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道亮
出版社：电子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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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农业——农业供给侧改革必由之路试读：
前言
当前，现代信息技术快速发展，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了新动力，“互联网+”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广度重组产业体系，重构经济社会结构，重塑政府治理理念和方式，日益成为创新驱动发展的先导力量。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在十八届五中全会、中央一号文件和“十三五”规划纲要及《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国发〔2015〕40号）中都作出了重点部署。
目前，我国农业正处在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迅速推进的过程，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都比较低，我国农业劳动力老龄化也很严重。只有改变传统的生产方式、经营方式、管理方式，走一条生产集约、产出高效、产品安全的现代农业发展之路，别无选择。《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制订了11项行动计划，其中第2项就是“互联网+”现代农业行动计划，其根本目的就是通过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农业产业的深度融合，提升农业生产、经营、管理和服务水平，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根本解决生产方式粗放、组织形式分散、服务水平滞后、质量安全缺失的问题。
农业是“互联网+”的重点领域之一，也是“互联网+”需求最迫切、难度最大、战略重要性最强、融合特征最明显、产业链条最长、任务最重的领域。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空间信息技术、人工智能（以机器人为代表）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浪潮的来临，为“互联网+”农业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改造传统农业、发展现代农业，迫切需要运用上述六大技术对大田种植、设施园艺、畜禽养殖、水产养殖、农产品物流等农业行业领域的各种农业资源要素进行数字化设计、在线化处理、智能化控制、精准化运行和科学化管理，从而实现对各种农业要素的重新配置与优化，创新农业的生产方式、经营方式、管理方式和服务方式，使传统农业跃升到一种新的业态，达到高产、高效、优质、生态、安全的目标。
既然农业是“互联网+”的重点领域之一，它的基本理论框架是什么？它的技术基础和技术体系是什么？它的支撑体系又是什么？“加”什么？怎么“加”？如何快速稳步推进？随着全国各地“互联网+”行动的实施，很多地方政府和企业开展了大量的实践，涌现了一些鲜活的案例，也迫切需要全面、系统、客观和公正地回答上述问题。作为20年在农业信息化战线上不断探索的一员，深感有责任和义务对以上问题进行系统整理和总结，这正是本书出版的基本动因。
自1997年以来，作者一直致力于人工智能在农业领域的应用研究，最初开始研究农业资源高效利用专家系统，1998年开始重点研制鱼病诊断专家系统和农业病虫害远程诊断系统，2002年开始全过程水产养殖智能决策支持系统的研究，重点对水质管理、饲料投喂、疾病诊断的决策模型和系统开展了精细管理决策系统研究。这一阶段重点开展了农业推理、预测、预警、优化、决策方法和模型，以及农业知识库的建设，虽然当时没有物联网概念，但对农业信息处理做了大量的工作。2006年，作者考察了荷兰、德国、比利时等国家的渔场、猪场、奶牛场、辣椒温室和花卉温室，一个重要的启发就是软件和硬件必须一体化，信息采集、传输、处理、控制系统集成在一起才能实现农业的自动化，单靠专家系统与决策系统就像人只有神经系统没有运动系统，而不能行走。因此，2006年作者下决心开展传感器和无线传感网络的研究，开始组建智能系统团队，包括3个研究组：传感器与传感网络组、智能信息处理组和系统集成组。作者的博士生、硕士生研究方向也从原来的一个变为两个，并把传感器作为最重要的方向，同时以基础最好的水产养殖领域作为突破口，先后开展了水产养殖水体溶解氧、pH值、电导率、氨氮、叶绿素、浊度等传感器的研发，开始以电化学传感器为主，后过渡到光学传感器。刚好，2007年我们成功申请了国家“863”计划课题“集约化水产养殖数字化集成系统研究”，为我们自主开发了一系列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水质传感器、采集器和控制器以及水产养殖环境监控管理平台，真正实现了水产养殖领域水体信息采集、无线传输和智能处理与控制的一体化，在当时国内还没有物联网概念的情况下，其实已经开展了水产养殖从传感器、无线传感网、信息处理一体化远程测控技术研究，也就是今天提及的水产养殖物联网的雏形。
2009年时任总理温家宝提出“感知中国”之后，物联网研究和应用在国内骤然升温，也适逢国家开始制定“十二五”发展规划，作者也很荣幸地参与了农业部《全国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十二五”规划》、科技部农业与农村信息化专项规划及示范省建设、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农业农村信息化建设发展指南（2013 —2015年）、国家发改委农业物联网标准和示范工程建设规划等的起草和调研工作，对农业物联网的理解日渐全面和深刻。2010年，团队对农业传感器的研究也进行了进一步的拓展，从水体参数传感器向土壤和气象参数传感器拓展，从水产养殖向设施园艺和设施畜禽养殖拓展，并成功申请北京发改委先进农业传感北京工程中心和北京科委农业物联网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在两个中心的平台上团队的方向也日渐明晰，主攻传感器与传感网技术、智能信息处理技术、系统集成技术以及上述技术的产品化。
2010年，我们的传感器、采集器和控制器已经走出了实验室，但总体上还是小范围和小规模的试制与测试，2011年我们建立了中国农业大学宜兴实验站，并形成了江苏中农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专门负责技术的熟化、产品研发和物联网系统运营和维护，在江苏无锡的宜兴市开展了4个乡镇1万亩水面的较大规模的水产物联网应用，开始了农业物联网技术的规模化应用探索。2011年团队迎来实施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农业现场信息全面感知技术集成与示范”、农业部公益性行业（农业）科研专项“现代渔业数字化及物联网技术集成与示范”、国家发改委“养殖业物联网示范工程”三个重大课题实施的机遇，我们在全国12个省开展了较大规模的示范应用，尤其是对物联网中的传感技术、物联网运营平台和系统集成技术进行全方位的测试与应用，在应用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中寻找本质的科学方法，改进后再到实践中验证，再发现问题，循环往复，不断深入。
2011年在一次国际会议上，作者听了一位专家关于大数据（Big Data）的报告，开始详细思考农业大数据的获取、存储、计算和挖掘及分析，并开始以我们的宜兴基地为试验场研究水产养殖物联网与大数据的关系，2011—2014年我们围绕水产养殖的实际需求，构建了系列基于物联网数据的模型，包括数据降维、去噪、分类、挖掘、预测、预警，越来越觉得物联网就是农业大数据，大数据分析是物联网智能化和实用化的保障，两者相得益彰。随着移动互联、云计算技术的发展，农户用手机的普及，大数据分析尤其对分散农户的农作指导和政府信息农村服务企业获取农户生产、消费行为等优势明显。随着我们团队在农业物联网与大数据领域研究的深入，越来越觉得大学作为研究机构开展理论和原型产品研发有优势，但产业化必须有产业支撑方能成功，于是2013年我们与福建上润精密仪器成立了农业物联网与智能装备研发中心，2015年与北京软通动力信息技术集团成立了农业互联网大数据联合研发中心，通过产业力量支撑物联网与大数据规模化应用成为可能。同时也深刻地体会到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给传统的人工智能插上了即时计算的翅膀，使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和智能制造经历了重生，农业智能机器人进入一个崭新时代，越发呈现出勃勃生机。
2015年，李克强总理提出了“互联网+”行动计划，“互联网+”马上成为本年度最为流行的一个术语，2015年7月4，国务院印发《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部署11项行动计划。农业部也开始部署《“互联网+”现代农业三年行动实施方案》，作者有幸牵头起草该文件。这个机会也给作者一个压力，必须学习“互联网+”的思想精髓，必须考察“互联网+”的鲜活案例，必须想办法把“互联网+”理论体系建立起来，理论方可指导实践。加上近三年来作者也牵头《全国农业农村信息化“十三五”发展规划》起草工作，这样有很多机会与农业部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相关部门负责同志、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新型职业农民接触，参加了一系列学术会议和研讨会，做了大量的社会调研，这些工作都对本书的体系框架的形成很有启发。“互联网+”农业的产生不是偶然的，是我国农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有其产生的必然历史背景，凸显在以下几个方面。（1）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低，农业资源约束趋紧，如何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产出高效的现代农业道路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基本问题。（2）我国农产品成本、价格已全面逼近或超过国际农产品价格，补贴已趋近黄线，且农产品市场极不稳定，农民增收困难，如何促进农民增收不容忽视。（3）农产品品质问题突出，如何客观面对，全面解决。（4）我国农业劳动力老龄化问题凸显，年轻人不愿从事传统的农业生产，将来谁来种地？谁来养猪？这是我国农业发展迫在眉睫的问题。（5）我国农产品市场波动很大，农产品价格一夜暴涨或一夜暴跌，“蒜你狠”“姜你军”时有发生，说明我们的市场信息体系不透明、不健全，迫切需要构建信息化的产供销体系。
因此，“互联网+”农业必须迎合这些需求，解决这些问题。“互联网+”农业的本质是通过物联网、大数据、移动互联、云计算、空间信息和智能装备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农业资源要素（土地、水、劳动力、资金、信息等）的重新配置和深度融合，产生一个更高产、高效、优质、生态、安全的更具有竞争力的新业态，包括大田种植业、设施园艺、畜禽养殖和水产养殖，在新的业态下生产、经营、管理和服务要打通，实现全链条、全产业、全要素的在线化和数据化。这个跃升，需要六大支撑体系（基础设施支撑体系、产业支撑体系、科技支撑体系、人才支撑体系、环境支撑体系、市场及运营支撑体系）的合力推动，更需要一个政府、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农户四大主体共建、共享、共赢的商业运行机制，确保“互联网+”农业进入一个稳健运行的新状态。
随着全国各地“互联网+”行动的实施，很多地方政府和企业开展了大量的实践，涌现了很多鲜活的案例，本书从全国选择了“蟹联网”“猪联网”“菜联网”“花联网”“机联网”“户联网”6个典型的案例，分别从背景、解决方案、机制模式、效益效果等方面进行了深刻剖析，力图给读者一个全面的了解和启发。虽然这些案例只是从“互联网+”农业的某个方面进行了探索，或者说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互联网+”农业，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总是值得鼓励和表扬的，这些先进的做法代表了未来发展的方向。
本书从宏观的角度和战略的视野，对我国“互联网+”农业面临的战略问题、战略定位、战略思想、战略任务、战略部署、战略对策进行了系统分析，从另一个角度对我国“互联网+”农业发展的长期性、紧迫性、艰巨性进行了阐述。同时，也系统论述了“立足当前、面向未来、补充条件、提升层次”的基本工作思路。
本书的特色及创新之处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系统性：本书系统地从农业资源、信息技术、现代农业、产业链条、支撑体系、运营机制与模式6个方面对“互联网+”农业进行了系统阐述，对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逻辑关系、地位和作用进行了详细论述。（2）先进性：“互联网+”农业是一个崭新的话题和领域，本书的理论体系、技术体系、案例、战略都是首次提出的，都充分借鉴了国际、国内发展的经验。（3）实用性：本书选择的“蟹联网”“猪联网”“菜联网”“花联网”“机联网”“户联网”6个典型的案例，是目前国内“互联网+”农业的先进代表，可以为“互联网+”农业实践者和建设者开展具体工作提供借鉴，也可对相关研究工作者提供思路，也希望可以指导各级农业管理部门、农业龙头企业、农业合作社开展相关建设工作。也希望本书能成为一本通俗的读物，能引起“互联网”爱好者共鸣。
本书凝聚了很多农业信息化领域科研人员的智慧和见解，首先要感谢我的导师中国农业大学傅泽田教授，他为我搭建了农业信息化领域的研究平台，多年来在科研教学工作中的教诲和指导让我受益良多。特别感谢国家农业信息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赵春江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刘成良教授、浙江大学何勇教授，他们带领我在农业信息化领域努力进取，他们兄长般的关爱和帮助使我不断成长。特别感谢汪懋华、孙九林、罗锡文院士，王安耕、梅方权等老专家在历次农业农村信息化会议上的指导和建议，他们的许多观点令我茅塞顿开。感谢农业部余欣荣、屈冬玉副部长，唐珂、张合成司长，王小兵、张辉、陈萍副司长，张国、王松、宋代强处长，农业部信息中心张兴旺主任，杜维成、吴秀媛副主任，刘桂才总工程师在历次农业信息化研讨会议上的指导与建议，对“互联网+”农业理论框架的深化和形成有很大促进作用，也对许多不清楚的理论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感谢电子工业出版社董亚峰先生的大力支持，没有他的鞭策和鼓励，本书不会这么快与大家见面。“互联网+”农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电子、通信、计算机、农学、工程、管理等若干学科和领域，这些学科的交叉和集成决定了写好这样一本书并不是容易的事情。除了理论、技术和方法外，还有工程实施和运行机制，在实际应用中遇到的问题就更多了，加上“互联网+”是一个新生事物，理论、方法、技术、案例都不成熟，深感出版此书的责任和压力巨大，本书从下定决心写、理论框架和思路形成到成稿只有8个月的时间，写作分工如下：陈英义（第9章）、孙龙清（第18～第20章）、段青玲（第6章）、位耀光（第12章）、李振波（第15章）、孙明（第13章）、杨卫中（第14、第16章）、刘利永（第4、第10章）、张彦军（第11章）、袁晓庆（第7、第8章）、沈立宏（第5、第17章）、刘晓倩（第1章）、董政祎（第2章）、文洪星（第3章）参加了撰写和历次初稿修改的讨论，我的研究生于辉辉、杨昊、包建华、乔曦、王聪、李震等参与了本书的文字勘误工作，之后我又进行了若干轮的修订和统稿。由于作者水平有限、时间紧，书中错误或不妥之处在所难免，诚恳希望同行和读者批评指正，以便改正和完善，如有任何建议和意见，欢迎与我联系。2016年12月于中国农业大学第1篇 背景篇
我国是农业大国，目前正处在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信息化同步推进的关键时期，互联网与农业融合发展空间广阔，潜力巨大，深入推进“互联网+农业”，是推动农业现代化、促进农业转型升级的关键之举。我国农业面临着严峻的资源环境和补贴政策约束，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突出，同时面临着价格“天花板”与成本“地板”的双重挤压。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农业生产方式及生产技术不断改进，“互联网+”及大数据理念的提出，为我国“互联网+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契机。该篇从我国农业面临的资源与环境约束、农产品价格缺乏竞争力以及农产品质量安全几个方面分析我国农业面临的困境。“互联网+”作为信息技术发展新形态，应用到农业领域，能够加快传统农业的转型升级，破解“双重挤压”和“双重约束”，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全面提升农业生产、经营、管理、服务水平，加速新常态下农业“调结构、转方式”和农业供给侧结构改革进程。应用“互联网+农业”改变当前农业生产方式，走出农业困境，寻找一条高效绿色的农业发展道路。第1章 农业资源与环境约束
中国用世界10%的耕地、6%的淡水养活了世界20%的人口，提供了全世界25%的粮食，但这一成果是大量资源消耗和生态环境破坏换取而来的，中国化肥的利用率仅为发达国家的1/2，单位面积的农药使用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5倍，水资源的利用率仅为发达国家利用率的1/3。农业现代化短板依然存在，集中体现为劳动生产率低、土地产出率低、资源利用率低，导致生产成本居高不下、农业竞争力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对于资源禀赋本就不富足的中国来说，农业发展并不能依靠无止境的资源消耗，而是明显受到资源的刚性约束，尤其是在城镇化、工业化的大力推进下，传统的生产要素资源如劳动力、耕地、水资源等被剥离至非农产业，而且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中国的人口仍在不断增长，根据联合国预测到2050年，中国人口将达到13.85亿[1]，对粮食、资源的需求量将更大，因此，需要走一条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网络化、智能化、精细化、组织化的发展道路，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和增值空间。“互联网+农业”的发展模式能够促使农业规模化、标准化、产业化发展，升级农业生产、经营、管理、服务的技术装备，将潜在的生产能力挖掘出来并有效提升，这将是未来中国农业生产实现持续健康发展的有效途径。1.1 耕地资源约束
1.1.1 我国耕地数量不足，且质量不高
我国是人口众多、耕地资源相对贫乏的大国，人口和耕地矛盾十分突出。我国耕地资源虽然总量较大，但是数量不足的问题也十分明显，一方面从耕地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比重来看，中国仅为13%，远低于印度的49.4%、法国的33.2%、英国的24.9%以及美国的18.7%；另一方面我国人均耕地面积不足。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根据分析研究提出人均占有耕地面积最低界限为0.0531公顷（吴群，2011），而根据我国国土资源部2013年12 月30日公布的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主要数据成果显示，我国当前的耕地总面积为13 538.5公顷，人均耕地面积为0.08公顷，相比之下目前我国的人均占用耕地面积已经不及世界人均耕地水平的一半。我国的人均耕地面积仅占世界人均耕地面积的1/3、印度的1/1.6、美国的1/6.5、俄罗斯的1/8.4、加拿大的1/14.5以及澳大利亚的1/26。不仅如此，近年来在经济发展压力下，人均耕地仍有下降趋势。而且我国可供开发的耕地后备资源却十分短缺。我国耕地少，可供开垦的宜农荒地资源有限，只有2亿亩左右（见表1.1）。表1.1 2009年人均耕地面积国际比较资料来源：全球宏观数据中心http://www.100ppi.com/mac/world_zt---ZT22.html。
除了数量上的不足之外，耕地资源总体质量差的威胁也不容忽视。具体来说，质量上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耕地中的中低产地比重大。根据2016年4月国土资源部发布的《中国土地资源公布》结果显示，全国耕地平均质量总体偏低。我国现有的耕地中，中低等耕地占大部分，耕地的总体质量比较低。较大的中低产耕地比重，基本上决定了我国耕地资源总体上生产力及其产投比。第二，耕地资源养分含量低且水土匹配条件差。从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资料中可以看出，耕地有机质含量大于30克/千克的就有1405.3千公顷，占被统计耕地面积的15.06%；有机质含量在10克/千克到30克/千克的有55026千公顷，占被统计面积的59.08%。第三，耕地资源总体质量尚存在不断恶化的趋势。2014 年4月17日，环境保护部与国土资源部联合公布了《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首次对我国土壤污染状况进行调查。调查显示我国土壤环境问题突出，耕地土壤环境很不乐观。耕地土壤点位超标率达到19.4%，其中轻微污染点位比例为13.7%，轻度为2.8%，中度为1.8%，重度为1.1%。因污染及其所造成的耕地质量下降，又导致全国粮食减产、粮食污染。
中国耕地数量不足、土地质量遭到破坏这一问题日趋严重，传统的农业种植生产方式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迫使我们转变农业生产方式，打破土地对农业生产的限制。信息技术的发展为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提供了契机，无土栽培技术使得农业种植脱离了土地的束缚，测土配方施肥能够有效地改善土地质量，合理利用土地资源，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1.1.2 土地产出率低
土地产出率反映的是土地生产能力，是反映一个国家农业生产力水平的综合经济指标。衡量土地产出率通常使用产品数量或产值。土地产出率也承载着人口、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由于土地资源有限，随着人口增长，人们对土地产出率愈发重视。“藏粮于地”与“藏粮于技”便是我国政府在新时期新条件下对土地生产能力的重视。
据估计，我国的农业土地产出率在近十年中增长了两倍以上，结果喜人。尽管我国土地产出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与农业发达国家相比依然差距巨大，其面临增长的瓶颈。早在1998年，荷兰的土地产出值为每公顷4814美元，西欧为1033美元，而我国仅有413美元。图1.1～图1.8表明，对于粮食作物，我国的单产水平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其中小麦、稻谷、大豆的单产水平高出世界平均水平很多，但是同单产较高的国家相比，我国的单产水平还有一定差距，而在籽棉、油菜籽方面，我国的单产水平尚未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因此，我国的主要种植业产品单产水平尚有很大提升空间。图1.1 谷物单产水平比较图1.2 小麦单产水平比较图1.3 稻谷单产水平比较图1.4 玉米单产水平比较图1.5 大豆单产水平比较图1.6 籽棉单产水平比较图1.7 油菜籽单产水平比较以上多图资料来源：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图1.8 甘蔗单产水平比较
在土地资源总量有限的条件下，未来一段时间，耕地面积由于工业占用、环境保护、培养地力等原因增长困难，依靠种子改良、田间技术改进等方式提升空间狭小，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测土配方施肥以及大田物联网技术的不断推广，有效改善耕地质量，提高土地利用率，扩大农业种植规模，实现农业规模化和标准化生产。因此，提升单位面积产值水平只有依靠引入先进技术，改善生产水平，提升产品质量和附加值，控制产品生产成本。1.2 劳动力约束
1.2.1 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女性化趋势严重
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截至2010年，农村人口为6.74亿，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高达50.32%[2]，我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的农业人口大国。近年来，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女性化趋势明显，农村留守群体问题严重，农村生态环境不断恶化，“三农”形式日益严峻。
对我国而言，农村人口老龄化和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并驾齐驱，从第三次人口普查到第六次人口普查，农村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由5.0%上升到10.06%，农村比城镇高出2.37个百分点。在城乡二元经济的影响下，大批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转移至城镇，加剧了农村劳动力的老龄化。1990年农业劳动力平均年龄为36.8岁，2000年增加到40岁，2010年则超过45岁，已进入农业劳动力老龄化时代。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将会日渐加剧。2011年，农村接近60岁或者达到60岁的劳动力已经占了55%。如今，“农民荒”“空心村”“‘三八’‘六一’‘九九’部队”成为中国农村社会的真实写照，农业发展危机与农业后继无人等问题随之而来。
在中国，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不仅导致了农业劳动力数量层面的绝对减少，同时伴随着劳动力质量层面的流失，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动以及农业劳动力数量的减少，农业技术变迁已经越来越以劳动力节约为取向（蔡昉，2007）。消除过剩劳动力并获得农业技术进步是农业发展增长的基本内容，农业的增长建立在技术效率提高和技术进步的基础上。
虽然中国农村人口存在着老龄化、女性化的倾向，中国农村的有效劳动力不断减少，但是我国农村网民的规模在不断增长，截至2014年12月，中国农村网民规模达1.78亿，年增长率为1%[3]，而且农村网民呈年轻化趋势，20～29岁的农村网民占比最高。所以，农民可以借助“互联网+农业”的生产方式，提高农业生产方式的技术含量，增加农村年轻劳动力对农业的积极性；同时利用“互联网+农业”的生产模式，实现以更少的劳动力生产出更多的农产品，节约劳动力，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摆脱有效劳动力不足对农业生产的限制（见图1.9）。图1.9 2013年农村人口年龄结构
1.2.2 农业劳动生产率低
农业劳动生产率是指单位农业劳动者在单位时间内生产的产品价值，取决于农业总产值和农业就业人口，即农业劳动生产率=农业总产值/农业就业人口。因此，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赖于农业总产值的提高（产量的提升或产品价格的上涨）或农业就业人口的下降，由于统一的全国农产品市场，我们通常不再考虑价格因素，因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高低直接取决于农产品产量和农业劳动力就业数量。
1990—2013年，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有显著提高，稻谷年均提高9.9%，小麦年均提高12.3%，玉米年均提高10.3%，大豆年均提高14.3%，棉花年均提高8.7%。这种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得益于用工减少和单产提高。但是与农业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远低于世界先进水平，约为世界平均值的47%、高收入国家平均值的2%、美国的1%。
在农业劳动力不足以及农业劳动力生产效率低的双重压力下，我国农产品面临着严峻的国际竞争形势，一是农产品质量不如发达国家的农产品质量，二是农产品价格高于发达国家的价格。改变这种困境，提高我国农产品竞争力，需要应用现代信息技术，用智能化装备替代人工操作，精准、高效地控制生产规模和产量，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1.3 水资源约束
1.3.1 我国水资源人均占有量不足，分布不均
我国是一个严重缺水的国家，虽然水资源总量较多，但由于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所以人均水资源占有率极低，缺水在我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且呈不断加剧的趋势。我国的水资源不断减少，与此同时我国在水耗量上却不断增加，很多省市所消耗的水资源都远远超过了其水资源可利用总量的承担能力，所以为了维持实际用水的需求，不得不超量对地下水进行开采，从而导致地下水位下降情况严重，导致一些地区地面沉降及一系列环境问题的发生。
我国的水资源总量为2.8亿立方米，排名世界第6位，但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1/5还多。人均占有水资源量仅为2400立方米，仅为世界人均数的1/4，排在100位之后，而且我国水资源在时间和空间的分布还极不均匀，南方多、北方少。海河流域人均水资源量仅占几百立方米，远低于世界贫水国家的平均水平。2014年我国需水总量约为6095亿立方米，农业用水量占我国总用水量的一半以上。由图1.10可以看出，生活用水占总用水量的12.6%，工业用水占22.2%，农业用水占63.5%，生态环境补水（仅包括人为措施供给的城镇环境用水和部分河湖、湿地补水）占1.7%（中国水资源公报，2014）。2030年，我国人口增至16亿峰值时，人均水资源将降到1750立方米，按国际上一般承认的标准，人均1760立方米为用水紧张的国家。所以，我国被列为世界上13个贫水国之一。
我国水资源具有时间、空间分布上不均匀，水土资源不平衡的显著特征。总体来说，南方水多、人多、地少；北方地多、人多、水少。我国北方地区耕地面积占全国的58%，水资源量仅占全国水资源量的19%；而南方地区耕地面积占全国的42%，水资源量占全国总量的81%。水土资源极不匹配，造成我国旱涝灾害频繁，北方地区极度缺水。图1.10 2014年我国不同行业用水结构
1.3.2 我国农业用水利用率低
我国干旱、半干旱土地面积占国土面积的一半以上，没有灌溉就没有农业的干旱地区占国土面积的1/3。现有耕地中近一半没有灌溉设施，收多收少“听天由命”；有灌溉设施的耕地中约1/3供水不足。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农业用水的效率还非常低。2014年，我国耕地实际灌溉亩均用水量为402立方米，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为0.53（中国水资源公报，2014）。我国80%的粮食产于灌溉农田，7灌溉面积为5×10公顷，居世界首位。全国95%的灌溉土地使用传统的漫灌和沟灌，水的利用率仅为30%～40%（发达国家可达80%～90%），浪费极为严重。在农田灌溉中，我国大部分灌区的灌溉定额高出作物实际生态需水量的2～5倍。
1.3.3 精准灌溉成为未来节水农业的必由之路
由于农用水资源逐渐被非农业所占用，水资源短缺对农业造成的威胁会更大。农业用水供给量是否充足以及水的利用率的高低，严重影响着农产品供给及农产品的质量，农业用水的供给与农业生产结构以及农民的收入水平也密切相关，尤其是在干旱半干旱地区，农业用水的供给数量以及配置效率显得尤为重要。
就目前的水资源利用开发而言，随着可开发的水资源越来越少，水资源开发边际成本越来越高。因此单纯依靠兴建水利工程满足水资源需求日趋艰难，尽管可以通过跨地区调水满足缺水地区的部分用水需求，但调水量仍难满足日益增长的用水需求，且调水成本非常高。按传统耕种方式，施肥灌溉的依据是经营和感觉，浪费人力、物力，监控不到位，对环境构成一定的危害。互联网的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可以使耕种变得更加精准、及时，利用物联网技术，实现土壤水分自动监测，自动浇灌。研制、推广智能节水灌溉系统、水肥一体化灌溉模式，加强农业基础设施融合信息化，提高农田水利信息化水平，加快农机及农业装备与信息技术融合，发展智能机具及装备，有效监测环境，控制生产，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1.4 环境约束
1.4.1 化肥过量使用造成环境污染严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得到了迅速发展，但这种发展主要是依靠化肥、农药等化学物品投入量的大幅度增长。中国目前化肥的使用也是世界上最高的，大约是5800万吨。农用化肥投入导致的农业污染主要表现在化肥的使用量大，但肥料配比不合理，导致利用效率低下、流失严重。
首先，化肥使用量大。在过去的十多年间，我国的化肥使用量呈直线上升的趋势，从2000年的4146.4万吨，增至2013年的5911.9万吨，是世界上化肥使用量最多的国家，中国的化肥使用强度是罕见的，耕地不足世界的1/10，但氮肥的使用量近乎占全球的30%。国际公认的化肥施用安全上限是225千克/公顷，但目前我国农用化肥单位面积平均施用量达到434.3千克/公顷，是安全上限的1.93倍（赵晓军，2013），平均施用量是发达国家化肥安全使用上限的2倍，是美国的4倍，部分地区化肥施用量还远远大于这个强度（见表1.2）。表1.2 我国农药、化肥、地膜使用量资料来源：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其次，化肥利用率低。目前，发达国家化肥利用率可达60%～70%，而我国氮肥的平均利用率仅为30%～35%，磷肥为10%～20%，钾肥为35%～50%（张智峰，张卫峰，2008）。化肥利用率极低，加剧了氮、磷、钾的流失和农业面源污染的生成。通常，化肥施入土壤后，在各种环境因素的相互作用下，约30%的营养成分会通过地表径流、灌溉、淋溶、渗漏、挥发等途径损失掉，所以，即使按最低30%流失率计算，近年来我国每年化肥流失量至少在1500万吨以上。由于多数农民不掌握科学施肥技术，化肥有效利用率低，损失的化肥进入环境，导致土壤有机质降低、理化性状变劣、肥力下降、加剧了湖泊和海洋的富营养化等，目前我国已经有一半以上湖泊的水质受到不同程度富营养化污染的威胁（左晓利等，2011）。
最后，化肥配比不科学。我国在化肥施用中，氮、磷、钾肥施用比例不科学的问题由来已久。长期以来，我国农业生产中施用的肥料以化肥为主，很少施用有机肥，化肥中以氮肥为主，磷肥和钾肥施用量较少。肥料配比的不合理可能造成土壤板结和酸化，土地生产能力下降和土壤营养成分的大量流失，引发农业面源污染等。
我国农业化肥的过量施用和不合理施用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非常严重，已经对农产品质量安全造成威胁。合理适量施用化肥是发展绿色高效农业的必经之路，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精准农业、智慧农业可以改变这种现状。测土配方施肥和水肥一体化等技术的应用既保障了化肥施用的适量性和合理性，也提高了化肥的利用率，减少了化肥的流失，提高了农产品质量，降低了环境污染。
1.4.2 农药过量施用造成环境污染严重
随着19世纪末杀虫剂的发明和在作物保护方面的应用以及20世纪40年代中期有机合成农药的出现，农药在农业生产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化学农药为农民提供了有效和便宜的作物保护物质，是农业增产的重要保障。21世纪，人类依然面临粮食短缺与人口剧增的巨大矛盾，农药作为提高农作物产量和农业经济效益的重要手段，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赵其国，黄季焜，2012）。近30年来，随着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减少和农业生产方式的变化，病虫害防治越来越依赖农药。
首先，我国目前农药使用量和残留量都很大。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同时也是农药的生产和消费大国。2013年农业部资料显示，每年约有175万吨农药使用于农牧林业生产，平均每亩施加1.92斤农药，单位面积农药用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农药大多以喷雾剂的形式喷洒于作物上，只有10%～20%附着在植物体上，80%～90%散落在土壤和水里，漂浮在大气中，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
其次，农药施用结构不合理。自从有机氯农药问世以来，化学农药迅速发展。无论是农药用量还是农药品种都在迅速增加，由刚开始的100多种增加到2000多种，农药类型也由石硫合剂、波尔多液等矿物源农药，发展到有机磷、有机氯以及氨基甲酸酯类高残留剧毒化学农药（赵连生，2006）。我国现在使用的农药，化学农药占农药总量的93.3%，生物农药约占6.7%，其中剧毒、高残留农药超过农药总量的30%。高度高残留农药的过量使用在我国仍非常突出。
最后，农药利用效率低下。粉剂农药仅有约10%附着在植株上，液体农药约有20%附着在植株上，仅有1%～4%作用于害虫，40%～60%洒落地面，5%～30%漂浮在大气中，大约总共有80%进入环境。大气和土壤中的农药随着降雨、渗滤和地表径流进入水体，引起水体环境恶化。土壤中的农药会影响土壤的结构和性质，引起土壤酸化，危害土壤微生物，破坏土壤生态环境，降低土地生产能力，残留期长的农药还会通过食物链危害人体健康。
农药过量使用以及农药利用效率低，造成我国水、土地、大气等生态环境污染和农产品农药残留严重，提高农药的利用效率，有针对性地使用农药可以缓解环境问题和农药残留问题。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精准农业可以有效预防病虫害，从而减少农药使用量；也可以针对不同病虫害、不同作物使用不同种类的农药，有效地提高了农药的使用效率，减少了农药残留。
1.4.3 农膜过量使用造成环境污染严重
20世纪50年代，塑料薄膜开始在农业领域应用，随着农业科技的进步和农业新技术的推广，农用塑料薄膜成为农业高产、稳产的重要投入品，已在农作物栽培、种植、畜禽和渔业养殖等农业领域广泛应用。农膜的广泛应用，促进了土地资源的有效利用，提高土地生产能力和农作物产量的提高。农用塑料主要包括棚膜和地膜。棚膜较厚，面积较大，不易破损，容易收集，一般都能回收利用；而地膜很薄，容易破损、老化，残留在土壤中很难清除，形成了严重的白色污染，因此地膜污染是农膜污染的主要方式。
近20年，我国农膜用量急剧增加，地膜的用量和覆盖的耕地面积均居世界首位。在我国，农膜、地膜和地膜使用面积都呈显著递增趋势。1991年农膜用量为64.2万吨，从1996年起，农膜用量超过100万吨，且以每年10%的速度递增。2011年农膜用量为229.5万吨，是1991年的近4倍。地膜覆盖面积也在迅速增加，2011年地膜覆盖面积为19790.5千公顷，相当于1993年的3.4倍（张宏艳，2013）。
一方面农膜的生产和使用量很大，另一方面由于国产农膜的生产向薄型化发展，因此地膜强度低、易破碎，回收困难，大量劣质农膜容易风化破碎，导致残留农膜的大量存在，形成严重的“白色污染”。据统计，我国农膜年均残留量高达35万吨，2005年残膜量达到74万吨，残膜率达42%（张宏艳，2013），近乎50%的地膜在土壤中残留，使得我国目前耕地残膜污染十分严重。
长期残留的地膜老化变硬，会破坏耕作层的土壤结构，阻隔土壤水肥传导，降低土壤微生物的活动能力，使土壤抗旱能力下降，对土地生产能力和农业可持续发展造成不良影响；残膜存留在土壤中还会阻碍农作物生长，影响作物养分和水分的吸收，降低作物产量；农膜逐年在土壤中积累, 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即使降解也会释放有害物质，污染农产品并且危害人体健康（郭敏，韩鹏飞，2009）。智能温室的出现降低了农膜的使用，可控的温室温度、湿度、空气含氧量不仅更适宜农作物的生长，而且比农膜更环保。
1.4.4 畜禽养殖污染物处理不当，造成环境污染严重
畜禽养殖业污染主要是因为没有对畜禽养殖所产生的固体废弃物和废水进行及时、有效处理。畜禽养殖业的快速发展，改善了居民的食物结构和营养结构，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但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农业环境污染。一方面，集约化规模养殖的发展使得畜禽的数量大增，畜禽粪便排放量也随之增加；另一方面，由于缺乏相应的处理技术，大量未经处理的畜禽排泄物被随意堆放，带来严重的环境污染。《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共收集了2007年2899638个农业源普查对象的污染物排放情况，畜禽养殖业普查对象占67.7%。畜禽养殖业主要污染物排放统计了粪便排放和水污染物两项，其中畜禽养殖业粪便产生量2.43亿吨，尿液产生量1.63亿吨。据2010年第一次全国污染普查结果显示，在总氮和总磷的排放比例中畜禽养殖业分别占了37.9%和56.3%，成为农业污染的重要污染源（见表1.3）。表1.3 农业源污染排放比例资料来源：第一次全国污染普查公布（2010年）。
2015年3月发布的《全国环境统计公报（2013年）》，相对历年的公报而言，提供了翔实的畜禽养殖污染情况数据。调查统计的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共有138730家，规模化畜禽养殖小区9420家，排放化学需氧量312.1万吨，氨氮31.3万吨，总氮140.9万吨，总磷23.5万吨。其中化学需氧量和氨氮的排放量分别占农业源的27.7%和40.2%，占总排放量的13.3%和12.8%。与工业污染排放相比，畜禽养殖业污染物的化学需氧量与工业污染相当，而氨氮的排放量超过了工业排放27.7%。加之对环境影响较大的大中型养殖场80%分布在人口集中、水系发达的大城市周围和东部沿海地区，集约化畜禽养殖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畜禽养殖的废弃物及废水的处理不当是造成农业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要改变养殖业对环境造成的危害需要改变传统的养殖模式，采用科学环保的养殖方式，须对废弃物及废水进行处理及循环再利用，实现“种养加”生态农业模式。例如，鱼菜共生养殖方式，实现养鱼不换水而无水质忧患，种菜不施肥而正常成长的生态共生效应，合理利用空间的同时又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
1.4.5 废弃秸秆造成环境污染严重
秸秆是农作物的主要副产品，是自然界中数量极大且具有多种用途的可再生生物资源。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报道，世界范围内种植的农作物每年可提供各类秸秆约20亿吨，而我国的秸秆2014年就有9亿吨左右，位居世界首位。受传统消费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影响，我国农村的秸秆资源完全处于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的状况，大部分的农作物秸秆被弃置或被焚烧，秸秆所拥有的多种价值没有被充分地挖掘出来，成为“被放错位置的资源”。据统计，目前我国秸秆利用率仅为33%左右。秸秆资源的低利用率及不合理的处置方式，不仅极大地浪费了资源，而且在秸秆燃烧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温室气体与有毒气体，造成严重的空气污染。秸秆焚烧后的草木灰有机质在雨水冲刷、地表径流等作用下大量流失，深入水体下，造成水体污染。在夏、秋2粮食收获期间，秸秆焚烧频繁，会产生大量的CO、CO、氮氧化物、苯以及多环芳烃等有害气体，遇到无风、逆温等对大气扩散不利的天气，不仅造成环境空气质量短时间严重恶化，还对人体健康、交通运输等多方面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除了传统的秸秆粉碎还田作为有机肥料以外，还可以作为畜禽的粗饲料，推行秸秆沼气工程。
1.4.6 应用信息技术助推环境友好型农业发展
在我国农业农村经济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农业资源约束日益加剧，人多地少缺水，耕地质量下降，生态系统退化；农业面源污染问题突出，化肥、农药利用率不足1/3，畜禽粪污有效处理率不到一半，秸秆焚烧现象严重。资源环境约束已经成为严重束缚农业长远发展的“紧箍咒”。中国农业资源环境遭受着外源性污染和内源性污染的双重压力，农业可持续发展遭遇瓶颈。在这一背景下，化肥、农药要减量使用，农膜、秸秆要做无害化处理，实施种植业清洁生产，加强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减轻农业面源污染。传统农业发展方式已经难以为继，必须走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从过去拼资源消耗、拼农资投入、拼生态环境，转变到数量、质量、效益并重的轨道上来，走一条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运用互联网技术及大数据理念，搭建物联网平台，开发农产品质量追溯系统、环境信息与病虫信息感知监测系统、智能节水灌溉、测土配方施肥等，通过物联网及时采集农业生产环节的数据，处理分析，实现农业精准化生产管理；推行饲料精准投放、疾病自动诊断、废弃物回收等智能设备实现养殖业的精准化和智能化。“互联网+农业”促进农业的智能化和绿色化，可以监控并自动调节温度、湿度、光照等，实现节水、节药、节肥、增产。1.5 应用信息技术打破资源与环境的约束
随着社会的进步与科技的发展，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发展都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些问题阻碍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最终也制约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就我国而言，巩固农业基础地位、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势在必行，互联网技术进入育种、栽培、灌溉、收割、加工等农业生产环节，促进农业生产精细化、专业化，使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发生变革（肖力，2015），可以提高生产效率，“互联网+农业”就是一种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新方向。“互联网+农业”是现代信息技术与农业发展全面融合的过程，其本质是“信息化+农业”。伴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信息已成为与土地、资本和劳动力同等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并形成信息生产力。“互联网+农业”是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农业的跨界融合，以“互联网+农业”驱动，努力打造“信息支撑、管理协同、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我国现代农业发展升级版（李道亮，2016），实现农业智能化。
农业生产智能化主要是利用物联网技术提高现代农业生产设施装备的数字化、智能化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资源利用率、土地产出率。全面感知、可靠传输、先进处理和智能控制等技术在农业中的应用，能够实现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全程控制，解决种植业和养殖业各方面的问题。基于互联网技术的大田种植向精确、集约、可持续转变，基于互联网技术的设施农业向优质、自动、高效生产转变，基于互联网技术的畜禽水产养殖向科学化管理、智能化控制转变（王小兵，2016），农业物联网不仅能够实现农业生产的机械化、自动化，还能实现农业生产的精准控制和智能管理。关键是加强对农业生产环境及动植物本体感知数据的采集、汇聚及挖掘，加快推广节水、节药、节肥、节劳动力等接本增效信息化应用技术，构建以物联网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农业产业应用体系，开展基于大数据技术的智能分析，指导农业精准生产，实现合理使用农业资源、提高农业投入品利用率、降低生产成本、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农产品质量和品质的目的（王小兵，2016）。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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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国林业新闻网站：http://www.greentimes.com/green/news/yaowen/zhxw/content/ 2015-12/30/content_326049.htm.
[5] 国土资源部网站：http://data.mlr.gov.cn/gtzygb/2015/201604/t20160422_14032 7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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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2014年中国水资源公报：http://www.mwr.gov.cn/zwzc/hygb/szygb/qgszygb/ 201508/t20150828_71942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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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数据来源：《世界人口展望：2012年修订版》。
[2]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3]数据来源：2014年农村互联网发展状况研究报告。第2章 农产品价格与补贴
近年来，我国农业面临严峻问题：生产要素价格提高，生产经营成本不断攀升；国际经济形势放大国内外生产效率差距，主要农产品国内价格长期高于国际价格，造成大量进口，冲击国内市场；生产经营利润遭受成本“地板”与国际市场价格“天花板”的“双重挤压”，增长空间进一步压缩；粮食产量、进口量、库存量“三量齐增”，加重财政负担；农产品市场瞬息万变，价格波动剧烈，伤农现象时有发生；部分涉农转移支付政策面临整合与退出，依靠补贴提高农民收入空间有限。我国农业在成本、价格、补贴等方面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传统手段难以突围当前困局，新形势下，必须依靠“互联网+农业”的方案来解决问题、实现农业发展目标。2.1 成本上扬，农产品生产与加工难以为继
农产品成本是农产品价值的一部分。成本与价格息息相关，成本的多少与直接影响价格的高低。农产品成本能够衡量农业生产过程中对各种要素的耗费，反映农业生产主体经营管理水平。
2.1.1 农业劳动力成本高
劳动力是农业生产的直接参与者。由于城镇经济发展和城乡收入差距的长期存在，大量农村青壮劳动力持续外出务工，伴随农村人地关系变化，加深了农村劳动力的弱质化，导致一些地区季节性甚至长期劳动力供给不足，需要通过雇工保障生产。需求扩大促成劳动力成本上涨，而根源则来自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下的城乡之间、不同部门之间劳动报酬的差距。当劳动力要素能够充分流动时，要素会倾向劳动报酬较高的工作，农业生产部门只能通过提高劳动报酬与非农部门竞争劳动力，即用工成本上涨。劳动力市场进一步完善，但城乡之间、不同部门之间劳动报酬的差距难以弥合，农业用工低成本的时代恐怕一去不返（见图2.1）。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劳动力价格是对劳动边际产出或劳动生产率的衡量和支付，用工紧张、价格上涨，意味着现有劳动力的素质和生产经营条件不足以支撑当前的生产规模。探索“互联网+”的解决途径，以提高劳动力素质、改善当前生产经营条件，使单位劳动力能够借助新技术、新模式，承载更多更好的农业生产经营管理，降低对劳动力的需求，才是解决劳动力成本不断上涨问题的出路。图2.1 2004—2014年三种粮食作物平均每亩劳动力成本价格变化资料来源：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
2.1.2 土地成本不断上升
土地不仅为农业生产提供场所和空间，也是生产对象之一，土地的特点、质量往往决定着农业生产的品种、产量。土地是农业生产中不可或缺的要素，但却缺乏流动性，因此土地是否集中连片经常成为规模化等发展方向的掣肘因素。各类农业生产经营主体通过土地流转实现规模经营，土地流转成本（地租）已经成为农产品生产总成本中比重最高的项目之一（见图2.2）。而随着城市边界扩大、交通运输条件改善、农业生产收益提高，土地租金也呈上升趋势。高成本不仅仅在于高租金，也来源于难以预期的风险。农地流转存在不稳定的问题，经营主体面临违约风险，缺乏稳定预期，致使流转期限短，租金难以下降。同时，这种风险阻碍了经营主体对土地的长期规划、治理和改造，资源难以物尽其用，生产效率难以提高到最优状态。图2.2 2004—2014年三种粮食作物平均每亩土地成本价格变化资料来源：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
完全的、及时的土地市场信息有助于提升土地流转效率，有效降低由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交易风险，稳定市场，维系流转双方关系，有利于长期发展，进而降低土地租金成本。现在一些地方已经做出了运用“互联网+”的手段改善当前土地流转格局的尝试。
2.1.3 农业生产的其他投入成本居高不下
农业生产中除了劳动力与土地以外的物质与服务的投入必不可少，诸如种子、化肥、农药、塑料薄膜、饲料、机械等农资的投入是农业生产成本的直观反映，近几年农资价格大幅上涨也成为推动总成本上升的主要因素之一（见图2.3）。农资既存在过量使用和浪费的问题，也存在传统销售渠道多层级造成的质量控制难、价格高的问题。运用“互联网+”的手段，向农业生产者提供有效信息，互联互通，实现资源高效利用，并打造扁平化的农资提供渠道，能有效降低物质[1]与服务费用。图2.3 2004—2014年三种粮食作物平均每亩物质与服务费用价格变化资料来源：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
融资成本同样制约着农业生产。农业生产收益低，流动资金储备不足，当经营主体需要改善生产条件、变更生产方式、扩大生产规模时，需要资金铺垫，产生大量借贷需求。然而，正规金融部门的借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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