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邢广程,林文勋,蓝平儿(Lam Peng Er)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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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沿边开发开放与周边区域合作：中国社会科学论坛(2014)暨第五届西南论坛论文集试读：
序言
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由习近平主席于2013年9月和10月分别提出的。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古已有之。2000多年前张骞“凿空西域”，呈现在汉代人民面前的不仅是西域，还有中亚，甚至南欧。正是沿着这条蜿蜒的丝绸之路，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走向中国。中国现在提出“一带一路”倡议，首先，这是中央统揽国际国内发展两个大局、着眼于实现中国梦做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有顶层设计和一揽子具体实施计划，包括发起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设立丝路基金等。这一战略决策对西部发展的深远意义将会远超过西部大开发战略。其次，这是一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东西部均衡发展的大战略。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东部省区利用区位等优势迅速发展，部分省市早已达到或者超过小康水平，但是西部边远省区因为区位、资源等多方面的限制，一般处于国内市场的终端，这是制约发展的“瓶颈”。我国制定的目标是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定这个目标能否实现的，恰恰是较为落后的西部边远省区。这些省区也有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潜力，所以我国整个经济增长中心向西推进是一个必然趋势。而“一带一路”的建设恰恰因应了这个趋势。一个全面开放的格局在西部边远省区呈现，使得这些省区由幕后转向台前，由排尾变成排头，由国内市场的终端成为连接国内和国际市场的中心。这是一个巨变，也是一次难得的机遇。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一战略超越我们过去所说的梯度推进战略。再次，这是一个打造开放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大战略。“一带一路”是一个战略构想，它不是一个实体，不是一个组织，因此不是封闭的。但它也不是一个空洞的理念，而是一个切实的合作计划。我们看到，“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和地区大部分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总人口约44亿，经济总量约21万亿美元，分别约占全球的63%和29%。这说明这些国家和地区发展潜力巨大，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对于解决世界和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对于人类减少贫困都具有特殊意义。“一带一路”是要打造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和共同发展繁荣的“命运共同体”。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东南沿海地区一直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沿，而2015年3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更侧重东北、西北、西南内陆地区和沿边地区的对外开放，也勾画了东北、西北、西南地区这些传统上被认为是对外开放“大后方”的转身之路，全国新一轮全面扩大开放的大幕已经拉开。中国将充分发挥国内各地区的比较优势，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加强东中西互动合作，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在西北地区，中国将发挥新疆的区位优势和向西开放的重要窗口作用，深化与中亚、南亚、西亚等国家的交流与合作，形成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重要的交通枢纽、商贸物流和文化科教中心，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发挥陕西、甘肃综合经济文化优势和宁夏、青海民族人文优势，打造西安内陆型改革开放新高地，加快兰州、西宁开发开放，推进宁夏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建设，形成面向中亚、南亚、西亚国家的通道、商贸物流枢纽、重要产业和人文交流基地。在西南地区，中国将可充分利用西南省份特殊的交通枢纽地位，发挥“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战略通道作用，实现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东西对接、南北贯通。中国可借“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利用国家新的政策红利，加快自身的开放步伐，积极探索内陆开放型经济。在融入“一带一路”战略过程中，中国要把握机遇，进一步拓展与东南亚和南亚国家的联系与合作。在东北地区，中国将发挥内蒙古联通俄蒙的区位优势，完善黑龙江对俄铁路通道和区域铁路网，以及黑龙江、吉林、辽宁与俄远东地区陆海联运合作，推进构建北京-莫斯科欧亚高速运输走廊，建设向北开放的重要窗口。“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使得东北、西北、西南内陆地区和沿边地区的对外开放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也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作为国家战略的交会叠加之地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最前沿，东北、西北、西南内陆地区和沿边地区的区位优势将进一步发挥，作为国内“走出去”的桥梁和纽带的作用将进一步得到体现，与周边国家的双边、多边关系，以及区域、次区域合作将更加紧密，也将为扩展这些地区的开放空间带来巨大机遇。
但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在中国沿边开发开放与周边区域合作过程中，也将面临不少挑战。首先，周边形势复杂，深化合作障碍多。一些周边国家对我国向东北、西北、西南地区开放战略存有疑虑，对华关系心态复杂。一些周边国家已经成为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全球战略布局的重点，与我国的竞争加剧，对我国周边重要国家和地区实施拉拢策略，使周边形势复杂化。其次，与周边国家的互联互通进程缓慢，便利化水平低。周边国家交通基础设施普遍较为落后，铁路、公路等级标准低，与我国对接不力，口岸、信息等基础设施相对滞后，金融配套服务支撑能力不足，与周边政策衔接度不高，双边检验检疫、海关、边防等合作程度低，人员交往、商贸往来等通而不畅的现象突出。再次，对外磋商效率不高，开放合作不畅。与我国沿边地区直接接壤的多是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其体制机制、办事程序、思维模式等与我存在较大差异，双边合作项目的谈判磋商、沟通协调周期较长，面临发展落差大、开放不对等、制度不对接等一系列挑战。
面对机遇和挑战，在“一带一路”战略的指引下，如何充分利用自身沿边地区的地缘优势，加大沿边地区的开发开放力度，加深与周边国家的区域合作，以服务于“一带一路”战略，显得尤为重要。对云南省而言，云南地处中国腹地与印度洋之间、中国腹地与东盟10国之间、中国腹地与南亚诸国之间，自古以来就是连接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枢纽，今天，更应该成为连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枢纽。在“一带一路”重大战略实施的背景下，云南如何融入“一带一路”战略中，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云南如何牢牢把握“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战略、GMS新规划、中国-东盟升级版等一系列新形势，积极拓展与周边国家的新合作，全面提高云南省对外开放水平。云南省如何做才能更高水平地发挥云南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地位，更高水平地打造云南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基础条件，更高水平地开创云南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宏阔局面，这不仅是云南省委、省政府和各族人民非常关心的问题，也是关心云南社会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的业内人士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因此，本届论坛得到了云南省委、省政府相关部门、保山市和腾冲县人民政府、国内外专家学者的高度重视，吸引了来自新加坡、德国、日本、英国等国以及中国大陆和台湾等地的院校、科研机构的100多位相关领域著名专家的积极参与。此次论坛受到了国内学术界、媒体界以及相关部门的高度关注，对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加快保山乃至云南沿边开发与对外开放产生深远的学术影响与社会影响。
本届论坛主要围绕“‘一带一路’：战略与政策”“周边外交与区域合作：理论与实践”“沿边开发开放：作用与路径”三个议题深入开展了学术交流，深入探讨了中国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推进沿边开发开放与周边区域合作的意义、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以及周边国家和世界可能的反应等重大问题，并从“亲诚惠容”和构建利益共同体的周边外交理念出发，探讨了深化中国的沿边开发开放以及沿边地区与周边国家开展区域合作的思路、重点项目、实施方式、保障措施等重要课题，提出了在“一带一路”战略下如何顺利推进“中国沿边开发开放与周边区域合作”的方略和具体政策建议。
为充分展示与会专家、学者在本届论坛上的真知灼见以及他们最前沿的研究成果，特编撰本论文集，以飨读者。本论文集共收录了40余篇代表性的参会论文，并以作者在本届论坛各会议主题上的发言次序排序。本论文集中的论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主编单位的立场。邢广程 林文勋2015年8月
“一带一路”：战略与政策
现代丝绸之路战略：中国与世界深度互动的新型链接范式
[1]邢广程导言从国际视野上看，中国持续快速发展是当今世界最大的政治和经济变量。这是一个客观现实，谁也无法否认。中国持续快速发展将对全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从某种程度上说正在深刻改变国际地缘政治和经济发展趋势。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一起崛起，在一定意义上改变了当今全球政治和经济格局，成为一股新的、健康的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力量。那么，迅速崛起的中国对世界意味着什么？中国崛起后将会与国际社会建立怎样的关系？中国是否能够摆脱人类历史上强国必霸，强国必扩张的旧套，走和平发展道路？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中国予以明确回应。
事实上，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在主动回答这些问题，中国政府多次明确表示：中国在发展，但不会称霸，不会走世界扩张的老路；中国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实行睦邻友好政策。改革开放和和平发展是中国政府一直遵循的国内外两大棋局的战略目标和方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政策有所调整，这表现在：第一，中国更加重视大国关系，与美国建立新型大国伙伴关系，与俄罗斯推进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与欧盟奉行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第二，中国更加重视与周边国家发展关系，与邻为善，以邻为伴，提出“亲、诚、惠、容”的理念，将开展周边外交视为中国重要的外交方向；第三，提出“海洋强国”战略，增强海洋意识；第四，与国际社会构筑“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第五，着力建立公正、平等、和平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第六，提出新型安全观，认为合作安全、集体安全和共同安全才是解决全球安全问题的正确选择，明确提出了“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亚洲安全观。
在此大背景下，中国相继提出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又提出了“中巴经济走廊”和“中印孟缅四国经济走廊”的构想，从而形成了一整套涉外战略构想。需要强调的是，这不是中国领导人和中国政府简单随意提出的口号，不单纯是为解决地区性合作问题，而是中国试图从战略高度，以顶层设计的方式来回答并解决快速发展的中国与急速变化的世界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上述的若干战略构想之间具有内在的联系，是若干战略构想的集合，因此，我将其称为中国现代丝绸之路战略，是中国与世界深度互动的新型链接范式。中国相继提出的一揽子战略方案之间具有缜密的逻辑关系，与中国发展的综合国力和主流态势高度吻合。构建现代丝绸之路战略考虑了历史与现实的时间转换因素，兼顾了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分析了亚欧大陆各种力量的演化趋势，统筹了陆海两个战略空间的基本布局，具有独特的逻辑特点，反映了国际空间结构有效配置的趋势。一 中国构建现代丝绸之路战略的历史逻辑起点
中国是古代丝绸之路的起点，无论陆上丝绸之路还是海上丝绸之路都是起于中国，这是中国能够理直气壮地提出现代丝绸之路战略的历史逻辑起点，具有历史的延续性和合理性。
在人类历史上，古代丝绸之路是亚欧大陆东西方文明相互交流的纽带和网络，其历史意义和价值是无法用语言来描述的。亚欧大陆东方、中端区域和西方的古代居民凭借古代丝绸之路持续进行交流和沟通，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联通本身就是古代亚欧大陆居民苦苦探索的结果。当回视古代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时，我们会被往返于其间的古人的毅力和精神折服。在没有现代交通设备的情况下，他们几乎是通过自身体力或借助畜力和自然风力奔波在陆海丝绸之路上。中国古代长安和洛阳对于中国古代商人和僧人来说就是陆上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对于沿着丝绸之路奔往东方的欧洲、西域商人和僧人来说它们就是丝绸之路的东方终点。贵霜帝国第三任皇帝迦腻色伽一世时期（约100～150年），阿富汗是古代世界主要的三大文明之间的陆路、海路贸易通道。这个时期，“丝绸之路”走向繁荣，[2]中国和印度的陶器被带到罗马，而西方的货物被运送到中国。15世纪初，中国明代著名航海家郑和七次远洋航海，每次都到访印尼群岛，[3]到过爪哇、苏门答腊、加里曼丹等地，还到了东南亚其他地区，以及西亚和非洲东海岸。泉州、广州、宁波等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中国古代丝绸之路东方起点的历史地位决定了中国与古代丝绸之路有着千丝万缕的必然联系，是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参与者，拓展者和“凿空者”。张骞和郑和就是中国古代无数探索陆[4]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标志性人物。尽管近代以来因各种因素，曾经辉煌过的陆上丝绸之路陷入沉寂，但对亚欧大陆的陆路交通联系方式的探索却从来没有中断过。
现在中国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无非有三层含义：其一，昭示古代丝绸之路的伟大历史价值和文明交流的历史意义。其二，中国在有意识地重拾古代丝绸之路伟大历史价值和文明交流的历史意义，勇于承担历史所赋予的重新焕发古代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精神的重任。需要强调的是，这是历史赋予中国的重要历史责任。其三，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和世界文明处于激荡搏击相互融汇的大势下，面对亚欧大陆地缘政治、经济新情况和新态势，中国理应为重塑亚欧大陆文明交流的新局势和新态势做出自己的贡献和努力，使亚欧大陆整体上形成一个文明的、现代化的、通畅便捷的和友好的交流空间。
事实上，尽管古代丝绸之路一直存在，但是中国并不是最先用“丝绸之路”将其命名的国家，“丝绸之路”的学术概念最早来源于德[5]国地理学家。中国是“丝绸之路”的伟大发现者、“凿空者”，但中国不是“丝绸之路”概念的发明者。尽管中国失去了“丝绸之路”概念的冠名权，但这丝毫不影响中国在丝绸之路上所起的历史作用。而德国学者用“丝绸”来命名古代欧亚东西方交流通道本身就表明，作者对中国在这条历史通道上所起的作用表现出极大的尊重，因为丝绸是中国古代最具有典型意义的商品，它精美、华贵、典雅，是东西方都喜欢的商品和饰品。“丝绸”和“瓷器”几乎成为古代中国的代名词。中国的丝绸不仅给东方文化的发展和生活带来了绚丽色彩，而且也成为西方国家视野中的东方文明标志。丝绸不仅仅是普通的商品，而且也是西方国家完全接纳的来自中国的文化品牌和文明标志。以丝绸命名古代东西方交流之路，这本身就昭示了中国在古代东西方交流中所起的主导作用和主体地位。
在讨论古代丝绸之路问题时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一是中国的商品流向西域并通过西域运往欧洲，最著名的商品品类就是丝绸和瓷器。但中国商品和欧洲商品的交换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西域的中间商来完成的。这些中间商的作用具有两面性，既推动了亚欧大陆的东西方以及丝绸之路沿线的贸易往来，又从某种意义上垄断了东西方以及丝绸之路沿线的贸易往来。二是中国在历史上通过丝绸之路对西域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时以西域为学术视角通过反向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西域对中国历史也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因此中国与西域通过丝绸之路形成了千丝万缕的多层面联系，尤其是两汉时期和隋唐时期。“应该注意，丝绸之路不仅对商品的交换，而且对人员、文学著作、[6]艺术品、思想和观念的交流都作出了贡献。”尽管丝绸之路在历史上并不总是通畅的，也发生过诸如战争等悲剧，但丝绸之路的东西沟通功能一直顽强地表现出来，东汉时期丝绸之路的“三绝三通”就是非常典型的表现。中国各个历史时期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主动地与印度发生联系，天竺（印度）一直是中国古代各时期所向往的地方，中国古代所谈的“西天”实际上指的并不是欧洲，而是西域和天竺。中国历史上的僧人曾非常虔诚地向“西天”取经。中国的“西天取经”实际上就是经西域进入天竺，从天竺取回佛经。中国与印度的文化交流最早可以追溯到2300年以前。公元前217年印度佛教徒就拜访了晋朝首都。公元前2年，大月氏王使臣向中国朝廷敬献了梵语文献。自公元67年开始，印度佛僧到访中国，公元401年鸠摩罗什作为第一位造访中国的印度佛学大师到达长安，直到413年。鸠摩罗什的父亲是印度人，母亲是龟兹国公主。鸠摩罗什早年在克什米尔和喀什接受教育。他在中国停留期间将106部梵语文献翻译成中文，[7]其中最著名的是《妙法莲华经》。中国到印度取经的有法显、玄奘等。佛教的传入给中国带来的不是宗教单方面的影响，而是综合性的，从政治、经济到文化、普众心理和生活行为方式。佛教甚至对中国的语言表达都产生了巨大而普遍的影响，比如中国人顺口就可以说出“临时抱佛脚”“菩萨心肠”“大千世界”等涉及佛教的语言。这说明从印度取来的佛教对中国产生了长久而深远的影响。这应该是古代丝绸之路对中国文化的重要影响。二 现代丝绸之路战略构想的条件（一）中国与世界深度互动的“溢出”效应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成为世界上重要的经济发展极。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中国就是一个“世界工厂”，“中国制造”已经成为最重要的国际经济现象之一。中国发展的一个最显著的标志就是中国与国际社会进行了深度互动，形成了高度的相互依存关系。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也离不开中国。中国与世界的依存度不仅仅表现在经济方面，也表现在政治和文化等方面，这是一个综合性的关联和依存。中国提出一揽子战略规划不是偶然的，而是中国与世界进行深度互动的最直接的战略表达，是中国与世界经济合作的“溢出”效应的最直接反映。中国经济同世界经济高度融合，中国为各国创造更广阔的市场和发展空间，为世界经济带来[8]更多正面外溢效应。
中国与欧盟的经济合作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和非常深的程度。在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欧洲一直是中国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2013年双方贸易额达到5591亿美元，双方每年人员往来500多万人次，留学生总数近30万人。中欧关系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9]的双边关系之一。比如在德国汉堡港所装卸的集装箱中有1/3往来于中欧之间，中欧建交以来，双方贸易额增长了230多倍，现在平均每天就有15亿美元的贸易往来。需要强调的是，中欧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3，双方贸易总量占全球贸易总量的比重只有1.5%，这[10]说明双边经贸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中欧关系的发展目标已经确立，即到2020年中欧贸易额要达到1万亿美元，积极探讨自由贸易区建设。这是一个非常宏伟的经济合作方案，但问题是如何实现。中欧大规模的经济合作迫切需要一个新的合作形式和方案加以承载，而“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建就是实现中欧经济合作战略目标的重要载体。“我们还要积极探讨把中欧合作和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结合起来，以构建亚欧大市场为目标，让亚欧两大洲人员、企业、资金、技[11]术活起来、火起来，使中国和欧盟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双引擎。”
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访问印度尼西亚时提出到2020年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额要达到1万亿美元。此前中俄领导人正式表示，到2020年中俄贸易额将达到2000亿美元。此外，中国与印度、与中东地区的贸易额在未来都会有很大的提高。上述两个“一万亿”美元是中国提出陆海丝绸之路战略最直接的战略冲动和利益诉求，是中国与亚欧大陆主要经济体和经济组织良性经济合作和互动的最直接的利益诉求和表达。
面对世界经济形势所带来的新挑战和新变化，各国和各地区都在寻求新的增长动力。“亚太一直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在世界经济复苏缺乏动力的背景下，亚太经济体应该拿出敢为天下先的勇气，推动建立发展创新、增长联动、利益融合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方[12]式”，使亚太经济在世界经济复苏中发挥引领作用。中国在着力实行更加积极的开放战略，旨在建立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实施全方位的沿海、内陆、沿边开放，积极推动双边、多边、区域、次区域开放合作，着力推动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倡导与周边国家互联互通。中国希望同亚太国家共建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亚太。中国的发展不仅仅局限在亚太，中国与印度洋地区也有着密切的经济联系。“作为世界上重要的运输走廊，印度洋地区对中国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印度洋地区把亚洲与非洲和大洋洲连接在一起。一些中国报告显示，全球货物运输的将近1/6和全球货[13]物周转的大约1/10经过印度洋地区。”
为什么中国要提出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这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到了新的阶段，中国经济的“外溢”效应要求中国与国际社会建立一个长期有效的合作平台。而中国的贸易运输网络已经成为一种“瓶颈”。“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2000亿美元增加到2013年的大约10万亿美元。中国的对外贸易额从2002年的6200亿美元增加至2012年的3.8万亿美元。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贸易数字的很大一部分是基于海上运输，通过陆地边界的过境贸易很少。这种对海运压倒一切的依赖增加了对海运领[14]域的需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海上贸易运输迅猛发展，中国已成为海上运输大国。“中国拥有的世界级商船队、集装箱的生产和港口吞吐能力的扩大，都越来越凸显了它继续对海上运输的依赖。在拥有商船队最多的20个国家和地区当中，中国排名第九名。按设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母公司拥有的总吨位排名，中国位居第四。中国拥有5000多艘远洋商船。中国的集装箱产量占世界的90%以上。鉴于浦东经济特区出口大量货物的能力，上海港在世界五十大集装箱港口中[15]名列第一。”但两个“一万亿”的贸易目标表明中国迫切需要一个能够涵盖泛亚欧大陆的整体性战略合作安排。
中国的高速发展迫切需要解决与世界的互联互通问题。在亚欧大陆的互联互通和贸易便利化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的态势下，中国一些省份开始进行探索，出现了诸如渝新欧（重庆—新疆—欧洲）、郑新欧（郑州—新疆—欧洲）、汉新欧（武汉—新疆—欧洲）和苏满欧（苏州—满洲里—欧洲）等创新的横跨亚欧大陆的铁路运输形式。这是中国经济影响和需求外溢的最典型的互联互通和贸易便利化的创新范式，值得我们深入观察。（二）顺应了亚欧大陆深度整合和系统合作的需求
中国现代丝绸之路战略所涉范围是比较宽泛的，不仅仅局限于俄罗斯和中亚的局部区域，而且涵盖了泛亚欧大陆的大区域。所谓泛亚欧大陆区域，是指亚欧大陆加上北非和东非地区。
目前在亚欧大陆存在四种战略方案：欧盟和北约的“东扩”；美国的“新丝绸之路”战略；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中国提出的现代丝绸之路战略。分析上述几个方案我们可以发现，前三个战略方案中俄罗斯的战略与欧美的战略具有非兼容性和矛盾性，在某种意义上说具有一定程度的对抗性和冲突性。
欧盟东扩旨在挤压俄罗斯传统的经济战略空间，欧盟用20多年的时间消化了中欧、东欧之后，逐步拓展到苏联传统战略空间。波罗的海三国被移转到欧盟范围具有重要的标志性意义，这表明欧盟完全突破了俄罗斯所设定的战略红线，将苏联传统战略空间的一部分纳入欧盟所掌控的范畴。北约作为冷战时期的国际军事组织理应与华约一起随着冷战的结束而消失，但它在美欧的精心呵护下不仅继续存在而且在逐步扩张，北约所开启的东扩进程实际上就是逐步收复苏联原有战略空间的进程。而且欧盟与北约东扩地域具有高度的重合性质和相互联动的特性。北约和欧盟双东扩进程使俄罗斯对欧盟和北约的警惕性和不信任感越来越强，强烈感到了来自西边的战略压力。乌克兰危机是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特别事件，如果说波罗的海三国被欧盟和北约吞并，俄罗斯还能够容忍的话，是因为俄罗斯给自己找到了能够“容忍”的理由，那就是波罗的海三国曾经是独立国家，后来被苏联强行吞并，这个历史背景让俄罗斯感到波罗的海三国独立并移转欧盟和北约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和“道理”，但乌克兰则完全不同，它与俄罗斯合并已经三百多年了，乌克兰、白俄罗斯和俄罗斯是“斯拉夫三兄弟”。基辅在俄罗斯看来不仅仅是一个乌克兰的首都，而是整个斯拉夫民族的文明之根和文化之源。因此，当欧盟与乌克兰准备签署联系国协定时俄罗斯反应十分强烈，这不仅仅出于地缘政治和经济的战略利益考虑，还涉及俄罗斯和乌克兰在民族和文化层面难以割舍的渊源和文明上的“筋骨”构架，换句话说，俄罗斯与乌克兰不仅是骨肉相连的问题，更是神经相通的问题。乌克兰被纳入欧盟范畴会使俄罗斯和白俄罗斯陷入“断根”“失源”的窘态。
不仅如此，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一直在推进独联体一体化进程，俄罗斯特别希望乌克兰能够成为欧亚经济联盟的成员国，成为苏联原有战略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俄罗斯实施战略对接。这也是俄罗斯为什么特别反对乌克兰与欧盟签署联系国协定的重要原因之一。俄罗斯不能容忍乌克兰与欧盟实行经济和政治一体化。于是，俄罗斯的欧亚经济联盟与欧盟东扩形成了激烈的碰撞，从而导致乌克兰出现十分激烈的政治危机，继而爆发了激烈的武装冲突和局部战争。
我们要特别关注乌克兰局势。乌克兰国内战争具有十分危险的性质，它会给欧洲乃至亚欧大陆带来十分危险的影响。欧盟、美国和俄罗斯应该冷静下来，不能再让乌克兰国内战争蔓延，因为乌克兰国内战争是最有可能导致欧洲不稳定的重要危险因素。
这里有一个问题，谁是乌克兰的赢家？乌克兰危机没有赢家。欧盟不是赢家，若乌克兰战争持续下去，欧盟很有可能成为大输家。俄罗斯也不是赢家，俄罗斯已经为乌克兰危机付出了代价，若乌克兰战争持续下去，俄罗斯很有可能被裹缠住，延缓崛起的势头。尽管乌克兰与欧盟签署了联系国协定的政治和经济部分，尽管俄罗斯得到了克里米亚，但欧盟和俄罗斯都将会为乌克兰危机付出巨大代价。比起欧盟和俄罗斯，美国似乎是赢家，但不要忘记，如果乌克兰战争点燃了欧洲冲突的火焰，美国也无法逍遥事外。很多人认为，中国是最大的赢家，但不要忘记，中国正处于崛起时期，需要亚欧大陆的稳定局面，乌克兰战争已经对中国所倡导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乌克兰危机没有赢家，但输家是有的，其中最大的输家就是乌克兰自身。
乌克兰危机的主要原因应从自身去找，乌克兰独特的地缘政治局势要求其必须在东西方之间选择平衡的外交战略，但前总统亚努科维奇犯了颠覆性的错误，在复杂的地缘政治格局中破坏了在俄罗斯和欧盟之间所维持的脆弱平衡状态，结果乌克兰被大国博弈撕裂。还要看到，大国博弈是导致乌克兰出现不稳定局势的重要外部因素。在笔者看来，欧盟和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没有充分顾及俄罗斯的感受和利益，踩了俄罗斯的脚面，并在很大程度上误判了俄罗斯的反制能力、反应力度、反制手段和反制区域。
乌克兰危机表明，欧亚战略空间需要适应于本土的新型合作范式和方式。而中国提出的现代丝绸之路战略应时顺势，符合亚欧大陆空间需要加强合作的诉求。“乌克兰的分裂将三大外交政策挑战摆在了西方面前：孤立俄罗斯的危险，中国无动于衷态度之谜和新思维的普遍缺乏。克服这些挑战需要齐心协力，推动政治制度和国家利益截然不同的国家加强合作并建立互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建设[16]“丝绸之路经济带”可能对此有帮助”
乌克兰危机表明欧亚空间并不太平，很多问题需要在国际层面加以沟通和合作才能得到解决，而解决和平与发展问题就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战略和思想。在亚欧大陆的新合作空间内，在现代丝绸之路构想中，乌克兰就不必为“东倒西歪”的战略选择而蹙眉，因为这个新合作空间足够容纳欧亚大陆所有国家的合作愿望，能够体现出亚欧大陆所有国家的共同利益诉求。正如古代丝绸之路的繁荣不是靠强制命令一样，现代丝绸之路的构建也需要合作精神。中国是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发起国和倡导国，但不可能是唯一的推动国和完成国，该构想的实现需要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共同努力和合作。21世纪的高铁技术和信息技术为新丝绸之路的构建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而现在需要的恰恰是合作共赢的精神和利益互享的理念。
中国现代丝绸之路的战略功能，就是在泛亚欧大陆的广阔战略空间构建新型的相互合作的战略空间。目前国际社会中有一些人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抱有偏见，将中国的此项战略置入传统的大国利益范畴加以考察，称“中国追求双边途径，利用这一项目来实现狭隘的外交政策利益。尽管中国或许有办法资助这一倡议所要求的大规模基础建设项目，但这样一个碎片化的战略将会抑制整合”。“丝绸之路经济带要发挥其潜力，就必须根植于一个更加广阔的愿景之上，这个愿景应包括多渠道的融资、多样化的所有权以及对各方参与者的有[17]效组织”。“丝绸之路经济带”所倡导的合作与交流是多向度的，物品的交流是以人的交流为前提的。亚欧大陆存在很多矛盾和冲突，巴尔干冲突、乌克兰危机乃至战争等案例表明，亚欧大陆需要包容，需要合作，而且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次区域合作，而是泛亚欧洲际性的大区域合作，通过合作推动大区域的整体发展是亚欧大陆板块最需要的，也是演化方向，符合各国的利益。因此，“丝绸之路经济带”给亚欧大陆提供了一种“合作”与“共融”的理念，“该倡议的目的是通过人员交流、加强贸易和货币流通来促进共同繁荣，这正是世界所需要的”，“推动合作和增进信任的最佳方式就是确保这能给所有参与方带来明[18]确的利益”。中国现代丝绸之路战略是建立在后冷战思想的基础之上的，也是建立在后冷战结构之上的。在冷战时代不会产生“丝绸之路经济带”这样的战略思想，因为从“思想”和“架构”的层面都还没有产生这些“合作”和“共融”思想的土壤。因此，在后冷战时代需要与冷战截然不同的思想和架构，而中国所提出的现代丝绸之路战略就是这样的泛洲际合作的新型战略方案。三 构筑现代丝绸之路战略的路径“丝绸之路经济带”涵盖泛亚欧大陆的各国，中国是起点国家，俄罗斯和中亚地区是核心地带和枢纽，欧洲是终点，非洲北部是延伸
[19]线。“海上丝绸之路的重点建设方向将从中国沿海港口向南，过南海，经马六甲、龙目和巽他等海峡，沿印度洋北部，至波斯湾、红海、亚丁湾等海域。即以东盟及其成员国为依托，辐射带动周边及南[20]亚地区，并延伸至中东、东非和欧洲。”这表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涵盖太平洋西部和印度洋，串联东亚、东南亚、南亚、中东、非洲东部和北部直至欧洲。中巴经济走廊将中国西部地区（新疆）与印度洋相连接，从而打通了中国内陆地区远离海洋的地缘状态。中印孟缅南亚经济走廊将中国南部地区（云南等）与南亚国家连在一起，形成经济合作的战略通道。
在讨论中国现代丝绸之路战略时我们要注意到，复兴丝绸之路的理念并不是中国首先提出来的。苏联解体后，中亚国家获得独立地位，为实现其经济复苏，尽快融入国际社会，它们相继提出了复兴丝绸之路的思想和方案，旨在挖掘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价值为本地区走向世界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土耳其也积极支持复兴丝绸之路，因为土耳其地处欧亚的接合部，自然希望通过复兴丝绸之路来提高本国的战略地位。就连美国也忍不住用“新丝绸之路”来概括其大中亚战略。但是与中亚国家和土耳其提出丝绸之路方案所不同的是，美国借用“丝绸之路”概念历史积淀不足，历史合法性不够，因此现实感召力也不强。上述情况表明，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不是偶然的，也说明在亚欧大陆复兴丝绸之路的思想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我们还要看到，中国提出现代丝绸之路战略不是建筑在空地上的。事实上，泛亚欧大陆陆海空间都相继出现了一系列次区域的互联互通和贸易投资便利化的合作趋势。比如在东南亚和南亚地区，2005年7月，《亚洲高速公路政府间协定》生效，正式启动了亚洲高速公路网项目。2010年4月，亚洲18个国家签署了《亚洲铁路网政府间协定》，从而启动了泛亚铁路网计划。2010年10月在第17届东盟首脑会议上通过了《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其中东盟高速公路网和新加坡—昆明铁路联运线项目的建设是东盟交通互联互通的优先项目。此外，东南亚和南亚相继提出了一系列互联互通规划，比如南盟（SAARC）区域互联互通规划、2009年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BIMSTEC）框架下的互联互通规划、孟中印缅（BCIM）区域互联互通项目、大湄公河次区域（GMS）经济走廊、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和南宁-新加坡经济走廊建设等。
中国与俄罗斯和中亚地区初步实现了能源管道的互联互通。上述情况是中国现代丝绸之路战略实施的基础和起点，不必另起炉灶，而是将泛欧亚大陆的各类次区域合作方案和计划乃至组织串联起来，协同起来，整合起来，拆除羁绊，打通空间，提高区域合作收益和效率。
尽管中国现代丝绸之路战略的功能具有复合性质，战略目标也是多重的。但其功能和目标指向却是非常具体和明确的，其中最基本和最突出的有两点：一是互联互通；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上述两点体现和贯穿在“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巴经济走廊”和“中印孟缅经济走廊”等一揽子方案之中。
互联互通是建设现代丝绸之路的重要内容。这主要表现在中国准备与相关国家、地区和组织打通交通运输的关键节点和通道，系统构建海运水运网络、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网络、航空网络、通信光缆网络，打造安全高效的泛洲际综合联通网络。习近平主席曾在APEC峰[21]会上非常精彩地阐述了互联互通对区域发展的战略意义。为解决上述基础设施和互联互通的融资问题，中国提出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解决本地区的融资“瓶颈”。
鉴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教训，在现代丝绸之路战略的构建过程中应扩大合作双边本币互换的规模和范围，扩大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的规模和力度。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一系列旨在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构想，如放宽投资准入、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扩[22]大内陆沿边开放等。
贸易投资便利化是现代丝绸之路战略的优先领域。中国在边境地区设立跨境经济合作区，比如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让边境地区成为中国与周边国家利益融合的纽带。中国正在构建更加开放的新型经济体制，旨在使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地结合，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以开放促改
[23]革。
在亚洲，中国的“世界工厂”和印度的“世界办公室”，“中国能量”和“印度智慧”，“中国龙”和“印度象”完全可以优势互补，深入合作。印度洋是中国构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区域。“事实上，还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地方如此集中地汇集了美国、印度、中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国的根本关切，这种汇集使得印度洋对于西太平洋的均势具有了不可或缺的战略意义。尤其在于，西印度洋成为中国变身世界强国宏伟工程的一个重要构件，而且已经在中国建设海洋强国[24]和大陆强国的过程中扮演了独特的角色。”“印度洋成了一个可以利用微小优势获取巨大利益的区域，增加了印度洋作为施加反制压力[25]的场所的吸引力。”在亚欧区域，中国是最大的新兴市场国家，欧盟是最大的发达经济体，“最大”与“最大”交融，一切都有可能；“新兴”与“发达”携手、优势就会倍增。中欧在新兴和发达经济体[26]合作中可以成为典范。中欧应树起互利共赢的新标杆。
中国提出现代丝绸之路方案的最大战略目的是准备与欧亚大陆各国共同构建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是指由各相关国家为共同分享利益而合作结成的联系体。互利共赢和共知共识是形成利益共同体的基本条件。命运共同体的最大价值在于每一个国家在追求本国利益时都要兼顾他国利益，“利益兼顾”之处即是各国利益交汇之处和利益联结之处。
进入21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趋势日渐明显，人员和资本流动、技术和信息跨国而行，每一个国家都很难在完全封闭的状态下生活。国家之间相互依存状态日趋显著，相互之间的关联性越来越大，从而形成了复合型的利益纽带。一个国家若要实现自身利益就必须兼顾其他国家的利益诉求，维护共同的利益纽带。近20年以来所发生的多次国际性金融危机已经表明，只有国际社会相互依存，相互倚重才能度过国际性金融危机。国际社会相互依存有助于应对复杂的国际形势，有助于克服各种国际危机，有助于维护共同的国家利益。现有的国际体系和机制有很多不完善之处，不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不能有效地遏制各种危机。国际层面的霸权政治威胁着比较脆弱的国家间相互依存的关系，损害公正平等的国际原则，因而不可能完全维护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普京在2014年的瓦尔代年会上激烈地批评了[27]美国的霸权主义行为。但人类社会本身就是一个相互依存的共同体：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一国发生经济危机会迅速传导到整个世界；在人类社会相互依存程度越来越高的情况下，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发生大规模的流行疾病会迅速波及世界其他地区，进而危及全球。所以，构筑国家间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当今世界的迫切需要。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需要通过国际机制建设加以完成。20世纪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国际社会的利益关系模式被定义为排他的、对立的、零和利益关系。但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利益观在猛烈地冲击着传统的国家利益观。各国利益的交集极大地改变了传统国家利益观，因为每一个国家都不自觉地和客观地成为国际社会层面共同利益传送带上的一环，不容出现脱环现象。主动损害他国利益不仅会导致自身的国家利益无法实现，还会导致整个国际利益传送带停转。目前国际社会所面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与每一个国家都息息相关。任何国家都希望自己得到顺利发展，但前提是必须让其他国家也能够顺利发展；任何国家的安全不可能建立在别国不安全基础上的；任何国家利益的实现都必须建筑在别国的利益也能够得到实现的基础上。在经济全球化的当代，我们对国家利益观需要有一个全新的审视和感悟。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尝到了对外开放带来的与国际社会利益交集的好处，主动调整了自己与国际体系的关系，越来越认识到人类共同利益的重要性。中国在迅猛发展过程中越来越成为国际社会的利益攸关者和共同利益的维护者。中国的成功就是比较恰当地将中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有机地结合起来，摆正了自己的位置，找到了国际合作的良好感觉。
中国在构建现代丝绸之路战略过程中特别关注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实现问题。可以这样认为，中国的现代丝绸之路战略就是建筑在泛欧亚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基础之上的。“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积极开展对外交往通商，而不是对外侵略扩张；执着于保家卫[28]国的爱国主义，而不是开疆拓土的殖民主义。”中国与世界深度互动的链接范式是遵循经济合作和平等互利的原则进行的。中国没有走大国扩张和称霸的旧路，而是通过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方式与世界进行交流。中国30多年的成功经验就在于此。今后中国的进一步崛起依然要靠互利共赢的经济合作方式。
中国在不断发展中逐步总结出与周边国家发展关系的经验和成熟理念。一是“互惠互利”和“平等互信”原则，这是我国同周边国家开展合作的基本原则。该原则强调“平等”和“互利”两个重要的因素，反对国际关系中的强权和强制。二是“包容互鉴”原则，强调世界发展模式和道路的多样性和多元化特征，反对以一种标准衡量整个世界。三是“合作共赢”原则，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只有通过合作才能求得共赢，反对单边主义和强权政治。四是“利益共同体”原则，即“编织更加紧密的共同利益网络”，强调“利益融合”，周边国家从我国的发展中获益，我国也从与周边国家的共同发展中获得[29]“裨益和助力”。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中国政府最近明确提出了两个有关利益方面的新理念。一是利益“惠及”理念，即中国与周边国家发展关系不仅不奉行唯利是图的原则，而且要强调“亲、诚、惠、容”的新理念，[30]中国的发展要“更好惠及周边国家”，让周边国家分享中国的发展成果。“要找到利益的共同点和交汇点，坚持正确义利观，有原[31]则、讲情谊、讲道义，多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二是“搭便车”的理念。中国愿意为周边国家提供共同发展的机遇和空间，欢迎大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搭快车也好，搭便车也好，我们都欢迎，正所谓“独行快，众行远”。中国开展对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将坚持正确义利观，不搞我赢你输、我多你少，在一些具体项目上将[32]照顾对方利益。这些理念不仅仅强调平等互利的原则，更包含着让利原则。中国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与世界尤其是周边国家共同打造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从而形成大区域互利共赢的合作格局。
只有在“利益兼顾”“利益分享”和“命运共同”的理念下才能实现现代丝绸之路的畅通。而泛欧亚的互联互通和贸易投资便利化就是实现其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最基本的途径和方式。四 构建现代丝绸之路战略需要处理好若干关系（一）处理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现代丝绸之路战略旨在构建中国与世界深度互动的新型链接范式，这就明显地涉及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如何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是构建现代丝绸之路战略的重要议题。在构建现代丝绸之路战略的进程中，“胸中要装着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国内大局就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国际大局就是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争取良好外部条件，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共同发展”[33]。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实行全方位开放；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依法治国的思想。这些都表明中国将继续走改革开放的路子，实现“中国梦”。而“中国梦”的实现需要恰当地构建与不断变化的世界之间的关系，需要良好的国际环境。现代丝绸之路战略需要解决国内与国际两个大局的问题。从该战略的构建上加以分析，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需要有大局意识、机遇意识、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该战略最关键之处在于国内大局与国际大局的衔接之处。中国应该在这个“衔接处”下功夫，“衔接处”就是国内大局与国际大局的接合部。恰当地运筹好“衔接处”和“接合部”，该战略就有了自己生长的战略空间。（二）处理好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之间的关系，统筹陆海两个丝绸之路与中巴经济走廊和南亚四国经济走廊之间的关系。中国的国家利益将通过现代丝绸之路战略的构建在泛欧亚大陆上得以实现。可以说，现代丝绸之路战略突破了我国一般意义上的周边国际环境的传统范围，面向整个欧亚大陆，甚至泛欧亚大陆。我国不仅要考虑欧亚大陆的陆地地缘政治和经济的合作问题，也考虑到泛欧亚大陆沿海和沿岸各国和地区的地缘政治和经济的合作问题。现代丝绸之路战略应统筹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两个战略，在功能、区间、合作方式等领域既要适当分工又要协同配合，完整地贯彻我国的外交战略和最大限度地维护我国国家利益，应将海陆丝绸之路作为实现中国亚欧非战略的重要战略平台和载体，构建贯[34]穿于亚欧非空间的战略之梯。（三）处理好现代丝绸之路战略与国内、国际各类发展战略之间的关系。从国内来看，要将构建现代丝绸之路战略与我国的各类发展战略统筹起来。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建应与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等结合起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构建应与我国所提出的“海洋强国”战略有机地结合起来。从国际来看，中巴经济走廊的构建应与国家西北部发展的大战略有机地结合起来，尤其要与新疆的发展战略和新疆南部的喀什特别经济区的建设结合起来；南亚四国经济走廊的构建应与云南的桥头堡战略结合起来。从国家总体战略布局上看，我国长江经济带战略应与我国现代丝绸之路战略紧密地结合起来。现代丝绸之路的构建应与我国的沿海开放和沿边开放战略有机地结合起来。（四）处理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周边外交是我国的总体外交的重点方向。2013年10月党中央召开了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为进一步开展周边外交工作进行了战略部署，制定了周边外交的战略目[35]标和实施方式。现代丝绸之路战略是实现我国周边外交战略目标的重要手段和方式。（五）处理好与泛欧亚大陆各种主要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构建现代丝绸之路不仅仅局限于我国的周边国际环境，而是伸延到泛欧亚大陆，具有洲际区域合作的大视野和大空间。该区域合作涉及几十个国家和地区，这里既有发达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极大，各国发展战略和政策很不相同，各国对世界的看法差别甚远，而且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状态也各不相同。这些国家之间亲疏不一，利益关系错综复杂。上述这些都大大增加了中国倡导现代丝绸之路战略的难度，其间存在着诸多不确定因素。所以，中国应该加强与上述相关国家的政策协调，确保泛欧亚大陆空间的政策相通。（六）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中国在构建现代丝绸之路时必须考虑到美国的因素。虽然美国不是欧亚大陆国家，是一个典型的域外国家，但美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对亚太地区乃至欧亚大陆的关注程度非常高。在分析美国因素对中国现代丝绸之路战略影响时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美国针对中国的崛起实施了“亚太再平衡”战略，旨在遏制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巩固自己在亚太地区的传统霸主地位，稳定与亚太地区盟友之间的关系。中国在东海和南海方向出现的一系列问题都有美国的影响。中国在构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和南亚四国经济走廊进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美国的干扰，在东亚、东南亚和南亚，在太平洋西岸和印度洋方向都会感到来自美国的压力。第二，中国在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中巴经济走廊进程中也会与美国的“新丝绸之路”战略迎头相撞。美国不希望中国在泛欧亚大陆发挥主导作用，会采取各种措施遏制中国在泛欧亚大陆的独特影响。美国竭力将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中亚国家引向印度和印度洋方向，以避免俄罗斯和中国过多地影响上述地区。第三，中国提出现代丝绸之路战略有破解美国战略围堵的意图。一是破解马六甲海峡的战略困局，破解中国过多依靠海上运输的脆弱之局，破解中国过多依靠东南方向的战略倾斜局面，让中国的西部地区与印度洋衔接起来，从而形成印度洋方面的战略通道。二是美国正在紧锣密鼓地构建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重塑国际贸易游戏规则，继续捍卫其全球自由贸易协定主导者的地位。为此，美国实施了两个战略方案，即“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TTIP）。这两个战略方案和制度安排都没有中国参与。而中国则不失时机地提出覆盖泛欧亚大陆空间的现代丝绸之路战略，明确地说，美国“跨”两洋（太平洋和大西洋），中国则越三洲（亚欧非），不能说中美之间已经在两洋和三洲之间展开了全方位的战略竞争，但中国与美国在国际空间上所展开的各自战略性安排具有利益交汇和利益交叉的复杂性质。由此可见，美国是影响中国构建丝绸之路战略的重要国际因素。（七）处理好泛欧亚大陆的经济合作与安全等其他领域合作之间的关系。不可否认，在泛欧亚大陆区域存在诸多不稳定和不安全因素，中东地区历来都是各种矛盾和冲突的交汇之地。最近几年北非和中东地区接连爆发“阿拉伯之春”，导致埃及、利比亚和叙利亚局势高度不稳定。至今“阿拉伯之春”已演化为“阿拉伯之冬”。西亚北非地区的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大国深度博弈，导致该地区局势更加动荡。而此地恰恰是陆海两个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中国的一部分能源就来自该地区，这就需要我们更加关注该地区与现代丝绸之路战略之间的关系。传统不稳定地区继续保持不稳定的局面，而欧亚大陆却又出现了新的热点。乌克兰危机最终引发内战，导致欧洲出现了新的燃火点。欧美和北约与俄罗斯的激烈博弈导致乌克兰出现了少有的武力冲突局面。乌克兰位于欧亚大陆的腹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乌克兰内战若持续下去，对中国构建现代丝绸之路会产生很大的消极影响。美国先后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打了两场战争，随后美军相继结束了这两场战争并陆续撤军，但美军撤出伊拉克给这个国家留下了烂摊子，2014年“伊斯兰国”（ISIS）在伊拉克异军突起，搅动了整个中东局势，宗教极端势力持续蔓延，威胁着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美军撤出阿富汗后该国的局势很难稳定下来，极端宗教势力很可能卷土重来，来自中东和中亚南亚的极端宗教势力在不断地向我国新疆渗透，严重威胁着我国西北部边疆的安全和稳定，更会对我国新疆的发展和开放造成严重威胁，进而影响我国向西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上述这些都是我国在构建现代丝绸之路战略进程中所需要考虑的必要因素。（八）处理好与上海合作组织、欧亚经济联盟等组织的关系。构建现代丝绸之路战略不是取代或者覆盖泛欧亚大陆的各类国际组织，而是采取串联的方式使上述这些国际组织更有效地发挥功能和效应。习近平主席明确表示，欢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对话伙伴积极参与，共商大计、共建项目、共享收益，共同创新区域合作和南南合作模式，促进上海合作组织地区互联互通和新型工业化进程。[36]中国的现代丝绸之路战略与俄罗斯的欧亚经济联盟有很大的合作空间，前者与后者的关系不是取代或排挤的关系，而是合作与互补的[37]关系。我国俄罗斯学界对俄罗斯和中亚在构建现代丝绸之路战略中所起的作用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提出了很多比较系统而深刻的[38]观点。（九）处理好现代丝绸之路战略与欧亚其他国家区域战略之间的关系。比如俄罗斯提出了开发远东的战略方案，哈萨克斯坦也提出了发展战略。蒙古国提出了东北亚安全“乌兰巴托对话”倡议和“草原之路”的战略。历史上“草原丝绸之路”和“茶叶之路”都经过俄罗斯和蒙古。中国应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蒙古等国在各自的战略方案方面进行有效链接，放大合作所产生的正效应。比如中蒙在铁路、公路互联互通建设、矿产开发和深加工等项目上具有合作潜力，应将合作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蒙古国资源富集，中国可以提供资金、技术、通道、市场等支持，双方具有很强的经济互补性。[39]（十）处理好与亚太自贸区的关系。2014年11月11日，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重申参与中国推动的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进程，逐步推动亚太自贸区的实现。中国为什么要推动亚太自贸区？该方案旨在破解区域经济合作碎片化风险，谋求在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新的增长动力，希望解决互联互通建设面临的融资“瓶颈”。这是横跨太平洋两岸、高度开放的一体化安排。面对新的国际局势的变化，亚太地区需要新一轮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中国推[40]进亚太自由贸易区进程，提出了目标、方向、路线图。在这次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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