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鑫
出版社：成都西南财大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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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型产业体系构建研究——以重庆为例试读：
前 言
生态环境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日益重要。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置于突出位置，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总体布局，明确提出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科学发展要求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发展经济的目标由单一的经济增长，转变为追求经济增长与自然和谐，依靠科技进步、循环经济，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求经济运行模式由线性增长向反馈式增长方式转变，人民生活观念由自然索取向保护自然环境、绿色消费转变，社会舆论由以经济效益衡量企业价值向以社会责任衡量企业价值转变。建设生态文明要求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纳入到社会发展目标中考虑，从而改变对生态环境的认识，考虑生态环境的承载力，创新发展模式，破解发展难题。而循环经济更新了环境在经济中的位置，由一个外部性制约因素，变为经济健康发展的内在要素。因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科学发展，需要更多地依靠循环经济的推动。
国内关于循环经济的研究与实践，在各个层面上已有不同程度的推进，但循环经济的社会化程度还不高，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2012年12月，国务院常务会议上通过的《“十二五”循环经济发展规划》，首次提出资源产出率提高15%的循环经济发展目标，并要求推进循环型生产方式，构建循环经济产业体系。2013年1月，为指导和推动循环经济加快发展，实现《“十二五”循环经济发展规划》提出的目标，国务院编制了《循环经济发展战略及近期行动计划》，进一步提出：在今后一个时期，要围绕提高资源产出率，健全激励约束机制，积极构建循环型产业体系，推动再生资源利用产业化，推行绿色消费，加快形成覆盖全社会的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因此，构建循环型产业体系，加快循环经济发展，势在必行。
本书是在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背景下，围绕构建循环型产业体系的研究目标，以相关学科理论为基础，通过分析循环经济与产业的互动关系，特别是循环经济对产业发展的要求，总结三大产业在发展循环经济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结合产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借鉴发达国家的有益经验，探讨市场、政府、企业和公众在构建循环型产业体系中的作用，提出循环型产业体系的基本构架，包括循环型产业体系的基本内涵、主要特征，构建循环型产业体系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要目标和政策建议。由于重庆是全国首批发展循环经济试点城市之一，地理优势便利，构建循环型产业体系不仅可促使其自身可持续发展，而且能对西部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本书尝试以重庆为例，从制度创新视角，梳理重庆产业发展情况与循环经济发展情况，查找重庆在产业发展和循环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试图提出构建重庆循环型产业体系的思路与对策。
本书是2014年重庆市教委科学技术研究项目——《重庆市循环型产业体系构建研究》（KJ1403104）的研究成果之一，是本人近年来在循环经济领域相关研究和思考的积累，既有对过去的审视，也有当前对未来的思考。“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或带来共鸣，或引起争议。本书尚存在不足之处，若能够引发进一步的学术探讨，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我将非常乐意，因为这正是学术的魅力所在。
研究和写作本书是我人生中一次难忘的学术挑战，是对自己学术成长中的不足进行查找和梳理，有喜悦、有懊恼，有兴奋、有痛苦，但十分感恩这种经历、这个过程。本书得以顺利完成，我要感谢家人对我的关爱和支持，让我在写作中倾注了极大的精神动力；感谢我的师长、朋友、同门师弟师妹的帮助和鼓励，他们的思维方式为我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观点；感谢单位领导和同事的理解与支持，让我始终能够充满信心、积极努力；感谢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冯梅老师和其他工作人员的帮助和辛勤劳动，他们对工作的认真负责、耐心细致，使我在工作之余能够抓紧时间完成写作，按照出版要求不断复查、校对、审核，并免去了很多的编辑工作。在此，对所有给予我帮助的亲人、友人，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孙鑫二○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第一章绪论第一节研究的主要背景
生态环境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不断凸显，作为关系国计民生、国富民强的重要问题不断受到重视，生态文明作为新的文明正在兴起。
从党的十七大开始，首次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把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明建设、社会建设相提并论，表明对生态环境的重视已提升到国家发展战略高度。之后，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提高生态水平”战略决策；党的十八大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要求“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则首次确立了建设生态文明制度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的地位，提出“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生态文明理念在全社会得以牢固树立。
建设生态文明要求我们立足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的矛盾，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纳入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中考虑，从而改变对生态环境的认识，考虑生态环境的承载力，创新发展模式，破解发展难题。一、生态文明建设下的循环经济（一）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矛盾1．自然资源约束
首先，当前资源危机是水资源的危机。我国已被列入全世界地区性贫水的13个国家之一，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相当于世界人均水资源占有量的1/4。全国城市年缺水总量达60亿立方米，108个重要城市每年因缺水造成的工业产值损失达2 300多亿元。农村每年缺水400多亿立方米，因缺水减产粮食200亿千克，并有7 000多万人饮水困难。
其次，矿产资源储量低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我国能源的主要支柱是煤炭，但我国煤炭储量也只占世界总量的16%，远低于总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石油储量仅占世界储置的1.8%；天然气占0.7%。我国主要固体矿产储量占世界储置的比例也很低，其中铁矿石不足9%，铬矿石只有0.1%，铜矿石不足5%，铝土矿不足2%，钾盐矿小于1%。根据对未来矿产资源需求量的预测，到2020年，我国45种主要矿产可利用的储量能保证消费需求的仅有9种，其余36种矿产则难以保证需求，特别是石油、铁矿石、铜、铝土矿、镍、钾盐等关系国家经济安全的大宗矿产将长期短缺。
最后，土地资源尤其是耕地资源瓶颈凸现。我国土地资源总量丰富但人均贫乏。根据国土资源部公布的数据，2004年我国耕地、林地、牧草地总量分列世界第4位、第5位和第2位，但人均分别约为当前世界平均水平的38%、31%和35%。以耕地为例，从1996年到2005年，我国耕地面积由19.51亿亩减至18.31亿亩，是世界上耕地资源消耗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此后，我国的耕地资源不断在减少，2009年较2005年又减少了约4.77亿亩，并且2009年增加的耕地面积超过减少的耕地面积。2010年开始，增加的耕地面积低于减少的耕地面积，全国耕地面积依然在逐渐减少，只是减少幅度相对较小（详见图1-1、图1-2）。截至2012年年底，全国共有农用地64 646.56万公顷（1公顷=0.01平方千米），其中耕地13 515.85万公顷（20.27亿亩）、林地25 339.69万公顷、牧草地21 956.53万公顷。图1-1 2009—2012年全国耕地面积变化情况图1-2 2009—2012年耕地增减变化情况2．能源供应紧张
我国已成为能源生产和消费大国。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加快和能源需求恢复性的增长，我国能源供需关系再度全面紧张。从表1-1可以看出，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是以能源消费的高增长为代价的，能源消费的增长总体快于能源生产的增长。尤其在2003—2007年间，能源消费增长率和能源生产增长率都大幅提升，尽管近年来能源消费增长率有下降趋势，2008年以来能源生产增长率超过了能源消费增长率，但从绝对数量上看，能源消费总量不断增加，超过了能源生产总量，能源供需缺口呈扩大趋势。根据国家发改委能源所的预测，2020年我国一次能源需求量为25亿～33亿吨标准煤，在2020年前的高速增长阶段，我国能源供应缺口进一步扩大。表1-1 中国经济增长与能源供需对照表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3》进行整理
同时，我国能源利用效率较低，约为33%，比发达国家低约10个百分点；单位产品能耗水平高，8个高耗能行业的单位产品能耗比世界先进水平高出20%～50%。例如，火电单位煤耗比国际先进水平高22.5%；吨钢可比能耗高21%；水泥综合能耗高45%；乙烯综合能耗高31%。3．生态环境恶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环境问题从总的趋势来看，全国环境污染初步得到遏制，但生态环境总体恶化的趋势尚未得到根本扭转。水环境每况愈下，大气环境不容乐观，固体废弃物污染日益突出，水土流失严重，森林生态系统质量下降，生物多样性锐减，生态安全受到严重影响。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起飞阶段，污染物的排放量也急剧增加，比照倒U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分析，我国还处于环境加速恶化阶段。根据顾春林的研究，我国的环境污染状况正处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倒U型的左侧，环境污染处于上升趋势。
长期以来，我国沿用以大量消耗资源和粗放经营为特征的传统发展方式——重发展的速度和数量，轻发展的效益和质量；重外延扩大再生产，轻内涵扩大再生产；重自然资源开发，轻自然资源保护。这种发展战略违背了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造成了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如果走工业发达国家走过的“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那将会付出巨大的经济和社会代价。我国也难以选择工业发达国家现行的高投入、高技术控制环境问题的模式。因为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和科学水平还比较低，如果照搬发达国家模式，那就意味着放慢经济发展速度，最终将使环境保护失去持久的经济支撑能力。（二）环境问题被传统经济学边缘化
传统经济学认为经济系统与环境系统是分离的。此理论从斯密、李嘉图开始一直延续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西方主流经济学认为，只有进入市场体系的资源才是真正的经济资源，才具有经济分析意义。而环境在传统经济学中被认为是一种“公共物品”，具有公共产品的非排他性、无偿性、强制性和不可分割性，在市场上难以计量，无法通过价格机制进行配置，也就无法进行经济分析，于是被排除在经济理论考察范围之外。尽管环境与资源经济学承认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关系，但均认为经济系统为主、资源环境为辅，对资源与环境的研究目的是让资源与环境更好地为经济发展服务。环境与资源经济学只是根据报酬递减现象进行表面化的经济分析，只注重对资源与环境可以纳入市场核算的经济价值部分进行分析。这样的处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只是在相当程度上将它转嫁了。事实证明，环境问题依然在世界范围内扩展着。正是由于忽视了环境与资源的稀缺性，致使传统经济理论没有将其纳入市场要素加以分析，以至于无法看到自然资源与环境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传统经济理论显然无法解决经济与环境不协调发展的问题。
国内外实践表明，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阶段时，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免费使用”必然达到极限。人类要继续发展，客观上要求我们转换经济增长方式，这为循环经济发展提供了契机。（三）循环经济顺应时代萌生与发展
早期的循环经济萌芽出现在20世纪60至70年代。1966年，美国经济学家鲍尔丁基于地球上不可再生资源的有限性，提出了“用能循环使用各种资源的循环式经济代替过去的单程式经济”的观点。20世纪70年代，人们逐渐认识到环境污染的危害，但是人们关心的是污染物产生之后如何治理以减少其危害。污染治理是一种“末端治理”的方式，循环经济的思想主要还是先行者的一种理念。到了20世纪80年代，人们的认识上升到污染物资源化，即采用资源化的方式处理废弃物。但对于污染物的产生是否合理这个根本性问题，以及是否应该从生产和消费源头上防止污染产生，大多数国家仍然缺少远见。由于缺乏相应的政策和措施，并没有实施行之有效的举措。直到20世纪90年代，当经济活动造成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更加严重，可持续发展战略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人们认识到资源浪费是污染的根源，在生产源头、生产过程、产品使用之后的不同阶段都应当注意减少污染，对不可避免产生的污染物则要尽可能地利用，从源头预防废弃物产生逐步替代末端治理成为国家环境政策的真正主流。而循环经济兼顾了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的目标，为正确处理可持续发展的三大支柱——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指明了方向，发达国家纷纷把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具体途径。（四）循环经济是生态文明建设要求
小康社会是邓小平在20世纪70年代末规划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蓝图时提出的战略构想。党的十六大确立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党的十八大报告在此基础上，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首次提出到2020年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建设”走向“建成”，仅一字之差，却提出了更明确、更有针对性、更顺应民意的新要求。我国要全面建成的小康社会是用较少的环境影响去提高生活质量的社会，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全面发展的小康社会，是发展改革成果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小康社会。较少的环境影响是指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要尽可能减少；较高的生活质量是指经济收入和生活品质要尽可能提高；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全面发展是指生态文明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的基础和前提，在人口、资源和环境的约束下，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与生态“五位一体”的科学发展。
从我国生态环境的现状和经济增长的产业结构特征来看，如果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按照目前的环境污染排放强度和生态恶化的走势，我们只能完成既定经济增长目标，而不可能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总目标。当前，我国已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持续推进，我国能源资源需求将呈刚性增长，废弃物产生量将不断增加，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生态文明成为我国未来一段时期发展的主旋律，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
生态文明建设就是要使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使人口、环境与社会经济的发展相适应。循环经济按照生态规律利用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实现经济活动的生态化转向，符合科学发展理念，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原则，有利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有助于我国走出一条经济、社会、环境三赢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二、国外循环经济的研究与实践（一）理论研究
从理论渊源上看，最早系统分析生产过程中废弃物循环利用的是马克思。在分析资本循环与利润率变化时，马克思认为，生产废料再转化为同一个产业部门或另一个产业部门的新的生产要素，是生产条件节约的一个途径。这种以节约为目的的资源与废弃物循环利用被定义为古典循环经济。196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波尔丁在其论文《即将到来的宇宙飞船地球经济学》中，首次提出了“牧童经济”和“宇宙飞船经济”两种概念，阐述了循环经济理念。他提出，循环经济是指在人、自然资源和科学技术的大系统内，在资源投入、企业生产、产品消费及其废弃的全过程中，把传统的依赖资源消耗的线性增长的经济，转变为依靠生态型资源循环来发展的经济。这被认为是循环经济的理论萌芽。
循环经济的提出启发了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的关于资源和环境的国际经济研究。1968年4月，罗马俱乐部提出人类经济增长的极限问题。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增长的极限》研究报告。循环经济的萌芽拓展了20世纪80年代的可持续发展研究，在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撰写的总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专门写了《公共资源管理》，探讨通过管理来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再生和循环问题。20世纪90年代，英国循环经济学家皮尔思（Pearce）和特纳（Turner），在《自然资源和环境经济学》中首次正式使用了“循环经济”（Recycle Economy）；德国颁布了《包装废弃物管理条例》《循环经济与废物管理法》，规定对待废物的优先顺序为避免生产（减量化）、循环使用（再利用）和最终处置（再循环），循环经济的3R原则由此产生。与此同时，在这一时期，知识经济研究给循环经济赋予了高科技产业化和学习型社会的内容。在循环经济思想的指导下，各种对策也相继出现，比较著名的有罗马俱乐部的“零增长理论”、戴利的“稳态经济理论”、库普斯的“资源高价理论”和“消费限制理论”、柯尔姆的“环境使用税理论”，以及托宾等人的“福利经济指标体系理论”等。到了21世纪初，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首都阿布扎比举行的“思想者论坛”大会上，我国学者吴季松提出的循环经济5R原则（在3R原则的基础上，增加了再思考、再修复），得到了一致认同，使循环经济的意义从实际操作规范的具体约束上升到经济理念。循环经济由此被认定为一种经济理念，改变了“最大限度地开发自然资源、最大限度地创造社会财富、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的西方经济学传统理念，认为整个生产系统是一个需要维持良性循环的生态系统，要最大限度地优化配置自然资源、提高自然资源利用效率和利用效益，实现能源的循环利用与可持续发展。
总体来看，国外关于循环经济形成与发展的研究主要以工业发达国家为代表，尤其是日本、美国、欧盟等国家和地区的循环经济发展较早，自从20世纪90年代确立可持续发展战略以来，它们把发展循环型经济看做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途径和实现形式。学术界从不同角度加紧了研究，根据各自地区特点，侧重于以下三个方面的研究：①建立法律保障体系。这是发达国家在推动循环经济发展中普遍采用的重要手段，其中以日本、德国、美国最为典型。另外，其他一些国家，如欧盟诸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也已按照资源闭路循环、避免废物产生的思想重新制定了各国的废物管理法规。②建立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最具代表性的是德国。③制定经济激励政策。如可归还的保证金法、资源回收奖励制度、对倒垃圾进行收费、征收新鲜材料税、征收填埋和焚烧税等。在这方面比较成功的有美国、日本等国家。（二）实际运用
20世纪80年代末，杜邦公司首先开始了循环经济理念的实验，提出“3R制造法”。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欧盟、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纷纷开展循环经济实践，并逐步推进循环经济的法制化和社会化，促进循环型社会的形成。
发达国家政府通过制度创新，在传统市场经济框架内引入环境规制和环境交易制度体系，主要以禁止类的逆向激励为主，通过立法和市场经济手段，构建适合循环经济发展的市场规则，对废弃物排放采取严格的技术标准和明确的经济责任制度；通过征收很高的废弃物排放税（费）提高排放成本，使得循环利用资源和废弃物具有市场比较优势；通过非政府组织的压力和建立环境伦理道德体系，提高企业和社会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增强节约和循环利用资源和废弃物的自觉性。国外推行循环经济较好的国家不但注重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而且广泛关注相关技术的研究，在资源和能源的利用率方面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现在，发达国家的循环经济已处于实际应用阶段。其形式包括在企业层次上，德国、日本、美国及欧盟等工业发达国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内部主要以清洁生产和3R原则为主导，单个企业能够实现清洁生产，如杜邦公司模式；通过企业间的物质集成、能量集成和信息集成，广泛建立了生态工业园区，如著名的、以燃煤电厂为中心的丹麦卡伦堡生态工业园；建立区域和整个社会的废物回收和再利用体系，如德国的包装物双元回收体系和日本的循环型社会体系。当前，发达国家致力于在整个社会经济领域，使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以及城市和农村都达到循环。三、我国循环经济的研究与发展
在我国，循环经济也已受到实践界与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循环经济在发展地位、政策提供、技术支持、制度建设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一些发达国家已实现了循环经济的社会化，并形成循环型社会，而我国目前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实践探索也处于试点阶段。
值得注意的是，国外的循环经济均是在经历了一段较长的环境治理阶段后出现的，其资源节约已达到较高水平，技术条件、社会环境意识条件、环境和经济制度条件等均已趋于成熟，在这一背景下提出和实施循环经济或循环型社会，其问题对象和解决问题的方向是明确的，技术途径是可行的、有效的。但我国现时正经历着与德国、日本、美国等国家基本不同的环境—经济形势：自然生态问题与人居环境问题同在；环境污染问题与资源浪费问题同在；“资源”环节的问题、“生产与消费”环节的问题、“环境”环节的问题同在。这就决定了我国的循环经济与国外的循环经济具有一定的差异。要考察我国循环经济的发展，首先要对“循环经济”这一概念进行界定。（一）循环经济的概念界定
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起引入了循环经济思想，此后对于循环经济的研究和实践不断深入。但是，尚未形成公认的循环经济的定义。国内学者对循环经济定义的表述有很多，对循环经济定义的认识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分歧，生态经济学界、环境经济学界和经济学界都偏向于从各自的学科角度来界定循环经济。本书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来考察循环经济的，因此仅从这一角度对其进行界定。通过比较分析国内学者所界定的循环经济定义，本书参照《中国循环经济战略：优先领域与政策体系》课题组提出的一般性定义：循环经济是在深刻认识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基础上，以环境保护和污染预防、实现可持续发展为目标，通过节约和循环利用资源的方法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从源头预防污染产生和降低单位产出污染排放而实施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1．循环经济的基础是资源减量化
资源减量化是指通过管理和技术的改进，减少生产环节之前和生产过程中资源的物质和能量流量，以达到在经济活动的源头节约资源，从而减少污染，同时满足既定的生产和消费的目的。发展循环经济以节约资源为前提，全面促进资源和废弃物的循环利用。所以，资源减量化是循环经济的基础。2．循环经济的主导目标是环境保护及污染预防
我国很久以前就有“桑基鱼塘”等古典循环经济模式。古典循环经济是由于生产力落后、资源开发能力低下，致使资源开发和供给不足，被迫利用废弃物，是以节约资源为基本出发点的。与古典循环经济的产生不同，现代循环经济是在生产力高度发达、资源开发和消耗过度、远远超过了自然环境承受能力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其实质是通过减少资源的消耗和废弃物排放，保护环境，从源头预防污染产生。3．循环经济是经济社会与环境和谐的经济模式
相对于传统经济学把环境问题边缘化的做法，循环经济更新了环境在经济中的位置，由一个外部性因素、制约因素，变为经济健康发展的内在要素。经济增长是社会生产和再生产活动的基本目标，在循环经济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下，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为：一方面，强调资源的永续利用和保护环境，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另一方面，通过资源的减量和循环利用，达到资源利用效率最大化和废弃物排放最小化，使经济结构优化和转型，从而实现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发展。（二）循环经济的战略地位
循环经济被作为一种经济模式，是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期。自此，政府部门对循环经济的发展给予了广泛的关注。自2002年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在有关文件中多次强调发展循环经济，发展循环经济已经被列入我国最高决策层的议事日程。2006年6月，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讨论了建设节约型社会和发展循环经济问题，并印发了《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若干意见》，明确要求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同国家环保总局等有关部门和省级人民政府，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园区和城市组织开展循环经济试点工作，探索发展循环经济的有效模式。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也明确提出，“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把节约资源作为基本国策，发展循环经济，保护生态环境，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并提出循环经济试点工作方案。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生态文明要求我们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纳入到社会发展目标中考虑，改变对生态环境的认识，考虑生态环境的承载力，创新发展模式，更多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驱动，更多依靠节约资源和循环经济推动，不断增强长期发展后劲。2012年12月1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发展循环经济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和基本方式。2013年1月，为指导和推动循环经济加快发展，国务院印发了《循环经济发展战略及近期行动计划》，这是我国首部国家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及专项规划，表明发展循环经济已上升为国家战略行为。（三）循环经济的发展审视1．理论研究起步较晚
我国的循环经济理论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期。自2002年以后，相关研究成果迅速增长。相对于循环经济在我国的迫切性，现有的为循环经济服务的理论建设尚是不系统、不成熟的，仍不足以指导我国的循环经济建设。国内关于循环经济形成和发展的研究，主要包括循环经济基本理论的研究，循环经济形成中的物流、能流分析，循环经济与环保产业，针对某一具体行业的循环经济建设研究，发展循环经济的对策研究，循环经济与立法，循环经济的规划理论，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与实证分析。另外，有的学者对循环经济与社会发展、循环经济与政府职能、循环经济与生态伦理、循环经济与科技进步等方面做了相关研究。在现有研究基础上，也有学者对循环经济与产业发展的关系、循环型农业、循环型工业、循环型信息业、循环型物流业等进行了研究，并总结了在循环经济的背景下各产业发展的模式、路径以及评价的指标体系。但是，综观当前国内对循环经济的研究，对循环经济理论与实践过程中所涉及的深层次问题研究有待进一步加强。2．试点工作积累经验
我国循环经济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萌芽阶段、清洁生产阶段、理念传播与试点阶段。在第三个阶段，从三个层面开展了试点工作，在企业推行清洁生产、在工业园区创建生态工业园、在省（市）开展循环经济试点，取得了一定成效，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在企业层面，依托世行项目，通过使用清洁能源、改进工艺技术和设备、改善管理等措施，在酿造、造纸、化工等行业开展清洁生产试点；重点支持一批清洁生产技术开发及产业化示范项目，对20多个省（区、市）、20多个行业、400多家企业进行清洁生产审计；建立了20个行业或地方的清洁生产中心，开展清洁生产培训。
在生态工业园层面，自2001年8月起，在工业集中地区、经济开发区，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先后批准了广西贵港国家生态工业（制糖）示范园区等10余个遵循循环经济理念的国家级生态工业园区，发展生态工业，实现区域或企业群间资源优化配置，使废物排放最小。
在社会层面，2005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发改委）、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科学技术部、财政部、商务部、国家统计局6部委，选择了钢铁、有色、化工等7个重点行业的42家企业，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等4个重点领域的17家单位，13个不同类型的产业园区，10个省份的资源型和资源匮乏型城市，开展第一批循环经济试点，探索循环经济发展模式，推动建立资源循环利用机制。2007年，为了对第一批试点进行补充和深化，国家发改委、国家环保总局等有关部门和有关省市人民政府组织开展了第二批国家循环经济示范试点，选择了11个重点行业的42家企业、4个重点领域的17家单位、20个产业园区（重化工集聚区），以及17个省市。
从总体来讲，由于在国内的系统实践时间较短，循环经济基本处于试验、示范的初级阶段，更多地停留在较低的层次上；更多地关注运用技术创新或引进先进的技术、机械设备，主要在技术层面上进行试点；更多地关注建立生态工业示范园，实现园区、企业和产品三个层次的生态管理。3．依靠制度带动发展
循环经济已经成为影响一国经济未来发展潜力的重要因素，而且通过各种国际标准、环保要求日益延伸到国际贸易、国际投资乃至国际政治等诸多领域，我国传统的工业化道路将面临着巨大的国内外压力。齐建国认为：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发展循环经济需要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必须进行制度创新，二是必须进行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为技术创新和循环经济提供激励机制、约束和规范标准，技术创新提供发展循环经济的手段，二者缺一不可。张小兰指出：我们生态环境越来越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的生态环境缺少制度保障，有效制度供给不足是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源。徐嵩龄指出：在中国的生态省、生态市建设中，对技术的重视远高于对制度的重视。显然，推进我国循环经济发展，需要更多地关注建立完善的循环经济制度。《中国循环经济战略：优先领域与政策体系》课题组表明，发展循环经济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不是简单的废弃物利用，还涉及能源和土地的节约使用、产业组织与布局模式的转换、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模式的转换、生态环境保护模式的转换、技术经济范式的转换、社会物质利益关系的转换等，这一系列转换是建立在制度创新基础上的。从国际上看，德国、日本、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非常注重循环经济制度创新，不断使社会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相互适应、相互促进，以更加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促进循环经济发展。实践也证明，如果只有技术进步，而没有良好的循环经济制度安排，再先进的技术也只能束之高阁，无法产业化，也就无法对循环经济起促进作用。因此，发展循环经济首先需要进行制度创新。4．制度创新的新方向
对于环境这样兼具经济特征与社会特征、市场特征与公益特征的事物，完全进行行政管理是不行的，完全进行市场管理也是不可能的，而应是“市场—政府—社会”三者的有机结合。循环经济制度应同时突出这三个方面，将市场的竞争作用、政府的规制作用、公众的监督作用结合起来，开拓出新的制度空间。现时循环经济的制度研究，逐渐由以政府为主体的行政命令型向市场调控型和公众监督型过渡，但其广度与深度尚不足以构建循环经济所需的整个制度体系。
我国循环经济的制度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近年来，各地区、各部门大力推动循环经济发展，循环经济理念进一步确立，产业体系逐步完善，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进一步显现。今后一个时期，要围绕提高资源产出率、健全激励约束机制，积极构建循环型产业体系，推动再生资源利用产业化，推行绿色消费，加快形成覆盖全社会的资源循环利用体系。但是，当前针对循环经济与产业对应的研究不多，主要集中于农业和工业，并且缺乏从这个产业体系角度的思考。
因此，我国的循环经济制度研究，应在这一方向进行新的探索。第二节研究的理论基础一、经济学理论基础（一）外部性理论
外部性的定义至今尚无定论，不同的经济学家给出了不同的定义，主要是从外部性的产生主体和外部性的接受主体来进行定义的。从外部性的产生主体来讲，较具代表性的是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的定义：“外部性是指那些生产或消费对其他团体强征了不可补偿的成本或给予了无需补偿的收益的情形。”从外部性的接受主体来讲，较具代表性的是兰德尔的定义：“当一个行动的某些效益或成本不在决策者的考虑范围内的时候所产生的一些低效率现象；也就是某些效益被给予，或某些成本被强加给没有参加这一决策的人。”
综合起来看，外部性是指企业或者个人从事活动时，其成本与后果不完全由本人承担，给无辜的第三方强加了成本或者赋予了收益。根据外部性的影响效果，可分为外部经济与外部不经济。外部经济指企业或个人的活动给第三方带来了收益或者好处，并且是无偿的。产生正的外部性并不是当事的经济主体的本意，他本来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这么做，并非有意要帮助别人，只是这种行为产生的效果影响了别人。正的外部性又分为消费的正外部性和生产的正外部性。外部不经济指企业或者个人的活动给无辜的第三方强加了成本或者损害，并且也是无人补偿的。产生负的外部性也不是当事的经济主体的本意，他本来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这么做，并非有意要损害别人，只是这种行为产生的效果影响了别人。负外部性又分为消费的负外部性和生产的负外部性。
对于如何解决环境的外部不经济性问题，当前世界各国的处理方式主要有三种：
一是科学管理，即假设任何环境资源的管理一定有一个最佳方案，只要运用科学知识，公正无私且有专门知识的环境资源管理官员就一定能够解决环境资源管理的所有困难。
二是多元主义者主张的政治解决，他们认为政治力量可以协调价值观的冲突，政府通过制度设计，保护产权，使环境保护与私人经济主体的利益紧密相连，政府管制是解决环境资源管理的最佳方式。
三是自由市场环境保护主义，强调市场过程能够决定资源的最优使用量，运用价格与利益机制给经济主体提供充分的激励，将环境保护与企业或消费者的利润最大化与效用最大化目标联系起来。政府在其中主要是捍卫产权、实现环境保护制度与产业政策的配套协调，使市场有效地发挥资源配置的功能。
科学管理者寄望于公正无私且经过专业训练的管理官员，显然是不现实的，不仅个人掌握的有限信息无法保证决策的正确性，而且怎样才算公正无私也不好把握。多元主义者寄望于政府机构，将政府与市场的作用完全对立起来了。日益兴起的新资源经济学理论倡导的市场与政府相结合的政策主张，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完全依靠政府行政管理的局限，已成为世界各国的一种共识。（二）规模经济理论
规模经济理论最早源自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他指出：“劳动生产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可见，劳动分工得以细化、专业化，从而提高生产效益，是建立在一定规模的批量生产基础之上的。规模经济理论主要是研究批量生产与生产效益的相互关系，其核心含义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当企业经济学要素为最佳组合时，企业生产的产品绝对量增加伴随着其单位成本下降。从内容来看，规模经济包括生产的规模经济，即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单位产品的固定成本就会越低；交易的规模经济，即一次大规模的交易比多次小规模交易更节省交易成本和运输成本；储藏的规模经济，即投入品购买后，存放数量的增多会使单位储藏成本降低；专业化分工效益，即大批量生产交易将使分工更加细化、专业化，产生新的技术、新的设施。从类型来看，规模经济主要分为三种不同类型：一是规模内部经济，指当一个经济实体的经济规模发生变化时，由于组织规模内部变化的原因所导致的企业收益增加的现象。二是规模外部经济，指企业所处的行业发生规模变化时对企业收益的影响。例如，当企业所在的行业整体规模扩大后，可以显著的使行业内部的企业在生产成本、配套成本等方面显著性的降低，进而带来企业外部行业规模增加所带来的外部规模效应。三是规模结构经济，指处于不同行业、不同规模的多个经济实体彼此之间形成紧密的联系与配比，在企业规模结构、城乡规模结构、企业经济联合体规模结构等方面所产生的规模经济现象。规模经济的实现途径主要有两种：一是通过进入与企业知识基础具有协同效应的产品市场从事多元化；二是沿着企业既有主导产品的价值链进行纵向一体化合并。对规模经济的追求会导致大型多元化企业的出现和发展。（三）产业结构理论
产业结构理论的思想源头可以追溯到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17世纪的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他第一次发现了产业结构的不同将直接影响国民收入水平和经济发展阶段。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现代产业结构理论正式开始形成，费夏（Fisher）、科林·克拉克（Clark）、赤松要、里昂惕夫（Leontief）和库兹涅茨（Kuznets）等经济学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其中新西兰经济学家费夏首次提出了三次产业的划分；在配第、费夏等人的基础上，柯林·克拉克建立起了完整的理论框架，并在1940年出版的《经济发展条件》一书中提出了克拉克法则，总结了劳动力在三次产业中的变化；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提出了雁形产业发展形态说（Flying Geese Paradigm），是指通过国外引进——国内生产——产品出口的循环实现后起国家的工业化；里昂惕夫创造了投入产出分析方法，瑞典皇家科学院认为它是一种研究社会生产各部门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系统分析经济内部各产业之间错综复杂的交易的实用经济分析方法；库兹涅茨在《国民收入及其构成》一书中阐述了国民收入与产业结构之间的重要联系并提出了库兹涅茨产业结构论，它是关于国民收入和劳动力在各次产业间分布结构的演变趋势及其原因的学说。此后，刘易斯（Lewis）、罗斯托（Rostow）、钱纳里（Chenery）等知名学者都为产业结构理论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二、管理学理论基础（一）委托代理理论
委托代理命题的产生是20世纪30年代伯利和米恩斯在《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中提出的，它突破了传统的企业利润最大化假说并开启了对企业内信息不对称和激励问题的研究。委托代理关系的产生是基于企业发展的现实需要，随着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而产生的，委托代理理论则是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随着一些经济学家深入研究企业内部信息不对称和激励问题而发展起来的。该理论是制度经济学契约理论的主要内容之一，委托代理关系中授权者就是委托人，被授权者就是代理人。该理论认为，委托代理关系是随着规模化大生产和专业化而出现的。一方面，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由于知识、能力和精力等因素的限制导致所有者不能行使所有的权利；另一方面，随着大批职业经理人的出现，他们的精力和能力往往能够更好地行使经营管理权利，于是委托代理关系便产生了。在实际经济生活中，由于委托人与代理人追求的效用不同——委托人追求自己的财富最大化、代理人追求自己的收益最大化，这就必然导致委托与代理两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委托代理理论有四个基本模型：一是逆向选择模型，由于代理人私自隐藏信息或传递错误信息，导致委托人只了解整体状况不了解具体代理人水平并按照平均水平给予报酬，于是好的代理人不接受委托而最终选择了较差的代理人；二是道德风险模型，代理人实现自身收益最大化的同时可能损害委托人的利益；三是信号传递模型，代理人与委托人存在信息不对称，代理人选择某种信号并按照这种水平与委托人建立委托代理关系；四是信息甄别模型，委托人提供多种合同供代理人选择，代理人根据自己的类型选择一种合同并按照合同采取行动。（二）利益相关者理论
利益相关者理论是关于公司治理模式的一个重要理论，主要探讨企业经营者为综合平衡各利益相关者而进行的管理活动。该理论由弗里德曼在1984年出版的《战略管理：利益相关者管理的分析方法》一书中提出。该理论认为企业追求的是利益相关者的整体利益，不仅仅是某些个体的利益。主要利益相关者包括股东、债权人、雇员等，也包括政府部门、其他相关社会组织，还包括本地居民。由于利益相关者的广泛性与复杂性，如不进行有效的分类就无法进行实证研究和推广应用，弗里德曼根据利益相关者所拥有的资源不同，对企业产生的影响也不同，从三个方面进行了细分：一是所有权利益相关者；二是经济依赖性利益相关者；三是社会利益相关者。同时，弗里德曼还从利益相关者对企业产生影响的方式将其分为直接和间接两种。查卡姆按照相关群体是否与企业存在合同关系，将其分为契约型和公众型两种。米切尔评分法认为，企业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必须至少具备合法性、权利性以及紧迫性三种属性中的一种，从这三个方面进行评分，根据分值将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分为确定型、预期型和潜在型的利益相关者三种。在企业经营管理活动中，利益相关者有的分担企业经营风险，有的进行监督制约。因此，企业在经营时必须考虑这些群体的利益或接受约束，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依赖于对这些利益相关者诉求的回应质量。国内学者在借鉴国外研究的基础上，将该理论用于企业绩效、股利政策、社会责任、社会环境的影响等方面，取得了很多成果。尽管该理论本身有一定缺陷，但其分析方法提供了一种不同的研究视角。三、生态经济学理论基础（一）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理论
生态经济学的核心是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理论，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必然要求。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都曾走过先污染、后治理的路，经济发展破坏了生态系统的各种资源、改变了资源环境结构并最终导致生态系统丧失自我更新能力时，经济系统也会陷入恶性循环。在人类的经济社会活动中，对自然资源需求的无限性与供给的有限性是一对愈来愈尖锐的矛盾，这对矛盾或者生态环境的这种约束条件必然促使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它要求人类要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尊重生态环境与经济系统的辩证关系，走协调发展之路。（二）生态经济生产力理论
生态经济生产力是生态生产力与经济生产力的有机统一。生态生产力是指生态系统的物质、能量的合成与分解转换能力，经济生产力是指“借助于生产与消费的循环转换机制而实现的劳动者的生产力和物质资料生产力的交换能力”。生态经济生产力包括生态生产力和经济生产力两种循环转换：生态生产力循环转换按照生物—环境的模式和植物—动物—微生物—环境的顺序循环转换；经济生产力是按照生产劳动力消费物质资料和消费劳动力生产物质资料的方式循环转换。影响生态经济生产力的因素众多，概括起来主要包括自然环境因素、社会经济因素和科学技术因素三大类，比如新技术、新工具的发明和使用往往可以大幅度提高生态经济生产力水平。四、其他学科理论（一）系统分析理论
在研究系统分析理论之前，必须明确系统的概念和内涵。系统是指若干要素结合而成并具有一定结构和功能的有机整体，各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系统分析理论基于现代管理科学的一个基本的原理——系统原理，它是指运用系统的观点和方法对研究对象进行充分全面的分析和认知并从系统论的角度来处理经济社会活动中出现的问题的方法。霍尔的三维结构是比较典型的系统分析理论，为解决大型复杂系统的规划、组织、管理问题提供了一种统一的思想方法，在世界各国得到了广泛应用。1969年，美国工程师霍尔将系统工程整个活动过程分为前后紧密衔接的七个阶段和七个步骤，每个阶段遵循一套完备的思维程序，并依托专业知识和技能的支持，于是构成了时间维度、逻辑维度和知识维度的三维空间结构。时间维表示系统工程活动从开始到结束按时间顺序排列的全过程，分为规划、拟订方案、研制、生产、安装、运行、更新七个时间阶段。逻辑维表示时间维的每一个阶段内所要进行的工作内容和应该遵循的思维程序，包括明确问题、确定目标、系统综合、系统分析、优化、决策、实施七个逻辑步骤。知识维表示需要运用包括工程、医学、建筑、商业、法律、管理、社会科学、艺术、等各种知识和技能。（二）可持续发展理论
1972年6月，在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分析了由于人口增加和工业经济发展所导致的环境问题，对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进行预警。会议成立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由其对环境问题进行统一协调。1980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世界自然保护基金会、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在《世界自然保护大纲》中首次提出可持续发展概念，认为可持续发展是“改进人类的生活质量，同时不要超过支持发展的生态系统的能力”。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布了《我们共同的未来》，正式使用了可持续发展概念，并做出了系统阐述。1980年国际自然保护同盟发布的《世界自然资源保护大纲》, 1981年美国布朗出版的《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 1992年联合国发布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21世纪议程》，都集中探讨了全世界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可持续发展要求在经济、社会和生态三个方面都实现可持续发展。在经济方面，可持续发展既重视经济增长的数量，又强调经济增长的质量，即经济增长不能忽视生态环境，经济增长具有可持续性。在社会方面，强调社会公平是环境保护得以实现的机制和目标，应以人为本，提升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实现平等、自由、教育、人权以及免受暴力和谐环境，实现自然、经济、社会的持续和健康发展。在生态方面，生态环境是一切经济社会活动的载体，要求经济社会发展要在环境承载力之内，只有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保护生态环境，才能确保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可见，可持续发展理论充分肯定了生态环境的价值，以自然资源为基础，以提高生活质量为目标，在与环境承载能力相协调的情况下，追求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第三节研究目标和意义一、研究目标
本书是在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背景下，围绕构建循环型产业体系的研究目标，以相关学科理论为基础，分析循环经济与产业的互动关系，特别是循环经济对产业发展的要求，总结三大产业在发展循环经济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结合产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借鉴发达国家的有益经验，探讨市场、政府、企业和公众在构建循环型产业体系中的作用，提出了循环型产业体系的基本构架。从制度创新视角，以重庆为例，梳理重庆产业发展情况与循环经济发展情况，查找重庆在产业发展和循环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试图提出构建重庆循环型产业体系的思路与对策。二、研究意义（一）研究的理论价值
前人关于循环型产业体系的研究不多，系统性研究更少，本书通过对循环经济对产业发展的要求、促进循环型产业体系建立的相关模型分析、循环型产业体系的构架等关键问题进行研究，试图提出循环型产业体系的基本内涵、主要特征，以及构建循环型产业体系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要目标和政策建议等，并且以重庆市为例，较系统地分析了重庆市的循环型产业体系构建。（二）研究的现实意义1．国家层面
目前，我国循环经济的理论与实践大多在强调企业、工业园区和社会三个层面上如何推进循环经济，这三个层面的循环经济发展应是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的，但实际却是相对独立，未起到彼此促进的作用，特别是社会层面，推进效果并不理想。究其原因，这三个层面的循环经济发展缺乏产业体系的支撑，对于如何通过产业推动循环经济发展的研究不多，限制了循环经济作为新的经济发展范式应有的作用。因此，研究循环型产业体系，将循环经济落脚到产业层面，用循环经济理论指导产业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2．地方层面
重庆是我国重要的老工业基地，存在着工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不尽合理、高耗能行业和重工业比例偏高、工业污染较严重、工业技术水平较低、有些资源也较短缺等问题。当前，重庆已经全面进入重化工业阶段，这个阶段是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这一阶段的经济发展对能源、矿产资源、水资源为主的资源消耗将迅速增加，尽管重庆已基本形成煤矸石、粉煤灰、锅炉灰渣及工业放散可燃气体等工业废弃物综合利用的生产链和产业链，使部分工业废弃物实现了资源化，现有能源资源压力仍难以缓解。重庆特殊的市情以及在西部大开发中的战略支撑地位，决定了其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发展循环经济，构建循环型产业体系是对科学发展观的贯彻和落实，对于缓解重庆资源与环境的双重压力，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第四节研究方法和框架一、研究方法
本书主要以系统分析方法为基本研究法，借助经济学、管理学、生态经济学等多学科理论，运用定性分析、数理分析与规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着重从制度的角度研究循环型产业体系的构建。二、研究框架
研究框架如图1-3所示：图1-3 研究框架第二章国外循环经济与产业发展一、德国的循环经济与产业发展
德国是欧盟成员国中最早开展循环经济的国家，其循环经济起源于“垃圾经济”。德国实行的是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即政府尽可能不干预市场运行，政府的功能在于制定政策，调节市场运行，提供社会保障，保障市场效率和社会公平。为推动垃圾管理思路贯彻，促进垃圾源减少和回收利用活动进行，为垃圾处理提供资金，德国政府意识到需要全体国民参与，应通过产业化、市场化发展达到目标，引导全社会参与到垃圾处理的活动中。主要采取了以下有益的做法：（一）健全法律法规体系
德国自1972年颁布了第一部包装废弃物处理法规《废弃物处理法》以来，先后颁布了《废弃物管理法》《包装废弃物的处理法令》《包装废弃物管理条例》《循环经济与废物管理法》等废弃物回收再利用的法律法规，以及《饮料包装押金规定》《废弃电池条例》《废旧汽车管理条例》《废弃木材处置条例》等各行业专项法规，形成了一套完善的废弃物管理法律体系，涵盖了生产和消费的各个领域，极大地促进了资源再循环，推动了德国循环经济的发展。（二）建立双元回收系统
1991年，德国颁布的《包装废弃物管理条例》要求回收并利用使用过的包装，对不可避免的一次性包装废弃物，也必须再利用或再循环。这是德国首次用法律规定了包装材料生产和经营者的义务，要求各生产企业不仅要对产品负责，而且要对其包装的回收负责，并责成从事运输、代理、销售的企业和包装企业及批发商回收它们使用后的包装物，也可选择将回收责任委托给专门从事回收处理的回收公司。依据这一法律，在德国工业联盟和德国工商企业协会的支持下，95家涉及零售、日用品生产和标志生产的企业合作成立双向回收系统有限责任公司（Dnales System Dentschland，简称DSD）来负责包装废弃物处置。DSD公司在国家环境政策要求的前提下，根据生产者责任延伸原则，以收费经营的方式，向生产包装材料的企业收取绿点标志使用费，协调地方政府、废弃物管理部门与回收公司各方的利益，明晰各方职责权益，进行垃圾处理及再循环利用，使双元回收系统成为促进循环经济产业化发展的重要载体。（三）延伸生产者责任
1996年，德国正式实施《循环经济与废弃物管理法》，对废弃物的处理提高到了发展循环经济的高度。按照《循环经济与废物管理法》的有关规定，谁开发、生产、加工和经营的产品，谁就要承担满足循环经济目的的产品责任，主要涵盖几个方面的内容：产品包括多次利用的、技术寿命长的产品开发、生产和使用，按规定无害化利用后，采取对环境有利的处置；在产品生产过程中优先采用可利用的废物或二级原材料；含有有害物质的产品要有标志，以确保产品使用后产生的废物能够采取有利于环境保护的方式利用或处置；产品标志上要标有回收、再利用的可能性和义务的说明，以及抵押规定；产品和产品使用后产生的废物的回收以及以后的利用和处置等方面。据此，德国率先实行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要求生产者责任从对弃物处理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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