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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9-29 19:3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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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方福前 著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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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供给革命

中国式供给革命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中国式供给革命作者:方福前[著]排版:辛萌哒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时间:2018-03-31ISBN:9787300256139本书由北京人大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绪 论一、书名释义

肇始于2015年11月的中国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质上是一场“中国式供给革命”。

1979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是中国经济的一场革命——是对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革命,是对闭关锁国政策或封闭式发展模式的革命。始于2015年11月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中国经济的又一次革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身是要对经济结构进行大调整,对发展方式和宏观调控方式进行大变革,要实现这种大调整和大变革并保持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动态优化,必须着实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对造成中国经济结构刚性、周期性失衡和发展方式粗放的传统的体制机制进行革命。如果说前一次革命是为了做大做富中国经济,缩短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使中国尽快脱贫,那么本次革命则是要做强做优中国经济,强健中国经济的体魄和筋骨,提高中国经济的发展潜力和国际竞争力,使中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如果说1979年改革开放的主要目标是通过改革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解放生产力,促进总供给增加,消除短缺经济,不断提高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那么本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目标则是通过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进行深化改革,创新制度,优化和升级经济结构,开发供给增长新动力,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人民生活质量和福利水平,增强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增强环境、社会与经济协调、均衡发展能力。始于1979年的改革开放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命运,每一个人的境况都得到了帕累托改进,因此改革受到了普遍欢迎,也得到了积极响应;本轮改革则深入制度的纵深,必然要对现有的体制伤筋动骨,必然要动既得利益者的“奶酪”,因此,阻力和难度较大。从这个意义上说,本轮改革更具有革命的性质。

如同20世纪80年代初我们给农业和农村大改革取名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样,今天我们给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取名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只是新一轮大改革的名称而已。如果说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农业和农村大改革的核心,那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现阶段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过程就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和完善的过程。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不是中国的首创, 20世纪80年代美国里根政府时期就进行过大规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但是中国目前进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套用和复制美国的供给改革。中国经济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中国经济实践提出的重大课题,是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新常态的一种客观要求。中国目前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美国里根政府时期的供给改革有质的差别,它是一场“中国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或中国式供给革命。

美国里根政府时期的供给改革的背景是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美国经济陷入滞胀:经济增长停滞、失业率攀升伴随着越来越高的通货膨胀率。滞胀形成的原因是20世纪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导致美国生产成本和生活成本大幅攀升,美国陷入越南战争泥沼导致巨额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经济结构失衡,生产率增速不断下降。1979年9月17日美国《商业周刊》上的一篇文章在描述里根政府供给改革和供给学派产生的背景时写道:“由于这10年经济增长无力,通货膨胀加剧——在此期间,美国经济一直苦于商品短缺、生产率增长迟缓、资本投资呆滞和制造业生产能力不足——很清楚现在的主要问题已经不是如何刺激需求而是如何刺激供给。”这种经济背景导致供给学派大为流行,以及里根政府经济政策大转向:放弃自罗斯福新政以来美国政府一直奉行的凯恩斯主义刺激总需求的政策,转向供给学派倡导的供给改革和供给管理。

中国经济在2010年第一季度以后增长速度下滑、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速走低,但是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商品短缺和制造业生产能力不足,而是生产相对过剩和低档次产品的绝对过剩。更重要的是,中国自2010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率下行以来一直出现通货紧缩而没有出现通货膨胀,这说明现阶段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是增长动力不足和市场需求趋冷,这种经济形势与里根政府时期的经济形势大不相同。

里根政府实施供给改革的目的主要是试图使美国经济摆脱滞胀困境,恢复美国的TFP增长和经济增长,增加供给。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目的是把过去的“低效、高速、不稳定”的经济增长方式转换成“高效、中高速、稳定”的经济增长方式,在新常态下增加有效供给。

里根政府供给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减税,削减过多的和过时的规章条例,实行再工业化、再市场化。中国目前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三去一降一补”,具体来说涉及经济结构调整、优化、升级,深度工业化,进一步市场化,经济发展动能转换,经济体制全面深化改革。

美国里根政府的供给改革是以当时流行的供给学派经济学和货币主义为其理论基础的,在改革措施上主要采用的是供给学派的供给管理和结构调整政策以及货币主义的稳定货币供给政策。中国政府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是基于中国现阶段的主要经济问题的症结,基于中国经济深化改革和进一步发展的需要,而不是基于某一种现成的经济学理论,更与萨伊定律、供给学派和里根经济学无关。实际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出台的重大改革举措和重要政策调整都是从中国国情和当时的实际需要出发的,而不是从某种现成的理论出发的。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好,中国在破除计划经济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好,都是史无前例的创举,本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是“中国式的”或具有中国特色的。二、一个基本分析框架

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主要是生产过剩和产能过剩,生产过剩和产能过剩可以用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总需求-总供给模型来进行分析。

一个国家或一个经济体的宏观经济状况可以用总产出(GDP 或GNI)及其增长、物价及其涨幅(通货膨胀)、就业率或失业率、对外贸易顺差或逆差等指标来衡量,而这些指标值是经济中各种力量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些力量可以划分为两大类:影响总供给的变量和影响总需求的变量。于是我们有了分析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的基本框架——总需求-总供给模型。

总需求(记为AD)是一定时期内一个经济中各经济主体(经济部门)愿意对商品和服务支出的总量,它是价格总水平(例如CPI)的函数,也取决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消费者和生产者的预期和信心,以及其他因素。

从结构上看,总需求由四个部分构成:居民消费、企业投资、政府支出和净出口(出口减去进口以后的差额)。在中国的统计口径下,总需求由三个部分构成:消费(包括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投资(包括企业投资和政府投资)和净出口。这三部分被中国媒体称为拉动总需求的“三驾马车”。

总供给(记为AS)可以区分为实际的总供给和潜在的总供给。实际的总供给是一定时期内一个经济中的生产单位愿意生产并提供到市场上的各种商品和服务的总量,它也是价格总水平的函数。实际的总供给水平或规模取决于潜在的总供给和生产成本。所谓潜在的总供给是指一个经济最大的生产能力(产能)或潜在的总产出水平,它取决于一定时期的技术水平、管理水平、资源(主要是劳动力和资本)的数量和质量,以及经济体制的效率。经济体制的性质和状况影响消费者、生产者的积极性和政府的效率,影响资源配置状况,从而影响生产率和资源配置效率。

总需求和总供给达到均衡时就决定了一个经济的宏观经济状况:总产出、物价、就业或失业的实际水平(见图01)。图01 总需求—总供给模型

在图01中,纵轴表示价格总水平P,横轴表示实际的总产出y(例如按某种价格指数调整的GDP或GNI);当总需求和总供给达到均衡时,AD曲线和AS曲线的交点所决定的价格和总产出分别是均衡价格P和均衡e产出y,也就是一个经济在一定时期实际呈现的价格总水平和实际实e现的总产出。在图01中虽然看不出就业或失业状况,但是,在短期,由于资本存量K一定,总产出主要是就业量(N)的函数,即,所以一定的总产出水平对应的是一定的就业量,也就是说,横轴y隐含了就业量N

当一个经济中的实际价格总水平高于均衡价格时,全体生产者愿意生产和提供到市场上的各种商品和服务的数量将大于全体需求者所愿意购买的数量,即AS>AD,这时候将出现生产过剩。在图02中,当P>P时,总供给的数量y由AS曲线上的B点决定,总需求的数量y由总1eba需求曲线上的A点决定,这时y > y , y - y 就是生产过剩的数量,也就baba是在现行的价格水平(P)下无法销售的商品和服务的数量。这种生产1过剩表现为企业库存意外增加,企业库存超过正常库存水平,即生产单位出现超额库存。反之,如果实际价格低于均衡价格,那么经济中将出现生产不足或供给短缺,也就是供不应求,这时企业库存低于正常库存水平。图02 当总供给大于总需求时就是生产过剩

由于在长期,一个经济的总产出由实际因素(资源的数量和质量、技术、制度等)决定,总产出独立于价格总水平的变化,因此,在长期,潜在总供给曲线是一条垂直于横轴的直线(见图03中的LS)。当一个经济的均衡点位于潜在总供给曲线的左侧时(见图03中的E点),表明经济中的生产能力利用不足。这时实际生产出来的商品和服务的总量小于经济实际上能生产出来的商品和服务的总量,一部分资源(主要是劳动力和资本)被闲置,没有被用于实际生产。图03表明,在现有的条件下,经济的最大生产能力是y ,而实际生产出来的总产出是y , y - y 就是由fefe于资源闲置而没有被生产出来的商品和服务的数量,也就是被闲置的那一部分生产能力或产能。潜在的总产出y 又被称为充分就业的总产f出或产出的自然率水平,所以y-y也可以度量非自愿失业的数量。如fe果潜在总供给曲线位于图03中E点的左侧,也就是宏观经济的均衡点E点位于LS曲线的右侧,那么表明经济中的生产能力利用过度,经济出现过热,通货膨胀将会登场。图03 潜在产出与实际产出

y-y又被称为产出缺口(output gap)。从理论上看,产出缺口可以fe是正数,也可以是负数,y-y>0表明经济的生产能力(或资源)利用不fe足;y-y<0意味着生产能力利用过度。一般地,当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fe阶段时,经济运行的常态是y-ye>0。f

严格说来,生产过剩(overproduction or excess production)和产能过剩(excess production capacity or excess capacity)并不是完全等价的两个概念。生产过剩主要是指在一定的价格水平下生产出来的总产出(实际的总供给)大于实际的总需求(有效需求),一部分已经生产出来的商品和服务由于市场消化不了而滞销;而产能过剩是指生产能力过剩,一部分生产能力由于产品库存过多或其他原因而得不到有效利用。

虽然生产过剩和产能过剩不能画等号,但是二者之间又存在较多的联系:(1)生产过剩往往是产能过剩的前奏或序曲。内部原因或外部冲击导致经济中的有效需求大幅减少,与原来的总需求水平相适应的产出有一部分就过剩了;随着企业库存(存货)的意外增加,产品滞销,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必将减少产量,减少就业量,一部分产能将被闲置,生产过剩就转化成产能过剩。(2)二者都是总供给和总需求在数量上不均衡、在结构上不匹配的结果或经济表现形式。生产过剩可能是有效需求不足所致,也可能是此前生产者的预期过于乐观导致投资过度和(或)生产过度所致。因此,生产过剩通常是一种相对过剩——相对于当时的有效需求水平来说,一部分商品生产过多了,过剩了。产能过剩则可能是有效需求减少或有效需求增长落后于生产能力增长所致,因为最大的产能通常是在经济繁荣(经济周期波峰)时期形成的,当经济由波峰转向下行、有效需求增速降低时,一部分产能就过剩了。

为了叙述方便,本书有时候把生产过剩和产能过剩统称为供给过剩(supply surplus)。

本书把产能过剩区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生产能力大于市场需求能力。这种情况是指一种产品潜在的生产规模大于市场能够消化吸收这种产品的规模,即潜在的生产规模大于其有效需求的规模。例如,假定国内外市场每年对一个国家的钢材需求量是2亿吨,而这个国家每年可以生产出3亿吨;如果这3亿吨钢材全部生产出来,那么就会有1亿吨卖不掉,这里的1亿吨产能就是过剩产能。这种产能过剩可以被叫做“总量上或规模上的产能过剩”。

第二种情况,一些产品的供求原来是平衡的,现在需求结构和需求数量的变化导致其中的一些产品供大于求,这些产品的生产能力有一部分被闲置。例如,假定一个经济原来每年需要使用10亿吨煤炭、12亿立方天然气和3亿度电,经济的生产能力可以满足这样的能源需求,但是现在经济社会的能源需求结构发生了变化,每年需要8亿吨煤炭、11亿立方天然气和4. 2亿度电,这导致煤炭和天然气的一部分生产能力过剩,而电的生产能力出现短缺。这种产能过剩可以被叫做“结构性产能过剩”。

第三种情况,经济中实际生产出来的商品和服务的数量小于按最大的生产能力(充分就业条件下)所能够生产出来的商品和服务的数量,即实际产出小于潜在产出(或低于产出的自然率水平),一部分产能没有得到利用,一部分资源被闲置。这种情况可以被叫做“利用不足型产能过剩”。

生产能力利用不足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就是产能过剩。在图0 3中,之所以y

产能过剩可以划分为绝对过剩和相对过剩:一部分生产能力从技术标准和经济效率原则来看应该被市场淘汰而没有被淘汰,这部分产能就是绝对过剩产能。这种绝对过剩产能为什么没有被淘汰往往需要从市场机制失灵和政府干预不当等角度进行考察,即可以从体制上找到原因,例如,政府出于某种原因保护多年亏损的企业使其免于破产,导致这些企业变成“僵尸企业”(zombie firms)。在市场机制有效的情况下,绝对过剩产能很难长期存在。相对产能过剩是指由于某种原因(例如国际金融危机)有效需求暂时萎缩或有效需求增速减慢,从而使一部分产能不能被有效利用,这部分产能从技术标准和经济效率原则来说是有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的,当市场复苏,需求转旺时,这部分产能会被充分利用起来。因此,相对过剩产能也可以被叫做“暂时闲置产能”。可见,我们要淘汰或清除的是绝对过剩产能,而不是要消灭所有的过剩产能。

产能过剩有时候也可以被叫做资本过剩。所谓资本过剩,是指按照某种标准来衡量,经济中积累的资本存量过多了。这里的资本过剩是指实物资本或资本存量过剩,不是指货币资本、金融资本或投资资金(流动性)过剩。

生产能力是指一个经济在一定时期由资本、劳动力、技术和其他资源组合起来形成的关于生产什么产品、生产多少的能力。因此,一个经济长期的生产能力是由资本的数量和技术含量、人口或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制度状况决定的,如果技术和制度一定,那么生产能力就主要由资本数量(或规模),特别是固定资本数量来决定。这和短期的总产出y是就业量N的函数并不矛盾。在短期,资本存量是一定的,这个资本存量能够被利用多少,是否能够得到充分利用,取决于就业量N的大小,而短期N的大小主要是由有效需求的数量决定的,有效需求状况决定了现有的资本愿意雇用多少就业量。所以,虽然劳动力是推动资本的活的要素,但是雇用多少劳动力是由资本决定的。因此,内含着一定技术的资本存量规模具有相应的生产能力,也就是说,如果资本内含的技术水平是一定的,那么这个资本存量规模就对应着一定的生产能力,生产能力过剩就意味着资本过剩,资本过剩是产能过剩的一种表现形式。

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定义,过剩资本是指已经不能按一般利润率进行增殖的那部分多余的资本。因此,可以用资本所获得的利润率与行业一般利润率的差距来判别是否存在资本过剩。

现代经济学度量资本过剩的方法主要有三种。

(1)用资本边际产出(实物流量)或资本边际收益(金融流量)来度量是否存在资本过剩。如果资本边际产出或资本边际收益等于零或为负数,那么这些资本就是过剩的资本。从宏观上看,如果资本边际产出(资本边际生产率)的增长率低于经济增长率,那么就表明经济中的资本过剩了。

现在通常用增量资本产出比(incremental capital-output ratio, ICOR)来判断资本是否过剩。ICOR=ΔK/Δy, 1/ICOR=Δy/ ΔK,其中ΔK和Δy分别是资本增加量和(总)产出增加量。ICOR提高表明增加一单位总产出所需要的资本增加量越来越大,也就意味着投资的效率下降。同时, ICOR的提高造成资本的平均生产率Y/K下降,因而资本的总体效率也下降,这表明一部分资本过剩了。

(2)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Slow-Swan model)中,当资本积累超过了其黄金律水平时,资本积累就过度或过剩了,这也叫做“动态无效率”。当存在技术进步时,新古典增长模型可以用(01)式表示:

其中, s是储蓄率或积累率, f(k)是人均收入,因此sf(k)就是人均储蓄或人均积累;δ是资本折旧率, n是人口或劳动力增长率, g是技术进步率或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率, k是人均资本,因此,(δ+n+ g)k表示在存在资本折旧、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时所需要的人均资本。如果(01)式得到满足,那么经济将实现稳态。所谓稳态,就是人均资本存量变化量(d k)等于零,效率工人的人均资本保持不变,经济达到长期均衡状态。

费尔普斯(Phelps, 1961)在新古典增长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判断资本是否过剩的另一种方法。

在稳态下,效率工人的人均消费(c)等于人均收入(y)减去投资(I),这里假定投资等于储蓄(I= S),即

根据新古典增长模型,(02)式又可以写为

可将有技术进步时的资本的黄金律水平定义为使每个效率工人消费最大化的资本积累水平,即求(02A)式的极大值。求(0 2A)式的一阶导数,得

其中, MPK是资本的边际产出。

由于资本的边际产出决定了实际利率(r),所以费尔普斯提出了判断资本过剩的方法,指出在以下三种情况下,资本是过剩的:当实际利率低于收支相抵的投资增长率,即r<(n+ g+δ) 时;当无折旧(δ= 0),即r<(n+ g)时;当既无折旧,又无技术进步(δ= g= 0),即r

(3)根据艾贝尔(Abel, 1989)等人提出的AMSZ准则来判断资本积累是否过度。AMSZ准则的主要内容是:第一,在确定性条件下,一个经济是处于平衡增长路径上,所以可以把一个经济的长期增长率视为收支相抵的投资增长率(即人均资本增加量d k= 0)。如果平衡增长路径上资本的边际产出低于经济的长期增长率,则表明经济中的资本积累过度或经济是动态无效率的。第二,在不确定性条件下,如果t时期的资本的总收益小于总投资,即资本净收益小于零,那么资本就过剩了。

总需求-总供给模型不但可以用来分析一定时期均衡产出和均衡就业量的决定,而且也可以用来分析经济增长或宏观经济运行的动态过程。

经济增长是一个从特长期的视角分析的宏观经济问题。经济增长过程就是一个经济的生产能力(潜在的总供给)不断增长的动态过程。这个过程也可以用总需求-总供给模型来描述。

图04刻画了经济的增长过程。

从特长期来看,一个经济的劳动力和资本都会不断增加,技术会不断进步,经济体制会发生调整和变革,这些供给侧因素的变化会导致潜在产出增长,即潜在总供给或长期总供给(LS)曲线向右平行移动。图04显示的是1953年到2015年这六十多年中三个不同年份一个经济的潜在产出水平y 、y 和y 。图04中的AS 和AD 、AS 和AD 、AS 1231122和AD 分别是这三个年份的总供给曲线和总需求曲线, E 、E 和E 33123分别是这三个年份的短期均衡点。由于生产成本提高,因而短期总供给曲线是不断上移的;因为生产的扩大会引起需求的扩张,所以总需求曲线也是不断上移的,这说明从特长期来看,价格总水平是不断提高的。用一条曲线连接E 、E 和E 就构成了长期经济增长路径(见图12304中的虚线)。例如,就中国经济来看,按不变价格计算, 1953年、1978年和2015年的GDP分别为824. 4亿元、3 678. 7亿元和689 052亿元, 2015年的GDP分别是1953年和1978年的835.8倍和187.3 倍! 1953年、1978年和2015年的人均GDP分别为142元、385元和49 992元, 2015年的人均GDP分别是1953年和1978年的352倍和129.8倍!按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来衡量中国经济的价格总水平的走势,如果1978年的CPI为100,那么2015年的CPI为615.2,物价水平提高了大约5. 2倍。图04 供给是长期经济增长的主要决定因素

无论是生产过剩还是产能过剩,都是总需求-总供给关系失衡(包括数量失衡和结构失衡)的结果和表现形式,因此可以用总需求-总供给模型来进行分析。至于总需求—总供给关系为什么会失衡,那就需要通过对需求侧的决定因素和供给侧的决定因素进行解析来寻找答案。而无论是需求侧的决定因素还是供给侧的决定因素,都受一个经济现行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制约和影响,因此,一个经济的总需求-总供给关系的失衡需要从这个经济的体制上去寻找根本原因。

当然,用总需求-总供给模型来分析供给过剩有其局限性,主要是因为:(1)我们只能从总需求与总供给在数量上的对比关系或差距来分析供给过剩,而无法从结构上来分析供给过剩,也就是说,总需求结构与总供给结构不匹配也可能导致供给过剩,这种结构性失衡表现为供给过剩与生产(供给)不足并存。运用总需求-总供给模型一般不能直接判断出结构性失衡的性质和严重程度。我们的总需求-总供给模型只能分析前述的第一种和第三种情况的产能过剩,不适合分析第二种情况的产能过剩。(2)产能过剩可以区分为绝对产能过剩和相对产能过剩。前者是从技术原则和经济效率原则来看,这部分产能过剩了,因为它们在技术上落后了,或从经济效率原则上看使用这些产能已经不合算了,因而这些产能应当被淘汰或消灭;后者是从技术原则和经济效率原则来看,这些产能还需要保留,只是相对于目前的经济下行和市场需求低迷状况来说,它们暂时过剩了,但是当经济回升和市场需求增加时,这部分产能还可以得到有效利用。因此,从总需求-总供给模型来看,我们只能根据总供给能力>有效需求来判断存在供给过剩,但是我们无法根据这个模型来判断哪些过剩产能是绝对过剩产能,哪些过剩产能是相对过剩产能。(3)运用总需求-总供给模型不能直接分析供给过剩和结构性失衡背后的制度原因。

所以,我们还需要在总需求-总供给分析框架的基础上,添加其他的分析,例如制度分析和结构分析。

本书余下部分将按照上述逻辑思路来展开分析。上篇缘由篇为什么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经济的供给侧出了什么问题?中国的供给过剩始于何时?过剩的状况如何?更重要的是,形成供给过剩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本篇将对这些问题做出解答。第一章中国经济大转折:由供给短缺到供给过剩

从总需求—总供给的对比关系来看,有近70年历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经历了由供给短缺到供给过剩的大转折,这个大转折又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由于总需求—总供给关系的变化,这四个阶段国家层面的经济工作和经济政策重点是不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是一种高度短缺经济,“发展生产,保障供给”是那个时期的经济工作和经济政策的重点; 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中期,供给短缺逐渐缓解,中国经济逐步实现总需求-总供给相对平衡,“稳定”“增长”是这个时期的经济工作和经济政策的重点; 1998年前后中国经济出现供给过剩,一直到2015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内需”成为经济工作和经济政策的主基调; 2015年以后到现在,宏观经济的总体格局仍然是供给过剩,但是经济工作和经济政策的重点转向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由供给短缺到供给过剩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经济一直是供给短缺型经济,即总供给<总需求,许多消费品和生产资料高度短缺,供不应求,政府不得不通过票证和物资供应计划调配来强制平衡总需求—总供给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由于粮食和日用消费品高度短缺,政府不得不实行配给制。中国政府于1953年开始对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实行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即实行统购统销制度。1955年8 月25日,国务院颁布《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规定市镇居民口粮、工商行业用粮和牲畜饲料用粮均按核定的供应数量发给供应凭证,单位和居民必须凭供应凭证购买粮食。根据《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在以大米为主食的地区,口粮供应的定量标准是:一般居民和10周岁以上儿童,每月每人22至26斤,其平均数不得超过25斤;机关工作人员、团体工作人员、公私营企业职员、店员和其他脑力劳动者,每月每人24斤至29斤,其平均数不得超过28斤;重体力劳动者,每月每人35斤至44斤,其平均数不得超过40斤。同时,《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还规定,市镇熟食业出售的米饭、面食和复制业出售的挂面、切面、米粉、年糕等,居民和流动人口应凭地方粮票或全国通用粮票购买。即便到1978年,中国人均粮食占有量也只有319公斤,粮食供给仍然短缺,城镇居民吃饭用粮仍然需要凭粮票购买。

由于“三年(1959—1961年)自然灾害”导致中国农业和轻工业大幅度减产,粮食和一般消费品供给更加短缺,于是从1961 年10月起,中国各地又按照人口和工资标准发放日用工业品(消费品)购货券和购货票证, 60多种日用工业品被纳入凭券(票)购买范围,除了粮票之外,还有布票、糖票、食用油票、煤油票、肉票、盐票、肥皂票、火柴票、糕点票等。有些地方甚至规定购买豆腐、搪瓷杯、电池、手帕、鞋子、电灯泡也需要凭票证。

许多物资和生产资料也严重匮乏,钢材、木材、棉花、药品、煤炭、电力、石油、柴油等经常供给短缺,许多火电厂经常是“厂无隔夜煤”,停水停电是家常便饭,许多居民家庭夜晚还需点煤油灯照明,许多生产资料因为供不应求需要通过政府计划部门“配给”。

虽然不是所有的商品都需要凭票证购买,但是许多商品是“有钱无货”,或“有钱也买不到”,因为这些商品供给短缺。20世纪90年代以前,在中国政府计划部门、商业部门、物资供应部门、粮食供应部门、食品供应部门工作的人都是有“实权”、得“实惠”的人,他们的工作都是令人羡慕的,因为他们“近水楼台先得月”,可以买到别人买不到的短缺商品,他们成为“找关系”“走后门”的对象。那时候人们“找关系”“走后门”主要是为了购买短缺的物资和消费品。

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带来的生产大发展,原材料、燃料和其他生产用物资的供给越来越紧张,于是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企业“采购员满天飞”的现象,出现了倒卖紧缺物资批文的“官倒”和倒买倒卖紧缺物资的“私倒”。

1979年开始的改革开放通过制度改革,逐步放松计划体制对经济活动的控制,开放搞活,引入市场机制,打破吃“大锅饭”的局面,改革分配制度,极大地调动了个人、企业和地方政府的积极性,释放了经济体制的活力,使工农业生产和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

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粮食和其他经济作物的积极性,中国农业在1979—1984年出现了“超常规”增长,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8. 29%,为1950年以来的历史最高增速。粮食总产量由1980年的32 055. 5万吨增长到1984年的40 730. 5万吨,人均粮食产量由1980年的326.7公斤增加到1984年的392. 84公斤;棉花总产量由1979年的220. 735万吨增长到1984年的625. 84万吨,人均棉花产量由1979年的2. 28公斤增加到1984年的6.04公斤;油料产量由1979年的643.54万吨增加到1985年的1 578. 42万吨,人均油料产量由1979年的6. 64公斤增加到1985年的15公斤;花生产量由1979年的282.24万吨增加到1985年的666. 36万吨;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由1979年的1 697.6亿元增加到1986年的4 013. 01亿元。经过短短5年时间的改革、开放和发展,中国的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短缺的现象就得以大大缓解。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政府发出通知取消布票;此后其他票证被逐步取消, 1992年中国最后一种票证——粮票——被取消。

随着改革的重点转移到城市,价格改革、国有企业改革、投资融资体制改革全面展开,特别是国有企业进行了生产经营体制和方式改革,乡镇企业、私人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兴起;随着对外开放的发展,我国通过引进外资、外国先进设备和技术,促进了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这些改革开放举措大幅度提高了中国经济的潜在总供给能力和实际产出。到20世纪90年代,供给短缺的场景逐渐从中国消失,随着粮票在1992年被取消,中国凭票证购买消费品的时代终于终结。这表明中国消费品市场由供给短缺状态进入供求平衡状态。1979年中国人均GDP只有423元(约合272. 90美元),到1987年就突破了1 000元,达到了1 123元(约合301. 88美元), 到1997年进一步增加到了6 481元(约合781. 79美元)。中国彻底打破了“贫困的恶性循环”,成功跃过了“贫困陷阱”。自1997年下半年开始,中国宏观经济的一个重大的历史性转折是由供给短缺转向供给(相对)过剩。据中国商务部每年对600种主要消费品的调查统计(见表11), 1995年到1997年上半年,中国消费品市场上的总供给和总需求大体上是平衡的,但是到1997年下半年,中国市场上有近32%的主要消费品出现供给过剩。1997年夏秋季开始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造成了强烈的外部冲击,出口市场萎缩恶化了中国经济相对生产过剩的状况。1999年以后,中国市场上消费品过剩的比率猛升到80%以上(2000年除外)。此后中国经济发展一直遭受着总需求不足的困扰,由此也导致了中国政府经济工作和宏观经济政策思路的大转变——由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发展生产,保障供给”政策基调转变到“扩大内需,稳定(经济)增长”的政策基调,即由重点促进供给增加转向重点促进需求增长,由着力供给侧转向着力需求侧。表1 1中国消费品市场上(600种)商品供求状况变化(%) (1995—2003年)续前表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商务部每年对600种主要消费品的供求状况的调查数据整理得出。

消费品市场上供给大量过剩导致企业的一部分生产能力闲置和一部分劳动力失业,即经济中的生产过剩导致企业的产能过剩。据当时有关部门对全国重点企业67种主要工业产品生产能力的调查, 1997年开工率在80%以上的占33. 3%,开工率不足(60%~ 80%)的占32.8%,开工率严重不足(60%以下)的占33. 9%; 1998年受市场消费需求不足的影响,企业开工不足状况进一步恶化。也就是说,只有1/3的工业产品的生产能力利用率是正常的, 2/3的工业产品的生产能力利用率由于产品相对过剩而不足。

为了应对东南亚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中国政府首次出台了旨在扩大内需的积极的财政政策。1998年8月29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央财政预算调整方案,将中央财政赤字调整为960亿元(1997年为560亿元),增发1 0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同时配套增加1 000亿元银行贷款,全部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从1998年到2004年,中国政府累计发行了9 1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各大国有商业银行发放了相应数额的配套资金;中国人民银行先后7次降低存贷款利率, 2次下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增加了货币供应量和信贷规模;取消实行了40多年的福利分房制度,推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开放开发房地产市场,同时实施教育和医疗体制改革;改革外贸体制,开放外贸的进出口自主权,允许民营企业自营出口。这些改革和举措有力地拉动了中国经济需求侧的“三驾马车”,极大地缓解了中国经济的相对生产过剩,使中国经济很快止跌回升,经济(GDP)增长率由1999年的7. 7%上升到2000年的8. 5%和2001年的8. 3%。2001年中国正式成为WTO成员,极大地拓展了中国的国际市场空间,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外需的扩大和对外贸易的持续增长使中国经济的潜在总供给能力得到了充分利用,经济增长一路高歌猛进: 2002年经济增长率突破9%(9.1%), 2003年到2007年中国经济年增长率都在10%以上, 2007年的增长率更是高达14. 2%。

2007年上半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此次次贷危机因其“大而猛”而被称为“金融海啸”(financial tsunami),随后演变成国际金融危机。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时隔10年,中国经济又一次遭遇重大外部冲击。这轮冲击也是首先打击了中国的外需,然后冲击了中国的内需,使需求侧的“三驾马车”同时减速,生产过剩于是成为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

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稳定经济增长和稳定就业,中国实施了新一轮旨在扩大内需的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内容就是中国国务院于2008年11月出台的四万亿元投资扩张计划。这个扩张计划的投资重点是铁路、公路、机场、水利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电网改造,投资约15 000亿元,占4万亿元投资的37. 5%。

这个扩张计划对复苏中国经济的作用是明显的,而且是见效很快的:中国GDP增速由2009年第一季度的6.2%的低谷快速回升到第二季度的8%,第三季度继续上升到10. 4%(见图1 1)。图11 中国经济增长(2008年第一季度—2016年第三季度)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二、中国经济步入下行周期

中国经济增速在2010年第一季度达到12. 2%的峰值以后开始进入下行周期,先后跌破10%和8%两个重要关口, 2015年第三季度更是跌破了7%(6. 9%), 2016年进一步下降到6. 7%(见图11)。

随着经济增速不断下降,生产过剩便逐渐演变成产能过剩,连续7年的经济下行,使产能过剩问题越来越严重,如同海平面不断降低,露出水面的礁石越来越多,越来越大。

中国经济中的产能过剩究竟出现在哪些行业?过剩程度如何?这本账似乎不是很清楚,中国学术界和政府主管部门并没有统一的说法,但是下面的两组数据应当具有权威性。

一组数据是, 2013年下半年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个课题组对产能过剩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课题组在河北、山东、河南、浙江、江苏、上海和北京等省和直辖市进行了实地调研,得到的数据和相关信息如下: 2012年中国钢铁产能已达到10亿吨左右,产量为7. 2亿吨,约占全球产量的46%,产能利用率为72%; 2012年中国水泥生产能力达到30. 7亿吨,水泥产量为22. 1亿吨,产能利用率为73. 7%,考虑到正在建设的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有约290条,全部建成投产后,产能将达36. 3亿吨,届时产能利用率会进一步下降; 2012年中国电解铝产量为1 988万吨,产能为2 765万吨,产能利用率仅为71. 9%,而且电解铝行业的产能仍然在快速增加; 2012年,平板玻璃行业的产能为10. 4亿重量箱,产量为7. 6亿重量箱,约占全球产量的50%,平均产能利用率为73. 1%,如果正在建设的32条浮法生产线全部建成,那么总产能将达11. 3亿重量箱,产能利用率会进一步下降。2012年中国船舶行业产能约为8 010万载重吨,完工量为6 021万载重吨,产能利用率为75. 2%,但如果包括三年以上没有产出的产能以及转移至海工和修船等的部分产能,那么船舶行业产能可以达到1. 2亿载重吨,产能利用率会更低。

另一组数据来自中国政府主管工业生产的工业和信息化部(简称工信部)。该部在2015年12月28日发布的《关于做好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相关工作的通知》(工信厅产业函〔2015〕900号)中公布的2015年重点行业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目录包括14个行业:炼铁、炼钢、焦炭、铁合金、电石、电解铝、铜冶炼、铅冶炼、水泥、平板玻璃、造纸、制革、印染、铅蓄电池。

2014年7月工信部公布的十五大行业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企业名单中,炼铁行业有44家,炼钢行业有30家,焦炭行业有44家,铁合金行业有164家,电石行业有40家,电解铝行业有7家, 铜(含再生铜)冶炼行业有43家,铅(含再生铅)冶炼行业有12 家,水泥(熟料及磨机)行业有381家,平板玻璃行业有15家,造纸行业有221家,制革行业有27家,印染行业有107家,化纤行业有4家,铅蓄电池(极板及组装)行业有39家。工信部要求,有关省(区、市)要采取有效措施,力争在2014年9月底前关停列入公告名单内的企业的生产线(设备),确保在2014年年底前彻底将其拆除淘汰,不得向其他地区转移。

以上可以看做中国政府确认的产能过剩企业和所属行业。三、资本利用效率下降

如前所述,供给过剩意味着资本过剩,资本过剩表现为资本利用效率的下降。

通过测算增量资本产出比(ICOR)的变化,可以看出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的投资效果或资本效率的变化。

图12显示的是1996—2015年中国经济中的ICOR的变化,其中ΔY是每年国民总收入增加量,ΔK是每年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增加量。可以看出,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的ICOR是上升的, 2008—2013年的ICOR明显高于2005—2007年。

从图12来看,中国经济的资本效率变化似乎不是很大。这可能是因为,图12反映的是中国经济总体的ICOR变化,一些行业(例如第二产业中的一些行业)的ICOR上升,另一些行业(例如第三产业中的一些行业)的ICOR则可能是下降的,它们的升降相互抵消使得综合的ICOR变化不大。

单从工业部门来看, ICOR的变化就有些令人吃惊了。图12 中国经济中的ICOR(1996—2015年)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996—2015年国家数据”计算获得。

图13显示的是中国工业部门的ICOR,其中ΔY是每年的工业增加值, I是每年工业部门的投资。国家统计局提供的国家数据中没有“工业总投资”或“工业部门资本形成总额”指标,本书作者利用国家数据中的“分行业固定资产投资”数据表,通过加总其中的“采矿业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制造业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来代表工业总投资。

图13告诉我们, 21世纪以来,工业部门的ICOR是不断上升的, 2015年工业部门的ICOR(0.93)是2003年部门的ICOR (0. 37)的2. 51倍,也就是说,获得同样的工业增加值, 2015年所花费的投资是2003年所花费的投资的2. 51倍!

图14反映了2003—2015年工业部门投资效果的变化,即ΔY/I的变化。近十几年来,工业投资的效果是不断下降的:如果说2003年1元钱的工业投资可以带来2. 71元的工业增加值,那么到2015年, 1元钱的工业投资只能带来1. 07元的工业增加值了!图13 中国工业部门的ICOR(2003—2015年)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3—2015年国家数据”计算获得。图14 中国工业部门的投资效果(2003—2015年)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3—2015年国家数据”计算获得。

图1 3和图14的数据印证了中国的产能过剩大多发生在工业部门的一些行业和企业中。

以上就是2015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中央财经工作领导小组第11次会议上提出“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第二章产能过剩的原因:需求分析

中国的产能过剩是多种原因造成的,并且是这些原因长期累积形成的,即产能过剩不是短时间形成的,其原因也不是单一的。这些原因大体上可以分为需求侧的原因、供给侧的原因和体制上的原因。本章先分析需求侧的原因。一、客观看待“四万亿元”

把产能过剩完全归咎于中国政府2008年第四季度开始实施的四万亿元扩张计划似乎是一种简单的做法,但不完全合乎实际。事实上,早在2005年前后,中国经济中就出现了大面积的严重的产能过剩。《中国经济周刊》2006年5月8日发表了武在平和祝剑锋合写的题为“中国十三大行业产能过剩突出,产能利用率很低”的文章,该文披露中国十三大行业产能过剩情况如下:

(1)钢铁行业。2005年总产能4. 7亿吨,只生产了3.7亿吨,产能过剩1亿吨。目前还有在建产能7 000万吨,拟建产能8 000万吨。

(2)电解铝行业。2005年电解铝行业总产能1 030万吨,内需只有602万吨,外需为102万吨,闲置产能达326万吨。此外还有11个在建项目、14个拟建项目。

(3)铁合金行业。到2005年9月底产能达2 213万吨,在建、拟建项目投产后,总产能将达到2 497万吨,然而2005年内需仅1 200万吨,开工率只有40%。

(4)焦炭行业。2005年全国焦炭产量2. 43亿吨,内需和外需共计2. 32亿吨,产能超出需求0. 11亿吨。此外全国还有新建和扩建项目240个,焦炉390座,生产能力将增加1亿吨左右。

(5)电石行业。2005年全国电石产量1 042. 6万吨,国内电石生产厂家生产装置平均开工率维持在60%左右。此外在建、拟建项目还有1 200万吨到2 200万吨产能。

(6)汽车行业。2005年汽车产量近800万辆,而销量只有570万辆,目前已过剩两百多万辆。如果不对投资进行限制,那么“十一五”期末汽车产能可达2 000万辆,比实际需求高出一倍多。

(7)铜冶炼行业。到2005年年底建设总能力达205万吨,是2004年年底的1. 3倍。预计到2007年年底,产能将达370万吨,远远超过全国铜精矿保障能力和国际市场可能提供的铜精矿量。如果不及时加强宏观调控,那么铜冶炼行业就会步电解铝行业的后尘。

(8)水泥行业。2005年水泥产能12. 87亿吨,产量10. 38亿吨,剩余产能2. 49亿吨。

(9)纺织行业。在商务部监测的84种纺织品服装中, 86. 9%的商品供过于求。到2005年年底,纺织综合加工能力过剩15%~ 20%。

(10)电力行业。2005年年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达5. 1亿千瓦。在建项目装机容量为2亿千瓦左右。预计到2006年年底,总装机容量将达近6亿千瓦,部分地区将出现电力富余; 2007年年底装机容量将富余10%。

(11)煤炭行业。2005年原煤产量达到21. 9亿吨,已经接近预计的2010年中国煤炭消费22亿吨的目标。此外,在建产能还有4亿吨。

(12)集装箱行业。目前干货集装箱产能已达450万TEU(20英尺标准箱),而全年需求量仅为240万TEU,供求比例高达2∶1。预计2007年干货集装箱产能将达到580万TEU,产能过剩更加严重。

(13)手机行业。2005年中国手机产能已达到5亿多部,国内市场一年的容量只有7 000万至8 000万部,而且很难再有大幅的增长。

国务院早在2006年3月12日就发出《关于加快推进产能过剩行业结构调整的通知》(国发〔2006〕11号),要求国务院相关部委和地方政府加快产能过剩行业结构调整。该通知强调指出:“当前,部分行业盲目投资、低水平扩张导致生产能力过剩,已经成为经济运行的一个突出问题,如果不抓紧解决,将会进一步加剧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矛盾,影响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

该通知对当时的产能过剩和经济结构失衡所做的判断是:钢铁、电解铝、电石、铁合金、焦炭、汽车等行业产能已经出现明显过剩;水泥、煤炭、电力、纺织等行业目前虽然产需基本平衡,但在建规模很大,也存在潜在的产能过剩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地方和企业仍在这些领域继续上新的项目,生产能力大于需求的矛盾将进一步加剧。还应看到,这些行业不但在总量上过剩,而且在企业组织结构、行业技术结构、产品结构上的不合理问题也很严重。目前,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的不良后果已经显现,产品价格下跌,库存上升,企业利润增幅下降,亏损增加。如果任其发展下去,那么资源环境约束的矛盾就会更加突出,结构不协调的问题就会更加严重,企业关闭破产和职工失业就会显著增加,因此必须下决心抓紧解决。

基于这些判断,国务院在该通知中提出了推进产能过剩行业结构调整的八项重点措施:“切实防止固定资产投资反弹”“严格控制新上项目”“淘汰落后生产能力”“推进技术改造”“促进兼并重组”“加强信贷、土地、建设、环保、安全等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协调配合”“深化行政管理和投资体制、价格形成和市场退出机制等方面的改革”“健全行业信息发布制度”。

可见,产能过剩是先于四万亿元扩张计划出现的。

那么,今天我们如何看待四万亿元扩张计划呢?它对目前的供给过剩应当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

四万亿元扩张计划当时是一种应急举措,是一个拯救计划,其目的是通过强力扩张内需来拯救经济增长和就业,稳定经济,稳定社会。

从当时的经济走势来看,出台四万亿元扩张计划是必要的。

美国次贷危机和随后的国际金融危机首先冲击的是中国的出口,使中国经济中的外需增速急剧下降,并且很快跌落成负增长。2008年11月以前中国出口总值同比月度增长率一直是两位数, 9月和10月分别为21. 5%和19.2%,但是11月的出口增速急剧下降到- 2.2%,此后出口负增长保持了13个月,一直到2009年11月,其中, 2009年5月的出口增速大幅下跌到-26.4%(见图21)。2009年中国出口总额和净出口分别比2008年减少了18 365. 25亿元和7 457. 09亿元,分别占2009年中国GDP的5. 26%和2. 14%。2009年中国出口减少的数额比当年上海市和甘肃省的GDP总和还要多!这些不能出口到国际市场的货物不得不退回到国内市场待销,从而极大地加剧了中国国内市场的生产过剩和总供求失衡。

生产过剩的直接结果是经济增速下降,因为过剩的产品实现不了其价值,以利润为目标的企业做出的理性反应是减少甚至停止过剩产品的生产。中国GDP同比增长率从2007年第二季度的15%的高位一路下滑,下降到2009年第一季度的6. 4%,这是1992年中国开始季度GDP核算以来的最低增速;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长率2007年第二季度为15. 6%, 2009年第一季度下降到5. 8%,工业增加值增长率由2007年第二季度的16%下降到2009年第一季度的4.6%。图21 中国出口增长(2007年1月—2012年3月)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2007—2012年国家数据”。

随着经济增速不断下降,失业人口在不断增加。中国社会科学院于2008年12月16日发布的《社会蓝皮书》提供的数据是,中国城镇失业率已经攀升到9.4%。尽管国务院要求国有企业不得裁员,但是按照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2009年中国失业人数还是首次突破了900万人,达到921万人,比上一年净增加35万人。这些数据清楚地表明了当时中国经济形势的严峻性和紧迫性。不难推测,如果中国政府不实施救市措施,那么经济增速还将进一步下降,失业人数还将进一步增加,由此不但会造成更多的资源闲置和产能过剩,而且可能引发社会动荡等一系列政治社会问题。

从四万亿元政府投资最初的计划安排来看,它重点是用于重大基础设施建设、2008年中国南方大洪水灾害后的恢复重建和民生工程建设,这三大项就占了四万亿元的81. 75%,而不是直接投向我们今天所说的产能严重过剩的行业(见表2 1)。表2 1四万亿元投资的重点投向资料来源:中国中央政府门户网站(www. gov. cn, 2009年3月6日)。

四万亿元投资后来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进行了结构调整,其实际支出结构如图22所示。

不难看出,四万亿元投资没有直接投向产能过剩行业。时任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在全国人大十一届三次会议2010年3月6日上午举行的记者会上甚至说:四万亿元投资没有一分钱进入“两高一资”(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产能过剩的行业,也没有一分钱进入房地产购买土地这一类的投资。

那么,四万亿元投资和后来的产能过剩有没有关系呢?四万亿元投资有没有问题呢?笔者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都是肯定的。图22 四万亿元投资结构资料来源:根据时任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在全国人大十一届三次会议2010年3月6日上午举行的记者会上的讲话提供的数据计算而得。

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中国政府的措施不仅仅是增加政府投资四万亿元,还推出了一个“政策包”,四万亿元只是其中的一项内容。四万亿元投资扩张计划以及2009年中国政府出台的扩大内需的十条规划和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加上宽松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共同构成了中国政府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促发展的政策组合。当时增加四万亿元政府投资支出的主要目的是扩大内需和产业振兴。因此,四万亿元投资的效果应当和扩大内需的十条规划、十大产业振兴规划的实施效果结合在一起分析。

扩大内需的十条规划的内容包括:(1)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2)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3)加快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4)加快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发展。(5)加强生态环境建设。(6)加快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7)加快地震灾区灾后重建各项工作。(8)提高城乡居民收入。(9)在全国所有地区、所有行业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鼓励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减轻企业负担1 200亿元。(10)加大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

这十条规划的内容及其扩大投资与产能过剩确实没有直接关系,而且其中的大多数内容今天还是需要大力推进的。但是,我们进一步分析发现,在这十大规划中,第一、二、三、七条规划的内容及其投资会直接拉动钢铁、水泥、玻璃、煤炭等行业的投资和生产规模扩大,修建铁路、公路、机场、水利工程和房屋必然需要大量的钢铁、水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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