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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10-03 08:4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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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路

出版社: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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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第一课

道家第一课试读: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什么”丛书总序

——传统文化与人性哲学高 路

在深入学习领会《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精神的基础上,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策划编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什么”丛书。第一批推出四册,分别是《儒家第一课》《道家第一课》《法家第一课》《孝道第一课》,侧重于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其后将陆续推出富于传统文化内涵的礼制、家谱、戏曲、国画、中医等方面的其他著述,为“汲取中国智慧、弘扬中国精神、传播中国价值,不断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创造中华文化新辉煌”做出实际努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在哪里?在中国哲学。中国哲学的精髓在哪里?在人性论。正因为我们的文化站立在人性哲学的基石上,形象地说是从人性之根长成的参天巨木,才千年不枯、不折、不倒,也才能在新时代的春天里萌发满枝新绿,而其他文明古木则无一不遭到毁弃,变成荒漠中供人凭吊的化石。

儒、道、法三大家对人性各有各的见解。儒家立足于人性善,从中引发出一系列道德原则和规范,用以教化人,建构和谐的人生、家庭和社会。道家立足于自然天性,倡导天人合一的人生境界,顺应生命的自然而然过程。法家立足于人性恶,诉诸严刑峻法,走向国家主义,以建立大一统强权为奋斗目标。

儒家建立和经营伦理道德体系,固然是为了规范行为、调整关系,更是为了把人塑造成符合人的理念的人。这在孔子那里叫作“成人”,即成为人。子路问怎样才能成人,孔子搬出四个人,要他学习臧武仲的知、公绰的廉、卞庄子的勇、冉求的才,再以礼乐进行修饰,说这样差不多可以算是“成人”了(见《论语·宪问》)。同样的问题孔子也回答过颜回(见《说苑·辨物》)。孔子这里是因材施教,针对子路的情况提出具体措施,如果扩大到所有人,那就不仅仅是这几条了,而适用于所有规范。儒家的礼乐文化实质上是为“成人”服务的,体现的是以人为本。显然孔子心目中存在着一种关于人的认识,它高于现实,代表着人的发展方向,是人的价值的终极目标,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他处在向这一目标行进的位置上。由此可以说儒家致力的是“造人”工程。

孔子的这一思想我们在马克思那里也能看到,谓之“人的生成”,也就是向着全面的人的生长。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是“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马克思《1844经济学哲学手稿》)。全面的本质其实就是人的理念,历史从根本上说是人的建构过程。“成人”是从本质上表达人,代表人的原型,要知道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看看“成人”就清楚了——“成人”是本原,构成了我们的出发点;“成人”是终极目标,构成了我们的归宿地。

道家正好相反,是以儒家对立面的姿态登上文化思想舞台的。老子的宇宙在本质上是一个虚无的世界,无针对的是有,有指的是儒家那套伦理道德、礼乐制度,世界本来没有这些东西,最初是纯粹的自然,也就是无,这才是本原。统治者(庄子说的圣王、圣人)不甘寂寞,发明出道德、制度和物质文明,强加给世界和人类。你不接受,他就撸胳膊挽袖子强拉硬拽地迫你站队。为了有效推行这套东西,统治者实行重奖,谁做得好就升谁的官、发他的财,结果老实巴交的汉子变成满肚子心机、损公肥私的名利之徒,毁了世界也害了人类。

在道家看来,这一套有害无益,纯属多余,就像人在五根手指之外又多长出一根,完全是累赘,很不正常。怎么办?出路只有一个,那就是把这根手指去掉,回到自然天性,重返虚无。宏观治理上这叫人效法地、地效法天、天效法道、道效法自然(见《老子·第二十五章》);文化上这叫断绝圣人言论,抛弃思想智慧(见《老子·第十九章》);个人生活上这叫减少再减少(见《老子·第四十八章》),合起来就是“无为”,也就是顺其自然,也叫自然而然。

道家思想很了不起,非常自觉地沿着世界观到人生观再到价值观的思路运转,由自然的世界引出自然的人性,再引出回到自然或者说返璞归真的人生最高意义。

法家出自道家,放大其阴柔的一面,将《老子》中的治理术细微化、系统化,结合政治实践给予创造发挥,终于自成一家。道家的自然人性被法家解读为人性恶,应该说不是歪曲。食、色是人的天性,与生俱来,属于不学自会的本能,可谓人身上的动物性,儒道两家称之为“人欲”,都主张给予限制。儒家的“成人”就包括用道德打压欲望,譬如克己复礼。道家的返璞归真也包括阻塞欲望,譬如清心寡欲。可见欲望是要打个问号的,不能过线。法家就是在此处做文章,即限制人欲又纵容人欲。

一方面确立法治国策,打造强权政治。为什么儒家的德治不灵?因为依据的是人性善,这是个根本错误,人性实际上是恶,食、色最后一定表现为贪婪。既然人性恶,就不能用引导的办法,而应该也只能走惩罚的道路,于是法家便搞出一套严密苛刻的法律,强制推行。这实际上是与民为敌,拿老百姓当贼盗防。

一方面利用人欲,驱使民众。你不是想升官发财吗?好,我给你机会,你好好种地,丰收有重赏;你去当兵,战场上杀一个人我给你一级爵位。这些奖励都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条条对号入座,人人有份。于是战场上的秦国士兵红了眼,腰上挂着斩获的人头,光着膀子大喊大叫往前冲,面对这等虎狼之师,哪有不闻风丧胆的?

法家的字典里没有慈悲,一切围绕的都是国家的强大,也不见人的地位,人的价值全在于充当富国强兵的工具。

譬如孝道。儒、道、法三家都主张行孝,其中儒家最为突出。孝在儒家道德体系中属于核心规范,具有调整家庭家族关系、社会关系乃至政治关系的意义,用民间语言表达就是百善孝为先。道家反对过度用力,认为孝作为一种天生的感情和行为,自然会在每个人身上体现出来,自然而然地去做就是了,人为的强调反而会造成负担,导致虚伪,疏远人们之间的关系。法家着眼的是不尽孝的那一面,说跟这样的逆子讲道理是没用的,因为其人性特别不好,对付这种人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交给官府。执法吏腰里挂着锁人的链子手里提着刀戈棍棒上门来,不孝子马上老实了,再也不敢忤逆,因为等着他的是监禁和刑罚,悖逆或违法的成本太高。用一句话概括三家在孝道上的根本对策:儒家是文化主义的,诉诸立德和教化;道家是自然主义的,遵从个人的自觉自愿;法家是国家主义的,依赖权力对生活的全面干预。

求道不求术。无论哪一家,具体做法可以商量,也可以变通,甚至可以综合互补,但立足于人性哲学这一点,也就是道,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有价值,应该给予继承和发扬,使我们的生命更自觉、更主动、更有意义。

卷首语

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

道家概略

历史上被冠以“道”的学派有两个:一个是以老子和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另一个是以程颐、程颢(hào)兄弟和朱熹为代表的理学,也被称为道学。理学本是儒学发展的一个阶段,之所以与“道”挂上了钩,是因为这一派学者将“道”也就是“理”视为宇宙本原,以此构建他们的思想理论体系。其实道学与道家是有本质区别的,尽管道学吸取了道家的一些成果。道学的“道”虽然也具有无形和洁净完美的特征,但却是由仁、义、礼、智等要素构成的,其目的就是把儒家规范上升到万物之源的高度。道家的“道”是不包含任何具体内容的虚无,是纯粹自然而然的东西,“道”的自然性恰恰是对儒家倡导的礼制和道义的否定。显然,道家与道学截然不同,这个界限是不能混淆的。

道家的创始人是春秋时期的老子。老子及其继承者之所以被称为道家,是由于他们把“道”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与核心概念。道的本意是人走的路,道家就是这样的指路人。

关于道家的来源,《汉书》说:“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福祸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汉书·艺文志》)意思是说,道家学者来自朝廷的掌管历史的官员,他们的本职工作是记述历史上的成败、存亡、福祸,总结其中的道理,为现今所用,使君主掌握治国的根本道理,所以他们提供的实际上是统治术。老子就是这样一位周王朝的史官。既如此,道家就应该积极从政,但事实刚好相反,他们却主张无为和超脱,而把从政的角色让给来自民间的儒家。儒家最初是与祖先之神对话的人,沟通的是另一个世界,现在却把改变现实作为自己的职责,与君主对话的道家反倒要求退回自然,这不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吗?

道家主张无为,并不意味着道家思想与政治没有关系,无为也是一种治国方略。这种方略的重大实践有两次。一次发生在西汉初期,文帝刘桓接受“黄老之术”,实施休养生息。另一次发生在唐朝初期,太宗李世民不仅推重道家思想,实行兼容并蓄的开明政治,而且认老子为先祖;到了唐玄宗李隆基的时候,老子进一步升格,被尊为“玄元皇帝”,李隆基还亲自注释《老子》,并昭告天下。诸子学者中,这是来自官方的最高荣耀了,即使是孔子,也只被尊为王,没有获得过皇帝的正式封号。这两次实践都出现在天下大乱之后,前面的一次是秦末及楚汉相争,后面一次是南北朝及隋末的群雄并起,而这两次无为方略的实施都迅速地治愈了战争创伤,达到了天下大治,开创出盛世局面,其成果分别被称为“文景之治”和“贞观之治”。什么是“黄老之术”?这就涉及道家思想史了。

道家思想的发展主要有三个时期:1.先秦道家;2.两汉道家;3.魏晋玄学。下面就分别看一下这几个时期。

先秦道家。以老子和庄子为代表,包括关伊、列御寇(列子)、杨朱、宋钘(jiān)、尹文、彭蒙、田骈(pián)、慎到等学者。庄子继承了老子,他们的学说称为老庄学派。其他几位学者与老子有渊源关系,但思想倾向不尽相同,所以被称为道家别派,可分为杨朱学派、宋尹学派等。道家所要维护的是人的自然性,以及宽松、自由的社会环境,这与春秋时期和战国时期严酷的社会现实形成了极大反差。所以这一时期道家的任务主要是批判现实,揭露人的不自然、不自主状态,找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同时通过对古代社会以及圣人、真人、至人等形象的描述,向人们展示理想社会的美好。在他们看来,人以及社会之所以沦落,根本原因就在于人为活动(有为)背离了自然,这些活动主要表现为推行仁义道德和追求名利。

道家告诉人们,自然而然的状态比人为的东西更根本、更合理、更真实、更可贵;自然永远是人的母体,是社会的样板;人性既不是善(儒家),也不是恶(法家),而是出于自然的真实。于是,返璞归真便成了人生的根本目标,无为便成了个人行为和治理国家的根本原则。

两汉道家。这一时期的理论成果主要反映在两部书中,一部是《黄老帛书》,另一部是《淮南子》。《黄老帛书》是黄老之术的总结。黄是黄帝,老是老子,两汉道家把黄帝与老子相结合,假托黄帝以立说。他们从天地的性质“无私”出发,强调人的无私就是不要固守自己的主观意志和目的,而要遵循天地之恒常,即不变的规律,这显然是老子清静无为思想的再现。但同时又提出要争取民心而得天下,这虽然与老子讲的以百姓之心为心相一致,但却不是消极地适应民众,而是通过努力去主动争取民众,这就有儒家的味道了。

这种变化与实践有关。黄老之术不是单纯的学术思想,而是要用在治国的具体活动中。有个成语叫“萧规曹随”,说的是相国萧何死后,曹参接任,采取无为的态度,一切政务都遵循以前萧何的规定,不做任何变更。为什么?因为这些规定已被实践证明,符合百姓的要求,民心已经被争取过来了。“规”在前,“随”在后,规定就是有为,这是实践的要求。《淮南子》由西汉初年淮南国的君主刘安为召集人,前后组织宾客上千人编撰。该书以道家思想统摄各家学说,总结成败得失,从宇宙生成到治国再到养生,无所不论。成书后刘安献给汉武帝,但五年后汉武帝便接受了董仲舒的提议,走上了独尊儒术的道路,治国指导思想大变。道家思想的政治实践告一段落。

魏晋玄学。代表人物是王弼(bì)、何晏(yàn)、向秀、郭象等人。玄来自老子所讲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老子·第一章》)。玄是黑色,表示虚无;妙同于“母”,表示有,众妙就万有(万物)。所以玄学的中心问题就是“有与无”的关系。由于这个问题太过抽象,常被讥为“清谈”“怪异”。其实并非如此。道家主张自然,强调虚无;儒家主张秩序,强调实有;而魏晋玄学热衷于“有与无”,反映了融合道、儒两家思想的意蕴,表现在现实生活中,则是希望社会能够既给人以宽松的环境又保持着严格的秩序。这后一个要求在战乱频繁、生活动荡的魏晋时期是人们的普遍愿望。

魏晋玄学既不是纯粹的道家,也不是纯粹的儒家,而是二者的合流,这是它最显著的特征,也是为什么有人把它划入道家、有人把它划入儒家的原因。这一时期学者的主要工作是注释和阐述经典,主要是三部:《老子》《庄子》《周易》。前两部是道家经典,后一部是儒家经典。通过这一工作,用道家思想糅合儒家经义。他们崇尚自然,倡导无为,但同时又主张道德伦理,甚至认为秩序就是天理的自然。就连一向放荡不羁的大名士阮籍、嵇(jī)康,也谨慎遵守着臣道,原则问题上不糊涂。

隋唐以后,佛教在中国取得长足进展,道家开始吸收佛学精华,出现了道、佛两种思想合流的倾向。这时的道学已经主要不是士人的学问,而是道士的学问了,从而打上了宗教色彩,标志着道家向道教的转型。

道教是东汉末年张道陵创立的中国本土宗教,立三清尊神为崇拜对象,三神是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太清道德天尊。其中的太清道德天尊就是老子,民间俗称太上老君,另两尊为虚构人物。庄子也被尊为南华真人。道教以老子提出的“道”为根基,继承了道家思想,《老子》一书被称为《道德真经》,《庄子》一书被称为《南华真经》。道教与道家在思想上有继承关系,但毕竟不是一回事。道教是一种宗教,崇拜神灵,有自己的组织系统,有一整套仪式和教规,而这些道家都没有。

道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源头,与作为主流的儒家思想相辅相成。二者的这种关系本书多有涉及,譬如,道家突出柔弱,儒家强调刚强,一个更多的带有女性色彩,一个更多的表现出男性性格,由此形成了文化上的阴阳合抱现象。

这里要说的是这两种学说对社会发展的意义。儒家是提倡严格的社会规则的,克己复礼的礼就是制度、规范,而道家则是反对以社会规则压抑、克制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的,主张自然而然的状态。可以说,他们是一个立足于“有”——有秩序,一个是立足于“无”——反秩序。社会的正常运转无疑离不开秩序,但过分强调秩序一定会造成对人的伤害,降低社会的创造功能;而且任何一种秩序发展到一定程度,都会陷于保守,走向没落,这时候就要进行变革。所以光有秩序还不成,社会的发展同时还需要对秩序的削弱和瓦解。儒家和道家的这两种作用,用学术语言说,前者侧重于建构,后者侧重于解构。

解构了以后怎么办?常言说,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解构是为新的建构服务的,不能解构了就完事。正是在这里,道家暴露出了致命缺陷。他们的理想是找回早就消失了的氏族社会。时间不可倒流,古代社会再自然、再美好,是绝无可能重现,社会只能向前走。而对于前景和新秩序,道家又实在提不出任何建设性意见。这也是道家为什么只能作为中华传统文化支流而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

道家人物小传

老子庄子杨朱宋钘尹文彭蒙田骈慎到王弼葛洪老子

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又字聃(dān),春秋时期楚国苦县(今河南省鹿邑县东)人。生卒时间不详,生活年代与孔子同期,年纪比孔子大一些,孔子曾向他请教过礼的问题,他以一个年长者的口吻说话。

那时,尽管天下已经陷入纷乱,但周朝的天子还在位,东周朝廷还维持着。老子被任命为周王室管理典籍史料的官员,也被称为史官。后来老子对世俗看透了,对职官生涯也厌倦了,便离开了政治中心,回归民间。他的离去在人们眼中颇为传奇,竟是独自一人骑着一头青色的水牛西出函谷关,不知所终。好在被把守关口的长官尹喜(关尹)扣押了几天,留下了一部千古绝唱《老子》。

老子学说的核心无疑是“道”的思想。道是宇宙的本原,它在本质上是虚无,虚无意味着创造和产生,作为万事万物的有就是道的运动的结果,然而任何一种事物都要灭亡,实有终归要回到虚无。这个过程周而复始,是永恒的,也就是不变的。这样,道就具有了哲学所说的本体的性质,也就是最终的、不变的、唯一的存在。主张虚无比实有更根本,在现实生活中就是反对人为干涉——道德伦理、制度秩序、政令法律等都属于人为——而主张无为。无为不是什么都不做,坐等现成,而是不去做违背自然的事情,保持人的、社会的自然而然的状态,事情还是要做的,但根本原则是顺其自然。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这样,就由对道的尊崇演进为对自然的尊崇。

老子的著作是《老子》,又称《道德经》《老子五千言》。也有人说这部书不是老子的作品,是春秋末期一个叫老莱子的人写的,还有人说是战国中期的太史儋(dān)写的。不管是谁写的,这部作品都是中国历史上见诸于文字的第一部也是最好的一部哲学著作。庄子

庄子姓庄名周。战国中期宋国蒙(今河南省商丘市东北;一说今安徽省蒙城县)人。曾任漆园吏,也就是漆园的管理人员。一种推测是,他本是楚国公族(君主的本家)后裔,战国初吴起在楚国发动变法,其中一条是废除公族成员世袭特权,并把不听话的迁往边远地区开荒种地。后来大贵族们利用楚王死丧机会作乱,围攻吴起。吴起心机极深,竟抱住楚王尸体,将身上中的箭拔下来插到楚王身上,嘴里喊道:“群臣射王尸!”按照律令,这些人当判重罪,并牵连三族。于是许多贵族带着家人逃跑了,其中就有庄子的先人。

庄子一生贫穷,生活极为拮据,就连见魏国国君时都穿着打着补丁的粗麻衣,脚上的草鞋还断了带子。家里揭不开锅的时候向人借过米,遭到嘲弄,但他极有骨气。楚国曾派专使携带千金请他去做宰相,他讲了一个为做祭祀而供养的牛最后被宰杀的寓言而回绝了。

庄子善写寓言,除寓言外,还有“卮(zhī)言”和“重言”。寓言用来在形象中展现思想,卮言用来在论述中表达思想,重言用来假借先哲之口陈述思想。庄子大才,见识宏阔,目光深邃,思绪万千。论才思,除韩非外,后人难以企及。

庄子继承了老子的思想精髓,强调无论是天地万物,还是人、社会,都必须以“道”为师。但似乎对人生问题更感兴趣,主张一种超越生死、道德伦理、利害得失、人与物之间的界限的生活,这样的人才是自然的、自主的、自由的人。

这样的人生在哪里才能找到?现实社会中是绝没有的,庄子看到的只是道德、制度、地位、统治所带来的种种束缚,而且社会越发展越糟糕。出路何在?只有重返自然才是唯一的选择。这个理想世界被他称为“至德之世”“至治之世”,这里没有后来的物质文明,也不存在着智慧,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顺其自然就是“得道”,按照对“道”的心得去做就是德,所以这样的世界达到了道德的最高境界;顺其自然就是不刻意地去做什么,人人都习惯于天然秩序,所以又是治理的最高境界。

这样的世界在哪里?庄子把它叫作“无何有之乡”。

庄子留下一部著作《庄子》,学者认为它是道家庄子一派的著作汇聚。杨朱

杨朱,又叫阳生、阳子居,被称为杨子,生卒时间不详,战国初期魏国人。人们知道他,一般是通过《孟子》一书。孟子说他主张为我,声称为了天下人的利益从自己身上拔下一根毫毛也舍不得去做,说他的这种教唆是把人变成禽兽(《孟子·滕文公下》)。韩非也提到过他,除了为我的观点外,还说他主张不进入处于危险中的城市、不到军队当兵。所以后人总结他的学说,以保全生命、维护自我、轻视物欲的观念为特点。

有人认为,《吕氏春秋》中的子华子就是杨朱。如果成立,下面这段子华子的话可以说集中反映了杨朱思想的要旨:“圣人深思天下事,结论是没有什么东西比生命更宝贵的了。耳、目、鼻、口受着生命的驱使。耳朵虽然想听音乐,眼睛虽然想看色彩,鼻子虽然想嗅芳香,嘴巴虽然想尝美味,但如果音乐、色彩、芳香、美味对生命有害就应该禁止……只要对生命有利就去做。由此来看,耳目鼻口不能各任己意,必须有所制约。”(《吕氏春秋·贵生》)生命第一,物质享受以生命的保全为转移。

这个思想与老子、庄子生命至上的观点是一致的。但他的极端个人主义又与老子、庄子倡导为公的意识大相径庭。所以后人把杨朱一派列入道家别派,称为杨朱学派。

杨朱没有留下著作,其言论和事迹散见于《庄子》《孟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淮南子》等书籍,看得出来,其思想在当时是有不小影响的。宋钘、尹文

宋钘和尹文的学说被称为宋尹学派,属道家别派之一。

宋钘即宋牼(kēnɡ)、宋荣、宋荣子,战国时期宋国人。他与尹文同为稷(jì)下学者。稷下是齐国都城临淄(今山东省淄博市)稷门附近的地区,齐国曾在这里设置学宫,广招天下学者来此讲学交流。

这一派没有可令人信服的著作留传下来,根据庄子的论述,可以看出他们的学说有两个基本特征。一个是主张自然和谐与公平。他们欣赏事物的自然状态,反对人为的装饰;提倡宽容和谅解精神,反对苛求于人;强调以柔顺的态度处世,调和各种人际关系,反对抗拒。他们对生活的要求不高,只要民众能够活命,自己和其他人的基本需求能够满足就可以了。他们有着强烈的平等意识,发明了一种叫作华山冠的帽子戴在头顶,用以标榜自己上下平均的主张。这些思想与老子一脉相承。

然而,他们对社会现实并不抱着超然态度,而是主张积极干预,这就构成了这一学派的另一个特征,即救世。在这方面他们有些像墨家,反对人们互相攻伐,主张熄灭兵战,希望将民众从战乱中解救出来。为了实现这一愿望,他们不怕劳累,不怕侮辱,四处奔波,对上劝说君主,对下教育百姓,即使撞得头破血流但仍不回头,固执地、反复地表明自己的观念和立场,韧劲十足。宋尹学派的救世态度与老子的无为精神出入很大,所以被列入道家别派。彭蒙、田骈、慎到

彭蒙,战国时期齐国人,田骈的老师。田骈,又称陈骈,也是战国时期齐国人。慎到即慎子,战国时期赵国人,为稷下学者,主张无为而治,同时又主张君主运用权力推行法治,所以受到道家和法家的共同重视。彭蒙、田骈、慎到的学说形成了一个学派,属于道家别派。

从庄子的评述中可以看出,这一派强调一视同仁,也就是看问题不偏不倚,不带主观偏见。怎样才能达到这一点呢?这就要放弃自我,一切以事物为转移。这就意味着去除自己的心智,诸如定见、谋划、机巧之类。由于智慧是人的智慧,其中掺杂了人间的是非及自己的标准,所以慎到认为通过智慧不能了解事物,智慧的运用只能伤害万物遵循的根本道理(道)。这些思想与老子关于“公”“去智”的观点是一致的。

然而在政治上,慎到与老子就不同了。老子的无为而治,精髓是顺其自然,对民众生活不做过多的、强硬的干涉。慎到也提倡无为,但前提是法治,君主确立了以法治国的总方针并且制定、推行一套法令,就可以了,不必纠缠于具体事物。这个思想显然已经离开了道家轨道,属于法家范畴了。这就是这一派被称为道家别派的一个原因。王弼

王弼(bì),字辅嗣,三国时期魏国山阳(今河南省焦作市)人。曾在魏国担任尚书郎,少年即已成名,病逝时年仅24岁。

王弼是魏晋玄学代表人物之一。这一学说关注的焦点是“有与无”的关系问题,认为虚无比实有更根本。王弼继承了老子思想,他说:“天下之物,皆以有为生。有之所始,以无为本。”(王弼:《老子》四十二章注)意思是说,事物都是某种东西的产物,也就是从实有中产生出来的,但实有是从虚无开始的,所以虚无是本,事物则是末。无与有的关系是本末关系。这个虚无是什么呢?就是老子所说的“道”。

遵循着这个思路,王弼把世界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有,一类是无。譬如音乐,分宫、商、角、徵(zhǐ)、羽五个音,其中每一个音都是具体的,不能代替其他的音,这就是“有”。然而还有另一类音,不属于五音中的任何一个音,人们虽然听不到它,但知道它,它可以包容五音,这种音叫作大音,老子说的“大音希声”的大音就是这种东西。换成现代语言,五音表示的是具体,大音表示的是概念,前者属于可感觉的现象,后者属于感觉不到的本质。由于大音感觉不到,人们就说它是虚无。大音是五音的根据,只有当一种东西符合音的概念,人们才把他称为音。所以,虚无是本,实有是末。

这个思想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它告诉人们不能仅仅停留在事物的表面,还应该深入事物的内部,把握本质。对现实也有重要意义,它启发人们不要被生活的表象所迷惑,要注重它的实质内容。

王弼的作品主要是注释道家和儒家经典,有《老子注》《周易注》等。葛洪

葛洪,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东晋时期丹阳句容(今江苏省句容市)人。朴是“道”的别名,抱朴子可以解释成守望“道”的人。葛洪曾投笔从戎,因军功被授予伏波将军,追封关内侯。但他辞官而去,一边修炼、著述,一边给百姓治病,被人视为“活神仙”,许多地方都留下了他的活动遗迹。

葛洪认为,“玄”(虚无)是自然的始祖、万物的本原。他说:道“是声音的声音,回响的回响,形体的形体,影子的影子。它使方的东西呈现静止的特性,使圆的东西显示运动的特性,使下降的东西表现沉落的特性,使上升的东西显现昂扬的特性”(《抱朴子内篇·道意卷之九》)。这个说法显然是玄学的观点,与上面讲的大音与五音的关系的意思完全一样,是对老子思想的发挥。

除了坚持“道”的本原地位外,葛洪极力突出生命至上这个道家主题,他说:“天地最大的德行,就是使万物生存,生存,是使人喜好的事情。”(《抱朴子内篇·勤求卷之十四》)但他并不像庄子那样,视生死为一体,而是认为生与死根本不能同日而语。他对生命的爱护,也不像先秦道家那样,主要是提倡以柔顺的处世态度来求生存,而是追求长生之道。在他看来,这是道的最高境界,是道家最隐秘、最被看重的东西。

那么,长生之道是怎样的呢?葛洪的方法是守一存真、炼丹服药,通神修仙。这已经不是道家思想而是道教了。从葛洪身上我们可以看到道家与道教的联系和区别。

葛洪的著作有《抱朴子内篇》和《抱朴子外篇》。

生命最尊贵

要义

尊重个体生命是道家思想的一个突出特征,主要表现在高扬生命的价值和突出生命的养护这两个方面。现实生活中的一切,包括道德、财富、权位等,都在生命之下。养生的根本原则是超脱,即超脱欲望、世俗意识、外物和自我。

生命价更高

对个体的人来说,只有生命是自己的,其他都是身外之物,没有什么比生命的价值更大的了。生命高于道德回放

一个姓尾生的人,与一个女子约会,他们说好在一座桥下见面。

尾生来到桥下,等了一些时候,不见女子。不想洪水突然来了,河面陡涨。尾生不肯走,双手紧紧抱住桥柱子。大水很快吞没了他。

尾生就这样死了,全是信用惹的祸。原文摘要

尾生与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来,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

……

尾生溺死,信之患也。——《庄子·盗跖》简议

这个故事是庄子借历史上最著名的强盗头子盗跖(zhí)之口对孔子讲的。盗跖聚啸山林,为非作歹,孔子自告奋勇去劝说他改邪归正,不想竟遭到盗跖的迎头痛击,被狠狠抢白一通。庄子用的是小说笔法,情节多半是虚构的,但表达的思想内容是真实的,涉及的例子也是有根据的。

当时盗跖一连串点了六个人名,除尾生外,另外五个人是大贤士伯夷和叔齐兄弟、大隐士鲍焦和申徒狄、大功臣介子推。六人中,数尾生最为平常,是个老百姓,正是这件事使他出了大名,被后人称为“抱柱信”,后来的《战国策》《淮南子》均有记载和评论。

古语中,尾同微,尾生可以写作微生。据此有人推测,这个尾生就是《论语》里提到的那位姓微生名亩的孔子的老乡。微生亩至少与孔子同辈,因为他直呼孔子的名字“丘”,说起话来很是随便。如果是这样的话,尾生就是春秋时期的鲁国人。鲁国是周公的封地,历来重视信义道德,尾生的“抱柱信”是有基础的。

伯夷和叔齐因为守持志节而饿死在大山里,鲍焦因为追求高尚抱着大树而活活枯死,申徒狄因为忠心劝谏君主而投水身亡,介子推因为坚持清廉躲进深山而被大火烧死,加上尾生因为坚守信用而被洪水淹死,六个人都是为了道德而献身的人。

那么,这样做应该受到赞扬吗?道家的回答是否定的。庄子说:“这六个人就跟祭禳(ránɡ)用的死狗、沉河的猪一样,像是端着瓢要饭的乞丐,都是为了名声轻易送命、不知珍惜根本、保养寿命的人……都不值得敬重。”[1]道家重要文献《淮南子》也提出,像尾生这样去死的人,即使有守信的美德,谁又认可他是个高尚的人呢?(《淮南子·汜(sì)论训》)

这样的悲剧为什么会屡屡发生?在庄子看来,这完全是由于尾生们按照士人的那套道德标准去做的结果,致使生命蒙受祸患(《庄子·盗跖》)。

道家的看法不是就事论事,而是从中引出一个人人都会碰到的但往往思索不够的问题,即生命重要还是道德重要?道家的观点很明确,生命更重要,对个人来说,生命才是根本,保存生命是第一位的事情。所以在他们看来,为道德而牺牲的行为是不值得的。生命高于财富回放

商朝的时候,周族人生活在邠(bīn,今陕西彬县)地一带。这里靠近西北狄人的生活区。狄人是游牧民族,逐水草而生,侵入了邠地。

周族的领袖叫亶(dǎn)父,为了让狄人退兵,送去皮子和丝帛,人家不收;又奉上马和狗,人家退了回来;再献上珠宝美玉,人家还是不要。狄人要的是土地。怎么办?要守住土地就得动武,但亶父不想打仗,对族人说:“与别人的哥哥生活在一起,却让他的弟弟去送命;与别人的父母生活在一起,却让他的孩子去牺牲,我不忍心这么做。你们大家还是生活在这里吧,做我的臣民与做狄人的臣民又有多大区别呢?另外我还听说,不能因为养育人的东西而危害人。”他的意思是,土地本来是用来养育人的,为了土地而损伤人是本末倒置。说完这番话,亶父就拄着手杖走了。

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便一起跟在了亶父的后面。他们来到了南边的岐(qí)山(今陕西岐山),在这里建立起新的家园。

亶父可以说是一个尊重生命的人。这样的人,身处富贵,不会因为养尊处优而伤害生命;居于贫困,也不会因为追求利益而拖累身体。如今人们一旦获得高官显位,就把失去它看得比什么都严重;一旦见到利益,就轻易地舍弃生命,这不是太过于糊涂了吗?原文摘要

大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亶父曰:“与人之兄居而杀其弟,与人之父居而杀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为吾臣与为狄人臣奚以异?且吾闻之,不以所用养害所养。”因杖(cè)而去之。民相连而从之,遂成国于岐山之下。夫大王亶父可谓能尊生矣。——《庄子·让王》简议

亶父是周人的一位有为的祖先。“汤武革命”中的周武王及其父亲周文王都是他的后人,他们推翻了商朝暴政,建立了周朝。亶父时期,周人的力量还很薄弱,如果与狄人硬拼的话,说不定会遭到灭族,当时的首要任务就是生存下来,所以亶父采取了用土地换生命的方针,避开强敌,另谋出路。反映在思想意识上,就是庄子所倡导的重生原则。在这里,土地是手段,生命才是目的,生命不能去为手段服务。土地是最重要的物质财富,为了生命连土地都应该放弃,更何况是别的什么东西呢?

生命贵重还是财富贵重?这是一个常识性问题。只要智力正常,不管什么人,都会想都不想地回答生命重要。事情很明白,财富是由生命来享用的,一旦失去了生命,财富再多,也没有任何意义。然而,对于这个不成问题的问题,人们一遇到现实,立即就糊涂起来,时常发生铤而走险的事情,要钱不要命。这又是为什么呢?

财富威力太大了。庄子虚构了两个人物,一个叫无足,代表人对财富的贪婪;一个叫知和,代表人对生命的尊重。可以说,前者是社会的象征,后者是自然的象征。这天,二人展开了一场辩论。无足说:“财富对于人没有不利之处。它可以使人享尽人间美好的一切,把人送上权势的顶峰,这点连圣人也做不到,连贤人也赶不上。它可以收买武士的勇力,壮大自己的威势;可以收买谋士的智力,增加自己的明察;可以收买贤士,弥补自己的贤良,虽然当不上国君,也跟君主差不多了。总之,追求财富享受是人的天性,不用学就会。即使天下人都抨击我说得不对,但谁又能不这样去做呢?”

知和大摇其头,认为这不是有头脑的人的想法。在他看来,有头脑的人立足的是自身的自然需要,这才是人的天性。正确的做法是,人感到不够用再去求取,够用了就不再要求,对财富的占有应该以实际需要为尺度。他说:“平安是福,多余是祸害,万物莫不如此,而财富带来的祸害是最厉害的。”(《庄子·盗跖》)尽管财富可以带给人君主一样的感觉,人付出的代价却是生命,因为它让人活得劳累、紧张、担惊受怕,即使富人能够侥幸躲过谋害,也免不了折寿早夭。

财富是社会力量的一个典型代表,不跳出世俗,是不可能把生命真正摆在财富之上的。生命高于权位回放

上古的时候,尧想把天下让给隐士许由,许由逃跑了。

尧又找到一个叫子州支父的人,请他来做天子。子州支父倒没有直接驳尧的面子,说:“也行吧。但不巧我现在恰好被某个问题所困扰,正在设法解决,没时间治理天下。”掌管天下可谓是最重大的权位了,而为了不伤害自己的生命连这样的高位都可以不接受,那么还有什么不能舍弃呢?

这一幕在舜的时代又再次上演,主角还是子州支父。舜要把天下让给他,子州支父说的仍然是那句话,他的困扰还没排解完呢,没时间治理天下。子州支父是不会用自己的生命去换取天子的权位的,这就是得道的人与俗人不同的地方。

舜又要把天下让给一个叫善卷的人。善卷是个直性子,说:“我冬天穿皮毛,夏天穿葛布,可以遮体了;春天耕种,可以劳作身体了;秋天收获,足够吃喝的了。我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自由自在地生活在广阔的天地之间,心满意足,要天下干什么?可悲呀,您太不了解我了!”说完就走了,扔下舜一个人站在那儿发愣。

舜不甘心,又找到一个居住在石户那个地方的农夫,请他做天子。农夫不干,背起行囊,他的妻子头上顶着家什,带着孩子进了海岛,终生都没有出来。原文摘要

尧以天下让许由,许由不受。又让于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为天子,犹之可也。虽然,我适有幽忧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舜让天下于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适有幽忧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舜以天下让善卷,善卷曰:“余立于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chī)。春耕种,形足以劳动;秋收敛,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为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舜以天下让其友石户之农……于是夫负妻载,携子以入于海,终身不反也。——《庄子·让王》简议

天子就是后来的皇帝——国家的最高统治者,连这样的权位都瞧不上眼,就不要说别的官职了。那么,为什么说权位与生命是对立的呢?

按照道家思想,可以概括为两点。首先,权位意味着人的本性的改变。本来,人自由自在地生活着,一旦做了官,言谈举止甚至思维方式都必须符合职位要求,劳心耗神不说,还要推行各种措施,而在庄子看来,尧和舜的时代已经脱离了自然而然的轨道,所采取的措施有了太多的人为成分,譬如仁义,故事中的许由之所以逃跑,就是因为尧让他继续推行仁义。这些人为的东西与人的本性不相适应,所以会造成一系列恶果,将给统治带来更大麻烦,权位越高,麻烦越大,人也就越不自在。

其次,权位意味着凶险。如果说这个情况在尧舜时代还不明显,那么到了庄子生活的时代早就成为家常便饭了。庄子讲过这样一件事:越国的国君翳(yì)被他的儿子谋杀,篡夺了王位;越国人不平,杀了新君,立无余为王;结果无余又被杀掉了,就这样,越国一连三个国君被杀。有个王子名叫搜,非常害怕,跑到一个山洞中躲藏起来。国家不能没有君主,越国人到处找他,追踪到山洞。好说歹说,他就是不肯出来。没法子,人们只好点燃艾蒿用烟熏。搜顶不住了,走出了山洞,手拽住马车上的拉手仰天大呼:“王位啊,王位啊,怎么就偏偏不放过我呢!”(《庄子·让王》)这哪里像是去当国君,分明是进屠场。所以,手握重权、身居高位绝不是什么好事。

权位不是福,是祸。拾得

道家是一种关注生命的学说。道家创始人老子说:“名声与生命哪一个离人更切近?财富与生命哪一个对人更贵重?获得与丧失哪一个令人更忧心?过分追求一定会造成极大耗费,过多贮藏一定会带来严重损害。所以,知道满足就不会招致屈辱,知道停止就不会导致危亡,只有这样才能够长久保全自己的生命。”[2]

道家关于生命高于道德、生命高于财富、生命高于权位的思想,锋芒所向,无一不是指向儒家。

在《儒家第一课》一书中我们说过,儒家是主张道义高于生命的,这特别明显地反映在孔子“杀身以成仁”和孟子“舍生取义”那两句话中,个人只有把自己的生活融入社会理性方能证明生命的价值。不能说儒家不尊重生命,儒家经典《周易》说:“天地之大德曰生。”另一部经典《孝经》也说:“天地之性人为贵。”然而在儒家那里,自然肌体毕竟是第二位的,道义才是人的第一生命,因为道义代表着人的本性,所以当生命与道义二者必择其一时,孟子主张应该毫不犹豫地选择道义而舍弃生命。同时,儒家也肯定追求功名富贵的合理性,孔子讲的“学而优则仕”的仕指的就是从政当官,也包括了获取利禄在里面。当然,不能由此就说儒家把财富和权位摆在生命之上,但按照道家的看法,这种追求对生命的耗费则是一定的。

那么,道家关于生命高于道德、财富、权位的主张能站住脚吗?后两个高于没有什么问题,人们一般都能接受,关键是生命高于道德。我们先就事论事,看看文中引用的那个“抱柱信”的例子。

尾生的死轰轰烈烈,震撼人心,这样的痴情绝无仅有,坚守承诺直到最后。他是为谁而死?是那位心上人吗?不是。如果考虑到对方,他是不会如此轻易地舍弃生命的。他的死更多地表现为对信用规范的痴情,是为了道德这个精神客体而献身,也就是说,他的行为已经脱离了人这个具体对象,是为了信用而信用。这样一来,事件内容就发生了变化,它不再是尾生与恋人的关系,而成了尾生与道德条律的关系。由此而来的问题是,在人与道德条律的关系中,谁是主体?显然应该是人,各种规范是为了人而不是相反。但在尾生身上却颠倒了,成了人以规范为转移。这就是尾生的误区,所以庄子把他的死比喻为道德祭坛上被剁碎了的祭品。

这就告诉我们,道德一旦被推到极致,一旦脱离人文关怀,极容易走进误区,这也是儒家思想和礼教给现实生活造成负面影响的一个原因。

就事论事,道家对儒家的批判是正确的,然而要是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作为价值观来提倡,笼统地说生命在道德之上,是会遇到难以解决的矛盾的。暂且不说面临民族大义的特殊情况,就是在他人需要帮助而这可能导致我们付出生命的时刻,我们是行动呢还是退缩?如果强调自己的生命是第一位的,那就应该逃避,甚至是见死不救,但要真的这样做了,人的良心能安稳吗?

毫无疑问,提升生命的地位对尊重个体、高扬人性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珍惜和热爱生命是人不可或缺的品质,也是判断人的一个基本标准。北宋大文学家、思想家苏东坡有个朋友叫章惇(dūn),两人结伴出游,来到一处绝壁前。苏东坡文章诗词冠天下,一手字出神入化,章惇请他在峭壁上留字。但绝壁和他们之间隔着一道深渊,上面只架着一根树干,东坡望望下面,不由双腿打战,摇了摇头。章惇哈哈一笑,不慌不忙地过了独木桥,用绳子系在树上,爬上峭壁,写上“苏轼章某来此”,然后又走回来,面不改色心不跳。东坡抚着他的背叹道:“能自拼命者能杀人也!”果不其然,章惇后来做了宰相,豁出一切的性格派上了用场。章惇与东坡政见不合,把他贬到当时的偏远地区惠州(属今广东),仍嫌不够,再把他贬到蛮荒之地儋(dān)州(属今海南),让东坡吃尽了苦头。章惇连死人也不放过,撰写《资治通鉴》的司马光是他对立面的领袖,已经去世了,他竟然想开坟掘墓,鞭打司马光的尸首。可见,不尊重自己生命的人,也不会看重别人的生命。

[1] 此六者也,无异于磔(zhé)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离名而轻死,不念本养寿命者也……皆不足贵也。(《庄子·盗跖》)

[2] 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老子·第四十四章》)

生命养护的要义

既然生命最为贵重,我们就应该格外珍惜它,那么,怎样做才符合生命的要求呢?寡欲回放

庄子在丘陵上的果园中游玩,突然,一只怪模怪样的鸟鹊从南边飞来,翅膀展开足有七尺,眼睛有一寸大。它擦过庄子额头,落在一棵果树上。庄子心想,这是什么鸟?翅膀长却飞不远,眼睛大却看不清。于是便提起衣服,小跑着追了过去,张开弹弓准备射杀它。

蓦地,庄子的手停住了,一幅奇妙的景象展现在他面前:一只蝉惬意地伏在树枝上享受着绿荫;而就在它的身边,一只螳螂借着树叶的掩护举着锋利的双臂即将砍下来,眼见猎物就要到手,它太得意了,肥硕的身子不由得暴露出来;而就在螳螂的身后,站着那只怪鹊,它的脖子慢慢地伸上前,眼珠一动不动地盯着猎物,全然没有察觉到树下有个人张着弹弓对着它。

一个念头顿时闪过庄子心头:“原来动物竟是这样,见到了利就忘了自己的本性。”猛地他想到了自己,一定也有别人在盯着他。于是丢掉弹弓赶紧跑了。

他想的一点儿都不错,看果园的人已经注意他很久了,正追过来要问个究竟哩。

庄子一口气逃回家里,三天没敢出门。他的弟子问老师为何闷闷不乐。庄子说:“我守持形体却忘记了本性,看清了混浊的浅水却迷失了清源,真是太危险了。”原文摘要

庄周游于雕陵之樊,睹一异鹊自南方来者……蹇(jiǎn)裳躩(jué)步,执弹而留之。睹一蝉,方得美荫而忘其身;螳螂执翳而搏之,见得而忘其形;异鹊从而利之,见利而忘其真。庄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类相召也!”捐弹而反走,虞人逐而谇(suì)之。

庄周反入,三日不庭。蔺且从而问之:“夫子何为顷间甚不庭乎?”庄周曰:“吾守形而忘身,观于浊水而迷于清渊。”——《庄子·山木》简议

欲望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生存所必需的,另一种是多余的。前者是自然而然的,表现为适可而止,叫天然欲望;后者是人为的,表现为贪婪,叫贪欲。庄子想打杀鸟鹊就是出于贪欲。庄子用这则故事告诉大家,人们时常为了满足肉体官能的贪欲而伤害自己的生命,也就是“守持形体却忘记了本性”。贪欲不符合人的本性。

贪欲的力量有多大?我们不妨看看下面这则寓言。猩猩喜欢饮酒,人们摆上酒壶,将大大小小的酒杯排列好,又把许多草鞋连在一起,放在路边。猩猩们一眼就看穿了人的诡计,破口大骂,连他们的祖宗都不放过。骂得口渴了,一只猩猩建议道:“咱们干吗不尝上一点儿,只要不喝多就没事儿。”于是,它们拿起小杯子喝酒,喝罢,骂着去了。不久,它们又转了回来,拿起大一些的杯子喝酒,抹抹嘴,仍旧骂着离去。这样来来去去三四回,猩猩的防线终于被粘在嘴唇上的酒香突破了,便敞开了大喝起来,完全忘记了后果。于是它们都喝醉了,斜着眼睛看着对方,打闹嬉戏,把脚伸到草鞋中学人走路。人们追来了,猩猩脚上的鞋连在一起,一个也跑不脱。别看猩猩吃了这个亏,但后来者还是照样上当。写这则寓言的刘元卿说:“猩猩是很聪明的生灵,但仍然经受不住诱惑,最后难免一死,这全是贪欲造成的结果啊。”(《贤弈编·譬喻录》)

贪欲太可怕了。猩猩对人的那一套阴谋操作一清二楚,明明知道酒是诱饵,草鞋是捕捉它们的工具,甚至知道先是小酒杯继而是大酒杯的诱骗过程,但还是上了当。老子说:“没有哪一种罪恶比放纵欲望更大的了,没有哪一种祸害比不知满足更大的了,没有哪一种灾难比贪得无厌更大的了。”[1]

然而在人们的生活中,贪欲总是会不知不觉地萌动、产生,就像庄子想捉住那只鸟一样。怎么办?只有自觉地回复到自然本性,用本真的状态来填补欲望的空虚,换句话说,就是抑制乃至断绝人为的欲望,使自己的本性坚挺起来。本性不乱,生命也就没有了祸患。

上述可以概括为三个字:不贪婪。清心回放

颜回兴冲冲地来见孔子,见面就报告:“我进步了。”“噢?说说看。”孔子要求道。学生有所得,当老师的也很高兴。

颜回说:“我忘掉仁义了。”“还行。”孔子点点头,又说:“但做得还不够。”

过了几天,颜回又来报喜:“我又进步了。”“是吗?说说看。”孔子的脸上挂着笑容。

颜回说:“我忘掉礼乐了。”“不错。”孔子点点头,又说:“但做得还不够。”

过了些日子,颜回又来了,说:“我进步了。”“说说看。”孔子的眼睛发亮。“我能坐忘了。”颜回平静地说。“什么是坐忘?”孔子问。“肢体无知觉,心中无意识,离开形骸去掉智慧,与大道浑然一体,就叫作坐忘。”颜回解释道。“好!”孔子赞道,“与大道一体,没有了个人的东西,顺应变化而不拘于常态。你终于修成贤人了,我愿意追随在你的身后。”原文摘要

颜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谓也?”曰:“回忘仁义矣。”曰:“可矣,犹未也。”他日复见,曰:“回益矣。”曰:“何谓也?”曰:“回忘礼乐矣。”曰:“可矣,犹未也。”他日复见,曰:“回益矣。”曰:“何谓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蹴然曰:“何谓坐忘?”颜回曰:“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仲尼曰:“同则无好也,花则无常也。而果其贤乎!丘也请从而后也。”——《庄子·大宗师》简议

庄子有幽默感,拿孔子和他最得意的学生颜回编故事,把他俩描写成道家弟子。

庄子还拿孔子说过这样一件事。鲁国的国君鲁哀公见过一位名叫哀骀(dài)它的贤士,此人相貌极其丑陋,初见他的人没有不害怕的,但奇怪得很,跟他一接近,感觉就变了。鲁哀公问孔子:“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孔子说:“我到楚国的时候,刚好看见一群小猪崽闹哄哄地拱着母猪的奶头吃奶。可是不大一会儿小猪崽突然惊恐起来,纷纷跑掉了,原来是母猪死了。尽管它的身体还在,但灵魂已经消失了。可见,猪崽之所以爱恋母猪,不是因为它的形体,而是因为使之具有形体并且主宰着形体的精神。”(《庄子·德充符》)庄子通过这个故事告诉人们,精神高于肉体,心大于身,决定生命本质的不是物质,而是精神。因此守住精神就是守住生命。

那么,怎样才能守住精神?最根本的是不能使它发生亏损,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清心。什么是清心?用老子的话来说,就是清除内心的杂念,澄澈心境,做到一尘不染(《老子·第十章》)。就像前面故事中所说的那样,将诸如仁义、礼乐之类的外面世界的一切统统忘掉,回到纯粹质朴状态,也就是道家常说的心若死灰、身同槁木。庄子把这个过程叫作“心斋”。古人为表示虔诚,在祭祀之前必须进行斋戒,洁身沐浴,不沾荤腥。心的斋戒,就是清除心里的各种念头,不管是善的还是恶的,一概逐出,回归初始。正如什么都不摆放的房屋是最明亮的,空明宁静的心灵也是最吉祥的(《庄子·人间世》)。

为什么说心里什么都不想的状态最吉祥?《庄子》中曾有这样的例子:一个喝醉酒的人从车子上掉下来,可能要吃一点苦头,但不会伤及性命,要是换了别人,兴许命就丢了。他们的身体构造一样,跌落的情况也一样,为什么结果却不一样?原因就在于他们的精神状态不一样。醉酒的人处于混沌状态,心中什么念头也没有,什么都不知道,掉下来也不知道,一切全凭自然本能。

由于不分心或者说心静如水,精神便不会分离,紧紧凝聚在一起。不处心积虑,心平气和了,精神自然也就没有耗损了。

上述可以概括为三个字:不操心。忘物回放

颜回发现了一个问题,向孔子请教。

他说:“我坐船过河,摆渡人划船的技巧出神入化。我见了心中好生羡慕,就问:‘划船可以学会吗?’摆渡人回答可以。他说,‘只要会游泳,学几次就能够掌握;如果会潜水的话,即使没有见过船,只要一上手便可以操作。’我再进一步问,他却不说了。请问夫子,他说的这些有什么深意吗?”

孔子说:“会游泳的人学了几次就可以划船,是因为他忘记了水。会潜水的人虽然没有见过船,但一上手就可以操作,是因为他把深渊和翻船根本不当作一回事,无论什么都不能扰乱他的心,所以任何时候他都能从容不迫。”

颜回明白了,他们之所以能够很快驾驭船是由于他们眼中根本就没有水、没有船。

孔子接着说:“赌博的人用瓦片做赌注,他的技巧很高超;解下身上的衣带钩做赌注,他就变得小心谨慎起来;要是用黄金做赌注,他就有些昏乱了。赌博是这样,划船也是这样,道理是一样的。人一旦有所顾忌,就会精力分散,被外在的东西所牵制。凡是看重外物的人,内心没有不笨拙的。”原文摘要

颜渊问仲尼曰:“吾尝济乎觞(shānɡ)深之渊,津人操舟若神。吾问焉,曰:‘操舟可学邪?’曰:‘可。善游者数能。若乃夫没人,则未尝见舟而便操之也。’吾问焉而不吾告,敢问何谓也?”仲尼曰:“善游者数能,忘水也。若乃夫没人之未尝见舟而便操之也,彼视渊若陵,视舟之覆犹其车却也。覆却万方陈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恶往而不暇?以瓦注者巧,以钩注者惮,以黄金注者殙(hūn)。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则重外也。凡外重者内拙。”——《庄子·达生》简议

外物扰乱人的精神,外物越是贵重,造成的精神压力也就越大,人也就越发的不自然,对生命的耗损也就越厉害。

外物同时也危害人的肉体。虽说生命的本质在于精神,但肉体的存在毕竟是生命的前提,肉体受损,生命也不能持久。那么,为什么说外物损伤肉体呢?

首先,它使人感官迷失。老子说:“五彩缤纷令人眼花缭乱,纵马狩猎令人心神狂荡,稀世珍宝令人行为不轨,美食甘味令人嗅觉迟钝,音乐歌曲令人听觉失灵。”[2]在道家看来,肉体感官也有一个保持本性的问题,眼花缭乱、嗅觉迟钝、听觉失灵都意味着乱性,是自然状态的丧失。

其次,它使人身体疲惫。外物刺激人的欲望,贪欲一旦产生,就会驱使人不断地去追求财富和名声,即使财物多得堆积如山,也停不下来,这好比是背负着沉重的东西爬坡,人成了外物的奴隶,劳累一生,苦不堪言。

再次,它使人忽略安全。庄子讲过这样一件事:一个人从宋王那里得到十辆车子,来向庄子炫耀。庄子告诉那人,他知道有家穷人的儿子,潜到深渊下摸到一颗价值千金的珍珠,不想老父亲竟然让儿子砸碎它,因为如此贵重的宝物只有在龙嘴里才能找到,老父说,当时龙一定在酣睡,被人钻了空子,要是它睁着眼睛,早就把年轻人吃得连肉渣都不剩了。庄子对那人说,宋王比龙还凶猛,他能得到车子,纯属侥幸,按照常规他早没命了(《庄子·列御寇》)。庄子想说,财物是人人都在争夺的东西,不管是得到还是得不到,只要参加进去就有风险,就会破坏正常生活。

所以庄子主张抛掉世间分外之事,这样形体就不会受到劳累,精神也不会亏损。庄子坐在河边钓鱼,楚王派使者重金聘请他去楚国主持政务。庄子家里穷得很,有时连稀饭都喝不上。谁知庄子盯着水面,头也不回地说:“我听说楚国有一只神龟,死了有三千年了。楚王非常尊崇它,用上好的丝帛包裹着,装在精美的竹箱里,小心翼翼地珍藏在庙堂之上。那么请问,这只龟是愿意死去而使自己的尸骨高高地被供奉着,还是愿意尽管拖着尾巴生活在泥沼里但却是活着的呢?”使者答道:“当然愿意活着。”庄子挥了下钓竿,“那好,请回去吧!我将拖着尾巴生活在泥地里。”(《庄子·秋水》)

上述可以概括为三个字:不眼红。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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