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鲁道夫·希法亭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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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资本试读：
前言
王辅民一
鲁道夫·希法亭(1877—1941)出生于奥地利维也纳的一个职员家庭。早在维也纳大学学习医学期间,他便参与组织了社会主义大学生小组，并开始了他的社会主义活动。1902年，他参加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同时经常为《新时代》等社会主义杂志撰稿。1904年,他与马克斯·阿德勒一起编辑出版《马克思研究》丛刊，成为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阵地，并在第一卷上刊载了他驳斥庞巴维克的攻击并捍卫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著名论文。1906年他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党校执教，后又在该党机关刊物《前进报》任编辑。1910年，希法亭出版了他的关于帝国主义理论的巨作《金融资本》，成为当时最负盛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被征召入伍，开赴意大利前线。他战后重返柏林，思想急剧右倾，先是参加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和出任该党《自由报》主编，后于1922年又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首领并主持该党理论杂志《社会》，积极宣扬机会主义观点，成为第二国际时期机会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1923年和1928—1929年他两次出任政府财政部长，1924—1933年为帝国议会议员，努力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希特勒上台后，希法亭被迫流亡丹麦、瑞士和法国，1940年被盖世太保逮捕入狱，1941年2月死于非命。
希法亭写作《金融资本》的时期，正是资本主义经历了深刻变化，由自由竞争阶段过渡到垄断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的时期。他在《金融资本》一书中，基本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对资本主义发展的这一最新现象进行了深入的和系统的研究，“作了一个极有价值[1]的理论分析” ，为科学的帝国主义理论奠定了初步基础，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但是，另一方面，随着向帝国主义的过渡，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思潮迅速泛滥开来，也对当时的希法亭产生一定影响，并在他的书中留下明显的痕迹，出现“某种把马克思主义[2]同机会主义调和起来的倾向”。
希法亭在本书前言中，一开始就指出：“‘现代’资本主义的特点是集中过程，这些过程一方面表现为由于卡特尔和托拉斯的形成而‘扬弃自由竞争’，另一方面表现为银行资本和产业资本之间越来越密切的关系。我们后面将详细说明，由于这种关系，资本便采取自己最[3]高和最抽象的表现形式，即金融资本形式。”(第1页) 《金融资本》一书正是基本上按照这样两条线索展开论述的。但是，在正文中却出现了颠倒，第二个方面变成了主线，成为分析的主要对象，在第一和第二两篇中用全书半数的篇幅首先加以论述。第一个方面被放在第三篇中加以考察。第四篇和第五篇则在前面分析的基础上，研究了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对危机以及对各主要阶级的政策的影响。前四篇属于理论部分，最后一篇是政策部分。二
希法亭是以货币作为始基范畴而展开自己的论述的。他从货币开始，有着很深的认识根源。他认为，在存在私有制和分工的社会里，社会被分解为各个互相隔离的个人，只有交换活动才把他们联系起来，从而协调他们的生产和其他活动。因此，理论经济学的任务是研究交换的规律，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正确说明其他经济现象。很明显，这是一种典型的流通决定论，完全背离了马克思关于“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4]系” 的学说。希法亭正是在上述这种思想指导下，开始帝国主义理论研究的。他明确指出，对金融资本的研究应从流通入手，先阐明货币问题，由此才能理解信用；而理解了信用，才能说明银行资本和产业资本的关系，从而最后说明金融资本。另一方面，与上述观点相联系，他把金融资本规定为归银行支配和由产业资本家使用的货币形式的资本。他在另一处还明确指出，高利贷资本、银行资本和金融资本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过程(参见第254页)。对金融资本的这种理解，也促使他从货币开始探索金融资本产生的历史。流通决定论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学派共同的思想特征和理论基础之一，希法亭把它用于帝国主义理论研究也是毫不奇怪的。正是这种错误的方法论，造成希法亭的帝国主义理论的根本缺陷；希法亭在其他一些具体问题上的错误，也大都同这一基本理论错误联系在一起的。
希法亭对货币理论的论述，就明显地暴露出流通决定论的影响。他的基本观点是：货币是从流通中产生的，因而首先是流通手段；只是在货币进入流通和作为流通手段执行职能之后，才具有价值，才成为价值尺度和一般等价物，从而才成为支付手段。他在此基础上，还进一步建立起自己的纸币理论，并试图以此来说明所谓实行强制通行的纯纸币本位制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现象。他指责马克思把纸币归结为金符号是不对的，认为纸币不必同金属货币相联系，可以完全不依赖金的价值而直接表现商品的价值。这是因为纸本身虽然没有价值，但却由于执行流通职能而获得价值，即所谓“社会必要流通价值”，并成为价值尺度。纸币价值决定的公式是：社会必要流通价值 +到期的支付额-相互抵消的支付-同一货币交替执行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职能的流通次数。可以看出，希法亭背离马克思的科学劳动价值理论和货币理论已经到了多么遥远的地步。马克思指出，货币也是商品，由于生产它耗费了人类劳动而具有价值。“交换过程给予它的，不是它的价值，而是它的特殊的价值形式”。 [5] 正因为它是商品和具有价值，所以才能在交换中作为一般等价物并成为价值尺度；在此基础上，才能进一步成为流通手段和执行其他职能。马克思早就批判过“在进入流通过程时，商品没有价格，货币[6]也没有价值”的看法，是“荒谬的假设”。 而建立在这种荒谬的假设基础上的希法亭的纸币理论，也只能是荒谬的理论。事实上，他的纸币价值决定就是一个循环论证：货币价值的求得以商品价值总额已知为前提，而商品价值总额又只有通过货币价值才能计算出来。因此,这种理论是根本无法进行科学论证的臆造理论。列宁正确地指出,[7]希法亭“在货币论的问题上犯了错误” 。三
希法亭把信用和股份公司看作促进金融资本产生的有力杠杆，通过对两者的分析，揭示了银行资本和产业资本结合的机制和金融资本的形成过程。
希法亭在马克思将资本主义信用区分为商业信用和银行信用的基础上，概括了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状况，又将银行信用按使用目的区分为流通信用即代替商业信用的银行信用和资本信用即向生产资本家提供新资本的银行信用，同时还进一步将资本信用按资本回流方式区分为流动资本信用和固定资本信用，通过这些概念的提出和分析，阐明了银行资本和产业资本利益的趋同和关系的密切化。他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银行职能和信用也发生了变化，银行由主要是支付中介向主要是将闲置货币转化为货币资本的中介演变，信用则由流通信用向资本信用倾斜以及在资本信用内由流动资本信用向固定资本信用倾斜。如果说，过去银行向产业提供的主要是流通信用或流动资本信用，因而银行和产业还处于一种暂时的利害关系，那么，现在银行向产业提供的主要是资本信用特别是固定资本信用，便会有越来越多的银行资本长时间地束缚于产业之中，使银行和产业“由暂时的利害关系变为长远的利害关系；信用越大,特别是转化为固定资本的比重越大，这种利害关系也就越大和越持久”(第93页)。随着这种趋势的发展，银行对产业的影响和控制能力不断扩大，而产业对银行的依赖也相应加强。有人指责希法亭的概括只是依据德国的情况，因而没有普遍意义。但是，后来西欧一些国家也相继在不同程度上发生了类似德国在银行职能和信用方面的变化，从而至少证明，在从自由竞争向垄断过渡的时期，希法亭的概括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时代的特点。
如果说，信用本身的发展已使银行和产业的关系密切化，那么，在信用充分发展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股份公司，则更是为银行资本和产业资本的直接结合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在希法亭生活的时期，股份公司已经成为普遍的企业形式，虚拟资本及其运动成为最引人瞩目的经济现象。希法亭提出的“创业利润”，便是对这种现象进行理论概括的一个重要范畴。他从马克思关于虚拟资本和收入资本化的理论出发，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的思想，从而为完善马克思主义股份公司理论做出了贡献。他指出，股份公司的建立使资本家从企业家的职能中解放出来，他投入股份公司的资本成为股票形式上的货币资本并获取股息收入。在股份制度尚不发展和股票不进行自由买卖时，股份资本等于现实资本，股息也等于利息加企业主收入的平均利润；但是，随着股份制度特别是交易所的普遍发展，股票成为商品，股息也由于竞争而趋于利息水平。这时，原先股息中所包含的相当于企业主收入的部分，便按照利息率资本化为股票价格中超过票面价值的部分。这种由带来利润的资本向带来利息的资本的转化所形成的差额，就是归创业者所有的创业利润。它不是欺诈，而是反映了不同资本家集团对利润的争夺，是一个“特殊的经济范畴”。不仅在创建股份公司和把个人企业变为股份公司时会产生创业利润，而且在股份公司追加投资和增发新股票时也会产生创业利润。巨额创业利润的诱惑，使银行产生对产业进一步渗透和控制的强烈冲动，而它的不断积聚和集中所造成的强大实力，又使它与产业在创业利润的争夺中占优势地位，往往不仅掌握了股票发行权，而且还垄断了新股份公司的创业活动。与此相应，银行的职能也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产生了希法亭所说的第三种职能即发行活动。银行这时已不再是通过信用关系向生产资本家提供资本，从而获得利息；而是通过发行股票向市场提供可以转变为产业资本的货币资本，从而获得更为优厚的创业利润。而且银行力量愈强，愈是造成股息的利息化，也就愈能更多地获取创业利润。此外，由于银行日益攫取发行活动并把发行的股票等有价证券推销到自己顾客中去，交易所的主要职能便被剥夺，从而使交易所的作用降低。
银行和资本巨头并不以攫取创业利润为满足，而是积极利用股份制度所提供的有利条件，进一步侵吞广大小额股票持有者和其他中小企业家的利益，加紧对他们的控制，极力扩充自己的势力。它们在这方面的共同利益，又产生了二者合流的趋势。希法亭通过“金融技术”的有关概念的阐述，对此作了深刻的揭示。他提出资本“渗水”的概念，揭露了银行和资本巨头以低于票面价值发行股票的办法，掌握更多的股票数额，以便在新创公司里取得表决权和控制权；而这种活动又有利于它们隐瞒企业经营状况，以便克扣股息和进行股票投机。他对“整理”和“改组”的分析，揭露了它们通过这种活动降低亏本企业的股份资本额以达到获利和实行控制的目的。希法亭关于银行和资本巨头建立控制体系和实行个人联合的论述，具有重要意义。他指出，股份制度本身的特点，一方面使它们通过掌握大量股票而对小额股票持有者拥有无限的权力，另一方面股票的分散化又使它们实际只需持有三分之一、四分之一或更少数额的股票便可取得对公司的控制，而通过这个公司又可以控制一系列的附属公司等等，从而形成庞大的控制体系，使它们的力量和势力范围极大的膨胀开来。希法亭这里揭示了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即参与制，虽然他还没有使用这个术语。希法亭认为，随着股份公司和资本集中的发展，银行将越来越多的资本投于股份公司，必然造成银行与产业之间的个人联合，“控制银行的虚拟资本的所有者与控制产业的资本所有者，越来越合而为一。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当大银行愈益获得对虚拟资本的支配权时，更是如此”(第253页)。这种关系进一步发展的结果便是：银行与产业的关系更加密切，银行资本和产业资本日益结合为金融资本，金融资本越来越取得对整个社会的统治。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希法亭对当时鼓吹由于股票的出现而使 “资本民主化”的修正主义思潮作了强有力的批判。
希法亭的上述理论有一定价值和可取之处，一些具体论述还 曾受到列宁的重视和赞赏。但从总体上看，他的理论却是一个流通决定的体系。这一点，我们后面还要详加论述。此外，他谈信用，却忽略了对借贷资本的分析，从而不理解借贷资本的实质。他过分强调银行对产业的支配，不能说与此无关。正因为他不理解借贷资本的特点，把借贷资本量与货币量等同起来，看不到同一货币可以多次转化为借贷资本从而使借贷资本总量大大超过流通中的货币量，加之又从根本上忽略了利润率下降对利息率的影响，所以便得出否认利息率下降趋势的错误结论。四
希法亭论述金融资本的形成之后，在第三篇中开始分析垄断问题。
他把垄断形成的原因归结为克服利润率平均化的障碍，应当指出，它虽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却不是最基本的原因。希法亭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技术进步，企业固定资本相对投入加大和增长加快，资本有机构成迅速提高，从而造成企业利润率降低。企业为了自己的生存，必然要求至少获得平均利润。然而，造成利润率降低的同—原因，也同时造成了资本自由转移的困难，从而造成利润率平均化的障碍。于是，便产生了通过联合和垄断以阻止利润率下降的趋势。这使人想起马克思关于对利滑率下降趋势起反作用因素的论述。马克思指出，由于股份公司资本有机构成高和利润率低，股份资本只获得相当于利息的股息，因此不参加利润率平均化过程，从而成为阻[8]止利润率下降趋势的一个因素。 马克思和希法亭何以有如此不同呢?我认为这主要是两人所处的时代不同，因而由此出发的情况和条件不同造成的。马克思讲的是股份公司初期的情况，那时少数大股份公司比一般企业具有大得多的资本实力，可以暂时忍受低于平均利润的收入，以便在竞争中获胜，从而在以后较长时间内获得超额利润。希法亭讲的是股份公司已经成为企业普遍形式时的情况，彼此间已无多少优势可言，企业如不能迅速获取平均利润，便不能生存下去。因此，希法亭虽与马克思的论证不同，但却是反映了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特点，也同样是正确的。
银行的促进也是产业垄断形成的一个重要的外部原因，希法亭对此作了论述，他指出，由于银行从产业的联合和垄断中可以获得很多好处——例如，因削弱竞争而使银行投入企业的资本更安全，因提高企业的利润率而使银行扩大产业贷款以瓜分更多的利润或通过增发股票和创建新企业攫取高额创业利润等等。——所以便积极促进企业的联合和建立垄断组织。另一方面，它的实力地位也为垄断的形成创造了良好条件，不仅能满足垄断组织对信用的大量需求，而且还能利用自己同许多企业的关系促使它们达成协议，乃至可以通过胁迫或购买的手段促成垄断。
希法亭对联合和垄断的形式做了详细区分，特别是提出了联合制的概念，具有重要意义。他指出，利润率平均化的障碍，在一些生产上互相衔接的部门之间，特别是重工业的一些部门之间，还表现在随经济周期的运动一个部门的利润率上升使另一部门的利润率下降，反之亦然。于是，为了克服利润率平均化的障碍和周期波动的影响，这些企业之间便实行了联合。这种不同部门之间的纵向联合，就是联合制。这是资本主义垄断时期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特点。希法亭强调指出联合制的重要作用：保证联合企业更稳定和更高的利润率，加强了它们抵制危机的能力和竞争力量。这一点曾受到列宁的肯定并加以引用。
他通过卡特尔和托拉斯的区别和联系的分析，阐明了垄断的发展过程。他指出，卡特尔和托拉斯的区别在于是否保持有关企业的独立性。然而，这不是绝对的，两者对企业的独立性或是限制或是取消，只有程度上的差别，这种差别取决于共同协定的内容。事实上，这种协定的内容经历了一个对企业独立性限制越来越严从而卡特尔越来越接近于托拉斯的发展过程：协调价格，确定产量，建立共同的销售机构成为辛迪加，统一采购原材料，对企业的技术和生产进行干预，最后到完全取消企业的独立性成为托拉斯。这样，垄断组织便由开始较为松散的低级形式逐渐过渡到比较牢固的高级形式。当然，这不是说实践中不可能超越某个阶段而发展。此外，这种发展也不是直线式的，而是随经济周期的转换可能出现复杂的情况：繁荣时期会迅速发展；萧条时期会出现很大困难，甚至在组织不稳固时还可能发生解体。
希法亭在论述垄断企业内部的关系、垄断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及垄断企业与局外企业的关系中，阐明了他对垄断与竞争关系的看法。他认为，在卡特尔中，企业成员还保持一定独立性和具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因而也还存在着竞争，只不过卡特尔把这种竞争变为潜在的，不再起降低价格的作用。卡特尔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这种竞争是在高于非卡特尔部门的利润率的基础上进行的。垄断企业虽然使局外企业处于依附地位，但它不可能完全排除和绝对控制局外企业，因而两者之间也还存在着竞争，尽管垄断企业占据优势。另一方面，垄断企业出于转嫁危机等方面的原因，也还需要有局外企业的存在。因此，垄断不可能消灭竞争，从而也不可能消灭危机。希法亭的这一结论对当时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他的观点是不彻底的和矛盾的，当他预测垄断发展的趋势时，又将马克思主义同机会主义调和起来，宣扬总卡特尔可以消灭竞争和危机的谬论。这一点，我们留待后面再加分析。
但是，希法亭的垄断理论是很不完备的，有着严重缺陷。鉴于垄断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帝国主义理论中的核心问题，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因此，我们将在下面集中作一些稍微详细的分析。五
如果我们从总体上和与其他重要问题的联系中来进行观察，希法亭垄断理论的缺陷和严重不足便清楚地暴露出来了。
第一，希法亭没有从生产的集中这一根本的原因阐明垄断的产生。我们不妨把列宁的论述同希法亭的说法对照一下。列宁指出：[9]“集中发展到一定阶段，可以说，就自然而然地走到垄断。” 希法亭和列宁论述上的差别，实际反映了两者认识深度上的差别。列宁所揭示的生产集中，是垄断产生的最根本的原因；虽然希法亭的论述也是以生产的集中为大前提，但却把垄断的成因归于为克服利润率平均化的障碍。相对说来，这是属于较浅层次上的原因。
第二，希法亭没有把垄断理解为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对垄断的重要性和意义认识不足。列宁论述了垄断，希法亭也论述了垄断，似乎没有什么差别。但是，希法亭虽然注意到垄断，甚至把它看作是帝国主义时期的重要现象，却没有像列宁那样把它看作是“唯一的最重[10]要的现象”。 希法亭虽然也论述了垄断的形式以及垄断的作用等问题，但却没有像列宁那样把它作为“资本主义现阶段一般的和基本[11]的规律” 从而作为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加以阐述。正是这种认识上的差异，才决定他没有像列宁那样首先和着重地阐述生产的集中引起垄断，而是首先和着重地从流通阐述金融资本的产生，只是后来才开始谈到垄断。这一点，我们在前面第一部分中已作了具体说明。
第三，与上述问题相联系，希法亭没有把生产的集中引起垄断作为金融资本产生的最深厚的基础和更深刻的原因揭示出来。他在论述垄断问题的第三篇中，在阐明银行和垄断组织相互促进的关系之后，为金融资本下了定义。因此，不能说希法亭没有涉及垄断对金融资本形成的作用。但是，列宁指出：“这个定义不完全的地方，就在于它没有指出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即生产集中和资本集中发展到很高的程[12]度，就会造成垄断，而且已经造成了垄断。” 似乎有这样一种看法，好像希法亭的问题不是出在对金融资本形成的论述上，而是在为金融资本下定义时一时疏忽忘记把刚才说过的东西概括进去。这是不对的。问题不在于是否论述了垄断对金融资本形成的作用，而在于是否把这种作用当作“最主要的因素”。如果希法亭有此认识，那么他绝不会把此最重要的东西排除在定义之外。此外，希法亭也没有把它纳入金融资本形成机制之中，因而没有使两者有机结合起来。我们前面把希法亭金融资本形成的理论称作流通决定的体系，现在可以稍事展开论述了。我们前面提到，希法亭把金融资本产生的原因归结为信用和股份公司，由于股份公司又是在信用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而进一步把它归结为信用；又由于他同样地不是把信用看作是生产决定的而是看作流通过程的结果，于是便把金融资本产生的最终原因归结为流通。他在从信用开始观察金融资本的产生时，就明确地说：“希望能够通过这一途径，探索那种作为资本主义信用最终取得对社会进程的统治的力量，如何由流通本身中成长起来的秘密。”(第57页)这样，希法亭便把自己对金融资本产生的根源及其形成过程的基本观点和盘托出了。这里还应指出希法亭金融资本定义中与此相联系的另外两个缺陷：一、片面夸大了银行对产业的支配；二、不是把金融资本看作银行资本与产业资本的有机结合，而是把它归结为银行贷予产业的货币资本。与希法亭的定义相对照，列宁的定义反映了本质关系：“生产的集中；由集中而成长起来的垄断；银行和工业的融合或混合生长[13]——这就是金融资本产生的历史和这一概念的内容。”
第四，希法亭对垄断与危机的关系作出错误的结论。他否认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普遍的生产过剩危机，否认群众消费不足是危机的重要原因，而是把危机仅仅看作流通韵破坏，因而便从流通出发把危机的原因归结为价格紊乱所造成的比例失调。当然，比例失调也会造成局部危机，但用局部危机取代普遍生产过剩危机，用局部危机的原因取代普遍生产过剩危机的原因，则是完全错误的。希法亭在垄断与危机关系上的错误，也是与他的错误的危机理论联系在一起的。关于垄断与危机的关系，希法亭的基本观点有两条。一、垄断的产生使危机缓和。他避开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分析，看不到随着向垄断阶段的过渡，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会日益激化，从而危机也将进一步加深；而是片面强调垄断所造成的企业规模和积聚力量的扩大使企业抵抗危机的能力增强等等因素，使危机的发生变得困难，从而造成危机的缓和。二、垄断的进一步发展将导致危机的消灭。他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垄断也有无限扩大的趋势，直至最后形成囊括整个社会生产的总卡特尔。与此相应，银行也有向中央银行集中的趋势。两种趋势合流，形成金融资本的绝对统治。这时，整个社会生产和流通便由一个主管机构自觉加以调节，危机也就随之而消失了。这种与他的关于垄断不能消灭竞争和危机的正确观点相矛盾的思想，后来愈益占了上风，直至最后发展为“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系统的机会主义理论。他的比例失调危机论，则为他的上述观点增添了理论色彩并赋予某种所谓“根据”。因为比例失调确实可以通过垄断组织对生产的调节而取得一定程度的改善，从而使某种局部危机现象缓和；而由此便会造成一种假象，似乎无需根本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垄断的发展便会通过加强自身的调节能力而最终克服危机。但是，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是有一定限度的。只要资本主义制度还存在，从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还存在，这一基本矛盾就必然会强制地为自己开辟道路，矛盾的激化和危机的深化是不可避免的。《金融资本》出版后不久的1913年的危机，特别是1929—1932年的大规模危机，提供了充分的历史证明。
最后，希法亭完全忽视了垄断必然引起腐朽的趋势。垄断引起腐朽是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一个十分明显的现象，即使资产阶级学者霍布森也已经察觉到并在自己的著作中对此作了说明。希法亭却对此视而不见。马克思在资本主义垄断刚刚出现的时候，也指出了这种趋势：“它(指股份公司——引者)在一定部门中造成了垄断，因而要求国家的干涉。它再生产出了一种新的金融贵族，一种新的寄生虫——发起人、创业人和徒有其名的董事；并在创立公司、发行股票和进行股[14]票交易方面再生产出了一整套投机和欺诈活动。” 马克思的论述也仍然未能引起希法亭的重视。所以，列宁不无讽刺地说：“马克思主义者希法亭的缺点之一，就是他在这一点上比非马克思主义者霍布[15]森还倒退了一步。”
上述这一切，不仅直接反映了希法亭帝国主义理论内容上的根本缺陷，而且也同时暴露出他的帝国主义理论的方法、结构和体系上的严重错误。六
希法亭在最后一篇即政策部分中，深刻揭示了帝国主义政策的实质，同时对无产阶级的政策和策略作了精辟的论述。
他正确地指出，金融资本的贸易政策必然是以保护关税取代自由贸易，变培育性关税为卡特尔关税。垄断组织的切身利益，要求通过保护关税排除外来竞争，保证它们通过限制产量和提高价格来谋取超额利润；而超额利润反过来又可以支持它们用较低的价格出口商品，以扩大在国外的销售市场。这种卡特尔保护关税，与自由贸易时期后进国家为了保护民族工业的发展而采取的培育性保护关税不同，使保护关税的职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抑制外国产业占领国内市场的手段变成了国内产业占领外国市场的手段，由弱者手中的防御武器变成了强者的进攻武器。”(第354页)希法亭的论断已为事实所证明。甚至一向实行自由贸易的英国，后来也开始采取保护关税的措施，从而证实了希法亭的预言，有力地驳斥了伯恩斯坦的攻击。
希法亭将金融资本的经济扩张区分为经济区的扩张和资本输出。他指出，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自由贸易政策，把整个世界市场联结成为一个唯一的经济区；而垄断时期推行的保护关税政策，却将世界市场分割为各个按国家分离开来的经济区，同时也限制了经济区。然而，经济区的大小对金融资本的发展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于是便产生了扩张经济区的激烈角逐。希法亭这里实际谈到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争夺，但却未注意世界领土已被分割完毕这一重要历史事实，从而忽略了帝国主义时期的这一重要特点。
希法亭认为，经济区的扩张有一定局限性，资本输出成为更重要的扩张形式。他在资本输出问题上的贡献在于，阐明了资本输出同金融资本的必然联系，把资本输出看作金融资本的本质特征之一。他从卡特尔一方面由于获取大量超额利润而使资本积累迅速增大以及另一方面由于限制生产而使投资机会减少的矛盾，论述了资本输出的必然性和迫切性。他同时也提出，由于股份制度和银行的发展以及银行资本和产业资本的结合，便集中了大量可以离开所有者而长期移植国外的资本，并有计划地建立资本输出组织，从而为资本输出提供了有利条件，促进了资本输出的迅速发展。此外，金融资本也使资本输出日益由借贷资本输出向产业资本输出转变。这是因为后者比前者具有更大的作用，一方面使垄断组织可以利用被输入国的丰富资源和廉价劳动力生产更多的利润，另方面又可避开被输入国保护关税的障碍而进一步占领世界市场。希法亭还注意到资本输出促进了资本国际化、缓解了输出国资本的“过剩”并带来收入的增加以及促进被输入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等作用。
希法亭认为，金融资本的经济扩张必然导致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而暴力方法则是殖民政策的本质和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帝国主义的殖民掠夺，使帝国主义国家和殖民地之间的矛盾激化，引起被压迫民族的反抗和斗争。帝国主义列强之间对新的投资场所和势力范围的争夺，则导致它们之间的武力冲突。希法亭曾预言德美之间的矛盾将以武力解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作了历史的验证。
希法亭接着转入对金融资本对内政策的论述。他指出，随着资本主义向垄断阶段的过渡，资产阶级已不像自由资本主义时期那样，力图削弱作为发展障碍的国家权力；而是相反越来越露骨地攫取国家政权，利用一切手段强化国家机器，把国家变成对外进行经济掠夺和武装干涉、对内剥削和压迫无产阶级的工具，从而深刻地揭露了帝国主义国家的阶级实质。希法亭同时还指出，与此相应，资产阶级所宣扬的也不再是以往的自由、平等、和平与人道的理念，而是国家强大和寡头统治的政治理想；已不再是追求建立民族国家的民族思想，而是谋求统治世界的本民族优于从而应该统治其他民族的种族主义思想，由此预示了未来的法西斯制度。
希法亭对无产阶级所应采取的政策和策略作了十分正确的论述。他强调指出，无产阶级既不能因为金融资本的帝国主义政策一时难于阻挡和取得胜利而采取宿命论的态度，在自己敌人的政策面前投降；也不能出于这样的认识——帝国主义政策会为社会主义准备条件和促进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胜利——，转而采取支持的立场；同样，也不能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政策即自由贸易同帝国主义政策相对立；而是只有通过反对帝国主义政策的不断斗争，才能最后取得无产阶级事业的胜利。无产阶级对金融资本帝国主义政策的回答，只能是社会主义。希法亭的论述受到列宁的高度评价，并多次引用进行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
希法亭当时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对帝国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的必然胜利作了论证。他指出，金融资本通过少数最大的资本集团控制了整个社会生产，生产的社会化达到资本主义所能允许的最大限度，使通过剥夺克服资本主义变得简单易行，从而为社会主义创造了物质条件。另一方面，金融资本明目张胆地攫取国家政权，把国家变成为自己剥削利益和推行帝国主义政策的工具，必然促使无产阶级认识自己的阶级利益，走上通过夺取政权求得彻底解放的道路；同时，金融资本也使广大中间阶层沦落，促使它们在政治上也向无产阶级靠拢；从而为社会主义准备了阶级力量的前提。在经济和政治权力高度集中于金融寡头的金融资本时代，必将爆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结果必然是“金融巨头的独裁统治将最终转化为无产阶级专政”(第430页)。
如何对待像希法亭这样经历复杂的人物所写的又是良莠参差的复杂作品，是过去一直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一个问题。希法亭一度曾是马克思主义的权威，他的《金融资本》也常常被与《资本论》相提并论，甚至被誉为“《资本论》的续篇”。后来希法亭堕入机会主义泥坑并随第二国际的破产而声名狼藉，他的《金融资本》也与之俱损，又常常被纳入修正主义理论名下而大张挞伐。过去苏联和我国的一些经济学说史教科书几乎都是这样做的。这不能认为是一种正常现象。我认为，我过去在评论考茨基的一篇文章中说过的一段话，在这里也是适用的：“不因编者(作者)的权威而过誉，也不把编者(作者)后来政治观点的变化与理应受到的批判加诸其早期的活动和作品而溢恶，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的方法，是唯一可取的[16]态度。”
本书根据西德欧洲出版社1968年德文版译出，翻译时参考了英国Routledge Kegan Paul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Morris Watnick和Sam Gordon翻译的英译本。
参加本书翻译的有：福民译前言及第1—10章。其他各章分别由张雷声(第11—12章)、杨尧军(第13—15章)、刘英骥(第16—17章)、李晓峰(第18—20章)、姜兵(第21、25章)、狄承峰(第22章)、陆跃详(第23—24章)等翻译。全书最后由王辅民校改和定稿。
在翻译和出版过程中，曾受到华飞和马健行等同志的大力支持，在此谨表谢意。[1] 《列宁选集》第2卷，第738页。[2] 同上，第738页。[3] 以下凡摘自《金融资本》的引文，只注明本书中的页码。[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2页。[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08页。[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43页。[7] 《列宁选集》第2卷，第738页。[8]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67—268页。另见第292、494页。[9] 《列宁选集》第2卷，第740页。[10] 《列宁选集》第2卷，第740页。[11] 同上书，第743页。[12] 《列宁选集》第2卷，第768页。[13] 《列宁选集》第2卷，第769页。[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96页。[15] 《列宁选集》第2卷，第817页。[16] 《考茨基编〈剩余价值理论〉功过是非的再评说》，载《学术月刊》1987年第3期。前言
本书试图科学地阐明最近资本主义发展的经济现象。即是说，试图把这些现象纳入从配第开始和在马克思那里达到其最高表现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之中。“现代”资本主义的特点是集中过程，这些过程一方面表现为由于卡特尔和托拉斯的形成而“扬弃自由竞争”，另一方面表现为银行资本和产业资本之间越来越密切的关系。我们后面将详细说明，由于这种关系，资本便采取自己最高和最抽象的表现形式，即金融资本形式。
笼罩一般资本关系的神秘现象，在这里是最难看透的。金融资本的特有运动看似独立的，其实不过是一种反映。它借以实现的多种多样的形式，它对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的分离性和独立化，都是需要加以分析的过程。特别是在迅速增长和金融资本在资本主义现阶段所起的影响越来越强有力，不掌握金融资本的规律和职能的知识就不可能理解目前的经济趋势从而任何一种科学的经济学和政策的时候，尤其如此。
因此，对这些过程的理论分析，必然导致对这些现象相互联系的探索，从而导致对银行资本及其同其他资本形式关系的分析。必须研究产业企业借以创建的那些法律形式是否具有特殊的经济意义，这也许有助于阐明股份公司的经济理论。但是，在银行资本和产业资本的关系中，只能看到货币资本和生产资本的基本形式所能揭示的关系。于是产生了信用的作用和本质的问题。这个问题又只有在弄清货币的作用时才能回答。后者由于下述情况而更加重要：自马克思的货币理论提出以来，首先由荷兰、奥地利和印度形成的货币制度所提出的一系列重要问题，迄今的货币理论似乎还没有找到任何答案。这种情况使敏锐地认识到现代货币现象的症结的克纳普，试图放弃任何经济的说明而代之以法律术语的解释。这种解释虽然不能说明什么，即不能提供科学意义上的理解，但看来至少提供了一种无偏见和预断地加以[1]记述的可能性 。较深入地论述这些货币问题之所以更为必要，是因为在货币问题上仅仅用经验正确地证明经济学体系基础的价值理论是不够的，同时也因为只有从货币的正确分析中才能认识信用的作用，从而认识银行资本和产业资本关系的基本形式。
因此，这部著作的内容划分便由自身而产生了。在货币的分析之后是信用的研究，接着是股份公司的理论及银行资本对产业资本所占的地位的分析。这就导致对作为“资本市场”的证券交易所的研究，而由于商品交易所体现了货币资本和商业资本的关系，因而必须受到特别的考察。随着产业集中的进展，银行资本和产业资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错综复杂，有必要对在卡特尔和托拉斯中达到顶点的这些集中现象及其发展趋势加以研究。奢望形成垄断联盟以“调节生产”从而使资本主义继续存在下去，奢望它特别对周期性的商业危机起巨大作用，也使对危机及其原因的分析成为必要；理论部分以此而告结束。但是，因为试图从理论上把握这种发展同时对社会阶级划分发生巨大影响，所以在最后一篇对资产阶级社会中各大阶级的政策的主要影响加以探索，看来是适当的。
马克思主义常常受到指责，说它忽视了对经济理论的进一步的发展。这种指责在一定程度上的确不乏其客观的正当理由。但是，也同样必须指出，这种疏忽是很容易解释的。由于应该加以研究的现象极其复杂，政治经济学理论肯定属于最困难的科学部门。但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处境特殊，他们被排除于为科学研究提供必要时间的大学之外，不得不在政治斗争的空闲时间内从事科学工作。但是，要求战斗者构筑科学大厦的工作进展得像安定的泥瓦匠那样快，是不公平的，是对他们的工作能力的不尊重。
在最近一个时期进行的大量的方法论论争之后，即使对经济政策不需要加以论证，但作一个简短的说明还是必要的。有人说，政策是一种规范学说，归根结底是由价值观决定的。因为这样的价值判断不是科学的事情，所以政策的论述便被置于科学考察的范围之外。深入研究认识论对规范科学和规律科学即目的论和因果论的关系的解释，这里自然是不可能的。当麦克斯·阿德勒在《马克思研究》第一卷中 [2] 详细研究了社会科学的因果关系问题之后，我更应该放弃这样做。这里只需指出，对马克思主义来说，政策考察的目的也只能是揭示因果联系。对商品生产的社会规律的认识，同时指明了决定社会各阶级意志的决定性因素。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揭示阶级意志如何决定，是科学的即记述因果联系的政策的任务。像理论一样，马克思主义的政策也是独立于价值判断的。
因此，把马克思主义同社会主义本身等同起来是一种错误观点，即使这种观点在内部和外部(intra et extra muros)都十分流行。因为从逻辑上仅仅作为科学体系来考察，即撇开它的历史作用不论，马克思主义不过是一种社会运动规律的理论，即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一般表述。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把这种理论运用于商品生产的时代。社会主义的结论则是在商品生产的社会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各种倾向的结果。但是，对马克思主义正确性的认识，其中也包括对社会主义必然性的认识，根本不是作出的价值判断，也同样不是对实际行动的指示，因为认识的一种必然性同献身于这种必然性是不同的两码事。某人坚信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而献身于为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斗争，是完全可能的。而对马克思主义作出的社会运动规律的认识，总是给予掌握了它的人以优势；但在社会主义的反对者中间，那些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体会最深的人，肯定是最危险的。
但是，另一方面，把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等同起来也是容易理解的。维护阶级统治是与使服从于这种统治的人相信这种统治的必然性的条件联系在一起的。对这种统治的暂时性的认识本身，就是克服这种统治的一个原因。统治阶级对承认马克思主义的结论的不可遏制的厌恶，即由此而来。此外，马克思主义体系的复杂性，也要求花费很大精力去进行研究，只有不是一开始就相信结论的有害无益的人才能承担。因此，马克思主义作为逻辑上科学的、客观的和摆脱了价值判断的科学，按照自己的历史地位，必然为它以自己的研究成果支持其胜利的阶级的代表所掌握。只是在这种意义上，它才是无产阶级的科学，并与资产阶级经济学相对立，同时又始终不渝地坚持一切科学的研究成果的客观的普遍适用性的要求。
这部著作的基本要点，在四年之前已经大体就绪。外部的情况却一再推迟了它的完成。不过，我想指出的是，论述货币问题的那几章，[3]在克纳普的著作 出版之前就已经完成，只是作了一些无关紧要的修改和批判性的增补而已。这一章也极容易造成一些困难，因为遗憾的是，在货币问题上，不仅兴致极易消失，而且理论的理解力也极易消耗殆尽。此外，富拉顿也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他忧郁地说：“的确，这不是一个能有效地或直接地诉之于广大公众的题目。它是这样一个题目，对它的认识的进展过去总是非常缓慢的，而且也必将总是非常[4]缓慢的。” 自那时以来，情况也的确没有变得更好些。因此，我们得立即作出保证：在读懂最初的说明之后，下面的研究渴望不会引起不耐烦的读者对难懂的特别抱怨。柏林—弗里德瑙。
鲁道夫·希法亭于1909年圣诞节[1] 见克纳普《国家的货币理论》(1905)。——译者[2] 指阿德勒的论文《关于科学争论中的因果关系和目的论》(1904)。——译者[3] 指克纳普的著作《国家的货币理论》(1905)。——译者[4] 见富拉顿《论流通手段的调整》，1845年伦敦第2版第5页。——译者第一篇货币和信用第一章 货币的必然性
人的生产共同体原则上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构成。第一，它可以自觉地加以调节。社会（它的范围包括自给自足的家长制家庭，共产主义部落，社会主义社会）为自己创立一些机构，这些机构作为社会意识的代表规定生产的规模和方式，把所获得的社会产品在成员之间进行分配。依据现有的自然和人工的生产条件决定制造新产品的方式、地点、数量和手段的，是家长或社会主义社会的地方的和全国的委员会。他们或者由现身经验而熟知家庭的需要和资源，或者借助有组织的生产统计和消费统计的一切手段，把握社会的需要，从而以自觉的预见、按照他们自觉地代表和领导的共同体的需要，组织整个经济生活。这样组织起来的共同体的成员，在生产中自觉地作为一个生产共同体的部分彼此发生关系。他们的劳动安排和产品分配，服从于中央的监督。生产关系表现为直接的社会关系。就其涉及经济生活而言的个人之间的关系，表现为由社会制度决定的、脱离开个人意志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本身直接被理解为由全体自觉地确定的和所意欲的。
缺乏这种自觉组织的社会，情况就不同了。它被分解为彼此独立的个人，他们的生产不再表现为社会的事情，而是表现为他们的私事。于是，他们成为被分工的发展强制发生相互关系的私人所有者；使他们发生这种关系的活动，是他们的产品的交换。这里，只有通过这种活动，才能在被私有制和分工分为各个原子的社会中产生联系。但是，交换只是作为社会联系的中介，才形成理论经济学的分析对象。因为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也可以发生交换。但是，这是社会以某种方式有意识地统一了分配标准之后的交换。因此，这种交换似乎是对社会分配的私人校正，是服从于主观情绪和考虑的私人活动，而不是经济学分析的对象。它对理论经济学所起的作用，同儿童活动室中洛特和弗里茨两个孩子之间的玩具交换一样，这种交换与他们的父亲在玩具商店里购买是根本不同的。因为这后一种交换只是一切交换活动总和中的一个元素，只有通过这种总和，社会才能实现像它现在这样的生产共同体。因此，在每一个这样的交换活动中，生产共同体必然被表现出来。因为只有通过这样的交换活动，被分工和私有制分解了的社会才联结为一个整体。
因此，如果马克思在一个地方说，上衣在交换关系内部比其外部有更多的意义，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交换关系在一个一定的社会联系内部比在另一个社会联系内部有更多的意义。只有在交换才产生社会联系的地方，即在私有制和分工使个人一方面相互分离和另方面彼此制约的社会里，交换才获得社会的规定性，才必须执行使社会生活过程成为可能的职能。在自觉进行调节的共产主义社会里，社会的中央机关自觉地决定生产的对象、数量、地点和人员，这在这个社会的所可能有的交换活动的过程中，都必须加以贯彻。总之，通过交换告诉商品生产者的东西，同自觉地调节生产、决定劳动秩序等等的当局必须告诉社会主义社会成员的东西，是一样的。理论经济学的任务，就是发现这样决定了的交换的规律。由这种规律所必然产生的进行商品生产的社会中的生产调节，正像由社会主义当局的法律、命令和规定中必然产生社会主义经济的不受干扰的运行过程一样，只是这种规律不是直接自觉地规定人们在生产中的行动，而是按自然规律的方式通过“社会的自然必然性”发挥作用的。
但是，即使是应该由独立的手工业者或是资本主义企业家来生产的问题，也必须通过交换来回答。这就是回答商品生产内部由于从简单商品生产向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进步而必然发生的交换关系的变化问题。但是，交换只有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才有质的区别。例如，交换在社会主义社会和在进行商品生产的社会就根本不同。但是，在进行商品生产的社会本身的内部，在质上是相同的，不同的只是进行交换的商品的量的关系。在商品生产内部，交换的基础是支配交换比例的一个客观的社会因素，即体现于交换物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交换的基础仅仅是主观的等同、方向相同的意志。这里，交换是偶然的，不能成为理论经济学的考察对象。它不能进行理论的分析，而只能从心理上来理解。但是，因为交换总是表现为两物之间的量的关系，所以人们从未注意到这种区别。
使交换活动成为社会物质变换中介的，正是社会物质变换的必然性。因此，虽然个别的或分散的交换活动可能表现为偶然的，但是只要它使社会的物质变换成为可能，只要它保证社会的生产和再生产，就能长期地和大量地进行。因此，社会生产是个人交换活动的条件，个人只有通过交换活动才能同社会联系起来，并从必须在他们中间进行分配的整个社会生产的结果中取得一个份额。这种对整个社会生产的关系，使个别交换超脱于偶然的、任意的和主观的范围，把它变成为某种合乎规律的、必然的和客观的东西，变成为社会物质变换的条件，从而变成为个人的生活必然性。因为建立在私有制和分工基础上的社会，只有通过彼此进行交换的个人的关系才可能存在，只有通过它在经济上所知道的唯一社会过程的交换过程，才能成为其社会。只有在这种社会内部，交换活动才成为一种特殊的分析的对象，这种分析所探讨的问题是，中介社会物质变换的交换过程具有怎样的性质。
在这样的交换活动的内部，货物成为商品，即成为这样一种东西：它不再用于个人需要，它的兴衰也不再是个人需要造成的；而是用于社会，其全部可能是比奥德赛的命运更变化多端的命运（同纽波特的*长着如同百眼怪物阿尔戈斯般眼睛的税吏相比，圆眼巨人波吕斐摩[1]斯 现在算得了什么呢?或者同德国的肉畜监察员相比，美丽的基尔[2]克 算得了什么呢?），这取决于社会物质变换的必然性。货物之所以成为商品，是因为这种货物的生产者处于他们必须作为独立商品生产者的彼此对立的一定社会关系之中。只有在这种形式中，货物这种一般自然的和完全不成问题的东西，才是社会关系的表现，从而赢得社会性质。它作为劳动产品，现在不仅仅具有自己的自然属性，而且同时也成为社会的事实。现在重要的是寻求这个作为生产共同体即劳动共同体的社会的规律。因此，从新的观点来看，个别劳动表现为这个生产共同体所支配的总劳动的一部分。只有从这种观点来看，劳动才表现为形成价值的劳动。
交换活动是可以进行分析的,因为它不仅是个人的需要，而且也是使个人需要仅仅成为自己的工具并同时限制个人需要的社会必然性。只是在社会必然性所许可的限度内，个人需要才能得到满足。个人需要是前提条件，因为如果没有个人需要的满足，人类社会便是根本不可思议的。但是，交换不再像集体主义社会中那样执行满足个人需要的职能，而是在通过交换将个人限定在社会生产的限度内，个人需要才得以满足，即参与决定交换。交换仅仅表现为两物之间的量的关系。如果这种量是一定的，交换也就是一定的。而一般在交换中所置换的量，仅仅被看作社会生产量的一部分。社会生产量在量上又是由社会为制造总产品所必需耗费的劳动时间决定的。这里，社会被理解为用自己的全部劳动力来制造产品的统一体，进行自己劳动的个人仅仅被看作是社会的器官。个人作为这样的器官，仅仅按照自己的劳动力符合社会平均劳动力（假定它的强度和生产率是既定的）的程度，参与产品的分配。如果个人劳动过于缓慢，或者他制造了无用的东西（即使是一般有用的东西，但它在社会的物质变换中又太多），那么，这种劳动便缩减为平均劳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因此，如果总产品的劳动时间总额是既定的，那么，交换必须反映这个事实。如果在交换中，商品的量的关系同制造这些商品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量的关系相等，这一事实便以最简单的方式表现出来。于是，商品按照它们的价值彼此交换。
如果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条件对所有社会成员都是相等的，如果他们全都是自己生产资料的独立的占有者，用这些生产资料制造产品并在市场上进行交换，那么，这种关系便实现了。这种关系是最简单的关系，是理论考察的出发点。只有从这种关系出发，一些形态变化才能被理解。但是，这些形态变化总是必须满足这样的条件：不管个别交换怎样形成，交换活动总额必须实现总产品的交换。形态变化只有通过社会成员在生产中的地位变化才能发生。形态变化必然由此而发生，因为只有在交换活动中，不仅生产的社会联系得以实现，而且生产者的社会联系也才得以实现。社会的一部分人的财产被剥夺，另一部分人垄断占有生产资料，当然使交换发生形态变化，因为社会成员的这种不平等只能在交换中表现出来。但是，因为交换活动是一种平等关系，所以不平等在这里表现为平等，但不是价值的平等，而是生产价格的平等；从而劳动耗费（同时，资本家对作为他人劳动耗费的劳动耗费是漠不关心的）的不平等表现为利润率平等。这种平等只不过表现了这样一个事实: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决定性因素是资本；因此，个别交换活动不再服从于等量劳动对等量劳动的条件，而是服从于等量资本产生等量利润的条件。劳动等式被利润等式所代替，产品不是按它们的价值出卖，而是按生产价格出卖。
因此，如果交换是由社会决定的，那么，另一方面，社会和个人只是从已经完成的交换中才知道社会的规律。因为个人劳动首先仅仅是由个人意愿产生的他个人的劳作，即私人劳动，而不是社会劳动。个人劳动是否同社会的物质变换的条件（他的劳动仅仅是其中的一个部分条件）相一致，只有在将所有这些部分条件相互比较，它们的总和满足了社会的物质变换的总条件时，才能得到证明。
商品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物化。但是，这种劳动时间本身，并不像在洛贝尔图斯的社会中那样直接表现出来。在那里，中央当局对每一个产品直接规定社会通用的劳动时间。它仅仅表现为一物同另一物在交换中相等。因此，在这种交换中，一物的价值，它的社会生产时间，并不作为本身表现出来，即不表现为8小时、10小时或12小时的劳动，而是表现为另一物的一定量。因此，后者作为像它的直接存在的具有它的一切自然属性的物，充作另一物的价值表现，即充作另一物的等价物。例如，在一件上衣=20米麻布的等式中，这20米麻布是一件上衣的等价物。这些麻布与这件上衣相等，因为它们也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物化；作为这样的东西，一切商品都可彼此作为等价物。
因此，价值这种社会关系在另一物（它的使用价值与应表现其价值的商品的使用价值不同）中的表现，是直接由商品生产的性质产生的，是与后者分不开的。因为只是由于一个人的货物成为商品，并因此而成为另一个人的货物，商品生产所固有的其成员之间的社会关系，他们作为他们物的交换者的相互关系，才产生出来。只是在交换完成之后，生产者才知道他的商品是否真正满足了社会需要，他是否正确地花费了劳动时间。他不能通过一个以社会名义对他的工作进行评论（像中间商对他的织工的劳动进行评论那样）的人的认可或否决，证实自己是否是商品生产社会的完全合格的成员，而只有通过他在为之而进行的交换中所获得的物，向他证实他的社会能力。因为社会把自己的事情建立在物的基础上（尽管施蒂纳正是把他的无政府主义建立在这个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人及其集体意识的基础上。因此，能向生产者提供这种证实的物，必须有能以社会名义讲话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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