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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9-28 04:3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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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英)约翰·奥特维·布兰德,艾特豪德·拜克豪斯

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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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统治下的中国

慈禧统治下的中国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慈禧统治下的中国作者:[英]约翰·奥特维·布兰德,艾特豪德·拜克豪斯排版:红枫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时间:2018-01-01ISBN:9787539968629本书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有限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

此书为作者根据晚清的官方文献及私人日记写成,记述了慈禧的历史和她统治的那个时代。

作者在此特向以下各位致以诚挚的谢意:凯瑟琳·A.卡尔小姐,承蒙能在此书中征得她同意,采用她为太后画像;东京艺术出版商K.奥格瓦先生,为本书提供北京皇宫慈禧太后的独家照片;《远东评论》的乔·布朗森·李尔先生,授权在本书使用他们刊物的原创插图;北京的倍亭思公司,授权出版他们对首都的评论;还要感谢泰晤士报的编辑,承蒙授权在本书中收纳该报文章。1910年9月10日于伦敦序言慈禧王朝面面观陶林

公元1908年11月14日,统治中国四十七年、三度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即将死去。这一天之前,她预估自己的生命已然走到了尽头,颁布一道密旨,下令毒杀了被她一直软禁在瀛台的侄子光绪皇帝。以后来研究者从光绪尸骨、毛发中提炼出的砒霜浓度来看,她要置光绪于死地的决心是很坚决的。

一直在韬光养晦的光绪皇帝一命呜呼之后,慈禧全部的求生意志松弛了。11月15日,她就进入了弥留状态。清宫的御医们手忙脚乱,开出一剂益气生津之方,力图妙手回春:老米一两,人参五分,麦冬五钱,鲜石斛五钱,水煎温服。稍通西医西药之理的人一看便知,对于一个处于弥留之际的人来说,这是一剂没有任何意义的药方。没有营养补充,没有强心针,没有输氧和体外循环,在几位宫女的强灌喂服之下,慈禧太后服下了最后一剂药方。

药方勉强能保她回光返照。临终前,慈禧太后又郑重地下达了另外一道密旨:“此后,女人不可预闻国政。此与本朝家法相违,必须严加限制。尤须严防,不得令太监擅权。明末之事,可为殷鉴!”说完这道遗嘱仅仅一个时辰之后,慈禧太后便死去了。

她的这道临终遗言很是奇怪,经由这部《慈禧统治下的中国》一书独家向全世界公诸后,引来无数人持久的争议。按照她遗嘱字面的意思,慈禧似乎否定了自己作为一个女人执政的一生,恐深感大清王朝行之不长;或许,其另一层意思在于,慈禧从来就没有把自己看成是一个普通的女人,一向自称老佛爷、老祖宗的,让皇帝用“皇阿玛”(父亲)称呼自己的她,更多认为自己是一个男人,甚至一个超人。

无论是谁,一旦撒手人寰,在世的是是非非全然而去,终还交由后人评述。在临终前,慈禧已经选定了五岁的小孩子溥仪作为皇帝的接班者,并托孤给诸位满族大臣、亲王。她自觉得自己已经很努力了,已有效地操控了满清王朝这艘破败不堪的大船,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几乎要倾覆的难关。尽管这些导致难关的绝大部分因素,得由她本人来负全部责任。

作为美人与贵妃,她在陪伴咸丰皇帝的过程中,表现出对权力非同寻常的欲望——当然,对于终身在权力羁绊下的中国人来说,贪权是人之常态,况且还是执掌天下的超级大权。咸丰皇帝去世前,曾感受过自己这位“兰贵人”弄权的机灵劲,曾下密旨,一旦慈禧权欲过大,则击杀之。然而,该属于慈禧的,谁也夺不走。整个大清王朝的末代时期,从咸丰皇帝去世到1911年辛亥革命这段时间,几乎都可以看成是慈禧的王朝。

然而,与曾国藩、左宗棠甚至孙中山这样心怀天下的政治家不同,慈禧对权力的迷恋,从本质上来说,是纯感官性的,而非理智性的。这感官性就像吃喝拉撒一样,遵从于一种低劣的人性。她本能地要权、揽权,而从骨子里来说,并没有任何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在其中。这种本能驱动着她排除任何异己,搬弄权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却自始至终没能有一副清晰的眼力,能看清历史的潮流与轨迹。正因为如此,慈禧王朝是一个视野相当模糊、目光非常短浅而头脑非常糊涂的时代。

我把慈禧王朝,称之为中华民族的“鼹鼠时代”。整个民族被一位“鼹鼠”太后领导着,在地洞里稀里糊涂地挖掘,提心吊胆于每一粒土坷垃的掉落。既谈不上有什么“开天辟地”之功,也谈不上是光宗耀祖,更谈不上走进什么“历史的三峡”那么悲壮。慈禧的权臣李鸿章,对之概括得很好,仅仅是裱糊一栋四处漏风的破房子而已。一将无能累死千军,慈禧王朝在近代的存在,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跟满清的康熙王朝、雍正王朝、乾隆王朝逐步走入传统的“治平”不一样的是,慈禧王朝面临的是一个变化迅速的大时代。与世界大时代的巨大变化相比,康雍乾盛世的所谓辉煌灿烂,更像是王朝传统的回光返照。特别到了乾隆统治时代,专制术加文字狱,使得所谓的“盛世”只是徒有虚名的。经济和文化水准一落千丈,用英国特使马嘎尔尼的评价来说:“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成为野蛮人。”“盛世”假象一闪而过,鸦片战争中,满清的朝廷文化因为太多的注目于单纯的权力操作,世道人心一落千丈,根本无力抵御新兴西方国家最微弱的一次攻击。等到了慈禧王朝时代,国门洞开,现代文明浩浩荡荡,所有既往传统统治的经验全部作废。一个多变善变、心气无定的女权威者,要跟不断变化的时代潮流较量。

慈禧一直很自负,喜欢拿自己与英国汉诺威王朝的维多利亚女王相比。然而,与维多利亚女王安于相夫教子的日常化生活不一样的是,她从没有一天过过正常化的生活,夫亡守寡后,便把压抑的生活全部投入无休止的权术斗争,以及穷奢极欲的“享福”生活中。而非常有趣的事,除了力主与中国进行鸦片战争之外,维多利亚女王一生几乎一无所为,典型的无为而无不为。正是这种无为,使得英国的现代宪政制度极少受到最高权威的干扰,得以在粗糙的框架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顺利地完善与发展,也让大英帝国一跃成为当时世界唯一日不落的超级大国。所以幽默的英国人赞誉维多利亚,像一只老母鸡一样孵育了现代英国。

而在整个慈禧王朝时代,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慈禧,从辛酉政变上台起,到太平天国、剿捻、兴办洋务、中俄、中法、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庚子剧变等等,几乎任何一件事情都要插手,但没有一件事能以善终,没有一件事能有好结果。这是典型的无不为而无所为,反复证明这位执政者的无能和命硬之外,别的一无是处。慈禧却是一个运气特别好的人,慈禧王朝时代,名臣辈出,前有曾国藩的湘军系,后有袁世凯的小站派系。无论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彭玉麟、曾国荃,还是袁世凯、段祺瑞、冯国璋等等,其实每一个人都有执掌天下的能耐,但至少慈禧活着时,每一个人都谨遵传统、恪守臣道。即使慈禧再无能,作出再昏聩的决定,他们也不至于一朝变脸,踢翻她的龙椅。

然而,对历史最没有感觉的中国人也都能感觉到,慈禧就像一只吸血鬼一样,吸尽了大清王朝最后的气数。满族作家老舍先生,在总结历史时诚恳地说:“从慈禧开始,我们满人对中国只有拖累、没有贡献。从上到下都讲究,富的富讲究,穷的穷讲究。讲究不尽,讲究到死。”他说的这种“讲究”,毫无疑问,是慈禧总带头的。她讲究了颐和园,便输掉了甲午战争。这一历史,即使现在学者再翻案,也是绕不过去的。

被赶尽杀绝、流亡海外的维新党人康有为等,非常憎恨慈禧,一直花重金求刺客要去行刺慈禧。但康有为的这一行为,却被日渐倾向于革命的梁启超劝阻了。我猜想,显然是在梁启超看来,慈禧对于满清来说破坏力,比一万个革命者还要大。

事实也是如此,在慈禧死日(1908年)到满清覆亡(1911年)的这3年时间内,满清政府虽然乱象纷纭,但中国日子却好过得不得了。统治者的奢侈浪费锐减,现代技术和制度的红利爆发,等到了辛亥年,满清政府全年财政收入达到了2.4亿两白银。这样良好的财政状况,远超过历朝历代任何一个“盛世”。即便如此,满清还是抱着一块大金砖迎来了革命的爆发和王朝的灭亡。这一事实,若慈禧在地下有知,不知作何感想。

本书《慈禧统治下的中国》,就是一本纵览慈禧王朝的专著。原书的两位作者之一——艾特豪德·拜克豪斯是一个奇人。这位英国册封的爵爷,自称是慈禧的西方秘密情人,亲眼见证了清朝宫廷若干的不堪与淫秽,并写成了一本萨德式的小说作品《太后与我》。显然,这些都是这位西方浪子的无稽之谈。不过,与他的其他著作不同的是,这部书严谨、周详,严格忠于史实,是一部非常好的慈禧王朝的面面观,却一点不影响它的可读性,好读,有趣。要感谢房新侠和杨丹两位译者,为之所付出的巨大努力,以及匡婷、卫梦琳等提供的帮助。她们让译文流畅、明白。能邀请到她们完成这部译著,是一种荣幸。

希望读者通过阅读这部书,能获得对慈禧及其王朝的全面认识,以及对当下、未来的无限启示与遐想。或许,对于慈禧太后,我们适宜抱着放松的心态待之。一直以来,我们都太专注于她历史中的是非,甚至鲜有人注意到她的本名——叶赫那拉·杏贞。确实,那是很美的一个名字。  第一章 慈禧身世

叶赫那拉部落是满族最古老的部落之一,祖辈能一直追溯到贝勒杨吉努。1835年,这个家族诞生了一名女婴,她注定要影响无数中国人的命运,一生中三次垂帘听政,对中国的专制统治长达半个世纪,她就是叶赫那拉。

叶赫那拉的父亲叫惠征,世袭八旗将军头衔,与贵族出身相比,当时的人都认为他混得不够成功,到死也就是个道台。惠征在安徽任内去世,女儿仅仅三岁,孤儿寡母只好投奔亲戚穆扬阿。之后与叶赫那拉一同垂帘听政的慈安,正是他的女儿,孩子们在穆家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慈禧太后

最近几年,针对皇太后的低微出身,不少可耻的毫无根据的谣言四起。其中不少是一些小报消息,不过想通过满足读者对偶像的猎奇心理造成轰动效应而已。但是,毫无疑问,还有些谣言是关于嫉妒、仇恨以及宫廷斗争,一些铁帽子王和皇室官员乐于造谣生事,就是想让叶赫那拉家的人“丢脸”。因为这些人的搅和,京城里人人皆知,南方的老百姓也深信不疑,康有为等人还写书为证。

在说其他事之前,很有必要先强调一下,从努尔哈赤开始,叶赫那拉家族就与皇族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他们之间关系一直影响到现代中国。自从叶赫那拉镇压了载垣谋逆成为真正的统治者后,皇族与这个强势家族之间的摩擦与斗争从未停止过,戊戌变法后关系更加紧张,紫禁城里危机四伏,只是碍于慈禧的威严没有爆发。最近京城发生了不少事,尤其是直隶总督端方在慈禧葬礼上大不敬被罢免,更是加深了满族阵营的分化,没了慈禧的清政府现在真是四面楚歌。

我们外国人根本搞不懂他们的日常生活和党派之争的真实情况,比如家谱、婚配、过继、世仇等等。不过,有件事我们还是清楚的,皇室(他们都姓爱新觉罗)被分为红带子和黄带子,他们都是努尔哈赤及其祖先的直系后裔,因为祖先的关系他们自认为在满族皇族中拥有最尊贵的地位(中国人都认可)。叶赫那拉家族虽不是皇室后裔(家族中的女性嫁给皇帝最多获得个贵族头衔),但是因为家族人数众多,而且前后出了三个皇太后,特别是有了慈禧这样个拥有无上地位和声望的皇太后使他们拥有了巨大的权利。近期发生的事以及慈禧临终安排都预示着,叶赫那拉家族的领袖要求当今的皇太后,也就是光绪的遗孀,要相仿她的姑姑慈禧在摄政期间把持朝政。而且多亏慈禧卓有远见,安排荣禄的外孙继承皇位,这样老佛爷定下的规矩肯定会延续下去。

老佛爷算得上是个强硬的保守派,她生前对直系亲戚打着保护伞,包庇他们僭越礼制的行为,暗中加深了他们与红带子和黄带子之间矛盾,这些事成了京城人街头巷尾茶余饭后的谈资。

慈禧最喜欢怠慢爱新觉罗家的人,她曾下旨禁止爱新觉罗家的人住在商业区附近,因为她听说他们做了些违法的交易。铁帽子王和努尔哈赤的后裔肯定不喜欢她,但是又担心慈禧削了他们的特权,只好私下抱怨抱怨。

有件事能证明慈禧的英明,一个胆大包天的世袭贵族竟然在紫禁城禁区附近造了一所宏伟的大宅子,可以远眺看见紫禁城部分建筑。没过多久,房子刚竣工老佛爷就没收,并且问罪房主,胆敢觊觎皇宫,随后把新房子赏给了她的弟弟——承恩公。

还有件事也能证明慈禧的宗派观念很重,包庇纵容亲戚。1902年流亡返京后的第三年,新设巡警部,由慈禧的亲信徐世昌任尚书。不久,他就发现经常要和皇亲国戚打交道,这可不是个美差。慈禧的弟弟桂祥就是个刺头,从来不遵守什么规矩,驾车逆向行驶,还觉得是有“面子”的事。一次,一个有正义感的衙役抓了桂王爷的奴才,徐世昌听了此事命令立即放人,但是桂王爷认为这简直就是奇耻大辱,一定要徐世昌本人登门请罪。徐大人三次登门谢罪,桂王爷都没让他进门,直到徐大人跪在王府大门外磕头才算了事。这件事闹得沸沸扬扬,京城里上至权贵下至小民人人皆知。后来徐世昌又任东三省总督、邮传部尚书,1910年8月又升任军机大臣。但是当慈禧听说她兄弟的事后,立刻把徐大人调离军机处,安排去了奉天。

慈禧的母亲钮祜禄氏,守寡多年,住在锡拉胡同,就靠着外国公使馆区。慈禧当上皇太后后册封自己的母亲为一品夫人。钮祜禄氏聪明伶俐,在家族里也是人品出众。死后和丈夫葬在城西的家族墓地,就在欧洲人的赛马场附近,慈禧为表孝心,又在墓地造了牌楼和大理石石碑。1902年正月,慈禧结束流亡,从正定府乘火车回京,原本决定沿汉口铁路线回京,但是这条线会经过父母的墓地,如果不下车祭奠就是不孝,所以慈禧决定做给那些支持她的人看,改为绕路从城南进城。北京西直门车站

关于叶赫那拉童年的记载很少,只是提到亲戚中有个名叫荣禄的,是她儿时伙伴,后来此人在叶赫那拉一生中多次危难时刻扮演了重要角色。有人说其实两人指腹为婚,不过这种说法无从考证了。无论怎样,荣禄在慈禧青年时代起到了任何旁人都无法替代的作用。康有为等一些反对满族统治的人说两人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在热河的时候就开始了,那个时候咸丰帝还没死。

叶赫那拉接受的是传统教育,她机敏灵活,再加上野心勃勃、对权利的欲望使她在男权世界出类拔萃。她精通诗画,水平丝毫不逊于英国最著名公立学校的学生,十六岁就熟读四书五经,通晓满文,熟读二十四史,知识赋予她智慧和力量,史书记载,她对自己伟大的一生也早有预感。

1850年,道光皇帝驾崩,皇子中年纪最大的皇四子继位,年仅十九岁,改年号咸丰。守丧(二十四个月)结束后,新皇帝才能下旨,要求容貌端庄符合年龄的满族少女到内务府报名,等待皇帝的挑选进入后宫。咸丰早先娶了穆扬阿的长女,没等咸丰称帝就死了,这次参加选秀的女孩中就有穆扬阿的次女萨克达以及叶赫那拉。最后萨克达被封为嫔,叶赫那拉被封为贵人,这些妃子与其说是皇帝的妻子还不如说是太后的仆人,很少有例外的。按规矩,后宫最多有七十位妃子,但通常很少能达到。除此之外,后宫还有二千名满族女性,都是仆人,归太监管理。后宫的事太后说了算,连选秀女皇帝也只能看看,没权定她们的等级。

后来,叶赫那拉离家来到了戒卫森严的宫里,断了和家里的一切联系。一位自叶赫那拉入宫就侍奉她的老宫女,在我们的要求下描述了叶赫那拉唯一一次省亲的经过。那是1857年1月,诞下皇子九个月后,叶赫那拉承蒙皇恩,恩准离开皇宫。当天一大早,太监宣旨,告诉叶赫那拉的母亲,她的女儿中午要回来省亲。家族亲朋好友皆欣喜若狂,这真是天大的荣耀。整个胡同的人都出来,争着看贵人乘坐的凤辇和宫里的太监。贵人的母亲和族人(包括一些年纪大的长辈)分列大门两侧,恭迎贵人圣驾。凤辇一直驶入院子里,太监才请贵人下来,贵人直入正屋坐了主座。除了她的母亲和几个年长的族人站着外,其他人都跪着迎接圣驾。然后就是宴会,经过特殊安排,她的母亲坐在她的下首,这等于是认可了她作为皇权继承人的生母的身份。在场的人都觉得贵人亲切随和,宫里的规矩好像对她改变不大,她和姐妹们聊家常,对家里的事也很上心,尤其关心妹妹们的功课。

宴会一直持续到下午,叶赫那拉问这问那聊了好多,冬日天黑得早,太监来请她准备回宫。贵人与家人告别,依依不舍,进宫后又要与家人失去联系,总想着皇上能再次恩准她省亲,不管怎样也得让她的母亲能进宫看看她。最后,她分发了带来的礼物,然后坐轿离去。之后她再也没有回过家,不过,她的母亲后来能经常进宫瞧瞧她。

叶赫那拉自打一进宫就处处讨好太后,凭着她的聪明伶俐又很快讨得皇上的宠爱,1856年4月她生了个儿子,遂了皇上的心愿,她在宫里的地位日益巩固。

叶赫那拉进宫那年,太平军正闹得凶,1853年太平军攻占南京,一个南方省会城市。那个时候她就已经开始参政,并向皇上力荐曾国藩,任命为总司令,提供军需训练湘军,在戈顿将军的帮助下,曾国藩最终镇压了太平天国的叛乱。

慈禧年轻时就有出冲破世俗的勇气,临危不惧的政治魄力和决断力。当时按规定曾国藩要回乡为母守丧三年,但是叶赫那拉却认为规矩也不能临驾朝廷之上,命令他领兵打仗,显示出她天生就是个统治者。

1855年8月,太后驾崩,叶赫那拉因其“勤勉服侍”有功被册封为“嫔”,而她的同伴萨克达已经是皇后了。

当时人们都认为咸丰应该是清朝的最后一位皇帝了,因为清朝的气数已尽。各地都有叛乱,皇帝昏庸无能,老百姓对他谈不上什么忠诚。与前面的五位皇帝比起来,这位皇帝一无是处,连效仿他们编个经典文献或者字典都办不成。不但如此,他二十五岁时还没有儿子,有些先皇十五岁就有儿子了,也被视为不祥。因此,当1856年4月叶赫那拉生了儿子,同时湖南、江西各地叛乱也都被平定局势好转时,大家都认为上天再一次眷顾了皇权。

但是不久,皇上一病不起,瘫痪在床,叶赫那拉母凭子贵,手腕高超,皇后又对政治不感兴趣,她于是成为帝国的实际统治者。叶赫那拉已经升为“妃”,俗称“懿贵妃”,意思是具有女性美德的妃子。

当时叶赫那拉年轻气盛,她处理国际事务时,根本不考虑外国情况,态度都很强硬,十分傲慢,优越感很强。英军攻打大沽口,慈禧派琦英劝说额尔金勋爵撤离大沽口,被勋爵拒绝后。慈禧大怒,竟然赐琦英一条白绫,让他悬梁自尽,还说这是“皇上的宽容仁慈”。她还劝说皇上拒绝钦差去广州与英国商谈贸易,直接导致了一年后英国人的野蛮侵略。从那个时期的历史记载或者私人日记里,我们能发现没人关心皇上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凡事都是叶赫那拉说了算,而她那时不过是个妃子,年仅二十二岁。

为了防止混淆,有必要解释一下,叶赫那拉是她娘家的姓,进宫前用的。直到当了皇太后(西太后),虽然也用这个名字,但通常被称为“懿贵妃”。两宫太后垂帘听政时,她的尊号是“慈禧”,前面还有很多的敬语。老百姓一般都喊她“皇太后”或者“老佛爷”,特别在她晚年,北方人一般尊称她“老佛爷”。  第二章 逃往热河

大家应该都知道英法联军为什么要攻占华北,对那段历史也都了如指掌了吧,所以这里不必再多说什么。不过,欧洲读者也许并不清楚,在那个大混乱时期,叶赫那拉氏在清朝皇帝逃往热河的前前后后,她起到的重要作用,你可千万不能低估。

当时,一位翰林院大学士在他的日记中详细记录了其中的细枝末节。这本日记在事发几年后由私人印刷出版,以下片段就是从这本日记中摘抄出来的。日记原名为《悲恸录》,它主要记录的是这位大学士对自己母亲的一片孝心,日记中也难免夹杂了英法联军当时的所作所为,以及慈禧在此期间的表现。尽管文章没有突出的艺术技巧,但其中的真情实感,我们读后不免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说不定广泛传播后,叫人们对这部书欲罢而不能:

庚申年七月(1860年8月),母亲那病得了已经有五六天了,风声传来了可靠消息,说敌人已经抵达大沽海口了。大家也都听说了,各省官员当时纷纷上奏朝廷,但这些奏折根本没人过问,搞得人心惶恐、谣言不断。不过,当时风声还没紧到有人逃离京城的地步。皇上病重,据说他要到北方避避风头,但懿贵妃和僧王却极力相劝,安慰说服他,说敌人绝对不可能进京城的。

当时,我母亲得的是痢疾,但她却叫仆人们向我隐瞒病情。一天,我无意中在桌上看到了一张药方,才知道了其中的实情。同过去一样,为母亲把脉看病的全是刘郎中,不过我一直对他本人连同他的治疗方法很不放心,我总是担心他用药过猛。但是,刘郎中给我母亲看病已经足足有七年多了,母亲以及家人都非常信任他的,胳膊哪里拗得过大腿呢?唉,古语说得好,想当孝顺的儿子,就需要对药理方面多一点知识才好。而母亲最终离开我们,我一当儿子的,真是责任难逃,罪过不浅。我想,即便我死一万次,大概也难换回我母亲一命呀!

之后几天,陆续看到有人逃离京城,因为有信报说我军在大沽口损失惨重,总兵也已经阵亡了;北塘的守兵已经溃退,炮台应该已经稳稳落到敌人手中了。皇上发下诏书,命令僧王不准与敌人正面交锋,有皇帝这份诏书下来,我军哪还敢动?只好都乖乖地拱手观望了。老百姓不知道其中到底什么情况,一个个都诚惶诚恐的。

七月十三日这一天,我母亲病情有点严重了,我实在忍受不了了,立即请了十天假。尽管我一直向母亲隐瞒政治时局,并且一直佯装镇定,劝她老人家放下心来,安心静养,但战局真是越来越差了,老百姓纷纷地迁离京城避难去了,这个时候,有哪个不要命啊?

第二天,县令李敏斋到我家来,跟我说了些道别的话,他说自己要离开北京,出发前往安徽大营任职去了。当他得知我母亲的病情时,对刘郎中开的药方相当不满,于是他索性亲自给我母亲看病开药方。但是,我母亲是个难缠的人,哪里愿意服他开的药啊?我极力劝说母亲喝下,母亲才勉为其难,痛苦地把药喝下去了,真是难为她老人家了。当天晚上,她却忽然出现胸闷气短的症状,我立即叫人请来敏斋,问是怎么回事,是不是他开的药的问题。他说这并不能怪他开的药,但我母亲还是觉得不对头,她说以后坚决不服这个药了,坚持要继续服用刘郎中为她开的药。没办法,我只好又请刘郎中配些药力较轻、适合老年人服用的药给母亲服用。

母亲自己感觉日子不多了,叫我为她准备一副棺材。巧的是,八年前我已经在奉天购买了寿木,现在就存放在京城的一家棺材铺中。我派人把寿木取回来,让木匠们在院中当场制作棺材,到那个月二十日,棺材就已经完工了。寿木材料非常厚实,作出来的寿材当然也漂亮、结实。如今时局动荡不稳,我从没料想在这样的境况下竟还能匆匆忙忙赶出如此令人满意的寿材,真是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木匠说,这样的棺木如今在京城至少能值白银一千两以上,听了这话,我稍微感到一丝宽慰。

第二天清晨,油漆铺派人来给寿材刷底漆,底漆至少用去了二斤。随后,我派人去购置衣料,请来六七位裁缝为母亲缝寿衣。裁缝们先做好了貂皮长袍,但第二天母亲病情似乎稍稍有了一点起色,我便叫人暂停缝制莽袄霞被。当时,京城有小道消息传来,说敌人已经到了通州地区,二十七日就要炮轰北京城了。因此,离开京城逃命的人越来越多。到二十七日为止,寿材刷完了第二道漆。

一天,我军俘虏了敌人的首领巴夏礼,连同其他俘虏一共八人,把他们囚禁在刑部大牢中。京城这时就像锅烧开了,新消息不断传来,说皇上打算离开京城,要逃到北方去了,但懿贵妃说服一些老臣来上奏,劝皇帝留在京城,不能到北方。所有这些奏折都被皇帝留下,一封都没发出去。在京城的满汉官员们此时大都已经把家眷连同值钱一点的财物先运出京城,但布巷前门一带的大店铺仍然继续在营业,好像他们一点没受到什么不良影响。我母亲病情照旧,我又续了十天假。

八月初一,母亲的寿材上了第三道漆。那天,刘郎中来更换药方,但母亲的腹泻没有丝毫好转迹象,真让人着急。

八月初四,母亲把我叫到她病床前,说:“恐怕我的病也难好转了,儿啊,你准备料理我的后事吧。我今天没有食欲,什么也不想吃。”听了这话,我的心哪,就像一把刀在割,又不敢有丝毫懈怠,立即让裁缝赶制寿衣。当天,好朋友潘玉石来我家探望我母亲,他给我母亲推荐了一剂通泻药,说效果很好的,不妨可以试试呢。我立即告诉母亲这副好药,但她却非常生气,坚决不肯服用这药。

当天晚上,母亲不停呕吐,呕吐完了以后,她看上去倒好像神清气爽,我只好又对裁缝讲,缝寿衣的事情暂时可以放一放。第二天清晨,莽袄霞被做成功了,但母亲觉得缝的被子盖在身上稍微有些重,一听这话,我连忙叫人做了一床丝绸被。母亲又觉得自己担当不起,说太贵重奢华了,她说我祖父祖母安葬时也没用过这么贵重的。当时,北京局势越来越混乱了,百姓纷纷大包小包、成群结队地离开京城,这个是非之地不能久呆啊。为了防止敌人进入京城,除城南的彰义门等几个城门开放外,其余的都关得紧紧的。

初七那天,我军在齐化门外与敌军交战。我军先锋都是由一些未经专门训练的蒙古骑兵组成的,这些人从没有真刀实枪地打过什么仗。一听敌军炮响,蒙古骑兵们纷纷掉头往回跑,将步兵冲散,相互践踏,踩死的人数太多,哪数得过来啊?我军已经全线崩溃,士兵散开,到处奔逃,敌军乘势逼近了京城的城墙。

一些亲王大臣恳求懿贵妃劝皇上赶紧离开京城,逃命要紧,这正中皇上下怀。但懿贵妃却敦促两位资深老臣上奏,劝皇上不要出巡,并下一道圣旨,说皇上是绝不离开京城半步的。然后,她又亲自下了一道谕旨,重奖那些杀敌立功的人。因此,京城老百姓都以为皇上必定不会出巡。

第二天一早,听说我军在齐化门外再次与敌军交战,皇上吓得屁滚尿流,当即仓皇北上出逃,随行人员包括后宫妃嫔、诸王公大臣及内务府大小官员。一行人逃离京城,那个境况才真叫狼狈不堪,就好像敌军正尾随在后追赶他们一样。实际上,此时敌军距离京城还有一段距离,圆明园内也还没出现任何警报。不知究竟是什么人劝说皇上离开京城的,反正懿贵妃一直到最后一刻还在恳求皇上留在京城,不要出逃。因为他们始终相信,只要有皇上坐镇,一定能威慑敌军、保卫整个京城连同百姓的安全,这是心理战术。懿贵妃说,如果连皇上都离开京城,不顾宗庙,那么还有谁能庇护京城呢?她反复提醒皇上古代有周朝东迁的先例,当时天子“蒙尘”弃都,与同宗王子逃亡,后代国人只要一提及这件事,就把它看作是抬不了头的事。而如今,如果皇室官员弃京城出逃北方,这必定是史上少有的奇耻大辱。

而此时此刻,我母亲病情危急,我已经顾及不到混乱的政局了。当时,京城稍有点小权的官员有些已经收拾包裹带着妻儿离京了,有些正在打点行装,而那些有钱的商人也正送自己的家眷外出避难逃命。对于多数人而言,运送物品的代价确实让人难以承受:雇一辆骡车到涿州需要白银二十两,到六十里外的保定府则需要白银三十两。对我来说,带母亲离京是万万行不通的,我们只有耐心静观局势的不断变化。

眼看母亲的病情日益加重,得到了刘郎中许可,我让母亲试着服用杨郎中开的药。可是,效果很不理想,看来我母亲的病是谁都救不了了。十二日清晨,我母亲吞咽食物也不行了,我立即叫人找来李裁缝缝完母亲的寿衣的最后几针,并准备了一些鸡鸣枕、被褥等东西。就在那晚亥时左右,我母亲闭眼了。唉,都怨我这个不孝子啊,自己不懂医术,被人耽误,以致母亲离我而去。我用头撞地,恳请老天爷原谅我,但我仍万死不能原谅我自己。

无奈之下,我们强忍悲恸,为母亲穿上寿衣。让女仆为她穿上中衣,套上白绸大衫,外穿一件灰绸夹袄和蓝缎霞披,补服上系上玉带,挂上琥珀珍珠。金簪卡在头上,戴上凤冠。大红被褥铺在床上,我们将母亲安置妥当,她头枕着鸡鸣大红缎子的枕头。那天家家大门紧闭,并没有亲朋好友来我家吊唁。第二天大清早,我用红绸缎铺在棺材底部,周围上下垫上干草,以免棺材晃动厉害。下午三点的样子,我把母亲放入棺材,愿她老人家安息长眠。

这时京城已经乱作一团了,我的一位好友登门拜访,劝我把母亲暂时安置到城外一座庙内,说那里安全。他说,就是把母亲安葬在我家府院中也不是太安全的,因为敌军本性天生多疑,一旦他们攻入京城便会挨家逐户搜查。如果他们发现母亲的灵柩,一定会大肆糟蹋,那后果我就是想想也汗毛直竖。以前敌军占领广东省城时,也是这么干的,这点必须考虑到。

八月十四日那天一大早,彰义门刚一开,我便来到城外那所庙宇,挑选了一间位置还行的正房,运气不错,主持也愿意把它租给我用。回到家中,我立即叫家人前往霸州一个门生那里安身,我自己嘛,就守在母亲的灵柩旁。当时,只有京城两个西门仍然还开放着,其他的所有大门都关得紧紧的。因为前三个门已经关了整整四天了,所以顺治门那边,简直拥挤不堪。那会儿,所有小商小贩全部已经离开京城,而大商铺仍然还在营业,他们也真能挺的,战局对他们似乎没有影响。北京南门

八月十九日,我护送母亲的灵柩去寺庙,却发现城门口几乎人流如织,迈不了步子。我们费尽了周折才来到小庙,但发现这地方格外寂静。二十三日那天,街上行人格外稀少,仅有寥寥几个人这儿一群,那儿一伙的,但都在窃窃私语。刚过正午不久,西北方突然大火冲天,听可靠消息讲敌人已经占领了海淀颐和园地区了。据说,我军人数虽有五十万,竟然一个都不敢抵抗敌人的进攻,敌军就像进入了一块无人之地,感觉就叫一个字:爽!简直太不可思议了!当时,僧王及胜将军已经率军撤退到了德胜门,速度还真快。

八月二十四日,京城内所有店铺全都已经关闭了,车马价钱虽然是越来越贵,但相比之下,想雇车的人却越来越多了。家里没有什么家底的干脆收拾收拾包裹,携带家眷逃难他乡去了。

恭亲王派信使前往敌营送信,说是希望敌我双方能够停战议和。但是,信使还没有走到敌营,眼见敌军举枪瞄准自己,便掉头撒腿逃回来了。

八月二十四日下午,西北方上空狼烟四起,根据消息证明,说是敌军的的确确已经攻占了圆明园。他们在园内的三个主厅进行大肆掠夺,将其中的值钱物品抢劫一空,然后把宫殿付之一炬,烧个精光。对此卑鄙的强盗行径,敌军借口说军队失控,属于乱兵干的纵火行为,与军队无关。此后,敌军四处张贴告示,宣称如果二十九号中午前双方还未能达成和平协议,他们将开炮攻城。告示还特别警告所有不愿与城同归于尽的居民,叫他们趁早远离这块是非之地,合着自己趁早去找个安全的地儿躲躲。

当天,皇上顺利到了热河,安全是安全了,但他却有点吓得不轻。还发了一道圣旨,里面说敌军已经攻陷了北京城,虽然眼睁睁瞧着敌军侵犯我国,自己没能尽力,心中是又悔又恨。紧接着听说皇上病了,亲王载垣和端华挖空心思想朝军机处里钻。他们都清楚,万岁爷一旦归了天,懿贵妃就会被定为皇太后,但她从来就跟这两位亲王合不来。所以,载垣和端华在皇帝面前讲了许多诋毁懿贵妃的话。

安放我母亲灵柩的那个寺庙情况还算好,一切安然无事。白天有敌军部队经过,但没人进庙骚扰。八月二十九日那天,有个叫荣儿的小仆人来跟我说,敌军所雇的天津士兵正驻扎在庙中。我吓呆了,这可怎么办呢?我急忙赶往寺庙,却发现原来驻扎的是胜保将军的人啊。僧王率部队也驻扎在庙宇附近呢。假使敌军炮轰寺庙的话,我母亲的遗骨咋办呢?想到这里,我立即前往杠房,以每车白银六两的价格雇佣推车,好把我母亲的棺材迁往保定府,我让杠房雇佣抬棺材的人手。

当天上午十一点左右,敌军从安定门进入京城,占领了安定城楼,升起五色彩旗,并且在城楼上安放了一门大炮和四门小炮。除掉负责和谈的官员不算,其他所有官员全部都已经离开了京城。两天前,我军所囚禁的巴夏礼连同其他八名敌军将士已经被礼送回去了。这些人刚返回他们的营地,热河就有急件到达北京城,圣旨要恭亲王把敌军将士就地解决掉,目的是警戒那帮胆敢擅闯皇宫的强盗们。过去懿贵妃一直主张要求对敌军将士,一律斩杀勿论。因此估计这份诏书肯定又是她的意思。

九月初一,彰义门已经关闭了,我只好从西便门离开京城。那里已经是人山人海,拥挤不堪了。好不容易我才挤了出来,来到寺庙中,我把锦官套在棺材上,不大不小,正好合适。我无意中发现户部尚书梁海楼和他一家人也都在庙中藏身呢,唉,他们都是蓬头垢面的丑样,个个都穿着普通百姓的服装,可见高官此时也有狼狈不堪的丑态啊!来不及多问什么,我随后匆匆忙忙返回我自己家中,整理整理物品,准备第二天让母亲动身。

初二大清早,我来到了寺庙里,就看见杠房的车辆以及抬棺材的人都已经到了。我因为先前有点慌乱所以也没大留意,竟然把母亲棺材中安放的杠子搞得比预定尺寸要小,并且我没用十六人抬棺材,只用了八人。不过,现在跟他们计较没啥用了,干脆叫他们赶快动身再说。个个都搞得狼狈不堪、惨不忍睹。但我当时又能咋办呢?心中唯一的念头就是要保护好我母亲的棺材。刚开始是决定让荣儿步行护送棺材的,但后来又转念一想,开始担心他难以忍受长途劳累之苦。我料想如果我母亲还在人世,看见他小小年纪受这个苦也会不忍心的。于是,我又叫人雇一辆车,火速追赶他们。

一返回家中,左思右想,心中一直不定当,担心母亲的棺材安放在又窄又小的架子上,一定会摇动。经过再三考虑,我决定到杠房那边跟他们好好说说。大闹之后,他们才勉强同意更换杠子,但却要我再多付二两银子。没办法我只好同意了,后来却听说他们并没有按约定更换杠子,这群卑鄙的强盗!我无话可说了。但事情已经这样,告他们又有什么用呢?还好,荣儿写信回来,说他们已经安全抵达保定府,棺材也安然无恙,我这才放下心来。

当时,敌军已经完全占领了京城,满北京城已经是流言满天飞了。所有留在北京的人(仍然有许多人没决定好去处)整天摆出一副惶恐不安的样子。城内满族人把自己的家眷送往南城,以免女性家眷遭受敌军凌辱。人们的惨状我已经无法用言语描述了。一位御史上奏远在热河的皇上,指责他就是因为听了一派谗言,才离开北京出逃北上,他责问皇上把百姓和家族宗庙都放在哪里了?同时,他还恳请皇上赶快回京城。可能是因为恭亲王不愿意满足敌军的条件,也许是因为对方条件太苛刻了,所以朝廷跟敌军并没有达成什么和约。听了这个消息,百姓个个更加不安了,都预感大事不妙。

初六那天,英军送来一份急件,谴责中国将他们的同胞折磨到死,说我们简直太残忍了!所以,他们要求中国赔偿白银五十万两。与此同时,俄军也发来一份急件,说他们已经听说了英方的赔偿要求,并准备利用俄国自己的影响来劝说英国降低赔款额度。恭亲王的意思是,即使俄国能说服英国,我们也只能顶多省十万两银子,而且为此还要还俄国人的人情。因此,他回信拒绝了俄国人,借口是中国已经答应了英国所提的条件,没法更改了。而俄国人立即回信,称中国如果已经答应了英国的条件,他们也无话可说,但同时他们提醒恭亲王,起初英军是打算让我们赔二百万两的,是俄国说服他们算上烧圆明园所造成的损失,折合起来共计一百万两,还剩一百万两,所以我们还得感谢他们,欠他们人情呢。初九,恭亲王派人给英军送上了五十万两白银算作赔偿。

另外,敌军提出的其他十六条要求,中国没有作任何更改,全部一一满足了他们。我们议和者唯一的条件是要求联军立即撤出北京城。于是,敌军大笑,称堂堂大清国,竟没有一人站出来反抗!我又悲又愤,这简直就是奇耻大辱啊!懿贵妃听说恭亲王对敌军条件全部一一满足,她埋怨皇上全权让恭亲王去议和,又劝皇上赶紧向敌军挑起战事。但是,当时皇上已经病危,不愿离开热河,因此我军复仇的事只能暂时不提。青年时代的慈禧太后

在日记中,这位翰林院大学士多次暗示,英法联军入侵北京那会儿,咸丰帝一直是犹豫不决,丝毫不果断,没有任何决策力。因此,在咸丰十年八月初三(1860年9月6日)颁发了这份措辞非常强硬的诏书,如果不是叶赫那拉氏亲自提笔写成,至少也是她极力促成的:

我们大清皇朝将会一视同仁,不分中外。我们从没有禁止过英法两国与中国通商,并且近些年来一直同他们关系很好,通商进行得挺顺利。然而,三年前,英国无缘无故闯进我国广东省,俘获了一批大清官员,把他们押到牢房中。当时,我方并没采取任何报复措施。因为感觉叶总督当时态度过于固执,对双方冲突负有一定责任,他一定是有过失的。事情过去一年了,敌军统帅艾尔金竟敢率兵在北边侵犯我国疆土,朝廷命令直隶总督谭廷相筹备议和的事情。然而,就在议和期间,敌军竟然在我们没有任何防备期间,炮轰大沽口,直逼天津,气势咄咄逼人。但是,为了使百姓免受战争之苦,大清朝廷纯粹是一片好心,朝廷并没有采取任何反击行为,立即派桂良去与敌人议和。尽管敌人的要求非常苛刻,但我军依然还是命令桂良出发去上海,协商能不能进行通商的条款,甚至答应了他们,说我们可以早日批准开放。

尽管我朝采取了一再退让的策略,敌军将领布鲁斯竟不识好歹,反而又得寸进尺,在八月率领舰队再次袭击大沽炮台,遭到僧格林沁带领部队的顽强抵抗,敌军大败,逃回去了。以上事实明确表明,我朝并没有背信弃义,相反应该是敌军反复无信。如今,敌人的首领艾尔金和格罗斯再次侵犯我大清朝的海疆。实在无法忍受下去了!然而,朝廷万不得已还是不愿采取武力措施,所以我大清王朝决定同意他们登岸,来京城商谈解决方案。

可是谁又能想到呢,这时的帝国心里打的究竟是什么鬼算盘,竟然带了大批士兵和枪炮上岸了,而且还竟然从背后偷袭大沽炮台,逼退我军,率领部队直接逼近了天津!我们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我们大清朝再次派桂良到天津跟敌人理论理论,希望对方不要做得太过分了,只要他们的条件不太过分,我方都会尽量满足他们的。但是让皇帝万分震惊的是,艾尔金等人竟胆敢向大清提出索赔的狂妄要求,要求我们大清朝开通更多通商口岸,他们甚至要在京师驻兵。他们的狼子野心可真狠啊!但是,我朝仍然用仁义之心对待他们,不和他们计较,命令怡亲王载垣和兵部尚书穆荫去谈判,希望能够用感情打动他们,让他们讲点道理,最终双方达成妥协。然而,这些奸诈的家伙们竟然率兵进犯通州地区,他们甚至要求带兵进京觐见皇帝。

如果朝廷再次对敌人采取姑息政策的话,估计国家与百姓的安全就难保了。所以,我大清朝已经命令大军作全力抗敌,并且让乡绅组建团练,来抵抗敌军,保卫自己的国家。在此,我大清朝廷特别颁布奖励诏书:凡是杀死一名黑人敌军,将得到赏银五十两,凡是杀死一名白人敌军,将得到赏银一百两,如果能俘虏敌军将领,不管死活,将得到赏银五百两;如果能夺取敌人的军舰一艘,将得到赏银五千两。天津是全国闻名的勇士之乡,所有的好儿女们,现在就是你们杀敌卫国、建功立业的大好时机!我们并不是好战之人,这场战争完全是敌人强加于我们的。

广东、福建两省的一些地区已被敌军占据了,当地人民都是我们大清王朝的子女,只要这些地区的人民百姓抓获了敌军首领,朝廷也会给予重赏。

这些外国人士远渡重洋来到中国,他们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通商。但是如今,他们之所以作出这些令人不齿的行为,肯定有我大清朝的奸细从中煽风点火。在此,朝廷下令,所有通商口岸一律对英法两国关闭,与他们的所有贸易立即停止,与其他各国的贸易不受任何影响。我们郑重承诺,只要英国和法国能悔过自新、态度诚恳,我大清王朝一贯对人对事宽宏大量,仍然乐意同以前一样跟他们正常交往。然而,如果他们两国依然执迷不悟,不思悔改,我大清朝的军民一定会众志成城,发誓将敌军消灭得干干净净!希望英法两国三思而后行。

这份诏书下达三天之后,咸丰帝在早朝上说(当时叶赫那拉氏也在场):

我知道,现在敌军仍然在向京城逼近。尽管我们大清朝已经满足了他们所有要求,敌军依然坚持亲自来到我大清朝廷,还要求僧王从张家湾撤兵。他们真是无理取闹,我大清王朝实在难以容忍。在上次与敌人的交战中,僧王全胜而归,现在他们正守护着八里桥,准备牵制敌军的兵力。咸丰皇帝

朝廷下发旨意,凡锦州附近敌舰上有胆子敢登陆的,我们一律歼灭他们再说。

那个月初七,皇上到孔庙去做祭祀活动。但到第二天,虽然他心里也希望祭祀其他各路神仙,能保佑他出巡一路顺风,但皇上不敢朝颐和园外迈出半步。第二天清晨,恭亲王取代了怡亲王载垣,被任命为全权议和大臣。尽管诏书中措辞相当强硬,但皇帝还是在安佑宫匆忙敬拜之后,慌里慌张地逃出了京城。在动身之前的旨意中,他称这次出行为“秋巡”。

皇帝出发时,情形一片混乱,只向北走了十八里,就在一座小庙里停下过夜。在小庙中,皇上颁布了一道诏书,命令所有满族部队立即出发,火速去热河保护皇帝。第二天夜里,皇上接到恭亲王的奏折,回报了敌军的最新动向。圣驾作出批复,同意恭亲王见机行事,凡事自己看着办,皇上远离京城在外,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啊。这分明就是天子在推卸责任嘛。

八月十一日那天,皇帝在密云县北部的行宫里驻扎下来。按照中国人的记载,皇帝龙体欠安,无法接见军机大臣,允许叶赫那拉氏代为行事。慈禧便下诏这样说:

听说敌人离京城越来越近了,各位王公大臣要求从各省派兵上来增援。兵法的最高境界是做到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敌军的优势就在于他们有先进的武器,如果我军能引诱敌人上前搏击,他们就没办法使用武器,我军一定就会稳操胜券的。对于这种战术,蒙古兵和满族骑兵无能为力,但湖北四川的士兵动作却像猿猴一样敏捷,他们很擅长埋伏。只要他们能成功偷袭敌军,对方一定会落荒而逃。因此,特别命令湖广总督曾国藩火速挑选三千精兵,四川迅速派尽可能多的精兵,前去京城解围。僧王的部队已经被打败过多次,京城情况现在很危急,容不得半点迟缓。朝廷让各省的救援火速到京城,击退敌人。我们大清朝廷一定会重赏杀敌勇士。

皇帝一到达长城附近的巴克军营一带,就收到了僧格林沁亲王的一份奏折,称北京近郊已经发现了敌军的侦察兵,但到目前为止,敌军还没攻进京城。皇帝下达诏书说:

如果遇到抵抗,这些敌军会更加凶悍,所以,我大清王朝应该尽快与敌人商量和好。至于法国将领格罗斯要求在北京跟恭亲王面谈,我们自然答应。否则的话,如果敌人率军队进京,僧王应从后面打击敌人,断掉他们的后路。退一万步来说,如果京城不幸落到敌人手中,要火速派蒙古骑兵来长城保护皇帝。

八月十八日,皇帝终于到了热河地区。八月二十日,皇帝身边的各位大臣主张不惜一切代价与敌人开战。于是,皇帝又下了一道圣旨,他指出既然敌军竟敢驻扎在颐和园周围,恭亲王就应将俘获的敌军将领就地解决。恭亲王回复奏折说,敌军将领都已经释放了,安定门现在已被占领了。事实上,恭亲王这位明智的政治家现在才意识到,中国现在唯一的出路只有投降,因此他才不顾皇帝的旨意,自作主张了。很快,皇帝就被说服要重新进行和谈,并且在九月十五承认了双方在北京签订的协议。诏书是这样的:

我大清王朝全权议和大臣恭亲王在本月十一、十二两天分别与英国和法国签订合约。从此以后,我大清王朝与两国将会世代友好下去,各方将严格遵守条约中的规定。  第三章 辛酉政变

1861年春天,咸丰皇帝打算从热河回北京,但是他的病情日益严重,出行不便,于是打消了回京的念头。

在热河,咸丰的兄弟不在身边,自己又饱受病痛折磨,权利逐渐落入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以及肃顺之手。他们三个觉得皇上大限将至,政权更迭,时间紧迫,必须抓住机会夺权。表面上看怡亲王是主谋,其实肃顺才是真正的幕后指使者。端华世袭郑亲王爵位,是清初八大铁帽子王之一,他的祖先是努尔哈赤的兄弟。肃顺是郑亲王的弟弟,年轻时在京城就无人不知,这个人长得有点像莫西干人,脾气暴躁,喜欢玩鹰,整天不务正事。肃顺正是由这两位王爷引荐给皇上的,他很快讨得皇上欢心,赢得了他的信任。起初不过是个御前侍卫,但是爬得很快,最后竟然当上了内务府大臣。不过,他的贪婪和残忍也是出了名的。他曾力谏咸丰将文渊阁大学士柏葰斩立决,罪名是他科考收贿,其实真正的原因是他得罪了前面那两位王爷。不过,叶赫那拉却和肃顺对着干,因为不想皇上受制于他,强烈反对处死柏葰。但是叶赫那拉失败了,这是叶赫那拉和肃顺的头一次交锋。所有反对肃顺的人要么受罚要么降职,再加上叶赫那拉失宠,朝廷里人心惶惶。一次,肃顺认为户部官员违法铸币谋利把他们全部革职了。这件事可能真有其事,城里的官员不少人都这么做,但是后来的事证明肃顺这么做纯粹是出于一己私欲,他抓了百十来号名流富商,虐待他们,直到收了大笔赎金才放人。肃顺一下子发了,有了钱,他就可以巴结怡亲王和郑亲王以谋取更多的权力,不过这也最终导致了他的灭亡。肃顺死后,他苦心搜刮的财产被慈禧没收充公,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北京,慈禧仓皇西逃途中还不忘命人把这批财物藏到宫里去。

英法联军侵入北京那会,皇上不顾叶赫那拉和大臣们的劝阻,听了肃顺的主意,跑到热河。肃顺还不许其他大臣跟着去,是想让皇上孤立无援,欲意篡权。在这危机时刻,完全凭着叶赫那拉一人勇气和智慧化解了这场阴谋。皇上刚刚驾崩,趁着谋逆者犹豫不决时,慈禧派荣禄送信给恭亲王,命他火速赶来热河,最终取得胜利,她自己也登上了最高统治者的宝座。事后,叶赫那拉把谋逆者送宗人府审判,肃顺愤愤不已,抱怨同伙,“早听了我的,杀了那个女人,哪里会沦落到今天这般田地”!慈禧太后

回过头来,咱们再详细说说辛酉政变的来龙去脉。首先,怡亲王第一步要离间皇上和宠妃叶赫那拉的关系,因为皇后不是问题,她对政治漠不关心,但是必须除掉叶赫那拉,至少事成之前把她打入“冷宫”,于是他向皇上告密说叶赫那拉和年轻英俊的侍卫荣禄有暧昧关系。在热河,他们的初步计划取得成功,但是他们自己也明白一旦回到北京城,接触皇上的人也多了,叶赫那拉靠着太监的帮助早晚又会得宠,他们的处境还是危险的。所以,他们继续向皇帝进谗言,数落叶赫那拉的种种不是,还举例当年有一个妃子对太后不敬,乾隆爷就下旨将她终身监禁了。他们又打起了叶赫那拉儿子那位皇位继承人的主意,病魔缠身的皇上迫于压力最终同意,宣旨怡亲王的福晋到热河行宫来照顾小王子。同时,他们还不忘在皇上面前数落他的弟弟恭亲王,说恭亲王滥用职权,勾结洋人,唆使洋人与皇上作对。怡亲王与恭亲王也是多年的对头。

接着,肃顺在京城挑起事端,抓捕杀害了大批洋人,他们准备等皇上驾崩后再颁布诏书解释缘由。事与愿违,他们遇到的第一个麻烦就是叶赫那拉不知怎么弄到了皇上的玉玺。没有皇上的玉玺加盖,任何诏书都是无效的。但是怡亲王也不敢贸然要求她交出玉玺。

爱妃与荣禄的流言蜚语使皇上十分气愤,病情日益加重,整个夏天都滞留在热河,京里太庙祭祀的事也都交给恭亲王去办理。六月初四,皇上三十岁生日的前一天,他下了一道圣旨,称钦天监观测到星象,有祥兆:

上个月在西北发现彗星,一定是老天爷发怒了,但现在又发现吉祥星象,这肯定是个好兆头,因为老天爷没有必要来讨好咱们。我朝历代先祖都不信这个,但是最近南方叛乱四起,百姓流离失所,我倒宁愿信其有,但愿老天保佑,南方叛乱早日平定。以虔诚之心记录下此次观测记录。

第二天是皇上的三十岁寿辰,他临朝接受百官祝寿,叶赫那拉没有参加,这是皇上最后一次公开露面。随后,他的病情急剧恶化。

七月初七,叶赫那拉派人给北京的恭亲王送去一封密函,告诉他皇上病危,命他速派一支叶赫那拉家族的骑兵前来热河。局势瞬息万变。十六日这天,所有载垣派系的内阁大臣进入皇上的寝宫,皇后及妃嫔们离开寝宫后,他们逼迫皇上颁布了一道诏书,命载垣、端华和肃顺为顾命大臣,在他死后全权代理国家事务。并且明确禁止叶赫那拉以任何形式参政。但是玉玺被她拿走了,又找不到藏在哪里,所以这道诏书实际是无效的。次日黎明皇上驾崩,谋逆者拿出事先准备好的诏书,封载垣为首辅大臣,对恭亲王和妃子们是只字未提。

他们以五岁小皇帝的名义下诏,宣布继位,但是没有加封小皇帝的生母,明显不符合规矩。他们也担心制造矛盾,紧接着立即弥补了诏书中的疏漏,封皇后和叶赫那拉为皇太后。史书记载,叶赫那拉被封为皇太后,不是因为她是小皇帝的生母,而是因为她受热河军队的拥戴,顾命大臣迫于军队压力封她为皇太后。他们打算回到北京站稳脚跟再除掉她。但是没多久,他们就等不及下手了。因为她的野心和影响力始终是个障碍,动手前,他们还必须先扩大自己在京城和各省的势力。

接着,载垣以顾命八大臣的联合名义,颁发了一道诏书,下旨顾命八大臣辅佐小皇帝,并任命首辅大臣为“监国”(其实相当于独裁者),通常只有皇帝的兄弟或叔父才有资格当这个差。所以消息传到北京,大臣们炸开了锅,纷纷恳求小皇帝下旨请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同时恭亲王和先帝的其他兄弟也和叶赫那拉暗中来往,他们都认定皇太后才是紫禁城的主人。他们敦促她尽早扶柩回京,此事必须谨慎行事,先帝的其他几个妃子已经被肃顺他们买通,她们手中也掌握着各自家族的满族军队。肃顺虽然有钱,不过也有他办不成的事,京城的老百姓就不买他的账。他滥用权力,随意印钞,传说他的金库里金银财宝都装不下了,用钱收买了不少人。那个时候像他这样的高级官员都这么做,只不过肃顺下场很惨罢了。

当时,政局动荡,皇族地位受到威胁,京城还驻扎着外国军队,各省都有叛乱,载垣他们在处理这些事时确实经验比较丰富,因此得到不少人的支持。但是叶赫那拉精力充沛,不知疲倦,在荣禄及以前亲信的帮助下,使局势有了转机,她一手提拔的曾国藩从叛军手里收回安庆(在安徽省),这个胜利对她来说真是个好兆头,凭着她的勇敢和外交手腕赢得了时间和朋友。

但是,她的野心和抱负遇到个麻烦。大清朝有祖训,后宫不得干政,顺治和康熙年幼时都是由顾命大臣辅佐皇帝,皇太后都没有干政。可是康熙朝的顾命大臣没几个有好下场的,不是受罚就是赐死。恭亲王不顾祖训帮助太后,有可能是低估了叶赫那拉的能力,认为太后辅政的结果是大权都落入自己的手中。慈禧太后

一个当年随行热河的满族人,讲了自己的亲身经历,他说叶赫那拉刚毅的个人魅力使她在军中威望及高,这才是她胜利的关键原因。在当时的紧要关头,她不得处处小心,为了不与载垣他们正面冲突,不让他们起疑心,她都是通过太监安德海(后文会提到)暗中与荣禄联络。正是通过安德海,北京的恭亲王每天都能安全的收到密函。同时,对政局她装得漠不关心,对怡亲王载垣也非常尊重,消除了他们的疑虑。

八月十一日,顾命大臣在会后发了一道诏书,严厉谴责御史董元醇奏请两宫皇太后参政,必须听从先帝遗照,由顾命大臣辅佐当今的小皇帝。同时又以小皇帝的名义下诏,下月初二扶灵回京。这一天叶赫那拉等了很久了。由热河到京城有一百五十英里,顾命大臣全程陪同,而灵柩沉重,需要一百二十个人肩扛才能走过崎岖山路,进度会非常缓慢。沿途每隔十五里就必须搭建休息场所以备先帝灵柩停放和大臣们休息,这样一来,路上起码要十天才能到北京,如果天气恶劣,时间还要更长。这么长的时间对皇太后来说真是大好时机,她们不需扶灵,乘轿子可以提前五天到北京。依照礼制,新皇帝和后妃只要在送葬队伍出发前祭奠一下,然后回京后再用同样的礼数迎接就行了。叶赫那拉发现提前回到北京真是个难得的优势,她立刻把计划通知恭亲王,让他做好准备在北京“热情”迎接载垣他们。

载垣他们也知道,晚到几天肯定不利,说不定后果不堪设想,于是安排自己的贴身护卫护送皇太后她们回京,以便在路上把她们都除掉。还好荣禄提前听到风声,如果不是荣禄,她们根本到不了北京。一得到消息,荣禄就带着一队人马当夜离开送葬队伍,在她们之前赶到古北口救人,载垣准备在这里动手。

送葬队伍刚刚离开热河就大雨滂沱,道路泥泞,行走困难。沿途没有任何住宿的地方,皇太后也不得不找山谷避避,大队人马落后她们十英里。叶赫那拉不忘礼数,她以两宫皇太后的名义派人去询问先帝的灵柩是否安好,顾命大臣们回信平安到达第一个休息点,叶赫那拉以私人名义拿出银两犒赏抬棺人每人一千两。怡亲王深知只要皇太后活着一个小时,自己的危险都要增加一分,但又不得不按照规矩恭敬的处理事情。他恭敬的回消息,说先帝灵柩一切都好,请两宫皇太后放心。叶赫那拉又派人送去消息,称赞怡亲王办事尽心尽责。紧要关头,他们双方还不忘礼数,这些内容在清宫档案里都有记载,这真是证明中国人即使在危急时刻仍不忘形式和礼数的最好的事例了。义和拳闹事的时候也是如此。

不久雨停了,皇太后继续赶路,在荣禄的护送下,她们安全穿过山谷,没有遭到暗杀。九月二十九日,她们到达北京,比送葬队伍提前整整三天。一到北京他们就秘密召开会议,先帝的兄弟们,站在她们一边的大臣和皇亲国戚都出席了。会议开得时间很长,讨论得也很激烈。尽管皇太后手里握着玉玺,但是也不能公然捉拿扶柩的大臣,大清朝哪有这种先例。这么做就是对先帝的大不敬,对刚上台的小皇帝也不利。最后他们商定,要谨慎行事,一切必须符合祖制,等先帝的灵柩一到北京,先革了载垣他们的职,然后再见机行事。

十月初二一大早,灵柩如期抵京,从西北门进城。头天晚上,恭亲王在此已经安排了大批军力,防止载垣的势力在这里动武。在两宫皇太后的陪伴下,小皇帝到城门口迎接灵柩,随同的还有先帝的兄弟们以及一些大臣。灵柩由城门而入,众人下跪迎接,以表敬意。先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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