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澳]理查德·沃特森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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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化社会：未来人们如何生活、相爱和思考试读：
序言 驯服未来
人们总是遇到挫折后才去想办法。——迈克·泰森未来总是会投下长长的阴影——就我来说，2006年我在回澳大利亚的路上，当时正在写《未来50年大趋势》一书，书的内容是关于50年以后世界会是什么样子。人们总是喜欢把未来当作借口，与其说是用水晶球来观测未来，更多的时候反而更像是一面哈哈镜。当时我感兴趣的，并且现在仍然感兴趣的是，人们会对全新的理念和事件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我们如何关联和回应对方是那本书的主旨。令我着迷的是人们的生活、人们心灵最深处的梦想、人们所相信的事情、人们最害怕的事情，而不是最新的科学技术工具或是应用程序，尽管这些东西也都影响着我们。《未来50年大趋势》确实击中了要害，这本书最终被译成15种语言出版。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合适的时机——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都没有一本关于遥远的未来的书。我很庆幸自己当时有那样的想法。我那时这样写道：“债务水平是不可持续的，而且金融体系的系统性冲击也是不可避免的。这不是堆积如山的债务，这是等待下沉的雪崩……尤其是大银行，它们的借贷行为会越来越多地受到审查，并且还会被要求设定工资和利润的上限……”
尽管我还在耐心地等待欧盟“分裂并最终崩溃”，还在等待“有皱纹的女性也很受欢迎”的那一天，但那种像是畅销书的预言并没有实现。看来我似乎犯了一个错误，我认为人们已经厌倦了强迫的联合和像素化的完美，然而事实则恰恰相反，人们显然并没有厌倦这些，也没有厌倦债务堆积——在这种情况下，我怀疑将会再一次爆发严重的金融危机。
但是，《未来50年大趋势》畅销的主要原因是近期出现的并且越来越流行的焦虑感和不安全感。世界正在发生变化，人们正在寻求事情到底该往什么方向发展的答案，他们对于想象中的未来可能会遭受的损失感到悲痛，对于这种悲痛，本书提供了一种安慰。
遥远的未来曾是充满希望的，有时也是相当有趣的。“未来”是对即将来临的诱惑的一种预测。但到了2007年底，人们已经放弃了类似看到会飞的汽车或拥有个人喷气式背包的希望。所有人都想知道未来的一切是否会变好。计算机生成的特效是会继续使我们着迷，还是会把无坚不摧的英雄变成潜伏在闪烁的屏幕背后的阴险小人？
人们这种心理的不适应，很可能与认为事情已经失去控制有关。大多数人都会觉得，社会发展得太快，而且不能理解。你可以自己动手了解照相机工作原理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令人莫名其妙的已不只是信用违约交换或碳减排，仅仅是想要使用一台家用洗衣机，你就需要拥有一个复杂的系统理论学位。可是，在未来，我们真的需要一台包含40多个选项的洗衣机吗？复杂性——工程术语中的不稳定性代名词，已成为21世纪初的一个标志，世界的轴心已经向外围转移。这是令人不安的，特别是对那些在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里长大的人来说，全球化就意味着美国化和廉价的洗衣机。
请允许我重述道格拉斯·亚当斯的完整评论：
你出生的时候已经存在的所有的一切都是正常的；在你30岁之前，任何被发明的东西都是极其令人激动和有创造性的；在你三十岁之后被发明的任何东西都违反了事物的自然顺序，也是文明终结的开始，因为直到它在我们周围存在了十多年并逐渐得到证明之后，我们才知道有这回事。
然而这次却是不同的。新千年之后（大概在“9·11”恐怖事件发生前后），未来变得模糊不清。我们曾称为“未来”的梦想不断恶化，它的影子变得尴尬和模糊。但即便如此，这对每个人来说也并不都是真的。一个人如何对未来进行想象和做出反应，取决于这个人是谁和他身处何方。未来是一种心理结构，一般都是从最近经历的事情中映射出来的。
在亚洲和非洲的大部分地区，快速增长的收入意味着乐观方兴未艾，而在美国和欧洲，实际收入的下降意味着厄运和黑暗，这些往往都是在映射未来。然而，2008年的金融危机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把很多由来已久的必然的事情都卷入了旋涡。
如果我们能够更好地记住过去而不是对现在反应过度，我们可能不会有这么多问题。以前，信息更少，人和钱的联系都不太密切，这就意味着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可能性更小。
美国天普大学神经决策中心主任安格里卡·帝摩卡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随着信息量的增加，与决策和控制情绪相关的大脑区域——背外侧前额叶皮层的活动也会随之增多。但是最终，这一区域的活动会下降，原因是当输入信息达到临界点时，大脑会通过关闭某些功能来保护自己。最终结果包括焦虑、压力水平上升和人们放弃做出重要的决定。
前几年，一些布道者开始通过谷歌眼镜和其他一些增强现实感的设备来看世界。同时，其他一些人也戴上“玫瑰色的眼镜”牢牢地向后看。有些人轻蔑地眯起眼睛，渴望自我厌恶和毁灭。但也有一些人认为，人类进步的想法已经不太可能实现。也许他们有一定的道理。
这意味着奔向未来的人和逃离未来的人之间有一个冲突。类似宗教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不可知论中，信仰与怀疑论之间的剑拔弩张。一些宗教激进主义者喜欢恢复7世纪的法律框架，而许多自由主义者却想完全逃避法律的约束。
西方的自我厌恶仍然在奇怪地发展。许多重要指标如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读写能力，极端贫困、饥饿、受教育和就业的妇女人数显示地球上大多数人的生活从来没有变得更好过。如果你怀疑这一点，那么，显然你并没有注意到问题所在。
尽管有了一些关于全球中产阶级扩张、非洲电气化、癌症幸存率的好消息，但我们还是应更关注小行星的末日预测、全球重大流行病和吞噬就业机会的机器人。这些与气候变暖、资源枯竭、生物多样性下降、生物恐怖主义以及环境污染一样，都是很严重的问题。我认为，虽然这些问题会导致更深层的焦虑，但不可能导致人类的终结。那么我为什么还会感觉如此悲哀呢？
在“9·11”事件之前，人们认为自己对未来有着一个明确的看法，但从事后来看，这显然是一种错觉。然而这些细节并不重要，至少人们还有一个方向感，从这个方向感中，人们可以感知未来。对许多人来说，生活都是艰苦的，但他们知道自己所处的位置，这就是为什么像俄罗斯这样的国家渴望重塑之前的地位和领土边界。
现在有很多人觉得未来已经蒸发，或者已经成为被某些不可知和不可控的力量劫持的“人质”。这简直就是胡说八道。首先，未来的某些元素是可以预先确定的。人口统计数据的确定性很强，虽然地理条件等原因形成了许多限制因素，但可以从历史的支流中发现未来的某些部分。其次，有些国家受历史原因的影响，它们的集体心理也可以显示出一种方向感。最后是技术。技术的确是中性的，但是要把人类的作用从中去除。因为人类的历史以及人性与越来越不人道的技术之间存在紧密联系。在我看来，这种越来越不人道的技术将会在未来几年导致最强烈的紧张局势，尤其是当我们努力使缓慢进化的大脑适应快速发展的技术前景的时候。
我在2006年时就有这些想法了，当时我写道，“在很大程度上，未来50年将是技术与人之间的关系”，但是现在我觉得自己当时淡化了这句话的意义。
阿尔文和海蒂·托夫勒夫妇在1970年出版的《未来的冲击》一书中就提到了这一观点，他们在书中指出，在太短的时间内发生太多变化，会给个人和社会带来心理问题和精神上的不稳定。
就个人而言，我认为托夫勒夫妇的预期很有意义，如果我的书有一个戏剧性的追逐场面的话，那么肯定就是我们对改变和更新的渴望与我们对持久性和稳定性的需要的对抗。我们是会被迫去适应新的技术和全球规范，还是会坚持认为新的技术应该适应我们？如果需要的话，是否可以删除、控制并逃离它们呢？
例如，新的技术该如何为人类服务，它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所有形式的自动化和人工智能是在一个约定的道德框架内存在的吗？如果是的话，人类能做的事情和机器能做的事情之间的界限在哪里？能创建出更强的、与机械装备合成的人类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一成不变的人类将何去何从？
无论发生什么事，我们都不应该失去信心，因为未来总是开放的。未来是由我们做出的选择而决定的，虽然在最后时刻，这些选择也总是会面临挑战和改变。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并不是技术方面的，而是人类自己。我们必须要做的并不是过多地担心未来几十年会发生什么，而是要更加关注个人和机构想要发生什么。
本书的目的不是精确的预测，而是粗略的阐述。批判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讨论我们希望以后如何生活。本书讨论了我们是谁、我们将要去哪里，以及面对任何新的数字化带来的利益仍保持人类中心地位的重要性。
但愿在今后，未来投下的阴影是我们自己的，并伴有一定程度的舒适性，而不是困惑。第1章社会和文化
我们为何爱机器胜过爱彼此计算机使很多事情都更加容易，但也使更加容易的大部分事情都没有必要去做。——安迪
几年前，我曾与科幻小说作家拉维·泰德哈尔讨论过什么是“未来”。为了写作的实际目的，是否能在现在就清楚地勾画出未来的一个点？一个作家需要经过多少努力才能将脆弱的幻想与严格的现实区分开？对他来说，“未来”是指当事情开始变得怪异的时候；对我来说，“未来”是指当事实变得比小说更加不切实际的时候。
我在澳大利亚居住的时候，曾听到金荣柱和崔善美这对在网上认识的夫妇饿死他们女儿的消息。他们当时正痴迷于在“守护之星”的虚拟世界中养育一个虚拟化的孩子——显然，虚拟的孩子比现实中的更令人满意。据警方透露，这对失业夫妇把亲生女儿独自留在家里，却在汉城的一个网吧用12个小时照顾一个名叫阿密娜的虚拟女儿。
这个故事很容易被当作人们痴迷于电脑游戏的例子。但读那种催人泪下的科技寓言故事，可能比我们想象中要更具有误导性。更加仔细地阅读之后就会发现，这是一个可以在情感上编程的机器时代，关于身份、目的和亲密关系的故事，也是一个关于社会互动、成瘾，以及一些人如何能处理这么多现实问题的故事。最重要的是，我们古老的大脑没有很好的设备用以区分真正的关系、准社会关系或者想象中的社会关系。
汉城本身是很有吸引力的，它给我们展示了世界上其他地方需要学习的方向。作为地球上网络最发达的城市之一，汉城表面上非常未来化，但在更深层次上却停留在20世纪50年代。这个城市拥有世界上最快的宽带速度，对能将网速提高1000倍的5G网络也有相关计划。在这里，你需要获得一个由政府颁发的身份证号码才能在星巴克使用互联网，而且检查员每个星期都会从互联网上删除大量的信息。
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政府将会限制人们可以在网上访问到的信息，互联网开放、参与和自由的特点将会被审查和监管等手段弱化。但同样也有另一种可能，监管薄弱的公司会推出更吸引人的虚拟体验，从而使人们脱离其他有意义的实际关系，并且不再参与社会中的有益实践。
一些基于互联网的赌博工具已经被设计出来，用于诱导人们参与赌博，并故意利用人类的脆弱性，导致用户尽可能长时间地赌博。按照业内人士的说法，这样做的目的是让人们玩到灭绝。金荣柱和崔善美正是这样的典型案例。人类与机器人
日本是韩国的邻国，是一个在过去与未来都与其竞争的国家。在幼儿园和养老院里，古老的樱花节与机器人并存，自动化填补了人口统计学和社区关爱的空白与不足。
帕罗是一个毛茸茸的、海豹形状的治疗护理机器人，它的作用是陪伴病人，并且能够通过人机交流来改变自己的行为。在机器人程序里设定人文关怀是一个绝妙的主意。还有推拉机器人，能自动移动医院里沉重的手推车，这样，医院的搬运工就不会受伤了，但是这种机器人没有脸部和四肢，不是很有魅力。它们不会微笑或向病人问好，虽然也可以通过系统设置让它们那样做。我们需要的不是更高效率的电子产品，而是更多的善良和关爱。
麻省理工学院社会学教授雪莉·特克认为，培养人与机器的关系是很危险的。她说，“把机器人社会化没有什么好处”。弱势群体，如儿童和老人，将会与机器人产生联系，将机器人当作人类，对其生出依恋和不合理的期望。“我们似乎已经接受了一种新的错觉，这种错觉认为模拟的同情已经足够多了”，这一结论令人惶恐不安。她的《休戚相依》（Alone Together）一书的副标题说明了一切：为什么我们对技术的期待越来越多，对彼此的期待越来越少。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创造一个有爱心的机器人并不是实际的需要，更多的是一种智力或科学的挑战。看过科幻电影《机器管家》的人都可以证明，如果有人不能与别人正常交往，不介意甚至是喜欢与机器人共同生活，也许能获得一些好处。也许实际存在和与人接触都不重要，或者二者都远远没有我们目前认为的那么重要。
最终，我们将创造更多的机器人，它们会通过互相模拟和具有个性成为我们亲密的朋友。我们也有可能会出现编程上的错误，也许我们并不介意这些是不是真实的。
我们已经接受了其他人的经过编辑的数字身份的问题。我们所编辑的数字身份和故事很少包括恐惧、怀疑或脆弱的元素。我们使用图像处理软件，让自己看上去比实际中显得更快乐、更漂亮、更成功，因为我们喜欢像素化的完美，而不是模棱两可（我们每天看到的新闻就类似于对现实的编辑，内容越来越清晰，却也变得越来越极端，经常夸大人们的痛苦和冲突，而忽略了谦卑和幸福）。
但是，在我们与机器建立起情感关系之前，是否应该先问问自己，我们这么做到底是为了什么？这么做对人类来说意味着什么？如何来衡量新技术是有积极还是消极的影响？我们是否应该就这些问题展开辩论？技术毕竟只是一个推动者，而不是目的本身。技术人员要与哲学家、历史学家和伦理学家站在一起，因为我们需要的是与知识并行的智慧，是与计算机代码并行的道德规范。
综观现代机器的起源，制造机器的目的是做一些人类做不了的事情或一些枯燥、危险的工作。“机器人”一词源自捷克语“robota”，意为“劳役”和“苦工”，用机器代替人类去完成枯燥或危险的工作是完全合理的，用机器来增进人类的互动和关系也是明智的。因为我们现在的目标是降低人力成本，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说这是为了高效或者是因为我们已别无选择，我却并不赞同。21世纪初的主导是以机器为中心，这与以人为中心是相反的。
我最近看到英国广播公司（BBC）的一个电视节目，牛津大学的一项研究报告称，在未来20年中，目前所有的职业中将有大约一半会因自动化而消失。如果会产生新的和更好的就业机会，这并不是问题，而且这在历史上也有先例：工业革命时期淘汰了许多职业，但同时也产生了许多新的职业，增加了工资，并迎来一个繁荣的新的生产力时代。但是，互联网带来的影响可能与此完全相反。根据计算机科学家和作者杰伦·拉尼尔的观点，与互联网所创造的就业机会和繁荣相比，互联网破坏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繁荣。在音乐、摄影、报纸、酒店等各个行业，都可以找到这样的例子。
讽刺的是，大多数人却对这种现象抱着听天由命的态度。英国广播公司采访的一位人士评论说，“我想这只是进步”。但这是在哪方面的进步呢？进步的幻想
进步确实是出现在急剧上升的曲线上，然而这其中有一部分并不真实。曲线可分成进步、疯狂的后退、进一步前进。美国西北大学宏观经济学教授罗伯特·戈登说，许多我们所谓的革命性技术都不是这样的。旧技术如污水处理、电力、汽车、铁路、邮票和电话等所带来的影响远远大于我们今天所拥有的任何数字技术。《新共和》杂志编辑耶夫根尼·莫洛佐夫总结说，“互联网如同洗碗机一样惊人”。一个匿名者表示同意，声称“旧金山科技文化的重点是解决一个问题：我的母亲再也不用为我做的是什么？”
从总体来说，数字技术进步代表增量变化，体现了我们对方便和效率的追求。
有些人崇拜这种进步。“最后一分钟网站”的创始人玛莎·雷恩·福克斯认为，任何反对数字技术革命的人都是异端分子。没有任何借口——每个人都必须在线。不论年龄大小，必须给那些抵制数字技术革命的人“轻巧一推”，因为脱机离线“不太好”。
福克斯把任何对数字技术的抵制都等同于对卢德派（Luddites）的抵制。但她错过的可能是——正如《互联网不是答案》一书的作者安德鲁·基恩指出的那样——虽然互联网确实使人解放，也提供了大量信息并赋予人权利，但同时也存在被愚弄的危险。“传播者所犯的错误是认为互联网是开放的，分散技术会自然形成一个层级更少或不平等的社会。”
此外，如果每个人不再像以前那样与其他人互动，如果在越来越多的角色和关系中，人们被机器所取代，那么会产生什么后果？
例如，四岁的孩子正在接受关于iPhone手机的强迫行为治疗，甚至可以买到一个带有iPad支架的训练便盆。机器人抚养儿童，或者人们在临死之前所看到的只是一个封闭的虚拟化身，这些能被人们所接受吗？我们是被迫接受并习惯于这样的事情，还是反击——重新界定进步并用螺丝刀拆除这个反乌托邦？
我认为，人类和机器之间的关系和力量平衡，是当前这代人和未来一代人所面对的基本问题。可是，我们为什么如此沉默？也许是因为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被拴在了移动设备上，这些移动设备不断地分散着我们的注意力，并阻止我们深入思考这些技术所带来的影响。
我们现在每时每刻都在获取和传播信息，所以很少有时间来清理一下头脑。或许我们更喜欢忙碌，因为停下来并且去反思我们是谁、我们将要去哪里这些问题太可怕了。别人眼中的我和我眼中的自己
我最近常去一家咖啡店喝咖啡，但这里与其说是咖啡店，还不如说是一个临时性的工作场所。咖啡店里的每个人几乎都在使用移动设备——似乎他们无法与自己的想法独处或者一分钟都不能没有咖啡因。个人通信设施的出现似乎阻碍了人际交流。很显然，每个人都会有几百个网络上的朋友，但在真正的个人交际中，所有的朋友都已经被抛弃了，人们完全沉浸在小小的屏幕上。
咖啡店里已经坐满了人，但是人们都在发信息，而不是说话。所以，没有噪声、没有交谈、没有笑声，整个氛围既空洞又压抑，这真是一个奇怪的现象。
他们在思考吗？他们能感觉到时间正慢慢地从他们的手中溜走吗？这不是我所能回答的。他们正在做毫无意义的PowerPoint演示文稿，专注于Facebook（脸书）和Twitter（推特），或者把超大号饼干的照片发送给Snapchat（阅后即焚，照片分享应用）和Instagram（图片社交应用软件）上的好友。大多数的人似乎都在传播信息而不是接收，并专注于“过分的自我关注”（见多识广但也令人迷惑不解的作家克里斯托弗·拉希提出来的）。
在此之前，曾有文章质疑过数字革命，说在数字革命中，尤其是在美国，生产率的增速与个人计算机的普及并不直接相关。正如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索罗所说的那样，除了在数字中，计算机已无处不在。
显然，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讨论。我想站起来大喊：“我疯了，我不想再这样下去了！”但是在无处不在的网络覆盖中，这一“桥段”可能已经没有意义了。
也许这个内在的焦点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会在一分钟之内被那对饿死自己女儿的韩国夫妇所激怒，然后在下一分钟却又忘记了他们。数字化存在于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从而淡化了我们的记忆。
我们不会问为什么我们在这里和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因为许多推动这些新通信技术的人都有自闭症，他们在与其他人的沟通和联系中存在问题。小说家道格拉斯·柯普兰在《微软奴隶》一书中评论道：“我认为所有技术人员都有轻微的自闭症。”这么多硅谷梦想家抛弃了自我并逃避到一个银光闪闪的未来中，其原因可能是他们心思缜密，并不需要笨重的躯体。有自闭症的技术人员和其他人之间的区别，使人回想起查尔斯·珀西·斯诺的《两种文化》。作为科学家和作家，斯诺在1959年提出精确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的分裂是解决世界上许多最紧迫问题的一个主要障碍。
或许整个人类都将变得有些自闭，只会勉强、蹩脚地和其他人接触，宁愿在很大程度上独自生活。我观察到一件事：越来越多的人觉得现实生活中人与人的交往太麻烦——不仅在硅谷、东京和汉城是这样，在其他地方也是这样。因为人类经常有不合逻辑的要求，并且我们可能会因为冲动而惹怒别人。
因此，最好通过互联网与别人打交道，或者完全避免与人相处。如果你不相信，不妨试着不提前打招呼就给闲着无事的年轻人打电话，电话并不总是能接通，这通常是因为他们不接你的电话，即使确实接通了电话，电话中的紧迫语气也会令人不安。电话是实时的，它要求即时反应，不能通过PS（图像处理）或咨询别人以确保最佳效果。
更好的证明是，当青少年的手机丢失或被关机24小时，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整个人好像都已经崩溃了一样。英国科学家、作家和播音员苏珊·格林菲尔德指出，“个人身份越来越被虚拟的观众所认可”。保持联系也是一种保护：当青少年不在线时，他们无法控制别人说他们什么。这都不是对年轻人的批评。只是说，可能是一个预兆——一些观察人士如美国的心理学家苏珊·平克认为，技术正把人类推向危机点。
然而，毫无疑问，在现实世界中，手机和社交媒体的成功很难让年轻人待在一起。正如计算机科学家和作家George Zarkadakis（乔治·扎卡达基斯）指出的那样，“社交网络侵蚀了之前的社会结构，并把部落文化重新介绍到我们的后工业社会”。但是，在我的经验中，社交网络也满足了人们对友谊和沟通的基本需求。
我们说服自己相信，现实世界充满了危险，对儿童来说尤其如此。因此，我们抗议孩子沉迷于屏幕的时候，也不愿意让他们走到我们的视线之外，除非他们身上带着移动设备或穿着能发出跟踪信号的衣服。有人想知道还要多久才能设计出有摄像头的无人机，当孩子在外面或者独自一个人的时候，无人机能盘旋在孩子们的头顶上。
当然，我们没有意识到的是，对风险不正确的评估可能会破坏我们最珍惜的事情。即使有人坐在我们旁边，我们可能仍然缺乏存在感，只因数字世界的短暂情感可能会削弱人类之间的关系。
在别人面前，我也会感到不自在，但是这个咖啡店挤满了人，这些人全都心不在焉，给我的感觉更糟。正如心理学家阿兰·德波顿所说的，现在，使人受到伤害的，与其说是别人的缺席，不如说是人们对别人缺席的漠视。
Facebook网站有十多亿注册用户，你可能会认为友谊将供大于求。但根据美国“综合社会调查”的结果显示却并非如此。1985～2004年，每个人的亲密朋友（你在危机中可以真正依赖的人）的平均个数从2.94下降到2.08，而没有这样的朋友的人数从8%上升到23%。尽管这一发现颇受质疑，但其他类似的调查也发现，日益频繁的互联网使用与日益严重的人际隔离之间不无相关。
德国柏林洪堡大学信息系统研究所2013年的研究显示，Facebook网站可能会让人产生愤怒和沮丧的情绪。无独有偶，密歇根大学2013年的一项研究也表明，Facebook网站可能使人们相互攀比、彼此妒忌，进而郁郁寡欢，闷闷不乐。
有一些新的网站（如rentafriend.com）可以帮助你找到朋友。与孤独本身相比，这样的网站更能满足对陪伴的渴望。但如果考虑到正在弱化的社区关系、老龄化的人口、独自居住人口的增长这些因素，就一定能想到牛津大学思想家西奥多·采丁极富挑战性的言论，“在21世纪孤独可能是最大的问题”。
根据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在英国有470万人连一个亲密朋友都没有。英国广播公司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33%的英国人，其中包括27%的18～24岁的人，感觉在数字通信面前落伍了，而85%的人表示，他们更喜欢与朋友和家人进行面对面的沟通。《删除：大数据取舍之道》（Delete: the Virtue of Forgetting in the Digital Age）的作者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说，我们越来越希望记录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方面，这与我们日益减少的密切关系有关，这种日益减少的密切关系是由生育率下降和家庭规模变小引起的。因为我们不再延续隔代共享的传统，我们依靠数字文件来保存记忆，并确保我们不会被忘记。
而且这些文件的稳定性还是一个问题。一位互联网的早期开拓者温特·瑟夫最近说，技术发展如此之快，数据可能会陷入一个“黑洞”，有一天人类将无法访问这些数据。他的建议是，如果我们希望保存的话，应该把重要的资料打印在纸上。
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安然事件，到全球金融危机和伦敦同业拆借利率，这些丑闻意味着我们对领导人和机构告诉我们真相或给我们进行道德指引的能力失去了信心。几年前，美国社会科学家认为“9·11”事件的集体创伤可能会创造一种合作意识，但迹象表明，事情却完全相反。
1972～2012年对37000名美国人的一项调查显示，对他人的信任度，包括对政府和媒体的信任在2012年降到了最低点。同时，一项[1]研究报告指出，“Y一代”中只有19%的人信任他人，而“X一代”[2]中有31%，婴儿潮一代中有40%。信任的下降意味着我们不知道应该相信谁或什么东西，最终变得内向或注重与家庭的密切关系。
总体来说，我们最终进入了一个分裂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我们渴望稳定和公平——但与此同时，个人仍占据统治地位，或多或少地无法离开他们的通信设备。
现实生活中，人际互动减少的另一个例子体现在购物上。现在很多人都尽量避免与收银员有目光接触，因为这需要一定水平的人际联系。于是更倾向于网上购物，使用自助扫描结账，或者等到收银员和收款机被货物传感器替代，当你走出商店时，这种传感器能够自动将钱从你的数字钱包中扣除。
这可能确实很方便，但如果我们把购物看作是配合别人的工作，把商店视作社区，难道不是更有意义吗？这样做将意味着给予别人更多的认可和尊重。
杰伦·拉尼尔在《谁拥有未来？》中问道，“如果有人不被各行各业需要，那么他又该何去何从？”在供大于求的21世纪，人们会怎么样？那些曾经在书店、唱片店和超市工作过的人，我们还能要求他们做什么？他们的未来又是什么？
现行的会计准则中将这些人视为可以减少或消除的成本。对于老年人来说，销售助理可能是他们唯一直接交谈的人。此外，如果长期失业会对人际关系、学校教育和健康产生影响的话，那么取消这些人的工作给社会带来的成本远远超过他们的工资。我们的朋友是带电的吗
糟糕的人际关系也会让人沮丧。在旧金山市，婚姻治疗师卡梅伦·亚伯勒说，“很多人回到家，更热衷于玩电脑而不是和伴侣交谈”。根据苏珊·格林菲尔德的观点，这可能是深层次和有意义的关系下降的一个早期预警信号。
在日本，有些男人现在喜欢与游戏中的数字女友谈恋爱，如任天堂的爱相随游戏。2010年，日本卫生、劳动和福利部的一项调查显示，16～19岁的日本男性中，有36%的人对性不感兴趣——这一数字在两年内翻了一番。我们并不知道这在多大程度上是拜数字替代品所赐，但是，如果日本男人继续逃避现实，性欲冷淡，那么，日本人口到2060年预计将下降1/3。
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人口统计学家尼古拉斯·埃伯施塔特声称，日本已经接受了大部分人自愿无孩的现实，其结果就是，日本不仅有世界上最快的人口老龄化，也有最低的生育率，尤其是在东京。评论家把数字伴侣的增加与一种被称为“御宅族”的亚文化联系起来，“御宅族”是一群从事与幻想主题相关工作的、有强迫症的人。
在《未来50年大趋势》的开篇，我引用了日本的另一个现象，即“蛰居族”，可大致翻译为“退出”，指的是像鼹鼠一样的年轻人退回到他们的卧室，很少出来。尽管导致日本低生育率和低自尊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经济情况：几十年以来，日本经济一直处于低迷状态，这对出生率也没什么好处。在20世纪60～80年代，日本的年轻人可以合理地期望过比他们的父母更好的生活。工作前景良好，工作安全，未来似乎不错。在我的书架上有一本书叫《日本公司》，讲述的是关于日本经济的支配力。但这种乐观情绪已经消失，许多日本人认为他们不再有未来。
你可以合理地认为，在日本和其他地方，网上的年轻人会有一种强烈的集体认同感，甚至在情感上同步到了全球的水平。他们将有创造更好的明天的意愿，然后会为了这一意愿而奋斗。但是社交媒体有利于缩小重点，而不是扩大重点。
示威和抗议确实发生了，在线竞选组织如GetUp和Avaaz等颇有影响，但其抗议是否会改变主流政治的方向仍未可知。同样，在英国，SleafordMods公司的歌手杰森·威廉姆森为走投无路的工人阶级大声唱出了心声，然而，大多数年轻人似乎都对此充耳不闻。《经济学人》杂志声称，在全球有2.9亿14～15岁的青少年既没有上学也没有工作——这占全世界青少年总数的25%左右。在西班牙，年轻人的失业率从2008年开始上升，几年后超过了50%。我们有个人主义和科技意识，唯独没有集体行动的共识。我们受到数字化的干扰，缺乏改变自我的决心。面对不满，通常是习惯于被动接受，而不愿直接付诸行动。
这种懒散可以用网络上的一个文章来体现：一座郊区房子的卧室里，一个年轻人坐在电脑前，看着窗外。标题是“现实——最糟糕的一场游戏”，这与帕尔默·拉奇的评论相呼应。2014年，这个23岁的发明者把3D虚拟现实耳机Oculus Rift，以23亿美元的价格卖给了Facebook。帕尔默说，“虚拟现实是进入更美妙的空间来逃避世界的一种方式”。这个表述既令人振奋又令人恐惧。
澳大利亚的社会评论家理查德·埃克斯利把年轻人描述为社会的金丝雀，他认为，年轻人非常容易受到这个时代的特殊危害的攻击，酒精、吸毒、自杀是现代人缺乏凝聚力和信念的表征。《玻璃笼子》的作者尼古拉斯·卡尔提出了类似的观点：“我们的时代可能是一个物质丰富并且充满技术奇迹的时代，但也是一个盲目和忧郁的时代。”
也许两者是相互关联的。在过去的50年里，世界上大多数人的生活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但这种改善是身体上的或者是物质上的。结果，生活变得扭曲。工作与生活、个人与社会、自由与平等、经济与环境、身体健康与精神健康之间已经出现了不平衡——后者已经被传统的经济指标所俘获。对老年人的冲击
2009年，英国有50万天的病假是由于精神健康问题导致的。到2013年，这一数字翻了一番。同样，在1980年，焦虑症被正式认可，其在美国的发病率是2%～4%，到2014年则几乎已经上升到了20%——也就是说，每五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个人患有焦虑症。世界卫生组织预测，世界上25%的人将会在他们的一生中患上精神障碍症。为什么会这样呢？
有一种说法是，不幸福是由于人们不再面临直接的身体威胁从而越发自我放纵；有人认为我们越来越认识到人类的自身条件日趋完美；也有人认为，商业利益卖给我们更多不需要的东西。为什么当人们孤独地工作时，一部智能手机就可以把持久的快乐卖给那些寻求肯定和自尊的人们呢？
因此，沉迷于数字幻想和逃避现实可以看作是社会失衡的心理反应，特别是对经济停滞、庞大的债务负担和不愿意退休的老龄化的劳动力产生的绝望感的反应。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一直很悲观，有一种观点认为，欧洲现在正朝着相同的方向发展，经济增长缓慢与政府债务上升、出生率下降、寿命延长趋于一致。
即使在美国这个无限乐观的摇篮里，一些“千禧一代”对未来也失去了信心，认为衰退是不可避免的，他们的父母所喜欢的生活标准是遥不可及的。这种观点与对未来有无限信念的观点完全相反，然而在硅谷仍然可以看到这种对未来的无限信念，即使所有的技术最终卖给我们的都是同一种产品——方便，在那里还是有一种对技术能改变世界的狂热的信仰。
在接下来的20年里，全世界65岁以上的人口数量几乎要翻一番。这可能会在一种我们无法理解的程度上造成经济停滞和一代人的焦虑。不只是非洲、中东和南亚的部分地区，将来每一个地区都可能会面临更低的生产力和更大的保守主义倾向。
这种老龄化趋势可能会扼杀创新，激起田园怀旧情绪，也可能将社会对青年的看重转变为对衰老和死亡的日益浓厚的兴趣。因为我们的寿命更长，需要更多的钱，这也可能会给储蓄和退休制度带来巨大的压力。在这个扭曲的环境中，不是我们死了之后才需要保险，而是在我们活着的时候就需要。
虽然我们不应该忘记医疗保健支出仍能促进经济的增长，但是许多悲观的评论家都把人口老龄化等同于更低的生产力和经济增长率。乐观的消息是，那些65岁及以上的人持有世界上大部分的财富，他们也许会被说服去花掉一部分钱，此外还包括老年人更加向往和平这一事实。
我们也不要忘记，全球化、互联网和撤销管制已经使世界上数十亿人摆脱了贫困，并且根据安永会计师事务所的一份报告，又有数十亿人口即将脱贫。到2030年，可能会有10亿中国人成为中产阶级。这些都是积极的方面，但这种提升生活水平的力量也会对进一步发展造成威胁。
快速的技术变革，政治动荡，环境破坏，规则、角色和责任的侵蚀引起了不确定性，如果我们把这种不确定性考虑在内，那么托夫勒的观点就显得入情入理——未来只会使人生厌。焦虑将是未来几年的决定性特征。面对此情此景，有人可能会泪眼模糊地怀旧，甚至会尝试在经济或政治上进行倒退的做法。
我们已经看到一些右翼团体倾向于极端的解决方案，如希腊的“金色黎明”。这些都是有吸引力的，因为正如乔治·奥威尔提醒我们的那样，法西斯为人们提供了斗争、危险和死亡的可能。相反，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则提供了不同程度的舒适和快乐。作为全球化过激行为的解决方法，地方主义的推广也是有吸引力的。地方主义本身并没有错，然而，若操之过急，也可能导致民族主义、保护主义和仇外心理。
一些评论家担心2014年会重演1914年的情景。这有点离谱，但2014年确实与1914年和1939年都有相似之处，包括：不断增长的民族主义、增加印钞、通货膨胀的压力、政治化的债务、储备货币的挑战、全球化的磨损、武装力量的扩张、对宗教和少数民族的指责，以及普遍的自满。
我在《未来50年大趋势》中指出，2005年，五部票房收入最高的电影都是有关逃避现实的幻想题材。难道这是人们开始厌倦现实的一个早期迹象吗？到今天，反乌托邦和幻想仍然占据票房，狼人、吸血鬼和僵尸大行其道。究其原因，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认为，那是由于这些很诱人，它们没有过去、没有未来、没有大脑、没有痛苦。此外，电影还有一个新的发展趋势，即电影里有较少的人或几乎没有人，其中甚至有一部叫做《她》的电影，故事发生在2025年，是关于一个人和电脑操作系统之间的感情关系的。
我们不应该对这些电影解读太多，因为它们纯粹只是娱乐。另外，电影——特别是那些以未来为背景的——通常隐含对当代关注问题的评论，尤其是对于那些我们不理解或无法控制的技术。1936年上映的《摩登时代》讲的是一个人为适应快速工业化的社会所做的种种尝试。社会的快速变化令人惶恐不安。当前过量的数字奇迹和计算机生成的意象除了可能会钝化我们对现实世界的反应之外，还会抑制我们的想象力。我们的新监测文化
技术正在创建一种令人无所适从的新形式的数字混乱，还是别的什么东西？我们是在害怕机器，还是欢迎机器到我们的头脑和身体中成为我们的一部分？在本书的后半部分，我将对数字化人类进行讨论，但是现在我想讨论如何经历现实，以及我们正在如何改变现实。
在计算机、全球化、撤销管制、多元文化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前，我们对自己有一个相当清晰的认知，现在却变得更为复杂。不断增加的移民意味着许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并不确定自己来自哪里，仿佛既不属于出生的地方，也不属于生命终结的地方。不断增长的移民也在挑战着我们的集体观念和民族认同感，因为历史上一些人口众多的民族正在成为少数民族。
尽管有时很难区分，但是曾经的科幻小说很多已经成为事实。亚马逊为无人机快递所做的宣传计划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只是聪明的公关措施，还是确有发生的可能？实际上，如果足够多的人想要它发生，它就有可能会发生。
2012年，智能手机的销量超过了个人电脑。即使从目前来看手机可能很快会让位于可穿戴设备，但其一直对外部环境有着沉重的影响。这一转变可能会迎来增强现实和物联网的时代，在这一时代中，大多数重要的物体将被连接到互联网上或者将有一个数字化的双胞胎。但凡能被数字化的事物，终将被数字化。
可穿戴的计算设备和智能传感器意味着生活的数据化，之前被隐藏的或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见的日常生活的元素，将被转化为数据和新的资产，且在大多数情况下转化成了金钱。
嵌入式传感器意味着许多身体部位将与信息连在一起，而在某些情况下，信息会通过真正的物体甚至是气味表现出来。比如消息，目前是通过声音体现出来的（如砰和哔哔声等音乐），但是也可以用发光体的形式体现出来，甚至是以从衣服或首饰中发出来的气味的形式体现出来。如果你戴着增强现实感的眼镜，在你桌上充电的粉红色的小象会向你报告老板发来的一个消息。
另外，在各种人际关系或者客户服务中使用增强现实感的设备会使真诚显得多余。他人并不知道你是否真的知道或关心某人。对人类沟通至关重要的诚实、真实甚至是真理，都可能面临危险。这意味着，实际和数字化之间的区别（金荣柱和崔美善的真实世界和虚拟世界）将模糊不清——一切都将成为一个连续体。同样，公共和私有数据的界限也将变得同样混乱。
例如我儿子的一个老师在Twitter上说，在新工作开始之前，她一直喝酒，总是醉醺醺的。你可能会认为我不应该一直关注她的微博——但是有人可能会认为，在公共论坛上她更应该谨言慎行。
还是让我们回到如何改变物理现实这一话题上来。从广义上看，增强现实是对现实世界中信息或数据的覆盖（声音、视频、图像或文本），使日常生活更方便、更有趣。或许“增强”这个词有误导性，我们所做的不是增强现实，而是改变现实。最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已经能够区别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不真实的，并用这种方式去改变我们自己，也许还可能会改变人性。
大多数人认为，人性已经固定了数千年。这可能是真的。因为我们的外在环境一直都是稳定的。我深知，几千年以来我们使用技术来增强现实——一旦我们塑造了工具，工具也会反过来塑造我们——但是，这次却不同以往，具有更普遍的、更大规模的影响。
如果可穿戴设备确实变得跟智能手机一样诱人，这可能会导致许多人完全放弃现实生活。一旦离开了这样的技术，生存将变得越来越困难，但这可能仅仅只是个开始。
我们从下载梦想开始，继续前进，努力尝试上传经验教训。虽然这种事情很遥远，甚至是不可能的，然而，我们已经离这种情景越来越近了。我们戴着虚拟现实眼镜，认为一些实际没有发生的事情正在发生，而且我相信芯片植入也不会很遥远了。
弄清楚什么是人类意识，复制这种意识（也就是我们自己）然后上传到机器里，从而实现一种不朽，这种想法是科幻小说里的东西。但是有些人认为有一天这将成为现实，将“我们”以光速传播到外太空，在那里我们可能会撞到外星人甚至是上帝。（为什么外星人或者上帝不能是数字化的？为什么我们总是以为聪明的外星人是有身体的而且经常是两足生物？）
同时，不要忘记，总有一天公司会预见我们的每一个需求并使我们的现实经历个性化，而政府可能会做一些更邪恶的事情，比如消除我们的记忆或植入假的记忆，从而以另一种方式改变现实。
在这里需要担心的事情是个人自由、精神隐私和自我决定，特别是如果一直处于被监视中，个人隐私又会怎么样？可能我们会用自身的信息数据与政府做交易来换取自身安全的承诺，这样，隐私将成为附带损害。但对公司来说则可能不同。目前，我们似乎乐于用隐私来交换便利或个性化，然而法律和道德的界线在哪里？苹果、谷歌、Facebook可以畅通无阻地获取我们的个人信息，它们对我们的了解比国家安全机构都多，这是对的吗？
正如数字安全专家布鲁斯·施奈尔所说，“互联网的主要商业模式是建立在大规模的监视之上的”，这是正确的吗？在互联网上有很多产品都是免费的，那么你有可能是那个产品吗？
在更远的将来，如果公司使用远程大脑扫描仪拦截我们的思维或预测我们的行动，又会怎么样？远程大脑扫描可能有点不切实际，但是Facebook已经在研究读心术。难怪维基解密的创始人朱利安·阿桑奇称Facebook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间谍机器”。
如果你的一言一行都被捕获并保留给后代，那会怎么样？如果你知道你所做的一切有一天都会被搜索到，你的人生与他人又有何不同？彻底的透明化可能会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行为。例如，当没有秘密，一切都是公开的时候，如何有亲密行为呢？个人身份又将产生什么样的变化？
忘记《老大哥》（电视真人秀节目）吧——我们是带有摄像机的人。我们生活在一个大规模监视的时代，镜头都聚焦于我们自己，这一趋势朝着自我揭露和以自拍为中心的活动发展。例如，在英国，14～21岁的人拍摄并且上传到Instagram的照片中，几乎一半是自拍照。
透明度是一种善良的力量。它可以揭露不法行为、促进合作、发现威胁、使社会中经济力量的分布公平化。但是过多的透明度，以及接近无限的存储能力，会把我们变得软弱。来自同辈的压力形成一张大网，而我们身陷其中，无所遁逃，只得选择遵从和崇尚保守主义。希望出现新的规则和礼仪，阻止人们窥探那些别人讳莫如深的隐私。
我们也开始意识到某些东西最好还是不说为妙，或者至少是被记录下来。完美的记忆
我觉得对于一些人来说，可穿戴和植入设备将产生一种类似第六感的计算能力。个人将记录和发布从出生到死亡的几乎所有的事情，各种关于“生活的内容”都可以被搜索到，并用于满足各种需求和使生活更有效率。
它也使人们能够了解那些在他们出生之前就去世了的人。例如，墓碑可能允许互动，这样家庭成员、朋友和其他感兴趣的各方都能够找到关于死者的生活细节。甚至可以把“生活内容”与大脑数据和基因结合起来，创建死者的综合衍射图，用以回答相关问题。
当然，有些人会选择关闭这些记录设备或有限制地使用它们。这些人知道使用技术的界限，并且知道并不是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都值得衡量、增强或永久保存。
在韩国，像Between这样的应用程序已经可以让恋人记录他们生活中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以及他们情侣关系持续的时间。目前，这并不包括跟踪你的伴侣每天除了你之外，还见过多少其他人，但是如果眼睛跟踪和面部识别变得司空见惯的话，没有理由认为它不会添加这种功能。
如果在周末互联网关闭或者消失了，很多人会觉得松了一口气。我们很可能会看到一种重新调整，比如某些地方会限制你在那里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在家里可能会出现要求周日远离屏幕或者周二远离技术。
还有一个新兴的趋势，人们整天盯着屏幕或远程与人交流，当他们不工作的时候，希望与他人进行肢体接触或者动手做事情。最近，我遇到了一个会计，他自己手工制作了一个“飞蝇钓”，用他的话说，这是“电脑屏幕和数字世界的解毒剂”，他甚至还对砍柴和堆积柴火感兴趣，然而我怀疑这更多的是与男性危机有关，而不是对数字化戒断的尝试。
但是，假设我们暂且不关闭这些东西，20年或30年后超链接的世界会是个什么样子呢？更具体地说，如果我们不从数字王国中解脱出来，不允许自己回到私人领域，那么我们的身份将会产生怎样的改变？
早期迹象表明，很多人正在寻找模拟的二维生活，那比五维现实更有吸引力和诱惑力，虽然协作和共享正在增加，但怜悯、谦逊和宽容并没有增加。为什么会这样呢？
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化学反应。日常生活游戏化会导致多巴胺的爆发，多巴胺是一种由大脑的神经细胞以可测量剂量释放出来的影响神经系统的化学物质，可以使我们感到兴奋，奖励某些类型的行为。因此，在线友谊被描述为数字时代的可卡因：即使是最短的短信，轻浮的电子邮件，或状态更新都能带来一些小乐趣。
然而，也有一些好消息。大卫·布鲁克斯在《纽约时报》的撰文中提出一个问题：技术变化是否会使人们所看重的东西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到目前为止，工业经济意味着人们已经有一种唯物主义的心态，收入和物质幸福成为生活质量的代名词。但在后工业经济或知识经济时代，数字产品和服务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人们开始意识到不增加他们的收入，他们也可以大大提高生活质量。这是一个激进的想法，尤其是因为创造生活质量和幸福的许多新活动不直接创造传统意义上的经济活动或工作机会。例如，Facebook创造了幸福，但是Facebook雇佣的员工很少。
在过去，通过制造人们想要的东西，可以创造大量的财富。在未来，让人们想要他们自己，也可能会创造大量的财富。此外，如果人类幸福从根本上来源于帮助别人，那么在线分享和协作的新哲学可能预示着一个新的现实时代的到来。
不论拥有多少物质财富，似乎大多数人想要从生活中得到的都很直截了当。他们想要从家人和朋友那得到支持和尊重。他们想要有意义的工作、足够多的钱、远离暴力和虐待，还有一个关心每一个人的社区。人们也都希望社会进步，并希望成为一些有意义的事情的一部分——这可能是一个家庭、一个组织、一个国家、一个信念或一个想法。
自石器时代以来，我们的生活环境已经改变了很多，然而我们的精神需求并没有改变。我们仍然渴望接近、关注和获得其他人的爱。这在未来可能会发生改变，但目前这标志着我们与机器不同。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这一点——无论机器变得多么方便、高效或者诱人。
亲爱的3229665号生命用户
2039年8月12日______________
目前嵌入式设备：6
数字替身状态：OK（下一次付款时间于2039年9月1日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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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公民得分：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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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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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安全：功能正常
焦虑的警戒级别：中等
生命体征：正常水质：好（供应约束预测）
空气质量水平（平均）： 5
标记食物：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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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烧卡路里：489
总步数：3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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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碳排放（12个月平均）： 22.8吨
非中性运输：14公里
旅游咨询：推荐路线B12
自动预约确认：8
货物接近磨损时间：16
个人网络规模（平均）： 13406
在闭环网络中与人的眼神交流：3
在不闭环网络中与人的眼神交流：2
要删除的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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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现状：单身，4级
现在吸引你的人：2
瞳孔放大的分数（白天）： 12
瞳孔放大的分数（晚上）： 0
最后的耦合：43天
签订的耦合协议：3
注意力水平：4
学习水平：青铜
教训：0
预计目前的生活有效期：2064年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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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国人把1980～1995年出生的人称作“Y一代”，又称“千禧一代”。
[2] 美国《时代》杂志把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的人，称作“X一代”。第2章媒体和通信
为什么即时通信正在扼杀谈话的艺术对失望最好的反击之一是有很多事情正在进行。——阿兰·德波顿
我曾经听说过这么一件事，一个六岁的孩子一直问他的母亲，应该把面包放进面包机里还是面包机的画像里？我跟朋友提到这件事时，他八岁的孩子回答道：“他们为什么不用谷歌啊？”继而补充道，“谷歌不是知道一切吗”？
这是一种数字文化的传承，虚拟世界渗透到了现实中，谷歌成为知识的源泉，移动设备已经绑架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几年前，我曾经带着儿子到悉尼观看一场现代舞表演——这是为了扩展他的文化体验，即使我自己也不喜欢现代舞蹈。我们坐在第三排，幕布打开，他喊道：“爸爸，看，这是3D!”我现在写他说的那些话时仍然会开怀大笑。
一方面，我们一如既往地使用媒体获取信息、娱乐、消磨时间或者进行对话；另一方面，数字技术使我们互相之间变得疏远，也使我们远离现实。
里基·杰克逊有这样一个令人很不愉快的纪录，他自己没有犯罪，却在美国监狱服刑的时间最长。1975年，他被错判成谋杀罪而入狱，直到2014年才再次见到外面的世界。一位电视台记者问他，自从被关进监狱到现在出来，你认为世界都发生了哪些变化，他回答说：“技术——我认为这是我不得不适应的最重要的事情……现在人们之间相互联系的方式只是通过文本……我并不是说1975年是一个完美的世界，但那时候人们之间有更多的联系。”
我们很难忽视数字化带来的转变。英国人平均每天花8个小时盯着屏幕，比人们做任何其他事情花的时间都多，包括睡觉。特别是收发短信已接近痴狂。在英国，一个成年人平均每月发送和接收大约400条短信，而青少年每人每月则高达3700条。
根据斯坦福大学埃利亚斯·阿布贾乌德的研究，大约有1/8的人沉湎于互联网，中国和韩国当局正在计划应对由于互联网问题带来的国民健康危机。与那些把互联网比喻成毒药的人相比，加州心理学家拉里·罗森更进一步认为互联网会“鼓励甚至是促进精神错乱”。然而影响我们心理健康的不仅仅是互联网。《村落效应》的作者苏珊·平克说，每天看电视超过120分钟的孩子有产生行为问题的风险，而且后来的考试成绩也会很糟糕——然而，更糟糕的是，孩子通常没有得到父母的任何指导和限制，每天24小时都可以看电视。同时，8～12岁的女孩，一般都是严重沉溺于多个屏幕中，尤其是社交媒体，与其他年龄段的孩子相比，这些孩子会感到更加孤独和不开心。此外，根据萨塞克斯大学赛客勒科学研究中心的研究，同时使用多个屏幕可能会损坏大脑前扣带皮质：这是大脑中控制决策、冲动和同情心的一个部位。
为什么数字媒体会具有如此高的传染性？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可以随意创建和共享数字内容。这就产生了干扰并放大了羊群效应。也许有一天，未经许可就使用他人信息将被视为一种盗窃，但是在那之前，数字洪流仍将继续。
数字媒体具有高传染性的第二个原因是其通常都是免费的。媒体曾经花很多钱来创建和分发业务。聘用大批研究人员、作家、制片人和编辑来编故事，他们的工资通过封面价格、订阅量和广告来支付。因为要花很多钱，所以人们对所创建的和消费的东西都很谨慎。
现在，消费者可以自己创建和传播内容。这意味着内容的非货币性价值也贬值了，更难以区分什么值得、什么不值得了。而且因为可以经常得到，所以我们从来没有关掉“水龙头”。我们不能像读完一份报纸或书一样关上互联网。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