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特工档案(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祝江波

出版社：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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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奇特工档案试读：

前言

英国享有盛誉的女星伊丽莎白·赫利曾说过一句话：“一直就想当间谍。坦率地讲，情报部门从来没有找过我，我真有点儿吃惊。”这样的话语让我们吃惊，但也让我们有些蠢蠢欲动。因为做过特工梦的，又岂止她一人呢？

一部“007”系列的电影，让詹姆斯·邦德的名字蜚声海外，也让我们对他的敬仰之情犹如滔滔江水，绵绵不绝。他的能力、功力和魅力让无数人为之倾倒。

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让我们对这样的人物如痴如醉呢？没错，就是他的特殊身份——特工。我们对这个行业知之甚少，对他们充满了无限好奇，甚至将他们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作为自己的“终极理想”。

他们来无影、去无踪，让我们眼花缭乱，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但他们又是真实地存在。他们可能与我们擦肩而过，或者突然出现在我们的身边，让我们毫无反应；他们可能让我们只闻其声、不见其人，仿佛“世外高人”，让人浑然不觉。

他们的智慧及神秘，是常人所不能达到的。我们只能望尘莫及。

他们的实力让我们由衷地钦佩，但他们的手段也让我们莫名地恐惧。他们与我们了解的“黑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手段有时极其毒辣、残忍，让我们不忍目睹——为了获取信息，绑架、暗杀、走私等，不择手段、无所不用；不论是什么样的隐私，在他们面前都将成为阳光下的“暴晒品”、“牺牲品”。

上至政要、下至平民的隐私，他们都可以轻松窥探；安装窃听器、偷拆信件、偷听电话等，他们又是“轻车熟路”；挑拨离间、栽赃陷害和造谣诽谤更是他们的拿手好戏。仿佛他们随时都有危及我们安全和利益的可能……

这样的事情，怎能不让我们恐惧、害怕呢！但这并不代表他们都是无恶不赦的“恶人”。其中有很多是救国家于危难之中、让人钦佩的“幕后英雄”。佐尔格便是代表之一——在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他及时向最高统帅部发出信息，从而使最高统帅部做出高明的决策，避免了灾难。

类似于佐尔格这样的“超级”特工，在情报史上又何止少数呢！

不光是男的，还有很多外表艳丽、精明睿智的女特工，在世界情报史上也画下了浓重的一笔——马尔塔·里舍、玛塔·哈丽等，都为各自国家的安保工作，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为世人所称道。

本书就为我们展现了这么一帮人——一帮被称为“特工”的人。他们通过自己的行为，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点，谱写了全球特工的各种奇闻秘史。

第一章 中国历史上的谍战秘闻

甲午战争中的日本间谍案

1868年，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国力迅速增强。但囿于国土狭小、资源匮乏，近代的日本一开始就有着非常浓重的对外扩张的野心。主要的扩张目标自然就是与其有着千余年友好关系的中国。

为了适应扩张的需要，日本从19世纪中期开始就有意识地对中国进行情报收集活动。尤其是在甲午战争前，在中国内地组建的各种间谍机关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他们都以各种合法身份做掩护，有的甚至剃发易装，直接冒充中国人。而最恶劣的就是大肆收买那些丧失民族尊严、贪婪的汉奸，为发动战争做好准备。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后，清政府就接连侦破了数起日本在华间谍案——张仲炘弹劾状中所提到的天津日本间谍案，就是这一系列间谍案中最大的一起。而事件的主角便是老练的石川伍一。

石川伍一又名义仓告，18岁时从日本来到中国，随后加入了设在汉口的乐善堂（乐善堂是甲午战争前日本在华最大的间谍机关）。乐善堂很快就将他派往中国西南地区进行调查。历经艰险回到汉口后，他和同伴一起将途中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并且还附上十分精密的地图。而这份西南考察报告后来受到日本军事当局的高度重视，被当作极为珍贵的资料保存。

1893年石川来到天津，继续从事间谍活动，以日本松昌洋行的普通职员做掩护。收买汉奸刘棻

1894年7月25日，英国商船“高升”号载着千余名清兵，航行在朝鲜附近的洋面上，但很快就被日本军舰拦住了去路。当时，清政府租用“高升”号商船，主要是考虑到日本应该不会对一艘挂着英国国旗的船只开炮。但日本人似乎早已洞悉了内情——不顾中日当时尚未开战的关系，断然发射了鱼雷及大炮，击沉了该船，最终酿成“高升号事件”。

那么日本人是怎么得知这艘船上运载的是中国士兵呢？这里不得不为石川伍一“记上一功”。

1894年2月，清军驻天津护卫营的一个名叫汪开甲的弁目前来兑换英镑。石川想借机在军营中安装内线，便有意与他接触。汪开甲是一个见钱眼开的人，经不住石川百般讨好、贿赂，最后两人关系就熟悉起来。汪开甲也是个聪明人，知道石川拉拢自己绝对不是单纯的交朋友，应该还有更大的目的。但对汪开甲来说，只要能让他每天花天酒地地享受，其他什么都无所谓。

有一天，汪开甲笑着告诉石川，想带他去见一个人，问他是否有兴趣。石川猜出这个见钱眼开的家伙已经察觉了自己的身份，也就不再掩饰，问让他去见谁。后者告诉他要见的人就是时任军械局书办的刘棻。石川喜出望外，这个人可不简单，他的舅舅可是当时清廷的重臣李鸿章。在多方的压力下，李鸿章最终惩处了“日本间谍案”中的相关人员。但甲午战争结束后，他又代表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石川见到刘棻后，通过交谈和观察很快就看出了面前这个中国人也是一个贪婪之徒，可以好好利用一番。从此，利欲熏心的刘棻就这样掉进了石川伍一所设的陷阱之中，唯石川之话是从，不断为石川提供情报。当然，这些情报也是有价钱的，但石川从来不会让他失望。有了刘棻的大力协助，石川获得援朝清军的有关情报，不费吹灰之力。日本大本营也根据他提供的情报，不断调整在朝鲜的兵力部署，从而使清军的所有作战意图和兵力配置完全暴露在他们眼中。

1894年7月23日的“高升号事件”就是日本联合舰队司令、海军中将伊东右亨接到情报后，率舰队从佐世保出发驶向朝鲜海岸。四天后，那艘运送清兵的“高升”号商船被他们击沉。此事件中，清军千余人全部丧生。担任护航的北洋舰队的“广乙”、“操江”两舰也没能幸免，一艘被毁，一艘被掳。身份暴露

就在石川伍一和那几名中国败类扬扬得意之际，他们的行动暴露了。天津城守营千总任如升几次得到报告，说汪开甲最近和日本人走得很近，行为鬼鬼祟祟，很值得怀疑。捉来一审，汪开甲便供出了石川伍一。而就在此时，日本领事馆也出了事情。

原来，“高升”号惨案发生不久，全国各地的民众极其愤慨。当时，中日甲午战争即将爆发，日本领事馆人员及其家属，准备搭乘重庆号撤离天津。这个消息不胫而走，天津当地民众怒不可遏，决定不能让日本人就这样跑了。于是他们冒充清军冲进日本领事馆，抓住日本人就打。意外的是，在这起骚乱事件中，竟然搜到了日本间谍泷川具和发给天津领事馆武官的密信，其中就有石川伍一的动态。石川的间谍身份就此暴露。

骚乱事件平息后，日本外交人员及侨民撤离天津，但石川伍一没有随船回国，他受命继续潜伏。由于美国领事不想被牵连进去，拒绝了他继续待在租界里的要求。走投无路之下，石川只好去找刘棻。而此时的刘棻也害怕石川被抓住，拖出自己，就把他藏在家中。此时，天津全城搜捕日本间谍。8月4日清晨（石川搬进刘棻家的次日），石川被跟踪、监视他多时的天津衙门抓获。

这是清政府破获的第一起间谍案。不久，上海、杭州也接连破获了几起日本间谍案。这一系列案件中，石川伍一案发现最早且危害最大，因而成为焦点。另外两起间谍案如何处理，必然要以此案作为参照。

在初审中，石川声称自己是一名守法的日本侨民，不承认自己的间谍身份。与此同时，美国因为接受中日两国政府委托为中日两国分别保护侨民，也开始积极干预此案。美国婉转地希望将石川伍一就近遣送回国，但被中国政府拒绝，而总理衙门也表示将根据国际公法，处死战时间谍。多行不义必自毙

刘棻属于石川案的重要角色，而他又是李鸿章的直系亲属。因此，李鸿章在审理过程中，自然有不少忌讳，加上此案比较复杂，迟迟没有进展。此时，朝野上下一片质疑，朝中政敌乘机连连上书，直斥李鸿章袒护罪犯。于是就出现了文中开头那一幕。

8月15日，在沉默了十二天后，李鸿章终于向总理衙门正式报告了石川一案。不过，这只是初步的案情进展，其他的还在审理之中。

此时的石川案已经与前线军情、中美外交及中国内政瓜蔓相连。清廷对此案也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光绪皇帝还亲自派人不时传话催促。

9月17日，案情彻底审理完毕，李鸿章终于向总理衙门提交了结案报告：石川伍一按公法枪毙、刘棻处死。

9月20日，石川伍一、刘棻如期被处决。

此案轰动全国，行刑当天，引来无数围观群众。行刑后，围观者一致拍手称快。当日，李鸿章将该案所有案卷包括供词等呈交总理衙门。有了这起案子的定理结果，另外两起美国干预的日本间谍案也办理得比较顺利。

10月8日、10月27日，两起案子主犯分别在南京和杭州被处决。

真实《色戒》之郑苹如间谍案

19世纪30年代的上海滩，郑苹如也算是个小有名气的名门闺秀。她的父亲郑钺是国民党元老，早年曾追随孙中山奔革命，后来任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首席检察官，兼任复旦大学教授；母亲则是日本名门闺秀木村花子——美丽端庄，举止优雅。1937年7月，《良友》画报第130期还将她作为封面女郎。这份报纸可是当年上海的第一大画报。

抗战爆发后，面对国家民族危难，深受父亲爱国思想影响的郑苹如毅然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不久成为中统上海站特工。上海沦陷后，她受命潜伏下来，以自身的优越条件执行地下抗日任务。

郑苹如是一位优秀的特工，凭借母亲的关系，与上海日军高层扯上了关系，如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的儿子近卫文隆、和谈代表早水亲重以及华中派遣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等。令人想不到的是，近卫文隆还对她产生了感情。郑苹如曾想利用这一点绑架他，以此要挟日本首相作出停战的让步。但上级认为这样的想法近乎幼稚，所以没有同意她的这个行动方案，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近卫文隆也就逃过了此劫。

不过，在与这些日本高层的交往、接触中，郑苹如打探到了不少重要信息，如汪精卫可能是叛徒的情报就是她首先获得的。但当时她的情报并没有引起重庆国民党政府的重视，直到汪精卫真的叛逃后，重庆高层才想起郑苹如的密报。从此，高层对她重视起来。

汪精卫从河内抵达后，马不停蹄地建起了他的伪政权，到处搜罗大大小小的汉奸。为了压制上海地下抵抗势力，汪精卫政权还在上海极司菲尔路76号设立了特工总部。而出任76号特工部主任的就是大名鼎鼎的丁默邨。丁默邨早年参加过中国共产党，后来叛变，担任军统第三处处长，成为国民党CC系重要人物。在李士群等人的拉拢下，1938年冬，他加入了汪伪政权。丁默邨熟悉国民党特务运作规律，故对重庆方面威胁极大，中统决定利用他好色的弱点，施“美人计”除掉他。而制裁汉奸丁默邨的重要任务就交给了只有21岁的郑苹如。巧遇丁默邨

郑苹如领受任务后，不免犹豫起来。她知道丁默邨可不是普通角色，抗战前此人就以心狠手辣、行踪诡秘而闻名。现在成为汪伪政权人物后，为防范重庆方面对他的暗杀，更是防卫森严，每次出行都有贴身保镖随行。但郑苹如犹豫的不是这个——有风险的行动她参加过好几次，从来没有恐惧、胆怯过，也从来没有失过手。而这次行动与此前的任何一次行动都不同，因为她要使用的武器不是别的，而是自己的美色。他也知道重庆方面之所以选中她，显然是相信以她的美貌，好色之徒丁默邨肯定是无法拒绝的。经过反复的思索，郑苹如最终接受。

丁默邨曾是郑苹如就读过的民光中学的校长，不过，郑苹如在校的时候，他已经离开了。应该说两人从来没有正式见过面。那么怎样才能恰当地接近丁默邨同时又不引起他的怀疑呢？这是留给郑苹如的最大难题。

机会终于出现了。一次，丁默邨轻车简从出现在电车上，正好与同车的郑苹如相遇。郑苹如认出了她的校长，这也让丁默邨感到很兴奋。丁默邨在敌伪圈中是出了名的好色，看到如花似玉的郑苹如，一开始就有些控制不住，得想办法把眼前这位美女揽入自己的怀抱。他的心愿当然很快就达成了。为避人耳目，丁默邨干脆将郑苹如聘为自己的秘书，但两人的情人关系，在当时的日伪高层是公开的秘密。

丁默邨到底是特工出身，行动极为谨慎，与郑苹如约会频频，却让郑苹如始终找不到下手的机会。刺杀行动再次失败

中统有些等不及了，要求郑苹如尽快采取行动。郑苹如决定找机会请丁默邨到家中做客——事先在附近安排好特工人员，等丁默邨一到，便将其狙杀。

1939年冬的一天，丁默邨接受了郑苹如的邀请，乘坐他的那辆黑色雪铁龙轿车来到郑家。埋伏在四周的特工看到丁默邨的车在门口缓缓停下，既紧张又兴奋。眼见猎物就要进入射击圈时，丁默邨突然改变主意，告诉郑苹如自己有急事不下车了，然后让司机开车迅速离开。郑苹如和特工们只好眼睁睁看着丁默邨的车扬长而去。郑苹如民国时期，郑苹如曾登上《良友》画报的封面。《良友》画报于1926年诞生于上海，由伍联德创办。作为一份大型综合画报，它的出现受到了大众的欢迎。

这一次刺杀以失败告终。

新任中统上海区负责人的张瑞京，很快又制订了第二次刺杀行动的方案：安排郑苹如届时以购买皮大衣为由，把丁默邨诱杀在西伯利亚皮货店。然而，行动还没开始，张瑞京就被李士群的人发现了。张瑞京受不住76号里的酷刑，再加上他跟李士群原本就关系不错，在李士群一番游说下，很快就交代了“刺丁”计划。李士群夫妇早有心除掉丁默邨，听到这个计划，决定暗中助中统一臂之力。但他们也留了退路，先将张瑞京藏了起来。

中统上海区没有发现他们的领头人已经出卖了他们。计划照常执行。

12月21日，郑苹如接到丁默邨的电话。丁默邨说他现正在沪西朋友家吃中饭，邀郑苹如前往。郑苹如知道机会来了，紧急通知了执行人员后，动身与丁默邨会合。随后，他们在沪西待到傍晚才同车返回。

当汽车驶至静安路和戈登路西伯利亚皮货店时，郑苹如突然央求丁默邨为她购买大衣——因为圣诞节快到了，就当是跟他要的圣诞礼物。她还要丁默邨亲自帮她挑选。丁默邨警觉地看了看外面的人群，没发现什么异常，就随她下了车。

就在郑苹如挑选皮衣时，丁默邨突然看到玻璃橱窗外有两个形迹可疑的人正往店内张望。丁默邨立刻意识到危险，沉思了片刻，突然掏出一沓钞票往空中一抛，说：“你自己挑吧，我先走了。”随后他冲出商店大门，迅速钻进车内。司机早已看得清楚，赶紧发动引擎，开车远去。而此时的狙杀人员猝不及防，立刻拔枪射击，但子弹全打在防弹车门上。李士群的人也暗中帮着打了几发子弹，不过他们不可能全力以赴。就这样，丁默邨毫发无伤地逃走了。秘上黄泉路

事后，郑苹如感觉自己身份并未暴露，便试着给丁默邨打了电话，以表慰问。丁默邨没有表现出任何异样。为保险起见，郑苹如又谎称缺钱，要他送些钱来。丁默邨很快就派人将钱送了过来。在第三天与丁默邨通电话时，郑苹如发现他还是一副深情腔调，还要约自己晚上见面。此时自信的郑苹如没有察觉出这是丁默邨假意敷衍，为自己设下的圈套。其实，那次刺杀事件之后，丁默邨就明白郑苹如是重庆派来的杀手。

蒙在鼓里的郑苹如决定趁此机会，暗杀丁默邨。

第三天傍晚时分，郑苹如暗藏了一把勃朗宁手枪，驱车来到76号。但还没有进去，她就被守候多时的李士群抓住了。

其实丁默邨原本没有杀她之意，但他的夫人赵慧敏对郑苹如勾引自己的男人恨之入骨，决意要杀掉这个女人。她让人将郑苹如移解到忆定盘路37号的“和平救国军”第四路军司令部内，这连丁默邨与李士群都不知道。

郑苹如被抓后，汪精卫的夫人等曾亲自来劝她投靠日伪。但劝说无效后，又以郑苹如为人质，要挟其父出任汪伪政权的司法部部长。但同样遭到毅然拒绝。最后，汪伪政府的首脑人物恼羞成怒，一致主张杀掉郑苹如。

1940年2月，郑苹如被秘密执行枪决。

黄浚汉奸间谍集团覆灭记

1937年8月26日，在南京通往上海的公路上，一辆插着英国国旗的汽车遭到两架日本军机袭击。这辆车不仅车头上插了一面小国旗，车顶上还覆盖着一面大的英国国旗。轿车左躲右藏，最终翻倒在路边。英国驻华大使寇尔身受重伤，生命垂危。营救人员赶到后，立刻将其送到医院紧急抢救。

中日两国当时正处于交战状态，但英国是中立国。英国政府得知消息后，立即向日本提出抗议和交涉，但日本政府死不认账，声称这属误伤。

其实这次袭击事件目标不是寇尔，真正的目标是蒋介石。8月25日的最高层军事会议后，蒋介石准备前往上海督战，出于安全考虑，便搭乘了寇尔的轿车。次日临上车时，蒋介石因有急事改变了计划，得以逃过此劫。

1937年9月的一天，“扩大总理纪念周”按蒋介石的指示如期在南京中央军校举行。正当与会人员静候蒋介石的到来时，会场内突然一阵骚乱。原来是军校混进了两名刺客。最后这两名刺客见行迹败露，便乘车逃跑，没有给人们造成伤害。大家一想，这两名刺客可能是冲着蒋介石来的。随后，行政院机要秘书黄浚报了案。先后两次袭击事件使蒋介石大发雷霆，因为他早已意识到肇事者的袭击目标就是自己。他对这种事情的发生无法相信，但也感觉到身边存在不小的危机。

两起刺杀未遂案，加上江阴要塞案，蒋介石极为震怒。毫无疑问，这都是日本人干的。但问题是谁给他们透露了如此准确的消息呢？蒋介石立刻把军统戴笠、中统徐恩曾和宪兵司令兼南京警备司令谷正伦等人招来，严厉训斥了一番，限他们一个月内破案。秘书司机的反常之举

负责侦破任务的是南京警备司令部。谷正伦不敢怠慢，立刻将任务下达给特警二队的“外事组”。“外事组”是一个极机密的小组，专门从事对日驻南京使领馆的反间谍工作。

探案人员立刻展开行动——日本使领馆前的鼓楼公园路口很快就出现了一个不起眼的小卖部，四周又多了几个不明身份的人，在附近各要道口转悠。

另外，行政院机要秘书黄浚的背后也多了几双眼睛。其实，对黄浚的怀疑很早就开始了，因为每次重要情报的知情人中总会有他。然而对他的监视没有产生效果。他之前有不少异常举动，但从军校刺杀案发生后，他竟然变得老实起来：每天正常上下班，除了家就是行政院，从未发现他和什么形迹可疑的人接触，似乎是一个很称职的公务人员。但他身边的一个人还是引起了探案人员的警觉，这个人就是他的司机。

司机除了接送黄浚上下班，没事的时候，喜欢骑着他的自行车在街上兜圈子。有意思的是，无论中间做了什么、去了哪里，他最后的落脚点肯定是新街口的“国际咖啡馆”。他似乎对这里情有独钟，每次到这里都要喝一杯咖啡才会离开。探案人员觉得这人身上肯定有问题，但就是发现不了证据。

就在侦查工作陷入僵局时，探案人员通过内线了解到这个司机有个十分反常的举动——每次出门前，他都会跑到黄浚的书房中取下一顶呢帽，等回来后又把呢帽挂在书房的衣帽架上。探案人员决定继续跟踪监视。呢帽中的秘密

这天傍晚，司机又戴着从书房拿来的呢帽出门，在街上转了几圈，最后走进了“国际咖啡馆”。他一边喝咖啡，一边取下头上的呢帽。看上去，他确实很喜欢这里的咖啡。喝完咖啡后，他戴上呢帽，走出咖啡馆，骑车回到黄家。整个过程似乎很正常，没有发现他与任何人说过话，或者交换过眼神。

就在侦探们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对日使领馆内进行监视的人送来了新的报告，而其中的一个细节让探案人员似乎找到了问题的关键：日使领馆的管理员河本明夫也经常去“国际咖啡馆”喝咖啡，最重要的是他也戴着一顶深灰色的呢帽子。听完这段汇报，探案人员忍不住叫出声来，一边懊悔自己观察得不够仔细，一边暗暗点头：秘密就在这里！这两人肯定是在用一种特殊的方式交换情报。

第三天傍晚，河本明夫像往常一样，出了日使领馆大门，跨上自行车朝新街口方向骑去。当他骑到一个叉路口时，突然从旁边冲出三辆自行车，坐在车上的人歪歪扭扭，叫嚷着“闪开、闪开”。河本明夫还没反应过来，就被撞翻在地。头上的那顶呢帽子也被甩出十几米远。这时，周围的警察、行人见状纷纷上来，赶紧将河本明夫送往医院。同时，“肇事者”也被送至警察局。之后，警察还将河本明夫的呢帽子还给了他。河本明夫警觉地看了几眼，放心地收了起来。

在国际咖啡馆，黄浚的司机正悠闲地品着咖啡。喝完后，他取下挂在衣帽钩上的呢帽，便离开了。上面并排挂着两顶一模一样的呢帽，他显然忘记了自己帽子的位置，取走了另一顶。等他一离开，另一个人则将他的呢帽拿下，戴好后飞快地走出咖啡馆。

几分钟后，他竟然走进了“外事组”。

其实，刚刚发生的两幕场景都是探案人员演的一出好戏。

他们巧妙地取走了黄浚司机和河本明夫两人呢帽中的情报。黄浚司机的呢帽夹层中果然有好几份文件，包括蒋介石刚刚签发的命令、江防要塞地形图等绝密文件。而河本明夫的呢帽中则是日本间谍头目须磨写给黄浚的亲笔指示信。

黄浚犯罪的罪证已经到手，“外事组”不敢怠慢，立即向谷正伦汇报。

深夜，蒋介石接到谷正伦的呈报，大发雷霆，下令南京警备司令部将黄浚间谍集团快速缉拿归案。悉数落网

黄浚拿到司机带来的那份“情报”后，非常兴奋，却想不到这是“外事组”模仿须磨的笔迹和口气写的信。这封信首先是对黄浚提供如此重要的情报表示感谢和钦佩；其次就是日本政府想对参与情报搜集工作的所有人员进行嘉奖，分发一笔可观的奖金；同时，还需要布置下一步的工作和任务，请黄浚接信后务必在第二天晚上将有关人员召集到黄家，到时须磨会做重要指示。

黄浚当然照办不误。

第二天入夜，“外事组”人员趁黑包围了黄家。

一名邮差来到黄家大门口，手里提着一个大包裹，要求看门人打开大门，说有一个重要的包裹需要立即签收。就在看门人将大门刚启开一条缝时，紧随邮差身后的探案人员立即冲了进去。其中一人卡住看门人的脖子，使他叫不出声来，其他人便扑向客厅。

黄浚和他召集过来的汉奸间谍正焦急地等待着须磨的到来。但等来的是一帮“粗鲁”的陌生人。除了几名汉奸有轻微反抗被迅速制伏外，其他人都乖乖地举手投降了。

到此，隐藏多年的黄浚间谍集团案终于破获。当年12月，黄浚父子以卖国罪被处以极刑，其他相关人员也分别被处以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

“龙潭三杰”力挽狂澜

4月25日晚上10时30分，南京，国民党中央调查科办公室。门口挂着“正元实业社”的牌子。

那时候绝大多数南京人都不知道这里就是令人闻风丧胆的中央调查科大本营。每到晚上，这栋楼里就特别安静，与隔壁的南京中央饭店形成了鲜明对比。这天恰是周末，主持工作的徐恩曾到上海过周末去了。这里除了几个机要人员外，就剩下他的秘书钱壮飞了。

门被推开了，钱壮飞从机要员手中接过一份标有“绝密”字样的卷宗。“还是武汉发来的吗？”钱壮飞用眼神询问机要员。机要员嘴角动了下，表示肯定。

这已经是第五份从武汉发来的密电了，此前还接到四份。但总共时间不超过一个小时，而且全部标了“徐恩曾亲译”字样。这有些不太寻常。

机要员离开后，钱壮飞关好门，慢慢翻开卷宗。突然，他感到莫名的紧张，心里有一种不祥预感：这五封密电中究竟藏着什么秘密？而后，他静下心来，确认外面没人便从内衣口袋里掏出密码本，开始逐一破译密电。当五份由数字构成的密电逐一变成汉字后，钱壮飞惊呆了。

与此同时，汉口国民党武汉行营侦缉处处长蔡孟坚正低着头，踱着步。他还在想顾顺章离开前交代的那句话：千万不能向南京发电报。他想以顾顺章的身份，不会是随意说出的，这里面肯定有所暗示。但他到底是在暗示什么，蔡孟坚无法解答。

蔡孟坚猛然惊醒，一个念头一闪而过：作为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管的就是中共特工，会不会是南京徐恩曾身边有……蔡孟坚头“嗡”地一下，不敢往下想了，慌忙跑回机要室，向南京发出了第六封绝密电报。万分紧急，夜赴南京

徐恩曾身边确实有中共的人，他就是此刻正在中央调查科办公室内的机要秘书钱壮飞，其真实身份是中共中央特科情报员。

钱壮飞看着这五封密电，不自觉地出了一身冷汗。事态比自己预想的更严重，甚至可以说是大祸临头。如果顾顺章把他所知道的一切和盘托出，那整个上海党中央就在劫难逃了。现在怎么办？押运顾顺章的货轮几个小时前就出发了，从时间上估算，留给上海党中央的时间只有一天了——28日国民党特务就完全可以实施全城大搜捕。这也意味着，情报必须在明天也就是26日傍晚之前送交给上海的李克农。否则，即使得到消息也没有时间转移了。钱壮飞1919年毕业后，在北京京绥铁路医院工作。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曾利用职务之便，多次将情报送到党的机关和同志们的秘密住处，积极进行党的秘密工作，为党的安全做出了卓越贡献。

事不宜迟，必须现在就得通知。但由谁去上海传递这份十万火急的情报呢？钱壮飞已经料到顾顺章知道自己是潜伏在徐恩曾身边的中共情报人员，但电报上却只字未提。这里面到底出了什么问题？钱壮飞不能断定自己是否已经暴露——如果此刻离开南京，就等于招认了自己是中共特工，也就意味着辛辛苦苦创下的大好局面将付诸东流。想到这里，钱壮飞把女婿刘杞夫叫了进来，让他连夜坐火车到上海找李克农。

凌晨，送走刘杞夫后，钱壮飞再次回到正元实业社。不过，他悬着的心始终没有放下来：刘杞夫能找到李克农吗？明天可不是规定接头的日子。这时，机要员又送来了一封加急密电，同样还是来自武汉，电报内容很含糊地提醒徐恩曾小心身边的人。此时，钱壮飞已经明白：必须立刻离开南京。

钱壮飞走到中央饭店四楼的“长江通讯社”，因为时间太早，还没有人来上班。钱壮飞用小刀将办公桌上的地图划出一个十字——这里是他与同志们的秘密联络地点，安插在这里的情报人员看到后，会根据他的暗示，切断一切联系，迅速撤离。

第二天清晨，钱壮飞便坐上了南京开往上海的列车。千钧一发，争分夺秒

正像钱壮飞所担忧的，这天确实不是规定见面的日子，所以中间出现了许多波折：不仅先行到上海的刘杞夫找李克农大费周折，就连李克农知道消息后去找陈赓，也是吃尽了苦头。无奈之下，李克农只好通过江苏省委才找到了这位中央特科负责人。陈赓得知钱壮飞传来的信息后，吃惊不小。

两人简单地商议了一下，决定分头行动。陈赓负责将消息汇报给周恩来。而李克农则马不停蹄地四处奔走，穿梭于大街小巷。几个小时里，李克农一直在做着一件最简单的事——以最快的速度把这个消息传递给更多的人，让他们赶快转移，包括钱壮飞的妻子张振华。

4月27日上午，顾顺章被秘密押解到南京。先行乘飞机到达的蔡孟坚也赶了过来，然后将顾顺章迅速带到了南京中央路305号“正元实业社”。刚走到门口，顾顺章就对着门边那块“挂羊头卖狗肉”的牌子笑了一下，似乎一点儿都不陌生，然后颇为得意地说出了它的真实名字：南京中央调查科。蔡孟坚惊讶不已，问他是怎么知道的；顾顺章告诉他这里面有共产党的卧底，蔡孟坚追问是谁；顾顺章轻描淡写地告诉他是徐恩曾的秘书。蔡孟坚听了，大惊失色，说：“你怎么不早说，我把电报都已经发到这里边来了。”

而此刻徐恩曾就在办公室，已经看过了电报，正焦急地等待着“同事”的到来。

他竟然是中共卧底！

备受打击的徐恩曾，惊愕地说不出话来。徐恩曾就像是刚从一场噩梦中苏醒过来，直到现在还不能相信这个现实。

此时，有人回来报告钱壮飞不见踪影了。人间蒸发

4月27日，陈赓同样是心急如焚，但最终找到了周恩来。周恩来听到这个消息后，顿时惊呆了。平时不抽烟的周恩来，破例点燃了一支烟。

难度太大了，中央机关数百人不是集中居住的，分散在上海市内几十个住所。最要命的是，顾顺章是负责保卫工作的，很多领导人的住处都是由他安排的。此外，这些机关全部转移后，还得迅速安顿，同时又不能引起任何人的怀疑。而且所有人都必须改名换姓。时间紧迫，难度很大。但为了保全上海党中央，难度再大也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将问题妥善解决！还得必须抢在徐恩曾之前，把整个中共上海的地下组织全部转移。

27日傍晚，南京。徐恩曾知道将上海中共中央一网打尽的计划已经不可能秘密行动了，现在唯一的补救办法就是抢时间，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召集人手，采取行动。如果有所耽搁，一切将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不久，大批军警特务迅速集合，连夜赶往上海。英法两个租界的巡捕房也得到通知，同意与国民党联合行动。

与此同时，身在天津的胡底也收到了李克农发来的电报：“胡底，克潮病笃。”克即李克农，潮即钱壮飞的化名钱潮，病笃就是情况危急，立刻撤离。

28日清晨，上海的大搜捕开始了。大批军警和特务冲进了上海中共秘密机关，但结果却让他们大失所望。因为这一大帮人已经“人间蒸发”了。

红色电台案

1939年深秋的一天，叶剑英正在为寻找新的情报人员犯愁，一个18岁的小姑娘走进了“八路军办事处”。她的出现让叶剑英眼前一亮——就是她了！

这个小姑娘叫黎琳，父亲是川军军长，在四川有一定的社会根基，这次从延安来到重庆，本来是受中央组织部、社会部派遣，利用自己的家庭关系，赴四川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

叶剑英看到黎琳后，决定对她的工作做一下调整——中共西南局要在国民党军统电讯中心设立一个特别支部，派黎琳担任这个支部的书记，由南方局军事组直接领导，单线联系。黎琳坚决服从安排。另外，为了便于工作，不致引起敌人注意，组织上还决定让黎琳以张蔚林“妹妹”的身份作掩护，将名字改为张露萍。并让张蔚林从军统宿舍搬出来，以“兄妹”的名义一起住在牛角沱的两间平房里。为了避免特务盯梢，张露萍和南方局的联系地点也从曾家岩50号周公馆转移到了四德里的一个秘密联络站。张露萍传递情报或者接受任务，就到那里完成。

张露萍小组建立起来之后，工作表现极为出色。他们将军统重庆电讯总台的密码、呼号、波长、图表、电台分布等绝密情报，一一送到了南方局，使党组织很快掌握了军统的许多核心机密。张露萍小组还不断壮大，到1940年时，除张蔚林、冯传庆外又发展了赵力耕、杨洸、陈国柱、王席珍4人为地下党员，这便组成了后来轰动山城的“红色电台案”的“牛角沱七人小组”。

粉碎戴笠阴谋

一天午夜，一个黑影匆匆地走进了张露萍居住的牛角沱。

通过敲门发出的电码声，张露萍知道来人是冯传庆。这么晚了，他跑来干吗？张露萍打开房门，冯传庆气喘吁吁、满头大汗地闪进了屋。张蔚林听到动静后，也急忙从另一间屋子里走了进来。还没等他们开口，冯传庆便从身上掏出了一份电报——戴笠发给胡宗南的一封绝密电报。三人立刻开始破译这封密电，直到天色渐亮时，电文才被译出来——戴笠派遣了一个潜伏小组，携带小型电台混入陕甘宁边区。情报很快通过南方局发到延安，延安立刻捕获了由戴笠亲自派遣潜入延安的特务小组。

这封情报是戴笠亲自发出的，任何人都不知道，没想到这么高级别的情报还是被延安截获了，戴笠又惊又怒。面对一连串的“泄密”事件，戴笠立刻意识到是军统内部出现了内奸。想到这里，他立即将督察室主任刘培初找来，商量对策。两人密商一番后，决定对全局人员进行一次排查，无论是谁，只要形迹可疑，一律先拘捕再审讯。

就是在这几天，张露萍在上街意外遇到了久别的大姐，两人喜不自胜。张露萍碍于身份，编谎说自己在一家公馆当家庭教师，但从大姐口中得知了母亲因中风瘫痪在床。而她的大姐正是来这里为母亲抓药的。张露萍心急如焚，回去后便提出想回成都看望母亲的申请。组织考虑再三，最后同意了她的申请。

然而，就是在这时，张蔚林出事了。小失误导致身份暴露

张蔚林被关了禁闭，原因是收发报机里的一支真空管被烧坏了。本来这事不算什么，但监察科科长肖茂如觉得这事没那么简单，说这是张蔚林有意破坏。实际上这是肖茂如有意整张蔚林，因为两人关系一直不好，想借机报复一下。就这样，张蔚林被送到稽查处关了禁闭。

糟糕的是，张蔚林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以为自己的身份已经败露，所以在禁闭室里越想越害怕，趁着看守不备，便从禁闭室逃了出来，一直跑到了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组织上听完他的汇报后，当即批评他行事太鲁莽。这不过是工作上的一点儿小过失，最多受点儿处分罢了。但因这点儿小事就跑了，反而会出现危险。

事情果然不出所料，戴笠听手下报告后也意识到了里面的问题：一支真空管烧坏了不算什么大错，怎么会吓成这样呢？于是立刻派人四处追寻，同时搜查他的宿舍。结果，一个记录本被搜了出来，里面记录着军统局在各地电台的配置和密码，还有张露萍的笔记及七人小组的名单。

此时，张蔚林听从组织上安排，回来找电讯处副处长董益三承认错误，正好赶上戴笠派人搜捕，被抓了起来。戴笠曾就读于黄埔军校，后结识蒋介石得到重用，便长期从事谍报工作，还曾担任军统局负责人。1946年因飞机事故，不幸身亡，后被追任为陆军中将。

戴笠命人按名单去搜捕其他成员，七人小组完全暴露。正在发报房值班的冯传庆获知身份败露后，迅速从后墙翻过去，逃出了电台大院，跑到了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报信。情况紧急，叶剑英让人将冯传庆化装成商人，连夜送去延安。但冯传庆最终没能逃脱。他刚刚渡江就被等在那里的特务抓住了，落进军统之手。

同时组织还向成都发出紧急电报，通知张露萍就地隐蔽，不要再回重庆。但在成都的张露萍提前接到了“电报”：兄病重，速返渝。由于没有任何征兆，张露萍没有怀疑这封电报。然而她刚一离开，南方局的电报才发过来，仅仅晚了一步。

南方局军事组收到张露萍临行前由成都发来的电报后，知道她中了军统的圈套，紧急派人到车站守候，希望能够抢在敌人前救走她。但还是没能赶得及，张露萍一下火车，就被守在车站的军统特务抓走了。自此，“牛角沱七人小组”全部被捕。坚贞不屈

被捕后的张露萍知道敌人的行动肯定不会就此结束——中二路四德里的秘密联络站就非常危险了，必须想办法通知同志们抓紧撤离。然而现在她和她的战友们都身陷囹圄，还会有谁替他们去送信儿呢？

张露萍很快想到了一个人——稽查处看守所所长毛列。毛列是戴笠的小同乡，但办事有些鲁莽、不知轻重。关键是他对案情背后的真实情况不清楚，以为张蔚林兄妹被捕，就是因为烧坏了一支真空管而已。

张蔚林听了“妹妹”的计划后，立刻让人找来了毛列，在他手心里放了50块钱，说有一件事想请他帮忙，然后递给他一张纸条。毛列没看出什么异样，以为是小事，便乐呵呵地收下了。

第二天，大批特务赶到四德里抓人时，却扑了个空。戴笠得知情况后，非常吃惊，要求彻查中共抢先知道秘密的原因。最终的结果落在了毛列曾送去的一张条子。条上写着：表姐，姑母住院病危，望速去照顾，妹萍。毫无疑问，中共秘密机关人员就是看到这张条子才转移的。戴笠暴跳如雷，也不管什么小同乡了，立即下令处决毛列。

戴笠知道事情出现了重大变故，但还想在张露萍身上做些文章：假装释放张露萍，让她出现在曾家岩附近。张露萍当然明白他们的意图，没有进去，甚至连周公馆都没看一眼。虽然她多么想再看最后一眼。

特务们跟踪、监视了一路，一无所获，只得再次将她抓回看守所。

张露萍被捕后，戴笠亲自主持了对她和张蔚林、冯传庆等七人小组的审讯。戴笠认为这七个人的突破口应该是这个不到20岁的小姑娘，也许只要吓唬吓唬，她就什么都招了。但出乎戴笠意料之外的是，这个他认为最脆弱的环节却是如此坚定——威逼利诱、酷刑拷打，各种办法使尽了，张露萍始终咬紧牙关，坚决不说。

1945年6月下旬，被转移到贵族息烽集中营的张露萍和她的六个战友，被全部杀害。

刺杀中共叛徒白鑫

大革命失败后，白鑫被调到上海中共中央军委任秘书，在周恩来、彭湃等军委领导人身边工作。但没过多久，白鑫就在国民党上海党部情报处处长范争波兄弟的策动下，秘密叛变，出卖了中共中央领导人。

1929年8月24日，中共中央军委领导人秘密开会，却被白鑫引领的国民党军警包围。与会的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珍、张际春等领导人，全部被捕。而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临时因故未参加而幸免。

周恩来等人闻讯惊讶不已，紧急部署对策——准备组织“红队”劫囚车，没有成功。

1929年8月30日，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珍四人被害。

至此，叛徒的无耻行径彻底激怒了革命志士。随后，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发表了《以群众的革命斗争回答反革命的屠杀》的告人民书，发誓严惩叛徒。

自彭湃等人被捕就义后，白鑫就深知中共绝对不会饶过自己，于是在范争波的保护下躲了起来。9月14日，上海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故意放出烟幕弹，声称白鑫已经转移至南京。但中央特科很快就了解到，白鑫此时还没有到南京，仍然留在上海。不过，时间已经不多了，一旦让这个叛徒到了南京，再想处决他就要困难得多。但是，这家伙确实藏得很深，中央特科打探多日，还是没有找到他的藏身之处。

然而就在这时，白鑫突然出现了。白鑫现身

1929年9月下旬，上海威海卫路，白鑫带着一帮人走进了上海达生医院，去找医院的柯达文大夫看病。

原来，自从告密导致彭湃等人被杀后，白鑫就知道中共是决不会放过自己，整天疑神疑鬼，处于极度惊恐之中，不想没几天就被吓出了头疼的毛病。这天来医院，就是因为疼得实在受不了。柯达文大夫果然医术高明，很快就给他确诊了。不过白鑫不知道，眼前这位医术高明的大夫就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真名叫柯麟。但是因为做了亏心事，他谁都不敢相信，看到柯达文下楼取药，害怕会出意外，就带着几名贴身特务悄悄溜掉了。

柯达文并非真的取药，当然是借故去通知中央特科人员。陈赓得知消息后，认为白鑫很可能还会找他看病，现在需要做的就是设法稳住他。果然不出所料，过了几天，头疼病又犯了的白鑫打来电话，请柯达文过去给他看病，只是没有告诉他具体地点，只说到了法租界自然会有人告诉他的。

接到柯达文报告后，周恩来和陈赓决定“放长线钓大鱼”，既要让白鑫的病慢慢减轻，让他更加相信柯达文，同时又不能让他痊愈。

柯达文按约赶到白鑫住处后，发现除了他还有他的老婆和范争波。看过病后，白鑫请柯达文喝了杯咖啡——实际上他和范争波想借此机会，好好观察一下这位名医，看看能不能发现一点儿问题。聊了几句后，白鑫从皮箱里掏出500元递给柯达文。后者很自然地接过，千恩万谢一番，离开了。望着柯达文的背影，白鑫和范争波相视一笑，放心了。

几天之后，白鑫感觉自己的病情似乎减轻不少，于是又先后两次请柯达文前来看病。现在，他显然消除了对柯达文的怀疑。因为他命人用车子将柯达文直接送到法租界霞飞路和蒲石路间的和合坊四弄四十三号——白鑫的藏身之地。白鑫欲逃

现在终于知道了白鑫的藏身之地，下一步就要准确掌握他的动态，另外还要了解这个藏身之处的内部情况。但要真正进到敌人内部，盯准白鑫，还必须另找一个同志。

于是，杨登瀛出场了。杨登瀛原名鲍君甫，因深受陈立夫赏识和器重，被委任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驻上海特派员。但杨登瀛却还有另外一个身份——中共历史上第一个不是党员的特工人员。除了中共高层极个别领导人外，其他人都不知道。

杨登瀛很快就弄清了和合坊四弄四十三号便是范争波的公馆——这个地方布满了国民党特务，日夜保护着公馆中的人。杨登瀛决定亲自到范公馆走一趟。

这天，范公馆来了一位很特殊的客人。范争波赶紧到门口去迎接，不敢怠慢。范争波熟知在上海杨登瀛是陈立夫跟前的大红人，过去想与他接触是没机会的，今天想不到竟亲自登门了。范争波高兴地把他迎进了公馆，说了不少场面话。

当范争波和杨登瀛在客厅闲谈时，白鑫正好下楼散步。杨登瀛假装不认识，向范争波询问他的姓名。范争波也没打算让白鑫回避，于是便为二人做了介绍。

此后，杨登瀛多次到范公馆，成了常客。范争波和白鑫也从来没有怀疑过他，就这样，大家相互熟悉起来。

柯达文的药确实很好，只是这头疼的毛病老是反反复复的，始终不见痊愈。白鑫觉得不能再耽误时间了，得赶紧离开上海，免得夜长梦多，让中共找上门来。在他的不断请求下，国民党方面最终同意了白鑫逃往意大利的申请。当然，这样核心的机密，范争波和白鑫也没有对“好朋友”杨登瀛隐瞒。

白鑫要逃！杨登瀛迅速将情报告诉了陈赓。陈赓得知消息后，决定在白鑫离开上海的当天晚上采取行动，将其击毙。

随后，陈赓来到圣彼德教堂，找到主持牧师董健吾。董健吾于1928年参加中央特科，以牧师身份为掩护，从事中共中央的政治保卫工作。陈赓指示董牧师前往和合坊，侦察周围地形，配合锄奸行动。此时，和合坊早已加强了戒备，里里外外都是国民党特务，甚至弄堂的两头都有站岗的巡逻。但谁也没有注意出现在这里的董健吾牧师。

第二天，一张和合坊一带的详细地图就交到了陈赓手上。深夜惩奸

11月11日夜，上海法租界最繁华的霞飞路上，只有四十三号院里仍然灯光闪烁。11时许，四十三号院后门悄悄开出一道细缝，一个人从里边走了出来。此时，周围异常安静，在确认没有任何危险后，他才向里面招手。大门里很快闪出七个人：白鑫夫妇、范争波兄弟和三个“护驾”特务。

范争波对白鑫说了几句勉励的话，白鑫受宠若惊，连连称是。然后白鑫就朝停在门口的小轿车走去，几名随从提着皮箱紧随其后。

就在白鑫等人快到轿车旁时，突然有人大喊一声：“白鑫，哪里走！”白鑫等人一惊。接着就是两声枪响，一名特务应声倒地。范争波弟弟声嘶力竭地喊道：“有埋伏，快……”但一颗子弹打断了他的话。范争波中枪倒地，身边的保镖还没来得及拔枪反击，已被打死。白鑫吓得魂飞魄散，急忙转身向范公馆里狂奔。但没跑几步，就被一颗子弹击中了头部。白鑫惨叫一声，栽倒在地。

战斗结束了。白鑫、范争波的弟弟和两个特务被打死，范争波和白鑫的老婆则受了重伤。

当巡捕密探听到枪声赶到和合坊时，刺客早已悄然离去，空荡荡的大街上只有几具尸体。

上海法租界与国民党当局惊恐万分：大白天竟然在法租界死了国民党大员！但刺客是谁，却无人所知……

营救失败1929年8月28日，天刚蒙蒙亮，中共特科队员乔装打扮，出现在通往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的路上。他们来此只有一个目的：拦截囚车，营救彭湃等人。当囚车开过，千钧一发之际，队员们手中的勃朗宁手枪却哑火了——由于送来太迟，枪上的油脂未来得及擦干净，以致不能击发。中共特科队员只能无奈改变计划，撤离现场。彭湃等人最终被害。

军统“十八罗汉”追杀汪精卫

1939年1月的香港，车水马龙。戴笠和秘书毛万里全然没心思欣赏这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匆匆穿过大街，向军统香港区区长王新衡的寓所走去。暗杀是国民党军统的强项，自军统组建以来，类似行动几乎没有失过手。但这次与以往任何一次都不一样，因为这次是在国境以外组织行动，情况复杂，不能有丝毫的大意。戴笠当然知道这次行动的危险，不敢造次。他必须在香港建立一个调度指挥中心，昼夜坚守。

戴笠决定马上开展行动，但香港的人手短缺，不足以承担如此重大的任务。戴笠一边开展行动，一边给重庆发电报：要求将陈恭澍迅速从天津调到香港增援。陈恭澍接到电令后丝毫不敢怠慢，即刻乘船赶到了香港。

陈恭澍是军统天津站站长，思维缜密，曾策划过枪杀张敬尧、绑架吉鸿昌等方案，深为戴笠器重。陈恭澍的到来，让戴笠的焦虑减轻了不少。戴笠立刻同陈恭澍、随身警卫王鲁翅等人乘飞机抵达河内。

河内是越南北部重镇，从汪精卫叛逃抵达河内后，国民党就开始密切关注他的动向。戴笠一行不敢有丝毫懈怠，刚到河内便召开紧急会议，部署行动计划。行动人员除陈恭澍外，还有王鲁翅、余乐醒、岑家焯、魏春风、余鉴声、张逢义、唐英杰、郑邦国、陈布云等人，整个行动小组都是办事利索的老牌特工，共18人，被称为“十八罗汉”。追踪高朗街27号

河内一月的天气十分寒冷，但在戴笠亲自督阵下，陈恭澍等人不敢有丝毫大意——顶着寒风，全体出动，四处寻找汪精卫的落脚处。几天后，一个偶然的机会竟发现了汪精卫的住处——高朗街27号。

高朗街位于河内市偏远郊区，平时很少有人光顾。在绿荫丛中，若隐若现有一栋高级住宅，这里便是汪精卫的住所。但从外面看并不显眼。住宅的视野非常开阔——从楼上看外面，可以说一览无遗，很难藏得住什么东西。在人行道和车道之间有一块草坪，正好对着大门。能够选择这里藏身，可见汪精卫也花费了不少心思。

找到汪精卫的落脚点，便可以了解楼内的警卫情况和生活起居。于是陈恭澍等人对这栋楼房实施了24小时全方位的监视。经过观察发现，这栋楼里大概有二十多个人，除了汪精卫夫妇，还有曾仲鸣夫妇、秘书陈国琦和十几名保镖等。

汪精卫行动非常谨慎，当然也是防止受到越南特工的骚扰，所以不但自己足不出户，就连手下也被禁止外出。27号大门一直紧闭着。

陈恭澍等人在河内一边观察监视，做着准备，一边等待制裁令的最终下达。刺汪行动失败后，使本来外逃的汪精卫恼羞成怒。随后，他撰文公布了《国防最高会议记录》，公然泄露国家机密。之后，他被日本人护送回到上海，开始筹建76号特工总部。

就在军统磨刀霍霍的同时，汪精卫的心情也不太好。1939年1月4日，日本近卫内阁辞职，继任的首相平沼骐一郎对“和平运动”不感兴趣。汪精卫感觉自己似乎被抛弃了，就像一名小丑，观众都走完了，自己还在蹦来跳去。他每天躲在房间里，从不外出散步。

而这个时候，汪精卫与蒋介石的关系已经决裂，无法回头了。其实，蒋介石原来对汪精卫还抱有希望，为此还特意派原改组派成员谷正鼎赴河内，游说汪精卫。但汪精卫显然对蒋介石已完全死心。他知道自己走到这一步，已经不可能再回重庆了。谷正鼎只能悻悻地返回重庆复命。

谷正鼎一走，汪精卫明白针对自己的暗杀活动正式开始了。

3月19日，蒋介石终于下达了制裁令。戴笠立即从重庆给河内的陈恭澍发去急电：“立即对汪精卫予以严厉制裁。”陈恭澍接电后，立刻投入到紧张的策划中。很快，下手的时机就来了。两次行动失败

3月20日上午9时，两辆黑色的轿车相继从27号房的院中开出，向80里外的三松山驶去。

陈恭澍等人立即分乘两辆小车紧紧尾随在汪精卫车队的后面，准备半路狙击。四辆小车在公路上飞快地奔驰着。这天的天气很晴朗，特工们很清楚地看到，两辆车上大约坐了9个人——除汪精卫、陈璧君和曾仲鸣外，其余的人都不认识。汪精卫一行也很警觉，很快就发现了有人跟踪。突然，他们加快了车速，企图甩掉后面的跟踪者。但陈恭澍等人跟得很紧。直到车子开到一个商业区的十字路口，遇到了严重的堵车。陈恭澍见此情形，暗叫不好——汪精卫趁着红灯一亮，一下子就窜了出去，摆脱了跟踪。陈恭澍只好再等机会。

第二天下午4时，负责现场监视的魏春风来报告：汪精卫和陈璧君在门外的草坪上，两人的情绪似乎都不好，说着说着就争吵起来，但争吵的内容由于观察距离远没能听清。陈恭澍立即带特工赶往高朗街。可等他们赶到汪精卫寓所外边时，汪精卫夫妇早已离开，草坪上空无一人。

行动再一次失败。

现在事情变得复杂了，两次刺杀行动已经惊动了汪精卫。陈恭澍对此懊恼不已，便和王鲁翅商量一起面见戴笠，要求立刻采取行动，免得又让汪精卫溜掉。戴笠觉得目前也只能采取这个方式了。于是他同意了陈恭澍的计划。高朗街27号的枪声

21日夜11时40分，陈恭澍等人驾车来到汪精卫住所。但在汪精卫寓所附近一个巷道，突然出现了两名越南籍警探，拦住了他们。此时，陈恭澍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些钱塞到他们手里，警探看到钱后，就没再阻拦。到了高朗街27号后门后，陈恭澍便下令手下按既定方案分头行动。

树林中静悄悄的，军统特工们在这潮湿的林中等待着。

27号终于熄灯了，时机已到。王鲁翅、唐英杰率先冲进院子，后面的四名特工按原定计划分向四个方向奔去，余下的几名特工则跟在王、唐二人后面。尽管他们的行动迅速而隐蔽，但还是弄出了声响——厨师何兆听到后，打开门探头向外张望。郑邦国知道被人发现了，对着何兆就是两枪，打中了何兆的左脚，并吼道：“谁再出来，老子的枪可不认人！”而特工也堵住侍卫居住的房门，对他们说：“不许动，谁动就打死谁！”汪精卫的侍卫们见此情形，不敢行动。

而在另一边，王鲁翅已经冲上了三楼，直接转向北屋——汪精卫夫妇就居住在这间屋子里。王鲁翅对着门使劲撞了几下，发现门反锁了。此时唐英杰已经赶了上来，将带来的利斧递了过去。王鲁翅接过斧头将房门劈了个洞，但门还是没打开。王鲁翅用手电一照，看见有一对男女身着睡衣，哆哆嗦嗦地躲在床下。必是汪精卫夫妇！王鲁翅冲唐英杰点了点头。唐英杰便端起冲锋枪，扳动了扳机。那两个人挣扎了几下就不动了。

大功告成！王鲁翅立刻发出了行动成功的信号。众人不敢耽搁，纷纷撤离。

此时，在福特车里的陈恭澍正焦急地等着他们。看到王鲁翅出来后，便驾车飞驰而去。

不久，唐英杰和陈布云先后回来，另外三人则被河内警方逮捕。

凌晨4时50分，就在陈恭澍等人庆幸这次刺杀任务完成之时，军统的内线却传来情报——死者是曾仲鸣，汪精卫安然无恙。陈恭澍一下子从头凉到了脚。

河内枪声宣告了蒋、汪的彻底决裂。从此，汪精卫便死心塌地投靠了日本。

军统刺杀天皇特使案

1940年秋天，就在日本国内以为中国华北的战事已定时，却传来了中共领导的“百团大战”沉重打击华北日军的消息。这个消息大大地震动了日本朝野——日军在这场持续了几个月的战斗中损失惨重。他们本以为最“稳固”的华北地区，竟然还存在着如此强大的军事力量，一时间无法理解。因此，这说明华北的形势完全不是日军当局所描述的那样——当时日本在华北地区的最高军事长官多田峻一直鼓吹自己治下的华北是一片祥和，抗日力量早已消亡。

面对国内的一片责难声，多田峻也坐不住了。后日本天皇权衡再三，最终决定派遣特使前往华北对多田峻进行安抚，以示天皇对他的勉励与信任。

高月保和乘兼悦郎承担了这个使命——两人出身贵族，是日本陆军中的佼佼者。尤其高月保是日军中为数不多的苏联问题专家，是日本国内战略问题讨论会议的代表之一，是对华细菌试验战的五名负责人之一，在对中国作战的指导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两位特使到来后，多田峻不敢怠慢，将二人专门安排在和敬公主府。因为这里与华北驻屯军总部只有一墙之隔，便于保护他们的安全。

两人到北平后，自恃是日本天皇的特使，耀武扬威。他们认为北平早已是日本人的天下，可以为所欲为。然而为了保护他们，日本方面也是绞尽脑汁，除了一路上的警卫，还专门派遣一名警卫骑着自行车跟在后面，以防不测。但正是这样八面威风的出行，为我们的特工人员创造了契机。发现漏洞，策划行动

注意他们的人就是北平的军统特工人员。这两个人的突然出现让军统方面感到有点儿蹊跷——从他们出行的排场看，这两人的身份绝不简单，只是没有想到他们竟然是日本天皇特使。

为了杀一杀日军的嚣张气焰，军统决定刺杀这两名日本军官。

1940年年底，军统北平站站长刘文修接到重庆指令后，立刻着手物色人选。最终，任务交给了北平站里的两名刺杀高手——麻克敌和邱国丰。

刘文修之所以选择这两人，主要是因为他们不仅功夫了得、手段狠辣，而且性格彼此互补：麻克敌胆大，但好大喜功，遇事不够冷静；邱国丰为人谨慎，不喜欢出风头。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相差10岁的麻克敌和邱国丰组成了一队行动搭档，每次任务都完成得非常漂亮。

这两名特使都喜欢早上遛马，而且遛马路线有着一定的规律性。当然这条路线是军警机关林立，防范甚为严密。同时，日军还派遣了警卫人员，骑着自行车随行。

但军统人员认为，即使再严密的防卫，也会有漏洞。经过仔细跟踪，麻克敌、邱国丰很快找到了其中的“漏洞”，那就是北平城皇城根——这一带没有日军据点，只有一个伪警察的巡警阁子，防卫相对松懈；而且这里小巷密布，路线复杂，便于撤退。后刘文修和麻克敌、邱国丰商议决定，将狙击地点放在从隆福寺到皇城根锣鼓巷一带，由麻克敌开枪，邱国丰掩护，行动时间为1940年11月29日上午。刺杀天皇特使

1940年11月29日清晨，寒风凛冽，两位日本天皇特使仍然兴致勃勃地前去遛马。他们按照平常的遛马路线策马驰骋，直奔皇城根一带，不久便把后面骑车的警卫人员甩开了一段路程。他们一路扬扬得意，却不知道正向死神走去。

不久，目标便进入了狙杀范围，麻克敌立刻射击。几声枪响之后，两名天皇特使落马倒地。一时间警笛大作，现场一片混乱。

刺杀得手后，麻克敌立刻往伪警察方向跑——这些伪警察一向欺软怕硬，在这种情况下更不可能拼命。他们躲在墙根下胡乱放了几枪，喊了几声“抓刺客”便没有行动了。很快，保卫天皇特使的骑车警卫也赶到了。他们一看到倒在地上的两位特使，一下子就慌了，不知所措。而麻克敌与邱国丰趁乱冲出重围，穿过南锣古巷，顺利离开了现场。

事后，他们得知高月保当场死亡，乘兼悦郎经过抢救，才保住了一条性命。

日本华北驻屯军总司令多田峻得知消息后，又惊又怕——本来请特使来华北视察，就是希望借此平息国内的反对声音，却没想到他们刚到北平不久就遭到刺杀，而且还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这样的北平哪有安全可言？该如何向国人交代？多田峻想到这儿，惊出了一身冷汗。但是当下要做的还是全力破案。

一时间北平城全城禁闭，日军开始挨家挨户搜查凶手。然而，日军由于没有掌握真实的情况，始终不得破案要领。因此，案情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丝毫进展。他们不断讯问现场的目击者，但几乎没有一个人能描述出刺客形貌特征。因为当时的局面太混乱了，没有人去注意“行凶者”的容貌。最后日本人折腾了好长一段时间，连特高课、宪兵队都出动了，还是没能抓到行刺特使的凶手。上司叛变

看着日军每天没头没脑地四处抓捕，麻克敌开始逐渐放松下来。

不久，军统局本部的嘉奖令也下来了，这给了麻克敌很大的鼓舞，决定与邱国丰再次出手，刺杀华北准备银行总裁汪时璟——汪时璟于1938年投靠日本，沦为汉奸；地下工作人员曾对他进行过一次刺杀，但是没有成功。

一个晚上，麻克敌与邱国丰趁着夜色前往汪时璟家中行刺。但翻墙时被人发现。二人不得不取消计划，向回撤退。但撤退时，突然走散。邱国丰一边后退一边口喊：“老麻、老麻。”最终两人会合，一边开枪还击，一边趁着夜色逃跑了。

事后，日本人通过对现场留下的子弹壳进行检查，发现与击毙高月保的子弹是一样的。就此可以断定两起案子的凶手应是相同的人。同时又有人反映其中一名刺客口喊“老麻、老麻”，便认为是麻子干的。于是，随后的时间北平城内便上演了一出全城抓捕麻子的闹剧。

军统北平站站长刘文修此后十分谨慎，深居简出，同时严令部下低调行事，切勿暴露身份。过了一段时间，北平各大报纸突然刊载了一则爆炸性消息，说狙击日军将校的案子已经告破，凶手是一个名叫马元凯的江洋大盗。他被抓以后，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

军统看到消息后，长出一口气，认为这下安全了。不久，军统北平站的站长刘文修便开始活动起来。但是他不晓得危机已经悄悄地来到了他的身边。

一天，刘文修刚刚在街头露面，便被已投降日本的原军统天津站站长裴级三逮捕了。

刘文修被捕后经不起严刑拷打，便交代了事情的真相。最后，军统北平站成员全部被出卖，当然也包括麻克敌和邱国丰。不久，所有参与刺杀天皇特使案的军统特工人员陆续被捕。其中，参与刺杀行动的麻克敌和邱国丰，以及军统华北区区长薄有凌、军统华北区第一情报组组长张清江，被日军判处死刑。至此，军统北平站人员损失大半。

江洋大盗马元凯就在军警四处捉拿刺客之际，江洋大盗马元凯在兵马司胡同持枪抢劫被抓获。令人意外的是，马元凯很快供认他就是刺杀两位日本天皇特使的凶手。但日本人不相信。日本华北特务机关长茂川判断，凶手不可能是马元凯，而应该是军统。茂川决定假戏真做，将马元凯伏法作为诱饵，以此引诱出隐藏在暗处的军统特工。后来，军统北平站果然放松了警惕，导致全军覆没。

中西功冒险获取日军情报

1941年10月，中西功刚刚接到上海中共地下党组织转来的苏联指令，正准备展开行动，却收到了一封来自日本的电报：向西去。落款为中西功曾用过的笔名“白川次郎”。中西功很快就猜出，这应该是尾崎秀实的人发出的。电报内容并不难理解，看来东京发生了变故，中西功有可能已经暴露，需要立即向中共根据地撤离。

但中西功还不想马上撤离。因为到目前为止，他的情报搜集工作还没正式展开。另外，他领导的这个情报网就藏身在日本间谍机构的内部，重要而又危险——它为延安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存在的每一天都意味着胜利。

此时，如果自己转移，立刻就会让东京方面发现，这样自己多年的心血就将毁于一旦。中西功决定留下，一方面竭尽全力完成任务，一方面拖延情报网覆灭的时间，为延安提供更多的情报。

1941年10月底，中西功从上海日清码头出发，坐船直奔东京。这次去的主要目的，一是设法拿到日军发动“南进”战争的具体时间，二是搞清楚“白川次郎”发出“向西去”的电报的具体缘由。此外，他判断尾崎秀实有可能遇上了麻烦，但麻烦具体是什么？影响有多大？他无从知晓。他想到了东京后，一问尾崎秀实便知道了。但他不知道的是，尾崎秀实已经被捕半个月了。而且尾崎秀实不仅供出了佐尔格和他本人的各种活动情况，还提到了上海东亚同文书院，要知道这个地方与中西功和西川龙夫都有密切的联系。惊险的“投石问路”

到达东京后，中西功找了个小旅馆住下，然后给尾崎秀实打电话，打了好久才打通。他告诉对方自己是来找水野成的。等和“水野成”通完电话后，他暗叫不妙——他俩每次通话时都会互问一句：难道听不出我的声音吗？而这次对方没有任何回应。这说明听话的人根本就不是水野成，也不是他的家人。那么，对方是什么人？难道水野成也出了意外？中西功想了想，急中生智，谎称自己是水野成的叔父彦三，便挂了电话。

过了一会儿，中西功又给洪津良胜打了电话。结果也是陌生人接的电话，还说洪津良胜现在警视厅。中西功彻底明白了：这些接电话的人一定是警视厅留在那儿的警察，他们在等待自投罗网的人。看来，白川次郎发警报确实是事出有因，情况危急。但是延安的任务还是必须完成，不能耽搁。

中西功苦苦思索：海军部里没有熟人，总参谋部倒有可能找到些机会，不过以自己的身份，显然不合适。最后，中西功决定去军报道部碰碰运气，因为他认识那里的一名记者——佐藤癸二，从他口里也许能探得一点儿消息。

实际上中西功身边存在着很大的危险，因为他疏忽了自己刚才打的几个电话。他找的这个水野成，曾是他在东亚同文书院读书时的同班同学。他们曾因为反战，被领事警察逮捕拘留过——水野成后来被同文书院开除，中西功被停学一年。而且水野成的这段历史已经被特高课记录在案。这时，如果特高课警觉一点儿，便会知道水野成根本没有一个叫“彦三郎”的叔父；再把水野成过去的好友们排查一遍，那中西功就在劫难逃，哪里还有机会让他在东京到处探听帝国的机密呢？

但幸运的是，留守的特工们没有把那个电话当回事。因为他们的头儿正在倾听佐尔格的供词，腾不出时间关照那些张网等鱼的特工们。一个陌生的示警电话

第二天，中西功到军报道部找佐藤癸二，却被告知他去了台湾。事情真是太不顺利了，万般无奈下，中西功决定暂时在报道部待着。

他留在这里是正确的，因为这里到处都是消息——记者们高谈阔论、相互交流，很容易打探到一些外界不知道的内幕。其中有一条就是说日本陆军在中国大连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是准备对苏联开战。中西功心里想：这场演习是在大连进行的滩头登陆演习。进攻苏联还需要演习滩头登陆吗？这个疑问让中西功立刻做出了判断：日军这次大演习只是个幌子，其战略意图极有可能是要南下。

那么南下的时间是何时呢？这便成了重中之重。但是开战的日期和地点可不是一般机关和人员所能知道的——正在进行的内阁和大本营的联席会议保密级别很高，连军报道部的采编主任都不得入场。

怎么办？中西功心里倍感焦急，但目前只能回到旅店，再择机获取信息。

回到旅店时，店主走过来对他说：“有人给你来过一个电话，说要你到西边去。”中西功听了，心里暗吃一惊。这应该是某个不知名的朋友在向他示意，中西功立刻又去了一趟军报道部。不过很遗憾，他看到的人都没有一个主动过来跟他打招呼的，哪怕暗示也好。看来，他只能寄希望于电话再次打来。

第二天，中西功哪儿也没有去，几乎是寸步不离地待在房间里，守着电话。但令人失望的是，电话声一直没有响起。中西功一直在寻思怎样才能弄到他所需要的情报，就这样辗转反侧地过了一夜。踏破铁鞋无觅处

中西功决定去看望一下佐山伊之助——他过去的一位同学，在银座经营一个小书店。在闲聊时，佐山说起他有个姐夫，现在军部担任通讯参谋，管收发电报。中西功心想：这可是个能接触到秘密情报的人物啊！不觉地心中暗喜，决定在佐山好好做做文章。于是，他以帮助佐山在上海开店的名义，让他找姐夫打听一下开战的时间，说这样他们就可以在开战前一起到上海走一趟。佐山心动了，觉得中西功的话很有道理，于是答应了他的要求。但过了些日子，佐山沮丧地告诉中西功，说他姐夫不肯告诉他，怕事情走漏出去，被苏联间谍知道了。

中西功很失望，从佐山书店走出后，在回旅店的路上又碰见了一个人——军部报道部记者佐藤癸二！

佐藤癸二刚从台湾回到东京，脸色黝黑，胡子拉碴。中西功赶紧上前把他拉进路边酒店，向他打听台湾的情况。佐藤先是愣了一下，后来才想到了这位朋友，就放下戒心，说了很多绝密情况，包括日美之间进行的谈判截止日期、日军内部对日美谈判没有信心、海军舰艇已经在濑户内海集结等。“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此时，中西功深感此话的含义。佐藤提到的事情让中西功喜出望外。但还需要核对一下。中西功估计，在他逗留东京期间，“满铁”收到的“编内参考”里肯定有这方面的消息。

随后，中西功立刻返回上海。正如他所料，资料研究室确实有许多他预计的文件资料。且恰在这时，南京西里龙夫的密信也完全证实了这一情报：关东军留20万防苏，其余全部南调；海军集结作战海域；11月下旬舰艇启动，航向东南。

中西功立即向延安通报：日军即将南进，日美谈判将于11月30日截止，不再拖延，结合日本海军舰艇航行时间，日军发起南进作战的时间将为12月8日。

中西功小组中西功通过关系给特高课设置了种种障碍，加之佐尔格的刻意掩护，直到1942年6月，中西功小组才被破获。不仅中西功坚守岗位，他的战友们，无论是日本人西里龙夫、尾崎庄太郎，还是中国人李得森、程和光，没有一个人离开、叛变，他们足足坚持了8个月。就在被捕的前一天，西里龙夫还发出了日军进攻中途岛的绝密情报。

胡宗南身边的“中共小组”

1943年7月4日，西安，胡宗南看着朱德的来电，心里吃惊不小。

前不久，为了实现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苏联决定解散共产国际。蒋介石想趁机解决国内的中共问题，下令不允许公开评论。而朱德的电报里却出现了“中央将乘共产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剿共”的字样。这可是绝密情报，只有胡宗南及身边的相关人员才知道，延安是怎么知道的呢？胡宗南阴沉着脸扫视了一眼办公室内的人。

侍从副官熊向晖也认为身边可能混进了共产党的人，完全有必要好好查一查，然后给蒋介石一个交代。他接着建议胡宗南指定专人，将西安参战部队知道这一秘密的人员列出名单，当然也包括自己在内，秘密审查一番。

当晚，胡宗南召集参谋长等有关人员开会。会上，胡宗南对泄密一事只字未提，只是提了“这仗打不打”的问题。与会人员各抒己见——有人主张照打，有人主张暂缓。等大家说得差不多时，胡宗南才慢慢地总结了一下——既然中共已经知道这件事，那这个行动就没多大的意义了；这样也免得给共产党留下口实，损害了蒋介石的声誉，弄不好再导致美国转而支持共产党。众人听后，自然没有异议。

会后，参照熊向晖的意见，胡宗南向蒋介石发了请示电报。

7月7日，蒋介石回复电胡宗南：同意罢兵。

随后，胡宗南的部队奉命撤回，恢复了原来的态势。不过，对内部泄密事件的清查行动并未停止，而且很快就有了结果：有人不顾禁令，竟然集会要求中共趁共产国际解散之机解散。胡宗南听后大骂：“浑蛋！蠢猪！坏了大事！”于是下令刘大军将这两起泄密事件的领头人抓起来，送到西安劳动营关押。

此时，其他人的嫌疑就此解除。大家都长出了一口气。“闲棋冷子”的威力

胡宗南万万没有想到，劳动营里的那两人是替死鬼，真正泄密的是他的侍从副官熊向晖。熊向晖的真实身份是中共地下情报人员，抗战初期就被周恩来当作“闲棋冷子”安插在了胡宗南的身边。因为多次关键时刻发出情报，他和陈忠经、申健，被周恩来称为“后三杰”。有趣的是，在西安期间，三人之间没有直接的组织关系，他们也都不知道另外两个人的党员身份。

熊向晖原本是要深度潜伏的，但在1940年被“唤醒”了。当时，随着抗战中期国共两党关系的变化，手握重兵包围着陕甘宁边区的胡宗南虎视眈眈，成为了延安的最大威胁。

1940年冬，国民党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坐镇西安的胡宗南更是蠢蠢欲动，随时威胁着延安的安全。面对复杂的形势，中央社会部派遣王石坚到西安主持情报工作。熊向晖、申健、陈忠经的地下情报工作就此正式展开。

正是熊向晖等人及时发来的情报，使得1943年夏国民党准备再次闪击延安的阴谋破产。事后胡宗南密令追查泄密者，结果只是抓到了两个替死鬼，却从未怀疑过自己身边的熊向晖。

抗战结束后，内战一触即发。熊向晖等人的作用更大了，屡次将国民党胡宗南部进攻延安其他解放区的行动计划通报给延安，使得延安每次都能掌握先机，巧妙躲避。

1946年4月11日，蒋介石命令胡宗南用5天时间围歼中原解放军李先念部。但这一情报很快被熊向晖通过王石坚传递给了中共中央和周恩来。周恩来立即向马歇尔、徐永昌揭露了这一阴谋，因此，国民党的阴谋被迫暂时中止。

一个月后，熊向晖又将5月18日胡宗南再次闪击延安的行动计划迅速传给了王石坚。过了几天，熊向晖再次告诉王石坚，蒋介石命令胡宗南“暂缓”。9月，蒋介石在西安主持召开了北方各战区将领会议，有关会议的情况和胡宗南部队的动向及实力等情况，熊向晖都通过王石坚向延安作了报告，使中央及时掌握了国民党在北方地区的军事部署。意外的收获

胡宗南在国民党军中一向有爱才的美誉。抗战胜利后，他决定资助手下的优秀青年出国深造，而熊向晖就是其中之一。可见胡宗南对他的器重与赏识。在抗战后期完成了学业的陈忠经和申健两人，顺利地拿到了美国大学的入学通知书。但熊向晖跟他们不一样，他还没有完成学业，尚未取得正式的大学文凭，出国之事也因此耽搁下来。胡宗南曾就读于黄埔军校，是蒋介石最器重的军事将领。他随蒋介石参加了诸多重要战役。抗日战争时期，转战西北，统领几十万重兵，有“西北王”的称号。

1947年1月初，熊向晖与谌筱华完婚。3月初，当他抵达上海港准备上船时，忽然被一群军统特务截住，说胡宗南有急事要他回南京。熊向晖以为身份暴露，匆匆回家与妻子告别。

3月2日上午，熊向晖到了南京，才明白胡宗南是让他来拟订攻占延安后的“施政纲领”。胡宗南将他带到参谋长盛文的房间里，顺手递给他一个公文包，要他根据公文包里的文件，画一份草图，中午就完成。而且还要给蒋介石审阅。临走时，他一再嘱咐熊向晖务必锁好门，不要放任何人进来。熊向晖当然点头照办。公文包里面装着两份绝密文件，一是蒋介石核准的攻打延安方案，一是陕北共产党兵力配置情况。熊向晖赶紧抄写了一份，藏在身上。

中午，胡宗南回来，看完熊向晖画的草图，很满意。他照例做了几处改动，就直接交给刘大军秘密印好，等进攻开始时再散发。

晚上，熊向晖乘胡宗南外出之机，反锁房门，将方案全记下后，就把抄件烧毁，丢进抽水马桶冲掉了。后来，熊向晖又去找了盛文“聊天”，从中得到了更多的内容。

次日上午，熊向晖随胡宗南坐专机回到西安。当晚，熊向晖到王石坚家，详细汇报了胡宗南进攻延安的作战计划，包括胡宗南密切关注新华社及延安广播电台播发的有关陕北战事的消息和评论等。熊向晖还告诉王石坚，胡宗南为了保密，决定作战命令到部队集结完毕后再下达。

3月7日，熊向晖又找王石坚，告诉他蒋介石密电胡宗南，进攻日期推迟了3天，原因是美军驻延安军事观察组还没有撤出来。但迅速夺取延安的准备工作和作战行动一点儿都没有耽搁。王石坚迅速将熊向晖的情报电告了延安。延安得到了这些绝密情报，从而得以从容不迫地实施转移。冒险送情报

1947年3月10日晚，胡宗南开会，下达作战命令。他命令各部队于3月13日晚6时前抵达各个攻击位置，14日拂晓进行攻击。然后就行军作战注意事项又做了具体布置。下达作战命令之后，胡宗南催促联勤总部和陕西省政府，要他们务必解决供粮这些棘手问题。与此同时，胡宗南组织美国最新侦测电台方向的设备及操作人员，连日侦测共区，很快就判定了中共首脑部所在位置。

这些情况非常重要，但已经来不及去见王石坚了，又没有其他的联络办法，熊向晖只好将情报内容写在纸上，放入信封，上写王石坚代收。又写了一封给潘裕然的信，请他别拆附信，迅速将它转交给收信人。然后一并装进第一战区司令部长官的专用信封，封好后，上写西安西大街“研究书店”潘裕然经理亲收。“研究书店”的后台是陈忠经。虽然不清楚潘裕然的真实身份，但熊向晖知道他诚实可靠。因为他的父亲潘家洵是北大教授，与陕西省主席祝绍周的关系非常亲密。

胡宗南的机要交通员接到熊向晖交办的事后，二话没说，立即执行任务。因为他知道熊向晖是胡宗南跟前的大红人，但想不到的是自己正在给共产党传递情报。

就这样，延安又掌握了胡宗南的动态，最终导致胡宗南攻打延安失败。

民国第一刺客王亚樵之死

1935年11月，南京湖南路中央党部礼堂，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正在这里召开，各新闻机构都派出了诸多记者前去采访。上午，与会人员参加完开幕式后，准备在会议厅门前集体合影留念。但蒋介石不知因为什么事，久久未露面。此时，会议厅里议论声一片。无奈之下，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只好牵头，带领着全体委员拍照。

就在这时，一名记者突然从大衣口袋里抽出一支六弹左轮手枪，一边高呼：“严惩国贼，诛杀汉奸！”一边向汪精卫连开三枪。汪精卫立刻倒在血泊中。场内秩序顿时大乱，只有少数几人保持着镇静。中委张继拦腰抱住刺客，张学良将他手中的枪踢落。汪精卫的侍卫举起手枪，对这名记者连开数枪。记者中弹倒地。

场内秩序渐渐稳定下来，蒋介石也惊慌地从楼上跑下来。他的这个举动立刻引起了许多人的怀疑——蒋介石与汪精卫的矛盾由来已久，而且也是人所共知，这次会不会是蒋介石暗中指使人干的呢？果然，汪精卫的夫人陈璧君一看到蒋介石，就用力地抓住他的手，质问他为什么照相时只有他不在场，并说这分明是他派来的杀手。蒋介石非常生气，但这种场合又不便解释，于是命令侍卫赶紧将汪精卫和那名刺客送医院抢救。最终，汪精卫保住了一条命，而那名刺客却没能抢救过来。

汪精卫的被刺在全国引起轩然大波。冯玉祥、李宗仁等各派领袖纷纷质问、指责蒋介石，要他给全国人民一个明确的交代。而陈璧君更是缠着蒋介石大哭大闹，一副誓不罢休的样子。其实，蒋介石是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

蒋介石把军政有关人员及特务头子招来，命令他们要多调配得力人员参与侦破此案；要不惜一切代价，早日破案，澄清视听。戴笠亲自出马

戴笠很快就分析出，这次枪杀案的主要目标实际上是蒋介石。正是由于蒋介石迟迟不到现场，刺客在万般无奈之下，才将汪精卫当成“替罪羊”。那么这名刺客会是什么身份？

刺杀蒋介石的自然是他的死对头。但在他的那些死对头中，应该将中共排除掉，因为中共一向反对恐怖暗杀。那么剩下的最大可能就是那些始终不肯消停的反蒋派了。而在反蒋派中，谁又有这么大的胆量、技术、谋略和手段？随后，戴笠想到了王亚樵，除了他之外，恐怕找不到第二人。王亚樵刺杀蒋介石已经不是一次了——1931年夏，庐山太乙村附近的竹林里，如果不是因为距离太远，蒋介石早已成为王亚樵的枪下亡魂了。

于是，戴笠一开始就把破案的重心放在了王亚樵身上。旧上海的“羊角车”王亚樵创立的“斧头帮”，威名一时，曾让无数汉奸、卖国贼闻风丧胆、噤若寒蝉。但其“斧头帮”的成员大多都是来自推羊角车的苦力和拉黄包车的车夫。这也是这个“铁血锄奸团”的动力和根源。

戴笠调查后得知，刺客名叫孙凤鸣，是以晨光通讯社记者的身份进入会场的。这说明晨光通讯社肯定有问题，戴笠立刻命人调查这家通讯社。在调查过程中，他们抓到了一个嫌疑人。这个人是南京钟山中学校长李怀诚——李怀诚最开始什么都不肯说，但军统刑讯室的几样刑具上来后，他就扛不住了，供出了晨光通讯社社长“胡云卿”。戴笠进一步调查发现，这个胡云卿的真实身份是华克之——华克之是王亚樵的得力助手。因此，这次刺杀行动华克之肯定是受王亚樵指派担任行动的指挥者。随后，戴笠派人抓捕华克之。当然，华克之早已不知所踪。

又是王亚樵！蒋介石大为恼怒，立刻给戴笠下了死命令：即刻捉拿王亚樵，生要见人，死要见尸！还对王亚樵的悬赏金额从10万元提高到了100万元。他又警告戴笠：“我知道你和王亚樵的关系，如果这次再让王亚樵漏网，你就不要来见我了！”

这次可以说是逼到死角了。戴笠猜蒋介石可能已经知道，前几年自己捉拿王亚樵没有完全下狠心。戴笠对王亚樵确实心存一点儿幻想——要是他能为自己所用，那有多好啊！但现在已经到了这个份儿上，没有退路了。戴笠惶恐地离开蒋介石的办公室后，决定这次亲自出马，不论付出多大的代价，也要抓住王亚樵，最好是直接干掉他。香港秘密抓捕

王亚樵这个时候躲藏在香港，而戴笠也得到了这样的情报。经过一番周密筹划和精心准备，他亲自带领几十名骨干分子，秘密奔赴香港。

但他的行动还是没能瞒过王亚樵和反蒋派人物的眼睛。戴笠一伙刚在香港一落脚，就被等候多时的香港警方拘捕了。戴笠没想到生平第一次到香港就遇到这等晦气的事，气愤不已，只好亮明身份。香港警方知道他是国民党军统局局长后，便释放了他。随后，戴笠要求香港警方将王亚樵等人由他们抓捕归案，但被香港警方拒绝了。

蒋介石催得越来越急。就在戴笠急得团团转的时候，手下人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既然香港警方认为他是政治犯，那我们就说王亚樵等人刺杀汪精卫是私人恩怨，没有任何政治意图。

经过协商，英国政府最终同意了。随后电令香港当局协助国民政府，将王亚樵及其同伙逮捕归案。不过，香港警方也不愿意得罪在港的地方派，事先通知了王亚樵尽快离港。

正当王亚樵走投无路之时，李济深来信请王亚樵去广西梧州他的老家暂居。王亚樵心想，从目前的形势来看，广西是比较安全的。王亚樵打定主意，于1936年2月，带着手下及家眷到达了广西梧州。王亚樵之死

王亚樵又消失了，戴笠回去自然又挨了蒋介石的一顿骂。蒋介石严令他必须找到王亚樵的新藏身之地。戴笠的压力可想而知，整天急得团团转。有一天，他想出了一个办法。

原来，王亚樵的一名重要部下余立奎就在监狱里。他是因为参与刺汪，因李怀诚的出卖而被捕的。余立奎倒是条硬汉，酷刑用尽也不肯吐露有关王亚樵的一个字。但他在香港有一个小妾叫婉君。两人共同生活多年，对王亚樵及其他重要部下十分熟悉。戴笠决定从婉君这里入手，通过她找到王亚樵的藏身之处。

军统很快就找到了婉君，声称蒋介石找王亚樵，是想给他荣华富贵。几句“好话”以后，她便信以为真了。她心想王亚樵和余立奎真的都能当上国民党的大官，就不用整天提心吊胆的，游荡江湖了。稍加犹豫之后，她就答应帮忙寻找王亚樵的最新落脚之处。

戴笠听到汇报后大喜，为稳住婉君，亲自赴香港同婉君相见，一见面就给了她一大笔钱，并承诺事成之后还有一笔同样数目的钱给她。婉君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钱，又听戴笠信誓旦旦地说自己确是一番好意。就不再怀疑面前的这伙人了。果然，三天没过，婉君就打听到了王亚樵的行踪。戴笠知道消息后异常兴奋，马上策划了一个捕杀王亚樵的秘密方案。

婉君在得知王亚樵藏身广西梧州后，便悄悄从香港赶到梧州，找到王亚樵，声称在香港生活困难，想来梧州居住。王亚樵没有怀疑，就让她留了下来。

1936年10月20日晚，王亚樵只身一人来到婉君的住处。他刚走到楼梯，就被躲在暗处的特工猛然撒来的石灰迷住了眼睛。他头脑很清醒，随即举枪还击。但在众多军统人员面前，那只能是无力的还击。最后，王亚樵身中5枪，被刺3刀。一代枭雄就此含恨而逝。

重庆村17号主人

1940年初夏，重庆。夜幕降临，德国驻华大使馆内热闹非凡。这里正举办一个欢迎德国军官的酒会。今天的酒会气氛不同以往，宾主把盏碰杯之间，脸上都带着一副无法掩饰的喜气之情。

此时，酒会渐入佳境，一个高大的身影出现在众人的视线之中——一副欧美绅士的派头，举止潇洒、谈吐豪放、落落大方。当时重庆上层社交圈都盛传这个人身上好像有磁石，张口就能把人抓住，非常有魅力。众人纷纷过来跟这位中年人打招呼。他就是阎宝航，少帅张学良将军的终生挚友，蒋介石、宋美龄身边的红人，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委员。

阎宝航轻松地与重庆上层的达官贵人应酬着。但今天的情形有点儿怪，重庆好久没有这样高兴过了，还有那些德国人，来得也莫名其妙。这时，于右任走了过来，两人寒暄了几句，阎宝航就好奇地问：“为什么大家这么高兴？”于右任凑到他耳边，说：“德国马上就要进攻苏联了，大概在6月20日前后。”

1941年前后，希特勒制订了进攻苏联的计划，为使日本在苏联远东地区与德国的进攻形成夹击之势，就必须拉拢国民党集团脱离美、英、苏的影响，使日本从中国战场上腾出手，后来德国方面将此计划明确地告诉中国国民政府驻德武官桂永清。桂永清的密报让国民政府倍感振奋。如此一来，日本有可能北上进攻苏联远东地区，中国共产党军队也会在苏联要求下，向华北转移，牵制日军。这样国民党军队可趁机控制黄河以南的日占区，然后腾出手消灭共产党。

阎宝航点了点头，不动声色地走近孙科。孙科给出了他肯定的回复，并捎带说了句：“是委员长亲自告诉我的。”后来阎宝航因为身体不舒服，提前离开了酒会。

当晚，整个欧洲战场的最高机密，就这样在战争爆发前夕传到了延安。重庆17号

阎宝航离开后不久，延安就得到了情报，这已经说明了一切。没错，这位重庆高层无比信任的阎宝航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中共秘密党员。他于1937年9月由周恩来、刘澜波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不与地方党组织发生关系，只与周恩来单线联系，很少有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1940年，共产国际需要在中国设立情报站。受中共中央指派，阎宝航在重庆秘密组建了情报小组，任务的重点就是搜集国际情报。这个情报小组的秘密联络地点选在了重庆村17号阎家老店。

重庆村不是一个普通的村落，这里聚集了国民党当时众多上层人物和重要机关。这里共有17栋楼房，阎宝航一家所居住的17号是最靠边上的一栋三层楼房。阎宝航之所以选择这里，主要是考虑到它的安全性。

1941年年底，阎宝航大女儿阎明诗因病从延安回到重庆，其实她重要的目的是协助阎宝航搜集情报。同时，阎宝航又在重庆郊外的北碚设立了一座工作电台和一座备用电台，从而与苏联驻华使馆武官罗申直接联络。

在这个不足十个人的严密组织中，其妻高素桐也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她一边操持阎家老店的日常经营，一边不动声色地掩护着家中所进行的所有秘密活动。

1942年夏，一个与阎宝航接触频繁的地下党员突然被捕，这对他们来说，是个非常糟糕的消息。因为被捕的这个人恰恰知道重庆村17号主人的真实身份。营救徐仲航

1942年秋的一个晚上，重庆某个路口。一个中年男人在夜色中匆匆走来，目的地就是前面一百米左右的重庆村17号。但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在还没有到达的时候他突然被人逮捕了，他就是徐仲航——掩护身份是国民党官方出版社正中书局的管理处处长。在接下来的两三天内，孙复启和李羽军也先后被捕。

徐仲航等人被捕后，被关进了渣滓洞。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他们遭到了严刑拷打，各种残酷的刑具轮番落在了他们身上。在酷刑之下，孙复启很快就自首了。但好在他知道得并不多。而有着坚定信念的李羽军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但他始终没有出卖任何人和任何情报。

特务们非常懊恼，于是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到了徐仲航身上，一定要从他嘴里挖出些什么。

作为东总地下党党组成员之一，徐仲航知道很多秘密，尤其是重庆村17号。所以他一旦叛变，阎宝航的情报小组就会被立即摧毁。

阎宝航得知消息后，陷入了巨大的矛盾和焦虑之中。按常理说，他们应该立即撤离重庆。但这样一来，情报小组就不复存在了。经过长时间的思想斗争，阎宝航决定坚持到底——对徐仲航保持信心，设法把他营救出来。

但营救的第一步是要确认徐仲航是否已经叛变。阎宝航找到了老熟人——原张学良将军秘书王化一。王化一当时任军统少将，是军统东北地区的主要负责人之一。阎宝航告诉王化一，他和徐仲航是多年朋友，不相信他会是那边的人，所以托王化一帮忙打听一下徐仲航在监狱里的情况，好通知他的家人前去探监。并不知道阎宝航真实身份的王化一很爽快地答应了。

时间一天天过去，酷刑几乎用尽，但负责审讯徐仲航的特务仍然一无所获。正当他们气急败坏、准备把他拉出去枪毙的时候，突然接到了戴笠的命令：放人。

原来是经王化一打听，阎宝航知道了徐仲航没有叛变，在狱中表现得坚贞不屈。于是他找到了在国民党内部有极高影响力的李济深，极力请求他把自己多年的好友救出来。李济深同意后就拨通了军统局局长戴笠的电话。最终，徐仲航被保释出来。上了国民党特务名单

阎宝航的活动尽管进行严密，还是引起了军统的警觉。虽然他们始终没有找到证据，但也隐隐地感觉到眼前这个中年男子有可能是共产党的人。因而对他一步步地监视起来。中统头目康泽就曾公开警告过阎宝航不要和共产党接近，国民党社会部部长谷正纲在一次会议上也直言不讳地说：“阎宝航这个人不是共产党，也是被共产党利用了。”

随后的日子里，在重庆村17号住宅附近，经常有便衣特务游荡，家里也常有人莫名其妙地闯进来，四处张望。有一回，阎宝航正在家里和几位同志开会，突然有3名穿警察制服的人闯了进来，声称是来抓赌的。阎宝航不动声色，很镇静地从身上拿出一张名片交给他们。来人接过一看，是他们戴老板的名片，于是只好毕恭毕敬地退了出去。

国民党虽然手里没有确凿的证据，却从未就此罢手，甚至想通过暗杀置阎宝航于死地。军统总务处处长沈醉都已经制订了暗杀阎宝航的计划，计划也送到戴笠的办公桌上，只等他最后批准。

在这个紧要关头的时候，宋美龄得知情况后立即发话：“阎宝航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他怎么会是坏人呢？你们不能动他。”戴笠最终没有批准暗杀阎宝航的计划，但也没有就此放松对他的怀疑与监视。

有一天，阎宝航很意外地接到了重庆卫戍司令部的电话——刘峙约他到司令部见面。一下车，阎宝航就感到势头不对，门口站满了荷枪实弹的士兵。等到了刘峙的办公室，身后还站了两个虎视眈眈的卫兵。

一见面，刘峙更是咄咄逼人。原来，他是想拿阎宝航在延安的子女做些文章。听到这里，阎宝航倒是放心了，从容地回答了他——人各有志，做父母的也管不住他们。刘峙本想以此逼阎宝航就范，但没有非常有力的证据，最后只好把他放了。

阎宝航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危机四伏、随时都有暴露并被逮捕危险的环境里。但他就是这样渡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一次又一次将重要情报送到了延安。

专题 美国中央情报局

美国中央情报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简称CIA），美国最大的情报、间谍和反间谍机构，总部设在维吉尼亚州的兰利。美国中央情报局是美国情报体系中，唯一一个独立的情报部门。由四个主要组成部分：管理处、行动处、科技处、情报处。情报技术人员多具有较高学历，或是某些领域的专家。该机构的组织、人员、经费和活动严格保密，即使国会也不能过问。中央情报局的诞生

罗斯福上台后，对当时美国情报机构的现状非常不满。

1939年，罗斯福总统发布秘密指示：将全部谍报工作、反谍报工作和对敌破坏工作交给联邦调查局和陆、海军情报部。

1941年6月，面对德国对苏联开战的紧张形势，罗斯福决定迅速成立美国情报协调局，并任命威廉·约瑟夫·多诺万为局长。

1941年7月，多诺万筹集了40多万美元的钱款，便开始在白宫附近的几间破大楼里工作。他们工作的内容主要是关于谍报的秘密行动。

随后，多诺万逐渐扩大了情报协调局的活动范围，还插手到联邦调查局的事务。这样的举动，让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很是不爽。这件事使两人产生了很大的矛盾，慢慢积攒了很深的怨愤。

罗斯福得知这样的事情后，非常苦恼，曾一度想解散情报协调局。但多诺万想竭力保住情报协调局，并为此绞尽脑汁，付出了很多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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