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上海大轰炸(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张犇

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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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上海大轰炸试读：

总序

我是上海之子，身处承平时代，虽已人到中年，还从未遇到过战乱。但是我的祖、父辈则没有那么幸运了。尤其是祖辈，他们曾经长期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沪上生活，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创伤烙在他们的记忆里。

外祖母是1936年从杭州来上海帮佣的，她曾反复向我唠叨过三件事，其一是1937年8月淞沪战争时大世界游乐场落下了航空炸弹，当场血流成河，死尸遍地，她当时就在附近不远处，曾随众人逃进了一座大建筑避难。其二是战时她曾一度在乡间居住，“日本军人很坏，每见到有人家有炊烟，就前往捣乱，在灶上拉屎拉尿。为了防止受辱，中国女人常将煤灰涂在脸上，以防被当作‘花姑娘’……”其三是1949年5月解放军攻进上海，许多国民党军人穿便装逃跑，故而马路边的垃圾箱里留下了许多制服。

我的祖父则是1930年来上海的，有一次他曾颇有些自豪地告诉我：“八一三时，我们家住在‘大法国地界’（法租界）的顺昌路……”言下之意是，当大批难民从战火纷飞的华界闸北和南市逃向市中心时，他和我奶奶却因有租界的保护可以免于逃窜和劳顿之苦，从而在“孤岛”苟延残喘。当我问起战时日军的暴行时，他这样回答：“日本军队中的朝鲜人最坏了，比日本人还坏……”遗憾的是当时他并没有说明理由，而我也没有追问。

外祖母和祖父对我最为抚爱，虽然故去20多年了，但我仍然经常想念他们，也想起他们的话语。每当我身处悲哀的心境时，总会梦见他们，先是仿若生前般的对话，然后我便哭醒过来。

我的父亲生于1941年春，即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前夕。父亲常挂在嘴边的是这样一件事：他年幼时曾被寄养在某亲戚家，某一天他哭叫不止，该亲戚不得不将他送回家，当路过南市十六铺一带，他曾亲眼见到远处上空有飞机扔下一排排的炸弹……我算了一下，如果那是他3岁的事，应该是1944年美军飞机轰炸上海日军的设施；如果是9岁的事，则是1950年国民党飞机空袭上海。父亲还曾说到，上海解放那一年他正好8岁，某一天晚上整整打了一夜的炮，第二天醒来他跑到街上去查看，只见到处都是解放军。

大概在我七八岁的时候，父亲常带我到浦东塘桥的一个朋友家里去游玩，当时浦东尚未开发，一派郊外的景象，所见的是一片接一片的农田。他有好几次指着途中的一处旷野说：“当年解放军曾打下过一架国民党飞机，飞机残骸就掉在了这里，我们小时候是特地从市区赶到这里来看热闹的。”

……

大致上，这就是我听闻的祖、父辈的战乱记忆。像我这样的家庭，上海有几十万家、几百万家，集合起来，这是一份多么厚重而真实的精神存在，它记录了六七十年前上海民众曾经蒙受的灾难、惊恐、悲伤和屈辱。

战乱的记忆不仅存留在意识层面，还处处显现在我们现实生活的周边情景中：

当我们在北部的闸北寻亲访故时，切不可忘记日本帝国主义者曾如何利用自己的军事优势，狂轰滥炸，将这块本来颇富希望的新兴之地，毁成了一片废墟，多少同胞因此丧命……

当我们坐游船徜徉在黄浦江上，汽笛声声，万舸争流，饱览东方巨港的盛景时，是否忆起了在那国族式微的岁月里，列强的军舰是如何用大口径的火炮肆意威吓着我们先辈们的日常生活……

当我们信步在苏州河边时，微风吹拂、绿枝飘逸时，可曾寻思当年女童子军杨惠敏泅渡过河，将国旗送至北岸的四行仓库，为谢晋元团的八百壮士坚定了守土抗日的决心……

当我们到南市的豫园游玩时，吃着美味的小笼包，走过人头攒动的九曲桥，或许会想起不远处点春堂里曾经有过的勇气和决心，刘丽川、潘起亮在那里点燃了小刀会起义的烈火……

当我们坐着公交车路过南浦大桥桥堍中山南路1551号三山会馆时，可曾知道这座红色清水砖围墙、院落开阔的古建筑，曾是1927年3月21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时，南市方面起义工人的指挥总部……

这些故事，离我们可谓是既远又近，远是由于那都是七八十年前，乃至百多年前的事了；近是因为它就在我们的身边，目力所及，手指可触，是一座建筑，一片街区，一条马路，或是一座桥梁。

对我们史学工作者，尤其是上海史研究者来说，这样的记忆还多了一种载体，那就是我们常年接触的档案、报刊、书籍和各种文字资料，其中又以原始档案对血与火的记载最为翔实。本丛书的各位作者都曾长年累月出入于上海市档案馆和上海图书馆等地，着力在千百卷档案和旧报纸的字里行间，搜寻、重构历史的过程，经日录夜作，终告成书。正因如此，鸦片战争在上海、小刀会起义、辛亥革命在上海、齐卢战争、第三次武装起义、两次淞沪战争、上海解放之役，等等，才得以多角度、多侧面、放大般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这不仅丰富了“上海学”这座文化大苑，沪上前辈们经受的苦难和困扰，亦能更真切地被今人感知和体验。由此，作者们除了尽到史学学者的应尽责任外，也拉近了和先人们的距离，虽然身隔阴阳，却常有近在咫尺的心灵沟通。

若是这样的话，先人们就没有走远，他们仍旧在我们中间……马军2017年4月16日夜写于东京力行会馆

反轰炸：一幅恢宏的历史画卷（代序）

展现在读者眼前的这本书是青年学者张犇先生的学术专著，也是他继2015年出版《民国上海空难简史—以1945—1949年为重点的考察》一书之后，呈献给广大读者的第二部史学专著。这部专著属于围绕一个历史事件进行的典型个案研究，选题眼光独到，聚焦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个不大但也不小的历史事件，而对上海史研究来说，这一事件又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丰富的内容。全书在结构设计上颇有新意，一是在颇具气势的开篇

导论

通读全书，第一印象就是作者严肃认真，勇于突破，穷究学理，严守规范，细致入微，充分展现了史学前辈留下的优良传统。第二个好印象是作者在资料上用功甚勤，对前人的相关成果进行了全面的研读，还查找并利用了大量档案材料，包括在台湾学术机构搜集的一手材料，广泛征引了相关学术观点和史料，做到了让事实和数据说话，显得更有说服力，内容也更加翔实。第三个好印象是作者善于发现真相，纠正错误，矫正偏差，去伪存真，多有创见，且敢于秉笔直书，对人对事评价得当。

在我看来，展读此书，恰似面对一幅历史画卷，眼前浮现的是当年上海滩那乌云压顶城欲摧，众志成城筑堡垒的场景。所以，可以说此书的贡献不仅在于从史料和过程出发，系统梳理和全面叙述了1950年的上海大轰炸，还在于从危机处理视角观察和分析，揭示了中共新地方政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百废待兴之际，意气风发、踌躇满志建设大上海之初，遭遇危机、应对危机、化解危机，化险为夷的历史经验，而且是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以及它所折射出的毅力、勇气、智慧和力量。应对大轰炸的过程告诉读者，即使是在一个全新的环境，一座工厂密集、房屋林立、人口稠密的大城市，中共的传统优势也能发挥有效作用，如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就为战胜困难、坚持生产、维护秩序奠定了基础，而这是脱离人民群众的国民党所做不到的。这在工会组织在党与工人群众之间发挥的桥梁作用上、各级政府与各界市民的水乳交融、同呼吸共命运上也得到了印证。作者的叙述还触及了政府有效地处理与外资企业的关系、城市运行和管理等重要问题，今天看来，当时的实践并不简单，而且可以说是相当深入细致的。此外，作者客观讲述和评价了苏联空军在那场防空斗争中的作用，以及苏联在防空方面为中国提供的有力帮助。最后，我认为，这部专著在今后很长一个时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当今世界并不太平，国际局势复杂多变，假如一场中外战争不可避免，我国沿海地区尤其是大城市并非安全无虞，人民防空和危机管理依然是重要课题。所以，我相信，张犇先生的这本书一定会令读者开卷有益。是为代序。王海良2017年1月于上海导论

1948年、1949年之交，国民党的陆军主力被消灭殆尽。随着解放军继续南进，前者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小，通道越来越闭塞，所能采取的反击手段也越来越有限，相应地，其战略战术重心必然会有所调整变化。当时的国民党三军中，空军是保留最为完整的军种，并且在与中共军队的力量对比中具有绝对优势。在这种情况下，派遣空军对中共控制区的重要城市进行袭扰，是一种最具现实性的报复、反击，也是一种寻找可乘之机的作战方式。通过对重要军事和经济目标进行持续性轰炸、扫射、骚扰，不断给中共政权控驭局势制造障碍，以期在混乱中实现投机性翻盘，是当时国民党军队反击的主要战略。

作为远东第一大都会的上海，在国民党空军的炸射行动中首当其冲。据统计，自1949年6月至1950年5月一年内，国民党方面先后77次派遣各型飞机共302架次骚扰（侦察、散发传单）、扫射、轰炸上海，投掷炸弹678枚。当时，国民党飞机的空袭每月都有发生，月均为6次左右，其中尤以1949年八九两月最为频繁，几乎每隔一两天即有袭扰。这一系列事件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大致以1950年初国民党草山会议为界。前一阶段，国民党空军的炸射行动多围绕配合其海军对大陆海岸线的封锁，和摧毁造船厂、码头等解放军的渡海作战潜力而展开，虽然也有数次烈性事件，但其总的影响基本局限在军事对抗的范畴以内，未引起系统性危机。后一阶段，国民党将炸射行动升级，出现了对闹市区和居民区的大规模轰炸事件，目标选择更为敏感，特别是在1950年的2月6日即“二六”大轰炸中，不顾美国盟友“颜面”，猛烈轰炸上海最主要的电源点—美商上海电力公司杨树浦发电厂。这一事件导致了两个严重后果：一是物理上的，除了造成大量的人员死伤、财产毁灭和数万民众流离失所之外，此次轰炸直接导致断电，失去了电力驱动，这座远东最具近代化气质的城市瞬间“窒息”，电灯、信号灯熄灭，电车、电梯停运，机器停转，广播喑哑……交通混乱、犯罪率冲高、工业品减产、商品匮乏、物价上涨等问题接踵而至；二是民众心理上的，轰炸之后当政者依然无法阻止更惨烈事件的发生，头顶的轰炸机继续“闲庭信步”，生命财产随时都有再次损伤毁灭的可能性，无奈和惶恐气氛弥漫全城。在国民党飞机的轰炸威胁下，上海陷入军事“无能”、经济混乱、社会情绪悲观的局面，出现了系统性危机。作为国家主要工业产地和财政收入来源的上海若局势不稳，所产生的连锁反应势必波及全国，这引起了中共高层的深切担忧。因此，尽管当时上海还存在很多方面的棘手问题，但从“二六”轰炸起，上海的工作重心遂聚焦于反轰炸。从恢复和保障供电，到各种应急法令、政策的颁布，再到救护、救济、慰问、善后等常规工作，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进行了全城动员，使社会各阶层都参与到反轰炸运动中去。当政者还利用国家机器对国民党特务和犯罪分子进行了镇压。在宣传方面，除了反轰炸外，当政者竭力将舆论引向反美和买公债这两个更具根本和长远意义的目标。中苏同盟的缔结为中共借兵打破轰炸提供了契机，最终在苏联空军的直接参与下，中共在3个月内赢得了上海防空保卫战的胜利，此后虽然仍有国民党飞机袭沪事件发生，但均局限于可控范围之内。在军事胜利、政治稳定的基础上，国家适时调整经济政策，将因轰炸而断裂的经济链条重新接续。可以说，1950年一年，全国和上海均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反轰炸运动，其间呈现出壮阔的历史场景，成为1949年以来的上海历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反轰炸运动中的种种创建，在留下了深刻时代印记的同时，也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回响，时至今日，其基本遗产依然在上海城市的发展中起着独特的作用。

前人对此专题的研究多聚焦于1950年“二六”大轰炸这一重大政治历史事件。按照发表时间先后分别为：刘统《1950年中苏联合上海防空保卫战》、林江彩《1950年上海“二六”轰炸研究》、徐锋华《一九五〇年上海“二·六轰炸”及应对》。

刘统论文主要侧重于他所关注的军事史领域。该文广泛利用了大陆地区的军事档案和台湾方面的资料，将国民党对沿海的封锁和对主要城市的轰炸，放在金门、登步之战后解放军剑指台湾的各项军事行动暂时受阻，国民党转守为攻的背景下进行考量。对于封锁和轰炸的基本情况、造成的剧烈破坏和沉重影响，以及上海在防空上的困境做了全面的叙述与分析，最后很自然地导引出苏联防空部队的援华行动。从军事角度而言，该文已属完满，然而军事只是1950年上海大轰炸的一个方面，甚至可以说是次要方面，仅仅突出这一点是不够的。

林江彩的学位论文主体部分有4章，依次为：建国初期上海面临的形势、上海“二六”轰炸始末、社会各阶层的反应、“二六”轰炸的影响。该文的精彩之处在于使用了大量报刊和档案资料，对于“二六”轰炸及其影响的基本情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爬梳，是到目前为止聚焦这一事件最详尽的论文。然而，相比于其余两作，该文稍显功力不足，在某些章节的安排次序上尚有可商酌之处，对一些重要问题的把握和思考稍欠准确细致。笔者尤为不敢苟同的是，该文的主要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放在了中美关系上，认为“二六”事件是在美国公开声明放弃台湾的前提下，国民党蒋介石出于怨愤而轰炸美商企业的报复行为。即便此观点成立，该文也并未对此做出充分可信的论证，颇多主观推断，缺乏说服力。在结论部分，该文又错误地领会了美国中国学者魏斐德（Frederic E.Wakeman Jr.）的意思，认为这一事件使得中美关系彻底恶化；没有将执政者的主动引导作为重要因素来阐述，忽略潜藏于公开宣传材料背后的实际情形，将执政者影响下的群众态度等同于中美关系，这些都是很明显的失误。

徐锋华的论文明确道出了“二六”轰炸的本质是一个政治事件。该文依据广泛的资料，将研究对象所涉及的主要问题都给予了详略相宜的交代。但该文也有不足之处，主要有三：一是该文相比而言为最晚发表，但导语部分并未提及此前的主要研究成果；二是对个别史实考订欠准确，对当时历史环境的整体感知似有偏差；三是对党和政府在危机中转化矛盾、争取主动所做努力的梳理尚欠充分。

另有谢忠强撰《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市反轰炸斗争述略》，较为系统地梳理了1949年下半年至1950年上半年逃窜台湾的国民党军队对上海的轰炸和上海的反轰炸斗争。该文用较为精练明晰的语言概括了上海解放后遭受国民党飞机轰炸的基本情况，并很有条理地罗列了中共方面的反制和应对措施，尤其是作者依据档案资料自制的5幅图表，使所述问题更为清晰直观。就一篇论文的篇幅而言，该文堪称完备精当；然而就所述对象的重要程度而论，尚有可商榷之处：一是在轰炸事件的系统梳理中未能将军事事件和政治事件这两种不同性质的事件加以明确区分，对某些轰炸事件的特殊性凸显不够；二是对于轰炸与反轰炸给上海乃至中国造成的影响着墨不多，仅有的数笔也未述及要害；三是受史料局限（主要集中于档案，而未用报刊），在梳理反轰炸措施时仅罗列出人民政府的被动反应，而未提及其如何转危为机、主动应对的举措。

在关注20世纪50年代的各著述中，魏斐德遗著《红星照耀上海城—共产党对市政警察的改造》在第四章“动员”中辟有“1950年‘二六轰炸’”专节。该文以独具风格的精练而又到位的表达方式，将美国在这一事件中的“复杂表情”传神地勾画出来，而另一面却是新中国政权日渐得心应手的社会动员机制。

此外，朱秉秀《解放初期的上海防空》、陈晖《苏联空军援助上海始末》、周洁《一个应对突发事件的成功案例—上海解放初期的反封锁、反轰炸斗争》、王春华《毛泽东密请苏联空军进驻上海》、叶介甫《建国初期大上海上空的防御保卫战》、李维民《解放初期保卫上海领空的战斗》等多篇文章，或从整体层面或从某个角度，对解放之初上海的轰炸与反轰炸给予了不同程度的交代，特别是各文中所包含的众多细节，为笔者理顺整个事件的逻辑提供了重要的线索。《上海通史·当代政治》《上海一百年》等通史类著作，以及张济顺《远去的都市：1950年代的上海》等聚焦20世纪50年代的论著为笔者提供了广大而又精微的背景知识。更为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卫视、上海纪实频道、江西五套等媒体先后播放了以“二六”轰炸中的谍战为主题的纪录片，直观展示了部分档案资料和珍贵历史影像，使这一问题跃出纸质媒体而引起了更为广泛的社会关注。

2011年，笔者在完成了民国上海空难史的专题研究之后，受导师马军研究员启发转而关注1950年“二六”大轰炸这一个案。随后广泛收集资料，并于2012年底以此为题材撰写论文参加了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办的“1949年以来的上海”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主要利用报刊和地方志资料，对于轰炸所造成的破坏和政府的应急措施进行了基本梳理，最后归纳出上海当局所采取的两个反轰炸根本举措，一是“美制匪机”概念的宣传，二是动员购买公债。现在看来，虽然“根本举措”的提法未必恰当，但直至目前，在其他研究中仍未见对于两者的特别重视。此后笔者又开展了关于1950年中苏联合上海防空保卫战的专题研究，对此次苏联空军援华的细节问题进行了系统整理。以这两个专题研究为前导，笔者进行了更为深入的史料搜集整理，通过对史料的梳理、比对、思考，笔者更为明确地认识到“1950年上海大轰炸”一案在上海当代史中的重要意义，也注意到现有研究未能充分反映此案的丰富内涵，并且对于某些重要史实的考订判断有欠准确之处，直接影响研究者对当时复杂历史环境的恰切把握。笔者认为有必要对这一问题进行全面阐述。

关于该专题的史料无疑是很丰富的，包括在上海市档案馆查阅到的大量反轰炸时期的原始档案文献，和在台湾中国国民党文化传播委员会党史馆和中国台湾“中研院”近史所搜集到的部分补充资料，以及在各图书馆、资料室翻检出的当时的主要报刊、资料集、回忆性文章（具体附书末）。上海市档案馆的档案资料共有近百万字，其中包含了上海电力公司对轰炸过程和严重后果的报告、对反轰炸斗争具体措施的陈述，以及对经验和教训的总结；还包含了上海市政府和各部门所采取的救护救济、电力统筹、交通管理、防特反特、舆论宣传等反轰炸措施的文件汇编和简报、总结、办法制度；也包含了十余年后上海人防办对1950年反轰炸斗争的总结。档案资料的相对丰富和完整为拙著基本架构的确立奠定了基础，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对十余年前问题的总结材料，通过另一个时间维度的对比帮助笔者树立起更为准确的历史触感。台湾的档案资料相对较少，但也提供了必要的补充，并与主体史料相互印证，提升了拙著论证的准确度。报刊、资料集和概述性文章的史料为该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细节和过程描述，是体现反轰炸斗争完整和生动的壮阔场面所不可或缺的资料。由于该专题所聚焦的解放初这一时段，执政者对于舆论工具的运用在场面的控驭和矛盾的转化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因此作为拙著所重点征引的各大报刊史料绝不是可有可无的补充，尤其是“舆论宣传主动出击”一章，在应用报刊史料时，特别注重矛盾双方主要喉舌言论的对比，来提高论证的严密性，应是恰得其所的。另外，解放后的主要报纸中包含有大量制度、法规、办法、措施，大部分是档案中所未囊括的。因此，这些报纸也是档案之外的一个补充。

本书在充分搜集整理史料的基础上，通过对比、总结，去伪存真，归纳史实。注重历史事件的叙述，尽量不做无史料的议论。在事件叙述中，力求全面，全景式还原本来历史面貌，充分展示当时壮阔的历史场景。

相较于前人研究，本书具有五方面独特取向。第一，突出“轰炸”主题，纵向梳理近代以来发生在中国的轰炸与被轰炸重点事件。第二，明确地将1949年6月至1950年5月上海所遭受的国民党飞机轰炸分成两类，一类是偏重军事性质的，一类是偏重政治性质的。两者的区别主要在于轰炸所造成的影响不同，军事性质的轰炸事件影响较小，而一些发生在敏感时间和要害部位的轰炸事件则由军事行动转化为政治事件，进而酿成政治危机。第三，采用“解剖麻雀”的方法，将重要轰炸事件进行全景式、立体式展示，并注重联系的方法的运用，将大轰炸放在解放初上海极其复杂、急剧变化的社会环境中考察，突出其社会关联度。第四，明确指出苏联防空部队的支援是上海能够在短时期内取得反轰炸斗争胜利的决定性因素，新政权从而赢得了迄今为止上海的最后一战的胜利，上海和平发展的局面从此奠定。第五，突出强调党和政府在反轰炸中的积极作为，主要体现在舆论宣传上的积极引导：一是在“一边倒”、中苏联盟的大背景下，利用轰炸造成的悲惨局面，猛烈宣传“美制匪机”这一鲜活生动的概念，对于国民情绪从“恐美”“崇美”“亲美”转向“仇视”“鄙视”“蔑视”美国有着巨大的导向作用；二是在全国性通货膨胀、财政吃紧的大背景下动员民众买公债，在不增发纸币的同时增加了财政收入，纠缠上海达十多年之久的恶性通货膨胀经此一举消弭，对于稳定城市经济、筹集军事行动和经济建设资金具有根本意义。这些积极努力为新中国建政初期政治局面的稳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另外，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关于本书阐述的主要对象之一—1950年2月6日的轰炸事件，史料和既有研究中有多种书写格式，诸如“二·六轰炸”“‘二·六’轰炸”“‘二六’轰炸”等，本书统一以“‘二六’轰炸”表达，引述史料和既有研究时则一仍原文。第一章中外历史上的轰炸一、轰炸内涵及简史

轰炸，是指从飞机上对各种地面目标投掷炸弹、核武器和发射空对地导弹的活动；是从空中消灭敌方有生力量，摧毁敌技术兵器及其他重要目标的主要手段。

按照《辞海》的上述定义，具有现代意义的轰炸行为只有在飞机问世之后，并且携带爆炸物实施攻击时才可能成立。1903年，美国莱特兄弟设计制造的人类第一架飞机“飞行者一号”试飞成功，揭开了人类从事航空活动的新纪元。飞机诞生后，其主要用途即指向军事，但早期仅用于侦察。在侦察飞行中，飞机顺便甩下几颗手榴弹或者迫击炮弹就具有了轰炸机的雏形。1911年10月，意大利和土耳其为争夺北非利比亚的殖民利益而爆发战争。11月1日，意大利一架飞机向土耳其军队投掷了4枚重约2公斤的榴弹，虽然战果甚微，但它作为世界上第一次空中轰炸事件而被载入史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列强先后组建了空军部队，飞机的侦察、轰炸、扫射、骚扰功能得到了初步发挥。飞机一经与战争结合，即显示了强大的威力，使得战争的立体化格局最终确立。作战方能否具有空中绝对优势，能否保持或者取得制空权，成为影响战场态势从而左右战局的主要因素之一，也是现代战争的显著特点。在这一基本战争逻辑驱策下，各军事强国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简称“一战”）后便大力推动航空事业发展，飞机的技术水平和空军空战的规模与强度越来越大。第二次世界大战（简称“二战”）期间，参战各国的空中对决成为战争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最初不可一世的德国空军，到战争末期如日中天的苏联空军和美国空军，作战双方的很多空战战例成为人类历史的传奇。1944年6月起，美军开始对日本本土进行大规模战略轰炸。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美军先后从中国成都，以及太平洋上的马里亚纳群岛和硫磺岛等空军基地出动B—29轰炸机3.3万多架次，向日本207座城市中的115座城市投弹16.8万吨，其中63%是燃烧弹，有66座城市被毁面积超50%。在1945年3月9—10日的轰炸中，日本首都东京1/4的建筑物被毁，死伤人数超过12万，100万居民无家可归，成为“战争史上单独一次轰炸所造成的最大伤亡和损失”。此后，对广岛和长崎的两次“核击”，作为战略轰炸的最高级呈现，成为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直接动因之一。冷战时期，在新科技革命和美苏军备竞争的大背景下，空军取得了飞跃式发展，战略轰炸在局部战争中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美国在朝鲜、越南、中东、巴尔干等战争中使用持续性大规模轰炸，给对方的军队和平民造成了巨大伤害，引起了世界爱好和平人士的反感和谴责。如今，在瞬息变幻的国际风云中，军事轰炸依然作为主要作战方式和威慑力量而表现出巨大的现实存在感。二、中国早期轰炸事件述略

近代以来，中国虽以弱国面目示人，但航空史和“轰炸史”并不比欧洲晚很多。清末即“置航空武备，但为附设于湖北、江苏、直隶之气球队”。1910年，清政府向法国买进一架“法曼”双翼机，并在南苑的“毅军”操场内开辟了飞机场，这是我国拥有的第一架飞机和首座机场。继之而起的袁世凯北洋政府是中国早期航空事业的主要推动者。1913年，中国第一所航空学校—南苑航空学校成立，用以培养陆海军航空人才和研究航空器制造，飞行家秦国镛担任首任校长。该校培养了中国航空事业的骨干。同年冬，北洋政府派陆军围剿蒙古叛军，在作战中使用飞机进行了空中侦察，开创了中国第一次空中作战行动。翌年4月，在镇压白朗起义的战争中，北洋政府派飞机实施侦察和轰炸，为中国战争史上首次空中轰炸之作战行动。在护国战争中，袁世凯派遣航空队入川、湘作战，但未能挽救败势。

1917年7月11日，在张勋复辟的闹剧中，中国航空早期最重要的轰炸事件发生了，目标竟然直指少年皇帝溥仪居住的紫禁城。此前几天，段祺瑞在天津马厂誓师讨伐张勋。为了配合陆军作战，段祺瑞命令南苑航校校长秦国镛和飞行教官姚锡九、鲍丙辰3人，分别驾驶3架当时中国的主流战机“高德隆”式飞机，向“辫子军”发起空袭。“飞机首先‘光临’了丰台地区的‘辫子军’阵地，哪里见过这个阵势的‘辫子军’们四散奔逃，溃不成军。之后飞机到达南河沿张勋住宅上空，从飞机上投下的手榴弹让这位‘辫帅’全家魂飞魄散。接着飞机掠过紫禁城上空，先后投下了3颗手榴弹，完成了此行最重要的任务。3颗手榴弹一颗落在了隆宗门外，一颗落在了御花园里，一颗落在了隆福门上。此举在紫禁城的历史上绝无仅有，也可谓空前绝后。”溥仪在40多年之后对当日的惶恐与绝望依然记忆犹新：

飞机空袭那天，我正在书房和老师们说话，听见了飞机声和从来没听过的爆炸声，吓得我浑身发颤，吓得师傅们面无人色。在一阵混乱中，太监们簇拥着我赶忙回到养心殿，好像只有睡觉的地方才最安全，我钻进了卧室再不敢出来。太妃们的情形更加狼狈，有的躲进卧室的角落里，有的钻到桌子底下。当时各宫人声嘈杂，乱成一团。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空袭，也是内战史上第一次使用中国空军。如果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家庭防空情形也值得说一下的话，那就是：各人躲到各人卧室里，把廊子里的竹帘子（叫雨搭）全放下来，根据太监和护军的知识，这就是当时认为最聪明的措施了。

此前，复辟朝廷虽然本质上虚弱，但表面上却颇有一股稳定升平气象。然而，此役之后，“局面突然完全改观。磕头的不来了，‘上谕’没有了，大多数的议政大臣没有了影子，纷纷东逃西散，最后只剩下了王士珍和陈宝琛……”张勋也在当晚躲入荷兰使馆，“辫子军”缴械投降。翌日，溥仪宣布退位。此次空中轰炸，以3颗手榴弹的威力，“颠覆”了一个朝廷。

其后，各派旧军阀之间更是陷入了旷日持久的混战。直、皖、奉系军阀先后占据北京，他们也分别依托南苑航校的资源组建了自己的航空队，“北洋政府时期军阀混战，常常伴有飞机助战，已成为一大特点”。此时的空中作战行动主要是配合地面部队，或侦察敌情，或执行简单轰炸任务，或临空给对方以威吓，使之精神恐慌，削弱其战斗力。当时，交战双方在多数情况下仅一方拥有飞机，即使双方都有飞机参战，由于飞机没有格斗性能，双方飞机在空中照面，都严格遵守国际航空条约“向右转弯”的规定，互不侵犯，因而没有发生过空战。

广州国民政府在苏联人的帮助下发展空军。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一任航空局局长就由苏联人李糜担任，飞机也使用苏式战机，并且有很多苏联飞行员直接驾驶。北伐时期，国民革命军航空队发挥了很大作用，“除协攻南昌之敌，更飞赴南浔铁路一线，兼施侦察之任，一则爆炸敌兵站部于九江，再则毁敌炮垒于涂家埠，三则轰炸敌军列车于德安，其次轰炸南昌车站敌军司令部，侦察敌军一切行动”。白崇禧称赞说：“一架飞机在战场上使用得宜，足当一个师兵力有余。”而“一架飞机胜于一万战斗士”的说法则是当时高级指挥官的共识。其实这种说法是建立在中国航空事业刚起步时期的脆弱现状之上的，对于战争中空中力量所造成战争天平的倾斜幅度不应过分夸大。三、抗日战争中日军的轰炸罪行

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日军兵锋所指，中国军民坠入了漫无天日的轰炸梦魇。面对关东军的步步紧逼，东北军将指挥机关和部队收缩于东北重镇锦州。10月8日下午，关东军组成侦察机和轰炸机编队，相继在锦州上空投掷75枚炸弹，炸死居民16人，重伤12人，这就是著名的“锦州轰炸”。

锦州是中国第一座遭日机轰炸的城市，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范围内第一座遭空袭的城市。这次轰炸是日本军队实施所谓“无差别轰炸”的第一次，事实上也开启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无差别轰炸，引起了国际社会非常密切的关注和强烈谴责，日本方面也承认“日军轰炸锦州，使国联空气恶化，对日本非常不利”。之后日军虽然有所收敛，但派机轰炸的行为并未停止。张学良被迫一再退让，关东军终于1932年1月3日占领锦州，进而在2月初吞并东北全境。

上海也是在此时遭受了历史上的第一次轰炸。1932年1月28日晚，日本为了转移国际社会对东北事件的关注，向上海的中国驻军十九路军展开突袭，遭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1月29日凌晨，日机从停泊在黄浦江上的“能登吕”号航空母舰上起飞轰炸闸北华界，作为重点目标的宝山路584号商务印书馆被炸毁；2月1日，东方图书馆（中国最大的私人图书馆，藏书超过30万册）起火，闸北多处燃烧，公私学校遭到不同程度的毁损。“这场浩劫不仅使商务总厂元气大伤，对中国的文化出版事业也造成了巨大冲击。战前，商务的印刷技术领先全国，但经过这场浩劫，它只得将大量印刷业务交给技术水平较低的小厂家承包。东方图书馆被焚前，从事编译工作的专家曾达300人，之后仅剩十名负责审理外稿的编译人员。”2月29日蔡廷锴在给国民政府的电文中表示：“商务印书馆印刷所中日飞机之炸弹，完全破坏，此为战中最大之损失。”《大美晚报》社论称：“东方图书馆被毁，损失虽专家亦不能计算之，盖非金钱数目所能计算也。一言以蔽之，即世界文化上财富从此亡其不可复得之重要部分而已。”《大陆报》也称：“（此）实中国教育文化上之一大打击也。商务印书馆为中国文化中心机关，竟为日本飞机投弹炸毁。此种重大损失实足使中国新文化运动后退十年也。”据统计：“1月28日至1月31日间，日本对上海出动了63架次飞机进行轰击，投弹101枚，造成上海我平民死亡1人，受伤33人的惨剧。而1932年2月1日至2月29日，日本更是出动668架次飞机，对上海（主要地区）、南京、苏州三地投弹815枚，造成中国方面死亡122人，受伤144人的结果。”上海大学、上海商学院、上海法学院、同济大学等7所高校，吴淞商船学校、市北中学等12所中学以及24所小学的资产全部被毁。闸北、江湾、吴淞等地工厂、商店和住宅也遭到日军的破坏。据战后统计，在整个日军占领区（包括3月1日以后新占领地区）共有工厂597家，其中一半以上遭到破坏，损失约达6800万元，12915家商店70%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仅江湾地区房屋被烧被炸者达7539间，闸北无家可归的居民达五六十万人之多。埃德加·斯诺目睹了日军的暴行，对日机轰炸上海的情形做了如下的记录：

闸北的居民区和工厂几乎每天遭到空袭，那里许多妇女和儿童害怕地蹲着。最惨的是对难民营的袭击，其中住着一万名去年秋天从长江沿岸逃来的水灾灾民。这些人是由中外救济委员会收容的，日本人完全知道这个难民营的位置，何况屋顶上飘着明显的红十字旗子。尽管这样，这里遭到三次轰炸，有时加之以机枪的扫射。救济委员会主任约翰·西蒙爵士向国际联盟提出的控诉中说，除了几十人被杀死以外，还有几个怀孕的妇女因休克而死亡。

数架水上飞机在我们头上盘旋。两架突然俯冲下来，我清楚地看见了银色机翼上涂着一个红圈……除投下高性能的航空鱼雷外，还投下了许多20磅至100磅的硫磺燃烧弹，这些炸弹在市民密集的地区，立刻爆了开来。这次空袭没有预报，市民躲避不及，几十人有的被炸得血肉横飞，有的被熊熊的大火活活烧死。

面对日本军国主义的蚕食鲸吞和国内复杂的局势，南京国民政府力图将孙中山生前所设想的“航空救国”思想付诸实践，并发展成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从1931—1937年对航空事业，尤其是军事航空，进行了大力倡导和建设，在提高民众认识、动员国民支持航空、建设航空院校、航空工业、航空管理机制等方面都有巨大的建树，为日后的抗日空战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当然，在中日之间没有出现全面对抗的时段内，南京政府的军事航空成就主要发挥了“安内”的作用。在国民党各派系混战中，“政府军”频频动用飞机助战。1933年末突发“闽变”，蒋介石于12月1日派机轰炸了福州中山公园举行的新政府成立庆祝大会会场。当日有3架飞机“自西北飞来，灰色翼下有白日徽，在会场上盘旋。众初以为来散传单者，嗣两机忽掷下炸弹，会众纷逃，计共掷下五十磅重量炸弹十枚，五枚落主席台附近六丈至二十丈间，一弹落距主席台六丈之处，炸死会场逃走群众十人”，死者多为十几岁的少年。不久，福建事变也在双方悬殊的综合实力比对中淡然收场。至于在围剿共产党红军的作战中，国民党空军更是发挥了当时技战术条件下空军所能发挥的最大作用。

全面抗战爆发之后，日本军国主义延续了5年前轰炸锦州和上海时的残暴与无耻，造成中国城市财产的毁灭和平民的大量死伤。上海又一次被置于轰炸蹂躏之下。“八一三”淞沪会战期间，日本海军陆战队航空兵在和中国空军展开搏杀之时，出动大批飞机对非军事目标展开轰炸。

由于上海北站处于交战区，南站就成为军队调配和难民疏散的主要节点。1937年8月28日，日军宣称中国军队聚集南市，所以对这一地区进行轰炸。当天下午2时10分，江西会馆遣送大批难民回原籍，其他难民也蜂拥而至，当时有1800余人在南站候车，6架日本轰炸机不断俯冲轰炸，投弹20余枚，当即炸死难民250余人，炸伤500余人，沪杭铁路交通枢纽毁于一旦。上海《立报》有如下记载：“站屋、天桥及水塔、车房当场被炸毁，同时在站台候车离沪难民均罹于难，死伤达六七百人。死者倒卧于地，伤者转侧呼号，残肢头颅，触目皆是，血流成渠……景象之惨，无以复加。”

王小亭当时任美国好莱坞米高梅公司《今日新闻》电影摄影师，在中国进行战时拍摄。轰炸发生时，他正在黄浦江边的巴特菲尔德太古洋行（Butterfield & Swire Co., Ld.）大楼上。爆炸声起，火光冲天，浓烟滚滚，他当即携带德国埃尔莫电影摄影机驱车前往现场。王小亭回忆道：“铁轨上、月台上到处是炸死炸伤的人，断肢残体处处皆是，只是由于工作，才使我忘了所看到的东西。我停步装上片子，看到脚上的鞋子已满帮是血。我穿过铁轨，以燃烧着的天桥作背景拍了好几张全景，这时，看见一个男子从轨道上抱起一个幼孩，把他放在月台上后，又回去抱另一个受重伤的孩子。孩子的母亲已经死在铁轨上。我在拍摄这幅悲惨的情景时，听到有架飞机又飞回来了。我迅速对着那个孩子拍完了剩下的几英尺胶片，然后向孩子跑去，想把他带到安全的地方去，但孩子的父亲回来了。”

照片很快被刊登在美国《生活》杂志上。据估计，当时有1.36亿人看到了这幅照片。这张照片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响，各国纷纷谴责日本轰炸不设防的城市，杀戮无防御能力的百姓的罪行。世界各大报刊对这张照片的转载传播，也使中国军民的抗战博得了各国人民更广泛的同情和道义支持。

面对国际舆论的谴责，日本方面百般抵赖。他们咬定是一场“误炸”，诡称飞行员把火车站货栈看作军火库，把候车的难民当成调动中的中国军队。实际上，上海南站及周边远离交火地区，没有任何军事设施。当时，上海南站遣送难民早已众所周知。日军对南站的轰炸，完全是有预谋的野蛮屠杀。因此，理屈词穷的日寇对王小亭恨之入骨，他们声称照片是为了反日宣传而伪造的，悬赏缉拿王小亭并派骑警和特务四处搜捕。王小亭在公共租界当局的帮助下逃亡香港，才免遭不测。

闸北是当时中国军队的主要依托，遭受轰炸也最为惨烈。“10月25—27日3天内，日军出动850架次飞机轮番轰炸，共投掷2526枚炸弹，闸北、南市几被夷为平地。”火车站和铁路是日机轰炸重点目标，北火车站被炸19次，投掷炸弹177枚，东站被炸8次，投掷炸弹84枚，两车站房屋、月台、货栈及运输设施全部被炸毁殆尽，车辆多节被炸毁，铁轨多处被炸断，铁路员工多有死伤。日机在闸北施虐长达80天之久，战争的破坏使之元气丧失殆尽，昔日“华界自治的典范”成了经济的“下只角”，闸北的现代化建设之路不仅因此而中断，还直接导致了该地区的长期沉沦，以致有人讥讽其是一个“光有躯体”的“赤膊区”。

据统计，此役共炸死炸伤10567人，全上海被日军完全摧毁的工厂有905家，遭受严重破坏或损失的1000余家，68所中学遭到破坏，100多万居民沦为无家可归的难民，全市总损失在30亿元以上，超过“一·二八”淞沪战役期间所蒙受的损失。

另外，战役中中国空军上演的“乌龙”也造成己方平民的大量死伤。8月14日，即淞沪会战第二天，中国空军频繁出击，在与日机争逐中获全胜，后来这一天被确定为“空军节”。下午4时30分左右，悲剧发生了：4架中国空军轰炸机在返航前投下了5枚炸弹，其中3枚落在了南京路和外滩交口处的汇中饭店（今和平饭店南楼）和华懋饭店（今和平饭店北楼）附近，时值南京路营业高峰，人头攒动，这一意外造成包括3名欧洲人在内的150人当场死亡，另有200多人受伤。然而，半小时之后，另一架中国飞机又把失误扩大了，它投下的两颗炸弹落在了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与敏体尼路（今西藏南路北段）交汇处的“大世界”门前，在地上炸开了一个长6米、宽3米、深2米的大洞。此前一天，这个游艺场已改作临时难民收容所，正挤满大批难民，再加上附近车辆行人，爆炸共酿成死675人、伤554人的巨大惨祸。

在淞沪会战接近尾声之时，日本将“政略轰炸（无差别轰炸）”以法律形式正式予以确认，“1937年11月，制定并颁布到陆军航空本部的《航空部队使用法》明文规定，陆军航空部队从支援地面转向空中轰炸。”“政略攻击”规定为：“第103、政略攻击的实施，属于破坏要地内包括重要的政治、经济、产业等中枢机关，并且至要的是直接空袭市民，给敌国造成极大恐怖，挫败其意识”。至此，日本军国主义完全放弃战争的基本道义，肆无忌惮地对中国大地实施轰炸。

从淞沪战起至南京沦陷的4个月时间里，日军对中华民国首都进行了持续性轰炸。1937年11月4日，南京市长马超俊就被日机空袭一事向国民政府行政院呈文：

查自淞沪抗日军兴以来，我后方不设防城市，迭遭敌机肆意轰炸，凶狠残毒，漫无目标。京市为首都所在，敌人谋我更属无所不用其极。计自8月15日起至10月15日止两个月中，共遭空袭65次，骚扰破坏无时或已，我无辜民众惨死敌弹之下者，先后达3百余人。他如文化组织、慈善团体以及医药机关等，亦莫不遭其摧毁。每一弹落，墙圮壁颓，血肉横飞。似此违反公理，灭绝人道之暴行，实为历史所罕见，举世所公愤。

虽然日军对于中国首都的密集轰炸和大屠杀具有同样的用意，都是为了泯灭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但中国政府和人民的顽强抵抗使得这一阴谋落空。

广州是南方最大城市，也成为日机轰炸的重要目标。从1937年8月31日首次空袭广州起，至1938年10月21日广州沦陷的将近14个月间，日军对广州的轰炸，密度仅次于此后的重庆。据不完全调查统计，抗日战争期间，广东全省受日机侵袭死亡人数14587人，受伤人数10166人，合计24753人。

1937年11月，国民政府各中央机构党、政、军由南京迁至武汉，武汉遂成为当时中国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对全国的抗战发挥着中枢神经的作用，也因此成为日军轰炸的主要目标之一。国民政府在苏联志愿飞行队的帮助下，固守武汉近1年，有力地遏制了日军势头，但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据统计，从1937年秋开始至1938年10月25日国民党军队从武汉撤退时止，日机共侵入武汉上空达61次，出动飞机964架次，投弹4500余枚，炸死居民近4000人，炸伤5000余人，炸毁民房4900余栋。

全面抗战初期，苏联对中国给予了极大支持，向中国提供了贷款、武器装备、军事顾问，甚至直接派遣志愿飞行人员，与日军展开空中角逐。地处西北内陆的兰州是苏联物资和装备的主要中转与汇集地，是战时中国国际生命线的重要节点，因此也成为日军的眼中钉。由于无法以地面部队进攻，只能派机空袭。从1937—1943年，日机出动54次、共870架次轰炸、袭扰兰州，投弹2798枚。有时因天气状况不佳或仪器失灵等原因找不到兰州城时，就将所携炸弹倾泻在周边市县，笔者所在的小城平凉就因此遭受8次轰炸。“日机空袭甘肃各市县共造成1426人死亡、受伤，其中死亡821人（男578人、女243人），受伤605人（男444人、女161人），损毁房屋24124间。”

在整个抗战时期，乃至整个“二战”所波及的区域内，中国战时首都重庆遭受轰炸持续时间最长，后果也最为惨烈，它是世界上第一个被“战略轰炸的思想”摧毁过的城市，有人称其为“广岛之前的广岛”。1937年12月，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先后迁渝办公。1938年2月18日，日机对重庆进行了首次轰炸，9架飞机投弹14枚，炸伤3人。1938年10月底，武汉失守，国民政府党、政、军全部迁渝。日军以打促降的希望又一次落空，重庆就此成为日机战略轰炸的核心目标。从1939年起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这3年时间，是重庆遭受轰炸最频繁、最惨烈的时期，今日重庆的渝中区、沙坪坝区、渝北区、巴南区、北碚区、合川区、万州区、涪陵区以及周边城镇都受到了攻击。日机轰炸多集中于5—9月间，因此时重庆雾少，能见度高，在当时军事航空技术水平下投弹准确度较高。1939年，日机轰炸造成震惊中外的“五三”“五四”惨案，炸死3991人，炸伤2323人，创下了中国抗战史上一次轰炸造成死伤最多的纪录。这次轰炸中，日机有计划有准备地把目标选定在人口稠密的城市中心区域。这里既无军事设施，也无军工企业，仅有成片的居民住宅、学校、商店和市民百姓生活的街区，日军飞机带有明显的大屠杀、大破坏的意图。1940年8月19、20日两天，日军共出动289架飞机对重庆市区进行了毁灭性轰炸，投下大量燃烧弹和新型凝固汽油弹，市区多处被炸起火，加之天气炎热，火势愈来愈猛，根本无法扑救，使市区陷入一片火海之中，许多地方变成一片焦土。此次燃烧之惨、火势之猛，远超过1939年“五三”“五四”大轰炸。1941年6月5日，在日机轰炸下发生了大隧道窒息惨案，死亡1000余人，重庆卫戍司令刘峙被撤、重庆市长吴国桢受到革职留任处分。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随着日军战略重心的转移，和同盟国支持下中国军队防空能力的增强，日机对重庆轰炸的频次骤减。1943年8月23日最后一次空袭之后，重庆终于摆脱了长达5年半之久的轰炸困扰。在大轰炸中，中国军民被炸死11889人，炸伤14100人，经济、文化财富损失无计。日本学者前田哲男在所著《重庆大轰炸》中的一段话非常形象地概括了轰炸所造成的主体与时空的撕裂：

整个战争期间，重庆人谁也没看到过持枪要杀戮他们的日本士兵。从1938年2月的试探性空袭到1943年8月的最后一次空袭，没有一个日本士兵在重庆土地上露面，他们只是拼命地从空中投炸弹，日本兵和重庆人的关系是相对的。

除重庆之外，大后方的贵阳、成都、昆明、桂林、西安、延安等地均遭到日军的猛烈轰炸。据统计，从“九一八”事变到日本投降的14年中，中国除吉林、西藏、新疆、澳门和台湾以外的所有地区共有900余座城镇遭到日军无差别轰炸。这是日本军国主义对于中国人民和全人类犯下的滔天罪恶。

数量有限、无力补充的中国空军在战争初期即已消耗殆尽，在苏联方面的大力援助下，才勉强支撑到1939年。随着苏联战略方向的转换，援华空军人员陆续撤出，物资断供，独自面对日本的中国在中日空中对抗中遂失去了还手之力，猖狂的日机在1941年7月侵袭成都时，居然还在太平寺机场着陆，抢走国民党党旗。因此，当时有人把1940年下半年至翌年上半年这段时期称为中国空军史上“比较黑暗的时期”。1941年8月起，美国空军人员接续起了援华抗日的任务，从陈纳德的志愿飞行队，到驻华特遣队，再到后来的美空军第十四航空队，美国驻华空军在华南、华中频繁出动对抗日本，给对方以不小的杀伤。

1944年下半年，美军决定以中国成都为基地，大规模轰炸日本本土，处于来回路上的上海又一次遭受被炸的厄运。7月8日凌晨3时许，美机在飞往日本九洲时，路过上海，投弹3枚，均落荒郊，这是上海沦陷后首次遭炸。11月10日上午8时许，美军飞机对驻沪日军进行规模最大的一次轰炸，有包括B—29在内的20余架美机飞临沪空投弹、扫射达2小时之久，主要空袭江湾机场、龙华机场、高昌庙军用仓库和停泊在黄浦江中的日军军舰。日军只进行零星高射炮射击，未升空应战。翌日，美机又来，沪西区市民被炸死2人，受伤11人。此后美机临沪次数更多，对日军军用设施、交通枢纽、人员进行有效轰炸，亦造成少量无辜平民的人员财产损失。以往遭炸时，上海民众的心态多为恐怖与憎恶。然而，此时却有不同，当11月10日美机临空，伪政府的防空警报大鸣时，“市民不但不躲避，反而出门观看”，乃至喜形于色。时人的日记记录了这一情景：市民“步至门外，果见机队三二成群，高翔于霄海之中，又闻隆隆的轰炸之声，人皆现笑容，而无恐惧之声，我也不由精神为之振奋……此次空袭，延至下午一时余方止，范围之广，时间之长，为空前所未有，人皆曰，如服一味兴奋剂也”。国人生活在日军的淫威下苦闷太久，于此时终于看到挣脱的希望，一时大有“与汝偕亡”的慨然之气。

国民党空军虽然不能有效防止日军对中国城市的狂轰滥炸，但也在抗战后期实现了浴火重生，由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的濒临覆灭到1945年日本投降时的阵容完备，成为一支较为先进的作战力量。在随后的国共内战中，国民党空军配合地面部队作战，在历次战役中对缺乏空中打击和防御能力的解放军造成了很大损失，也对延安、河北、东北等解放区城镇进行了报复性轰炸，使得平民财产受损严重，但由于它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左右战局的地步，并且所拥有的“政府军”身份也不容他们有过分行为，因此在战争中总体上所发挥的作用有限，最终也没有能够挽救国民党节节败亡的颓势。第二章1949年：军事袭扰一、国民党空军袭扰上海总体情势

1949年春，国共战场的情势已基本明朗。国民党陆军处处陷于被动，海军也只能在有限条件下活动，只有空军依然保持着绝对优势，几乎能够随意深入“敌后”进行轰炸骚扰。3月25日，中共首脑机关进入北平，5月4日就有国民党空军6架B—24重型轰炸机空袭南苑机场，“炸毁通信机2架，炸伤轰炸机、运输机各1架，炸毁机库1座、房屋20余幢，死伤24人”，对中共领导机关构成了严重威胁，乃至中共中央军委不得不把解放军仅有的30架作战飞机中的20多架（包括10架歼击机、3架轰炸机）集中起来用以保卫北平。第二天，国民党空军又派遣2架重型轰炸机轰炸了太原市的工业区及工人住宿区，“达四十分钟之久，投弹二十四枚”“惨死工人及家属七名，伤工人十二名”。5月底，华东大部分解放，国民党失去了空袭长江以北重要城市的基地，因此空袭目标转向南方。自蒋介石败走台湾至1950年5月海南岛和舟山群岛解放的一年间，国民党利用台湾和舟山的空军基地，对南京、杭州、徐州、宁波、福州、广州等东南部重要城市进行持续空袭，而上海作为东亚首屈一指的金融中心和全国经济重心，以及国民党欲重返大陆的主要突破目标，是空袭的重中之重。由此，上海城市和人民遭受了自两次淞沪战役之后最严重的空袭困扰。

据统计，上海解放一年间（1949年6月至1950年5月），遭国民党飞机袭扰77次，投弹678枚，受灾地区达118处，伤亡人数4549人（死1826人，伤2723人），炸毁房屋4300余间，烧毁民船、驳船14艘，轮船、商船31艘，舰艇27艘，损失财产价值估计在1000亿元以上，其余市政设施和军事要地遭受破坏情况无法估算。表2—1 1949年6月—1950年5月上海因受国民党飞机袭扰损失情况

资料来源：《关于“二·六”轰炸前后本市人防工作情况资料》，上海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档案B120—1—69，第127页，上档。

台湾国民党对上海的空袭呈现出明显的两个阶段、两种规模。第一阶段从1949年6月起至1950年初，空袭多属“常规性”袭扰，其破坏基本限定于军事层面，对新政权的威胁和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不大；第二阶段从1950年初国民党召开草山军事会议提出扩大轰炸规模起，至5月上海防空体系建立并足以抵御空袭为止，此期的轰炸引起政治不稳、经济混乱、群情惶恐，对上海社会影响极大。二、空袭上海的第一个阶段

这里，先就前一阶段军事袭扰的重点事件进行梳理罗列：

6月20日，国民党对上海的第一波空袭降临。当日下午3时35分，2架蚊式轻型轰炸机在赖玉码头与董家渡码头之间投弹1枚，炸毁编号分别为16995、12634、14565的3只木船，炸死杨五老、王凤明、杨真孩、赵绍良4名平民，船主张顺记等4人被炸伤。

为严格执行海上封锁计划，禁止海外物资进入上海，国民党不惜向美、英国家的商船发起攻击，迫使其知难而退。封锁任务主要由国民党海军执行，空军也全力配合。6月21日上午9时45分，英商货轮安契塞斯号（Anchises）在由吴淞口驶到高桥江面时，被2架蚊式轰炸机用机枪扫射并投弹1枚，“全船登时发生剧烈震动，片刻后江水汹涌自左舷引擎间涌入，船长得报后知已受伤，立即掉转头，开快车撞上沙滩搁浅”，4名英籍船员受伤。同时，该船附近有英商亚细亚油栈被飞机上所发射的燃烧弹命中起火，致使2万箱煤油被毁。另有普善路上海后勤粮秣厂附近有一老百姓遭扫射受伤。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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