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中国人影像：约翰·汤姆逊记录的晚清帝国（增订版）(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英)约翰·汤姆逊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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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中国人影像：约翰·汤姆逊记录的晚清帝国（增订版）试读：

尽管约翰·汤姆逊的四册巨著《中国与中国人影像》（Illustrations of China and Its People）已出版逾一个半世纪之久，其知名度和影响力无远弗届，尤其中国摄影界人士一提到这位摄影大师和他的经典作品时无不肃然起敬，然而，这套书却始终没有中译本，其中的图片多半是零零散散地被刊载在不同的杂志和书籍中。一般的中国人，都是在国外博物馆或美术馆的玻璃展柜中见到这套书，既不可能触摸，更不可能逐页阅读。中国人手中既无此无价之宝，完整的中译本自然难以产生。

幸运的是，秦风老照片馆近年耗费巨资购藏了一套四册完整的《中国与中国人影像》，而且品相极佳，这是迄今中国人收藏的唯一一套。站在推广影像文化的角度，我们自然不会放过这个宝贵的机会，立刻展开中译本的出版工作。我们邀请了热爱影像、知识渊博的年轻影像评论家徐家宁先生担任译介工作。由于书中文字涉及大量中国地理名词以及时代背景，家宁花了一年多的时间进行考证，务求翻译得准确完美，其治学之严谨、态度之认真，令人佩服。另外，就编辑方式而言，原书为大开本四册，约重达十七公斤，堪称巨著。为了阅读的便利，我们将中译本合为一册，以小开本精装形式呈现，同时尽量保留原书图片编辑的顺序和风格。今天，我们读中译本时，仍可感受到英文原著那特有的影像艺术风格。

简言之，这本有关近代中国的影像巨作的问世，应为中国文化界的一件大事，它的影响必然是深远的。而且，随着这本书的出版，秦风老照片馆也步入了中国历史影像收藏出版的新境界。译序：晚清中国的光与影

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多大程度上来源于早期来华的商人、旅行家、传教士的口述笔传，在今天依然能找到痕迹。从马可·波罗的时代到门户开放前夕，每一个来到中国的西方人，一定都以某种方式向西方传递了一些关于中国的信息，她独特的文化、奇异的风俗、广袤的国土、丰富的物产、数量众多的国民，以及在这“广”、“富”、“多”背后潜藏的巨大的商业利益和宗教理想，总有一项能吸引天性外向的西方人，让他们不远万里泛海而来。

与前人一样，19世纪中期以后来到中国的西方人，依然要以某种方式记录并传递他们在东方的探险历程。科技的进步带来了传播方式的改变，摄影术和印刷术的发展使以图像的方式介绍中国成为可能，于是就有了这部《中国与中国人影像》——第一部通过直观的照片而不是抽象的描述多层面地介绍中国的著作。

作者约翰·汤姆逊（John Thomson，1837—1921）是19世纪后期用照相机记录中国社会的外国摄影师之一。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随着英法等国在亚洲的远征，陆续有军队随行人员或商业摄影师带着笨重的照相设备来到中国，为帝国的扩张史或个人的冒险经历留证——这自然是摄影术最实际的用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西方摄影师对拍摄对象的选择并没有太显著的差异。这些不辞辛劳拍摄中国的摄影史上的先驱者，与今天带着相机游览巴黎或伦敦的外国游客一样，关注的重点也是异国文化中最能给自己带来身处异域这一感受的部分；不论建筑还是人像，照片上反映出来的同样都是西方人意图探索中国的努力，记录的是他们对于中国最直接的观感。尤其在那个中西交流不甚通畅的年代，西方人对中国文化以及中国人的认识显然局限于一些被先行者的叙述多次聚焦放大的部分，于是我们看到一些标签式的题材被拍摄了无数遍，而这些标签式的题材，通常又都有着标准的面孔，排除摄影师受商业利益的支撑被动选材的因素，至少在快门按下那一瞬间，相信多数的摄影师都坚信——“这就是真实存在的中国”。

时间过去一百多年，不管早期的西方摄影师观察中国的视角是否以偏概全，他们留下的照片无疑都成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他们并不是为着给中国记录历史而来，但他们捕捉到的每一幅画面，写下的每一段附注文字，都在向今天的我们讲述“这就是真实存在过的中国”。当19世纪的中国通过同样的媒介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与当时的西方读者相比，我们是跨越一百多年的时间，带着思想和认识的巨大进步，来审视我们自己的历史和文化，我们自然能看到更多的内容，获得更多的信息。相比猎奇的西方人，我们更能发现这些图文资料所蕴含的价值，因而对西方人拍摄的中国早期影像资料的整理研究，是一项极为有趣也极有价值的工作。《中国与中国人影像》于1873—1874年在伦敦出版，是社会纪实摄影的先驱约翰·汤姆逊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书中收录的照片并不是约翰·汤姆逊有关中国的全部摄影作品，一些极具中国特征和明信片式美感的照片并没有收录其中；作者对照片的选择，是跟随他的行程，选取了更能表现“中国与中国人”这一全景式主题的作品，与详尽的文字叙述一起集结成册。约翰·汤姆逊的目标是向当时的西方读者全方位地介绍中国，既然目标是全方位，自然不能局限于那些固有的标签，因而他在中国的旅行，比之前的摄影师都走得更远。

来中国之前，汤姆逊已经在东南亚游历了好几年，整个远东地区相互影响、相互关联又迥然不同的文化让他深为着迷，因而对各人种、各民族、各种文化的对比分析一直存在于他的摄影作品和文字叙述中。正是这种探寻区别的表达方式，使得他的作品有别于那些单纯以异域风情为主要拍摄对象的摄影师。在他的书中，很多时候文字并不是照片的附注，而是以照片为文字做说明。他不仅仅是一名旅行摄影师，更是一个带着自己的思考行走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观察者，他对中国社会的解析涉及方方面面，尽管很多时候并不准确，甚至是臆测，但是这种尝试用照片和文字相互印证来说明某个问题的方式反映到他的摄影作品中，就使得他的拍摄内容比同时期的其他摄影师更为丰富，努力传递更多的信息。

约翰·汤姆逊来到中国的时候，正是中国近代走向变革的开始。经历两次鸦片战争的冲击，刚刚从太平天国的内乱中喘过气来的清王朝，此时正处在崩亡前最后的“中兴”时代。随着通商口岸接连开放，洋务运动兴起，西方的影响在一些地方正悄然带来改变，因而在汤姆逊的游历中除了名山大川、宫苑楼台这些中国游的传统项目，他也十分关注西方文明对中国的影响。金陵机器局及福州船政局等现代化机构成为他重点关注的对象，对奕、李鸿章等主张洋务的官员也多有着墨。对商业和机器文明的信仰，使得他每到一个城市都尽可能地收集当地工商业发展的讯息，并不止一次提及铁路、轮船等现代化设施可能给中国带来的各种便利。尽管他在论及此类问题的时候不免带有强烈的商业利益和殖民主义色彩，但不论出于何种立场，对各种新生事物的关注使得他将照相机对准了一个变化中的中国，而不是被反复定格、在所有的镜头前千篇一律的中国。

对于西方文明影响之外的传统的中国，约翰·汤姆逊自然给予了更多的关注。从建筑，到文化，到自然风光，再到不同阶层的中国人，这些西方人眼中典型的中国元素，也是约翰·汤姆逊必然要拍摄的对象。相比之下，汤姆逊镜头前的传统中国更多变化，因为他游历更广，有机会将镜头对准不同地区、不同生存环境下更多类型的中国人，或者反过来说，他用照相机记录了形形色色的中国人各自不同的生存环境。对中国这一主题下人与环境多角度的呈现，满足了当时的西方人对遥远的中华帝国强烈的好奇心，也为今天的我们保留了昔日中国最真实的影像。通过这些拍摄于1870年左右的照片，我们看到的人物、风光、建筑、物什，不仅仅是1870年代中国的面貌，也是更长的时间跨度内、在某些方面甚至数千年都鲜有改变的关于中国的侧写。就在短短几十年之后，传统的农业社会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一点点崩塌，这些照片所记录的旧中国渐渐被历史的洪流淹没。约翰·汤姆逊至少部分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对新的文明即将覆盖旧有文化的预期多次出现在他的叙述中，因此他可能是有意识地在记录一些即将远去的历史、快要消逝的风物，我们不能说他一定有这样的判断，但是这个来自工业革命发源地、相信机器工业必然给中国带来巨大改变的西方摄影师，确实用他的照相机，以更接近我们现代人认知的视角记录了一个伟大文明在变革前夕所处的状态，透过西方人探寻的目光，我们能看到今天的中国从哪里走来。

四卷本的《中国与中国人影像》自问世之日起，就以其丰富的内涵和稀少的印量确立了它在摄影、印刷出版以及西方汉学研究等多个领域的独特地位。这部记录晚清中国社会百态的全景相册，本身就是文明进程与科技进步的一个见证。历经一百多年，完整的四卷本《中国与中国人影像》已不多见，大都作为珍本收藏在欧美公私图书馆中。鉴于此书的重要性及珍贵性，我们在秦风老照片馆的帮助和支持下，将此书介绍给中文读者。

在翻译此书的过程中，我们翻阅了许多18至19世纪的西方汉学原著，对书中提到的地点、人物作了尽量详细、准确的考证，以保证译文中的内容能为读者所用。然而某些地名和机构在我们能查阅到的所有资料中都不见记载，不得已只能采用直译或音译。此外，尽管约翰·汤姆逊对中国文化和历史的了解已经相当深入，但他看待中国及中国人的视角毕竟是基于当时西方人的立场，不免会有一些误解和误读，对此我们不能苟同。然而这也为我们了解19世纪末的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提供了一份生动的材料，因此在翻译的过程中我们未加改动。原书中还有一处图片印刷错误，根据真实的地理环境和目前收藏在英国维尔康姆图书馆的底片原件，第三卷图版十六第三十图（汉口）印反了，本书在此特别说明。自序

我对这本书最初的设想，是希望通过一系列照片来展现中国和她的人民，她的艺术、习俗，各地的风土人情，我希望能将我在这个国家的所见所闻如实地传递给我的读者。怀着这样的目的，我让照相机成为我旅行中自始至终的伙伴，感谢它忠实地保存了我见到的景象，以及我遇见的形形色色的中国人。

那些对中国人和他们根深蒂固的迷信有所了解的人，应该能体会我这项任务所包含的艰辛和危险。在很多地方，人们从没见过白皮肤的外国人，而知识阶层则信守着这样的看法，即尽管各种各样的恶鬼都能小心谨慎地回避，但对于“番鬼”却无计可施，他化作人形，贪婪无度，常常用一种类似透视眼的幻术来达成他的目的，这种幻术让他能找到天上地下隐藏的财宝。于是我经常被当成一个危险的风水先生，我的照相机则是一件邪恶而神秘的工具，它能助我看穿岩石和山脉，刺穿本地人的灵魂，并用某种妖术制作出谜一般的图画，而与此同时被拍摄者身体里的元气会失去很大一部分，他的寿命将因此大为折损。

正是出于这些原因，由于关乎性命，我发现儿童的肖像照片很难获得。不过让人觉得奇怪的是，在这样一个将孝道视为首要美德的国家，儿女们却不介意把他们上了年纪的父母带到外国人那杀人于无形的神秘装置前。为了拍摄这些照片，我付给他们一点微不足道的报酬，这些钱也许可以帮助他们购买一具棺材。为父母置办棺材是一件很光荣的事，这件礼物会被隆重地送到老人家里，停在那里等待他咽气的时刻。读者一定不要认为我是在开玩笑，在中国，人们对于操办丧事极为看重，以至于年迈的父母将儿女们为自己准备一口冰冷而舒适的棺材看做是在自己有生之年对自己尽责任和尊敬的表现，是每个孝顺的儿女应该做的。

中国人的迷信，正如我前面提到的，让我饱受猜疑。人们不止一次地朝我扔石头，或是用其他各种粗暴的方式对待我。而且，越是在那些大城市，对外国人的憎恨表现得越是明显。在很多乡村地区，不管是与欧洲人有来往的地方官员，还是那些因与西方的交流而受益匪浅的普通民众，都向我展示了他们的友好，给予我这个外国人最真诚的款待。

用照片为一本游记做插图是一种新的尝试，不多年以前照片还是不易保存而且难以翻印的，但现在的技术已经大为进步了，我们可以用同样的设备将照片复制多份，用印制版画的材料将它们印刷出来。我相信这种尝试能取得成功，而且我希望这种工艺也会被应用到其他旅行家的著作里，因为照片的直观和真实能把书中的场景带到读者触手可及的眼前。

书中的文字是根据最可靠的资料来源编写而成，有我拍摄照片时做的笔记，也有我在中国近五年的时间里收集的各种资料。我相信这些文字能让照片的内容更有趣味性，更易为读者理解。

在编排这些笔记和图片的时候，我尽可能依照我旅行的先后顺序，这是一次很长的旅行，粗略估计有四千到五千英里。

我的旅行将从英国殖民地香港开始。这里一度被称为欧洲人的坟墓，但是现在，这里漂亮的公共建筑，公园和绿地，码头和商馆，电报和蒸汽舰队，使得维多利亚城或许可以被看做是东方文明一个新纪元的诞生地。我的第二站是广州，外国人对它的历史应该很有兴趣，在与中国接触的早期，他们曾努力想要在这里立足。然后我将去往台湾，这个岛屿拥有美丽的热带森林和壮观的山脉，早期的葡萄牙航海家给予它“美丽岛”之名确是名副其实。在台湾还能见到热兰遮堡垒（Zelandia）的遗迹，关于它有一些有趣的传闻。著名的中国冒险家国姓爷将荷兰人驱离此地，据说他们中的一些人避入土著人中间，依然保留着当年的一些遗物和荷兰人的传统。这个岛的重要性正日益上升，它的资源逐渐得到开发，通商港口的贸易因此日渐增长，将来它必将成为中国最重要的煤炭产地之一。

回到大陆，我游览了汕头和潮州府，这里以它们优质的糖和稻米、好斗的宗族以及村庄之间的战争闻名，让人想起苏格兰的封建时期。

然后我将向北前往厦门，这是外国人最早到达的港口之一，它在近代很受瞩目，一方面由于这个地区持续不断地往马六甲海峡和美洲输出移民，另一方面也因为这里的人民不屈的性格，最后向鞑靼人屈服的人就生活在这里。闽江沿岸风光迤逦，壮丽的山景构成了这部书中最有吸引力的几个章节；作为交通大动脉，它每年为福州市场输送约七百万磅的茶叶。

我的旅行继续向北，接下来向读者介绍的是中国最大的条约口岸——上海。短短二三十年间，一个大规模的外国租界在吴淞江岸边成长起来，初到此地的旅行者会在恍然中怀疑自己被瞬间传送到了某个最繁华的英国港口。这里有数不清的船舶、码头、货栈、栈桥，还有石筑的江堤，这里的建筑典雅大气，造价不菲，街上车水马龙，道路平整宽阔，江岸边精心打理的花园显示出西方的精致和品味，所有这些都增添了他的错觉。然而，来到租界区以外的地方，梦境立即被驱散了，在这里他会发现本地人的房屋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就好像特意为移植到城市中间的更先进的文明让路。离开上海，我将前往宁波和雪窦山谷，这是上海居民最喜爱的春季踏青之地，以它美丽的杜鹃花、秀丽的山区景色和瀑布闻名。然后我踏上扬子江之旅，游览了几个条约口岸和古都南京，观赏了扬子江上游峡谷里奇丽的景色，一直来到夔州府。我的最后一段旅程包括芝罘、白河、天津和北京。那些令人难忘的古迹，宫殿、庙宇、观象台，城市里的各色人等，圆明园的废墟和明陵，一并呈现给读者。之后我将带领读者穿越南口峡谷，在长城与之作别。第一部恭亲王

恭亲王现年四十岁左右，他是1820—1850年在位的道光皇帝的第六子，前任咸丰皇帝的幼弟，现在在位的同治皇帝的叔叔。在1860年以前，他几乎不为紫禁城以外的人所知；不过当皇上从圆明园仓皇出逃，正是他走上前台，会见外国公使并缔结了和平协议。他掌握着民政与军事各项委任大权，是军机处最重要的成员——那是一个类似于我们的内阁的机构。他处事决断、态度开明，并且有着相当开放的思维，因而被公认为朝中改革派大臣的领袖。

在他的各项公职之外，恭亲王，正如他的封号所表明的那样，是中国贵族阶层里最高等级的一员。为了避免误解，请读者允许我们在此做一些解释。从远古时候起中国就实行五级的爵位制，分封那些为国家立下汗马功劳的人。这些封号的权益可以传给男性继承人，但继承人并不是直接承袭爵位，而是重新赐封。而实际上，作为一种惯例，继承人承袭的封号总是低于他的前辈。因此借用我们的体制来解释，就是一个公爵的爵位传过五代之后，就缩水成准男爵了。

统治中国的满族人，或者确切地说，那些拥有皇室血统、能称得上是皇族的人，拥有超过十八个高低不等的贵族次第。爵位的获得相对容易，但是正如前面提到的古老的系统，逐代衰减，只有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受封者的特殊地位能确保他的封号世袭罔替。

恭亲王在1865年获得了这样的地位。香港

香港位于珠江口北面，是一群小岛中的一个。它长约十英里，宽四点五英里，为火成岩的地质结构。从东到西横亘整个岛屿的是一道主要由花岗岩构成的中央山脊，分割为一系列高低错落的山峰，最高海拔一千九百英尺。从远处望去，香港粗重的轮廓线在周围诸小岛的环绕中和更高的山脉的映衬下几乎无法辨认，在很多描述里，它被形容为介于阿伦岛（Arran）与比特岛（Bute）之间。岛上的花岗石部分处于崩离状态，但是也不乏坚固的石材，用于堡垒、码头以及维多利亚城的建造。维多利亚城位于岛的北面，背倚维多利亚峰（Victoria Peak，即太平山），面朝大陆上现在被称作不列颠九龙（British Kowloon）的一片属地。九龙的这段海岸与香港的北岸拱卫出世界上最优良的海港之一，这片长六英里、宽两英里的水域为最大型的船舶提供了安全的锚地。这张照片拍摄于怡和洋行（Messrs. Jardine，Matheson & Co.）在东角（East Point）的驻地，画面正前方显示的是黄泥涌（Wong-nei-chong）又称跑马地（Happy Valley）的入口，这里以如画的山景、跑马场和欧洲人的墓地而闻名。左边的山丘为摩理臣山（Morrison's Hill），山上建有华美坚固的西洋住宅，居高临下，坐览城市与海港壮丽的风景。

维多利亚众多的码头和货栈、公共建筑以及私人住宅整齐地分布在平缓的山坡上，山顶被厚厚的云海笼罩。帆船的桅杆像森林一样密布于维多利亚角外的海面，这也许能让读者对我们在香港的贸易的重要性有所了解。根据1842年签订的《南京条约》，这个小岛被割让给英国；1843年4月5日，这里正式成为英国的殖民地。

在此之前，香港只是一个蛮荒无趣的岛屿，如同现在它周边那些小岛一样。岛上除了几个小渔村之外一无所有，在不列颠的旗帜升起之前，这里没有任何乐趣可言。这里的乡民唯一的损失是一种古老的特权，不过，说起来并不是那么光彩。他们中的一些人看起来像是和和气气的渔民，实际上却操持一些不同的营生。二三十年前，只要有机会，他们就会从事海盗的勾当。海盗的掠夺带来的快感是如此的蛊惑人心，就算现在对这种犯罪行为的惩处力度已经很重，还是无法彻底根除。虽然现在海盗活动已经远不如以前猖獗，但是我们还是能听到在香港附近甚至就在港口里面发生海盗的暴行。下面引用的这些记录，在殖民地历史的早期十分常见，庆幸的是现在只是偶尔能碰到了：“1846年3月，一大群海盗，约八十人之众，洗劫了石排湾（Shek-pai-wan）的村子。”此地现在被外国人称为香港仔（Aberdeen），有一个宽阔的码头。“1854年4月25日，警察和一帮山贼在石排湾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几个强盗被击中。”“从1856年11月1日到1857年1月15日，在香港水域总共记录了二十二起海盗事件。”

1857年1月15日，中国的面点师傅在面包里加入砒霜，图谋毒害整个外国社区。好在毒药的剂量不大，否则必将酿成一起严重的灾祸。不过这一投毒事件很快就败露了，警方快速出动，及时阻止了更多的人食用这些面包。这些面点师无疑是受了一些地方势力的收买，如果真是这样，我们相信真正的肇事者未必能被绳之以法。在那段恐怖的时期又有恶性的热病大肆蔓延，大量外国人殒命于此。应该说，对于这样一个在她的成型期间遭受种种灾难以至重回荒芜的城市，我们必须承认，作为曾经的欧洲人的坟墓，这个小岛公正地获得了它应得的尊敬。

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里，这个小岛和岛上的居民都发生了惊人的改变。在它贫瘠的乱石堆里，一座漂亮的城镇拔地而起。山坡上种满了树木，不仅美化了环境，也净化了空气，增进了居民的健康。道德方面也有所进步，虽然算不上特别显著，但是警察系统日渐完善，拥有一定财富和地位的本地人出于道义和自身的利益，也参与进来共同抑制犯罪。

曾经遍布全岛的亡命之徒的团伙正在疾速消失，虽然香港依然为海盗和暗杀这类犯罪所困扰。法律的威严不足以制止家仆和用人的各种小偷小摸，作伪证是司空见惯的，因为下层的民众相信通过一个谎言来保护他们的朋友是值得称赞的，而立誓说出真相让朋友受到伤害则令人不齿。在英国的治理下，香港的人口从1841年的七千四百五十人增加到1865年的十二万五千五百零四人。定居于此的外国人超过两千人，主要是欧洲人和美国人，少数人可能就在这里出生。这些人大多从事贸易，对他们来说，香港只是一个寄居之地，直到他们积攒到足够衣锦还乡的资本。以轮船为主的现代交通方式让回家的旅程变得既便宜又快捷，那些能负担得起的人因此可以频繁地往来于故国与新世界之间。随着商业活动的增长和竞争的激烈，交通会变得更加便利，即使是那些做小生意的人也可以随意规划自己的居留期了。香港的港口

这张照片拍摄于1869年爱丁堡公爵访问香港期间，画面里皇家海军加拉提号（H.M.S. Galatea）停泊在毕打码头（Peddar's Wharf）外。熟悉这里的人一眼就能认出背景里护佑海港的九龙一侧的山脉，那些在公爵登岸时在场的人应该都没有忘记当时的盛大场面。各国船只都装饰一新，商船排成长队守望在码头外，成百上千当地人的小船也挂上鲜艳的彩旗，密密麻麻的人群挤上甲板，甚至爬上帆索。码头和栈桥被黄色脸孔汇成的海洋淹没，人们都争睹尊贵的英国王子的风采。我也不会忘记一些人表达出的失望，他们发现王子不过是一个身着朴素的上尉军服的普通人，既没有锦衣华服，也没有任何皇家的气派。其中的落差，想必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大皇帝的子嗣，都是太阳的兄弟，月亮的亲戚，那些光芒万丈的面容不是一般人能够瞻视的。

尽管有大陆和香港岛的庇佑，以及周围众多小岛的环绕，这个海港还是常常遭到冬天肆虐于中国海的台风的侵袭。

在台风季节，总数逾三万的船民们仔细观察天气的变化，机敏地捕捉风暴的动向。不过，他们通常也将自己的观察结果与港内外国舰长们掌握的气压变化相核对，一旦确信风暴即将到来，疍家人和渔民们纷纷返港，停靠在九龙湾直到风暴过去。海港一带的景色十分优美，在寒冷的季节人们会寻找一些幽静怡人的地方举行野餐会，青洲（Green Island）和昂船洲（Wong-chuen-chow）是首选，九龙的青山绿水间也是不错的选择。香港的轿子

香港没有出租马车，轿子是唯一的公共交通工具。新来的人往往不太能接受这种车辆的替代品，一开始他会对那些用肩膀抬起他的可怜人生出几分怜悯之心，但是这种感觉很快就会消失，因为他发现在这种炎热恼人的天气里辛苦工作一天之后，他确实需要休息，于是他的目光移向那些看起来快乐、满足又健壮的轿夫。他们大声地招揽生意，丝毫不觉得难为情，他们殷勤地招待老主顾，为乘客奔上忙下。在所有的旅馆外面和主要街道的拐角处都有等客的轿子，码头上也一样，旅客们甫一登岸，就有轿夫热情地迎上去。为了抢夺顾客，轿夫们都把自己的轿子收拾得干净又漂亮，并且努力展示他们强健有力的四肢。他们毫无怨言地攀爬台阶，穿街过巷，崎岖的盘山路也不在话下。他们将所有的水手通称为“杰克”（Jack），见到衣着华贵一些的就叫“船长”（Captain）。这些轿夫的生活十分清苦，在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都没有固定的住所；为了早起揽得生意，他们通常都在等客的地方露天而眠。他们在街边的小摊上解决饭食，要是他们偷几天懒，很快就有继之者将他们取代了。

公共轿子都有执照，每个轿子上都贴有印制的价格表，费用从十分到一天两元不等。轿子在中国已经有很长的使用历史，现在在中国的所有地方，轿子都被视作官员的一种重要配备，从轿夫的数量和随从的多少可以辨别出轿主人的品秩。武官不能坐轿，如果他们不愿意走路，可以选择骑马。

在内陆的一些地方，譬如宁波一带的山区，轿子做得很轻便，以适应当地的山路。这种轿子由一把简单的藤椅和两根竹竿组成，另有两根绳子吊起一块窄木板，供乘客放脚之用。

最重要的轿子是结婚用的花轿。它被装饰得富丽堂皇，悬挂着红色的丝绸帘子，用来阻挡婚礼那天投向新娘的无礼窥视。与其他繁复花哨的婚礼用具一样，花轿也是从承包商那里雇来的。一个中国学童

香港的各个片区都设立了让本地男孩入学读书的官办学校，这些学校与教会组织的学校一起，容纳了大约两千名学生，他们接受常规的英语教育，以便将来能成为合用的译员、买办、会计或者店员。这些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在行政和商业机构中担任的职务是欧洲人难以胜任的，他们占有语言上的优势，对那些外国人永远也搞不清楚的习俗又有着先天的了解。虽然对英语的掌握很少能让他们在兢兢业业的抄录员或会计师之上有所提升，但是由于他们熟悉我们的账务方法，又精通他们自己国家的那一套方式，在我们的商业机构里他们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员。

我曾听一些同时教授欧洲儿童和当地乡下孩子的人大力赞扬中国学生的勤奋和天资，我可以肯定地说，尽管这些当地人在学习外语和外国思维方式方面有着显而易见的劣势，但是他们出众的学习能力足以让他们与他们的欧洲对手并驾齐驱。

在国内的各个地区都开办了中国政府支持的学校，由外国和本国的老师教授外语和科学，其中最重要的当属丁韪良博士（Dr. Martin）主持下的京师同文馆。此外在福州还有一个船政学堂，学生们在这里学习造船、工程、机械以及航海科学。在这所学校里，理论学习被缩减为按照既有的外国模型练习建造蒸汽机，以及各种与航海相关的实用技能。一个中国女孩

在中国，女孩的教育被限制在家庭的范围内。她们深居简出，因而在中国历史上难得找出几个在文学方面有所成就的女性。上层社会的女性中有的接受过些许教育，能简单地读书写字，但这只是为了让她们在严格而古板的礼教的约束下更好地尽妻子和女儿的本分。少数时候她们被教授一些文雅的才艺，比如弹琴，以便在老爷们闲散的时候献唱一曲供他们消遣。不过她们把更多的精力花费在学习如何梳妆打扮上：怎样施涂厚薄适当的脂粉，在下嘴唇上画上鲜红的点；怎样搭配那些翠鸟羽毛或者珍珠做成的头饰；怎样用她们的小脚走出优雅的步态，坐下的时候保持她们的绸缎衣裙不起褶子。下层的女性被教给的几乎都是家务事，有的还要担负起生活的重担，跟家里的男人们一起在田间劳作。采茶和养蚕都是女性的工作。女性被灌输的最重要的品德就是勤劳和节俭，这使得她们能够适应低微的生活地位。一个香港画家

林呱（Lumqua）是钱纳利（Chinnery）的中国学生，后者是一位著名的西洋画家，1852年逝世于澳门。林呱创作了大量精美的油画作品，至今还被香港和广州的画师们用作仿制的样本。如果生在另一个国家，他可能会成为一所绘画学校的创始人，但是在中国，他的后继者们没能抓住这种艺术的精髓。他们只是进行毫无创造性的仿制，在限定的时间里、坐在巴掌大的一块地方，埋头复制林呱或者钱纳利的作品。香港有许多的画师，但是他们都做着同样水准的工作，收取差不多一样的费用，作品的价钱视画布的尺寸而定。这些画师的主要业务是根据照片绘制放大的油画。每个画室都有一个专门负责招揽生意的人，他带着样品在停泊港内的船舶间穿梭，在外国水手里面寻找潜在的顾客。通常达成的交易是用最少的钱将某个玛丽或者苏珊画到最大尺寸，并且要在二十四小时之内交付装裱好的画作。画师们进行分工合作，学徒只管画身体和双手，面容则由师傅操刀，这样一幅画就能以极快的速度完成。鲜艳的色彩被随意地使用，因此“杰克”的意中人可能穿着天蓝色的裙子，全身上下挂满了金链子和各种珠宝首饰。如果多讲究一些技法，把那些艳丽的色彩适当调整，这些油画其实也能算得上是不错的画作，不过所有由于照片本身的劣质而呈现的变形也都如实地放大到画布上了。这些画家最优秀的作品是他们绘制的外国和本地的船只，每一幅都相当精美。他们放大照片的方法是在画布上打格子，对照着原始图片上划分出的小格子一格一格地画。在香港和广州还有一些缩微画家，他们在象牙上作画，作品的精美程度不输于最地道的印度象牙画，也比得上在我们国家现已被照片取代的古老的缩微画。

我将有机会在这幅画作收尾的过程中观察中国的艺术和艺术家。香港的钟楼

罗灵斯先生（Mr. Rawlings）在1861年设计了这座钟楼，它是这个城市最有名的装饰。上面的钟也一样，本来如果调校得当，它可以多发挥一点用处的，然而作为这种气候下无辜的受害者，它总是出毛病，在一年里大多数的月份它都不工作，好像天气一热它就放假了。从港口能清楚地看到这座钟楼，夜里它发光的钟面给驶向毕打码头的舵手提供了醒目的标志。连接钟楼和码头的街道两边矗立着一些最早的殖民地建筑，照片右边的建筑最近被亨特洋行（Messrs. Hunt and Co.）进驻。

画面左边的这一排宫殿式的建筑是颠地洋行（Messrs. Dent）在贸易最繁荣的时候修建的，画面里的这一部分是它的西翼。现在这座大楼分租给三家不同的商行。左边靠近钟楼的部分是香港大酒店（Hong-Kong Hotel），按照伦敦大型饭店的模式建造。但是对股东们来说，这并不是一个有利可图的投资，因为它的规模大大超出了当地的需求。现在它被租给一个中国人经营，厨师和侍应生都是中国人。这里管理有序，酒店也很舒适。巨大的餐厅在下榻的客人眼里新鲜又别致，周到的服务和公道的价格也能给客人留下良好的印象。本地的侍应生也让人印象深刻，他们机敏又有礼貌，穿着干净的丝绸或者亚麻布的褂子，用流利的“洋泾浜”英语与客人交谈，只不过这种混杂的语言只有当地人才能听得懂。年轻的男仆能说一口纯正的英语，他们也能读写，对我们的语言运用自如，他们大都在官方学校接受过训练。

画面右边包着头巾的人，是一个印度警察，最多的时候有大约三百人在这里服役。现在他们逐渐被遣散回国，空出的位置由欧洲人和西印度黑人代替。这些高大的印度警察被公认为装饰性大于实用性，在中国人中间执行任务的时候他们表现得相当无用，因为除了一两个特别有天资的，其余的人既不能用英语，也不能用中文跟中国人交谈。几个抬轿子的苦力正在候客，他们为此地的中外人士提供了一项很重要的服务，在之前的一段文字里我已对他们作过详细的描述。海傍，香港

海傍是一条走起来十分惬意的街道，它有几英里长，在鲤鱼门（Ly-ee-moon Pass）与通往筲箕湾（Show-ke-wan）的道路相连，可以通达我们从东边来时的码头。这张拍摄于阅兵场（Parade ground）前面的照片展现了海傍主要的商业建筑。画面左边朝向水面的建筑属于汇丰银行及有利银行（Hong-Kong and Shanghai and Chartered Mercantile Banks），中间那一排大楼由颠地洋行修建。洋商们的办公室通常设在一楼，楼上是他们的住所。当习习的凉风从海面上吹过来，他们可以在宽敞的阳台上漫步，观赏这里开阔的海景。

这些建筑建造得厚重而坚固。设计师们都被告知，那种轻灵的外观结构虽然看起来漂亮，但在这里却不足以抵挡不时来袭的猛烈的台风。我记得在一次台风期间，当风暴刮得正猛的时候，几个外国人试图营救两个困在小船上的中国女子，她们的小船停在画面中间那艘游艇差不多的位置，两人竭尽全力不让小船撞上岸堤。此时的岸堤在风浪的拍打下已经破碎不堪，散落的花岗石像一道链锯挡在岸边，外面还漂浮着那些被撞坏的船只的残骸。狂风怒吼着卷起海浪，疯狂地朝岸上的房子扑过来，我们不得不紧紧抓住灯柱和拴船的铁桩，躲在门廊后面等待营救的时机。在一阵阵浪头的间隙里似乎能看到一点出手的机会，但是所有的尝试都像羽毛一样被吹了回来。其间两艘大船被吹回码头，一艘在风暴来临前才刚刚下水，现在已经完全不成样子了，另一艘的命运也差不多，英勇的船员们都已经葬身海底。所有的努力都以失败而告终，当夜幕降临，那两个不幸的女子就只能听天由命了。第二天早上，整个海傍满目疮痍，许多当地人在这场灾难中丧生，幸存的人也失去了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拥有的一切，那些在风暴中损毁的船只不仅是他们水上的住所，更是他们的生活来源。外国和华人社区迅速伸出的援手让人们的悲伤稍稍舒解，这种慷慨解囊救人之急的义举，是香港及其他中国港口的外国社区的一个特色，基督的慈爱精神鼓舞着他们，无需极力宣讲，不用热心人站出来呼吁，也不用举办宴会将其转变为实际的行动，只要发一个简单的布告，告诉人们这里有一个寡妇或者孤儿需要救助，爱心和善款就会送到他们手上。我必须提一下城市后面山顶上的旗杆，它是殖民地历史上最早的设施之一，有一个信号员驻守在那里，执行一套旗语。这根旗杆是本地欧洲人热切关注的对象，因为任何外国船只进入港口，它都会有所显示。

那些已经定居在香港的人，不再急切地望着那根光秃秃的旗杆等候船期。但是当他们看到山顶上展开的小旗、升起的烟火，他们仍然感到宽慰和激动，因为那宣示着有信件抵达了港口。疍家女孩

这是一户体面的水上人家的两个女儿，她们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学习摇橹掌船。比起卖身为奴，让那些心地不善的太太们买回去做丫鬟，或者遭遇更坏的命运，这种跟广州所有的穷苦人一样勤俭谨持的生活还是令人欣慰的。

姐姐头上戴的帽子是用藤条编成，做工精细，并且浸涂了桐油以防水。它既能遮挡阳光，也能挡雨，跟雨伞的功用一样。与雨伞相比它还有一个长处，那就是当它为主人提供遮蔽的时候，不会占用她的双手。

广州的码头上停靠着数百艘载客的小船，掌船的都是年轻女孩，她们热衷于将自己的小船装饰得鲜亮迷人。每艘船都有一个小小的船舱，开向前面，地板和宽大的座位上都铺着白色的毡子。在船舱里乘客能找到烟斗、火捻以及打火的器物，舱壁上贴着装饰画和小镜子。女孩们从后面撑着小船，在她们与乘客之间隔着一个木隔板。这些小船的外观十分吸引人，它们的甲板都被打磨得光滑锃亮，与舱内洁白的毡子交相辉映，竹制的船篷上还开辟了一个小小的花园，种着美丽的花儿。这些女孩穿着素雅的衣服，用鲜艳的花朵装饰她们乌亮的秀发，更衬托出她们黑色的眼睛和橄榄色的肌肤。疍家老妇和小孩

许多广州人在船上度过他们的一生——从呱呱坠地到踏入坟墓。这些浮动的居所为它们贫穷的主人提供了很多便利，在岸上他们只能蜗居于城市最脏乱的区域里一爿拥挤的棚舍，吸入的是无人照管的街巷间污浊的空气。在中国的城市里即使是最繁华的地段也不太注重卫生，因此那些地方的状况可想而知。而住在船上，主人可以为他和他的家庭找到一份不错的营生，并且拥有一个干净、舒适又漂亮的家。他可以把船泊在任何地方，选择与自己意气相投的邻居。他可以每天更换不同的停泊地点，与各色各样的人打交道，交际之广是住在岸上的人根本无法想象的。当他去拜访朋友的时候，他的家和家人也随之前往；当他生病的时候他可以摇着船去乡下看医生，那里健康又清净，能让病人呼吸到新鲜的空气，或者他可以把船停靠在他常去的寺庙，在那里寻求神灵的帮助。神的力量拥有的治愈力在传统里代代相传，由不得他们不相信。

照片上的老妇人跟儿子一家一起生活在船上，她仍然高高兴兴地摇橹撑船，帮助补贴家用，一边也帮着照看孙子。她背上的孩子也许是长孙，那是一家人的骄傲，也是她晚年生活的希望。孩子被装在布兜里背在肩上，这是汉族人携带婴儿的方式，当他睡着的时候他把脸埋在背负者的背上。这种方式十分普遍，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的船民和劳动阶层都长着扁平的脸和宽宽的鼻子。曲艺人

中国人在很早的时候就掌握了音乐的理论，远在公元前两千年的上古时代，他们就使用六个律管来吹奏高音，六个律管吹奏低音。这些律管最初用芦苇或竹子制作。后来，随着十二律管的形制成为定例，改用玉石制作。这些可以被看做是管乐器的雏形的律管，不但被用来核准音律，也演变为长度的标准。我最近见过一个小乐器，据说是古时候传下来的，某些方面看起来跟理雅各博士（Dr. Legge）描述的音管很相似。它有一个小小的吹嘴，管身上有几个开孔，能吹奏出不同的音。暹罗北部的佬族人现在也还在制作一种用芦苇做成的简单乐器。

中国人能用他们的管弦乐器演奏出许多或哀伤或喜悦的曲子，但是他们似乎不懂得和声，当一个乐团一起演奏的时候，他们要么整齐一致，要么彼此冲突，演奏者里面总有抢拍子的人。乐团被请去驱赶恶鬼以及其他一些不好的东西，我觉得如果那些恶鬼们对音乐有一点品味，这一招还是挺管用的，而且如果这种音乐被用在《麦克白》里面的话，一定能让赫卡忒（Hecate）和她邪恶的姐妹们万分受用。“于今绕釜且歌吟，大小妖精成环形，摄人魂魄荡人心。”

这两张照片展示的是中国的“小提琴”和“吉他”，以及它们的演奏者。他们被雇来给一个节日庆典助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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