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闻明,张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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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案寻踪试读：
编写说明
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灿烂文明史、又充满着生机与活力的泱泱大国。中华民族早就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前赴后继，绵延百代。
中华文明曾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伟人巨匠，英雄豪杰。
鲁讯先生曾说过：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拥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华文明可谓博大精深，流光溢彩，每个中华儿女无不为拥有这份丰厚而珍贵的文明遗产感到无比自豪。中华文明是我们民族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是一代又一代人的智慧结晶，是我们灵魂的生发与归依，是我们内在生命的本源。它滋养了我们的心灵，激发着我们的创造力，并孕育着我们民族的未来。传承中华文明即是在延续我们民族的灵魂。在21世纪的今天，新一代的中国人更需要从中国悠久的历史文明中汲取营养，提高人文素质，树立文化自信。《中国历史百科》的编辑出版的意义即在于此。《中国历史百科》在吸收国内史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中华文明悠久历史沉淀下来的丰富的图文资料融为一体，直观的介绍历史发展进程，全书以2000多幅珍贵图片，配以300多万字的文字叙述，全方位介绍了中国历史的基础知识，内容涵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科技、法律、宗教、艺术、民俗等领域。
全书共分为24册，具体内容如下：中国历史百科之一：文明历程中国历史百科之二：王朝世系中国历史百科之三：赫赫天朝中国历史百科之四：大事录要中国历史百科之五：皇权典制中国历史百科之六：官称衙署中国历史百科之七：皇权刑律中国历史百科之八：千年重农中国历史百科之九：考选科举中国历史百科之十：国门内外中国历史百科之十一：自足经济中国历史百科之十二：百家沉浮中国历史百科之十三：青史垂名中国历史百科之十四；皇宫留谜中国历史百科之十五：疑案寻踪中国历史百科之十六：状元全录中国历史百科之十七：阉宦兴衰中国历史百科之十八：优伶春秋中国历史百科之十九：典籍源流中国历史百科之二十：刑具淫威中国历史百科之二十一：史籍精华中国历史百科之二十二：史海温故中国历史百科之二十三：逸趣名人中国历史百科之二十四：谈闲说怪
因本书规模较大，编写时间仓促，书中难免存在错误，敬请广大读者朋友们批评指正。《中国历史百科》编委会2008年2月
千古疑案
浑身是谜的姜子牙
姜子牙是我国古代有名的军事家，是西周开国的第一位大功臣，同时也是齐国的始祖，被后人尊为姜太公。其军事谋略和治国思想对于后世有很大影响。姜子牙在民间的知名度相当高，过去，哪个地方不够平安，或者需要镇凶避邪，只要写上“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几个字，就会逢凶化吉，遇难呈祥，可见这位老人十分了得！
姜子牙在历史上实有其人，姜姓，名望，字尚父，又字子牙，号飞熊。他是炎帝的后裔，因其先祖伯夷帮助大禹治水有功，赐姓姜，后掌管四岳有功，封于吕，古人曾以封地为姓氏，所以后人又把他叫吕尚，还有的称其为吕牙。因其官为太师，所以又称其为师尚父。他在史料中的名字比较多，而民间多以字称之，所以姜子牙的名声很响亮。
由于神魔小说《封神演义》的多方渲染，姜子牙斩将封神，威力无比，成了仅次于太上老君、元始天尊和通天教主之类的超人，从始至终充满了传奇色彩，也引起了一系列的争论。比如，姜子牙的家在哪里？年寿多少？经历如何？他的著作是真是假？自古以来众口纷纭，至今也难形成统一认识。
这里，有必要先看看姜子牙的主要经历。综合有关史料，可以大致描绘出他的人生轨迹。姜子牙像
姜子牙青少年时代住在东海，家中条件大概不错，否则他不可能读书识字。后来，他做了商朝的一名小官。不幸的是生不逢时，遇上了殷纣王这样的昏君，纵有满腹经纶，也无用武之地。姜子牙一年又一年地空度岁月，“老却英雄似等闲”，不知不觉到了暮年。他在无聊中愤而辞官，那时没有退休金可拿，便在朝歌城里做起了生意。先是宰牛卖肉，很快蚀本，又开饭店，也挣不到钱。其妻马氏见他没什么出息，悄悄离家出走。
丢掉了家室之累，姜子牙开始周游列国。他觉得自己的身体还好，便想实施伟大的政治抱负，决心寻找一位贤明之君，帮他把纣王搞掉。后来听说周西北侯姬昌胸有大志，且又爱惜人才，遂选定此人作为明君，要好好干一番事业。经过慎重考虑，姜子牙采取“宁在直中取，不向曲中求”的方式，坐等西伯姬昌前来聘用。他打定主意，在渭水兹源（今陕西宝鸡市）以钓鱼为生，传说这一钓就是九年！据《史记》以及传为姜尚所作的兵家经典《六韬》记载，姬昌一日外出打猎，在渭水之滨遇见姜子牙，因为有梦在先，认定此公就是辅佐自己的能人。通过与其交谈，大有相见恨晚之感，姬昌高兴地说：“我爷爷生前说过‘当有圣人适周，周以兴’这句话，先生正是兴周的圣人，我的太公盼望先生久矣！”当下尊称姜子牙为“太公望”，礼聘为军师。
姜子牙很快制定好兴周灭商的战略，先是率军打败西北方的西戎、混夷和泾水上游的密须、阮、共等国，随即兵锋东向，灭掉了黎国和崇国。接着，又把都城从岐下迁到丰邑（今陕西长安县境内），经过五六年的西征东讨，西伯实力大增，这时已经“天下三分，其二归周”了。然而姬昌未能实现灭商的宏愿，赍志以终。其子姬发继位，史称周武王。他十分尊崇姜子牙这位老军师，拜其为太师，称之为“尚父”。
周武王九年（前1068），姜子牙指挥大军东进，在黄河孟津渡口召开誓师大会。他左杖黄钺，右持白旄，高呼誓词，号令军队：“苍兕苍兕，总尔众庶，与尔舟楫，后至者斩！”大军很快渡过黄河。各部首领听说这一消息，纷纷前来靠拢，“不期而会者八百诸侯”，壮大了伐纣队伍。但是，过了河的周军很快又返回原处，姜子牙成功地指挥了一次灭商预演，史称这次军事演习为“孟津观兵”。
两年之后，周军准备停当，姜子牙劝周武王伐纣。周武王十一年（前1066，一说十三年）正月初三，武王和姜子牙率军沿渭水循黄河向孟津进发。据史料记载，周军有战车三百辆，敢死队三千人，披甲士兵四万五千人，一些友邦和南方8个小国也都派兵参战。次年二月，姜子牙率军抵达牧野，此处距殷都朝歌仅三十里地。纣王发兵十七万人（一说七十万人）仓促应战，姜太公不顾年事已高，亲麾“大卒”从正面进攻，商军纷纷倒戈，纣王自焚而死，商朝宣告灭亡。姜子牙创造了以少胜多的军事奇迹。
周朝建立以后，大功臣姜子牙被尊为太公，被封到齐地营丘（今山东临淄），国号齐，称齐太公。经他苦心经营，齐地一片繁荣兴旺景象。翌年之秋，姜子牙去镐京（今陕西长安西北丰镐村附近）朝拜武王，被留下辅佐朝政。武王去世后，年仅十三岁的姬诵继位，是为成王。纣王的儿子武庚趁机联络商朝贵族管叔、蔡叔发动叛乱，姜子牙老将出马，同成王的叔父周公姬旦率军东征，用三年时间平息了叛乱。在这场战争中，姜子牙受了重伤，加之年迈体衰，不久就去世了。
姜子牙的一生极不平凡，他胸怀济世壮志，然而屡屡碰壁，七十多岁方遇良机，八十余岁始为统帅，一百来岁仍然领兵杀敌，为周朝的创建立下汗马功劳。他以一个钓鱼翁的形象名世，却又足智多谋，擅长用兵，是历代兵家尊崇的鼻祖，被涂上了种种神话色彩，是一个不可思议的著名人物。姜子牙大概没有想到，他留下了显赫的业绩，留下了永远不朽的兵书，同时也留下了一个个难解之谜。
姜子牙的故里之谜
首先提到姜子牙籍贯的是《吕氏春秋·首时》，其中说他是“东夷之士也”。从《后汉书·东夷传》记载看，这些人居住处即今山东乃至相邻沿海地区。姜子牙既为“东夷之士”，那么他的老家也就在这个地区。可是东夷的地理概念比较宽泛，其故里究竟在山东一带什么地方，还是弄不清楚。
司马迁对此做了研究，他在《史记·齐太公世家》中说：“太公望吕尚者，东海上人。其先祖尝为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际封于吕，或封于申，姓姜氏。”所谓“东海上人”，也就是濒临东海而居。《孟子·离娄》篇里也曾提到这个问题，“（姜）太公避纠居东海之滨”，《尚书·大传》篇里也有类似说法，应该说很有道理。因为那个时代正是暴君肆虐，诸夷内叛的混乱时期，像姜子牙这样有头脑的人物，审时度势，隐居于东海边上，以为韬晦之计，不是没可能的事情。
司马迁的观点符合孟子的说法，然而“东海上人”依然缺乏具体地点。到了晋张华写《博物志》时，才找到了姜子牙的故里：“太公望所出，有东吕乡，又钓于棘津。”。唐代李吉甫撰写《元和郡县志》时，详细说了姜子牙的故里：“海曲故址在莒县东百六十里”，“海曲古城有东吕乡，太公望所出”。后来元代的于钦写了《齐乘》一书，对此也作了考察，他再次认为：“莒州东百六十里有东吕乡、棘津（水名），在琅邪海曲，太公望所出。”
以上三家皆云“东吕乡”是姜子牙的故里，这是一个很古老的地名，西汉时即在琅邪郡的海曲县设有“东吕乡”，海曲县在东汉时改为西海县，其治所在今山东日照市西。姜子牙的故里“东吕乡”，即今日照市东港区（原日照县）秦楼、石臼一带，这不仅符合姜子牙为“东夷之士”的说法，也同孟子、司马迁“东海上人”的观点完全一致。另从《日照县志》《莒州志》及清代日照名士丁恺的《望奎楼遗稿·西海征》等方志史料来看，明代万历年间东吕乡尚有遗迹可考：秦楼街道的冯家沟村即“太公望所出”的故里，张家台筑有规模可观的姜公祠，因为年代久远，塌圮失修，这些遗迹已经找不见了。
姜子牙的故里真是东海边的东吕乡吗？有人提出了不同意见，理由是早在汉代就有人认为姜子牙是中原地区的“汲县人”（今河南省汲县）。据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记载，在汲城东门北侧有姜太公庙，庙前碑刻上说汉代会稽太守杜宣、汲县县令崔瑗一致认为太公故里在汲县，并说他的旧居还保存着。
除此以外，在《汲冢书》上也明确写着太公为“魏之汲邑人”。《汲冢书》是西晋太康二年（281），汲郡人不准在盗掘魏王墓时得到的一部竹简书，以漆书蝌蚪文记载了自黄帝到魏襄王二千二百年的历史，它比司马迁的《史记》早二百多年，当然距离姜子牙生活的时期更近些，因而此说也更可信些。《汲冢书》出土第九年，也即太康十年（289），汲县令卢无忌立了一块石碑，上刻“太公乃汲县人”的文字。汲县古来就有太公庙宇和祠堂，还有太公阁和太公故里吕村。此外，《太公庙碑》《齐太公吕望表》碑、《重修太公庙碑》等古代碑刻也都记述了汲县是姜子牙的故里。后代很多学者赞同此说，认为姜子牙的故里非汲县莫属。
对此，元朝文学家王恽表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汲县令卢无忌的说法未必可靠，后来者也是人云亦云。司马迁是很严肃的历史学家，对于姜子牙的祖居地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况且不是孤证，要否定姜子牙是山东人的观点证据不足，不必为此节外生枝。此外，《博物志·注》也明确说姜子牙出生在“海曲县东吕乡东吕里”，清代学者阎若璩同样认为“太公望出生地在山东东吕乡”。看来从春秋战国时期直至清代，认为姜子牙是山东人者居多，对此似不必再费口舌。
可是许多学者认为问题不这么简单，对此应作具体分析：《孟子·离娄》和《尚书·大传》说得很清楚，姜子牙是为防止纣王的迫害才迁居于东海边的。当初，要干番事业的姜子牙曾想效命于纣王，未受重用，后来他又因为提意见而触怒纣王，结果遭其追杀，这才卷起铺盖走人。中原汲县距离山东不是太远，姜子牙逃到东海边上定居完全符合情理。而“海曲县”之说，迟至唐朝时才首次提出，其根据从何而来？显然也是证据不足。还有的学者从姬、姜两姓的血缘关系和地域关系进行了考察，认为姜子牙无论如何不会是东海海滨人氏。
为什么姜子牙的故里有山东与河南之说？有人认为这不奇怪，总的来看先贤们的说法都没有错，错就错在把姜子牙的故里和他的迁居地弄混淆了。《战国策·秦策五》说姜子牙原先是商朝战败部落的首领，家居棘津（即河南汲县），因为得不到纣王的任用，一气之下跑到外地做了宰牛的屠夫。他当然不会满足于这种混饭吃的行业，后来听说西岐的西伯是个明君，又跑到渭水垂钓，被文王聘用，干出了一番伟业。由此看来河南汲县是他的老家，山东海滨算作游寓，尽管他在那里生活了很长时间，但不能视为其故里。是耶？非耶？至今还在争论这个问题。
姜子牙的年纪之谜
有人认为，姜子牙之所以被尊称为“太公”，除去他功勋卓著以外，就是因其高寿。而高寿正是人们的梦想，所以后世把这位长寿而又建立了伟业的老人看成能够祛病消灾、造福于民众的神仙。可是，姜子牙的年龄究竟多大？说法却不一致。
前面已经说过，姜子牙率军平定管蔡之乱以后与世长辞，史料中没有对他的死亡作详细记载，说明姜子牙去世时比较平静，可称无疾而终。他在辞世之后，其子顺利即位，是为齐丁公，这也说明姜子牙是正常死亡。《史记·齐太公世家》在说到姜子牙的寿限时只有一句话： “盖太公之卒百有余年。”这就是说他活了一百多岁。
司马迁说的对吗？不妨看看其他史料对于这个问题的记载。《荀子·君道》说到周文王聘用姜子牙时这样说道：“夫人行年七十有二，厔然而齿堕矣。”周文王在位50年，算他在位四十年时聘用这位军师，到周武王伐纣的牧野之战时，姜子牙该是九十多岁的老人了。根据“太公吕望碑”引《竹书纪年》记载，姜子牙卒于周康王六年（前1021）。康王之前是成王，他在位三十七年。而成王之前的武王卒于牧野之战后二年，这样累算起来，姜子牙活了一百四十岁左右。而屈原《楚辞·九辩》则说“太公九十而显荣兮”，意思是姜子牙遇到周文王时已经九十岁了。照屈原之说推算，姜子牙至少活了一百六十多岁，这对生活水平不高，卫生保健条件很差的周代来说，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奇迹！
顾颉刚先生撰写《太公望年寿》一文，他认为这位军事家根本没有这么长寿，史料中记载的姜子牙年寿之数，都是战国时期齐国游士们的妄谈。所谓“太公”，原意为“老太爷”，只是一种尊称，可是后人误以为“太公”乃长寿之意。这种情况如同古代长寿者彭祖和老子，他们的名字中有“祖”有“老”，而且都活了八百多岁，由此希望这位太公活上一百多岁，也不算什么稀奇。
另外，从《诗经·大明》篇描写的牧野之战来看，姜子牙也不像老年人。诗中写道：“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骡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迅如奔马，疾如苍鹰，九十多岁的老人无论如何是做不到的。因此顾先生推测，姜子牙在牧野之战时年约三十岁，死时八十多岁，“人生七十古来稀”，这位著名军事家也算高寿了。
这样推断未尝不可，然而照此来看，屈原、荀子、司马迁等人的一些记述就不可信了。姜子牙究竟活了多大年纪，至今难有定论。
姜子牙的兵书之谜
历代皆知姜子牙为兵家之祖，说明他不仅仅有实战经验，在军事理论方面也一定有所建树。传说他有几部兵书传世，计有：《六韬》六卷、《阴谋》三卷（一说三十六卷）、《太公兵法》一卷、《金匮》二卷、《阴符钤录》一卷。在这些标明为姜子牙所著的兵书中，只有《六韬》的水平最高，名气最大，因而素为世人所重，其余不是失传就是假冒。如《太公兵法》，言辞鄙陋，议论浅薄，居然还有蹩脚的七言诗，显系后人伪托。
剩下来的就是《六韬》了。这是姜子牙的著作吗？最先提到这个名称的是《庄子·徐无鬼》，其中有“金版六韬”的记载。《经典释文》注说：“司马彪、崔撰云，《金版六韬》皆《周书》篇名，本又作《六韬》，谓太公六韬：文、武、虎、豹、龙、犬也。”由此看来至迟在战国初年，已有《六韬》这部兵书了。奇怪的是，司马迁撰《史记》和班固写《汉书》都未提及这部很有名的兵书，是当时已经失传？还是他们没有听说过此书？直到三国时期，《六韬》才突然冒了出来。《三国志·先主传》注曰：“闲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志意。”但《六韬》的具体内容仍然不得而知。直到唐代初年，长孙无忌撰《隋书·经籍志》，这才选收《太公六韬》五卷，并注曰：“周文王师姜望撰”，这就是后人看到的《六韬》。这样一来问题就复杂了，如果真的如此，姜子牙著《六韬》的真实性就值得怀疑，换言之，《六韬》也很可能是冒牌货了。
有人认为，不能因为《史记》 《汉书》不载《六韬》，就怀疑姜子牙未写此书，似此情况历史上也出现过。比如《孙膑兵法》，在《汉书·艺文志》中有明确记载，但至隋代就失传了，直到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墓中重又发现其残简，能说孙膑没有写过这部兵书吗？《六韬》在唐代传开以后，很受人们重视。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皇帝命令国子监司业朱服、武学博士何去非等人校订整理《六韬》《孙子》《尉缭子》等有名的七部兵书，结集为《武经七书》，从此《六韬》得到更广泛的传播。
谁知姜子牙的这部兵书时乖运蹇，到了清代竟被打入另册。乾隆时期编纂《四库全书》，认为《六韬》是后人伪托之书。在《总目提要》中编者讲了四条理由：第一，该书“词意浅近，不类古书”。第二，书中说到命将出征时，有“君避正殿”之语，这种礼仪周初没有，到战国时才有。第三，书中所载“将军”之称始自《左传》，周初尚无此名。第四，书中对“阴符”的理解不对，姜子牙怎会犯这种常识性错误？问题不仅仅这些，后来又有人在书中发现了比比皆是的道家之语，如：“天无为而成事，民无为而自富”“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夫天地不自明，故能长生；圣人不自明，故能明彰”等，这不像当时人的语言，更不是姜子牙的思想。由此断定，《六韬》一书并非姜子牙的作品，作者是谁难以察知。
这些分析确有道理，然而不能算作定论。现代一些专家学者又提出了新的看法，唐初刊出的《六韬》不是姜子牙的原作，但该书的框架结构和其中的观点很可能来自于姜子牙。其理由是：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墓中也发现了《六韬》残简，说明秦汉时期即有此书，不可能是汉朝以后人的伪托。此其一。《六韬》很可能成书于战国时期，那时战争频繁，兵书盛行，《六韬》成为畅销书之一，至秦汉之际仍然受到重视，当时人们并不以为是伪书，否则不会随主人陪葬。此其二。《四库全书》收录兵家类著作共十九部，其中自秦汉至宋代之前只有两部，足见这一阶段兵学著作很是衰微，谁有兴趣和精力去替姜子牙作伪？此其三。
由此可以作出这样推断：姜子牙确实留下过兵书，而且受到后人的珍视。然而由于当时尚无印刷条件，需要手抄传看，抄录的数量不多，很有可能在流传过程中给散失了。可是人们觉得此书太重要了，而且当时的战乱形势很需要《六韬》，于是看过这部书的人们凭着记忆，再加上自己的理解，写成了现在见到的《六韬》。就算是伪托，也有不少可取之处，否则历代兵家不会将具奉为经典，至今也不会流传两千多年。可见，这位事军家的思想和理论影响深远。
除以上这几个有争议的问题外，在姜子牙身上还有一些难解之谜。比如：他是如何到两伯管辖区的？哪里是他的真正墓地？这些都需要人们进一步去探讨。
美女西施之谜
西施是春秋末期吴越战争中的重要女性，又是我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因而颇受后人关注。从有关史料记载看，西施又称西子，系越国苎萝山下卖薪女（或说浣纱女），相传姓施，名夷光，因居苎萝西村，故被称为西施。她虽然是个卖柴的女孩，但貌若天仙，姝妍冠世，《淮南子·修务训》中称她为“天下之美人”。美中不足的是西施生有胃病，以致皱着眉头抗击病痛。就是这般病态之美，也是另有一番风韵。村东丑女盲目模仿，从而引出“东施效颦”的故事，使得西施的艳名越传越远。那么，西施长得有多美呢？运用古今词汇很难确切形容，不妨看一看以下事实：公元前485年，这位卖薪女孩被选入越国都城，勾践以厚礼相待，真是越看越爱。而越中士民也想一睹芳容，据《孟子·离娄下》记载，当时谁想看一眼这西施像位美女，须“先输金钱一文”，据说勾践为此发了笔小财。后来，她又学习了三年舞蹈，更加艳丽照人。《越绝书》卷十二中将西施的美丽称为“天之遗”，非人间之所成也。大诗人李白对西施之美也曾诗兴大发，赞曰：“秀色掩古今，荷花羞玉颜”，足见她是亘古第一大美人。宋代苏东坡也借自然之美，写了西施之丽：“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总之，西施怎么打扮也很好看，其美无须妆饰。文人墨客甘愿为这位大美人效劳，有的将其载入史书，有的把她写入文学作品，还有的把这位美女搬上舞台。在传统剧目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要数明代戏曲作家梁辰鱼写的《浣纱记》。剧情以越国大夫范蠡与西施姑娘的爱情为线索，表现了吴越之战中的一段凄美故事：
这天，范蠡到诸暨苎萝山下的若耶溪访问，遇见了正在浣纱的西施，被她的美貌所倾倒，即以浣纱为表记订下百年之好。不久，吴王夫差领兵打进越国，越王勾践夫妇做了俘虏。范蠡作为人质也到吴国为奴，他和西施的婚事就耽搁下来。转眼就是三年，吴王夫差放回勾践夫妇和范蠡。勾践回国以后，卧薪尝胆，决心报仇雪恨。为了瓦解吴王夫差斗志，范蠡定下“美人计”，西施为此到了吴国，以其绝色赢得吴王宠爱，使其松懈了防范之心。勾践经过十年生聚，悄悄壮大了力量，终于把吴国灭掉。功成之日，范蠡激流勇退，接来西施，泛舟于太湖之上，改名隐居去了。
西施作为越国“美人计”的主角，为了国家利益，自甘屈身事吴，在洗雪国耻中做出了特殊贡献，其勇气和胆识丝毫不让须眉。有关西施的种种传说、故事和戏剧情节是美好的，西施姑娘的姿容和德行吸引了一代又一代人，可是历史上真有西施这个人吗？自古以来就存有争论。
一种意见认为西施是编造出来的美女，历史上并无其人。
春秋末期，吴越两国确曾反复交战，这段历史大家都很清楚。在吴越战争中确有范蠡其人，但根本没有他的情人西施。范蠡，是春秋末年的政治家，楚国宛（今河南南阳）人，字少伯，初与宛令文种友善，其后随其入越，被越王勾践任为谋臣。越国战败之后，他随勾践入吴为臣仆三年，回国后与文种帮助勾践刻苦图强，待机复仇。勾践十五年（前482），乘吴王夫差率师北上争霸之机，乘虚攻破吴都。灭吴之后，他知勾践可以同苦而不能同乐，遂浮海到齐，称鸱夷子皮。旋入宋之陶邑（今山东定陶西北），再改名为陶朱公，以经商而成巨富。《国语·越语下》和《史记·货殖列传》记载了他的不少言论。历史上的范蠡大名鼎鼎，而西施只是为他杜撰出来的一位美丽女友。
不错，在吴越争斗的过程中，越国确实充分发挥了女人们的伟大作用，也挖空心思地使用了“美人计”。这在《国语·越语上》中讲得很清楚：“勾践女女于王，大夫女女于大夫，士女女于士。”可见在利用女人方面是分层次的，并且还说越国精心装饰了八名美女，去贿赂太宰伯喜否。当下双方言好：如果能够帮助越国成功，“又有美于此者将进之”，以此吊起这个好色之徒的胃口，这是更精明的“美人计”。传说中，西施是献给吴王夫差的，属最高档次的美女级别，无可争议地是这一阴谋的主角。奇怪的是，在记载春秋历史最详细、最古老的文献如《国语》和《左传》等史书中，只字没提西施，这就有些不可思议了。又据《吴越春秋》卷六记载：范蠡去越，“越王乃收其妻子封百里之地”，此处范蠡的妻子，显然也不是西施。
如果说这些史料共同遗忘或忽视了为越国雪耻而做出了巨大贡献的西施，司马迁在写《史记·越世家》时该作一补充，至少给这位可敬的美人捎带一笔，可是他也只字未提西施其人其事。司马迁记载了范蠡浮海出齐，居陶时又有妻室儿女，也没半字说到西施，可见历史上没有这位非凡的美女。
吴越战争中没有西施其人，然而那时却有“西施”之说。不梳妆台 相传为西施之梳妆台过，此“西施”不是彼“西施”也。早在先秦诸子著作中，就可常常见到“西施”。如《管子·小仲篇》载：“毛嫱、西施，天下之美人也。”其作者管仲（？—前645）系春秋初年人，比勾践时期要早一百多年。这个善用计谋的越王，怎么会把一个一百多岁的老妪献给吴王夫差？显然没有这段史实。此外，在《庄子·齐物论》中同样也提到了西施：“故为是举莛与楹，厉与西施，恢诡谲怪，道通为一。”这里的西施是谁呢？西晋史学家司马彪解释说：“毛嫱，古美人；西施，夏姬也。”认定这名大美女是夏时人，与吴越战争中的那个西施毫不相干。又据《左传·成公二年》载：周定王十八年（前589），楚共王派遣申公巫出使齐国，申公巫携夏姬奔晋，这位“西施”也比勾践复仇时早了一百多年。由此可见，“西施”是古代对于美女的通称，不是指哪一名美女。如同“姬”是古代对于女子的美称，“西施”也可通用于漂亮的女子。
既然如此，西施怎样跑上吴越战争的前线，又是怎样成为勾践“美人计”中主角的呢？
首先提到这件事的是东汉袁康的《越绝书》：“越乃饰美女西施、郑旦，使大夫（文）种献之于吴王。”大概因为书中所描绘的西施事迹比较感人，这位勇于献身的美女知名度才渐渐高了起来。袁康的记载可不可信呢？从《辞海》对《越绝书》的介绍看，此书记的是吴越二国历史，多采传闻异说。这样看来，西施事迹的可信程度自然要打折扣了。
比袁康稍后的赵晔觉得《越绝书》写得不够过瘾，遂用编年体的形式写了《吴越春秋》一书。此书取材广泛，备载众说，引用了不少文献，在许多地方对《越绝书》予以修补完善，使得所载事件更加有鼻子有眼。比如在第九篇“勾践阴谋计”中，将文种提出的几个破吴策略写得更加详细，明确提出了“遣美女以惑其心而乱其谋”，使西施堂而皇之地派上了用场。而且此计非常成功，西施的形象和地位被确立下来。后代人对此继续添油加醋，使得西施的故事更有味道。比较有名的作品有：唐代诗人宋之问的《浣纱》、北宋大文豪苏轼的《范蠡》、明代文学家杨慎的《历代诗话》，还有前面提过的明代戏剧作家梁辰鱼的传统剧《浣纱记》，他们都绘声绘色地写了西施这位并不存在的美女。经过这么多名人一层又一层地渲染，西施变得愈加可敬可爱，俨然是位以色相救国的“女英雄”了。除此以外，一些地方志书如《吴地志》《姑苏志》《会稽志》等，对西施的形象又增加了不少地方色彩，杜撰了一些传说故事，制造了几处所谓遗迹，也就由不得你不相信了。
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意见认为，历史上实有西施其人，不容轻易否定。其理由也很充分：
其一，从史料记载看，早有关于西施的记载。如《孟子·离娄下》篇、《淮南子·修务训》篇、《越绝书》《吴越春秋》等史料都明确说实有西施其人，不能因为《国语》、《史记》中不载西施其名，就否定其他史料的记载。况且在这些典籍中也有勾践实施“美人计”的记载或暗示，谁敢保证这些美女里面一定没有西施？
其二，从出土文物看，证明勾践时代确有美女西施。王士伦先生《浙江出土铜镜选集》收录有两面绍兴出土的汉代铜镜，镜背均有吴越人物画像。画像内容与题款分别是吴王、伍子胥、越王、范蠡和“越王二女”等。其画像故事内容与史书所载完全相合。“越王二女”均着宽袖长裙，身材修长，面容清秀，风度潇洒，应该是西施、郑旦二女无疑。由此也可说明，至迟在汉代前期西施故事就已十分流行，袁康等人只是作了收集整理工作，不能说自东汉以后才有西施故事。
其三，从历史遗迹来看，不宜轻易否定西施其人。据《吴越春秋》卷五记载，当年西施、郑旦这两个山村姑娘入选越都后，勾践“恐女朴鄙”，不懂礼乐，特地在城东北小山上修造了土城和美人宫，为两名美女“饰以罗，教以容步”，“临于都巷”，“三年学服”。在土城山（又名“西施山”）及念佛桥一带屡有春秋时期印纹陶、原始青瓷及青铜器出土，还有水井遗迹，足证史书所载无误。又据《吴地志》《姑苏志》等记载，吴王夫差得西施后宠爱之至，特择虞山北麓筑石瓮城为其游乐之所。建姑苏台，横亘五里，高见二百丈。又在灵岩山建馆娃宫以消夏，现今山上还遗留有西施洞、馆娃阁、梳妆台、琴台、玩月池等与西施有关的古迹。这些建筑始于何时已不可考，不能一概说是伪造古迹。
其四，关于《管子·小仲篇》说到西施的那番话，不能作为西施超前勾践一百多年的依据。《管子》一书实在难以让人相信。北宋史学家刘恕《通鉴外纪》引《傅子》说过：“管仲之书，过半便是后之好事者所加。”南宋思想家叶适在《水心集》中也说：“《管子》非一人之笔，亦非一时之书。”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更明确指出：“今考其文，大抵后人附会多于仲之本书。”近代学者郭沫若、闻一多也发表过类同叶适的观点。可见《管子·小仲篇》中关于西施的说法之不可信。至于《庄子·齐物论》中“西施，夏姬也”的说法，按照郭沫若的解释：越人为夏禹之后，故越姬亦称夏姬。
总之，持后一种意见者认为，西施确有其人，确有其事，确有其美，对此不宜轻易持怀疑或虚无态度。
倘若历史上真有西施其人，她又为越国做出了卓越贡献，这位大美人的结局自然又成了后人关心的问题。有关西施的下落历来有三种说法：
一说被越王沉江淹死。最早提出这种说法的是《墨子·亲士》篇：“西施之沈（“沉”，古作“沈”），其美也。”这句话的意思是，西施之所以被沉入江中淹死，就因为她因美貌致祸。宋代李防《太平御览》引《吴越春秋》说：“吴亡后，越浮西施于江，令随鸱夷以终。”这里的“鸱夷”就是皮袋，意思是吴国灭亡之后，越王把西施装进皮袋。句中的“浮”并非漂浮，明朝杨慎在《丹铅总录》中解释说：“浮，沉也，反言耳。”
二说西施随范蠡隐居外地。《越绝书》载：“西施复归范蠡，同泛五湖而去。”意为西施完成“美人计”回国，与老情人范蠡重叙旧好，随他泛舟五湖隐退。唐代诗人李白也持这种看法，他在《西施》诗中写道：“一破夫差国，千秋竟不还。”另一位诗人杜牧在《杜秋娘诗》中也说：“西子下姑苏，一舸逐鸱夷。”这里的“鸱夷”不是皮袋，而是范蠡到齐国后自取的名号。此外，明代学者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也持这种说法。
三说失足落水而卒。初唐诗人宋之问有《浣纱》诗：“一朝还旧都，靓妆寻若耶；鸟惊人松梦，鱼沉畏荷花。”是说吴亡之后西施回到自己的故乡若耶溪边，在一次浣纱时不小心落水淹死。这种说法似乎是西施最理想的结局，让人觉得可惜，又有怀想的余地。唐末范摅《云溪友议》说有人在西施浣纱石上题诗，忽然有一个女子答诗曰：“妾是吴宫还越国，素衣千载无人识。当时心比金石坚，今日与君坚不得。”这些说法只是文艺作品，没有任何佐证，也很少有人附和此说，恐怕只是诗人的一种美好愿望或设想。
其实，西施有也好，无也罢，有关这位美女的传说已有两千多年，她在中国民间的存在已是不争的事实。究竟怎样评价西施，也有明显不同意见。
有的对她极其推崇，极力颂扬，说她为了国家利益，毅然割舍与范蠡的爱情，勇敢担当起“美人计”的重任，“扬袂入吴，其沼吴之谋，筹之已定，藏机歌舞，玩虎狼于股掌间”（引见《苎萝西子志》卷四），顾大局，知进退，有机谋，富胆识，是享誉千古的奇女子。有的认为西施的可敬处不仅在于她是“美人计”的主角，更钦佩她的高超斗争艺术，不如此，吴国难以很快灭亡，她是挽救越国的第一位大功臣。称赞她“身吴心越，机缄愈密而忠义愈明。未几而相国委弃于秋风，元子凄号于夜月，姑苏付之烈焰，甬东蒙以尺罗。……盖非西子之出奇，不足以存越于当年。”（引见《苎萝西子志卷四》）。
然而也有的人对西施亵渎摒弃，以为她只是勾践和夫差二人的共同玩物，谁需要了谁玩弄，不值得对她大加赞颂，更无必要再去推崇。有的还说，西施并不以国事为重，也做过出格的事情，嘉兴县南的“语儿亭”可以作证。南唐陆广微《吴地记》就讲了这件荒唐事：范蠡奉命去吴国献西施时，一路上两人乱搞，“三年始达吴，遂生子。至此亭，其子一岁能言，因名亭为‘语儿亭’”。果真这样，西施的形象就大为逊色，连做个正派女人的资格也勉强了。所幸在《允都名教录》里有人对此进行了驳斥，以为“诬蔑贤者，莫此为甚”。“褒贬千古论是非，其中真伪谁复知？”历史上究竟有没有西施？怎样正确认识和评价这位美女？这类问题至今仍然存有争论。此外，围绕西施还有不少疑案需要破解，期望有一天能够拂去历史的尘埃，让大家把西施姑娘瞧个仔细，看看她到底长得多美多可爱！
秦始皇的模样
秦始皇（前259~前210），即嬴政，战国时期秦国国君，秦王朝的建立者。秦庄襄王子。因出生于赵都邯郸，又名赵政（一说秦与赵同祖）。公元前247年5月，其父病卒，十三岁的嬴政即位为秦王，由相国吕不韦和太后宠信的宦官搆佫专擅国政。公元前238年，行冠礼，始亲政，旋即镇压搆佫叛乱。次年免吕不韦职，任用李斯为相，分派王翦等将军继续进行统一全国的战争。十年时间，消灭割据称雄的六国，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国家。分全国为三十六郡，郡下设县，并确定了以“三公九卿”为主体的中央政权组织，自为“始皇帝”。又下决心统一法律、度量衡、货币和文字，拆毁战国时各国边邻地区的防御工事，并修建了驰道、直道和在今滇黔一带的“五尺道”，加强了全国的陆路交通。同时，他还派兵北击匈奴贵族，南定百越诸地，又筑长城，开灵渠，采取了一系列巩固国家统一和促进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措施。为了加强思想统治，焚烧了秦纪以外的列国史籍和民间收藏的儒家经典及诸子百家著作，坑死以古非今的方士四百多名。秦始皇为人刚愎自用，独断专行，严刑峻法，赋役繁重，加以连年用兵，广大人民不堪其苦，致使秦帝国二世而亡，并没有实现他想传之万世的美好打算。嬴政像
秦始皇作为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皇帝，自古以来人们对其褒贬不一。褒者，誉其为千古一帝；贬者，斥他是少有的暴君。然而不论怎样看他，秦始皇首创大一统封建帝国的伟大历史功绩，是任何人都无法抹煞的。他的雄才大略和荡涤天下的能力，也是任谁都难以否认的。“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大诗人李白的这一名句，勾勒出了秦始皇扬威奋武、扫荡天地四方的高大形象。“一箭射大鲛，裂岸鸣惊弦”、“东岳留胜迹，西华挽强弓”，有名的和无名的诗人，写了不少涉及这位始皇帝的诗句，从中似见他的威猛高大，气势更是凛凛不凡。在一些文艺作品中，有的还把他描绘成英武无比的军事统帅。有一部电影，甚至把秦始皇装扮成了驰骋疆场的战将，纵马扬刀，亲手将对手砍落在马下。绘画作品中的秦始皇同样腰粗体胖，高人一头，而且英姿勃勃，不可一世。总之，人们心目中的秦始皇不仅本领天下无敌，相貌也一定俊伟不凡。
不错，从史料记载来看，这位始皇帝性情暴烈，刚愎自用，“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遗憾的是他不是搴旗斩将的统帅，没有带过一次兵。更让人失望的是秦始皇相貌丑陋，身形猥琐，甚至带点残疾，根本不是人们想象中的那种样子。
关于秦始皇的形貌，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明确记载：“（尉）缭曰：‘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
这样看来，秦始皇的长相真是无法让人恭维：“蜂准”，说白了就是马鞍鼻，鼻梁明显凹陷；“长目”是眼球向外突出，即民间所说的“鼓鼓眼”；“挚鸟膺”，是医学上所说的鸡胸，系典型的软骨病症状；“豺声”，则表明这位始皇帝生有严重的气管炎，久咳不愈而致使嗓音沙哑难听。秦始皇的这些相貌特征表明，他是典型的软骨病患者，身体发育不够正常，因而胸廓、鼻梁的形状出现了扭曲。胸、鼻的畸形，又造成了气管炎或支气管炎的经常发作，有时还会发一阵“羊痫风”。由此可以推断，这位扫六合、平天下的一代伟人，不仅谈不上相貌堂堂，而且不像个正常人的样子，他还被多种疾病纠缠，使其脾气暴躁，性情乖戾，待人“少恩而虎狼心”。
秦始皇果真是这副尊容吗？不少人明确表示了怀疑态度。
首先，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载，尽管是权威史料，然而也只是传达了尉缭之语，属于第二手材料。尉缭的话是否可信，同样说不大准。他是战国末年魏大梁（今河南开封）人，名缭，不知其姓，因官居国尉，故称尉缭。秦王政十年（前237）进入秦宫，帮助策划统一六国的大计，提出了用金钱收买别国豪臣，打乱其原来部署的重要意见，被嬴政采纳。可是时间不长，他就同嬴政闹翻，慌忙偷偷逃逸，从此不知所终。尉缭是个游士，不懂得医学，对于人体的观察和判断都不见得准确。而且尉缭与嬴政关系紧张，从最后一句来看，明显具有咒骂、诋毁和贬损的味道，难保不会有歪曲或夸张成分。而且，尉缭的这番话是在什么场合下讲的，这一材料是怎么来的，司马迁都没有写明。所以，尉缭对于秦始皇相貌的描绘，不可轻易相信。同时还要看到，秦始皇身处风云变幻难测的战国时代，短短一生屡遭刺杀，他的行踪比较诡秘，见他面的人甚少，他的病更是朝廷的高级机密，就是司马迁先生也可能被蒙在鼓里，尉缭怎么知道得这么详细？
其次，从秦始皇的实际活动看，他的身体一定不错，根本不像有软骨病、患气管炎的老病号。比如，从秦始皇二十七年（前220）至三十七年（前210），十年之内五次出巡，赴陇西、攀峄山、登东岳、上琅邪、临碣石，路途坎坷，行程万里。以当时的交通条件和医疗条件，就是贵为皇帝，被人侍候得十分周到，如果没有一个好的身体，恐怕也难支撑下来。又如，秦始皇三十七年，东游“至之罘（今山东烟台市），见巨鱼，射杀一鱼。”（引见《史记·秦始皇本纪》）。既为巨鱼，并且亲自射杀，说明秦始皇能拉大弓，有着很强的臂力和很高的射箭技术。倘若他的身体真如尉缭所说，怎会有这样的壮举？再从“图穷匕首见”的史实来看，秦始皇也决非一个软骨病人。秦王政二十年（前227）燕太子丹密派壮土荆轲刺杀嬴政，当匕首从督亢地图中露出时，荆轲的左手已紧紧抓住嬴政的衣袖，右手中的匕首随即刺来。嬴政大惊，赶忙躲闪，居然把衣袖给挣断了。他想拔剑自卫，可是来不及了，只得绕着柱子与荆轲周旋。结果，这位刺客不仅没能刺杀嬴政，反被他拿剑砍断了左腿，又重创其身八处，荆轲很快丧命（事见《战国策·燕策三》）。这件事也说明秦始皇的身体不错，假如他形销骨立，或者举止失措，恐怕难以挣断衣袖，也不可能与刺客周旋，早已成了刀下之鬼。
再次，从秦始皇的工作情况看，他的身体不会很差。《史记》记载，秦始皇勇于任事，敢于负责，大事小事都是他说了才算。尤其是统一六国后，百废待举，万事俱兴，不知有多少重大决策要他决定。仅阅批文件一项，工作量就大得惊人。据《史记正义》载：秦始皇当政时期，“言表笺奏请，秤取一石，日夜有程期，不满不休息”。当时没有纸张，文件全写在竹木简上，秦始皇要看完一石文件才休息。秦时一石为120斤，日以继夜要看完这么多的文件，没有一个强壮的身体是不行的。秦始皇不仅身体很好，而且精力过人，在办公之余还亲自检查社会治安工作。三十一年十二月一天夜里，他与4名武士化装成老百姓在咸阳巡行，突然间冲出几个要抢劫的暴徒，秦始皇率武士们反击，刺杀了这几个家伙。可见他身强力壮，武功也可能不错。毋庸讳言，这位始皇帝怕死也是出了名的。他接受卢生的建议，为使自己的居处无人知晓，下令在咸阳附近二百里的范围内，在已建成的二百七十座宫殿间添造复道和甬道，命令各宫殿设帷帐，置钟鼓，住妃嫱。他在众多的宫殿中穿梭往来，夜不虚度，若是身体不好，能应付得了吗？
此外，从陕西临潼出土的秦兵马俑来看，它们的主人也不会矮小瘦弱。以一号俑坑为例，六千件陶人、陶马威风凛凛，雄伟壮观，武士俑个个体形高大，肌肉丰满，英姿勃发，雄伟劲健，身高均在一米八左右，有的高达两米，俱为典型的“关中大汉”。以此推断它们的主人，该是八九不离十的样子。
从以上种种情况来看，秦始皇的形貌应是威猛高大，英武潇洒，并且他还身怀武功，精力过人，处变不惊，能应付各种复杂局面，能承担繁重工作量。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就曾推论嬴政的形貌相当漂亮。也有的学者认为，秦始皇出生在秦地，他的母亲赵氏是出了名的美人，按照子肖其母的生育规律，嬴政的长相不会很差。而且他的生活条件不错，肯定不会营养不良，因而他应是高大魁梧、相貌堂堂的西北大汉。至少他应是常人模样，而决非是发育不良、长相寒碜、身形难看的多病之人。
秦始皇的长相果真这样乐观吗？有的专家学者不同意这种推断，他们也提出了一些理由：
第一，《史记》对嬴政长相的记载大致不错，尽管司马迁所记不是第一手材料，但毕竟是史书中明确记载秦始皇形貌的文字，除此尚无不同或截然相反的记载。司马迁是个善于描写人物形象的高手，《史记》中所写的人物具有数量众多、类型丰富、个性鲜明的三大特点，其中写得比较成功、能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人物有近百个。有些尤重外貌和神情的描绘，使得人物形象具有很强的可视性。如写汉高祖刘邦“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张良“状貌如妇人好女”；李广“为人长，猿臂”；蔡泽“易鼻、巨肩、咇颜、蹙齃、膝挛”等等。使用文字不多，却是面目活现，形象生动，且各有特征。像秦始皇这种重量级人物，司马迁当会认真对待，不会仅凭道听途说即轻易落墨，因此认定司马迁所写的秦始皇形貌是可信的。
第二，秦始皇性情暴戾，易发脾气，这正是他多病缠身，心境不好的结果。他幼年时随同父母在赵国为人质，为了逃避追杀，东藏西躲，寄人篱下，食居不安，很可能因营养不良而导致软骨病症。又因为鼻部和脊椎骨弯曲变形而呼吸不畅，故讲起话来如同“豺声”，一旦发起“羊痫风”，更是把人吓死。再从秦始皇喜欢侏儒来看，他的身形也难说高大威猛。比如，他在统一六国之后，曾打算扩建苑囿，西起雍、陈仓（今陕西凤翔、宝鸡一带），东至承谷关（今河南灵宝蒌北），面积广阔，东西千里，一旦实施这个计划，耗费资财可想而知。周围大臣惧于秦始皇的虎威，谁也不敢谏止，惟有其好友侏儒优旃敢于说话。他开玩笑说：“您的这个计划太好了，这么大的苑囿，多放凶禽猛兽，就没有人在此出没，若有强盗从东方来犯，让麋鹿出动就把他们全顶跑了！”秦始皇听罢大笑不止，立即打消了这个荒唐主意。据记载，他身边的侏儒不止优旃一人，他们均与这位爱发火的皇帝相处得很好，这也说明，秦始皇因为自己身材不高，长相不佳，特意弄来一批侏儒以做陪衬，如果他是一个身心很健康的人，断不会和这些人结为挚友。
第三，秦始皇五次出巡，并不能证明他的身体有多好，因为他有豪华的车坐，有骏马可骑，跋山涉水不费气力。而且所到之处，刊石立碑，自我张扬，正是以此掩饰他的形秽。再从他逃脱荆轲追杀来看，他连自己的佩剑都拔不出来，可见其武功如何。如果不是御医把药袋砸向荆轲，恐怕他难逃活命。再说，逃生是人的本能，即使身体再弱，也决不会引颈就戮。另从御医随时携带药袋来看，秦始皇很可能是长期病号，否则不会把这玩意儿拿上朝堂。至于他每天要看一石竹木简书文件，这也不奇，必定有人给他搬运，甚至会读给他听。这些与秦始皇的形貌没有必然联系，因而不必给他加上英武潇洒、高大奇伟之类的溢美之词。
至于那些秦兵马俑，众所周知是以写实的手法，用高人、大马组成的大军阵，来反映当年秦军统一六国的磅礴气势。这些陶俑的形象当然要健壮端庄、高大威猛，不能因为秦始皇其貌不扬，身材难看，这些陶俑也要照着他的模样去做，也不能由陶俑的模样去推断他们统帅的尊容。这种机械的类比不仅毫无根据，也很不严肃，甚至有些滑稽可笑。
总起来看，还是要相信《史记》对于秦始皇形貌描绘的，不能以习惯的思维定势去想象。司马迁先生也说过“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成大事业者未必一定威武英俊，而坏蛋恶人也非就是鼠目獐头。从历史上看，有些名垂青史的人物身材就很矮小，而且长相也不漂亮。如传说中的大舜，身高不及常人，皮肤又黑又粗。又如春秋时齐国大政治家晏婴、孔子门生子羔、汉代丞相蔡义、文学家王粲、晋代大学者山涛等，身材都很矮小，有的近于侏儒，照样做出了非凡业绩。不仅文臣学者有此实例，鏖战沙场的将军也有矮人。如春秋时鲁国大将臧纥、汉代将军严延年、三国时魏国名将乐进等，个头远远不及常人，长相也很丑陋。然而他们上阵搏杀，个个武功非凡，常把高大雄壮的对手打得落花流水。可见阎立本身材、长相与一个人的业绩没有必然联系。更何况秦始皇贵为天子，一呼百应，手底下又笼络了一大帮杰出人才，谁敢说他做不出惊天动地的业绩？
秦始皇的形貌不佳，其名声也不好听，很多人把他归于暴君之列，提起他来几乎没有什么好感，一些画家甚至不愿意为其造像。比如，唐代有名的肖像画家阎立本绘有《历代帝王图》，画了从西汉到隋朝共十三个帝王的“真容”，其中有开国皇帝，也有亡国之君，却惟独没有首先打出皇帝旗号的秦始皇，可见对他怀有很深的成见。据说阎立本的写实本领很高，其肖像画无不生动传神，即使这样，恐怕他也很难画出秦始皇的真实尊容。因为那时没有照片参考，也无录像资料，仅凭司马迁的几句描写怎能准确画出几百年前的秦始皇来？所以，就算阎大画家雅量无限，真能为这位始皇帝造像，恐怕十之八九非其本人。
那么，现在看到的秦始皇画像是怎么来的？为何把他画得如此威武英俊？有关专家学者推断，《历代帝王图》中的开国之君，都被画得威武刚颜、相貌堂堂，后人揣度秦始皇应该也是这个样子，很可能以晋武帝司马炎的画像为蓝本，把他也画成方脸广额、高鼻美目、方嘴美髯、大耳垂肩的富贵模样。这样，大家都容易接受，相反，如果照司马迁写的秦始皇形象去画，没准儿还真有人要提抗议哩！
秦始皇到底长得什么模样，很难一时说清说准，这给文艺工作者塑造其形象带来一个难题。解开这个难题很有必要，至少可在这方面提供一个比较准确的版本，不要再对这位千古一帝戏说、乱说，更不要随心所欲地去瞎说、胡说。
曹操为何不当皇帝
曹操，一名吉利，字孟德，小字阿瞒。除去这些很普通的名字外，他还有个不普通的名字——魏武帝，或者叫做“武皇帝”。其实，曹操终其一生，鞍不离马，甲不解身，东荡西除，南征北伐，挟天子以令诸侯，费了很大气力统一中国北部，虽有皇帝之实，却无皇帝之名。汉延康元年（220）正月，曹操病死洛阳，葬于高陵（今河北临漳西南），终年六十六岁。当年十月，他的儿子曹丕废汉自立，在洛阳即皇帝位，改元黄初，国号曰“魏”。十一月，曹丕追尊其父为武皇帝，庙号太祖。至此，曹操才算有了皇帝正式名称，他的这个伟大遗愿在曹丕手里完成，是名副其实的儿子创造老子。
曹操是个很有本事的人。陈寿在《三国志·武帝纪》中评价其为“抑可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他到另一个世界去做皇帝，是其高明之处，也是无可奈何的选择。众所周知，曹操在镇压黄巾军起义中起家，建立了以“青州兵”为精锐的曹家队伍，他在占据兖州（今山东兖州市）期间，汉献帝被李傕劫持，长安城被抢掠一空。一些大臣拥献帝逃至洛阳，这里的宫室也已化为废墟，百官依壁而居，几天吃不上一顿饱饭。就在汉献帝和大臣们走投无路之际，曹操做了一个自以为聪明的决定，建安元年（196）九月，将献帝接到许昌，自为大将军，封武平（今河南鹿邑西北）侯。自此政归曹氏，皇帝仅守位而已。建安十三年正月，曹操任丞相；建安十八年五月自为魏公，加九锡；建安二十一年四月晋号为魏王，其位置在诸王之上。曹操儿子曹丕为王太子，女儿称公主，王都在邺城（今河北临漳县西南邺镇），设有相国、御史大夫、尚书令、侍中之类的官职，在形式上和皇帝没有太大区别。魏王在名义上仍比汉献帝要低一等，而实际上皇帝只是曹操手中的傀儡，谁也不拿他当回事了。
曹操大权在握，皇帝之位伸手可及，然而曹操操纵汉献帝24年（建安元年至延康元年），玩弄其于股掌之上，直到临死之前，也没有把小他二十六岁的汉献帝废掉。尽管曹操已全面完成了曹魏王朝的准备工作，可是他还是没有当上皇帝。许多人对此迷惑不解，甚至将其归为曹操的最大“奸谋”，其实这正是他的精明过人之处。因为曹操权衡利弊，他还不能当这个皇帝。
为了避免成为众矢之的
曹操是个政治家、军事家，很善于从全局、从战略上考虑问题。当时天下大乱，群雄并起，出现了一批不可小瞧的实力派人物，如袁绍、袁术、吕布、张绣、孙权、刘备等，个个不甘雌伏，总想以求一逞。而自己所拥有的实力尚不足以荡平群雄，除尽异己。特别是在讨伐董卓的战斗中，曹操感到汉室还有一定号召力，像孙坚等人，“知有讨贼而不知有他”。在后来同刘备的接触中，知道此人表面上高喊以匡扶汉室为己任，而实际上却是天下第一号“皇帝迷”。还有实力雄厚的袁氏集团，也在虎视眈眈看着自己。而所有人的目光聚焦点，是皇帝的位置。自己一旦称帝，各路诸侯就得像当年讨伐董卓一样再讨伐自己，他坚决不做董卓第二。相反，要千方百计剪除这些对立势力。在曹操看来，汉献帝尽管是个孩子皇帝，但却是最好的政治工具，挟天子以令诸侯，要比自己称帝讨伐更加名正言顺，更得天应人。另外，曹操也清楚地知道，即使能用武力逐个消灭地方割据势力，可是他无法使整个士族阶层服帖。尽管他果断地杀掉了这个阶层的一些头面人物，如孔融、崔琰等，但不可能除掉整个士族阶层。再看看本营垒的知识分子，最拥护自己的莫如荀勦、荀攸叔侄，可连称魏王他们都激烈反对，怎么再好意思自称皇帝？而充分利用汉献帝这块招牌，就可以占据天时、地利、人和等有利条件，一步步发展壮大自己。就是到了统一中国北方之后，曹操还是没有代汉自立。比如，建安二十四年十二月，孙权袭杀关羽之后，为了引祸于人，主动给曹操写信，对其歌功颂德，劝他登基称帝，自己甘愿称臣。曹操让群僚传观了这封信，然后说： “是儿欲使吾居炉火上耶！”（引见《魏略》）。一眼识破了孙权的阴谋，仍然只行皇帝之实，不挂皇帝之名，堪称是聪明的算计。
为了避免重蹈他人覆辙
皇帝为万民之主，富有四海，掌管着天下最高权力，觊觎其位者大有人在。当年的董卓也是大权在握，废少帝，立献帝，犯了帝位不可轻易谋取的大忌，遭到诸侯讨伐，死无葬身之地，教训极为惨痛。再就是那个袁术，志大才疏，不自量力，竟也想代汉自立，要过一把做皇帝的瘾。但是他错误估计了天下形势，也没有弄清自己有多大本事，结果使得兄弟反目，众叛亲离，皇帝没有做成，还搭上全部家底和自己性命。
袁术，汝南汝阳（今河南商水西南）人，字公路，是大军阀袁绍的从弟。他出身于四世三公的大官僚家庭，祖上四代都有人任太尉、司徒、司空职务，掌握全国最高军事、政务、监察执法大权，官高势大，门生故吏遍及天下，不要说家族势力曹操望尘莫及，就是手里掌握的军队也让曹操畏惧三分。董卓专权时，袁术逃奔南阳（今属河南），据有其地，不听招呼，受到曹操和袁绍的联合攻击，袁术遂率余众割据扬州（今长江下游与淮河下游间）。兴平二年（195）冬，汉献帝被李傕、郭汜等人追杀，百官士卒死亡者不可胜数，袁术以为代汉自立的时机成熟，遂召集属下说：“今刘氏衰微，海内鼎沸。吾家四世公辅，百姓所归，欲应天顺民，于诸君意如何？”（引见《三国志·魏志·袁术传》）。大家见他想当皇帝，不敢回答这种问话，只有主簿阎象当场劝阻，袁术置之不理。建安元年（196）七月，袁术迫不及待称帝，听说孙坚得了传国玉玺，遂逮捕孙妻夺了这一宝贝。不久又听了术士张炯的胡说八道，说他命中注定要做皇帝。袁术自以为一切准备停当，便在建安二年正月称帝于寿春（今安徽寿县），自称仲家，置公卿百官，郊祀天地，有滋有味地当起了皇帝。袁术的倒行逆施引起众人反对，他的儿女亲家吕布毁婚以示抗议，接着二人兵戎相见，袁术被吕布打败。这年五月，袁术又向阳夏（今河南太康）的陈王刘宠借粮，遭到拒绝。九月，曹操率军击败袁术。袁术投奔他的部下雷薄、陈兰，也被拒之门外。他要把帝号归于袁绍，袁绍不肯接受。走投无路的袁术众叛亲离，呕血斗余而死。袁术死后，妻子归了庐江太守刘勋，女儿被孙权纳入后宫，一个势力强大的军阀，因为利令智昏，擅自称帝，结果弄得家破人亡，声名狼藉。曹操亲眼看到袁术的失败过程，再联想到董卓暴尸于市、被燃火焚烧的情景，当能深刻领会这些前车之鉴，不会重复董卓及袁术的老路。所以尽管他大权在握，重兵在手，废献帝易如反掌，也不会冒天下之大不韪去当皇帝。
为了避免慕虚名而处实祸
据《三国演义》第五十六回记述，建安十五年春，曹操在铜雀台大宴文武官员。当时，尽管赤壁兵败，可是曹操仍然牢牢控制着整个北方，形势仍可乐观。王郎、钟繇、王粲等一批文官借机进献诗章，大力称颂曹操“功德巍巍，合当受命”，公开劝他登基为帝。曹操看了这些拍马屁的文字，笑了笑说： “诸公佳作，过誉甚矣！”接着向大家介绍了自己年轻时的志向和微不足道的期望。在这段表露心迹的话里，他一方面向大家说明自己毫无野心，只想专欲为国家讨贼立功，死后只图个“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足矣。想不到现在身为丞相，人臣之贵已极，还会有什么期望？在曹操看来，“如国家无孤一人，正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不仅曹操至死不称帝，在他活着的时候，刘备、孙权也不敢称帝。说明曹操在坚持统一，反对分裂方面，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另一方面，曹操也明确指出，现在有人“妄相忖度，疑孤有异心，此大谬也”。同时，曹操也毫不含糊地表示，如果要他回到所封的武平侯之国安享富贵，这实在不行，恐怕一解兵权，就会被人所害。若是自己败了，则国家就会倾危，所以决不能只慕虚名而处实祸。《三国演义》为小说家言，文中所述不可尽信。比如，据《三国志》曹操本传记载，铜雀台修建于建安十五年冬，而不是这年春天。铜雀台是曹操为小老婆建造的高级别墅，至少这一年铜雀台没有举行过此类国宴。不过，罗贯中记述的曹操这些话并非凭空捏造，其来源为《魏武故事》，有些话则直接抄自曹操的《让县自明本志令》，较为真实地道出了曹操的心声。分析他对百官说的这些话，不仅看出了曹操在权势巅峰之时的清醒与明智，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热衷权力、看重实利的心理。当时，确实有些人认为曹操蓄有异志，诸葛亮和周瑜等人就公开骂他“名为汉相，实为汉贼”。在曹操属下中，也有人劝他交出兵权，回到自己的封国养老，以此“杜天下人之口”。曹操当然不会受他们操纵，因为他很清楚，自己如果只图这种虚名，一旦失去了兵权，说不定哪天仇人就会杀上门来，他和子孙都要遭殃。而现在，自己大权在握，一言九鼎，连皇帝都可以随意操纵，功名富贵，样样皆备，没有的只是那顶名誉上的皇冠，同样没有必要图此虚名。因为他已经完成了儿子要做皇帝的全部准备工作，儿子做了皇帝，自己也会被追认为皇帝。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果然在他算计之中，曹操把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发挥到了极至，所以他不会急于做皇帝。
为了难以割舍的汉室情结
曹操被人骂为“汉贼”，但谁也不能否定他是汉室臣子。细看曹操一生作为，在他身上可以看到贯穿始终的汉室情结。曹操的祖父曹腾、父亲曹嵩、他自己及儿子曹丕等，四世累受汉室皇恩，曹操讲究实际，不会无视这个事实。这是曹操终究没有篡汉自立的思想基础。从曹操一生的主要行动来看，同样可以看到这种汉室情结。他二十来岁入仕，很想为朝廷尽力。做洛阳北部尉时，不畏豪强，犯禁者杀，工作很负责任；任济南国相，整顿吏治，成绩卓著。黄巾军起，他赶忙跑去镇压，竟降伏其部众三十万人。董卓乱政，曹操敢刺杀他，且在陈留散尽家财招募义兵，首先举起讨董义旗。在当时的讨董联军中，他和孙坚一样，是最没有私心杂念的将军。曹操及时提出讨董良策，众人置之不理，他一怒之下率五千人先行出击，结果败得一塌糊涂。这次失败教训了曹操，没有实力干不成大事，于是他扩充军队，开拓地盘，走上了专欲为国家讨贼立功的道路。不客气地说，与袁绍、袁术、吕布、刘备、孙权等人相比，曹操对于汉室的贡献最大。如果不是曹操收留了走投无路的汉献帝，很难设想他能再稳稳当当做二十五年皇帝。当然，迎立这个傀儡皇帝，给曹操带来很大方便，但也造成了诸多麻烦，比如稍有举措，就要上表奏闻，还容易给人抓到把柄，无异自寻烦恼。然而曹操一旦做出这个决定，就贯彻到底，至死没有抛弃汉献帝，也未修改“匡扶汉室”的既定方针，这不能不说是曹操的汉室情结在起作用。他如果代汉称帝，就会彻底毁坏自己一生的声誉、名节，就会成为真正的汉贼。曹操奋斗一生，不能不考虑自食其言的后果，所以他宁愿做周文王，给儿子铺好登基之路，也决不会自己去当皇帝。
以上几个方面分析了曹操不当皇帝的理由和原因。此类理由和原因还可举出一些，如障碍尚未扫清，内部尚不稳定，时机尚不成熟等。尽管曹操是汉朝廷所有权力的真正主人，但他没有代汉自立却是不争的事实。
曹操不称帝并不是他不想当皇帝，这在史料中有明确记载。《曹瞒传》和《世语》都称尚书桓阶“劝王（曹操）正位，夏侯惇以为宜先灭蜀，蜀亡则吴服，二方既定，然后遵舜、禹之轨，王从之。”由此看来，曹操并非只是一心一意匡扶汉室，其实他还是想当皇帝，只是蜀、吴未定，他坐不稳这个宝座。如果“二方既定”，他就会效法舜禹之轨，不客气地让汉献帝禅位。可惜曹操已至暮年，等不到这一天了。曹操死后，夏侯惇还“追恨前言”，以为泄露了天机，很快他也死掉了。有人对此进行了考证，以为《世语》是胡说八道，但没有否定《曹瞒传》也说过这些话，可见对于曹操的这一记载并非全是妄说。还有，曹操在看完孙权劝其称帝的信后，曾经无可奈何地发出了一句感叹：“苟天命在孤，孤为周文王矣！”周文王没等灭掉殷纣王就去世了，其子姬发后来灭商，建周朝，即帝位，尊其父为周文王。曹操以周文王自居，说明他不是不想改朝换代，只是自己身体有病，已经来不及了。
还有人以为，曹操不是不想做皇帝，事实上他做不成皇帝。就是轻而易举把汉献帝搞掉，他也只能做个控制一方的草头王，做不成统一全国的真皇帝，而且还要背个“篡汉自立”的万世恶名，倒不如只要实惠，不要虚名，所以才一直“谦虚”着不称帝。如果给曹操排个时间表，可以看出他要当个真正的皇帝很艰难，就从他“挟天子以令诸侯”算起吧：
建安元年，曹操让汉献帝封自己为大将军、武平侯。为了安抚势力最大的袁绍，他又紧忙让汉献帝封袁为太尉、邺侯。可是袁绍不领情，不仅不接受，还大骂曹操“今乃挟天子以令我乎？”曹操知道自己势力不行，只好忍气吞声把自己的“大将军”封号让给袁绍；建安二年，董卓的部将张绣率部攻击曹操，袁术则公开在寿春称帝，同曹操唱起“对台戏”；建安三年，荆州的刘表公开支持张绣，向曹操发动进攻，吕布也同他大动干戈，孙策则乘机占据江东，根本不听招呼；建安四年，刘备公然背叛曹操而投靠袁绍，不久，许都就受到袁绍大军的攻击；建安五年，官渡大战爆发，曹操获胜，接着就是长达七年的征伐，总算大体平定了中国北方；建安十三年，曹操占领荆州，形势一片大好，他要统一全国，不料遭到赤壁惨败，刘备不客气地占领西川、荆州，从此形成三方鼎立的局面。至此，曹操已是鞭长莫及，他没有力量和时间再搞统一了。总起来看，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身兼多种要职，占据有利位置长达二十四年，可是他没有制服各路诸侯。曹操不是没有想当皇帝之心，然而缺乏回天之力，事实上他当不成皇帝。如果曹操公开亮出代汉自立的招牌，局面将更加糟糕。曹操的精明之处，就是善于利用合法的外衣，将不合法的目的掩盖起来，虽然他不称皇帝，但他所有的努力都是想当皇帝，而且这种努力是有计划、按步骤的，既稳稳当当，又周到严密。比如：曹操把三个女儿都嫁给了汉献帝，其中曹节被立为皇后。一方面用于政治上的笼络，一方面设下几个眼线，便于控制这位小皇帝。从建安十三年起，曹操就从政治体制入手，将皇帝权力转移到自己身上。这年六月，罢三公官，曹操自任丞相。他的所有命令先由丞相主簿司马朗传递给代尚书令荀勦，再由荀勦传给汉献帝，最后以诏书形式发出，其实却是曹操的“旨意”。十六年，曹操以儿子曹丕为副丞相，进一步抓牢了中央大权。十七年，曹操可以带剑穿鞋直接上殿，而且入朝不用小跑。十八年正月，曹操以皇帝名义合并十四州为九州，其所领冀州成为全国最大的州，魏郡成为最大的郡，为将来的魏王国奠定了基础。十八年五月，曹操受魏公及九锡，后者是天子赐予臣子的九种礼物和待遇，通常被认为是大臣篡位的先兆。十九年正月，曹操在封地内举行耕种籍田仪式，表明魏的分封国地位正式确立。同年三月，汉献帝宣布魏公位在诸侯王之上，并授曹操以金玺、赤绂、远游冠等物，具有了过去皇太子的待遇。二十年九月，曹操执掌分封诸侯、任命郡守国相的权力，得官爵者皆知有魏公而不知有天子。二十一年五月，曹操晋爵为魏王，并得到金虎符，在制度上正式承认了他的调兵权。与此同时，曹操也在紧锣密鼓地完善魏国的政治组织：任命钟繇为魏国相国，任命华歆为御史大夫，建立太学作为培养干部的基地。曹操还在北方实行屯田，改革赋税，颁布租调制度，为今后准备了充足的粮食。可以说曹操从政治、军事、组织、经济等各方面都做好了登基的准备。到了这种地步，曹操仍不满足，动不动就朝汉献帝大发脾气，吓得这位天子苦苦哀求： “君若能相辅，则厚；不尔，幸垂恩相舍。”意思是说，你若不辅佐我，发发善心放我一条生路得了。恨不得要把皇位拱手相让。曹操自知时机尚不成熟，考虑再三，还是把这个宝贝位置留给了儿子。
总起来看，曹操为什么不做皇帝是个很复杂的问题，自古以来就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人常说“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其实，局中的曹操始终保持着一份可贵的清醒。他虽然没有当上皇帝，可是却实实在在获得了许多超过当皇帝的荣耀，这正是曹操想得到的东西。
说不尽的陶渊明
陶渊明，又名潜，字元亮，世人称其为靖节先生，我国东晋时期著名的田园诗人。其诗平淡自然，意境幽远，被钟嵘《诗品》誉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他的诗对后人影响深远，模仿者甚众，“拟陶”、“和陶”诗不下千首。由于他一生多隐逸于山林，与乡民野老为邻，绝少过问政事，故史书中关于他的资料极少，从而为我们研究其生平蒙上了一层迷雾。
陶渊明祖先之谜
陶侃是东晋的开国元勋，军功显赫，官至大司马，封长沙郡公。陶渊明是否为其子孙，历来颇有争议。传统的观点认为他是陶侃的曾孙，因有正史为证，如：《晋书·隐逸》：“陶潜，字元亮，大司马侃之曾孙也。祖茂，武昌太守。”《宋书·隐逸》：“陶潜，字渊明，或云渊明，字元亮，寻阳柴桑人也，曾祖侃，晋大司马。”又《南史·隐逸》：“陶潜，字渊明，或云字深明，名元亮。寻阳柴桑人，晋大司马侃之曾孙也。”史书的众口一词，似已确定二人的血缘关系，其实并非如此。《晋书·陶侃传》载陶侃有子17人，位显者有洪、瞻、夏、琦、旗、斌、称、范、岱9子，像陶斌为六品的尚书郎，官职低微都可以上史书，而陶渊明的祖父陶茂，官至武昌太守，为五品地方大员，却不能够名垂青史，的确使人费解。因此，有人提出陶茂不是陶侃之子，陶渊明是借攀附陶侃提高自己的出身门第。这在极重门阀观念的魏晋时期十分重要，没有一个显赫的先祖，会被人们视为“寒族”，受到众人歧视。但陶渊明的“认宗归祖”不甚高明，露了马脚。引起了史书记载的前后牴牾。
有人提反对意见，以九江彭泽县文化馆收集到的《陶氏宗谱》为证。谱序中提到陶侃有17个儿子，与《晋书》略有不同的是，17人中并无“陶称”而有“陶茂”。陶茂是陶侃第七子，字梅九，娶朱氏，任武昌太守。和《晋书·隐逸》中记载相同。至于同为该书的《陶侃传》为何没有陶茂，我们可以认定属于漏载。《晋书》由唐初房玄龄等编辑，距陶渊明生活时期已有200多年历史，难免会出现史实纰漏错误。
漏载也不至于将如此重要人物略去，陶洪、陶琦、陶斌等人，事迹虽寥寥数语，但终究在《晋书》上挂了个名，而陶茂身居武昌太守，应有些政绩，却未留名青史，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那只有一种可能，即《晋书》的编者不承认陶茂是陶侃之子。对于《陶氏宗谱》，因古人有认“名人”作先祖的不良风俗，其真实性值得怀疑。而宗谱与《晋书》的相异之处也正说明了修谱人据史书编伪谱的可能，即略去“陶称”，而加上“陶茂”，如此才能名正言顺地攀附上陶侃、陶渊明这两个名人先祖。
陶渊明到底是不是陶侃的曾孙，看来在未发现新的资料之前，仍然是个未解之谜。
陶渊明族源之谜
最早论及陶渊明是奚族人的是著名学者陈寅恪，他在《＜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中指出：“江左名人如陶侃及陶渊明亦出于奚族。”他的论据是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容止篇》的记载。庾亮有求于陶侃却不敢见他，温峤劝庾亮说：“奚狗我所悉，卿但见之，必无忧也。”倘若陶侃不是奚族人，温峤怎会平白无故地骂其为“奚狗”呢？
奚族，又作溪族或傒族，我国古代南方少数民族之一。东晋、南朝时期，居住于今江西、湖南、两广等地。因其多为宗族集聚而穴居于山中，故又称“奚洞”。奚人在当时是极被汉人所轻视的，言其“形如惊獐，言事嵝厉，声音骇人，惟堪驱鸡”。而《晋书·陶侃传》说侃“望非世族，俗异诸华”，其子孙也异常残暴，不近人情。将二者联系起来看，陶侃似乎不是汉族人，而颇类奚族人。又陶侃原本不是浔阳柴桑人，而是西晋灭吴国后由鄱阳（今江西波阳县）迁家至浔阳（今江西九江市）的。鄱阳正是奚族的聚居地，奚人以勇猛善战著称，将其迁徙于交通便利的浔阳，是便于西晋统治者控制利用。陶侃也是这次大迁移中的一员，是迫于无奈的背井离乡。
大多数人并不同意陶渊明是“奚人”的观点，认为他应是汉族人。首先，温峤骂陶侃为“奚狗”，犹如古代北方人称南方人为蛮子，并不是固定的一个少数民族称谓。其次，奚族人多与汉族人杂居相处，久居其地的汉族人受其影响，难免被异俗所熏染，故而陶侃被南渡的北方士人讥为“望非世族，俗异诸华”。再次，陶侃家族虽然出过一些凶暴之徒，但也不乏淡泊温和的性情中人，如陶淡（陶侃之孙，其父为陶夏）好服食养性，隐于山林，与陶渊明有近似的志趣爱好。
其实，陶渊明早在《命子》诗中就明确指出其先世“爰自陶唐”，并从传说中的陶唐氏一直写到他父亲这一代。凡是在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人，他几乎都一个不漏地写出来了，其目的是显示陶门昔日的荣耀，证明自己出身不是“望非世族”，而是有案可稽的名门望族。但是持反对意见者认为陶渊明在撒谎，整个魏晋南朝时期都是极其注重家族出身的，他为了避免时人对异族的歧视，才违心地拉来陶唐氏作其远祖，借以抬高门第。假如陶氏果真是汉族人，他的曾祖陶侃怎会官至大司马、都督八州军事、封为长沙郡公，仍然受到同僚轻视而甘愿去职回家呢？陶渊明一生郁郁不得志，是否也与其出身异族有一定关系呢？看来，陶渊明的民族属性还真一时难以断定。但这已不很重要，无论他是汉人还是奚人，都不影响我们对其人格和诗文的评定，他永远都是我们尊崇的伟大诗人。
陶渊明故里之谜
一般认为，陶渊明是浔阳柴桑人，即今江西九江市人。如南朝刘宋时期颜延之《靖节征士诔》：“有晋征士浔阳陶渊明，南岳之幽居者也。”此后，萧统的《陶渊明传》、《宋书·隐逸》、《南史·隐逸》都采用这种说法。清代王谟所著《江西考古录》记载更详，他在“陶公故居”条下引《通志》说：“靖节先生故居凡三处：一在瑞州新昌县东二十五里。《图经》云：‘陶公始家宜丰，后徙柴桑。宜丰，今新昌也。”一在南康府城西七里，为玉京山，亦名上京。《名胜志》云：‘陶家畴昔家上京，即此。’一在九江府西南九十里柴桑山，《名胜志》云：‘晋史陶潜家于柴桑，即今之楚城乡也，去宅北三里许，有靖节墓。’”
然而，唐代著名书法家颜真卿写有一首《栗里诗》，认为陶渊明故里在栗里。宋代朱熹、明代王咈、桑乔等人也沿袭此说。1983年彭泽县文化馆收集到的定山《陶氏宗谱》为这种说法提供了依据。谱云：“一世侃公，居饶州鄱阳；三世敏公，由鄱阳迁居柴桑，即今德化县楚城乡是也；四世渊明公，先居柴桑，后迁居栗里，即今之星子县丹桂乡是也。”
既然陶渊明由柴桑迁居栗里，只要搞清栗里的具体位置，便能确定其故里。栗里究竟在何处，历来人们争议颇大，尚未定论。
朱熹任南康军（今星子县）郡守时，为颜真卿诗作跋曰：“栗里在今南康军西北五十里，谷中有巨石，相传是陶公醉眠处。”他据颜诗认为栗里在今星子县温泉一带。明代王咈《庐山记》云：“醉石观，即陶靖节故居栗里也。”也说栗里在温泉。
令人惊奇的是，访温泉却难寻栗里。南宋江西籍学者周必大《益国周文忠公全集》云：“访栗里，求醉石，士人直云：‘此去有陶公祠，无栗里也。”清代或宗慈《庐山志》卷六曰：“今访醉石者，先访醉石观，若问栗里，士人瞠目莫对。”
栗里的确是陶渊明的故里，有白居易《访陶公旧宅》诗为证：“柴桑古村落，栗里旧山川，不见篱下菊，但余墟中烟。子孙虽无闻，族氏犹未迁。每逢姓陶人，使我心依然。”很显然，栗里还有陶氏后裔，这是陶渊明迁居此地的明证。但为何又遍访不见呢？人们猜测说，唐代称栗里，宋代就改叫鹿子坂了。如明代桑乔《庐山纪事》曰：“鹿子坂在楚城乡桃花尖山西，去靖节墓三四里，其地有渊明故宅”，“鹿子坂有靖节祠，乃后即先生居以祀先生者。旁有洗墨池，既而兵燹祠废，为他姓田；其浚田为水所冲，有断碑出焉，题曰：‘晋陶靖节先生故里，北郡李梦阳乃始以为据’”。当代一些学者经过考证，认为朱熹根据颜真卿《栗里诗》判定栗里在温泉是错误的，它应在九江西南荆林街鹿子坂。
这可真是一场笔墨官司。星子县认为栗里在温泉，九江县认为在鹿子坂，二县为争“名人故里”展开了唇枪舌战。一方说陶渊明故里先在星子县城西五里的陶家照村，陶渊明44岁遭火灾后迁至栗里，即今温泉镇醉石馆旁。另一方说陶公故里柴桑，晋代时属柴桑县，明清为德化县楚城乡辖地，陶公后迁居栗里，在今九江马回岭乡境内。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至今仍未偃旗息鼓，其实大可不必。星子与九江均为九江市辖县，只要陶渊明故里不出九江就足够了。
五斗米折腰之解《晋书》、《宋书》、《南史》、《舌华录·傲语》、《宋琐语·高趣》都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陶渊明隐于山林，亲自耕种，生活困难，经常朝不保夕。在亲友的劝说下，出任彭泽令，任职80余天。一日，郡守派督邮来视察工作，小吏告诉他应穿戴整齐迎候，陶渊明叹道：“我怎能为了区区五斗米，而向乡里小人折腰呢？”遂解去印绶弃职而归。千百年来，这段佳话被人们所津津乐道，成为陶渊明彻底与黑暗官场决裂，抛弃功名利禄，而保持自身名节的高贵品质的象征。“不为五斗米折腰”显然是说薪俸微薄，不值得为这点俸禄而向上级派来的官员叩首礼拜。但是有人据《晋百官表注》认为，晋代县令俸禄并不低，属“半钱牛谷”制，即钱米各占一半。县令为“月钱二千五百，米十五斛”。按一斛为十斗，以30天算刚好每天是5斗米和83文钱。然而晋代的斗远小于现代的斗，每斗约合1.6公斤。5斗米则是8公斤，而将另一半钱也折合成米的话，每天为16公斤。如此看来，陶渊明的工资待遇已经很丰厚了，但是他却毅然辞官而去，更表现出了“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傲骨。那么，他为何没提每日的83文钱？可能是说话正在气头上，已顾不上细枝末节。还有可能是当时物价不稳，以钱折米没有定数。而后人由于不了解晋代官俸的“半钱半谷”制，也没听清他说的是“日工资”，就妄加揣测，将“五斗米”当成是极其微薄的俸禄了。如南宋诗人范成大《初人湖湘怀南州诸官》云：“怀哉千金躯，博此五斗米！”
如此丰厚的薪俸，陶渊明却“挂冠而去”，难道是真不愿向乡里小人折腰吗？看来未必如此。他的曾祖陶侃官至大司马，封长沙郡公，地位显赫，其后人也多位居高官。到了陶渊明这一代，他只做了江州祭酒、彭泽县令等小官，自觉愧对先祖。及至督邮来视察工作，作为名门之后，他身居微职，害怕受人耻笑，才促使他决定辞官，一来可摆脱官场的束缚，二来又保全了祖宗及个人的颜面，岂不两全其美？
上述新颖的观点，遭到许多人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这严重损害了陶渊明在人们心目中的崇高形象。陶渊明早在青年时期就怀有“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的壮志，然而官场的黑暗、尔虞我诈打破了他的幻想，使其无法实现远大的政治抱负。而凭借个人的力量，又无法改变残酷的现实。他也不想与腐败者同流合污，于是就多次辞官归隐，希望能在田园生活中排解苦闷。如果陶渊明真是为了顾及祖宗颜面和个人利益而为官，他完全可以放弃理想，挖空心思、不择手段地投机钻营，没准也能获得显位，那样岂不更能“光宗耀祖”？然而，以陶渊明的性格，他是万万做不出来的。无论归隐生活多么艰苦，他也不愿向腐朽的官场和黑暗的世俗低下那高昂的头，这就是中国文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高贵品格。因此，不管“五斗米”是多是少，都不能否定陶渊明的高风亮节，他永远都是中国文人心中的楷模。
除上述四个问题外，其他如陶渊明的卒年、《闲情赋》的含义、《归去来辞》作于何时等，也是一些悬而未解的疑案，等待人们逐一破解。
梁武帝为何“禁女人”
在中国古代皇帝中，有一个虔诚狂热的佛教信徒，他一面贪恋着九五之尊的权位和荣耀，占有着三宫六院众多妃嫔和无数的财富，一面又痴迷于佛事活动和教义，实行“戒肉”和“禁女人”，在中国佛教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就是曾经三次舍身寺院的梁武帝。
梁武帝名萧衍，字叔达，小字练儿，南兰陵（今江苏武进西北）人。生于宋大明八年（464），卒于梁太清三年（549），终年八十六岁，属于历史上的高寿皇帝。他在东晋南朝270年间，在位长达四十八年，是统治时间最长、比较有作为和富于特色的一位皇帝。粱武帝博学多能，有文武才干。史书说他“六艺备闲，棋登逸品，阴阳纬候，卜筮占诀，并悉称善”。在学术和文才方面，梁武帝都很突出，这对他接触宗教活动，了解佛经内容，领会其中精髓提供了方便条件。他在早年信奉的是道教而不是佛教，不久，与沈约、谢月兆等人同被南齐竟陵王萧子良召为西邸文学之士，在这段时间接触了佛教典籍和一些名僧，引起了他对佛学的极大兴趣。齐中兴二年（502）四月，时为梁王的萧衍在建康（今南京市）南郊称帝，两年之后正式宣布舍道皈佛，这年萧衍四十岁。萧衍像
梁武帝皈依佛教是真心诚意的，他尤其看重佛家的戒律。据史料记载，他在即位后第十八天就急忙忙跑到无碍宝殿受戒，法名冠达，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佛教徒皇帝。
这时的萧衍，脑袋里充满了这样的幻想：自己由一名普通官员变为皇帝，看来没什么稀奇，那么，也完全有可能由皇帝而变为菩萨，永生不灭，照耀万世。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要准备吃苦，戒肉食，禁女色，严格要求自己。此外，他特地要求文武百官和平民百姓，都要像他那样虔诚信佛。“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杜牧的诗句写出了当时佛事的兴盛，梁朝成了佛的国度。
梁武帝的信佛不只是真心诚意，而是达到如痴如狂的程度。他以皇帝之尊，甘心到寺院为“奴”，以现身说教的方式做给臣民们看，起到了很重要的示范作用。
比如“舍身”，这样滑稽可笑的做法竟有四次之多。按照佛教的说法，舍身有两种做法，一是舍资财，即把个人所有的身资服用无偿交给寺院；二是舍自身，即自愿人寺院为僧众执役。从史料记载看，梁武帝先后四次舍身同泰寺为“奴”。分别在大通元年（527）、大通三年（529）、中大通元年（546）和太清元年（547）。舍身的时间一次比一次长，开始是三四天，接下来是十五六天，最长的达三十七天。国家不可一日无君，在梁武帝的授意下，“公卿以下以钱一亿万奉赎”，把他这个“皇帝菩萨”一次次请回宫里，然后他再次舍身让大臣们去赎。这种自编自演的游戏，不仅使同泰寺发了大财，同时又检验了公卿大臣对自己的忠诚程度，还借以推动了全国性的佛教信仰，一石三鸟，梁武帝很是自鸣得意。
既然到同泰寺舍身，就不可能把一大群花枝招展的嫔妃带进寺院。梁武帝只好把这群越女吴娃留在宫里，坚决奉行禁女人主义。据《南史·梁本纪》：梁武帝“自五十外便断房事”，从此不近女色，弄得嫔妃宫女怨声载道，有的竟偷偷使用“媚术”，妄图使这位“皇帝菩萨”回心转意，哪怕来个雨露均沾，总比守冷宫的滋味好受些。
梁武帝既然决定献身佛教，当然顾不上这些只添乱而不帮忙的后宫佳丽。最起码一点，他要坚持佛教的基本戒律。佛法中的修行，不论深浅，必以归戒为根基，皈依、受戒，才能成为佛家的真正弟子。众所周知，佛教从东汉时期传人中国，教义发生了多次变化，但独身灭欲是一直不变的。这一点，得到了广大僧众的一致认可。如果不禁女人，就难以做个和尚，梁武帝当然要带头遵守这一戒律。另从“五戒”和“五常”关系来说，佛教与儒教有异曲同工之妙。禁色淫合于儒家之“礼”，最易得到知识分子阶层的认同。同时梁武帝还借以向全体臣民表白，自己毫不留恋皇帝的荣华富贵，比如断绝房事这一条，你们谁能做到？
既为佛教徒，理所当然禁绝女人，皇帝也不能例外。这没有什么疑问，不必为此多费口舌。
但有人不这么看，认为梁武帝禁女人是个特例，能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要说清这个问题，必须先说说梁武帝的后宫生活。按照周礼规定，“王者立后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以听天下之内治。”汉代以后，又“加以美人、良人、八子、七子之属”。后来又将后宫分为14个等级。到了魏晋之后，仍遵汉制，然而“自夫人以下，世有增损焉。高祖（梁武帝）拨乱反正，深鉴奢逸，恶衣菲食，务先节俭，德配早终，长秋旷位，嫔嫱之数，无所改作”。
从上面这段话里，可以看出梁武帝不满前朝后宫的混乱状况，决心拨乱反正，确定后宫编制。加上他有“深鉴奢逸”的习性，在元配夫人去世之后，以致“长秋旷位”，而“嫔嫱之数”也“无所改作”，说明这位皇帝对于女色并不上心。据史书记载，萧衍的结发妻子是郗徽，高平金乡（今山东金乡）人，相貌一般，但有才华，善隶书，读史传，闲习女工，是很有名的大家闺秀。宋后废帝刘昱欲纳为后，齐安陆王萧缅也想聘娶，但都被郗家拒绝，却看上了当时尚无多大名望的萧衍。齐建元四年（482），十四岁的郗徽嫁给了十八岁的萧衍。当时上层社会纳妾成风，萧衍也不能免俗，齐永泰元年（498），他又娶进了十四岁的少女丁令光。可是转过年来，郗徽就病逝于襄阳，年仅三十二岁。齐永元三年（501），萧衍在攻入建康时又纳了齐东昏侯萧宝卷的妃子阮令嬴，此女时年二十四岁。同时还把一个姓吴的宫女收为小老婆。从史书中看，萧衍一生中为他生育儿子的女人还有董昭仪、丁充华、葛修容等，关系很密切的女人也就是十多位。他当了皇帝之后，才追谥发妻郗徽为武德皇后，丁令光、阮令嬴、吴氏分别册立为贵嫔、修容和淑媛。在以后长达四十七年的时间里，梁武帝再也没有册立后妃，所谓“长秋旷位”并非夸大之辞。前面已经说过，梁武帝禁女人时，正值五十岁的虎狼之年，作为一个有正常生理欲望的男性，面对美女如云的后宫，真正不近女人也是很困难的。可能正是这种神秘的佛教力量，使得这位盛年皇帝禁断房事，清心寡欲。就算是装装样子，也得需要一定的克制力。
也有人认为梁武帝禁女人，与他的发妻郗徽有关。这个女人给他的刺激太大了，以至于在其死后多少年内，梁武帝仍然不得安宁，不得不为她在佛的面前求情讨饶，从此对女人彻底失去了兴趣。
郗徽出身高贵，父亲郗烨，官至太子舍人，母亲为宋文帝刘义隆女寻阳公主。在这种家庭氛围里长大的郗徽傲视一切，性情酷忌。可是偏偏她的肚皮很不争气，一口气生了玉姚、玉婉、玉夗三个女儿。这让有心做皇帝的萧衍很不满意，于是纳了丁令光为妾。丁氏性情仁恕，为人宽和，居宫接驭，颇得人心，很快使得郗徽妒性大发，对待丁令光极为刻薄，每日让她舂米五斛（每斛十斗），不许他人相助。这对一名十四五岁的少女真是一种残酷折磨。萧衍惜香怜玉，多次调解妻妾关系，郗徽总是鼻孔朝天，根本不予理睬。当时萧衍的职务是雍州（今湖北襄樊）刺史，四品官衔，面对水火不容的妻妾关系，他感到束手无策。一个是结发妻子，夫妻情分一直不错，而且郗家很有势力，这个女人得罪不得；一个是心爱的小妾，眼看受到虐待，作为丈夫而无力阻止，这让萧衍伤透了脑筋。多亏这种局面不长，妻妾相处不到一年，郗徽病逝，丁令光获得彻底解放，萧衍也真正松了口气。
可是，萧衍并未摆脱郗徽的阴影。据《释氏通鉴》记载，郗徽死后阴魂不散，其妒性不仅未改，反而变本加厉。她看到丈夫居然登基做了皇帝，后宫又填塞了那么多天姿国色的美女，令她一刻也难安宁。不料郗徽遭到佛的制裁，使其变为巨蛇，面目狰狞可怕，郗徽这才知道佛法神通广大。于是她迅速来个转变，入后宫托梦给梁武帝，求丈夫替她忏悔，并为她大修功德，以求尽快脱离苦海。梁武帝看在结发夫妻的份上，昼夜披阅佛藏，制定《慈悲道场忏法》，请了许多和尚不停地拜诵，为郗徽忏罪祈福超生。果然郗徽化为天人，在空中感谢丈夫梁武帝。通过这件事情，梁武帝进一步认清了佛法惩恶扬善的重要，真切地感受到妒恶女人的可怕，他下决心不再册立皇后，宁可让后宫这个最重要的位置空着。他在四次舍身佛寺期间，远离任何女人，被赎回宫后也自觉实行这条戒律，使得众多后宫佳丽长吁短叹，春梦难寄，白白守了个只当摆设的皇帝。
以上所说梁武帝禁女人的理由，似是而非，让人觉得难以信服。民间有种传说，倒是可以破解他的禁女人之谜。萧衍早就想做皇帝，暗中制造好了兵器，伺机准备起事。永元二年（500）冬天，以长兄、尚书令萧懿无罪被杀为由，公开举兵造反。他率军进攻建康，同守城将领展开厮杀，不想那人处于高处，一条长枪如翻江倒海，萧衍有些力不能敌。他收紧马镫，想要起身直刺那人心窝，不料一支冷箭飞来，一下射飞了萧衍的两个睾丸，还带走了半条阳根。多亏他的副将及时赶到，将其带到一位老僧处包扎，这才捡回一条性命。老僧见萧衍两骨夸骈骨，顶上隆起，生有奇异之相，断定他大福大贵，而且与佛有缘。一边给他疗伤，一面对他开导，使他成了日后的“皇帝菩萨”。萧衍登基之后，决心报答老僧，派人到寺院寻找，不想老僧已经坐化归西。登基后的梁武帝这才决定要为佛舍身，他舍身的地方正是当年疗伤的同泰寺。此后，男根不全的梁武帝遂对女人失去了兴趣，然而为了报复齐东昏侯，又抢了他的宫女吴淑媛。后来吴氏生下豫章王萧综。当时，梁武帝已失去了生育能力，这位萧综本是齐东昏侯的遗腹子。其后吴氏向儿子道出这个秘密，萧综遂同梁武帝离心离德，不久，萧综就背梁投魏了。
这个传说像是确有其事，但正史不载，查无实据，而且也经不住推敲。如果真如这个传说所讲，梁武帝受了这么严重的箭伤，应该失去生育能力，但事实上他在攻下建康并称帝之后，还生了好几个孩子。比如，后来的梁简文帝萧纲是梁武帝的第三个儿子，他生于攻占建康两年以后的皇宫，母亲是丁贵嫔。又如，后来的梁元帝萧绎是梁武帝的第七个儿子，生于攻占建康以后的第八年，即天监七年（508）八月，其母是阮修容。这是正史记载的梁武帝的第三子和第七子。此外，还有第八子萧纪。这样看来，梁武帝登基后至少生了六个孩子，怎么会没有生育能力？传说中的豫章王萧综是梁武帝的次子，据《南史》记载，吴淑媛“七月而生综，宫中多疑之”。显然萧综出生时月份不足，他到底是不是梁武帝的孩子，实在不好判定。后来，萧综也果然投魏，以不得志郁闷而终。这个传说有真有假，若说梁武帝因箭穿男根而禁女人，实在不足为据。
还有人说，梁武帝是个伪君子和色迷，因惧于郗氏之威，尚不敢过于放肆。他在进攻建康时，得了齐东昏侯的余、吴二妃，左拥右抱，朝夕不离。此事惹起一些人的怨愤，多亏将军王茂劝说，萧衍才放了余妃，只留姿容姝丽的吴妃供自己享用。他在登基当皇帝后仍热衷于搞花架子，一方面是所谓克己，一方面却放手纵奢，闹出了不少笑话。比如，他提倡节俭，不用锦帐用棉帐，不穿绸缎穿布衣，一条被子盖两年，一顶帽子戴三年，不准宫女穿华丽衣服，裙裾的长度不能拖至地面。他自己的饮食也很节俭，专门撰写《断酒肉文》，害得中国的汉族和尚从此不能喝酒吃肉，而他自己不减口福。其诀窍是，素食一瓜变为数十种，一种菜成了几十种口味，而且样样都很精致，实际上梁武帝节俭不了多少。最可气的是他对于皇亲国戚纵容贪欲。如他的弟弟萧宏，积存的金银财宝塞满上百间库房，仅现钱存量就在三亿以上，萧宏的宠妾一双鞋子价值超过一千万钱。梁武帝的儿子萧纪在四川做刺史，搜刮黄金达一万多斤，白银五万多斤。竟陵太守鱼弘，娶了一百多房小老婆，珠宝、服饰、车马皆“穷一时之绝”。这些梁武帝不是不知道，可是从来没有认真管一管。他自己虽然坚持“辍半日之餐，全一禽之命”，可是对这些腐败分子却听之任之，仅此一点来说他也不是个称职的皇帝。由此联想到他的禁女人问题，也多是摆摆样子，走走过场。从史料记载看，梁武帝四十岁信佛，并很快受戒，可是他照样过着有女人的生活，直到五十岁了才禁断房事，这一拖就是十年。可是作出这个重要决定之后，“嫔嫱之数，无所改作”，后宫佳丽依旧，人数没有减少几个，还要那么多宫人干什么？况且，梁武帝舍身最长的时间是三十七天，相当于独自出去游玩一次，回到后宫禁不禁女人，那只有佛知道了。
梁武帝禁女人的事情，放到平常人身上，没人当回事情，何况又是佛教徒？可是因为他是皇帝，就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其实这种属于个人私生活的事，也无说三道四的必要，糟糕的是梁武帝把佛事、国事搅和到一起。自日是皇帝，却不于皇帝应该干的事，后来错误接纳了大野心家侯景，不但使梁朝遭到毁灭性的浩劫，他自己也被活活饿死。后人谈起他禁女人的事来，大都看成是历史上的笑柄。好心不得好报，这恐怕是梁武帝没有想到的可悲结局。
隋文帝为何实行一夫一妻制
中国古代的封建帝王不仅富有五湖四海，也占有很多美丽的女人。民间曾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妃”的说法，帝王过的是一夫多妻制的生活。早在周朝时期，就有这方面的规定，《礼记·昏义》记载：“天子后立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照此规定，天子可以合法占有一百二十六个女人。秦始皇统一六国，改“天子”为“皇帝”，把嫔妃分成7个等级（即夫人、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长使、少使），又增加了一千多名宫女供其役使，大大突破了周代后宫编制。王莽篡汉立新，听说黄帝有一百二十个妻妾才得以升天，他也急忙仿效，重新立了一个皇后，一次娶进一百一十九名美女。后来有些皇帝嫌这个数目太小家子气，大大扩充后宫人数。如三国时吴后主孙皓，后宫佳丽多至五千多人。晋武帝又胜过孙皓，使后宫编制升至万人。唐玄宗李隆基玩女人的气魄更大，所谓“三千宠爱在一身”是白居易先生为他打了埋伏，实际上唐明皇的后宫曾达到四万多人。总之，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想占多少女人就占多少女人。可是，凡事常有个例外，历史上也有实行一夫一妻制的皇帝，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规规矩矩只守着一个并不漂亮的老婆，眼看着周围如花似玉的美女而不敢染指。这个很本分的皇帝就是隋文帝杨坚，那个把杨坚管得很严格的女人名叫独孤伽罗，据说他俩是中国历史上很少实行一夫一妻制的帝王夫妻。杨坚像
隋文帝杨坚“妻管严”的问题，引起了许多人的猜测。一个居于九五之尊的皇帝，为何只有一个老婆？隋文帝“惧内”的原因又有哪些？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先认识一下这位怕老婆的皇帝。众所周知，隋文帝杨坚是继秦始皇、晋武帝之后第三个统一中国的皇帝。史书说他“性严重，有威容，外质木而内明敏，有大略。……上推以赤心，各展其用，不逾期月，克定三边，未及十年，平一四海。”从正史记载来看，至少能说明这么两点：一是隋文帝决非窝囊邋遢的男人，他很有个性，又很威严，只是外表不大善于言谈，显得有些木讷，但他内秀聪敏，决非愚笨之人。这从一个例子可以看得很清楚。当时的杨坚在北周任大将军，齐王宇文宪每见到他就觉得很可怕，便偷偷对周武帝说：“（杨）坚相貌非常，臣每见之，不觉自失。恐非人下，请早除之。”杨坚的相貌把宇文宪吓成这个样子，可见他多有男子汉气派。二是隋文帝有很强的事业心，很会用人，具有高超的领导才能， “不逾期月，克定三边，未及十年，平一四海。”他先是平定北方，继而扫梁灭陈，打遍天下无敌手，结束了南北长期分裂的局面，成为统一的隋朝开国之君。若是凡夫俗子，谁能做到这些？
隋文帝既有男子气派，又有非凡本领，还这样害怕老婆，是不是他患有性冷淡的毛病，或者生殖器官出了问题？据《隋书》记载，杨坚与独孤氏一口气生了五个儿子：老大杨勇、老二杨广，老三杨俊，老四杨秀，老五杨谅。此外还生了两个女儿：杨丽华和兰陵公主。看来杨坚的生殖器官没有什么问题。既然这也不是，那也不是，隋文帝为什么会“惧内”呢？
立誓说
周孝闵帝宇文觉元年（557），京城长安有一桩婚事格外引人注目。新郎是柱国将军、隋国公杨忠的长子杨坚，时年十七岁，因受父亲福荫，已被拜为骠骑大将军，进而又被加封为大兴郡公，正是少年英俊，前程无限。新娘是大司马、河内公独孤信十四岁的小女儿独孤伽罗，知书识理，蕙心兰质，是京城难寻的大家闺秀。这一对小夫妻可谓天造地设，门当户对，其婚事促成者还是杨坚的老泰山独孤信。据《隋书·后妃传》记载：“（独孤）信见高祖（杨坚）有奇表，故以后妻焉。”杨坚与独孤氏结婚以后，生活非常美满，独孤氏虽然年幼，因为受过良好的教育和家庭环境的熏陶，显得格外成熟老练，很受全家人的喜欢。史书评价这个时期的独孤氏“柔顺恭孝，不失妇道”，是个不显山不露水的温良女子。不久，很偶然的一件小事，使独孤氏显露出长远心计。
这天，杨坚回到家中正在休息，忽报一位名叫赵昭的官员求见。此人善于看相，据说还很灵验。这位不速之客的突然造访，是带着皇帝的秘密使命而来。原来，当年的周太祖宇文泰见了少年杨坚，惊异过他的相貌：“此儿风骨，不似代间人！”因为杨坚尚小，谁也没把他放在心上。周明帝宇文毓上台后，见杨坚位至骠骑大将军、大兴郡公，猛然想起太祖皇帝那句话，心中生出疑忌，便让赵昭特地给杨坚看相，如果真有帝王之相，就要想办法除掉他。赵昭一看杨坚面相，额头广阔，中央突兀，直贯中顶，这种“玉柱贯顶”之相，当为天下人主也。他左看右瞧，心中暗暗吃惊，当即决定投靠杨坚，为日后的富贵腾达铺好道路。便悄悄说了这次来意，并详细说了看相的结果。
杨坚听后，吓得忙掩赵昭之口。赵昭又好意嘱道：“公当为天下君，必大诛杀而后定。善记鄙言！”说罢走了。而赵昭对周明帝却诡说，杨坚的面相“不过作柱国（将军）耳！”，轻轻一句话，使杨坚避免了灭顶之灾。
独孤氏听说这事以后，异常高兴。夫君既有帝王之相，那么，自己日后就主后宫，生为女人，还有什么比当皇后更荣耀呢？她了解自己的夫君，也知道当朝皇帝的无能，认为杨坚一定可以取代北周而君临天下，这不过是迟早的事情。可是她又一想，夫君一旦做了皇帝，必然也是三宫六院，美女如云，而自己可能已是黄脸婆了，夫君还能对自己保持现在的恩爱吗？自己能够保持主宰后宫的地位吗？她左思右想，估摸不准，便郑重地向夫君说出了自己的担心。杨坚听了一笑了之，他认为妻子的话十分好笑，这皇帝是说能当就能当的？再说就是当了皇帝还顾得上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他认为这是庸人自扰，劝说妻子不必为此担心。
然而独孤氏是个颇有心计的女人，她可不是拿几句话能哄倒的，非要丈夫立个誓言不可。杨坚拗不过她，只好按照独孤氏的要求在自己的房内摆好香烛，夫妻双双跪地，向苍天郑重表白：“誓无异生之子！”。杨坚从此记下了自己的这个誓言，决不和其他任何一个女人再生孩子。对此，独孤氏当然比杨坚记得还牢，她时时处处监督着丈夫，不让他和别的女人来往。杨坚因为有誓言在先，即使贵为皇帝也不敢造次，认真过着一夫一妻制的生活。虽然后宫佳丽成群，他有淫心而无淫胆，只好老老实实服从独孤老妻的约束管理。
敬重说
独孤氏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又出身于高官家庭，尽管足不出户，却很关心朝政，熟悉时局，经常为丈夫出谋划策，而且言无不中，计无不成，使杨坚一次次化险为夷，不断取得新的胜利。比如，在对女儿的婚事上，独孤氏表现出了可贵的远见和果断。其女杨丽华长大之后，独孤氏一手操办了女儿的婚事，将其嫁给周武帝的儿子宇文呫为妻。对此，杨坚有满肚子意见。理由是这位太子生性顽劣，喜好女色，就算以后顺利继位，也非贤明之君。况且，女儿比女婿的年龄还大，极易遭到抛弃，责怪妻子所择非人。独孤氏对于丈夫的世俗之见毫不理会，她不冷不热地说：“宇文呫是当今太子，他再不成器，身上流的也是皇家血脉，只这一条就足够了。”独孤氏的选择有她的道理，姐姐为周明帝的皇后，已经领受了恩宠无比的味道，如果自己家里再出个皇后，那将是罕有其匹的荣耀。作为独孤氏而言，她需要的不仅仅是满足一下虚荣心，更需要为丈夫创造争夺天下的条件。事情果如独孤氏所料，周武帝不久死去，女婿宇文呫继承皇位，是为周宣帝，女儿杨丽华被封为皇后。杨坚也因此而跃升为上柱国、大司马，后又疾升为大前疑（位同丞相）。皇帝如果外出，则由他总揽所有政务。
杨坚成为国丈之后，不久飞来一场祸事。杨皇后因规劝皇帝而冒犯天颜，宇文呫竟逼皇后自尽，还要夷灭皇后全家！多亏内史、上大夫郑泽讲情，杨坚一家才转危为安。
这场风波使独孤氏寝食不宁，她认为只有让丈夫外放，才能实现长远大计。经过努力，大象二年（580）五月，杨坚被外放扬州任总管之职。刚要上路，内宫传出意外消息：皇帝饮酒中毒，已经两天昏迷不醒。独孤氏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机会，力劝丈夫暂缓外出。她认为，万一皇帝驾崩，时局必然动荡，如果远离京城，后果不可设想。在她的布置筹划下，杨坚假装失足扭伤，不能行走，他和郑经联合起来，借宣帝昏迷之机，任命杨坚为辅政大臣。宣帝驾崩，扶七岁的皇太子宇文阐登位，杨坚独揽了朝政。这一来引起宇文氏诸王的强烈不满，赵王宇文招设下“鸿门宴”，想要谋杀杨坚。多亏护卫人员拼死相救，杨坚才幸免一死。独孤氏及时提醒丈夫借机起事，杨坚又想起当年赵昭那话：“必大诛杀而后定”，决定开始实现“为天下君”的目标，讨伐所有的反对者。他先命人告发赵王与相州（治所今河北临漳县西南邺镇）总管尉迟迥企图叛乱，牵连坐罪，一口气杀了五个亲王及其家属，又杀掉六个反对他的大将。大定元年，也即开皇元年（581），逼小皇帝让位，杨坚登基为帝，建立了隋朝，历史上称他为隋文帝，独孤伽罗也实现了当皇后的梦想。
隋文帝深知，自己能够执掌天下，与皇后的帮助和支持是分不开的，对于这位发妻于敬重中带有畏惧。凡遇军国大事，隋文帝经常征求皇后的意见。一时拿不准的事情，要回后宫同她商议之后再作决定。后来，独孤皇后干脆与隋文帝同乘一辆御辇上朝，至金殿前而止，然后目送皇帝进殿。如果听到杨坚处理政事有误，就让宦官随时前去匡谏改正。皇帝退朝时，帝、后二人一同乘辇回宫，朝臣们都很敬慕这一帝一后，尊称他们为“二圣”。面对这样一位“女圣”，隋文帝自然敬畏有加，不敢再拈花惹草了。
惧内说
独孤氏是历史上有名的妒妇。《隋书·后妃传》称她“性尤妒忌，后宫莫敢进御”。前面已经说过，她尚未大贵时，就要丈夫发誓不与其他女人生孩子。本来，情人间的这种誓言最狗屁不如，然而独孤氏对于这类事情却最最认真。她容不得任何女人与她争宠，一旦发现这种对手，就毫不留情加以制裁，甚至刀斧相加也不手软，杀害尉迟氏就很能说明问题。
开皇十九年（599），隋文帝新建的仁寿宫落成，皇帝与皇后本欲一同前去巡宫，不巧独孤皇后身体不适，隋文帝只好带了几个亲信去仁寿宫视察。他见宫殿造得很好，心里十分高兴，不免多喝了几杯，遂选了一间宫室休息。一名宫女前来献茶，立刻打消了隋文帝的倦意。但见她蛮腰摆柳，仪态非凡，不禁一阵阵心旌摇荡。经询问方知是老对手尉迟迥的孙女，坐罪入宫已有4年。隋文帝看着这位楚楚动人的少女，一种报复的快意涌上心头，便急不可耐地拉她上床，匆匆做了云雨之事。这事被独孤氏知道后，雌威大发，她一面厉声斥责隋文帝的背誓行为，一面派人把尉迟氏偷偷杀了。并以此晓谕后宫，凡是想得到皇帝宠幸者，即以尉迟氏为例！众多后宫佳丽个个花容失色，害怕因此丢掉性命，便像躲避瘟神一样躲着皇帝。隋文帝见皇后妒意如此，又不敢因这种事在宫内发作，便怒气冲冲骑上一匹快马，出长安城北门，驰入山谷二十多里。大臣高颖、杨素闻讯随后赶到，苦谏皇帝回宫，隋文帝仰天叹道：“吾贵为天子，而不得自由！”高颖赶忙劝说道：“陛下岂以一妇人而轻天下！”隋文帝当然能拈得出孰轻孰重，“驻马良久，中夜方始还宫”。
独孤皇后也许感到自己做得太过分了，待隋文帝回宫时摆上酒宴，流涕认错。高颖、杨素又在一旁极力说和，才化解了这场风波。可是高颖却因此而触了霉头，因为他说过皇后不过是一妇人，遭到独孤氏嫉恨，不断散布高颖的坏话，终于导致此公被黜（事据《隋书·后妃传》）。
独孤皇后不仅在自己的皇宫称霸，连其他人的小妾她也衔恨，发现谁的小妾怀孕，必定劝说隋文帝对其痛斥。像被废的皇太子就因为多了几个小老婆而吃了大亏，他的爱妾云氏也被独孤氏害死。诸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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