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朔
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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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分子(2015版)试读：
我的几个国庆节
1958年我出生时这个国家刚刚建立九年，比我晚一年出生的孩子很多都叫“国庆”或“十庆”。1959年的国庆我没有印象，只在后来看了不少那一年拍摄的电影，都是歌舞升平的那种，跟别的年份拍的片子不一样。“文化大革命”批判了这批电影，说这批电影表现了“资产阶级人性论”，证据是有的片子的女主角爱上了男主角，有的片子的女主角很爱自己的父亲。在当时那是不允许的，每个人都应该只爱毛主席，其他都叫“无缘无故的爱”。现在的官方说法，那是中国电影的“第一次高潮”。
1971年，我参加了国庆游行的儿童组字排练。按照计划，我和其他数万名儿童要共同组成那次游行的背景，当军队和彩车走过天安门观礼台时我们就一齐打开手中的彩色大纸本子顶在头上，向着天空拼出巨大的标语：“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为此，我们从夏天开始停课，每天在学校集合，走十几公里路到天安门广场排练。很多小孩中暑，尿裤子。广场旁边的便道上有一排排铁盖子，掀开围上的帐篷就是临时厕所。有时我在里面尿半截儿，尿急的女孩子们就提着裤子冲进来占领了身后所有的茅坑，我只好从另一出口仓皇逃出。有的男孩正在大便，起也起不来，四周蹲满女孩，又羞又无奈，气得掉下眼泪。
等我们排练好了，这年的国庆游行取消了，党的副主席林彪乘飞机出逃苏联，在蒙古坠机身亡。毛主席很受打击，从那以后身体一天不如一天。那年国庆日改在各公园庆祝了，我第一次去了颐和园，皇家园林的美景令我目迷神乱。在颐和园后山我迷了路，听到山外的阵阵管弦就是走不出去，穿山度林时被乱石绊了一跤，右手背上至今留着一块小伤疤。
以后的每年国庆我们都是发票游园，文工团在公园里搭台表演节目，唱京剧，演杂技，还有女战士的集体歌舞。我那时正在当小流氓，逢此场合便和另外一些小流氓到公园里结交其他小女流氓。节日的公园里到处可见独自或结伴游玩的良家少女，我们就上前或尾随其后用轻浮的话挑逗人家，博人一笑，最终达到与人结识的目的。我在那些公园里有过很多次美好和不堪回首的精神恋爱。
1979年，建国三十周年，我在青岛海军的一艘小船上当水兵，10月回家探亲，家里有一张人民大会堂国庆联欢晚会的票，让我去了。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头两年，到处洋溢着乐观的气氛，晚会的节目很丰富，除了歌舞、京剧，还放外国电影。在宴会厅还组织了大型舞会，无数穿戴时髦的青年男女在跳华尔兹，大厅里响彻《蓝色多瑙河》、《维也纳森林》这样的圆舞曲和中国民乐改编的《喜洋洋》、《步步高》等舞曲。我不会跳舞，我穿着军装，我说不出我有多压抑，我感到世道变了，我和我身上这身曾经风靡一时令我骄傲的军装眼下都成了过时货。正在跳舞的人们已经穿上了高跟鞋、喇叭裤、尼龙衫，烫了头发，手腕上戴着电子表，大概还有人在说英语。回到部队，我不再继续写入党申请书，也不再抢着打扫厕所替战友洗衣服表现自己多么努力地在学雷锋。我跟我们头儿说我有办法买到日本产的彩色电视机，揣着部队养海带挣出来的三千块钱去广东倒走私电器去了。
建国三十五周年，天安门恢复了阅兵，我在家看电视。邓小平穿着没有军衔的陆军军装站在一辆“红旗”敞篷车内，露着一张很红润的脸，面前支着一个麦克风，宣誓一般举着右手缓缓驶过集结在长安街上的陆海空三军部队行列。还有坦克、还有火炮、还有导弹……他的声音通过麦克风传出来：“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那些战士一起喊：“首长好！为人民服务！”当他回到天安门城楼上，电视中出现了他和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站在一起的镜头。我看到胡耀邦向他跷了跷大拇哥，意思好像是说：“真牛！”那天还发生了一件后来被广泛宣扬的事，经过天安门广场的学生突然打出一幅标语，上面写着“小平你好”四个字，这简短亲切的问候在很多年里感动了大家。
建国四十周年，我在一间租来的房子里打麻将。那几天我刚刚不那么担心了。一个有内部关系的朋友告诉我：“都查清了，你没事。你去了广场，但没说什么。”还对广场上一些年纪偏大的纠察队员是不是学生表示了疑问，都录下来了，证明我当时就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在此之前，我非常担心情况混乱，情报工作跟不上。我们都知道，再好的情报机构也会出现错误，我可不想事后得到道歉，因而不敢住在家里。街上部队和坦克已经撤走了，据说有一位将军向中央进言，说“和尚不能老不待在庙里”，中央听了。那段时间，我一撒尿就觉得疼，尿的颜色也不那么澄澈，我以为我得了性病，到医院一检查是前列腺的问题。医生讲是老骑自行车硌的，歇一歇就好。那以后我的身体也一年不如一年。
今年是建国五十周年，时间过得真快。听说他们要热闹一番，恢复阅兵和游行。应该，全世界最大的广场不能老闲在那儿，好像我们不会过节似的。这些天北京在拆违章建筑，我常去的两家酒吧都拆了，我住的地方门前的一片小商店也都扒了。一帮帮民工在换便道上的方砖，布置绿地，节日气氛已经提前到来。我希望他们利用这个节日把北京弄得干净点，有些渣土和垃圾没有国庆永远没人清理。还有那些盖不完的楼房修不完的道路，我希望他们也能在国庆前竣工一部分。到时候我会坐在家里看电视，看看这个城市是否配得上这样一个难得一遇的日子。
小时候，五十年是很大的数字，遥远得无从想象。我曾经以为日子是过不完的，未来是完全不一样的。现在，我就待在我自己的未来，我没有发现自己有什么真正的变化，我的梦想还像小时候一样遥远，唯一不同的是我已经不打算实现它了。五十年的时间已经使我习惯了一个国家。也许说“国家”是用词不当，应该说“政权”。我们国家有五千年文明史，这五十年由这个政权统治。
我基本接受很多人的一种说法：这个政权要没了，国家就会像俄罗斯一样混乱衰弱，吃亏的还是老百姓。“我们都不希望国家乱吧？”一听到这样的问话，我就无言以对。
我的文学动机
我是个没受过完整教育的穷小子，有很强的功利目的拿小说当敲门砖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所以小说基本是写实的。最初是艳情。那时我正值青春期，男女之事对我很有吸引力，既希望赢得美丽少女的芳心，又不愿过早结婚，这在奉封建道德为美德的中国社会很容易被指为流氓，于是只好安排女主人公意外身亡，造成经典风格的爱情悲剧。
如果说这些艳情小说帮我建立了早期的名声，也是因为这种安排暗合了中国男女流氓们的期许和幻想。当然这都是欺人之谈。中国的死亡率到底有多高我不知道，反正多数失去魅力的恋人不管你怎么想，他都活得很硬朗，一定要你把最难听的话说出来，彼此撕破脸才恨恨而去。这样写小说也不见得卑鄙，说一套做一套正是中国文人的强项。我写不下去的原因是中国社会越变越实在，少男少女已不把性交看成往马或牛身上烙印那样严酷的事，风行全国的道德法庭也陆续解散，如此再用牺牲别人成全自己的模式编织故事就显得过于浪漫。我自己对情感描写的热忱随着年纪增长也越来越为一种黑色的想法所代替。再写下去我怕我对女性的崇拜会受影响。
在我的生活中，对我起了坏影响的都是男性。在中国并不丰富的文学传统中，男性角色大都是伪君子、卑鄙小人和迫害狂。这些脍炙人口的坏蛋恰恰不是女作家的有意控诉而均出自男作家笔下。可见人对自己的堕落的包容是有限的。明白地讲，我在成年过程中也不例外地变成了一个十足的坏蛋。进入写作提供了我太多的自省机会，使我无法面对自己。我看到的自己的肮脏内心使我失去了谴责任何人的力量。我不知道这算哪门子的觉悟。反正我由此陷入了较深的罪恶感难以自拔，任何试图拯救自己的努力都是渎神和妨碍正义的。作为一个濒临绝境的人，我首先本能的反应是寻找替罪羊，转嫁责任。
我写了一批被认为是确立了风格的小说。开开社会的玩笑。有评论认为我这批作品玩世不恭。我以为恰恰这批东西入世过深。以我之偏见，中国社会最可恶处在于伪善，而伪善风气的养成根子在知识分子。中国历代统治者大都是流氓、武夫和外国人。他们无不利用知识分子驭民治国，刚巧中国的和尚不理俗务，世道人心，精神关怀又皆赖知识分子议论裁决，这就造成知识分子权大无边身兼二职：既是神甫又是官员。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信仰与利益，超凡成圣和过日子往上爬，再伟大的知识分子也难以自处二者兼得或割舍其一。于是伪善便成了普遍的选择。中国有很多神话，最大的神话就是知识分子受迫害。英勇无辜为国为民的知识分子先烈充斥史书文献。那些令人发指的罪行使人无不同情如果称不上是争相效法，结果掩盖了自相残杀的实质。杀知识分子的都是知识分子。说难听点，这就像两只狗为争一根骨头打架，你不能说被咬的那只不是狗咬的。对一只旁观的羊来说，那是狗们的私仇。即便这只狗是牧羊犬，到处跟人说它是为保护羊群受的伤。我自知罪孽无望故而在道德上持极端立场：你要装神弄鬼你就不许哪怕是看骨头一眼。否则你就失去了说话的权利，人人得以喊打。作为一个中国人从小到大所感受到的，制度的严苛还是第二位，首先令人郁闷的就是层层精神榜样和恰成对照的无处不在的趋利避害。
我年轻的时候有改造社会、开一代风气的雄心，文学可视为武器。对知识分子的嘲弄批判使我大有快感同时也失去最后的道义立场。站在知识分子立场批判知识分子亦是伪善，很难不沦为同党。站在小市民或政客立场又不免乌鸦落在猪背上，净看见猪黑了。这么走下去很难不走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去，实在危险。更主要的是，攻击别人并不能开脱自己。我的个人生活一团糟。快感并不能支持我度过余生。和别人的丑恶比，我自己的丑恶形象更触目惊心。如果我还有起码的真诚，首先应该面对自己才是。我对写别人写社会失去了兴趣。
中国文学传统标榜“铁肩担道义”，也只有圣人配，我不敢当。“为工农兵服务”抽去政治目的也正是那些流行艺术正大肆做的，有我不多，没我不少。
中国是个极其阴柔的民族，审美趣味却像纳粹，偏好崇高壮美，一意孤行，误了几代人，应该还其本来面目。我将一路退到自己内心最阴暗的深处，从自我描写开始新写作。如果由此玷污了中国人的形象也是活该。我需要对自己进行一番心理治疗。你可以把这当做我的文学动机。
痛、病——快乐着
一天早晨，我随手打开电视看新闻，换了几个台，大约是湖南卫视，看到白岩松在接受访问，谈他的新书《痛并快乐着》和他自己。第一感觉是这个人很得意，虽然眼镜遮住了他的眼神，使他的表情看上去有些暧昧，仍能直观到他情绪的饱满，若是小说中人物，便可形容为顾盼自雄。他的眼睛始终是冲画面右上方闪烁的，尽管画外有一个提问者，应该彼时彼刻跟他同在，他的视线却给人旁若无人的印象，甚至也不看镜头——观众，假若那不是在电视上，我们完全可以把这当做是一个人在自言自语。
他称自己是理想主义者，业余足球健将，幸福的父亲，“坐在第一排的人”，简言之，一个对自己很满意的人。这满意流露在他的用词上，频繁使用“一定”、“总是”、“应该”这些不容置疑的句式前缀，我已经不能复述他的原话了，但对他种种突如其来的断语和始终如一的自信过目难忘，他像是一个早已洞悉生活真相并具有超常理解力的能者，几乎对任何事情都有一个明确的态度并能迅速给出当然的解释，这在他谈到自己的职业时尤甚，那个时候他甚至像一个政府发言人。《痛并快乐着》这本书我是在书店买的，这之前有一个朋友曾向我做了热情的推荐，说白岩松“有真东西”，而且确实是自己写的。我们都知道他们台某些主持人写的行销一时的自传是别人代笔，这是公开的秘密，有经历而无书写能力找人代笔，并不违反出版业的游戏规则，只要传主本人不要冒充作家就好。
这书我看了百十页就搁下了，搁下的原因不在文字水平，大多数书看不下去是见作者有话说不出来，说不利索，替他着急。白岩松的文字能力在中等偏上，老实一点就好看很多。他写自己，个人境遇，无论是“痛”还是“快乐”都算情真意切，遣词造句也还工整，一进单位，语涉同事和军国大事，话就见大，特别懂事、特别见得人、说到哪儿都理直气壮的广播词儿就出来了。在这儿，你能感到作者笔风陡转，仿佛摁了切换键，从正常人变成转播机器。
我注意到在电视台混的人都爱提大事件和大人物，好像他们知道得更多，离中枢更近。白岩松也未能免俗，书中照片和行文处处透出得亲天颜的兴奋和沾沾自喜，什么“我第一个鼓掌”，对不起，我要说这是谄媚，似这等宫闱秘闻，在你固然可喜可贺，我不关心！
离什么近，就像什么，质量越重，引力越大，沾边不沾边的都以为自己是其中一部分。在白岩松自夸的那些方面，我最不明白是“坐在第一排”这句话。我们都进过剧场。第一排和站在后边的有什么差别，不都是观众吗？只不过你看得更大，听到的锣鼓更震耳，什么演出需要第一排的观众站起来向后排观众解释剧情？你能看到什么内幕的后台的东西？怎么委婉怎么客气，也没别的词——自作多情。
写这篇小文当中，我又看了一次白岩松主持的《东方之子》，采访余华，这是他的正科，我想这里大概有更多他的本来面目，于是仔细观察此人。过去我还认为他的严肃和一本正经是对文艺节目主持人的嬉皮笑脸和哗众取宠的有意反驳，以正视听，现在我认为这仅仅是做作，因错觉导致的拿不准“范儿”，如果他自认为这是真诚，那就是骨子里的做作。
他的眼睛始终不看交谈者，对方认真回答他的问题时，他的脸上偶尔浮起一些挂在嘴角的微笑作为回应，表示他在听。他在哪儿学的这一套？他不是一个学生出身的热血青年一个热爱运动和音乐的普通人吗？我相信那些问题不是他想问的，何其愚蠢，逼得余华也只得加倍愚蠢地回答。一个聪明人强迫另一个聪明人在大庭广众之下与他一起露怯，做肤浅、不着四六的交流，怎么还会有那么强烈的优越感？
你真有你显得那么重要吗？我不相信电视主持人是一个独立观点的表达者，我更接受广播学院学生自己的说法：肉喇叭。白岩松在电视上皱着眉头议论了好几年中国的事儿，除了“为民请命”、“关心民间疾苦”这些社会共识，我不记得他还有过什么个人观点。在这样的位置上，做成这样已经是最好，但要当真，既让别人当真自己也当真，就是存心欺世了。
数你最思想
有朋友讲：你别装思想家！你有什么思想啊！你就是有话不好好说，结果给老实人说急了，一驳你，倒显得你与众不同，加上这里有一些腐朽昏聩之辈坏事，谁被他们攻击，谁就显得激进。一激进，就显得尖锐；一尖锐，愤世嫉俗的家伙就给你拍巴掌，当你后面藏着深刻。其实谁不知道你那一套，就是诸事唱反调，语不惊人死不休。
我说：诸事唱反调算不算思想？
朋友说：最多只能算方法，像削苹果皮，中国人囫囵个地削，老外切成四瓣削。
什么是思想？我打听。
苹果。你育种你栽树你浇水你剪枝——最后算你的。你说，从文学到人生，这么一大片观念的林子，哪株是您栽的？你只是吊在现成的大树上，荡来荡去，猴了吧唧。朋友说。
好好好，我承认，我没思想。我问——谁有思想？
谁也没有思想。朋友说，中国人两千年前就思想完了。百家争鸣乱想了一通，给自己立了无数规矩，后两千年争的都是解释权。净你这样的，无事生非，有话不好好说，把明白照糊涂了说，方法和方法打架，你说是桃，我非说是杏，林子里挤的都是花儿匠，林子外是等着长途贩运的。
鲁迅呢？我问。
他是一砍树的。朋友说，大家这儿丰收得没完没了，他烦了，抡着板斧抢进林子，一通嚷：你们也别这臭美了，我把这树全伐了！那帮猴在树上的又吃又拿的全傻了，外面那帮等着贩运的齐声喝彩：深刻！
这百十年来的那帮……志士仁人呢？
那是国际贸易，从外国林子里批来果子，到岸分装，音译商标，冲击国内市场。这帮倒还老实，是谁的代理商就说是谁的，销售手段各有花招，品牌还得用人家的。当然会外语就像会唱歌，本身也可以小小牛一下，再也没有比把外国话说成中国话更像胡说八道的了。所以，朋友总结说，关键不在于怎么想，而在怎么说。你譬如孔子，搁今天就是一傻帽，“有朋友从外地来，能乐得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三个人里准有一个人能教我。”“我知道的就说知道，不知道的就说不知道，那没准还有人以为你都知道呢。”——这不是傻帽吗？搁今天哪个宝贝说这么一顿大实话，谁会给他出书？还当祖宗敬着，招来一大堆更傻帽的人认真学习？
朋友拍着我肩膀勉励我：你小子路走对了，就这么胡闹下去吧。我等着看笑话，我跟你打赌，一定会冒出一帮糊涂蛋夸你：数你最思想。
女的是怎样练成的
关于女人，男人中流行着很多神奇的说法，最著名的大概要算贾宝玉说的“水做的”。对于我这种没什么诗意的人来说，事情就是明摆着的，什么女的也是肉做的，除了生殖系统和男的十分不同，其他地方也没什么新鲜的，套用陈村的话说“都是自然现象”。
既然是自然现象，就应该以自然的态度对待，什么是自然的态度？那也无非是拿人当人。说到女的不是正经人，我觉得女的似乎比男的更认可这点，无论是最放荡的女流氓还是最本分的小家碧玉，一谈起自己就特别愿意强调和男人——别人的区别，似乎她们是一个特别的物种，有独到、旁人闻所未闻的品质，好的方面，说自己更感性，直觉特别灵，很为只会形象思维而发愁；缺点：娇气，脆弱，易变，明知不对也不能不去爱“一切美好的东西”。我见过不少女孩笑着承认：是是，我是有点水性杨花。
强调差异，目的显然有一个，寻求照顾和维持现状不变，不单是女的，凡是我们觉得有些东西不好变，变不得，变了要坏事的，往往要强调其独特，这是一把锋利的刀子，一切诘问迎刃而解，然后安于独特，以致明明与别人没什么不同，也要把这作为话语盾牌，堵那些不想变不喜欢变的人的口——这都是跟女的学的。
女的真的有什么独到的禀性可令她们迥异于人类？这话恐怕经不起推敲。感性，那只是和理性对应的说法，谁最感性？疯子最感性，一切服从感官，想起一出是一出，完全枉顾人类禁忌和社会公德，热了，就在大街上脱衣裳，饿了，捡起什么都往嘴里塞，喜欢谁就掀谁裙子，烦了谁见面就打。
次一级是艺术家，对月长叹，见风流泪，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折腾。再次一级是流氓，信邪教的。凡是说不清自己为什么跟大伙作对的都可说比较感性，哪儿有女的什么事啊？大疯子大艺术家大流氓大教主都是男的。
直觉？不识字的农村老太太直觉才厉害呢，能打卜算卦，知道你们家东西丢了往哪个方向去找。原始民族会依赖直觉，猜天猜地猜祸福。与其说女的比男的更直觉，不如说女的更信这个，女的直觉大部分是往男的身上用，直觉他是个好人，直觉他与我有缘，直觉他外边有人儿了。什么事儿也禁不住这么琢磨，朝思夜想，幻觉就来了，其实是瞎猜，好的坏的都想到了。我做过小测验，发现自称有直觉的人都有一个特点：猜对了就说是直觉，猜错了，不算。这概率是一半对一半，总有蒙对的时候吧。
女的还特爱猜别人的品质，常见妻子对老公说某人是坏人，劝他离他远点，小起波澜便唠叨：我说什么来着？你就傻吧，以后你还得吃亏。我有很多朋友，妻子都是明公，经常在丈夫遭了朋友或生意伙伴算计之后洋洋得意地四处散布：不听我的，哼——女的看人最准！好像她们的丈夫都是傻瓜，老实疙瘩，天底下最厚道的那个人。就我所知，她们的丈夫没一个是省油的灯，女的这么说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谁不知道社会上净是坏人？问题是做事能跟好人做吗？有本事的全是坏人，做事就是坏人和坏人过招儿，最后看谁把谁黑了。老是把别人黑了，那也不公平，十次里六次你得了手，就算成功人士。况且，有时吃点亏是可以转化成商业信誉的，都知道你老实，没心眼儿，其他坏人才敢来找你，机会也就来了。我认识的生意做得大的，都装老实人，说起来净挨坑了。什么亏都不吃的，道儿越走越窄，谁愿意跟鸡贼共事啊？
形象思维，这个只怕也不是女性专利，全靠形象思维撑着的所谓艺术，玩出花儿来的还是男的比女的多。说某人只会形象思维，只有形象思维这根筋，我觉得跟说这人是瞎子差不多，只会听，摸着桌子叫桌子，摸着椅子叫椅子，最后也数不齐一堂家具，只会形象思维也不代表形象思维就发达，都说盲人耳朵好使，我就不信，再好使也不如眼睛耳朵一起上连看带听知道得清楚。所以，别拿这当优点说了，你有的别人也全有，你没有的别人还比你多一样，吹什么？
娇气、脆弱，光女的这样吗？我就很娇气、怕疼、怕痒、不爱劳动、怕虫子、怕冷、怕晒，到哪儿都想走得舒服、住得舒服、有热水澡、有好吃的、有时累着了吓着了吃多了也当众昏倒。俩月前我还在史铁生家不留神吃晕过去一次。脆弱，那就更别说了，为八竿子打不着的别人的一句闲话还难过半天呢，天天傍晚黄昏有月亮的夜里都不想再活到第二天，赶上阴天下雨更是在心里闹得死去活来，脸上也起疙瘩，饭量也小了，更觉得自己委屈，亲近的人都得重视我，稍微不待见我一点，就恨，发毒誓不原谅人家，最喜欢的乐器是笛子，最喜欢的表情是忧郁。
易变，这个我确实要替男性打抱不平了，上下五千年，方圆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谁老变呀？见一个爱一个，是好的就想往家里抱，著名的陈世美，广大的嫖娼爱好者，包二奶的，都是什么性别？问问那些夜晚出没在夜总会桑拿的“性工作者”们，是一对一吗？一晚上接多少客呀？有一只鸡，就要有一百个“养鸡专业户”才供得过来（我没统计过，我这是瞎说的）。我是男的，我有资格讲这个话，就绝对人数来说，就感情易变而言，男性百倍于女性，加上心里叛变的，一个没跑，基本上是百分之百在论。忠诚，如同男人没有子宫，那根本就不是男性的零件。别看有的人和老婆一辈子白头到老，其实心里不知憋了多少坏，晚上看着老婆打呼噜要是杀人不偿命不定掐死她几百遍。如果拿男人、女人、狗这三样东西的忠诚排一个次序，肯定是倒数。“水性杨花”，只是女的不那么傻了，老实了好几千年，刚出来瞎搞几天，有点不好意思，把爱好说成了性格，这我要说点瞧不起妇女的话了，水性杨花？你们差远了，我们男的才是好手呢，什么叫出神入化？就是玩习惯了，玩成本能了，跟老司机开车似的熟得换挡都不过脑子了。更好的，能完全忘了自己拆过的烂污，还以为就数你们不正经呢。
以性情论，女的异于男性，不过是人群中体质较为柔弱的，皮肤较为细腻的，头发长一点的，爱穿花衣服的，爱看点时装杂志的，说话比较尖声尖气，专门负责生孩子的一种人，这最后一条十分重要，差不多是男女区别的唯一要点了，前面那些特点男的努努劲儿，也能弄个差不多，譬如同性恋，除了不会生孩子，女的能干的他们也都能支应一番，意思还都在。
不要以为只有女的爱打扮，描眉画鼻子，所谓“爱美”是天性，看看动物界，其他哺乳动物就知道，这不说是反人性的也是反自然规律的。人家都是男的漂亮，公狮子，公鹿，公孔雀，公鸡，一个赛着一个花哨，都是自己长的，要是人也都不穿衣裳，在野地里乱跑，其他动物瞧着可能也得说男的好看，谁身体好谁吃得好啊，像刘易斯那样，都跑出肌肉来了，老一点的，腿脚不利索的，那些不好看的，都叫老虎打扫了，女的，生存环境不那么险恶，不是猴在树上就是猫在洞里，难看的也没人吃，踏踏实实活着，晒得倍儿黑，滚得一身泥，走哪儿老老少少一大帮，基本都没法瞧。估计那时候也跟动物世界似的，一帮女的只有一个男的，用完就当药渣儿倒了，母系社会嘛，谁好看女的就欢迎谁。她们阴在黑不溜秋的洞里，男的在洞口争奇斗艳，插根羽毛，围块豹子皮，脸画得跟花脸猫似的，搞不好还要又撕又咬照死干一架。说来也是一本血泪账，从猿到人几十万年，男的一直给女的当全活儿保姆，受尽歧视和压榨，她们还搞愚民政策，南边哪个少数民族发现的“女书”就是证据，只要你干活，不给你认字。
直到后来，男的奋发图强，会种庄稼了，秋后收了一大把麦穗，过冬有得吃了，第一个男的长了志气，不再回山洞当苦力兼性奴隶，用今天的话说“走自己的路”去了。那年冬天大雪，各山的猿人全断顿儿了，第一个女的从山洞里饿出来了，伸手跟坐在麦垛上的男的要，男的瞧她那德行也不爱搭理她，不给！为了给庄稼汉一好印象，这女的抓把雪，把那脸嘎巴擦干净，觍着这张新脸问：“还不给吗？”第二个女的饿出来了，瞧见了同伙的表演，不屑，黑着脸就过来了，有一个干净的在一边比着这位还能看吗？男的审美活动这就开始了，第二个女的还没熬过这冬天，在一个晴朗寒冽的日子生生饿死在洗了脸的姐姐身旁，开春以后，您猜怎么着？都到小河边洗脸去了。有那花花肠子的，洗过脸又摘了朵野花插那头乱毛上，更个别了，男的都爱，舍得给她吃。这么着，权力开始转移，母系社会崩溃了，到交配季节，年轻女的都开始洗脸，插花，撇下又老又穷的女酋长一个人在洞里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再往后，都拧过来了，乱别头发，乱穿衣裳，叫什么发型、时装——起初就为一口吃的。
现在是不愁吃不愁穿，可毛病做下了，不往脸上涂点东西，穿成蜻蜓那样，就难受。也是先天长相不如男的，后天就要找补，随便从大街上抓十个男的十个女的，都给洗了，摆一块儿看看，就显出谁返祖现象来了。
说半天说什么呢？说时代一直不同，男女一直一样，哪有天生的女的？都是惯的。多少妇女在发奋？多少男的在乔装打扮？为什么有些男的会让人觉得像女的？他也是头一回洗脸的女猿人那一套，或油头粉面，或粘一肚子假胸毛，甭管照细了扮还是照糙了扮，都为骗吃骗喝。从找饭辙再不用拼体力时起，就不能拿性别说事儿了。再往后，我想就没人再用“男的”、“女的”这样含糊的，从生殖系统出发的，随便就冤枉了几百万人的命名划分人群了，科学的方法应该用“吃自己的”和“吃别人的”这样食物来源的不同，区别人口。像《世界都市》这类给那些爱洗脸的人看的杂志也不该叫“女性刊物”，那不是对本身供着小白脸自强不息的女性的侮辱吗？一律叫“吃别人的刊物”得了。
有没有“吃自己的”主儿也看呢？有，我信。我也看，看画儿，练眼睛，上大街好瞧得清什么叫“裹得乱七八糟就出来了”。
都不是东西
有的时候我也不懂自己为什么这么阴暗，把别人干的事儿一律往坏处想。穷人出本书认定这人不甘寂寞，不守本分；名人说两句闲话就认定这人是装孙子，没话找话；媒体报道某人某事就说是炒作；导演拍部片子，卖钱了是傻子，不卖钱还是傻子。说来说去，就是不相信这人目的就是他正在干的这件事，一定要去打探、猜他后面的真正动机。其实自己想象力也有限，猜来猜去，无非是“名利”二字，某人想钱想疯了，某人想出名想疯了，得出这个结论，自己也踏实了，觉得把人家看穿了，进而把纷纭世相也看破了，如同小孩子问人吃的饭都到哪里去了，一定要追到厕所，追到粪坑，掀开粪井盖子看到鸡鸭鱼肉化作一池粪便，才算满足了求知欲。
有人问过我，你为什么这么苦大仇深？谁怎么你了？小时候遭了什么罪，为什么对一切都透出这么一股狠劲儿？
还真问住我了。我确实是没饿过肚子，没挨过暴打，想干吗干吗，一辈子净占便宜了，按一报还一报的古义，我应该感恩，施舍，到处说拜年话，见谁都笑眯眯，为来世垫砖铺路，当大善人才对。
想来想去是本性，本能，本人的德性。我是人，追名逐利的人，因而所有人都是追名逐利的人，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逻辑。我发现自己不是一个好人，而且被再三证明，于是十分失意地接受了现实。这时能多少对自己有些抚慰，不至于因此不爱活了的唯一有效的方法是将同一逻辑逆推：所有人都不是好人，我是人，所以我只能不是好人。这么想显得事情有商量，一切都先天的，与人格品质无关的，不是不想当好人，是当不成，甚至可以把这归为人性，这样才算全乎人儿，好人才没人性呢！
实际上是自己先预备了答案，再去套所有人，非要列出和自己答案相等的算式，否定别人就是肯定自己，不说自己比别人优越吧，起码不比别人更坏——千万别有例外。
这么想惯了，好好的便眼露凶光，谁也没招你谁也没惹你就觉得已经被人严重对不起了。
这听上去像自我批评，准备改，不，我不是这意思，我坚持自己的观点：没一个好东西，怎么想别人也不过分。所有自夸的、自以为正确的、在外招摇的，都是暗中夹带自己私利的，必须有人出来给他们添点恶心，别让他们觉得有一手遮天的好事，占多大便宜现多大眼，这不是洒狗血，是行使自然规律。
应该立法，取消所有公众人物的名誉权、隐私权，造成一种共识：公众人物，即是供公众嚼舌头的人物。这样，就剩下无耻之徒了，起码可以少一些爱得了便宜卖乖的假正经。
从一个流言说起
有人传，张艺谋的影片要被树成样板了。为了保他，有人做了手脚，使他的影片成为去年威尼斯和今年柏林两次影展唯一合法送展的大陆影片。这个流言中引述了一些因此失去机会的导演的抱怨，猛一听言之凿凿，细一想死无对证，闹开了，打起官司，只怕还是张家人赢。像大多数流言蜚语，这个流言也在传播过程中不断增加新的内容。当我第二次听到人家讲这个事，树张为样板已被说成一种国际安排，流言中点了美国哥伦比亚电影公司，说包括巩俐的柏林主席都是这家公司一手推动的，这就有点匪夷所思了，越来越像一个标准谣言了。欧洲的文化事情能为美国人操纵，似乎是反常识的，但谁又能说钱、关系在“廉洁”的西方就不起作用？搞院外活动、替利益集团游说在美国也是一个合法的兴旺的行业。
这就是流言的可怕力量，它像科学幻想一样开拓人的思路。
在柏林开奖前，这个流言就预测：张肯定会得一个奖。传言者貌似了解内情，甚至援引参加过国际电影节评奖的专业人士的话讲：在一个评委会里，只要有一个评委坚持，就会平衡给他一个奖。外国人也是人，也不独中国人才讲面子。《我的父亲母亲》果然得奖了，各报的报道十分混乱，《晨报》说是“特别奖”，评委会大奖给的是文德尔斯的《百万美元旅馆》；《晚报》则说张是“大奖”，文德尔斯得的是干巴巴的“评委会奖”。显然颁了两个评委会奖，到底谁是正经的“大”奖，谁得的只是一个安慰奖，大概要查德文原文了。流言立刻批准了《晨报》的译文，因为这个译法更合适流言进一步发展，于是流言有新说：此“特别奖”等于中国举办亚运会特设的武术项目，是巩俐为张艺谋争取的。我特别问了一个在德国报纸服务的朋友，请她查了德通社的稿子，证实《晨报》译错了，张得的是“评审团大奖”，即整个电影节的二奖，文德尔斯得的是“评审团特殊艺术成就银熊奖”，可译成“特别奖”。这就破了流言的新说，于是流言又立即跟着修正，把话题转向张此次得的另一个奖“世界天主教评审团教会奖”，这奖明摆着是超艺术和表扬现象的，“世界天主教”听上去像是一个国际阴谋，或叫“国际大合唱”。这是流言的另一强大所在：它总是能自圆其说。
流言的真正生命力在于它暗合了人们的期望，譬如我，就发现自己非常乐意相信这个流言，我对张的两部影片《一个都不能少》和《我的父亲母亲》的看法和流言制造者的立场非常接近。这两部片子我都认为很差，根本不值得作为好影片向公众推介，再有一百个评委会给奖也改变不了我的看法。我和流言制造者的区别仅在于我是用另一个思路、自己的方式去否定这事儿：评委会是什么？也无非是随机选中的几个闲人，他们过去再大的成就也不能使他们今天具有当然的权威，我们早已告别了迷信权威、大家公用一个头脑一双眼睛的时代——他们肯定张的片子，只能说明他们臭，这个电影节不够水准。
简单就是简单，用什么“简洁”之类的文字游戏遮羞也是枉然。诗意，不是乡村美丽的风景和年轻女孩子脸蛋那种挂历般的柔媚；从漂亮看出美好，不是发现，不过是一个老头把破碎的老梦醒着、强努着再做一遍。感人，讲的就是刻意的效果，凡是打算鱼目混珠的作品都在疯狂追求这个，而且大家都选择最笨（也许是无奈）的方法，回避所有可能引起尴尬的事实，只挑最软最腻的地方反复揉搓，同唱一首歌“我说你世上最善良”。不老实叙事，只宣传意图，那还用拍电影吗？
我觉得张艺谋近年的创作受一种强烈主观意图支配，那就是想讨人——讨所有人喜欢。近期他对媒体的谈话中很是流露出左右逢源后的自得和能继续“活着”的自信。生存当然是重要的，要付出代价，但要小心——再小心，像做小本生意，不要把本钱搭光，仅仅会“活着”，算不得什么说得出口的本事。张多次讲《一个都不能少》是他最好的作品，《我的父亲母亲》是“返璞归真”，他的严肃相和正经劲儿使人不得不相信他这样讲的诚意，假若这是真的，那我就要相信这之前的另一个流言了：他过去影片中的态度都是别人教的，是潮流的产物。进而得出结论：他一直就是一个投机分子。
一个人，东西差了，替他讲话的声音却响亮了，本来不是那么无懈可击，却为所有人称道，很难不怀疑在他背后有一股势力，有人在实施控制。我就知道有一个人，到处为张艺谋打理舆论，起码有三个记者跟我讲过，他们写了批评张艺谋电影的文章，便接到他的“文学策划”王斌的电话纠缠，此人以朋友的身份、讨论的口气对这三位记者逐次进行长达数小时的说服和激辩。我不相信王斌的做法是张的授意，我更愿意相信那只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热爱和主动捍卫，但这同样是令人作呕的。我不想掩饰我对这事的义愤，我要说，这激起了我对张及其他那一伙的极大蔑视。我认为王斌的做法破坏了一项相当重要的游戏规则，即：不得对文艺批评进行人身追究。
这么干，不出流言才怪呢！
当我看到大大小小的教授、记者列队出游，一会儿在东报上扎个堆儿，一会儿在西报上扎个堆儿，恶吹张的烂片，一个谣言油然而生我心，这都是拿了钱的。
你们以为你们是什么人？不管你们能动员多少有效资源，一手遮天这事儿想也不要去想。电影是越来越像一单生意，电影圈中人也越来越学会了使用商业手段自我经营，去为你们的产品做花样百出的广告吧，也许有一天你们会像汉堡包或可口可乐那样知名——那也别想让所有人喜欢。为什么不能现实一点，尽管拍自己想拍的片子，用想出名那样的坚韧毅力，忍受所有不喜欢自己的人的批评。
批评成风，流言才不会有空间。
吃错药引起的爱情
爱尔兰王后为了让即将嫁给马克国王的女儿绮瑟爱上丈夫，给她配了一剂春药，结果被马克国王的侄子特里斯丹和绮瑟一起喝了，于是改为这俩人强烈相爱，不顾伦理，不顾君王的尊严。马克国王惩罚了他们，将特里斯丹驱逐，他二人怀着思念死去，死后合葬，坟头上长出两棵枝叶相连的树。这是12世纪诺曼人的浪漫诗篇《特里斯丹和绮瑟》的情节，可说是欧洲的《梁祝》。
中西爱情，都有悲剧传奇，大都是社会地位的悲剧，怎么好上的，并不重要，省事的方法一见钟情，用力全在怎么交配不成，送了性命，这也说明人同此心，坚持两性相悦的生物性，凭此一点，去造文化的反。道德的目的，在于隔离社会各阶层，把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道德总是很雄辩、很成功的，唯独无法使各阶层人民停止互相吸引，把自己的归自己。革命的种子就是这么种下的，每一次社会革命都包含人对自己自由交配权利的主张，所以每一次变革成功，社会上就显得道德败坏，个人的选择就被赋予了功利的色彩，似乎自由恋爱只是为了反社会，而悲剧总是旧制度造成的。
在《特里斯丹和绮瑟》里，悲剧是一服药造成的，这有点像爱情的真实状况了，只是一场无所谓对象的化学反应。更悲剧的是马克国王，他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自然权利被一个意外排斥了。他甚至很难怨恨侄子和老婆，因为他们看上去也很无辜、没想到和身不由己。他们一直抵抗这个爱情，在森林里同居三年没发生关系，床中间一直搁着一把剑。在这里，爱情露出了它的另一面，把别人的也归于自己，在没人需要它的时候也要插一手，直到毁了相信它的人还以胜利者的姿态在他们的坟上长出两棵大树，继续占有死者的灵魂。
人类相信很多东西，赞美很多东西，视这些东西为增进自己幸福的必需，或干脆将这当做自己天性的一部分，赋予其神话般的崇高地位，没有也要牵强附会，以讹传讹，以使自己显得比其他动物懂意义，是为更高的目的存在。人比其他动物傲慢，在于他们以一种盲目的信仰接受一切他们不理解的东西，并从中得到快乐。
听说一台由皮尔·卡丹先生出资的法国音乐剧《特里斯丹和绮瑟》四月份要来北京保利剧院演出。这一定有人们关于爱情的全部想象，美妙、神秘、伤感；还会有音乐剧的华丽、炫耀、动听；当然也少不了皮尔·卡丹先生的法国派头、时尚和一大堆漂亮衣服。快乐的小资们又有机会快乐一次了。
把刀插在朋友肋上
咱们刚从树上下来那会儿，直起腰四下一看，草原上、大河边、森林里，到处走的都是大野兽，猛犸呀、剑齿虎呀、恐龙什么的。想吃口肉太难了，一个人打猎，十有八九让人家当猪打了。这就要交朋友，一群哥们儿傍着肩儿出去找吃的，喊呀，追呀，逃啊，砍石头啊，说是打猎，更像是打群架。社会是怎么形成的？就是一帮猿人在共同的群架生涯中觉得彼此再也分不开了。
即便这样，一帮哥们儿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也不见得每天能打着东西。据阿城说，那帮猿人打猎也是个幌子，成群结队出去其实是捡骨头，大牲口吃完肉，这帮孙子冲上去捡一些骨头砸开了含在嘴里狂吸，所以发明了石斧，所以山顶洞里一地一地的骨头渣子。在那个年代，人一点都不高级，只是食物链最后的一环，打扫餐厅的。生活多残酷啊！有朋友的尚且如此不堪，没朋友的，估计只能默默地饿死，生下来就没吃着过东西，生扛几年，也就默默地回去了。
这之后，几十万年过去了，大牲口基本都给打光了，活着的也都当了俘虏，关进动物园，再出门，满视野走的都是衣冠楚楚的人，虽说也是些衣冠禽兽，但还没听说有像豹子的，看见身子骨弱的，当街就追，直到咬死而后快，生命安全不那么悬了。生活也好了，只在兜里揣着几张印着头人相片的纸条，想吃肉，进饭馆，买生的回家做也行，总而言之，用不着齐心协力搞饭吃了。这时朋友在实用意义上其实已经没用了，剩下的理由都是扯淡，分享快乐呀，分担痛苦啊，朋友多了好办事啊，多个朋友多条路啊，都不是要命的事儿，都是闲的。或者是不踏实，内心没有安全感，对人类没信心，还是估计有一天，早晚轮到人吃人，多交些朋友预备着。还是那个远古记忆难以磨灭：人，一旦走了单儿，什么东西都能吃了你。
从那时起到如今，人改了很多生活习惯，穿衣裳了，刷牙了，进屋敲门了，不见一个办一个随便往地下躺了，想拉想撒也知道到指定的地点行事了。就是这种好扎堆儿，好往一块凑，不敢一人待着的习惯没改。谁最累呀？朋友最累，你的事就是他的事，你结婚了，他来喝酒，你有钱了，他来帮着花，你进监狱，他没影儿了。这叫“炒豆大家吃，炸锅一个人的事”。
第二累，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他闷了，你得陪他说话；他要做事情，你要向他交关系；他找了一蜜，甭管什么德性，你得当嫂子，维着；他跟谁急了，等于你也急了。你还当自己人缘广呢，他那里已经替你和一片人绝了交。现在社会已经文明了很多，法院也开始管人民的鸡零狗碎了。我年轻的时候，人民内部矛盾都是人民自己解决，经常有这等事发生，你老实巴交在屋里待着，你一铁哥们儿哭着进来，说被谁欺负了，你没有别的选择，必须立刻低头满世界找砖头，义无反顾跟着他出门，外面是刀是枪等着你，那全看你的运气了。这叫为朋友两肋插刀一把刀插在朋友肋上。
知道分子
有一孩子，从小爱学习，人也不苶不傻，老师讲什么，家长讲什么，社会上闲杂人等讲什么，孩子听了都往心里去。后来认够了字，也比比画画会写了，见书就看，拿小本子就抄，历代名人的胡说，招三不招两的话，只要话够大，理想啊，生命啊，都记。知道的是抄别人的话，不知道的还以为孩子自己爱想问题，人见人夸：这孩子出息。夸得多了，孩子自己也觉得这叫出息了，越发不可收拾，小学，中学，大学，硕士，博士，博士后，一念就是二十多年；然后摇身一变，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导，又是二十多年；俩二十多年一加，五十多年；再加上前面还有六七年不懂人事的岁月，孩子奔七十了。
你以为孩子这一辈子白过了？孩子一天没闲着，除了把中国字认了一溜够，一闭眼好几万字，外国字也认了十几门，一门结结巴巴能说的，两门扳着字典能读的，三四门看着眼熟，五六门会说“哈啰”，还有全世界各种版本的“我爱你”和“×你妈”。这孩子还了得吗？可天下的事什么他不知道？可天下的人但凡有一号的都是他熟人，特别是死了的，越死的时候长，越跟大伙没关系，孩子就越熟。孩子的心和他们是“相通的”。
仗着这帮死人，孩子开始教训活人。只有他知道死人说过什么。孩子门儿清“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不光是咱们这一辈人好议论爱想事，早八辈子的人都是这么爱说爱琢磨事，是道理，都让死人说遍了，全是现成的，重抄一遍就是了。什么叫“彪炳千秋”？什么叫“万古长青”？就是一千年一万年前说对，一千年一万年后再说，还对——这千万年当中，大家就闭嘴吧。印第安人有一个信仰，认为每个死去的人都会给世界留下一个生命的纪念，一绺头发，一颗牙齿，甚至一摊粪便，以传达他了解的知识，也是个保佑后人的意思。中国读书人也有这么一个信仰，孩子就是他们留下的头发、牙齿和粪便，当然他们不这么叫，叫“读书种子”。有孩子在，不肯死或死不甘心的读书人就觉得留了一点东西给后人，就觉得自己没全死而快乐了。
和伟大的人搞惯了，有一个问题，就是以为自己也很伟大，或者他老大，我老二。抄惯了别人的宏论，也有一个问题：不知道哪句不是自己的。其实这很容易分辨——哪句也不是你的。
第一个人说的，叫“知识分子”。第二个，第三个，还有不知道隔了多少代隔了多少辈，俗称“八竿子打不着的”，都叫“知道分子”。
附注：分辨“知道分子”小常识：写伟人传记的；为古籍校订注释的；所有丛书主编；所有“红学家”和自称鲁迅知己的。
次一等：好提自己念过多少年书的；死吹自己老师和老老师的；爱在文章里提他不认识的人和他刚看过的书的。“知道分子”代表刊物：《读书》；代表作：《管锥篇》。
灿烂的文明在哪儿
小的时候我就被告知，我国是一个有悠久文明史和丰富文化遗产的古国。一讲起古代劳动人民的发明创造老师的眼睛就要闪闪发亮，于是我也跟着胡乱激动，优越感沛然而起，瞧世界任何一国都是傻帽。后来，长大了，却变成一个民族虚无主义者，崇洋媚外。自己也觉得纳闷，不应该呀，顺着这么一条自我夸耀的路走下来应该下出一个自尊自大的蛋才对，怎么反过来了？
闲得无聊，就在屋里脑子里倒带子，想想是在哪儿走偏的道儿。
这些悠久文明和灿烂文化都是什么呢？我先问自己。从中小学课本中看，实在的就是四大发明、万里长城、丝绸之路、赵州安济桥、西安大雁塔，还有一故宫，明摆着的，九千多间房子，世界上最大的宫殿。还有一些人，李白、杜甫、苏东坡什么的，那是从小知道的，也知道他们写过什么，算文明中的一部分。
除了诗人，别的再想，心里就含糊了，想来想去，五千多年没一个雕塑家。也没有音乐家，只知道有一曲子《高山流水》，一叫高渐离的古代人弹过，全中国就一个人爱听，两千多年前老高就把琴摔了——急的。舞蹈家有一个公孙大娘，听着是一老太太，习惯看到跳舞的都是小姑娘，上三十在台上脸盘子就大一圈，也不相信一“大娘”能好到哪儿去。
画家，全是只知其名没见过画，知其名也都是因一些跟画不沾边的野故事，唐伯虎，大流氓；郑板桥，老不正经；王冕，放牛娃。写字的，我是说书法，从来不觉得那是本事，全世界也没听说光会写字，傻写，就写出钱来的。噢，就仗着中国字笔画多，花花草草的，你们再给写乱点，就告我们这是艺术？
这有什么？当然还有很多，列目录大概也要出几屋子书，问题是在哪儿呢？不能光凭嘴说，就几十位在大学、研究所里混饭吃的老先生心里门儿清，我要看原件。老实说，就这几十位心里比谁清楚的老先生到底见过这些东西没有我也存疑。你不能光说有，把本该实实在在的文明成果变成一捕风捉影的传说。万里长城多踏实啊，不信是不是？带你去瞧一瞧，在那儿呢，一眼望不到头，漫山遍野的砖头。是，帝国主义抢过我们，历代皇帝陪葬了一些，农民起义烧了一些，最后剩下的一点清宫中的完整文物还被国民党一家伙端到台北去了。可总应该还有一点吧？这几十年，捐献、抄家、挖坟，各省博物馆都在叫苦，透着东西又多了，藏着掖着也是花钱，不如分期分批挂出来，一是敛点小钱，聊胜于无；二是教育教育我这样的没文化不懂历史的。
故宫博物院，那叫博物院吗？九千多间房子空着八千多间，摆出来的那都是什么呀？钟表馆，珍宝馆，里边净是家具金盆银碗和宝石树盆景。这都是无名鼠辈靠笨功夫和花大钱攥出来的奢侈品，供皇家摆阔的，至多算是工艺品。咱不能给世界人民留下中国人只会跟金银财宝较劲，什么材料值钱爱什么这么一土财主的印象吧？
我想教我女儿爱国，从小就给她一“你可生对地方了”这么一感性认识。“中国工艺美术馆”开业，我带她去参观，转遍了，走哪儿哪儿是玉，走哪儿哪儿是象牙，遍地珍珠玛瑙，到处金山银山，随便拿眼一扫，触目皆是巨大的宝贝疙瘩。我女儿出来高兴地跳着脚喊：“我爸带我去看大宝贝喽！我爸带我去看大宝贝喽！”
喊得我心里这臊得慌。
我这民族虚无主义的立场怎么受的打击并因之动摇的？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看了埃及希腊非洲和西方最牛的艺术品后，一副特别服人家的西仔嘴脸，跟同行人热烈夸着人家，贬低着自己国家，不留神撞到中国馆门前。那天中国馆还没开，重新布置，只能看到门口的几座北魏石雕，一眼看到，哑口无言，甭辩论，也不用批判教育什么的，沉默的石雕一下便把我这种傻帽及其傻帽言论回答了，痛斥了。谁说中国没圆雕？而且跟谁摆在一起都不寒碜。站在那一大排衣带飘飘、含笑不语、有体温、有内心世界的石头菩萨面前，我如遭迎面一板砖。
看3月12日《实话实说》
这期《实话实说》的题目是“再谈王海”，因没记住四位嘉宾的名字，姑且以座位顺序名之，左一是一位湖南的律师；左二是一位北京的大学老师；左三是一位上海的商场代表；左四是一位北京的社会学者。
左一和左三是王海的批评者，左二和左四是“王海现象”的肯定者。在王海出场前，我是左二左四的支持者。
左一的主要观点是从执法主体的角度质疑王海职业打假的合法性，认为只有国家工商管理部门才有管辖权，而王海知假买假已违背了《民法通则》中的诚信原则，实际效果也仅仅是增加了造假者的成本，而这一成本最终将由消费者承担，因而在更大程度上损害了消费者。
左一的话受到了左二和现场观众中另一位大学老师的有力反驳，被指为“思维混乱”。我一开始也觉得左一岂止是“混乱”，简直是混账！首先，造假者已然是不“诚信”了，针对他们的任何行为都是正义的，在这儿强调追究者的“诚信”只能是伪善，甚或是居心不良；其次，考虑到制假贩假屡禁不止，以致全民无一不曾受害，我们有理由怀疑国家工商部门的执法能力，把执法权完全交给他们，等于是在极度危险下剥夺人民的自卫权。
左二和左四表述方式各有侧重，但基本立场一致：制假造假大逆不道，误国误民，一日不除，国无宁日。左四态度更激烈一些，引申面更宽一些，有些话到了嘴边儿被崔永元堵了回去。
左二左四都有些慷慨激昂，或叫正气凛然，都是正确的道理和完美的道德观，令人本能地就愿意拥护。相形之下，左三就可怜了，作为商场代表他强调的是商场在进假货时也不尽是故意，也是糊里糊涂，这个个中情由就不要跟消费者讲了，没人会同情你。你站在那儿赚大家钱你就要承担货真价实的义务，罚你就是要你小心，你再故意进假货你就该被逮捕了。
我的心情是在王海出场后产生微妙变化的。这厮一露面就是一副小商人的嘴脸，小开领西服，小方框墨镜，大背头，涂一脑袋铮亮的发胶，就差镶一大金牙再戴一大翠戒就全了。这种打扮的人我一向不信任，小家乍富说的就是这德行。以我的势利看法，这是新时代土鳖的典型装束。什么叫土鳖？就是人家穿坎肩他也穿坎肩。显然，王海这副与其说是打假英雄不如说是造假高手的派头使他的支持者都有些“晃范儿”。他落座后，左二便一个劲儿问他的打假动机，是不是最初、有一点、想当英雄？看来左二多少希望能从王海身上看到一点光明，拼命在帮他找哪怕是口头上的高尚的动机。面对这样起劲的支持者，王海的回答则十分老实：没有，本来就是为了赚钱。左二的失望或说悲愤通过画外的一句话表露无遗：原来是这么一个低俗的人。
左二之后，左四也表达了类似的失望，说“这是对王海崇拜者们的一个打击”，并立即将自己与王海择开，说自己只是支持“王海现象”，言下之意对王海这个人不敢恭维。
这时王海说了句我很喜欢的话：“我们不应该崇拜任何人。”
正是从这句话开始，我再次站到了王海这个人一边，并开始怀疑左二左四这两个人，怀疑自己是不是拥护他们拥护得太草率。
我不认为左二有权利说那样侮辱他人的话，这话已超出对王海行为的评价进而成为对他人格的追究，最善意地想，那也仅代表着一种公众愿望，即希望王海是一个单纯为他们出头的、无私的人，否则，无论他的作为实际上如何有益于社会，他也应该被谴责至少不配得到赞扬。这是道德审判，不是价值判断，所以无论崔永元如何使出全身解数力图控制局面，现场嘉宾和观众都被迫卷入了两场不该放在一起进行的平行争论，一拨在谈“王海现象”的社会意义，一拨在谈王海这个人的道德水准，很快就造成了那种司空见惯的多个中国人一聚在一起谈话就会出现的各唱各的调，都正确、都是真理化身、但谁和谁都不挨着的混乱。这里起搅局作用的往往是那根道德的棍子，只要这个东西一进来，什么像样的谈话也进行不下去，都改痛快一时的情绪发泄了，徒然激昂一把，最后散会时发现什么也没说。谁都知道社会需要公德，每个人也应该尽量提升自己的道德水准，这些都是正确到别提有多正确以至无人想去质疑的大道理，我们说的所谓“大话”就是指这种听上去就无比正确的东西。这种东西极不适合引入日常的谈话，它会使本来平等的对话倾斜，一方突然拥有压倒性的强势地位，如果不想打架，另一方只好沉默。
在这期《实话实说》节目中我注意到左一在表达完自己的观点后便一直沉默，偶尔脸上浮起一丝无奈的苦笑，大概因为他是律师，当发觉这不是要解决问题仅仅是空谈便不肯做无用功了。
节目完了，电视关了，激动的情绪渐渐平复，那些耳熟能详的道德高论像潮水一般退去，律师的观点倒一点点如礁石般露出头来。我想起全国各城市都在推广鼓励的“见义勇为”这件事，那也是有关部门顾不过来，于是打群众主意的一个措施。据报载，有的城市设了奖金，有的城市设了基金，湖北哪座城市还郑重宣布打死车匪不负刑事责任，这等于把执法权交给民众了，民众执法还有一个称呼叫“私刑”。如果刨去情绪化，把执法机关的无能作为另一个问题暂且不论，一个国家人人得以执法，那是一个什么局面？就会有正义吗？从这点说，一个律师会提出这样的质疑：王海的行为算不算以暴易暴？
作为受害者，我们只会以眼还眼以牙还牙，非亲手给施害者一个好看吗？
非常时期搞一些非常措施也是不得已，当新生事物欢呼，将与法理相悖的东西合法化恐怕非国家之福。长此以往，我就要产生一个疑问：那我们还要这么复杂一国家干什么？
这之后一切将变
到上海参加“榕树下”网站搞的“网络原创文学奖”评奖大会。去的时候心里是轻视这个所谓奖的，中国的文艺奖大都是扯淡，一群低级趣味的人在那儿挟私自重，沐猴而冠，一个网站也搞评奖更是资本家和年轻人的胡闹。本来是发誓不跟这些胡闹者沾边的，只是不幸认识了陈村，又是老大哥一辈的，红口白牙跟你张了嘴，不给面子倒像是欠了他的，只得上路，权当去那儿会会朋友，吃几顿正经上海菜，顺便替自己的新书小炒一把。
评委开会那天下午，我因头天晚上没睡，中午又喝了酒头昏眼沉，进了屋又跟王安忆说笑了一番，乱打乱接了一些电话，魂儿根本不在现场。那是一张大桌子，二十几个人围坐在四周也显得零零散散，醉眼蒙眬中看到一些年轻的面孔，听到一些陌生的名字，李寻欢，安妮宝贝，邢育森，宁财神，知道都是网上的名字，我旁边坐着一个高高瘦瘦面色阴沉神情活泼的少年（编者按：此人是sieg），他们管他叫“网上思想家”。说来惭愧，我尽管开了个人网站，其实并不上网，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