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毛群安
出版社：人民卫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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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生大医——21位医学大师的职业追寻试读：
版权页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苍生大医：21位医学大师的职业追寻／毛群安主编．—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8
ISBN 978-7-117-26155-5
Ⅰ．①苍… Ⅱ．①毛… Ⅲ．①医生-列传-中国-现代 Ⅳ．①K82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40340号人卫智网 www.ipmph.com 医学教育、学术、考试、健康，购书智慧智能综合服务平台人卫官网 www.pmph.com 人卫官方资讯发布平台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苍生大医——21位医学大师的职业追寻
主 编：毛群安
出版发行：人民卫生出版社有限公司 人民卫生电子音像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潘家园南里19号
邮 编：100021
E - mail：ipmph@pmph.com
制作单位：人民卫生电子音像出版社有限公司
排 版：人民卫生电子音像出版社有限公司
制作时间：2018年12月
版 本 号：V1.0
格 式：mobi
标准书号：ISBN 978-7-117-26155-5
策划编辑：左巍
责任编辑：刘晨打击盗版举报电话：010-59787491 E-mail：WQ @ pmph.com注：本电子书不包含增值服务内容，如需阅览，可购买正版纸质图书。主编献辞人生需要楷模
作为普通人，或许不会为驾驭偶然性而夜深时起身去“观星测象”，也未必相信人生终点会有一个“拾脚印”的仪式来丈量人生轨迹与意义，但是，在每个人心中都会有自己认同的人生楷模，由此参照来获得“心安-理得”的愉悦。
做人、做事为什么心安才会理得？需要寻找片刻、乃至永恒的身心合理性，何以心安？作为社会属性的人，大凡需要追溯生活中那一缕缕家国情怀，仰望那一尊尊生命的楷模，作为情与理、行为与价值的规尺。在古代，楷模不是什么先验的教条，而是两种寄寓风华、风采、风骨、风韵的大树。楷树又称黄连树，隐喻着苦乐相通，其树干疏而不屈，自古是人格刚正挺拔的象征，其典故与孔夫子有关，相传孔子去世后，子贡在墓旁“结庐”，守墓六年，并将从卫国移来的楷木植于墓前抒发景仰之意。模树也不简单，据《广阳杂记》记载，模树的树叶随季节而变化，春天青翠碧绿，夏季赤红如血，秋日变白，冬日变黑，因其色泽纯正，不染尘俗，相传此树最早生长在周公墓旁，楷树与模树交相辉映，并称为楷模，用来称颂那些品德高尚、品行周正的伟岸君子。
本书所辑录的21位苍生大医就是我国卫生计生行业的楷模，他们中有院士、学科泰斗，也有智慧与德慧并举的普通大夫，既有张孝骞、林巧稚这样的老典型，也有贾立群、马庆军等新模范，关于他们的光荣与梦想，苦难与风流在书中做了传神的深描，我就不再复述了。细读大医事迹的文字，不难发现这些人心中也同样有着属于那个时代的价值楷模，或许是白求恩、史怀哲，或许就是自己的启蒙老师、带教老师、自己的科主任，一点一滴地教会他们直面苦难，咀嚼生死，崇尚利他，医学的职业精神就是从一代代楷模的嘉德懿行传承至今，不曾断裂。也绝不能在我们这一代出现职业信念的迷失。
然而，对当下医者的职业价值的忐忑与颠簸确实存在，因为，我们这一代人面临着更激荡的社会洪流冲刷，必须直面三大转型，一是社会经济生活的转型，计划经济被市场经济取代是大势所趋，然而，市场经济不仅是一种制度安排，更是一种价值纠缠，功利至上与美德坚守在每个人的内心中都构建了一种两难选择；其二是医学模式的转型，身心社灵的全人医学模式将替代单纯的生物医学模式，患者的健康诉求、医者的服务内涵在迅速扩容，对医学的职业生活与价值半径也带来剧烈的冲击；其三是疾病谱的改变，慢病时代的来临，以及全民医改带来的医疗福利制度的转型，给卫生计生行业的社会责任与赋权、福祉与福音，风险与代价带来前所未有的改造，此时此刻，无论医者的个人价值实现，还是行风、院风的正本清源，乃至卫生计生行业的健康发展，人的全面解放及国家治理的全面优化，都需要职业精神的清爽与强健，作为生命神圣、医学神圣的价值基座。
我们这个行业是幸运的，我们的职业楷模都曾得到党的最高领导人的关注，70年前援华抗战，以身殉职的白求恩大夫，其追悼仪式由毛泽东主席主祭，一篇《纪念白求恩》感动了几代人，“高尚、纯粹、有道德，脱离低级趣味，有益于人民”的良医标尺至今还有温度和磁力，造就了千百万个白求恩式的医者楷模。5年前的援非抗击埃博拉医疗队，以他们的担当与奉献赢得习近平总书记的赞许，在接见这个集体楷模代表时寄语医学界“不畏艰苦，甘于奉献，救死扶伤，大爱无疆”，在全国卫生健康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将卫生计生行业职业精神表述为“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又一次为我们这个行业的价值追求注入新的意涵，成为医学职业楷模的精神桅杆。
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她的精神根脉在传统文化的沃土里，在孔林里郁郁葱葱，交映生辉的楷树与模树之间，医学是一个古老而年轻的职业，医学职业的楷模之林还需要我们去培育，本书的编写就是一次楷模精神风范的沐浴，期待这本书能给当下的医学职业精神教育带来一份“心安理得”的生命彻悟。
时值首届“中国医师节”欣然而至，每一位以医疗事业为毕生追求的同道们都应该在内心深处叩问，医学何以神圣？何以崇高？如何维护、坚守这一份神圣与崇高？答案不写在纸上，写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每一年的“8·19”都是我们的荣誉日、彻悟日。大师的脚步 一代名医张孝骞纪实
林夕夕 段文利
1981年初秋的一个下午，中国医学科学院为张孝骞教授从医60周年在政协礼堂举行隆重的座谈会。陈云、邓颖超同志送来了贺信。中央及卫生部领导邓颖超、陈慕华、康克清、王首道、钱信忠及200多位医学界的名流学子莅临。会上，邓颖超大姐亲手把一只用鲜花编成的花篮赠予张孝骞，表达了无限的敬意。本色
张孝骞是著名医学家、医学教育家、我国现代医学的先驱，而他自己说得更多的是“我是一个医生”。
协和医院内分泌科病房住进了一位病人。他下肢沉重，活动困难达3年之久。遍访多家医院，医生们的诊断无外乎，腰肌劳损、类风湿关节炎、骨软化症等。经X线检查，发现病人的骨盆、双手、腰椎等部位呈普遍骨质脱钙以及病理性骨折状。病人按常规服用维生素D和乳酸钙、磷酸盐以后，症状未见好转。这使医生们感到困惑。
张孝骞被邀来会诊。他询问了病史，认真翻阅了病历，转身亲自到病人身旁查体。突然，张孝骞在病人右侧腹股沟处摸到了一个不大的肿物，而这个肿物此前没有引起其他医生的注意。张孝骞仔细检查了肿物的形状、大小和硬度，对在场的医生们说：“这大概就是病根！这个肿块可能分泌某种激素类物质，导致钙磷代谢的异常。”
医生为病人切除了肿块。术后，患者的骨症状很快好转，周身疼痛症状也逐渐改善。病理诊断证实，肿物为间叶瘤。这是一个极为罕见的病例，在以前的国际文献中，只有过7次报道。
20世纪60年代中期，协和医院来了一位女病人，症状奇特，一患感冒就休克。在其他医院会诊时，诊断为肝功能异常，因而被认为患了肝炎。来到协和后，张孝骞为她做了检查，怀疑过去的诊断，却一时下不了决心。
张孝骞反复端详这位病人，觉得似曾相识。于是问：“你过去来协和看过病吗？”“来过。”病人回答说，“不过，那是30年以前的事了。”“当时是来看什么病呢？”张孝骞一边回忆着，一边又问。“因为难产，请协和的医生到家里诊治过。”
张孝骞想起来了。那是抗战之前，这位病人因难产接受治疗。病人失血过多，自己还为她输过血呢！
最好能找到病历，张孝骞心想。下班后，他怀着一丝希望，在家翻箱倒柜地寻找起来。因为多年来他养成了一个习惯，门诊或查房时总是随身携带着一个小本子，把一些自己认为重要的临床病例扼要地记在上面。
一大堆纸质已经褪了色的小本子全都摆到了面前，他一本一本地仔细翻阅着，一直到深夜，仍没有找到这个病人的记录。家人都已入睡，他却没有丝毫倦意。张孝骞终于想起来了——病人在那次难产中曾经有过大出血，这会引起脑垂体坏死，导致脑垂体功能减退，因此造成了甲状腺、肾上腺等内分泌不足和应激反应的缺陷，在受到紧急感染时，就有可能发生休克。病人血清浊度试验呈阳性，正是甲状腺功能减退、血脂质增加的结果。
第二天，一个新的结论写进了病人的病历：席汉综合征。于是，病人服用了甲状腺片和肾上腺皮质激素等药物作替代治疗，病情很快好转。
还有一位病人，因痰中带血、下肢水肿入院。化验结果是尿中有红细胞。主管医生诊断为肺-肾出血综合征。张孝骞参加了会诊，在对病人做了初步检查后，同意了这个诊断。回到办公室，他总觉得心里不踏实。他在想，就一般情况而言，这个诊断是没有问题的，但会不会有例外？第二天他又到病房为病人做了一次检查，发现病人腿部静脉有点异常。根据这个线索追踪下去，发现病人患的不是肺-肾出血综合征，而是移形性血栓静脉炎。正是这种静脉炎，造成了肺、肾等多种脏器损伤，给人以假象。后来，按照新的诊断结论进行治疗后，病情很快好转。
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因为没人能说得清，60年来张孝骞挽救了多少患者的生命，又为多少人解除了病痛。风骨
一大群穿着白大褂的医生们，跟着张孝骞查房，他们自觉地按着资历的深浅，保持着相互之间的距离。但常有这样的事：张孝骞会忽然钻进卫生间，只是去拧紧一个滴着水的龙头，或是去关掉一盏通夜未熄的灯。张孝骞的细心让巡回查房的队伍有点不知所措，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怪癖，但更多的人则是感动。
张孝骞对自己严格要求近乎刻板更是有目共睹。
张孝骞的衣物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他家人的手工制品。有一次，妹妹看到他的衬裤太旧了，要给他换，他不肯。湖南人脾气躁，妹妹一急之下把旧衬裤撕成一条条的。张孝骞还是舍不得扔，让夫人再给补一补。协和医院司机班那些天不怕、地不怕的小伙子们，就怕接张孝骞上班。你只要迟到1分钟，不管刮风下雨，这个倔老头就拎着拐棍自己走了。这种无声的抗议，小伙子们吃不消，宁肯早到10分钟。
张孝骞当了学部委员后，每月有100元的津贴。他不肯收，硬要将这笔钱退给中科院。中科院不同意，他就把这笔钱专折存入银行，直到1966年，他把存折上的13 000余元全部上交组织。
1964年，他的儿子张友会从东北调到北京工作，中国医学科学院的领导找到张孝骞教授征求意见。张孝骞冷冷地说：“如何安排，这是组织上考虑的事。如果征求我的意见，我不同意将他安排到协和。”就这样，他身边唯一的一个孩子，被分配到了刚刚成立的实验医学研究所。
1979年夏的一天，张孝骞突然对内科的同事说：“我准备到上海去休息一段时间，科里的事情，你们暂时分担一下。”
大家觉得奇怪，张孝骞在内科工作了几十年，从没有主动提出过休息。有好心人劝他说：“张主任，您要休息，不能选择这种热天往上海跑啊！”“不，我必须离开北京。”
后来，大家才知道了事情的原委：在当年报考医院内科的研究生中，有一个叫张振新的学生，是张孝骞的孙子。张孝骞怕留在这里，会给阅卷、录取工作带来不便，因而刻意回避。
因为是“反动学术权威”，“文革”开始时他的家被抄了3次。他被频繁的批斗，然后去扫厕所。
张孝骞弄不懂这场运动的意义和自己究竟有什么问题。“造反派”却比他要精明得多。他们以敏锐的“嗅觉”和惊人的“智力”开始了严密的推理：张孝骞是全国首屈一指的内科医生，给许多中央领导和高级干部看过病，这些领导干部无论属于哪一个司令部，他们的健康状况无疑是重要的政治资本。于是，提审开始了。“老实交代，你过去给哪些高级干部看过病？”
张孝骞低着头，一言不发。“他们的病历放在什么地方？快交出来！”
张孝骞还是低头不语。“打倒反动学术权威张孝骞！敌人不投降就让他灭亡！”
塑料管、钢丝锁伴随着咒骂声雨点般地落到了张孝骞的身上。
他忍受着疼痛和屈辱，心里默念着：医疗资料，是医生在履行职责时记下来的。我有义务替患者保密……
1968年4月，张孝骞被投进了“牛棚”，长达9个月之久。
这个曾经解答过医学中的许多重要难题、诊断过无数疑难病症的学者，在这场政治风暴中，却显得那么迷茫。但他坚守着一个医生的良知，无论受到怎样的侮辱和恫吓，替患者保守秘密是他必须坚持的原则。
周恩来总理一直没有忘记张孝骞。
1967年，正是“文革”雨暴风狂的时候，周恩来总理突然通知，请张孝骞去给他看病。那是对张孝骞无言的关爱和保护。1970年，张孝骞又一次接到了周总理的通知，指定他出席欢送西北医疗队的大会。从那以后，他才恢复了丧失四年之久的人身自由。
1974年，恢复工作的邓小平得知年近80岁的张孝骞仍步行上下班，便叫卫生部解决他的用车问题。“反击右倾翻案风”后，“四人帮”在卫生部门的代理人强迫张孝骞写文章“批邓”，被张孝骞拒绝。他们自作主张，用张孝骞的名义写了一篇污蔑邓小平同志的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粉碎“四人帮”以后，相关人员虽然对张孝骞表示了歉意，但却始终未公布事实真相。张孝骞撰文说明原委，同样发表在《人民日报》上。邓小平同志得知这一情况后，托人带信给他，让他卸掉思想包袱……
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心，在张孝骞的心中留下了难忘的记忆，也更坚定了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决心。抉择
那是1936年7月，“九一八”事变以后，日寇节节进逼，华北已半沦于敌手，国亡可虑。看到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担心北平终将沦陷，张孝骞不禁忧心忡忡。
此时，与协和医院的四年聘约月底到期了，医院又递给了他一份延期四年的聘书。何去何从？在痛苦思索中，张孝骞突然接到湘雅医学院院长王子干寄来的聘书，诚恳邀请他回母校担任教务长兼内科教授。
母校的来信，无疑给正在徘徊踯躅的张孝骞带来了一线曙光。他把协和、湘雅两份聘约捧在手上，不断地交换着，他需要做出一个决定自己命运的选择。“中国、沦陷、亡国奴……”这些残酷的字眼就像苍蝇一样在他的眼前晃来晃去，挥之不去。那痛苦的心在悲愤中颤抖着。“不！”他下定决心，决不在敌人铁蹄下生活和工作！于是他开始积极准备南下，投入到抗日救国的伟大斗争中去。
他找到主持内科工作的美国人狄瑞德说：“我要离开协和。”“为什么？”狄瑞德愕然。“北平即将沦陷，我不愿在沦陷区工作。”“可我们正准备再聘你四年啊！你在消化系统的研究刚刚有了起色。你这么一走，事业会前功尽弃！”但张孝骞依然选择回母校。
1923年，协和医院开办了一个短期内科进修班。张孝骞只身离开湘雅，离别了妻子周淑莲和一双儿女，只身北上，参加了进修班的学习。没想到，这次进修竟成了他事业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那以后张孝骞又在协和一干就是13年。
他很快被聘为总住院医师、讲师，两次到美国进修。《测定循环血容量的一氧化碳法》和《糖尿病酸中毒时的血容量》两篇论文在美国引起轰动。20世纪30年代初期，他受命在协和创立内科消化专业组，并很快取得进展，发表了多篇在国内外有重要影响的论文，其研究成果被收录医学教科书，他被提升为助教授，事业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国难当头，个人的前途已经没有意义了。”“协和是我们美国人办的医院，日本人岂敢碰他？”“日本想独霸中国的野心路人皆知，他们什么坏事都能干得出来。”“那么，什么地方是避风港？”“我想回湘雅医学院。我不是想逃避，只想找一个地方去尽一个中国医生的职责。”
张孝骞要离开协和的消息，很快成了医院的一大新闻。人们议论纷纷。有人说，张孝骞做得对，有人说，张孝骞神经过敏，也有人说，张孝骞干了一件傻事，抛弃协和的优厚待遇，将来会后悔莫及的，也有人计划效仿张孝骞，愤然离开这座城市……
1937年7月14日，张孝骞抛弃了他在北平的家，带着妻子和四个孩子离别工作了13年的协和，绕道山西大同、太原，回到湖南。
不久，长沙遭到日机的轰炸。湘雅人心惶惶，大批医务人员外流，他临危受命，出任湘雅医学院院长。在国破家亡的艰苦岁月里，张孝骞呕心沥血，率领湘雅师生，将湘雅医学院先由长沙迁往贵阳，又由贵阳迁往重庆，历尽磨难，几经辗转，克服重重困难，终使这所名校在战火中保存了下来，并为抗战期间培养国家急需的医务人才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8年春天，张孝骞辞去湘雅医学院院长的职务。不久，两封聘请信再次摆到他的面前。一封是上海第一医学院写来的，邀请他到那里去当教授。另一封是北平协和医院写来的，邀请他回协和主持内科工作。
此时，解放战争的炮声正响彻我国北方的上空。北平的国民党守军岌岌可危。张孝骞要离开风平浪静的长沙，迎着炮火北上的消息，又在校内引起了轩然大波。
张孝骞是一个不轻易改变主意的人，他还是决定回到协和。
由于平汉铁路已不通车，他们只得绕道上海，再乘海轮赴天津，从天津赶赴北平。垂范
新中国成立了，百废待兴。张孝骞欢欣鼓舞之余，开始为人才奇缺发愁。招募人，培养人，是新协和医疗教学工作的当务之急。
张孝骞想到了留居国外的同事，一封封充满着热情和希望的信飞往纽约、费城、芝加哥……
在他的邀请和感召下，许多优秀医生从南方，从海外，来到了北京协和医院。很快，内科初具规模，先后成立了消化、心、肾、传染、血液和呼吸等几个专业组，医学院的教学工作也很快步入正轨。1952年，协和医学院复校后的第一批毕业生走上了新中国的医疗卫生战线。
1952年，协和医学院被划归军委建制，并从1953年春停止招收医学生，向干部进修学院过渡。从军队选派来的进修生水平差别甚大，有的是正规院校的毕业生，有的则只是卫生员。这不仅给开班授课带来困难，而且使培养高级医务干部的目标无法实现。
对此，张孝骞一直有不同意见。他认为新中国需要一所长学制和高水平的医学院，以培养较高水平的医疗、教学和科研人才。
在1957年那个特殊的年代，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张孝骞以极大的勇气上书中央，阐述了恢复中国协和医学院长学制（八年制）医学教育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他在给中央的报告中直言不讳地说：“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国家的迫切需要，医学教育不得不照顾数量，缩短年限，因而降低了质量，这是一时的权宜，原是迫不得已的。其中主要的缺点是在错误地强调了全国医学教育的一致性，没有在某些具备条件的医学院为国家培养一部分质量较高的医学生。这个错误的影响，在医学科学研究亟待展开的今日表现得特别明显。”
张孝骞的建议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时任中宣部部长的陆定一同志非常赞成张孝骞的建议。1959年，在中央的支持下，卫生部、北京市委以及中国医学科学院共同研究决定，同意以原协和医学院为基础，恢复长学制教育，命名为“中国医科大学”，张孝骞被任命为副校长。“文革”中这所医学院又被解散。“文革”结束后，张孝骞再次上书呼吁恢复协和八年制医学教育，得到中央的高度重视并批准。
张孝骞是一位卓越的临床医学家，是被医学界公认的一代宗师。他科学的治学精神、严谨求实的作风影响和教育了一代又一代后来者。
20世纪60年代，著名消化内科专家、北京协和医院教授、原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主任委员潘国宗是张孝骞的研究生，他回忆说：张主任要求课题一定要有新意。在我认真读专著、进修学习后，他建议我选择“加大组胺胃酸分泌试验”作为我的研究生课题，并问我怎么看？张主任的话激活了我的思维。通过读书，我清楚了胃酸分泌的研究背景，了解了近百年来该研究的来龙去脉，懂得从历史的跨度去看问题：加大组胺胃酸分泌试验的进步意义在于它比过去胃酸分泌的试验准确，能测定胃液的酸量，可重复性较好，而且根据检测的胃酸量，可估算人体分泌胃酸的壁细胞的数量，从而对一些酸相关性疾病的诊断、治疗有参考意义，这在过去的胃酸分泌试验是做不到的。但国外已经开展了相关工作，那么我做这个课题的新意在哪里？张主任认为该课题有临床实际意义，可填补国内的空白，具有中国特色，这就是一种新意。我还想：胃酸分泌和壁细胞的数量有关，但过去在临床上一直没有方法来预测壁细胞的数量，现在有了这种可能，是否在我的研究中增加一项，观察国人最大酸分泌量和壁细胞数量的关系，这将是对胃分泌生理的一个有意义的工作。张主任支持了我的想法。我所做的课题内容至今仍得到认可。
潘国宗教授说：“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张主任在课题的设计和执行上，强调科学性和严谨性。首先，他要求我做预备试验，确定方法的可行性和国人用药的剂量。试验的创始者虽已证明引起成人胃酸最大分泌的剂量是每千克体重注射磷酸组胺0.04mg，但张主任认为那是西方人的剂量，对中国人是否合适，要先做一个剂量反应曲线来验证，即对同一受试者用剂量递增法做若干次试验，测试引起胃的最大酸分泌反应的最小剂量。通过预试验，我懂得了学习别国经验也要适合自己的国情。”“张主任还强调研究各类病人的胃酸值必须设立不同性别和年龄的健康人对照组。胃酸是有重叠范围的，只有通过足够数量的对照研究才能划定正常和异常之间的界限。所以，我们除了观察各类病人的胃酸值外，还找了许多健康志愿者来做胃酸测定。这一工作使我牢固树立了研究要有对照组的科学观念。”潘国宗说。
北京协和医院原党委书记鲁重美教授从医学院校毕业后做了两年病理科医生，后考取张孝骞的研究生。张孝骞要求她再写一年内科大病历。她开始觉得当实习医生时已写过大病历，不愿意再花费时间，怕因写大病历而耽误看书学习。张孝骞语重心长地说：“临床医学最大的特点就是一刻也不能脱离实践，不能离开病人。要深入到病人中去，而不是单纯地把工夫用在书本上。”“怎样采集病史，观察病人，进行系统而细致的检查，这是临床医学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正确地诊断疾病并非一件易事，需要搜集病史、症状、体征、实验室检查和疾病在不同阶段的一切表现，并正确分析与综合这些临床材料。”“写大病历的阶段至为重要，要通过它形成一种终身不改的习惯，即在诊务繁忙之中也能如条件反射般运用，在诊治病人的过程中不遗漏任何要点。这种训练是短暂的，稍纵即逝，一旦落课，就无法再补，切勿等闲视之。”
就这样，鲁重美在协和内科轮转了一年多，经治了170多位病人，写了170多份大病历。由于日常医疗工作繁忙，写大病历耗费时间，而且要求在病人入院当天的24小时内完成，她几乎天天加班到深夜。在张孝骞的严格要求下，鲁重美和其他年轻医师迅速成长，在收集病史、查体、书写病历及病历摘要时，都能做到系统、完整、翔实、迅速、疏而不漏。
内科大查房是张孝骞倡导和一贯坚持的医疗教学核心制度。北京协和医院张芬兰医师至今仍记得20多年前内科的一次大查房。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一个下午，协和医院内科即将举行每周一次的大查房，准备讨论一个疑难病例。这时，令大家感动的一幕出现了：耄耋之年的张老带着助听器，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拿着送作检查的痰标本瓶来到了现场。
张老刚出院没几天，又值炎热盛夏，有人曾劝他说：“这个病人您已经看过了，这次主要是请外科医生一起讨论有无手术的必要，讨论的意见会后一定会告诉您的。”
张孝骞说：“这个病人既然经我诊断过，病人的问题又未弄清楚，我就应该来参加会议。”为了准备发言，张老不顾80岁高龄，体弱多病，在前一天晚上查阅了许多资料和文献。
张老走到黑板前，仔细阅读了写在上面的病情介绍和各项检查结果，并再次看了病人的X线照片。随后，他坐在前排凳子上全神贯注地听取大家的发言。之后，他兴致勃勃地站了起来说：“我很想向大家多学习学习，可惜这里的杂音很大，即使带着助听器，听到的多半是杂音，大家的发言我只听到一小部分，很遗憾！这个病人的病情复杂，矛盾很多，究竟哪个是主要矛盾？……记得尿的pH值是6，不知后来是否复查过？”立即有医生回答：“复查过两次，结果都是6”。张老接着说：“那很可能是有肾小管酸中毒，这个病可以引起肾结石……我倾向于某种免疫性疾病，白塞病可能性大，我不能绝对有把握……”。张孝骞的发言言简意赅，发表了很有见解的诊断和处理意见，使在场的年轻医生都深受教育和感动。在这种大查房中，张孝骞将他多年积累的经验一点一滴地传给下一代。同时传承的，更有“严谨、求精、勤奋、奉献”的“协和精神”。永远听从祖国的召唤 记中国现代外科奠基人沈克非
王越琦祖国的召唤，声声入耳，句句叩心
沈克非教授一生中有过多次重要选择，每一次他舍弃的都是自己优越的生活和工作条件，选择的都是祖国和人民的需要。1924年他在美国克利夫兰西余大学医学院以名列前茅的成绩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后，曾被校方以优厚的待遇留用，但是当接到北京协和医院的邀请时，他毅然回国效力。当年协和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在中国堪称一流，可是当原协和医院院长，时任卫生署署长的刘瑞恒邀他筹建一所中国人自己创建的医院时，他毫不犹豫地放弃协和的良好临床、科研条件，挑起了筹建国立中央医院的重担。抗日军兴，他出任卫生署副署长之职，抗战胜利后，他毅然辞职，担任国立上海医学院外科教授，兼附属中山医院院长和外科主任。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央军委决定组建军事医学科学院，他又心甘情愿地从医界名人的光环中退出，走进隐姓埋名的军事医学科研队伍。他一生都以听从国家的召唤为荣。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不顾个人安危，随中国远征军先后亲赴印度、缅甸战场，救治伤员。1951年，在抗美援朝战场上，他担任第二批志愿军医疗队的技术顾问团主任顾问，工作在中朝边境，亲自救治志愿军伤员。“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沈克非教授这种时时刻刻以祖国和人民的利益为重，以祖国和人民的需要为己任的思想品格，至今为广大医务人员所敬重。勤于实践，勇于创新
沈克非教授十分重视临床实践，强调病史和体检是每个医生不可或缺的基本功。在1963年武汉召开的全国腹部外科学术会议上，他鼓励年轻外科医生要独立思考，刻苦钻研，理论必须在实际中验证，成才必须经历实战的摔打，他格外强调外科医生的“三基”训练（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和基础理论）。“实验外科是为临床外科服务的，是为了解决外科临床上发现的许多问题而进行工作的。临床必须依靠理论研究来提高，理论研究必须面向临床，因此，我们制订研究课题必须要密切结合临床。”这是沈克非教授一贯的主张。实际工作中，他从外科的临床问题着眼，制订一系列研究课题，例如用淀粉制作止血海绵，以填补我国在止血海绵方面的空白；以大网膜包肾来促进门、体静脉之间的侧支循环，作为治疗门静脉高压的方法之一；直肠脱垂悬吊手术的改进等，均是当时切合临床实践的课题。这些研究先以实验动物做细致的观察，然后运用于临床，均取得一定的效果。
为了推动中国外科学的迅速发展，繁荣学术空气和提高中国外科医师的学术水平，沈克非教授主编了国内第一部大型外科参考书《外科学》，期间他邀请了国内一百多位外科专家教授，撰写和总结中国外科界各方面的工作成果，介绍外科的基础理论和实践经验。在编写过程中，沈克非教授周密策划，先定出编写内容和原则，然后分工编写。稿件集中后，他一丝不苟地阅读每一章节，逐字逐句地仔细进行修改。该书在1956年出版后，获得广大外科医师的普遍欢迎，供不应求，先后重印6次，发行数10万册。为了及时反映20世纪50年代后中国外科学的新发展和新成就，他又倾注全部心血重编《外科学》第2版，原上海医科大学党委对此十分重视，特选派两位高年资外科医师协助他的编审工作。他不仅扩大了编写队伍，还将原来的内容彻底更新和扩大。《外科学》第2版于1963年出版后，立即获得国内外的普遍好评，被誉为中国的“克氏外科学”。在第九次全国外科学术会议上，该书获得卫生部的嘉奖，至今仍然是外科领域的权威参考书。学不厌精，艺不厌新
沈克非教授“做到老，学到老”。新中国成立之初，提倡学习俄语，当时科学院组织了一次3个月的短期突击学习。沈教授当时已经是年过半百的人了，也一起学习，并且为了巩固学习成果，他提出翻译一本俄文外科学，还对一些学生的翻译做了修改。这种孜孜不倦的好学精神令一起学习的年轻人敬佩不已。
1957年冬，沈克非教授相濡以沫的夫人、儿科医院院长陈翠贞教授不幸罹患肺癌，住在中山医院胸外科病房。每天下午，到了医院规定的探视时间，沈克非教授总要到病房看望夫人。老两口偶尔低声细语，似乎生怕因交谈而影响病房安静的环境。有时碰到医生带领实习生走进病房，沈克非教授便悄悄离开，或在窗外阳台上逗留片刻，唯恐影响同学们学习。20世纪50年代初，沈克非教授兼任中山医院院长期间，仍然坚持以普通病人家属的身份，不折不扣地遵守医院的探视制度，不搞特殊化，在当时已被医院传为佳话。
沈克非教授在学术和业务知识方面从不居高自傲，“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据黄文华、赵雄飞教授回忆，他们就曾遇到过多次，当某个病人的治疗方案一时决定不下来时，沈克非教授经常去征求黄家驷教授的意见，两个人共同商讨，甚至将下级医生也一同带去聆听。
沈克非教授手术操作技术精湛，解剖细致，层次分明。他十分爱护正常组织，尽力减少创伤，严禁大块钳夹或结扎组织。据盛志勇院士回忆：有一次，在一台胃大部切除术的过程中，助手忽视了在胃体部覆盖盐水纱布保护。沈克非教授严肃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并再三说明：凡是显露的内脏都应该用盐水纱布覆盖，予以保护，勿使之干燥。沈克非教授对无菌术十分重视，从术野皮肤无菌处理，到铺巾保护，都有严格要求。施行胃肠道手术时他喜欢用小纱布条擦拭术野，要求严格分清黏膜和浆膜，擦拭黏膜后绝不允许用同一纱条触及浆膜，违者必受斥责。他的手术记录内容详尽，而且从不要别人代写，总是自己写好底稿由秘书打字，经他签名后送到病房，非常及时，从不拖延。曾有人问他，为何对解剖这样熟悉？沈克非教授回答，每次他在做手术前都要看一遍解剖学内容，手术后还要再看一遍，写手术记录时又回顾一遍。这样反复多次，还能不熟悉吗？
沈克非教授对待病人非常负责，无论贫富都以诚相待，和蔼可亲。他总是亲自询问病史，亲自为病人体格检查，认真对待每一例手术。在他心中，做医生就应当把解除病人的痛苦放在第一位。一次查房时，一位病人大便解不出，十分痛苦。沈克非教授立刻询问床位医生和护士有没有采取措施，当得知措施没有奏效后，他二话不说，要了一只手套，亲自为病人掏大便。跟随查房的医生非常感动，也很不安，扪心自问：为什么我们没能为病人做到这一步？春风化雨，润物无声
几乎每一个沈克非教授的学生，对老师的第一印象就是：严格、非常严格、极其严格！每天早上8点钟，他准时到病房查房，而床位医生如果没有把自己所管的病人病情熟记于心，提问时答不上来，他会毫不留情地当众严厉批评。每当大查房时，从实习医生到主任医生，每一个人都会认真做好准备，提前看书和查阅文献，因为沈克非教授问实习医生答不出来时，就问住院医生，直到主任医生。在这样的严格要求下，各级医生的收获也很大。他善于观察细节，及时纠正错误，如查房时发现有的医生不自主地叩碰床沿时，他会问道：“如果你是手术后的病人，床铺受到碰击，你的伤口会痛吗？”这种及时直率的指出，使医护人员养成对病人的良好举止和关心病人的习惯。
在手术台上的沈克非教授更是严格，无论助手年资多高，手术配合多么熟练，手术护士递器械多么敏捷，他仍然不时要指出操作上的不足，指出手术配合中的缺点，使得台上、台下的医生、护士思想集中，配合默契。据苏应宽教授回忆：一次在手术进腹的过程中，当分离腹直肌时，自己迅速拿甲状腺拉钩蘸水去拉，立刻被沈克非教授严肃批评。实际上拉腹膜时才需要蘸水，便于更好地保护腹膜。他要求下级医生做任何事情都要明白道理，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教育学生的机会。等到手术结束，脱去手术衣和手套，那时的他会轻松友好地拍拍年轻人的肩膀，聊上几句。而助手们，也在这一过程中学到了宝贵的经验，感受到他人格的魅力。
虽然大家都怕沈克非教授那出了名的“严格”，却又都非常喜欢他全面的查房和生动的讲课。他不常做长篇大论的专题报告或学术讨论，更多的是经常结合实际病例，随时随地地教，下级医生则是从他的讲述、提问和一言一行中随时随地地学。他一般习惯用英文讲课，讲授的内容可深可浅，浅的可以是一般的医学常规，深的可以是前期研究与临床应用的交汇。吴之理教授至今仍清晰地记得当时沈克非教授花了2个小时亲自讲的“切开排脓”课程。当时沈克非教授说：“你们将来会做很多这种看起来简单，而实际很重要的手术，弄不好就会增加患者痛苦或破坏患者形象甚至面容，所以我要亲自讲课。”他引用生动的例子来说明切开排脓不容易：脓包熟否；不要和动脉瘤相混；要先用大针抽抽看，不可马马虎虎；刀口的位置和方向要选择好；对切口大小，引流物的选择，放置时间等问题，无一不做了详细的交代。他还不指名地介绍了一位“名医”，不事先用针穿刺，就一刀切入动脉瘤的故事，患者侥幸未死，该医生却获得“×××一刀”的美名，令大家捧腹。真是“听君一堂课，胜读十年书。”沈克非教授的课总是这么生动：当讲到什么人容易患胆结石的时候，就是3F（female，forty，fatty）；当讲到脊椎结核时，他说：“扔个东西在地上，小孩子必然是直着身体、屈膝、屈髋部蹲下来拾取”，这样形象的比喻使你立刻牢记脊椎结核病灶侵犯椎体，弯腰势必使椎体受压，引起疼痛，所以不敢弯腰；当谈及如何才能成为真正的外科医生的时候，他说：“什么叫外科？外科就是内科加开刀”，说话的同时，右手贴近嘴边，好像怕此话被内科医生听到那样。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深深埋在大家的脑海里，永远无法忘怀。天使在人间 记人民医学家林巧稚
段文利 林夕夕
从北京协和医院老楼西门拾阶而上，迈入正门，迎面是一副深棕色、擦拭很亮、很有年代感的木质屏风，屏风前伫立着中国著名妇产科学家林巧稚大夫的青铜雕塑。一丝不苟的发髻，清癯温婉的脸庞，充满慈爱的笑容。人们偶尔从屏风经过，便会发现，林大夫的雕塑前总摆放着鲜花，这一把刚蔫儿，又有人悄悄换上一把新的，还有一些路过者对着林大夫的雕塑鞠躬。
这样一位出生于114年前、谢世已经32年的长者，为什么还会令许多从未谋面的后人顶礼膜拜呢？半个多世纪以来，林巧稚的名字家喻户晓，她的事迹有口皆碑。许多学生走上从医之路，都说是受了林大夫精神的感召。
一首流传很广的诗歌证明林巧稚大夫的生命在无限延续：
……她亲手接生的孩子，又有了孩子，或孩子的孩子；
她亲手培养的学生，又有了学生，或学生的学生……
是啊！一个把人民永远装在心里的医生，人民也会永远把她装在心里。北上协和，结缘妇产科
1901年12月23日，林巧稚出生在福建厦门鼓浪屿一个教员的家里。她的父亲林良英毕业于新加坡的一所大学，后来从事教学和翻译。林巧稚从小性格温婉、天资聪慧、勤奋好学。中学老师在手工课时，看到林巧稚专心致志地钩织图案，夸奖她心灵手巧，当个大夫倒挺合适。而在林巧稚心里从小埋下学医种子的原因，是五岁时母亲因患子宫颈癌去世。为什么那么好的妈妈说没就没了呢？长大后的林巧稚才渐渐知道，妈妈是在怀她的时候就患上了肿瘤。清明节扫墓时，看到鼓浪屿一家医院穿白衣的医生护士翩翩来去，她特别敬仰，暗暗下定决心——“妈妈，将来我一定要当医生。”
1921年秋，19岁的林巧稚考入北京协和医学院。这里学业繁重、训练严格，竞争和淘汰近乎残酷。经过八年的艰苦努力，她以全班第一的优异成绩毕业，获文海奖和医学博士学位，受聘为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助理住院医师，成为协和医学院的第一位中国籍女医生。
林巧稚选择妇产科专业，起因是她做实习医师时，看到产妇经历产痛的折磨，痛楚也炙着她善良的心；而看到一个个宝宝呱呱坠地，她的喜悦绝不亚于孩子的母亲。另一个因素恐怕是一种“催化剂”了——“妇产科医生是要做手术的，女生还想学开刀？”洋教授鄙夷的神情、嘲讽的语气，让生性好强的林巧稚更坚定了非学成妇产科不可的决心，她誓言要用行动改变老外上级“女人不行”的观念。
20世纪30年代一个风雨之夜，协和医院急诊室来了一位子宫破裂出血不止的年轻妇女，急需妇产科上级大夫立即会诊。林巧稚将告急电话打过去，外国大夫望了望窗外漫天飞舞的雪花，不以为然道，“这个时候怎么会诊，天亮了再说吧。”林巧稚恳求道“病人情况危急，恐怕等不到天亮啊！”“那我有什么办法！”电话听筒那边传来冷冰冰的挂断声。善良的林巧稚紧咬着嘴唇，眼泪扑簌簌地落在她洁白的大褂上。病人家属呼喊着：“你是中国大夫，你救救咱们中国人吧！”这句话，像钢针一样扎在林巧稚心上，她果断抓起电话：“手术室吗？请做好准备，马上做子宫全切手术。”这是林巧稚在协和主刀的第一台手术！
在当住院医师期间，林巧稚给一位外国大夫当手术助手。一次，这位洋大夫为一位危急的难产产妇做手术。手术进行了半小时后，他耸耸肩，表示已经无能为力了，并吩咐林巧稚收拾器械结束手术。林巧稚再也沉不住气了，性格倔强的她毅然接过洋大夫手中的产钳，沉着细致地操作起来，终于使产妇转危为安，婴儿顺利降生了，她救活了两条人命！
1932年，毕业后的第三年，林巧稚到英国伦敦大学医学院和曼彻斯特医学院进修深造；1933年又到奥地利首都维也纳进行医学考察。就在这时，她忽然接到协和医院的电报，要她立即回国，改学公共卫生。她非常生气，她对公共卫生并无成见，但让她改行，显然又是“女性不能执刀”的思想在作梗。她断然拒绝这一要求，坚持考察完毕，坚决从事妇产科专业。1939—1940年，她再度远赴重洋，前往美国芝加哥大学医学院进修学习。回国后不久，原妇产科主任惠狄克离华，林巧稚接替主任职务，成为协和医院第一位中国籍妇产科主任。打开“协和”窗户看祖国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占领了协和，林巧稚和其他大夫一样，被赶出了协和医院的大门。她婉拒了部分同仁南下行医的约请，决心与北平、与协和共同度过这段艰难岁月。
1942年，林巧稚一边在协和医院附近的东堂子胡同10号挂牌出诊，一边在中和医院（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任教。在她眼中，行医不过是维持生计，在治病救人中接触底层老百姓，才能理解什么是真正的百姓疾苦。
高尚的医德，精湛的医术，加上精益求精的态度，使“林巧稚诊疗所”一开业便门庭若市，每天慕名前来的患者络绎不绝。为了让更多的贫苦人家也能看上病，林巧稚决定将普通门诊挂号费降为3角，而当时北平城里其他妇产科门诊的挂号费5角至5元不等。林大夫此举一出，全城哗然。
一个秋天的深夜，大雨倾盆。已经睡下的林巧稚突然听到了急促的敲门声。原来是一位难产产妇的丈夫找上门来请她出诊。那人俯身跪下，口里不住地说，“林大夫，求您行行好吧，我家里的怕是要过不去了！”林大夫二话没说，抓起出诊包，跳上几年来一直为林大夫拉车的薛先生的人力车，冒雨来到产妇住的小杂院。进屋马上检查，原来产妇胎位不正，骨盆狭窄，宫缩无力，胎膜已破，羊水外溢。……经过紧张抢救，孩子顺利降生，母子平安。全家人向林大夫千恩万谢，这时才发现林大夫身上还裹着湿湿的衣服。孩子的父亲感动得半天说不全一句话，家里一贫如洗，拿什么酬谢大夫呢？林巧稚看出这个家庭的困难，便从出诊包里取出几张钞票放在桌上说，“什么都没有人命要紧哪，钱不多，留下给她买点营养品，有事再叫我来，不要耽误了”。望着林巧稚大夫离去的背影，这家人热泪滚滚而下。
在林巧稚身上，这样的事例多得不胜枚举。无论白天黑夜、严寒酷暑，也无论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只要前来求诊，她总有求必应，随叫随到，一视同仁。在林大夫的诊所，不知有多少新生儿呱呱落地，又有多少身患绝症的妇女重见天日。每一个病患的背后都蕴藏着一个鲜为人知的感人故事，而林大夫的事迹、林大夫的名字也随着这些故事被人们争相传颂。
尽管从小受父亲影响，林巧稚立志“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可在20世纪上半叶，时代风云变幻，祖国命运跌宕，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广大老百姓民不聊生，自己所信奉的“仁慈博爱”和“乐人好施”岂不是一句空话？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又挑起内战。中国共产党得民心者得天下。林巧稚不问政治，但却以一位科学家的质朴而深邃的洞察力，构建着自己对共产党和新中国的认识，并对自己的未来做出坚定的选择。
在国外进修学习期间，她多次辞退居留海外的重金约聘，坚持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1948年，听到协和复院的消息，她从北平中央医院（原中和医院）毅然回到协和，踌躇满志的准备协和医院妇产科的重建工作。1949年，有人送来飞往大洋彼岸的机票，她亦莞尔一笑谢绝。她的思想很朴实，只是想为自己的姐妹同胞效力，为改变民族的迷信与落后尽责。“这大概是我的一种责任感，一种难以割舍的眷恋……”林巧稚曾这样深情地说。
新中国成立是一个划时代的变化，林大夫正是从这一变化中看到了祖国和事业的希望，以满腔的热忱和勤奋的劳动投入到祖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这一点从林巧稚1952年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打开“协和”窗户看祖国》一文可以看出。文中，林巧稚以无比激动的心情写道：“我觉悟到共产党与人民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以人民利益作为衡量的标准。就是这个真理感动了我，唤醒了我，使我打开了30多年关紧的窗户……”
1955年，林巧稚被推选为中国科学院第一批学部委员，也是唯一的女学部委员；1959年，她被任命为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北京妇产医院名誉院长；她还是全国人大代表、人大常委，全国妇联副主席。她多次率领医学代表团和友好代表团出访世界各国，而且在1973～1977年期间担任世界卫生组织（WHO）医学研究顾问委员会（ACMR）的顾问委员，出席此间一年一度的会议。代表新中国出访，林巧稚心中油然而生从未有过的骄傲与自豪。
林巧稚是位卓越的医学家，也是一位积极的社会活动家、人民的忠诚代表。她深入群众，了解人民的疾苦和要求，反映群众，特别是广大妇女同胞的呼声。她经常亲自回复人民来信，帮助普通百姓解决具体困难，在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妇产科学的重大建树和突破，几乎都凝聚着林巧稚的心血。新中国成立初期消灭性病、防治滴虫性阴道炎，三年困难时期治疗闭经等，都得到了林巧稚大夫的关注和具体指导。早在20世纪50年代，林大夫就在青岛同毛泽东主席讨论过人口控制问题，提出控制生育的重要性和遇到的困难。她提出和主持了大规模的子宫颈癌普查普治，使这一危害妇女健康和生命最严重的疾病的死亡率明显下降。1965年11月，在她主持的中华医学会第一届妇产科学术会议上，根据周总理的指示，把计划生育作为会议的重要课题进行讨论，有力地推动了这项工作的开展。林巧稚在制订《婚姻法》《妇女劳动保护条例》等方面都发表了很有价值的意见，在提高我国各民族健康水平方面有着不朽的功绩。
作为一个从旧社会走过来、从小接受西方教育的女医生，在新中国保护妇女和儿童健康事业中，林巧稚长袖起舞，理想一步步变成现实。林巧稚深切地感受到，个人奋斗的力量是渺小的，党、祖国和人民才是力量的源泉。只有把自己的志愿与国家的安危、民族的命运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个人才有出路，个人的价值才能得到更好的体现。医生看的是人，而不只是病
林巧稚大夫常跟下级医师讲，“医生面对的是活生生的人，她们有思想、感情，有社会和自然背景的影响和反应。病人不等于出了毛病的机器，看病也不等于修理机器。有时你开了刀，救了她的病，但她却并不快活，她得到了生命，却失去了幸福。所以我们医生不能只为治病而治病，要为人民的健康和幸福而工作”林大夫这些话应当看作是中国医学人文思想的较早阐述。
20世纪50年代初，一位怀孕3个月的妇女，因子宫出血在门诊检查出宫颈病变，病理诊断为宫颈癌。妊娠合并宫颈癌是一种极为严重的情况，按惯例要立即摘除子宫。否则延误病情，医生责任重大。可这样一来，孕妇腹中的胎儿就保不住了。病人被转诊到林大夫这里。小两口恳求林大夫，“能不能生完孩子再开刀？”是啊，这位妇女才30岁，结婚6年初次怀孕。如果这一刀下去，子宫切除了，她这辈子就再也没有机会生孩子了。按照当时的社会习俗，他们的家庭幸福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还有没有别的办法？林巧稚陷入苦苦的思索。
经过仔细查体，图书馆查阅文献、病理科反复核对，林巧稚发现，这位孕妇的宫颈组织并不像一般的宫颈癌。受仪器设备限制，目前诊断癌的科学根据还不够充分，现有的细胞分裂，只能说明存在发展为癌的趋向或称癌前病变，其临床症状有可能是妊娠的一个反映。林巧稚心底升起一线希望，经征求病人意见，决定暂时先观察几周再考虑手术。她跟这对小夫妇说，“放心吧，我每周给你查一次，密切监测”。
在接下来的六个多月里，林巧稚对这位孕妇进行了缜密的观察，采取了必要的防治措施，并常邀请一些专家来会诊。由于观察到病灶没有明显变化，遂延迟到预产期前为病人做了剖宫产手术，娩出一个重3000g的健康女婴。林大夫舒心地笑了，“大人好，孩子好，一切都好”。产后连续观察，这位妇女的宫颈病变也消失了，完全证实了林巧稚当初的预判。
就这样，林大夫硬是从死神手中夺回了一条小生命，也保住了一个家庭可能失去的幸福和快乐。为感谢林大夫的大恩大德，这对青年夫妇给婴儿取名“念林”。林巧稚从死神手中抢救回来的小生命岂止“念林”一个！在全国各地，有不知道多少个念林、爱林、敬林、仰林呢。老百姓用最淳朴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对林巧稚大夫的敬仰和感激。
邓颖超同志曾这样感慨道，“林大夫不是一般的大夫，她对病人有一股特别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应当源自林巧稚对病人无限的爱护和关切。在林大夫眼里，每个病人都是自己的亲人，每个孩子都是自己的子女，她为她们焦虑，为她们操劳，与她们一起经历痛苦的折磨，同她们一道享受幸福的欢欣。手术前的病人顾虑重重，林大夫来检查病情，安慰几句，病人的疑团马上烟消云散；产妇在待产室里折腾不已，林大夫来了，摸摸胎位，听听胎心，为病人擦擦汗，拉拉手，掖掖被角，产妇立马安静下来，产程也变得顺利了。林巧稚在一举手、一投足、一启齿间，都表达出她对病人的理解和同情，呈现出的是将理智与情感、高尚医德与精湛医术结合起来的完美典范。重视预防，强调临床
林大夫非常重视预防。她常说，妇产科特别是产科的根本特点是预防，是医疗保健。“妊娠不是病，妊娠要防病”，这既是林巧稚对妊娠保健的深刻见解，也奠定了中国围产保健工作的认识基础。
20世纪70年代，我国的产前初诊一般从妊娠7个月才开始。林巧稚大夫得知后，非常生气。她认为，让一个孕妇有了问题，已经感觉不舒服才来找医生，这是产科医生的耻辱！她告诫青年医生，一个只会处理难产，而不会去预防难产的产科医生，其责任已经丢掉了一半。所以，她强调产前检查应该提前，最好从妊娠开始就定期检查，严密监护，确保母子安全。
1975年冬，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从郊区某县连续转来5个先兆子痫和子痫的孕妇，其中有一个孕妇抽搐频繁发作，胎儿已死于宫内。林大夫对此十分震惊、焦虑。“产科质量太差了，这是对妇女和婴儿的极端不负责任！”她急不可待地亲笔写信给那个县的卫生局，让他们好好抓一抓孕期保健。
普及医学科学知识是贯彻预防为主方针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林大夫十分重视科普工作。她著文、演讲、广播，接见妇女和青少年，到门诊、病房，对病人做面对面的宣传。1965年，她参加中国医学科学院赴湖南医疗队，在湘阴县巡回医疗4个月，亲自培养卫生员、接生员。根据农村基层的实际情况，她编写了《农村妇幼卫生常识问答》。一个最高权威专家亲手编写最通俗的科普读物，用心何其良苦！以后，她又主编了《家庭卫生顾问》《家庭育儿百科大全》，这些都是深受广大人民群众喜爱的畅销书，并获得了优秀图书奖。在协和医院的院史馆里珍藏着林大夫20世纪70年代到山西昔阳大寨村辅导赤脚医生的照片。
林巧稚强调的另一个观念是实践第一。她认为，一个临床医生决不要离开病人。“多到病人那里去，多看病人。”她这样告诫大家，也身体力行，始终不渝。她规定，刚毕业的产科医生必须先好好接生一百个婴儿，否则就谈不上有基本经验。她几十年如一日地始终坚持在临床第一线，从未休息过半天，直至病重住院前，还坚持每周看一次门诊。她时刻惦记着她的产妇，她的病人，甚至在梦里常喊，“快拿来，产钳。好，出来了，又是一个胖娃娃！”一辈子的值班医生
林巧稚把自己的全身心都奉献给了神圣的医学事业，奉献给了天下的母亲和儿童，唯独没有为自己留下一点个人的时间和空间，甚至连爱情和婚姻都无暇顾及。“我愿意做一辈子的值班医生”，这是林巧稚的名言，更是她留给大家的宝贵精神财富。
林巧稚终生未婚、孑然一身，不停忙碌。医院和病房就是她的家，她的办公室就在产房对面，产妇的一声不寻常的呻吟，她便会敏感的听出来。外出开会回来，她首先要去看的是病人。她还有个家，在东单外交部街的一幢小楼上。但与其说这是家，毋宁说是暂时逗留歇息的地方。就是在这个家里，一部电话还是始终连着妇产科，几十年它一直牵动着林大夫的心。科里的医生们都知道林大夫的脾气，她喜欢别人向她请示商讨问题，厌恶自以为是。打电话过去，她从不厌烦、从不敷衍，总是仔细询问，给予具体指教。有时觉得情况不够清楚，不太放心，无论盛暑严寒、刮风下雨或深更半夜，她撂下电话便赶到医院来，她还喜欢你把处理结果告诉她，否则她便一夜睡不安生。
林巧稚不仅临床经验极为丰富，而且特别重视科学研究和学科发展。她早年曾对“胎儿宫内呼吸”和“女性生殖器官结核”等课题进行研究。她不仅亲自做，更甘愿作科学发展的铺路石，让后辈站在她的肩膀上往前走。她的思路、倡议，她的支持，甚至是失败的探索，奠定了一项项科学研究成功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妇产科学的深入发展，林巧稚为协和医院妇产科的技术骨干分别选定了攻坚目标，如生理产科、病理产科、妇科、滋养细胞肿瘤、妇科内分泌、妇产科病理、计划生育等。经过30多年的不懈努力，协和在各领域都做出了显著的成绩，同时培养出了一大批一流的专家。
在晚年患病期间，她支持筹建国内第一个产科遗传和产前诊断实验室，现已成为重要的优生研究基地。她组织学生通力协作，花了4年多的时间，分析本院3900余份病例，参阅900余篇主要文献，制图200余幅，于1980年8月底前完成了一部51万余字的《妇科肿瘤》著作，她以带病之躯，逐章逐篇仔细审核修改，使其成为我国妇科肿瘤学的经典著作。这部著作凝聚了林巧稚60余年的心血，也是她和学生们共同的智慧结晶。这部书获得了1982年国家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黄家驷院长在序言中评价：本书的问世亦将成为我国医学的一个重要文献。
1983年4月22日，一颗伟大的心脏永远停止了跳动。林巧稚逝世以后，遵照她的遗嘱，一笔资金捐给协和医院幼儿园的孩子们，一部分留作奖掖有作为的青年医生基金。她的遗体供医学解剖，骨灰撒向大海。一个完全无私的人！
林巧稚的家乡——福建厦门鼓浪屿，有一处风景秀丽的园林——毓园，是当地政府专门为林大夫辟设的，那里有林巧稚纪念馆，参观者络绎不绝。1990年10月，原国家邮电部发行了林巧稚纪念邮票，首发式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举办。北京协和医院每年十二月召开妇产科青年医师论文报告会，目的是要让后辈认识和记住这位已经故去的老主任。协和医院每年的新员工入职培训，要学习的第一个短片就是协和医院与厦门电视台联合制作的纪录片《林巧稚》。
今天，当我们呼吁医学人文思想回归的时候，我们更加怀念林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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