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德瓦尔德(著),姜德福(译)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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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贵族1400——1800试读：
作者简介
乔纳森·德瓦尔德，纽约州立大学历史学教授，是西方史学界目前研究近代早期欧洲贵族的权威学者之一。他在近代早期欧洲贵族的研究领域耕耘多年，先后发表《一个地方贵族阶层的形成：1499—1610年鲁昂法院的法官们》、《1398—1789年的蓬-圣皮埃尔：近代早期法国的贵族领地、共同体和资本主义》、《贵族的经历和近代文化的起源：1570—1715年的法国》、《欧洲贵族1400—1800》等论著。
献给艾玛、尼古拉斯和埃莉斯1500年的欧洲序 言
本书考察的是一个处于自身历史上一段漫长而动荡的时期的复杂群体。像所有的史书一样，要认清这种复杂与动荡的意义，就要做出取舍；本书确定了一些目标，同时也舍弃了一些目标。我在这本书里〔1〕并未对近代早期贵族进行全面研究，没有概述近代早期国家赋予贵族的权限广泛的立法机构，也没有系统叙述他们参与的重要事件；实际上，鉴于他们在近代早期生活中的优势地位，这样的叙述大体上相当于重述这个时期的政治史。许多对贵族的生动描述，许多对我们的情感而言属于“另类”的内容，也未纳入本书的考察范围。在这本书中，几乎没有任何关于盔甲、比武大会、盾形纹章、华丽的表演、骑士之爱的描述；决斗和比武也只是简短地出现。
我在此奉献的是一篇阐释性的论著，而不是全面的评述、叙述或〔2〕〔3〕生动的细节，我的目的是弄清在中世纪晚期到法国大革命期间的几个世纪里这一群体的最重要的变迁方式。读者会在书中读到重要事件和惊人的事实，我希望这其中多数显得生动形象，但是，事件和事实主要用于说明我的阐释，它们本身并不是目的。那些需要更加系统地纵览事件、立法和骑士习俗的读者，可以求助于一些优秀的研〔4〕究成果。
显然，书中这种阐释具有风险，因为没有一个史学家能驾驭关于整个西欧和中欧贵族的历史文献。当然，我不主张，甚至也没有试图将这一分析向东延伸到波兰、俄罗斯和巴尔干各国。然而，冒这些风险似乎也值得，因为，史学家们对欧洲贵族的认识近年来发生了重大变化。长期存在的真理坍塌了，并由此产生了重新评价贵族及其变迁方式的需要。
变迁本身的问题在这一重新阐释的过程中占有主要地位。直到最近，史学家们仍旧围绕危机和转变的观念来构建他们对近代早期贵族史的认识。保守主义史家们把这一时期视为曾经紧密结合的“贵族社会”衰落的标志，这个社会是通过令人尊敬的首领和粗野的侍从间的〔5〕契约而建立的，它几乎没有受到市场算计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写作采纳的思路惊人的相似。经济变迁（据论证）必然重构社会统治集团：在近代早期，这意味着商人、工厂主和具有商业头脑的地主的兴起，他们能够对范围日益扩大的市场经济做出适时的反应。而〔6〕第三个集团，即按照韦伯社会学传统写作的史学家们，尽管角度略有不同，同样强调转变：这些史学家说的是，从普遍存在于自荷马
〔7〕时代到约1600年间的“野蛮、无知和缺乏自律”（这是这一观点的最重要代表人物使用的词）到近代生活要求的比较自律的变革。〔8〕〔9〕
这一“文明的进程”部分源于新经济的需要，部分源于近代国家的发展，部分源于新型的宗教与文化。所有这些都要求人们抑制其无政府主义的冲动，如果他们想保住职权与地位的话。在保守主义者看来——马克思主义者和韦伯派学者也如此——统治阶级必须在一定意义上成熟起来，必须近代化，以应对近代复杂的生产组织和统治机构。
对贵族史的新探索必须从这一事实出发：“危机”和“转变”现在显然不适于作为描述贵族在这些年里的经历的术语。专家们发现，在欧洲的许多地区，贵族是一个复原力惊人的集团，这个集团在表面上轰轰烈烈的社会变迁中保住了财富和权力。本书强调他们生活中更加重要的延续。平民向贵族阶层的流动在中世纪晚期是常事，当时的人们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这个集团的经济行为早就具有了高度理性的品质，在某种程度上与资本主义企业家的品质难以区分。甚至对贵族的批评也有着悠久的历史：可能从未存在过贵族代表欧洲社会中一种没有异议的观念的时期。
这些方面的延续并不意味着贵族的处境在近代早期没有任何变化。相反，贵族对权力和财富的持续控制，需要不断的调整，而且时常是惊人的调整。因此，本书的主要任务是：区分出贵族的哪些情况发生了变化，哪些情况经久不变。我认为，这种区分在许多方面揭示了惊人的事实。本书试图展示：变化和延续在一个统治集团的生活中相结合的出人意料的方式。
如果延续的问题成为本书的结构要点，那么，我一开始就要对书中随处可见的另三个观点加以清楚的阐明。
首先，我认为，在全欧洲的贵族经历中存在着基本的相似性，至〔10〕少在德国东部和波希米亚是这样。相似是有限度的。不同的社会拥有数量不等的贵族，授予他们不同的特权。然而，整个欧洲的贵族面对相似的经济、政治和文化问题，他们应对这些问题的方式也基本相似。在这一研究范围内，这种相似只能通过列举相同的事例来展示（而不是证明），这些事例来自西欧和中欧的不同地区。读者会发现，这些例子中有相当数量来自法国。在一定程度上，这一失衡反映了我本人对法国的学术兴趣，但它也反映了近代早期历史的重要现实。在那些贵族受到格外关注的社会中，法国并不仅仅是其中的一个。法国是欧洲最大的国家，它提供了其他国家效仿的一系列范式，其内容涉及政治和文化。我认为，呈献在此的这一比较，在某些方面表明了这一模仿过程的力量；在其他方面，这一比较表明了整个欧洲共同经历的经济和文化潮流的程度。
第二个观点涉及本书探讨的变迁的起点，即中世纪晚期的社会。我认为，史学家们误解了近代早期的一些变化，因为他们倾向于把中世纪晚期欧洲视为一个传统社会，一个由荷马时代的野蛮和对往昔的崇敬共同统治的社会。如果我们注意到近代早期历史的其他方面，这一时期的变迁问题就会有不同的表现。中世纪晚期社会绝不是如此稳定，以至于使其成员把往昔的习俗看做目前适用的指南；贵族也不是一个牢不可破的集团，以至他们视自己为无可非议的统治精英。我们不能把近代早期看做是贵族的“近代化”时期，因为，就许多方面而言，他们早在1400年就已经是“近代”的了。
本书的第三个主题是将贵族在近代早期经历的最重要的变迁纳入一个整体的描述。我认为，通过逐渐清除其阶层中最贫弱的成员，贵族在近代早期的变迁中生存了下来。中世纪晚期有大量穷贵族，社会为他们提供了体面的位置，通常是充当富裕贵族的扈从，与其分享战争经历和文化。在近代早期，富贵族和穷贵族的这一集合体发生了分裂。要过上当时人认为符合贵族身份的生活，金钱变得愈益必要。正是通过他们的存在，穷贵族已成为这一社会阶层内部矛盾的象征。如今，他们成了无法忍受的嘲笑的对象，而且，由于无法维持其地位，他们愈益被全部逐出这个阶层。因此，在近代早期，贵族数量下降，但其平均富裕程度却有了提高。这是因为，穷困日益阻碍了获得成就和娱乐的途径，如今它们成了生活于贵族阶层的需要。
对这一进程的一种描述是：贵族在近代早期成为一个紧密聚合的社会阶级。这样的程式化描述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对社会阶级的解释，因为，随着时代的进步，贵族与生产资料的关系变得更加多样化而不是更加趋同。中世纪晚期贵族的绝大部分收入来自土地所有权；他们的17、18世纪后人拥有广泛的投资，有些人则完全放弃了土地占有权。然而，按照对阶级含义的不太准确的理解，我们能够熟练地说出阶级的形成过程。在主要方面，随着近代早期的历史演进，欧洲贵族相互间变得更加相似。他们在收入和生活方式上的差异减少了，他们开始共享更多的经历和期望。
最后我要说的是，任何以同情心去分析一个统治集团的企图，都有被误解为为其恢复名誉或赞同该统治集团的风险。对欧洲贵族——它对我们自身文化的影响仍旧很强——研究而言，对（本书这类）强调这一集团在文化和选择上的复杂性的研究而言，这个风险特别大。从书中可以明显看出，我也把贵族看做一个凶暴的、剥削成性的统治集团，它的强盛高度依赖于对其他人的高压统治。至少就我们绝大多数人认为的合适的标准而言，近代早期的贵族社会并未提供最〔11〕好的统治。但是，对这样一本书来说，谴责这个集团的缺点，显得尤为不当，它限制了我们对这一集团的思想及行为的内在逻辑的认识能力。更糟的是，它纵容了对我们这个社会的优点的沾沾自喜。我们有自己的优点，然而就这项研究所考察的社会不平等和权力而论，它们也许是最渺小的。
最初是威廉·贝克建议我写作此书，而且自那以后，他既给予我鼓励，又提出详细的批评意见。我也感激他的同事——丛书的编辑们——的建议和修改。查尔斯·斯廷格尔以其特有的细心、洞察力和谦和阅读了全部手稿。我从布法罗的纽约州立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和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得到的资料支持，极大地有助于这一项目；在那个田园诗般的环境里居住的一年，让我反思并深化了书中的许多观点。
我最感激的是莉娅娜·瓦迪，她给这个项目带来了鼓励、批评和知识。她向我介绍了本书讨论的许多问题和材料，提出不同的解释并且改正了错误。尽管我们在一些特殊问题上有分歧，但从一开始这就是一个合作项目——因此这也是一种愉悦。注释
〔1〕 在英语用法中，nobility和aristocracy的区别很小，时常被忽视。《牛津英语辞典》把noble解释为“属于社会中的一个阶层，这个阶层拥有优越于其他阶层的头衔”——aristocracy则被解释为“nobles的统治团体，一个寡头政治集团”，或“构成和国家政权相关的特权阶层的人的集合体；the nobles”。在后面的论述中，我通常按照这一不同的含义，用nobles表示整个贵族阶层，用aristocracy表示贵族阶层中最有权势的成员。但同《牛津英语辞典》一样，我认为它们的含义部分重叠。
〔2〕 中世纪系指5至15世纪这个期间，专用于欧洲，大体上相当于西罗马帝国灭亡到文艺复兴之间，一般将14、15世纪视为中世纪晚期。——译者
〔3〕 法国大革命系指1789—1799年法国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它摧毁了法国的封建制度，促进了资本主义在法国的发展。——译者
〔4〕 这些成果包括：M. L. Bush, Noble Privilege (New York, 1983)和Rich Noble, Poor Noble (Manchester, 1988)；以及Samuel Clark即将出版的著作。
〔5〕 关于这一观点的概要，见Rudolf Endres, ed., Adel in der Frühneuzeit: Ein regionaler Vergleich (Cologne, 1991), ix-xi。
〔6〕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1864—1920），德国社会学家、政治经济学家，著有《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经济与社会》等著作。——译者
〔7〕 荷马时代指公元前11—前9世纪古希腊氏族制度解体的历史阶段，因反映此时社会情况的主要史料是荷马史诗而得名，又因史诗描述的是“英雄”的故事，亦名“英雄时代”。——译者
〔8〕 Lawrence Stone, The Crisis of the Aristocracy, 1558—1641 (Oxford, 1965), 223.
〔9〕 这一术语来自Norbert Elias, The Civilizing Process, trans. Edmund Jephcott, 2 vols.（New York, 1978）。
〔10〕 波希米亚原为日耳曼语对捷克的称呼，6世纪时，属克尔特族的波伊人住在这里，此称呼意为波伊人的国家，广义指捷克全部，狭义指今南、北摩拉维两州以外的捷克。——译者
〔11〕 在希腊文中，aristocracy的字面意思是“由国家的最优秀公民组成的政府”。（见《牛津英语辞典》）导言欧洲贵族：一个历史问题
从中世纪早期到我们这个时代的开端，欧洲社会一直为一小群人所统治。这些人就是贵族，在大多数国家里他们占人口的1％或2％，但是，他们占有的社会财富的份额、政治权力和尊敬却大得多。这些特权要求有诸多根源，但从根本上说，它们植根于关于人格和身份的观念。贵族认为自己殊于旁人。他们认为，他们从出生起就继承了特有的品质，他们所受的教育使这些品质得以强化和精致化。他们声称，这种基因遗传和文化传承的结合，将他们与其他人区别开，并赋予其进行保护和统治的特殊禀赋。这些社会角色反过来又为其财富和荣誉提供了法律依据：由于他们统治其他人，贵族需要尊敬和服从，他们需要摆脱支配普通人生活的物质烦恼。他们认为，特权既是有效统治的前提条件，又是统治者辛劳的适当回报。在欧洲大部分地区，这些特权获得了法律效力。一个庞大的法律机构确定谁是贵族及他们享有的权益。因此，贵族通常在法院占有特殊地位，有特殊的条款管理他们的财产事务。
本书概要叙述了从中世纪结束（约1400年）到工业时代的开端（约1800年）期间这些统治集团的历史；在此期间，贵族对欧洲社会的掌控是最牢固的。本书考察贵族的数量和背景、贵族的财富、贵族的日常生活以及贵族在欧洲政治发展进程中的地位。本书试图了解贵族对欧洲文化的贡献及其对社会其他方面的更广泛影响。最后一章考察了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后的政治与社会变迁对贵族的影响。
这一时期是欧洲历史上的动荡年代。在本书考察的四个世纪里，欧洲人第一次与新大陆相遇，接下来对其实施了日益有利可图的统治。从长远来看，这一相遇使欧洲人的观念和价值取向发生了根本变化。这些变化有着特别大的影响，因为与此相伴而生的还有以下一些相遇：15世纪与希腊罗马知识的相遇，16世纪宗教改革时期与新教的相遇，17、18世纪与新科学的相遇。与此同时，欧洲在政治和社会方面也发生了根本变化。在这些年里，大多数欧洲国家变得更加强大、组织更加严密、更加集权；大多数经济变得更有活力、更有效率、更加依赖货币交换。到这一时期结束时，工业革命在欧洲一些地区已初见端倪，少数大城市已经具备了近代规模；伦敦人口已达100万，巴黎也将很快达到这个人数。因此，本书这类著作的任务是，将欧洲传统的统治集团——贵族这一通过参照历史为其地位提供合法性的统治集团——的历史，置于其周围世界发生的一系列革命性变迁之中。
当然，没有哪本书能够胜任概述欧洲贵族社会在这些年里的不同经历的重任。即使在最简单的事情上，不同国家的贵族也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在东欧和西班牙，贵族随处可见，在西欧大多数国家则为数稀少；他们至少占波兰人口的8％，约占法国人口的1％。对何人属于贵族阶层的界定有着更多的歧义。在英国，只有几百个家族拥有正式的贵族头衔，而其余几千个其他家族则组成了界定宽泛的乡绅，他们的存在完全取决于祖传的家产和良好的出身证明。对余下的大多数地区而言，所有贵族都拥有正式头衔，几乎没有什么法律界线将最显贵的公爵与最卑微的乡绅分开；在这些国家，贵族构成了一个单独的阶层，其成员——无论贫富——声称，他们普遍优越于所有没有贵族血统的人们。对城市生活的态度同样在国家间呈现出差异。在地中海附近，很久以来贵族一直住在城市，而在北方，他们更乐于生活在乡村，只是在17、18世纪才踌躇地迁入城市。贵族的政治权力同样是多变的。在近代早期的大部分时间里，中、东欧贵族拥有西欧贵族梦想不到的地方权力；在其庄园里，他们的统治很少受到外来干涉。与此相反，到18世纪，英国贵族对中央国家权力拥有无可匹敌的控制权，但却极少拥有有效的地主权力。这种多样性使总结欧洲的范式成为一件险事，尤其是在大量基础研究有待进行的情况下。
然而，差异并不是事情的全部内容。如果说国家间的差异很重要，那么相似的模式也是如此。在整个欧洲，贵族拥有共同的观念。在欧洲各地，贵族们通过一系列关于其集团的本质和他们为社会其他成员提供服务的共同观念，来证明其特权的合法性。贵族有着共同的经历。实际上，贵族是规模相对较小的集团之一，在近代早期，这一集团的历史是真正欧洲意义上的历史。与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一样——但数量远远超过他们——贵族在全欧洲范围内迁移、求学、游玩和工作。最典型的是，王室联姻将大批贵族遣往遥远的国度，担任新婚公主们的廷臣和顾问。战争也发挥着同样的作用，它将贵族长期置于国外环境之中，并且（由于大多数近代早期战争的舒缓节奏）使他们同当地居民进行意义深远的交流。这种人员流动（主要是男子，但也有许多女子卷入其中）反过来又导致了共同情感的产生。关于服饰和行为举止的观念，逐渐为整个欧洲的贵族社会所共享，更为重要的人类生活观念也如此。“所有国家中，有教养的人似乎都一样”，18世纪中叶一个英国人说道，“除了一些细节之外，一位瑞典绅士和其他国家〔1〕的绅士没有什么区别。”贵族的经历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同国家的经历，但它也是欧洲范围的共有模式。实际上，本书的一个主要观点就是论述这些共有模式的重要性。在整个欧洲，在基本相似的推动力作用之下，贵族们以基本相似的方式发生着演变。
在这些男人和女人的历史中，什么是存亡攸关的事？就一定意义而言，几乎没有。微小的数量使他们在其生活的社会里极不显眼。对这个集团的研究也不能因其惊人的成就而证明自己的正确。在整个欧洲，确实有个别贵族表现出非凡的才能，其才能的发挥与展示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在欧洲大多数地区，由于他们垄断了高级军政职务，近代早期的绝大多数著名将领和政治家来自贵族集团。许多贵族还积极参与欧洲的文化生活，甚至有许多贵族投身于最具有活力和创新性的欧洲资本主义活动，资助海外探险、新的公司企业和技术进步。然而，这些成就只是贵族当中一少部分人的作为，大多数贵族（看来有必要对其做出评定）过着悠闲的寄生生活，甚至毫无正当理由地逃避为国效力的义务。1909年，一个怀有敌意的观察家如此描述当时的英国贵族：“从没有工作的人中随机挑出500个普通的人”，他们可能〔2〕是欧洲历史上最有活力、最有教养、当然也最富有的贵族。尽管缺乏同情心和想象力，这个评断在一定意义上还是相当公平的。欧洲贵族对巨大优势的利用是不公平的。没有多少证据表明他们是特别突出或热心公共利益的统治集团，他们对周围社会的索取很可能超出了他们给它的回报。
有的史学家认为，近代早期的大多数贵族具有才能平庸、自我放纵的特点；但是，甚至这样的史学家也发现，需要对这些贵族进行详细研究，而且这项研究不能只关注他们当中的少数成功者。这是因为，贵族的状况已经成为史学家们认识近代早期乃至更长时间社会变迁进程的关键。贵族的中心地位，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几代人历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发现。从一个又一个国家的历史中，史学家们已经认识到，贵族是一个具有惊人复原力的统治集团，他们能够一次又一次地抵挡住貌似不可抗拒的历史力量。
17世纪中叶的英国革命是一个特别明显的例子。以往，史学家们把这一系列事件解释为贵族权力衰弱的结果，它导致了平民控制国家政治并最终将高级贵族全部消灭。史学家们不再用这些话语进行思〔3〕考了。相反，他们认识到，在走向革命的整个时期里，上院一直控制着英国政治；他们还看到，英国贵族以同样的效力保持着他们在经济上的优势。史学家们认为，在最混乱的年代，高级贵族一成不变地控制并引导着英国政治。更重要的是，贵族成功地经受住了严峻考验，他们仍旧是社会上最富有的集团，并为领导未来两个世纪的政治生活做好了准备。对贵族复原力的这一认识，成为对18世纪和19世〔4〕纪早期历史的认识的特征。工业革命几乎没有动摇贵族统治。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工业革命之后，19世纪中叶英国最富有的人仍然是贵族地主。政治上的安排直接反映了这种经济权力。19世纪晚期的英国内阁，堪称为历史上最贵族化的内阁。
英国是欧洲历史上贵族权力延续的一个极端案例，但在欧洲各地也存在类似的现象。史学家们指出，法国贵族千方百计从17世纪的绝对主义政府那里为自己攫取诸多利益；而在过去，人们曾经认为绝对主义政府是敌视贵族利益的。更令人吃惊的是，通过对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思索，人们得出了类似的结论。革命者处死了许多贵族，破坏了大量的贵族财产，并且形成了强烈的反贵族话语；他们的努力永远改变了法国的政治行为规范。但是，事情仅此而已。他们放过了大多数贵族及他们的财产，使其易于着手再次确立其在19世纪社会的领导地位；19世纪的生活习俗也有利于出身高贵者。像英国一样，史学家们将法国旧制度——建立在出身差别及其表现出的社会特权基础上的社会制度——的终结时间逐步后推，推到20世纪早期的政治大变动及与之伴随的复杂的经济变迁。〔5〕
对西欧“旧制度的延续”即对西欧贵族社会体制的持久活力的强调，反过来又重新建构了史学家们对中欧问题的看法。德国和其他中欧国家的史学家们一直认为，中欧贵族社会的生命力和优势一直保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确切地说，事实上这一延续曾为德国历史的特殊性——1914年的好战及一代人之后的极权主义——提供了一种解释。过去人们认为，德国人没有对贵族统治提出异议，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资产阶级的统治。出于保护他们这个阶层赖以生存的经济利益和军事组织，德国贵族热衷于鼓励在国内外进行不稳定的冒险活动，他们注定要摧毁可能建立稳定的民主政体的力量。然而，对英法两国贵族的延续性的发现，使德国的情况看上去缺少独特性。在19世纪的欧洲，到处残存着贵族的社会和政治结构；它们的存在不能用〔6〕来说明德国历史的特殊性。
史学家们愈益认识到近代早期欧洲各国贵族社会体制的持久生命力；这一认识为本书的研究确定了部分议程，并使这个课题的意义更为清晰。贵族对于我们认识近代早期社会具有重要意义，这是因为，他们对这些社会的统治如此持久，一直残存到近代，实际上到20世纪初。我们要问，贵族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他们是如何设法适应诸多社会变迁的？这意味着，对贵族与近代早期两个主要力量——资产阶级国家和市场资本主义——的对抗要进行特别考察。从16世纪以来，这两个力量在欧洲发展迅猛。通过改变社会行为准则，即改变积累与保持财富和权力的方式，它们使欧洲社会实现了近代化。与此同时，近代早期的经济与政治发展，不断对上几代贵族确立其统治的方式提出挑战。然而，贵族在这一时期结束时仍旧牢牢地控制着社会，正如在这一时期开始时一样，实际上可能更牢固。这一惊人的事实是如何出现的？这是一部贵族史能告诉我们的部分情况。因为，这样一部历史直接向我们揭示了1900年之前的欧洲社会的主要史实。
但是，贵族的调整与适应的历史还有其另外一面，即它的失败史。作为一个集团，在保持甚至扩大其权力的问题上，贵族基本上是成功的。然而，他们并未在所有领域都取得了同样的成功，而且也不是所有的贵族集团都平等地分享这一成功。近来的学术成果有力地证实了这一成功的明显事实，但也同样掩盖了一些事实。这一适应过程对贵族中某些集团的有利程度超出其他集团；它需要以特定的方法应对周围社会，这就使其他方法处于严重不利的地位；它鼓励社会环境中的某些趋势，抑制其他趋势。换言之，贵族权力和财富的延续，伴随着社会和贵族自身的重要变化。因此，在论述适应和成功这个问题的同时，本书将论述失败和变化的问题。本书试图确证被贵族的成功所掩盖的、不易察觉的质变。
这些问题需要的是一部具有一定程度社会史特色的历史，一部力图认识众多人类集团日常生活现实的历史。观念和意识形态是这部历史的一个重要部分，但其核心仍旧是确立典型的行为模式，正是依靠它，才能描绘出特殊性，或者是成功的，或者是失败的。在专门叙述统治集团的历史中，对社会史的呼吁可能听起来有些生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社会史发展过程中，确实有许多思潮强调将视点从贵族这类集团移开的需要，据说，贵族吸引史学家注意的时间太久了。因此，这些史学家们认为，现在是把更多的注意力给予农民和工人，减少对贵族之类的社会精英的关注的时候了。然而，社会史的方法能够同样有效地应用于对特权者和弱势群体的研究。社会史的一项重要成就表明，劳动人民能够在近代早期欧洲的贵族社会发挥作用（如同在其他社会中一样真实）。对于理解限制富人作为的力量，对于认识富人和穷人同样为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所束缚，对于认识他们同样为其无法控制的社会力量所左右，这些史学家给予的关注太少了。“旧制度的延续”是一个令史学家们吃惊的事实，人们有必要提出质疑：为什么会这样？一个原因显然在于这一事实：从法国大革命以来，大量欧洲历史编纂工作关注于中产阶级的兴起及作为其结果的贵族的衰落。贵族自己也对这一令人感兴趣的问题起到了推动作用，因为很早以来他们就不断悲叹其权力和财富的丧失，并抱怨说这些权力和财富落入了其他集团的手中。换言之，在贵族周围形成了危机和衰落的印象，当贵族的处境更加稳定并且更不易受到质疑和抱怨时，这些印象通常与怀旧情绪联系起来。实际上，法国著名的社会理论家、〔7〕观察家（也是贵族）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在19世纪中叶就提出，将贵族的衰落作为欧洲历史的主线。“如果我们从11世纪开始考察法国每50年的变化，就会发现，每50年社会体制都发生过一次双重革命。在社会等级这个阶梯上，贵族下降，平民上升；一个下降的同时，另一个在上升。每经过半个世纪，他们之间的差距就缩短一些，不久他们就会汇合了。而且，这种现象并非法国所独有。无论面向何〔8〕〔9〕处，我们都会看到同样的革命正在整个基督教世界进行。”其他作者也声称在周围的社会具体观察到了被托克维尔视为广泛的、不可抗拒的这一社会变迁过程。“如果我有时间”，1823年威廉·克贝〔10〕特在英国南部乡村游历时悲叹，“我将全面地实地考察一个郡，〔11〕查明自皮特执政以来，有多少旧乡绅失去了他们的地产而被守财奴们取代了。我肯定能证明，在数量上，他们有一半灭绝了……毫〔12〕无疑问，小人物在上升。”
出自像托克维尔和克贝特一样敏锐的观察家之口的这些抱怨所提出的问题，部分是符合逻辑的，部分是经验主义的。例如，即使有证据表明贵族的衰落与中产阶级相关，我们还是难以理解，托克维尔如何想象出一个在连续八个世纪里不断衰落的社会阶层。我们认为，肯定有过一些辉煌的阶段打断这一长碉几个世纪之久的衰落；而且，无论如何，在这样的不断衰落之后，这个阶层又能在他那个时代留下什么呢？事实上，虽然我们无法在托克维尔的书中看到，但在19世纪的法国，贵族仍然是富有的、强大的社会存在，托克维尔自己的家族此时此地也拥有显赫的地位；在欧洲其他国家，贵族甚至更为富有。托克维尔本人的经历本该使他对自己描述的历史图景产生怀疑。
另一个事实甚至应该使他更为怀疑。像他这样的抱怨有着悠久的历史，从16世纪可以一直追溯到中世纪。甚至在其历史上最辉煌的时刻，贵族们也抱怨穷困和无人理睬，这种抱怨时常出于希望得到政府帮助的目的。“这些本来是绅士们的宅第……后来败落成了村舍，而这些过去的村舍现在则上升为绅士的宅第，其中一些（尽管不多）在过去会被当成宫殿；但60年前，无论它们还是它们的主人，在教区内都默默无闻”，这是18世纪20年代另一位英国观察家感到忧心忡忡〔13〕的现象。“亲王和大贵族们之所以如此穷困和无权……是由于，王国内显赫家族的所有土地和主要财富都在不同的时期落入国王的手中……他们几乎没有什么权势。”这是一位意大利游客在1561年对法〔14〕国贵族状况所做的评论。这位观察家也注意到了小贵族的困境，他们面临着两难的选择：跻身宫廷的毁灭性支出与闲居家中的政治失势。“那些通常不太富裕的贵族，进入宫廷之后就破产了，因为那里的一切都是昂贵的……与此相反，当他们住在自己的城堡、过着与世隔绝的简朴生活时，他们拥有所需的一切，他们无须准备作为一个廷臣而必备的仆人的号衣、奢侈的服饰、昂贵的马匹、宴会和其他东〔15〕〔16〕西。”一个半世纪后，拉布吕耶尔使用了几乎一样的语言，尽管其观点不同：“贵族若是生活于自己家乡，自由虽则自由，但却失去了生活的旨趣；若是生活于宫廷，虽然得到了保护，但是成了奴〔17〕隶。”不久之后，圣西门公爵抱怨道，“无耻的资产阶级”掌握〔18〕着法国政府，贵族处于无权、被忽视的地步。
在托克维尔的著作出现以前，这些抱怨已经一代又一代地重复了几个世纪，自那以后，它们同样被程式化地重复着。迟至19世纪，即英国贵族最富有、最有权势的时候，官员们仍对这些观念耿耿于怀，〔19〕故而在看到证明贵族兴旺的景象时感到吃惊。甚至现在，贵族衰落的话语仍然拥有着影响。摄影师理查德·埃夫登说：“这幅照片是〔20〕普鲁斯特式的贵族欧洲的灭亡景象，摄自大陆最近一场大型舞会。”这是《新闻周刊》杂志上一幅1991年拍摄的照片的解说词，照片上富有而潇洒的人们装饰奢华，显然正在一个排外的、优雅的地方〔21〕放纵自我。
抱怨的话语时常是敏锐而细心的观察家们的作品，（我们将看到）它是对值得注意的现实的描述。然而，一代又一代人习惯性地重复这一话语，它就不可能只反映了实际观察的结果。毕竟，在对贵族衰败的抱怨在一代又一代人那里重现的同时，贵族自身却继续保持他们对社会的统治及他们的财富。现实与同时并存的忧心忡忡的评论之间存在着差距，这表明，衰落的话语中包含的内容超出了对现实的观察。它也是——也许主要是——一种期望的姿态，人们通过它来理解，甚或构建现实。它表明，在贵族周围充斥着持久的怀旧话语；曾经稳固而自信的贵族，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这就是一个又一个观察家告诉我们的。
如果这一怀旧的话语不能被理解为对现实的直接反映，那么，它因何而出现，又为什么在欧洲人的观念中保持着如此大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这完全是对现实的误解。无论何时，当我们注意细节时，总会看到个别处于困境的贵族及其家族。这一景象时常令人感动，实际上今天仍旧有人遭到经济崩溃的打击：珍爱的宅第和家产被迫出售，女儿们不能觅得合意的郎君，粗俗的新贵在上流社会取得了地位。这些景象是真实的，它们引起了各个时期的社会观察家的关注，这不足为奇。然而，个人的不幸并不意味着整个社会集团的衰落。观察家们从个别案例跳到对集团状况下断言时，过于轻率了。当个人利益被掺杂进来时，这一跳跃就更加轻率了：这或是出于发觉自己处境艰难的贵族对用超个人的措辞来表达其困难的需要；或是出于各种保守主义者对急剧的社会变迁的征兆的恐惧。
但是，怀旧情绪也有更深的根源。这些根源在于西方文化具有贵族倾向的特点，在于西方人使用这些特点间接思考其他事情的思维方式。首先，贵族代表了生物学上的稳定。欧洲贵族一直根据从令人尊敬的祖先那里传承下来的血统来界定自己的身份。通常，他们努力通过与其他血统纯正的人结婚来保持其血统的纯正；甚至现在，根据民意测验，大多数法国贵族表示，他们更愿意与其他贵族通婚。通过他或她的假定的人种的纯正，贵族似乎体现了与过去遥远的历史的联系。“我们看见一座古堡或建筑完好如初，或者一棵好树坚实而完美时，总认为那是个令人生敬的景象；而看到一个度过了时间风浪的古老贵族之家时，其可敬之处较之前者会多出许多。”这是英国大法官〔22〕和科学宣传家弗兰西斯·培根在17世纪早期写下的一段话。〔23〕19世纪中叶流行一个更强有力的信念：贵族血统在一定程度上〔24〕能够与古老的美德保持联系。例如，本杰明·迪斯累里的小说《西比尔》中的女主人公，她代表了在19世纪中叶的现实生活中幸存下来的、未受多少污染的、纯正的盎格鲁-撒克逊贵族，展示了其祖先的纯正的信仰、坚贞和勇敢；她对这些祖先一无所知，而他们对她的影响也纯粹是生物学上的。迪斯累里的小说表明了一种看法：贵族血统保留了特殊的品质，即慷慨、勇敢和疏于算计；其他人只在相当少的程度上拥有这些品质。那些厌恶资本主义社会的算计和道德衰退的人，把贵族看做是更好的、道德崇高的过去的活化石。
因而，同过去的生物学联系的意义，有助于说明贵族们表现出来的对其纯正血统的臆想性威胁的焦虑。威廉·克贝特在其对英国旧乡绅为新贵取代的担忧中，对来自“守财奴”的威胁的描述，不是偶然的。他要说的是国家财政培养出来的具有威胁性的新财富——但他的话语同样指的是围绕着贵族的种族身份。在这一话语中，贵族的生存与种族纯正的观念联系起来，而种族纯正又在一定程度上与民族历史联系起来。
通过强调贵族作为土地所有者的特殊地位，欧洲对贵族的另一种本质的看法是，认为贵族保护其财产是为了后代。19世纪中叶，托克维尔带着强烈的感情详细分析了这一联系。“在继承法以长子继承权为基础的国家，地产总是代代相传而不加分割。因此，家族的情感在土地上找到了一种具体表现。家族代表土地，土地代表家族，家族的姓氏、起源、荣誉、权势和美德依此而永久流传。土地既是家族历史的不朽见证，又是家族未来的确切保证……一旦土地所有者被剥夺了建立在回忆和荣誉基础上的、对土地的强烈的情感依恋，可以肯定，他们迟早会卖掉土地……凡是家族情感走到尽头的地方，个人的自私心就会再次发挥它的作用。当人们感到家族变成一种模糊、含混和不确定的概念时，每个人都只求眼前的安乐；他只考虑使下一代人生活〔25〕好，丝毫不考虑更远的事。”
托克维尔在此详细论述了许多人认为理所当然的事。他认为，对地产的长期占有本身，在贵族当中形成了一种家族心理和一套经济价值观。托克维尔认为，通过他们的财产占有，贵族在市场经济的利己主义下得到了一定意义的保护。为了给后代保留一份希望，他们会牺牲眼前的个人利益——出于个人利益，他们会出售其地产，并投资于其他更有利可图的行业。注意到托克维尔在此提出的品质的范畴是重要的。这里有种持久性的东西：与近代社会的流动性不同，贵族是植根于一个地方的。这里有家族的情感，一种既与逝者也与未出世的后代割舍不断的情感。这里有各种形式的自我牺牲，有对眼前安乐的摒绝，也有与此相应的缺乏经济算计。
托克维尔和其他许多人也看到了对稳定的贵族身份、认识上的自信、爱好、世界观起作用的深层次因素。“一个对文学感兴趣的贵族”，他写道，会为所有艺术“很快制定出无法破坏的规则”。“他们的准则将是严格而传统的”，这样，他们将不会在艺术品味上游移不定，也不会在讨论问题时陷入过度的争论。事实上，他们对自己相信的东西和自己的言论充满自信，他们会从似乎已成为近代生活特征的〔26〕〔27〕怀疑中解脱出来。1931年，美国评论家埃德蒙·威尔逊提出了类似的看法，证明了围绕在贵族周围的那些观念的持久影响：对16、17世纪的英国诗人而言，“直率而优雅地表达自己的意思是自然而然的事，因为他是一名廷臣，无论如何，是人数较少的有教养的阶层的一员，其言谈具有上流社会风度的地位相同的人相互间交谈时的坦率和自然。”威尔逊发现，这种建立在身份的绝对稳定基础上的信〔28〕任，不可能在他那个时代的诗人身上看到。
看来，对贵族社会的怀旧及对其未来的忧虑，与个人的深层思想及其社会地位有关，也与对这些事情本来面貌的渴望有关。上面引述的这些印象，把贵族描述成根深蒂固的、确确实实有着稳固基础的人。他的背景和财富赋予他文化上的自信，使他摆脱了怀疑和不确定。他的身份源自基本的现实，源自对家族、土地及其所属的社会等级的情感。因此，具象的贵族身份是独立存在的，不受作为近代生活诸多方面标志的社会压力的约束。他依赖的是可直接使用的财产、土地，而不是无法令人安心的商业交换和其他形式的经济生活。事实上，贵族很少对周围的社会有所需求，因为他的庄园能够满足其绝大部分需要。这是一种不变的身份，因为它植根于免遭其他人质疑和控制的财产。由于其自身的稳固性，这种贵族身份会带来认识、品味和话语上的自信。在所有这些方面，贵族形象都与我们所熟知的充满了变化、怀疑及不稳定的身份和认识的世界完全对立。
我们能够理解对贵族形象的呼吁，也能理解围绕贵族而产生的焦虑。因为，如果贵族形象是一种纯洁的人格，没有混杂诸多社会交往，则威胁似乎随处可见——任何看来会破坏如此建立起来的自立形象的事物都是。与此同时，如此纯洁的幻象使下面这件事看上去不大可能：贵族能够在主要方面应对市场资本主义和近代社会的兴起。在这个理想的幻象中，贵族代表了远离市场交换需要的事物；这是一些为不同的经济和社会算计所支配的男人和女人。
本书的一个主要观点是：对贵族的这些怀旧幻象从根本上来说是欺骗性的。在欧洲各地，近代早期贵族通过不断适应的过程，逃过了这个时期出现的冲击。在最简单的层面上，这意味着组成贵族阶层的人员的变化。在整个这一时期，始终存在着新人向贵族阶层的流动，部分是作为消亡家族的替代者，部分是由于这一时期出现了新的贵族定义。因此，在多数地方，只有极少数贵族能够准确断定其家谱的中世纪起源。当克贝特和其他人如此吃惊地观察到新兴家族在购进地产时，他们看到的只是一个长期存在的进程的继续。近代早期贵族观念的生物学托词是完全错误的。怀旧情绪赋予贵族的心理特质也不能很好地经受住仔细的历史分析。贵族并未表现出多少托克维尔和其他人赋予他们的文化自信，就此而言，或许是文化局限。实际上，在17、18世纪，由他们创造和为他们创造的文化，表现出特别强烈的怀疑性和特别激烈的冲突。贵族的家族关系也比我们能够想象的更为复杂，因为保持血统的压力会在父母与子女之间或者同胞之间引发爆炸性的冲突。
本书认为，围绕着欧洲贵族的固定身份的想象，在其他方面也使我们误入歧途。在欧洲历史上，贵族们很早就发现自己无法回避交换经济的复杂局面。1400年，欧洲众多地区的庄园就已经不能被看做独立的、不受大规模买卖交易的影响。到1600年，这种自给自足已经在英法两国广泛消失了，并且又很快从德国消失。我们会看到，其消失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标志是土地市场的繁荣，这是15、16世纪大部分时间里欧洲的一大特征；贵族既作为卖方也作为买方参与了这一市场运作。到1400年，国家作为金钱、官职和法规的提供者，在许多贵族的生活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贵族身份与国家机构密切联系起来，在以后的年月里这一联系只能更加紧密。历史上有这么一个时期吗？在此期间，贵族过着一种不依赖庄园以外的世界，也不与之进行交换的生活。也许有，但到1400年，这种生活走到了尽头。
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认为，欧洲贵族的历史，是一个从11世纪到他生活的19世纪中叶的逐步衰落的历史。事实上，贵族历史呈现为漫长的时期，在此期间他们的财富和权势得到了扩大。除了在这些年里间或介入的衰败和危机的时期，有证据表明，1914年的他们比1414年更富有、更有权势。也许同样重要的是，1914年，贵族仍旧是欧洲人想象的中心。他们、他们的乡间宅第以及他们想象的价值观，以继续打动我们的方式，在20世纪早期的上流文化和大众文化中发〔29〕挥了关键作用。我们仍然可以在屠格涅夫、亨利·詹姆斯、〔30〕〔31〕马塞尔·普鲁斯特和朱塞佩·迪·兰佩杜萨的小说中，在安东〔32〕·契诃夫的戏剧中，在乡间住宅的侦探故事中看到对他们的描述。文艺作品中贵族形象的存在，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它表明，存在仔细观察贵族的需要，但它也表明，贵族自身比传统形象更为复杂、更加多样化、更像变色龙，也更加令人感兴趣。注释
〔1〕 引自J. C. D. Clark, English Society 1688—1832 (Cambridge, 1985), 99。
〔2〕 David Cannadine,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English Aristocracy (New Haven, 1991), 49，引自英国首相戴维·劳合·乔治。
〔3〕 英国国会实行两院制，上议院（House of Lords）因由贵族组成，又称贵族院，下议院（House of Commons）又称平民院。——译者
〔4〕 工业革命，即第一次工业革命，又称产业革命，是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代替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的革命，始于18世纪60年代，至19世纪40年代基本完成。它给英国带来了深刻的社会变化。——译者
〔5〕 对此词语及其使用的具有说服力的论述，见Arno Mayer, The Persistence of the Old Regime: Europe to the Great War (New York, 1981)。
〔6〕 参见David Blackbourn and Geoff Eley, The Peculiarites of German History: Bourgeois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Nineteenth-Century Germany (Oxford, 1984)中的论述，39-61，144-155，各处。
〔7〕 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 1805—1859），法国政治家和政治社会学家，著有《论美国的民主》和《旧制度与大革命》等。——译者
〔8〕 Alexis de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ed. J. P. Mayer (New York, 1969), 11.
〔9〕 本段译文参考托克维尔著，董果良译，《论美国的民主》（中译本，上卷），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7页。——译者
〔10〕 威廉·克贝特（William Cobbett, 1762—1835），19世纪初英国激进派政治领袖、政论家、新闻记者，著有《新教改革史》、《乡村纪行》和《给年青人的忠告》等。——译者
〔11〕 在英国近代史上，有两位皮特出任首相，他们是威廉·皮特父子，克贝特此处所指似应为小皮特（William Pitt, the younger, 1759—1806）。——译者
〔12〕 William Cobbett, Rural Rides, ed. George Woodstock (London, 1967), 119（这条引文的重要性在于它的原始性）。
〔13〕 引自E. P. Thompson, Whigs and Hunters: The Origin of the Black Act (London, 1975), 112。
〔14〕 James Bruce Ross and Mary Martin McLaughlin, eds., The Portable Renaissance Reader, rev. edn (Middlesex - New York, 1968), 316.
〔15〕 同上，310。
〔16〕 拉布吕耶尔（La Bruyère, 1645—1696），法国作家，小贵族，著有《品格论》。——译者
〔17〕 引自Franklin Ford, Robe and Sword (repr. New York, 1965), vii。
〔18〕 引自René Pommeau and Jean Ehrard,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5: de Fénelon à Voltaire (Paris, 1984), 252。
〔19〕 Cannadine, The Decline and Fall, 22, 54-55.
〔20〕 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 1871—1922），法国作家，其代表作《追忆逝水年代》描绘了20世纪初巴黎上流社会广阔的画面和众多的人物；贵族是书中的一类主要人物，作者在书中以冷静的态度观察着贵族阶级的缓慢的解体过程。——译者
〔21〕 Newsweek, 13 September 1993, 51.
〔22〕 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英国哲学家、作家，曾任大法官，著有《新工具》、《随笔》等。——译者
〔23〕 Francis Bacon, The Essays, ed. John Pitcher (London, 1985), 99.
〔24〕 本杰明·迪斯累里（Benjamin Disraeli, 1804—1881），英国政治家和小说家，两度任首相，被封为贵族，其小说《西比尔》描写了贫富对立的两个英国，对宪章运动的起因和性质做了分析和评述。——译者
〔25〕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52-53.
〔26〕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472.
〔27〕 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 1895—1972），美国文艺评论家和散文家，著有《阿克瑟尔的城堡》、《去芬兰车站》、《在两个民主国家旅行》等。——译者
〔28〕 Edmund Wilson, Axel's Castle: A Study of the Imaginative Literature of 1870—1930 (repr. London, 1961; first published New York, 1931), 39.
〔29〕 屠格涅夫（Turgenev, 1818—1883），俄国作家，著有《猎人笔记》、《罗亭》、《贵族之家》、《前夜》、《父与子》等，其作品关注贵族知识分子与平民知识分子的生活与命运。——译者
〔30〕 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 1843—1916），美国小说家，著有长篇小说《贵妇人的画像》、《鸽翼》、《专使》、中短篇小说《黛西·米勒》、《丛林猛兽》等多部作品及许多评论文章，他对上流社会有很深的认识，且常持批判态度。——译者
〔31〕 朱塞佩·迪·兰佩杜萨（Giuseppe di Lampedusa, 1896—1957），意大利西西里作家，著有《豹》等。《豹》通过一个贵族家庭的衰败，表现了民族复兴运动在西西里激起的波澜和封建贵族阶级的没落。——译者
〔32〕 契诃夫（Anton Chekhov, 1860—1904），俄国小说家、戏剧家，著有《公爵夫人》、《伊凡诺夫》、《第六病室》、《万尼亚舅舅》、《套中人》等小说和剧作。剧本《樱桃园》展示了贵族的不可避免的没落和由新兴资产阶级代替的历史过程。——译者第一章性质与数量“从一开始，人类就被分成了三部分：僧侣、农夫和武士。”11世纪早期，一名法国主教用上述语言展示了中世纪社会思想的基础。他和他的模仿者们把社会分成了像他一样的教士、为其他人提供衣食所需的劳动者以及通过保护其同伴而对公共利益做出贡献的贵族。在整个近代早期，著作家们不断重复这一程式化的分类，一直到法国大革命前夕，因为这种分类的优点在于它具有说服力。它把社会描述为均衡的，每个集团都有为其他人服务的责任和义务，而且它掩盖了三个等级间存在的大量不平等现象；在这一社会幻象中，占人口1％的贵族和占人口99％的平民同样重要，因为每个集团都提供同等的服务。也许这个幻象符合相对简单的中世纪社会——但它肯定符合人们对简洁而稳定的社会秩序的希望。因为这个幻象用简洁的言辞回答了这些问题：谁是贵族？他扮演了什么社会角色？贵族为保护其他人〔1〕而战斗，他也以其向君王提供的建议和帮助来保护他们。
到18世纪，著作家和政治家们仍旧在重复这些起源于中世纪社会的观念。然而，到16世纪早期，所有人都认识到，不能如此简单地回答这些问题。此时，新发明的印刷机印制出数量日增的小册子，这些小册子就贵族问题展开辩论，提出谁是贵族、一个人如何取得贵族身份、贵族有什么作用的问题。将社会分成三个等级的中世纪理论无法再满足需要了，因为有很多人难以符合它的分类，有很多情况它没有覆盖到。有些贵族从事某种职业，模糊了三个等级间的一个基本区别。更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的贵族不再出征作战了。相反，人们看到，他们像乡绅一样生活，经营他们的庄园，或者出入宫廷，取悦他们的君王，向其提出建议，或者在城市担任王室官员和法官。社会角色的日益多样化，只是引发对贵族的辩论的一个原因。观念的变迁——其中有许多与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有关——有着同样的影响。无论出于什么原因，这样的公开讨论是第一件与近代早期贵族有关的值得注意的事。关于贵族的定义及其内涵，当时的人有着不同的看法；他们在谁是贵族及其成为贵族的途径的问题上存在分歧；他们对贵族的价值问题也持不同的看法。贵族已经不再是一个稳定的或简单明了的观念了。种族和身份：生物学上的社会流动
关于贵族的争论基本是围绕着互相对立的主要的抉择而展开的，典型的例子是反证法，这是近代早期欧洲流行的思维模式的一种。贵族可以基于出身，基于自古以来的基因遗传；或者，贵族可以是新近获得的、对杰出品质和成就的一个政府奖赏。它可以基于相互对立的生活方式：或者基于同欧洲历史上野蛮的中世纪相一致的战争行为，或者基于和平时期的为国效力，这种效力尤其需要教育和知识的训练。最后，贵族可以基于国家的直接授予，基于正常的封爵进程；或者，它可以反映不可言状的公众舆论，即长期存在的、认为那些家族的一贯表现证明了他们的特殊地位的看法。
只有少数勇敢的著作家能够设想出一个简单的办法，来解决这些对立的观点；他们认为，真正的贵族只有一种。法国的布兰维里耶公〔2〕爵就是采纳这一方法的人，他在18世纪早期写下了有关的论述。布兰维里耶提出将法国贵族视为一个征服种族，到他生活的时代，这个种族已保持了一千余年的纯正血统。他认为，他周围的贵族是法兰克人的后代，属于在六七世纪征服了法兰西，并在此后为法国提供了国王的日耳曼民族。征服赋予贵族财产权和优越的社会地位。在征服之后的世纪里，种族纯洁指的是布兰维里耶在周围贵族身上看到的、仍然存在的征服者的品质。它们是勇敢、无畏、不愿接受君主制国家的专制。与罗马人及其后代的奴化倾向不同，他们要自由。他们〔3〕甚至有不同于其他法国人的表现。
布兰维里耶表达的观点，在此前两个世纪曾广泛流行。对许多贵族而言，这些观点具有明显的感染力。但是，他们在近代早期欧洲的日常生活中遇到了麻烦：没有谁能够真正将他们团结在一起。贵族远远不再是一个紧密的征服者种族了，贵族家族不断消亡并被新的家族所取代。这是一个向贵族阶层流动的平稳的过程——当时的人们也认识到了这一问题。他们看到，这一切就发生在他们周围。
几个世纪以来，史学家们已经证实了这一消亡和替代进程的范围，其速度可能快得惊人。在15世纪法国的小贵族当中，大约有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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