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陶建杰
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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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研究试读：
绪论
一、时代背景下的农民工概况
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尤其是90年代初以来，随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剧，大量农民的大规模跨区域流动即“民工潮”日渐成为令人瞩目的社会现象。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年底，我国农民工总数达到26261万人，比上年增加983万人，且这一数字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还将进一步增加（注：国家统计局：《2012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3-05-27，http：//www.stats.gov.cn/tjfx/jdfx/t20130527_402899251.htm。）。
农民进城，从被视为“盲流”加以遏制到被定位为“有序流动”加以引导，再到被确定为“现代产业工人的主体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注：中国工运研究所：《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研判·对策建议》，中国工人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不仅反映了社会变迁过程中人们认识的变化，更加重要的是它表达了国家宏观城市战略的确立以及在此战略下微观策略的某种导向。随着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的发布，“三农问题”再一次得到了凸现，上至国家决策层，下至专家学者、普通百姓又一次将目光聚焦于农民、农村、农业。2013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又进一步提出，“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把推进人口城镇化特别是农民工在城镇落户作为城镇化的重要任务。”使农民工在职业培训、社会保障、权益保护、子女教育、公共卫生、计划生育、住房租购、文化服务等方面，享有与市民平等的权益（注：新华社：《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的若干意见》，2013-01-31，http：//news.xinhuanet.com/2013-01/31/c_124307774.htm。）。这些都表明，农民工的市民化以及该群体的未来发展，已经纳入国家战略，成为影响中国社会未来走向的重要力量。
尽管如此，在当今中国，一个不争的事实却是，农民工依然处于社会的最底层。他们在就业、住房、子女教育、社会保障、福利待遇等方面均处于劣势地位，其工作和生活还游离在城市社会制度和社会组织之外，无法真正融入城市，在工作性质、居住分布、社会地位、经济地位、社会心态、继承性、家庭模式等诸方面，无不表现为“边缘化”（注：刘传江、徐建玲等：《中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2-25页。）。甚至连“农民工”这个称号，也颇有意味，反映了他们来到城市后存在的悖论：分明已经是工人，却要加上“农民”二字做身份修饰；分明生活、工作在城市，却又被视为城市的外来者。社会将这群人称为“农民工”，多少也透着无奈，这是中国传统户籍制度下的一种特殊身份标识，是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和传统户籍制度严重冲突所产生的客观结果。“农民工”这一带有复杂感情的称呼，把这些人为城市奉献青春、血汗同时又被城市所排挤的矛盾刻画得异常分明。
随着农民工群体日趋庞大及外出务工时间的增加，以王春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早在2000年前后，就敏锐地意识到农民工群体中的“代际现象”，并提出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年龄在25岁以下，于20世纪90年代之后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村流动人口，与第一代农民工在社会阅历上有着明显的差距（注：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载《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3期。）。201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使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提出“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注：新华社：《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2010-01-31，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0-01/31/content_12907829.htm。）随后，在中国的学术界，掀起了一股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的热潮，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方面。（1）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目前比较流行的是对新生代农民工“三高一低”的特征概括，即受教育程度、职业期望、物质生活享受要求较高，劳动耐受力较低（注：韩振方：《论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与作用》，载《山东行政学院山东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也有学者概括为五项特征：文化综合素质普遍提高、乡土情结逐渐淡化、迁移动因突显发展理性、社会支持网络不断丰富、城市社会认同日渐形成（注：姚上海：《新生代农民工现代性培育与全面发展问题探讨》，载《理论月刊》，2008年第4期。）。另有学者做了更为细致的概括：在外创业和移居城市动机较强、务农意识淡薄；女工所占比重甚至超过男性；文化及专业素质起点高，人力资本潜力大；跨区域、在大城市就业的多，外出半径扩大、视野更开阔；流动就业比例相对较低、累计外出时间延长；更自信，预期收入明显高于实际收入；对劳动、生活环境和条件要求提高；维权意识、法律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相对较强（注：杜书云、张广宇：《农民工代际差异问题调查与思考》，载《农村经济》，2008年第2期。）。2010年全国总工会（全总）在《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中，将新生代农民工概括为时代性、发展性、双重性和边缘性四大群体特征（注：中国工运研究所：《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研判·对策建议》，中国工人出版社2011年版，第5-7页。）。（2）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状况。深圳市总工会的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工资待遇低，面临生存困境，集中体现在温饱层次的生活水平，将就式的生活方式、缺乏正常的社会和家庭生活、始终奔波在城乡之间、更重视现实利益、乏精神高度等方面。制度性的歧视也带来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发展困境，社会保障排斥、子女教育权和公共服务权益等方面不平等，劳资关系失衡，没有话语权（注：同④，第147-151页。）。符平、唐有财的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轨迹呈现倒“U”型，过于频繁的流动反而不利于其个人的发展（注：符平、唐有财：《倒“U”型轨迹与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流动——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史研究》，载《浙江社会科学》，2009年第12期。）。也有学者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同老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的心理定位、外出动因、职业选择、消费方式等均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他们的生存状态并没有太多改善，城乡二元化结构、社会保障的不健全、现实与理想的巨大差距等导致了大量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产生（注：程艳敏：《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窘境及其对策》，载《理论月刊》，2011年第3期。）。其他学者在珠三角、上海、南昌、包头等地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实证研究均发现，其成长环境、工作生活现状、社会保障等方面均不容乐观，与市民有着较大差距（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参见：张居永：《新生代农民工生存状况与心理状况的调查与思考——基于珠三角地区767个调查样本的数据分析》，载《岭南学刊》，2012年第1期；王婧：《新生代农民工生存状况的调查与思考——以上海市宝山区为例》，载《法制与社会》，2011年28期；宗成峰、朱启臻：《农民工生存状况实证分析——对南昌市897位样本农民工的调查与分析》，载《中国农村观察》，2007年第1期；童斌：《包头市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研究》，载《社会工作》，2012年第7期，等。）。（3）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新生代农民工当前的身份认同集中体现在：法定户籍与实际居住地的冲突造成身份认同的困难；乡村记忆与城市体验的冲突造成身份认同的困惑；进城期望与生存状况的冲突造成身份认同的迷茫（注：杨同卫等：《论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困境及应对措施》，载《经济纵横》，2011年第8期。）。刘芳等将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研究结论归纳为三个方面：对“农民”这一制度身份认同感较低，但对身份分类存在矛盾；缺乏社会认同，较少参与社区活动，与市民间存在距离；超过一半的人自我身份认同模糊，对未来没有明确的身份定位（注：刘芳、李海莹：《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研究现状综述》，载《科教导刊（中旬刊）》，2011年第9期。）。有学者将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因素概括为职位特征、乡土记忆、城市经历和发展预期四个方面（注：刘晓丽、郑晶：《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载《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也有学者更细化为务农经历、经济地位、闲暇活动、与市民交往情况、留城意愿、城市户口拥有意愿、理想职业等多方面（注：殷娟、姚兆余：《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长沙市农民工的抽样调查》，载《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3期。）。总体上看，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因素包括制定政策性因素、自身因素、社会认同因素三方面。（4）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主观愿望有所增强，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务工已经不仅仅是为了赚钱维持生计，他们更想通过这种进城的机会来改变农民的身份，融入到城市环境中，成为一个城市人（注：李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社会学分析》，载《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但新生代农民工的实际融入度依然很低，“经济接纳、社会排斥”的局面短时间内无法改变。许传新对农民工进行分层研究后认为，新生代农民工虽然进了城，但并没有在城市“生根”，新生代农民工还没有完全融入城市居民的生活圈，存在着一定的社会隔离（注：许传新：《“落地未生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会适应研究》，载《南方人口》，2007年第4期。）。刘传江、程建林的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仅处于市民化过程中的中间阶段，距离实现城市融入还有很长一段路，目前仍面临很多障碍（注：刘传江、程建林：《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现状分析与进程测度》，载《人口研究》，2008年第5期。）。有学者指出，新生代农民工既不能融入城市社会，又难以回归农村社会，从而形成了“游民化”的社会认同尴尬境地（注：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载《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3期。）。阻碍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主要因素有制度因素、社会管理、劳动报酬、社会观念等其他社会因素以及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因素（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参见：李强：《我国城市农民工的劳动力市场》，载《大连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李伟东：《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研究》，载《北京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朱考金、刘瑞清：《青年农民工的社会支持网与城市融入研究——以南京市为例》，载《青年研究》，2007年第8期；张时玲：《农民工和城市社会的关系分析》，载《黄冈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何绍辉：《在“扎根”与“归根”之间：新生代农民工社会适应问题研究》，载《青年研究》，2008年第11期，等。）。
值得注意的是，以往研究，基本都停留于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特征、生存状况、心理适应等方面的描述，基本没有对其信息传播现象及传播行为的深入考察。事实上，信息传播对人类社会发展往往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经济、社会发展是现代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传播的结果，人的生活离不开各种信息，信息需求贯穿于日常活动的始终，信息传播影响人的社会行为。信息，作为一种重要的资源，在当代社会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谁掌握了信息，谁就可以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占有主动。就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在他们日常生活的所有方面，诸如衣食住行、招工用人、技能培训、维权社保、文化娱乐、健康医疗、子女教育等，都离不开信息的需求与传播。有学者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信息需求日益呈现多样化、纵深化趋势，他们关注各类与自身生活、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信息，也关注各类政治、经济信息，信息意识明显增强（注：张新杰、王新阳：《新生代农民工信息需求研究》，载《民营科技》，2012年第8期。）。
由于在自身认同、身份定位、成长环境等方面的改变，新生代农民工的信息需求，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必然呈现新的变化。那么，新生代农民工的信息需求现状到底如何？哪些信息是他们迫切需要的？哪些信息又是相对饱和的？信息传播是否已经成为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的瓶颈之一？城市中的农民工聚居区是否表现为一个个“信息孤岛”？不同信息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如何传播？人际、组织、大众传播在新生代农民工信息行为中分别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依托这三种渠道所传播的信息有何差异？较之于老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的信息需求与信息传播机制方面，又呈现怎样的不同……对这一系列问题的追问与回答，构成了本研究的核心内容。
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后起国家的现代化、产业化是以来自先起国家的文化传播为前提的”（注：（日）富永健一：《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董兴华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96页。）。国家如此，一国之内的不同群体亦如此。作为现代化过程中的“后起”部分，农民、农村的现代化免不了通过来自作为“先起”的部分——城市的文化传播。农民工作为介于农民和市民之间的、与现代城市文明最接近的农村群体，既和农村有着天然的联系，又和城市难舍难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他们是实现全体农民现代化的先头部队。城市文明也正是通过他们在广大农村地区得以更好的传播，产生更大的召唤力。而新生代农民工更是其中的“重中之重”，相对于其他农民工，他们年纪轻、文化程度高，思路敏捷、视野开阔、学习能力强，相应的信息需求也更旺盛，信息传播活动更为频繁。研究新生代农民工在信息化生活、信息传播机制方面的新特点、新模式，是准确把握新生代农民工信息需求现状、提升有关部门信息服务水平的关键，也是加快农民工市民化、促进社会融合的核心问题之一，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从理论意义上看，本项研究属于发展传播学（development communication）的范畴。传播学自20世纪70年代末引入中国以来，虽然发展很快，但是无论是研究对象、研究视角还是研究方法的规范性和创新性、成果的理论深度和实践效用方面都有待于加强。尤其是作为传播学重要分支的发展传播学，以其重点关注信息传播在国家发展、社会变迁、人的现代化等方面的作用和影响，特别适合当今中国社会发展之实际需求，理应成为传播学研究的重点之一。此外，一定程度上，本研究也是对传播学“本土化”的一次小小探索和尝试，试图聚焦于新生代农民工的信息需求和信息传播机制，进行中国式发展传播的实践考察。
二、农民工及其信息传播
本研究涉及的重要概念包括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信息需求、信息行为、信息传播机制等。
1.农民工
农民工一词历经“盲流”、“民工”、“打工仔”、“打工妹”、“外来务工人员”、“进城务工人员”、“城乡流动人口”、“城市新居民”等称谓，到目前为止成为对从乡村流动到城市务工人员的最普遍叫法。“农民工”曾经是农民合同制职工的简称（注：参见《全民所有制企业招用农民合同制工人的规定（国务院第87号令）》，1991年7月25日颁布，2008年1月15日废止。），是那些在城市中从事工业活动、但保留农民身份的人（注：贺汉魂、皮修平：《农民工概念的辩证思考》，载《求实》，2006年第5期。）。根据农民工内涵的差异，对该群体又有三种不同的理解。广义的农民工是指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民，即其身份还没有或未能得以转化却又在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者（注：韦曙林、许经勇：《透过“民工荒”现象看其问题的本质》，载《学术研究》，2005年第1期。）。次广义的农民工即通常学者们的定义，是指拥有农业户口但离开土地从事非农经济活动的雇佣劳动者（注：杨思远：《中国农民工的政治经济学考察》，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年版，第36页。）。狭义的农民工是指从农村到城市中以打工为生的农民（注：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80页。）。
本研究将农民工定义为“年龄在16周岁以上，在城市务工经商的具有农业户口的流动人员”。他们具有若干共同的特征：第一，尽管人在城市，但户籍属于农村；第二，在城市居住生活的时间或长或短，以雇佣劳动或小规模的自营劳动为生活来源；第三，大部分是青壮年，进城目的是以从事有经济收入的活动为主。
2.新生代农民工
新生代农民工概念的提出，涉及到农民工的代际划分问题。目前，学界对农民工的代际分化这一现象已经形成共识。但对于如何划分代际，则存在多种观点，主要有：①初次外出打工标准。邓大才把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外出打工者称为第一代农民工，90年代外出的打工者称为第二代农民工，2000年后外出的称为第三代农民工（注：邓大才：《农民打工：动机与行为逻辑——劳动力社会化的动机—行为分析框架》，载《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9期。）。简新华等将20世纪80年代初次外出的农民工作为第一代，90年代初次外出的作为第二代（注：简新华、黄锟：《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的农民工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39页。）。②年龄标准。多数学者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并给出较为明确的年龄区间，认为是“16~25岁之间”（注：吴红宇、谢国强：《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利益诉求及角色变迁——基于东莞塘厦镇的调查分析》，载《南方人口》，2006年第2期。）、“18~30岁之间”（注：钱正武：《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观诉求与政策建议》，载《中国青年研究》，2006年第4期。）、“30岁以下16岁以上”（注：唐有财：《新生代农民工消费研究》，载《学习与实践》，2009年第12期。），或者“16~29岁之间”（注：严翅君：《警惕：新生代农民工成“职业枯竭”早发群体》，载《江苏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③王春光以一种动态的划分方法，将80年代初次外出的农村流动人口看作第一代，把年龄在25岁以下，于20世纪90年代及以后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村流动人口算作第二代即“新生代农民工”（注：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载《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3期。）。
此外，学界对“新生代农民工”内涵的争议更大。罗霞等认为，新生代是一个介于第一、二代农村流动人口之间的过渡代；有学者认为新生代就是“80后”，或称第二代，或称第三代；也有学者认为，新生代既包括“80后”，也包括“90后”。（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参见：罗霞、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外出动因与行动选择》，载《浙江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王正中：《“民工荒”现象与新生代农民工的理性选择》，载《理论学刊》，2006年第9期；唐有财：《新生代农民工消费研究》，载《学习与实践》，2009年第12期，等。）
2010年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课题组将“新生代农民工”定义为：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16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注：中国工运研究所：《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研判·对策建议》，中国工人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
参照全总的观点，本研究将新生代农民工定义为：出生于1980年及以后，年龄在16周岁以上，在城市务工经商的具有农业户口的流动人员。
3.信息需求
信息需求是信息消费的环节之一。在信息消费的四个环节中，信息需求是位于信息获取占有、信息处理和信息创造之前的第一环节。信息消费始于信息需求，信息需求是引发信息消费的原动力。类似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信息需求也是有一定层次的（注：孙凌云：《信息需求的研究概况》，载《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06年第13期。）。
对信息需求的理解，第一种观点是从经济学出发。有学者将信息需求定义为，在一定的信息价格水平下，信息消费者对信息这样一种特殊的商品的需要（注：金宏：《长春市农民信息需求影响因素实证研究》，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也有学者将信息需求分解为两方面的涵义：第一，信息消费者有购买信息商品的意愿；第二，信息消费者有购买信息商品的能力。因此，信息商品的总需求量就是指信息消费者愿意并且有能力购买的各种信息商品的总数量（注：潘洪亮、王正德：《信息知识词典》，军事谊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590页。）。
第二种观点是从情报学出发。信息需求是“任何人为了他的工作、研究和构思所需要的事实或数据”，或“人们为了解决各种问题而产生的对信息的必要感和不满足感”。按需求的明确化程度可以划分为现实信息需求和潜在信息需求，两者之间可以互相转化（注：丁宇：《网络信息用户需求的特点与利用特征及规律浅析》，载《情报理论与实践》，2003年第5期。）。
从研究对象的实际出发，本研究中新生代农民工的信息需求是指，新生代农民工在日常生活中为解决各种问题而产生的对外界信息的必要感和不满足感，信息需求受到他们为获取此类信息所需支付成本的制约。
4.信息行为
尽管信息行为伴随着人们日常生活的每个方面，但对信息行为的界定，学术界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开始出现，且至今尚未达成共识。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信息行为是“使信息变得有用的一系列行为的总和”（Taylor，1991）；信息行为是指个体如何获取和处理信息（Davenport，1997）；信息行为包括信息寻求行为以及所有其他无意识、被动的和有目的的行为（Case，2002）；信息行为是个人在社会系统中，利用媒介或直接收集、传送、存储信息以及处理信息的行为（三上俊治，1991）；信息行为是主体为了满足某一特定的信息需求，在外部作用刺激下表现出的获取、查询、交流、传播、吸收、加工和利用信息的行为（胡昌平，2004）；信息行为是在动机支配下，用户为了达到某一特定的目标的行动过程（赖穗燕，2006）。从上述定义可以发现，尽管不同学者对信息行为的理解有所差异，但大家都试图在列举信息行为所包含的各种具体行动。
事实上，想用穷举法完全囊括信息行为涵义下的各种信息活动是非常困难的。鉴于此，本研究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信息行为采用比较宽泛的界定，即新生代农民工为满足个人信息需求，所进行的信息获取、传播、利用等一系列相关活动。
5.信息传播机制
传播是一种信息共享活动，是传授信息的行为或过程（注：张国良：《现代大众传播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页。）。信息与传播密不可分，信息只有通过传播才能实现其意义，而传播只有搭载了信息内容才会使过程更具有实际价值。“机制”一词源于希腊文，原指机器的构造和工作原理。后来，机制的概念被引入到包括社会科学在内的其他领域。
我们认为，信息传播机制是指信息在传播过程中，与传播相关的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作用机理，尤其是信息传播的形式、方法、流程。传播机制是由传播者、传播途径、传播媒介（渠道）、传播内容、受众等共同构成的系统，主要包括信息传播体制、信息传播组织、信息传播方式、信息传播协调与控制等构成因子。
信息传播机制与信息传播模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模式是对“用图像形式对某一客观现象进行有意简化的描述。每个模式试图表明的是任何结构或过程的主要组成部分以及这些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注：（英）丹尼斯·麦奎尔、（瑞典）斯文·温德尔：《大众传播模式论》（第2版），祝建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2页。）传播模式是对传播过程的高度简化和概括，典型的传播模式有“拉斯韦尔5W模式”、“香农-韦弗模式”、“奥斯古德-施拉姆模式”等。传播机制是对传播模式、传播层次、传播类型等的总体概括。
三、新生代农民工的信息需求与传播机制研究：框架设计与方法
1.研究设计
本研究主要利用课题组2012年在上海、嘉兴、北京、深圳四地获得的农民工问卷调查一手数据，采用定量为主的实证研究方法，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信息需求及信息传播机制进行系统分析。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基于“信息需求层次”假设，新生代农民工不同信息的传播机制是怎样的？人际、组织、大众三种传播形式，在新生代农民工的信息传播中分别有哪些特点，扮演了什么角色，形成了怎样的传播机制？新生代农民工的信息传播行为受哪些因素的影响与制约。根据这一核心问题，分解出具体研究目标为：细致描述、总结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并与老一代农民工进行比较；以“需求层次理论”为依据，验证新生代农民工信息需求分层状况及特点；以衣食住行、医疗保健、维权社保、子女教育四类信息为例，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的信息获取渠道特点及影响因素，并比较四类信息获取渠道的差异，从而总结出农民工的信息渠道选择模型；从“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三个层面入手，试图深入剖析新生代农民工的信息传播行为与传播机制，紧紧围绕信息传播现状、传播结构、不同传播方式对农民工信息生活的影响等方面，对新生代的信息传播机制进行系统研究。
研究框架如图0-1所示。图0-1 研究框架图
基于上述研究框架，具体的研究思路是：（1）以发展传播学为理论视角，强调信息传播在农民工现实生活、个人发展、社会融合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和意义，立足新闻传播学科和信息学科，对该领域与农民工有关的已有研究进行梳理、归纳和述评，指出现有研究的不足和研究空间。（2）对农民工的代际分化现象进行研究，从主要社会特征、群体素质特征、基本职业活动、生活与社会认同等方面，比较新老两代农民工群体特征方面的异同，发现并概括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点。（3）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信息需求层次”进行检验，采用“投射法”，将农民工的信息需求由低到高分为：物质信息需求、安全信息需求、社交信息需求、尊重信息需求、自我实现信息需求五类。在研究中，鉴于社交信息（如交友结社）的相对私密性，故暂不考察，只关注其他四类信息，分别以“衣食住行信息”、“医疗保健信息”、“维权社保信息”、“子女教育信息”具体代表。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对上述四类信息的需求状况、获取难易程度及满意度，并探索相关影响因素。同时，将新生代农民工的情况与老一代农民工进行“共时态”的比较。（4）在总体呈现新生代农民工信息获取渠道现状的基础上，对其衣食住行、医疗保健、维权社保、子女教育四类信息的获取渠道及影响因素进行比较研究，并尝试把人际渠道、组织渠道、大众传播渠道（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置于同一个研究模型中，从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使用态度、使用意愿等方面，提出新生代农民工信息渠道使用模型（ICUM），从而更好地揭示影响新生代农民工信息渠道使用意愿的因素及其互相间的关系。（5）鉴于人际传播在新生代农民工信息传播中的重要作用，从个体网和整体网两个视角出发，分析农民工的人际传播机制。在个体网分析中，梳理了农民工人际传播的主要方式，通过网络规模、关系构成、关系强度、人际传播活跃度、传播网络异质性、趋同性、传播内容等指标，讨论了农民工的人际传播行为特点及影响因素，并通过统计模型检验了人际传播在农民工个人现代性形成中的作用。在整体网分析中，以某个规模适中的有边界的农民工群体为例，从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次，进行人际传播网络的指标研究和模型研究。指标研究主要揭示单一层次的网络结构，模型研究则把三个层次同时考虑在内，从而发现不同层次结构之间的联系。（6）与人际传播较多关注传播模式与结构不同，组织传播、大众传播则更多关注传播机制中的信息行为、传播活动组织、传播协调与控制，传播效果等非结构方面的因素。组织传播机制中，试图将新生代农民工的传播行为置身于社区管理与服务的大背景下，探索建立在充分的信息传播、共享、沟通基础上的城市农民工管理新模式。大众传播在准确描述新生代农民工媒介行为、对媒介信息评价之后，聚焦于传播效果，重点探讨了大众传播机制对农民工观念、知识水平以及现代性人格形成的影响，并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在上述研究模块中，新生代农民工的信息需求、信息渠道选择、三个层面的传播机制分析是研究的核心内容。从发现信息需求，到厘清信息渠道选择模型，再到传播机制分析是一个逐步递进，步步深入的过程。作为第一层面的、信息消费的第一环节，信息需求侧重于通过描述性研究，旨在客观全面地呈现现状，作为后面研究的事实依据。立足于信息需求之上的信息渠道选择，目的是为了揭示农民工在信息消费第二个环节——信息获取占有中的行为特点，涉及动机、态度、评价等现象背后的因素。如果说信息需求、信息渠道选择主要从“信息类型”这一维度来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的信息传播现象，那么随后的三个层面的传播机制研究，则是从另一个维度——传播的层次，对农民工的信息传播现象进行多元考察。本研究正是想通过这样多维度、全方位、立体的视角，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信息需求层次和传播机制有深入的剖析。
全书共分八章。其中第三、四、五、六、七、八章构成了研究的核心。具体各章节的主要内容是：
绪论 从总体上介绍研究背景及意义；提出研究的问题并界定相关概念；明确研究目标，提出具体研究思路和框架，以及简要介绍基本研究内容；介绍研究中的数据来源和主要研究方法。
第一章 新生代农民工信息需求与传播机制研究渊源。对本研究所依托的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个人现代性理论、信息弱势群体理论、信息需求层次理论、意义建构理论、传播过程模式、二级传播理论、使用与满足理论等八个主要理论进行简要介绍；从“传播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研究”、“农民工信息弱势现象研究”、“新闻传播学界的农民工研究”三个方面，对与本研究主题密切相关的已有研究成果进行了回顾、梳理与述评；最后指出了本研究的空间。
第二章 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从主要社会特征、群体素质特征、基本职业活动、生活和社会认同四个方面，通过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子女情况、原籍地、教育水平、行业分布、外出务工时间、外出动机、初次外出方式、就业稳定性、人均月收入、居住方式、身份认同、务工地方言水平、未来打算等多项指标，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进行系统分析。同时，结合课题组同期对老一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以及2002年本课题组对农民工相关调查的数据，从“横向”和“纵向”两方面进行比较，归纳出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
第三章 新生代农民工的信息需求及评价。本章以衣食住行、医疗保健、维权社保、子女教育四种农民工的日常信息为研究对象，检验了“信息需求层次”假设，比较新老两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不同亚群体对四种信息的需求程度、获取难易度、满意度评价，并进一步揭示了影响信息需求、获取难易度、满意度的主要因素。
第四章 新生代农民工的信息获取渠道。研究主要围绕以下问题展开：新生代农民工的日常信息获取渠道总体上呈现怎样的特点？对衣食住行、医疗保健、维权社保、子女教育四种不同的信息，新生代农民工的获取渠道分别是怎样的？不同亚群体在信息获取渠道选择方面，是否存在差异？具体到某种信息的获取，农民工的渠道偏好受哪些因素的影响？影响新老两代农民工的信息渠道偏好因素，是否也有差异？如果信息渠道选择是理性的行为过程，那么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选择态度等相关因素，对最终的渠道选择意向，又有怎样的影响？借助描述性统计、T检验、方差分析、mlogit回归、结构方程模型等一系列统计建模手段，通过对调查数据较为深入的挖掘与分析，完成对上述问题的解答。
第五章 新生代农民工的信息传播机制——人际传播（个体网）。按照人际传播行为中是否存在“中介”，将农民工的人际传播分成两类：以亲身/面对面为主的直接人际传播，以电话/手机/书信/互联网为“中介”的间接人际传播，并分析了各种人际传播方式的特点。之后，以个体网为分析视角，从人际传播网规模、人际关系密切度、人际传播活跃度、人际传播网异质性、人际传播网趋同性、人际关系构成、人际传播内容等指标入手，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人际传播行为的特点及主要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人际传播行为与新生代农民工个人现代性形成之间的关系。
第六章 新生代农民工的信息传播机制——人际传播（整体网）。以整体网为研究视角，关注四类信息在农民工群体中的人际传播状况及主要传播特点。通过对Y公司的个案分析，紧紧围绕“传播结构”这一核心概念，对关系数据进行深度挖掘，试图对包括中心性、无标度特征、结构洞、意见领袖等在内的微观结构；包括二方、三方关系、凝聚子群、子群重叠性、结构对等性等在内的中观结构；包括核心-边缘分析、网络相关性、小世界特征、指数随机图模型（也称p*模型）等在内的宏观结构，均有清晰的呈现，从而尽可能地细致分析农民工人际信息传播机制。
第七章 新生代农民工的信息传播机制——组织传播。重点聚焦于“他组织”传播，从“农民工管理中的组织传播”切入，梳理了组织传播在农民工管理中的具体作用和形式，分析现有组织传播的不足，结合对新生代农民工组织传播现状的实证研究，以及对组织传播个案的深入分析，立足于社区信息传播，提出了农民工管理创新模式——社区服务管理模式。
第八章 新生代农民工的信息传播机制——大众传播。具体从三个方面展开：第一，新生代农民工的日常媒介行为表现出哪些特征？第二，新生代农民工对媒介信息的态度和评价如何？第三，从知识、观念、个人现代性等方面，探讨大众传播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影响。这三个方面，是逐步递进、深入的过程。此外，研究中秉承了比较的视角，尽量把新生代农民工的情况，与同时期老一代农民工进行对比，以期更好地揭示新生代农民工大众传播机制方面的特点。
结论、建议及展望 对本研究的全部内容进行系统总结，给出最终结论；以此为基础，结合中国当前的社会经济背景和新生代农民工发展实际，从宏观制度、中观意识、微观操作三个层面，提出若干旨在改进新生代农民工信息传播工作、提升新生代农民工信息获取能力、在信息化社会中实现更好的生存与发展，从而促进社会融合的政策建议。最后，对本研究中存在的一些不足进行了讨论，并对下一步的研究进行展望。
2.数据获得与研究方法
1）数据获得
如上一部分所述，本课题是一项非常庞大的研究，涉及“历时态”和“共时态”的比较。因此，研究的数据也由几部分构成。根据不同的研究目的和内容，研究数据分别来自课题组先后四次不同的问卷调查：①2012年1—3月，在上海、嘉兴、北京、深圳四地，对2000个农民工样本的抽样问卷调查，此数据是本研究的主体数据；②2009年11月，对上海地区500个农民工样本的抽样问卷调查，主要用于个体网分析；③2012年4月，对上海市宝山区Y公司的农民工全样本问卷调查，主要用于整体网分析；④2002年7—8月，对上海地区400个农民工样本的抽样问卷调查，作为历史数据，主要用于比较分析。
四次问卷调查的具体抽样过程分述如下。（1）2012年四城市调查数据
整体上，农民工抽样调查以“年龄在16周岁以上，在城市务工经商的具有农业户口的流动人员”为调查对象。参考以往研究成果及农民工居住环境现状，农民工一般可以分为两类：“散居”（自己租房居住，与市民混居在一起，多为从事商业、服务业的家庭户）和“聚居”（主要分集体宿舍式和村落式聚居两种形式）。相应的，问卷调查也分别从“聚居”和“散居”两种渠道入手。
上海、北京、深圳，作为中国的一线城市，吸纳了大量外出务工人员。据上海市统计局的人口统计资料显示，2012年末，上海市外来常住人口为960.24万人，占全部常住人口的比重已达40.3%，在外来常住人口中，逾7成为农民工（注：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本市外来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障情况》，2013-07-02，http：//www.stats-sh.gov.cn/fxbg/201307/258596.html。）。截至2012年3月，北京地区参加工伤保险的农民工就有312.82万人（注：中新社：《北京工伤保险参保人数近870万农民工占36%》，2012-04-25，http：//www.chinanews.com/df/2012/04-25/3846415.shtml。），而深圳地区的参保农民工人数，早在2009年初就已经突破了581万人（注：人民网：《深圳农民工参保人数居国内城市首位》，2009-03-18，http：//society.people.com.cn/GB/41158/8985657.html。）。同时，上海、北京、深圳分别位居中国地理版图的东部、北部和南部，几乎也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长三角、环渤海、珠三角地区最重要的中心城市。此外，嘉兴市作为长三角地区和浙江省北部的一个重要城市，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便捷的交通优势和良好的经济发展基础，吸引了大量农民工的涌入。据《浙江省人口发展报告》显示，早在2005年底，涌人嘉兴市的农民工总数就已达148.95万人，相当于嘉兴市户籍人口的44.6%（注：转引自袁志明：《经济发达地区农民工权益保障及政府责任——以浙江省嘉兴市为例》，载《农业经济问题》，2008年第1期。）。从全国范围来看，在这四个城市工作、生活的农民工，具有相当大的代表性。另外，结合研究实际与便利，课题组最终选择上述四个城市作为我们的调查地点。
我们在各城市分别选择两个区（县），按照街道、居委会两阶段抽样后，每个城市选中10个居委会，将各居委会出租屋登记名单中的所有农民工作为调查对象的抽样框，采用等距抽样的方法，抽取“散居”类农民工。根据事先配额，在上海、嘉兴各抽400名，深圳、北京各抽200名。同时，又在上述四城市各选择1个大量雇佣农民工的企业，对名单中的农民工进行等距抽样，四地共抽取“聚居”类农民工400名。此外，我们在上海、嘉兴各确定一所农民工小学和一所农民工幼儿园，对学生家长进行等距抽样，共获得学生家长样本400名。通过这三种抽样方式，兼顾了样本来源的广泛性和代表性。我们共发放了2000份问卷，最终回收有效问卷1614份，有效率80.7%。其中出生于1980年及以后、符合本研究界定的“新生代农民工”年龄条件的有931人，属于“老一代农民工”的有683人。问卷包括个人基本情况、信息需求及传播渠道、媒介接触等三方面的内容，具体参见附录一。（2）2009年上海地区调查数据
上海是中国第一大城市和经济中心，来沪农民工，具有来源广，以华东地区为主；年龄结构轻，以青壮年为主；流动频率低、稳定性高；行业分布多样，以个体私营经济就业为主的特点（注：钱文荣：《转型时期的中国农民工：长江三角洲十六城市农民工市民化问题调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5-23页。）。从上海的实际情况看，“散居”的农民工主要分布于8个中心城区，“聚居”的农民工主要分布于9个郊区。课题组选择了徐汇、长宁、普陀、闸北四个中心城区，按照街道、居委会两阶段抽样，选中8个居委会，将各个居委会出租屋登记名单中的所有农民工作为调查对象的抽样框，采用等距抽样的方法，抽取“散居”类农民工250名。我们又在宝山、嘉定两区，每区各选择了1个农民工聚居村和1个大量雇佣农民工的企业，对名单中的农民工采用等距抽样的方法，抽取“聚居”类农民工250名。此次调查共抽取样本500名，成功访问了395人，成功率79%。问卷包括个人基本情况、媒介使用、观念与态度、人际传播状况等四部分内容，具体参见附录二。（3）2012年上海Y公司调查数据
在进行整体网研究时，我们以位于上海市宝山区的Y公司为考察对象。Y公司为典型的制造型私营企业，主营业务为工程塑料产品。截至2012年4月，Y公司共有员工85人，其中老板2人（为兄弟），办公室4人（兼销售、客服），财务室2人，各车间77人。Y公司根据业务的不同，设有六个车间，77名工人平时分属于各车间。但因为制造型企业业务琐碎庞杂，且公司场地较小，各车间的工人，也没有绝对的界限。公司根据业务的需要，经常在各车间之间临时调配人员。所以全厂77名工人之间，多多少少互相间都有接触。这为整体网研究，提供了较好的条件。Y公司的人员构成，还呈现出一个显著的特点：车间工人、包括各车间负责人，全部为一般意义上的“农民工”，而老板、办公室、财务（统称为“办公室”）则多为上海人。除了车间负责人外，普通工人和“办公室”平时的交流较少，即使是交流，也仅限于布置生产任务、处理技术问题、产品质量改进等纯工作性事务。因此，我们将整体网的研究边界，确定为Y公司的所有车间工人，共77人，“办公室”人员不包含在内。整体网问卷参见附录三。（4）2002年上海地区调查数据
2002年，本课题负责人曾在上海市徐汇区的漕河泾街道、长桥街道、徐家汇街道、康健街道、凌云街道，闵行莘庄地区、宝山吴淞地区、杨浦五角场地区的农民工中总共发放调查问卷400份，回收有效问卷368份，有效率为92%。问卷涉及农民工的基本情况，工作、收入及社会保障，支出及子女教育，信息接触状况、社会关怀状况等方面内容。2002年调查作为历史资料，给本研究提供了参照数据。
2）研究方法
课题组结合了传播学、社会学、管理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主要运用统计学分析技术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信息需求与传播机制进行定量研究。
总体上看，本研究是对各种定量统计分析方法的综合运用。研究所采集到的数据，可以分为属性数据和关系数据两大类。针对属性数据的统计技术，包括描述性统计、推断性统计、因子分析、结构方程模型（SEM）、多元线性回归、二元/多元Logistic回归等；针对关系数据的统计技术，主要是社会网络分析法。具体所运用的分析软件包括STATA 12.0软件、SPSS 19.0软件、LIRSEL 8.70软件、UCINET 6软件、NetDraw 2.084软件、NetMiner 4软件等，具体情况如表0-1所示。表0-1 主要分析方法及所采用的软件
此外，课题组还对近50人次的农民工进行了深度访谈（in-depth interview）。深度访谈获得的质性资料，主要应用于问卷前期设计、修改，及对定量研究发现的讨论与解释。第一章新生代农民工的信息需求与传播机制研究渊源
本章首先从行为科学、社会学、信息学、传播学四个方面，分别对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个人现代性理论”、“信息弱势群体理论”、“信息需求层次理论”、“意义建构理论”、“传播过程模式”、“二级传播理论”、“使用与满足理论”等八个提供本研究主要理论基础的不同学科理论进行了简要回顾。其次，从“传播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研究”、“农民工信息弱势现象研究”、“新闻传播学界的农民工研究”三方面，对已有文献进行梳理与述评。最后是本章的小结，指出上述研究的不足，提出以后的研究空间。第一节理论基础
农民工是城市社会的一个新兴劳动群体。他们在工作中是工人，但没有市民身份；在户口本上是农民，但现在已经基本不务农，有些人甚至完全没有务农经历。在城市社会中，他们是无所不在的一群人，但群体组织化的程度非常低，往往只受所从业公司的约束，行走于城市社会的边缘地带。作为在城市中生活的正常群体，农民工同样需要衣食住行、需要娱乐、需要安全，同样有心理需求、自尊需求、个人发展需求。在满足这些需求的过程中，他们必然要寻求、获取、传播各种信息。信息的获取与传播，是人的日常重要行为，无时无刻无所不在。同时，在信息获取过程中，人与人、人与组织、人与社会之间必然发生着各种各样的联系，也会受到心理的影响。为了简化对传播现象的描述，以便更好地把握人在社会中的传播行为，传播学界已经总结出很多传播过程模式。总体上看，行为科学、社会学、信息学、传播学四个学科，给本研究提供了主要的理论基础。一、行为科学理论
作为重要的行为科学理论之一，“需求层次理论”，1943年由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Maslow）正式提出。马斯洛将人的需求分为生理需求（physiological needs）、安全需求（safety needs）、社交需求（love and belonging needs）、尊重需求（esteem needs）和自我实现需求（self-actualization needs）五个由低到高的层级（注：Maslow，A.H.：A Theory of Human Motivation，Psychological Review，1943，50（4）：370-396.）。
第一层次，即最低层次的需求是生理需求，是人类生存最原始、最基本的需求，如食物、水、空气、衣服、住房等。生理需求是推动人们日常行为的最强大动力。人们在转向较高层次的需求之前，总是想方设法满足这类需求。
第二层次，安全需求，是人类对各方面出于一种保障的预期，如社会、劳动保障、就业、职业安全等。马斯洛认为，整个有机体是一个追求安全的机制，人的感受器官、效应器官、智能和其他能量主要是寻求安全的工具，甚至可以把科学和人生观都看成是满足安全需要的一部分。
第三层次，社交需求。人作为社会的成员，必然和社会的各方面发生密切联系，需要友谊和群体归宿感，希望自己在社会中不被孤立。这方面的需求具体包括归属感、友谊、志趣、情感、爱与被爱、理解等。
第四层次，尊重需求。包括要求受到别人的尊重和自己具有内在的自尊心。马斯洛认为，尊重需要得到满足，能使人对自己充满信心，对社会满腔热情，体验到自己活着的用处和价值。这方面的需求包括：自尊、尊重、权威、地位、价值等。
第五层次，自我实现需求。指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自己对生活的期望，从而对生活和工作真正感到很有意义。马斯洛提出，为满足自我实现需要所采取的途径是因人而异的。自我实现需求是在努力实现自己的潜力，使自己越来越成为自己所期望的人物。
需求层次理论中最重要的观念是“满足回馈”（satisfaction-regression），即五种需求存在层级关系和优先级，只有低层需求得到满足后，才能提升到较高层级。同时层级间具有一定的共融性，同一时间可能有几种层级的需求同时存在，但有一种需求占主导地位。
人们为了在日常生活中满足这五种不同层次的需求，必然要从事各种活动，在各种活动中，离不开相关信息的获取与传播。因此，各层次需求的背后，有着与之一一对应的信息需求存在。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自然而然引申出了“信息需求层次”模型。
我们将五个层次的需求，基于信息视角的投射后，提出了农民工“信息需求层次”模型。该模型认为：农民工的信息需求也是分层次的（这种分层情况也同样适用于其他人群），与需求层次相对应，从低到高依次是物质信息需求、安全信息需求、社交信息需求、尊重信息需求、自我实现信息需求，如图1-1所示。图1-1 农民工“信息需求层次”投射模型（1）物质信息需求：满足人的最基本的生理需求所必须获得的相关信息，包括衣食住行等信息。（2）安全信息需求：满足对自身的预期的保障需求所必须获得的相关信息，包括医疗保健、求职就业等信息。（3）社交信息需求：满足爱与归属感过程中需要的相关信息，包括交友、恋爱、社交等信息。（4）尊重信息需求：满足自我尊重与外部尊重需求所需要的相关信息，包括维权社保、自我评价、社会评价等信息。（5）自我实现信息需求：满足自我实现需求、创造社会价值过程中所需要的相关信息，包括子女教育、知识技能、在城市长期发展等信息。
与“需求层次”一样，“信息需求层次”也存在“满足回馈”的特点，即不同信息需求存在优先级，只有当低层次的信息需求得到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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