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董正华,赵天才
出版社：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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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雨茂学术思想与临证经验集锦试读：
前言
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在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中作出了巨大贡献。名老中医是医德高尚、中医学术造诣最深、临床水平最高的优秀群体，其鲜活的临床经验和学术思想，是中医药薪火相传的主轴，也是中医药创新发展的源泉。他们中国传统文化底蕴深厚，精通中医经典，理论联系实际，博采众长，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学术思想，积累了丰富的临证经验。全面总结他们宝贵的临床经验，继承和弘扬其学术思想，是创新、发展中医学，提高临床技能的关键环节，也是培养和造就新一代名中医的重要途径。
杜雨茂教授是国务院批准的“享受政府特殊津贴、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人事部、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认定的全国首批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陕西省首批名老中医。杜雨茂教授出身中医世家，幼承庭训，广泛涉猎，精勤不倦，从医、从教60余载，治学严谨，学验俱丰，是全国著名的《伤寒论》学者及中医临床学家。他学崇仲景，技精杂病，长期致力于《伤寒论》课程的教学及临床疑难杂病的中医诊疗研究，擅用经方化裁治疗慢性肾脏疾病及诸多疑难杂症，见解深邃，用药巧妙，屡起沉疴，提出“肾脏常见疾病治从六经入手”等观点，首创肾脏病六经辨证立法用药体系。曾撰著出版《伤寒论辨证表解》《伤寒论释疑与经方实验》《杜雨茂奇难病临证指要》《杜雨茂肾脏病临床经验集粹》等专著、教材及辞书计15部，发表学术论文90余篇；研制出“柔脉冲剂”“芪鹿益肾片”“舒胆化石丹”等中药新药。
2013年3月，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计划编辑出版《名老中医师承工作室系列丛书》，将杜雨茂教授的学术思想与临床经验总结列为首批。适逢杜老师重病卧床，我们在床侧给杜老师汇报了编写思路，得到他的首肯。其后，又广泛征求各位师兄弟的意见和建议，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持，使本书得以完成。
本书主要汇集杜雨茂教授所带弟子及再传弟子们近年来总结、撰写的杜教授学术思想与临床经验，按照内容分成医家传略、学术思想研究、临床经验总结、医案医话及个人文集等五部分。
其中部分文章作者已经发表，选录时仅对个别刊印错误之处做了订正，同时为节约篇幅而删去了摘要和关键词，正文基本保持原貌。为尊重原期刊及编辑人员的劳动，在已发表的文末均注明原出处。
限于水平，本书难免有不当或错误之处，敬希批评指正！2014年9月开篇医家传略杜雨茂先生传
杜雨茂（1932年9月10日至2013年6月6日），陕西中医学院教授、主任医师，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国务院批准终身享受政府特殊津贴有突出贡献的专家，陕西省名老中医。
1932年农历九月十日出生于陕西省城固县一个中医世家，其外祖父郭公、父亲杜荩丞皆汉中名医。先生幼即聪颖，长而好学，博闻强记，勤奋上进，又秉承庭训，熏陶积渐，遂生学习中医之愿。1945年，杜雨茂先生小学毕业时即习诵《医学三字经》《医学入门》等中医学启蒙书籍。同年考入南郑县立中学，1948年中学毕业后正值新中国成立前夕，汉中遭洪灾，兵戈扰攘，社会动荡，请师在家习读古汉语等课程，打下了坚实的文学功底。1949年即随父系统地学习中医，其家教甚严，精读不辍，同时随父侍诊，历经数载，尽得家传。在杜翁的指导下，先后学习了《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中医经典著作和《本草纲目》《医宗金鉴》等有关医籍，涉及内、外、妇、儿、眼、针灸诸科，较熟练地掌握了内科诊疗、针灸以及传统中药调剂、炮制技术和制作方法，为日后临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52年，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百废待兴。先生有感于故里缺医少药，乃随父由汉中返回家乡城固县沙河营镇开办中医诊所，为乡亲们诊病。先生谨遵家训，德技并重，兢兢业业，白昼应诊，夜间探索，毫不怠忽，因屡起沉疴，而饮誉乡里，人称“小杜”先生，与其父并称“二杜”。1954年人民政府号召组织中医联合诊所，开拓医防，施惠于民，先生积极响应，率先参加，任中医师。出诊、防疫，不问远近，不避风雨，欣然前往，求实认真，成绩斐然，屡受嘉奖。同年7月，参加县卫生局举办的针灸学习班，随著名中医针灸学家况乾五先生学习针灸。1956年7月，又被选拔至汉中地区中医进修班学习，历时半载，成绩名列前茅。1958年3月，经城固县及汉中地区卫生行政部门选送至“陕西省中医进修学校”学习。1959年4月毕业后，适逢陕西中医学院成立，师资匮乏，因其成绩优异而留校任教，从事中医针灸教学及临床工作。1959年7月，又被学校选送赴成都中医学院参加“全国伤寒论师资班”深造。学习期间曾登台为师资班同学讲授太阳篇变证部分，给师生留下了深刻印象。学习结业返校后，即从事伤寒论课程教学及内科临床工作，师从伤寒名家成友仁先生，理论水平和教学能力进一步提高。1963年赴合肥参加全国高等中医院校二版教材《中医各家学说讲义》的编写及修订工作；1978年，参加全国高等中医院校五版教材《伤寒论选读》的编写及审订；1985年，参加《中国医学百科全书·中医外科学》的编写；1988年，参加《中医大辞典·外科五官科分册》的编写工作。
先生历任陕西中医学院临床教研室主任、伤寒金匮教研室主任（1978年1月至1981年7月）、基础部副主任（1981年7月至1984年7月）、教务处处长（1984年7月至1987年3月）。1987年3月至1994年8月任陕西中医学院副院长，全面主持学校行政工作。1978年，先生首批晋升为副教授，同年，确定为研究生指导老师，招收硕士研究生。1986年晋升为教授，1987晋升为中医内科主任医师。
先生自1978年以来，招收培养伤寒专业硕士研究生44名，他们毕业后分赴全国各地中医药院校、医疗、科研机构，都已成为中医药教育、管理、临床、科研工作的骨干。他爱生如子，严格要求，言传身教，循循善诱，既传授知识，又教其做人。曾先后应邀赴意大利、日本、韩国、新加坡、泰国及中国香港、中国台湾讲学及会诊，并为全国温病师资班、全国中医急症研讨班、国内外留学生及进修教师、中国台湾函授生多次讲学。
1990年，杜雨茂教授被人事部、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批准为全国首批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1991年国务院批准授予其“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终身享受政府特殊津贴。2008年5月被陕西省人事厅、卫生厅、中医药管理局授予“陕西省名老中医”称号。先后担任咸阳市第一届人大代表、主席团成员，咸阳市秦都区第十届人大代表，陕西省第七届人大代表。美国柯尔比中心授予他“国际著名替代医学肾病专家”称号，他的事迹被载入世界电脑信息中心，被载入英国剑桥大学主编的《世界名人录》。兼任美国亚拉巴马东方医学院名誉院长、意大利巴莱姆针灸学院名誉院长及客座教授、日本汉方交流会顾问、全国中医药成人教育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中医药学会陕西分会副会长及肾病研究组组长、中华中医药学会仲景学术分会委员、学术顾问。
杜雨茂教授在中医学学术思想方面尊古鉴今，不泥古说，勤于思考，创见颇多。如对《伤寒论》六经实质的阐发、对《伤寒论》理法方药如何在现今临床运用方面提出了新颖切实之见，对《伤寒论》中许多疑难问题详为剖析，使人顿开茅塞；对中医辨证论治的思维方法进行了深刻探讨，指出“人、地、时、病”四者结合、审证求因求机、针对病因病机立法施治和治随证转，是辨证论治的精髓，具有客观的、系统的、辩证的、灵活的鲜明特征，是完全切合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科学理论体系的一种方法。在奇难病的诊治方面，他提出了4种思路和方法；对临床选药组方还提出了“背反偕同”的新治则，皆授人以渔，启迪后学。杜雨茂先生毕生倾注于仲景学术的研究，传承弘扬医圣张仲景的学术思想。他对《伤寒论》六经实质多有发挥，善于灵活运用仲景理法方药解决临床实际问题，对肾脏病及其他疑难杂病的辨治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认识到多种肾脏疾病在早期皆与感受外邪有关，并常常因外感而诱发或使病情加重，其病变亦遵循由轻到重、由表入里、由经入腑、由三阳到三阴的六经传变规律；其发病亦有合病、并病、直中等多种形式。他认为各种肾脏疾病在病变过程中，其证候不越六经范围，其辨治可依张仲景六经之法，据此提出“肾脏常见疾病治从六经入手”的观点，首创肾脏疾病六经辨证论治体系，成为国内著名的伤寒学家、中医肾病学家。
数十年来，杜雨茂教授除教学外，还致力于科研。他亲赴疫区，主持完成“中医辨证分型治疗慢性布鲁氏杆菌病”的研究，获得陕西省科技成果三等奖；主持完成“芪鹿益肾片治疗慢性肾炎”项目，“芪鹿益肾片”被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正式批准为三类新药；完成“柔脉冲剂治疗高脂血症”研究，获陕西省科技进步奖；完成“舒胆化石丹治疗胆及泌尿系结石”项目，获省级鉴定，“化石丹”被批准为健字号新药；研制的“珍珠养生酒”，荣获轻工部新产品奖。完成“奇效咳喘保”“肺心宁”“静电药物降压器”及“针灸取穴尺”等的研发，均获国家专利证书。完成诊治肾炎的专家系统软件和诊治胆系疾病的专家系统软件的开发，通过省级鉴定并推广应用。诊治肾炎的专家系统已被载入《中国科技成果大全》。“知难而进，扬长补短”是杜雨茂教授的座右铭。先生医教研结合，善于总结，笔耕不止，精勤不倦。先后撰写学术论文、医案医话90余篇，并在国内外期刊发表。主编并出版了《伤寒论辨证表解》《奇难病临证指南》《杜雨茂肾病临床经验及实验研究》《金匮要略阐释》《伤寒论研究文献摘要》《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杜雨茂》《伤寒释疑与经方实验》《杜雨茂奇难病临证指要》《杜雨茂肾脏病临床经验集粹》；参编《简明中医辞典》《中医大辞典》《中国医学百科全书·中医外科学》《中医各家学说讲义》《伤寒论选读》，校订出版《伤寒论阐释》等著作15部。其中《中医大辞典》获全国首届医史文献及医学工具书金奖，《奇难病临证指南》一书除在中国内地出版外，并于1992年和1994年分别在中国台湾（繁体字本）及日本（日文）出版发行。
杜雨茂教授不仅医术精湛，而且医德高尚，敬业救苦精神可嘉，人皆仰慕。他十分推崇药王孙思邈的医德风范，要求门人“学贵有恒，医贵有德，德高技精，普济万民”。先生擅长于中医内科临床及针灸，尤致力于钻研肾病、肝胆病等疑难病的临床治疗。他终身以继承发扬中医药事业为己任，退休后于1996年创办了“中国咸阳雨茂医院”，专门从事肾脏病及疑难病的临床研究。2002年创建“咸阳雨茂制药有限公司”，从事中药新药的研制开发与生产，与医院相得益彰，共同促进，为弘扬中医药作贡献。2010年杜雨茂教授为了支持中医药教育事业的发展，在陕西中医学院设立了“杜雨茂奖学金”，以激励后学。
杜雨茂先生秉承家学，精研岐黄，辛勤耕耘，颇多创见，学验俱丰，医德高尚，广育桃李，薪火相传，普施仁术，造福苍生！医传三世，诚一代之良医也！行医六十载，活人无数，实医林之巨匠、世医之楷模！（董正华 赵天才 杜治锋）上篇学术研究一、教书育人桃李满园，矢志岐黄普济四海——杜雨茂先生医德师德略述
杜雨茂（1932年9月10日至2013年6月6日），教授、主任医师，陕西省首届名老中医，原陕西中医学院副院长。历任陕西中医学院伤寒金匮教研室主任、基础课部副主任、教务处处长。先生既是全国著名的伤寒论学家，又是一位理论联系实际的临床学家，从事中医教育事业数十年，尤其在仲景学术研究方面造诣颇深；又坚持长期临床实践，在中医药治疗肾脏病领域有较大的影响。
笔者大学毕业后，有幸在先生任主任的伤寒金匮教研室工作，其后又考取先生的硕士研究生，长期在先生身边学习生活，接受先生的教诲。先生勤奋好学、孜孜不倦的学习精神，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治学态度，精益求精、严谨求实的工作作风，以及良好的师风，高尚的师德无时无刻不在激励和影响着我们成长。为勉励后学，继承发扬先生的师德师风，进一步搞好中医药教育事业，特将先生医德师德略述如下。
1. 矢志岐黄之术，誓愿普救众生
凡古今中外之成大业者，除天资聪颖，治学严谨，孜孜不倦外，皆注重其修德养性，常怀济世活人、慈悲恻隐之心。先生1932年9月出生于陕西省城固县一个中医世家，幼即聪颖好学，博闻强记。受家庭熏陶，酷爱中医，从小就立志成为良医以济世活人，普救众生，14岁即随其父临证习医。先生白天随父应诊，夜晚挑灯攻读，历时四载，在其父的指导下，博览群书，系统地学习了《黄帝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神农本草经》等中医学经典医籍以及《千金方》《医宗金鉴》《温病条辨》等医著，遍及内、外、妇、儿、针灸诸科，掌握了中药丸、散、膏、丹等剂型的制作方法，为以后的成长成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先生有感于医圣张仲景“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以济世救人为己任，以“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为学习方法，“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为习医目的。孙思邈“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誓做苍生大医”的远大志向在他的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父高尚的医德风范也给予他潜移默化的影响。
先生18岁时即独立开诊，悬壶乡梓，以济世之心至诚待人，以救人之苦为己之重责。因其医术优良，医德高尚，名声日起，而被称为“小杜先生”。20岁时，响应国家号召，加入联合诊所任中医师，以内科为主兼及针灸，并随当地著名中医针灸名医况乾五先生学习针灸。1958年先生被选送至陕西省中医进修学校师资班学习；1959年毕业，陕西中医学院成立后留校从事针灸教学工作；1959年又被选送至成都中医学院全国伤寒论师资班学习，结业回校从事伤寒论教学、仲景学术研究及中医内科临床工作。
先生在长期的教学、医疗实践中，以培养合格的中医学高级人才为己任。他根据医学的属性特点，特别强调“为医首重于德”的思想境界。在教学过程中，先生常常告诫后学一定要注重医德修养，认为医生若不注意医德医风，没有树立起“普救众生”的思想，其医术也只能达到一般水平，不可能成为“苍生大医”，在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下，很有可能成为“含灵巨贼”。从某种意义上讲，道德水平的高低，是和医学知识的获取、临床技能的提高成正比的。因为广博的医学知识和精湛的医疗技能，来源于精勤不倦的刻苦精神，而这种学习态度是与高尚的医德分不开的。
先生退休以后，仍然十分关心中医教育事业的发展和中医人才的培养质量，全力支持学校的中医教学改革及学科队伍建设工作。多次应邀为中医临床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学生做“我的中医学之路”“辨证论治的辩证唯物主义思维特点及其不足”等报告。介绍自己家学渊源及师承的影响，从医从教50余年来的切身感受，强调中医药学是世界传统医学之最；中西医学各有所长各有所短，都在随时代的进步而发展提高，谁也不可能取代谁。对学生提出殷切期望，要坚定中医信念，努力学习，刻苦钻研，做饱学之士；要忠于中医药事业，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继承发扬，推陈出新，扬长补短，整理提高，努力振兴中医药事业。每场报告都座无虚席，先生总是耐心地解答学生的疑惑。2009年8月，全国第十七届仲景学术学说研讨会在咸阳召开，先生应邀做了“应用经方为主治疗慢性肾衰竭”的主题报告，深受全国同行的赞许。
在学习《国务院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后，先生精神振奋，深感责任重大，为振兴祖国的中医药事业，促进中医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支持品学兼优的大学生顺利地完成学业，给国家培养高素质的专门人才，先生主动提出为我校中医学、中药学本科生和中医经典学科（《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学》）研究生设立“杜雨茂奖学金”，每年提供5万元，奖励25名品学兼优的大学生、硕士研究生。
2. 注重自身师德修养，勤勤恳恳教书育人
杜雨茂先生于1958年初被选送到陕西中医进修学校学习，1959年初即被留在刚刚成立的陕西中医学院任教，从此开始了数十年的教师生涯。在长期的教学工作中，先生十分注重自身师德修养，勤勤恳恳教书育人，并且以自己良好的师德师风影响后学。先生常说“学高为师，德高为范”，教师的品德和素养是作为教师职业的一个重要前提。“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只有充分认识教师工作的社会责任和重大意义，具有崇高的思想境界，才能对自己提出更高要求。“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踏上三尺讲台，也就意味着踏上了艰巨而漫长的育人之途。怎样才能做一名好教师呢？先生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他经常教导我们首先要树立良好的师德形象。教师良好的思想品行将是教师最伟大人格力量的体现，育人单凭热情和干劲是不够的，还需要以德立身、以身立教。作为一名教师就要有默默无闻的奉献精神，甘为人梯，如“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把毕生精力献给学生、献给中医药教育事业。
其次要规范自己的文明行为。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教师工作的“示范性”和学生所特有的“向师性”，使教师在学生心目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学生总是把教师看作楷模，是学习模仿的对象。教师自己需要从小事做起，从自我做起，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以高尚的人格感染人，以严谨的作风教育人，以庄重的仪表影响人，以和蔼的态度对待人，以丰富的学识引导人，以博大的胸怀爱护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教书育人的实效，学生才会“亲其师，信其道”，进而“乐其道”。
教师要关爱每一位学生。热爱一个学生就等于塑造一个学生，而厌弃一个学生无异于毁坏一个学生。每一位学生都渴望得到老师的关爱，尤其是那些身体有残疾或者家庭有过特殊变故的学生，常有自卑心理，容易形成特别性格，这就要求教师一视同仁地真诚相待、热情鼓励、耐心帮助，用师爱的温情去融化他们“心中的坚冰”，让他们在愉快的情感体验中接受教育。
先生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回顾先生数十年的教学生涯，他总是身体力行地以自己良好的师德形象、文明行为影响着每一位学生，用师爱的温情关爱着每一位学生。在生活上他总是热情地关心学生，如有的学生初到学校，生活不习惯，先生关怀体贴入微，常常问寒问暖，节假日常邀其到家，做出可口的饭菜。有的学生生了病，先生常亲往探视，开方送药。在学业上则严格地要求学生，悉心指导，答疑解惑。先生不仅这样对待学校的学生，对需要帮助指导的社会人员也是如此。例如武功县的朱春辉，乾县的康曰文两位同志，都是小儿麻痹后遗症患者，行动不便，因仰慕先生的学识和医术，素昧平生地来咸阳求助于先生。先生给他们制定学习计划、赠送学习资料，坚持数年如一日，耐心指点、带领他们临床实习，终于使他们学有所成，成为当地的名医。现在每言及此，康、朱两位同学总是忍不住热泪盈眶。
3. 启蒙发微，不遗余力
先生在陕西中医学院工作数十年，作为中医教育工作者，总是尽职尽责地致力于培养合格的中医药人才。他像一位辛勤的园丁，将全部心血浇灌于中医后起之苗；他又像一粒沙石，甘愿默默无闻地铺设在中医人才的成才之路上。在他执教的近40年中，呕心沥血，将自己渊博的理论知识、丰富的实践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生。先生常说：“合格的教师，应该是知无不言，言之有理，言之有据。”先生的教风非常严谨，课堂上绝无虚言废话。“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他特别强调要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待教学工作。他注重教学方法，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善于用自己的亲身体会去验证理论。他平时备课总是一丝不苟，每次授课之前，都要根据教学对象、教学大纲的要求以及教材认真编写教案和授课提纲，课后注意收集听讲者的反馈意见。他常说：“教学相长，每次备课都会有不少的收获，它不仅可以督促自己学习新知识，掌握最新的研究动态，更重要的是可将知识传播给学生。”
先生学识渊博，中医理论知识全面，临床经验丰富，授课条理清楚，逻辑性强，深入浅出，深受广大师生好评。自执教以来，先后讲授过《伤寒论》《金匮要略》《针灸学》《内科学》《温病学》等课程，除给学院本科生、西医学习中医班、师资提高班、硕士研究生授课外，还多次应邀到其他单位授课或作学术报告，为了培养中医药人才，先生不管分内分外，从来不计较报酬多少，只要客观条件容许，即欣然前往。数十年来，亲耳聆听过先生教诲的学生不计其数；先生亲自带出的40多名硕士研究生，分布在祖国各地，都已经成为所在单位的中坚力量，真可谓是桃李满天下。
4. 虚怀若谷，不懈求索“满招损，谦受益”。先生平生永不满足，虚心好学，不耻下问。虽然医道笃厚通达而学验俱丰，是全国名师名医，但从不恃才自傲，也毫无门户之见。他常常虚心听取同行的意见，甚至向民间的草医请教。他很反感社会上流传的“同行是冤家”的旧思想，主张同行应互相尊重，互相学习，共同提高。他推崇孔夫子“三人行，必有我师”的名言，以自己高尚的医德风范赢得了同行的一致赞誉。在临床实践中，有很多久治不愈的疑难疾患，经过先生悉心调治后得以好转或痊愈。但他从不贬低别人，不道别人的不是。即使以前的医者存在明显的错误，也从不借机攻击、诋毁别人。他常说：“人要活到老，学到老。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科学发展是无穷尽的。每个医生都有自己的特长，同时也有自己的短处。医者不能言己之德而议人之短。”先生继承张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之旨，发扬孙思邈“精勤不倦”的学习精神，即便是退休之后，仍然勤奋不辍，笔耕不止，撰写发表了大量论文，出版著作多部。
对于目前一些中医、西医大夫互相攻击，各道己长而言人之短的陋习，先生颇有微词。他认为中医学、西医学都是人类的宝贵财富，各有短长，应互相补充，共同发展，而不应当相互诋毁。正因为如此，先生平时注意学习现代医学知识，往往借去西医医院会诊之际，虚心向西医大夫学习，坚持学习现代医学前沿知识，从事科研工作。
先生更是一位中医临床学家，擅长于内科临床及针灸，尤致力于钻研肾病、肝胆病及疑难病的治疗。对急慢性肾炎、肾病综合征、紫癜性肾炎、肾盂肾炎、慢性肾衰竭、泌尿系结石、胆囊炎、胆结石、肝内胆管结石、肝炎、肝硬化、脂肪肝、动脉硬化、高血压病、慢性支气管炎、哮喘、神经血管性头痛、三叉神经痛、萎缩性胃炎、癫痫等疾病有自己独特的治疗见解和经验。先生退休离开学校领导岗位以后，于1996年自筹资金，建成了咸阳雨茂医院，医院建筑面积6000平方米，有门诊楼、住院楼和制剂楼，设有病床80张，有急诊室、专家门诊、专科门诊、化验室、功能检查室、针灸室、按摩推拿室、中西医药房等。医院设施齐全，管理到位，病员遍布全国及东南亚地区，已成为具有显著中医特色的民营医院。
先生于2003年70大寿之际，欣然命笔写下“古稀之年今不稀，春风雨露胜往昔；志在岐黄济四海，皓首犹当自奋蹄”的豪迈诗句；同年创办咸阳雨茂制药有限公司，从事中药研制生产，与医院相得益彰，共同促进发展，为弘扬中医药作贡献。
2008年，先生荣获“陕西省名老中医”称号，此时他更加感到责任重大，又给自己制定了新的工作规划，在家里建起了图书资料室，学习电脑操作技术，系统总结自己数十年来诊治疑难杂病以及肾脏病的体会，把自己丰富的实践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承下去。
5. 桃李满园，硕果累累（1）人才培养。先生从医从教50余年来，教授专科生、本科生不计其数。自1978年招收首届硕士研究生以来，到1997年为止，招收的20届44名硕士研究生，皆如期毕业获得硕士学位，其中23位考取博士研究生。他们都已成为所在单位或部门的业务骨干。例如陕西中医学院副院长曾福海、甘肃中医学院院长李金田、陕西省中医研究院副院长乔宝障、陕西中医学院附属医院院长杨培君、福建中医药大学张喜奎、河北医科大学刘娅娴、北京中医药大学刘玉宁、首都医科大学耿建国、南京中医药大学郭立中、广州中医药大学毛炜等皆是优秀代表。（2）科研成果。先生从医从教以来，勤于笔耕，结合教学、临床科研工作，不断总结经验，撰写了近百篇学术论文，并在国内外有关刊物发表。撰著并出版了《伤寒论辨证表解》《奇难病临证指南》《杜雨茂肾病临床经验及实验研究》《金匮要略阐释》（合著）、《伤寒论研究文献摘要》《简明中医辞典》（合编）、《中医学大辞典》（合编）、《中国医学百科全书·医外科学》（合编）、《中医各家学说讲义》（合编）、《伤寒论选读》（合编）、《中医临床家杜雨茂》《伤寒论释疑与经方实验》《杜雨茂奇难病临证指要》《杜雨茂肾脏病临床经验集粹》等专著、教材、教学参考书籍十余部。其中《中医大辞典》获全国首届医史文献及医学工具书金奖。《奇难病临证指南》一书除在国内出版外，并于1991年和1994年分别在中国台湾（繁体字本）及日本（日文本）出版发行。
先生思想解放，善于吸收现代科学技术知识，致力于科学研究，主持研制的“芪鹿益肾片治疗慢性肾炎”被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正式批准为三类新药，“柔脉冲剂治疗高脂血症”获陕西省科技进步奖，“舒胆化石丹治疗胆及泌尿系结石”通过省级鉴定，“珍珠养生酒”获轻工业部新产品奖。“奇效咳喘保”“肺心宁”“静电药物降压器”及“针灸取穴尺”等荣获国家专利证书。诊治肾炎的专家系统和诊治胆系疾病的专家系统软件，通过省级鉴定并推广，“诊治肾炎的专家系统”已被载入《中国科技成果大全》。（董正华 赵天才）二、杜雨茂教授学术思想举隅
杜老师擅长伤寒，精于内科杂病的诊治，尤对疑难病证有独到之处。善用经方，亦重视时方，兼汲各家之长。临证以辨证准确，遣药周详，安全效宏著称，屡起沉疴，名闻遐迩。他还旁通针灸、妇、儿、外、五官等科，博学而造诣深，堪称学验俱丰。
1. 探微索奥研《伤寒》，善用经方不泥古
杜老师认为中医古籍汗牛充栋，而最精华之著，实推医圣张仲景之书。因而他对《伤寒论》《金匮要略》的研讨，不但理论上有所建树，而且崇尚实践，经验丰富。为使后学对大论纲目分明，融会贯通，学以致用，著《伤寒论辨证表解》。该书提纲挈领，条理清晰，深入浅出，言简意赅，又附病案44例，遍及六经证治，颇受读者欢迎，故近又再印发行。他还著有《金匮要略阐释》，主编《伤寒论研究文献摘要》，并参加了《伤寒论选读》《中医简明辞典》《中医大辞典》《中国医学百科全书·中医外科学》《中医各家学说讲义》的编写和审定。其中《简明中医辞典》获陕西省医药卫生科技研究成果三等奖，《伤寒论辨证表解》获陕西省高校科研二等奖。杜老师发表的《伤寒论六经本义》《伤寒论理法方药在临床上的应用》等数十篇论文，上溯岐黄，下逮百家，汇诸贤之精言，抒个人之灼见，其中对伤寒难解之“六经”作了阐发，颇有独到之处。他说：“伤寒论的六经，是以祖国医学整体观念为前提，以阴阳学说为核心，以人体分属的经络、脏腑、气血营卫为基础，以八纲作为归纳证候，分析病情的主导思想，并将病因学说、八法论治等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了理法方药一线贯连的辨证论治的纲领体系。”俾六经实质面目显露，使后学颇有茅塞顿开之感。他还应广大读者要求，在《陕西中医学院学报》上连载《伤寒释疑》（从1987年第2期连载），对六经提纲、六经中风、太阳三纲、少阳经腑、寒温统一等疑难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精辟见解，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
杜老师善于运用仲景著作中的理法方药，总结出四点精粹的应用体会和方法：①据证定经，分经论治，病与文符，照用不疑；②抓住主证，辨别对照；③紧扣病机，详辨异同；④师其法而不泥其法，用其方而不拘其方。临证不持“寒”“温”门户之见，主张伤寒、温病学派有互补之妙，而绝无对立之意。力斥忽视辨证论治搞药物堆砌。如治重证阳明少阳并病（外伤截瘫合并感染长期发热案），用和解少阳，泄热解毒之法，迅逐其邪，方用白虎加人参汤与大柴胡汤合方化裁。处方：知母12g，黄芩9g，生石膏30g，炙甘草6g，党参l5g，柴胡21g，枳壳12g，赤芍12g，大黄9g，公英15g，金银花24g，黄连4.5g，生地15g，金钱草30g，生地榆24g。3剂后，热退身凉。又加减进20余剂而告愈，仅余下肢瘫。此患者曾经中西医多方治疗月余，热未退，察其原来所用中药方多是选用具有抑制大肠杆菌和绿脓杆菌的药物堆砌而成，偏离了辨证论治精神。杜雨茂教授接诊后，从脉证病史等全面分析，按六经辨证立法用药，又谓“治外感如将，贵在峻猛”，不拘习惯服法，一日服一剂半，效专量足而力宏，沉疴立起。杜老师运用仲景方，不仅重视继承，尤为可贵的是能发展。如他运用柴胡桂枝干姜汤治疗失眠，八味肾气丸治疗高血压，就突破了《伤寒论》原有的范围，其论文先后在中日两国主办的第二届、第三届传统医学讲演会上宣读，受到了中日学者的好评，《健康报》对此作了报道。
2. 发展中医具慧眼，通常达变愈难疾
杜老师认为发展中医不仅要重视理论的研究，更要注重临床的验证，尤其对那些现在西医疗效欠佳的急症、疑难杂证进行研究，必将推动中医学术的发展。他认为内伤难证久治不愈者，最多正虚邪留或寒热错杂，施治时要做到“治内伤如相，贵在圆通”，立法用药要分清缓急，正邪兼顾，丝丝入扣。“安全有效”是他治疗痼疾的准则。他强调一旦认清疾病，辨证准确，定要守法守方，在病机和证候未转变之前，不要轻易改弦更张，方能攻克顽疾。如他治疗甲状腺肿瘤，按中医辨证，患者颈前肿块较硬，移动度小，表面不光滑，符合石瘿的特点。用解郁化痰，活血消坚之法，方用海藻、茯苓各12g，昆布、牡蛎、贝母、莪术、赤芍、当归尾、青皮、陈皮、柴胡、川芎各9g，黄药子、桂枝各6g。水煎服，每日1剂，守法守方，有时稍事加减，先后服药200余剂，肿瘤全消，随访1年未见复发。
杜老师弘扬张仲景重阳气的学术思想，认为中老年常患的高脂血症，多属肾气渐衰，因而以温补肾阳之淫羊藿为主，兼用活血降浊之品，组成柔脉冲剂，用以治疗高脂血症。经临床及实验观察，其降脂效果优于国内同类药品，且无毒副作用，给患者带来了福音。如：吴某，男，46岁，汉族，陕西第二棉纺厂干部，1985年4月10日初诊。主诉：自觉恶心，头昏，伴胸闷，气短10余年。近月余上述各证加剧，且每日阵发心悸2～3次，每次持续1h左右，恶心，健忘，乏力，舌质红嫩，苔薄白。脉左弦数，右弦细。检查：发育中等，身高164cm；体重60kg，心率91次/min，血压144/108mmHg，心律不齐，肝、脾检查与心、肺X线透视未见明显异常；甘油三酯229.6mg％，胆固醇179.7mg％；心电图提示：窦性心律，完全性左束支传导阻滞。西医诊断：①高脂血症伴高血压病；②阵发性心动过速。中医诊断、辨证：①胸痹；②眩晕。乃因肾气亏虚，浊阴上逆，肝阳妄动所致。给予柔脉冲剂120包，每次1包，每日2次。复诊：6月8日，头昏减轻，胸闷消失，心悸未发作，气短减轻，不恶心，其他如前。舌尖红，苔薄白，脉弦细。检查：体重57kg，血压128/88mmHg，心率84次/min，心律不齐，心电图同前；甘油三酯136mg％；胆固醇166mg％；胸透未见异常。1987年1月7日随访，头晕、胸闷、气短均消失，能坚持全日上班，无乏力现象，心悸再未发作；心率76次/min，律齐，血压正常。现在，柔脉冲剂已由药厂正式生产，此项成果获陕西省1986年科学技术进步奖三等奖。
3. 遵古鉴今取精髓，善治肾病有新意
杜老师行医30余年，强调实事求是，反对华而不实，在学术上善于博采众家之长，不偏一家之说。特别可贵的是，他能结合现代医学知识，在中医原有理论基础上，勇于提出新的见解。如他治疗肾病（包括急慢性肾炎、肾结石等），认为理化检验结果，一般可作为诊断及判定疗效的依据，在辨证施治中不必受其影响，但部分较顽固的病例，应在辨证论治的基础上，借鉴近代对某些中药药理研究的成果及临床应用经验，适当参考检验结果，选加一至数味相应的有效药物，所加药物的性味、功效与治疗大法相吻合者益佳。例如：①蛋白尿：选加党参、黄芪、金樱子、生益母草等；②血尿（肉眼及镜检）：选加大蓟、小蓟、槐花、白茅根、旱莲草；③石淋（泌尿系结石）：选加金钱草、萹蓄、滑石等；④脓尿：选加金钱草、蒲公英、紫花地丁、金银花等；⑤血压偏高：选加钩藤、桑寄生、怀牛膝、草决明等。杜老师还对蛋白尿的治疗提出了补脾、益肾、涩精、祛邪四大原则；慢性肾炎水肿治疗应用化湿通阳、利水消肿，温阳利水，益气健脾利水，育阴利水，活血利水五法，对临床有较大的指导意义。他曾治一水肿（肾病综合征）患者，某医院予环磷酰胺、泼尼松（强的松）及中药治疗，住院224d，好转出院，半年后复发，再用前药无效。经杜老师辨证，予滋肾利水，清热化瘀之处方。服百余剂，又改用益肾为主之丸药，服3个月而痊愈。多次随访复查，一切正常。（曾福海）三、从师窥思维之妙，临证显中医之优
1978—1980年，笔者有幸从师于杜雨茂教授攻读《伤寒论》硕士学位。侍诊中，窥察业师思维之妙，感受颇多，有感于兹，特草成此文。
1. 用活跃的思维，捕捉思维漏洞
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特点之一，要辨证准，论治精，必须有活跃的思维。杜老师曾治一邓姓6岁女孩发烧后腹痛、呕哕、烦躁不宁，脉数、唇红、舌红苔微黄，断为过汗伤津、腑气不通，胃肠气机不得通降，施以按揉中脘、天枢穴，以软肥皂削如坐药导大便。处理后10min，大便畅行，病儿愈。按揉穴位以利气机，又用肥皂做导药，可见思维之活跃。笔者在临床中常注意运用活跃的思维，捕捉某些医生思维之漏洞，从而显示了中医优势。举例如下：①一些医生遇到胃痛病人，常喜用解痉药（如阿托品，颠茄等），曰：痉挛则痛，解痉则痛止。其实这是一种思维惰性，有些伤食而痛之病人，不是解痉问题，而是去“食”问题。遇到这种情况，笔者常以看舌为名用压舌板轻探其咽部，令其得吐，一涌之后，再稍事调理即可，或涌后疼减未止，再服解痉药，收效甚佳。②有些外科浅伤口，长期用西医换药法伤口不愈合，用活跃的思维一分析，就可找到毛病。换药时反复擦洗又盖上纱条，再换药时再撕纱条，这样一“擦”一“撕”，好容易长出点肉就擦掉、撕掉了（笔者常风趣地称其为“扒皮拷”），我们用些生肌中药，使其伤口适当暴露，不少伤口很快就愈合了，这就是思维取胜！反之，对引流不畅的深伤口，上述西药换药法就有可取之处了。③小儿发烧，用几天抗生素高烧退后，有些患者有低热，白细胞计数可能略高，这时医生认为炎症还存，继续用抗生素，结果有的十天半个月地打针，总不尽如人意。其实，有些患者是高烧退后，家长一味地增加营养，甚至鸡鸭鱼肉地填，犯了“食复”，我们常嘱其停针以保和丸稍事化裁，效果就不错，发挥了中医优势，也是借助了活跃的思维。
2. 临床思维，要注意在中医独特的理论上做文章
杜老师在临床思维中，十分重视中医理论的运用，观其著作中的医案，从《伤寒论》《金匮要略》原文确定用药者，俯拾即是，这给笔者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也促使笔者在临床中，注意中医独特理论的运用，从而显示了中医优势。如，从陕西中医学院研究生班毕业后不久，遇到一疑难病例。患者为一高年资西医，夏季乘凉，在躺椅上翻身后发生腰部束带样疼痛，渐次延及少腹，疼甚时需两人用腹带勒紧方才稍舒，在省级几家大医院遍治无效，用遍了强有力的止痛西药包括椎管内给药，疼无稍减，又至北京301医院做椎板减压术及脊髓探查术，先后做了2次大手术，未见寸功。病人遂自动出院求治于中医。始则用多种法则施治乏效，后发现病人每当疼痛发作即有气从少腹上冲之感觉，而且用针灸治疗时针处明显红赤，这两点正合桂枝加桂汤证，遂予桂枝加桂汤原方2剂后病情大减，先后服药近30剂，病痛若失，随访至今一切良好。不少同志据此而曰：“研究生没白上。”我则曰：“得益于良师之思维也。”
3. 发热治疗中的思维之妙
杜老师治疗发热可谓平中见奇。大量医案中有按太阳中风证治者，有按水寒射肺证治者，有按阳明经证治者，有按阳明腑证治者，有按太阳少阳并病证治者，有按热入血室证治者……分析这些病案，笔者认为，其思维之妙在于抓“热型”。由此得到启发，进而进行探讨，认识到研究和治疗发热，不论用伤寒法还是施温病方，关键在于首抓“热型”。如：恶寒发热为太阳热型，发热不恶寒但恶热为阳明经证热型，日哺潮热为阳明腑证或阴虚发热或湿温热型，往来寒热为少阳热，身热不扬为湿温热型，发热不恶寒或微恶寒为外感风热型，抓住这些热型，施以相应方药就能发挥中医优势。笔者在探讨热型时，还认识到热型中尚有子热型。如，外感风热的热型为发热有恶寒或微恶寒，这其中就有两个子热型，治疗上应该有所不同。笔者对发热不恶寒者，常以银翘散施治，而对发热微恶寒者以银翘散略加辛温（笔者常加少量苏叶），效果明显。由此联想到，中医现在的有关讲义往往分为辛温解表，辛凉解表其实还有辛凉复辛温法，临床未引起重视。再者抓住热型，对发热的治疗可能上午用辛温法，下午就要用辛凉法。笔者依此治愈了很多久热不退顽疾，显示了中医优势。因此，伤寒、温病二家是不应“隔河相望”的，应该揭示其业已存在的“桥梁”从而“握手”，施惠于病人。
4. 科学研究，需要让思维插上时代的翅膀
中医如何进行科学研究，确实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笔者在从师学习中，发现杜老师对轻视中医理论，低估中医疗效是十分反感的，但同时又不故步自封，提倡用现代科学手段研究中医。用现代科学手段（包括用西医的一些方法）研究中医绝不是为了时髦，而是要揭示其科学内涵，显示中医这块瑰宝的光烛。在杜老师的启示下，笔者进行了《伤寒论》与模糊数学的探讨，认为《伤寒论》是运用模糊数学的佼佼者，进而认识到中医学的思维方法中有模糊数学方法，为此先后在《医学与哲学》《国医论坛》等杂志发表了有关文章。其中《试论伤寒论与模糊数学》还被评为河北省中医学会优秀论文。
杜老师赞赏科学研究走新路，我们则要让思维插上时代的翅膀，在中医界名流的引导下，把中医学的科学研究不断推向新的高度！（刘亚娴）四、杜雨茂教授“重脾胃”学术思想初探
业师杜雨茂教授，从医致教近60年，学验俱丰，桃李四海。笔者在多年师从先生临证侍医期间，深感“重脾胃”是其辨证施治的重要学术思想之一，值得我们后学认真研习、继承和发扬。
1. 精研《伤寒》尊仲景，重视脾胃疗百病
杜老师自幼承传家学，熟读《黄帝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中医药经典，且聪慧勤勉，达理研判，富于实践，尤其在《伤寒论》的研究方面，更是见解独到，医术精湛，誉满学界，成为当今著名的中医大师。我辈在校习医识药期间，有幸经常聆听杜老师课堂教诲，所学所悟受益终生；其娓娓动听之讲授，条理分明；解惑答疑，要点清晰；引经据典，生动趣浓，尤其讲解《伤寒论》原文之精义，条分缕析，堪比仲景在世，清彻明了；理论联系实际，理法统摄方药，听之常有使人豁然顿悟之感。但笔者也渐渐感到在其对《伤寒论》的解析中，每每与脾胃病机相联系，常强调脾胃病机对六经辨证论治的重要性，指出：“在整个《伤寒论》中突出了保护胃气，固守中阳的学术思想。”认为在《伤寒论》的113方中，作为脾胃病治疗的专方虽然不多，但在各个方剂的用药中，却明显表现出普遍调治脾胃的立法用意；尤其生姜、大枣、甘草三味药，在《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中都有高频次的应用，“更可看出仲景慎固中州之深思
［1］熟虑”。不仅如此，杜老师还认为张仲景不仅重视调治脾胃，而且更重视“胃气”强弱在六经病证的发生、发展过程中的“导向”作用，如《伤寒论》原文第8条“太阳病，头痛至七日以上自愈者，以行其经尽故也。若欲作再经者，针足阳明，使经不传则愈”。之所以针足阳明，是在调畅胃气，通达气血，以提高正气的抗邪能力，阻止病情的发生或发展，不仅可使已有的太阳病不再传经发展，而且对六经各病的发生、发展都具有同样的作用。故原文第184条又说：“阳明居中主土，万物所归，无所复传。”
由于对《伤寒论》《金匮要略》等的精深研究，杜老师继承、发扬了张仲景“保护胃气，固守中阳的学术思想”，并形成自己独特的诊疗风格。在杜老师所著的《伤寒论释疑与经方实验》中，共阐释疑难问题44题，读之确有使人冰释《伤寒论》千古悬疑的感觉。但也会发现，其中有29题是从脾胃病机入手或联系脾胃病机而加以阐明的，这也可以佐证先生在《伤寒论》的教学与研究中重视脾胃的专业思想确已形成。在承随杜老师出诊侍医的实践中，笔者亦发现其辨证论治常常从脾胃病机方面思考问题，论治立法更多从调治脾胃入手，而且每多良好的临床效果。在当年笔者曾做过的简单统计中，就得出两个“2/3”的结果，其中一个是杜老师临床治病时，调治脾胃者占门诊量的2/3；另一个是杜老师调治脾胃的用药中，寒热并用的处方约占处方数的2/3。正是受杜老师学术思想的影响，笔者亦在多年的临床诊疗中把脾胃病的辨证论治作为自己临床医疗和科学研究的主要方向，的确是师承传授，有其师便有其生。
阅读杜老师的论著，每感其学术造诣高深，理论思维精妙；学习杜老师的医案，常惊其施术处方奇特，挽危亡以绝处逢生。观其临床所治虽病种繁杂、证候奇难，但临证处方之用药却常着眼于调治脾胃。笔者在阅读杜老师的论著时，统计了所能收集到的杜老师公开发表的病案270例，其中从脾胃论治或联系脾胃病机而论治的病案就有175例，约占到64.8％；仅以《奇难病临证指南》一书为例，全书载各种奇难怪病的治疗验案148例，其中有辨证论治时从脾胃入手或联系脾胃病机而论治者，就有95例，约占到64.2％。此足已见杜老师临床辨证论治“重脾胃”学术思想之一斑了。虽然晚年以来，杜老师根据社会和医药卫生发展的需要，将专业的重点方向放在了肾病的临床和科［2］研方面，但在具体临床诊疗中，他认为“肾之蛰藏，必籍土封”，立法用药仍然常从调治脾胃着手而良效多多。
2. 临证立法守病机，调治脾胃求全面
杜老师调治脾胃不仅立法全面，而且法度严谨，用药精专。笔者管窥其辨治思路可归纳为：（1）建补脾胃，固守中州。杜老师认为人出生以后，身体保持健康状态的关键在于“胃气”的强弱。因为，在先天已定的前提下，要使正气强盛而不病，必得脾胃之气的充分荣养，才能气血充沛，筋骨强健，脏腑协调。在病理状态下，邪气侵犯机体或正气内虚之时，往往都会涉及脾胃病机而发病，只要脾胃保持强健，病体就易于恢复而少有恶化。所以，在临床治疗时，杜老师特别重视健补脾胃之气，指出“中医强调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无论何病，若有较为严重的呕吐，或纳呆、脘腹胀满及泄泻等脾胃病变，患者难以受纳药物，［2］或纳后即排，药难吸收等，又当先调理脾胃之气……”，处方多用四君子汤或六君子汤加味调治。（2）理气化湿，重促运化。杜老师认为调治脾胃当重在促其运化，脾胃居中州而溉四旁，是人体上下内外气机运行的枢纽，只有胃能受纳通降水谷，脾能升清布散精微，才可达到四肢百骸的荣养与强健。故他反复指出：“健脾法其意有二：一则补气以充脾，药用党参、白术、茯苓、黄芪等；二则理气以转脾，脾居中焦，为气机升降［3］之枢，脾之功能，重在于运，药选陈皮、苍术、山楂等。”“胃肠贵在通降，脾机重在转输。如胃肠气机不调，脾机不转，补之无益。［3］”说明健脾强胃的治疗，不仅是要保持“胃气”的充沛，而且更要促进“胃气”的运转。若脾胃气机壅滞不能运转，则三焦升降失司，清浊逆乱，水湿痰浊由之而生。脾本喜燥恶湿，湿浊生则进而困滞脾胃，阻遏气机，又可形成恶性循环。所以在调治脾胃时，杜老师特别强调“转脾运、畅气机”，即使在脾气尚虚的情况下，也可以先行促使脾胃的转输，然后再行论补。如他在治疗一“中气下陷证”的患者时说：“患者脾胃纳化水谷之能不振，开始不宜固补，先以运脾开胃为主，待其纳化功能好转，气血化源充沛，转机而以补气升陷之法，［3］使中气得健，复行其升举功能，其病自愈。”杜老师转脾运、畅气机的治疗，常取香苏二陈之类为剂，既可以疏理脾胃气机之壅滞，又可辛燥芳化以祛湿浊，有升有降，升降相因。（3）背反偕同，辛开苦降。杜老师是个既继承传统，又与时俱进的医学大家，他从辩证唯物主义理论出发，结合多年的临床实践，提出了“背反偕同”新治则，认为人体脏腑的气机变化，无时无刻不在升降出入，各个脏腑的生理属性和功能特点互不相同，或以升为主，或以降为要；或性刚，或性柔；或属火，或属水，多种相反相成的协调关系共同维持着人的生命机能。而疾病状态正是这种协调关系失衡的结果，其形成的病理证候“性质就难以划一，往往并非单纯为阴或单纯为阳，或完全属热，或完全为寒，多为寒热错杂，虚实互见，表里同病，阴阳俱损，气血同伤，升降齐乖，宣敛皆蹇”，这种病理状况在脾胃病机中尤为明显。因为，脾胃为一身气机之枢纽，二者一纳一化，一升一降，敷布精微于全身：脾喜燥恶湿而气升则健，胃喜润恶燥而气降则和。若脾胃功能失常，则升降之机紊乱，清阳之气机不能输布，水谷精微无从纳化，浊邪上逆，中气下陷，气血逆乱，润燥不和，诸症由生。故杜老师提出“治此当顺应脾胃生理特点，以性味相异之药有机配伍，各司其属，斡旋升降，举清泄浊，调理脾胃”。［3］临证每仿半夏泻心汤类法，以辛开苦降，补消并用，升降同施，寒热齐投，使背反偕同而疗效精良。（4）守病机，分主次，标本各异。杜老师临床论治重视脾胃，是在正确分析各种临床表现而谨守病机的前提下体现的，首先是在先生精深的中医药学术积累中，“胃气”占有重要的地位，所以在复杂琐碎的各种临床症状中，他能够精准地把握脾胃病机的变化，进而又恰如其分地依据该病机在其证候中的主次作用，正确地立法论治，适当地调理脾胃而使患者受益。例如在治疗某些咳喘病证时，他主要从健补脾胃入手，辅以理气化痰，宣肺止咳，就是认为其证候的主要病机是脾胃虚弱，运化无力，水谷精微不化而痰浊内生，以致犯肺而发为咳喘。在治疗某些肾病水肿时，他却主以温肾通阳，化气利水，辅以温中益气，健脾祛湿，则是认为其证候中脾胃病机在水湿泛溢中虽有重要作用，但与肾虚不能主水相比却显得次要，所以论治的重点在温肾。而对某些呕吐或呃逆的脾胃病证，他却以疏肝解郁为主，辅以理气和中，因为病机分析认为，此脾胃病证的发生是由肝胆气郁，不得疏泄，横逆而乘脾犯胃所致，主要病机在肝胆，胃气不和而上逆当为从属病机，故治疗虽亦重视调理脾胃，但是要在疏肝解郁的基础上进行调治。由此可见，杜老师重视脾胃是以严谨的辨证论治，谨守病机为前提的。
3. 杜老师重视脾胃的处方用药特点
杜老师重视调治脾胃病机，其组方用药堪称精妙，除坚持辨证论治外，尚有以下用药特点：（1）强调白术的作用。在杜老师调治脾胃病机的处方中，使用频次最高的当属白术和甘草，而甘草常被用作调和药性，白术则完全在于调治脾胃。因白术性温而苦甘，健脾补气，除湿祛邪，可谓补泻兼具，以补为先。脾气亏虚，常健运失司，以致水湿不运而留滞，治用白术可补脾气而促运化，使湿去而邪无留；既留之湿虽有滞气困脾之虞，但白术功能温燥除湿，使邪祛而脾自运，故为调治脾胃之首选。若脾胃虚甚而当重在补气者，常选白术配党参、黄芪等，使之相须为用；若湿重脾虚而强调祛邪者，又常选白术配茯苓、薏米等，令其相使祛邪，脾得健运。脾虚而中阳不足者，常选白术配桂枝等，既健脾祛湿又通中阳而行气化；若脾虚而寒湿内盛者，又常以白术配干姜等，健脾气而化寒湿，以复运中阳。在诸配伍中，杜老师常用炒白术治脾虚而大便溏薄者，投生白术治脾虚而大便干燥者，药物配伍恰到好处，故药尽效彰。（2）重视“姜”类药物。杜老师调治脾胃时常多用姜，依据不同病机或证候，或用生姜，或用干姜，或用炮姜，或用良姜。笔者在侍医期间体会到，先生一般脾胃病证多用生姜，他认为胃主受纳而聚水谷，易生湿浊之邪；又胃主腐熟而酿于阳气，易生热浊之邪，故胃之病证有寒有热；而生姜味辛性温，辛散化浊，和胃降逆，对于多种胃病气不通降而寒热不著的证候都有适用性，是“为胃家圣药”。此外，生姜还能醒脾开胃，增进食欲，加强消化吸收功能，故临证常与半夏、茯苓、苏叶等配伍使用。对于寒盛中焦而脾阳亏虚的脘腹冷痛，呕吐泄泻等，则每用干姜散寒祛邪，守中回阳，常与党参、白术同用；若胃寒痛甚者，又常与良姜、吴茱萸同用，使散寒温中止痛之力更强；而呕甚时又多同半夏配伍。在妇人阳虚中寒而影响经行不调者，又多以炮姜或生姜配吴茱萸、桂枝应用。（3）喜用荜澄茄。笔者在侍医期间还发现，杜老师临证处方常有配伍荜澄茄的用药喜好。荜澄茄是一种使用较少的中药，但杜老师认为该药功兼温中散寒、行气止痛、消食理滞、祛湿止泻之效，是其他温中理脾药所难以取代的。在中寒阳虚证候时，因寒邪凝滞致气血运行不畅或不通，症见胀满腹痛之时，或者因寒凝气滞，脾虚不运，寒湿不化而生湿泻之时，使用荜澄茄既可温中散寒祛邪，又可行滞止痛，还能健胃消食，治疗脘腹冷痛、反胃呕吐、肠鸣泄泻、食积气胀等症，可一味而建数功。所以先生临证时常在辨证论治的基础上，配伍荜澄茄以增散寒理气调中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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