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华天宝最怡情：小手串·大收藏(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于鸿雁

出版社：电子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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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华天宝最怡情：小手串·大收藏试读：

文玩，文房雅玩的简称，也叫文房清玩，清、雅同义，通俗地讲，即文人的玩物或文房中的玩物，概是发于南北朝时期的“文房四宝”，之后品类逐渐开始增多。如南宋·赵希鹄在其所著《洞天清录》中分别对古琴、古砚、古钟鼎彝器、怪石、研屏、笔格、水滴、古翰墨真迹、石刻、纸花印色、古画等物进行了探源与考证，同时期的《百宝总珍集》中也有对玉器和瓷器的评述；明·高濂在其《遵生八笺》中将文玩品类列为铜器、瓷器、书画、碑帖、玉器、漆器、砚、砚匣、砚山、纸墨、笔、笔屏、笔格、笔床、笔洗、水注、水中丞、印色池、糊斗、腊斗、镇纸、压尺、书匣、秘阁、贝光、裁刀、书灯、笔觇、笔船、琴剑、香几、香炉、香盒、匙箸，等等，同时还将文玩鉴藏与养性悦心、怡生安寿的养生之道相融合；明·文震亨在其《长物志》中更是按照十二类别对文玩分卷述之。文玩首先在功用上与文人的日常生活紧密相关。自隋朝订立科举制度后，历朝历代，文房苦读、十年寒窗就成为文人士子们最重要、最典型的生活方式，大半人生折耗在文房之中，文房中的各式文具、摆设成为士子们长相厮守、寄情寓意之物。如宋·陆游在其《闲居无客所与度日笔砚纸墨而已戏作长句》中写道，水复山重客到稀，文房四士独相依。

文房二字最早出现于南北朝时期，在古时有两个意思：一是官府衙门里储纳流转文书的所在。掌管文房的官员名为文房书记，如唐·杜牧在其《奉和门下相公兼领相印出镇全蜀诗》中所言，彤弓随武库，金印逐文房。

另一个即是指代文人的书房，如唐·元稹在其《酬乐天东南行》诗中所写，文房长遣闭，经肆未曾铺。

至明清时期，文房内的各式器物逐渐在实际功用上式微，转而讲究形制、材质、工艺、纹饰、意趣，并渗入了儒礼、道学、佛理、禅意、民俗，成为高档工艺品，供人赏玩。其中的文玩佛品透着灵性，渗着吉祥，充满古趣，多是风雅禅静之士的心爱之物，常常被摩挲盘玩于指掌之间，品味之时，倾注心意，寄托情思，似有生命，韵味无穷。

文玩不同于古玩，其差别就在于“古”字，古玩即古时的文玩，此词流于清代，出现较晚，明清之前称古器物为骨董或汩董，逐渐转用“古董”二字。考古、金石之学发于北宋，南宋时古玩流通、赝品作假已成规模，集中于文人圈子中流转。所谓“能见古，方能知今；有知音，始得佳品”。通过对古玩的考究，才能真正理解现代文玩器物的文化价值，而随着大家的经济条件越来越好，精神追求越来越高，乐于文玩特别是古玩收藏的玩友也越来越多，各类文玩的价格更是水涨船高。透过文玩，我们约三五好友，玩味历史与文化，体会典故与传统，享受风情与优雅，收获喜悦与财富。所谓：生活本有百般味，品味可得平常心；生活本有千条道，悟道而成自在情。

文玩本身透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气、神”，又贴近日常生活，越来越多的人喜欢，本是情理之中。但市场发展如此之火，如此之迅速，很多老玩家也是出乎意料。现今，很多文玩特别是古玩藏品已是普通大众望尘莫及的了。文玩的品类、品相众多，收藏与把玩的出发点不同，过程与目的自然不同，老百姓主要还是图个乐呵，没想成专家，也没想靠此道发家致富。但玩友们对于自己热衷的文玩品类可以不精，但不可不懂。鉴于玩友对各色文玩的喜爱，而市场尚没有为初入门者系统介绍各种品类的图书，汉石文化和文玩天下特策划并出版《汉石天地　文玩天下》系列丛书，并诚请各方名师大家一道为玩友博物格古，指点迷津，意在图文并茂地介绍各色文玩品类的基础鉴赏知识，同时提供把玩、清理、保养、收藏、交流的方法。理念、实物和实践相结合，为初涉文玩圈子的玩友提供入门台阶，传播中华传统文化。汉石美迪·文玩天下甲午年己巳月前言小手串　大收藏

小手串，大收藏。这是我做各类文玩节目一直推崇的理念，小小手串里大有乾坤，大有讲究。毫不夸张地说，若明白了手串的鉴赏和收藏，其他收藏品类也能很快触类旁通。可以说手串是步入文玩收藏领域最好的“玩儿物”。我们先来评述评述文玩，再来叨唠叨唠收藏。

文玩，顾名思义，即文人士子们的清雅玩物。自古至今，老祖宗留给我们这些子孙的物质财富千种万种，可历朝历代上至皇亲，下至黎民，均对文玩情有独钟，且越玩花样越多。究其原因，与士子阶层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地位、特殊作用不无关系。在万恶的旧社会，天下万民被划分为四类，即士、农、工、商，所谓“四民”，要求各安其命、各行其责，《国语·齐语》中就有，“（齐桓）公曰：‘处士农工商若何？’管子对曰：‘昔圣王之处士也，使就闲燕，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按照老祖宗的意思，知识分子的任务就是去个清净地儿休闲，具体点就是，春日煮茶，夏日观荷，秋日采菊，冬日寻梅。其实，“士”在历代一直是一个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高端阶层，是成为领导的前提身份，是其他阶层崇拜的偶像团体。但要成为偶像中的偶像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必须经历十年寒窗苦读，奔得出相入仕，求得功名利禄；除此之外，琴棋书画样样拿得出手，而文房是士子们练就各种才艺的练功场所。文房中除“文房四宝”笔墨纸砚之外的其他物件陈设也随各人贫富喜好大有不同，士子们每日摩挲最多的就是这些物件儿，同样功用的器物，富贵者求个珍物宝玩、奇材异料、巧思妙工，贫贱者则求个风雅奇趣、拙朴清质、文心禅意。既然是偶像，特别是成为超级偶像之后，出自他们之手或他们喜爱的物件儿自然被世人竞相推崇。对于文玩的品类，明·文震亨在其《长物志》中列有书画、法帖、版书、丝绣、香炉、香盒、香筒、袖炉、手炉、笔格、笔床、笔屏、笔筒、笔舩、笔洗、笔觇、水中丞、水注、糊斗、蜡斗、镇纸、压尺、秘阁、贝光、裁刀、剪刀、书灯、闽中珠灯、镜、古铜腰束绦钩、香橼盘、如意、拂尘、钱、瓢、钵、花缾、钟磬、杖、坐墩、坐团、数珠、畨经、扇及扇坠、枕、簟、琴及琴台、砚、笔、墨、纸、剑、印章，等等。一口气念下来，有点说相声报菜名儿的架势，可见文玩品类之丰富。其中所列出的“数珠”就是本书要讲的“手串”的原型。手串儿也是文玩，其中蕴含大乐趣。最晚在宋朝时，它已是文人墨客手中摆弄的物件儿，如宋·王迈《赞彦广兄喜相》中，数珠在手鹿随身，一笑陶陶满面春。天地知他心事好，百年饶与作间人。

接下来说收藏。收藏的基本功是博古格物，有人结合中医的说法把品鉴文玩特别是古玩的方法总结为“望、闻、问、切”，简单四个字，可要想把这门学问吃透，是要下大功夫的，几年下来也就是个入门。这可不是什么天赋能解决的问题，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间还要通人事儿，按照现代学科的说法儿，考古学、历史学、工艺学、材料学，门门皆通，还要懂点文学、美学，等等。学问有了，也就算个学者，你还需要有那个造化随时接触到真迹珍品，光看还不行，还要能上手掂量掂量。在入这个圈子之前，还要先摸摸兜儿里趁多少身家，此外胆量也是很重要的必备素质，所谓“人有多大胆，藏有多大产”，这行当里吃亏上当是常事，要是折了一次就杯弓蛇影、草木皆兵，那也玩儿不通透。关于收藏，说这么些个泼人凉水的话，也是敬告大家“收藏风险大，投资需谨慎”，循序渐进，量力而为。如本文开始所言，手串儿是个入门的好品类，它的通俗性，使其拥有了广大的爱好者，当你把玩手串的时候可能不知不觉地就进入了收藏境界。通过对木质手串的研究，也许以后就有能耐去收藏家具；通过对手串配饰的研究，也许将来就有本事去收藏珠宝；通过对手串工艺的研究，也许将来就有机会成为工艺专家；通过对手串蕴含的文化加以研究，也许将来真能上知五千年。

如果我现在就引领您去收藏家具，也许您会说：“我家里没有地方，我现在没有那么多钱。”如果我陪您一起去买手串，您一定倍儿高兴。就让我们通过这本“小手串，大收藏”开始我们的收藏之路。于鸿雁2014年5月第一章手串的历史佛与众生夙有缘，众生与佛性无偏。奈何甘受娑婆苦，不肯回头着痛鞭。念根是一串轮珠，痛策归鞭作远图。念到念空和念脱，不知身住白芙蕖。——怀净土诗·元·中峰禅师

什么是手串？顾名思义，就是将珠子穿成串儿，佩戴在手腕上的珠链类饰物。而今大街小巷男女老幼都喜欢佩戴手串，蔚然成风。可现在的手串饰物的意味越来越重，就像一张名片，材料、形制、装饰依据喜好各有不同，传达着主人的性格、身份、情趣等信息。玩儿的人越来越多，市场越来越红火，但其历史上的本意却逐渐被淡化、被忽略、被讹传。玩儿归玩儿，但要玩出文化，玩出新意，玩出品位，就有必要对手串的历史进行一番正本清源。本书就从手串的历史开篇，为大家阐释手串的来龙去脉。第一节串珠的历史

手串在形制上应是串珠的一种，而串珠作为一种身体装饰物，在人类从古至今的各处文明中都出现过。有人说串珠起源于佛教，并以《佛说木槵子经》中记载的佛陀开示波流离王的一段话为依据，“佛告王言。若欲灭烦恼障报障者，当贯木槵子一百八，以常自随。若行若坐若卧，恒当至心无分散意。称佛陀达摩僧伽名（佛、法、僧），乃过一木槵子。如是渐次度木槵子。若十，若二十，若百，若千，乃至百千万。若能满二十万遍，身心不乱，无诸谄曲者，舍命得生第三焰天，衣食自然，常安乐行。若复能满一百万遍者，当得断除百八结业，始名背生死流，趣向泥洹，永断烦恼根，获无上果。”这只是一种狭义的理解，或者说只是强调菩提子串珠作为佛教念珠的特殊性，以此定义串珠起源的话，是将串珠赋予了完全的佛教方面的意义。佛教始祖释迦牟尼诞生于周昭王二十四年，即公元前1027年，距今三千多年，可早在几万年前的原始社会，人们已经开始在身上佩戴珠子，并将各式各样的珠子穿成串儿形成串珠。至于手串，相比串珠的历史，那只骨角一类材质的珠子从新石器时代至今均有应用，此条念珠具明显西藏风格，风格古朴大方，颇具民族特色。骨质念珠

是近几百年的新兴事物，器型早有，用度不同而已。

还是继续说串珠。根据近些年的考古资料，迄今最早的串珠饰物是距今约七万五千年前的南非一处洞穴内的贝珠，石器时代的人们将贝壳穿孔，穿在一起，挂在脖子上。中国境内发现的最早的珠子饰品是距今约一万五千年前的周口店山顶洞人用兽牙、兽骨、砾石等磨制而成的。至于远古时期的人们为什么佩戴串珠，总体而言属于一种原始宗教行为，男人们在脖子上戴着用兽骨和兽牙做的串珠以显示勇猛与彪悍，并希望可以继承野兽的力量；女人们则多戴着用树籽、贝壳做的串珠显示她们的优生与优育。就那个时代的物质丰裕程度、工艺水平而言，串珠算得上是纯正的奢侈品，而佩戴的数量象征着个人为氏族做出的功绩大小，进而表明自己在族群里的地位。

依照历史脉络，两河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古玛雅文明等世界各处遗迹中都有大量的串珠被发现，直至现在散布世界各地的土著文化，所用材质除了贝壳、兽骨、兽牙、砾石之外，更是包含金银、玉石、琥珀、玛瑙、琉璃、珊瑚、珍珠、砗磲、松石、青金、牙角、水晶、竹木、果实、种子，等等，几乎所有天然和人工的材料都能拿来制作串珠。造型方面，圆珠、鼓珠、管珠、盘珠、片状等都有出现。配置而言，材料稀缺、做工简易的串珠多用于平民，而材质精美、加工精致的串珠多为氏族上层社会人员佩戴。串珠可以说是迄今为止被发现的历史最长的人体装饰物。若谈论串珠或者说珠子在历史上的意义和价值，不外乎三类：礼仪、宗教和商业。这些在后文会依次详说。

继续聊串珠的历史。首先要知道，“珠”在古时有两层意思：一是就材质，即珍珠，如《庄子·让王》中记载的“事之以珠玉而不受”。对于珍珠还有更细致的划分，如将形状不规则的“珠”称为“玑”。二是就器形，即圆形颗粒，《周礼·天官·玉府》中记载有，“共王之服玉、佩玉、珠玉”，孙诒让正义：“此珠则当是小玉圆好如珠者，或亦琢玉为之，非蚌珠也。”所以我们在梳理历史典籍时，谈及“珠”的内容时要有所区别。串珠主要是就器形而言，器形与工艺紧密相关，如此真正意义的珠子应是起源于以磨制工艺为标志的新石器时代。从这一时期直至清末，对于珠子的加工工艺在根本上都没有绝对的变化。老琥珀橄榄形珠以琥珀为材质制作珠子，不仅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整个欧亚大陆的许多地方都有使用琥珀珠子的传统。此珠经自然氧化转色为血红色，珠体周身布满冰裂纹理，质地通透无杂，造型古朴至美。

中国大约是在一万多年前进入新石器时代的，若按照工艺装饰类型划分地理范围，主要有三大区域：中原地区，即黄河中下游、渭河流域为主；北部地区，包含东北地区、黄河上游、洮河流域和湟河流域；东南地区，包含长江中下游和汉水流域等。在对这些史前文化遗址的考古挖掘中，均有珠子出土。在祖先们采集打磨工具所需要的石料时，会发现一些在质地、色泽方面不太一样的美石，或在打捞上来的蛤蚌体内发现圆润、洁净的珍珠。他们很是惊叹，对其赋予神性，佩戴的同时，主要用于氏族的祭祀、殉葬活动。

进入上古时代阶级社会后，贵族和平民在用度上区分明显，甚至有严格的服饰制度，各个阶层不得随意僭越。串珠作为服饰的一种，同玉饰一道用以序等级尊卑。如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夏朝贵族墓葬中出土有绿松石串珠、贝壳串珠、陶制串珠等，并有玉石牌饰。绿松石珠在这一时期出土较多，作为古老的宝石之一，古时又称“碧甸子”、“青琅玕”、“荆州石”等。绿松石这一称谓起自清代，又称“天国宝石”，在宝石类串珠章节我们另作详述。除去作为颈饰外，串珠还出现在冠饰之上，特别是王的冕上，称之为旒，如先秦典籍《世本》中记有“黄帝作冕旒，垂旒，目不邪视也”。用以记载王上和贵族之间言论的典籍《尚书》中有“冕版广七寸，长尺二寸，前圆后方，前垂四寸，后垂三寸，用白玉珠，十二旒”。如文中所言，材质方面，皇冠上垂悬的白色串珠多用白玉所制，而白玉主产于西域，历史上西域未在疆域之内的朝代，白玉多不可得，遂用珍珠代替。商朝时，舆服制度更为严苛，如《帝诰》中记载有“未命为士者，不得朱轩、骈马、衣文秀”。就串珠而言，用料工艺更为奢侈，穿制的绳索甚至有用金线绞合而成的；单颗珠或玉的造型延续先古时期，如鹿、虎、蝉、蛙、鸟、羊等；工艺更为精致，如妇好墓出土的玉石管串饰，色泽白、黄、绿相间，抛光后光泽细润；同时臂饰、腕饰较夏朝时更多出现。商周时的红玛瑙古珠是现在收藏市场较为火热的品类之一。松石珠此类松石珠大多由游牧民族使用，其两端磨损严重，孔道通常较大，珠体外表包浆丰厚，油脂光泽明显。

周朝时，“珠玉”一词出现，串珠除单独成器外，也用于玉器的配饰，与玉器雕件一起形成组佩，有颈饰、腰饰、腕饰三大类型，成为贵族等级制下的个人标志。西汉时典籍《大戴礼记·保傅》中对周朝贵族佩戴珠玉的风雅仪态有详细描述，“居则习礼文，行则鸣佩玉，升车则闻和鸾之声，是以非僻之心无自入也。在衡为鸾，在轼为和，马动而鸾鸣，鸾鸣而和应。声曰和，和则敬，此御之节也。上车以和鸾为节，下车以佩玉为度；上有双衡，下有双璜、冲牙、玭珠以纳其间，琚瑀以杂之。行以采茨，趋以肆夏，步环中规，折还中矩，进则揖之，退则扬之，然后玉锵鸣也。”魏·卢辩注：“总曰玭珠，而赤者曰琚，白者曰瑀。或曰：瑀，美玉；琚，石，次玉。”玭珠也说是珍珠，即用珍珠串将各种玉石穿制在一起。此时，珠玉作为礼器之一，在仪礼方面的意义已经大于神性的意义，特别是对于玉器，更是百般讲究，如《周礼·春官》中所记载：“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形制上是传承石质工具，分类更是细致，如圆形玉器基本上是沿袭石器时代的石斧而来，有璧、瑗、环之分，孔小边大为璧，孔大边小为瑗，孔边相当为环。对于珠玉的佩戴、礼仪，周朝时已经相当完备。松石珠一组以松石制作珠子的历史非常久远，最早可上溯到新石器时代。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讲，钻孔是非常大的问题，而松石质地松软，钻孔容易，并且松石多在地表，材质易得，因此松石作为珠子很早就出现在人类的饰物当中。松石材质颜色各异，以随形制作居多，其中原因种种：首先，松石大料难寻，小块松石只能随意打孔制成珠子；其次，制作珠子所需技法以及工时受限制，大多数松石珠子通常为管形或者扁珠。

春秋战国初期，按照儒家的说法“礼坏乐崩”，各诸侯国僭越王制，对于佩饰不再严格遵循典制，各国根据本土出产及商业贸易交换得来的宝石大兴组佩之风。如齐国盛产白紫水晶和白色玛瑙，通过材质和色彩的差异进行搭配，风格独异。秦国用黄金制成串珠，单颗珠呈管状。黄金冶金工艺起自夏朝时西北地区的边民，直至春秋战国时期中原诸国依然很少使用黄金制作串珠和佩饰，但秦地与西北少数民族接壤，黄金在秦国出现较多。楚国人擅长才艺，天性浪漫，多出能工巧匠，加之本土矿藏丰富，青铜、铁器、黄金、白银、髹漆、织造等工艺在各诸侯国间属一流水准，甚至出现了早期的人工琉璃制品“蜻蜓眼”；楚地又兴巫风，器形上又显神秘色彩。中原地区也不再流行曾风靡商周的红色玛瑙，取而代之的是齐水晶和楚蜻蜓眼。

因红玛瑙珠最近行情火热，在此多说几句。这种红色玛瑙珠子概是起自殷商，直至战国末年销声匿迹，流行近1500年。因为制珠加工工具与工艺的不断改良，千余年间不同时期的珠子在细节上会呈现不同的形态。商初期，因钻孔工具粗笨，穿孔时导致的喇叭口较为明显，孔径很大，珠子个体必须选择大颗，珠子的表面研磨较粗。西周时，工具逐渐精良，工艺逐渐精湛，研磨用的金刚砂也经过了特别处理，珠子表面较为细腻，珠子在形态上也更为规则；钻孔时，采用在珠子两端对钻、于中间处贯穿的方法，所以两端孔径较为一致，但通道可能会不够平直；也有从一端钻孔，因为钻头呈锥形，导致钻头的入口孔径大于出口；孔口处有人工凿制的坑点，用以固定钻头的位置。战国时，打孔工艺更加精致利落，当时工匠利用工具可完成直孔的穿透。

此外，原本只能贵族佩戴的组佩流至民间，出现所谓杂佩，《诗经·郑风》中的“知子之来之，杂佩以赠之；知子之顺之，杂佩以问之；知子之好之，杂佩以报之”即是描写男女之间相互爱慕、互赠信物的场景。杂佩在中国历史上流传甚久，如晋·陆机在其《赠冯文罴》诗中有：松石雕团寿纹圆珠珠体上具有雕刻纹饰的珠子大多在清代时才出现，雕刻题材多为吉祥纹饰。松石质地松软，极易磨损，因此松石珠上雕刻的纹饰几乎难以辨别。愧无杂珮赠，良讯代兼金。

再如，唐·严维在其《奉试水精环》诗中有：未肯齐珉价，宁同杂佩声。

明末清初王夫之在其《诗经稗疏·郑风》中评述道：“下垂者为垂佩，中缀者为杂佩。杂之为言闲于其中也。则杂佩者专指琚瑀而言。”而这种腰挂杂佩的衣饰习俗一直延续到清末，随着西洋服饰逐步替代华服而消亡。

战国时战乱不断，组佩之风也处于低谷，各国重兵革，轻礼仪，秦人本是为周天子牧马的邦国，但从马背上沿承而来的务实干练作风同样用于治国。秦朝以厉兵夺天下，以苛法治天下，此前商鞅变法更是用军功授爵制度取代世袭贵族制度，组佩服饰制度在秦地更是淡化，用功用明确的印绶取代前朝风雅仪礼之器——组佩。汉朝初期因多年战乱，物资奇缺，人力困乏，因而舆服制度也没甚讲究；待江山稳固之后，珠玉佩饰典制便作为朝纲被严格执行，如《后汉书·舆服志下》所载：“古者君臣佩玉，尊卑有度；上有韨，贵贱有殊。佩，所以章德，服之衷也。韨，所以执事，礼之共也。故礼有其度，威仪之制，三代同之。五霸迭兴，战兵不息，佩非战器，韨非兵旗，於是解去韨佩，留其系璲，以为章表。故诗曰‘鞙鞙佩璲’，此之谓也。韨佩既废，秦乃以采组连结于璲，光明章表，转相结受，故谓之绶。汉承秦制，用而弗改，故加之以双印佩刀之饰。至孝明皇帝，乃为大佩，冲牙双瑀璜，皆以白玉。”汉朝在文化上沿袭了楚地之风，汉高祖出身草民，各任皇帝又多次派使节出使西域，印度和中亚等地的文化形态流入华夏中原，佩饰文化上广泛吸纳民间文化与外邦文化，大大丰富了形式和内容，出现厌胜佩、舞人佩、祥符佩，等等，各类串珠更是丰富多彩。汉孝明皇帝确立的舆服制度已不同于周朝时，在此后的各朝各代均被采纳，沿用了两千年。长寿金刚菩提手串各式琉璃珠古代中国对于玻璃的称谓多种多样，一个时期甚至一个朝代对于玻璃的称谓都不一样，历史上有琉璃、料器、罐玉、药玉等诸多称谓。此组琉璃珠烧造纹饰各异，应为清代制作。

魏晋南北朝直至清末，串珠作为仪礼器用在根本上并无太多的变化，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工艺不断发展、材料不断丰富、器形不断更新而已。制作珠子的材料在名称上有所不同，组织生产上更加多元，有官作、民作之分，如宋朝官营的手工作场为“文思院”，属少府监，下设四十二坊，分工细致。《宋史·职官志五》载：“文思院，掌造金银、犀玉工巧之物，金采、绘素装钿之饰，以供舆辇，册宝、法物凡器物之用。”南宋·吴自牧在其《梦粱录》中又载有，“文思院，在北桥东。京都旧制，监官分两界：曰上界，造金银珠玉；曰下界，造铜铁竹木杂料。”两宋商业发达，贸易繁盛，服饰之风大兴，如南宋·周辉《清波杂志》中写道：“见女妇装束，数岁即一变。”上至宫廷府院，下至市井里巷，妇女们人人追求时尚，珠玉首饰款式日新月异，这一风气导致珠子的需求量大增。《梦粱录》中同样记载了临安“自融和坊北，至市南坊，谓之珠子市，如遇买卖，动以万数”，甚至还有专门为珠子打孔的“散儿行”，琉璃珠子更是作为海上贸易商品出口到东南亚地区，并根据各地区喜好分别烧制。在此再多说一说珠子的制作者——“工”在历史上的发展脉络。

在《周礼·冬官·考工记》中有“国有六职，百工与居一焉……审曲面执，以饬五材，以辨民器，谓之百工……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烁金以为刃，凝土以为器，作车以行陆，作舟行水，此皆圣人之所作也。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其中，指明了工（匠）在一国中的价值和意义，以及在文明沿袭中的作用——“守”，百工通过自己的劳作将一门门手艺及智慧的结晶一代代流传下来。想要成就一件良器，天时、地气、材美、工巧可谓缺一不可。南红玛瑙算盘珠我国历史上对南红玛瑙的应用起源很早，其形制多种多样，多为边陲地带民族作为饰物使用。大多数老南红玛瑙珠体表面有“C”形纹理，是由于磕碰引起的。唐玛瑙珠此类玛瑙颜色独特，造型多种多样，早年间多见于游牧民族饰物中，但溯其渊源也应与佛教传入有关。云南三塔寺塔址曾发掘出诸多玛瑙珠，其中便有唐玛瑙珠以及缠丝玛瑙、药师珠等物。据推断此珠为西亚地区制作，后传入我国。清代红玛瑙圆珠一组圆珠制作是较晚出现的一种工艺，其制作方式称为“倒角切圆”，约在清代中晚期才成熟，因此正圆形的珠子多为清代时期制作。此组红玛瑙珠子色泽红润，珠体具油脂光泽，偶有磕碰痕迹。

华夏文明中的工艺文化流传几千年，至明清时期达到最高峰，其中有每位工匠自身的巧思良技，也得益于封建礼治下来自官方的管理督导。自上古三代夏、商、周始，工匠及其所习技艺就被分类，且主要为皇室官府服务，如《礼记·曲礼下》中载：“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兽工、草工，典制六材。”在材料如贵金属的配用方面，根据天子、王公、百官、庶民的等级也有严格规制。工被列入“四民”之一，被官府役使。手工业协同商业有官营和民营之分，民营主要以父子兄弟相承的模式而沿袭，官营则有各种作场。自西周始，为管理、培训百工，设置工官、工师制，并有“物勒其名以考其诚”的制度，如《淮南子·时则训》中载：“工师效功，陈祭器，案度程，坚致为上。工事苦慢，作为淫巧，必行其罪。”并根据礼法对器物的形态、体量、纹饰、材料、工艺等加以规制，通过严酷的刑罚以约束工匠的工作效率和态度。若工匠所制器物品质低劣，或违令私造，监管他的工师及工官——丞、曹长等要受到连带惩罚，如此必然能制出“良器”。秦汉基本延承周制，只是工种、工官分类更细，并推行抑民重官，设少府，专管皇室的器物督造和用度，下设尚方令、考工令、织室令等，以及各郡县工官，分别执掌金器、织品等督造之职。如此手工业监管体制使上层社会的奢侈品大为发展，其中也包括各类首饰和织绣印染。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仍，百工离散，如《晋书》中载：“百工医寺死亡绝后，家户空尽，差代无所，上命不绝。”“又以郊甸未实，都邑空虚，工匠械器事未充盈，乃徒傍郡户三丁以上以实成都，兴上方、御府，发州郡工巧以充之。”除迁徙、征役地方工匠至京都官方作场做工外，官府还严格限定工匠的出身和流向，通过法令让其不能读书，子习父业，以保证技艺代代传承，官府时时有工可用，《魏书·卷四》中载：“今制，自王公以下至于卿士，其子孙皆诣太学。其百工伎巧驺卒子息皆当习其父兄之业，不听私立学校，违者师身死，主人门诛。”汉孝文帝时，才允许工匠可“迁业归农”，允许按资历担任官办作场中“丞”以下的小吏，但仍不许“滥入清流”。琉璃胎战国蜻蜓眼珠蜻蜓眼珠是战国时期出现的一种特殊珠饰，用于组佩之上。蜻蜓眼珠烧造过程十分复杂，由于战国时期战火不断，造成其烧造工艺失传，至今仍不能完美复制。陶胎战国蜻蜓眼珠蜻蜓眼珠材质方面主要分为琉璃及陶制两种。由于陶胎质地更为松脆，不易保存，大多数陶胎蜻蜓眼珠珠形均不完整。瓜棱形南红玛瑙珠瓜棱形珠为游牧民族所喜爱，通常可见于游牧民族饰物之中，其形状可分为矮瓜形和高瓜形两种，多为宋、辽、元等时期制作。此珠为南红材质，色泽艳红，质地古朴，珠体表面磕碰痕迹明显。瓜棱形南红玛瑙珠此珠为南红材质，质地厚重，色泽红艳，具油脂光泽。高瓜棱形风格古朴，通常为游牧民族佩戴，珠体表面磕碰痕迹明显。

北齐制度大致承袭北魏。北周时，设置工匠轮番服役的番役制度，并雇佣工匠，官府对工的管制开始放松，市镇私营民作得以发展。至唐代中叶，民作数量和规模大增，且有行业工会的出现；官府作场在手工业整体上的比重则相对减少，设有少府监和将作监，少府仅掌管百工技巧诸务，将作监负责土木建筑营造。少府监还有对工匠的工艺培训职能，如《唐六典》中载：“凡教诸杂作，计其功之众寡与其难易而均平之，功多而难者限四年、三年成，其次二年，最少四十日，作为等差，而均其劳逸焉。”而清·《古今图书集成》中对唐朝少府监的工匠培训制度也有记载，“细镂之工教以四年，车路乐器之工三年，平漫刀矟之工二年，矢簇竹漆屈柳之工半焉，冠冕弁帻之工九月。教作者传家技，四季以令、丞试之，岁终以监试之，皆物勒工名。”工匠中技艺出色者，还能被拔擢为有品级的直官，最终改变自己“贱民”的身份，此举大力推动了手工艺的发展。宋代都市经济达到一个高峰，手工业的官作、民作都大力发展。官工设少府监、将作监、军器监，依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外诸司中还有文思院、文绣院、东西作坊、上下界绫锦院、后苑造作所等机构，其中文思院掌造金银犀玉工巧之物及彩绘装钿等器物，文绣院掌绣造皇帝与妃嫔服饰及烛笼照道花卉。官作采取“和雇”的方式招募工匠，对其进行培训，并施行“能倍工即偿之，优给其值”的政策，依技艺巧拙、资历深浅，给予工匠以不同的等第和工资，并可依资升擢，如此大大提升了工匠的创作热情。元代将工匠视为奴役使，手工业以官作为主，但制造效率较低，手工艺的整体发展受到影响。圆形老蜜蜡珠圆形的老蜜蜡珠较为少见，此种蜜蜡珠多为西亚地区人们佩戴，因此行内也称其为西亚蜜蜡。这种叫法只代表了使用地点，并无任何工艺或者产区的特指。目前世界范围内只有波罗的海出产传统意义上的蜜蜡。

明前期，对工匠实行“匠户”制度，各地的匠户登籍在册，分为住坐匠和轮班匠，住坐匠久居京城，轮班匠依时轮班进京城服役，由工部管辖，选择其中能工巧匠任统领，管辖百工，这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各地工匠的交流，各自提升技艺。明成化末年，因政府经济危机，被迫准许工匠以银代役，优秀的工匠得以服务于民间百姓，各商铺也大肆收募学徒；至嘉靖、万历年间，传统手工艺创制水平达到巅峰。此态势一直延至清朝，清朝十三帝中多风雅之人，从上至下推动着手工艺大肆发展。清代的官作是内务府造办处，乾隆皇帝时造办处有盔头、琉璃、漆器、织绣、珐琅等四十二个工场，至光绪皇帝时扩展为六十多个，分类更加细致。清朝时的工艺水平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材质的多样选择，工艺的多重复合，创制了大批优秀的文玩器类。满族原属游猎少数民族，服饰风格趋于实用化、世俗化，皇族又笃信藏传佛教，日常器用佩饰受民间和宗教影响颇大。单就串珠而言，从佛教的念珠演变出朝堂之上的朝珠。朝珠将母珠下记子留的样式改成了由阔丝带系缀、银丝珐琅裹着的大坠子，置于后背中心，称作“背云”；而弟子珠由三串组成，佩戴时移到了胸前，左二，右一；隔珠为三颗，左右与下方各一。因为现在的玩友有专门收藏朝珠的，在此稍加赘述。

如此大篇幅述说“工”的历史沿革，目的在于使读者对传统手工艺的人文背景有大致了解，从而对文玩的工艺文化有更丰富的认识。

至此，我们已经把串珠作为仪礼之器在历史上的发展脉络做了简单梳理，接下来聊一聊它在宗教中的应用。在此想多说几句的是，大家赏玩文玩或者古玩，若仅仅站在物和利的立场上，很难长久，纠结于一物一时的真假贵贱，会丧失很多乐趣，赏鉴的乐趣在于辨古考真，从一件器物上穿越古今，品味文化和历史才是真情趣。第二节佛珠的讲究

串珠在历史上除去仪礼装饰的作用外，另一个用途是与宗教紧密相连的。佛珠是我们日常接触最多的宗教串珠，也是我们现今所把玩的手串在形制、寓意方面参考最多的原型物。作为手串爱好者，可以不信佛，不敬佛，但对于自己手中把玩之物来源于何处、为何是如此形制、具有怎样的寓意还是要有一些概念的，否则胡乱瞎玩，会被其他玩友取笑。

既然是佛珠，就先说说佛教。佛教起源于印度，佛教宗主释迦牟尼佛，本姓乔答摩，名为悉达多，翻译成中文就是“一切义成”，为印度迦毗罗卫国（即现在的尼泊尔）国王净饭王的长子。因族名为释迦，被族人尊称为“释迦牟尼”，意为释迦族的圣人。悉达多太子在母亲摩耶夫人回娘家的路上，生于岚毗尼花园。据《金刚仙记》中记载，他降生时，现多种瑞相，七宝莲华承接佛足，足底呈现出千辅轮相，离地四指凌空行走，东西南北各行七步，接着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说道：“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同时，九条龙从天上吐下甘露，地上涌出冷热两池泉水，供佛沐浴。中国农历四月初八的浴佛节便是由此而来的。据说，当时正值中国的周昭王二十四年，周昭王姬瑕本人也看到了西方的五道祥光。据《周书异记》记载，“周昭王即位二十四年甲寅岁四月八日，江河泉池忽然泛涨，井水并皆溢出，宫殿人舍，山川大地，咸悉震动。其夜五色光气，入贯太微，遍于西方，尽作青红色。周昭王问太史苏由曰：‘是何祥也？’苏由对曰：‘有大圣人生在西方，故现此瑞……一千年外，声教被及彼土。’昭王即遣人镌石记之，埋在南郊天祠前。”据说悉达多太子一出生，就被当时的阿私陀仙人认定具有成佛之相。悉达多太子经过五年参访、六年苦修，具备成佛的条件，最终在尼连河畔的菩提树下成佛。

对于“释迦牟尼”，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在古印度教中，十方世界有很多的佛，释迦牟尼佛只是其中的一位，其称谓意在指明这位佛本身具足能仁寂默、自利利他的智德与悲德。“释迦”为“能仁”，即大慈大悲心，“牟尼”为因地修行时，以内心自在的智慧光明断除各种烦恼，以达到智慧圆满。释迦牟尼佛这一称谓自何时始，有两个传说。其一为，无量劫之前，一位古佛名释迦牟尼佛，有大神通，能观机施教，化度众生。一日，这位古释迦牟尼佛发现大光明陶窑里的一位陶匠，名广炽，善根已成，应该得度，于是带着阿难、迦叶两位弟子前去教化。广炽将陶窑清扫一新，以迎接佛及其两位弟子，在对佛顶礼膜拜时，心想：释迦牟尼佛这一名号福慧庄严，我将来成佛也要用此名号。经过多世轮回，广炽成为悉达多王子，终在菩提树下得道成佛，就称自己为释迦牟尼佛。另一传说，在无量劫中，善慧童子在路上遇到燃灯古佛，路上有一处污水，因佛是赤足行走，善慧童子怕佛污了双足，就用自己的秀发铺在污水上，让佛走过去。燃灯古佛就授记说：“善男子，汝于来世，当得作佛，号释迦牟尼。”

佛教绵延数千年，从发源地印度开始南传、北传，期间教派林总。佛法自东汉孝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传入中国，因推崇“诸恶莫做，众善奉行”的基本教义，而被大众广泛信仰和尊崇，历史上各朝各代，或仰佛，或抑佛，总体而言，上至皇帝，下至草民，都或多或少有些佛教情怀。佛法讲究事事时时皆修行，“要断除贪爱，应修习不净；要断除嗔恚，应修习慈心；要断除寻（杂念），应修习入出息念；要断绝我慢，应修习无常想。”通俗点说，佛家各种修行方法的根基、起点在于平心静气，其中，入出息念是入门之法。简单说，就是通过打坐、调整呼吸，做到安定意念、收摄心神，其间诵念佛号，称颂西方阿弥陀佛。诵念本身是修行，而诵念的次数就是修行者的功业，于是便要有计数的工具——念珠，世俗大众则统称其为佛珠。

念珠全称念佛珠，又名数珠、诵珠、咒珠等，日常生活中，佛家常利用身边随手可得之物或佛教早期用以供佛的礼器加以重新诠释，作为修行的方便器具。念珠大概起源于古印度时期贵族的仪礼之器——璎珞，它是以各种宝珠穿制而成挂于脖颈之上的饰品，作用类似于我们前面讲到的组佩，用以表仪礼、显身份。释迦牟尼佛本身贵族出身，成佛后，璎珞成为佛教徒们供奉他的礼器之一，并用以描述佛及其佛法，如代表善相受用身神或菩萨的“八大宝饰”中就有短串珠或箍式项圈，以及长垂至心部的中长串珠、长垂至脐部的长串珠。印度本土出产各种宝石，这些贵金属和宝石即成为制作璎珞的主要材料，如《妙法莲华经》中记载有：“金、银、琉璃、砗磲、玛瑙、真珠（珍珠）、玫瑰七宝合成众华璎珞。”

随着佛教传入，璎珞此种首饰也进入中国，先是被少数民族接纳，北朝后，汉族宫廷中的舞伎和女侍也相继佩戴，另有华鬘、葳蕤等别名。女侍因为日常伴侍，佩戴的璎珞体量上相对简单，而舞伎佩戴的璎珞就比较复杂。后世各朝各代一直沿用，成为贵族妇女装扮自身的主要首饰之一。宋·张元干有词《瑞鹤仙》，星月菩提念珠藏地常见以菩提子作为念珠的情况，通常以星月、金刚、凤眼以及菩提根这几类居多。星月菩提质地油润，珠体通常可见明显的使用痕迹，孔道较大，孔口通常呈现弧度。此条念珠搭配各式珠饰，色彩极具跳跃感，十分精美。凤眼菩提手串凤眼菩提木质感较强，经常年使用后通体红润，色泽较为艳丽。菩提质地相对较软，磨损痕迹清晰明显。老凤眼菩提珠体两侧通常平滑，表面纹理磨损至光洁，具有强烈油脂感。

倚格天峻阁。

舞庭槐阴转，盆榴红烁。

香风泛帘幕。

拥霞裾琼佩，真珠璎珞。

华阳庆渥。

诞兰房、流芳秀萼。

作为念珠的串珠何时被引入我国，可通过相关经书的引入做间接考证。《佛说木槵子经》于公元3世纪后的东晋时期被引入，是汉传佛教典籍中关于念珠的最早记述，说明在这一时期中土人士对念珠已经有了接触。唐代佛教大兴，梵文佛经被广泛传译，其中关于念珠的记述日渐丰富，如天竺僧人阿地瞿多所译的《陀罗尼集经》、宝思惟译的《校量数珠功德经》、不空三藏译的《金刚顶瑜伽念珠经》、义净三藏译的《曼殊室利咒藏中校量数珠功德经》等。佛珠在朝野内外、僧俗之间更是普遍流传开来，如《旧唐书·李辅国传》中载：“辅国不茹荤血，常为僧行，视事之隙，手持念珠，人皆信以为善。”《续高僧传·道绰传》中载：“人各掐珠，口同佛号，每时散席，响弥林谷。”

佛教教派众多，对佛法的阐释、修行的方法各有不同，而根据用途不同、修行不同，念珠的数目、材质各有讲究。材质上，据《苏悉地羯经》中载：“佛部用菩提子珠，观音部用莲花子珠，金刚部用噜椰叉子珠。”类似记述《守护经》及《瑜伽念珠经》中亦有，“佛部用菩提子珠，金刚部用金刚子珠，宝部用金等诸宝珠，莲花部用莲花子珠，羯磨部用种种和合珠。”近代金安一居士所著《密宗辑要》中有，“修增法用琥珀珠，修息法用水晶珠，修坏法及长寿法用珊瑚珠，修诛法用人头骨珠，修观音法用菩提子珠，修一切法均可用凤眼菩提子珠。”据唐·三藏法师释译的《曼殊室利呪校量数珠功德经》中记载：“若善男子善女人，有能诵念诸陀罗尼及佛名者，为欲自利及护他人，速成诸法而得验者，其数珠法应当如是作意受持。然其珠体种种不同。若以铁为数珠者，诵掏一遍得福五倍。若用赤铜为数珠者，诵掏一遍得福十倍。若用真珠、珊瑚等宝为数珠者，诵掏一遍得福百倍。若用槵子为数珠者，诵掏一遍得福千倍。若用莲子为数珠者，诵掏一遍得福万倍。若用因陀啰佉叉为数珠者，诵掏一遍得福百万倍。若用乌嚧陀啰佉叉为数珠者，诵掏一遍得福百亿倍。若用水精为数珠者，诵掏一遍得福千亿倍。若用菩提子为数珠者，或时掏念或但手持，诵数一遍其福无量，不可算计，难可校量。若欲愿生诸佛净土者，应当依法受持此珠……若复有人手持此菩提珠，不能依法念诵佛名及陀罗尼，但能手持随身，行住坐卧所出言说若善若恶，斯由此人以持菩提子故，所得功德如念诸佛诵呪无异，获福无量。其数珠者要当须满一百八颗，如其难得或五十四或二十七或但十四，此乃数珠功德差别。”《佛说校量数珠功德经》中亦有“若用菩提子为数珠者，或时掐念，或但手持，诵数一遍，其福无量。”《诸佛境界摄真实经》《守护经》和《金刚顶瑜伽念珠经》中，都认为菩提子珠的功德最为殊胜。金刚菩提子串珠

念珠就盘持来分，通常有三种类型：

持珠。用手掐捻或持念的佛珠，多用来计念诵佛号或法咒的数目。

佩珠。戴在手腕或臂上的佛珠，俗称手串，以十八颗子珠最为普遍，多以名贵材质或颜色亮丽者制成。

挂珠。通常是指一百零八粒可以挂在颈项上的念珠，多采用水晶、玛瑙、翡翠、珊瑚、蜜蜡、绿松石等珍贵材料制成，珠粒直径1厘米左右，应色泽匀净、温润细腻、光洁晶莹。使用挂珠很有讲究，通常出家人中，只有住持、长老、法会主持者及当家师才能挂珠子；或者出家受戒十年以上的师父才可挂珠子。出家人把佛珠挂在衣服外面，俗家弟子出于尊重，应把佛珠挂在衣服里面。挂珠的须子，主持大和尚须子挂在背后，称为拖珠；当家师须子挂在右边；知客须子挂在左边。念珠挂在颈上为一圈；如果手上拿着一定要是两圈；如放在台案上，一定要围成三圈，如此才合规矩。

应该说，念珠并非佛家首创，流行于古印度公元前七世纪的婆罗门教在佛教之前就开始使用念珠，同样用以诵经时摄心、记数。历史上，据说佛教比丘大约在2世纪中叶开始使用念珠，当时珠子为三十粒，黑白相间，用以记时日。之后，传统形制的佛教念珠为一百零八颗尺寸一致的珠粒制成，用三股或九股捻线穿制，“三”象征着“三宝”——佛、法、僧，“九”则象征着金刚持和八大菩萨。捻线归结在末端的尾珠被称为“大师珠”，其他珠子尺寸应大小一致，象征着修行者心境平和、万物万念平等。而一百零八是佛教中神圣的数字，代表了佛法解释的一百零八种世间法，也与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的一百零八个化身相符，还有一种说法是人世百八烦恼障。此外，作为十二和九的乘积，象征着十二宫中的九曜；作为二十七和四的乘积，代表月亮每月经过黄道的二十七个位置，即二十七个星座各自在月亮上的四个住所；还象征着人每“日”十二个小时呼吸一万零八百次，等等。形制上，会在第二十七、五十四、八十一颗珠粒的位置放置一颗材质、颜色不同的珠子，与“大师珠”将整串念珠分为四份。在“大师珠”左右各十七颗珠子后加一个带穗的计数绳，绳上各串有十个金属小环，其材质可为金、银或青铜，用法类似于算盘，一个用以计诵念的个位数，末端坠有金刚杵，代表“方法”；一个计诵念的十位数，末端坠着金刚铃，代表“智慧”。“十”这个数目在佛法中多有出现，代表着佛教的“十波罗蜜”，即施、戒、忍、精进、禅定、般若、方便、愿、力、智。“大师珠”其上若再加一颗锥形珠，两珠分别象征着佛法认知空性的智慧和空性本身；若加一颗圆珠、一颗锥形珠，三颗珠子叠垒后形似菩提塔，则象征“三宝”和佛咒“Om　A　hum”。对于佛教的念珠，《金刚顶瑜伽念珠经》中的经文做了概述，珠表菩萨之胜果，于中间绝为断漏；绳线贯串表观音，母珠以表无量寿；慎莫蓦过越法罪，皆由念珠积功德；砗渠念珠一倍福，木槵念珠两倍福；以铁为珠三倍福，熟铜作珠四倍福；水精真珠及诸宝，此等念珠百倍福；千倍功德帝释子，金刚子珠俱胝福；莲子念珠千俱胝，菩提子珠无数福；佛部念诵菩提子，金刚部法金刚子；宝部念诵以诸宝，莲花部珠用莲子；羯磨部中为念珠，众珠间杂应贯串；念珠分别有四种，上品最胜及中下；一千八十以为上，一百八珠为最胜；五十四珠以为中，二十七珠为下类；二手持珠当心上，静虑离念心专注；本尊瑜伽心一境，皆得成就理事法；设安顶髻或挂身，或安颈上及安臂；所说言论成念诵，以此念诵净三业；由安顶髻净无间，由带颈上净四重；手持臂上除众罪，能令行人速清净；若修真言陀罗尼，念诸如来菩萨名；当获无量胜功德，所求胜愿皆成就。

佛家念珠是修习佛法的法器之一，对于广大世俗玩友，在盘持时应多少心存佛念，所谓，静虑离妄念，持珠当心上。

其不同的数目、形制和材料都具有不同的所谓修道的助缘。佛经有述：“相由心生，境由心转，心系诸佛，珠可助道。”相信玩友们通过持珠，可以调和心性，远离妄念，消磨戾气；同时，既然喜好念珠，应不要过分追求外相才好，以修养心性为上，忌犯“贪、嗔、痴”三戒，《金刚经》有言：“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观珠如观己，随心随缘就好，如宋·张伯端《采珠歌》所说，贫儿衣中珠，本自圆明好。不会自寻求，却数他人宝。数他宝，终无益，只是教君空费力。争如认取自家珍，价值黄金千万亿。此宝珠，光最大，遍照三千大千界。从来不解少分毫，刚被浮云为障碍。自从认得此摩尼，泡体空花谁更爱。佛珠还与我珠同，我性即归佛性海。珠非珠，海非海，坦然心量包法界。任你尘嚣满眼前，定慧圆明常自在。不是空，不是色，内外皎然无壅塞。六通神慧妙无穷，自利利他宁解极。见即了，万事毕，绝学无为度终日。怕兮如未兆婴儿，动止随缘无固必。不断妄，不修真，真妄之心总属尘。从来万法皆无相，无相之中有法身。法身即是天真佛，亦非人兮亦非物。浩然充塞天地间，只是希夷并恍惚。垢不染，光自明，无法不从心里生。心若不生法自灭，即知罪福本无形。无佛修，无法说，丈夫智见自然别。出言便作狮子鸣，不似野牛论生灭。

最后要提出的是，念珠作为宗教计数器并不是佛教所独有，在天主教和伊斯兰教中，信徒们都会手持念珠。如天主教的玫瑰念珠是用来计数诵念《玫瑰经》的次数。《玫瑰经》是天主教徒用于称颂圣母玛利亚的祷文，正名是《圣母圣颂》，它的拉丁语为“Rosarium”，意为“玫瑰花冠”或“一束玫瑰”，梵文为“japa-mala”，意思是“祈祷串链”或“玫瑰项链”，也做“玫瑰念珠”。《玫瑰经》根据耶稣及圣母奥迹分为“欢喜五端”、“痛苦五端”与“荣福五端”，共计150篇，教会修士每天诵念，并用念珠计数。最初，修士们是在一个麻布袋中放入150颗石子，用以记录诵念的篇数，因携带不便，改为在绳索上打150个结，再后来演变为150个珠子，最后发展为50颗珠子，10颗小珠一组，中间用大珠隔开，并坠以圣像。材质上，用橄榄子做珠子，之后也有用各色宝石，逐渐也发展成一种装饰品。第三节尘世的手串

串珠在历史上存在时间长、流传地域广，但各个时期的各个文明对不同类型的串珠又有着各自的偏爱，除了材质方面的偏好之外，对色彩、形制、装饰等又各有讲究。产生偏爱的原因，按照现代人文科学的说法，自人类起源起，不同文明形态选择配制的饰物从材料、工艺、造型、纹饰、佩戴方式等方面反映着一个民族对世界、对自身的认识方法和信仰体系，并不断演变为各历史时期社会文化的形式与内容，其中包含的文化基因一代代流传，对后世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就文玩而言，无论是所谓宫廷的、宗教的，还是民间的，无论是饰物，还是建筑、绘画、家具、瓷器、织绣、陶器及金银器、竹木器、牙角器、玉石器，等等，都渗透着老祖宗几千几万年前就确立好的文化基因。在世俗生活中，对于普通百姓而言，每一件饰物都寄托了避祸祈福的强烈愿望，即人们对自身吉祥平安及子孙绵延富贵的自利意念，笃信“吉凶有兆，祸福有征”，同时相信通过自己反复的祈求可以破灾纳福。因而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形态、数量、发音复合的手法将多种多样的吉祥寓意不厌其烦地贯穿在各色饰物及图案中，而这些饰物归根结底还是作为掺着自然崇拜、祖先崇拜等原始信仰的艺术形式被应用于社会生活之中。现代人们佩戴手串，其原始心理也在于此。

玩友们作为大千世界中芸芸众生，既然选择手串常伴身边，除去装饰的想法外，我相信多少都有些“佛缘慧根”。生活着实不易，如唐·元稹在其《度门寺》诗中所说，心源虽了了，尘世苦憧憧。

笔者在此不是想宣扬佛法，仅是认为无论是简单的“玩串儿”也好，或是当作具有佛法意味的持珠（念珠、数珠）、佩珠（手串）、挂珠也罢，作为文玩的一种，盘玩手串多少可修身养性，静养身心，之后凡事容让三分，必然积福纳德。诸玩友盘玩菩提子串珠，首先就该对串珠有所认识，在此基础之上，才可“玩”出味道。

既然手串与佛学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为了说明白、道清楚手串的形制，我们有必要先说说佛教自身的发展脉络。佛教自公元前6世纪起源于古印度，发展至今，已成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信众遍布各地。历史上、地域间因为对佛法的理解不同，产生了不同的阐释，佛教的教理、教义、教规做出了主动或被动的调整和分化，信奉不同思想的佛教徒也自然地逐渐形成了各种不同的派别。释迦牟尼佛灭度后一百年间，印度的佛教在思想和组织上基本未有变化，此阶段被称为原始佛教时期。一百年后，对于是否严格遵守佛法戒律，僧众们产生分歧，主张严格遵守的成为上座部，主张变通遵守的成为大众部，此后两部又分裂得更细小，此阶段被称为部派佛教时期。此阶段的宗派又被合称为小乘佛教或声闻乘，因为此时的佛法修行偏重自修度己，忽略济度众生。公元1世纪，从大众部逐渐发展出大乘佛教，佛法讲求普度众生。佛教开始向外域传播，自印度向南到斯里兰卡、东南亚以及中国云南等地，教法以上座部佛法为主，被称为南传佛教，其经典多为巴利语所写；向北经丝绸之路到中国、朝鲜半岛以及日本，被称为北传佛教，后分为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教法以大乘佛法为主，经典多以梵文和中文书写。藏传佛教在松赞干布时期由毗俱底公主自尼泊尔和唐朝文成公主传入，吸收当地原始宗教——苯教，又吸收印度婆罗门教曼陀罗思想的部分内容，发展出密乘，也称为金刚乘，逐渐形成密宗。与密宗对应的其他大乘宗派被称为显宗，之后政教合一，显密并重。汉传佛教的宗派以显宗为多，主要有八个宗派——唯识宗（法相宗）、三论宗、天台宗、华严宗、禅宗、净土宗、律宗、密宗，另外还有两个小乘宗派——成实宗和俱舍宗。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的很多君主信奉佛法，佛教发展繁荣昌盛，最著名的唐·杜牧的诗词“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可以佐证。

首先应明了，佛不是神，而是一位智慧、德行圆满的觉悟者，教导他人如何断除世间烦恼的导师；佛法不是一种神鬼迷信，是佛教导诸人断除孽障、灭尽诸苦的方法。所谓的灭罪除邪、禳灾延寿、驱鬼降妖都是后世神怪文学杜撰的玩意儿，僧人更不是念咒作法、占卜算命、沟通神鬼的中介，而是实践传承佛法的弟子。小乘佛法讲求自利，大乘佛法讲求自利之后而利他，即必须履行研习三藏、守持戒律、勤修止观的教义，其后完成传续正法、劝导世人、教化社群的职责。小乘佛法可谓是大乘佛法的根基。总之，佛法应是一种哲学，作为一种宗教，严求身体力行，净除灵魂的尘垢，参悟生命的本质，并总结出世间宇宙万物轮回的真理——圣谛，分为四种——苦、集、灭、道，苦圣谛道出人世如何苦难，集圣谛道出苦难的根源为何，灭圣谛阐释着从苦难中解脱后的光明，道圣谛则讲述解脱的方法。佛陀本人是自己觉悟后参透了四种圣谛。

现代社会让人明确并追求生活目标，而佛法认为人世一切苦难皆源于有了一个目标，从而产生三种根本性的烦恼，也叫三障、三火、三不善根、三不善因、三种造业之缘由，即贪、嗔、痴，对目标的贪婪、对目标的执着、对目标的盲目。烦恼在内心产生后，会通过人体三门加以呈现，即身门、舌门、意门，对应着行动、语言和意念；行动、语言和意念的结果，称为业，即身业、语业和义业；业遇到机缘成熟时，会产生各种果报；最终，烦恼、业、果报形成循环，成就人生。

佛法的根本目的在于普度众生脱离苦海即各种烦恼，从而达到大智大觉之境地，方法是修行，又叫禅修，具体为修戒、修定、修慧——修品行、修心态、修智慧，“三修”可以具体分为“八支圣道”，即正见、正思惟、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和正定。修戒最基本的是去除“五戒”——杀生、不与取（偷盗）、欲邪行（邪淫）、虚妄语、饮酒；修定的至高境界是禅定，心境处于虚无殊胜的状态良久，摒弃一切喜怒哀乐；修慧是修取彻知人生真相、洞察世间本质的智慧。修定又叫修止，修慧又叫修观，合称“止观”。

依照佛法，通过禅修而彻悟“四圣谛”取得智慧、断除一切烦恼的人就是佛家的圣者，即觉悟的众生，其中再求无上菩提之大乘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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