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书记历：三十九位爱书人的集体回忆(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陈晓维

出版社：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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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书记历：三十九位爱书人的集体回忆试读：

长醉书乡不愿醒

我自上世纪六十年代起，热衷搜藏民国版新文学旧平装书，那年代香港经济困难，小市民生活艰苦，不少低下层平民百姓爱在街头摆卖，而摆地摊卖旧书也是个热门的行业，港岛湾仔、中环荷里活道、油麻地庙街、旺角奶路臣街一带，都是旧书业的集中地。最初卖旧书的，以地摊或手推车为主，爱书人可蹲在地摊前，左选右翻，不亦乐乎，然后跟摊主天南地北地攀谈，一再讲价，最后花“一个几毫”，得搜好书而归，独磨若干个无眠之夜。那时代旧书不仅便宜，而且还经常能买得珍贵的版本，套句本地话，真是“又平又靓”。

到得战前旧楼已拆得七七八八的七十年代，旧书货源愈来愈少，原旧书地摊的摊主多转业他去，留下的地摊也渐渐入了铺，发展成旧书店。汰弱留强后，便剩下三益、神州、康记、新亚、实用，这些曾各领风骚的旧书业翘楚。而旧书也因入了书店，成本加上了铺租人工，忽然跳升至二三十元一本。对爱书人来说，虽然加重了负担，但还算好，因为间中还可买到好书。但到了八十年代，内地大批新书涌现，不少民国版旧书重印，爱书人因有新书可读，旧书便一下子被打进冷宫，旧书业日渐式微，像我这样热衷旧书的爱书人，即使远赴濠江，行到路穷，也无法买到精品，那份收藏的狂热自然冷却，藏于心底，不再希冀能搜得珍本，书自然束之高阁了。

岂料二十一世纪到来，整个世界有了新的开始，旧书业也拓开了网络世界，一下子把中国各大城市拉近了，大家透过电脑联系沟通，旧书业忽地复苏，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我的书乡梦又可重温，又能够买到罕见的珍本了！

当然，现在香港的街头巷尾还能找到不少旧书店，但，你若想从它们那儿买到绝版的民国版新文学书，那是难之又难了。故此，近几年来，除了网上拍书以外，我的足迹遍及广州、上海、杭州、苏州、北京、青岛等各大城市的旧书店。然而，收获还是少得可怜，即使像上海的文庙，北京的琉璃厂、潘家园、报国寺等，过去是爱书人圣地的市集，也难以像以往般沙里淘金，“捡漏”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然则怎样才能搜得珍本呢？

我的做法是从网络上联系各大城市著名的旧书业者，让他们知道我的收藏范围及水平，他们每收到罕见的好书，便会透过电脑让我看书样，然后讨价还价，只要售价不是太过分，便可立即交易。若果书太多，或要价太高，而自己又太想要的，就得亲身走一趟，再行决定。

近年我从网上拍卖所得的民国旧书数以千计，有不少是我收藏四十年来都未见过的，且随意找些跟大家分享。此中买得最贵的，应该是赵景深（1902-1985）的《荷花》（上海：开明，1928），此书抢拍者甚多，浏览人次达八百七十次，我最终以第三十五次出价一千九百元投得，加上手续费及邮费，是两千多了。赵景深是现代文坛的多面手，以写文人轶事及评论为主，创作甚少，如果我没有记错，他只有一本短篇《栀子花球》（上海：北新，1928）和这本诗集《荷花》。《栀子花球》有几个文友介绍过，即是他们的手上都有，但《荷花》，我还是首见，一本有八十年历史，而当年只印一千五百册的诗集，保存达九品如新，岂是区区一两千所能替代！

以最高价买进的，不一定是心头的至爱，最近以八百元买到徐仲年（1904-1981）的《陈迹》（上海：北新，1933），使我兴奋得彻夜无眠。早年留法的徐仲年是我国著名的学者，建国后已专注于中法文学的翻译研究，但他二十及三十年代曾有不少创作，是我的研究对象之一。我曾经写过《徐仲年和他的〈双〉〈双〉》，介绍了他的长篇《双尾蝎》和短篇小说集《双丝网》；又写过《徐仲年的一篇手稿》，谈他的一篇未发表过的手稿《浅草社·林如稷及其他》。

在《双丝网》的自序里，徐仲年谈及自己早年的创作，说他自十六岁（即1919年）起，已在《时报》《京报》《晨报》等副刊及《浅草》上用过很多笔名发表作品，可惜大部分未保留，能找到的都收进了他的处女作《陈迹》里。而他当年常用的笔名中，以“徐丹歌”最受注意，鲁迅在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卷时也有提及徐丹歌。

这是我第一次知道《陈迹》这本书，没想到在写《徐仲年和他的〈双〉〈双〉》一年后的今天，我竟然买到这本出版于七十多年前的小书，得睹徐仲年的处女作。

在搜藏民国版旧书的过程中，我对诗集有偏爱，尤其一些较少人知道，转瞬即逝，似流星闪过的诗人的创作，更是我搜藏的重点之一，此所以我藏有李满红的《红灯》（南平：国民出版社，1944）、袁水拍的《向日葵》（重庆：美学出版社，1943）、力扬的《我底竖琴》（昆明：诗文学社，1944）、CF女士的《浪花》（上海：北新，1927）、庄涌的《突围令》（上海：海燕书店，1947）、柳倩的《生命底微痕》（上海：联合，1936）、刘廷芳的《山雨》（上海：北新，1930）、蒲风的《六月流火》（东京：内山书店，1935）、史轮的《白衣血浪》（上海：泰东，1933）、玉杲的《大渡河支流》（上海：建文，1947）等罕见的诗集，此中我特别喜爱史轮的《白衣血浪》。

山东邱县人史轮（1902-1942），原名马清瑞，三十年代是他诗歌创作的黄金时代，曾加入西北战地服务团，后转去延安，在文化救国会工作，为“战地社”主要成员，他的诗集只有《战前之歌》和《白衣血浪》两种。《白衣血浪》（上海：泰东，1933）是本三十二开一百一十九页的小书，那是首过千行的长诗，诗人以凄美的文字、诗意的情怀，描述了一段封建时代的爱情悲剧，以“白衣”代表爱情的纯洁，以“血浪”反映封建礼教之穷凶极恶。书内除了优美的诗篇，还有好几幅配诗的单线条抽象画，十分吸引人。此书封面设计独特，以红黄黑三色及圆直曲线交错，展示了诗人复杂的心态。史轮在《作者的话》中，对本书装帧者有这样的感谢语——“本书蒙段平右先生作封面，丰子恺先生作扉画，倪贻德先生作画像，庞薰琴，周多先生作插画，并此诚意致谢。”当年的装帧名家尽揽于此，《白衣血浪》不仅是本非常漂亮的诗集，还是一件艺术品！

除了诗集，我还特别关注大作家以少用的笔名所出的书、作家的处女作、本业非创作类的学者的创作，或诗人的小说、论述等。如张天翼以铁池翰笔名出的《齿轮》（上海：湖风书局，1932）、白薇以楚洪笔名写的小说《爱网》（上海：北新，1930）、诗人王独清的杂论《如此》（上海：新钟，1936）、语文家刘薰宇的《南洋游记》（上海：开明，1930）、杨荫深的长篇《哭与笑》（上海：现代，1930）、祝秀侠的小说《八月间》（上海：现代，1930）……都是较少人注意，而我比较珍爱的。

在收藏民国新文学创作类书籍这个圈子内，大家除了特别爱毛边本及签名本外，引人注目的还有精装本及线装本，因这两类书远较一般平装书为少。精装本中比较常见的，是赵家璧编的《良友文学丛书》四十种和《良友文库》十六种，都是软皮精装书，且每本均印上不同的编号，尤其前者，还有彩色印制的护封，非常精美。这几十册书虽然都出了超过七十年，但在收藏市场上，还不算罕见，一般价钱都不会超过一千块。不过，若书品完好，又存有护封的，则作别论。市场流传，整套齐全的《良友文库》，价在八万；《良友文学丛书》则卖到十五万了！还有一套商务出的《文学研究会创作丛书》，是四十开的硬皮布面精装，也比较常见，不过这套书的用料惹虫蚀，品相多欠佳，通常都是几百块的货式，受欢迎的程度不高。

我比较喜爱的，是良友出的另一批纸面硬皮精装书，这批书不列丛书，也不知出过多少种，但它们的封面及制作格式一致，初版也有编号，一律印二千册，我现存郁达夫等的《半日游程》（1934）、王家棫的《扫帚星》（1935）、大华烈士的《西北东南风》（1935）、林疑今的《无轨列车》（1935）、穆时英等的《浮世辑》（1935）和左兵的《天下太平》（1937）。

此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左兵的《天下太平》。左兵是位不见经传的无名作家，他这部十四万字的长篇小说《天下太平》，是参加“良友文学奖金”征文比赛的得奖作品。作者本身是位生长于农村，对农民生活有深入认识的教师，他在《题记》中说：原本希望以二十万字，描述“五卅惨案”以后“农村在内忧外患交相煎迫之中陷于破溃之形相；并传出革命势力相乘地在大众心里蔓延生根”（页三）的情况，可惜因为时间不足，在工作之余硬挤出了五百个工作小时，完成了这部他自己并不满意，只视为初稿的杰作。他把《天下太平》视为第一分册，还“预备从‘二七’年代到‘三一’年代的‘九一八’，写第二分册；‘九一八’后则写第三分册”（页三）。然而，不知何故，自《天下太平》以后，我们再也见不到左兵的作品，而他的大计相信也未完成。

至于其他零星的精装本，我最爱的是罗西的《人生底路及其他》（上海：正午书局，1931）。罗西（1908-2000），原名杨凤岐，湖北荆州人，也即是建国后写《一代风流》五部曲而声名大噪的欧阳山。我还藏有他的长篇《莲蓉月》（上海：现代，1928）和《玫瑰残了》（上海：大光书局，1935），就只有《人生底路及其他》是珍贵的精装本。《人生底路及其他》初版只印了一千册，我的这册是精装本的第628号，出版至今已七十六年，仍保存得相当不错，十分难得。这是本三十二开、二百零一页的短篇小说集，内含《中秋节》《再会吧黑猫》《人生底路》等六个短篇。最难得的是内页还表列出罗西的作品目录，原来当时他已出版了长篇七种、短篇小说集四种和散文诗歌两种，这对研究者来说，是份非常珍贵的资料。

线装本的新文学书非常少，经常被人提及的是徐志摩的《志摩的诗》（新月，1925）、《爱眉小扎》（上海：良友，1936）、冷红生（林纾）的《剑腥集》（北平：都门印书局，1913）、于赓虞的《晨曦之前》（北新，1926）、刘半农的《扬鞭集》（北新，1926），而我手上也只有王礼锡的《市声草》（上海：神州国光社，1933）和曾仲鸣的《东归随笔》（上海：开明，1931）两种，是未曾有人提及的。

王礼锡（1898-1939）与陆晶清夫妇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知名度甚高的文人，他1931年在上海创办了神州国光社编辑部，主编《读书杂志》； 1939年到重庆，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后组织作家战地访问团，以团长身份率领李辉英、罗烽、白朗等十多位作家，北上前线访问，途中因黄疸病在洛阳辞世。

王礼锡的《市声草》非常罕见，是本窄窄长长的线装本（28×12cm），乃旧诗与散文的合集，内分《市声集》《风怀集》《流亡集》《困学集》数辑，多为抒情、写意及记事之作，大多记述与小鹿（陆晶清）间的情事，可惜多情种子早逝，留下恨事绵绵。此书由钱君匋装帧，书前并有胡秋原、赖维周、陆晶清的序言及王礼锡的自序，至为珍贵。

曾仲鸣（1896-1939）生于福州，十六岁开始到法国留学，获里昂大学文学博士。1930年归国时，汪精卫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曾仲鸣与他世交，便追随他从政，曾任国民政府铁道部次长，后任汪精卫秘书多年。1939年，汪精卫避居河内时遭特务暗杀不果，曾仲鸣却被误杀。

曾仲鸣热爱文学，尤其对中法文学颇有研究，与孙伏园、孙福熙深交，三人曾合著《三湖游记》（上海：开明，1931），记述三人同游之事。其后因孙福熙主催，他又写了《东归随笔》。

我所藏的线装本《东归随笔》，大小恰如大度三十二开本（19.5×13cm），全书近百页，分七章记述他自法国起航回国途中所见所闻。书前有孙福熙的代序《朱古力的滋味》，他说曾仲鸣曾五次经过这条航道，“所见所闻，当然积累很多，而每次季节不同，时代不同，不但事物新颖，还可先后比较，免除以一概全之弊”，还说他最擅长从生活的微细处入手，以“轻浅的态度，产生最严重最深刻的人生”。

没想到追随汪精卫从政的曾仲鸣，也写得一手好文章！

读到这里，大家一定想问：究竟你那几千册书共花费了多少？你的书呆梦难道没完没了，何时才会醉醒？

对不起，我没计算过，也不敢算。我怕认真算过以后，今后再舍不得花钱买书。我只能告诉你：普通书以百作单位，好书则以千计算。但，我得告诉你：若想得天下好书，一定要大破悭囊，此所以经常有内地的旧书业者带十本八本书，自由行到港访我，一般都能赚回旅费有多哩！

至于我的书呆梦嘛，恐怕永不会醒了，我今生今世大概都是长醉书乡不愿醒的了！

买书记憾

这辈子爱好不多，闲时就好买买书，演演戏，写点狗屁文章。三样事哪样干得也不出彩。这里只说买书一项。

说起藏书，我就泄气。买书三十年（此为大而化之的说法，实际不止此数），若是旁人，收获定然大有可观，即使没有盈箱的明版清刻、民国旧书，也会有成柜的签名本、精装本、毛边本入账，让人馋涎欲滴，眼热眼红。我则不然，碌碌三十年，买的书倒是不少，堪称精品的却不多，套用一句口语：一般般。

三十年中，总有二十五年，我买书既不看版本，也不重品相。我一向认为，买书是为读而不是为藏更不是为玩的，因而从来没有几版几印、印数多少、精装与否的概念，只要是信得过的出版社出的，自己又感兴趣，就买下来。这样，我的书固有不少一版一印的，可二印三印、再版三版的也不少。这于读无碍，于藏就有些不大相宜。近年受时风影响，想稍稍讲究一下，发现一些更早的版本，若价格不贵，品相尚可（最好是精装），有时也买下来，替换掉原先的那本。比起后印的，最早的印本自然更有说服力，也更讨人喜欢。再有品相，我也不挑剔，只要头尾俱全，不缺页短字，就认可。因而我的书中就有一些又脏又旧的、盖满了大小图章的、有油渍水迹的、卷了角折了边的、甚至缺少封面封底外面糊了一层牛皮纸的。现在，这样的书我是不会再要了。偶有例外，一定是因为书的其他方面吸引了我。比方近年买过一本刘禺生的《世载堂杂忆》，《近代史料笔记丛刊》的一种，中华书局1960年12月初版，封面就缺了一块，按说不该要了，但因为这个版本不常见，书的其他方面完好无损，价格又低，还是买了。这是刘禺生七十岁以后，“忆写从前所见所闻之事”而成的一部笔记，“随忆随录，篇幅不论短长，记载务趋实践”，可当信史去看。如《清陵被劫记》一篇，叙孙殿英盗墓事，洋洋万把字，尤其所附清侍郎陈毅的《东陵纪事诗》和耆龄、宝熙当时的日记（三人皆为清室所派大臣，专司收拾陵墓残骸、重新安葬之事），言之凿凿，足资取信。书系黑糙土纸印刷，也有“三年困难时期”处处将就的痕迹。这书近来一直放在我的枕边，就寝前读上一段，获益良多。

我买书缺少战略眼光，错过的好书不可胜数。有件事我最是耿耿于怀。那年我三十岁不到，一日在旧书店，碰见两本书，一本是师陀的小说集《果园城记》，一本是李广田的散文集《银狐集》，皆是民国初版，书品极佳，每本标价一元二角。两块四，今天真不算什么，可在八十年代初，我一个月只挣三十来块钱，就不是小数了，够一礼拜生活费哪。我把书拿起又放下，拿起又放下，犹豫了半天，还是放弃了。不久，广东人民出版社选印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新出了《银狐集》，我花四毛多钱买了一本，还不无得意地把这件事记述在一篇文章里，以为自己捡了个大便宜。可若干年后我就后悔了，那两本书老在眼前晃，越想越悔，真想穿越时空把它们再追回来。当然，这只能是做梦，版本、品相这么好的民国书，可遇而不可求，一旦错过，就再也没有重逢的机会了。

我半生买书所以不称意，跟我乏人指点、悟性又差关系极大。多年来我只对当代散文感兴趣，买的多是1949年以后出版的散文集，这样狭小的眼界，势必把那么多的名家画册、经典古籍、线装书、外国文学名著等摒除在外了。进了书店，眼睛在书脊上跳来跳去，只对散文集敏感，漏书之多可想而知。若能遇高人及时指点，也许还可亡羊补牢，但长期的孤陋闭塞，使我终于没有及早回头，以致一误再误，坐失良机。近些年好书难觅，书价奇昂，要想把失掉的书捞回来，怕是势如登天了。

即便是散文集吧，精装本、签名本应该也很不少。可是这样的机缘我也没有抓住。我买书误区有二，一、有平装有精装，肯定买平不买精；二、已经有了的书，以后碰见就不再翻动了。前者是图省钱，后者是嫌麻烦。结果，印数少的精装书我少之又少，也放过了许多签名本。即便赶巧见到了签名本吧，也不是都拿到手了。一次在书店见到一部《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上下册，是叶圣老签赠给范用的，定价两元五角。我身上没这么多钱，只好蔫蔫地把书放下，骑车赶紧回去取钱。前后也就半个多小时，回来再找这书，已经被人买走了。当时那个懊恼就别提了，为什么不先把书交给营业员代存再回去取钱呢？怎么就这么“榆木”呢？只好归咎于与此书无缘，心才稍稍放宽了些。

买书三十年，净是教训——深刻的教训。我惟有感叹自己连买书这么简单的事都干不好，不是无能是什么？！

海王村书肆之忆

现在的淘买旧书，与过去的脚踏实地的访书方式有了根本的不同。在拍卖会上使蛮力争书，于网络上隔山买牛，到底没有了天地人交融的平静与自然。所以我用“脚踏实地”这个词来与新时代划清界限，同时向旧时光投去最后的一瞥以示诀别。

私人访书史，虽渺小，也好比“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说起”。那就从海王村书肆说起罢，想起哪段说哪段，不顾及什么起承转合，或是记忆片段，或是书肆寻梦，终归一句话——“逝者如斯夫”。

旧书的趣味，我知道得很晚。那是北京城陷于无秩序的某年春夏，供职单位的管束也松懈了许多，我得以找各种借口外出不归。溜号之后去得最多的便是琉璃厂。琉璃厂十字路口东北角是海王村公园，进得南门两边是两溜长廊似的房子，一间一间的，两溜房子交汇处是一座二层小楼，坐北朝南，俗称“三门”，是中国书店总部所在地。楼里有很多的古旧书，并专设“内柜”让有头有脸者优先挑书，中国社会的特权阶层，啥时也取消不了。这权力倒不是“权倾朝野”式的势焰熏天，但是实惠终是少不得的。早期海王村公园，远处的北楼隐约可见，时逢正月厂甸，游人如织

据文史专家王学泰先生回忆，海王村归中国书店使用是“文革”后期的事情——“琉璃厂旧书店1972年开始营业，不过直至1979年之前都是以‘内部书店’形式卖书的。其地点在海王村，也就是前面所说‘小广场’的路北。”“美国总统访华后，书禁大门终于开了一条小缝，爱书者和曾受惠海王村旧书店者还是应该感谢尼克松的，这就是海王村中国书店开始凭介绍信可以购买旧书的大背景。时间大约是在1972年春季。”

王学泰所说介绍信，有两个档次，普通的“用张信纸，开个便条，盖个公章就可以了”，但只适用于西廊。要进我上面说的“三门”则须局级以上的介绍信，像“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介绍信也管用。

正规的介绍信是很讲究的，有编号，中间有虚线及骑缝公章，高级的是用钢印，虚线便于撕开一式两份，办事的人拿一份，单位一份留底。抬头落款诸项格式都是印好的，填写时必须用什么笔也有要求。越是大单位介绍信越正规，介绍信越正规表示要办的事情越重要，接待人员也会因此高看你一眼，深信不疑且大开方便之门。

介绍信是中国社会的一个病瘤，它的伸缩性很大，造成权力真空。1993年5月7日，我骑摩托车去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买港版《金瓶梅》，前几天来过一趟人家说买这书须介绍信。我回单位（至今我也不好意思说那算是啥单位）很容易地就开了一张，亮给管事的看，管事的说：“介绍信你揣起来吧，我不看了，《金瓶梅》卖给你。”当时他还说了一句：“就这介绍信你不拿出来还好，拿出来我收了，让人家笑话！”我得寸进尺，说您再卖我一套吧，真是碰到好说话的了，真的又卖给我一套（二百九十元）。

旧书业的名人雷梦水们就在海王村北楼上班，我没赶上看见雷梦水。只是后来冒冒失失给老先生写了信，信没留底，无非是些仰慕的话罢。老先生回了信，送我一本他编的《台湾竹枝词》小薄册子。雷先生住南三环洋桥马家堡，几封信我都留着呢。再后来在琉璃厂书市买到好几本小薄册子，是雷老的旧藏，每书都贴有购书发票，姜德明先生在文章中说过这是旧书业老派人的做法，“他（雷梦水）虽卖书，也自备一点心爱的书在手边。出于洁身自爱，也是为了避嫌。购来的每本书上或贴有单据，或留有购书日期、定价和单据号码。这种处世之道亦带有一点儒雅之风”。

三门里我几乎没买到过像样的书，这是后来的回忆，当时是因为不懂好赖书。长廊似的两溜房子也是中国书店的门脸，俗称“东廊”、“西廊”。西廊原有的店名叫邃雅斋，好像打解放前就有。西廊以新书为主，门脸正对着南新华街，行人一迈腿就进了书店。门口挂着块牌子“常年收购古旧图书”，正是这块牌子暗示着中国书店与新华书店的一个重大区别。新华书店只能卖新书，而中国书店新旧书都可以卖；新华书店只能照定价卖，中国书店古旧书的定价可以随行就市，可低可高，更多的时候是“高价”。常常看见读者拿着书问店员：“这书不是定价一块二吗，你怎么卖十块啊？”这就是不懂旧书行的外行话。

王学泰讲他在海王村碰见过的各式买书人，“我很羡慕那些刚落实政策补发工资的人们，在每天候于海王村之门的诸位之中颇有几位是口袋里有几千块钱的”。先插一句，范用在七十年代用补发的二千元于上海旧书店狠狠买了一大批民国画报期刊，我亲眼看过上海书店开具给范用的三纸清单，全部是“弹睛落眼”之物，数量多，质量高，品种优。这批宝贝现在应该是归了上海出版博物馆。王学泰讲某“女同志花二百元买了九百本一套的进步书局的《笔记小说大观》。当时这被看作是豪举，引起许多人的羡慕”，这套庞然大物我也在东廊看见过，时间已是九十年代初了，标价好像是八千元，看了它许多年，也没卖出去。还有一位“专买新中国成立前上海大达图书公司出版的‘一折八扣’书”，王学泰也颇不以为然，说“这些书等同垃圾，最好的去处是造纸厂”。“一折八扣”书的优势是便宜，十几块钱当时能买一百多本。我也热衷过一阵子“一折八扣”书，只挑封面好看的、彩色的买，不求多，此时十几块钱只能买一本了。

淘买旧书必得过金钱一关。知堂老人曾说：“大约十元以内的书总还想设法收买，十元以上便是贵，十五以上则是很贵了。”王学泰曾写道：“1972到1974两年多我几乎是日日光顾海王村淘书。那时的旧书还是1965年定的价，与现在的书价比较起来不啻天壤。记得我只用了两角钱就买了一本何其芳先生的布面精装《汉园集》。后其芳先生说，抄家抄得连自己写的书都没有了，我就送给了他。北楼的一些明刻书是一元钱一本。一部残的欧阳永叔集二十五本，价二十五元。可惜那时只挣五十四元钱，吃饭养家外没有多少余裕，否则不知搬回多少被家人视为的‘破烂儿’。那是文化荒漠中的一片绿洲，至今思之犹感温馨。”《红与黑》中侯爵大人训诫于连“要做个上等人，至少要有两打衬衫”，这句话转换一下意思同样也很适用于爱书者。

进东廊不如进西廊便当，你得先进海王村大门，曲曲弯弯，才能见到东廊，东廊的门很小很隐蔽，头回来还真是“不得其门而入”呢。还有一个进口是从大门旁的安徽四宝堂里穿进去，我是去过多少回后才知道这个捷径的。东廊很僻也很暗，终日射不进来阳光，昏昏暗暗，与四壁的古旧书颜色倒是天水一色。终年在这里的店员，好像现代人发配到了荒寺野庙。

我的旧书刊初旅，即在东廊开展，这是永记终生的。我后来能够写作出版十几本书，还是要拜东廊所赐。感谢种金明先生耐心地一次次给我找配旧杂志，使我走上了与大多数人不一样的藏书路径。

种师傅是中国书店老员工，长期负责收购古旧书刊，这样的经历使他结识了很多文化名人，巴金就是其中一位。住在上海的巴金，每年到北京来开会，下了飞机先到中国书店，看完书以后选好，开完了会再回来付钱。巴金喜欢世界语，凡是世界语的书他都要。对于巴金买书的特点，种金明记得尤其清楚：“他买的主要是外国的文学书。”种金明曾经收购到一本塞万提斯西班牙文的《堂吉诃德》，里头全是插图，这套书共有四本，他知道巴金一定会有兴趣，就给留着。果然，巴金看到后很喜欢，立即买走。

东廊架上柜内摆的全部是古旧书，线装书占八成。另有一面墙是西文书及日本书，藏书票收藏第一人吴兴文先生，就是在这面墙上一本一本地翻找，找出了国人使用的第一张藏书票：关祖章藏书票。与吴兴文一起逛东廊的秦贤次先生，在这屋里狠发了一笔“新文学绝版书”的大财。我们很久以后才在一本台湾刊印的图文目录中见到了这批宝贝，秦先生好像远未到捐书的年纪就把书捐了出去，真是拿得起放得下的藏书家。陈子善教授在《我观新文学旧书市场》中说：“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陪同台湾学者秦贤次、吴兴文兄等到京选购新文学旧书，就在琉璃厂‘海王村’流连忘返。这‘海王村’到底什么性质笔者至今弄不清，大概是个人承包的。拿出来的旧书真多，令人眼花缭乱，又可从容地挑选，大宗的为秦兄所得，现在都已捐赠给台湾‘中央研究院’了，只要读一读十六开本两大厚册的《秦贤次先生赠书目录》（2008年7月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编印）就可明了。”

史树青说过海王村的沿革——“1917，在桥东新辟海王村公园。这处公园实际是一座宽敞的大院，园中东、西、南三面为书籍、古玩、字画、照相、琴室；北面为楼房，清末曾由端方设为博物馆。海王村公园成立后，这座楼房改为工商业改进会陈列所。”

1936年《北平旅行指南》称：“至民国后，开辟马路，拆弃窑厂，后在该处建设海王村公园，叠石为山，蓄水为池，但因地址狭小，游人甚稀，不久遂亦废止。今遗址虽存，而公园之意义全失，园中北楼，现为财政局稽征所占据。”

前几天读王冶秋《狱中琐记及其他》，里面有一段写到了海王村公园，写的是1930年8月1日的学生游行——“出了师大校门，就向南往厂甸的方向走了，高呼着口号，打了附近路西的一个国民党区分部的牌子，又朝前走。前面有一个同志骑着车子散传单，路上市民纷纷接传单看，正走到海王村公园的西门外，听见里面‘哨子’一响，南门、西门就跑出一大群穿着白小褂裤，扣子那里有一根红头绳作标记的彪形大汉，光头，肉胖子，像一群出了笼的豺狼，扑过来，把队伍冲散，然后两三个人对付我们一个，拳打脚踢，在一阵混战之后，几乎把我们所有的人（约七八十人左右）都逮捕了。”今后若有《海王村公园小志》这本书，应添上这段旧闻。

姜德明先生出示过一帧《北京厂甸春节会调查与研究》书影，“书的封面绘有琉璃厂海王村的正面图景”，此书出版于1922年，离公园开园不过五年的光景，所以海王村最初的面目应去之不远。大门上书额“海王村”，带轨道的铁栅栏门两向分开，门里可见花坛。大门左首的墙上挂有“铸新照相馆”的招牌，右首挂有“古玩处”的椭圆形招牌，挨着的是“傅三书画像处”。七八十年光景，海王村里里外外大变身多少回也许数不清了。1922年出版的《北京厂甸春节会调查与研究》

最大的变身是在九十年代初，由于每年春秋两季的古旧书市，涌进来的读者太多，院子里人满为患，所以海王村在院里扩盖了二层平台，等于是增加了一倍的面积。平台是露天的，从东门进来几步，修了一条坡道，上去就是平台。平台只在书市期间使用，为了遮风挡雨，书摊搭建临时的遮阳棚。所谓书摊不是现在习见的招商式书摊，摆摊的都是中国书店散布四城的门店，如前门店，海淀店，灯市口店，隆福寺店。每个店的货色也不尽相同，最好的当然是虎坊桥中国书店总店库房拿出来的古旧书了。资深的淘书者冲进书市后，会直奔总店库房摊位，这里抢到好书的概率十倍于普通门店。事情并不尽然。某次书市，得以恩准提前几分钟进入书市，一时眼花缭乱，哪个摊位都是扫一眼就走，根本沉不下心一架一架细细瞅瞅。有位运气好的半熟脸书友拿着《今传是楼诗话》原版书走过来，我问他哪个摊买的，他指给我看是前门店的摊位。我刚才也扫过的，如果心静一些，这本罕见的书本应是我的。

书市已停办多年，今日之海王村，冰清鬼冷（周肇祥语），不特非民国全盛时比，即前八九年的气象亦风消云散。业内外的一致看法：货源枯竭矣。

呼和浩特藏书家王树田是海王村书市的常客，写有《海王村里赶书市》，记忆书市的景象和他的收获。还是听听他描述的吧——“作为书市常客的我，最使我怀念的，还是九十年代前期中国书店的古籍书市。该书市位于琉璃厂海王村大院内，楼上楼下两层，规模大，品种多，几乎全是平日见不到的库存书。除了大量的线装书外，民国新文学、旧期刊、老报纸、外文书等五花八门，应有尽有。更吸引人的是书价较低，充分考虑到爱书人的承受能力。尤其是线装残书，每册只收一元，而内中多有明版、殿版、精刻本、版画等等，虽则不全，但买下来留待后配或存个书样总是好的。于是乎，书友们闻风而至，不肯错过这绝好的机会。”

下面这段王树田描述的场景，资深的淘书客应该看着眼熟——“1994之秋艳阳高照的一天，我早早赶到书市，大门尚未开启，门外已挤满了人，南北口音相互夹杂，噪声不绝于耳。还有人是专门乘飞机赶来的，还提着行李，可见书市魅力之大。人们求书心切，书市却迟迟不开，便有人鼓噪撞门，也有人不知从哪儿找来店员穿的蓝大褂，冒充内部人往里混。”“书市终于开门了！人们全都不顾一切地往里冲，有被挤倒的，有掉了鞋子的，连老外也呼喊着冲在前面，那情形，现在想起来还惊魂夺魄。守摊的店员虽已有准备，还是被这汹涌的人潮冲得乱了手脚，只有躲闪的份了。其实，抢书者大多是奔那一元一册的残书去的，一捆书还未打开来，便会有七八双手同时去抓抢，不管什么书，抓到多少算多少，然后再到一边去细挑。我身单力薄不能与其竞力，只能拣拾人家弃掉的书，居然也捡了一摞，其中居然还有四本一套是全的，赶紧付款走人。”

这里夹抄一段我1992年4月18日的日记：“礼拜六 晴。八点半出发上琉璃厂书市。昨晚把行程表拟好，够宏伟的，实现恐困难。先骑到三味书屋，没到点呢，接着在六部口邮局买邮票，总是到了就能买到。骑到琉璃厂海王村大院，现在各门市都独立核算了，各顾各，态度也好了许多。买了《陶都精华》，二十六元。看中了顾景舟主编香港印制的《紫砂珍赏》，相比之下，国内印的几本逊色多了。上平台，地下扔着一大堆残缺的线装书一大堆人围着在争抢，我没参加战斗。”我不懂古书，要是懂的话，也就加入战斗了。

买书者当年皆少“复本意识”，今日皆齐声喊悔。王树田讲：“我见到民国年间著名藏书家、刻书家吴昌绶精刻初印的《墨表》一书，为红印本，一本即是完整的，当时居然有一摞数十本!而我，不想要复本，只选了一本封面有墨跋的，是吴氏持赠原藏者京城名医萧龙友的。后京城大藏家孟先生愿高价求购此书而被我婉拒。我当时购买此书只花去七元钱，早知如此，我当时把那一摞都包圆儿了多好！此乃后话，不提也罢。”

2006年春季的书市，是最后一次书市。我的日记记下了那一天：“四月一日周六。乘609转地铁奔书市。到了已开市，心不急也。全部是四十元一本的民国杂志，旧书及线装书全没戏。挑了五本杂志，再无可买者，他们也如是。中午吃锅贴，吃完又与柯、胡返回书市，没添新货。”我于海王村书市最后买的几本书是：《东京梦华录》，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一版二印，一百五十九元。《青年人》，二卷七期，成都出版，四十元。《汗血周刊》，四册，一百六十元。

书很普通，值得一说的是，《汗血周刊》内有张瑞芳的集体照相，那是张瑞芳演艺生涯的青春岁月。张瑞芳曾于北平国立艺专就读美术系，艺专旧址即今民族饭店。我的旧居离民族饭店很近，小学六年及以后的岁月我曾几千次地走过艺专遗址。

插说一段海王村大门外的食摊。琉璃厂东西两街都是一望到底，几乎没有像样的树遮挡视线，更没有与百年老店相配的百年老树。惟一处有棵大树，那就是海王村门前，这里是琉璃厂最宽敞的一块空地。

大树下常年有一辆平板车改装的食车，车上有十来个盆装着荤菜素菜，主食是米饭，一份五元。你可以挑一样荤菜二三样素菜，反正“碗大勺有准”，盒饭大家都吃过吧，半盒米饭之后就没有多少余地盛菜了。荤菜有红烧肉，里面有卤鸡蛋，我最爱吃。红烧鱼也常有，我好像没要过。当街吃饭已非雅人雅事，你再一边吃一边吐刺，像什么文化人样子？一开始只是一对小夫妻在这里卖盒饭，生意很好，小夫妻是本地人，男恩女爱地做着小买卖。不久竞争者出现了，离小夫妻十多米的地方出现了同样的一辆食车，出卖的饭菜也差不多。小夫妻紧张了，一边卖饭一边往那边偷偷地瞄一眼。

现在大树下早已没有了卖盒饭的平板车，我也从一个人逛海王村改为成帮结伙，吃饭的地方也改为“老浒记面馆”了，人均消费更不可能回到五元时代了。

Ade，我的卤鸡蛋盒饭！Ade，我的独行侠访书！

冷摊夺魂记

德胜门往北约十公里就是清河，我少年时不记得曾去过。那时我家住在离清河往北差不多二十五公里远，只是偶尔坐车路过的时候探头张望一下：蜿蜒和狭窄的公路，两侧是高大的杨树，黄昏时分的阳光照在或黄或绿的庄稼上，这即是脑海中残留的印象。后来大学毕业回京，由这里中学教务处的以前的老师，介绍了历史教师的工作。那年是1984年，清河还是落寞的样子，只有三趟公交车，仿佛还有一趟到北郊市场的长途汽车。在当地人称之为“街里”的街上有不多的几家商店，留下印象的是一家国营的副食店，因有一年我上海的表哥来看我，我们曾在店里小酌。仅有的凉菜是羊肉，而我是不吃羊肉的，但也没说。表哥已故去二十年了，而那时我也正度过艰难和最不开心的日子。

在街东头拐弯的地方曾有一间新华书店，所卖的书大部分是积满灰尘的过时的书，现在这店也没有了。

关于这里的书摊，大概是1994、1995年间出现的，就在公路边的一片空场地上，先是零星的几个，而后就越来越多，星期天的时候可能有接近一百个。看书的人也很多，有些是从很远的地方过来，我后来认识的几位瘾君子朋友都来过，他们住在距此几十公里远的地方。这里的书，和所有卖旧书的场所一样，所谓的古籍和珍本是很少的，我几乎没见过。但是用来阅读或作为研究资料的书还是有，有时候也会买到一直在寻找的书。我当年每天逛两次，中午一次，下午下班以后一次，因为去得晚，可能许多好书都溜走了，“冷摊负手对闲书”的意境，后来知道是没有的事，只能是对没人肯要的破书吧。

这里所说的都是旧事。书摊是早就没有了，仿佛是有个什么通知，一夜之间就取缔了的。有一年在潘家园，有摊主卖一本生活书店版的《华伦斯泰》，他看见我时说：“不认识了吗？”原来是当年曾在清河摆书摊的摊主，现在见面也已不再说话，好像是从没见过的陌生人。（二）

邵懿辰编的《简明四库目录标注》，是在四库书目的各条下标明了版本，对于识别古书很有用，是我当年一直想买的。虽然是一本普通的工具书，但是各书店都没有，记得在清河买到以后还曾拿给中国书店的某店员看，认为是买得的好书。现在这书已成为没人要的书，前一时网上有一本，标价仅一百元，只有几个人看而无人竞标。有一部以老的标准说是“善本”的书，是在清河买的。那其实是一部四册石印本的《元次山集》，但每册都有批校，从所批的文字看，只能是专家所为。这书是搜齐了各种重要的古本校正的，并且从方志中抄出不少佚文和材料，是很完整的整理本，书法也写得极精美。这套书现在还在我的书架上，只是不知批校者是谁，因为落款仅是“铭”或“荃翁”。

总的来说，好书寥寥无几。那时我认识的朋友不多，有位忘年交的老友，现在很久不见了，可能是上了年纪而情趣寥落了吧，曾买到过初版的《赤地之恋》和竹西馆刊版顾太清的词集《东海渔歌》。那时能见到不少有名人题字的书，但没有旧的版本。算是难忘的一次，是有几十本作家张洁的书，都是赠本，但多被撕去了签名的那一页，只有丁玲的《访美散记》和黄秋耘的一本书不知为什么没有撕。其中巴金的《随想录》，是最早的香港版，也是此书最早的印本，精装的五册，因为是随印随出，不是同时出版，所以每本都有签名，可能还有赠言，这是巴金喜欢写的。五本都被撕去了扉页，没有幸存的。

某一天骑车路过，看见地摊上有棕红色布面的一本精装书，那是1950年版的《刘岘木刻集》，道林纸玻璃版印，这书的纸张和印法都还很老派，仿佛是战前印的书。这也算是我在清河地摊买的喜欢的一册。失去的书（一）

海淀的旧书摊原来有两处，蓝旗营到中关村拐弯的地方是一处；好像在四道口或者五道口的一条斜街上是另外一处，已经有点记不清楚了。听说以前在海淀体育场还曾有，但那是更远些的事，我都没见过。而今这两条街经过改造已经面目全非了，再找不到当年的踪迹。海淀的书摊和清河的差不多是同时，消失得略晚些。书的来源是废品站，因当时清河、海淀周围有好几个大的废品站，而摊主们原来也大都是以收废品为职业的。

海淀的书摊我去得不很勤，因只能下班以后去。在蓝旗营地摊曾买到过一本《推背图》，是清末石印本，黑胶布面精装，内页还是如古书那样单面印和双折页。《推背图》不是什么难见的书，过去流行的皆为抄本，好一点插图还是彩绘的，但刻本似很少见过。这本印刷的《推背图》，虽然年代不古，但是校印还算规矩，想到很少有印本的事，也还是很有意思的。后来有一位在政府做官的托朋友让我找一本，并《厚黑学》共作研究之用。看在朋友的面上，就把这本送给他了。以后听说他有点不满意，又买了一部“月饼盒子”云。这是将红粉错送了英雄的事。

此外还买过清末刻的《万国旗帜》，手工上色，也是普通的本子。又见过一本开明出版线装的廖仲恺诗集，因不是刻本的关系没有买。在四道口地摊只买到一本唐弢《书话》，是因为书品太好才买的，其他就都是买来看的书了。

注：“月饼盒子”是书商玩的把戏，把小本书掺水做成大本，然后制“精美”包装，做成“礼品书”，高定价低折扣卖出，以赠送附庸风雅的官僚和商人。这种书错误百出，外包装像是装月饼的盒子，故而得名。（二）

东黄城根原来有个小的古玩市场，其实是个杂市，因有卖古玩的，也有卖花鸟鱼虫的，也有几家卖书的。大概1999年时还在。这是条安静的小街，两旁是小棚子，摊主很多是北京当地人。每次我去逛的时候，好像都只有我一个顾客。

靠北的两间棚子是卖书的，都是过时的杂志和二手书，决无可买的东西。有一天忽然拿出几册五十年代的画报，说是原来有很多，都被一个人买走了。后来知道是被我朋友老谢买走的，听他说几乎是六十年代前全份的《人民画报》，但没有创刊的那本。这本创刊号他以后在中国书店花了五百元买的，并对书品赞扬了一番，而我认为有点贵。不久后我在潘家园地摊也获得一册，书品比他的还好得多，当我向他指出这一点时，他不肯承认，虽然那是明显的事实。

在卖古玩的摊中，有的有线装书，我曾经在一棚子里翻出乾隆清晖书屋翻刻的《板桥集》，是完整的，索值是八十元。现在这套书差不多值一万元，可是因为当时看见中国书店有一部七十年代珂罗版印的《梦溪笔谈》，就用这套书和另一套明版跟书店交换了。这部《梦溪笔谈》是按北图藏元至正版原大印的，比八开纸还大，用纸和印刷都极其讲究，蝴蝶装，限定编号一百部。后来因为要买其他的什么书，就又把这书送回书店，经理说不一定什么时候能卖掉，只肯出原价的一半，就是说二千五百块钱，没办法只好认了。以后听店员说这书第二天就卖了，而且比五千块钱要贵，究竟多少则讳莫如深。

我认识的一位朋友说，他曾在这个市场买到《新元史》的手稿，后来我也亲眼看见了，有一尺高的一摞。我蹓过那么多的书摊，从没抱着这样的幻想。（三）

琉璃厂西荣宝斋的旁边，以前有一个市场，现在已经拆除了。里面大半是卖古玩字画的，有几个店兼卖胡乱什么只要是有字的纸的，也有旧书。其中把角有一间店，以前经常进去坐，店主是两位中年人，年长的如今已见不着了，另一位也已不再开门市，而只在网上经营，网名是什么也没问过。日常拎一布包，有时候碰见时，他还是老样子地打招呼说：“柯，忙什么呢？”恍惚还是往日的情景。

大概是十几年前，有次年长的那位给我看一本画册，那是黄新波三十年代出的木刻集，名字忘记了。厚洋纸原版拓印的，墨色漆黑，开本比十六开还要大一些。我问多少钱，他一直支支吾吾的表示不卖，说那是他父亲留下的，他准备拿去拍卖会。我现在明白过来了，如果我肯出高价他一定会卖给我，可惜我当时穷得厉害，无力出价。这本画册也并没有在后来的拍卖会上见到过。

还有一次年轻些的那位来电话说，有一批民国书让我去看。那些书中有不少是值得买的，包括周作人、废名、沈从文的文集和郭沫若的早期诗集《前茅》，以及一册因当年误传丁玲被害而出版的《丁玲纪念集》。那时我正着迷收集知堂的旧版，最吸引我的是那册《谈龙集》，常见的《谈龙集》都是开明版的，而这是北新书局的毛边第一版。这些书共三十多册，八百块钱，因为其中有十余册是我不想要的垃圾版《饮冰室文集》，问能不能分开卖，改天就说已被别人买走了。有一天进店后听说刚卖出一本精装本的《冰心诗集》，是冰心签赠给丁玲的。三十年代时，冰心会赠书给丁玲吗？后来才搞清楚，那是赠与陈衡哲夫妇的，店主大概知道丁玲写过《莎菲女士的日记》，就以为赠言上的“莎菲”是丁玲。他认为三百块卖得太便宜了，而那得着便宜的家伙居然还不停地抱怨。这是我很想要的书，忍不住想责问他为什么不事先给我打个电话，但最后终于没有，因为这正是他们的习惯：总是把最坏的留给你，而卖掉你最喜欢的那一本。

过了大概年余，见中国书店拍目上有一本有签名的《冰心诗集》，预展时去看，正是当年他卖的那本，绿皮金字，写着赠与“莎菲、鸿隽伉俪”。拍卖那天，叫价至一千二百元时我放弃了，因已超出了我事先凑起来的钱，而且想起了坚持“不特意找，顺便买一本有签名的书”的两朋友的忠告。中标者是一对年轻的夫妇，是专为此书而来的，因见落槌之后，二人便挽手扬长而去。

有签名的《冰心诗集》我还见过另一册，是在近年地坛办的书市上。在旧书区的玻璃展柜里有一册书品特别好的，因为有从前那样的情结，我请求拿出来看一下，在书的扉页上有已褪色的钢笔写的赠言，是我喜欢的整洁的那种。翻看书后的价签，铅笔写着只有几百元，但我并不抱希望这会是店里的卖价，果然，店员在翻了手里的几页纸以后报出的价格是七千块，并不许还价。

我在两位的店里买的最后的一本书，是声明特意给我留的，开明版精装本的《虹》，第二版。书况破烂不堪，卖给我是一百元，其实也就值二十块钱。（四）

以下是在后海，我朋友们的故事。后海的书摊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的，我去的时候大概是1996年。见那里摆摊的，好像有不少是北京当地人，是把家里不要的东西在星期天拿出来卖的，不像其他地方都是以摆摊为职业的外地人，拿出来的书看上去都差不多。因为是把家存的东西拿出来卖，照理说应该有不错的，不过也未见有什么好东西，也可能是我去的次数太少，只是寥寥的几次，而后就听说不让摆了。

我有两位朋友因住得近，是那里的常客。两位常去得很早，然而据说也没买着过什么，只是其中的一位买到过一本破不拉叽的《爱眉小扎》，而另一位知其喜线装书，以一薄本恶刻与之相交换云。

美院的教师某人，只带很少的钱逛市。一天早晨，忽见一摊有数十册民国原版的新文学书，而摊主不识，平均只卖几块钱一本。这些书应该是属于过去的年代某个热爱文学的人吧，他珍藏着这些留下他年轻时梦想的东西，现在也许过世了，于是他曾珍视的那些也一起被抛弃，这些书的书况都惊人地好。那人仅带了够买一半的钱，然后他骑车回家取钱，回来时见那些书仍无人问津，又把其余的都买了。他其实不大买书，只喜买画，我的两位朋友都认识他。后来那人曾特意地拿出几本给他俩看过，听他们说有叶灵凤的书和徐志摩的《巴黎的鳞爪》《猛虎集》，都是首版，并和新书一样漂亮。徐志摩的首版书，我认识的一位经营书籍装帧业的收藏家最近买了几本书况好的，价值四万块钱，叶灵凤的书虽然没有那么贵，但搜集起来更难，近来有收集新感觉派著作的，也把他的书列为收集对象。而他以藏书家、书票收藏家、书籍装帧家的身份写下的那些关于书的书，每个爱书的朋友都是希望弄到一册的吧。

因为常逛而没买到什么书，那天赵、胡两位贤兄都去晚了，等到中午时分，赵兄仅得到那人不要的一册胡适的文集，是本有下无上的书。“就那么一次去得晚”，这是他们引以为恨的故事，我有时听到，不客气地说还是挺开心的。报国寺（一）《琉璃厂小志》之“慈仁寺书市”云：王渔洋有一冬日过慈仁寺，见孔安国《尚书大传》、朱子《三礼经传通解》，欲购之。第二天清早往索时，已为他人所有，“归来惆怅不可释，病卧旬日始起”。康熙时的慈仁寺也就是现在的报国寺。报国寺书棚

报国寺在南三环白广路，以星期四为最热闹，商贩麇集。因为外地商贩都于是日到这里来交易，而本地的商贩则来“抓货”，如果不是星期四，而是别的时间来，买到东西的机会就不多，这个门槛是后来听人说的。查了一下日记，我大概是1996年才开始逛报国寺的，可能黄金时期已经过去了吧。因为星期四是工作日，还是糊口要紧，不能常来，在偶来一游的时日里，也没能买到过什么。记得有一次一位熟悉的商贩展示一部《中国历代版画选集》，翻印历代著名的版画，极精美，是五十年代郑振铎先生编的，八开本线装两册，中国纸珂罗版印，函套也还是原装的。他说是一早六百块钱买的，出翻倍的价钱要买的结果，是他又收了起来。

我和我的朋友们在此地也曾有过一些奇遇，比如曾见过前清画报《世界》两册全份，后来被人偷走的事，在我以前写的《旧书随笔集》里说过。常来报国寺蹓摊的胡兄，曾买到有知堂签题手迹的《药堂杂文》、康熙原刻的《御制耕织图》，还买到前清初版《文明小史》。这本《文明小史》，后来我是以一册精刊木版的诗集很心疼地换到手的。此地在举办各种交流会的时候，也可能有难遇的机会，因为有很多外地商贩会在交流会上出现。在几次钱币交易会上，有一苏州来的摊贩，每次总能带来罕见的晚清有光纸石印的画报，如我从他那买的光绪三十三年的《晋报小人图》，就是各种目录都不曾记录过的。不过一共只来了二三次，以后不知怎么就再也不来了。（二）

有一天晚上朋友来电话说，上星期四有书友在报国寺买到二三十张俞平伯手写的明信片，据说卖主手里还有，让我这个星期四去看看。卖主是专卖邮品的，这些明信片他都是当普通实寄片卖掉了。

星期四抱着希望和失望一早就去了，在后殿前空场各摊中寻了很久，最后终于找到了，那是个三十来岁的外地摊贩，经常在报国寺摆摊。在摊上东翻西找，没有一片是俞平伯的，只有章元善和其他什么人的。这时胡兄也来了，二人蹲在摊前，嘀嘀咕咕，摊主则目光闪烁。没奈何，最后只好各挑了一两张，所谓遮遮眼，聊胜于无。付完很少的钱，起来要走的时候，摊主忽然说：“这还有两张，你们要不要？”我赶紧接过来看，这回两张都是俞平伯的，一张写于1961年，另一张写于1984年。因为是从怀里刚掏出来的，所以价钱比扔在地上的要贵一倍，每张二十。虽然涨了不少，但他若知每张能值上千元的话，会气得吐血的吧。

1984年时俞先生八十四岁，那张明信片是写给他老友章元善的，其中录诗一首曰：“儒门弟子僧坊育，四夏三冬勤苦读。人天道理都难讲，衰梦魔君唤我叔。”俞先生自注云：“窃谓儒门一句一语尽之，不必更有自传矣。”可知此诗是作者对自己一生的概括。在我们看来，“人天道理都难讲”一句，尤其是对毕生学问所发的感慨，想到今人开口闭口谈什么“天人合一”，不禁为之汗颜。

后来听知情的朋友说，这批流散出来的俞先生的信札，只有我得的这张是诗稿。这是1998年的事。

藏周著日译本记

我买书都是为了阅读，至少要有阅读的可能性；我觉得一本书得到阅读之后它的价值才体现出来。所以我一向不买那种不读也值得收藏的书，而且没写过这方面的文章。此番例外，倒不是说这些书值什么钱，只因为迄今我还没能力读，只能摆在书柜里，勉强算是“收藏”了。

却说我认识几位藏书家，都对周作人——每称之为“老周”——的书有所偏好，竭力搜求，各自也有拿得出手的藏品。不过好像还得明确一下，到底什么算是“老周的书”呢。依我之见似应包括：一，他的著译作品。二，别人编辑的他的作品的选本。三，他的作品的外文译本。以上均以周氏生前为限，且盗版翻印者不在其列。四，周氏生前编定未及出版，在其身后印行的著作。至于后来他人重印、选编或汇辑的书，以及晚出的外文译本，恐怕没有收藏价值。这里第一类数量很多，出版时间跨度也大，据我所知，好像没有谁收齐了的；唯藏家往往以1949年为界，厚前薄后，未免画地为牢。其实如《石川啄木诗歌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1月第一版精装本仅印三百零五册，《古事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2月第一版精装本仅印二百册，稀见或尤甚于前期作品。第二类尚待厘清，除署章锡琛编《周作人散文钞》（开明书店，1932年8月）知道实出作者自己之手外——据周氏1932年5月12日日记：“下午编文钞录目，寄给章锡琛君”，其他如少侯编《周作人文选》（上海仿古书店，1936年4月），徐沉泗、叶忘忧编《周作人选集》（上海万象书屋，1936年4月），徐逸如选辑《周作人近作精选》（文林书局，1936年），张均编《周作人代表作选》（上海全球书店，1937年3月）等，都不清楚得到作者授权与否。第四类除个别之外，尚多见于市面。唯第三类找全虽须费些工夫，但并非不可能之事，盖周氏作品生前只有日译，共计八种。

我2009年生此念头，到去年将这八种都买齐了。先请友人小川利康帮忙，2009年8月6日日记云：“小川自日本来，为我代买『北京の菓子』、『周作人隨筆集』、『周作人文艺隨筆抄』和『瓜豆集』。”当时没记书账，印象里都不算贵。其中『瓜豆集』护封稍有破损，前年一月我在镰仓公文堂书店又买了一册，价二千日元。另两本托友人猿渡静子邮购：『結縁豆』二千一百日元，邮费二百一十日元；『魯迅の故家』四千二百日元，邮费四百二十日元。『苦茶隨筆』我在东京神保町买到两册，一得于通志堂，价三千一百七十日元，一得于古书かんたんむ，价三千三百日元。只有『中國新文學之源流』略费波折。我见神保町一家书店的书目中有此书，索价一万四千七百日元，找到地址发现系事务所，无店面。及至打算托人邮购，却已经售出了。去年11月去东京住在本乡的旅馆，出外散步，路过琳琅阁书店，一看店内架上就有这本，价二千一百日元。

话说至此，“藏周著日译本记”其实已经讲完。兹摘录有关各书的笔记，勉强算作题跋也行，虽然并没有写在书上。『北京の菓子』平装。长十三点三厘米，宽九点四厘米。书顶未裁，翻口及书根切齐。封面印“北京の菓子 周作人 松枝茂夫译 山本文庫（33）”。书脊印“北京の菓子 周作人 33”。无前后衬页。全书共六十四页，扉页背面即目录，末页为版权页，上印“昭和十一年七月廿八日印刷 昭和十一年八月二日刊行 定價拾錢 发行所山本書店”等。书中夹着一张付款凭条，上印“山本文庫（33）周作人 松枝茂夫译 北京の菓子 拾錢 扱店”。

此书收周作人1921至1926年间作品九篇。其中八篇附注释，少则一条，多至十五条。周作人1936年3月15日首次致信松枝茂夫即云：“拙文中常有南方方言，虑须多费注解，如《乌篷船》中之猫儿戏系女优演剧之俗名，虽然平时女优并无‘猫’之称，鄙意或因其歌唱时之高音有似猫叫乎。拙文中有排印错误或诘曲费解处，如承下问，即当奉答。”周氏作品各日译本均有注释，为其生前身后出版的中文原著所不及也。

周作人1936年9月2日作《自己的文章》云：“近日承一位日本友人寄给我一册小书，题曰‘北京的茶食’，内凡有《上下身》，《死之默想》，《沉默》，《碰伤》等九篇小文，都是民十五左右所写的，译成流丽的日本文，固然很可欣幸，我重读一遍却又十分惭愧，那时所写真是太幼稚地兴奋了。”『周作人隨筆集』圆脊纸面精装，有书盒。长十九点五厘米，宽十四点二厘米。书盒盒脊印“周作人隨筆集 松枝茂夫譯 改造社”。书脊印手写体“周作人隨筆集”。扉页后有“著者小影”一页，衬隔页纸。目次九页，末尾印“装幀田中乾郎”。献词一页，印“このつき譯書を 松井秀吉の靈前に獻ぐ——松枝茂夫”。正文四百一十八页。版权页印“昭和十三年六月十七日印刷 昭和十三年六月二十日發行 定價贰圓参拾錢”等，贴盖“松枝”章的版权票。版权页背面印该社书目。

此书收周作人1921至1936年间作品六十四篇，包括『北京の菓子』全部；附「周作人自述」、「周作人著譯書目」、「周作人隨筆集譯註」和「譯者あとがき」。周作人生前身后出版各书，实以此种及『日本之再認識』和新民印书馆1942年3月所印《药味集》装帧最为精美。

周作人1938年7月11日致信松枝茂夫：“『随笔集』十册已承改造社寄下，因了大手笔的译文，田中君之装帧，甚增光彩，唯原本文意均乏，思之愧汗耳。鄙人读书作文甚受日本二先辈之影响，即内田鲁庵、户川秋骨是也，今户川先生处既已寄赠，甚为快慰，永井佐藤二君处本来亦欲呈教者也。此外未曾领教之各先生拟且不唐突，唯武者小路、志贺二君处想各送一册，乞一询改造社，如社中对于二君未有赠呈，则祈能请其一送，不胜幸甚。田中乾郎君来北平已得一见，快谈逾晷，甚有其尊父之风，大有风趣，知其将居留二年，谈天之机会甚多，亦一快也。”

周作人1962年3月23日致信鲍耀明：“前信说及日译拙文，只有松枝之『随笔集』一册，已经寄上。”『中國新文學之源流』平装。长二十二点二厘米，宽十五点二厘米。封面印“中國新文學之源流 周作人講述 支那學飜譯叢書ⅡⅡ 東京文求堂印行”。书脊印“中國新文學之源流 周作人講述 支那學飜譯叢書ⅡⅡ”。有前后衬页。扉页之后，小引四页，目录一页，正文一百二十二页。版权页印“昭和十四年二月十一日印刷 昭和十四年二月十五日發行 金八拾錢 送料金九錢”等。版权页背面印“支那學飜譯叢書”书目。

对比原著，译本删去“附录二 沈启无选近代散文钞目录”，增「譯者あとがき」。又书中凡成段引文皆附原文，据译者介绍，曾经尤炳圻订正。

周作人1938年12月23日致信松枝茂夫：“‘新文学之源流’本系临时信口所说，殊无足取，乃蒙译出付印，甚为惶恐，其中关于桐城派及八股文两部分尚缺细考，故所言极肤浅，如欲著论须再用两年调查工夫，此节曾与笔记者邓君说过，若作为邓君所记则无妨出板，此次尊译如题为鄙人所著仍感不安，乞说明此为讲演记录为荷，唯如此浅说而呈献于贵国学界之前总是极惶恐事也。”

周氏1939年6月5日致信松枝茂夫：“尊译拙文及随笔抄知已出版，因久未与田中君相遇故未得见，昨日已得读到，尊译极佳，唯内容生疏，愧不相称耳。”所“读到”者即此书也。『周作人文藝隨筆抄』平装。长十七点三厘米，宽十一厘米。封面印“周作人文艺隨筆抄 松枝茂夫譯 冨山房百科文庫”。书脊印“周作人文艺隨筆抄 松枝茂夫譯”。无前后衬页。扉页之后，目次四页，正文三百二十九页。版权页印“昭和十五年六月一日印刷 昭和十五年六月五日發行 定價七十錢 发行所合资会社冨山房”等，贴盖“松枝”章的版权票。后附“新刊书目”十四页，即“冨山房百科文庫”。

此书收周作人1923至1936年间作品二十七篇，与『周作人隨筆集』无一重复。后附「譯註」和松枝茂夫作「周作人先生」。松枝1940年7月13日致周作人信中曾提到所收「顔氏學記」和「希臘神話（一）」有删节，经小川利康指出，前一篇删的是：“如现时日本之外则不惜与世界为敌，欲吞噬亚东，内则敢于破坏国法，欲用暴烈手段建立法西派政权，岂非悉由于此类右倾思想之作祟欤。内田等人明言即全国化为焦土亦所不惜，”后一篇删的是所引哈里孙《学子生活之回忆》的一段：“末了记述一件很有趣的事：‘我后来在纽能学院所遇见的最末的——位名人即是日本的皇太子。假如你必须对了一个够做你的孙子的那样年青人行敬礼，那么这至少可以使你得点安慰，你如知道他自己相信是神。正是这个使我觉得很有趣。我看那皇太子非常地有意思。他是很安详，有——种平静安定之气，真是有点近于神圣。日本文是还保存着硬伊字音的少见的言语之一种。所有印度欧罗巴语里都已失掉这个音，除俄罗斯文外，虽然有一个俄国人告诉我，他曾听见一个伦敦买报的叫比卡迭利（Piccadilly）的第三音正是如此。那皇太子的御名承他说给我听有两三次，但是，可惜，我终于把它忘记了。’所谓日本的硬伊字音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假如这是俄文里好像是Ы或亚拉伯数字六十一那样的字，则日本也似乎没有了，因为我们知道日本学俄文的朋友读到这音也十分苦斗哩，——或者这所说乃是朝鲜语之传讹乎。”

周作人1940年7月29日致信松枝茂夫：“前接奉手书，并惠赠尊译拙作『隨筆抄』一册领收，拜谢。拙文本无足取，又想目下唱声虽高，社会上对于现代支那之思想文艺实乃无甚兴味，或购读者不见多有负高译，至于出板者之利损尚在其次耳。闻京都友人言创元所出丛书销售不多，因联想及之，附及以发一笑。”

又1963年2月1日致信鲍耀明：“『文艺隨筆抄』（日译）惜已遗失了，无以奉寄为歉。”『瓜豆集』圆脊纸面精装，有护封。长十九点二厘米，宽十三点六厘米。护封封面和书脊处分别印“周作人 瓜豆集 松枝茂夫譯 創元支那叢書5 創元社刊”和“周作人 瓜豆集 松枝茂夫譯 創元社”。书脊印“瓜豆集 松枝茂夫譯”。扉页之后，「譯者のことば」八页，目次四页，正文三百九十六页。版权页印“昭和十五年九月二十日印刷 昭和十五年九月廿五日發行 定價一圓六十錢”等，贴盖“松枝”章的版权票。后附「創元支那叢書刊行の言」及书目十五页。

其中「續刊豫定書目」列有“民國 周作人 風雨談 隨筆 松枝茂夫譯”、“民國 周作人 苦竹雜記 隨筆 松枝茂夫譯”和“民國 周作人選 苦茶庵笑話選 笑話 濱一衞譯”。盖此时松枝茂夫已决心翻译周氏全部作品，周作人1940年2月22日致信松枝：“承雅意拟全译拙作，闻之且感且愧。鄙人自知能力所限，所写文章缺点甚多，编集时亦未十分斟酌，往往一集之中有若干篇后来读之常自惭愧，欲删削之而不可得，今如悉数译出未免更出丑矣，故愿加以裁酌，幸甚幸甚。”又1962年11月14日致信鲍耀明：“所询诸事奉答如下：一、《秉烛后谈》无有日译。二，拙作除松枝、一户二人所译外，其他无有出版。三，松枝预告之诸书亦未出，其原因半在战事，一半殆因拙作不受欢迎之故欤。”『瓜豆集』中，五篇见『周作人隨筆集』（列为四题），六篇见『周作人文艺隨筆抄』，原著中《谈日本文化书（二）》《关于童二树》《关于邵无恙》和《老人的胡闹》四篇未译。

周作人1940年10月1日致信松枝茂夫：“手示诵悉，承赐尊译『瓜豆集』一册亦已领收，谢谢。麄末之文屡蒙介绍于贵邦，且感且愧，今承整册译出，尤深此感。其实此中亦无几篇可读，‘尾久’‘鬼怒川’二文稍稍用心，而国内青年均未能解，时以为憾，意见本极平庸，实亦不过野人献芹之意耳。”

又1961年3月20日致信鲍耀明：“松枝君译『瓜豆集』另封寄上，乞察收。”『苦茶隨筆』方脊纸面精装，有书盒。长十九点七厘米，宽十三点四厘米。盒面、盒脊和书脊均印“周作人 苦茶隨筆 一戸務譯”，封底和盒底均印“名取書店”。扉页后有“著者近影と筆蹟”一页。正文二百七十六页，包括「序」（一户务）和目次，注明“装幀龜倉雄策 カット本津惠三”。版权页印“昭和十五年九月十二日印刷 昭和十五年九月十七日發行 定價贰圓参拾錢”等，贴盖“林芝”章的版权票。

书中所印著者手迹系致译者的一封信（原无标点）：拜启。接读手书，知将翻译拙作小文，闻之至感光荣，亦复不胜惶愧，蒙盛意见示，鄙人别无意见，一切乞裁钧定之。序文恐未能写，因对于拙文唯有惶恐，无甚话可说也。近来久不照相，只找出去年一月所照者一张附奉，虑未必能适用耳。专此奉覆，不尽，此上一户先生座右周作人启，四月一日

按龟仓雄策虽被誉为“日本现代平面设计之父”，此书装帧实不及名不见经传的田中乾郎所设计的『周作人隨筆集』。收周作人1921至1936年间作品二十五篇。周作人1961年3月20日致鲍耀明：“又附有一户君所译『苦茶隨筆』一册，此书经战前日本检查官注意，内有两处加以‘削除’（即「窮袴」中第六五至六六页，又「芳町」中一二七至八页），今所寄一册，尚系完璧本也，译者寄赠‘削除済’本，则留为纪念，故未能寄上。”我所买者函盒盖有“削除済”章，内文撕去第五九至六〇页，第六五至六六页，第二三七至二三八页。另买一册，函盒所盖“削除済”章大小字体不同，缺页则完全一样。可知周氏所述页码有误。“削除”部分大概相当《穷袴》一文第二段“古诗，爱惜加穷袴”到第三段“取守宫新合阴阳者”，第五段“简单的说是丁字带”到“价目一百二十及一百八十法郎”，《芳町》一文开头到第二段“明治时有酒楼名百尺者”，内容皆与“性”相关，亦可见日本当时图书审查之一斑。『結縁豆』飘口式平装。长十八点九厘米，宽十三点一厘米。封面印手写体“结缘豆”，书脊印“周作人隨筆集 结缘豆（手写体同封面） 松枝茂夫譯 實業之日本社”。有前后衬页。扉页之后，目录七页，末页背面印“題簽周作人 扉繪織田鶴松”。正文三百八十七页。版权页印“昭和十九年四月五日印刷 昭和十九年四月十五日發行（二、〇〇〇部）定價三圓 特别行爲税相當额十二錢 卖價三圓十二錢”等，贴盖“松枝”章的版权票。后附书目两页。

周作人1943年4月30日致信松枝茂夫：“惠函诵悉，『結縁豆』知将付印，嘱写小序，本当应命，唯正值居丧，未能执笔，但题签或可写奉耳。”同年10月22日致松枝：“下问各条附还，题字亦勉强涂抹，一并寄呈乞赐查收。”即封面题签是也。1940年1月7日致信松枝：“集名殊不易定，如能选取其中篇名之一作为集名亦无不可，唯恐难得有合宜者，近几年所写文中《结缘豆》尚觉喜欢。又去年冬天又写一篇《禹迹寺》亦觉得较为实在，今揭载在《中和》月刊中，别专送呈一册乞赐览。原文末署廿八年十一月十七日，而月刊中乃删去年月，又将文中之去年今年均改为前年去年，未免失真矣。”当时所说的尚是松枝别种翻译计划。1943年2月24日致信松枝：“‘结缘豆’之名甚佳，但恐内容不相称，未必有此力量，却烦费力译出印行，得无有徒费之感耶。”

此书包括两部分：一，结缘豆，收周氏1936年至1942年间作品二十篇，除「結縁豆」一篇已收入『瓜豆集』外，余皆新译；二，药堂语录，为周氏此书之全译。

周作人1944年5月28日致信松枝茂夫：“昨今收到书店寄来『結縁豆』，共有五册领收，多谢。拙文无多大意义，语录短札恐在外国读者更不免感到枯燥，幸得好译，受益深矣。跋中承赐奖，殊不克当，但甚感盛意，亦以为荣幸。关于‘思想问题’，鄙意颇为真挚，虽明知无用，觉得不能不一说，而读者乃亦有以为忤者，如前年文学报国会中发表扫荡反动作家之演说，近经本人说明，所云反动根据即是‘思想问题’一文，此在转向文人或自可有此种看法，但亦颇出意外，可发一笑也。”

又1961年5月15日致信鲍耀明：“今日寄上松枝君译『結縁豆』一册，以资结缘，其中有短篇语录，国语本已甚难得，而日译本有之，故请一阅。一户君曾见过誉，亦似智者之一失，但此种短文亦曾见憎于青年，以‘文抄公’见称，竟不知孰为是非也。”『魯迅の故家』圆脊纸面精装，有护封、腰封。长十八点八厘米，宽十三点八厘米。护封封面处印“周遐壽 魯迅の故家 松枝茂夫·今村與志雄譯 筑摩書房”，书脊处印“周遐壽 魯迅の故家 松枝茂夫今村與志雄譯 筑摩書房”。封面印“魯迅の故家”，书脊印“周遐壽 魯迅の故家 松枝茂夫今村與志雄譯 筑摩書房”。腰封书脊处印“實弟の描く人間魯迅”，盖不讳言系周作人所著，书末所附译者撰「解說」亦介绍周遐寿即周作人。护封、腰封外有薄塑料纸。

扉页后有照片两页：“仙台醫學專門學校時代の魯迅（二十四嵗）”和“魯迅の日記筆蹟”；“江南の水鄉绍興縣の城門（战時中に取拂われて今はたぃ）、船はこの地特有の烏篷船”和“酒甕と酒倉、绍興酒の本場である東浦（绍興城外）の景”，为原著所无。总序二页，目次八页，正文三百三十三页，包括较之原作增加的「解說」，后有「魯迅家譜」两页和一张“绍兴县略图”及“绍兴县城衢路图”（民国十八年孟春订正，总发行所绍兴墨润坊书苑），其中标明“魯迅の生家”。版权页印“昭和三十年三月五日發行 定价四二〇圓 地方卖价四三〇圓”等。

周作人1955年4月11日致信松枝茂夫：“三月十六日手书于六日拜读，赐寄之书籍亦由柳君转寄到了。

承询绍兴城门，因面貌已非，记不清是哪一门，过去在门上有城楼，如东郭门即是，而此无有，故不能断定。又鲁墟确是在昌安门外，（大树港在西郭门外，东浦之东，）至少由城内去鲁墟是要经过昌安门的。下图中‘魯迅の生家’还应偏西一点，距张马桥只数丈，在张马桥的西北一点，图中所记乃是‘老台门’也。《故家》根据族叔周官五的指示，关于人地名略有订正增补，写了一篇后记增入，唯新版迟迟未出，目下尚不可得。”1957年9月18日致信松枝：“拙著《鲁迅的故家》等近亦改由人民文学出板社出板，《故家》中稍有增订，写在后记中。兹附呈一部祈查收是幸。”

又1963年10月23日致信鲍耀明：“承问日本译本的书，只有『魯迅の故家』有松枝茂夫、今村与志雄的译本，系筑摩书房出版，想现在还有存本吧。其《小说里的人物》一书则似无翻译。松枝译书请先向筑摩一问，如不能得到则当将鄙存一册寄上也。”1963年11月25日致信鲍氏：“『魯迅の故家』另已寄上，此书可以奉赠。”

此外我还有几种日本所印周作人的书或与周氏相关的书，顺便一说。『周作人隨筆抄』小川利康赠，平装。长十八点六厘米，宽十二点九厘米。封面印“周作人隨筆抄”，书脊印“周作人隨筆抄 東京文求堂印行”。扉页之后，目录四页，正文一百五十页，「周作人隨筆抄略注」（松枝茂夫）八页。版权页印“昭和十四年四月二十日印刷 昭和十四年四月廿五日發行 昭和十六年三月一日再刷 昭和十六年十一月三十日三刷 三刷2501——3500定價金八拾錢 编者田中慶太郎”等。

此书收周作人中文作品二十六篇，附周氏在『生長する星の群』第一卷九号发表的日文原作「西山小品」，当归在周氏生前别人为他所编选本之列。小川来信云：“这本『周作人隨筆抄』大概在当时的高等学校（旧制的）或专门学校授课时用的。整个一百多页，开头三十几页有用铅笔写的种种记号、日文笔记，后来就没有了。大概一年或半年授课只讲到此（笑）。”『日本之再認識』友人张洋赠，方脊纸面精装。长二十一点八厘米，宽十五点二厘米。封面和书脊贴签，上印“日本之再認識 周作人”。前有“著者最近的照片”一页。扉页印“周作人著 日本之再認識 國際文化振興會”。「序文」（国际文化振兴会理事长永井松三）二页，正文二十二页。无版权页，亦无定价。

此书1941年付梓，实是周作人一种中文单行著作。周作人1961年6月22日致信鲍耀明：“别封小论一篇，乃系当时初版印行本，后来已收入杂文集中，偶于故纸堆中找到国际文化振兴会原版一册，便以奉赠，别无什么可取，只是原来样子而已。”『徐文長物語』与『中国新文学之源流』一起购于琳琅阁书店，价二千一百日元。圆脊纸面精装，有护封。长十八点七厘米，宽十三点六厘米。护封封面处印“徐文長物語”，书脊处印“徐文長物語 橋川浚編譯 大阪屋號書店”。书脊印“徐文長物語 周作人编 橋川浚譯 大阪屋號書店”。扉页印“橋川浚編譯 徐文長物語 東京 大阪屋號書店”。周作人手迹一页，「徐文長物語の前に」（编译者）九页，目次七页，正文二百一十六页。版权页印“昭和十八年一月廿日印刷 昭和十八年一月廿五日發行二〇〇〇部 定價金壹圓五拾錢 著者代表周作人 飜譯者橋川浚”等，贴盖“桥川”章的版权票。后有书目三页。

书中所印周氏手迹系书幅一帧（原无标点）：柳桥无复清泠水，梅市空余暗淡山。唯有南街田水月，口碑长在里人间。辛巳腊八日为羽皋散人题徐文长物语。知堂（钤“知堂五十五岁后所作”印）

该诗见《苦茶庵打油诗补遗》，第三句“南街”作“城东”，跋语作“三十一年一月五日作。羽皋散人桥川浚编译徐文长故事八十篇，为勉题一绝句”。

此书收八十则故事，每则译文之后，均附原文。周作人曾于1924年7月9日和10日在《晨报副刊》发表《徐文长的故事》（八则），其后多人续写，北新书局更出版林兰编《徐文长故事》（五集）和《徐文长故事外集》（二集），“林兰”系李小峰、蔡漱六夫妇共用笔名。桥川浚即据此编译。说来周作人与该书的关系，也许只是“著者代表”这一层罢。『周作人先生のこと』小川利康赠，圆脊纸面精装。长二十一点五厘米，宽十五点八厘米。封面系武者小路实笃绘萝卜图，题“周作人先生の事 方紀生编”，署“實篤”，钤“實篤”印。书脊为武者小路书“周作人先生のこと 方紀生编”，下印“光風館”。扉页印手写体“周作人先生のこと”。其后有照片五页：“日本留學當時の周先生（千九百十年十二月於芝公園寫）”和“先生近影（民國二十九年編者寫）”；“先生と酒罎（民國三十年六月寫）”、“先生の日本間書斎の一隅（民國三十三年一月寫）”和“先生の御家族（民國二十三年寫）”；“先生を圍む日本文壇人の集り（民國三十年四月十七日於東京星ケ岡茶寮寫）”；“書斎前の先生と武者小路氏（民國三十二年四月十八日寫）”和“白石紙を詠むの詩”；“周先生手拓南齊磚硯”。「编者序」四页，献词一页，印“中國新文學·新文化の恩人である周作人先生にこの紀念集を捧げる。先生六十のお誕辰に私の尊敬と感謝とのしるしとして。方紀生”。目次四页，末尾印“装幀武者小路實篤 扉字有島生馬”。正文二百五十四页。版权页印“昭和十九年九月十四日印刷 昭和十九年九月十八日發行（一〇〇〇部）定价三圓五十錢 特别行爲税相當额二十五錢 合计三圓七十五錢”等。有编者介绍：“北京中國大學卒業文學士、現華北駐日留學生監督、前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講師、北京大學文學院講師”。贴盖“方纪生印”的版权票。

插图所印周作人诗作，向未收入其集中（原无标点）：夙闻奥羽称风雅，淡泊生涯愿未违。作苦宁同芒在背，居贫恰喜纸为衣。清泉白石都佳胜，水碓云舂入翠微。绝慕古人行脚意，十年细道几忘归。壬午清明节后一日，题白石纸，寄示纪生兄以发一笑。知堂（钤“知堂五十五岁后所作”印）

后有跋语两行，字迹难辨，姑从略。

此书收武者小路实笃、谷崎润一郎、堀口大学、林芙美子、佐藤春夫等所写关于周作人的文章十九篇，附周氏作品译文四篇及「周作人先生著作年表」。周作人1961年3月27日致信鲍耀明：“有一本书拟以奉赠，颇近于自己鼓吹，幸勿见笑，唯此版已难得，手头亦只余此一册矣。”即『周作人先生のこと』也。2013年2月26日

［补记］日前又在东京神保町田村书店购得周氏所谓“完璧本”『苦茶隨筆』一册，函盒无“削除済”章，内文各页不缺，价二千六百日元。至此周著日译本算是收齐全了。附带说一句，我对日本战时图书“削除”制度颇感兴趣，然则迄今所见到的样本仅『苦茶隨筆』一种而已。2013年11月26日

潘家园旧书摊忆往

已经很久不逛地摊儿了，人懒了，夜里不到四点起床的滋味实在是不好受。加上这把年纪，也跑不过年轻人了。更重要的是地摊儿的东西已远不如前，和二手书市场区别不大了。虽然不逛了，可总也忘不了逛的乐趣，时常想起当年地摊儿上的那些人，不管是买东西的还是卖东西的。

关于潘家园地摊儿有各式各样的传说和传奇。其实，它与过去的鬼市区别不大，也没发生过什么不得了的事情，只是被一些不明就里的人和某些媒体人渲染得惊天地泣鬼神了。有些事就是一层窗户纸，一捅就破，但大多没人有这闲情逸致去捅它。

多年看下来，逛地摊儿的有两类人。第一类我姑且称作“业余”逛地摊儿人士，在市场里多是闲庭信步，来得也比较晚，偶尔来早了也是挤在人群外面那一圈儿的。但常在河边走难免不湿鞋，一年逛下来，瞎猫碰死耗子，多少也能捡到两三回别人落下来的好东西。平时，这类人的搜书有些像旧时书话中人们的淘书生活，更适合在中国书店里闲闲地逛着、聊着，不经意间从书架中抽出一本觊觎多时的书来，占国家点儿便宜；要不就是拿本极便宜的书掩着特别想买的书去交款，或是在少有人问津的野摊儿上得些意外之喜。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潘家园旧书市场与今天不可同日而语：第一是东西多，无奇不有，连北海正门对面那家儿的东西都有，首都各类大单位和热爱新生活的人们不停地把家里的无用之物通过废品站输送到旧货市场，真是三步之内必有芳草，走不过两三个摊就能见到让人心动的东西。第二是便宜，不像现在的人，说起旧的、老的就觉得怎么也得值俩钱儿。当年住房小，都想着把旧东西处理啦让人住得舒坦点儿；再说工资也就百八十的，破烂儿们还能贵到哪儿去？第三，由于是初级阶段，卖货的没有可供参考的资料，只能凭着经验和感觉要价，这样就难免被买东西的钻了空子。

地摊儿有特点，逛地摊儿的人也有特点。“业余”的有“业余”的特点，“专业”逛摊儿的就更有特点。

每逢周末（六、日），“专业”逛摊儿人士们天不亮就到市场了。多数时间比卖货的到得还早，要争取看第一眼，看还没从袋子、箱子里拿出来的货，看别人没有看过的，就是常说的“第一眼”货。为了不给“业余”的留下些什么，他们走得也比较晚，一遍一遍像篦头发似的搜寻着市场的各个角落，直到筋疲力尽才恋恋不舍地离去。记得那时无论寒暑，我每周周六三点或三点半、周日四点要起床，到市场还不是最早的，十点以后才离开。

当年逛地摊儿的秘诀就是一个“快”字。所谓快，一是用眼睛扫一下就要把一个摊儿上的东西看个八九不离十，以确定下手的部位。没东西的摊儿就快速掠过，耽误不起时间。大家一般都是快速地将所有的摊儿过一遍，把能买的纳入囊中，回过头来再慢慢地找重点摊儿搜寻漏网之鱼，谈那些刚才没谈下来的物件。我曾问过一个常跑乡下收旧货的朋友，为什么在北京反而不逛地摊儿啦? 他说买不到东西，“看见东西，我还没弯腰呐，人家已经把东西买走了，咱手脚脑子都跟不上”，在老乡家里没人争没人抢，经常是不咸不淡地扯着闲话，先把不要紧的买了，临走时，拿起最要命的那件说，得，我把这件也捎上吧。

二是要眼到手到，有时恨不能手比脑子还快，要在看中东西的第一时间把它抓到手里或护在身下，这是因为逛摊儿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东西在你手里才可以和摊儿主谈价，大家基本都认可这规矩，所以有时慢了半秒钟或稍一犹豫这东西就今生与你无缘了。二十几年来，我好像只破过一次例。2007年6月的一个星期天上午，一个摊儿上有几十本词集打包（撮堆儿）卖，其中有陈兼与等人的线装油印集，摊儿旁蹲着一个送货人打扮的人，手里拿着一本见棱见角的油印本《丛碧词》。我虽见猎心喜也只能在边上等他放下，等了好一会儿看他好像没有买的意思，就试着向摊主问价，再看看他还没反应，就还了一口价。交钱的时候，一个年轻人跑了过来，心有不甘地翻了翻那摞书，我收好书，从那人手里接过《丛碧词》转身离去。旁边有人告诉我，那小伙子之前出过价，只差了五十块。还有，特别要注意的是，自己还没谈定价钱、没付款的东西，原则上不要递到别人的手里，除非是比较熟的朋友，不然也有失之交臂的可能。

说几句题外话，谈价时还要留意身后身边的人。有那么几位，看见别人拿到好书心里就不平衡，会想办法去搅黄，比如狠狠地夸这本书，说些什么真不错真好、能卖多少钱、多少多少钱我能要之类的话，更有甚者还会向卖主打手势，但如果你看着他，他会不好意思。

再有，中意的东西要尽快谈好价付款，因为你不知道下一个摊儿上有什么惊喜等着你哪。所以基本上是一至两个回合，最多三个回合就搞定。那时，在摊儿上买东西没有时间让你仔细琢磨，也不容易找到参考资料，很多时候还是需要有点赌性的。当年潘家园书市有一位名叫许川的朋友（这位仁兄在潘家园旧书市场名气很大，可惜已驾鹤西去），有人说他买东西时多不还价也根本不看，那是因为他没时间细看，一本书上手一翻，心里有个大概数就行了（我自己多年买下来，残书率百不足一，再者，玩旧货想百战百胜是天方夜谭，总体好就该满意了）；加之当年东西大多不贵，没必要为一两成的小钱儿耽误了后面可能的意外;这样做还可以给摊儿主们留下大方、肯出钱的好印象，下一次有东西就愿意卖给你，甚至给你留东西、打电话找你去他家里买东西。许川算的是大账。有一次，我看见一函巾箱本的地理书，因是石印的没有要，与许川打照面时顺嘴说了一句。许川找了过去，问价给钱半分钟没用到，拿起书往他存在别人摊儿上的书堆里一扔，转眼就没影儿了。

人头熟也是一大优势，你如果平时给钱痛快不大计较，与大多数摊主关系比较和谐，能看到的东西自然就比别人多。“专业”逛地摊儿的还有一个特点:看见什么买什么。不像有那么几位仁兄囿于几十年前的那几本“新（文学）书”和杂志。太专一就失去了逛摊儿的一大半乐趣。所以“专业”逛地摊儿的多是“杂滥”有余，精专不足。许川买的东西，我有记忆的就有殿版书、老照片、字画、旧文献（如钱玄同手校的章氏丛书散页校稿）、信札……

潘家园旧货市场原本是开放式的街边市场（也可以说是鬼市），后来大概是因为有了旁边的北京古玩城的赚钱示范效应和治安的原因吧，被变成了封闭式的市场。市场大体分为两大区域——古玩旧货和旧书，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发展到今天，几乎沦落为工艺品和二手书市场。而后来所建的那些楼房和店面已远离了它的原始形态。这让那些曾感受过当年潘家园地摊儿红火场面的人不禁生出些许惆怅之感——“俱往矣”。

念想

曾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我疯狂地念想一本书，无日无夜，几如心里有一只老鼠在啮咬着。

那是2002年的事。我到旧金山旅行的最后一天，跟友人到北滩（North Beach）朝圣膜拜城市之光（City Light）。在书店里浏览一过，买了几本书跟纪念品后，满怀兴奋地走在熙来攘往的街道上。我一眼看到远处还有一家老橡树（Black Oak Books），过宝山不能不入，一行三人遂又踅了进去，穿梭书架，浏览点检了半天。我所在意的书话（book about books）旧书，乏善可陈，倒是很意外地在僻处底层角落，看到了一本线装书，上个世纪前半叶东京所出版。那是关于日本近世名僧良宽的英文传记，有图有文。文字一下子尚无所感，版型、插图倒是很精美，粉红色的封面，几株出水莲花，有点野，却颇不俗。拿在手里，翻了又翻，非常动心。我向来对良宽感兴趣，他的传记著作，中日文收了不少，英文倒还没有，怎么说都该买下来。只是一看标价，美金九十几元，换算台币都要三千块了。

旅行的最后一天，晚上即将归去，口袋所剩无几，买了这书，万一临时出状况，或要陷入窘境？这一想一犹豫，心里的那位“好天使”立刻有话说了：“这一趟，买的书也够多了吧？还都是洋文的，真会读吗？你那堆日文良宽，到底读了几本！？束书不读，有等于无。物欲炽盛，冤冤相报何时了，不要再这样了……”拗不过碎碎念的天使之音，最后，我狠下心肠，慨然弃书，决定不买了！

离开书店后，到了对街据说非常有名的咖啡店喝咖啡。突然寡言起来的我，一下子被看穿有心事。几经敦促，我乃全盘托出，将那本书细细描绘了一次，说明它的难得罕见，讲得又有些兴奋了。“那你怎么不买？”“够多了，算了，不差这一本！”友人听后，纷纷劝我回头把书买下：“没钱的话，我有。”“一趟路那么远，多带一本无妨啦。”“赶快买下吧，最后一天了，过了这村没了那店，想后悔都没来不及了。”“依你的个性，一定会后悔！”“对啊对啊，最后肯定发觉：就差这一本！”那天也不知什么鬼打墙，仿佛专为赌气，他们越说“后悔”两字，我越摇头越不回头，“说不买就不买”，还信誓旦旦地说：“绝不后悔！”

然后，我就回来了。到家后，整理行李，翻看“战利品”，将之一一上架，踌躇满志之余，遗憾随生，果然，二十几个小时才过去，我就开始念想起那本书了。

就像是打在挡风玻璃上的一块小石子，如其位置不对，虚惊一下也就过去了。但若是刚好打到四个角落那一小块地方，龟裂随起，蛛纹四处延伸，最后甚至整片玻璃都要碎裂的。一本书本来也没什么，却偏偏是良宽的传记，或许这就是死穴所在，遂令天上大风四起吧。总之，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那本书的影像时不时便出现脑海里，苦恼着我。偏偏又不是很清楚，粉红一片，莲花亭然，书名却模糊了，只记得有露，Dew-drops。人是很奇怪的动物，明知无益事，偏作有情痴，隔了那么一个太平洋，且是五十多年前东京出版的旧书，再见机会渺茫，却让人更加颠倒梦想。就这样，思思念念，懊悔不已了一整年之后，狂心方才渐渐消歇下来。但，消歇绝非消灭，日后只要看到书墙上那几本良宽传记，总会教我如何不想它，总要长吁短叹一番。2006年，我的第三本新书出版，取名《天上大风——生涯饿蠹鱼笔记》，如今回想起来，当不无对那本被我遗弃了的粉红小书的悼念之意吧。生涯饿蠹鱼，少吃了一本，我真的很饿！

日子在思念中流逝。2007年冬日某个深夜，起床喝水后，再也睡不着，心血来潮地牵着“古狗”（Google）上网乱逛，四处搜寻。突然又想起那书，于是把脑海中所有想得起来的关键词，一个一个拿出来排列组合，试了十多组之后，突然跳出“莲の露”（Dew-drops on a lotus leaf）这个书名，急忙拿到亚马逊书店再试。“天啊，这不就是它吗？就是那个封面，就是那道光啊！”当下激动异常，整整五年的相思，这次非到手不可！但，问题跟着来了。亚马逊旧书根本不发送台湾，台湾人想买，得透过其他地区的人代买才行。这是不是一种歧视？我不知道也不想深究。重点是，我要这本书啊！于是立刻与华府友人联系，要她不计代价，无论如何帮我买下这书。友人听后，口头没说，心里肯定讲了：“大哥，我说得没错，你果然后悔了吧！”她是当天在场见证者之一，后来东迁了。

只是，好事多磨。这书，买是买到了。从西雅图寄出时，理应送到华府的，却不知怎么，给送到友人旧金山老家去了。我左等右等老等不到，又开始担心会否寄掉了或被拦胡买走了。直到友人拿到书，方始安心下来。等书越过太平洋，来到我家，2008年春天都快过完了。五年又三个月的相思，终得一解。买到的这本，比起五年前所见者，品相更好，绢裱书匣、线装包角都完好无缺，老天诚然不负苦心人也。入手时，几乎每天都拿出来翻看摆弄，越看越觉得好！但不知怎地，渐渐地也就平淡了，到后来，甚至觉得还是没有五年前那本好，且又生疑了：这本是1954年三版，那本版次恐怕更早吧！？——“庐山烟雨浙江潮，未到千般恨不消。及至到来无一事，庐山烟雨浙江潮。”苏东坡说得没错，大概也就是这么一回事吧。“狂心不歇，歇即菩提”，佛经是这样说的，但对于那些我为书狂、执念满满的家伙来说，“宁可永劫受沉沦，不从诸圣求解脱”，或许才是王道吧！

我的买书琐忆

回想起逛书店出手买书，还是要从三十多年前说起。1978年我在北京冶金工业学校学习，虽然我对这个专业一点也不感兴趣，但上学不用交学费，每月还有二十五元的补贴，这个诱惑还是很大的。年少无知，身健脑闲，好奇心重，打发无聊时间就是喜欢逛逛书店。那时候到书店买书，可没现在逛书店随意阅览的一份惬意。当年书店不但书的种类少，开架售书更是一种奢望，想看什么书还要赔着笑脸请售货员给你拿，往返几次，就要话难听、脸难看，自己也觉得做错了什么，不好意思再开口了。为避免自寻烦恼，只好隔着柜台引颈呆望，这也是当年书店里很常见的一景。记得当时《读书》杂志上有一幅漫画印象很深，一名读者隔着柜台小心翼翼地用望远镜看着书架，真是感同身受。七十年代末，“文革”刚刚结束，反思“文革”呼唤人性回归的伤痕文学，火得不得了。很风行的作者有张贤亮、从维熙、卢新华等人。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宗福先的话剧《于无声处》、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等，都是轰动一时。一有新书出版，我往往要转好几个书店，必欲买到而后快。很可惜，带有人文主义觉醒意识的文化现象，只是昙花一现，即被雨打风吹去，没能形成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当年那些令人瞩目的作者，或颓废，或津津有味地破译什么红楼密码，甚至有的不知所终，真是令人感叹。当年一批“重获新生”的古今中外名著，大受欢迎供不应求，现在还留在我手边的《子夜》《家》《骆驼祥子》《曹禺剧作选》《红与黑》《战争与和平》等，就是那个时期先在报上看到广告，算好时间，提前到书店排长长的队买到的。

我开始喜欢逛旧书店买旧书，主要还是出于经济的原因，那时候旧书店的书都是原价再打折，就是“文革”前的书也不涨价，可以花较少的钱买便宜的书。渐渐地旧书店那一种独有的气味更吸引了我。从书中知道了令人神往的琉璃厂，满怀希望地找到了这个地方。那时这条文化古街还没有改建，街面寂静得很，街上的商店（国营的文物商店）都紧闭门窗，挂着帘子，门外悬有“只供外宾”的醒目小牌，真有种不舒服的感觉，也就没能进去开眼。一头钻进中国书店空旷的大院，这里原来是海王村公园的旧址，一切基本还是老样子：东西两道长廊，正北一座老楼，东、西廊的大门当年还是向院里开的，货色和别的地方差不多，都是文史类新书，没啥特色。正北的老楼俗称“三门”的地方，门口挂有“机关服务部”的牌子，令人望而却步。印象中第一次来这里没见到一本真正的古旧书，真是大失所望，以后就很少再来了。

老辈学人津津乐道的所谓“东西两场”旧书肆，我自然不会赶上，当年这两个地方还都有中国书店古旧书门市部，勉强看作两场旧书肆的遗绪墨痕也可以吧，如今这点墨痕也无影无踪了。

那时候京城四郊居民进城购物，王府井和西单是必游之地，到王府井除了百货大楼就是东安市场了。余生也晚，我逛东安市场的时候，百年老店与时俱进，叫红彤彤的名字——“东风市场”，顾名思义，典出自一句顶一万句的“东风压倒西风”的语录。王府井大街向北路东就是东风市场的大门，进门通道南边有一个厕所，对着的是中国书店的收购部。门总是关着的，橱窗内摆放着一些作为幌子用的古旧书，每次路过都忍不住望望。再往里走，就可看到规模很大的南北相对的中国书店东风市场旧书门市部了。南面的门市主要卖外文旧书、画册等，因为不懂很少进去。北面的门面，说是旧书其实主要卖些廉价的新书、二手书等，因为这里部分是开架卖书，而且不确定会有什么书，所以很吸引我，有一段时间差不多每周都要来几趟。买的少白看时候多，买的货色今天看也不足道。勉强值得一提的，花几角钱买过钱锺书精装《宋诗选注》。有一段时间刚刚过时的“法家”著作大量出现，我买过李贽的《藏书》《续藏书》《焚书》《续焚书》《史纲评要》和王夫之的《读通鉴论》等。有些还是带硬纸函套的大字本，花钱不多，摆在书架上很是可观。三十多年后回想起来，用现在流行的话说是典型的糊墙派做法，说出来令通人不齿。

沿着市场通道向前走，是卖各种食品水果的。再走，就可以看到通向金鱼胡同的北门了，那里有著名的东来顺等饭馆。还有一家是卖小吃的，这里卖的奶油炸糕非常好吃，以后再也没吃过那样的口味了。当年东风市场内除了中国书店还有家新华书店。新华书店位置在市场中间部位，用柜台围起椭圆形一大圈。在市场最南面，有卖工艺品刻印章的，曾经用不到一元钱的代价，刻过一个牛角料的名章，钤盖在买来的书上自鸣得意。现在这个章早已不见了，偶然翻出那时买的书，看到当时乱盖的这个名章，虽然幼稚可笑，却为我留下了青春年少的回忆，也觉得是有些意思的。

七十年代建成营业的西单商场新楼，是当年西单大街最豪华的建筑。其实它很简单朴素，被形容像放大的火柴盒，现在也早已拆除改建了。在这座商场大楼南面，就有中国书店西单古旧书门市部。这是建于三十年代的老西单商场第二门市部旧址，高大昏暗的空间充满了一种古旧的气息。进门感到很幽深，先是新华书店的天地，穿过新华书店有一条南北通道，这条老市场通道南边与西单食品商店相连，北边可通曲园酒楼。通道北转弯昏暗处有中国书店西单机关服务部，曾经大着胆子往里张望过，被人呵斥出来。隔着通道与新华书店正面相对的，就是西单商场古旧书门市部了。这是隔出来的里外套间，卖的货色和东风市场见到的差不多，以打折廉价的新旧书为主，基本看不到解放前的书，更没有古书了，就是“文革”前的也是难得一见。架上旧色可餐的大多是解放初期版的“联共（布）党史”和马列著作等，了无意趣。曾经在这里买到过老商务版的《经传释词》，已经算是奇遇了。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郭沫若的《中国史稿》等也是在这里买到的。记得买到的第一本“古旧书”是民国商务版的丛书集成零种，发行人的名字和出版纪年都被浓墨涂盖，对着阳光破解，还是不明就里，当时让我很是疑惑，多年后才明白，被涂盖的是“王云五”和“中华民国”字样，真是可笑得很。

那几年杂七杂八买了不少闲书，但真正古旧书却没有遇到过，后来从杨成凯先生文章中知道，早在“文革”前中国书店就根据读者身份的不同，分内柜外柜、内宾外宾，区别对待，买古旧书还需什么级别的介绍信。杨先生说古旧书那时“一般人没有点办法既看不见，也买不到”。我当年看不到买不到真正古旧书真是不奇怪了。买书是我当年唯一的癖好，为此搭上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一辆自行车东西城串，翻翻看看，寻寻觅觅，不知不觉中，青春年华已逐渐远去。

此后我同一切常人一样，工作结婚，先顾嘴后顾家，奔走衣食，有好多年没有再顾上买书逛书店。等生活粗定，有余闲有余钱可以再逛书店了，已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此时市场经济的风越刮越猛，全民一致向钱看，中国书店改政治挂帅为经济挂帅，海王村古旧书店、海淀古旧书一条街等相继开业，各门店也有古旧书摆上柜台。遍地开花的旧书摊，彻底打破了按等级按身份买古旧书的怪现状，像我这样的普通人不但可以眼看手摸了，这个时候古旧书的价格，咬咬牙垫垫脚还能买得起，捧回家，珍而藏之。这真是淘古旧书的黄金时光，着实叫我过了一把淘书瘾。

九十年代初海淀文化街开业，据说这是当年北京市重点文化工程。中国书店利用图书大厦一层走廊（类似广州骑楼建筑形式）改建成“旧书长廊”。开街当日冠盖云集，好不热闹，主管副市长何鲁丽讲话剪彩，我远远地站立等待，不记得她说了什么，只记得旧书长廊里，线装古籍、解放前旧平装、旧杂志，分门别类排列得顶天立地，着实大开了眼界。只觉目迷十色，一阵乱翻，不知道买什么好。不懂版本，只找熟悉的看，翻出一函暖红室本《西厢记》，那几幅典雅的木刻插图，很觉得古趣可爱，“曲儿甜，腔儿雅，裁剪就雪月风花”的《西厢记》，更为我所心系，虽然标价一百二十元，还是不犹豫买回了家。震于武英殿殿版的大名，破吝囊一百元买了套顺治本包背装《资政要览》，这个价在当年谈不上是捡漏，架上摆了好几套，没见人要，二十年过去了再把这书拿出来，想到书价的惊人变化，不觉暗叫一声惭愧。此后，我又在这里买到过暖红室主人傅春姗景摹的《明清戏曲插图》一册，闺秀手迹，自是可爱，不能不信缘分。暖红室源于刘世珩的夫人傅俪葱（字春姗，号晓虹、小红）。

有一段时间海淀旧书店从四川收购来一批古旧书，机缘凑泊我也买到一点新文学初版本，如《春蚕》《红烛》《死水》等，这些书当时并不热门，买的人很少。曾邂逅姜德明先生，他是闻讯赶来买新文学书的，他说买书越买越是无底洞，真是过来人说的明白话，到现在我还记忆犹新。总有十多年吧，我每星期至少来海淀报到一次，往往要消磨好几个小时，这里曾经是我很留恋的地方。和这里先后卖旧书的徐元勋、蒲立飞、马彦杰等都有不错的交往，不是冷冰冰的买卖关系，留下了很难忘的回忆。

因为工作单位和新街口旧书店距离比较近，我过去经常去那里转转，这家旧书店可能是从西单拆迁过来的，开始还有以前在西单见过的老人。书店的铺面房据说过去是一家前店后厂的糕点铺，保存得很完整，别具老北京特色。可惜后来老门脸儿改造，变成了非驴非马，要多难看有多难看。这里所卖的书和京城其他古旧书店一样，以新书和新旧书为主，但也总有二三架古旧书应市。以前是两位老师傅管理古旧书收售业务，印象中他们总是一身蓝涤卡制服，布鞋布帽，带着双蓝套袖，好像永远都在书架后面忙着什么。慢慢接触一多，逐渐熟了，有时也聊一会儿天，其中一位以前就在西单商场机关门市部工作，很是见过一些大人物和名人。他说这些人买书更是斤斤计较，丢书的事也是有的。他亲眼目睹过大革文化命的时候烧书毁书的疯狂。当时他们曾到造纸厂挑选古旧书，他说“那时的旧书堆得像山一样，根本挑不过来”。记忆中一套康熙扬州诗局精刻本《楝亭十二种》就是从他们手中买到的，价格也是可以接受的。不几年他们都先后退休了，从此没有再见到过他们，现在早已过古稀的年龄了吧。几年后，马彦杰君调到这家书店来主持古旧书收售业务。我们原来在海淀书店时就认识，是谈得来的老朋友。经他手为书店收了一些不错的好书，如民国时期周氏兄弟的朋友章川岛的旧藏，多为民国原版书，仅周作人题赠的作品原版书就有二十多种。据闻，卖给一位喜爱周作人作品的记者了。其他还有诗人荒芜的藏书等。马君是很精明的人，有许多好书，他都留存在后面小屋里，以待能出高价的买主。虽然我不是这样的买主，但也常常享受被请进小屋的待遇，总要喝喝茶，抽抽烟，山南海北，聊一会儿天，感到的不仅仅是买卖关系。跑得勤了，本着谢国桢老“拾瓜蒂”人弃我取的精神，多少都会有些收获的，如买到的一些清末民初的诗文小册等，也都是不常见的。后来马彦杰君也不在了，逐渐地书店的人和书的价格，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总感到缺了什么，再也没有以前的味了。我也就很少再逛这家书店了。

琉璃厂因为离得较远，平时去得不多，但中国书店每年在这里办的古籍书市，我是逢集必赶。书市期间各门店都在此设摊，重头戏是收购科的线装残书摊，别小看这些古籍残书，东西神秘得充满了想象空间，价钱便宜得又近乎白给。一元一本的价格，现在看来真是神话一般，每场都要引来抢购的人潮。开门几分钟的工夫战斗就结束了，抢书的场景用惊心动魄形容都不为过。套句俗了不能再俗的媒体形容语，古籍书市是当年琉璃厂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我生性腼腆，与人争强斗胜是我的弱项，杂七杂八长短不一的残本，当时觉得意思也不大，买的也不多。回忆那几年我在书市买残书的收获，仅有清康熙精刊《通志堂经解》零种，还颇可一谈。黄蜡笺书衣，原装原刻原印，是丁福保的旧藏，钤盖“曾藏丁福保家”等印记。此外明末《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零种等，单种书都是全的，其实这些丛书零种不好以残书看待的。辛德勇先生在《买残书》一文中，记述了他那几年在书市的所得。人弃我取，要有坚实的学识为基础的，这只能令人艳羡，否则，弄一堆垃圾回家，也意思不大。据说有人从残书堆中挑出过元版和明初黑口本的。美人投怀的艳遇，我是见都没见过。只说我亲眼目睹的一位朋友的奇缘，他从不随人抢残本古籍，躲着走，因为太惊险了。有一次他来得很晚，海王村二楼平台上抢书战斗已经结束，偌大的台案上，早已空空荡荡，也许是心血来潮，或者是触景生情，反正是鬼使神差地弯下了腰，顺手捡起一本掉在地上的书，这是刚才抢书战斗的遗散物，谁也没有在意。他漫不经心地拿起来翻了翻，这是鲁迅兄弟祖父周福清的藏书，周作人的一段题跋赫然入目，代价仅一元钱，这样的奇遇只能用佛家讲的定命和前缘来解释了。

书市上我大多数时候在收购科另一个书摊上。这里卖的书都是全的，按质定价，相对一元一本的残书显得贵了许多，所以这里的竞争相对就平和得多，许多书今天看仍然是白给一样。某次我见架上有一摞书，是雍正铜活字本《古今图书集成》零种，价五十元，就那么随便摆着，我买了一本“时令中秋”卷当个样子，觉得还有点意思。郑振铎手书上版《西谛所藏戏剧善本书目》民国蓝印本价六十元，同时出现三本，我选一本品相好的。清末隆福寺聚珍堂木活字《蟋蟀谱》价十五元，也是同时出现好几本。说起来真如白头宫女说开天遗事，只能是追忆了。

某次书市，因为抢残书的人太多，秩序太乱，都惊动了公安人员，主办方采取排队卖残书的办法，排一次队每人可领书一捆，挑选之后再到收款台点数交款，以此来解决哄抢的现象。排队的景观吸引了路人的驻足，有几个外地人装扮的中年妇女，紧打听这是干什么的，得知是排队领书。于是耗半个多小时，每人领一捆，拿起就走。书店工作人员赶紧说：交钱呀！中年妇女愤然，还要钱啊？！遂将书抛于地而去。

也是在九十年代初吧，不知道从哪里刮来了一阵风，北京城一下子出现了许多跳蚤市场。其实跳蚤市场并不是什么新生事物，在中国也是古已有之的了，老北京的晓市就很有些类似。交点管理费谁都可以进场摆摊，杂七杂八卖什么的都有，前辈学人念兹在兹的旧书摊，在经过社会主义改造而中断了几十年后，终于随着跳蚤市场的出现得到了复兴。它的出现打破了中国书店独家垄断旧书市场的格局。当年北京旧书摊比较著名的地方有中关村、地坛、后海、潘家园、报国寺和北大周边等地。一到周末，天刚蒙蒙亮，书摊就摆满一大溜，张中行先生形容逛书摊犹如钓鱼，钓到多大的鱼，都是未知数，这就充满了一种期待。况且这里的书都非常便宜，如我买到的《围城》初版本价三元，《猛虎集》初版价二元等。我在书摊上买到的周作人签赠俞平伯的《药堂杂文》初版本，也所费无几，曾买到过一摞油印线装《春游琐谈》，回家发现里面还夹带一幅张伯驹手札，真是意外之喜。早期的旧书摊，摊主都是以书的薄厚论价，其他不管，所以廉价买到好书的机会就很多，逐渐吸引各方淘书客摩肩接踵，热闹得不得了。许川和宏明等大侠，都是早期旧书摊上的豪客，无论古籍碑帖、旧平装、旧杂志、旧照片、信札等，见旧的东西都统统拿下，从不还价，很受摊主的欢迎。许川英年早逝，他身后藏品流散，造就了一些藏书家和大书商，有的以此成了名，有的以此发了财，流传许多传奇的故事。

董桥说：“买到一部新书，似乎说不上偶得，在旧书铺里检出喜欢的书买了回去，这才允称偶得，前者是花钱谁都买得到的，是理所当然的事，后者平添一份喜出望外的乐趣。”逛旧书摊买到自己心仪的好书，或说是捡了漏，并不是因为占了多大便宜而高兴，众里寻她千百度的乐趣，是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

逛书摊更多的时候，都是满怀希望而去，梦断铩羽而归，只落得一身疲倦，两手尘土。当年常逛旧书摊时结识了许多好朋友，如谢其章、赵国忠、柯卫东、王洪刚、赵彦平等，我们互相勉励“买到是运气，买不到是运动”，本着“有枣没枣打一竿子”的心态，每周总要在市场上见面，比着看谁来得更早，披星戴月，只争朝夕，根本没有那种负手对冷摊的闲趣可言。常常几圈溜下来，天光也大亮了，我们很自然地聚到一起相互品评彼此买到的东西。如果意犹未尽，还要鼓起余勇结伴再逛东西城的中国书店。如今我们不再起大早逛书摊了，工作生活各自忙，见一面都不容易。想起那些年逛书摊的时光还是很让人怀念的。

进入新世纪后，拍卖会成为古旧书价格的风向标，大资金的介入使古旧书逐渐走上了另一个极端，如过去很常见的内府本《资政要览》，现在都要十几万的价钱，真是出人意表之外，古旧书再一次远离了以工薪收入为生的普通人。近来我也不再买古旧书了，因为家道中变，有些辛苦得来的藏书，先后化为烟云之散，虽无李后主去国之痛，自我得之，自我失之，想起来也是很伤感的。我买书可谓漫无目的，既无家学又无师承，兴之所至，捡到篮子里都是菜。虽然眼力和财力决定了我买到的书不会有什么好东西，但自有一种乐趣在。为买书节衣缩食，茹苦含辛，冷暖自知，但并不感觉苦。如果买到一两本可意的书，回到家中，迫不及待地打开书本，看目录，翻序跋，直到夜阑人静，也不罢手，只觉疲倦尽失，灯火可亲，所谓好者为乐是也。

周作人先生《药堂语录》后记中说：“近数年来多读旧书，取其较易得，价亦较西书为稍廉耳。至其用处则不甚庄严，大抵只以代博弈，或当做纸烟，聊以遣时日而已。”我不敢妄攀前贤，只是想说奔走书肆几十年，聊以遣时日而已，终于老大无成。岁月不居，似水流年，红了樱桃，绿了芭蕉，不觉已过知天命之年。风晨雨夕，闲翻存书，不免就想起以前跑旧书店淘旧书的好时光，想起和书有关的朋友来。

拾到的知堂遗物

我个人开始有目的买书，大约肇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那时收入不高，但每有一点闲钱，便买上一两本廉价旧书。这时社会上文化受到重视，各种售书活动也渐渐多了起来，有国营书店的定期书市，也有公家组织或自发形成的跳蚤市场，还有负贩者的街边小摊，规模不同，各有优势。比较而言，琉璃厂几乎每年都有的古旧书市就很受爱书人的期待和欢迎，因为它品种多，数量大，尤其是质量档次要更高，且当时价格比较实惠，故每有书市，便成了淘书者的节日。书市期间，几乎全城的书虫们早早在厂甸门外蚁聚，一待开市，便攘臂相争，蜂拥而前，情景触目惊心，至今令人难忘。

我早期买书不择版本，只图名著亦或价廉，所以只能算作淘书队伍中的初学者。后来陆续结识了一些书友，遂渐有了一点粗浅的买书经验。再后来又陆续拜读过一些前辈学人的访书文字，让我大开眼界，既增长了知识，又学到了经验。尤其是读到他们所收藏的名人题跋及钤印本，更令我景慕之至，惊奇和艳羡不言而喻，心想，大概此生很难有前辈那样的机遇了。不过这些年买书，居然也有过几次幸运眷顾，比如买到知堂老人的旧藏，便是机缘巧合的一次了。

这是一本六十四开小册子，名曰《异书四种》。此书早年得自琉璃厂书市，翻查昔日书账，购存日期为1995年10月15日。不知为何，这一年我的日记只录到5月10日，为何中辍？已茫然不复省记，但那一天购书的大致情形，至今犹存脑海。

从时间看，这应是当年中国书店秋季古旧书市。循例一大早赶在书市开门前便挤到门口等候了。能够想象，当开门后是如何拼力冲向二层平台的平装旧书架前……细节虽不及忆，但从书账上看，还算是小有收获：文载道（金性尧）的《文抄》，尽管标价二十元（在当时应算高价），还是毫不犹豫地“拿下”。余如费孝通的《乡土中国》，线装本《中国魂》上、下册等一些解放前旧书，以及十几本鲁迅著作五十年代单行本，另有《楹联丛话》《现代作家书简》《浮沉杂忆》等，加上所配《新文学史料》《文献》等，近三十种五十余册。近午，准备收工回返，徘徊顾盼间，偶见临近线装残本书堆正在上书，一群资深书迷正自抱一摞往僻处检择，看这近于抢夺的画面，不禁暗自好笑。心想，如此残本，不过是商家借特价饵客，何以如此疯狂？于是俯身拾起一本散落在地的小册子，随手翻到内页，居然还有一段墨笔题记，实出意想之外，继而凝睇字迹，竟是知堂老人亲笔。此时心跳不止，激动之情可想。急忙合上书页，深恐被识者瞥见，稍自镇定，不敢有洋洋之色。之后也未敢声张，又随手拾起一本“辛勤庐丛刻”（内容包括《碎海楼自怡草》和《左盦集笺》两种）夹在一起匆匆交款，一元一本，果真价廉，放在今日则近于白送，唯怪众人争相拥购，你抢我夺。不敢久留，何况囊钱将尽，急回返。

周氏兄弟的字，粗看约略有几分相似，有六朝人韵致，但细细品味，还是各有自己的风格。在我收存的刘半农所编《初期白话诗稿》中，所收鲁迅（署“唐俟”）两首新诗即为周作人代笔，若非细心观察很难分别。我曾在谢兴尧老先生处见过一幅周作人署名“十唐”亲笔赠他的扇面（背面有俞平伯题字），儒雅沉稳的一手毛笔字，给人以美感和享受。

翻开这本《异书四种》，知堂老人在他的题记中写道：“《异书四种》书面题字系先君伯宜公手笔，其中《粉铎图咏》上批点，则先祖介孚公之笔也。民国二十年二月十五日重订讫，记于北平煆药庐。作人。”

署名后钤“周作人”阳文朱印一方。原外封已无，从题记上看，此书外封页为周作人手自装订，内封为知堂之父周凤仪（伯宜）所题，至显珍贵。周伯宜题写书名的文字同样为直排式，自右至左书“仙坛花雨”、“碧落杂志”及“异书四种之弌弍”三行，历经一个多世纪岁月的剥蚀，内封页已变得枯脆，知堂先生以半透明薄宣纸包衬，使之美观整洁，焕然一新。可看出知堂先生不仅字好文妙，装订技艺亦颇见功夫。在叙文页右下端，有一方“周”字印，不知为周家谁人专有。后据闻周家数代多用“周”字印，经向鲁迅博物馆征询，由该馆资料室找出原拓《鲁迅遗印》（江苏古籍出版社，宣纸原拓，限量一百部），内中恰有此印，丝毫不差。这枚“周”字印原件现存该馆，印章为石质，高四十五毫米。然而尚不足以说明此印为鲁迅专用，周氏兄弟反目前，也曾有共用印章的时候，同时也不排除为其祖上所遗的可能。有一点可以肯定，这枚“周”字印为周家故物已是确然无疑的了。顺便插一句，上世纪四十年代，谢兴尧先生曾以一“周”字石章赠送给知堂先生，边款署“冷君为星诒作”字样，此为清代藏家周星诒旧物，据尧公说，此印猫形，工艺颇佳。惜未见实物，更与上边所提“周”字印无涉，故略而不谈。书中的另一处印记确是明白的，那就是钤在正文首页上知堂常用的一方“苦雨斋藏书印”。姜德明先生曾写有《知堂的藏书印》一文，除生动的文字叙述外，同时附有图影，我就不多说了。《异书四种》，清光绪丙子（1876）秋，由申报馆仿聚珍板印制，申报馆丛书之一种，列入丛书的“新奇说部页”。该书上下两册，铅字直排，除前面提及上册的《仙坛花雨》《碧落杂志》两种外，下册应收另外两种，即《雪窗新语》及《三十六声粉铎图咏》。因我只存有上册，故周介孚（周福清）于《粉铎图咏》上的批点无缘亲睹，实在遗憾，不知这下册现在天涯何处，或早已不复存在了。

周作人祖父周福清，为同治十年（1871）殿试第三甲第十五名进士，甲戌（1874）由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改知县。因与上司抚台闹别扭，光绪四年（1878）被两江总督沈葆桢革职，降为“教谕”。后改捐“内阁中书”，做了十几年以抄写为事的从七品小京官。光绪十九年（1893）丁忧回原籍。这年因慈禧太后“六旬万寿”在即，举行癸巳恩科乡试，浙江主考官恰是他当年同榜进士殷如璋，他受亲友怂恿委托，为包括其子（鲁迅和周作人的父亲）周凤仪在内的六名考生，向殷如璋密贿（遣仆人陶阿顺送一万银票及考生姓名），以求买通关节，不想被在场的副考官知晓……案发后，被光绪帝钦定“斩监候”，于是系狱杭州。所幸太后寿庆在即，加上包括地方官在内多方为之开脱，恳求宽缓，才从死罪量减一等，在杭州监狱七年，于1901年被释回家。1904年7月13日去世，终年六十七岁（有关周福清史料在顾家相《五余读书廛随笔》及《鲁迅研究资料》第七辑中均有述记，篇长不具赘）。

周作人的父亲周凤仪（伯宜），屡次乡试未中，但文章尚好，故周福清对他的科举前途寄予期望。周凤仪是绍兴兰亭会成员，是有相当艺术修养的书法爱好者。科场案发后，周凤仪因受牵系考卷被扣，人亦被拘，因乃前不明其事，圈禁数月后被释回家。本来就不苟言笑的他，释出后更显忧郁。厥后小妹周康去世，使他更是悲痛，于1894年冬病倒，继而吐血浮肿。此时家境艰窘，终在1896年10月12日病故，去世时尚未满三十六周岁。

这部《异书四种》，很有可能是周福清任京官时所购。为了获取相关的信息依据，想到知堂先生在重订这本先辈遗物时，或可留下文字记录，决定查阅周作人日记，然而恰恰这一年缺略不载。于是泛阅知堂作品，包括集外文及书信，仍未有结果。回过头来再查知堂早期日记，终于有了线索。一八九八年五月初七日有如下记载：“晴。午，四明人去。阮元甫告假回绍，寄函嘱寄出《史记》一部、《间架结构》一本、《书法菁华》二本、《酉阳杂俎》四本、《花镜》六本、《三异笔谈》二本、《四异丛书》弍本、《四梦汇谈》四本、《张太史塾课》一册、洋伞一把各物。下午去。”

日记提到的“《四异丛书》弍本”很有可能就是这部《异书四种》上下册。周作人在他的回想录里，也有对此事的记录，在《花牌楼》一节这样写道：“五月初七日仆人阮标告假回越，叫他顺便往家里取几部书来……”

此时周作人接替伯升叔，在杭州陪侍入狱的祖父，生活悠闲，只三四天去狱中一回，余下时间便是郊游和读书，所以遣仆人阮标取这些书来读。线索就此中断，只能留待以后慢慢查考了。

关于“煆药庐”的命名，周作人在1930年10月6日给俞平伯的信中，有文字记载：“顾氏文房小说中唐庚《文录》云，‘关子东一日寓辟雍，朔风大作，因得句云：夜长何时旦，苦寒不成寐。以问先生云：夜长对苦寒，诗律虽有错对，亦似不稳。先生云：正要如此，一似药中要存性也。’觉得此语颇佳，今日中秋无事，坐萧斋南窗下，录示平伯，不知以为何如，但至少总可以说明近日新取庐名之意思耳。只是怕人家误作崔氏瓣香庐一流，来买药剂也。十九年十月六日，岂明。”“煆药庐”斋名题字，为俞平伯书写。周作人的学生康嗣群在他的《周作人先生》一文中，也作了描述：“苦雨斋在故都的西北，是一个低洼所在……在被称作侧座的房里，悬着平伯君所写的‘煆药庐’，很娟秀的一笔字，正如其人。”在给俞平伯的信中，周作人也反复提到了为“煆药庐”题额一事：“平伯兄：手书悉。煆药庐额愿仍用尊处旧纸，略迟不妨。敝纸也就恕不寄了”，“承书庐额已裱来，昨带到红楼拟以相示，而兄适告假，今只得于星期五来舍时再看了……”。

这本《异书四种》尚钤有两枚“北京图书馆藏”阳文朱印，一枚钤在正文首页“苦雨斋藏书印”下方，另一则在此书卷尾。据周家人讲，1945年9月，周作人被捕后，其大部分藏书被国民党作为敌产而抄没，“煆药庐”题额也失落于那一时期。被抄藏书起初堆放在故宫神武门后楼上，后来归了北京图书馆。在这本书外封上，尚有一处铅笔痕迹，书“1468 存一册”字样，大概就是北图的图书编号了。相信此书的下册也是在那次抄家时便已遗失了。但尚不知这上册何时何因自北图流出，又怎么进了中国书店？今已茫然无可考，这谜底今后恐怕很难得到解答了。所幸此册一个多世纪以来，随周家三代主人，由南到北，经历了荣辱盛衰，也饱尝了漫长而动荡的社会变局，竟然未遭水火，也未在漫长岁月中消损，至今完好无恙，实在不易。

早在2005年5月，谢兴尧老先生在世时，他知我购存了这本周氏遗藏，便慨然以自存《异书四种》下册相赠，并不顾九十四岁高龄，用墨笔在此书外封写下了满满一页题记，使我凑成全本，老辈风范至今令我感念。

如今的琉璃厂，早已除去了昔日士女拥购的场景，近些年虽书店房屋不断翻新，然而旧书库存日趋枯竭，导致书价日涨，实体书店光景萧然，甚有些门市出租他用，观之令人感慨。回想二十年前书市的繁荣和淘书盛况，恍似在梦中，近今已如广陵散，渺不可追。我真梦想着还能回到二十年前。

寻访老版本

这里说的“老版本”，指民国时期的出版物，而我更注重搜寻与新文学作家有关的那些书刊。近二十年来购存虽有限，但某书是如何到了我的手上，其间费过什么周折，得到过怎样愉悦，又留下哪些遗憾等等，若如实地记录下来，倒有些话可说。

我的书大都购自旧书摊。前些年，京城旧书摊不止潘家园、报国寺两处，规模大点的还有中关村、地坛、后海等地的，规模小的就更多了。那时仗着自己年轻，又不惜脚力，更不知什么叫疲倦，许多个休息日就消磨在跑书摊上。天道酬勤，觅得了几册可称之为珍本的书。当然，这只是孤芳自赏，能否得到旁人的认可实在没有把握。比如1924年出版的《大风集》，这是著名学者陈万里自费印制的摄影集，也是我国摄影史上最早出现的一部艺术摄影作品集。记得那天一早儿，先奔的是潘家园旧货市场，一上午逛来，无所获，怏怏而返，临到家时又于心不甘，遂绕道去了东城图书馆，在馆前的小书摊上偶然拾得这册书，还是送给俞平伯先生的签名本。寻访旧书，有时不能不信缘分，缘分好时，连神仙也挡不住。一次在潘家园先买得十几册的新文学绝版本，已收获颇丰，那天不知触动起哪根神经，又到一堆乱线装书中去翻拣（平时逛书摊我是不翻这些的），从中寻出一册林纾的《剑腥录》，品相非常好，价格又低廉，不能不说书之神在暗暗相助了。还是接着说《大风集》，它的装帧很讲究，为十六开精装本，墨绿色封面的上方横题“大风集”三字，下方以白云、海鸥、浪花组成一框式装饰画，拿起这样的书，不用先看内容，仅其装帧，就够欣赏一番的了。集内共收十二幅作品，显示出我国早期艺术摄影的一些特点，令我更感兴趣的是书中还收有俞平伯先生的题词。这则史料多年来湮没不彰，搞现代文学研究的人未曾过目，《俞平伯全集》也失收，为此我写了一篇小文投给《人民日报》海外版，对俞平伯甚有研究的孙玉蓉先生看到拙文后，把它补入到近年出版的《俞平伯年谱》中。参与著述《中国摄影史》的陈申先生，不知从哪里知道我存有这本摄影集，托王稼句先生介绍找到我，对全书进行了拍照，以备出版之用。偶然拾得的一本书，最终能够派上用场，在我买书时是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的。

如今设在后海的旧书摊早已取消了，我却时常怀念起它。那里不仅有美丽的湖水，更难忘却的是沿着岸边一溜排开的旧书摊，甚至风吹动书页的沙沙作响声至今回忆起来仍令人陶醉。在这里我买到过《爱眉小扎》《老张的哲学》等初版本，那册闻一多的《死水》，虽是再版本，也殊难遇。1996年8月31日，我照例又到这里寻访，两本渴望已久的戋戋小书，忽然映入眼帘，是俞平伯先生著名的《遥夜闺思引》及《遥夜闺思引跋语》。两书均出版于上世纪四十年代，依俞先生手写珂罗版影印，丝线装订，显得古朴可爱。说来也巧，仅过一周，我又得到了此书的复本，有了为何还要购存？难道我就那么贪婪，难道不应该把机遇留给别人？事实是当时两书就置于地上，可怜得像无人认领的弃婴，我实在不能忍视，良心命令我去收下它们。如今这复本已送给了吴小如先生。当年俞平伯刚完成《遥夜闺思引》这首著名的五言长诗时，吴小如曾借去先睹为快，还以小楷清写一遍送给了俞平伯，自此跻身俞门。俞平伯也作过吴小如写赠本《遥夜闺思引》跋，以志这段师生之谊。吴先生原是存有这两书的，但在那众人皆知的疯狂年代里，他的书被无情抄走，我觉得吴先生比我有更充分的理由保存这两册书，当然乐于奉送。

时常访书，自然熟识了几个书贩，有的甚至成了朋友。某日接到一位电话，告之得到一册朱自清的《新诗杂话》，还是朱自清的好友浦江清的旧藏，问是否需要，我当即告之，暂且留下。不几日，他持书而来，书的扉页确实留有浦江清的墨笔题字，内容很重要，堪可一存。据书贩讲，他曾把书拿到旧书店估过价，给价多少他都没卖。言下之意，当然是求寻个善价。常买旧书的人往往都会遇到手头拮据的时候，而此时正让我赶上了。心想推辞掉吧，今后恐将无从寻觅，买下呢确实又有困难，思来想去，憋出个折中办法，即用几十册书与之交换了下来。在我的购书史上，以这种方式得到一册书，还是绝无仅有的。事后，知情的朋友告我，此书是书贩花几元钱在小摊上得到的，至于拿到旧书店估价，不过是编造的一个美丽故事。但我依然感谢这位书贩，因为他给我带来过快乐。

不要以为机遇总眷顾于你。有次因我迟到了一步，在后海一书摊前，见某君手中拿着几册书正掂量着，凑近瞅，是汪静之的《寂寞的国》、康白情的《草儿》、徐志摩的《猛虎集》及叶灵凤的《灵凤小品集》，皆是久寻不遇之书。我忙退到一旁静候，并暗暗地祈福，最好这小子是个不懂书的，抑或书价定得高些，或者他已存其中某种，哪怕给我剩下一册也行啊，只要那拿书的手一松，就归我了。可不知此君哪儿来的这份闲心，忽而瞅瞅书品，继而翻看版权，更为恼怒的是还检查起书中是否缺页，忙活完一阵后，居然悉数买下，我的心一下子凉了，真如剜去心头肉一般地难过，好几天都缓不过气来，闷闷不悦。当然，这样的遭遇经历了不止一次。还有一回是在潘家园旧货市场，时在1997年11月8日。那几年，我和交往多年的书友，于每周六的清晨都在这里聚齐，风雨无阻。我们抱的观点是：许可没书，但不许你不到。那天我们并没有缺席，我还幸运，见到了这批书，而书友谢其章连这点都没有享受到，因他来晚了，未能赶上，所以至今一说起这事，常使他恨恨不已。其实要说恨的话，只能恨我那天带的银子太少了，与一批心爱的旧杂志失之交臂。那是一个河南人来京贩卖的，在他的两个大手提包中，装了满满的旧期刊，均为成套的合订本，是郑州某高校的旧藏，其中有《文饭小品》《子曰》《文学集林》《太白》《春秋》《时与潮》《文学丛报》等等。当众人正埋头挑选时，忽来一豪客，把贩者拉到一旁，两人窃窃私语一阵，议好价后，决定全部买下，有些意志薄弱的买书者，就把书递给了人家。多亏我手里拿的那套《大家》先付了款，成为一条漏网的小鱼。按说我访书的年头也不算短了，可是一次见到这么多的旧期刊出售，书品如此之好，仅这一回。另外，我还办过一件如今看来很愚蠢的事，不妨借此晒丑。记不清是哪年了，朋友送过一册名为《幸福》的书，东北书店的出版物，著者“仓夷”的名字也很陌生，书拿回后便放在家中堆放过期杂志的角落里，后来一起处理掉了。我认识到这本书的价值还是在读到姜德明先生《守望书摊》中《仓夷的〈幸福〉》一文之后。原来仓夷是位华侨，1938年回国参加革命，曾在《晋察冀日报》做过多年记者，不幸于1946年8月被国民党秘密杀害。《幸福》即他记者生涯写的那些通讯报道。如此说来，仓夷烈士的这册《幸福》简直可以视之为革命文物了。可当年，我哪里知道这些呢？

今天，老版本已成稀罕物，逛十次八次的书摊，未必能得到一册，难道与旧书就此绝缘了，我不这么悲观，时常不是还做着买书的梦吗？我仍将寻觅下去。

我的题识本题赠本集藏

自少年起，便酷爱藏书——集“小人书”，所收题材，多以文史为主；内容，则侧重绘工精湛，但凡京城、沪上“人美社”所发行，尤为珍视。藏书情结，由此萌生。

2004年初夏，在北京海王村拍卖公司拍得梁启超题赠姚茫父《人境庐诗草》一函四册；随即，在无锡喜获章太炎题识之《革命军》；2005年初春，又于上海古旧书会幸获鲁迅题赠孙福熙《唐宋传奇集》……收集名家题识本题赠本之热情，遂日益高涨，庋藏方向，亦由此定位。

继而，流连京沪拍卖市场，徘徊民间古旧书肆，朝夕寻觅，广为搜罗，集腋成裘，时至今日，略有可观。

笔者收集名人题识本题赠本，绝非兼收并蓄，而是精选细挑，意在“开卷有异”：举世推许者或粹然学者所题，倾力摄取；清季刻本、民国版本，自当为重。

敝藏题识本题赠本，虽不敢自诩为“善本”，更不可说“稀如星凤”，但因“此中有真意”——附存名流识语、先贤遗泽，并伴有往来交谊轶事，固当敝帚自珍。现自拙藏中遴选数册，缀以数语，以飨读者。《革命军》，章太炎题

2004 年初夏，承蒙著名古籍鉴赏家张宗祥先生引荐，与无锡小诸结缘。

一日，茶余饭后，小诸先生自书柜深处翻出一发黄的纸包。他边轻轻打开层层护纸，边笑着说：“让你开开眼！”我随意地问道：“诸兄，什么宝贝让你如此小心翼翼？”

话音未落，《革命军》一册，展显眼前。我双手捧书，热血上涌，心跳几乎骤停。这不正是那册屡次著录附有章太炎题识的《革命军》吗？它令我心向往之久矣，今睹其真面，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革命军》一书，被誉为“反清之战斗号角”，著者邹容，作序者章太炎。此本系初版，薄薄一册，装帧简易，封面平素（书名为章士钊所题写），既未署出版商字样，更无版权页、标价，实系上海大同书局为避清廷查抄，于光绪二十九年间（1903）匿名印行（革命党人集资）。

据小诸先生讲，1935年章太炎卜居姑苏讲学，其祖父诸祖耿（字佐耕，后为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受聘为“章氏国学讲习会”讲师，襄助太炎先生编辑会刊《制言》。一日，章太炎正与门生诸祖耿、吴契宁闲谈，另一弟子王乘六兴致勃勃进门，手持初版《革命军》一册，告知觅于冷书肆乱书丛中。

接过《革命军》，章老夫子百感交集，或许他立时想到那桩使他与邹容（字蔚丹、威丹）入狱的“苏报案”，恍如再见“邹容我小弟”（章太炎作《狱中赠邹章太炎题《革命军》容》诗句）生面。他沉吟片刻，遂握管于封面信笔挥就六十五字：“蔚丹著《革命军》以兴汉满之讼，而判决者则清外务部会同各国公使也。由是汉满对峙，革命之局始定。是书今已鲜见，王生乘六得之吴市，此亦吉光片羽也。章炳麟识。”

小诸先生又告知，尝闻其祖父言，挥毫瞬间，因一时激动，太炎先生竟误写“王生乘六”为“吴生契宁”，经众生提示后笑以更正。见诸祖耿对章师题记之《革命军》爱不释手，王乘六慨然相赠，并在“章炳麟”名下题就“乘六敬赠祖耿学兄”。

摩挲是册经章太炎题识的《革命军》，我审视良久，将书紧紧抓在手中，恳请小诸有偿转让。在笔者保证永久珍藏的前提下，小诸先生遂效仿王乘六转赠之举，同意相让。呜呼！收藏因缘，殆有天定。

初版《革命军》，时为禁书，系匿名刊行，印数未知，据章太炎所撰《赠大将军邹君墓表》，购者如潮：“远道不能致者，或以白金十两购之”，不久即告售罄。待再版时，“苏报案”事发，为避清廷关邮检查，只得易名为《救世真言》，或改称《图存篇》《革命先锋》，独不称《革命军》，原书面目遂难得一见。

时至今日，无论坊间，还是拍场，也不论何种版次，《革命军》已垂绝殆尽（即便有，也系再版居多），藏家往往久访不获。笔者探知，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现藏初版本一册，尽管未曾附有相关人士题识，也已被荣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此册《革命军》，因诸祖耿（1989年辞世）笃念师恩，精心善守，虽几经动乱浩劫，竟保得无恙。而今，笔者得获，岂能不郑重呵护？《樵隐昔寱》，周作人题

此册《樵隐昔寱》，竹纸，线装，周作人1941年秋购于北平。

书名“樵隐昔寱”，给人感觉颇为费解。其实，它是清代浙籍学者平步青（字景孙，号樵隐、霞外）的一部文集，寱（yì），古同呓字，“梦语”之意。此《樵隐昔寱》为樵隐先生安越堂自刻本，收平步青昔日所写杂记三十篇，清光绪壬午年（1882）刊印。

平步青（1832—1896），浙江山阴（山阴与会稽，清末合并为绍兴）人，同治元年（1862）进士，曾历任编修、侍读，同治十一年弃官归里，专心研治学术。其著述，以版本目录学、考据学为多。

对乡前贤平步青，周作人甚为景仰，一生行文中多次提到其人其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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