专心不专心啦,在学校的考试成绩怎么样啦,有没有碰见他和其他姑娘在一起啦,那唯一一次见面时有没有动手动脚啦。前所未有的关切与好奇,让你觉得她以前不是你的妈妈。

关于他的离奇消失,妈妈果断猜测,他一定是看见了艺术家在你房间过夜。男人的心挺奇怪,你之前和别人睡过多少次他只当没发生,但在他眼皮底下出现一回,这事情就非同小可。你强调说,过夜是过夜,没有“睡”啊!妈妈反驳道:“那他怎么能知道,又怎么能相信?”

妈妈的分析很有道理。你决定搬回宿舍去住,并且暗中下定决心,如果他能够再次出现,你要原原本本把自己和男人的关系史和盘托出,把那天晚上可能存在的误会解释清楚。你要明明白白地答应他,只和他一个人永远地好下去。你还要告诉他,不能允许他这样随随便便闯进来,又无缘无故地消失。

可他就是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学期的最后一个月,你老老实实待在学校,每天手头没什么事儿时,就去他可能会出现的地方转悠。你甚至听了他的社团举办的两次讲座,但他在讲座上并没有出现。紧接着暑假到来,他更是彻底地蒸发了。

假期里爸爸带你去大连,去青岛,去参观军事基地,教你打高尔夫。你每天闷闷不乐,没几天就不再参加他们安排的活动,自己在酒店的阳台上看着大海发呆,用英文写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一个暑假过去,你减重十斤,眼圈都变黑了,那不是太阳晒的。

开学前一个星期,你就住回到学校宿舍。你去他的宿舍找他,他不在,倒是见到了你半年前教过的英语一级学生。学生一眼认出了你,手忙脚乱地把满地的瓜子皮拨开请你进屋坐。屋子里一股臭袜子的味道,显然这些北京孩子一整个暑假就盘踞在这里以逃避父母的约束。你没进去,托他们转告他,回来后到英语系教研室去找你。

这个暑假前后,你们都长了一岁。现在你二十一岁,上研二;他二十岁,上大二。生命在这样充满预期的阶段徐徐展开,你们各自都已经为重逢的这一天做好了身体和心智上的准备。如果生命之火在金色的秋天燃烧,那原本应该有多么绚丽。二我

新学期的开始,对于老生来说总是比较轻松。受了一年气的大一新生如今上了一层楼。如果加上军训的一年,其实这些家伙可以说是大三的了。动作麻利的男生们这些天都志愿去火车站或学校南门迎接新生,特别是新生中的女生。其他宿舍的门口频频出现一些稚嫩的女声,来找老乡或者师兄。由于同屋除我之外全是北京人,北京女孩没有背井离乡的感觉,自然也没有找老乡的传统;我的老家又过于偏僻,很少有人能考到这里,所以我们宿舍倒是相对清净。

同学们转达给我关于你的信息时,说得神乎其神,似乎是我的英语六级考试出了问题。我当然明白是怎么回事,但这事可不能和他们讲。我听到后显得忧心忡忡了一会儿,你到宿舍找过我这事就过去了,没有成为一件新闻。那晚一拥而别,时间过去了好几个月,当初的刺痛差不多已经淡化,现在听说你来找过我,我心里其实很激动。但我没有急着去找你。我等你等了那么久,不怕再等一两周。我决定先忙完手头的事,过两周再去找你。

两周时间里,我们忙着在中关村找电脑排版公司,然后拿着排好版的软盘回到打工的印刷厂,把我们社团杂志的创刊号印了两千本,这个数字差不多够我们给全校每个宿舍赠送一本。辛辛苦苦从印刷厂挣到的五千块钱大多又流回了原地,但我们有了成箱包装、散发着油墨香气、封面还是铜版纸的像模像样的杂志,这真是一桩令人产生成就感的买卖。我们把剩下的一点钱拿去小南门外的“大妈家常菜”小馆喝酒庆功。二锅头把大家都喝得醉醺醺的,最后有位哥们儿还是由一位女同学给背回了宿舍。

我和另外两位弟兄自己走着回去。我们每人拿着一本杂志,唱着歌,稀里糊涂地错过了小南门,到了大南门时才想起是要回学校。然后又抱成一团往里走。路过你的宿舍楼时,我突然提出要他们陪我去找一位老师聊天。你

开学之后你也挺忙。有一些新的课要选,教研室又安排了一些书稿译校的任务给你。其实没有任务你也愿意泡在那里,因为你留话给他时,没好意思说来宿舍找你,说的是教研室。一周过去了,又一周过去了。手头都没事可做了,你还是天天守在教研室。老师们都拿你开玩笑,说这么早就想着体验留校工作啊。

你很久没去圆明园,画家们也逐渐淡忘了你。这一段荒唐日子倒是结束得正好。

这天下午没课,你午休后正想出门去教研室“坐班”,突然门被砰砰地敲响了。你开门一看,是他,他后面是两个你不认识的学生。三个人显然都喝多了。他一见你就傻笑。那两位学生则非常认真地喊你老师。你手足无措,不知该如何招待这千呼万唤也不见踪影的人和他带来的不速之客。

你请他们进屋。大家坐在地毯上围成一圈。他跟你挨得很近,脸红红的不说话。你看到他们手里拿着杂志,这才算是找到了话头,打破了僵局。两个客人你一言我一语地向你介绍杂志里的作者,谁是宪政方面最牛的,谁是社会学方面的大拿,谁是牛津回来的,谁三年前还坐过牢,谁现在还没有放出来,稿件都是他妈妈转交的。两个人抢着说,你都来不及听仔细。翻看杂志的目录和标题,字字惊心。杂志也像模像样地搞了个版权页,上面有他的名字,赫然是主编。发刊词也是他写的,签名龙飞凤舞。这是你第一次看到他写的字。

你心里期盼他能快点打发两位同伴离去,你好揪住他追问这将近一百天的下落。这时门又被更重地敲响了。你心里一惊,知道要坏事。

进来的果然是诗人兼画家的艺术家。你和他,和艺术家,上回是差不多同时见的面,所以艺术家一进门就大声嚷嚷说有日子没见你这小丫头了,这些天也不着家,跑哪儿去了?可见他近期来过这里不止一次。一直木讷不语的他,看到艺术家,居然哈哈大笑,似乎酒也醒了大半。艺术家手里拿着一瓶红酒,他一把给夺过来,对全屋的人说,别他妈废话了,大家继续喝吧,喝死算了。说完就去桌子上找工具开酒瓶,找到了又不会用,两三下就把手指戳出了血。

你有点害怕,又觉得心疼,牵着他的手去水房冲洗。进到水房,他紧紧地抱住你,铺天盖地吻起来。你觉得不舒服,使劲推开他。

回到房间时,艺术家已经把酒开好了,给五个人每人倒了一杯。除了他低眉垂眼,其他人都看着你。你举杯说:那,干杯!大家都一口喝了。那时大家喝红酒全这样。喝完一杯酒,艺术家觉得不过瘾,就熟门熟路地在你的桌子底下找酒,还真给他找到好几瓶。他一直冷眼旁观艺术家在你这里的熟络劲头。你的心在流血。

这天接下来你们把能找到的酒全部喝光,到了晚饭时间,你从冰箱里拿出速冻饺子给大家煮了吃。好几个小时都是他和艺术家在大着舌头谈艺术,越谈越投机。艺术家对他刮目相看,连连拍着他的背对你说:“好小子。你没看走眼!”我

是两个哥们儿把我扛回宿舍里的。如果说这两个傻瓜最开头不知道我为什么带他们去找老师,到后来已经全明白了。我和画家越聊越投机,你的脸色越来越难看,他们两位就越来越着急。饺子刚刚吃完,他们对画家说,拜托您帮着老师收拾收拾,我们得回去了,这家伙不行了。

他们没有把我扛回我自己的房间。我平常也是在他们的屋里谈天说地,今天显然也不想回去。他们把我放在他们屋里一个下铺上躺着,然后把其他人都轰出去打牌。这两个家伙下午没喝多少,这时候面面相觑,十分清醒。我听见他们中一个说:“当时在军校我就觉得他看她眼神儿不对。”另一个补充说:“难怪他要跑到我们班上去补习一级英语。这厮太过分了,居然泡老师!”一位又说:“这下可好,三角恋,那画家又高又壮,如果打架,我可不想帮忙!”我头蒙在被子里,一边流泪一边听他们胡扯,白酒红酒在胸腔里翻江倒海。

那晚我在他们宿舍吐了满地,后来觉得自己完全是一个空心人了。你

艺术家来找你是真的有事。他被策展人鼓动要去海外办展,需要把背景资料翻译成英文。他不相信策展公司工作人员的水平,觉得只有你才能用英文准确转述他要表达的观点。这也是事实。

今天那个人的表现让你很寒心。从军校时起他就暗中纠缠你,平地惹你心里起了涟漪,然后自己又躲得无影无踪。突然一下子出现,自己喝得烂醉不说,还带了两个你的学生来让你难堪。在水房里,他的小动作更是猥琐有余,美感全无。

画家走后,你打开窗户,收拾一片狼藉的房间,干了一半,突然委屈地趴在床上放声大哭。你下楼给爸爸打电话:“让司机来接我,我要回家。”回到家里,你把自己关到小屋子里不出来。爸爸在外面团团转,你听到他自言自语:“这孩子,怎么越大越难伺候了呢!”

次日早晨,三个人坐在一起吃早餐。爸爸妈妈都没有问你怎么了,他们尽量语气轻松地谈论政治八卦。你听着听着,突然放下筷子说:“爸,妈,我决定出国了。”

系里正好有一个和美国斯坦福大学交换学生的机会。导师早就说过,你对系里有很大功劳,如果你想去的话,这个机会就是你的。当时你没有心思离开学校,当场就给谢绝了。你决定今天马上再去问问,看看这名额还在不在。如果爱情被反复证明是一个不经推敲的玩笑,至少你还可以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我

我们的社团杂志全部发出去之后,反响热烈。校内倒是没什么动静,社会上似乎炸了窝。天天都有海外记者到学校来采访我们。接待了几位之后,我们自己也有点忐忑不安。

事情终于朝着我们完全想象不到的方向发展了。有天下课,我和同学们一起从三教出来,急着去食堂吃饭,这时有两位身穿黑色皮衣的人朝我走来,先是问我的名字,然后说请我跟他们走一趟,有点事要谈谈。

谈话是在学校保卫部的会议室里进行的。保卫部的老师—对了,我已经知道在学校里把所有不是学生的人都叫老师了,不管他是总务处、办公室的还是保卫部的—给大家准备了盒饭,黑皮衣们放在一边没吃。我先是忍了忍,后来想想,自己拿起筷子吃了起来,谁让你们耽误我时间呢。

他们详细问了我办这社团的起因、初衷,为什么要办这个刊物,以及最重要的一环:“印制这杂志的钱是谁给的?”

我尽我所能地回忆了所有事情,全部如实告诉他们,包括印刷厂挣钱的艰难。为了缓和气氛,我还开玩笑说,这一个暑假,我的眼睛从近视四百度变成了五百五十度,才挣了这么一点点钱,亏大了。他们没有笑。我一边汇报一边吃完盒饭,还喝了几杯水。谈话持续了近三个小时,我有点着急。

他们去另一间办公室商量了半天,最后是保卫部的李老师来会议室找我。他要我和他一起回宿舍,把办杂志相关的所有物品,包括原稿、付款收据、打工挣钱的凭据等,有什么取什么,都拿给他。“他们要求的,你就配合一下吧,没关系的。”李老师安慰我说。

我把所有我能找到的东西都找出来,又跑了几位同学的宿舍,尽量满足了李老师的要求。送走李老师,我回到宿舍,同学告诉我说系里找我,要我到系学生工作处去一趟,找王老师。

王老师平常不任课,是专职负责学生工作的。由于报到第一天的悲惨经历,我和系里不任课的老师们保持了距离,一点都不熟悉,找王老师的办公室都找了半天。

王老师让我坐在他办公桌的对面。他长时间玩弄着手里的圆珠笔,不发一言。后来他敲敲桌面,厉声对我说:“可以啊你,净给系里添麻烦!”他又絮絮叨叨抱怨了很久,甚至提到这样的事情出在本系,会影响系里很多干部的升迁,学生不能一点大局观念都没有。我猜他所说的干部指的应该就是他自己。

后来他又和颜悦色地说:“事情已经出了,该怎么面对就怎么面对,不要有思想包袱。学校让系里先调查,你回去先把事情前前后后回忆一下,写个材料交上来。态度要诚恳,我们也好想办法保你。”“毕竟,你是系里学习成绩最好的学生嘛。”送我到门口,他关门之前又补充了一句。

保……我?

这真是一个噩梦般的下午。我的飞扬文采,我的风花雪月,我年少轻狂的大学之梦,发展到这暗黑色的一页,所有事情已经由不得自己做主了。

回到宿舍,我晚饭也不想吃。和我一起办社团的同学们,各自给父母打电话求援去了,其实并没有人找他们谈话,只不过和杂志有关的东西通通交给了李老师,把他们给吓着了。我孤孤单单一个人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想到如果我受到什么处分,不能顺利毕业,年迈的父母会怎么想?家乡的副省长到县长到中学校长会怎么想?我会不会成为本省教育史上最大的一个笑话?

我在床上躺到第二天中午才起来。走到学一食堂,发现自己什么都不想吃,又回去躺下。晚上我发烧了。说胡话。你

你跑到系里,和导师提到那个出国名额。导师说:“你真是幸运!上回给你你不要,本来要安排另外的同学去,结果想去的人比较多,系里反复斟酌,不知道除了你让谁去才能服众。你反悔得很及时,这事有戏!”

你心中一阵激动。经过最近这一番折腾,你真的想离开这个校园,越快越好。你回到宿舍里准备材料,填表。因为护照是现成的,手续非常简单。你拿着系里给的材料和自己准备的表格去了一趟教育部,又去了一趟美国大使馆,给护照加上签证,能做的事情就做完了。现在随时买了机票就可以走人。

这天你正在收拾屋子。第二天爸爸就会派车帮你搬东西回家。这间宿舍的主人将换成别人。有人敲门,是上次来过的他的一位同学。他很有礼貌地问好,然后吞吞吐吐地说:他在发烧,喊你的名字。情况很糟糕,我来告诉您一声。

你拿了些冰块、饮料,跟着同学去宿舍看他。到楼下了你又返回去,去取一本爸爸从国外带回给你的凡·高画册。这本画册印制精美,色彩逼真。你从海子诗会那天回来,就一直期待着能和他一起从头到尾翻看一遍。刚才收拾东西时,你还对着它发了好一阵子呆。

路上同学对你讲了这几个月他一直在奔波的事情,讲了他那天喝酒回去后呕吐和痛哭,讲了他因为办杂志的事正在等待来自学校的可能性极大的严厉处罚。你越听脑子越乱,你想哭。

到了宿舍,好几个人在床前围着,他在下铺躺着,面孔潮红,双眼迷离。地面倒是整理得干净了一些,可能是因为知道你要来吧。同学们看到你进屋,上过你课的都问老师好,没有上过你课的则好奇地张望。场面有些混乱。有一位同学说,要不咱哥儿几个都撤,让老师跟他好好聊聊。又贴心地对你说:“老师,他也没什么事儿,就是没吃饭,发虚,有点感冒。这会儿烧都快退了,不乱喊乱叫了,您放心。”说完挥挥手,一帮体育生和另外几位社团的同学都走了。过了一会儿那家伙又鬼头鬼脑地回来,从门缝里探进头说:“老师您放心待着,我们今晚都不回来了。”

本校男生宿舍留宿女生的事很常见,你本科时同宿舍的女生,除你之外,全都在男生宿舍里过过夜,而且是在其他男同学都在的时候。你在男女关系上固然放得很开,但确实没有这方面的经历,这时一听,脸唰地红了。我和你

我从床头拿起两天没洗有点脏兮兮的眼镜戴上,两眼直直盯着你看。然后眼泪就唰地流下来了。你找来我的毛巾,蘸了水给我擦脸,又掏出手帕给我擦眼镜。这时我躺着,身高的优势不在了,你显得像是一位真正的大姐姐。“我全都知道了。”你说。“我真是不好,上次见面时那个醉鬼样子,今天又是这样一副德行。”我笑了笑。我心中的阴影与日俱增,但觉得不能把宝贵的时间拿来说那些烂事。我们有多少应该说的话,一直都没有机会说。现在有机会了,心中却是千斤重压,不知从何处开始倾诉那些在心里排练了千万遍的卿卿我我。“我要出国了。”你又说。“去多久?”我心里一阵剧痛。“半年到一年的样子吧,去了再看。”“那等你回来,我就快毕业了。”“乱讲,我回来时你大三还没结束。”“嗯,那还能在学校里见到你。我们一直都没有机会好好说话呢。”“谁叫你做那些乱七八糟的事,一直找不到你,现在又出了这么大的麻烦。”你做出生气的样子。

我想问问你和艺术家现在怎么样了,但眼下实在不是提这话头的时候。

你爬到床上,紧紧贴着我,和衣而卧。我们说了很多不着边际的话,讲了很多彼此小时候的故事,但都避免提到我眼下面临的处境和我们以后的关系。说着说着你居然睡着了。我轻轻转身朝向你,看着你长长的睫毛,清秀的脸颊,白净的肌肤,一起一伏的胸。我虽然疲惫交加,但强撑着舍不得合眼。熄灯时间过后,月光从没拉窗帘的玻璃窗斜射进来,有一束正好打在你的身上。我就这样安静地躺在你身边,倾听着你均匀的呼吸。

有人用钥匙开门的时候我们同时醒了。我们还是一样手牵着手,衣服穿得整整齐齐,并排躺在床上。

来的是学校保卫部和学生工作部的人,他们让楼长大爷直接开了门,说是有人举报,我在宿舍里留宿异性。

你出国之后第三天,我的处分下来了,勒令退学。处分只字未提我组办社团、印发杂志的事。让我退学的唯一理由是留宿异性。至于你,听说是你爸爸找到学校,加上已经办妥了出国手续,得到了英语系的力保。你爸爸还想把我一起保下来,但校长告诉他:“这事背景深,您和您的女儿真不必掺和。”学校特意在你走后才宣布对我的处分。这件事发生在一九九三年深秋,是全校范围内人们茶余饭后的一大话题。我的大学时代就这样戛然而止。三我

一周之内,待在校园的情感依托和身份依托相继被抽走,我摔得很惨。随着对我的处分,我们的社团也被解散了。大家小聚了一次,算是了结,也算是向我告别。人来得比我预想的还少。朋友们坐在一起,除了以长吁短叹来安慰我,没有其他办法。

在校园里茫然无措地晃悠,到处有人对着我的背影指指戳戳。回到宿舍,楼长堵在门口等着收回我的宿舍钥匙。我不得不离开这个抛弃了我的地方,但为了所有关心我的人,为了你,当然主要还是为了我自己,我必须在北京生存下来。

我把你送我的凡·高画册装进书包,像丧家之犬,黯然离校。那天走出校园好远,我发现自己并没有明确要去的目的地。这段时间整个人都有点昏昏沉沉,失去了方向感。在街头徘徊良久,想起两天前曾在三角地看到过一张招聘律师助理的广告,又折回校园去找。广告还在,但上面剪成小条的电话号码已经被撕光,幸亏广告正文里有地址。我把地址抄下来,在学校门口买了一张北京旅游地图,查到了那个地址的位置,以及公共汽车线路。在开往三元桥的302路汽车上,我看着我的大学在车轮后面离我越来越远,泪水不住地顺着脸颊和下巴砸到胸脯上。汽车晃晃悠悠开出中关村,拐上了北三环。我眼前一片水雾。

律师事务所位于一栋办公楼的十六层。那时我还不知道这种楼房叫作写字楼。我像一个远未足月来到世上的早产儿,从今天开始,要加速适应社会的方方面面,熟悉校园之外的各种事物。

出了电梯,穿过走廊,我看到了律师事务所的前台。在处处散发着柔和大理石光芒的写字楼走廊里,我只觉得自己从头发到球鞋都沾着太多土了。走到前台,与坐在台子后面负责接待的女孩子四目相对,我觉得口干,心跳得厉害,开口说话都有难度。我说我来应聘律师助理。“通知你几点来的?”前台秘书随口问道。“没有通知,我自己来的。”我只能实话实说。

秘书拨打了几个电话,似乎要找的人都不在。我正在不知所措,几欲逃走,她似乎善心大发,对我说:“你跟我来。”

我跟在她的后面,左拐右拐,进入一个会议室。秘书穿着紧绷绷的裙子,下摆到膝盖处,裙子下面是透明丝袜和高跟鞋。我一边跟着走,一边前后左右观察,感觉这里和大学校园处于不同的星球上。秘书让我坐在这里等,也许会有机会和“宁律师”见个面。她还给我倒了一杯水。

我规规矩矩坐在椅子上,研究会议室里的陈设和墙上的所有抽象画。坐了一会儿,心情稍微有所放松,我在椅子上转了个身儿,从我背后相当于会议室一整面墙壁的落地窗往外看去。厚厚的窗玻璃隔住了所有声音,三环路上一辆又一辆小汽车在朝着两个相反的方向安静地川流不息;环线内外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在深秋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这里的每一样东西都让我感觉新鲜。我感觉到自己被学校抛弃的伤口在这样全新的环境下正在迅速钝化。

突然会议室门一响,进来一位穿着棕色皮夹克的高个子男人。他定睛看了看我,挥挥手说:“来,你跟我过来得了。”

我连忙站起来跟着他,又是拐弯抹角地走过很多人办公的卡位,没有人抬头看我。我跟着“棕皮夹克”来到他的独立办公间。办公间的门上赫然挂着他的名字。“棕皮夹克”一屁股坐在老板台后面的转椅上,随即把脚跷起来搁到面前的办公桌上,脚底直接冲着我。他点上一根烟,长长吸了一口又徐徐吐了出来。这人和我想象中的律师完全不一样。见他这个样子,我倒是放松了不少。“你会干什么?”他突然问。我正在琢磨如何回答这个问题,他又摆摆手,重新问道:“你多大了,现在在做什么?”“我现在是大二学生,我被学校开除了。”

他表情惊讶:“什么?你做什么事情被开除了,哪个学校?”

我说我其实就是办了一本校园社团刊物,开除的理由却是留宿女生。我说了大学的名字。“是吗!”他乐了,“那谁谁是你们现在的系主任吧,操。”我说是,但我和系主任都没见过面。他抽着烟,半天没理我。过了一会儿,他伸手把烟头摁在烟灰缸里,站起来问我:“英语学得怎么样?”我照实回答说我是全年级英语最好的。“哟呵,吹上了跟我这儿。还挺自信!”他随手翻出一份英文文件扔给我,“去,回到刚才的会议室,把第三页和第四页给我翻译成中文,我来看看你这个‘最好的’是什么水平。”

我得到了这份工作。宁律师说本来只想招个兼职学生做文件翻译,看我好像挺需要这活儿,那些面试过的想打零工的学生就一一回绝算了。我明天就可以直接来上班。待遇他没提,我也没问。

这是我走入社会的第一天。此后近二十年,我再也没有为找工作面试过。每当我回首往事,想到已经故去的宁律师在我遭遇灭顶之灾后的这一天让我感觉到的人间温暖,都会禁不住眼眶发酸。

这些日子里,我没有特别想你。我要找临时居住的地下室,我要找一些旧家具。我要到处去取律师事务所大哥、大姐们送给我的生活用品。为了省下打面的的十块钱,走得脚底都起了泡。你

在东京转机,然后又是接近十小时的飞行,你降落在旧金山国际机场。学校安排了一位中国留学生来接机。汽车开了半个多小时,位于湾区的大学出现在你面前。尽管有过多次出国旅行的经历,去过很多外国大学,斯坦福大学的宽阔草坪仍然让你觉得心旷神怡。你为自己即将在这里待上一段足以疗伤的时间感到庆幸。出国之前接连发生的事情太多了。捉奸在床这样的荒唐事都发生在自己身上,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填写一些入学的表格,落实住处,整理行李,来访打招呼的老师、同学、爸妈的朋友等等逐渐散去,花了你两天时间。第三天你闲了下来,心里空落落的,开始想念他。

你买了国际电话卡,拨了长长的号码、密码后,电话打到了他的宿舍楼里。楼长大爷听到你要找的是他,什么也没说,直接就把电话给挂了。其实他那时正好还在宿舍里。

你这才打电话给家里。三天前刚刚下飞机时,你用接机同学的电话卡在机场已经打过报平安的电话,这两天手忙脚乱,就没有再打。电话接通后,爸爸先是抱怨你怎么老不来电话,问宿舍怎么样,有没有电话,号码多少,问东问西。你问爸爸,学校里有什么消息没有?你指的是他。爸爸沉默了一会儿,直接告诉你说:“我没有做到。他被开除了。”我和你

我上班十天左右,有天接到宿舍同学的电话,说收到一封来自美国的信件,让我回去取。下班后,我挂在302路公共汽车的吊环上,摇摇晃晃将近一小时才到站。我从东门进入学校,穿过整个校区,回到小南门附近的宿舍。嗯,回到。十天时间,校园什么都没有变,走在穿梭于大讲堂、电教、三角地、宿舍楼群之间的学生们中间,我像一只孤单的野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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