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明武
出版社：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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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朝天：全国私营经济迅猛发展试读：
前言
自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新中同已走过了60年的风雨历程。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可以从多视角、多侧面对其进行解读。然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科技、社会、民生等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华民族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60年是短暂的，但这60年带给中国的却是极不平凡的。60年的神州大地经历了沧桑巨变。从开国大典到60年同庆盛典，从经济战线上的三大战役到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三位，从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确立，从宜将剩勇追穷寇到建立了强大的国防军，从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到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从“双百”方针到体制改革后的文化事业欣欣向荣，从扫除文盲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建设新型国家，从翻身解放到实现小康社会，凡此种种，中罔人民在每个领域无不留下发展的足迹，写就不朽的诗篇。
60年的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可谓沧海一粟。其间究竟发生了些什么，怎样发生的，过程怎样，结果如何，却非人人都清楚知道的。对此，亲身经历者或可鲜活如昨，但对后来者来说却可能只是一个概念，对某段历史的记忆影像或不存在或是模糊的。基于此，为了让年轻人，特别是青少年永远铭记共和国这段不朽的历史，我们推出了这套《共和国故事》。《共和国故事》虽为故事，但却与戏说无关，我们不过是想借助通俗、富于感染力的文字记录这段历史。这套500册的丛书汇集了在共和国历史上具有深刻影响的500个蘑大历史事件。在丛书的谋篇布局上，我们尽量选取各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或深具普遍意义的若干事件加以叙述，使其能反映共和国发展的全景和脉络。为了使题目的设置不至于因大而空，我们着眼于每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缘起、过程、结局、时间、地点、人物等，抓住点滴和些许小事，力求通透。
历史是复杂的，事态的发展因素也是多方面的。由于叙述者的视角、文化构成不同，对事件的认知或有不足，但这不会影响我们对整个历史事件的判断和思考，至于它能否清晰地表达出我们编辑这套书的本意，那只能交给读者去评判了。
这套丛书可谓是一部书写红色记忆的读物，它对于了解共和国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都是不可或缺的。同时，这套丛书又是一套普及性读物，既针对重点阅读人群，也适宜在全民中推广。相信它必将在我国开展的全民阅读活动中发挥大的作用，成为装备中小学图书馆、农家书屋、社区书屋、机关及企事业单位职上图书室、连队图书室等的重点选择对象。
编者2010年1月
一、初步放开
●叶剑英铿锵有力地说：“目前在有限范围内继续存在的城乡劳动者的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附属和补充。”
●邓小平看着大家，微笑着说：“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
●魏玉明在办公室里向姜维宣布：“你要办的私营公司经国务院批准，可以同港商合资办公司了。”
中央决定转变工作重心
1978年11月初，首都北京的气温开始由凉转冷，一时间，北京大街小巷的树木仿佛被染上秋的颜色，或红或黄，煞是美丽。
11月10日，在这个诗一样美的季节里，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京西宾馆隆重举行了。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有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和群众团体的主要负责人，共213人。
于是，这个一向宁静的，并被誉为中国“最安全的宾馆”和中国“会场之冠”的京西宾馆，突然之间热闹了起来。
中午过后，京西宾馆门前一辆辆汽车送来了与会的同志，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几乎全部聚集到这里来了。
这次会议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做了充分的准备，是启动国家伟大的历史性转折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
实现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是参加这次会议全体人员的共同愿望，是大家都同意的。但是，以什么作为指导实现工作重点转移的方针，却有不同意见。
11月12日，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东北组发言时，他针对党的历史上的若干重大问题提出新看法。
陈云铿锵有力地说：
我完全同意中央从明年起把工作着重点转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
陈云的意见获得与会同志的热烈响应，会议气氛马上活跃起来。更重要的是，陈云的发言还提示人们，要解决历史上遗留下来重大问题，要有一种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敢于冲破禁区的精神。
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邓小平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
在讲话中，邓小平高度评价了持续半年多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他强调，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
更引人注目的是，邓小平在这个重要讲话中，主张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
他说：
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
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
这样，就会使整个国s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
邓小平这一观点的提出，打破了长期以来平均主义泛滥所导致的效率低下和普遍贫穷的状态，激发了国民创造财富的欲望，给国民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同时也为日后私营企业的发展创造了极为重要的政策环境。
中央工作会议原计划，在13日举行闭幕式之后应该结束，但与会者认为邓小平的讲话非常重要，纷纷要求延长两天学习讨论。
就这样，中央工作会议于12月15日结束。
中央工作会议结束第三天后，具有巨大转折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
由于中央会议做了充分准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从12月18日到22日，只开了5天，就圆满完成了各项议程。
12月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全会公报。公报郑重宣布：
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应该从1979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这一重大决策，解决了从1957年以来没有解决好的工作重点转移问题，这是党在政治路线上最根本的拨乱反正。全会毅然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提出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虽然没有直接提及私营经济问题，但是已经把改革开放的大门打开。沿着这个方向发展，私营经济复苏将是题中应有之义。所以，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饱受歧视和摧折的中国私营经济也迎来了破土而出的春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一种活跃的气氛，一种改革的期待，从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不可阻挡地升了上来。那些残存下来偷偷摸摸干着个体的小生意人，此时也似乎吸到了氧气。
不错，一种生气勃勃的大氛围，使他们的生命开始有了新的希望。
中央允许私营经济发展
1979年初，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国，再次迎来了发展的春天。此时，各行各业都面临着很多问题，改革已势在必行，其中尤以私营经济领域最为严重。
原来，在1956年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后，私营经济在中国几乎绝迹。
1977年，邓小平复出后，随着私营经济政策的逐渐放松，各种私营经济开始有恢复的迹象。
1977年2月，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向中央作出报告：
各地可以根据当地市场需要，在取得有关业务主管部门同意后，批准一些有正式户口的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等个体劳动，但不准雇工。
这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的第一个有关个体经济的报告。
这个报告在具体工作的指导方针上，在实践方面实现了突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央调整政策，改变了以前强迫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做法，允许中学毕业生留在城市升学和就业。同时，放松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只有因病、因家庭困难才可以返回城市的限制。
那些留在遥远的农村务农，与家人分别多年的大批城市知识青年从政策变化中看到了希望，想尽各种办法要求回城。
紧接着，全国就出现了千万知青大返城现象。这么多人一下子涌回城市，第一个压力就是就业问题。
面对就业压力，各地都采取了不少措施，但仍然解决不了如此庞大的待业队伍的需求。
当时，广州等地把那些到工厂、商店做临时工的待业青年称为“八路军”，因为他们每天工资8角钱。
尽管如此，“八路军”们仍感庆幸，因为找不到活儿干，只能仰食父母的待业青年为数更多。
很多待业青年成了新游民，闲散在家，也对社会安定造成隐患。更为严重的是，一些人无事生非，打架斗殴，导致犯罪事件增长。
1979年7月20日，时任国家计委顾问的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面对如此巨大的就业问题，就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他就如何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一篇长篇文章，文章题目是《广开就业门路必须改变劳动管理制度》。
在文章中，薛暮桥提出要广开就业门路。他说：
宪法规定允许“从事法律许可范围的，不剥削他人的个体劳动”，这一条也应当实行。最近北京市崇文区在搞试点，据说很有效果。现在城市中不但集体所有制还要提倡，连个体劳动，如游街串巷的磨刀、补鞋也不应当完全砍光。
这是20世纪70年代，第一个在中央党报上发表的支持个体经济的文章。
由于薛暮桥在中央政府和经济学界，长期担任重要职务，再加上这个文章又是在《人民日报》发表，所以具有相当大的权威性。
当然，薛暮桥文章中为个体经济所做的辩护，决不仅仅是为解决就业问题提出的权宜之计。
这篇文章，在理论问题上冲破了禁区，产生了很大影响。
9月29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的大会上，叶剑英明确说：
目前在有限范围内继续存在的城乡劳动者的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附属和补充。
终于，中国向私营经济紧关的大门开了一条缝，于是，沉寂了20多年的私营经济开始复苏了。
一时间，在大小城镇的街道巷子里，已经出现了修车的、修鞋的、补锅的、裱画的、做衣服的、开小饭馆的……胆子大的人先干起来了。
到1979年底，个体户发展到31万人，比1978年的14万人增长了一倍多。
1980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形成《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会议纪要。
文件指出：
要充分发挥各类手工业者、小商小贩和各行各业能手的专长，组织他们参加社队企业和各种集体副业生产；少数要求个体经营的，经过有关部门批准，与生产队签订合同，持证外出劳动和经营。
在这些背景下，从那时起，我国的个体经济如雨后春笋般发展了起来，并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成长。
私营经济开始迅速复苏
1978年11月27日，中国科学院计算所34岁的工程技术员柳传志按时上班，从写着自己名字的信格里取出了当日的《人民日报》。一般来说，他整个上午都将在读报中度过。
平时读报时，柳传志总是很平静的。然而这天，看报的柳传志却显得很是兴奋，非常激动。
原来，柳传志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一篇关于如何养猪的文章，他激动不已，因为很久以来，报纸一登就全是革命，全是斗争，全是评论、社论。
而这天，《人民日报》竟然登载养猪的文章！“气候真是要变了！”柳传志敏锐地意识到。
与柳传志一样，随着政策的逐渐放活，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气候要变了”。于此同时，更有一些人勇敢地迈出了开创私营企业的第一步，尹盛喜便是是这批勇者队伍的一员。
尹盛喜于1938年10月出生于山东肥城。1964年到1978年，他在北京前门的大栅栏街道办事处任干部。虽说职务并不显赫，但“旱涝保收”没问题。
在当时，在那个千万知识青年人人求职而不得的年代，这份“铁饭碗”还颇招人羡慕。
然而，血气方刚的尹盛喜并没有过多的留恋这个“铁饭碗”，他已经开始准备创业了。
1979年，尹盛喜不顾社会的讥讽与亲朋的不解，毅然下海，领着几个待业知识青年，办起了北京大碗茶青年茶社。
于是，尹盛喜从银行借了几千块钱，领着一拨儿待业青年，在北京前门、大栅栏一带露天摆几个摊，两分钱一碗，卖起了大碗茶。
大碗茶，乃是北方流行习俗，它和福建功夫茶、广东早茶的细品慢咽不同。路边大壶冲泡，大碗畅饮，粗犷随意，提神解渴。一张桌子，若干粗瓷大碗即可。老百姓逛街渴了，来一碗大碗茶，咕咚咚喝下去很是畅快。
当然，大碗茶受欢迎的另一个理由，就是便宜实惠，老百姓消费得起。所以，无论是车间工地、轮船码头，还是田埂树下、路边凉亭，大碗茶最有人缘。
尹盛喜平素能拉会唱，酷爱民乐，熟习书法，尤喜京剧昆曲，下海选择了中国特色的大碗茶，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再说，这个选择是颇具市场眼光的。
当时的北京，远不如后来繁华多样，老字号林立的前门大栅栏，差不多就是外地人首选的旅游景点和购物场所了。
在这里，每天人头涌动、摩肩擦踵。烈日当头之际，劳累不堪的顾客自然会选择路边方便解渴的大碗茶，在这里摆摊卖大碗茶，真可以说是薄利多销。
创业之初，非常辛苦，骄阳似火，冲茶倒茶，伙计们两条胳臂如同流水线上的装瓶机似的没个停歇。顺脖子汗流之际，不小心烫着胳臂和手指，更是家常便饭。
尹盛喜带着小青年，硬从这两分钱一碗里头赚钱，实在不容易。同时，当时很多人对这类摆摊卖茶的“工作”，很是看不起，认为这是“没档次”，“丢脸”。
经过尹盛喜等人的辛苦努力，北京大碗茶青年茶社变成了北京大碗茶商贸公司。
不久，大碗茶商贸公司投资创办了改革开放之后京城第一家京味儿茶馆，即老舍茶馆。
老舍茶馆，宫灯高悬，细瓷盖碗，硬木八仙桌、太师椅，用铮亮的铜茶壶沏茶，每位客人都可品尝到宫廷细点和应时京味儿小吃。
京城的音乐、戏曲、曲艺、杂技界名流天天在这里举行精彩演出，每年演出达600场。茶馆还开设了能够举办高档特色宴会的大碗茶酒家。
尹盛喜在改革的春风里，成功的证明了私营经济的发展活力。
当时，在中央对私营经济初步解禁的时候，和尹盛喜一样开始经营私营企业的还有很多，人们形象地称为私营经济开始复苏了！
邓小平支持私营经济
1980年，仿佛一夜之间，中国从事个体营业的人数突然猛增到86万人，比1979年翻了一倍多。
1981年，中共中央的相关文件中指出：
必须着重开辟在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中的就业渠道，使城镇劳动者、个体经济得到健康发展。
听到这些消息，曾经因为卖板栗和贩鱼多次被抓的年广久察觉了党中央是要鼓励私营个体经济的发展，希望个体经济遍地开花。
于是，年广九就在芜湖的十九道门也摆起了一个卖瓜子的固定摊位。瓜子一直是国家供销社统购统销的二类商品，此举在此之前是很难想象的。
年广九做生意比较会经营，当时，别人买他一斤瓜子，他还要抓一把送给他。正是这个原因，年广久得了个傻子的称号。
20世纪70年代末期，在中国，被称为“万元户”的商贩都还很少，但已经是百万富翁的年广九并不满足。1979年他注册了“傻子瓜子”商标，生意越做越大，越来越红火了。为了改进瓜子质量，他前往南京、上海、武汉等大城市学习取经。
1981年，全国的大小媒体开始兴起报道个体经济的小高潮。卖瓜子的年广久，以及芜湖另外3家个体户被《芜湖日报》作为重点典型事例加以报道。
1981年9月5日，在的《芜湖日报》上，《名不虚传的傻子瓜子》刊登出来，是这个个体户为大家所知。
在报道见报后的一个月，年广九的瓜子产量翻番了，营业额翻了一两番。生意火了，年广久一个人忙不过来，就把家里的亲戚都搬来帮忙；不够了，又请来雇工帮忙。
到1983年，雇用的工人增加到103人，加上他儿子的分店，雇工达140多人。日产瓜子5000公斤，月营业额60万元。
在当时，“七下八上”是一条铁定的界线，即雇用8个人以上，性质就变了，变成资本主义的私营企业了。
当时国家工商总局也有关于个体工商户雇工应在7人以内的规定，即个体经济的雇工人数不能超过8人。
于是，“安徽出了一个叫年广久的资本家”、“年广久是剥削分子”等说法开始不胫而走。“傻子瓜子”的雇工问题大讨论也引起了当时的安徽省农委主任周曰礼的注意，并专门派当时的工作人员杨绩龄到芜湖进行了调查。
调查中，工作人员发现，在当时，富裕起来的年广久对社会贡献是很大，仅1982年，这一年的总收入中，他个人所得、雇工工资、上缴国家税费分别为44.6%、12%和43.3%。
同时，年广九还打开了江、浙、沪的市场。在他带动下，芜湖一下子出现了60家瓜子企业，销售量达1500万公斤，被誉为“瓜子城”。
从此，全国各地出现了瓜子加工热，涌现出许多新的品种和品牌，并成为一个不小的产业。
杨绩龄等人调查结束后，得出的结论是：应该支持年广久，允许他发展。
不久，周曰礼把这份调查报告带到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也就是这份报告改变了年广九的命运。
邓小平看了这个材料以后，明确指出：
像这个私营经济啊，不要匆忙地作决定，要看一看，放一放。
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讲话说：
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
邓小平表态以后，关于雇工问题的讨论渐渐消失无声了。生意红火的年广九继续雇佣工人炒卖着他的傻子瓜子，在人数最多的时候竟然达到130多人。“傻子瓜子”有了更大发展，触角伸到全国各地，销量与日俱增，还出口到美国。年广久也成为媒体争相报道的新闻人物，被誉为瓜子大王、瓜子状元。
后来，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时还说：
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100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像这一类的问题还有不少，如果处理不当，就很容易动摇我们的方针，影响改革的全局。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长期保持稳定。
这一年12月，识字不多的年广久请安徽师大一位教授代笔，给邓小平写了一封致谢信：
敬爱的小平同志：
您好！
我们是安徽芜湖“傻子瓜子”的经营者。今年年初，您在南巡中讲到了我们“傻子瓜子”，我们感到好温暖、好激动。这是您对全国人民讲的，但对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光是今年下半年，我们“傻子瓜子”就新建了13家分厂，生产了700多万公斤瓜子。这都是由于您的支持和您的政策好！从经营“傻子瓜子”以来，我们已经向国家交纳了200多万元的税，向社会提供了40多万元的捐赠。但我们还要兢兢业业地继续做“傻子”，为顾客提供更多美味可口、价钱公道的瓜子。我们还计划更大地扩大经营规模，把“傻子瓜子”打到国际市场上去，为国家多做贡献。
……“傻子瓜子”的问题绝不是一个普通瓜子的问题，它涉及到改革开放的大政策。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对个体、私营经济具有广泛的示范效应。
当时，在安徽芜湖，个体户、私营业者都说：“老傻子没事，我们就平安；老傻子挨打，我们就赶快缩头。”
邓小平在讲话中，通过“傻子瓜子”这一个事例，稳定了大局，鼓舞了个体、私营经济经营者的积极性。
正是由于有邓小平等人的保护，才使20世纪80年代在观念还没有完全转变，政治改革还没有完成时，一批首先创业的经济个体被保护了下来，并使它们逐渐得到发展壮大。
第一个民营研究所成立
1983年4月15日，陈春先等人从科学院分化出来，在海淀区政府支持下，成立北京市海淀区新技术开发研究所，后改名为北京市华夏新技术开发研究所。
就这样，北京市第一个民营研究所成立了。
北京市的民营科技企业、中关村电子一条街、中关村开发试验区正是从这里，开始了历史的进程。
早在改革之初，位于北京西郊的中关村，拥有30多所大学和130多个科研机构，这里很多大学和科研院所是中国一流的。
这里聚集了几万名高科技人才，集中了大量先进装备和仪器，是世界上少有的智力密集区。
然而，由于种种因素制约，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这里的科研成果很难转化为生产力，专业人才受到压抑。中国科技发展的很多根本性缺陷在这里充分暴露。
10多万聪明的脑袋，拥挤在科研与教学的封闭体系内，互相碰撞，互相牵制，互相磨耗，互相抵消。
多少个科研成果被束之高阁，原以为它会转化为生产力的科研成果，只能是开花，不结果。
憧憬落空了，你只剩下叹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号角，打破了这死气沉沉的静寂。沉默了多少年的这些一流人才们开始了他们的创业之路。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叫陈春先，1935年生人，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物理研究所一室主任，中国研究核聚变的几大魁首之一，北京等离子体协会副会长。
1978年到1981年，陈春先3次到美国。
在美国时，旧金山附近的硅谷和波士顿附近的128号公路为中心的两个技术扩散区的经验，使他大受启发。在这里，斯坦福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这两个研究中心分别把科研成果扩散到周围地区，大批技术密集型的公司和工厂应运而生，科研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力，潜在财富变成了真正的财富。
此时，陈春先强烈地意识到自己所在的北京中关村就是这样一个地区。
1980年10月23日，在物理所一个挂满了蜘蛛网的破烂库房里，陈春先、纪世瀛、崔文栋、曹永仙等10人一起成立了北京等离子协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
在当时，服务部的人员都是兼职，星期日是他们最忙的日子。两年之内，陈春先、纪世瀛等4位所谓头头每人每月只拿7元津贴。
不过，他们很快就承担起几十项开发、研制和咨询项目。这颗火种旺盛的燃烧，照亮了那些不甘寂寞的科技工作者的心，鼓励他们用自己的一技之长为社会服务。
然而，不久陈春先等人就受到来自院、所领导的压力。“二道贩子”、“经济问题”、“搞乱了科研秩序”等等，一顶顶大帽子从天而降。接着是科学院纪委立案侦查，更使形势变得异常严峻。
关键时刻，新华社一篇反映陈春先困境的内参引起了上边关注。当时的中央领导人胡耀邦、方毅相继做出批示：
陈春先同志的做法是完全对头的，应予鼓励。
陈春先同志带头开创新局面，可能走出一条新路子，一方面较快地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直接生产力；另一方面多了一条渠道，使科技人员为四化做贡献。一些确有贡献的科技人员可以先富起来，打破铁饭碗、大锅饭。
一场麻烦就这样过去了。
中央放开雇佣人数限制
1983年初，在邓小平提出“等一等、看一看”的大背景下，中共中央在《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的文件中指出：
农村个体工商户和种养业的能手，请帮手、带学徒，可参照国务院《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的若干政策规定》执行。对于超过上述规定雇请较多帮工的，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而应因势利导，使之向不同形式的合作经济方向发展。
1984年1月1日，中共中央在《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中指出：
对当前雇请工人超过规定人数的企业，可以不按照资本主义的雇工经营看待。
邓小平的讲话和以上文件精神，实际上对私营企业的存在与发展起了保护作用，从而为私营企业扩大规模创造了政策环境。
民营经济在国家改革的春风下得到了蓬勃发展，但这种发展并非一帆风顺。
民营经济刚诞生的时候，很遭人白眼。在当时，人们夸大了刑满释放分子在个体户中所占的比例，正经人家的闺女都不嫁个体户，因为个体户被看是“社会闲杂人员”。
此时，私营经济却还是“妾身未名”，在文件上还是禁区。
当时，不少人还在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禁锢之下，认为个体户是小商小贩，属于自助、自救、自谋生路的性质，对他们可以睁一眼闭一眼。
但是，搞私营企业雇用工人就是明目张胆的剥削，就是不折不扣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社会怎么能容忍资本主义大行其道呢！
一位经济学家林子力从马克思《资本论》的一个算式里边找到一个例子，进而得出结论说：雇工7个人以下，赚了钱自己消费的，算个体户；雇工8个人以上，就产生了剩余价值，就算剥削，就算资本家。
于是，雇工7个人还是雇工8个人，成了个体户和私营业主的分水岭。雇7个人以下，还可以允许；雇8个人以上，就算搞资本主义。
受此当时思想观念和政策因素影响，当时全国很多私营经济受到了打击，尤其以浙江温州的“八大王”事件最为明显。“八大王”事件，使刚刚走上经商道路的温州农民遭受重创。一时间，就像刮台风一样，工厂关门，商店收摊，人人自危，个个提心吊胆。柳市镇当年工业产值比上一年下降7000万元，电器业经营状况一落千丈。
1987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摸底调查，当时城乡实际存在的私营企业雇工人数达360.7万人。每户私营企业平均雇工16人，雇工30人以下的占70%至80%，雇工100人的接近总数的1%，部分私营企业雇工几百人，有的甚至雇工上千人。
对雇工人数限制的分开，进一步促进了私营经济的快速发展壮大。
第一个私企执照诞生
1985年4月13日，受国家工商局委托，大连市工商局将在这一天颁发全国首个私营企业执照。
在此之前，姜维早就想好了，就用“光彩”二字作为公司名。
那天早上，姜维和准备记录这一时刻的新华社记者一起到了大连市工商局。不料，工商局老局长想不通为什么当初国家消灭私营经济，如今自己却要亲自给它送上“准生证”。
老局长坚持不肯发，别扭了半天之后，姜维才终于拿到了这个不同寻常的执照。
早在1980年，辽宁省大连市文化局一下子就接收了400多名回城人员，复转军人姜维也是其中之一。
虽然接收了，但如何安置这些人却是个大难题，于是，安置工作迟迟没有被解决。
漫长8个月等待，让姜维这个30岁的小伙子感到烦躁。他决心靠在部队当文艺兵的底子，做点小生意。
姜维的想法一说出来，便立刻招到父母坚决反对。“好人都有工作，没工作的人才干个体户”那个时代瞧不起个体户。而姜维在部队时是营级干部，只要安置了岗位，就是铁饭碗。
到冬天，姜维终于说服了父母，拿妹妹当临时工挣的400元，买了一台“海鸥”相机，在大连市动物园的门口摆起“照照看”照相摊。
开张的头一天，姜维就挣了3元，而1981年劳动节那天一天竟然挣了500元，顶上一个普通工人一年多的收入。
丰厚的回报给了刚刚创业的姜维以巨大的精神鼓舞，他决定继续干好他的那个在当时被人瞧不起的个体户。
不久，中央明确提出，将发展个体经济作为解决就业的重要途径，“鼓励和扶植城镇个体经济的发展。”
于是，就在挣到“第一桶金”时，动物园门口个体照相者增加了6家，而全中国个体户的数量，已由1978年的14万户发展到了185万户。
个体户的生意火了，但地位并没有改变，得不到尊重和理解。一次，两个不满20岁的工商部门的工作人员，让姜维站着，像训儿子一样训他。
个体执照动辄被没收，然后再求爷爷告奶奶要回来。更有甚者，在严打的时候，一句“净化城市”，姜维们像尘土一样被清出营业场所。
1982年，曾和姜维一起在电影厂工作过的斯琴高娃到大连拍电影，约姜维见面。姜维当时很想见面但没去。姜维想到斯琴高娃已负盛名，自己却是个体户，心理有隔阂。
虽没有地位，但是姜维等个体户也有很开心的时候。每晚收摊后，姜维和其他6家照相摊的兄弟，结伴到繁华的天津街上吃两角钱一碗的“焖子”，而一般人只吃得起5分钱一小碟的。
卖“焖子”的大妈看见他们，会乐呵呵喊一句“大户来了”，这时，自豪感会涌上姜维们的心头。
1983年8月30日，辛苦了一天，刚冲洗完胶片的姜维，正在吃晚饭。
收音机中忽然传来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声音：
现在社会上有一种陈腐观念妨碍我们前进。例如，谁光彩，谁不光彩……从事集体和个体劳动同样是光彩的，因为你们为国家和人民做出了贡献……我请同志们回去传个话，说中央的同志讲了，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广大劳动者不向国家伸手，为国家富强，为人民生活方便做出了贡献，党中央对他们表示敬意，表示慰问！
那一刻，姜维真是激动万分，泪水一下冲出了他的眼眶，个体户终于被别人看得起了，而且是中央的领导们。
第二天，在动物园门口照相的几个人都买了当天的《大连日报》，上面全文登载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在全国发展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安置城镇青年就业先进表彰大会上的讲话，标题为《怎样划分光彩与不光彩》。
买到报纸后，姜维他们7个人都停下生意，坐在一起读报纸，一边读一边哭。
路过的行人感到奇怪，走过来问怎么了，7个人抬起头，说：“胡耀邦说我们是光彩的！”
姜维感到从这天起，他要激动万分地活着，因为他终于觉得活着有意义了。
于是，姜维的世界变了。
姜维在繁华的中山街租了个小门面，门外的墙上却悬挂了5米长、3米宽的匾额，上书“姜维影书社”，开业那天，他还请来了大连的很多名人。
1984年2月，一位香港商人到大连考察投资，了解了姜维的影书社后，表示可以成本价提供一台19.8万元的彩色洗印机。
然而，这一天价难住了姜维。突然，与外商合资经营的想法从他脑子里跳了出来。说出他的想法后，港商立即同意了，大连市领导也十分重视。
但是，就在准备签合同时，政府忽然告诉他：不许再提合资的事了。
原来，政府工作人员查遍有关中央文件，也看了宪法和中外合资法，都不允许个人同外商合资。
面对困难，倔强的姜维不肯放弃，他决定到北京去“找政策”。
在当时，中国还没有身份证，要到各个部门，需手持县团级的介绍信才能登堂入室，而姜维什么都没有。
在北京奔波近3个月，无数次被拒之门外后，姜维毫不气馁，终于，有了转机。
一天，在一次活动中，姜维见到了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王兆国同志。之后不久，1984年5月，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王任重在家中接见了姜维。
这次谈话近4个小时。谈完后，王任重说，要将这件事立即报告给胡耀邦同志，并写信给时任国家工商局局长的任仲林，要他接待姜维。
第二天，在国家工商局，任仲林和4位司局长同姜维一起谈话。
姜维着急地问：“个体户怎么样才能有法人资格？”
任仲林说：“那只有将个体户变成私营企业。”
姜维回答道：“那就变呗。”
任仲林严肃地说：“小同志，你知道吗，我们党在1957年向全世界宣布，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成果就是取消了私营企业……你一句话，变了呗，怎么变，我可说不好。”
此时，又一位司长说：“姜维同志，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雇工问题”。根据当时的规定，雇工不能超过8个人，否则视为剥削。
姜维急了，说：“我不管，反正耀邦同志说我们是光彩的，我是共产党养大的，我不会剥削人，也不会当资本家”。
任仲林笑了，说：“小同志不要着急，正是耀邦同志的讲话，才给了我们来同你研究你提出的问题的勇气，如果你作为私营企业同港商合资办企业，那你就是资本家，不过你是我们党培养起来的资本家。现在任重同志这样关心你，相信党中央，相信耀邦同志吧。”
不久，姜维借住的友人家里，突然来了两个人。
一位是王任重的女儿王晓黎，另一位，是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
当来人自我介绍后，姜维惊呆了。
一席交谈后，胡德平带着姜维写的材料，蹬着一辆旧自行车走了。
这一次，姜维很快就接到了国务院经济法规研究中心的通知，要他到中南海去参加研究成立公司一事。
参加会议的有全国人大、国家工商局、对外经济贸易部、海关部门等。
在此次会上，关于私营经济问题争论很激烈。
许多年后，姜维在深圳遇到了当年曾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的李灏，李灏说：“姜维同志，你的事，耀邦同志没少费心。我们当时也有许多无法解决的问题，可耀邦同志说，让他先试办一下嘛。就这样，你的公司才得到国务院的特例批准。”
1984年11月9日，时任中央经贸部副部长的魏玉明在办公室里向姜维宣布：“你要办的私营公司经国务院批准，可以同港商合资办公司了。”
接过特批文件，奔波了几个月的姜维激动万分，眼泪忍不住地流了出来。
第一个私营经济“准生证”的诞生，在当时引起了很大反响，新华社发了通稿，许多国家报纸也都报道此事并做了评论。
姜维创办的光彩公司的成立，标志着销声匿迹20多年的私营企业又重出现在印着国徽的文件上，姜维也将作为中国第一家私营企业经理载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史册。
若干年后，身处北京，时任光彩中国实业集团的董事长兼总裁姜维，回首往事，仍激动地说：
我所接触的环境和人物都比较超前，正是那个环境和年代给予了我这些东西。
是啊，正如姜维所说，正是有了中央的解禁，正是有了那些意识超前，敢于突破的人们，中国的私营经济才在那种限制颇多的环境下，一步步发展了起来。
中国涌现下海经商热潮
1984年前后，在整个中国，私营经济到处充满了悬念，也充满了风险和机遇。
那些胆大有经营头脑的人，已从这些信号中获得了足够多的暗示。
民众对经商的态度，开始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那些小商小贩及留洋打工、倒腾紧缺商品的人，开始过上悠闲、富裕的生活，成为大家羡慕的对象。据《中国青年报》调查，那一年最受欢迎的职业排序前三名是出租车司机、个体户、厨师，而最后三名则是科学家、医生、教师。
一时间，“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成为四处流传的顺口溜。
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机关、学校、科研单位的人，离开了令人羡慕的工作，走上了商场，开始当时人们所说的“下海”。
一时间，在全国各地，下海、经商、挣钱，成了人们最为关注的问题。
渐渐地“投机倒把”这个词没人提了，“下海”成了人们常用的问候语，而“倒爷”则成为人们眼中体面的职业。
小倒爷们肩扛尼龙袋，在火车硬座的座位下，踡曲身体做着金钱的美梦；大倒爷们，凭着眩目背景，拿着一张张批条，靠赚取计划价格与市场价格之间的差额，一夜之间成了暴发户。
后来的商界精英，有一些便是1984年的第一批下海者。
当时，在中科院计算所干了13年研究工作的柳传志在不惑之年义无返顾地下海了。
柳传志生于1944年，1961至1967年，在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学习。
20世纪70年代初，他被调到中科院计算所工作。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涌现下海潮时，柳传志在中科院干部局工作。
中国在经济初步放开之时，整个中国近乎全民性的躁动、迷惘、不知所措，很多下海的人驱动着一艘艘小舢板不明就里地下水了，这其中，竟然不乏后来的成功者。
柳传志就是在这种环境下下海的，他“传奇”的起点因离谱反而显得平常无奇：中关村街上哗啦一下办起了一片公司，中科院计算所也有人出去办公司，或者给人打工、验收机器，一天收入三四十元。
在当时，中科院计算所一个月的奖金也就30多元，这对该所正常的科研冲击很大。
面对这种局面，计算所所长曾茂朝就想：能不能计算所自己办个公司，积累点钱，上缴给所里，解决所里的实际困难。
在考虑人选时，柳传志以往表现出来的组织能力使曾茂朝觉得他是最佳人选。
创业之前，柳传志在科学院计算所外部设备研究室做了13年磁记录电路的研究。
而当时柳传志的心态是什么样的呢？多年后，他回忆说：
虽然也连续得过好几个奖，但做完以后，却什么用都没有，一点价值都没有。只是到最后，1980年，我们做了一个双密度磁带记录器，送到陕西省一个飞机试飞研究所，用了起来。我们心里特别高兴。但就在这时候，我们开始接触国外的东西，发现自己所做的东西，和国外差得太远。这使得我坚决地想跳出来。
就这样，在机缘凑巧之下，40岁的柳传志终于下海了。11个人、20万元资金，尽管起点低，他还是先知先觉地意识到，立意高才可能制定出利于企业发展的长远战略。
1984年的中关村，11个人、20万元资金，柳传志起步阶段可谓窘迫。
更富于戏剧性的是这20万元，一个多月就被人骗走了14万元，这对他们的打击特别大。
创业之初，柳传志骑着自行车在北京街头寻找商机。他摆摊卖过电子表、旱冰鞋，批发过运动裤衩和电冰箱。他绝不会想到，这家小公司多年后将成为IT业知名度最高的民族品牌。
没有资金，柳传志只能替人家卖机器，在当时的情况下，柳传志也只有这种选择，但柳传志多了个心眼，琢磨用户的需求是什么？怎样的价格和服务才能更吸引用户？因为他相信，学会做贸易是实现高科技产业化的第一步。
为此，柳传志对员工们说：“不把贸易做通了，再好的产品你也不知道怎样卖；不把制造业搞精良了，再好的科研会被制造业的粗糙掩盖了。”
搞科研的人最怕做贸易，主要是这段苦他没吃过，一定要干下去，一定要对市场有个理解。会做贸易以后，看问题才会有穿透力。
经过几年的磨练，柳传志的“贸易”做得颇有声色。他们代理的ASTPC，一个月能卖好几百台。
就这样，打通了销售渠道以后，柳传志开始准备自己搞生产。
此时，柳传志就感到自己和很多员工都是计算机所的人，自己有这个能力做好生产。
但当时是计划经济，他的名叫“联想”的公司很小，国家不可能给他们生产批文。
面对这种情况，柳传志等人多次向有关部门解释，但怎么说都没用，因为潜在的能力没有人相信。
于是，柳传志就决定到海外试试，海外没有计划制约。
就这样，柳传志就把外向型和产业化并作一步跨了。计划确定以后，柳传志就急忙开始把计划付诸实施。
于是，柳传志和他的公司带着30万港币闯荡香江。
初来乍到，只能和在内地一样，先从做贸易开始，通过贸易积累资金，了解海外市场。
接着，柳传志的联想公司选择了板卡业务，然后打回国内。此举为联想PC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在以后的岁月里，柳传志带领联想在PC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功，以后的联想已经发展成为我国乃至世界上知名的大企业。
后来，柳在回忆自己的下海经历时，这样说道：
我挺值。我和科学院老同志比，他们今天还在那里做科研，他们什么享受都没有，而我生活条件在国内已经是一流了，做的事情又符合国家的需求，还需要什么呢？
是啊，柳传志的这段话也许正好反映了第一批下海者的心声。
第一批下海吃螃蟹的人，并不是每个人都这么好运。后来被处决的资本枭雄沈太福，也是这一年下海的。他从科协辞职，办起了吉林省第一家个体科技开发咨询公司，每天骑着辆破自行车在街头巷尾刷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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