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新闻出版实录2011(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新闻出版总署对外交流与合作司

出版社：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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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新闻出版实录2011试读：

图书

英语“企鹅”走向非英语国土不“摇摆”

属于美国皮尔森出版集团（PLC）旗下的企鹅出版集团，于2010年9月与埃及的出版商签署协议，决定与之进行联合投资，合作目的在于将企鹅集团出版的一系列经典品牌图书介绍到以阿拉伯语为主的国家。2010年成交的几大批交易都可以看出企鹅集团正在通过经典出版物向非英语国家的图书市场渗透扩张，这些国家也包括中国、韩国以及巴西。

在2011年全年，企鹅集团一系列的经典图书将陆续进入阿拉伯世界的图书市场——其中既包括很多欧洲著名小说，如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的《化身博士》（he Strange Case of DrJekyll and Mr Hyde）和塞万提斯（Miguel de Cervantes）的《堂吉诃德》（Don Quixote），也包括一些阿拉伯经典著作。

企鹅集团将与其在开罗的合作伙伴——出版商达累斯萨拉姆厄尔尼诺（Dar El Shorouk）——平均分配销售收入。

该出版社的主席易卜拉欣厄尔尼诺-穆阿利姆（Ibrahim El Moallem）先生说，这项交易将使许多西方经典著作，比如《格列佛游记》（Gulliver's Travels）等作品的最新翻译版本可以在第一时间送达读者。

据了解，在埃及，阅读图书的人数正在增长，尤其是在青少年中这种现象更为普遍。而合作出版一方面有助于图书的引进，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对出版体系进行监督和检查。

虽然目前的图书市场仍以出版、印刷、发行纸介质图书为主，但在数字出版大潮不可阻挡的情况下，有关人士还是认为如果能同时出版电子版，将是合作中一个很大的亮点和优势。

七八十年来，企鹅集团的图书几乎完全是以英文版出版、发行的。而许多其他大型出版社，如贝塔斯曼集团旗下的兰登书屋（Bertelsmann group langdon book-store），却很早就已开始拓展运作非英语图书市场的业务。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企鹅集团的首席执行官约翰·马金斯（John Makinson）将建立这种合资公司视为介入“经济增长和人口迁移推动纸介质图书销售”的新兴市场的一种途径。这些新兴市场包括巴西、印度、中国以及韩国。

据悉，企鹅集团进军非英语国家市场的重心仍然是以出版早期的经典著作为主，因为这些出版物具有较大的成长空间和升值机会。

由于在埃及、中国、韩国、巴西建立了合资企业，企鹅集团也同意将一些当地的经典著作翻译收编，这样一来，这些国家中的部分书籍将有机会成为企鹅集团收藏的经典翻译著作。

企鹅集团发行的经典著作纸介质版本已经在以上四个地区推出或即将推出，而在韩国和巴西，它们的电子版也已同时发行，但在中国和中东地区这些著作电子版的推出还在酝酿之中。

在巴西，企鹅集团从2010年8月开始与当地出版商Letras Companhia合作推出了一系列经典著作。这些作品的定价从15雷亚尔至35雷亚尔（8.66美元至20.21美元）不等，但已售出共计49300本。其中最畅销的是马基雅维里（Niccolo Machiavelli）的政治性著作《王子》（The Prince），它的葡萄牙语新译本发行于巴西大选之前，并得到了巴西前总统卢拉的大力支持。

随着巴西教育水平不断提高，加之政府支持和经济增长，出版市场很是活跃。在巴西，企鹅集团的经典著作也同时以电子图书的形式发行。

企鹅集团于2007年底开始在中国销售其经典著作的翻译本，同时于2008年开始在韩国发行。企鹅集团在发行图书时大多都会与当地的出版社合作。在中国，企鹅集团已发行了30种作品，2011年上半年将有10种左右作品的纸介质版与电子版一同发行；在韩国，企鹅集团已经售出图书40万册，其中最流行的是菲茨·杰拉德（F．Scott Fitzgerald）的《本杰明·巴顿和其他爵士时代的故事奇事》（The Curious Case of Benjamin Button and Other Jazz-Age Stories）。企鹅集团在韩国出版的图书中有56％同时发行电子版。

企鹅集团2009年大约有10亿英镑的销售额（约合16亿美元），其中，经典品牌著作的销售额仅占其中的5％。这与经典品牌著作在可选图书中的地位严重不符。

企鹅集团经典品牌著作的销售收入，2008年增长了约11％，2009年增长了约14％。另外根据该公司统计，企鹅集团经典品牌销售额的四分之一来自于图书版权贸易。（孙　颖　编译）

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法国图书

作为世界图书大国之一的法国，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图书市场情况如何？根据法国《图书周刊》2010年2月5日第807期的统计分析，新千年的第一个十年法国图书市场总体发展平稳。虽然2003年一度停滞不前，但此后图书出版逐年好转。

2000年，新世纪伊始，法国共出版和再版39375种图书。各出版社都在调整出版策略和计划，争取在新千年取得好业绩。

2001年对法国图书市场来说是个好年份。全国共出版和再版图书44618种，营业额达26.56亿欧元，比2000年增长了3％，其中图书销售额为22.542亿欧元，版权交易额为9800万欧元，图书俱乐部和图书函购营业额为3.03亿欧元。

2002年法国各类图书出版和销售情况好于往年。2002年法国共出版和再版各类图书45787种，比2001年增加了2.6％。

2003年法国经济低迷，出版业一度停滞不前。在全法国消费总体下降的形势下，图书市场还是高于平均消费水平。2003年共出版和再版各类图书44145种，营业额达25亿欧元，超过电影和音乐，图书出版业绩居法国文化产业首位。

2004年法国图书出版继续回升，共出版和再版图书52231种。图书零售总额比2003年增长了3％。

2005年法国图书增长平缓，出版和再版53462种图书，比起过去的一年增长率只有2.4％。业绩突出的图书种类是连环画、园艺、心理学、地理、游戏和艺术。

2006年法国共出版和再版57728种图书，全年图书的销售额为41亿欧元。2006年的图书种数虽然比2005年有所增加，但是图书零售总额下降了1.5％，为近15年以来图书零售总额最低值。对比2005年，图书零售总额只下降了0.5％，而1997年下降比例也不过1％。

2007年法国共出版和再版图书60921种。2007年的图书种数比2006年有所增加。2007年全国图书销售额为30亿欧元，除去通货膨胀，比2006年增长2％；零售额比2006年增加3％。2007年法国政治图书、连环画、口袋书和青少年读物业绩突出。2007年图书版权贸易增长较快，增幅达10.3％，营业额为1.31亿欧元，占整个图书营业额的4％。各类数字化产品的销售也有较大增长，营业额达3690万欧元。

2008年法国共出版和再版图书63601种，出版种类继续增加。其中，法律图书发展态势良好，共出版1850种。2008年法国连环画连续14年增长，共出版和再版图书4413种。然而，法国小说类增幅缓慢，2008年只出版676种。

2009年法国出版业绩先低后高，年初起色不大，接近年底时逐渐好转，全年共出版和再版图书63690种，营业额比2008年增加了1.5％。2009年法国出版的4类图书业绩突出：青少年图书、实用图书、连环画和口袋书。在线远程销售图书状况喜人，而书店售书业绩下滑。表　2000年-2009年新书与再版书种数（于平安　编译）

法国图书业力抗金融危机

时光流逝，新千年的第一个十年已经过去。法国图书市场在近10年里总体发展平稳。新世纪伊始的第一年——2000年，法国共出版和再版了39375种图书；而到2009年，法国全年共出版新书和再版图书63690种。根据法国《图书周刊》的统计分析，面对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法国图书出版业全力“抗衡”，成效显著。新千年第一个十年法国图书取得优秀成绩有诸多原因：

——法国政府重视图书出版，把鼓励创作、促进出版、发展阅读作为政府文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图书与出版是法国政府每年制定年度文化预算的重要部分，如2009年法国文化部的预算为28.21亿欧元，比2008年的27.50亿欧元增加2.6％，其中图书与出版的预算为2230万欧元。

——法国重视图书出口，从文化活动预算中专门拨款支持作者个人、大中小型出版社和独立书店出口图书。法国举办各类书展促进国际出版业之间的交流，每年3月的巴黎图书沙龙吸引了各国出版商参展。2009年的巴黎图书沙龙，参观人数比2008年激增近4万人次。

——法国重视开展多种图书评奖活动，每年都要进行名目繁多的评选，获奖的作品琳琅满目，涉及学术界、新闻界、出版界、宗教界等。这不仅为众多的诗人、小说家、剧作家、传记作家提供了展示才华的机会，也为各出版社打开了销路。一旦某出版社出版的作品获奖，图书印数就会猛增，销售额就会上升。据法国《文学奖和文学奖评选指南》统计，法国共有大大小小2100种文学奖，其中还不包括颁发给外国作品的奖项。在法国众多的文学奖中，最重要的有6个奖项，即“龚古尔文学奖”、“法兰西学院小说大奖”、“勒诺多文学奖”、“费米娜文学奖”、“美第西文学奖”和“联盟文学奖”。

——法国重视青少年阅读，为此成立了专门小组进行调研。研究结果表明，人到20岁左右时可养成有规律的阅读习惯，并且可以保持终生。因此，法国各界呼吁阅读必须从青少年抓起。2009年巴黎图书沙龙期间，法国国家图书中心就为前来参观的年龄不满18岁的少年儿童和年龄不满26岁的学生发放了1.6万张可以购买图书的“媒体支票”，每张“媒体支票”价值50欧元。受此优惠政策的鼓励，法国许多年轻人踊跃前往巴黎图书沙龙参观和购买图书。据统计，法国每年有75万年轻人获得“媒体支票”。法国每年还举办读书节或阅读日。

——法国重视发展数字技术，在电子图书出版上奋起直追。虽然法国是世界出版大国之一，但是电子图书在法国仅占全国图书销售量的1％。新千年以来，法国数字技术成为少数蓬勃发展的领域，特别是电视、通讯、媒体和互联网等方面。数字技术能够产生如此巨大的经济效益确实鼓舞人心，特别是对于法国政府而言。2007年7月，法国数字经济发展国务秘书向政府提交了一份《2012年法国数字计划》。制定法国数字计划是自20世纪90年代迄今，法国认识到应该摆脱数字行业落后的局面奋起直追，并由国家干预数字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举措。为加速发展电子图书，法国全国出版协会多次组织关于电子图书的活动。法国图书出版业正逐步适应数字环境对纸介质图书造成的挑战。根据法国《费加罗报》与舆论之路研究所（Opinionway）关于法国人阅读纸介质书和电子书情况进行的一项社会调查显示，22％的法国人认为今后会网上看书或阅读电子书。在未来7年，法国电子图书将占全国图书市场的10％-15％。（于平安　编译）

法国青少年图书发展势头良好

近年来，尽管金融危机蔓延，但法国图书市场整体发展良好，青少年图书的出版业绩突出。据统计，2009年法国全年出版了8368种青少年图书，比2008年增加了0.5％，科幻图书的成绩尤为显著。2000年出版的青少年科幻图书为3449种，到2009年已达5093种。法国青少年图书之所以能够取得良好业绩主要源自以下原因：出版社的不懈努力

阿歇特出版社（Hachette）已经成为出版青少年图书的领军出版社，该社出版的青少年图书占全国同类图书的16％，其他几家业绩较为突出的出版社是：加利玛尔出版社（Gallimard）、巴亚尔出版社（Bayard）、弗勒吕斯出版社（Fleurus）和纳唐出版社（Nathan）。加利玛尔出版社和巴亚尔出版社的青少年图书均占全国同类图书的8％。上述出版社把青少年分为不同的年龄段，根据各年龄段的兴趣爱好制定选题和开本。根据法国益普索集团（Ipsos）的统计，2009年9月至2010年10月，法国共销售了5910万册青少年图书，其中31％为口袋书。善于发现新作者

为使法国青少年图书市场不断出现新的作品，凡设有青少年图书部的出版社在保护老作者的同时善于发现新作者，并及时出版他们的作品。加利玛尔出版社出版发行的青少年图书种类之所以能够居图书排行榜第二位，关键在于该社善于发现新作者，并善于与作者共同探讨新的选题。与国外作者加强合作

在与本国新老作者合作的同时，加利玛尔出版社还注意加强同其他国家作者的联系。该社青少年部主任认为法国青少年图书的作者擅长讲述内容，而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包括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的作者更注重书中人物的心理分析，法国出版社的编辑们认为，两种不同写作方式的结合会使图书更加引人注目。注意开发电子图书

随着互联网和手机的广泛使用，新的阅读方式引起广大读者的兴趣，其中也包括这些年轻的读者。法国出版社在出版青少年纸介质图书的同时也逐步开发电子图书。2010年埃蒂迪集团（Editis）的口袋书部已经把300种图书上线，青少年部则上线了400种。弗拉玛利翁出版社（Flammarion）将其出版的30余种纸介质小说制作成电子图书。目前读者已经可以在iPad平板电脑上查看加利玛尔出版社的连环画和文献类图书。表　2000年-2009年青少年科幻图书种数（于平安　编译）

法国烹饪图书出版势头持续强劲

法国大餐享誉世界，法国烹饪图书可谓功不可没。近十年来，法国人对饮食的乐趣日益浓厚，推动了烹饪图书出版的强劲发展。据法国《图书周刊》统计，2008年，法国出版和再版了1493种烹饪图书；2009年再创新高，达1682种，增加了13％。

2010年，法国多家出版社的烹饪图书又取得了令人满意的业绩，烹饪图书的种类和营业额双双呈上升态势。阿歇特出版社2010年出版了100种关于饮食和酒的新书，这些图书使出版社的营业额比2009年增加了3％。烹饪图书也使索拉尔出版社（Solar）的营业额增加了5％-6％。拉鲁斯出版社（Larousse）烹饪图书的销售量提高了50％。阿尔特米斯出版社（Artemis）烹饪图书的销售量增加了20％。芒戈出版社（Mango）出版的烹饪图书的销售量也持续平稳发展。

法国烹饪图书之所以能连续十年取得良好的业绩，关键在于出版社的不懈努力和不断创新。据法国业内人士分析，烹饪图书取得良好业绩的主要原因有：不断创新意识强

许多出版社根据时代的发展和读者的需求不断创新，改变了以往出版烹饪图书就是出版菜谱的单一做法。近十年来，法国各出版社出版了许多富有创意的新书，比如烹饪与餐具、美食与美酒、烹饪与美食设计、饮食与健康、烹饪与文学，等等。读者可以看出烹饪图书的选题变化很大，层出不穷。阿歇特出版社2007年推出了一本名为《晚餐与美酒》（Dîner au verre）的图书，销售量已达30万册。2009年，阿歇特出版社策划出版的另一本书《浓汤》（Soupe）同样受到读者的好评，已经售出6万册。力推质优价廉的图书

为使广大读者能买到质优价廉的烹饪图书，出版社确定选题后，总是想方设法在版本和装潢设计等环节上下工夫以降低成本。法国《图书周刊》在2010年第839期上介绍了50种烹饪图书，其中36种的价格低于10欧元。2009年普隆出版社（Plon）推出的丛书《廉价书》（à petits prix）销售量已达40万册，每本书的售价都低于10欧元。第一出版社（First Editions）出版的丛书《托卡德》（Tocades）每本售价为6.9欧元，还有一套《小丛书》（Le petit livre de）的售价只有2.9欧元。阿歇特出版社2010年还出版了5种售价低于5欧元的烹饪图书。积极参加烹饪书展和烹饪摄影展

法国各出版社还积极参加各类活动，加强宣传力度，促进烹饪图书的销售。2010年3月法国举办了第一届烹饪书展，为期4天，5000多人前往参观，100多家法国出版社和100多家外国出版社参加了此次书展。法国还在2011年3月3日—3月6日举办了第二届烹饪书展，参观人数明显增多。除参加烹饪书展外，法国一些出版社还积极参加烹饪摄影国际展。2010年10月29日—11月14日，法国在巴黎举办了第二届烹饪摄影国际展，由法国40名摄影师拍摄的数百幅作品参加了展览。与电视台合作促销烹饪图书

随着高新科技的发展，除出版纸介质烹饪图书外，法国出版社还与电视台合作，把烹饪图书“搬上”银幕。阿歇特出版社是第一家与电视台合作的出版社。2008年，法国电视6台创办了一个名为《完美的晚餐》的节目。静物美食一旦上了电视就变成了生动的画面，并且是直观形象。该节目的电视观众达200万之多。由于电视台的宣传，纸介质烹饪图书的销售量随之大增。2009年末，《完美的晚餐》系列烹饪图书中的5种已名列法国畅销图书排行榜的前10名。由该出版社出版的另一本图书《是厨师长！》（Oui chef！）的销售量已达30万册。2009年，法国电视6台又推出一个名为《最佳厨师》的新节目，参赛者都是年轻有为的厨师。法国电视1台则创办了《名厨师》的竞赛节目，参赛人员全是烹饪业余爱好者。节目播出后，好评如潮，电视观众多达400万。与网站密切合作以求双赢

随着互联网的广泛使用，法国出版社和网站都认为，纸介质与电子版两种不同的载体不仅可以合作，而且可以实现双赢。阿歇特出版社率先在本社的网站设立了一个名为《阿歇特美酒指南》（Hachette_vins.com）的栏目。该栏目最初每月的点击率为15万次，经2009年补充和完善后，如今每月的点击率已达50万次，阿歇特出版社出版的有关酒类图书的销售量也随之增加。2010年3月，法国拉鲁斯出版社也在其出版社网站开办了一个美食栏目——《拉鲁斯饮食》（cuisine.larousse.fr）。在该栏目中，人们可以查阅到2000个从拉鲁斯出版社出版的烹饪图书中挑选出来的菜谱，同时网民也可以把自家的菜谱传到网站。表　2002年-2009年法国新版与再版烹饪图书种数（于平安　编译）

园艺图书成为法国人生活必读

法国人喜欢园艺，园艺图书成为其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法国的园艺图书出版有了较大发展。根据法国《图书周刊》统计，2002年法国仅出版154种园艺图书，2010年则高达259种。在法国，关于园艺、大自然和动物的书籍归为实用类图书，而园艺图书只占该类图书的5％。法国园艺图书出版能够取得如此良好业绩的主要原因如下：策划出版丛书

经过调查，法国出版社认为要使园艺图书能够在图书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并能逐步满足读者的需求，丛书的出版是一个重要的策略。拉鲁斯出版社作为出版园艺图书的领军大社，在2010年只出版了34种园艺图书，而到2011年该社在原有丛书的基础上出版了50多种园艺图书。几年前在园艺图书排行榜上排名靠前的地球出版社（Terre vivante）只名列第9位，2011年该社决定加大出版园艺图书的力度，出版了10种新的园艺丛书。阿歇特出版社已在2011年策划出版了一套名为《100％纯天然》（100％ Nature）的丛书。索拉尔出版社加大了出版有关园艺图书的力度，联合一家杂志社策划出版了一套名为《园艺朋友》（L'Ami des jardins）的丛书。多种渠道搞发行

一年四季中，春天是园艺图书销售的旺季。为了扩大销售量，法国出版社与书店、大型超市和网络联合起来，利用多种渠道搞好各季的发行工作。据统计，书店每年出售的园艺图书占园艺图书总数的三分之一。根据读者的需求，大型超市和网上购物在圣诞节和元旦两大节庆日重点推出精装版的园艺图书。根据捷孚凯（Gfk）研究所统计，2010年法国在线销售的园艺图书增加了12.9％，大型超市销售量增加了8％。质优价廉书取胜

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法国人的购买力明显下降。根据捷孚凯研究所（Gfk）的调查，2010年售价超过30欧元的园艺百科全书销量欠佳，售出的册数只占百科全书销售总数的18％。12欧元—20欧元的园艺图书的销售量也下降了15.7％。2010年只有售价为5欧元—8欧元的园艺图书的销售量增加了29.1％。面对上述局面，2011年法国出版社力争出版质优价廉的园艺图书。春季，法国百科全书出版社发行了一套定价为22欧元的《园艺实用百科》（Encyclopédie pratique du jardinage），该套百科书问世后受到不少读者的青睐。德韦希出版社（De Vecchi）在2011年出版了一套《花园与菜园百科全书》（L'encyclopédie du jardin et du potager），定价为19.9欧元。阿歇特出版社2011年策划出版的《100％纯天然》丛书价格仅为9.9欧元。绿色园艺与健康饮食

2011年绿色园艺成为法国出版社的重点选题，把绿色园艺与健康饮食结合起来成为编辑图书的新亮点。从花园到菜园，从阳台到盆栽，与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话题为出版社提供了多种选题。2011年拉鲁斯出版社在其已经出版的丛书《一步一步》（Les pas à pas）中新增一本书《我家花园和阳台的水果》（Des fruits dans mon jardin et sur mon balcon）。加利玛尔出版社也出版了一本新书《我的安静花园》（Mon potager tranquille），以此补充到原有的丛书《都美好，都是纯天然》（Tout beau，tout bio！）当中。阿歇特出版社在2011年3月已经出版发行了一本新书《种植我的菜园》（Je crée mon potager）。法国西部出版社（Ouest France）出版的新书名为《从阳台到餐盘》（Dub alcon à l'assiette）。德韦希出版社出版了新书《我的菜园与健康烹调》（Mon patager pour cuisiner bio）。

随着人们环境保护和强身健体意识的不断增强，花园、菜园、花盆和盆栽已经成为法国出版社取之不尽的选题源泉。而内容丰富和图片新颖的园艺图书更易受到法国读者的青睐。表　2002年—2010年法国出版园艺图书统计（于平安　编译）

法国翻译图书出版形势喜人

在2009年图书出版总量增长2％的基础上，2010年法国翻译图书出版又有新的发展，共翻译出版和再版图书9406种，比上年的9088种增加了3％。从近五年情况看，法国翻译图书出版总量年均增长3％左右。在图书出版总体不太景气的情况下，翻译图书占法国图书出版总量的份额反而逐年有所增加，即从2008年的14％，增加到2009年的14.3％和2010年的14.9％。

英语依然是被翻译成法语的第一大语言，但其所占份额却比前几年有所下降。2010年法国共翻译出版了5562种英语图书，比上年减少1％，所占翻译图书出版总量的份额也从2009年的62％下降至59.1％。在翻译图书出版的市场份额中，日语图书的份额从2009年的8.3％增加到2010年的10％。2010年法国翻译出版了939种日语图书，比上年增加了25％，快速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法国进口日本漫画的数量大增。法国翻译出版的日语图书中，90％是日本漫画。然而，朝鲜语和汉语的份额分别下降了12％和28％，亚洲其他语言也被边缘化，总共只有10种左右的图书在法国被翻译出版。

2010年法国德语图书的翻译出版增加了22％，主要是人文和科技图书、实用图书、文学和青少年图书。2010年，荷兰语、波兰语和葡萄牙语图书的翻译出版分别增长了27％、31％和15％，而西班牙语和斯堪的纳维亚语图书的翻译出版则分别下降了8％和10％。从过去五年情况看，法国翻译出版日语、波兰语、荷兰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和斯堪的纳维亚语的图书呈增长势头，德语和俄语图书基本持平，而英语和意大利语则有所下降。

统计数字显示，在翻译出版的图书中，小说的份额大幅下降，从2009年的38.5％下降到2010年的34.2％，也就是说2010年只翻译出版了3214种，比2009年减少8％。然而，幻想与科幻类小说不仅没有受到这种下降趋势的影响，反而分别增长了7.6％和12.9％。从语种来说，以过去五年情况看，汉语、日语、意大利语、德语和英语呈下降趋势，而波兰语、斯堪的纳维亚语、朝鲜语、阿拉伯语和俄语呈增加趋势。这说明，法国近年来翻译出版的外国小说呈现多语种化。

2010年法国共翻译出版了1182种连环画，比2009年增加33％，是增长最快的一个领域。不仅日语漫画迅速增加，而且英语连环画也从2009年的111种猛增至2010年的200种。

增长快的翻译图书还有艺术类图书和青少年图书，分别增长了7％和6％。人文与社会科学图书、诗歌、剧本都增加了2％。尽管烹饪和美食类图书的翻译出版增加了15.3％，但实用图书减少了11％，旅游类图书则下降了42.7％。表1　法国翻译出版外国图书语种比较统计表2　2010年法国翻译出版各类图书比例（张林初　编译）

柏林网罗出版社了犹未了

2011年春季，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艾希沃罗出版社和柏林的奥伏鲍出版社对外宣布，两社正式“合并”。到夏季末时，艾希沃罗出版社也将从法兰克福“搬迁”到柏林。而对德国大众媒体来说，既在意“合并”，更关注“搬迁”。因为后者与“出版重镇之争”有直接关系。好运刚开始就结束了

原来在S·菲舍尔出版社编辑部工作的书稿审读员维特·冯·艾希沃罗和马蒂阿斯·卡策库，在1980年创办了艾希沃罗出版社。20世纪80年代，艾希沃罗出版社既不搞独断专行，也不属于哪个党派，属于“想出什么就出什么”的年轻出版家的“据点”。在这种氛围下，一方面，艾希沃罗出版社出版的提倡“天马行空，独来独往”、满篇俗言俚语的小说成为畅销书；另一方面，艾希沃罗出版社出版的埃利·拉瓦舍恩拜哈的讽刺漫画作品也取得巨大成功。1989年，艾希沃罗出版社还幸运地成为《方言图书馆》的出版商。这套丛书由汉斯·马格纳斯·恩杰斯贝格编辑，得到德国学术界的高度评价。

1995年，维特·冯·艾希沃罗退休。2000年，艾希沃罗出版社重组为有限公司，出版范围进一步扩大，不仅继续出版文学图书和非虚构类图书，而且还出版商务图书和有声图书。社里的员工增加到50人，年经营额达到1500万欧元。从规模上看，这时的艾希沃罗出版社已经成为中型出版社。

但是，沉重的打击却接踵而至。1998年前后，汉斯·马格纳斯·恩杰斯贝格放弃了继续编辑《方言图书馆》丛书的工作，这对把丛书作为头号品牌的艾希沃罗出版社无疑是当头一棒。紧接着，艾希沃罗出版社的总编辑卡鲁斯丁·克莱戴尔转到查康帕柏出版社；艾希沃罗出版社驻柏林分社的沃尔布干·贝尔纳自己独立出去另立出版社，带走了原来属于艾希沃罗出版社的人气作家，使得艾希沃罗出版社雪上加霜。2010年下半年，艾希沃罗出版社的销售额只有780万欧元，与2009年同期相比减少10.4％。不得已，2010年12月艾希沃罗出版社把自家的业务部门出售给斯塔克出版社。柏林铺下了“红地毯”

与艾希沃罗出版社合并的奥伏鲍出版社，曾经是东德最大的文学图书出版社。在东西德统一之后，奥伏鲍出版社被不动产业者伯尔尼托·F.龙格维茨收购。2008年，伯尔尼托·F.龙格维茨向奥伏鲍出版社发出通告：自己无力提供资金，做不了债务担保，只好宣布奥伏鲍出版社破产。正当奥伏鲍出版社命悬一线的时候，2008年10月，柏林著名企业家、也被称为“文化实业家”的马蒂阿斯·科赫发表声明，宣布从伯尔尼托·F.龙格维茨手中购买涉及奥伏鲍出版社的所有权利。

在此之后，马蒂阿斯·科赫对曾经屹立着以制造钢琴闻名德国的“赫菲施泰因屋”的莫里兹广场进行改建和扩建。2011年春季，莫里兹广场的改扩建工程竣工。目前，陆续乔迁莫里兹广场的，不但有包括奥伏鲍出版社在内的出版社，而且还有书店、剧院、画廊、俱乐部以及工艺品商店。其中，也为艾希沃罗出版社预留了办公场所。

不难看到，马蒂阿斯·科赫将从多方面发展自己的文化事业，而出版事业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合（作）”而不“（兼）并”

艾希沃罗出版社与奥伏鲍出版社围绕两社合并问题，专门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双方再三强调，两社原来都是“独立出版社，合并之后，依然保持各自的独立性”。两社合并在一起，2011年的销售额可能达到2500万欧元。然而，有专家指出，这两家出版社的合并看似“强强联手”，但其实不然。在当今的德国出版行业，天外有天，比这两家出版社实力强大的出版社有的是。例如，贝塔斯曼出版集团旗下的兰登书屋有海涅出版社和DVA出版社；施普林格出版集团旗下有洛布卢托出版社、S·菲舍尔出版社和兰伯特学术出版社；拥有瑞典资本的邦尼埃尔出版集团旗下有卡尔逊出版社、比佛出版社和乌尔施泰出版社等著名的独立出版社。

艾希沃罗出版社与奥伏鲍出版社合并的话题，早在两年前就出现了。“经过两年恋爱”，到了2011年，终于“进入结婚阶段”。马蒂阿斯·科赫认为，既然是“结婚”，就应当“合二为一”，意即让奥伏鲍出版社兼并艾希沃罗出版社。由于大众媒体坚决反对其兼并在出版上颇有建树、个性鲜明的艾希沃罗出版社，迫于舆论压力，马蒂阿斯·科赫只好同意“合（作）”而不“（兼）并”。“三足鼎立”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德的出版中心在法兰克福。著名的出版社大多在法兰克福安营扎寨。网罗了众多出版社、图书批发公司、图书销售公司（书店）的德国书籍业者协会的总部，也设在法兰克福。全世界最大规模的书展每年在法兰克福举办。时至今日，以S·菲舍尔出版社和堪察普斯出版社为首的大批出版社，依然“坚守”着法兰克福，因为这些出版社始终认为，法兰克福是德国出版产业的福地。

然而，自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法兰克福之于出版业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开始受到挑战。2009年，兹阿卡姆布出版社离开法兰克福搬到柏林，之后，不断有出版社步兹阿卡姆布出版社的后尘，2011年艾希沃罗出版社也做出此举。

毋庸置疑，东西德已统一20多年，首都柏林不仅是政治中心，而且作为文化中心的作用也日益显现。据有关方面统计，柏林2010年的出版社数量达到166家，已经超过德国另一个拥有133家出版社的“出版之都”莱比锡。今后，不敢说所有出版社都会进驻柏林，使柏林成为德国新的出版重镇，但至少可以说德国出版业“三足鼎立”之势已经形成。（古隆中　编译）

意大利青少年图书出版持续稳定增长

意大利《自由》（Liber）杂志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意大利出版了2198种青少年图书，而2009年出版2130种，2008年出版2294种。数据表明，意大利青少年图书的出版已经克服了金融危机的影响，出现了“腼腆而又有意义的恢复性增长”。该杂志称，意大利的青少年图书因出版“哈利·波特”和杰罗尼摩·斯蒂顿的畅销书而达到了2000年的水平。

2010年意大利出版的2198种青少年图书中，749种为小说，493种为插图图书，333种为游戏图书，138种为寓言图书，131种为自然图书，57种为科技图书，53种为历史、地理图书，52种为体育、娱乐和文献图书。《自由》杂志认为，“在金融危机的几年里，出版社对选题格外谨慎，对图书的出版成本和销售价格也十分关注。它们不仅注意图书的出版目录，而且尽量减少出版预算。”

近几年，意大利出版青少年图书的出版社逐年减少，已经从2006年的201家减至2009年的175家，2010年又减少了10家，现在只有165家。其中32家出版社每年出版10—50种图书，9家出版社每年出版50种以上图书。

据意大利出版商协会提供的数据显示，2010年意大利青少年图书的销售额达1.98亿欧元，比2009年增加5.3％。据统计，14—19岁的意大利青少年购买图书时，38％到出版社购买，27％到图书馆购买，18％到连锁书店购买，17％到独立书店购买，15％到大型文化商店购买，5％为在线书店购买。（张林初　编译）

阿根廷图书业掠影

2010年10月，阿根廷第一次以贵宾国的身份参加了德国法兰克福国际书展。通过书展，人们更多地了解了阿根廷这个远在拉丁美洲的国度的图书业。同时在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上，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被推选为2011年世界图书之都。这一决定让阿根廷图书商会主席、阿根廷马南蒂亚尔出版社（Manantial）创始人卡尔洛·德·桑托斯高兴不已。桑托斯说，“这正是我们需要的一种力量，这将帮助我们向世人展示阿根廷图书出版业的发展水平，众多的作家、翻译引进图书的悠久历史，阿根廷图书出口的优势，等等。”

阿根廷曾是世界各国向拉丁美洲出口图书的桥头堡，也是西班牙独裁统治时期西班牙作家的集中地，同时也是欧洲民主思想的传播地。在20世纪很长一段时间里，阿根廷在西班牙语图书出版业中占有重要地位。然而，七年的军事独裁统治让阿根廷远离了世界。21世纪初，阿根廷又遭遇了经济危机，图书业受到重创，图书销售量骤降30％，上百家书店被迫关闭。有近2300家出版社

危机过后，阿根廷的图书业获得了新生。图书出版量从2003年的3300万册增加到2009年的7500万册，出版的新书品种也增加了两倍，达20308种，其中一半为人文科学图书、社会科学图书和小说。目前，在阿根廷图书商会登记的大小出版社共有2295家，其中450家出版社每年至少出版一种以上图书，70家出版社每年出版50种以上图书，2009年的营业额达3.8亿欧元。通过十年的努力，阿根廷如今已经成为拉丁美洲图书出版业最具竞争力和最有活力的国家之一。

阿根廷于2001年实行统一书价制度。统一书价有利于当地人的投资，同时也可使阿根廷出版商减少进口，发展出口。然而，阿根廷的图书进出口总额仍是赤字。阿根廷图书进口的主要贸易伙伴是西班牙。尽管从西班牙进口的图书越来越少，但是从西班牙进口的图书仍占阿根廷图书出版业46％的市场份额。阿根廷图书商会主席桑托斯说，“阿根廷减少从西班牙进口图书的主要原因是，西班牙图书的价格对阿根廷读者来说实在太高，而且所用语言也不适合当地的读者。”一本进口图书的平均售价达20欧元，而一本当地印刷图书的平均售价只有10欧元。外国出版集团掌控图书出版业

阿根廷的图书出版业相当集中，主要集中在十几家外国出版集团，其中三家为西班牙集团，即星球出版集团（Planeta）、桑迪亚纳教育出版集团（Santilana）和兰登书屋合资公司蒙达多利出版社（Random House Mondadori，该集团为德国贝塔斯曼集团和意大利蒙达多利集团的合资集团）。20世纪90年代，阿根廷对图书出版业进行了大规模非国有化，同时引进了大量外国投资，许多外资出版集团陆续收购了阿根廷的传统出版社。目前排名前五的国际出版集团的营业额已经超过2500万欧元，出版的图书约占阿根廷图书出版总量的一半。

被国际出版集团收购的阿根廷出版社，一般独立于母公司，以分公司的身份运作，有自己的编辑部，也有出版当地图书的计划，但购买版权的活动余地很小。已被西班牙星球出版集团收购的阿根廷著名的Emecé文学出版社经理说，“我们出版社现仍保持着自己的出版路线，商业气息比直接并入集团的要少些。大的选题由集团决定。不过，当我发现一部适合阿根廷读者的图书时，我还是可以决定购买版权。我关注的是阿根廷当地的市场。”在星球出版集团，一般是在西班牙签订畅销书的版权合同，然后将畅销书出口到阿根廷，接着由集团下属的阿根廷出版社组织翻译、印刷，并负责在整个拉丁美洲的发行。近年来新出版社相继成立

从2000年起，随着阿根廷经济的发展，一批新的独立出版社相继成立。阿根廷图书商会主席桑托斯分析说，“在大出版集团和传统出版社之间，还有很大的活动空间。这是一片适合富于创新、出版思路明确的出版社诞生的沃土。”十年来，这些新生的出版社大部分已经实现了收支平衡，并且在阿根廷图书市场上获得了自己的市场份额。

阿根廷新成立的出版社一般都出版文学、艺术和人文类图书，而其中大部分出版社更喜欢出版外国文学图书。它们与传统的独立出版社一起，起着培养阿根廷新一代作家的苗圃作用。2001年成立的Libros del Zorzal出版社的经理说，“面对奉行出版畅销书路线的大型出版集团，我们应该挖掘这种倾向以外的作家，现在已经有很多新一代作家给我们投来书稿。”

阿根廷出版社出版了许多外国文学图书，现在每年出版约400种翻译图书，其中大部分是人文科学图书和小说。在翻译出版的图书中，英语图书占52％，法语图书占12％，居第二位。重视图书的出口

为在国际图书翻译市场上具有竞争力，说服外国出版商出售其图书的国际版权或转让其图书在拉丁美洲的版权，现在越来越多的阿根廷出版社，从运作一本图书开始就将出口特别是向拉丁美洲国家出口纳入其出版计划。图书出口额约占独立出版社30％—50％的营业额。就图书的平均印量而言，一般翻译图书的印量要多于本国作者图书的印量。据统计，翻译图书的平均印量为3500册，阿根廷作者图书的平均印量为2500册。伊达尔戈出版社（Hidalgo）经理说，“如果我们确认将要翻译出版的图书能出口到邻国，那我们就购买该图书的语言翻译权。近几年来，我们已经将翻译出版的图书出口到墨西哥、哥伦比亚、智利，甚至西班牙。我们的战略是将我们翻译出版的图书出口到整个西班牙语地区。像我们这些出版文学图书的出版社，只有大量销售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据统计，伊达尔戈出版社年营业额的45％来自出口。为便于图书的流通和出口，伊达尔戈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一般有两个统一的书号，一个为西班牙书号，另一个为阿根廷书号。

三年前刚成立的Eterna Cadecia出版社的经理说，为保持与邻国业已存在的图书进出口通道，并将出版的图书远销到智利或委内瑞拉，必须将出口放在第一位。为了鼓励出版社的出口，以前很少投资图书出版业的阿根廷政府也制定了一项支持出版社和书店的计划。图书销售网点少

如果阿根廷真要想重新征服世界图书市场，那么首先要解决好国内问题。在通货膨胀的压力下，阿根廷的图书发行商近年来逐步消失了，许多图书很难发行到阿根廷内地。尽管阿根廷全国各地有2400家图书销售点，但分布不均，且大部分集中在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据统计，在众多的图书销售点中，大部分主要销售报纸、杂志和纸张，兼售图书，真正的书店只有600来家，其中250家在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

阿根廷图书50％的销售量由5个图书销售集团承担，其中最大的是Yenny-El Ateneo图书销售集团，占有20％的市场份额，共有42家分店，年销售450万册图书。对阿根廷图书出版商来说，报刊亭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图书销售渠道。图书出版商一般都会与全国性大报签订代销图书的协议。以Emecé文学出版社为例，该出版社通过报刊亭一周销售了60000册由一位著名作家写成的新作，而在书店里一本新书一般一年最多也只能销售6000多册。由书店储存图书

除了一些销售较好的图书外，一般性图书在书店里的时间很短。阿根廷图书业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图书存放在书店里，而不是在出版社里。出版社将图书提供给书店后，由书店的销售人员去收取发票、款项和回收没有销售出去的图书。这样的销售体系使得图书的储存、回收管理更加复杂，同时也给出版社的工作带来诸多不便。出版社不能在每本书上标明销售价格，因为书价每个季度都随通货膨胀的变化进行调整。图书盗版猖獗

妨碍阿根廷图书业发展的另一个问题是，盗版十分猖獗，特别是畅销书和南美著名作家图书的盗版更加严重。据统计，盗版图书约占阿根廷图书销售总量的10％—20％。在人文科学图书方面，大学生的非法复印极大地影响了该类图书的销售量。阿根廷图书商会主席桑托斯说，“如今，大学生都不买书，都在非法复印。如果2000位学生每年能买20本书，而不是非法复印，那么一本书将多卖20％。”（张林初　编译）

日本出版业概况

日本出版业主要由图书出版和杂志出版构成，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陆续增加的音像出版、电子出版和网络出版，也主要是对图书内容、杂志内容的转化。一

日本出版业大致分为三个环节：出版、批发和零售。2010年，有出版社3900多家，其中大型出版社有讲谈社、小学馆和集英社。批发公司有300多家，其中大型批发公司是东贩和日贩。书店有17000多家，其中大型书店有丸善书店、纪伊国屋书店和八重洲图书中心。

一直被划分在“加工工业”范畴内的日本印刷业，在21世纪前后，开始把合作、兼并与重组的触角伸向出版业，到现在甚至有了“日本印刷业将吞并日本出版业”的说法。2010年，日本有印刷企业6000多家，其中大型印刷企业有日本印刷公司、凸版印刷公司和共同印刷公司。

与电台、电视台并列的日本报业，一直很发达。2010年，日本的付费报纸报社和免费报纸报社加在一起，在5000家以上。其中大型报纸有《读卖新闻》、《朝日新闻》、《每日新闻》和《产经新闻》等。《读卖新闻》的期发行量一直保持在1000万份以上，为日本的第一大报纸，也是亚洲乃至世界的第一大报纸。二

据日本出版科学研究所统计，2010年日本出版销售总额为1.8748万亿日元（约合1314亿元人民币），与2009年相比减少608亿日元，减少幅度为3.1％。日本出版行业的巅峰时期是在1996年，那一年的出版销售总额为2.69万亿日元（约合1890亿元人民币）。而在14年后的2010年，跌破了2万亿日元大关。

其中，图书的销售额为0.8213万亿日元，与2009年相比减少3.3％；杂志的销售额为1.5335万亿日元，与2009年相比减少3.0％。

在杂志当中，月刊杂志的销售额为0.8242万亿日元，与2009年相比减少2.4％；周刊杂志的销售额为0.2293万亿日元，与2009年相比减少5.3％。

2010年，图书的销售册数为7.233亿册，与2009年相比减少2.2％；杂志的销售册数为21.7222亿册，与2009年相比减少4.3％。

2010年图书的新书出版品种数为74714种，与2009年相比减少4.9％。

2010年杂志的出版发行品种数为3453种，与2009年相比减少86种，减少幅度为2.4％。全年新创刊的杂志为110种，停刊的杂志为216种。

2010年图书新书的平均价格为1126日元，其中口袋书的平均价格为1110日元。2010年杂志的平均价格为503日元，与2009年相比上涨1.6％。

2010年图书的退货率为39.0％，与2009年相比下降1.6％；杂志的退货率为35.6％，与2009年相比下降0.7％。三

从内容上看，漫画出版是日本出版业的一大特色，被看成当代日本出版产业的支柱之一。

日本人认为，他们的漫画历史有1000年，漫画实现商品化的历史有400年，作为现代漫画产业核心的“故事漫画”的历史有60多年，漫画实现产业化的历史也有40多年。

日本最具影响力的漫画杂志有三种：

一是集英社出版的《周刊少年跳跃》，高峰时期平均每期发行600多万册，每月发行2400多万册；2010年平均每期发行300多万册，每月发行1200多万册。

二是讲谈社出版的《周刊少年杂志》，高峰时期平均每期发行400多万册，每月发行1600多万册；2010年平均每期发行200多万册，每月发行800多万册。

三是小学馆出版的《周刊少年星期日》，高峰时期平均每期发行300多万册，每月发行1200多万册；2010年平均每期发行100多万册，每月发行400多万册。

日本漫画图书、动画、动漫形象、主题公园的内容，大多源于漫画杂志。

2001年前后，日本出版漫画杂志280多种，出版漫画图书9800多种。以漫画杂志和漫画图书为主，包括广告收入、版权使用费以及动漫形象使用费在内，日本漫画产业的市场规模达到6000多亿日元（约合420亿元人民币）。2010年，日本出版漫画杂志200种左右，出版漫画图书7000多种。以漫画杂志和漫画图书为主，包括广告收入、版权使用费以及动漫形象使用费在内，日本漫画产业的市场规模在5000亿日元（约合350亿元人民币）上下。

无论是已故的以《铁臂阿童木》系列名扬四海的动漫大师手冢治虫，还是健在的凭借动画电影《千与千寻》荣获奥斯卡奖的动漫大师宫崎骏，都是从漫画杂志及漫画图书起步的。四

由于纸介质出版量持续下滑，日本在2000年前后开始尝试电子出版。从那时到现在，以互联网为依托的电子出版的发展，呈现出从慢到快的轨迹。

据日本印象R&D社对电子图书市场的统计——2002年，电子图书市场规模为10亿日元。2003年，电子图书市场规模为18亿日元，与上年度相比增长80％。2004年，电子图书的市场规模为45亿日元，与2003年相比增长150％。2005年，电子图书的市场规模为94亿日元，与上一年度相比增长109％。2006年，电子图书的市场规模为182亿日元，与上一年度相比增长94％。2007年，电子图书的市场规模为355亿日元，与上一年度相比增长95％。2008年，电子图书的市场规模为464亿日元，与上一年度相比增长31％。2009年电子图书的市场规模为510亿日元，2010年电子图书的市场规模为650亿日元。

2001年—2010年，日本平均每年出版电子图书2万种，10年总数接近20万种。

日本电子图书市场的规模不算很大，原因很多。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日本人口总数不过1.27亿，而日本人拥有手机（便携式电话）的数量已超过1亿部，日本的手机市场已接近饱和状态。二是电子图书的数量不能满足需求。日本现有电子图书不到20万种，而美国亚马逊网上书店通过日本亚马逊网上书店可以提供150万种电子图书；谷歌在线图书馆可以提供1500万种电子图书。后两者客观上把日本读者争取过去了。

当然，日本政府和出版行业已经意识到以上问题。2010年，官方与民间齐心协力，在把这一年定为日本的“国民阅读年”的同时，也把这一年定为日本的“电子图书元年”。2011年3月，日本发生大地震，再一次沉重打击了传统的纸介质出版，这反过来更加坚定了日本出版人大力发展电子出版的决心。五

日本出版业出现衰退迹象始于1997年。从那以后，兼并重组一直是“雷声大雨点小”，直到2008年以后，才出现了“大动作”。

2008年，文艺社兼并新风舍，重组草思社。内部原因是被兼并的这些出版社经营不善，外部原因或者说最根本的原因，是源自美国的金融危机。所以，日本媒体认为，文艺社的举动，真正拉开了日本出版业兼并重组的序幕。

2009年，在日本印刷业中排名第一的日本印刷公司，将丸善书店、准瓜堂书店、图书馆流通中心、图书休闲、文教堂、主妇之友社等纳入其麾下，组建了编印发一条龙的集团。

在进入日本印刷公司麾下的公司中，有两家公司的背景特殊：一家是图书休闲，另一家是图书馆流通中心。图书休闲2008年收购了破产的青山图书中心和流水书房；2009年以业绩恶化为由，请求日本印刷公司、讲谈社、小学馆、集英社入股。结果是不仅日本印刷公司同意，而且出版业的“三大社”也欣然接受。从入股的份额看，仅“三大社”就占了13％。图书馆流通中心在2008年成立了“财团法人图书馆振兴财团”，其基金总额为50亿日元。在日本书店排名第一的丸善书店、位列次席的纪伊国屋书店，以及讲谈社、小学馆等，都是该财团的理事。

在此之前，日本印刷企业中排名第二的凸版印刷公司，与日本图书交易批发公司中排名第一的东贩牵手，共同出资成立了名为“出版服务”的公司。

2010年，日本印刷业的销售总额为10万亿日元。其中，日本印刷公司的销售收入约为1.5万亿日元，凸版印刷公司的销售收入约为1.6万亿日元，共同印刷公司的销售收入约为1110亿日元。与此相对，日本出版业的销售总额仅为1.8748万亿日元。其中，讲谈社、小学馆、集英社的销售收入均低于1400亿日元；东贩、日贩的销售收入均低于5100亿日元；丸善书店、纪伊国屋书店的销售收入均低于2600亿日元。2011年的大地震，无疑给出版业雪上加霜。所以，尽管作为“加工工业”的印刷业进入出版业，使中小出版社、中小批发公司、中小书店有大祸临头的感觉，但印刷业兼并重组出版业的趋势不可逆转。从长远看，这应当是日本出版行业重塑辉煌的开端。（岳　月　古隆中　编译）

日本出版2010年畅销书点评

每年，日本出版行业报纸《新文化》、出版行业杂志《出版新闻》、出版科学研究所、丸善书店、纪伊国屋书店以及超级图书批发公司日贩、东贩都要列出各自的年度畅销书排行榜。所不同的是，《出版新闻》编撰的日本《出版年鉴》列出“二十大畅销书”，其他都仅列出“十大畅销书”。

2010年、2011年之交，东贩率先列出了自家的年度畅销书排行榜，“十大畅销书”依次是《如果高中棒球队女经理读了德鲁克的〈管理〉》、《卷卷就减肥》、《谷田的员工食堂》、《口袋妖怪黑白完全冒险攻略》、《1Q84》（第3卷）、《口袋妖怪黑白图鉴完成指南》、《传达力》、《新·人间革命》（第21—22卷）、《创造之法》和《永不气馁》。

从“东贩版畅销书”来看，10种书中只有《1Q84》（第3卷）是小说类图书——1∶9的比例——畅销书排行榜上文学书稀少，甚至唱“独角戏”，这是过去基本没有出现过的情况。无怪乎日本媒体感叹：文学作品在当今时代已越来越缺乏感召力，以往“哈利·波特”和村上春树的小说在年度畅销书排行榜独占鳌头，这种情景今后恐怕只能成为人们的美好记忆了。

综观“东贩版畅销书”，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日本读者越来越倾向于“轻阅读”，即希望通过轻松的快餐式的阅读，花费最少的时间成本，从实用性的图书中快速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截至2010年11月底销售181万册的《如果高中棒球队女经理读了德鲁克的〈管理〉》位居榜首，从封面看起来像漫画，实为新颖的管理学小说。该书凭借生动的故事内容，将管理学知识活学活用，引发了年轻读者的热烈追捧。以往管理学在人们的印象中是严谨和深奥的，本书作者岩崎夏海却将它与棒球结合在一起，再加入漫画、青春、励志等元素，使管理学变得深入浅出、具体实用。日本评论界认为，德鲁克《管理》一书中的诸多概念，经岩崎夏海的妙笔生花，成了经济不景气时期中的人们追求幸福和成功的利器。

在“东贩版畅销书”中排名第二的《卷卷就减肥》，是为迎合繁忙时代快速、高效阅读需求的“就书”领军之作。它用简明易懂的图解方式，介绍通过橡皮带的包裹和捆绑来减肥，并且达到矫正骨骼、使各部位得以放松等目的的方法。紧随其后的《谷田的员工食堂》是一本有关饮食健康的图书，书中介绍了31种控制卡路里的套餐食谱。以上两本与减肥有关的图书占据年度畅销书排行榜的二三名，此种现象颇为少见。诚如《朝日新闻》的评论所言：处于差别社会中的日本人正想方设法谋求花最低的成本来矫正自己形体上的差别的手段，以追求健康长在，青春永驻。

2009年，《1Q84》（第1卷）和《1Q84》（第2卷）在日本各种各样的畅销书排行榜上，不是“冠军”，就是“亚军”，至少也是“季军”。2010年，《1Q84》（第3卷）尽管首发就卖出100万册，但在“东贩版畅销书”中也只能屈居第五，并遭到“口袋妖怪”游戏攻略书的戏弄：《口袋妖怪黑白完全冒险攻略》和《口袋妖怪黑白图鉴完全指南》分别排在了畅销书排行榜的第四和第六名。《1Q84》（第3卷）之所以能够保住“前五名”的位置，是因为日本的大学生若不读村上春树，怕被认为是“没有教养”。还有就是一般读者既然已经读了第一第二卷，那么第三卷就只好“被阅读”了。

位列第七的《传达力》介绍了如何磨炼说、写、听三方面的能力，从而更好地与上司、部下和顾客进行沟通。该书作者池上彰是日本著名的时事评论家，曾为电视台新闻主持人，因解说风格客观明快，有“靠得住老爸”的雅号，其传播能力自然十分了得。日本著名宗教思想家池田大作的《新·人间革命》实为畅销书排行榜中的“常青树”，几乎年年都榜上有名，此番第21—22卷再度排名第八。日本畅销书作家大川隆法的《创造之法》排名第九，该书阐述了面对危机如何打破常规、开创新时代的成功哲学。

最后闯入“十强”的《永不气馁》作为超高龄诗歌“门外汉”老妪的诗集，销量超过了150万册。《永不气馁》的作者柴田丰，从92岁才开始写作，2010年已年高99岁。据传说，中国唐代的大诗人白居易每创作一首诗，先要念给老妪听，老妪有听不懂之处他就要修改。如果日本当今也有“白居易”，那么柴田丰写了诗就要先念给“白居易”听了。白居易写诗念给老妪听，是怕诗写得不够“俗”；老妪写诗念给“白居易”听，大约是怕诗写得不够“雅”——雅俗共赏，大俗之中见大雅。诗集《永不气馁》上榜，也稍稍减轻了《1Q84》（第3卷）的寂寞感。（戈壁沙　编译）

日本大学出版路在何方？

无论在亚洲的大学出版中，还是在全球的大学出版中，日本大学出版的历史都算得悠久了。然而，时至今日，日本大学出版却日渐衰退。

在2011年第18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代表30多所日本大学出版社的日本大学出版部协会，其参展的摊位不过四五平方米，参展的样书不过120多种，除了学术书，既没有教科书和教学辅导书，又没有辞书和字典书，出现了历年来最惨淡的情形。

和日本大学的信息不公开一样，日本大学出版的信息也不对外公开。但是，大学出版社只要出书，就会编目录，就会销售图书。所以，仅仅从近些年日本大学出版社编辑的新书目录和发行的新书数量来分析，大致就可以作出日本大学出版正在陷入泥潭的基本判断。

日本大学出版日渐衰弱，危机四伏。日本大学出版路在何方？所占市场份额越来越小，已出现零出版的大学出版社

最近，日本大学出版部协会出版了《大学出版部协会综合图书目录2011》（以下简称《目录2011》）。其中，收录了作为协会成员单位的32所大学2010年以及2009年的图书出版目录和品种数量。表　日本32所大学出版部（会、局）出版图书品种统计 （单位：种）注：根据日本出版行业杂志《出版新闻》文章内容制表。

从《目录2011》看，日本大学出版社持续萎靡不振。在32所大学中，2010年，出版图书100种左右的只有东京大学出版会；出版图书90种左右的只有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出版图书50种左右的只有法政大学出版局、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和东京电机大学出版局；而其他27所大学出版图书0—30多种，其中，2010年出版1—5种的，有武藏野大学出版会、武藏野美术大学出版局、明星大学出版部、流通经济大学出版会、圣学院大学出版会、三重大学出版会、大正大学出版会和大阪经济法科大学出版部等。大阪经济法科大学出版部2009年出版图书品种为3种，2010年为1种。东京农工大学出版会2009年出版图书品种数为1种，2010年为0种。圣德大学出版会和剑桥大学（该大学与英国剑桥大学无任何关系，只是名称相同而已——作者注）出版部，2009年出版图书品种数均为0种，2010年继续为0种。这两家出版社被日本大学出版人自嘲为“大学出版社零出版两连冠”；长此以往，不出书的大学出版社越来越多，“大学出版部协会”是不是将变成“大学‘不’出版部协会”呢？

从《目录2011》看，在32所大学中，2010年与2009年相比，出版图书品种增加的有13所；出版图书品种减少的有19所，后者包括出版图书品种排名前五、在日本大学出版中还算“抢眼”的东京大学出版会、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法政大学出版局、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和东京电机大学出版局。新书出版数量非正常地减少，这是十分少见的。

2010年，日本“大牌出版三社”的讲谈社出版图书近2000种，小学馆出版图书近1000种，集英社出版图书近800种。而同样在2010年，作为日本大学出版“标杆”的东京大学出版会，实际出版图书不过117种；作为日本大学出版“老前辈”的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出版图书54种，比东京大学出版会的一半还少。另外，不是大学出版部协会成员的早稻田大学出版会，据悉2010年出书也在100种上下，与2009年相比也有所减少。虽然数量不等于质量，但数量与规模是有联系的。东京大学出版会、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以及早稻田大学出版会的新书出版数量，也从一个侧面表明日本大学出版的市场规模明显缩小。

2011年10月，英国《泰晤士报》公布了2010年—2011年全球大学排行榜。在亚洲，中国的北京大学排在第49位，清华大学排在第71位，台湾大学排在第154位；以色列的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排第121位，特拉维夫大学排第166位；日本的京都大学和早稻田大学都进入前200位，而东京大学更是排第30位，成为全亚洲名副其实的“第一校”。然而，东京大学出版会曾因为出版面向西方国家的各种欧洲语言版学术书，被日本大学出版界誉为“第一社”，但由于效益连年下滑，入不敷出，却不得不在2009年终止了这方面的出版业务。

2010年，日本大学出版的销售收入大致为25亿日元，与十几年前的40亿日元相比，减少约15亿日元。由此发展下去，本来就不处在核心位置的日本大学出版，有进一步被边缘化的危险。《目录2011》尽管不是日本大学出版的全貌，但遍布日本各地的这32所大学，其大学出版社应当具有典型性、代表性和普遍性。有关专家无不悲观地指出，日本大学出版在过去想的是如何做大，如何做强；在目前则想的是如何不再变小，如何不最终消失。大学出版社之于大学，正在变成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

日本大学出版走到今天，有着必然和偶然的原因。（一）不能实现产业化

至少在明治时期，日本个别大学就有出版活动。到了当代，从事出版活动的日本大学比比皆是。然而，历史悠久的日本大学出版，却始终不能产业化。原因就是，在日本，干什么都讲究名正言顺，各司其职。比如，日本大学的“正业”，向来被认为是研究学术、培养人才，“副业”都是围绕这个“正业”运转。大学里的“出版业”也属于“副业”，主要作用也只是服从、服务于大学的教学与科研。

不过，日本大学出版从业者一直不甘心，总是希望大学出版“出人头地”，与所属大学平起平坐。大约在20世纪60年代，几十所大学的出版部聚集在一起，成立了上述大学出版部协会。从成立之初，成员单位对协会的“事业法人”登记就不满意，认为这样不利于“生产和经营”，不利于大学出版“做大做强”。接着就致力于变更成“企业法人”的登记。不曾想，为了取得“企业法人”资格，竟花费了40多年的时间。而最终变更的登记还不是“企业法人”，只是含义模糊的“中间法人”。其实，有关行政部门的长期拖延和模棱两可，也与来自大学施加的压力有关。对于有关行政部门的质询，各大学不约而同的答复是：大学的办学经费来自学生学费、政府拨款、企业赞助和校友捐赠，大学出版机构贡献不大。大学出版与赚钱、赢利没有什么关系，所以所设出版机构在大学大多叫“出版部”、“出版会”或“出版局”，而不是“出版社”。大学是出人才、出学术的地方，但不是出书赚钱的地方。出书赚钱是出版行业的事情。就如同出版行业只管出书赚钱和卖书赚钱，但其中的印书赚钱又是印刷加工行业的事情一样。（二）不能执教科书出版之牛耳

从出版分工来看，出版教科书应当是大学出版社的天然职能。但是在日本，情况要复杂得多。比如，日本每年发行图书约14亿册，其中，小学、初中和高中的教科书约为1.4亿册，经过多年竞争淘汰，这已基本成为以东京书籍出版社为首的四五十家教科书出版社分食的“蛋糕”，日本大学出版社无法进入。

出版大学教科书，无疑是日本大学出版社的专利。然而，由于日本大学使用的教科书五花八门，让日本大学出版社苦不堪言。日本大学使用教科书一般奉行“拿来主义”，首先使用欧美国家经过反复修订、被教学实践验证的经典教科书；其次使用本国已有的也是经过反复修订、被教学实践验证的优秀教科书；第三是使用教授的讲义或由教授指定的自编教科书。在新学科、新领域、新知识层出不穷的今天，教授的“自编教科书”尤其显得经济和实惠。这里所谓的“自编”，主要是教授收集国内外相同相近的最新教科书、最新学术书、最新学术文章，直接把其中的有关章节抽出来，组合成新的教科书。制作“自编教科书”，既不用“出版”，也不用“印刷”，仅仅“复印”就行了。这种没有书号、没有定价、发给学生最多收点“工本费”的“自编教科书”，品种很多，复印量很少，少则几十本，多也不过上百本而已。有了互联网和电子阅读器之后，把“自编教科书”内容通过扫描制作成电子版，经常连复印都省略了。不仅如此，日本大学向来还对新编大学教科书态度谨慎，基本上不会实施“大学教科书精品战略”，即使每年有“新编大学教科书”出版，品种也非常少，发行时也不会贴上“精品”标签来促销。综上所述，即便是在大学教科书出版领域，日本大学出版社的“用武之地”也非常有限。（三）不能引领学术书出版之潮流

日本大学教授的个人出书，一般分为三种情况：用英文写作的优秀学术著作，首先争取在欧美国家出版社出版；用日文写作的优秀学术著作，主要在日本大学之外的大型综合出版社或实力强大的学术出版社出版；用日文写作的一般学术著作，才在大学出版社出版。在大学出版社的出书方式，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大学出版社出钱出书，一种是教授自费出书。大学出版社出钱出书，一般都是赔钱赚吆喝；教授自费出书，看上去顺理成章，但实际上给大学出版社带来了名誉风险。在日本出版行业，自费出版由来已久，因为需求大，日本出现一大批主要从事自费出版的出版社。1997年前后，日本出版行业还设立了鼓励自费出版的奖项，每年都要表彰在自费出版中涌现出来的好书、好社。然而，“好经”也总有被“坏和尚”念“歪”的时候。几年前，新风舍出版社在成为日本最大自费出版社的时候，却因为进行商业欺诈，出版了太多的“垃圾书”，几乎使“自费出版”名誉扫地。由于不少日本大学出版社实际上是依靠自费出版在维持，出版的又多是二三流的学术著作，这样一来，后来破产的“新风舍出版社”的名称，无意间成了日本大学出版社的代名词。有人戏称“大学出版部协会”为“大学新风舍协会”。可能是为了避免沦为“新风舍出版社”，以早稻田大学出版会为代表的一批大学出版社，坚决不肯加盟大学出版部协会；一些原来属于大学出版部协会成员的大学出版社，也宣布退出大学出版部协会。在日本大学出版社“社社”自危的时候，日本大学的教授也有了几分不安全感：担心在大学出版社出了书，被称为“新风舍教授”。

如果说日本出版是以日语为主的出版的话，那么，日本大学出版就是以日语为主的学术出版。二战以后，日本大学出版的发展规模和影响程度，应当是二战之前无法比拟的。可是，当今日本大学的教授以及研究机构的学者、各类大型专业公司的专家，对日本大学出版社越来越视之若无。因为事实不断告诉这些精英分子，要在国际上扬名，必须在国际顶级英文期刊上发表英语论文，或在国内外出版英文专著。比如，近些年来，凡是日本的诺贝尔奖获得者，除了在实践中的成就以外，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在国际顶级英文期刊上发表过英语论文，或出版过英文专著，或出版过由日文翻译成英文的论文及专著。就连日本文学家大江健三郎，也是在自己的日文作品翻译成英文出版以后，才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客观而论，日本的各大学出版社在日文学术著作出版方面游刃有余，而在不是母语的英文学术著作出版方面，大都显得吃力和勉强。

日本大学出版社既希望像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那样出版全世界一流的英语学术著作，又希望像牛津大学出版社和剑桥大学出版社那样出版全世界一流的英语教科书、英语词典辞书，从而把自身升格为全世界一流的大学出版业，然而，实际效果相去甚远。日本大学出版的困境也许就在这里：一方面，在近似欧美大学体制的日本大学里，不能吸引足够多的教授自费出书；另一方面，不能出版足够多的优秀日本学术+优秀英文语言的学术著作、优秀外国学术+优秀英文语言的学术著作、优秀的英语教科书、优秀的英语词典辞书以及优秀的日语教科书、日语词典辞书。这样，日本大学出版之于日本大学，正在演变成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四）不能摆脱严峻的出版大环境

尽管日本大学出版似乎游离于日本出版，但说到“大环境”，还必须正视日本出版对日本大学出版正反两方面的影响。1996年，巅峰时期的日本出版，其销售总额为26900亿日元，而日本大学出版的销售总额为40亿日元；2010年，持续下滑的日本出版，其销售总额为18700亿日元，而日本大学出版的销售总额也下滑到25亿日元。从26900亿日元到18700亿日元，约减少了8100亿日元，日本出版还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从40亿日元到25亿日元，减少了15亿日元，日本大学出版似乎已凸显生存危机。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放弃“产业梦”，走好“事业路”，才是振兴之希望所在

实际上，与欧美大学出版相比，二战之后的日本大学出版，可以说从来就没有“风光”过，更没有“巅峰”过。在日本大学体制的框架内，日本大学出版仅仅是教学科研的辅助工具。各大学出版社出版图书，一般都是品种少、数量少，主要通过大学出版部协会，面向（国内外）大学、（国内外）科研机构、都道府县图书馆和相关企业发行销售，很少通过东贩和日贩批发、丸善书店和纪伊国屋书店零售而面向全国读者。2000年以后，通过日本亚马逊网上书店以及日本本土的乐天网上书店等，日本大学出版才开始面向国内外销售。

在比较封闭的编印发自成一体的条件下，日本大学出版在“清贫”的同时，也有“清高”和“清白”的好名声。例如，日本出版从1997年开始出现负增长，日本大学之外的出版社，为了生存，大都卷入“越出得多越卖不动，越卖不动越必须出”的恶性循环之中。那些年，日本各地的出版物仓库里，书刊的退货堆积如山，有“讲谈社之山”、“小学馆之山”、“集英社之山”。在这种大背景下，日本大学出版社虽然不可避免地也出版了相当数量的“垃圾教科书”和“垃圾学术书”，但毕竟没有出现过“东京大学出版会之山”、“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之山”、“早稻田大学出版会之山”。所以，仅仅从这些方面来考量，把新风舍出版社与日本大学出版单位相提并论，是不客观、不负责任的，甚至是错误的。而且，更让日本大学出版单位骄傲的是，在日本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中，有的以前还在大学出版单位出版过“处女作”。

从现象上看，日本大学出版之于日本大学，好像可有可无。比如前述的一些大学出版单位，已经少出版、不出版，或者零出版，对大学的教学科研已经“不作为”，还能抱着“出版”的名称不放，还能以“大学出版部协会成员”的身份自居。对此，日本大学竟然也无动于衷。由此不难知道，日本大学养着日本大学出版单位，进退自如的日本大学出版单位，当然也有“自生自灭”的自由。

如果日本大学出版要“自灭”，那就用不着讨论了。如果日本大学出版要“自生”，还是有探讨空间的。如果问日本大学出版是否还有希望，答案也应当是肯定的。背靠日本大学这棵大树，日本大学出版不但可以生存，而且也可以发展；不但可以生存得很好，而且也可以发展得更好。（一）对自身重新定位

在日本出版界看来，日本出版业是“产业”，而日本大学出版业则算不上“产业”，最多只是“事业”。如前所述，日本大学出版界一直不甘心以“事业”的身份“服从服务”于大学，一直追求以“产业”的身份不仅“服从服务”于大学，甚至还要和大学“平起平坐”。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各大学出版社先是“单打独斗”，后是聚在一起结成大学出版部协会；对“事业法人”不满意，就争取“企业法人”，以期朝着“大学出版联合集团”的方向发展；为了说服大学，各大学出版社不但从欧美大学出版找例子，而且也从邻近的韩国大学出版、中国大学出版找例子。然而，在实践中，日本大学出版想要发展成“产业”的种种努力，都是不成功的。

事实上，除了中国大学出版在进行产业化、韩国大学出版在朝着产业化的方向努力以外，以哈佛大学出版社为代表的美国大学出版、以剑桥大学出版社和牛津大学出版社为代表的英国大学出版，以及其他发达国家的大学出版，从来没有进行过产业化。像哈佛大学出版社、剑桥大学出版社和牛津大学出版社，经济效益非常好，但出版的利润主要还是用于扩大出版的再生产。其中的牛津大学出版社，甚至已进入全球出版业50强的行列，赚得盆满钵满，牛津大学也没有因此把牛津大学出版社当成“赚钱的机器”。也就是说，这些大学出版社，是以“出版”为大学服务，不是以“创收”为大学服务，而大学并没有把大学出版社当成“摇钱树”、“钱袋子”。日本大学的体制，与欧美发达国家大学的体制相近，日本大学出版要在日本大学进行产业化，天时地利人和都不具备，这是校情使然，从外部看也是国情使然。

其实，日本大学出版应该重新认识“事业”的长处，为自身没有被当做“经济增长点”、“既要养人又要养校”而庆幸，心甘情愿回归“事业”，把出版当“事业”做，在没有“创收赚钱”、“上缴利润”的压力下，可大可小，能进能退，或伸或缩，根据各大学的不同要求，在大学出版上各显其能。（二）解决出版资金问题

目前，日本大学出版单位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学校拨款、自身积累、作者自费。

从实际运作情况来看，在大学出版社少出书甚至零出书的时候，学校拨款主要用来维持基本运营。

自身积累就是以出版养出版，这原本是大学出版社最理想的可持续发展方式。然而，由于日本大学出版单位多数出版规模小，以出版学术书为主，经济效益普遍较差，即便经过长期积累，也很难有可观的资金用于扩大再生产。

接下来就是作者自费。在世界各国，自费出版是一种普遍现象，尤其是学术书的问世，几乎与自费出版有着天然的联系。试想一下，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最初全世界只有几个人能看懂，阅读难度堪比天书，如果当年以图书的形式出版，爱因斯坦多半是要自费的。不过，自费出版又是一把“双刃剑”，把握不好，往往会成为制造“垃圾书”的罪魁祸首——在大学出版这里，往往会成为制造“垃圾学术书”、“垃圾教科书”的根源之一。

从日本大学的具体情况来看，解决日本大学出版的资金问题，似可另辟蹊径，比如把校友捐赠作为出版资金。众所周知，日本大学的办学经费，主要来自学生学费、政府拨款、企业赞助和校友捐赠。从这些资金的性质分析，学生学费必须用于学生的教育和培养；政府拨款主要用于学校的行政开支；企业赞助往往要求学校得有回报；只有校友捐赠，既没有专款专用性，也没有功利目的性，这对大学而言，就有了使用上的灵活性和广泛性。把校友捐赠用于大学出版，从校友一方来说，不求回报，只是对母校的感恩与报答，是对母校教学与科研的贡献。从大学出版社来说，校友即是自家人，校友捐赠等同于“自有资金”。有了“自有资金”，可以向作为作者的教授支付稿费或版税，即便是不向教授支付稿费或版税，也可以尽量不让教授自费出书。有了“自有资金”，有利于提高大学出版的门槛，提升大学出版的权威性，更好地履行内容选择权和图书出版权，优胜劣汰，择优出版，以确保为大学积累的是学术，而不是“学术垃圾”——把赔钱赚吆喝变成赔钱赚“学术”。

2009年前后，日本亚马逊网上书店为了绕过固定价格销售的束缚，与早稻田大学商定，向该大学的在校师生以及所有校友，长期打折销售图书。早稻田大学以此为契机，以“图书打折卡”作为感情线，把全日本和全世界的校友联系在一起。从那以后，校友对母校的捐款激增，远远超过之前本来就不少的捐款。也许早稻田大学出版会不愿参加“以产业化为目标”的大学出版部协会，与其有充足的“自有资金”作为后盾、把出版当成“事业”来做不无关系吧。（三）开发拳头产品和常销产品

世界各国大学出版社的产品，大都是学术书、教科书和词典辞书，日本大学出版社的产品与之相似。不过，由于特殊的自身情况，日本大学出版社的产品又以学术书为主，以教科书和词典辞书为辅。所以，振兴日本大学出版，首先要立足于学术书的出版。

一直以来，日本大学强调大学出版社服务于本校的学科建设，各大学出版社的作者，也主要是本校的教授。由此就出现了一个普遍性问题：大学规模大，教授就多，作者就多；大学规模小，教授就少，作者也就少。而且，无论规模大的大学，还是规模小的大学，不少教授尤其是知名教授，尽量把自己的学术成果拿到校外或国外出版，这就使许多大学出版单位经常处在“巧妇难为无‘学术’或无‘好学术’之炊”的困境。其实，日本大学出版“服务于本校的学科建设”的理念本身并没有错，只是应当扩大这一理念的外延，增强这一理念的包容性——为本校的学科建设服务，为本校之外的其他大学相同学科建设服务，为本国之外的其他国家大学相同学科建设服务。例如，哈佛大学出版社的英语版“哈佛学术书”，哈佛本校的作者在其中仅占5％，而另外95％的作者，来自哈佛大学之外的其他美国大学，或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大学，以及全世界各种实验室和各类研究机构及其他部门。日本大学出版不妨借鉴美国大学出版社的经验，立足校内，走向校外和国外，广纳作者资源，最终打造出日语版“东京学术书”、“京都学术书”或“早稻田学术书”这样的品牌。

如果说出版日语学术书可以变成日本大学出版的看家本领的话，那么，出版日语教科书、日语词典辞书也可以成为日本大学出版的长项。

前面论述了日本大学出版在出版日语教科书遭遇的种种困境，但日本大学出版也不是无所作为。比如，除了重视出版经过修订的适合本校、本国读者的日语教科书以外，还可以开发适合外校、外国读者的日语教科书。在日本中小学教科书出版中排名第二的光村图书出版社，每年出版的中小学教科书平均每种发行不到20万册。但是，光村图书出版社与中国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共同编辑出版的系列教科书《中日交流·标准日本语》，每年平均发行35万册，1988年—2008年，已经累计发行700万册。日本大学出版社可以模仿光村图书出版社的做法，迈大步走出去，与世界上有日语学习需求的国家的出版社、特别是那些国家的大学出版社合作，共同编辑出版适合那些国家大学生或大众读者的“本土化”日语教科书。

尽管日本岩波书店出版社出版的《广辞苑》是日语词典的“标杆”，被日本人誉为“国民的词典”，日本大学出版在日语词典出版领域仍然可以异军突起。例如，词典出版并非哈佛大学出版社的强项，但哈佛大学出版社还是推出了使牛津大学出版社、剑桥大学出版社叹为观止的英语词典。由美国方言学会、威斯康星大学等共同编撰的《美国地区英语辞典》，从提出设想到全部完成跨越了3个世纪，实际编写也历时近50年，2010年出齐全部5卷，收录7.5万个条目，成为哈佛大学出版社的标志性出版工程。有专家指出，同《牛津英语词典》是“英式英语”的象征一样，《美国地区英语辞典》正在成为“美式英语”的代表。日语中的敬语之多，恐怕是世界其他语言不能比拟的。日本大学出版可以学习哈佛大学出版社的经验，组织编写、出版发行《日语敬语辞典》，在日语词典出版领域剑走偏锋。

英国有“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德国有“布罗克豪斯百科全书”，中国有“中国大百科全书”，而这种层次的百科全书，在日本可以说还是空白。日本大学出版社不妨牵头，编写、出版“日本大百科全书”，甚至在百科全书出版领域独树一帜。（四）为大学教授搭建个人出版平台

美国亚马逊、德国亚马逊已先后为作者搭建了个人出版平台。作者可凭借这个平台个人做书出书，或者出电子书；或者先出电子书，之后根据市场需求，利用亚马逊的按需印刷系统再出纸介质书，由亚马逊帮助发行销售。销售收入亚马逊分30％，作者个人则分70％。据悉，目前美德作者个人利用这一平台出的书，主要是读者面很窄的学术书。对此，有关行业人士不无乐观地指出，学者专家利用互联网平台个人出书，是迄今为止解决“学术书出版难”、“学术书发行难”和“读者购买学术书难”的最佳途径。

既然日本亚马逊对日本大学很感兴趣，那么，作为日本大学出版单位团体的日本大学出版部协会，不妨借鉴美、德经验，主动与日本亚马逊联手，为日本大学的教授们搭建个人出版平台以及相关的按需印刷平台。从理论上讲，有了这类个人投入非常少的平台，任何教授个人都可能出书，都可以出书，有望让自己的学术成果以电子书的形式，进入出版物市场，接受读者的挑选和市场的检验；电子书的内容一旦有出版纸介质书的需求，就通过按需印刷平台给予支持。教授个人凭借互联网出学术书，在日本还是新课题，还有待不断摸索，积累经验。不过从目前情况看，从一开始就必须解决好利益分配问题——确定日本大学教授、日本大学出版单位、日本大学出版部协会和日本亚马逊对销售收入的合理的分配比例。

毫无疑问，自从美德亚马逊开通了作者个人出书平台以来，尤其在专业书和学术书的出版领域，继“省略传统零售商”、“省略传统发行商”的危机之后，“省略传统出版商”的危机正在悄然降临。假如日本大学出版单位和日本大学出版部协会不主动跟进，积极应对，日本大学的教授们总有一天会个人与日本亚马逊或美德亚马逊合作。这种情况一旦出现，且变成普遍情况，学术书出版——日本大学出版的唯一支柱就可能倒塌，日本大学出版也就“寿终正寝”了。一流大学应当有一流的大学出版社

毕竟，像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和京都大学都进入了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对日本大学出版来说，日本大学有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作者资源和内容资源。

所以，日本大学出版放弃“产业梦”，走好“事业路”，或许前景更加美好——在一流的日本大学，理应诞生一流的日本大学出版社。相关链接日本大学出版部协会简介日本大学出版部协会成立于1963年。该协会成立的目的在于，“履行大学出版的光荣使命，建立健全各大学出版部，提高学术水平，振兴文化事业，促进社会发展。”该协会在成立之初，注册为“任意团体”。此后，经过40多年的运作，该协会越来越感到“任意团体”落后于时代，对大学出版的发展产生了阻碍。该协会认为，为了确实肩负起社会历史赋予的重大责任，应当把自身定位为“专门的学术出版团体”。2005年前后，在各加盟大学出版部的支持下，该协会对自身进行改革，并主动与有关方面进行磋商，希望从组织结构上过渡到“有限责任中间法人”。但是，由于各加盟大学并不积极，到2009年，该协会的注册只是由“任意团体”变更为“一般社团法人”。这个“一般社团法人”与“有限责任中间法人”相比，还不是完全的市场主体；但与“任意团体”相比，在出版的选题策划、编辑制作、市场营销方面多了灵活性。截止到2011年6月，该协会除了有32所“加盟大学”作为正式成员以外，还有44所“协力大学”作为非正式成员。该协会的日常工作由理事会主持。在理事会之下，分别设立了编辑部、营业部、国际部、电子部等4个部会；另外还设立了关西支部。该协会的机关刊物是《大学出版》，此外每年还不定期出版小册子《大学出版部协会》。该协会的网址：http:∥www.ajup-net.com。（古隆中　撰写）

日本出版“走出去”在韩国霸气十足

和往年一样，大韩出版文化协会在规定的时间内公布了2010年1月至12月的最终出版统计。韩国读者喜欢外来“文学”和“漫画”

最终出版统计显示，韩国2010年出版新书为42191种，与2009年相比减少4.5％。其中，出版的翻译新书为10771种，占全部新书的26.7％，与2009年的27.6％相比有所减少。2009年出版的翻译新书为11681种，2010年与之相比减少910种。2000年—2010年，除了2000年、2001年和2005年，其余7年出版的翻译新书都在10000种以上，翻译新书在7年间全部新书中所占的平均比例在20％—30％。

2010年，韩国出版的翻译书按不同选题领域划分，出版品种数最多的是“文学”，为2323种；其次是“漫画”，为2248种；第三是“儿童”，为2137种。2010年，在全部翻译书中所占比例最高的是“哲学”，占51.9％；其次是“漫画”，占47.0％；第三是“纯粹科学”，占39.9％。2010年，从出版品种数和翻译所占比例综合分析，出版翻译书最多的领域，分别是“漫画”、“儿童”和“文学”。

2000年—2010年，韩国本土原创“漫画”的出版品种数年年都在减少。其中，2010年与2003年相比，韩国本土“漫画”在出版上减少了三分之二。从内部原因看，韩国漫画作者的原创力衰退；从外部原因看，互联网的冲击无法抵挡。因此，本土“漫画”作品的锐减，必然带来“漫画”翻译作品的大量涌入。似乎已成为惯例，译自国外的漫画书，还是以日本的漫画书居多。即使是2010年，在全部的翻译漫画书中，日本漫画依然占压倒性的多数——出版品种数为2235种，占全部漫画书的99.4％。“儿童”翻译书尽管很多，但每年的具体情况有所不同。无论是从翻译书的出版品种数，还是从翻译书所占比例来看，有增加的年份，也有减少的年份。2010年的“儿童”翻译书还是有所减少，这是继2008年以来连续三年的低迷。对历来重视教育的韩国来说，“儿童”翻译书的持续减少不可思议，就连韩国出版行业也觉得是“雾里看花”。2010年，来自日本的“儿童”翻译书，占全部翻译书的17.5％，排在所有进入韩国的外国“儿童”翻译书之首。“文学”翻译书在2010年的出版品种数为2323种，这是继2009年以来连续两年的减少。相比较而言，2010年又回到2007年的水平。如果把全部翻译书按不同选题领域划分，2010年“文学”翻译书在本领域的占有率为21.6％，这种占有率在过去几年中也还是最高的。

在韩国的“文学”出版领域，近几年日本书的活跃是显而易见的。2010年，在全部翻译的文学书中，日本书为832种，占全部文学书的10.2％；占全部翻译文学书的35.8％。日本书从2001年达到260种以来，之后年年增加。2005年达到423种，2007年达到780种，2009年迅速增加到886种。2010年与2009年相比只是稍微减少。这种快速增加，在其他选题领域是看不到的。“文学”的翻译书按选题来源国别排位，日本以832种牢牢占据第一位；美国第二，为496种；英国第三，为291种；法国第四，为144种；中国第五，为113种；德国第六，为100种；俄罗斯第七，为91种。出版“日流”力压娱乐“韩流”

翻阅1990年—2009年的《韩国出版年鉴》，可以看到历年来的《日本小说的出版状况》，而年鉴中关于“日本文学”的“小说”的数据，很有说服力。韩国1990年出版来自日本的翻译小说为31种，1999年为165种，1990年—1999年年均在100种左右。2000年，出版来自日本的翻译小说快速增加到227种，之后连年居高不下：2005年达到301种；2006年达到482种；2007年达到477种；虽然2008年比2007年稍微减少，为467种；但2009年竟然达到693种。“日本小说”的出版品种数在韩国持续增加，表明韩国各家引进版权的出版社认为，“对日本小说，韩国读者反应良好，而日本小说的销售行情，给出版商的感觉是只升不降，永远有卖点。”韩国出版研究所的专家白源根指出：“实际上，日本的小说，不仅增加了韩国出版市场的发行量，而且更拉动了韩国出版市场的销售量。这与外国小说占韩国小说出版市场约70％的份额有直接关系。2000年前后，韩国小说与外国小说的销售量各占50％的天平被打翻，韩国小说的销售行情直线下滑。特别是小说的销售量，韩国小说占34.6％，日本小说占19.0％，后者超过前者二分之一还要多。”“韩国文学”有点急

与“日本文学”在韩国翻译出版市场上纵横驰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韩国文学”在日本翻译出版市场上却显得“畏首畏尾”——近些年，每年只有10种左右的“韩国小说”在日本出版——两者呈现出很大的不平衡。站在双边贸易的角度看，一个是“顺差”很大，另一个是“逆差”很大，两者是大大的“不平等”。为此，韩国方面十分着急。2011年上半年，日本国际交流基金首尔文化中心携大韩出版文化协会，共同举办了以“围绕韩国文化交流，制定行之有效的韩国文学翻译方案”为主题的论坛。这个论坛主要探讨了如何促进韩国文学在日本的翻译、出版，如何扩大韩国文学的日本读者群体等问题。

这次论坛取得的共识是，在举世瞩目的“韩流”涌动下，韩国电影、电视剧和K-POPS等，先后在日本大红大紫。唯独“韩国文学”没有搭上“韩流”的顺风车，在日本没有“火”起来。所以，“韩国文学”要在日本风光，还需要有关各方的超常智慧和不懈努力。（岳　月　编译）

朝鲜半岛出版瞄准日本

朝鲜和韩国的出版社在日本从事出版活动，可以用“历史悠久”来形容。对于日本出版业而言，朝鲜半岛出版留下了可圈可点的印记。从1945年起步

回顾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初期的朝韩出版社，给日本出版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有朝鲜文化社，新兴书房，太平出版社，朝鲜总联下属的朝鲜文化社、朝鲜青年社等。在东京水道桥的高丽书林出版社，当年开展的出版活动也曾兴盛一时。在这些“知名”的出版社之后，还有不胜枚举的每年仅仅出版一两种图书就关门歇业进入“冬眠期”的“不知名”的朝韩出版社。这些“不知名”的出版社的共同特征是，看准某种选题，不管赢利还是亏损，马上编辑制作，迅速出版发行。而这些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往往是在一般日本出版社里看不到的与朝鲜、韩国有关的出版物。

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上述朝韩出版社在日本相继消失。从现在看，朝韩出版社重新与日本发生联系或在日本登台亮相，应当是从韩国的book21出版社开始的。2004年，book21出版社与日本的英治出版社合作，成立了“英治21出版社”。在日本，英治出版社因提倡并实践“以图书基金方式开展出版”，为日本出版行业所熟知。英治21出版社在日韩两国同时开展出版业务，出版图书几十种。其中像从日语翻译成韩语的《考具》、《打更先生》等书，在韩国还成为热门话题，受到韩国读者追捧。然而，到了2008年，英治出版社和book21出版社分道扬镳。有专家指出，英治21出版社在运营过程中遇到诸多麻烦，比如因日元兑换韩元的比率下降，出版社没有获得期待中的收益，加上双方经营理念的差别，最后不得不分道扬镳。

2007年，韩国人李起现在日本成立了“现文媒体出版社”，他自任出版社法人代表。该出版社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核心业务是出版儿童图书。截止到2011年6月，现文媒体出版社出版了30多种图书。其中，在日本图书市场产生影响的图书，有《韩国人气童话系列》（全15卷）、《脱北者》、《佛教教子法》和《朴雪利诞生物语》等。2010年，一直肩负着推动韩国文化走向日本重任的韩国文化院，看到《韩国人气童话系列》（全15卷）在日本大卖，就举办了由韩日读者共同参与的“韩国童话读后感大赛”，之后组织编辑了《韩国童话读后感》一书，委托现文媒体出版社出版。现文媒体出版社把日本的理论社作为发行商，具体负责《韩国童话读后感》在日本的发行销售。这在韩日出版界传为佳话。“空海一体”

与英治21出版社、现文媒体出版社一样在日本出版市场打拼的，还有天空出版社、海洋出版社以及CUON公司。

天空出版社成立于2010年6月，其资金来源于韩国，法人代表是一个名叫大川义之的日本人。由于开业仪式很高调，社名里的“天空”又与海洋出版社社名里的“海洋”形成“对仗”关系，受到日本出版界的关注。

先于天空出版社成立的海洋出版社，其母公司是办公地在韩国首尔的亲会出版社，而亲会出版社的母公司是总部设在韩国京畿道的大型印刷公司。

日本媒体无不调侃地认为，一个从“天空”降临，一个从“海洋”登陆，大有全面“包抄”日本出版业的意味。

截止到2011年6月，尽管天空出版社还处在“试行”的阶段，但海洋出版社已经在英语学习的辅助教材出版上有了突破。海洋出版社出版了《全身反应法》（TPR）、《破冰英语》系列（English Icebreak）等英语辅助教材。《全身反应法》是让读者在“看、听、动”的过程中掌握英语，创意新颖，受到日本读者的欢迎。《破冰英语》系列已出版4种，在日本卖出60万册，平均每种卖出15万册；在韩国卖出40万册，平均每种卖出10万册。

2010年11月，天空出版社还出版了《韩国的思考》，著者为李御宁，他也是《志向萎缩的日本人》一书的作者。李御宁是韩国著名的文学评论家，韩国首任文化部长官，在日本也是大名鼎鼎。天空出版社通过出版这些著名作者的新作，推出独具创意的选题策划，提升了自身的知名度。

一位被朋友们称为“陌生人·金承福”的韩国人，在日本开公司已近20年，其公司名称为CUON。2010年前后，“陌生人·金承福”心血来潮，开始让公司在出版领域拓展。作为“处女出版”，CUON公司高调出版了THE MAN一书。该书是当今“韩流”的45个“弄潮儿”的写真集。由于事先解决了复杂的版权问题，该书问世后不仅没有出现版权纠纷，而且还受到日本粉丝的热烈追捧。

CUON公司出版的第二本书是《奇怪的爸爸》，这本书的副标题是“不懂事的爸爸和妈妈的特殊育儿记”。全书配有连环漫画插图，文图并茂，读来妙趣横生。这本书面世后，CUON公司图书编辑部收到许多读者寄来的“读后感”。而写“读后感”的，大多是正在养育小宝宝的日本年轻父母。

CUON公司推出的第三本书是《幸福的上班》。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位荣获过麦格赛赛奖（Magsaysay，麦格赛赛奖：1957年由菲律宾麦格赛赛财团创立，奖给亚洲地区在医学、报道、国际沟通等领域有贡献的亚洲人——译者注）的僧侣。该作者一生致力于传播佛教教义，同时也关注和平问题、环境问题以及平民百姓的福祉问题。他在《幸福的上班》中，以平易近人的口吻，讲述了“劳动与个人生活的密切关系”，认为给生活带来保障的“上班”是“幸福的”。有媒体评论说，《幸福的上班》教会日本的“上班族”怎样苦中作乐。力求本土化

上述在日本的韩国出版社都不会满足现状。

比如现文媒体出版社，正在酝酿网罗一批韩国的年轻童话作家，为日本小读者“量身定做”新锐童话。

再如天空出版社，据说正在与日本的头号出版社讲谈社洽谈，准备用韩语与日语对照的形式，重新出版由户田郁子撰写、讲谈社出版的《又爱又恨的朝鲜字母》，以满足日本的韩语学习者的需求。

还有CUON公司，准备面向日本读者推出“韩国小说系列”，其中有韩国人气作家韩江的《菜食主义者》、河成兰的《A》等。另外还打算出版介绍首尔旅游观光景点的《首尔的100个必到之处》等。（刘智利　编译）

印度高举泰戈尔大旗“走出去”

2011年5月7日，是印度文学泰斗泰戈尔诞辰150周年的日子。印度一如既往，以泰戈尔为旗帜，推动自己国家的文化进一步“走出去”。大师是文化符号“使生如夏花般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出生在印度西孟邦的泰戈尔曾用诗歌将印度文明传播到全世界。作为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印度人，泰戈尔被誉为“站在东西方文化桥梁的巨人”。为纪念泰戈尔，印度总理辛格宣布将设立以泰戈尔名字命名的奖项，借此在国际范围内力推印度文化传播。

泰戈尔生于1861年，逝世于1941年。泰戈尔是印度著名诗人和艺术家，是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印度人，也是印度与孟加拉国国歌的词作者。2011年是泰戈尔诞辰150周年，印度各地纷纷举行活动纪念这位文坛泰斗。5月7日，印度总理辛格与印度国大党主席索尼娅等政要在新德里出席了盛大的纪念活动。辛格在致辞中说：“泰戈尔与世界各国的广泛交往是印度开展对外文化传播的最佳平台。”辛格同时宣布印度政府将向泰戈尔创办的国际大学投入9.5亿卢比（约合1.35亿元人民币）资金，力争将其打造成印度学术界的最高学府之一。此外，印度还将设立以泰戈尔为名的国际奖项，通过世界对泰戈尔的关注，在国际范围推动印度文化的传播。

在纪念活动上，国大党主席索尼娅宣布发行泰戈尔画册的电子版典藏集，印度电信部长西巴尔还宣布发行泰戈尔纪念邮票。孟加拉国规划部长、空军副元帅坎德克也出席了纪念活动。为期一年的印孟联合纪念泰戈尔诞辰150周年系列活动正式启动。以泰戈尔作品为主题的电影节、专题展览，讨论泰戈尔著作的国际研讨会都在2011年年内举办。《印度时报》等多家媒体评论认为，泰戈尔生前曾多次出访世界各地，他的《吉檀迦利》、《飞鸟集》、《新月集》等著作更是被译成多国文字广为流传。“泰戈尔早已成为印度文化对外交往的一张名片。”有分析家认为，印度政府高调庆祝泰戈尔诞辰，表明其已不满足于经济、军事等“硬实力”的发展，还希望通过泰戈尔这个具有某种文化符号意义的人物推动其“软实力”在全球范围的传播。输出文化就是“软实力”的体现

自从20世纪9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提出“软实力”的概念以来，世界许多国家纷纷将提升“软实力”纳入到本国的战略规划当中。作为全球第二大发展中国家，印度近年来也开始重视本国“软实力”的发展和推广，逐渐构建起一套印度式的传播体系。

2004年印度总理辛格访问阿富汗，宣布为500名阿富汗学生提供前往印度学习的奖学金，迄今已有超过3000名阿富汗学生赴印度大学学习。印度对外文化关系委员曾经表示，当外国学生结束在印度的学习回国后，他们将成为印度与这些国家之间的“友谊大使”。据统计，印度政府已在20多个国家建立泰戈尔文化中心，并计划在2011年年内扩展至40个。很多印度学者建议政府效仿中国的“孔子学院”设立“甘地学院”。第61届联合国决议还规定将每年10月2日，即圣雄甘地的诞辰，定为“国际非暴力日”。

从历史到今天，泰戈尔以及印度文化一直影响着南亚大陆、中东、东南亚及至欧美一些国家。例如，泰戈尔既是诗人、散文家、小说家、戏剧家，又是圣人、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还是画家、歌唱家。他一生创作了2232首歌曲，包括印度和孟加拉国两国国歌；斯里兰卡国歌的作曲者是他的弟子，其国歌因此充满泰戈尔音乐的风味。

再如，宝莱坞是印度通俗文化的典型代表，甚至被看做是印度“软实力”的“撒手锏”。丰富的宝莱坞电影不仅改变了印度旧有的贫穷落后的形象，还向世人展现了一个富有生机和活力的新形象。2004年，阿富汗新政府成立时，当时的印度外长出访阿富汗的专机中装的不是食品、衣物，而是大量的宝莱坞影视光盘和音乐唱片。印度电视连续剧《每个婆婆都当过儿媳》在阿富汗播放时，曾造成万人空巷的场面。

此外，印度还将佛教作为提升“软实力”的重要手段，加强其与东亚和东南亚国家的联系。相关链接韩国流行文化走进印度印度人爱听韩国歌曲？听起来不可思议，但这的确是发生在印度东北部曼尼普尔邦的真实状况。印度流行文化虽然一直以宝莱坞电影为主流，但在偏远的曼尼普尔邦，分离主义者为保护当地文化，十几年前开始严禁印度电影，但却意外地引进了“韩流”。曼尼普尔是印度东北七姐妹邦之一。在20世纪70年代—90年代，曼尼普尔的娱乐业主要是靠印度电影业中心宝莱坞供应。到了2000年，当地的武装分离主义组织为了“捍卫”曼尼普尔的特有文化，对印度电影和电视频道下了禁令。这些组织甚至扬言炸毁放映印度片的电影院或有线电视公司。禁令颁布后，成效显著，其恐吓作用至今依然有效。韩国流行文化就在这一背景下，“侵入”了这个内陆小邦。法新社报道说，在曼尼普尔的首府英帕尔，售卖电影、电视光碟和激光唱片的商店摆满了“韩货”，其中韩国少年乐团的唱片最受欢迎。当地14岁女学生阿莎雅对采访者说：“回到寄宿学校，朋友之间总会说几句韩语，我们的话题往往离不开韩国。在那里的生活似乎充满乐趣，每个人都长得好看，女的漂亮，男的帅气可爱。”一名19岁学生说，“看韩剧和韩国电影，让我抛开了现实问题。在这里总是要面对水、电、道路等说之不尽的恶劣状况，可是在韩国，一切看来都那么美好，就像童话世界。”除此之外，有关韩国文化的一切都在曼尼普尔走俏。在当地发廊，人们看到的是韩国男女艺人的大头照被用来招徕生意，吸引许多曼尼普尔的男女青少年上门，打造各式“韩式”发型。在首府英帕尔的甘比哈尔市场，青少年常在一栋三层楼的商场流连忘返，商场内满是售卖服饰的小商店。韩剧演员穿的紧身牛仔裤等各款服装，都成了热销货。就连韩国人问候或打招呼的用语，也在曼尼普尔成了流行语。在校园里、市场上，只要说声韩语的“你好”、“谢谢”或是“我爱你”，就会觉得大家谈话多了一些乐趣。印度出版业概况2010年，印度共有20000家出版社（商），用24种语言共出版80000余种图书。印度的出版社大多属私人所有，而许多大型出版商都是英国、美国以及欧洲出版集团的分支机构，这其中包括兰登书屋、阿歇特、培生、哈珀·柯林斯、牛津大学出版社等，它们主要集中在新德里和孟买两座印度的出版中心城市。印度的一些小型出版社大多专注某一领域的出版。虽然印度出版社（商）的数量众多，但具有出版能力的仅3000家左右，年出版图书品种在100种以上的大型出版社有20家，年出版图书品种在50种—100种的中型出版社有100余家。印度主要的大型商业出版社有联合出版公司、维卡斯出版公司、红鹿袖珍丛书出版公司等，主要的政府出版机构有国家图书托拉斯、萨希蒂亚科学院、新闻与广播部出版处等。印度公众对出版物的购买力较低，全国70％的出版物由各种图书馆购买。书刊的发行由20家商业出版社（兼营批发和进口书刊业务）和10家全国性书刊批发公司（兼营进口书刊业务）承担。全国最大的书刊批发与进口公司是UBS出版与发行公司。印度拥有1500余家书店，规模都较小。3家主要的连锁书店分别是牛津、字谜（Crossword）和地标（Landmark）。众多国际出版集团的进驻对印度图书的分销系统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但这仅限于英语和印地语图书，其他语种的图书在二线和三线城市的覆盖极少。印度不少边远城市尚无书店，只有流动书摊巡回出售图书。印度进口书刊以学术类和少儿类图书为主，英国和美国是其主要的进口国。出口书刊则以印度和美国合作出版的教科书为主，东南亚和西亚诸国是其主要出口国。印度的图书出口表现出逐年增长的趋势，2005年和2006年的出口额分别为42.8亿卢比和61.5亿卢比，主要出口到英国、美国、加拿大、阿联酋、非洲、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印度政府协助和鼓励本国出版物出口，对所有国内出版物与进出口出版物均免税，但进口出版物须向进口管理局申请许可证。（戈壁沙　张　笛　编译）

法兰克福书展“后主宾国”更加风光

2009年，中国作为第61届法兰克福书展的主宾国时的“中国红”热潮还历历在目；2010年，中国作为第62届法兰克福书展的“后主宾国”又翩翩而至。握手，谈判，签约，握手——第62届法兰克福书展“中国馆”里，中外出版商们握手言欢，他们是在谈生意，也是在交朋友。2010年10月5日—10月10日展览期间，中国展团版权贸易逾千万美元，版权交易4000余项，版权输出也超出2009年的水平。几天时间里，中国展团更是广交朋友，与汇集于此的上百个国家的出版商们相互走访，相识相知。法兰克福书展展现了中国出版实力，同时也将中国文化弘扬四海，加深了世界对“大中国”的认识。6号馆最红火

在2010年的法兰克福书展上，6号馆供中国展团使用，这样，中国展团与2009年一样，再次集体亮相法兰克福书展。在6号馆这个专门开辟的“中国馆”里，展区总面积超过500平方米，总体设计简洁、现代而又不失庄重大方。在浓郁书香中，上百家中国国内出版单位忙碌地进行着交易谈判、研讨交流、报告酒会，一派繁忙景象。

凭借上届主宾国的东风，中国展团在开展伊始就备受关注，前来洽谈的书商远胜往年。在几天的展览期间中国展团更是收获颇丰，参展的中国21个省、市、自治区的102家重点出版单位共完成版权交易总项目4060项，其中版权输出2685项，版权引进1029项，合作出版346项，总贸易金额合计达到1005万美元。这一成绩，超越了2009年担当主宾国时达到的水平。

几天展览期间中国馆内举行的丰富多彩的活动，更是与紧张的商业谈判相得益彰。重点版权项目推介会、新书发布会和版权输出签约仪式，以及各类研讨会、体验活动、招待酒会和作家作品朗诵活动等接连举行，吸引了大量海内外媒体前来报道。

从统计数据就可以看出，如今中国出版业的对外交流，已经彻底打破了以往主要为版权引进的“单边市”状况，版权输出的数量超过了版权引进，并且合作出版作为全新的合作方式，已经迅速蓬勃发展。中国出版业“走出去”已经呈现百花齐放的景象。说中国出版业已经自立于世界出版之林，应该也不过分。“汉王”更“盛大”

在世界其他国家的出版界看来，如今中国出版业走向世界，不仅限于传统图书的出版，中国快速发展的数字出版更是让世界耳目一新。作为中国出版业“走出去”的“龙头企业”之一，中国国际出版集团展出了一系列新业态数字产品，如声动中国（听书）、中国多语种图书数据、中国图片数据库等，数字出版已成为未来之星。

而汉王电纸书、盛大Bamkook电子阅读器等，在数字出版领域更是已经达到了国际一流水平。

作为国内电子阅读器市场领导者之一，汉王在本届书展上重点推荐了包括N618在内的多款阅读器。这些多样化、满足不同层面用户需求的电子阅读器产品，受到了众多观展人士与媒体的青睐。10月6日、7日两天的产品推荐会，汉王展台人满为患，包括德国、加拿大、土耳其、韩国等数十个国家的渠道分销商均对汉王电纸书产品进行深入咨询并表达了合作意向。采访者还留意到，展会现场的很多消费者在体验了汉王电纸书产品后，纷纷表示希望可以当场购买汉王产品。除此之外，汉王科技的资源平台——汉王书城同样是各出版商关注的焦点。

盛大文学首席版权官周洪立更是奔走于各个大型研讨会发表演讲，从原创到网络、再到电子书的独树一帜的网络出版“盛大模式”，让全球业界领袖们备感兴奋，每次研讨会后周洪立都被团团围住，回答各类关于盛大模式细节的问题。

周洪立还提到，中国在传统出版方面可能落后于发达国家，但在数字出版方面当前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中国完全可以实现跨越式发展，向海外输出中国的成功模式。老太太也要学中文

有关出版专家指出，2010年法兰克福书展呈现的另一个突出特点，就是西方读者阅读的兴趣除了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文学之外，当代中国的变迁也成为西方读者关注的焦点。在2010年的书展上，一大批以中国改革开放为主题的图书受到国际出版商的青睐，显示了西方读者渴望了解当代中国的强烈愿望。

美国圣智学习集团、英国I.B.Tauris等出版商纷纷与人民出版社签约，获得江小娟所著《中国开放30年：增长、结构与体制变迁》和汪金权所著《“中国模式”研究》等著作的海外版权。

西方读者关注当代中国变迁，而法兰克福书展本身，也成为中国变迁的真实写照。在书展期间，德国联邦新闻出版署的史密斯女士参观了中国馆展区。这位已年逾花甲的老太太对陪同者说，过去三十年来她几乎每年都到法兰克福书展，在这里她也亲眼见证了中国的变迁。

她说，在早些年法兰克福书展上见不到来自中国的展商，后来才逐渐有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的出版商带来了中文书。她印象中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有来自中国大陆的出版商，但展台的设计、展品等也无法与紧邻的展位相比。然而，在最近五六年的时间里，一切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中国馆甚至成为整个法兰克福书展最为吸引眼球的焦点。

法兰克福书展上中国的巨大变迁，也让史密斯女士对这个从未到过的东方国度充满好奇。如今史密斯女士年届退休，她已经非常认真地在筹划退休后开始学习中文。她专门来到中国馆的目的就是搜寻学习中文、了解中国文化的图书，见到孔子学院在这里设立的展台，她便详细询问起学习的地点、时间、课程等内容。这位精通德语、英语、西班牙语、法语等多种语言的老太太，看来是已经下定了攻克中文的决心。相关链接电子书成法兰克福书展争论热点电子图书技术的发展是第62届法兰克福书展的“重中之重”。书展期间，有关电子书、应用服务，互联网平台是否会排斥或者改变印刷图书的辩论也如火如荼。德国联邦信息经济联合会主任罗莱德预计，在未来10年内，电子图书市场将增长20％。在书展现场可以看到，各种新的电子阅读器争相亮相。不过，德国外长韦斯特韦勒在开幕时表示，他相信，电子图书将不会取代印刷图书，而只是进行补充。据介绍，在德国出版业2009年96亿欧元的收入中，电子图书领域的营业额仅占营业总额的1.8％。传统纸介质图书依然是出版商的主要利润来源。此外，德国四分之三的互联网用户不愿为数字内容付费。书展主席布斯认为，图书领域未来的增长正在依赖电子产品。本届书展也专门为此提供了各种交流平台。大的趋势是，所有媒体在共同发展。“当电影《阿凡达》成功上映时，人们同时也出版了图书，电脑游戏和音乐也同时上市。也就是说，人们现在（对出版）有不同的想法。”德国书商交易所协会主席霍内菲尔德耶说，“印刷图书和电子图书并不相互排斥，而是相互补充。”位于6号馆的中国展区，从一开幕就吸引了外国参观者的关注。在开幕首日，人民出版社就和欧美多家出版社签署了图书版权输出协议。而中国台湾则以“活力台湾”为主题，展出了上千种印刷图书和电子图书。（未名湖　编译）

《〈论语〉心得》“走出去”在欧洲

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于丹的《〈论语〉心得》在中国出版以后，销售超过400万册，成为“超级畅销书”。《〈论语〉心得》被翻译成英文后，又开始了它在世界的“畅销之旅”。据了解，该书后来的德语版、法语版、意大利语版等都是以英国爱丁堡大学从事中文教学的爱普特女士的英文译文为基础进行翻译的。嫁给中国人的爱普特女士能讲一口流利的中文，并有一个中文名字“狄星”。爱普特女士接受采访时表示，孔子在两千多年前提出的“欲速则不达”等思想言论对眼下急于成功的英国年轻人仍有很大帮助。她认为，多给西方老百姓一些了解中国文化的机会，就会减少东西方沟通中的一些障碍。因此，对于西方那些质疑中国在海外推广中华文化的杂音，中国人没有必要担心。

采访者：翻译有关中国《论语》的书肯定有难度。听说，当时中方出版商中华书局对翻译这本书的人选有苛刻的要求。你最后是怎么被选上的？

爱普特女士：我知道中华书局对于外国人翻译中文著作有着严格的要求，但我能有这个机会真的算是机缘巧合。2008年，因为其他的翻译工作，我同于丹在英国的代理人托比·艾迪有所接触，当时他们正在找人翻译这本《〈论语〉心得》。那时候我觉得翻译这本不算太厚的书应该不会太难，所以就答应了。但进入工作状态后才知道，自己最初的想法是错误的。于丹的这本书对我来说，读起来不难，可是要翻译成英文确实很难。后来，为翻译这本书，我足足忙了半年。

采访者：能列举些翻译中遇到的难题吗？

爱普特女士：比如说，书中提到的“淡定”，要翻译成英文就非常难，中文虽然只有两个字，但我当时要用一段英文才能勉强解释清楚。再比如说，我们熟悉的“君子”，我曾经和于丹交谈过这个词的译法，她也说，如果只翻译成“Gentleman”（绅士）的话感觉还是有些别扭，因为古代的中国人并不像英国人那样穿西服、打领带。

采访者：于丹说，世界文明越趋同，我们使用的物质越相似，我们心灵中的迷惑就越接近。你认为，英国当代社会遇到的问题，能用两千多年前中国哲学家的思想和道理解释清楚，并帮助人们避免这些社会问题吗？

爱普特女士：孔夫子的思想当然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因为他是生活在两千多年前的古代社会，现代社会的发展不是孔子当年能够想象的。但孔子的很多思想言论对我们来说，仍然是有帮助的。比如说，“欲速则不达”这个说法对于眼下急于成功的英国年轻人来说，就很有用。孔子的这句话在我们西方人的基督教义里是找不到的，但它确实能够帮助治愈很多年轻人的心理疾病。我认为，让西方人读读孔子的书，至少可以从另一个认知角度来看生命的意义。西方人已经接触太多《圣经》的内容，甚至有些腻了，如果换种方式来思考，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采访者：你曾风趣地表示，“理想就是做好一个中国媳妇儿”，你觉得从东西方文化上来说，做到这一点容易吗？《论语》中的内容，对你做好一个中国媳妇有什么帮助？

爱普特女士：如果按照孔子当年的做人标准，我肯定算不上是他的好学生。因为传统意义上的贤妻良母，应当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可是我连做西餐都要看菜谱，更何况是做中餐了。对《论语》的研究让我能有机会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我丈夫的家乡在贵州，我也曾在贵州的一所学校工作过4年。对《论语》和中国文化的研究，让我进一步加深了对中国人所思所想的理解，知道他们为人处世的原则，可以让我感到与他们在沟通时的愉快心情。

采访者：与你的“中国媳妇儿”背景相比，你觉得普通英国民众在了解中国文化时会不会遇到一些障碍？

爱普特女士：我认为，西方人至少是英国老百姓其实需要的就是机会。如果能够多给英国老百姓一些机会了解中国文化，彼此的交流障碍就会少一些。

采访者：你已经翻译了多少本中国人的作品？

爱普特女士：目前我已经翻译了5本中国人的作品，在英国影响最大的是作家欣然的《中国好女人》。未来一段时间我会投身翻译严歌苓的《小姨多鹤》，我知道它已经被拍成了影视作品，但我还没有看，我想通过阅读更好地感受作家的心境。

采访者：向海外出版图书被认为是某一国软实力的象征之一。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图书出口的步子不大，相比于欧美书籍在中国的畅销，可以说是陷入困境。你认为，制约中国图书走向海外的因素有哪些？最主要的是什么？

爱普特女士：其实不仅是中文图书在英国的市场上受到限制，欧洲近邻，像法国、意大利等国的外语书籍在英国市场上也都没有被大范围接受。所以，并不是中国出版商不努力，而是英国的部分发行商还有出版商对外文书籍的市场没有足够的热情和信心。中文图书出版商因此要对英国市场有更多了解。不过，我认为制约中文图书走向国际市场的关键还是内容。来自瑞典的《龙文身的女孩》在英国也是一本畅销书，英国人就很爱读它。我想关键还是要找到一些能让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文化心理的读者都感同身受的题材。

采访者：据了解，你所在的英国爱丁堡大学也有孔子学院。你怎么看中国这些年在海外推广本国传统文化的努力？

爱普特女士：能够让更多的西方人了解中国文化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我是很赞同的。我也知道西方有人对中国倾力向海外推广中华文化的做法有所质疑，但中国人没有必要担心什么。因为我知道在读过中国文化书籍的西方人当中，绝大多数都爱上了它。我个人认为美中不足的是，中国派往海外的中文教师在时间上太短了，我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中文老师能够在英国停留的时间更长一些，因为他们必须要在英国待得久一些，才能够了解英国文化，知道该如何向英国人传授中国文化。同样，对于英国人来说，想比较透彻地了解中国文化，仅仅听几节课是不够的。（伊翘首　编译）

《红楼梦》“走出去”的光辉历程

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中指出，梦之于人，是与生俱来、相伴终身的现象。受到全世界一代又一代读者喜爱的《红楼梦》，也许正是从文学的角度，不断诠释着弗洛伊德的理论。尽管旧版《红楼梦》电视剧已经淡出广大观众的视野，但随着新版《红楼梦》电视剧的开始热播，作为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又一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在中国国内家喻户晓、被奉为文学瑰宝的《红楼梦》，在国外到底知名度有多高、影响力有多大，一批文学爱好者就这一问题在一些国家进行了实地调查，比较清晰地梳理出了《红楼梦》“走出去”的历史脉络。18世纪就向外“走”《源氏物语》被誉为日本的《红楼梦》，而《红楼梦》“走出去”到达的第一个国家就是日本。在两百多年前，具体地说是1793年的11月—12月，有一艘名为“寅贰”号的货船驶出浙江乍浦，来到日本长崎，日方验货时发现船上有中国的《红楼梦》，共9部18套，这是《红楼梦》走出国门的最早记录。

此后《红楼梦》在日本受到极大的关注，一度成为学生学习汉语的必备教材。近代诗人黄遵宪1878年曾记录了日本学者与他谈论《红楼梦》的感受，他在《笔话》一书中指出：“《红楼梦》乃开天辟地、从古到今第一部好小说，当与日月争光，万古不磨者。恨邦人不通中语，不能尽其妙也。”

1916年日本出现了《红楼梦》前三十九回译本——岸春风楼翻译的《新译红楼梦》。1951年日本著名红学家松枝茂夫翻译的一百二十回本《红楼梦》出版，成为第一个日文全译本，此后，有伊藤漱平教授和日本翻译家饭冢朗的不同译本相继出版。

日本在国外红学研究中一直占有领先地位。到现在为止，日本仍有一批《红楼梦》爱好者，通过博客等交流对《红楼梦》的理解和参观大观园的感受等，如平山孝的个人主页“《红楼梦》的杂谈部屋”等。2003年韩国电视剧《冬季恋歌》在日本播放，当年在日本的收视率高达20.6％，有的人看了之后，认为剧中的主人公因交通事故失去以前的记忆等情节设置与《红楼梦》的木石前盟有异曲同工之妙。“红”遍全世界

当全世界都在关注《红楼梦》的时候，《红楼梦》最先出现的译文是1799年的朝鲜语译文，而欧洲大陆最早的译文是德语译文。

1932年，《红楼梦》的首个德语译本便已诞生，译者是德国最多产的翻译家弗朗茨·库恩。库恩的译本不仅让《红楼梦》在德国的知名度迅速攀升，也拉开了西方人翻译《红楼梦》的序幕。另有七种语言的《红楼梦》译本是基于库恩译本翻译完成的，该译本的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不过，库恩译本是缩译，大约只翻译了原著的三分之一。由史华慈和吴漠汀合译的《红楼梦》（又名《石头记》）是首个德语全译本，该书在2009年法兰克福国际图书博览会上一经推出，便引起了很大关注。

吴漠汀教授告诉采访者，《红楼梦》是德国最知名的中国小说。德国人对中国文学的了解或许并不多，但几乎人人都听说过唐诗宋词。而提起中国小说，首先想到的大概就是《红楼梦》了。据吴漠汀介绍，在库恩译本出版后的50年里，该书在德国不断再版，大约总共售出了17.6万册（套）。

从最初的摘译、节译到全译，全球已经出现几十种《红楼梦》译本。可以说，时至今日，《红楼梦》已与全世界的读者结了缘。《红楼梦》似“中国梦”？

英国大英图书馆中国部主管弗朗西斯·伍德和书籍打了一辈子交道，提起《红楼梦》来，这位睿智的女士还是很兴奋：“我当然看过了，很有趣的一本书，它帮我了解了中国。”作为一名中国研究者，伍德把《红楼梦》当成一本百科全书来读。她告诉采访者，“通过《红楼梦》，我知道了中国古代的家族生活是什么样的，尤其是那些贵族的生活是多么纸醉金迷，家族成员间又有那么多的钩心斗角。”

美国亚马逊网站上对《红楼梦》的简介称它是中国文学最伟大的著作之一。在此网站上查询中国人所著图书排名就可以发现，《红楼梦》的销售排名非常靠前，仅次于《孙子兵法》等为数不多的几本书。而且《红楼梦》在亚洲历史题材的小说中销售排名位居第9位。众多读者在网站上对这本书进行了评价。有人写道：“这是一本西方应该更多了解的中国古典小说。”“这是有史以来最让人愉快、最让人满足的‘大部头’之一。”“喜欢维多利亚时代或者俄罗斯小说等经典小说的读者在阅读《红楼梦》时将会获得长时间的享受。”外国人“补天”

有意思的是，《红楼梦》在海外还被搬上舞台，由当地艺术家来表演，颇有一番意味。1957年，《红楼梦》被改编成戏剧，在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里播放。这部改编的戏剧取名为“补天”。作曲家克劳斯雷为了显示出东方音乐的特点，在为它配音乐时采用了中国的五音阶，并且使它在表演时可以听到中国的木制管乐器和打击乐器的声音。《红楼梦》与朝鲜人民有着深厚的渊源。早在1961年，朝鲜已故国家主席金日成在访问中国时观看了越剧《红楼梦》，当年秋天，上海越剧团又带着越剧《红楼梦》访问了朝鲜。20世纪60年代，朝鲜曾以民俗戏剧“唱剧”的形式改编并演出《红楼梦》，从而使朝鲜民众非常熟悉《红楼梦》的故事和人物。时隔将近50年后，《红楼梦》于2009年再次被搬上朝鲜的舞台，这次则是被改编为歌剧。剧本、歌词和歌曲基本上使用的是“唱剧”《红楼梦》的版本。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指定由朝鲜著名的血海歌剧团担负这次重排任务。2010年，这出高水平的朝鲜版歌剧《红楼梦》在中国进行了巡回演出。

此外，中国摄制的1987版《红楼梦》电视连续剧也在德国的几家电视台播出过。1990年6月，这一版《红楼梦》被改编为26集、每集30分钟，在德国电视一台首次播出，随后，德国黑森州电视台和北德电视台也陆续播出了该版本的《红楼梦》。时隔12年后，一位60多岁的德国观众在电视剧评论网站上写道：“我看过几集当时播放的《红楼梦》，非常好看。我还读过这部书。可惜，直到今天这部电视剧也没有德语配音或字幕。不过，当时电视剧中的德语旁白评论还是非常精彩的。这部剧还会重播吗？这是我的一个愿望。”继续深入“走出去”

虽然拥有众多爱好者，但《红楼梦》在海外还谈不上家喻户晓，在文化相近的日本和韩国远没有《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知名度高。究其原因是因为《红楼梦》不是靠情节取胜，而是靠语言的魅力，经过翻译之后，失去原汁原味，逊色不少，特别是其中诗词的韵味更难体现。比如日文翻译的《葬花吟》，几乎成了大白话，读起来味同嚼蜡。另外，《红楼梦》复杂的人物关系更是让日本人眼花缭乱。大多数日本人都只是听说过《红楼梦》的名字，从没看过小说。《红楼梦》对于大多数韩国人来说，可以套用中国的一句俗语：“久闻大名，如雷贯耳。”但他们大多是在中学的《世界文学史》课本上得悉这一作品的名字，知道它作为中国“四大小说”的一部分、在中国文学史上举足轻重，但对于《红楼梦》中的登场人物和故事情节，则不太了解，读过《红楼梦》译本的更是凤毛麟角。《红楼梦》是最受英国读者欢迎的中国小说，每年在英国可以卖几千册，但比起“哈利·波特”系列丛书8位数的销量，《红楼梦》寥寥几千册的数字在阅读市场上并不起眼。客观地说，现在《红楼梦》在英国的读者群依然很小，读者多是对中国文化有特殊情感和机缘的特定人群，尚未完全被英国普通读者接受和喜爱。但是同样可以看到，这本书在英国的影响也在不断增大，正在由精英阅读走向大众阅读。比如2009年英国《每日电讯报》列出的英国人一生应该读的100本图书中，《红楼梦》就赫然在列。（梅三友　编译）

《水浒传》风风火火“走出去”

中国四大古典名著之一的《水浒传》，从成书的那一天起，注定就不“安分守己”。《水浒传》一边该出手时就出手，风风火火闹九州，一边觉得“九州”太小，抓住机会，该出“国”时就出“国”，风风火火闹“地球”。

近来热播的电视连续剧《新水浒传》，再次掀起一股热潮。作为四大名著之一，《水浒传》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长篇章回小说。几百年来，围绕《水浒传》的“走出去”，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很多知名或无名的翻译工作者们，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也留下了不少趣闻轶事。有关专家指出，这完全可以另外写一本《〈水浒传〉“走出去”的故事》了。先“闹”亚洲《水浒传》诞生于600年前的元末明初时期，作为一部古典文学名著，《水浒传》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据记载，由于《水浒传》揭示的主题是“官逼民反”，汉文化造诣很深的乾隆皇帝出于维护统治秩序的需要，曾下旨严禁《水浒传》的满文译本。然而，奉旨万里西迁守卫新疆的锡伯族勇士们，却在牛车中装着汉文本的《水浒传》。他们在茫茫草原戈壁的新家园里，将《水浒传》翻译为满文的手抄本。在清代，《水浒传》还多次被蒙古族文人翻译成蒙文，以手抄本和说唱文的形式在民间广为流传。蒙古族文人在翻译时，按照本民族的理解和喜好，对原著中的人物性格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动。例如，鲁智深的形象在蒙文译本中就很像一位蒙古好汉。青海藏区的说唱艺人，几百年来也一直在用藏文说唱《水浒传》。

由于东亚国家与中国文化相近，《水浒传》首先在这里得到广泛传播。17世纪初，《水浒传》就传入朝鲜半岛和日本。最早对《水浒传》进行翻译的是日本江户时代著名学者冈岛冠山（1675—1728），但他生前只刊出十回。直到1759年，他的百回全译本《通俗忠义水浒传》才正式刊行，成为《水浒传》的第一部外文全译本。江户中后期，随着日本商业经济的发展，《水浒传》特别受到日本庶民阶层的欢迎，据说当时日本百姓争相以水浒人物的绰号自称，如“九纹龙”、“豹子头”、“花和尚”等。此后，截至20世纪80年代，《水浒传》各种版本的日文译本和编译本约有20种之多，并出版了多套适合青少年阅读的连环漫画。

1960年，越南河内出版了名为《水浒演义》的越南文译本。译者罗辰在序言中盛赞《水浒传》“歌颂了正直人的自强自力……它不仅是中国人民的骄傲，也是亚洲人民的骄傲”。同年，曼谷出版了泰国美术家、作家披军·通内编译的《水浒传》，编译本取名《宋江》。韩国在1956年和1972年也出版了两个译本。再“闹”欧洲

对于国内少数民族和汉文化圈的国家来说，理解《水浒传》不难，但欧洲人翻译《水浒传》时却要跨过明显的文化鸿沟。

1850年，法国汉学家巴赞在巴黎《亚洲杂志》上刊出《水浒传摘译》，内容为鲁智深和武松的故事。这是最早在西方刊物上发表的《水浒传》片段译文，据说曾引起欧洲轰动。1933年，巴黎德拉格洛夫书局出版了徐仲年编译的《中国诗文选》一书，收有他翻译的两节摘译本，分别为鲁智深拳打镇关西和武松打虎的故事。但早期在欧洲影响较大的却是德译本《水浒传》。意大利等国的译本，都转译自德译本。

第一个将《水浒传》摘译成德文的是德国汉学家鲁德尔斯贝尔格。他的两篇译文收入1924年德国出版的《小说》一书，摘译的都是《水浒传》中有关婚外出轨的片段。一篇题作《圣洁的寺院》，讲述的是潘巧云不忠于丈夫杨雄的故事；一篇题作《卖炊饼武大的不忠实妇人的故事》，讲武松与潘金莲的故事。1927年，柏林出版了第一个西方文字的七十回全译本，取名《强盗与士兵》。1934年，一百二十回译本《水浒传》出版，名为《梁山泊的强盗》。有趣的是，德文《水浒传》译名可能还受到了冷战影响，1955年，东德出版的版本则名为《鲁达加入起义军的故事》。

尽管法国最早翻译了《水浒传》，但直到1978年，第一部法文全译本《水浒传》才宣告出版。该版本是法国汉学家雅克·达尔斯花费10年时间完成的，译文严肃认真，附有多幅17世纪中国画，深受读者欢迎。该译著的出版被法国文学界视为该年度法国最重大的文学事件，雅克·达尔斯因此荣获法兰西文学大奖。1978年后该书多次再版，1997年的版本有将近2000页，其中注释就占了全书的近10％，乍一看就是一本大部头学术著作。

雅克·达尔斯充分为本国读者着想，把“八仙”、“没遮拦”这些在中国读者看来不用解释的地方，不仅做了注释，还以小传的形式详细介绍。更妙的是他对原著中“藏头诗”的处理，比如梁山军师吴用为了拉卢俊义入伙，在其家中题写了藏头反诗“卢俊义反”。译者先把全诗翻译为法文，然后把“卢俊义”三个字的中文发音用法文词汇镶嵌到诗中每一句的开头，让法国读者直观地体验中国诗歌中的“藏头”之妙。不过，这部法文译本在一些名词的处理上也采取了直译，例如将“天子”译为“天之子”，而不是“皇帝”，将“天师”译为“天之师”，而不是“道教法师”等。“赛本”和“沙本”最“闹”

作为最通用的国际语言，英文《水浒传》也有很多版本，其中最著名的当数1933年美国女作家赛珍珠的作品。赛珍珠在中国生活，曾以描写中国的小说《大地》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她耗时5年，翻译完成了七十回本的《水浒传》。

就书名而言，赛珍珠尝试过《侠盗》、《义侠》等，她认为如果将《水浒传》直译，即“水的边缘”，英美读者肯定不知所云。直到出版前不久，她突然想到《论语》中的名言“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于是定名为“All Men Are Brothers”（人人皆兄弟）。赛珍珠选择的这一译名，与欧洲基督教思想暗合，能够引起欧美读者共鸣。不过，鲁迅曾批评这一译名不符合原意，说“山泊中人，是并不将一切人们都作兄弟看的”。另外，赛珍珠在翻译原著内容时采用了大量直译，有时甚至望文生义，比如将“花和尚”译为“花牧师”，将“母夜叉”译为“夜间的怪物”，将“江湖好汉”译作“河流和湖泊中的好人”。

赛珍珠认为，这样更有利于英美读者理解中国人的表达习惯和文化背景。她在译序中写道：“（我）并不试图从学术上做什么探讨，不在解释和引经据典上过多下工夫。在翻译这部小说时，我根本没有任何学术上的兴趣，只是因为它非常出色地讲述了美妙的民间传说，令人赏心悦目。我尽量以艺术的手笔把它翻译出来。”

对于赛珍珠的译本，中国学者的争论一直持续到今天，从赛珍珠是否准确理解了《水浒传》中的古白话，到是否牵扯到“后殖民话语”等学术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赛珍珠的译本是最受西方人欢迎和认可的一个，也是影响力最大的一个。

还有一个英译本《水浒传》值得一提，那就是1980年出版的《水泊好汉》（Out-laws of the Marsh），译者沙博理是一位加入中国国籍的美国人，他受中国政府委托翻译这本名著，这本译著也被认为是最忠于原著的英译本。（王　燕　编译）

《赵氏孤儿》“走出去”

随着《赵氏孤儿》被重新拍成电影，国内外有关《赵氏孤儿》的话题再次被炒热——在中国文化和中国出版“走出去”的历史中，《赵氏孤儿》应是捷足先登者之一。“孤身一人”的《赵氏孤儿》，似曾让希腊悲剧为之“感动”，也使意大利歌剧为之“咏叹”，甚至还引得莎士比亚戏剧为之“侧目”。

1755年8月20日，在法国巴黎法兰西剧院，一场名为《中国孤儿》的戏剧正式公演，剧作者是大名鼎鼎的启蒙主义大师伏尔泰。令人惊奇的是，这部改编自中国古典悲剧《赵氏孤儿》的剧目接连16场座无虚席，随后连续上演190多场，可谓盛况空前。

作为深受西方人欢迎的中国戏剧，《赵氏孤儿》曾在欧洲引起怎样的轰动呢？作为中国戏剧文学出版“走出去”的“前辈”，《赵氏孤儿》在世界出版史上占有怎样的地位呢？老马识“货”

从今天往回看，在17世纪到18世纪的欧洲，曾出现过一股“中国热”。在这股热潮中，中国的物质文明、政治制度乃至文化艺术都引起欧洲人由衷的赞叹，中国的戏剧故事也由此进入他们的视野。

1698年，一个名叫马若瑟的传教士受法国国王委托，来到中国。在华期间，马若瑟对中国戏剧产生了浓厚兴趣。1725年，马若瑟意外结识了法国权威的汉学家、皇家文学院院士傅尔蒙，此后便把自己大量的研究成果寄给对方。为了让欧洲学者了解中国古代经典的价值，马若瑟还从上百种元代戏剧中挑选出《赵氏孤儿》进行翻译。他之所以选中《赵氏孤儿》，是因为该剧无论是主题还是情节，都非常符合当时法国文学界对悲剧的理解。更重要的是，剧中人物高贵的英雄气概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尤其适合表达耶稣会的神学观点。

1731年底，马若瑟完成翻译工作后，委托一艘欧洲货船将其寄出。几个月后，送信人先将包裹交给了同为耶稣会传教士的杜赫德，后者当时正在编辑《中国通志》。杜赫德看到这部译文后，如获至宝。不知何故，当杜赫德按照马若瑟的吩咐将译文转交给傅尔蒙后，这位学者竟将其束之高阁。

1734年2月，巴黎一家名为《水星》的杂志率先发表了几节译成法文的《赵氏孤儿》。次年，杜赫德编辑的《中国通志》出版，其中就有《赵氏孤儿》的法文全译本。遗憾的是，由于对中国戏剧艺术和诗词缺乏研究，加之担心欧洲读者难以理解剧中的唱词，马若瑟在翻译时将占全剧一半篇幅的诗歌唱段全部删去，仅以“他唱”二字代替。尽管如此，《赵氏孤儿》一经发表，很快引起欧洲戏剧界的关注。据说英国有两位出版家在看到《中国通志》后，立即花重金雇译员进行抢译。伏尔泰热捧《赵氏孤儿》传入欧洲以后，众多批评家和剧作家将该剧视为东方文化的精华，纷纷着手对其改编。1741年，英国剧作家威廉·哈切特改编完成了英文版《中国孤儿》，不过由于作者在剧中对英国时政进行了强烈抨击，因而未能正式公演。1748年，意大利剧作家梅达斯塔苏以法文版《赵氏孤儿》为蓝本创作了歌剧《中国英雄》，该剧于1752年在维也纳皇宫正式演出并大获成功。

1753年，法国大文豪伏尔泰偶然间在《法兰西信使报》上看到《赵氏孤儿》的简介，稍后读到了马若瑟的译本。起初，伏尔泰对该译本并无太高评价，认为其不能跟法国名剧相提并论，甚至戏称只有“海峡那边”（指英国）和“比利牛斯山脉以外”（指西班牙）的人才会欣赏。不过，在得知《赵氏孤儿》是中国14世纪的作品后，他意识到这是一部具有历史性及感染力的好剧。伏尔泰评论说：“《赵氏孤儿》是了解中国精神的里程碑式作品，是过去和将来任何一部有关一个幅员辽阔的帝国的游记都无法比拟的。”

1755年，伏尔泰以马若瑟的译本为蓝本，创作出了《中国孤儿》。剧本最初只有三幕，后来在朋友的建议下扩充为五幕，并特地在剧本上题写了“根据孔子的教导编成的五幕剧”字样。有意思的是，《中国孤儿》里还别具匠心地添加了一段成吉思汗和一位汉族姑娘的爱情故事。《中国孤儿》先是在伏尔泰位于日内瓦附近的寓所中排演，但由于演员水平拙劣，观众反应平淡。据说当时在场观看的孟德斯鸠居然当场打起了瞌睡，生气的伏尔泰向他扔去帽子说：“他还以为是在法庭呢！”后来，经过一番精心准备，《中国孤儿》于1755年8月正式公演，结果大获成功，在法兰西剧院连续演出16场，场场爆满。得知这一消息后，连法国国王路易十五也邀请该剧组前往宫廷演出。之后，在社会各界的强烈要求下，该剧竟连续上演了190多场。一时间，整个欧洲的社会名流云集巴黎，争相一睹《中国孤儿》的风采。

关于《中国孤儿》当时在法国引起轰动的盛况，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一番话可谓最形象的描述。或许是与伏尔泰不和的缘故，卢梭在1755年9月讽刺道：“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多的傻瓜，剧场里挤得满满的，咖啡间里回响着他们的警句，塞纳河畔的书摊上放满了人们的小册子，人们对《中国孤儿》是一片欢迎之词。可我却要说几句批评的话，这样一个蹩脚的作家，很容易就能看到其中的缺陷，也几乎感觉不到其中的美。”红遍欧美

虽然英国剧作家威廉·哈切特1741年就创作了英文版《中国孤儿》，但其影响相当有限。相比之下，另一位剧作家墨菲改编的版本更为英国民众所熟知。

1756年4月，墨菲在读了伏尔泰的《中国孤儿》后，觉得它与自己的期望还有差距。于是，他给伏尔泰写了一封公开信，表示不赞成剧中的恋爱故事。为了使该剧更适合英国国情，墨菲决定对其重新改编。经过两年努力，几经修改，他最终完成了《中国孤儿》的改编本。1759年4月，该剧在伦敦德鲁瑞兰剧院上演，同样大获成功，场场爆满。据说，当时为了增强演出效果，剧院还特别制作了名贵的中国布景和服装，结果舞台上的中国色彩令观众目不暇接。

由于当时正值英法战争，为了迎合国内的政治潮流与民众心理，墨菲在剧中特别突出了民族矛盾，他本人也由此红极一时，被尊为爱国主义大师。此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墨菲的《中国孤儿》久演不衰，甚至横渡大西洋，在北美的费城、纽约等地上演，以至于到了18世纪末期，许多人以为墨菲就是《中国孤儿》的原创者。

无独有偶，《赵氏孤儿》在德国也引起了关注。1774年，一位德国作家匿名发表了据《赵氏孤儿》改编的《中国人或公正的命运》，意在展现古老中国的特点和习俗。1781年，大诗人歌德着手将《赵氏孤儿》改编成悲剧《哀兰伯诺》，但因为种种原因只写了两幕。

可以说，在整个18世纪，西方对《赵氏孤儿》的兴趣从未减退，前后共出版了7种主要译本和5种改编本。《赵氏孤儿》为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对话，为中国戏剧文学出版与世界戏剧文学出版的交流，作出了巨大贡献。（金点子　编译）

诸多因素制约中国图书迈大步“走出去”

相比较而言，一般外国人对中国图书还是陌生感多于熟悉感，对于这种状态，中国人不能总是用“有眼不识泰山”来解释。合乎情理的办法，应当是寻找原因，借鉴成功案例，逐步解决阻碍中国图书出版“走出去”的诸多问题。

例如，在欧洲，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中年瑞典男人，没有出版过任何小说，死后却成为不折不扣的超级畅销书作家，他就是斯蒂格·拉森。其唯一留世的“千禧年”三部曲（《龙文身的女孩》、《玩火的女孩》和《直捣蜂窝的女孩》）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全球热销4400万册，甚至超过丹·布朗的《达·芬奇密码》。“拉森现象”打破了全球畅销书由美国和英国独霸的格局。《纽约时报》甚至说道：“查尔斯·狄更斯之后，除了‘哈利·波特’，美国人从来没有这样期待某一本书的引进。”

2010年，“千禧年”三部曲有了简体中文版。九久读书人董事长黄育海对采访者说：“对中国读者而言，拉森是很陌生的作家，但《龙文身的女孩》首印的5万册很快就卖光了。在内地书市，这个数量算是很畅销的了。”近年来，欧美畅销书每每在中国书市创造销售奇迹，然而令人尴尬的是，全球畅销书榜上却从来没有出现过中国图书的身影，即便是被业界认为目前最成功的国际营销案例《狼图腾》，海外销量也比较惨淡。企鹅出版社（集团）中国总经理周海伦坦言，“中国小说在国际书市上是出了名的难卖。”人们不禁要问，中国何时才能诞生一本全球风行的作品？故事

熟悉外国图书的中国读者大有人在。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严锋自言是欧美畅销书发烧友，他是第一个在中国国内推荐《达·芬奇密码》的作家。他对采访者说：“欧美畅销书是通俗文学，表现为非常浓郁的亲民性，作家个人是讲故事的高手。丹·布朗的小说把惊心动魄的情节和谋杀、侦探、解谜、悬疑、追捕等常规畅销要素融合在一起，为大众讲了一个非常好看的故事。拉森同样是讲故事的大师。‘千禧年’三部曲其实是一套犯罪小说，悬疑、惊悚、推理等题材向来就是畅销书的首选。中国畅销书作家的稀缺，说明了中国文学与世界差距最大之处不在纯文学，而在通俗文学上。”

九久读书人董事长黄育海告诉采访者：“中国当代作家的写作以纯文学自居，失去了对故事的尊重，失去了对读者的尊重。无论是拉森、丹·布朗还是J.K·罗琳，都说自己就是写通俗小说的，而我们的作家往往把身段端得太高太重，他们觉得通俗文学上不了高雅之堂，总是说我是做纯文学的，是为人类灵魂负责，而不是为读者写作。事实上，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好故事和善讲故事的大师，像《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都是故事性非常强的小说，民国时期张恨水编的故事也很漂亮，20世纪50年代也还有一批尊重故事的作家。但这个传统没有延续下来，很多当代作家更注重个人感受，而不愿意去讲一个好看的故事，不愿意去写一本读者喜欢的小说，甚至不愿意做一名畅销书作家。”

在中国国内图书界，畅销书往往与庸俗、浅薄、商业化等价值判断画上等号，被归于不入流的行列中。事实上，好的畅销书并不意味着文化贫瘠，也不缺乏深刻性。严锋说：“《达·芬奇密码》让我们反思基督教对女性的压抑问题，他对达·芬奇名画所作的一系列新的阐释都带给我们新的思考。不过总的来说，美国的畅销书基本是一种好莱坞式的标准化写作，即英雄+美女+浪漫梦想，人物刻画平淡，社会的复杂性被过滤掉了。读完人们记得的只是故事情节而不是人物性格。‘千禧年’三部曲是非主流的畅销书，充满了黑暗、暴力和性变态，揭露了一个警察腐败、暴徒横行、政府行政能力低下的瑞典，完全不会给你带来甜蜜的阅读体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拉森更像是知识分子在小说中进行着‘我控诉’，让通俗小说承担了文学的批判和思考的职能。”翻译

上海韬奋西文书局是一家专门销售外文图书的书店，记者以读者身份逛了一圈，发现了一些中国作家的英译本、法译本和德译本图书。总经理陈卫业对记者说：“老外对中国原创小说很感兴趣，但中国的优秀作品在向海外进军的过程中，翻译一直是一道难关。”

从《红楼梦》、《西游记》再到《狼图腾》，企鹅出版社先后把许多中国图书推广到了海外。据企鹅出版社中国总经理周海伦介绍，英国还没有一部真正的中译本畅销小说，目前最受欢迎的依然是英文版《红楼梦》，每年可以卖几千册。在她看来，翻译质量是中国图书能否在海外市场畅销的保证。全球最权威的三大畅销书排名是由《纽约时报》周末版书评、《出版人周刊》和美国书商协会发布的，欧美以外的图书也经常上榜，而中国图书很难出现在上面。

过去像巴金、鲁迅本身就是外语行家，既能翻译自己的作品，还能把国外的作家、作品介绍给读者，而现在这样的当代作家太少了。周海伦不无遗憾地表示，中国顶尖的作家都不会说英文。在英国，像文学主题庆典这样的宣传良机，也更青睐英语流利的作家。而《狼图腾》作者姜戎（吕嘉民）既不会英语，也不喜欢外出宣传。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作家与业已成功进入主流英美文学圈的印度作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营销

陈卫业告诉采访者：“欧美畅销书在中国热销与其成熟的营销手段是分不开的，那是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条，在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制造着影响力。比如‘哈利·波特’和《达·芬奇密码》，都是由专业的代理公司整体运作，在中国首先是电影火热上映营造声势，同名图书的热卖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美国书商最常做的一件事是对普通读者进行调查和分析，比如其价值取向、阅读偏好和收入情况等等，为出版社提供科学的数据支持，减少发行的风险。而在中国，畅销书这个概念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出版产业化之后才出现的，畅销书出版还不成体系，也没有规范，哪本书一旦畅销，后面就会出一堆跟风书。同时，在中国，更多的是靠作家自身的知名度和热门题材的吸引力，图书的营销手段还处于“手工作坊”阶段。（未名湖　编译）

中国漫画出版“走出去”纵横谈

在第37届法国昂古莱姆国际漫画节上，来自中国的漫画《包拯传奇》创造了图书销售奇迹——4天售出630本，而这一数字在历届展会上都没有出现过。法国《昂古莱姆报》甚至用《中国漫画的觉醒》作为标题，介绍这部漫画的创作缘起和产生过程。《法国消息报》则称《昂古莱姆2010，漫画“在别处”》，认为2010年昂古莱姆国际漫画节最引人入胜的就是那些来自异国他乡的参展作品，比如来自东方中国的《包拯传奇》。《世界报》、《费加罗报》等法国主流媒体，也用很大篇幅介绍了这部漫画的产生过程。那么，中国漫画真的觉醒了吗？其“走出去”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在中国漫画国际化的道路上，能否一帆风顺？中国出口漫画多以传统文化为素材

中国历史悠久，文化传承源远流长，在漫长的文化积淀中，珍藏了许多宝贵的民间文化遗产，它们一直通过不同的方式，为艺术创作提供源源不断的素材。因此，中国出口漫画也多以传统文化为题材。“儒家构建和谐社会的智慧、道家崇尚自然与自由的智慧、兵家提倡不战而胜的智慧……”这些都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概括性写照，也都体现在广泛出口海外的中国台湾蔡志忠系列漫画作品中。蔡志忠被称为亚洲最成功、最受欢迎的漫画作家之一，他的部分作品甚至被日本公立学校作为教材在使用。以中英文双语形式设计的蔡志忠漫画，本身就是为出口国际市场而量身打造的，其包括10个品种：《老子说》（1、2）、《庄子说》（1、2）、《孔子说》、《孟子说》、《孙子说》、《六祖坛经》、《论语》、《禅说》。其发行范围涵盖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地。同时，新加坡大众书局的海外100家连锁店、中国出版对外贸易总公司在全球销售网络及十几家现代书店海外连锁店还携手将蔡志忠漫画广泛销售到了大洋洲、北美洲和欧洲。可以说，蔡志忠把博大精深的中国古代灿烂文化漫画化之后又进一步英语化，不仅为中国人和海外华人学习英语提供了一件极好的工具，而且还将成为让世界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人思维方式和聪明智慧的重要桥梁。

与之相似的例子还有版权出口到日本等地的原创漫画《三国演义》。《三国演义》由时代出版传媒旗下的安徽美术出版社出版，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和漫画创作水准，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发现了这套书的海外市场潜力，积极策划版权输出，大力推动项目进展，利用自身的渠道优势，与日本独家窗口单位金桥公司密切合作、共同努力，精心选择日方合作对象，最终确定了日本最大的教育出版社之一——学习研究社为日方出版单位，成功地将中国原创漫画《三国演义》版权输出日本，并为漫画后期的市场运作和推广奠定了良好基础。而如开篇所提及的《包拯传奇》也是如此。《包拯传奇》由法国仙女出版社与北京天视全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共同策划、出版，该系列漫画用中国传统的连环漫画创作技巧进行创作，以体现“包青天”故事的中国特色。

此外，将传统演艺形态与动漫等表现方式相嫁接，不仅使传统演出艺术获得了更为广泛的传播渠道，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知识经济时代人们的消费喜好。例如由福丰达公司创作的《逗你玩——马氏相声专辑》以别具特色的津味文化为其“走出去”创造了很好的基础。《逗你玩——马氏相声专辑》目前已经登陆了中国国际广播电台（CRI）手机电视和全球最大的海外华语数字电视台。随着中国文化影响力的持续升温，以新兴媒介为载体的演艺产业也将获得更大的发展。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大吸引力，中国传统题材漫画还吸引了海外战略投资者的目光，不仅让中国漫画“走出去”的步伐迈得更远，而且也让中国传统文化以崭新的形式走向世界。中国漫画输出地发展中国家占较大比重

就目前中国出口漫画的结构特点来看，出口覆盖的国家和地区进一步扩大，亚洲、欧洲、美洲、非洲、大洋洲的百余个国家和地区都成为我国动漫产品的输出地，而中东国家、非洲大陆正逐渐成为我国动漫出口的主要输出地。形成这一特征的原因除了中国漫画国际竞争力不足之外，欧美国家以版权保护为由对中国制造的行业壁垒也非常严重。在强势文化产业竞争力地区，我国的动漫产品和服务进入的门槛比较高，而对弱势文化产业竞争力地区而言，我国动漫引入价格相对低廉，产品与服务形态相对丰富，则在中东、非洲以及东南亚的华语文化圈获得了市场。此外，一些民营动漫企业如湖南山猫卡通、宁波水木动画设计、江通动画等逐渐成为中国动漫文化产品出口的重要力量。

在文化产品的生产上，有许多优秀的动画音像制品出口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苏州汉文动画公司的《灵觉小和尚》远销新加坡及东南亚国家；南京卡秀公司的《开心艺苑》已与泰国中文电视台签订播出合同；江苏电视台生产的《哈皮父子》与中东地区国家草签了购片协议；黑龙江新洋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探索地球村》在中东地区电视台播出，覆盖埃及、科威特、巴勒斯坦、沙特阿拉伯等26个国家；湖南宏梦卡通制作的《虹猫蓝兔七侠传》进入泰国、越南、缅甸等东南亚国家；三辰卡通集团的《蓝猫淘气三千问》系列节目，已分别输出到中东、东南亚等36个国家和地区；郑州小樱桃卡通公司的漫画形象广销东南亚地区。此外，在漫画衍生产品环节，深圳华强文化科技集团提出将动漫、电影、游戏、文化产业衍生品等与文化主题公园实施捆绑的发展战略，其麾下的“方特欢乐世界”主题公园吸引了意大利、韩国、乌克兰、沙特阿拉伯、马来西亚、巴基斯坦、印度等国的投资商。中国漫画衍生产品出口已覆盖全球市场

承接外包服务是许多国家进入世界动画市场最初的入口和起点。譬如20世纪50年代，日本在动画产品的国际贸易分工中，主要是进口美国的动画产品和为美国进行外包加工。而到了70年代，日本又将劳动密集型的中期制作转移到劳动力更加便宜的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并向上述国家和地区出口动画整片，而韩国则延续了日本动画贸易的形式。20世纪70年代韩国动画为美国和日本等国家进行加工服务，此后这一产业也发生转移，开始瞄准劳动力更加密集、人力资源成本更加廉价的发展中国家。

因此，漫画衍生品的加工生产是我国许多动漫企业的起点。中国漫画衍生产品以较低的成本在全球市场上获得了广泛的市场份额。当今天行走在东京、纽约抑或首尔的街头，随处可见动漫形象和动漫消费的盛行，也随处可以见到“中国制造”的动漫衍生产品，如那些栩栩如生的毛绒玩具，做工精致的电子玩偶或者印有令人再熟悉不过的卡通形象的文具、服装。可以说，在产业链下游环节的动漫产品生产中，中国动漫已经在海外市场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其外向加工依存度过高的全“订单”式生产模式，也使其难免受到外部环境和产业需求的制约。

因此，中国的文化产业中仍存在着与传统制造业类似的“纽扣现象”——由于缺乏有影响力的原创作品和自主品牌，只能为外国做贴牌加工，出口类似纽扣的文化“零件”或者“素材”，导致产品附加值低，企业收益率低。不过，在订单加工之外，中国动漫出口的形式也在开始寻求提升文化附加值之路。奥飞动漫公司以玩具起家，通过引进版权确立自有玩具品牌，完成原始积累，进而向产业链上游进军，制作原创动漫影视片，并购卡通电视台，再以动漫影视片拉动玩具销售，同时开发相关衍生品，获得卡通形象授权收入。奥飞动漫为了推广“悠悠球”这一儿童玩具，创意设计了具有自主著作权的动漫作品《火力少年王I》，该作品以悠悠球作为主要道具，讲述一群孩子组成不同的团队，比赛玩悠悠球的技巧的故事。在2007年，《火力少年王II》紧接着播出。同期奥飞又举办了“悠悠球高手巡回表演”、明星见面会以及“亚洲悠悠球高手邀请赛”。《火力少年王》系列影片还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印度、韩国和菲律宾等国家播出，并取得较高的收视率，推动了相关产品在海外的销售。在创作《火力少年王》之前，悠悠球的毛利率为24％；在《火力少年王》播出后，系列产品毛利率提高到50％。由此也可看到动漫衍生产品的文化附加值之高。中国漫画出口的政策支持力度将加大

中国《文化产业振兴规划》提出，“积极拓展国际文化市场，扩大文化的服务和贸易进出口。要进一步完善促进文化产品进出口和文化服务出口的资金补助、出口奖励、税收减免等政策，鼓励中国的文化企业在境外兴办实体，推动海外文化阵地的本土化。”随着文化产业的生产、消费和流通成为注意力经济时代重要的商业支点之一，文化产品的国际贸易额也在不断攀升，宏观调控政策的指向性为中国漫画“走出去”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和氛围。

事实上，从1980年到1998年，文化商品的年度贸易额从953.4亿美元增长到3879.27亿美元，增长幅度大于3倍，在此背景下，“文化软实力”的概念及其内涵被进一步强化，并变成一种国家行为。在支持动漫产品和服务的国际贸易方面，中国《关于推动我国动漫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在建立健全动漫产业海外服务支撑体系方面，支持我国动漫企业开拓海外市场，适当补助动漫产品出口译制经费；通过“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渠道，积极鼓励和支持优秀国产动漫作品和产品到海外参展；通过中国进出口银行为动漫企业出口动漫产品提供出口信贷支持；积极利用国家出口信用保险促进动漫产品海外市场营销。同时，《关于推动我国动漫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还强调了对动漫企业的扶持政策，指出企业出口动漫产品享受国家统一规定的出口退（免）税政策；企业出口动漫版权可适当予以奖励；对动漫企业在境外提供劳务获得的境外收入不征营业税，境外已缴纳的所得税款可按规定予以抵扣。

这一系列政策有效地推动了中国动漫面向海外的经营，然而，从全球文化产业市场格局来看，动漫流通的贸易正逐步走向纵深，各种形式的版权贸易已经成为国家间竞争的筹码，在这一严峻的竞争格局下，动漫贸易的未来还需考虑“增强作品在全球市场适应能力的同时，在创作作品之初即应当由相应的全球化市场策略，为作品的推广宣传及海外市场上映创作条件。”而随着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在未来政策的着力点方面，支持本土漫画走出去的相关政策也会更加完善，并且更具针对性。中国漫画“走出去”将更加注重版权合作

以跨国间企业的版权合作为主要形式，中国漫画在国际化的道路上不断进行尝试和探索。例如，2010年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签下3D动画电影《麋鹿王》全球（北美地区除外）图书版权，并迅速推出了同名动漫图书；央视辉煌动画公司与日本多美公司签署《三国演义》版权贸易协议；大连火狐动漫公司与日本动画工房签订《大话孔子》联合制作协议；类似的例子还有中南出版传媒集团旗下的湖南天闻动漫有限公司与日本角川集团的合作等。这些出版社或公司均以版权贸易为主体，通过形象授权开发，以漫画图书出版为契入点展开更加务实的版权合作。

除了出版产品的授权开发之外，取得形象代理权进行衍生产品的生产也是中国动漫企业的重要生存路径。例如，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早在2002年就与日本OAKS株式会社等企业联合组建了上海世纪华创文化形象管理有限公司，新公司全权总代理《迪迦奥特曼》等著名动漫品牌，目前已授权开发的玩具、文具、服装、食品饮料等衍生产品共2000余种。从严格意义上讲，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所进行的版权尝试，并不属于中国漫画“走出去”的范畴，但是其方式和路径却为“走出去”提供了基本思路，即本土企业通过自主漫画形象的开发，将原创漫画形象以“授权”的方式进行出口，从而取得自主知识产权，以动漫产业“核心层”的内容生产为主体进行全球化传播。当然，这对于今天的中国漫画而言，仍旧任重道远，它也进一步呼唤业界涌现出更多具有广泛而持久的品牌影响力的漫画形象。中国漫画“走出去”将进入数字化协同创新的时代

与2008年相比，2009年日本书籍的销售额下降至9138亿日元（约合720亿元人民币），降幅为4.2％；杂志的销售额则下降至1.1272万亿日元（约合890亿元人民币），降幅为3.9％。二者相加达到2.41万亿日元（约合1610亿元人民币）。在过去的五年时间内，减少了差不多15％。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唯一的亮点是电子图书——仅2009年的销量就达到了2.65万部，销售额突破500亿日元（约合40亿元人民币）。三年时间增长了5倍，这其中的大部分来自手机漫画的下载。由此可见，手机漫画等新媒体渠道的传播，将成为未来漫画发展的生力军，也是中国漫画走出去瞄准的重要目标。

在手机漫画的自主开发上，中国方正国际软件有限公司率先进行了“走出去”的尝试。方正国际成功与日本大型书店丸善达成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双方将互相提供专业书和漫画等各种电子书内容。方正国际软件有限公司宣布正式进军手机漫画领域，联合漫友文化、湖北联通共同推出手机动漫网站“漫逸”（www.fisci-ty.cn）。通过“漫逸”平台和联通3G手机，用户能便捷地阅读到高品质、内容丰富的国内外漫画。“漫逸”软件不仅在人性化、兼容性和防盗版等方面更加专业，其最大的竞争力在于对漫画内容的整合。方正的初步成功主要得益于对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的掌控。作为方正集团IT事业群的核心企业，方正国际研发的手机漫画客户端“漫逸”软件，可支持多种手机平台，并且根据漫画情节会产生振动、放大等特殊渲染效果，为手机移动终端用户提供以“漫画+客户端阅读器+DRM”为核心应用，基于WindowsMobile、Android、Symbian、Kjava等操作系统的客户端漫画下载业务。

与方正国际相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其商业模式和发展趋向都进一步表明，中国漫画企业开始更加注重版权的价值应用，而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和数字出版产业的迅速成长，中国漫画也更加侧重于在新兴业态领域的技术创新和内容创意。在“科技”与“创意”的双轮驱动下，中国动漫“走出去”的步伐一定会越来越快，精品力作也一定会精彩纷呈。（齐　骥　撰写）

中国漫画走向日本

日本动漫产业的基本框架是：漫画原创作品→漫画杂志→漫画图书→动画→游戏→玩具→主题公园→出口海外。中国发展动漫产业，理应也是在走这样的路子。中国漫画现在不仅在国内红火，而且也陆续走向国外。

2011年2月26日，日本发行的青年漫画杂志《月刊！SPIRITS》（创刊号），刊登了一位中国漫画家的历史幻想题材作品，该作品的名称为《麒麟儿》（KILLIN-GI），作者是在《多啦A梦》、《龙珠》等日本漫画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中国年青一代。这意味着如日中天的日本漫画也迎来了“逆进口”。早已成为世界性语言的“MANGA”（漫画）如今不仅是读者，连作者也开始走向国际化。

这位中国漫画家的笔名是L.DART，25岁，现居上海。他从小就热衷于日本漫画，上大学后开始自己创作。读者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他在中国漫画杂志《龙漫少年星期天》上发表的连载作品的受欢迎程度，甚至超过了该杂志翻译刊登的日本人气漫画《名侦探柯南》。

这引起了日本出版社小学馆的高度关注。小学馆驻上海的工作人员向总部编辑部选送了“10名最有希望的中国漫画家”名单，其中L.DART得到了发表作品的机会。编辑早川贵士通过电子邮件向其指导日本漫画的技巧，整个制作过程耗时1年多。

早川贵士坦言：“他对日本漫画的理解，深刻得令人吃惊。相比有中国特色的作者，我们更想将深谙日式‘法则’的中国漫画家介绍给日本读者。未来我们还想继续从中国年轻人中发掘新的人才。”

此次刊登的作品是约60页的单幅漫画。故事以三国英雄孙策为主人公，作品融入了幻想要素。L.DART在接受采访时笑着表示：“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机遇。如果在中国创作三国题材的作品的话，首先会被要求遵循史实，但在日本则可以自由畅想。希望日本读者能够喜欢这部作品。”

熟悉日本动漫和游戏等日本亚文化的明治大学副教授森川嘉一郎称，“日本人在影视剧方面会看很多国外的作品，但在漫画方面非常偏重国内作者的作品。引进海外人才不仅有助于交流，也有望为日本漫画注入新的活力。”（万肇一　编译）

喜看牛津韦氏词典又更新

先是春华，后是秋实。岁岁年年，今朝又是。每年秋季，《牛津简明英文词典》都会公布一份单词表，其中的单词将添加进下一版词典中。

2011年是《牛津简明英文词典》出版100周年，这使得其年度更新词汇比平常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为了庆祝百年，它迎接了400个新词成员加入词典。简单列举几例：

男性比基尼（Mankini）：男性一件式泳装。

牛仔材质的打底裤（Jeggings）：女性有弹力的紧身裤，样式类似牛仔裤。

不愿接受真相的人（Denialist）：因为感到不快或有意识地忽略，不接受真相的人。

呜（Woot）：表达兴奋、极大的兴趣或胜利。

日常使用更多的是最近出现在手机短信和社会媒体中的、比较简洁的单词和缩略语：LOL（大声笑），FYI（供您参考），OMG（表示惊讶）。

数十年来，新词成为某种反映英语世界的关注焦点及趋势的年表。比如说，20世纪50年代增加了诸如“抗生素”和“克隆”等词。60年代，增加了“体内酒精测试器”、“宇航员”和“超市”。1976年出版的第6版词典收入了“接通”等短语。

令人惊讶的是，直到1982年才增加了“比萨”，到1990年才增加了“烤干酪辣味玉米片”。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加入了“风力发电厂”和“重复性劳损”。2001年加入了“肉毒杆菌”，2006年加入“民事伴侣关系”和“核选项”，2008年加入“电子书阅读器”和“次贷”。

与此同时，韦氏出版公司宣布在其2011年版的《韦氏大学词典》中增加了150个新词，例如“众包”、“兄弟情”、“美洲豹”等。“众包”指“从一大群在网上提供信息的人那里获得信息的做法”，“兄弟情”指“男人间亲密但非同性恋的友谊关系”，“美洲豹”的新意思则是追求比自己年轻的男性的中年女性。

韦氏词典编辑彼得·索科洛夫斯基说：“从突发事件‘阿拉伯之春’到让国会议员安东尼·韦纳下台的丑闻，微博一直是其中的一个关键词。”“如今，我们感觉这些词语的意思已经足够稳定，可以将其添加进词典中。”

体育迷们如今可以查找到专业词汇了，比如“越野骑跑两项”等。该词指，由三部分组成的长途比赛，竞赛者跑步、骑车然后再跑步。

最新版的字典将反映正在改变的亲子关系。“直升机父母”指过度干涉孩子生活的父母，而“归巢族”则指回去和父母同住的孩子，尤其因为财力原因。

美国总统奥巴马近来让“顶拳”手势非常出名，尽管他可能对做出这种手势的场合没有太多感觉，但如今他可以在韦氏词典中找到官方解释。

一个单词如何能进入销售得最好的美国字典——韦氏词典中呢？据韦氏出版公司说：“答案很简单：使用。”

韦氏出版公司网站说，编辑们每日用数小时来搜集人们使用得最多的单词，以及人们在图书、报纸、杂志及电子刊物中是如何使用它们的。（雪　莲　编译）

一本字典连着你我他

众所周知，在中国，每当新版《新华字典》问世，人们都会奔走相告。因为《新华字典》与每一个中国人息息相关。中国的《新华字典》自1953年出版以来，一直不断修订，至今累计发行4.5亿多册。2011年7月份前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和商务印书馆经过7年多的努力，完成了第11版的修订和出版工作。《新华字典》第11版增加了一些新的字音，如“拜拜”的“拜”，原来只有bài一个读音，这次增加了bái的读音；还增加了近年来出现的新义项，如“晒”，增加了“展示”这个新义项，多指在网络上公开透露（自己的信息），如“晒工资”。若想了解国外字典的编纂如何保证规范性、严谨性和时代性，请看以下的介绍——法国：“罗伯特”与“拉鲁斯”较劲

法国字典市场上，主角永远只有两个：罗伯特和拉鲁斯。第一个推出现代意义上的法语字典的，是百科全书派学者皮埃尔·拉鲁斯。在拉鲁斯看来，字典就是百科全书，百科全书就是字典。1863年，《19世纪法国通用大字典》（后被俗称为“大拉鲁斯”）面世。这套字典共15册，每册200页，彩色印刷，被雨果誉为“法兰西文化的经典”。这种新式字典开辟了现代法语字典的一大流派：“百科全书派”，特点是图文并茂，不但解释词义、词源，更像百科全书一样介绍背景知识。

然而，“大拉鲁斯”实在太大了：大8开，全部胶印，4000张以上的彩照，一本分册就有好几公斤重，12册加起来几乎相当于一个小孩的体重。1905年，另一部划时代的字典——《小拉鲁斯彩图字典》面世。这种字典等于是“小拉鲁斯”的篇幅、“大拉鲁斯”的形式。历经再版，这部“小拉鲁斯”至今仍是法国两大主流常用字典之一。

战后，罗伯特字典横空出世。罗伯特字典的创始人保罗·罗伯特深感拉鲁斯字典“百科全书式”的不便：有时只查一下这个字词的本意、引申义，而不需要知道诸多的背景、掌故，但拉鲁斯字典却一概罗列。不但如此，“大拉鲁斯”一旦某一册遗失或被人随手借阅，整套字典也就形同废物。

1951年，罗伯特的第一本字典《法语语言字典》面世，但反应平平。1953年，改进后的字典面世，这套新字典由于删除了百科全书式的内容和彩图，全书只有一册，比“大拉鲁斯”轻便得多，很快引起市场轰动，并被称为“大罗伯特”。1967年，《小罗伯特法语字典》面世。自此，法国字典市场进入“双雄会”时代。法国人对这两种字典的感情是复杂的：他们更喜欢拉鲁斯的风格和趣味，但多数人认为罗伯特更严谨。一位法国教师在被问及“喜欢哪种字典”时曾坦言，拥有一套“大拉鲁斯”是每个孩子的儿时梦想，但他们的手边总会放着“小罗伯特”。“双雄会”时代的法国字典业精彩纷呈。在罗伯特加入战团前，拉鲁斯字典一般十年更新一次，但“双雄会”开始后，两家出版社不断缩短更新周期，小罗伯特如今几乎每年都推出新版字典，拉鲁斯也做到了两年一版。两家还各自向多元化发展，罗伯特走深入、专业的道路，出版了一系列专业词典，而拉鲁斯则旋风般推出了法英、法德、法意、法汉等一系列语言版本的大、小拉鲁斯，还编纂了深受人们欢迎的《拉鲁斯法国名厨字典》等日常实用字典。英国：《牛津英语词典》最牛

中国编词典往往是集全国之力，既有政府的参与，也有一流学者的参与。对于《牛津英语词典》来说，规范化、权威性同样至关重要。《牛津英语词典》当时由英国语文学会特设的一个委员会负责编纂，在1884年编成第1分册。1928年牛津大学出版了最后的第10分册。1933年，该词典又被重印成12册，外加补遗1册，共13册。全书收词41万，引例近200万条。这部书是迄今篇幅最大的语言词典。

翻找一个词要搬来13本大词典，实在太不方便。1933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压缩编成《牛津词典节本》两卷本。另外，出版社方面又安排了学者编成较便于普通人使用的《牛津插图英语词典》和《简明牛津词典》。《简明牛津词典》被认为定义准确简明，因此该书篇幅虽不大，但长期成为英语词典的权威和典范。

对于词典，英国人普遍认同这是文化传承的最好方式。说起英语语言，就不能不提塞缪尔·约翰逊。他在250多年前编纂的《英语字典》至今仍是很多家庭书架上的“常客”。约翰逊最伟大的壮举就是凭借一人之力，花费9年时间，在1755年编纂出《英语字典》。

让这本字典闻名天下的不仅是约翰逊超人的效率，还有其丰富的内容。约翰逊收录了4万多个单词，并举出单词使用的实例，比如，仅“吃”这个词，约翰逊就列举出133种意思，援引了363个例句。约翰逊的字典成为意大利和西班牙字典的榜样，对美国英语产生的影响更是深远。

伴随人类走进网络时代，《牛津英语词典》也毫不介意纳入更多现代词汇。在2011年3月，《牛津英语词典》编委会宣布编纂人员已经开始收录各种网络用语缩写，包括缩写“LOL”意指大笑，“IMHU”则指个人浅见，“BFF”意为永远的朋友，就连惊叹用词“噢，我的神”的缩写“OMG”也成为《牛津英语词典》的新词。

不仅如此，《牛津英语词典》编委会还首创先例，将心形符号♥编为最新单词。心形符号最知名用法就是20世纪70年代美国纽约的宣传图样“I♥NY”，意指“我爱纽约”。现在牛津词典的网络修订版已可查到这个符号，而且这个符号还被编在英文单词的“心”的旁边，词性是动词，意思就是“爱”。日本：《广辞苑》脱颖而出

日本是一个工具书出版大国。据统计，日本市面上目前可以看到的《国语词典》有30多种，这里面有比较权威的，但没有绝对权威的。

日本的《国语词典》大多以出版社的名义编纂。比如《角川国语词典》、《岩波国语词典》、《三省堂国语词典》、《新潮国语词典》、《学研现代国语词典》、《旺文社国语词典》、《讲谈社国语词典》等。此外，日本的《国语词典》修订频繁。每次推出后不久，出版社便开始积极接收市场和读者的反馈，着手对词条内容进行修订和增订，在较短时期内继而又推出改订版（修订版）、新装版——或是在对原有条目进行大幅度增删、调整的基础上推出新版（第2版、第3版），或干脆另起炉灶，在媒体的介入和帮助下推出新的词典品种。

这其中，最著名的应该是在日本有“国民的词典”之誉的《广辞苑》。这部词典是1955年出版的一部中型词典，收词20余万，是岩波书店的镇店之宝。该书1969年发行第2版，2008年发行第6版，此时已经收录词条24万条。为了适应不同的读者，《广辞苑》发行了各种版本，有一般版、袖珍版、精装版、光碟版、电子书版、手机版、逆向索引版等。

面对网络时代，日本的出版社也纷纷出台应对措施。比如出版《明镜国语词典》的大修馆书店，就曾在日本382所学校里面，针对日本初高中生进行了一项词语募集活动。该活动从大奖中选出了“神”（极其出色）、“土星本能”（有意将话题夸张化）、“半瞬”（比一瞬更短的时间，形容速度超快）、“贫格”（品格差）等10组最优秀作品。阿拉伯国家：《蒙吉德》、《毛利德》和《沃西德》

大体上，每个阿拉伯国家都有本国学者编纂、出版的阿拉伯字典。不过，在阿拉伯国家联盟的22个成员国中，普遍流行和被认可、肯定甚至赞赏的字典，大致有三部：《蒙吉德》、《毛利德》和《沃西德》。这三部可谓“跨国字典”，以其水平高、印制精、流行广和影响大而著称。《蒙吉德》和《毛利德》由黎巴嫩语言学家编著，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出版。《蒙吉德》第1版早在1908年出版发行，迄今已经修订、更新、出版发行了41版，平均不到3年就修订、再版一次，而且都是比较大的变动。

不过，《蒙吉德》和《毛利德》基本属于家族文化传袭式的编纂、修订和制作方式，虽然颇受读者青睐，但由于修订得太频繁，难免让人多少对它产生不够精益求精的议论。而在埃及出版的《沃西德》，则堪称一部精雕细刻的字典。《沃西德》由位于埃及首都开罗的阿拉伯语言学会负责编纂。开罗阿拉伯语言学会始建于1932年，它是阿拉伯语的最高权威机构。其宗旨之一就是维持和普及阿拉伯语的纯洁性和规范性，为此，这一学会在成立不久就酝酿出版一部能够反映阿拉伯语最高水平、最标准、最具权威性的字典。为了完成这一使命，开罗阿拉伯语言学会还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字典编纂委员会。

1960年，第1版《沃西德》问世，2004年《沃西德》推出第4版，成为独具影响力和权威性的阿拉伯语字典。现在，《沃西德》已成为开罗阿拉伯语言学会的“拳头产品”。这一字典的修订和再版，对阿拉伯语言得到标准化和规范化的普及，发挥了重要作用。（商若男　编译）

报纸

近年欧美报业集团重组回顾

金融危机以来，欧美报业遵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则，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不断上演着兼并重组的大戏。回归理性：清理不良资产，确定经营目标

2008年12月，美国第二大报业集团、也是《芝加哥论坛报》和《洛杉矶时报》的发行方——论坛报业集团（Tribune Co.），按照联邦破产法第11章的规定，向特拉华州威尔明顿的美国破产法庭申请破产保护。根据论坛报业集团提交的破产保护申请文件显示，这家老牌报业巨擘的资产总额为76亿美元，负债则为129亿美元，已经陷入了资不抵债的困境。

2010年10月，论坛报业集团宣布向美国破产法院特拉华州区递交了重组计划，以保持公司的完整性。该计划准备大幅减少其债务，并把本公司所有权交给该公司初始和定期增量贷款的持有人。“我们很高兴能将破产的产业价值最大化，维护所有的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使公司的破产程序尽快结束。”论坛报业集团的首席重组官唐·里本垂特（Don Liebentritt）说，“此外，我们相信这一计划已在高级债权人中获得广泛支持。包括信用协议贷款人，他们共同拥有约50亿美元的初始和定期增量贷款，橡树公司和避险基金（Angelo Gordon）两方也是这个专案小组的一部分。”

文件提交的计划包含了公司近期和预期的突出财务表现。该公司2010年全年营业现金流量为6.17亿美元，比2009年约高出1.23亿美元。

根据该计划，论坛报业集团预计将继续其近期实施的雇员退休计划，采用401k计划，即根据员工对公司的贡献和基于某些财务目标的实现进行每年酌情分红。公司的员工持股计划（ESOP）将终止，由职工持股与按员工账户中持有的股份分红的情况将不复存在。

论坛报业集团是美国领先的多媒体公司之一，经营出版业务、互动和广播。在出版方面，论坛报业集团的主要报纸包括《洛杉矶时报》、《芝加哥论坛报》、《巴尔的摩太阳报》、《太阳岗哨报》（南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岗哨报》、《哈特福德新闻报》、《晨报》和每日新闻通讯社。该公司的广播集团经营23个电视台，如WGN电台的美国国家有线和芝加哥WGN调幅电台。热门新闻和信息网站是该公司出版和广播的附属部分，公司的受众遍布全国。有舍有得：牺牲部分利益，求得生存之地

美国费城报业公司（Philadelphia Newspapers LLC）是费城媒体控股公司（Philadelphia Media Holdings）旗下的报纸事业。2006年，由费城本地企业组成的费城媒体控股公司（首席执行官为布莱恩·蒂尔尼，Brian Tierney）以5.62亿美元收购了费城报业，包括旗下的《费城问询报》和《费城每日新闻》以及费城网（Philly.com）。2009年2月22日，美国费城报业公司向当地法院申请破产保护。

此次申请破产保护仅是费城媒体控股公司和债权人之间争论的开始。该公司债权人包括避险基金（Angelo Gordon）、奥尔登对冲基金（Alden Global Capital）、瑞士信贷银行（Credit Suisse）等。债权人希望得到费城报业的控制权，他们抵制费城媒体控股公司继续控制费城报业。2010年4月，破产拍卖会正式举行，债权人一方和费城媒体控股公司一方开始竞标，最终债权人赢得拍卖。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尽管费城报业还欠这些机构3.18亿美元，但是拍卖仍然是以现金交易方式进行的。随后，几家机构组成新公司费城媒体网络公司（Philadelphia Media Net-work）。5月，蒂尔尼辞去费城媒体控股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职务，由约瑟夫·邦迪接任。

新公司成立也并非一帆风顺，由于不愿意与费城报业之前的公会组织签订合同，此前拍卖作废。2009年9月费城报业又被拍卖，这次竞拍双方是费城媒体网络公司和雷蒙德·皮尔曼（美国著名投资人罗纳尔多·皮尔曼的父亲），费城媒体网络公司又一次如愿以偿，并且与14个公会组织签订了书面合同。同年10月官方宣布此次收购价格为1.39亿美元。新公司首席执行官是美国《新闻周刊》前总裁格雷格·厄斯伯格（Greg Osberg）。分轻重缓急：资本和业务双重改革

施伯史泰德（Schibsted）是挪威最大的媒体出版公司，1992年在挪威首都奥斯陆上市。20世纪90年代以来，公司购买了许多其他国家的报纸等媒体，业务覆盖欧亚大陆及拉丁美洲等20多个国家。目前该媒体集团拥有8500多名员工，业务主要集中于挪威和瑞典，经营范围包括报纸、电视、出版、多媒体平台和移动服务等。

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施伯史泰德公司面临重组。它采用混合信贷服务，利用其额外的流动性以应对潜在的合并计划。该公司的财务结构调整是基于各种货币和贷款方案，以及其非核心资产的出售计划。施伯史泰德公司使用信贷手段进行短期商业抵押，确保有足够的未使用的信用能力可用于支付这些票据和信贷。为避免资金短缺，施伯史泰德公司不发行长期债券。施伯史泰德出版集团也不拥有任何印刷设备，这也是为了节省开支。

此外，施伯史泰德有三笔贷款，分别来自北欧投资银行和发展银行，贷款总额为4.35亿挪威克朗（约合6656万美元）。2009年11月施伯史泰德公司同意出售其在北欧领先的互联网运营和服务供应商基础庄园公司（Basefarm）69.4％的股份给挪威的风险投资基金Reiten事务所。这笔交易中估计整个基础庄园价值为2.55亿挪威克朗。施伯史泰德收到1.3亿挪威克朗。此外，基础庄园向施伯史泰德公司偿还了5500万挪威克朗的债务。2010年5月，施伯史泰德同意将其所持有的碳点（Point Carbon，挪威能源及环境信息提供商）股份出售给全球专业信息服务巨头汤姆逊-路透。施伯史泰德并购部门负责人埃文森（Gisle Glueck Evensen）表示，此次的资产出售交易为该公司带来了约1亿挪威克朗（约合1530万美元）的赢利。以市场为中心：稳定本土，拓展国际，重视网络新媒体

阿克赛尔·施普林格公司是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的媒体公司之一，在全球36个国家约有11500名员工，发行230种报纸和杂志，拥有80多个在线产品，同时也持有电台和电视台的股份，提供丰富多彩的内容给各种不同类型的受众群体。它有5个主要业务部门：国内报纸部（包括阿克赛尔·施普林格在德国发行的所有报纸及报纸广告）、国内杂志部（包括阿克赛尔·施普林格在德国发行的所有杂志和杂志广告）、国际出版部（包括阿克赛尔·施普林格在除德国以外的所有国家的报纸和杂志发行和广告）、数字媒体部（包括所有网络新媒体）和服务控股部。

阿克赛尔·施普林格从2011年开始，财力取得了强势增长和高额收益率。随着国际出版物和数字化出版的可观收益，集团总利润也获得大幅提升。该公司保持高水准的赢利能力，2011年第一季度EBITDA（未计利息、税项、折旧及摊销前的利润）增长了6.5％，利润率为17.2％。2011年第一季度集团收益大涨11％，达到7.367亿欧元。去年同期此数字为6.637亿欧元。国内报纸出版EBITDA利润率为22.3％，国内杂志出版也维持着高收益率，达到20.6％。

国内报纸2011年第一季度EBITDA的利润率为22.3％，收入下降了3.3％，为2.79亿欧元（去年为2.894亿欧元）仍然占公司总体收入的大部头。该部门1.477亿欧元的发行收入和去年基本一样（去年为1.496亿欧元）。

2011年第一季度国际出版收入占到公司总收入的31.1％，这是第一次超过30％。国际出版收入大涨45.4％，达到2.295亿欧元（去年为1.578亿欧元）。东欧的业务发展和数字媒体的国际扩张是促进这次涨幅的主要因素。

阿克赛尔·施普林格与瑞士著名媒体公司荣格Ringier在东欧合资的公司在2011年第一季度也收到积极的成效。国际出版部门收入大增57.7％，达到1.129亿欧元（去年为0.716亿欧元）。广告和发行收入增幅分别为75.2％和45.3％。

数字媒体部门获得26.3％的强力增长，达到2.022亿欧元（去年为1.6亿欧元）。所以未来该部门占集团总收入的份额将会继续扩大。预计未来将会达到2.166亿欧元，占集团收入的28.8％。这些结果反映了2010年3月阿克赛尔·施普林格对buy.at网站和2011年3月对SeLoger.com网站收购后的初步整合效应，该部门广告收入一下增加了45.6％。数字媒体的EBITDA在2011年第一季度几乎翻倍，达到2.58亿欧元（去年为1.33亿欧元）。

数字媒体和国际出版在发行与广告方面同样表现出色。2011年第一季度广告收入增长21.1％，达到3.621亿欧元（去年为2.99亿欧元）。在东欧的几次合并的成果，弥补了德国国内出版媒体的收入下滑和为解散一些部门付出的代价。

由于估计到在德国国内出版物由于越来越高的纸张成本收入会有小幅下降，这会影响国际出版物和数字媒体，公司管理委员会希望2011年公司利润率能至少有个位数的增长。（张　笛　编译）

普利策奖有了华人得主

对全体中国人和全世界华人而言，2011年度的普利策奖有着特殊的意义——普利策奖终于出现了华人的身影。

普利策奖共有13个新闻奖和7个艺术奖项。2011年普利策奖获奖名单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揭晓，共有1097件新闻作品入选本届普利策奖新闻类奖项，最终获奖者来自11家新闻机构。华人作曲家周龙凭借由中国民间故事《白蛇传》改编的歌剧勇夺音乐创作奖，这是华人首次获得此奖项。本届普利策奖另一个“首次”，是自普利策奖成立95年以来，“突发新闻奖”第一次意外缺失。

据美联社报道，本届普利策“公共服务奖”由《洛杉矶时报》抱得，获奖的系列报道揭露了洛杉矶地区最落后城市——贝尔城的政府官员为自己滥开工资的情况，多名官员最终被推上审判席。《洛杉矶时报》同时还获得“特写摄影奖”，摄影记者芭芭拉·戴维森用镜头将深陷洛杉矶帮会暴力冲突的无辜受害者定格于画面。《纽约时报》在本次普利策奖中将两个重要奖项收入囊中。凭借“对俄罗斯近20年来蹒跚不前的司法制度的人性化解读”，记者克利福德·利维与埃伦·巴里获得“国际报道奖”；记者大卫·莱昂哈特因“深入浅出地解释美国复杂经济问题”，获得“评论奖”。《芝加哥太阳报》的弗兰克·曼恩、马克·科恩科尔与约翰·金通过对芝加哥地区的暴力犯罪的详细调查获得“地方新闻奖”。《华尔街日报》因挑战奥巴马提倡的医疗改革法案获得“社论写作奖”。

虽然传统媒体依旧占据“绝对优势”，但新媒体也在昂扬挺进。非营利新闻网站ProPublica（非纸介质出版物）怒指华尔街操控金融导致经济危机，描绘金融高管们损人利己的嘴脸，获得“国内新闻报道奖”。ProPublica因与《纽约时报》联合撰写有关卡特里娜风灾害的调查报告，2010年获得“调查报告类新闻奖”。2011年此奖项由《萨拉索塔先驱论坛报》夺得。

除了新闻类奖项，普利策奖委员会还颁发了文学、戏剧和音乐奖项。美籍华裔作曲家周龙创作的歌剧《白蛇传》获得音乐奖。现年57岁的周龙出生于北京，他擅长用音乐手法将东方和西方传统文化融合在一起。（雪　莲　编译）

法国连环画高手菲利斯·莫利纳里

法国连环画画家菲利斯·莫利纳里（Félix Molinari）于2011年2月9日在法国里昂与世长辞，享年80岁。在长达60年的工作生涯中，菲利斯·莫利纳里以军事题材绘画著称，他的连环画质优价廉，受到广大读者的青睐。在法国举办的各类书展，菲利斯·莫利纳里从不缺席。在书展组织的研讨会上，菲利斯·莫利纳里总是身着飞行员的皮夹克，发言时总是手握一支铅笔。他讲述的观点以及他的音容笑貌让与会者印象深刻。

1930年11月30日，菲利斯·莫利纳里出生于法国里昂市，其父母早先从意大利移民来到法国。菲利斯·莫利纳里从小就喜欢看连环画并练习画画。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食品缺乏，菲利斯·莫利纳里曾用自己草绘的图画在面包房和肉食店换取食品。战争结束后，菲利斯·莫利纳里进入法国里昂美术学院学习，学生时代的他就立志毕业后从事绘画专业。有两位画家对菲利斯·莫利纳里确定终生从事绘画工作起到了关键作用：一位是美国画家米尔顿·卡尼夫（Milton Caniff，1907-1988），另一位是法国画家雅克·杜马（Jacques Dumas，1908-1994）。

1947年菲利斯·莫利纳里开始在世纪出版社（Siècle）工作，该社后来更名为帝国出版社（Imperia）。世纪出版社的连环画部主任是一位连环画画家和电影编剧，后来成为菲利斯·莫利纳里的良师益友。刚参加工作时，菲利斯·莫利纳里主要负责小开本书和口袋书的插图，但并未在这些图书版权页上署名。经过长时间的实践，菲利斯·莫利纳里终于用自己的真实姓名为连环画编写文章和绘画。他的早期连环画如《英雄的沙漠旅行队》（La Caravane héroïque）、《海雕》（L'Aigle des mers）和《神奇的骑兵》（Le Cavalier miracle）等受到了读者的喜爱。1948年—1971年，根据真实的史料，菲利斯·莫利纳里分册出版了一系列有关太平洋战争的连环画，有声有色地描绘了200多个英雄人物的故事。

菲利斯·莫利纳里不会驾驶飞机，但喜欢画飞机。1972年他在《飞虎》（Tigres Volants）连环画中，塑造了一位美国空军驻中东地区某中队飞行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英雄故事，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连环画《大西洋的幸存者》（Les Survivants de l'Atlantique）使读者进一步了解了菲利斯·莫利纳里的才华。1980年，托拉杂志（Tora）转载了该连环画。随后，菲利斯·莫利纳里所在的出版社将该连环画成册出版。这不仅给出版社带来了丰厚的经济效益，同时也让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上了菲利斯·莫利纳里的连环画。然而，他的才能仍无法挽救其出版社财务不佳的状况，1980年末，世纪出版社宣布停业。菲利斯·莫利纳里被迫为广告、游戏和模型等作画。世纪出版社创始人回忆菲利斯·莫利纳里时说：“尽管菲利斯·莫利纳里早年只负责小开本书和口袋书的插图，但他看到了其中的大学问，潜心钻研，认真绘画，终于事业有成。菲利斯·莫利纳里是一位酷爱自己专业的画家，工作时全力以赴，每个月可以作画50到100幅。”

晚年的菲利斯·莫利纳里曾与电影制片人理夏尔·德诺莱纳合作，并把连环画《飞虎》搬上了银幕，该电影受到广大观众的好评。2011年2月9日，菲利斯·莫利纳里在法国里昂去世。2月15日，法国《世界报》发表了一篇图文并茂的关于菲利斯·莫利纳里的文章，深切缅怀这位杰出的法国连环画画家。菲利斯·莫利纳里虽然已经离去，但他生前出版的连环画始终畅销，受到广大读者的厚爱。（于平安　编译）

从尼罗河走向塞纳河的女作家安德烈·谢迪

安德烈·谢迪（Andrée Chedid）于2011年2月6日在法国巴黎与世长辞，享年81岁。2月9日，法国《世界报》发表了一篇图文并茂的关于安德烈·谢迪的文章，深切缅怀这位出生于埃及，从尼罗河走向塞纳河的女作家。

1920年3月20日，安德烈·谢迪出生于埃及开罗市，其父母原是黎巴嫩人，后迁居到埃及。受到多种文化和语言的影响，安德烈·谢迪擅长用阿拉伯文、英文和法文写作。就读于美国设立在开罗的一所大学，学生时期的安德烈·谢迪用英语创作完成了自己的第一本诗集。安德烈·谢迪如同其他女性一样热爱生活追求自由，喜欢无边界开放式的学习，这一理念在她以后的多部作品中得以体现。

1946年安德烈·谢迪和从事医学的丈夫来到法国巴黎定居，从那年起她开始用法文创作诗歌。安德烈·谢迪早期的法文诗集都是由法国著名出版商居-莱维·马若（Guy Lévis Mano）出版。安德烈·谢迪生前约有40部诗集出版发行。她提倡和谐融洽的理念，读者对此在她的诗句里感悟深刻。思如泉涌，安德烈·谢迪不断有新的诗集出版：1971年《第一面孔》（Visage premier）出版，1973年《成形》（Prendre corp）出版，1999年《喘息的领土》（Territoires souffle）出版。即便是写诗，她认为诗句与文本也要搭配恰当。弗拉玛利翁出版社曾经出版过安德烈·谢迪的两部作品：《文字为诗》（Textes pour un poème，1949-1970）和《诗为文字》（Poèmes pour un texte，1970-1991），在这两部作品中，女诗人完美地把诗与文合为一体，描述了她本人半个世纪的创作风格。晚年时期，安德烈·谢迪继续创作，散文集《小地方，大梦想》（Petite terre，vaste rêve）由弗拉玛利翁出版社出版，读者从该书中感悟到作者坚韧不拔的精神。

安德烈·谢迪生前心地善良，胸怀宽广，一直关注天地万物。安德烈·谢迪思念原籍壮丽的山河，特别是那奔腾不息的尼罗河，她始终认为自己留有“东方”的印记。1952年，安德烈·谢迪的小说《发行睡眠》（Le sommeil délivré）与读者见面。在此之后，安德烈·谢迪陆续完成了其他几部小说：《其他》（L'Autre）、《第六天》（Le Sixème jour）、《黎巴嫩》（le Liban）和《无地基的房屋》（La maison sans racine）。1968年安德烈·谢迪创作了剧本《埃及女王》（Bérénice d'Egypte），由法国塞伊出版社（Seuil）出版。安德烈·谢迪还把自己的思乡情怀写进小说《思念依存》（Le coeur demeure），法国斯多克出版社（Stock）出版了这部小说。1986年小说《第六天》被改编为电影，受到广大观众的好评。2000年法国弗拉玛利翁出版社出版了安德烈·谢迪的小说《使命》（Message）。

2002年安德烈·谢迪的诗歌荣获法国龚古尔文学奖。为表彰安德烈·谢迪为文学作出的巨大贡献，2009年她被授予法国荣誉勋位团勋章。时移事往，虽然安德烈·谢迪已经离去，但她生前主张文化多样性、提倡和谐融洽的理念始终得到世人的赞同，她的创作风格和人格魅力得到人们的好评。她一生创作的诗歌、小说和散文已经被翻译成15种语言畅销全球，受到广大读者的厚爱。人们永远怀念从非洲走向欧洲、从尼罗河走向塞纳河的伟大文学家安德烈·谢迪。（于平安　编译）

法国地方报纸重新洗牌

在互联网、新媒体和免费报纸进军地方的三重冲突下，法国地方报纸的发行量不断下降，被迫再次进行大规模重组。

随着2010年11月25日法国东部—勃艮第—罗纳—阿尔卑斯（EBRA）集团通过互助银行控股共和国东部集团，法国地方报纸的新一轮重组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法国互助银行同时还收购了Gérard Lignac集团43％的股份。早在2010年10月底，法国互助银行已经收购了埃尔桑传媒集团（Hersant Média）29％的股份。除了《东部共和国报》外，EBRA集团已收购的地方报纸还包括《阿尔萨斯最新消息报》、《孚日晨报》、《上马恩报》等。法国互助银行总裁米歇尔·卢卡说，我的梦想是要将EBRA集团打造成法国最大的地方报业集团。

许多业内分析家认为，此次法国地方报纸的重组要用5年的时间才能完成。目前，法国地方报纸主要由7大报业集团控制。EBRA集团是法国最大的地方报业集团，拥有6种报纸，报纸日发行量达122.2万份，年营业额约8亿欧元。其次是法国西部集团（Ouest France），报纸日发行量96.6万份，年营业额为5亿欧元。接着是南欧传媒集团（Média Sud Europe，也称西南集团），报纸日发行量82.4万份，年营业额为4亿欧元。位居第4位的是埃尔桑传媒集团，报纸日发行量63万份，年营业额为3.5亿欧元。第5位是大中部集团（Grand Centre，也称法国中部与新共和国集团），报纸日发行量为63万份。第6位是比利时的罗塞尔集团（Rossel），报纸日发行量为38万份。最后是阿莫里集团（Amaury），旗下的《巴黎人报》发行量为37.9万份。此外，还有两份独立的小报，即《电讯报》和《上罗瓦尔觉醒报》。

法国本轮地方报纸的重组始于2009年。当年，NRCO集团将《中部共和国报》转让给大中部集团，比利时罗塞尔集团通过《北方之声报》收购了《皮卡尔邮报》。随后，《中西部新共和国报》放弃有限公司的属性，转到大中部集团旗下。南欧传媒集团与图卢兹《南方快报》成立了一个利益集团，称为波尔多—图卢兹—蒙彼利埃集团（BTM）。另外，埃尔桑传媒集团通过兼并收购，建立了四大中心，即以《普罗旺斯报》和《尼斯晨报》等为核心的南部中心，以《团结报》为首的东部中心，以《巴黎—诺曼底报》为中心的北方中心以及以《法国安的列斯报》为首的海外中心。不过，埃尔桑传媒集团现在想把《巴黎—诺曼底报》转让出去，比利时罗塞尔集团和法国西部集团有意收购，而埃尔桑传媒集团旗下的《团结报》有可能加盟比利时罗塞尔集团或EBRA集团。另外，互助银行有可能要南下，收购法国南部的一些报纸。

总之，随着各种新媒体和互联网的迅速发展，法国地方报纸将遇到更加激烈的竞争。为了生存和发展，法国地方报纸必将继续进行新的分化改组。表　法国地方报业集团（张林初　编译）

新西兰国家通讯社在大洋洲消失

一个熟悉而忧伤的声音在新西兰的上空、在大洋洲的上空久久回荡：“惠灵顿，8月31日，新西兰报联社——自1880年以来，从这里发出的数以千万计的新闻记录着我们国家的发展和每日进程。从今天我们的广播不再继续。”这是2011年8月31日从新西兰报联社发出的最后播报。由于无法适应新技术和媒体所有权的转变，加上来自商业同行的激烈竞争，拥有131年历史的新西兰国家通讯社被迫关门停业。

据法新社报道，新西兰报联社在位于惠灵顿的新闻演播室于当天下午6时进行了最后一次新闻播报。该机构的记者编辑们纷纷到场，以示纪念。机构总裁马克·霍兰德当天表示，这一天“令人感到悲伤”。该机构副总编辑格里格·拖雷尔也对法新社说，他相信当天工作的播报人员读出的都是“含泪的词语”。《新西兰先驱报》说，以新西兰报联社为消息源的新闻从此将不再出现，该通讯社成为日新月异的技术和媒体整合的牺牲品。

20世纪80至90年代，曾经是新西兰报联社的全盛时期，外派伦敦、悉尼、香港和华盛顿等全球重要城市的通讯员们全天候为这家新闻机构发回海量信息。但伴随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以及全球纸介质媒体之间的合并，新闻通讯社一统天下的模式开始走向末日。新西兰报联社编辑凯文·诺奎说：“新闻报道已经随处可以捕捉到，而且在线读者的数量日益增多。这让通讯社的地位越来越模糊。到了2005年的时候，其实新西兰绝大多数报社已经不再依赖从通讯社这里获得新闻报道了。”《新西兰先驱报》还说，澳大利亚媒体的挤压也是新西兰报联社倒闭的原因之一。澳大利亚费尔法克斯传媒公司拥有超过70家新西兰报社，这家公司在2011年4月宣布终止与新西兰报联社的合作关系，转向自主报道，这进一步加速了新西兰报联社的倒闭。此外，澳大利亚联合新闻社AAP目前也在扩大其在新西兰的记者团队。美联社也与费尔法克斯传媒公司以及澳大利亚联合新闻社建立了业务关系。

对于新西兰报联社的关门以及传统新闻媒体未来的命运，英国《每日快报》编辑布莱恩·摩尔表示，他也感到同情与压力。他认为传媒机构无论大小，能够存在的最大因素是它所传递的信息的便利性和消息的被需求性。如今这些报纸之所以成为首轮被打击的对象，是因为它们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过多地报道了全国范围内的消息，耗财耗力。（金点子　编译）

默氏《日报》或“改变新闻出版行业模式”

2011年2月2日这一天，可能对新闻集团来说意义非凡——传媒大亨鲁珀特·默多克按下了《日报》的“发送”按钮。他希望，这份为iPad量身打造的报纸能够帮助他的新闻集团占据未来数字报业的中心位置。

在纽约古根海姆美术馆的讲台上，默多克对记者、媒体高管、雇员和广告商说：“新时代呼唤新新闻。”《日报》将是第一份专为平板电脑打造的报纸。从新闻和市场抱负看，《日报》令人想起了《今日美国报》。1982年创刊时，后者是一份不属于任何特定城市或地区的报纸，却矢志成为无数美国家庭最愿意阅读的报纸。《日报》同样认清了数字时代的形势，它试图把文字与图片、视频及互动功能无懈可击地结合在一起。

默多克说：“在美国和世界各地，有越来越多的人受过良好教育、有头脑，不愿阅读纸质报纸或收看电视新闻。我们能够也必须使搜集和采编新闻的行业重现生机。”对默多克和新闻集团而言，《日报》的意义和目标远不是一项新业务那么简单：它表明了彻底改变新闻出版行业模式的现实可能性。《日报》有着生动的照片、清爽的白底黑字和高清晰度的视频，把新闻网站、时髦杂志和网络新闻广播融为一体。从全球突发新闻到新闻特写，其文章的题材包罗万象。该报还为八卦新闻专门开辟了一个版面。在2011年2月2日这一期当中，一篇关于埃及危机的报道有着醒目的黑体字标题：《穷途末路的法老》。

默多克表示，《日报》面向的读者希望“随时随地能够读到自己感兴趣的内容”。不过，他所提到的读者虽然习惯于通过互联网（而不是纸介质的日报或周报）来了解大量新闻，但还是习惯于获取免费新闻。《日报》的定价相当低。该报只能通过iPad阅读，前两周是免费的。两周后，每周的价格为99美分（每天14美分），而全年则为39.99美元。

iPad目前已经售出大约1500万台，但潜在读者群的规模尚不足以产生丰厚回报，让新闻集团迅速收回3000万美元的初期投资。默多克说，由于不需要制作和发送纸介质新闻产品的机械设备，《日报》每周的制作成本约为50万美元，相对比较低。

默多克说：“我们的目标很远大，但我们的成本很低。”在初始阶段，《日报》的收入主要是订费，广告收入占据的份额很小。

默多克起初打算根据超人克拉克·肯特供职的报纸，把该报命名为《星球日报》，但知情人说，DC漫画公司不同意默多克使用这一名称，所以新闻集团只能选择以《日报》命名。《日报》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但也面临着不少风险。目前根本无法确定，读者是否愿意付费阅读平板电脑上的新闻内容，因为许多报纸的数字版是免费的。（韦锦官　编译）

《格拉玛报》为古巴经济改革助威

对古巴以外的读者来说，《格拉玛报》可能是非常陌生的报纸。但是，对于古巴人特别是古巴的广大共产党员来说，却是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

请看如下文字：“官僚政治犹如一条蛇怪，但它并非是长了成千上万个头的怪物，而是有成千上万条尾巴。”这是古巴共产党机关报《格拉玛报》的一段评论。这并非对政府的粗鲁谩骂，而是呼吁那些仍坚持僵化的社会主义的政府官员，不要再对个体经营者和自谋职业者设置障碍，因为古巴的路线已经发生了转变。一些学者认为，许多官员还没有认识到，作为古巴共产党机关报，《格拉玛报》已从以往的革命意识形态卫士和正统路线追随者，变成了“搞好个体经营的教科书和指南针”。《格拉玛报》列举了许多古巴人在申请个体经营执照时遇到的种种障碍和问题，并要求“官僚机构为他们获得营业执照扫除障碍”。在古巴政府重新出台鼓励从事个体经营的政策以来，很短时间里，已经有超过10万人提交了个体经营执照申请。《格拉玛报》还以事实为例，指出在首都哈瓦那申领个体经营执照的古巴人必须提交“4份无关紧要的文件”，而这一要求在现行法律中根本没有相关规定。古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阿尔瓦雷斯承认，在目前的申领程序中的确存在这些“额外”要求，他还在《格拉玛报》的这篇文章中主张“打破壁垒，促进思想观念的转变”。

此外，该报在前不久历数了古巴人对在迈向个体经营的道路上所承受的磨难的种种抱怨。问题包括等待时间长、信息不对等、官员的粗暴态度和官僚作风等。与此同时，这份党报还在努力恢复“个体经营者”的形象，指出如今从事个体经营与十几年前官方宣传下的形象已经大有不同，他们不再是污染的源泉和必须治疗的恶疾。该报试图让人们相信，这次开放个体经营尽管态度是小心谨慎的，但却是认真和不会逆转的决定。

然而，在实行了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制度之后，仍有大量古巴人对目前的转变持怀疑态度。而对于官员来说挑战将更为严峻：现在必须为未来几年内180万古巴人转向私营部门创造便利条件。

另据古巴其他媒体报道，在古巴，清洁用品将不再享受国家补贴，诸如肥皂、牙膏、洗涤剂等日常用品将加入越来越多因国家削减开支而从每月定量供应清单中剔除的产品之列。2011年前后，随着政府削减不必要开支的工作的展开，补贴册上提供的产品数量一直在减少。香烟、盐、豌豆和土豆的定量供应已被剔除，而糖、豆类、肉类、米、蛋、面包及其他产品仍保持不变。（戈壁沙　编译）

古巴私营中文报纸《光华报》110岁

毋庸讳言，在今天的古巴，要让那个唯一的“活化石般”的私营报社的印刷机停下来毫不费事——这台印刷机能够开动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光华报》是一份四页中文大报，其中有一页针对不懂中文的读者刊登西班牙语文章，报社有9名员工。与古巴所有报纸一样，这份报纸不登广告。

这份报纸一年只出版几次，而77岁的吉列尔莫·邱是全古巴唯一知道如何在有着110年历史的印刷机上排字的人。为一篇300字的文章排字可能花去他5个小时的时间。

吉列尔莫·邱说：“这里很快将变成一个博物馆。以后不会像这样了。”他仔细检查由他手工排版的6000个小小的铅字。

但从这份报纸获得的独一无二的自主权中，也许可以看出一些有关古巴未来的头绪。这份报纸大多是把国营媒体的文章翻译过来。然而，这份报纸是独立编辑和制作的。吉列尔莫·邱从官方认可的出版物以及中国大使馆捐赠的报纸上挑选文章。每期报纸印刷600份，每份售价约2美分，其中有一部分被送到监控出版物内容的司法部。这种灵活性反映了政府给予古巴华人群体的前所未有的自由，其目的是帮助古巴华人保护他们逐渐消失的文化遗产。

美国拉特格斯大学教授凯瑟琳·洛佩斯说：“我认为这种创举预示着古巴不久的未来——在现有国家结构下的改革之路。”洛佩斯曾撰写有关古巴华人社区的文章。

哈瓦那市整修了唐人街许多年久失修的建筑，而一项针对《光华报》、耗资32.4万美元的修复计划将使这台1900年生产的印刷机保存下来，成为博物馆藏品，《光华报》则将获得现代设备和新办公场所。这一建造工作已从2010年底拉开了序幕。

最新一期《光华报》是在2010年12月出版的。这份报纸本应两个月出版一期（即双月刊），但上一期却是在2010年6月上旬出版的，而上上一期更是在2010年1月中旬出版的。

吉列尔莫·邱已经成年的孩子们没有一个对继承他的事业感兴趣，因此，他在将自己的排版技术传给继承者方面遇到问题。他说：“油墨会弄脏手。年轻人不喜欢这点。”（伊翘首　编译）

日本报纸盛赞50壮士即“50奥特曼”

在以往，人们一提到日本的福岛，大都会想到“超级英雄”奥特曼。2011年3月11日，地震、海啸引发的核泄漏让日本福岛成为全球关注之地。据日本《每日新闻》等媒体报道，福岛第一核电站出问题之初，50位工作人员不肯退却，坚守工作岗位，甚至随时准备付出生命，他们被誉为“50壮士”——活生生的“50奥特曼”。

在日本，奥特曼算得上是经久不衰的超人之一。从1966年奥特曼登上电视屏幕到今天，已经有45年了。奥特曼为了拯救人类和地球与怪兽斗争，是日本人心中的大英雄。他的粉丝遍布全日本甚至全世界，就连动画片《蜡笔小新》里的小新最崇拜的也是奥特曼。

奥特曼的作者圆谷英二出生在福岛县的须贺川市，因此福岛也被称为奥特曼的故乡。福岛许多地方都有奥特曼的痕迹。自日本提倡观光立国政策以来，奥特曼更是成了福岛的金字招牌。幸好这次灾难中，被称为“奥特曼主题乐园”的福岛机场并未像仙台机场那样损毁殆尽，日本人心中的“超人”也得以劫后余生了。

作为福岛的“门脸”，位于福岛县石川郡的福岛机场被设计成奥特曼的“主题乐园”。从巴士上下来，首先看到的是候机楼窗子上像电影胶片似的各种奥特曼的装饰画，很具有冲击力。不仅如此，候机厅内很多地方可以看到拍摄奥特曼电影、电视连续剧时使用的模型和道具，这些模型和道具并非仿制品，而是奥特曼制作公司专门安放的。除了形象各异的奥特曼之外，还有各种怪物造型，栩栩如生。一楼国内到达大厅还摆放着一台奥特曼专用飞车，二楼则有奥特曼和怪物的塑像群。这让奥特曼的粉丝们目不暇接，他们纷纷举起相机合影留念。福岛把机场变成了奥特曼的乐园，不仅突出了奥特曼与福岛的不解之缘，还吸引着动漫迷来福岛寻找奥特曼痕迹。令人意外的是，奥特曼的特别装饰竟让机场客人增加了三成。

目前，地震后的福岛机场已经基本恢复了正常。据机场人员介绍，机场大楼并没有因为地震而损坏，那些奥特曼塑像也幸免于难。

在福岛县须贺川市，奥特曼和其作者圆谷英二一直是家乡人的荣耀，当地还流传着很多圆谷英二的故事。据说他很小就失去了父母，一直由祖母抚养成人。圆谷英二少年时代迷恋飞机模型，16岁进入飞行学校学习，可惜，整个飞行学校仅有的一架训练飞机在训练途中坠落，飞行学校也因此倒闭。这反而成就了一个卓越的动漫家。圆谷英二被故乡人称为“奥特曼之父”。福岛还以奥特曼与圆谷英二作为提升当地经济的增长点。

在须贺川市，到处可以看到奥特曼的形象，除了建有一座圆谷英二的纪念碑外，商店里有各种以奥特曼为主题的商品，连垃圾箱也画上了奥特曼。须贺川市还把汽水瓶子做成各种限量版奥特曼和怪兽造型，令奥特曼迷争相购买收藏。

在须贺川的一家面包店，还可以买到奥特曼造型的面包，此外还有一家专卖店出售奥特曼蛋糕、奥特曼饼干等点心。各家饮食店也不忘记以奥特曼为招牌。有家荞麦店还推出了奥特曼荞麦面。这家店的榻榻米十分有趣，包边上印制了奥特曼的各种造型。这也是奥特曼粉丝们的必到之处。每年4月，当地还举办奥特曼大型表演，届时也是奥特曼迷的“旅游旺季”。

一位日本朋友说：“日本人有一个奥特曼情结，奥特曼与外太空怪兽斗智斗勇，他总是在危难关头出现，化险为夷，他不仅是日本人心中的英雄，也是日本武士精神的体现。”

据说日本自卫队为培养国民中的军事爱好者，特意把奥特曼改造成航空自卫队员，并制作出自卫队英雄奥特曼如何打败天外怪兽的系列电视剧。有人说，日本人的奥特曼情结实际是完美的英雄主义、独特的男子汉情结和深沉的爱国主义的完美结合。相关链接漫画书《在地震中生存下来》在日本大受欢迎受日本地震影响，漫画书《在地震中生存下来》在日本大受欢迎。2011年3月下旬，教育出版专门企业“Nirae N”发布消息称，这本书已经登上了日本售书网站“亚马逊日本”儿童学习读物的畅销书榜首。这本书是在韩国、中国内地、中国台湾等世界6个国家和地区总销量超过2000万册的“生存系列”图书的其中一册，是一部介绍在地震发生时，主人公如何通过科学常识生存下来的学习漫画。其内容包括地震发生的原因、征兆，地震的种类和规模等，且非常符合孩子们的阅读水平。针对这本漫画书从2008年在日本出版、却因地震原因重新受热捧的情况，制作这本书的“Nirae N”称，不知道是该喜还是该忧。该公司的法人代表金泳镇反问道：“因为别人的不幸取得了出乎意料的成果，怎么能为这个而高兴呢？”金泳镇说：“地震前一星期我刚去日本访问过，所以受到的震撼更是非常大的”，“希望日本能够早日战胜地震，恢复正常生活”。（索拉娜　编译）

期刊

康泰纳仕国际集团的前世今生

康泰纳仕国际集团是世界上最大的私营跨国杂志出版商之一，总部坐落在纽约曼哈顿的时代广场，雇员约9000人。康泰纳仕国际集团目前在全球25个市场出版128种杂志，办公室遍布全球，主要位于纽约、马德里、米兰、东京、伦敦、北京和巴黎，但是每个国家的刊物都是以本土化的内容为主。康泰纳仕国际集团旗下杂志主要是时尚类和生活方式类，很多杂志品牌在全世界享有盛誉。这些杂志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品牌：如时尚类杂志《服饰》（Vogue）、《魅力》（Glamour）、《诱惑》（Allure）、《悦己》（Self）、《绅士季刊》（GQ）、《细节》（Details），家居类杂志《建筑文摘》（Architectural Digest）、《宅邸和花园》（House and Garden），新娘类杂志《新娘》（Brides），高尔夫类杂志《高尔夫文摘》（Golf Digest）、《高尔夫世界》（Golf World），食品类杂志《好胃口》（Bon Appétit），旅游类杂志《康泰纳仕旅行者》（Condé Nast Traveler），科技类杂志《连线》（Wired），文化类杂志《名利场》（Vanity Fair）、《纽约客》（The New Yorker）等等。它旗下的杂志也可以分为消费类期刊和商业报刊。康泰纳仕国际集团的旗下报刊除了少数几种如《女人每日装束》（Women's Wear Daily）外，其余刊物都属于消费类期刊，《女人每日装束》是一份时尚界专业人士阅读的商业日报。历史沿革

康泰纳仕出版公司是康泰纳仕先生（1873-1942）创办的，现在是前进出版集团（Advance）的一部分。该集团从1959年开始为纽豪斯家族拥有，公司业务涵盖电视、网络、报刊等行业。康泰纳仕先生素以创新的出版理论以及培育读者和广告商的独到眼光而知名。1909年，康泰纳仕先生购买了公司的旗舰杂志——《服饰》。1914年，康泰纳仕先生买入了《名利场》，该杂志此后成为艺术、政治、体育和社会的娱乐编年史。《名利场》1936年曾与《服饰》合并，后于1983年再度创刊。康泰纳仕先生于1915年接管了《宅邸和花园》，将其从一本建筑期刊改编成一本权威的室内设计杂志。随着一系列的杂志并购、新杂志的创刊以及对旧杂志内容的持续改良，康泰纳仕先生于20世纪20年代建立起专业杂志的理念，即此种杂志的目标人群为有着共同兴趣利益的专业人士。为了确保优质的印刷条件，康泰纳仕先生于1921年购买了现已倒闭的康涅狄格州格林威治的乔木印刷厂的部分股份。

康泰纳仕先生的杂志不仅以创新的内容，更以精美的版式闻名。1932年，《服饰》杂志首次在封面上启用彩色照片。慢慢地，在《名利场》、《宅邸和花园》等杂志里也开始出现彩色照片。此后，创新的排印工艺技术和标新立异的设计理念等被陆续应用。《魅力》杂志是康泰纳仕先生于1939年最后引进出版集团的一本杂志，这本杂志后来也很知名。

1959年，S.I.纽豪斯先生控股康泰纳仕出版公司，这一年的晚些时候，《新娘》杂志由康泰纳仕国际集团全额控股。20年之后，康泰纳仕国际集团从时尚先生公司购买了《绅士季刊》杂志，《悦己》也被随后购入。1983年，康泰纳仕国际集团购买了《美食家》。1987年，购买了《康泰纳仕旅行者》。此后，康泰纳仕国际集团旗下阵容不断壮大：1988年购买了《细节》，1991年购买了《诱惑》，1993年购买了《建筑文摘》、《好胃口》，1997年购买了《妇女体育》（Womens'Sports）、《健身》（Fit-ness），1998年购买了《连线》。1999年，《纽约客》也被收至麾下。

2005年9月，康泰纳仕国际集团收购了仙童公司，该公司除了成功的商业日报《女人每日装束》外，还出版过很多成功的月刊。2006年，康泰纳仕国际集团购买了内容集成网站Reddit。2008年，康泰纳仕国际集团购买了另一个流行的技术网站ArsTechnica。公司架构

康泰纳仕国际集团包括7个分支：康泰纳仕杂志、康泰纳仕商业杂志、仙童出版公司、高尔夫文摘出版公司、康泰纳仕媒体部、康泰纳仕网站和康泰纳仕共享服务中心。康泰纳仕国际集团的公司部门包括会计部、顾客市场营销部、数据库市场营销部、信息科学技术部、生产发行部、人力资源部、公共关系部、市场研究策略部及战略采购部。同时其旗下每本杂志都有自己的广告销售部和编辑部。公司各部门携手工作，共同支持公司精心打造、营销旗下每本杂志，持续不断地为杂志出版业的刊物质量树立着最高标准。运营方式

康泰纳仕国际集团的一个优秀传统就是竭尽所能聘请全球知名的作家、编辑、设计师和摄影师为其工作以保证杂志的卓越品质，更好地反映出读者的需求和生活方式。康泰纳仕国际集团永远坚持内容为王的理念。直到现在，康泰纳仕国际集团的许多杂志还是各自领域中发行量最大的杂志。这一杂志帝国是流行文化的播种机和时尚界的权威。公司旗下杂志的日发行量平均达到1300万册，实际的读者数量更是五倍于此。

美国杂志的发行和广告收入之比一般是四六开。在康泰纳仕国际集团，发行收入完全能够抵消制作成本，广告收入就变成了纯利润。但每本杂志的发行与广告收入比还是有差别的。大品牌例如《服饰》的发行收入更多些。不太知名的品牌例如W，收入则主要靠广告。康泰纳仕国际集团旗下杂志的读者群主要是买得起高端奢侈品牌的消费者。因此，康泰纳仕国际集团的市场营销计划和发展策略主要侧重于如何赚取更高的广告收入。公司雇佣顶级销售人员和市场研究员制定整合方案，通过复杂的研究工具和营销创意把广告商和有影响力的消费者紧密联系在一起。每本杂志、每个网站都有专门的广告和销售部门，部门里都有销售和宣传分部。公司作为一个整体还有全公司的市场研究部和顾客营销部，部门里的每个人都被指派负责3至5本杂志与各杂志的广告部门一起来做市场研究。每年年初，公司相关部门会跟每本杂志合作，共同制定广告销售的各种计划。公司也雇佣独立的第三方公司用最先进的技术手段做整合研究和订制研究来调查人们为什么阅读某种杂志以及读者的好恶。他们的研究工具包括杂志封面测试、跨媒体营销效果评估、各种品牌发展项目、广告分类测评、广告测试及报告等等。每本杂志的预算由杂志自己估算。一旦该杂志的市场营销计划经公司审议通过，该项计划便可得以顺利实施。现状与未来

受经济危机影响，康泰纳仕国际集团的一些杂志现已停刊。例如有着106年历史的美国版《宅邸与花园》，于2007年12月停刊。《小甜饼》（Cookie）、《当代新娘》（Modern Bride）、《优雅新娘》（Elegant Bride）于2009年停刊。《美食家》杂志也已停刊，目前只同电视台和烹饪书籍出版社合作推出部分节目和内容以飨读者。2009年9月，主要由于广告销售利润的减少，康泰纳仕国际集团被迫削减了25％的预算。预算削减的另一个原因是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纸介质印刷业的渐次萧条。为应对这一趋势，康泰纳仕国际集团已经将品牌拓展至数字领域。他们建立起杂志的网络版，利用百年来纸介质杂志的宝贵遗产开发出有趣有益的在线产品，这些网络杂志除了《女人每日装束》外都是免费的。《女人每日装束》是目前康泰纳仕国际集团唯一的报纸，其网络版采取了收费制度。康泰纳仕国际集团也为智能手机和iPad设计了应用程序。自从iPad于2010年4月上市以来，康泰纳仕国际集团即针对iPad的应用做了积极的研究和市场调研。与其他杂志出版商相比，康泰纳仕国际集团总是走在时代和科技的最前沿。

无论世事如何变迁，康泰纳仕国际集团都相信杂志市场是一个发展中的市场，是不能被数字出版业取代的。相反，数字时代对公司、对读者而言是件好事，读者从此有了更多的阅读选择。他们相信数字出版业的发展和新阅读终端的出现给了公司更多可以进一步拓宽杂志发行市场的机遇和可利用的工具。怎样招徕更多的广告商，将永远是康泰纳仕国际集团的终极目标之一。（肖　展　撰写）

时尚界的《圣经》——美国《服饰》杂志

著名的美国《服饰》（Vogue，中文版为《服饰与美容VOGUE》）杂志于1892年创刊时，是一本社科类周刊。1909年，年轻的出版商康泰纳什先生收购了《服饰》杂志社。他将其从一本供纽约上层精英人物阅读的社科类周刊发展成为拥有9个国际版本的半月刊，后将其改编成一本内容侧重于时尚与服饰的、专门针对于年轻女性读者的月刊。《服饰》杂志创造了很多时尚界的第一，而且始终保持着其时尚界《圣经》的地位。历史变迁

1913年，《服饰》杂志首度在杂志中启用时装摄影照片。二战时期，《服饰》杂志侧重于介绍女性经济型时装，体现了艰苦时期人们对生活的热爱。在经济大萧条时期，《服饰》的读者数量不降反升，人们希冀用阅读杂志的方式逃避现实生活。1960年代开始，《服饰》杂志的编辑内容开始多样化，力争在多个经济和社会层面上吸引读者。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具有性感意味的内容开始出现在《服饰》杂志中。在过去的118年中，《服饰》杂志不断启发、鼓励读者从不同的角度审视自己和这个世界。《服饰》不仅是美国服饰和生活方式的权威代表，同时也有着很强的国际影响力。早在19世纪10年代，康泰纳什先生就推出了第一个国际版——英国版《服饰》杂志，后来又陆续推出法国版及其他各国版本。无论在哪个国家，《服饰》杂志都立足于弘扬本土时尚与文化的发展。经营理念《服饰》杂志成为美国时尚界风向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援引《服饰》杂志自己的话来说，从最初到现在，三个原则使《服饰》杂志与众不同：对视觉艺术质量的全心投入，永远注重将女性放在文化生活舞台的中心和长久地葆有一双挑剔的编辑慧眼。《服饰》杂志永远聘用最好的编辑、摄影师和记者为其工作，从而保证了杂志的卓越质量。其针砭时弊、入木三分的评论文章，高质量的摄影作品，原创的故事情节，紧跟时代潮流的灵活迅速的反应机制和发展策略，读者对其久远历史的尊重与信任感，以及其犀利深远的时代前瞻性使其成为美国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温度计和探测仪。《服饰》杂志注重原创，对杂志质量永远不吝投入。杂志派出记者和摄影师参加世界各地的时装秀，捕捉第一手创作灵感。从1929年胡佛总统夫人的照片出现在《服饰》杂志上开始，历届第一夫人都有为《服饰》杂志拍摄照片的传统，唯一的例外是杜鲁门总统的夫人。再以2009年国务卿希拉里的专访为例，2009年8月，《服饰》不啻重金派出作家乔纳森专门随同希拉里乘专机出访非洲，精心推出绝无仅有的独家故事以飨读者。如果不是《服饰》杂志时尚风向标的标志性地位，这些第一夫人是不会应允接受《服饰》专访的。但事实上，《服饰》杂志也并不总是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聘请世界一流的模特、设计师、摄影师、记者及自由撰稿人为她工作。《服饰》品牌如此响亮，大量一流人才纷纷表示愿到《服饰》工作，借此作为一个更高端的跳板为自己树立声望及为未来铺路。《服饰》杂志很注重对青年才俊的培养。这些年轻人一旦成名，也很愿意为《服饰》工作作为回报。这种良好的互动和生态循环系统也使《服饰》杂志保持了良性的可持续发展的势头。除此之外，100多年间，《服饰》杂志的历届主编凭借其对时尚与服饰的独到见解，也对《服饰》杂志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独具慧眼的人才遴选保证了《服饰》杂志的正确发展方向。1988年，来自于英国《服饰》杂志的安娜·温图尔当上美国《服饰》杂志的总编辑后提出了许多新的发展举措。她首度提议长期聘用某些模特，这一概念开启了史无前例的超模时代。她也倡导将更多明星人物作为杂志封面，此举大幅度提升了杂志的报刊亭销售数量。在此期间，《服饰》杂志也开始突破传统的文化和时尚主题，在更纵深的层面上广泛报道各种题材，从而使读者覆盖面更广。影响深远

作为时尚杂志界的开山鼻祖，《她》（ELLE）等其他时尚杂志都是在《服饰》之后诞生的。《服饰》的读者群是20岁至55岁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城市读者，与其他时尚杂志相比，其读者群是最高端的。2006年12月，《服饰》杂志被《纽约时报》推举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时尚杂志。《服饰》杂志不仅致力于推动杂志界的发展，也致力于推动整个时尚界的发展。2003年，《服饰》杂志与美国时尚设计师协会联手设立了时尚基金，每年由专家评审团选出三位年轻的基金获奖人。此举用以扶持和提携崭露头角的年轻设计师。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服饰》杂志还参与艾滋病基金协会的捐款活动，目前已帮助募捐1100万美元。2009年9月，《服饰》发起了一年一度的全球时尚之夜活动。该活动由影视名人、设计师及众商家联手开展，届时众多名模上街举办庆典活动，各商场也彻夜营业，与顾客一同欢庆时尚之夜。这是一个各方参与者都能从中获利的互惠双赢的活动。2010年时尚之夜40％的收入捐赠给了美国9.11纪念馆，此举也进一步提升了《服饰》杂志的声誉。品牌拓展

作为时尚杂志界的先锋，《服饰》杂志不断拓展品牌，同时紧跟科技发展的潮流，永远站在时代发展前沿。2001年，《服饰》杂志创立了主要针对十几岁少女的《少女时尚》杂志，该杂志也取得了巨大成功。《服饰》杂志还是全球时尚界第一家设立宽带视频下载节目网站的杂志。“时尚电视”网站提供快速原创的时尚视频资讯，第一时间发布全球各大秀场、当季所有大牌广告大片及欧美名人、明星聚会等视频资讯，读者可通过网站付费观看或下载。尽管在数字时代读者可以及时从网上观看时装表演，但《服饰》摄影师和记者的专业素养能够给读者提供最高端的专业水准的照片、评论及最新的业界信息。《服饰》杂志同时也积极发展其他数字产品。目前，《服饰》有自己的vogue.com网站，康泰纳什国际集团所有相关时尚杂志共设一个style.com网站。《服饰》杂志正计划将其网站改版，改版后将尝试仅与几家赞助单位合作，力争将其打造为高端品牌的时尚网站。《服饰》杂志也与苹果公司联合开发了智能手机互动应用软件，随时向读者通报最新时尚信息。《服饰》杂志开发的智能手机软件包括很多新奇的应用软件。用户可将自家衣橱的服装照片上传，《服饰》杂志会将其与广告商的各种服饰品牌搭配，用户可从中选取最喜欢的一款在线购买。《服饰》杂志也是iPad的积极合作伙伴。康泰纳什国际集团目前旗下已有五种杂志有了iPad版，《服饰》拟从这五种杂志身上汲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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