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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10-01 08:0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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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雪

出版社: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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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学的霸主:傅斯年

治学的霸主:傅斯年试读:

前言

说起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史学家,不得不提的一个人便是傅斯年;说起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教育家,不得不提的一个人也是傅斯年。傅斯年,一个出生于鲁西小城的传奇人物。世人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有些人认为他坚持己见,目标坚定;有些人认为他固执暴躁,不通情理;有些人对他所做过的事情持赞成态度;有些人又针对他的一些思想发出了不同的声音。

无论世人如何看待傅斯年其人,不可否认的是,他在新文化运动中起的带头作用,是当时青年学生中的模范;他为中国历史研究的发展提供了强大助力;对北京大学的教学改革和校风建设起到了不可磨灭的推动作用;为台湾大学打下了良好的教学基础,树立了正确的思想道德观念和校园制度。

本书以傅斯年的童年为端,记录了他在少年时期、青年时期受到的教育和影响,讲述了他在外出留学时接受到了哪些对他一生影响至深的思想,更谈及他青年时期的一些卓越表现和出国留学时的经历,以及学成回国之后的所行所思。

傅斯年少年时期学习儒家文化,之后接触新文化,成年后出国留学,接受了西方思想教育。可以说,在他的头脑中,汇聚了多种思想观念,这也使他这个人成了一个既注重传统,又接受先进的人。无论传统的还是先进的,在接受知识和思想时,傅斯年都能从客观角度去判断知识和思想的正确性,这都促使了他在后来的工作中能不断创造新的奇迹和价值。

傅斯年一生之中成就甚多,其主要成就在于创办了史语所;其后,他提出了“史学便是史料学”的口号,并促进了考古研究的发展;他带领团队发掘殷墟,发现了大量珍贵的文物;他带领团队整理明清档案,编辑成重要的史料。

政治运动方面,在五四运动中,傅斯年担任总指挥,组织爱国学生游行抗议政府的不抵抗行为,当时,他的领导才能和爱国之心就已充分展现出来。

抗战时期,他提出了“书生报国”的口号,得到了众多爱国学者的响应;他写出了许多号召全国人民共同抗日的文章,呼吁大家一起讨伐侵略者和汉奸,唤醒了许多沉睡的人,也让他名动一时,并流传于世。

作为一名通晓古今和中西方文化知识的学者,傅斯年还有着将知识广泛传播的伟大理想。他在担任中山大学教授、北京大学校长和台湾大学校长的过程中,不但将大量先进的知识传播给了学生们,也一并将积极健康的思想和爱国思想加以传播。他注重培养有才华的年轻人,给他们提供最好的条件,让他们无后顾之忧,安心学习,加强自身的学术能力,以便将来报效祖国。

从学术方面看,傅斯年是一位值得人们尊敬的学者,他博学,刻苦,专注;从为人方面看,他是一位正义之士,他爱国,勇敢,真实;从教学方面看,他是一位良师益友,他爱生活,无私,勤奋……无论从哪一方面看,傅斯年其人都极有质感,他的身上有太多闪光点值得后人去思考、去学习。第一章悠悠往事,尽在聊城1.鲁西古城,文化之乡

常言道,临水而居之城注定富饶繁茂。聊城,一座坐落于山东省西部的城市。古时,这里有一条河名为“聊河”,聊城也因此河而得名。如今,聊城所在的位置是黄河与京杭大运河的交汇处。一如所有与河流相邻的城市一般,丰富的水资源为这里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环境,也促进了这一地区物产的丰饶,令聊城成了一座既令人赏心悦目又让人生活安稳的城市,故此它又被赋予了两个新的称号——“中国江北水城”和“中国北方的威尼斯”。

古往今来,聊城一直在华北平原一带占有重要的位置,它是这一地带的经济发展重地。战国时期,齐国和燕国曾在此地进行过战役;明代中期以后,私塾遍地,书院林立,文人骚客聚集于此;明清时期,这里成了山东西部三大商埠之一,不但在东昌古城附近开设了四条繁华的商业街,还在东关古运河的西岸建立了一座山陕会馆。

提起山陕会馆,许多人都会不由得发出赞叹之声。这是一座充满艺术气息的会馆,在清朝,它主要作为山西和陕西两省的商贾聚会交流和祭祀神明之地。如今,它因自身独特的建筑风格和结构,被列为国家重点保护文物之一。

聊城有8座龙山文化城,这些文化城至今已有六七千年的历史。其中位于阳谷县的景阳冈龙山文化遗址是最大的一座;清代誉满海内的全国四大私人藏书楼之一的“海源阁”,也坐落在聊城。

聊城气候宜人,阳光充足,降水适中,非常适合人们旅游休闲。早在古时,就有许多文人被这里秀美的风景和灵气所吸引,前来寻找创作灵感。现在的聊城,已经成了一座以旅游闻名的城市,吸引众多游客的,不单单是它的秀丽风景、绝美建筑、繁华商业,还有这里浓郁的文化气息。从明代中期起,这里就已经成了一个文化发展地。在之后的岁月里,此处渐成鲁西“八股文化”的中心。著名的历史学家、学术领导人傅斯年,便生于此。

肥沃的土壤能孕育出饱满的果实,适宜的环境亦能孕育出优秀的人才。从聊城这片土地上走出的历史名人不在少数,正如《聊城县志》中记载的:“士多才俊,文风为诸邑冠,武风亦极一时之盛。”

在与聊城有关的历史文化名人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孔子。

孔子并不出生于此,但城中却有许多与他相关的建筑,除各县区的文庙外,还有一些孔子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和其曾经进行授课之处。据说,孔子周游列国期间曾多次来到聊城,每次都会光临莘县城东关外的东鲁店。

一次,孔子应赵简子传召,从卫国前往晋国,却在途中听闻赵简子妄杀忠臣窦鸣犊,心生失望,于是折返回去。人们听说这件事后,在孔子折返的渡口处立了一块碑,上书“孔子回辕处”,并将这一事件的整个过程也刻在碑上,后人还为孔子建了一座庙,庙中供奉着乘车的孔子。只可惜后来黄河改道,庙和碑都拆毁了,但这件事却仍然在这一地区广泛流传着。

孔子生于山东,他所倡导的儒学在山东省境内自然传播和发扬得最快。加之他曾多次到访聊城,在聊城授课,他的弟子们也时常在聊城进行儒家学说的宣传和演讲,久而久之,聊城内外形成了浓厚的儒学氛围。聊城也成了当时最为崇尚儒学的城市之一。

儒学是由孔子创办的儒家学说,起初是孔子用来教育弟子们的一些道德准则。渐渐地,一种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文化应运而生,即儒家文化。儒家文化的核心是“仁”,包括“仁者爱人”,“克己得礼为仁”和“行恭宽信敏惠于天下为仁”。儒家文化倡导人们,所有人都有可爱之处,要爱所有人,将自己喜欢的与别人分享,不将自己不喜欢的强加于人。

儒家文化提倡人们要长幼有序,尊重长辈,孝敬父母。为人处世要依礼而行,要对人宽容。儒家文化的中心思想是“孝、弟、忠、信、礼、义、廉、耻”,这些都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并且直到现在,仍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较为重要的一部分。

儒学的盛行,令聊城成为一座重视传统文化和教育的城市。古时,这里的民风淳朴,成年人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孩子们自小学习四书五经,并且都很热爱,知书懂礼。《聊城县志》中对当时的情况是这样描写的:“其人朴愿而茂,虽循习故事,惮于兴革,然无有桀黠渔食,持长吏长短者。租赋不待督,辄先期报竣,最称易治。”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在这样一座文化氛围浓厚的城市里,涌现出众多名人自然不足称奇。武有程昱、岳飞、程咬金等英雄名将,文有《七步诗》的作者曹植、“山左文学之冠”之称的于慎行、四大私人藏书楼之一“海源阁”的主人杨以增、被誉为“千古奇丐”的平民教育家武训、清朝名相傅以渐等。

科举制度盛行的时期,聊城有不少人都中了举人,还有两人最后考取了状元,傅以渐便是其中之一,他是清朝建立科举制度后首位考取状元的人,在当时名声远扬;另一名叫邓钟岳,也是聊城八大家族中的代表人物。

在古代所有行业的排名中,为官一直排在首位,家中有人在朝廷为官的人家,总能在当地拥有更高的地位,令旁人羡慕不已,若是某家能世代为官,其地位和身份就更不寻常。在聊城也是如此。

清朝年间,聊城有八大世家,都是中国古代典型的官宦世家,其中“任、邓、朱、傅”四家最具代表性,每家都有代表人物。傅以渐和邓钟岳,分别是傅家和邓家的代表,任家的代表是任克溥,朱家的代表是朱延禧。

任家发迹于清朝初期,代表人物任克溥曾在顺治年间考取进士,一路攀升,任刑部侍郎时,为人正直,敢言别人不敢言之事,对待贪官恶行毫不留情,并提出为官应清廉、不应奢侈。任克溥于1679年落职回家,后又在1699年官复原职。1703年,康熙升赐他尚书的头衔,并亲为他的园子赐匾额,上书“绿水本无忧因风绉面,青山原不老为雪白头”。任克溥身故后,家中又出了几个举人,其中几人入朝为官。

邓家祖上并非聊城本地人,而是江西建昌府南城人。明朝成化六年,邓家祖先被调入聊城东昌,担任掌印指挥使一职后,便再没有回过老家,之后,邓家便世代守护东昌,总共经历了八代人,长达174年之久。虽然他们祖籍仍在江西,但聊城人已经将他们视为自己人,并且非常感谢他们这么多年对聊城的守护。

到了清朝康熙年间,邓钟岳考取了状元,担任内阁学士、礼部左侍郎,自此时起,邓家才入了聊城的籍贯,真正地成为聊城的名门望族之一。在这之后,邓家世代为官,并不断涌现出多位进士和举人,有些从文,有些从武,他们使邓家在聊城的地位越来越突出。

朱家位于东昌府区,是山东西部的名门望族。自明代起,朱家人才辈出,有在明崇祯年间考中进士的朱鼎延,有在雍正年间担任过清代翰林院编修的朱续晫,其中最具名望的,是曾担任礼部尚书的朱延禧。朱延禧史称“朱相国”,世人尊称他“朱阁老”,而他自己则在晚年自号为“遁斋老人”,表示自己注重修身养性,不愿与当时污浊的政府为伍的心情。

朱延禧自幼聪慧,是城乡闻名的少年才子,考取进士后,因才华出众,一度受到朝廷重用,被当时的皇帝称为“讲官第一”。可惜天启五年,他被大宦官魏忠贤陷害,被贬为民,于是他回到家乡,隐居在老宅中,不再过问政事。

聊城的八大家族都注重传统文化,重视礼仪,他们视教育为生存的根本,所以对聊城的教育事业格外重视。他们不但制定了各种规则,也处处以身作则,将儒家传统文化在聊城一天天发扬光大。在他们身上,没有高高在上的架子,没有飞扬跋扈的气焰,这令他们很受当地居民的爱戴。想必正是如此,儒家文化才能渗入聊城每个人的生活中,融入每个人的血液,一代一代传承下来。2.聊城傅家,声名赫赫

家族的兴盛,在于祖上的修为。聊城八大家之一的傅家在历史上赫赫有名,这一切都要归功于傅斯年的七世祖傅以渐。傅斯年成年后几乎不曾向人提起他这位德高望重的七世祖,但不可否认,傅家正是因他的这位七世祖而走向兴盛。

傅家的祖籍原在江西吉安府永丰县。明朝年间,傅家的远祖傅回祖被派到山东东昌府下属的县城为官,任期满后,他的夫人不愿与他一同回江西,他便遂了夫人心意,并安排三个儿子留下,与夫人为伴。三个儿子中,有一个名叫傅祥,心思敏锐,他定居聊城后,见当地经济日益发达,便萌生出经商的念头,后通过经商维持傅家生计。

傅以渐是傅祥的后代,他出生时,傅家已濒临衰败,家中颇为清贫。虽家道中落,傅家人从未放弃过对子女的教育,这或许与傅家本是官宦家庭,所有子孙都自小习举子之业不无关联。让子孙受到最好的教育,是傅家的一个传统。

从傅祥开始,傅家人养成了对子女进行“口授章句”的习惯,故而傅以渐自小便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再加上他天资聪颖、才智过人,对看过的章句几乎能过目不忘,所以进入私塾后,他很快就成为老师的得意门生,也成了许多同学心中的小偶像。所有人都认为,他长大后必然能走上仕途,入朝为官,然傅以渐成年之后,明朝正值末年,宦官当道,世道黑暗,他的满腹才华不得施展,令人遗憾。

清兵入关第二年,清政府求才若渴,为了招纳人才而恢复了科举制度。这一年,傅以渐参加了乡试,考中举人,全家上下皆欢。次年春,傅以渐进京赶考,中了贡士,又在殿试中表现出众,成为清朝第一位考中状元的人,并入内宏文院,从事史册的修撰工作。自此,傅家真正成了聊城的名门望族。

傅以渐入朝后,深受顺治皇帝的赏识和器重,几次被升职加官,先后封他为内秘书院大学士、太子太保、国史院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最高至兵部尚书即当朝宰相。不仅如此,顺治还给傅以渐的几位先人加封了官位,这对傅家人来说是无上的荣誉。傅家后人也不负所望,不断有人考取功名,入朝或外出为官,故称傅家为书香世家绝非妄言。

顺治对傅以渐的器重主要表现在:每逢机务大政时,都会将傅以渐传唤至宫,与他细细磋商,傅以渐也不辜皇恩,每次都能提出好点子,深得顺治心意。傅以渐不但受到皇帝的器重,在朝廷众臣中亦德高望重。据史料记载,顺治当年将傅以渐提为兵部尚书属于破格提拔,然而此意一出,朝廷上下竟然没有一人反对,众人皆极力赞成,认为由傅以渐担任此职可谓“选择得当,用人适时”,这在清朝实属罕见。

1658年,傅以渐因病回家疗养,谁知一年之后病情仍不见好转,他便主动向顺治请辞,想要告老还乡。顺治听过之后,下旨允许他安心在家调理,等身体痊愈后再回京,至于请辞的事,则不予以批准。

又过了一年,傅以渐再次请辞,可顺治仍然不许。1661年,顺治驾崩,傅以渐心痛不已,赴京奔丧。丧礼结束后,他再次以病告辞,回到聊城,并于康熙即位后第三次上书请辞,康熙考虑到傅以渐年事已高,身体欠佳,方才予以批准。

傅以渐为官清廉,对百姓的疾苦感同身受,视百姓之疾苦为自己之疾苦,凡有利于百姓的事,他都极力向上谏言,这使他深受百姓爱戴。在聊城安养晚年的日子里,傅以渐也没有无视百姓疾苦。在聊城当地流传着一个有关“傅以渐巧惩镖师”的故事,讲的就是傅以渐告老还乡后,在当地惩恶扬善的事。

傅以渐因下棋与一名为赵良堂的人有半面之缘。他在慧明法师口中得知,赵良堂一年前曾在运货途中遇到运送皇纲的镖师刘显丕,被对方撞毁了船,损失了全部货物,帮他运货的人也有伤亡,不得已赵良堂只能靠拾粪换钱度日。听闻刘显丕仗着自己运送皇纲,总是横行霸道,傅以渐闻之心中大怒,决意惩治一下这个跋扈的镖师。

傅以渐修书给东昌知府,命人下闸拦下刘显丕的船。得到船已被拦下的信号后,他便命家中的佣人在庭院里洒下清水,撒满草灰,自己则在顺治为他画的骑驴图上写下“阁老骑驴,皇帝拎缰,天子赶脚,悠哉悠哉”十六个字。之后,他命侍从把这骑驴图挂到了门口。

刘显丕气冲冲地找到傅以渐府上时还不知里面住的是谁,当他看到这骑驴图时,顿时气焰全无,急忙进院请罪。面对刘显丕的请罪,傅以渐阴沉着脸,“哼”了一声问:“镖夫,给老夫有何安可请?”未及对方请罪话落,便又打断他说:“狗儿有眼有珠,只是肺烂心黑!速取老夫人头吧!”刘显丕吓得连连求饶,磕头磕得像吃米的鸡,傅以渐见状,从太师椅上起身道:“狂吠狗儿,别脏了我的耳朵,给老夫四肢触地滚出去!”

刘显丕立刻照做,走出傅府时,他的红袍马褂上已经沾满了草灰,颜面尽失。刘显丕找到知府,询问傅以渐为何会突然拦住自己,在知府的暗示下,他才明白起因在于自己撞毁了赵良堂的货船。于是他急忙带上五百两银子和昂贵的布匹去向赵良堂赔罪。傅以渐惩治了刘显丕一事,很快在聊城流传开,成为聊城人一提便拍手称快之事。

傅继勋是傅以渐的孙子、傅斯年的曾祖父,他曾担任过安徽布政使。布政使又称“承宣布政使司”,官居二品,专门管理一省的财政和人事。傅继勋还曾是李鸿章和丁宝桢的老师,学识自然不需多疑。傅继勋的七个儿子中,有一名为傅淦,是傅斯年的祖父。

傅淦是一个文武双全的才子,年少便负有才名。当时,许多人都很羡慕傅家出了这样一位才子,想着若是他入京赶考,定能高中,之后入朝为官,光耀傅家门楣。可傅淦虽才华出众,饱读诗书,却一向淡泊名利,对考取功名毫无兴趣。同治十二年,他取得了贡生资格后,便不再参加科举考试,过起了清闲的日子。想来,傅斯年那种拒不为官从政的性格,大抵是从他这位祖父那里遗传过来的。

傅淦书生气十足,只懂忠孝礼义,乐善好施,却对金钱没什么概念,不懂经营和理家。年轻时,由于家境优越,不需要他操心,于是他一有空就四处游览,遇到贫困落难之人,不分三六九等,一概施予援手。

傅淦不重物质而重精神,分家时,只要了家中的一所马厩,将其他宅所都留给了他的六个兄弟。之后,便完全依靠分家时所得到的一些钱财生活。起初,他从没想到自己今后的日子要如何度过,花钱也没有计划,钱越花越少时,都没有意识到谋生之事。

时光流逝,三个儿子的出生令家里的经济情况越来越糟,傅淦不得不出去寻些差事,挣钱养家。有这样一句俗话,叫“百无一用是书生”。傅淦虽满腹诗书,但这些才华除了考取功名入朝为官,并没有其他用武之地。当他决定出外谋职时,才发现除了当私塾先生,自己身外无技。

私塾先生的薪水不高,远远不足以养活一家人,傅淦便用闲下来的时间写字作画,而后售卖贴补家用。傅淦在书法上极有造诣,只是在当时,他并非名人,字画也卖不上价钱。日子实在捉襟见肘时,他只得典当夫人的嫁妆。傅淦的夫人是江西巡抚的女儿,嫁入傅家时带了丰厚的嫁妆,然再丰厚的嫁妆也有用尽的一天,斗转星移,傅家还是陷入了窘境。

傅淦身上有着浓重的书生气,这书生气不仅是书卷气,更是一种文人的清高脾气。一次,李鸿章因为不想恩师的儿子过得太困窘,便写信给傅淦,表示只要傅淦肯到天津,他就能为傅淦安排一个职务。傅淦接到信后考虑了许久,深知李鸿章是好意,又想到家中经济拮据,于是勉强同意。

当时,李鸿章任职直隶总督,事务繁忙,傅淦刚到达天津后,李鸿章便被派以紧急公务,不得不简单安排傅淦去安徽会馆休息一晚,并告诉傅淦自己第二天去找他,与他细谈工作的事。傅淦见李鸿章话都没说两句便离开,误以为李鸿章找他只是看在父亲的面子上,并未真心想要伸出援手,文人脾气顿时直冲脑门,遂打道回府了。

清朝末年,傅淦外出遇到一位身染重病的宦官,对方听闻傅淦懂医术,愿意出高价请傅淦看病,可傅淦却因痛恨当时宦官干政导致政治黑暗,拒不肯救治。直到看到对方的同伴在地上长跪不起,他才勉强答应。然而诊治过后,他没有接受对方的诊金,还将对方留给他的银两扔出了门外。

早有傅以渐为惩镖师拦皇纲,后有傅淦不屑为宦官诊治,可见,傅家这种不恃权贵、清高的文人脾气也是祖传的了,难怪傅斯年能在日后做出“炮轰”腐败官员的事情来。3.家父早逝,祖孙情深

都说隔辈亲,祖孙心连心。傅淦渐渐老了,不便外出教书,便整日留在家中,偶尔出门走动,却也不再游历四方。书画倒是没有扔下,破落的老宅中挂着不少成品,让这间老宅也颇具书香氛围。

傅家老宅挂有两块金字匾额,分别写着“相府”和“状元及第”,象征着傅家曾在聊城的显赫身份。皇上御笔亲赐给傅以渐的“圣朝元老”的匾额挂在二重门上,足以见得当年皇帝对傅以渐有多么器重。无论是三块金字匾额,还是门框上刻着的“传胪姓名无双士,开代文章第一家”的对联,都凸显了傅家书香门第的特点。

老宅中值钱的东西都被典当得差不多了,除了一座祖上传下来的英国造座钟,那是傅斯年的祖爷爷傅山在一家专卖洋货的店里买来的。此外,老宅中还有许多珍贵的善本,这些都是傅淦的宝贝,无论经济多么窘困,他都不会将这些书卖掉。

1896年,傅斯年出生,作为傅家的长子长孙,他的降临令傅淦异常欢喜。对于傅淦而言,初为人父时,由于家道中落,没来得及感受欣喜便忙于生计,如今,孩子们都长大了,自己也是时候享受含饴弄孙之乐了。从此,傅斯年成了傅淦生活的全部。

傅淦每天早起的第一件事,便是来到傅斯年床边,看看这个胖嘟嘟的大孙子。等到傅斯年能听懂人言,学会了说话,傅淦便以照顾傅斯年的生活和教育傅斯年为乐。

老宅中最多的东西是书,傅淦的房间里有一大排书柜,上面密密麻麻摆满了各种书籍,有成册的诗词,有国学书籍,还有不少儒家经典著作。傅斯年一出生就处于这样的环境里,整日接受文化熏陶,也就不难理解他后日的龙跃凤鸣了。

傅斯年3岁左右,傅淦开始教他识字,为他传授蒙学基础。傅斯年4岁时,他的父亲傅旭安外出教书,傅淦便将傅斯年接到自己的房间,与自己同床共寝,教他识字读书。

傅斯年每天早上一醒来,就能听到祖父为他讲的历史故事,这样的生活环境为他打下了坚实的历史知识基础。李裕桓在《聂湘溪谈傅斯年》一文中提到,这样的生活持续了4年,等到傅斯年8岁时,傅淦已经给他讲完了整部二十四史中所有的故事。

傅斯年4岁多便被傅淦送入了城中最好的私塾馆,开始接受教育。这间私塾馆距离傅家不远,上学比较方便,且有很优秀的私塾先生,傅斯年的先生孙达宸一生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学生,其中有40多人考中了秀才及以上的功名。孙达宸很严厉,他定下一个规矩,背不好书的学生要被打板子,为此,很多学生一看到他就格外紧张。

傅斯年继承了祖上的聪慧及过目不忘的本领,进入孙达宸的私塾后,从来没有因为背书挨过板子,其他学生十分羡慕。从《三字经》到四书,再到五经,傅斯年一本又一本地学习着、背诵着,虽然还不太明白其中的含义,但也被书中的内容深深地吸引住了。傅淦看到傅斯年如此好学,内心十分欣慰,觉得他不愧是傅家子孙,潜质过人。

孙家的私塾馆虽有知名的先生,环境却不够好,特别到了冬天,私塾馆里寒气刺骨,傅家又没有多余的钱为傅斯年准备取暖的手炉,他只能靠不停地搓手来抵御寒冷。每次回家,看到傅斯年冻得又红又肿的小手,傅淦都不由万分心痛。

不久之后,聊城朱家在家中办了私塾,并聘请了私塾先生,傅淦便让傅斯年转入朱家的私塾馆继续学习。朱家与傅家同属“聊城八大世家”,且颇有交情,对傅斯年也自然多一些照顾。如此,傅斯年终于不必在寒冷的环境中奋发了。

傅家是书香门第,傅家的每一位成员都谨遵祖辈的教诲,自小从文,并注重对子女的文化培育。由于自小在家中受到了蒙学教育,私塾的课程对傅斯年来说并无太大难度,在他脸上从来看不到其他孩子那种痛苦的表情,但他还是虚心受教,认真听讲,并在放学之后回到家中仔细做功课,复习当天学到的知识。傅淦看在眼中,喜在心里。

除了文化上的熏染,傅淦的性格也对傅斯年产生了极大影响。

从傅淦向傅斯年讲述历史故事开始,傅斯年便感受到了祖父心中那份浓浓的民族情怀,以及对黑暗势力的痛恨和排斥。小小年纪,还不能完全体会祖父的那种感情,还不能完全洞悉祖父言语中的愤怒,但他却记住了那些令祖父痛恨的人和事。同样的情感在他幼小的心灵内埋下了种子,以至于他在成年后也时常心存侠义,远离政治,品性高洁,淡泊名利。

成年后的傅斯年曾对他的弟弟说:“祖父生前所教我兄弟的,尽是忠孝节义,从未灌输丝毫不洁不正的思想。”傅斯年记得,儿时祖父曾向他讲过,做人不但要心眼好,还要讲仁德,当听到他表示要做一个正直的人时,祖父的眼中满是赞赏和喜悦。

在傅斯年的记忆中,祖父时常身穿马褂,头戴瓜皮帽,一副老学究的模样。傅淦在给傅斯年讲述历史人物及故事时,无意中将自己的感情融入其中,这对幼年的傅斯年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傅淦讲的那些民族故事让傅斯年从小就具有了民族意识,以致他不喜欢对人提起他那位宰相祖公傅以渐,只因傅以渐身为汉人,却参加清朝的科举考试,并入朝为官,有损汉人的民族气节。

傅淦安贫乐道的心态遗传给了他的长子傅旭安,傅旭安也生性淡泊名利,不爱为官。为了养家,傅旭安在傅淦的建议下去了书院当教书先生。傅旭安去的书院是东平县的龙山书院,那里环境优美,空气清新,的确是一个学习的好地方,只可惜地处偏僻,离家较远,交通多有不便,傅旭安一年难得回家几次,很少有时间陪在妻子和孩子身边。后来,由于傅旭安知识渊博,授课生动,得到了重用,被任命为龙山书院院长,可惜好景不长,傅旭安因病早逝。

幼年丧父是一件残忍之事,但也许是相处的时间太少,父亲的离开并没有给傅斯年的心中留下什么阴影。何况祖父一直陪伴在他的身边,言传身教,故而他并不孤独。而对于傅淦来说,这种伤痛则难以抚平。

世上父母最痛心之事,莫过于白发人送黑发人。长子的病逝令傅淦心痛不已,唯一的安慰即是身边的傅斯年。傅斯年一天天长大,变得更加懂事明理,祖孙二人相互照顾,亲情更深。

傅旭安去世后,傅淦对傅斯年更加关心,天气好又没有课时,他会带着傅斯年去郊外踏青,或沿着运河的河岸一边慢悠悠地踱步,一边娓娓道来那些经典古籍,历史故事,道德伦理。祖父的头发虽然已经花白,但每当提及学识,或谈论古今,他的眼中立刻会出现矍铄的神情。在傅斯年的心中,祖父就像一座巨大的知识宝库。他对祖父不但尊敬,而且崇拜。

在家中,对傅斯年影响最大的除了祖父,便是傅斯年的母亲李夫人。李夫人出身大户,为人亲切,贤惠端庄,虽未曾进过学堂,识字又不多,但对三纲五常等传统礼节却是知晓详尽。有此本源,嫁入傅家后的她便悉心照料公婆,相夫教子,用心持家。

傅淦和傅旭安都是为学之人,不懂盐米之贵,不会分配薪水,这些担子便全由李夫人一人承担。她细心计划每一笔开支,精打细算,虽然家境贫困,却也从未委屈过孩子和老人。城中人都知道傅家娶了一个识大体、会过日子的好媳妇。无奈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当家中断了收入之后,即使她再怎么节省开支,生活也难以为继。

家中的顶梁柱倒下后,李夫人心中不由得发了愁,公婆年事已高,长子正读私塾,幼子尚在襁褓,自己不过是一名妇人,傅家以后的生活要如何是好?就在她发愁之际,傅旭安的两名学生找到她,称一些同学知道师母家的情况,凑了些银两,存在他们二人之处,以后会由他们定期向傅家提供资助,钱虽不多,却是份真挚心意。

李夫人闻之感激涕零,两名学生均表示,傅旭安生前对学生关怀备至,有情有义,这是他们唯一能为先生一家所做的事。靠着这些微薄资助,傅家得以艰难度日,实在入不敷出时,李夫人只得变卖家中的一些物品度日。

看到母亲努力地支撑着整个家,且不使自己和弟弟失学,傅斯年心中深有感触。此时的他已不是不谙世事的小孩,他明白母亲的不易,知道母亲为了让自己有一个安稳无压力的学习环境付出了多少,对母亲的敬重之心更重。他日傅斯年成年成名之后,仍视母亲的喜怒为重,一旦母亲动怒,他便二话不说跪下请罪,直至母亲怒气全消。

人都说,孩子年幼时与谁最为亲近,长大后就会与谁相似。傅斯年能成长为一个既善良,又博学的人,似乎全仰仗傅淦和李夫人。试问,在如此纯良的环境中,怎可能长出苦涩的果子来?4.幼年聪慧,一展“神”风

沧海桑田,世事巨变。如水般流逝的时间,推动着万事影影绰绰着。有道是乱世出英豪,天下局势之动荡,必昭示人中豪杰之光影。

太平天国起义后,清政府内部开始出现派别划分,分别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和以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洋务派”的成员皆为有权势的官僚,他们提倡借用西方力量维护封建统治,学习西方技术,发展对外经济。

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洋务派”发起了“洋务运动”,其内容包括开展外事交涉,与西方政府签订条约,派留学生去西方留学,购买洋枪洋炮,以及有按照“洋法”操练军队。之后,他们还建立了中国第一所新式学堂——“京师同文馆”。后来,虽然“洋务运动”失败了,新式教育却得到了发展。

1901年9月,清政府颁布“兴学诏书”:“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行切实整顿外,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其教法当以四书五经、纲常大义为主,以历代史鉴及中外政治艺学为辅,务使心术纯正,文行交修,博通时务,讲求实学,庶几植基立本,成德达材,用副朕图治做人之至意。”随后,新式学堂开始在中国大地上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对于大城市的人来说,建立新式学堂已经成为一件势在必行的事,进入新学堂学习也成为一件时髦的事,而对于远离京城的一些小城市的人而言,他们的思维仍停留在“参加科举,入朝为官”的阶段。虽然清政府下令将所有书院和私塾馆改作学堂,可在注重传统儒家文化的聊城学堂里,教授的东西仍是书院和私塾所教授的那一套,可谓“新壶装旧酒,换汤不换药”。

傅斯年在后来曾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清末,一面在那里办新学,一面在那里读经,更因今文为‘康梁逆党’,不得用,读经乃令与现物隔开。”

齐鲁大地出现的第一座学堂,是由济南泺源书院改成的山东高等大学堂,大学堂分为“备斋”、“正斋”和“专斋”三个等级:“备斋”负责进行预备教育,学期2年,以教授中国历史为主,教授外国语言文字、历史地理等为辅;“正斋”负责进行高一级的教育,学期4年,包括政学和艺学两类学科;“专斋”负责进行高等教育,学期2~4年,共开设十门课程。

山东高等大学堂与朝廷的旨意完全相符,故而皇帝将这所大学堂作为山东省内学堂的标准模式,并要求省内所有学堂的章程都要以山东高等大学堂的章程为范本。

1902年,山东各书院开始更名。聊城县府衙也不得不将县内的书院改成中学、高等小学学堂和小学学堂,并在学堂内开展一些相对新式的教育。先是东昌府启文书院改设东昌府官立中学堂,随后,长山、惠民、嘉祥、郯城、高密、堂邑、馆陶、东平、牟平、胶县、诸城等县都陆续开设了高等小学堂。

新式的小学堂里除了传统的古文学习外,还增添了算术、写字和作文课,学生们不再需要每天只背诵“之乎者也”,他们的学习生活更加丰富。

傅斯年进入东昌府高等小学学堂之后,第一次接触到除古文之外的知识,这让他觉得十分新鲜。不过,这里毕竟还是以传统文化为主的城镇,新式教育的内容也有一定的限制。即便如此,新的学习内容还是让傅斯年兴奋了好久。

傅斯年着迷于新鲜事物,也是孩子的天性,傅淦却为此深感忧心,老学究的传统思想让他始终认为,只有学习儒家文化和思想才是正事,其他事只会让孩子荒废学业。在他的心中,儒家经典才是正道。为避免孙子走上“歪路”,傅斯年一回到家,傅淦便急忙督促他背诵古文,复习儒家经典,灌输其“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思想。

傅淦的教育虽过于保守,却也不是没有好处,至少他为傅斯年打下了扎实的古文基础。由于傅淦让傅斯年入学的时间较早,所以从私塾到学堂,他一直都是班上年龄最小的孩子。年龄小又聪慧的他,很容易得到老师的喜爱,加之当时民风淳朴,孩子之间并无因谁学习好或得老师的宠就心生嫉妒、故意为难的情况,因而班上同学对傅斯年也只有羡慕和崇拜之情。傅斯年天性聪慧,记忆力超强,又有满腹的国学基础,入小学堂后,很快成了人们眼中的“神童”。

傅斯年是班上最聪明、最用功的学生,也是老师最喜欢的学生,但他身上从无骄傲之气。他对待每一位同学都很友好,无论谁在学习上有困难,他都会耐心为对方讲解。

傅斯年声音洪亮,思路清晰,什么难题只要被他一讲,马上就变得清晰明了。他的知识面非常广,常能在讲解一件事时旁征博引,整个过程也透出一股强大的吸引力和号召力。因此每当他为一位同学讲解时,其他同学也都会主动凑上来,将他围在中间,一脸崇敬地侧耳倾听。久而久之,同学们都将傅斯年当成班里的“小先生”,老师不在时,大家一遇难题便自然而然地向他请教。

在傅斯年所就读的东昌府高级小学学堂里,最令大家头疼的便是作文课。在这之前,他们只要把书上的文章原封不动地背诵出来便大功告成,现在却截然不同,他们必须根据老师的要求写满一整篇文章,不但要条理通顺,还要文采俱佳。

这门同学们眼中的“困难课”,却让傅斯年兴趣盎然,他的脑子里从小就存入了不可计数的各种学问,随便拿出一些来,就能完成老师的命题了。更何况,他对这些命题也有自己的理解,所以从来不担心没东西写。一些同学们见他每次都能一气呵成,且得到老师的赞许,除了羡慕外,还生出了一点“小心思”。

傅斯年生性忠厚,乐于助人,有时见其他同学绞尽脑汁,苦咬笔头半天,纸上还是空白一片,心里有些着急,便主动上前提点一二。他原本是好心,却不想一些家境富裕的同学动了歪念头,提议干脆让傅斯年替他们写,并开出一篇作文一个烧饼的价格。

烧饼本身对傅斯年并无吸引力,何况他也不是一个会为了利益帮人作弊的主儿,他肯出手助人,主要还是因为他对写作文这件事本身兴趣浓厚。他会从不同的角度去写同一个题目,写好之后完全看不出是出自一人之手,这更让同学们惊叹不已。

不过,虽然看不出几篇作文均系一人所作,老师却还是能一眼看出哪些作文是由傅斯年代笔而成的,因为班上像傅斯年这般有文采、有思路的孩子只此一人。老师知道,傅斯年并非存心,更不是为了利益而帮同学弄虚作假,故而从来没有严厉训斥他,只是稍加开导。

傅斯年确有“神童”之风,这是不可否认的,但有“小时了了,大未必佳”之鉴,若他依仗天生之才裹足不前,不肯刻苦学习、勤奋背诵,也未必会有他日的辉煌成就。

学习方面,傅斯年大行“打破砂锅问到底”之举,从来不容许自己一知半解。自开始识字起,就时刻观察身边的字,一遇到不认识的,便立刻向祖父请教。听人言时,听到不懂的句子,也会用心记下,回家问祖父言辞含义。

独自读书时,他在遇到看不懂的词和句子,又担心自己记不住时,便会用毛笔将它们抄写在纸上,以便遇到祖父或老师时拿出来向他们请教。若是身边暂时无纸张可写,他干脆卷起衣袖和裤腿,以“肉”做纸,把词句誊在胳膊和腿上。

好学之心,令人赞赏不已。只是,他这个习惯给他的母亲添了不少麻烦,虽然他尽量在墨汁干了之后再放下衣服,可还是会将墨汁沾到衣服上。在容易出汗的夏天,墨汁遇汗即化,弄得衣服大片大片的黑。他也会感到有些不好意思,可母亲每次都笑着接过他的衣服,还直夸他是用功学习的好孩子。傅斯年见母亲没有责备,便一如既往地用自己的方式学习,无谓其他人的眼光。

李夫人只是一位普通妇人,却比更多受过教育的女子都识大体、懂教育,她用自己的温柔和坚强一直支持着傅斯年,让他在学习上没有丝毫后顾之忧,不会被家境的贫困而干扰,也不会因一些小误会心存芥蒂。在学习上,她无法像傅淦一样给予傅斯年学识上的帮助,但却能以最平实、厚爱的行为,让儿子在温和之境中徐徐而上。

无忧的学习环境让傅斯年受到了最好的呵护,家人的理解和支持,让他的求学之路畅通无阻,让他能够尽情在知识的海洋里徜徉。5.家父之徒,投桃报李

人与人的交往在于将心比心,受人滴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傅旭安中年早逝,却教出过不少颇有成就的学生,这些学生中有人从商,有人从仕并居高官。傅旭安的病逝令无数学生痛心,学生们知道恩师家中一直不富裕,如今失去了唯一的经济来源,家里的生活一定大不如前,他们集体凑了些银两送去傅家,逢年过节,也会带着米面、衣物等去恩师家中拜访,帮师母干些体力活,也顺便照顾一下傅斯年。

傅斯年也已懂事,每次家中有客到访,都帮着母亲招待客人,端茶倒水。傅斯年谈吐大方,透着同龄孩子没有的成熟感,所有的学生见到他后,都不由得感叹他真不愧是恩师的儿子。

在傅旭安的学生中,有一名为侯延塽的学生对傅旭安的感情尤其深厚,不仅视傅旭安为恩师,更视其为兄长、恩人,对傅旭安既尊重,又感激。得知傅旭安病逝后,他心痛不已,一直希望能为恩师的家眷做些什么。

为何侯延塽对傅旭安会有如此深厚的感情?这一切要追溯到傅旭安在龙山书院教书的那些年。

傅旭安为人宽厚,又非常爱才,自己经济状况并不好,却仍经常接济家境贫困的学生。他在书院教书的那些年,院中许多学生都从他那里接受过资助。李夫人知道后,也表示支持丈夫。傅旭安每次领了薪水,都分出一部分寄作家用,另一部分用来接济贫困学生。侯延塽能进入龙山书院,靠的也是傅旭安的帮助。

傅旭安与侯延塽相识于东昌府的一家店铺里。那日,傅旭安本无意买东西,只是在闲逛中无意走入这家店铺,进去后,他便被店铺的一角所吸引,不由得停下步子。吸引他的并非店中的商品,而是店铺里的一名学徒,这名学徒年纪不大,独自一人坐在角落里读书,察觉到有人向他走来后才抬起头,态度温和地问傅旭安要买什么。

傅旭安从学徒的谈吐中便知他很有学问,文雅的谈吐不同于其他只会讨好顾客的小学徒,便与他攀谈起来。谈话中,傅旭安得知这位学徒名叫侯延塽,自幼酷爱学习,无奈家境贫寒,支付不起书院的费用,只得中途辍学。母亲过世后,父亲再娶,继母命他外出做学徒,以贴补家用,无奈,他只好顺从继母意愿。

平日的学徒时间,一有空闲之时,他便会读上一阵书,或者在打烊后就着昏暗的油灯再读一阵。看着侯延塽清秀的面庞上透出的无奈和遗憾,傅旭安决定,要尽自己的全力帮助这个好学的孩子。

再见面时,傅旭安给侯延塽带去几本书,侯延塽十分欢喜,也更感激,傅旭安心中自有一番满足。傅旭安当时还在外教书,回家次数不多,但每次回到东昌府,都会挑些书给侯延塽送去。一来二去,两人越来越熟悉,傅旭安索性把侯延塽带到家里,让他随意挑选喜欢的书籍,并鼓励他不要放弃学习。

1899年,傅旭安被升为龙山书院的院长,离家前,他决定带上侯延塽,让他进入自己所在的书院学习,并承担所有费用。这对侯延塽简直是天大的喜讯,他从未想过,自己梦寐以求的愿望竟这么容易就成了真,而且施以援手之人与自己非亲非故。

侯延塽辞去了学徒的工作,跟着傅旭安去了龙山书院。他非常珍惜这次难得的机会,进了书院后十分刻苦,终于在三年后考中举人。傅旭安看在眼里,喜在心头。次年,侯延塽进京参加会试,离开书院前,傅旭安将他送到门口,叮嘱他些许话语,侯延塽一一答应,却没想到这一别竟是永别。等他经过会试和朝考,官达刑部主事之后回来省亲时,恩师已不在人世。

得知恩师病逝的消息,侯延塽悲痛至极,本想自己衣锦还乡,终于能够报答师恩,却没想到自己还没来得及回报,恩师人便已故去。他急忙赶去聊城,先拜见师母,后又去恩师的墓前祭拜。在傅旭安的墓前,侯延塽想到初遇恩师那天的情景,想到恩师第一次将他带回家,让他在满柜的书中任意挑选的情景,想到恩师让他同去龙山书院的情景……一桩桩一件件都历历在目。他一边向恩师的墓碑讲述着自己赶考之后的经历,一边泪流满面。

傅旭安病逝后,侯延塽一直希望能多为恩师家做些什么,见到傅斯年后,他立刻做出决定,将其接到天津继续读书。他在傅旭安的墓前起誓,一定要担负起傅家两兄弟的学业,将他们二人培养成才,以报恩师恩情。

聊城有着悠久的儒家文化,却相对闭塞落后,难以接触到新知识、新学问。江河变换,四季更替,随着国家各城市的日益发展,聊河早已不再是当初那个交通要道,聊城也已不再是当初那个经济重地。对一个聪慧而热血的少年来说,久居此地对他未来的发展只有害而无益。

侯延塽是有才之人,更是爱才、惜才之人,何况所爱所惜之才还是恩师之子。他与傅斯年交谈过,发现这个孩子虽比自己小25岁,却有着同年龄孩子没有的独特见解,谈起话来丝毫没有障碍。他也看过傅斯年在学堂写的文章,可谓篇篇精彩。离开聊城时,他特意要了几篇傅斯年的文章,将它们带到天津,拿给天津的几位朋友传阅。

侯延塽的这些朋友中,包括《大公报》的经理英敛之和傅淦的学生孔繁淦,二人看过傅斯年的文章后,都表示这个孩子才不可没,应立刻接到天津,英敛之还当即表示,愿意帮忙照顾这个孩子。

得到朋友们的支持,侯延塽再次来到聊城,将自己的打算向傅淦坦白,傅淦保守,却也已经意识到社会在变化,单凭那些古老的知识不足以让一个年轻人成长得更强大。思量过后,傅淦赞成傅斯年外出求学,开阔眼界,学习新知识。李夫人听闻侯延塽要把儿子带走,心中自然万般不舍,然她也明白这对傅斯年是最好的安排,最后点头同意侯延塽的提议,允许他带傅斯年去天津。

征得了傅家长辈的许可,侯延塽将这个决定告诉了傅斯年,表示到了天津,他能接触到更多新鲜事物,学到更多拓展视野的知识。

彼时,年纪尚轻的傅斯年还未意识到自己的未来会变得如何,未想过自己是否会专心求学、不闻俗事,也未整天期望着自己有一天会多么有成就,他的心思很单纯,只想努力学习,让自己的知识量越来越充实。

13岁的他,身体里涌动着强大的求知欲,仿佛是一只喂不饱的小怪兽,整天在傅斯年的体内张牙舞爪,喊着对知识的渴求,喂给它的知识越多,它就长得越大。当得知自己有机会外出读书时,他开心极了。

李夫人不曾出过远门,可听说过在外生活的艰辛。傅斯年临行前,她一边帮儿子收拾东西,一边细心嘱咐:好好吃饭,天冷增衣,尊重叔伯,礼貌待人……傅斯年的东西不多,她却收拾了很久,每叠好一件衣服,都会不自觉地用手抚摸一遍,仿佛这般便能释放心中的留恋。

终于,衣物都叠好了,放进了箱子。箱子关上的那一刻,李夫人的心微微地颤动了一下,但她没有过多挽留。身为母亲,只要儿子能过得好,暂时的分别又算得了什么?她努力不让儿子看出心中的不舍,期盼着他在外一切顺利。

傅斯年年少离家,是要饱尝一人独立之艰辛的,可恰是这番历练,让他体内积存了巨大的能量。想来,若不是如此,傅斯年必然无缘接触更高一层的知识和教育,也必然无缘成为日后著名的学者。第二章为求新知,忍痛离乡1.远行之途,忘年之友

傅斯年离开家乡的那天,冷风夹着雪花呼呼地吹着,天气的寒冷没能挡住他对求学的热切渴望和对未来的憧憬。是时,东昌府还没有通汽车,想要出城只能靠步行或乘坐人力车,傅斯年的祖父母已步履蹒跚,不便出行,无法亲自陪他出城,他们只得在傅斯年离家前一次又一次嘱咐他要好好学习,不舍之情,难以言表。

再多的不舍依然要别离,13岁的傅斯年带好了行李,坐上了独轮车离开了家。他的身后只有一名车夫和要带他去天津的侯延塽。一路上,傅斯年沉默不语,静静地坐在独轮车上,守着他并不多的行李,听着独轮车发出的吱吱声响,心里的感触有些复杂。对于去天津求学这件事,他本人是期望的、兴奋的,可要离开生活了13年的故土,离开最亲爱的家人,他又怎能忍住因留恋而生的不舍之情?他知道,以后再不能陪伴在祖父母和母亲身边,生活中遇到的一切杂乱无章之事,都要自己一个人慢慢消化了。

天津,原意是天子经过的渡口,由此可见其在古代的地位。天津是座沿海城市,在中国的近代史上,它是最早对外开放的北方城市之一。唐朝年间,天津成为重要的水陆码头,南来北往的商品都要经过此处。

元朝至明朝年间,天津又曾几度成为军事重地。明清年间,天津是著名的通商口岸,经济的迅速发展吸引了许多外地人,为了保证这些人能受到教育,政府在天津开设了一些书院,推进了教育业的发展。

1901~1911年之间,天津开始施行新式教育,提倡“中学为体”和“西学为用”,从国外引进了许多科学技术和新知识,许多私塾也渐渐被新式学堂所取代。

这样一座夹带历史兴衰的城市,对傅斯年而言是陌生的。以前,他只在一些跑买卖的人口中听说过有关这个城市的琐事,他们口中的天津是一个繁华热闹的大城市,有许多他在东昌府不曾见过的东西,比如电灯、电话、汽车、高楼……那里的孩子从小接受的教育也与他所接受的不同,他们从小就有机会学习到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新奇的学科,甚至还有由英国人教授的纯正英语,就连他们穿的衣服都不是传统的布衣,而是平整的制服。

傅斯年在东昌府的私塾中学到了许多传统的文化和文学,这些知识为他打下了很好的国学基础和传统文化基础,却早已不能满足他日渐增长的求知欲。此次抵达天津,他这个思想如脱缰野马的“学霸”,似乎更有大展拳脚之地了。

此前,侯延塽曾告诉过他,到了天津,能学到很多新知识,多数知识都从西方引进,这让他心中充满了幻想和期待。他迫切地希望自己也能早日和城市里的那些孩子一样,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

童年时代经历的不幸让傅斯年有一些早熟,但他毕竟还是个孩子,一想到自己将要踏入一座完全陌生的城市、接触一片完全陌生的领域,以及一群完全陌生的人,心中不免有些忐忑。刚踏上天津这片土地,他就看到各式各样的西洋风格的建筑及街上各种模样的洋人,这让他觉得既新鲜又好奇。

初到天津,傅斯年先受到了他祖父的一名学生的照顾,之后便一直跟随英敛之。自从6年前第一次与傅斯年相识,英敛之便一直对这个孩子疼爱有加,他知道傅斯年的天分,真心希望他能接受到进一步的教育。傅斯年来到天津后,英敛之很佩服他为了学习敢于离开家的勇气,毕竟对于出生于一座小城市的一个13岁男孩来说,离家求学很显然与年龄不相称。

英敛之也了解傅斯年家中的困难,所以傅斯年到达天津后不久,他便将傅斯年接到自己的家中照料。

英敛之的房子位于英租界,是一座三层小别墅,在当时,这样的洋房并不常见,只有外国的租界里才能看到,而能住得起这样别墅的人家境也都不一般。许多洋人和显贵都住在这里,故这住处无论室外还是室内的环境,都百里挑一。傅斯年的房间面积不足9平方米,但已经能住得温馨、安稳,英敛之夫妇待他极善,力图不让他产生寄人篱下之感。

傅斯年关注时事,喜爱古典文学,英敛之看重他这一点,时常和他谈论,并任他自由表达观点,抒发意见。虽然比傅斯年年长30多岁,但英敛之在与傅斯年谈论这些时,从没把他当成一个小孩子,傅斯年的每一次应对也都让英敛之越发确信自己没有看错人,这个少年确是可造之才!

英敛之的夫人淑仲也特别喜欢这个胖胖的、博学的小男孩,对他视如己出。傅斯年住校后,每次回到英敛之家拜访,淑仲都会吩咐家中佣人给傅斯年单独开小灶。

英敛之夫妇皆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为人善良,待人和气,有悲天悯人之心,家中也自然有着和睦温馨的氛围。傅斯年住在他们家的日子里,深深被夫妻二人的心性所感染。每逢周日,他也会跟着淑仲一起去天主教会,在此过程中,他接触到一些信仰天主教的人,对这一宗教及部分教众也有了解。

侯延塽在此期间,也负担了傅斯年大部分生活费用,为傅斯年购置生活用品和学习用品。吴树堂是傅斯年父亲生前的好友,他听说傅斯年来到天津求学,主动为其提供了经济上的支持。叔伯们的厚爱令傅斯年心生感动,到达天津之后,他每天更加勤勉地准备入学考试。最终,他不负众望,于1909年春天考入天津府立第一中学。

当年,天津刚刚开始兴建新式学堂,整个城市中只有三所,天津府立第一中学便是其中一所。该校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只有通过入学考试者才能入校学习。

天津府立第一中学是一所住宿式学校,傅斯年考入后,便从英敛之的家中搬了出来,与同学们一起住进了学校的宿舍。天津府立第一中学是一所新式学堂,傅斯年走入学堂,穿上新式制服,戴上了学生帽,开始了一段崭新的生活。对于傅斯年来说,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经历和体验,因为这是他第一次真正独立地生活。

天津府立第一中学环境优美,校园里大树参天,梧桐、槐树,都寓意着学生们能在这里成人成才。洁白的莲花盛开在清澈的水池里,散发着淡淡的清香,淡雅而高洁。校园中通往各处的甬道曲曲折折,甬道旁种着各种树木和鲜花。傅斯年一进校园,不由得心旷神怡。

最令傅斯年兴奋的,是这里有一所图书馆。图书馆里有看不完的报纸、杂志和各种书籍,还有一张很大的桌子和许多椅子,学生们可尽情挑选自己喜欢的书,而后围坐桌边细细阅读,品味书中的精髓。傅斯年宛若贪婪的饕餮,常常一头扎进图书馆不肯离开。

对于从小只接触四书五经的傅斯年来说,这个图书馆是一片神奇的天地,他在这里领略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化,其他国家的历史、经济,以及发展过程,这都让他意识到自己幼时生活之处是多么狭小,也让他觉察到自己原有的知识面是多么狭窄。

看着那些记录着西方国家先进技术学问的文字,傅斯年开始深思,他认为正是因为国家的地大物博和清政府的腐败懦弱,才会有那么多外国侵略者入侵。他也开始利用课余时间与同学讨论,如何才能让国家强大?如何让中国人不再受洋人欺负?

光阴似箭,一年后,傅斯年适应了新环境。14岁的他时刻牢记叔伯们对他的恩情,一有空闲便去探望英敛之一家。

在傅斯年的成长道路上,英敛之和侯延塽对他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尤以侯延塽为甚。他比傅斯年大25岁,于傅斯年而言,他亦兄亦父,也是其少年时期崇拜的偶像。

侯延塽早在初识傅斯年时就发现了他惊人的天分,认为这个有着惊人记忆力,且酷爱国学的少年,长大之后一定前途无量,故此他将傅斯年介绍给英敛之等人。傅斯年上中学后,侯延塽每逢去天津出差,都会请傅斯年去他所住的宾馆房间里和他叙旧,感觉到傅斯年每一次与他谈论国家大事、分析世界形势和时局变化时都有所进步,对其更是刮目相看。

傅斯年在侯延塽的影响下,努力学习新知,参加先进运动,并写出了许多与侯延塽思想风格类似的作品。2.踏入北大,渐显锐气

秋风飒飒,波光粼粼,柳叶飘飘。如此自然美景之中,两个身影由远至近,渐渐变得清晰。一个穿着银色长袍,黑色马褂,头戴黑色礼帽;一个穿着学生制服,头戴学生帽,他们便是侯延塽和傅斯年。两人沿着海河大堤边走边聊,一路上,傅斯年不停地发问,侯延塽则耐心地为他一一解答。

聊着聊着,河岸附近一处洋人的别墅区刺痛了侯延塽的眼睛,他不由愤愤地说:“悲剧的中国呀!我们这些炎黄子孙,华夏后裔怎么落到这种地步……我是光绪进士,狗屁!除学会三叩九拜吾皇万岁万万岁!有什么治国策略?怎么振兴中华?没有真本事、真能耐!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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