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介子平
出版社：北岳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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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文事试读：
文字还是过去的好——代序
语言铭烙时代印记，先秦文、六朝文、唐宋文、明清文，各有高妙境界。其中原因多多，乃一专门学问，总之反映着那个时代的文化特质。
有不同之处，便有相似之点。傅斯年尝言：“中国文最大的毛病是面积惟求铺张，深度却非常浅薄。六朝人做文只知铺排，不肯一层一层的剥进。唐宋散文家的制作，比较好一点，但是依然不能有很多层次，依然是横里伸张。以至于清朝的八股文、八家文，都是‘其直如矢，其平如底’，只多单句，很少复句；层次极深，一本多枝的句调，尤其没有了。”锦绣黼黻，铺张文风，内有居心，暗存自得，子虚上林之奢，歌功颂德之嫌矣。
时代前提下，元轻白俗，郊寒岛瘦，尚有个体之差异，董桥分析民初白话文：“胡适的文章，白话文够好了吧，干干净净流水一样，但是就缺了文采，他不太注意调句子。鲁迅懂，鲁迅故意把一些句子调来调去。周作人写的那种半文言半白话，是另外一种意境。”雨送添砚水，竹供扫榻风，俱因清新自在；停之如栖鹄，挥之如惊鸿，皆似仙界中来。
政治化语言，是这个时代的表象。我小学所读，皆口号语录，稍长习作文，大批判体。虽为俗人，不染俗乐，凡世所欲，有避无就，在之后的几十年里，刻意摆脱之，存心蝉蜕之，无奈此般印记，犹纹色在肤，革面不去。汪曾祺《与友人谈沈从文》云：“现代文学史（包括古代文学史也一样）不是文学史，是政治史，是文学运动史，文艺论争史，文学派别史。”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语言暴力，皆隐于衷之戾气泄露。钱锺书《围城》里说，“对于丑人，细看是一种残忍——除非他是坏人，你要惩罚他”，对于文字亦然。冯小刚电影常以“文革”语句为噱头，取悦观众，我却笑不起来，但所有玩笑的背后，皆有认真的成分。顾彬说“二战”后，德国作家意识到必须重新学习德文，因为先前的德语已被政治错误使用了。同样情形，汉语也有被政治重度污染的历史。
语言从政治，为一种不自觉习惯，可测得所处时代政治化程度之高低。一切围绕政治，语言自不脱干系，文人不独立，语言自依附。语言之外，其他文化形态亦如此。国之哲学，昔人皆知，何以今人懵懂？哲学因离政治太近，而成御用工具，时而注解政治，时而训诂政策，媚俗随波，甜熟趋时，唯恐精明不至，竟诠释起了领导人言论，政治风向旦转，竟也不假思索跟变。学问可以托身，不可牟利，忠于己之信念与价值，即为诚实。声色娱情，弄臣之擅长，名节至大，名是而实非，为后人所不齿。何时国人的文化生活，高于政治生活，生活兴致，高于政治兴致，真就进步了。
时下社会，向利而生者众，消费欲望、金钱欲望，超越精神欲望，必也带来文艺上的变故。一位画家年老后，不愿再动笔，其曰：一提笔作画，便想这幅能卖多少钱，而求画者想的也是价值几何。眼蒙灰尘，逸不高华，胸沉渣滓，趣不淡泊，画得实在没意思。
有伟大的诗歌，必有伟大的读者，时下乏有好文字，是否也与缺少好读者有关，我看主要是没有好作家，李白当年谪夜郎，中原不复汉文章。所谓好作家，能够点化俗情、摆脱世故者也。若说文字，还是过去的好。介子平乙未清明
感人莫过哀诗
平静时吟诗易，非常时吟诗难。大喜大悲之时、大悲大痛之间仍能吟得出诗的诗人，方为真诗人。唐诗人李涉夜遇匪徒，情急之下口占一绝：“暮雨潇潇江上村，绿林豪客夜知闻。他时不用藏名姓，世上如今半是君。”匪徒首领听罢笑道：“果然是诗人李涉。”竟奉还财物，呼哨而去。还有刀压在脖子上，依然出口成章者，真乃奇人也。
南宋末年，文天祥在粤兵败被俘，并被带往北方囚禁，途中经过零丁洋，写了《过零丁洋》:“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临行又有诗云：“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杨继盛因弹劾奸相严嵩十大罪状，遭毒刑，被杀害。临刑有诗云：“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生平未报国，留作忠魂补。”
李贽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之罪被捕，狱中写诗曰：“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我今不死更何待？愿早一命归黄泉。”
崇祯三年（1630）八月，崇祯帝以“袁崇焕咐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帅，纵敌长驱，顿兵不战。及至城下，援兵四集，尽行遣散。又潜携喇嘛，坚请入城”罪名碟刑处死于京，弃尸于市。刑前，袁崇焕遗绝命诗一首：“一生事业总成空，半世功名在梦中。死后不愁无勇将，忠魂依旧守辽东。”
夏完淳被捕后，在狱中写下了《南冠草集》，其中的《即事》曰：“复楚情何极，亡秦气未平。雄风清角劲，落日大旗明。”“戊戌政变”失败后，谭嗣同被捕入狱，写下了那首著名的《狱中题壁》诗：“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临刑时又高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毓贤巡抚山西期间，排外仇洋，唆使拳民焚烧教堂，屠杀教民，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山西教案”。清廷与八国联军议和时，联军指毓贤为罪魁祸首。光绪二十七年（1901）2月13日，清廷下令加重对“首祸诸臣”之惩处。22日，毓贤被斩于兰州。毓贤被诛前一夕，虽未写诗，却书一联于门：“臣殉国，妻子殉臣；我杀人，朝廷杀我。”翌晨居民哄传，颇有蠢动之势，毓贤被急往受戮。
光绪二十九年（1903）因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并为邹容《革命军》作序，触怒清廷，章太炎与邹容同时被捕入狱。章太炎在狱中作《狱中赠邹容》诗勉励邹容：“邹容吾小弟，披发下瀛洲。快剪刀除辫，干牛肉作糇。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临命须搀手，乾坤只两头。”邹容则答曰：“一朝沦地狱，何日扫妖氛。昨夜梦和尔，同兴革命军。”二人还合作绝命诗两首，其一曰：“平生御寇御风志（邹），近死之心不复阳（章）。愿力能生千猛士（邹），补牢未必恨亡羊（章）。”
光绪三十三年（1907）五月，黄冈起义失败，革命党人朱子龙就义前留下《绝命诗》:“死我一人天下生，且看革命起雄兵。满清窃国归乌有，到此天心合我心。”
同年七月，秋瑾举事失败被俘，狱中题诗狱壁：“莽莽神州叹陆沉，救时无计愧偷生。抟沙有愿兴亡楚，博浪无椎击暴秦。国破方知人种贱，义高不碍客囊贫。经营恨未酬同志，把剑悲歌涕泪横。”
宣统二年（1910），年仅二十七岁的汪精卫刺杀摄政王载沣。暗杀失利，身陷大狱，写下了同样著名的《被逮口占》:“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此诗悲壮动人，脍炙人口，传诵一时，激励无数有为青年投身革命中来。
宣统三年（1912）一月十六日，黄之萌与数位志士身携炸弹埋伏于北京东华门与丁字街一带，密谋炸毙袁世凯，惜功亏一篑，临刑前留绝命诗一首：“在昔头皮拼着撞，而今血影散成斑。红点溅飞花满地，层层留与后人看。”
瞿秋白有狱中绝笔集诗：“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七日晚，梦行小径中，夕阳明灭，寒流幽咽，如置仙境。翌日读唐人诗，忽见‘夕阳明灭乱山中’句，因集句偶成一首：‘夕阳明灭乱山中（韦应物），落叶寒泉听不穷（郎士元）。已忍伶俜十年事（杜甫），心持半偈万缘空（郎士元）。’方提笔录出，而毕命之令已下，甚可念也。秋白曾有句：‘眼底烟云过尽时，正我逍遥处。’此非词谶，乃狱中言志耳。”
狱中备受折磨、尊严丧尽情形下，有屈服者，欲改弦易辙，重新做人，美其名曰醍醐灌顶，大彻大悟，也有不屈者，虽处阴冷，却有英气，志弥盛，虽布阴云，却蕴彤日，气弥坚，慷慨陈词，大义凛然，其诗也激昂悲壮，热血沸腾，这其中需有多么恪守不渝、贞固无比的信念支撑，需有多么岿然不动、匪石匪度的意志依托。愤怒出诗人，狱中诗虽有不工，却回肠荡气，真挚感人，多能传诵，故为诗中精品。
临终之时，多数人惊怵难定，魂不守舍，进而屁滚尿流，语无伦次，而也有心安理得、坐卧如常者，其表现，好汉则喝一碗烈酒，吼一嗓戏文，文人则口占一绝，感怀一番，其中不乏精彩者也。
李自成破北京，崇祯帝自缢于煤山，明亡。大学士范景文于壁间大书“谁言信国非男子，延息移时何所为”后，投井自毙。户部给事中吴甘来题诗堂上：“到底谁遗四海忧，朱旗烈烈凤城头。君臣义命乾坤晓，狐鼠干戈风雨秋。极目山河空泪血，伤心萍浪一身愁。洵知世局难争讨，愿判忠肝万古留！”引佩带自缢于室。
和珅案发入狱，即预感到自己来日不长，元宵节时，作题《上元夜狱中对月两首》诗：其一曰：“夜色明如许，嗟令困不伸。百年原是梦，廿载枉劳神。室暗难挨晓，墙高不见春。星辰环冷月，缧绁泣孤臣。对景伤前事，怀才误此身。余生料无几，空负九重仁。”其二曰：“今夕是何夕，元宵又一春。可怜此月夜，分外照愁人。思与更俱永，恩随节共新。圣明幽隐烛，缧绁有孤臣。”嘉庆四年（1799）正月十八日，嘉庆帝派大臣前往和珅囚禁处所，赐白练一条，令其自尽。其又提笔写下了一首绝命诗：“五十年来梦幻真，今朝撒手谢红尘。他日水泛含龙日，认取香烟是后身。”
文人如此，鲁夫亦然。不喜读书、不善诗文的项羽被困垓下，兵少粮尽，夜饮帐中，自知败局已定，乃慷慨悲歌《垓下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慷慨激烈，有千载不平之余愤。咸丰三年（1853）二月十一日，太平军破金陵，时武进汤雨生将军贻汾寓居金陵，于城陷次日投城北李氏园池死，年七十有六。死前赋《绝命诗》一首：“死生轻一瞬，名义重千秋。骨肉非甘弃，儿孙好自谋。故乡魂可到，绝笔泪难收。藁葬毋予恸，平生积罪尤。”咸丰十一年（1861），不善作诗的肃顺在临刑前借用杜牧《赤壁》中的“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为绝笔。
1934年11月9日，吉鸿昌被捕，24日赴刑场。殉前，吉鸿昌以树枝于雪地写绝命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续范亭在抗战期间，以剖腹自杀方式抗议不抵抗主义。1935年，他赴南京呼吁抗日，在中山陵放声痛哭：“谒陵我心悲，哭陵我无泪。瞻拜总理陵，寸寸肝肠碎。战死无将军，可耻此为最。腼颜事仇敌，瓦全安足贵？”又赋绝命诗一首：“赤膊条条任去留，丈夫于世何所求？窃恐民气摧残尽，愿把身躯易自由。”
愤怒出诗人，临终也出诗人。喜怒哀乐皆诗者，真诗人也。
翁同龢罢官归里后，郁郁寡欢，临终前口占一绝：“七十年来事，苍茫到盖棺。不将两行泪，轻为汝曹弹。”又自拟一联：“朝闻道，夕死可矣；今而后，予知免夫。”
陈寅恪身卧病床，目疾加剧，感怀伤时：“四海兵戈迷病眼，九年忧患蚀精魂。扶床稚女闻欢笑，依约承平旧梦痕。”抗战胜利，赋诗抒发八年来的无限感慨：“国仇已雪南迁耻，家祭难忘北定时。念往忧来无限感，喜心题句又成悲。”
1949年1月26日，国民政府溃离南京之际，以汉奸罪论处的周作人遇特赦释放。走出老虎桥监狱的周作人感慨系之，吟诗曰：“一千一百五十日，且作浮屠学闭关。今日出门桥上望，菰蒲零落满溪间。”
此诗颇具丈夫气
宋亡蜀，只用了一万军队，而后蜀的十四万军人以数倍于敌的兵力，背城借一，即便面临强敌，当无亡国之虞，结果却是不战而降。花蕊夫人随孟昶流亡北行，夜宿葭萌驿站，感怀国破家亡的哀愁，在馆壁上题了这首《采桑子》，又因军骑催促，只得半阕：“初离蜀道心将碎，离恨绵绵。春日如年，马上时时闻杜鹃。”被掳入宋后，太祖久闻其诗名，召其陈诗。苏曼殊的“日暮有佳人，独立潇湘浦。疏柳尽含烟，似怜亡国苦”大致描述的便是此情形。花蕊夫人遂诵出了那首著名的《述国亡诗》:“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此诗颇具丈夫气，深得太祖赏识，后世诗评家对此也每每乐道。“茫茫四海人无数，哪个男儿是丈夫”的句子，其源盖也在此。
其势与李清照的《夏日绝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可有一比。金兵入侵中原，掳徽钦二帝，王室仓皇南逃，李清照的丈夫赵明诚被任命为京城建康的知府。一天深夜，城里发生叛乱，身为知府的赵明诚未恪尽职守指挥戡乱，而是悄然缒城而逃。叛乱勘定之后，赵被朝廷革职。李清照深为丈夫的临阵脱逃而感到羞愧，虽无争吵，一路上两人相对无语。行至乌江，站在楚霸王项羽兵败自刎之处，李清照面对浩浩江水，随口吟就此诗。赵明诚闻后愧悔难当，深深自责，从此郁郁寡欢，一蹶不振，不久便发病而亡。沈曾植评李清照之作：“易安倜傥有丈夫气，乃闺阁中苏辛，非秦柳也。”
周密《齐东野语》记有蜀中妓所填《市桥柳》:“欲寄意、浑无所有。折尽市桥官柳。看君著上征衫，又相将，放船楚江口。后会不知何日又。是男儿、休要镇长相守。苟富贵、无相忘，若相忘，有如此酒。”好一句“若相忘，有如此酒”，大泽龙蛇之阔美的背后，也道出了富贵面前，誓言之脆弱。逆笔道来，讽喻谴责，令多少丈夫汗颜不已。
王士祯《池北偶谈》载某闱中诗：“淄川袁孝廉松篱（藩），名士也，以康熙癸卯冠礼经，壬戌尚困公车。闱中赋诗云：‘二十年前古战场，卧听谯鼓夜茫茫。三条画烛连心熟，一径寒风透骨凉。苦向缁尘埋鬓发，凭谁青眼托文章？明宵别后长安月，偏照河桥柳万行。’武康陈孝廉兴公（之群）吟之，至泣下。”开句便是古战场，哪里有丝毫的闺房气息。
清廷通过日本当局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十一月颁布了《取缔清韩留学生规则》，对学生活动横加限制。为此，秋瑾带领一队留学生进行罢课，并组织敢死队与公使馆交涉，继而率领部分学生回国，以示抗议。临行在浙江同乡会举行的集会上发表演讲，讲到有人散布妥协言论时，秋瑾猛然自靴筒里抽出倭刀，咔嚓一声插于讲台厉声道：“如有人回国投降满虏，卖友求荣，欺压汉人，吃我一刀。”其《东渡长歌》云：“登天骑白龙，走山跨猛虎。叱咤风云生，精神四飞舞。”《黄海舟中日人索句并见日俄战争地图》云：“万里乘云去复来，只身东海挟春雷。忍看图画移颜色，肯使江山付劫灰。浊酒不销忧国泪，救时应仗出群才。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满江红》云：“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算平生肝胆，因人常热。俗子胸襟谁识我？英雄末路当磨折。莽红尘、何处觅知音？青衫湿！”徐锡麟案败露后，她拒绝离开绍兴：“我怕死不会出来革命，革命要流血才会成功。”于是遣散众人，毅然留守大通学堂。被捕后，拒不口供，仅书“秋风秋雨愁煞人”以对。
秋瑾就义后，其族人恐受到株连，不敢收葬遗体，后其兄赶回绍兴草殓暂厝。义姐吴芝瑛与徐忏慧两人冒雪渡过钱塘江，赶到绍兴，雇一小船，收其遗骨，密运杭州，卜葬于西湖岳王坟前的西泠桥畔，并立墓碣“呜呼鉴湖女侠秋瑾之墓”，一时吴芝瑛义动天下。吴在赴绍兴途中吟《哀山阴》二首：“爰书滴滴冤民血，能达君门死亦恩。今日盖棺论难定，轩亭谁与赋招魂？”“天地苍茫百感身，为君收骨泪沾巾。秋风秋雨山阴道，太息难为后死人。”后又有《秋女士传》和《记秋女士遗事》二文，《西泠吊秋》更是为时传诵，诗云：“今日西泠拼一恸，不堪重唱宝刀歌。”其也具丈夫诗气概。
光绪三十四年（1908），慈禧亡故，满朝文武惶惶不安，似乎慈禧一死，国家便失去了主心骨。有人出主意，将慈禧画像挂于万寿山排云殿内，意在“您死了也得保佑着我们”。这一举动惹怒了吕碧城，遂填《百字令·题慈禧太后画像》一阕：“排云深处，写婵娟一幅，翠衣轻羽。禁得兴亡千古恨，剑样英英眉妩。屏蔽边疆，京垓金币，纤手轻输去。游魂地下，羞逢汉雉唐鹉。”并登于报端，痛斥之。此词一出，朝廷恼火，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其气概为国人叹服。
1912年1月23日，张作霖奉赵尔巽之命大肆捕杀革命党人。郭松龄因剪了头发，一身时装，且带有四川新军证件，因而被捕，草草审问后押往刑场。紧要关头，韩淑秀挺身而出，对监斩的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喊道：“总督大人，刀下留人！”赵大惊，谁人如此大胆，竟敢骚扰法场？只见一俊秀女子从容自人群中走出，施礼道：“总督大人，我是郭松龄的未婚妻，郭松龄是咱们奉天城东渔谯寨人，总督可派人调查以明真伪。他本是四川新军的一名营长。我们已经订婚三年。这次，他从四川回来，就是要与我完婚的。被人诬为革命党，实在冤枉，请总督大人明察。”问明这层关系，郭松龄被当场释放。1925年12月20日，郭松龄兵变失败，不忍弃友独自逃生，被奉军追上后，就地枪决。临刑前，郭松龄遗言：“吾倡大义，除贼不济，死固分也；后有同志，请视此血道而来！”韩淑秀凛然道：“夫为国死，吾为夫死，吾夫妇可以无憾矣。”时年，郭四十二，韩三十六。死后，皆曝尸三日。“九一八”事变后的1931年9月28日，针对请愿的学生，国民政府发表《告全国学生书》，声称：“人民应受统一之指挥，政府有军事处分之权衡。宣战问题决不能以学生罢课与否为衡。不可战而战，以亡其国，亦政府之罪也。备战未毕而轻于一战，以亡其国，政府之罪也。备战完妥而不敢战，以亡其国，政府之罪也。”一看便知，此等精彩又是出自陈布雷手笔。1935年，何香凝对此国策颇为不满，亲往南京为抗日军民要求物资援助。蒋介石设宴招待何，席间不停地为其夹菜，却闭口不谈正题，何愤然离席。随后，学孔明遗仲达以巾帼妇人之服，将自己的一条裙子寄给蒋，并附上一诗《为中日战争赠蒋介石及中国军人的女服有感而咏》:“枉自称男儿，甘受敌人气。不战送山河，万世同羞耻。吾侪妇女们，愿往沙场死。将我巾帼裳，换你征衣去。”此诗也颇具丈夫气。她还在《赠前敌将士》一文中道：“倭奴侵略，野心未死。既据我东北三省，复占我申江大地。叹我大好河山，今非昔比，焚毁我多少城市，惨杀我多少同胞，强奸我多少妇女？耻！你等是血性军人，怎样下得这点气？”抗战时期，蜀中有宣传画，画中妻子对丈夫说：“锄头给我，你拿枪去。”当与何诗同一情形。在《赠敬爱的伤兵》中，何香凝又激昂道：“君流血，我流泪，锦绣江山被人取。增你勇气，快到沙场去，恢复我们土地。好男儿，救国不怕死。死！留名于万世。”
当年孙中山欲与宋庆龄结婚，先写信予原配卢慕贞请求与之离婚。信由孙科亲自带回。孙科既不敢违背父命，又不敢得罪母亲，于是请同乡郑卓一道回乡。孙科本预备承受不堪设想之后果，不曾想卢夫人见信后，并未冒火：“阿卓你来得正好，我正要问问你，据说宋庆龄小姐，你一定见过多次吧？长得很美吗？”郑卓道：“这位宋小姐，是在国外读洋书的人，相貌长得并不好看。”夫人听后道：“人家又识英文，我们又不识英文。人家又识跳舞，我们又不识跳舞！我们还是让让人家吧。”遂在回信上只写了一字“可”，表示同意离婚。话虽柔婉，却有铿锵之响，温和中渗着韧性，恺悌里不乏贞确，颇具大丈夫之毅然果敢、刚烈坚定特质。本来要在乡陪夫人住几天，以示安慰，但夫人却要他们马上回沪复命。1915年9月，卢慕贞赴日本同孙中山办理离婚手续，10月25日，孙中山与宋庆龄顺利结合。
宋美龄在抗战中数次亲临前线。抗战初期前往上海劳军时，她的汽车在行进途中被日机投弹击中，车被炸翻，她则肋骨折断，脊椎受伤，却顽强地坚持使命。在兰封、富金山、万家岭等战役中，她都出现在了炮火纷飞之中，不仅带来前线急需的武器弹药，且带来蒋介石的亲笔信。将士担心其安危，她则慷慨道：“这是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之战，我正该上火线。”此言虽非诗，却有诗意，同样具有丈夫气。
张允和1923年在苏州乐益女中读书时，作《游镇江北固山》:“高山枕大川，俯视意茫然。沧海还如客，凌波谁是仙。江山欣一览，帷读笑三年。击楫情怀壮，临风好着鞭。”后四句经先生改过，却不及前四句率直，假模假样，假在充气势。
这样的话让人想到了明朝的两篇至文。徐妙锦乃徐达的三女，永乐帝垂涎其才貌，遂欲纳之，却遭拒绝。妙锦并以一封《答永乐帝书》婉拒之：“臣女生长华门，性甘淡泊。不羡禁苑深宫，钟鸣鼎食，愿去荒庵小院，青磬红鱼；不学园里夭桃，邀人欣赏，愿作山中小草，独自枯荣。听墙外秋虫，人嫌凄切；睹窗前冷月，自觉清辉。盖人生境遇各殊，因之观赏异趣。矧臣女素耽寂静，处此幽旷清寂之境，隔绝荣华富贵之场，心胸颇觉朗然。”杨继盛以《请诛贼臣疏》弹劾严嵩获罪而死，杨继盛妻张氏公然上《请代夫死书》。此皆丈夫文。
沈葆桢夫人林普晴，为林则徐之女，英明有才干，当世咸称之。沈葆桢守广信时，被太平军围攻。沈葆桢往河口筹饷，夫人困守危城，情急之下，刺血陈书，作书乞率部驻守玉山的贵州安义镇总兵饶廷选。翌日，沈葆桢闻讯驰归广信府，但也无良策退敌。当夜，城中四处火起，漫天皆红。天明时分，忽降大雨，大火方被浇灭。夫人来到一口井边，拔剑道：城中人已散尽，可昨夜却大火四起，分明是敌探子放火报告空城可袭，恐敌大军就要来临。遂手托佩剑，交给丈夫：我与你结为夫妻以来，惟恐后你而死，如今正好做殉难夫妻，报效朝廷国家。若贼兵来，请你先持此剑阻击一刻，容我投井！周颐《眉庐丛话》撰述道：“沈文肃夫人，林文忠之女也。咸丰丙辰，文肃守广信，时发逆杨辅清连陷贵溪等县，郡城危在旦夕。文肃适赴河口劝捐，归恐无及，夫人刺臂血作书，乞援于饶总兵廷选。饶得书，星夜驰赴，甫抵郡而文肃亦归，城赖以全。向来闺媛工诗词者众矣，能文者不数遘，夫人此书，尤为义正词严，不能有二之作。”此书传诵一时，正是书中“今得死此，为厉杀贼，在天之灵，实式凭之”句，感动了饶总兵，甘违擅离职守大忌，飞兵驰援广信解围。此亦丈夫文。沈夫人谢世，曾文正挽以联：“为名臣女，为名臣妻，江右佐元戎，锦伞夫人分伟绩；于中秋生，于中秋逝，天边圆皓魄，霓裳仙子证前身。”
光绪二十七年（1901），康同璧从日文报纸上得知父亲自日本转而流亡印度，遂决心赴印探父。其不顾家人劝阻，不畏路途艰险，于翌年春，女扮男装，躲过严控，逃出京城，走居庸，出潼关，沿丝绸之路，入新疆，翻葱岭，再转而南下。一路过关隘，涉沙漠，越险峰，躲官家，终于抵达印度，当康有为看到寻父启事，竟是女儿到来，喜出望外，老泪纵横。其时中国女子很少出门，休说到外国去。时年她只有十八岁。康同璧曾写诗道：“若论女子西来者，我是支那第一人。”此诗也具丈夫气，新中国成立初，毛泽东接见康同璧，曾吟此诗向其致意。
诗之雅译
据考证，近代外国诗歌之翻译，始于美国诗人朗费罗的《人生颂》一诗。此诗于同治三年（1864）曾被英使威妥玛译为“有意无韵，似通非通”之作，这年又经时任总理衙门大臣的董恂加工润色，成为七绝“长友诗”九首，于同治十一年（1872）刊行《蕉轩随录》上。而董恂也被钱锺书称之为“具体介绍近代西洋文学的第一人”。
莫将烦恼著诗篇，百岁原如一觉眠。
梦短梦长同是梦，独留真气满乾坤。
天地生材总不虚，由来豹死尚留皮。
纵然出土仍归土，灵性常存无绝期……
光绪三十二年（1906），当苏曼殊在日本与母亲享受难得的天伦之乐时，有感于拜伦与自己人生体验之相似，其“泛舟中禅寺湖，歌拜伦《哀希腊》之篇，歌已哭，哭复歌，梵声与流水相应，盖哀中国之不竞，而以伦身世身况。舟子惶骇，疑其痴也”。译诗曰：
巍巍希腊都，生长奢浮好。
情文何斐斐，荼辐思灵保。
征伐和亲策，陵夷不自葆。
长夏尚滔滔，颓阳照空岛……
苏译采用了五言古体，其“按文切理，语无增饰，陈义悱恻，事辞相称”的译风颇受好评，此诗曾传诵一时。是年，他又翻译了拜伦的《赞大海》《去国行》等诗。
与《哀希腊》的任诞激越、笔酣墨饱不同，苏曼殊所译雪莱的《冬日》诗，则颇具王维松风水月、幽静寂寥意味：
孤鸟栖寒枝，悲鸣为其曹。
池水初结冰，冷风何萧萧。
荒林无宿叶，瘠土无卉苗。
万籁尽寥寂，惟闻喧桔槔。
胡适二十三岁时，不满苏曼殊译本，自译《哀希腊》，其第十五节曰：
注美酒兮盈杯！美人舞兮低徊！
眼波兮盈盈，一顾兮倾城。
对彼美兮，泪下不能已兮。
子兮子兮，胡为生儿为奴婢兮！
胡适日记谓“此章译者以为全篇最得意之作”。
光绪三十三年（1907），周作人在日本翻译英国哈葛德、安度阑合著小说《世界欲》，书中共录诗长短约二十首，其中的《厉祠》，为女神所唱的情歌，所译采用的是楚辞句式：
婉婉问欢兮，问欢情之向谁。
相思相失兮，惟夫君其有之。
载辞旧欢兮，梦痕溘其都尽。
载离长眠兮，为夫君而终醒。
恶梦袭斯匡床兮，深宵见兹大魅，
鬘汝欢以新生兮，兼幽情与古爱。
胡恶梦大魅为兮，惟圣且神，
相思相失兮，忍予死以待君。《枕草子》第一段《四时情趣》起首四句，周作人译：“春天是破晓的时候最好。夏天是夜里最好。秋天是傍晚最好。冬天是早晨最好。”于雷译：“春天黎明最美。夏季夜色迷人。秋光最是薄暮。冬景尽在清晨。”林文月译：“春，曙为最。夏则夜。秋则黄昏。冬则晨朝。”三者相比，周译旨在白话诗格调，但少了韵律节奏，于译有形象美，却少了隽永之味，还是林译好，有古风，且精悍精炼。
1916年，陈独秀以骚体式翻译美国国歌《亚美利加》：
爱吾土兮自由乡，祖宗之所埋骨。
先民之所夸张，颂声作兮邦家光。
群山之限相低昂，自由之歌声抑扬。
1924年，印度诗人泰戈尔来华，姚华以诗与之交流，嗣后，姚将泰戈尔的《飞鸟集》以古体五言诗形式译作《五言飞鸟集》出版。学者叶恭绰作序道：“取印度诗人泰戈尔《飞鸟集》之集，而悉节为五绝者，此在吾国翻译界不能不谓异军特起。”集中录诗凡二百五十六首。
其一：
飞鸟鸣窗前，飞来复飞去。红叶了无言，飞落知何处。
其六：
白日既西匿，众星相代明。如何偏泪眼，独自拥愁城。
其十二：
无住海潮音，日夜作疑语。问天何言答，默默与终古。
其十八：
我身不自见，我见非真相。如将影悟身，谓身亦已妄。
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诗作《自由与爱情》，于1929年被“左联五烈士”之一的殷夫翻译了过来：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
1940年，著名语言学家王力以王了一的笔名，翻译波德莱尔的《恶之花》。考虑到原作的格律相当严谨，而白话文又不足以传达其精妙处，遂以五言、七言古诗和乐府诗形式翻译《恶之花》，共计五十八首。其译《信天翁》如是：
海上有大鸟，名曰安巴铎。
海客好事者，捕养以为乐。
长随万里程，共逐风波恶。
可怜天外王，局促系绳索。
安巴铎即信天翁直音译。此译充满象征寓意与对比手法，颇具庄子笔力。
法学家吴经熊是位虔诚的基督徒，其20世纪40年代中期出版了翻译圣经《诗篇》的《圣咏译义初稿》，笔调直追诗经。他将大卫所言“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译作：
静观宇宙内，气象何辉煌。
瑞景灿中天，星月耀灵光。
何物渺渺身？乃系尔慈肠。
何物人世子？圣眷迥异常。
此等朗朗上口、老妪能吟的诗作，俨然白乐天等先哲所为，翻译到了这等程度，已为化境矣！没有学贯中西的才智，没有满腹珠玑的素养，恐难有这样的出手。当年的严复、林纾有这样的风采，后来的朱生豪、傅雷有这样的风采。林琴南与人合译小说，口述者未毕其词，而纾已书在纸，能一时许译就千言，不窜一字。林译《巴黎茶花女遗事》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在福州畏庐刊行后，一时风行全国，洛阳纸贵。此乃中国介绍西洋小说的第一部，为国人见所未见。严复作《甲辰出都呈同里诸公》叹曰：“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足见其“不胫走万本”之盛况。
1969年，林语堂与廖翠凤举行结婚五十周年庆典。林语堂为妻准备了一副金质手镯，上铸“金玉缘”三字，并刻了詹姆斯·惠特坎·李莱的不朽名诗《老情人》。林语堂将其译成中文五言诗：
同心相牵挂，一缕情依依。
岁月如梭逝，银丝鬓已稀。
幽冥倘异路，仙府应凄凄。
若欲开口笑，除非相见时。
到底是文章大家，林先生的如此译诗，后人再不会有了，类似者，殷夫的译诗也再不会有了。严复有信、达、雅“译事三难”之说，林语堂也有翻译艺术的“三说”:“第一是对原文文字上及内容上透彻的了解；第二是译者有相当的国文程度，能写清顺畅达的中文；第三是译事上的训练，译者对于翻译标准及手术的问题有正确的见解。”任鸿隽对科学翻译中的“雅”，曾提出过尖锐的反对意见，但对于文学作品，似乎未见异议。“翻译是又一次创作”，即意译之所指。意译最见译者学养，而直译所见，重在技术。叶公超当年曾对学生讲：“庞德翻译中国的《诗经》，林琴南翻译西洋小说为中文，其中美妙传神处，可以拍案叫绝。虽然庞德本人并不十分了解中文，林氏不懂英、法原文，翻译时通过别人叙述情节，但一段情节还没有完结，林氏早就把那一段译文写得妥妥当当了，有时比原文还要通达简洁，真是了不起的事！”意译直译之是非高下，喋喋不休有年，似乎已成扞格不入争执，以我之拙眼陋见，科技类文献宜直译，文艺类作品意译为妙，诗歌尤如此。阿拉伯诗人阿多尼斯曾言：“叛逆是忠实的一部分。小说的译者不一定是小说家，但诗的译者最好是诗人，或具有诗性的翻译家。”1964年，中苏边界谈判，中方指责苏联方面贪得无厌，用了成语“得陇望蜀”。经翻译后，苏方代表顿时抗议，说中国人污蔑苏联对其甘肃、四川有领土野心。由此足见翻译之难，雅译尤不易。
文言衰因国衰
辛亥革命后，革除旧风，文言竟也在其列。
文言与白话的纷争，已历百年，其间的是非曲直，也已是既往之事，背时话题，无人再为之侧目。纷争的结局是拔山扛鼎、摧枯拉朽一边倒，待白话大势已立、天下同声之时，人们似乎又发现了文言的些许价值。当年反对文言，群起而攻之，置之死地而后快，其立足点为政治的反对封建、民生的普及教育，如今心仪文言，则在其文化的本体追述、历史的文献功效。鉴于此，有关文言与白话的议题时被提及，但文言已逝，背影依稀，尽管背影也绰约，洪钟绝响，仅留余音，却余音绕梁，不绝于耳。
往圣绝学、孔孟之道皆在文言，其大义内质、妙谛形式，今人已是隔岸观景，雾里看花，难得其真颜。现在也有行文言之文者，模仿而已，效法而已，有其形而无其骨血，见其色而没其气韵。有好事者将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芝加哥的演讲，以文言翻译：“芝城父老，别来无恙！（Hello, Chicago! ）余尝闻世人有疑，不知当今美利坚凡事皆可成就耶？开国先贤之志方岿然于世耶？民主之伟力不减于昔年耶？凡存诸疑者，今夕当可释然。（If there is anyone out there who still doubts that America is a place where all things are possible, who still wonders if the dream of our founders is alive in our time, who still questions the power of our democracy, tonight is your answer. ）今夕之释然，皆蒙美利坚民众之协力——学塾祠庙之外，市井乡野之间，万千父老心焦似焚，苦待竟日，愿献一票之力。其中，平生未尝涉国事者，数亦不少，而今有此义举，皆因一念不衰——今夫天下，非同既往，愿发吁天之声，必成动地之势……（It' s the answer told by lines that stretched around schools and churches in numbers this nation has never seen, by people who waited three hours and four hours, many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eir lives, because they believed that this time must be different, that their voices could be that difference. ）”这让人想起了林琴南，他以桐城笔调译外国文学，玩索译本，默印心中，且能持原作情调，质西书疑义，被公认为中国近代文坛的译界泰斗。
叔本华《论读书》云：“文艺界的情况与人世间相同：无论你向社会的哪个角落望去，都会看到无数愚民像苍蝇似的攒动，追污逐垢，在文艺界中，也有无数坏书，像蓬勃滋生的野草伤害五谷。这些书原是为贪图金钱、企求官职而写作的，却使读者浪费时间、金钱和精力。因此，它们不但无益，且为害甚大。”此为现代版的翻译，而周作人的文言翻译便典雅多了：“文字之域，芜杂不异人间。人若涉足尘世，当见顽愚群众，到处麇集，挠害万物，如夏日青蝇。惟恶书亦然，其在著作林中，若田有蔓草，夺良苗之膏泽而阻其长。是复垄断天下人之财货光阴精神知力，悉聚于己，使无暇以及他书。故庸劣之书，非特无用，且为大害。”
狄更斯《双城记》经典开篇云：“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我们拥有一切，我们一无所有；我们全都在直奔天堂，我们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简而言之，那时跟现在非常相像，某些最喧嚣的权威坚持要用形容词的最高级来形容它。说它好，是最高级的；说它不好，也是最高级的。”20世纪初的佚名翻译家的译作是：“时之圣者也，时之凶者也。此亦蒙昧世，此亦智慧世。此亦光明时节，此亦黯淡时节。此亦笃信之年，此亦大惑之年。此亦多丽之阳春，此亦绝念之穷冬。人或万物俱备，人或一事无成。我辈其青云直上，我辈其黄泉永坠。当时有识之士咸谓人间善恶或臻至极，亦必事有所本，势无可绾。但居之习之可也。”也具林风。
反对白话文的那批文化人，却是品得过其精髓的。当年陈独秀被聘北大文科学长，黄侃、马裕藻对此颇为不满，抱怨道：“陈独秀不过能写点笔记文，怎么能做文科学长。”校长蔡元培解释道：“仲甫精通训诂音韵之学，如何做不得学长？”所谓笔记文，即白话文，而蔡搬出小学范畴的“训诂音韵”，方使对方哑然。邓之诚的叔曾祖是曾任云贵和两广总督的邓廷桢。邓极不喜欢白话文，学生试卷中凡用“的”之处，他一律改成“之”。一日，他用沉重的西南官话道：“同学们，千万要听明白，城里面有个姓胡的，他叫胡适，他是专门地胡说。”黄侃在北大任教时，抨击白话文甚勤，每课必伐之，且占去一半的时间。一次，其当面责难胡适：“你口口声声要推广白话文，未必出于真心？”胡适不解其意，究其故。黄曰：“如果你身体力行的话，名字就不该叫胡适，应称‘往哪里去’才对。”胡适十分尴尬。一次，胡适以《胡适之》为题在北平某大学演讲：鄙人于五四运动时提倡白话文，章太炎则大骂之：“适之小子，你之名字，何不改为往哪里去？”听者哄然。又一次，黄讲课兴起之际，又谈起胡适与白话文：“白话文与文言文孰优孰劣，毋费过多笔墨。比如胡适的妻子死了，家人发电报通知胡某本人，若用文言文，‘妻丧速归’即可；若用白话文，就要写‘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呀’十一个字，其电报费要比用文言文贵两倍。”全场捧腹。胡适则针锋相对，1934年秋，他在北大讲课时大讲白话文的优点，那些醉心文言文的同学，不免萌生了抵触情绪。一位同学站起来声色俱厉地抗议：“胡先生，难道说白话文就没有缺点吗？”胡适冲着他微笑着说：“没有的。”那位同学更加激愤地反驳：“白话文语言不精练，打电报用字多，花钱多。”胡适扶扶眼镜柔声道：“不一定吧，前几天行政院有位朋友给我打来电报，邀我去做行政院秘书，我不愿从政，决定不去，为这件事我复电拒绝。复电是用白话写的，看来也很省字省钱。请同学们根据我这一意愿，用文言文编写一则复电，看看究竟是白话文省，还是文言文省？”胡适于课堂上令学生拟一拒聘电报，其中有一最简者为：“才疏学浅，恐难胜任，不堪从命。”而胡的白话稿为：“干不了，谢谢。”1946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朱家骅拍电报，欲请身在美国的赵元任出任中央大学校长，赵元任回电即是：“干不了。谢谢！”胡适带了一方鸡血石，前往京华印店刻章。老板王元中过举人，一直反对白话文。见胡适不请自来，想借机嘲讽一番。“胡博士想刻何字？”“刻‘胡适之印’即可。”“胡博士提倡白话文，怎么也用起之乎者也来？”胡笑而不答。三天后印章刻好，胡一看，刻的竟是“胡适的印”，令人哭笑不得。
面对强大的反对势力，白话文推广者不甘示弱，胡适在1917年5月发表《寄陈独秀》的信，信中有一段谈及林纾不懂文法：“林先生曰：‘呜呼！有清往矣！论文者独数方、姚，而攻掊之者麻起，而方、姚卒不之踣。’此中‘而方、姚卒不之踣’一句，不合文法，可谓不通。”《新青年》编委钱玄同、刘半农化名写文章在《新青年》发表，驳林琴南的复古谬论，胡适对此大加反感，认为“化名写这种游戏文章，不是正人君子做的”，且不许刘半农再编《新青年》。
胡适论曰：“文之优劣，原不在文白，在于修辞得当也。”但多数情况下不如此，“美目盼兮，巧笑倩兮”，白话翻译当是：美丽的双眸顾盼生辉，多情的笑容优雅灿烂；“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白话翻译当是：永远记得你穿着绿裙子的倩影，自那以后每当看到同样颜色的绿草，就会勾起我爱的回忆。其中的微妙，大含细入，玄之又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白话无论如何是无法尽达的。臧克家在余心清家遇到李烈钧，臧对李说：“久仰了。”余介绍说：“这是新诗人臧克家先生。”李双眼紧闭，点头道：“唔，唔，大狗叫，小狗跳。”臧心中起火却又不好发作，后来臧对余说：“以后对不懂新诗的人，千万不要再作介绍了。”可见新诗在旧派人物心目中的地位。毛泽东当年就曾说过：“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现在的新诗，没有人读——除非给一百块大洋！”（见1978年1月号《诗刊》之《毛泽东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20世纪40年代，白话文已相当普及，马一浮倍感惆怅，叹息道：“日日学大众语亦是苦事，故在祖国而有居夷之感。”吴宓则在日记中捶胸顿足道：“文言废，汉字灭，今之中国真亡矣。”“以白话破灭中国文字之人，宓皆深恨之而欲尽杀之。”他们那一代人运用文言写作，乃习惯成自然。1918年1月，由陈家麟、陈大镫翻译的安徒生童话集《十之九》于中华书局出版时，仍采用文言；熊十力的《新唯识论》1932年以文言写就，1944年改作语体本再版；竭力反对文言的胡适，其《文学改良刍议》也以文言写就；邓拓的《中国救荒史》1932年亦文言写就，1957年改作语体本再版。
语言是历史的结果，它就是历史本身。我族有语有文，幸也，而多数民族有语无文。白话先于文言存在，后白话规范为文言，语与言的脱离，使一种表述能因亘古不移而隧穿时空，跨越地域，真乃伟大创举，语与言的分离由来已久，在地域阻隔、人民异俗的国度里，语殊别而言一致，若无此同，则会交流不畅，科举不行，国家不统，域内不一。语与言起初合拍合节，步调一致，可以“吾手写吾口”，然随着疆土拓展，四夷归顺，语随境设，莫测多端，表达歧而指称异，语与言的分离当属自然。其间，言之变迁缓，语之变化急，差别遂深，轩轾趋阔。其延续千年而地位至尊，国力强盛也。晚清以降，国势日衰而自信动摇，外强凌辱而束手无策，有病乱求医，在“打倒孔家店”的倾巢之下，“打倒文言”被裹胁而不得完卵，《新青年》便旗帜鲜明地喊出过“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的口号，白话遂又从文言分化而出。胡适认为：文言乃是一种半死的文字，白话是一种活的语言。凡文言之所长，白话皆有之。而白话之所长，文言未必能及。白话非文言之退化，乃文言之进化。半死的文字决不会产生一流的文学。然“中国传统中该变化的早就变了，不该变的永远都不会改变”（梁漱溟语），但愿语与言的变化也属“该变化”的，而“不该变化”的理性与持中，能在新的语境下，银镝急飞，熠熠生辉，但愿载道者，无论文言与白话。但事实是，远离了一种语境，此等语境下精确表达“人生向上、伦理情谊”的经典会被腰斩。情可无言喻，文期后世知，远离了此类经典之文，后世如何感知所言喻的情愫。震古烁今之著，补天浴日之作，无不以文言叙述，毕竟白话成主流，不过百年。
何以有那么多人赞成或反对文言，梁启超在《论中国群治不进之原因》一文中辨清了其关系：“言文合，则言增而文与之俱增，一新名物新意境出，而即有一新文字以应之，新新相引而日进焉。言文分，则言日增而文不增，或受其新者而不能解，或解矣而不能达，故虽有方新之机，亦不得不窒。其为害一也。言文合，则但能通今文者，已可得普通之智识，其古文之学，如泰西之希腊罗马文字。待诸专门名家者之讨求而已，故能操语者即能读书，而人生必需之常识，可以普及。言文分，则非多读古书通古义，不足以语于学问，故近数百年来学者，往往瘁毕生精力于《说文》《尔雅》之学，无余裕以从事于实用，夫亦有不得不然者也。其为害二也。且言文合而主衍声者，识其二三十之字母，通其连缀之法，则望文而可得其音，闻音而可解其义。言文分而主衍形者，则《苍颉篇》三千字，斯为字母者三千，《说文》九千字，斯为字母者九千，《康熙字典》四万字，斯为字母者四万，夫学二三十之字母与学三千、九千、四万之字母，其难易相去何如？故泰西、日本妇孺可以操笔札，车夫可以读新闻。而吾中国或有就学十年，而冬烘之头脑如故也。其为害三也。”
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文言以前是所有读书人的普遍掌握，目前则成了专门学问，如同毛笔是过去唯一的书写工具，而现在则成了书家的专项技艺。蔡元培1919年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发表的《国文之将来》演讲中说：“我敢断定白话派一定占优胜，但文言是否绝对的被排斥，尚是一个问题。照我的观察，将来应用文，一定用白话，但美术文，或者有一部分仍用文言。”叶圣陶曾比喻文言与白话间的关系：如果把中国语言比作一把折扇，文言文相当于扇轴上面的主体部分，而白话文仅是扇轴下部的扇尾，两者在数量、质量上皆不可同日而语。大道通天，各走半边，在崇白话、废文言的大态势下，这样的表述已算公允。白话文运动中，多数文言文的受益者对其种种好处只字不提，反贬之为“桐城妖孽，文选谬种”，文言文就像瘟疫一般，让人唯恐避之不及，连鲁迅这样的睿者也说出了“青年人不要读古书”之类的话。白话文可以开启民智，引进科学，文言文何不能，这样的反诘只有待到国力复兴、自信充足时，方敢启齿。有了白话文，就能有德先生赛先生？未必！
有文言功底者，可作精妙白话文，反之则不然。辜鸿铭反对白话文，曾作白话诗一首：“监生拜孔子，孔子吓一跳。孔教拜孔子，孔子要上吊。”然后笑问胡适：“胡先生，我的白话诗好不好？”胡微然一笑，不置可否。章太炎也反对白话文，一次谈到白话诗时说：“诗至清末，穷极矣。穷则变，变则通；我们在此若不向上努力，便要向下堕落。所谓向上努力，就是直追汉晋，所谓向下堕落，就是近代的白话诗，诸君将何去何从？”但他却有白话文作品《章太炎的白话文》，这是他1909年至1910年间在日本东京对中国留学生所作的一系列白话演讲录之汇编。他的白话文全不似他的文言那么难读，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试看以下一段他讥讽日本学者的话：“有一位什么博士，做一部《支那哲学史》，把九流的话，随意敷衍几句，只像《西游记》说的猪八戒吃人参果，没有嚼着味，就囫囵吞下去；那边的人，自己有一句掩饰的话，说我们看汉土的书籍，只求它的义，不求它的文。这句话只好骗骗小孩儿。仔细说来，读别国的书，不懂它的文，断不能懂它的义。假如有人不懂德国文字，说我深懂康德的哲学，这句话还入耳么？”（《留学的目的和方法》）章士钊以古文雄词立于世，常贬胡适的白话为浅薄。1925年2月，胡适在撷英饭馆遇章士钊，因晤谈颇洽，乃合摄一影，各题诗词留念，章士钊竟用白话，胡适则用文言。章诗云：“你姓胡来我姓章，你讲什么新文学，我开口还是我的老腔。你不攻来我不驳，双双并坐各有各的心肠。将来三五十年后，这个相片好做文学纪念看。哈哈，我写白话歪词送把你，总算是俺老章投了降。”胡诗云：“但开风气不为师，龚生此言吾最喜。同是曾开风气人，愿常相亲不相鄙。”胡适的新诗尝试，多数有形无神，味同嚼蜡，但有些确实不错，如《如梦令》:“天上风吹云破，月照我们两个。问你去年时，为甚闭门深躲？谁躲？谁躲？那是去年的我！”未尝依傍门户，浑是一派天真，文言的底子亦厚。《中国小说史略》日译者增田涉在《鲁迅的印象》中透露，当年他曾就《史略》为何以古文成书请教鲁迅，得到的答复是：“因为有人讲坏话说，现在的作家因为不会写古文，所以才写白话。为了要使他们知道他也能写古文，便那样写了；加以古文还能写得简洁些。”《史略·序言》所谓“又虑钞者之劳也，乃复缩为文言”的说法，恐不属实情。
无锡名画家吴观岱因患霍乱去世，提倡文言文的吴稚晖竟写了一副白话文的挽联：“何物鹄列拉的微生虫，竞挈阿兄老命而跑，空想一支秃笔，信今传后，就写成顾虎头、倪云林，亦徒为无锡艺术志中，增加篇幅，于大家谈谈笑笑，终归完了；可恨驹过隙般短身世，难留胜会群贤之盛，伤心七尺桐棺，闭目埋忧，只剩有孙来鹤，廉潭拓，尽还将北平石板房里，共历兴亡，向四方惨惨切切，诉说从前。”又农历中元节，江南俗例有盂兰盛会，吴稚晖尝有联云：“替鬼化缘，或拜张，或拜李，拾芝麻凑斗；随人作福，不争多，不嫌少，尽蜡烛念经。”喻血轮《绮情楼杂记》为此评价道：“有人谓稚老所作白话文，骤视之，若几岁小儿亦能道出，细读之，则非苦读三十年不能道其只字，诚确论也。”
胡适于1929年“人权运动”中发表长文《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语气激昂，义愤填膺，从文化复古、压制思想自由等方面论证了国民党之“反动”:“我们至少要期望一个革命政府成立之日就宣布一切法令公文都改用国语（指白话文）。但是国民党当国已近两年了，到了今日，我们还不得不读骈文的函电，古文的宣言，文言的日报，文言的法令！”并指出“至少从新文化运动的立场看来，国民党是反动的”。文章最后要求“废止一切‘鬼话文’的公文法令，改用国语”, “通令全国日报，新闻论说一律改用白话”。1930年2月，教育部即奉国民党中执会指令，通令全国厉行国语教育，且通令本身也改用了白话文。此举动，无疑是国民政府对胡适雄文做出的反应，白话文战胜文言文，胜利者胡适还是借助非文化的行为，干预了文化，多少有些不合文化的规律，也不光彩，道义上输了。
黄侃曾对弟子陆宗达说：“我要坚守自己的主张，我是不能写白话文的。但你要写好白话文啊，将来是人人都得用白话文写作的。”一生固执于文言、顽梗于文言的黄侃也看出了这一点。至20世纪40年代，时人已不再学四书五经。提倡白话文，但不排斥文言文，似乎是两厢都不得罪的折中主张，但百年经历证明，事实并非如此，提倡白话，主张文言，往往成了学界的政治立场，含糊不得。林纾于弥留之际，颤抖着在儿子手心写下最后的叮嘱：“古文万无灭亡之理，其勿怠而修。”然此后众人皆弃之如敝屣，睨之如秕糠，再无善待文言者也。新中国成立后陈垣曾给胡适写公开信，劝其回大陆。胡看后笑笑，不敢相信那是陈写的，理由是“陈垣不会写白话文”。但时代真的变了，曩日坚决抵制白话文的老先生们，新中国成立后都自觉地转移到了白话文阵营，但此时白话文阵营的旗手胡适却已成了敌人。
有人不敢想象一篇科技论文用文言文写作，会是一种什么样子。但若以英文书写，何以普遍接受，因为众人皆以此为约定语言。若今日世界文化主流不在西方，而在我方，科技论文无疑就是文言，体例无外《齐民要术》《梦溪笔谈》，形制大概《洗冤集录》《本草纲目》。昔时，日本、朝鲜、越南、琉球学者与中土人士音虽不通，却仍以作汉诗为高学养之能事。文言文之衰，归根结底因国力之衰所致。
校歌荡漾的余音
五岳苍苍，河水汤汤，中华屹然立东方。
夏商周秦，汉魏隋唐，中华历史悠且长。
森林莽莽，兰芷芬芳，中华大地好风光。
堂堂皇皇，容止汪洋，中华自古礼仪邦。
四时更张，东升朝阳，中华风雨国运昌。
乾坤朗朗，灿烂未央，中华巍巍寿无疆。
这是我先前模仿民国时期大学校歌撰写的《中华未央歌》。
清末，废科举，兴学堂，仿照西式教育模式的新式教育开始在全国统一推行，各类学校纷起。随着新式学堂的建立，学堂乐歌兴起，并由学堂乐歌而校歌。校歌之于学校，如同国歌之于的国家，乃学校精神的集中体现，并代表各校的特点。类似岳麓书院“忠孝廉节”的校训既有，但校歌却是全新的。因为新，没有可资借鉴的模式，故创作起来各具特色。这些校歌中，又以大学校歌最为优异。
北洋大学创办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其校歌歌词：
花堤蔼蔼，北运滔滔，巍巍学府北洋高。悠长称历史，建设为同胞，不从纸上逞空谈，要实地把中华改造。穷学理，振科工，重实验，薄雕虫。望前驱之英华卓荦，应后起之努力追踪，念过去之艰难缔造，愿一心一德共扬校誉于无穷。
这样的句式，显然是受到范仲淹《严先生祠堂记》“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的影响。
南洋公学于宣统元年（1909）即有了由校长唐文治作词的校歌：
珠光灿，青龙飞，美哉吾国徽，醒狮起，搏大地，壮哉吾校旗。
愿吾师生全体，明白旗中意，既醒勿睡，既明勿昧，精神常提起。
实心实力求实学，实心实力务实业，光辉吾国徽，便是光辉吾校旗。
光绪二十三年（1897），南洋公学总教习张焕纶为南洋公学师范院作院歌一首，师范生张惕铭、姚立人、沈庆鸿共同为之谱曲。这是交大历史上第一首校歌，也是中国最早的几首大学校歌之一。歌词旨在痛诉国难家仇，鼓舞青年发奋进取，救国图存：
警！警！警！黑种奴，红种烬，黄种酣眠鼾未竟。毋依冰作山，勿饮鸩如酝；焚屋漏舟乐未央，八百兆人，瞥眼同一阱。醒！醒！醒！
警！警！警！胚羲轩，乳孔孟，神明摇落今何剩？碧眼红髯，仿佛流风韵；不耻为之奴，转耻相师证，漫漫万古如长暝。醒！醒！醒！
警！警！警！野吞声，朝饮恨，百年养士期何称。毋谓藐藐躬，只手擎天臂一振；毋谓藐藐童，桃李成荫眼一瞬，自觉觉人、不任将谁任？醒！醒！醒！
警！警！警！水东流，日西轫，朱颜弹指成霜鬓。策驽马，追八骏，九逵之衢苦不迅。矧乃缒藤凿迁径，玩物愒时，买椟珠谁问？醒！醒！醒！
宣统元年（1909），唐文治校长重拟校歌：
珠光灿青龙飞，美哉吾国徽；醒狮起搏大地，壮哉吾校旗。
愿吾师生全体，明白旗中意，既醒勿睡，既明勿昧，精神常提起。
实心实力求实学，实心实力务实业，光辉吾国徽，便是光辉吾校旗。
1921年学校划归交通部主管，改名为“交通部专门工业学校”即“交通大学”。1943年，《四十七周年校庆纪念刊》刊登了音乐教育家萧友梅谱曲的《国立交通大学校歌》，词作者为当时的校国文系主任陈柱：
美哉吾校，真理之花，青年之楷模，邦国之荣华。
校旗飘扬，与日俱长，为世界之光，为世界之美。
美哉吾校，鼓舞群伦，启发我睿智，激励我热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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