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的力量：文学如何塑造人类、文明和世界历史(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美）马丁•普赫纳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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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的力量：文学如何塑造人类、文明和世界历史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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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地出

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有时候，我会尝试想象一个没有文字的世界。那样一来，我坐飞机时就没有书看了。书店和图书馆会腾出许多额外的空间（而我的书架再也不会被塞得满满的）。出版业将不复存在，亚马逊也不可幸免。而当我在夜晚难以入眠时，再也不能从床头柜上找书看了。

这一切都不是好事，但这些甚至还未触及问题的表面——如果文字从不曾存在，如果故事只有口头传颂而从未以文字记载，我们将会失去什么？这样的一个世界可以说是无法想象的。我们的历史观念，我们对帝国和民族的浮浮沉沉的理解，将会截然不同。大部分的哲学和政治思想将根本不会来到这个世界，因为不会有促使它们诞生的作品。几乎所有的宗教信仰都将连同它们赖以表达的经文手稿一同消失。

文字并不只是为了爱书者而存在的。从它在四千年前与世界打了第一个照面开始，文字一直在塑造和影响地球上大部分人的生活。

就如同三位阿波罗8号飞船上的宇航员发现的那样。“好吧，阿波罗8号。你们将要进行TLI（translunar injection，地月转移轨道切入）。”“收到。我们明白将要进行TLI。”

1968年末，环绕地球的太空飞行已经不再是什么新鲜事了。当时，执行美国最近一次航天任务的阿波罗8号刚完成了绕地轨道上2小时27分钟的飞行。没发生什么大事。但是弗兰克·弗雷德里克·博尔曼二世（Frank Frederick Borman II）、小詹姆斯·阿瑟·洛弗尔（James Arthur Lovell, Jr.）和威廉·埃利森·安德斯（William Alison Anders）却紧张不已。他们的飞船正要进行一次全新的机动操作TLI。他们正在离开地球轨道，准备直接向太空进发。他们的目的地是月球。在某一个时刻，他们将会达到前所未有的航天速度——每小时38957千米。

阿波罗8号的任务相对简单。他们不用在月球上着陆，飞船上甚至没有着陆装置。他们只要观察月球的样子，为未来的阿波罗任务寻找一个合适的着陆地点，并且带回一些专家们可以研究的图片和影像。

TLI，那要将他们送往月球的地月转移轨道切入按计划进行了。阿波罗8号加速后迅速地投入了太空。航行得越远，他们越清晰地看到此前没人见过的景象：地球。地球从月球上升起，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地出”。阿波罗8号组员威廉·安德斯摄于1968年12月24日

博尔曼中断手中的操作，叫出在他下方旋转着的大陆的名称：佛罗里达，好望角，非洲。他一次性将它们全看齐了。他是第一个看到地球作为一个单一球体的全貌的人类。地球从月球表面上升起，安德斯拍下了这全新的景象。

地球越来越小，月球越来越大，这些宇航员就没法用相机拍下所有的事物了。地面控制人员意识到宇航员们需要依赖一种更加简单的技术：口头语言。“如果可以，我们想要你们发挥诗人的潜能，尽可能地描述细节。”

宇航员的训练并没有教他们如何成为诗人，他们对这项任务可以说并不擅长。作为熟知火箭科学的最尖端的战斗机飞行员，他们从美国宇航局（NASA）的残酷选拔过程中脱颖而出。安德斯曾经在海军学院就读，后来加入空军，在加利福尼亚和冰岛的防空司令部作为全天候截击机成员服过役。但是现在他急需想出词语，对的词语。

他特地描绘了“月球上的日出和日落”。“日出和日落尤其能衬出这个地形的特征，”他说道，“长长的影子显现出地面的高低起伏，而在我们很快会看到的光照强烈的那一面，这些起伏很难看见。”安德斯勾勒出一幅单纯的画面：光照在月球的岩石表面上，形成明显的影子。也许他过去驾驶全天候截击机的经验帮到了他。安德斯简直成了伟大的美国意象派（Imagism）诗人，而使用意象派手法来描绘像月球这样纯粹、光亮的事物，再恰当不过了。

洛弗尔也受训于海军学院，之后加入了海军。像其他宇航员一样，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也是在空军基地度过的。在太空，他展现出对另一个诗歌派系的偏好：壮美（the sublime）。“月球那广袤的孤独感是令人敬畏的。”他小心翼翼地说。哲学家们早已对自然引发的敬畏进行过思考；瀑布，风暴，任何巨大到无法被简单描述和概括的事物，都被归于这个类别。但是这些哲学家无法想象太空里是什么样的。这是终极的壮美，对浩大空间的体验会使人产生敬畏之情，必定使他们受到冲击，感受到自身的渺小。就像哲学家们预测的那样，这样的经验让洛弗尔怀念家里的安全感。“这让你意识到你在地球上所拥有的。从这里看，地球就是这广阔太空中的一大片绿洲。”建造了阿波罗8号的沃纳·冯·布劳恩博士（Dr. Wernher von Braun）一定明白这种感受。他总喜欢说“航天科学家是热爱诗歌的工程师”。

最后是博尔曼，他们的指挥官。博尔曼从西点军校毕业后加入了空军，成为一名战斗机飞行员。在阿波罗8号上，他能言善辩，滔滔不绝：“这是一种巨大的、孤独的、令人生畏的存在，或者说，是一种虚无的延伸。”“孤独”“令人生畏”“存在”“虚无”，博尔曼听上去就像在巴黎左岸朗读着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似的。

成为太空诗人以后，三位宇航员到达他们最终的目的地：他们在绕月球环行。每一次环行中，阿波罗8号都会消失在月球的后面，那是此前没有人到达过的区域。而每一次消失时，他们都会跟地球失去联系。在他们第一次长达15分钟的消失过程中，在得克萨斯州休斯敦市的地面控制中心，人人坐立不安。“阿波罗8号，这里是休斯敦。”“阿波罗8号，这里是休斯敦。”地面控制中心不停地呼叫，传送电波到太空中，但是并未收到任何回复。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六次。时间分分秒秒流逝。当他们进行第七次尝试时，终于收到了回复：“请说，休斯敦。这里是阿波罗8号。轨道机动完成。”听得出来，地面控制人员终于松了一口气，喊道：“听到你们的声音太好了！”

在接下来的15个小时里，宇航员们多次消失又出现，变换位置，操控太空舱，尝试补充一些睡眠，然后为返回地球做准备。返航需要他们在没有无线电通信的情况下，在月球的暗面使火箭加速，以达到月球引力的逃逸速度，并获得足够返回家园的推动力。他们只有一次机会。假如失败了，他们的余生就只能一直绕月飞行了。

在操作返航前，宇航员们想要往地球发一条特殊的信息。博尔曼早已提前在一张防火纸上写了下来，并且让组员们排练朗读。但不是每个人都对这个想法抱有相当的热忱。在广播之前，安德斯说：“我可以看一下那个短文——那个……东西吗？”“那个什么，比尔？”博尔曼问道，声音微愠。这不是他想要组员们对即将进行的广播抱有的态度。“那个我们应该要读的东西？”安德斯更加小心翼翼地回答。博尔曼放过了他。对博尔曼来说，现在最重要的是朗读本身。

他们从月球的暗面返回并向休斯敦宣布：“阿波罗8号机组有一条献给地球上所有人的信息。”接着他们开始朗读，虽然他们已经落后于原定的时间表，并且仍要面对那危险的最后一次轨道机动和回归地球的返航。地球上的人们正在庆祝平安夜。安德斯，这个太空中的意象派诗人，开始朗读：

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

洛弗尔接着读道：

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神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事就这样成了。神称空气为天。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日。

轮到博尔曼了，但是他腾不出手来。“你可以帮我拿一下相机吗？”他问洛弗尔。博尔曼腾出手后，拿起那张纸：

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神称旱地为地，称水的聚处为海。神看着是好的。

在地球上，5亿观众听得入了神。这无疑是世界历史上最受欢迎的现场播报。

人们曾经质疑是否有必要将人类送上月球。一个无人驾驶、带有相机和其他科学器械的探测器已经足以完成许多任务。或者说，美国宇航局大可以像之前的任务一样使用一只猩猩。第一个进入太空的“美国人”是汉姆（Ham），一只来自喀麦隆、被捕获并卖给美国空军的大猩猩。俄罗斯人和美国人简直将整个动物园送上了天，宇宙飞船仿佛一艘载着猩猩、狗和乌龟的挪亚方舟。

虽然阿波罗的人类机组可能没有对科学贡献很多，但他们的确对文学做出了贡献。大猩猩汉姆不可能分享它对太空的印象，也不可能尝试用诗歌来表达。它也不会想到朗读《圣经》中的那些段落，那些文字出人意料地呈现了人类离开地球轨道、直接飞入太空的过程与感觉。从远处观看地球从月球背后升起，朗读人类创作的最有影响力的创世神话，这是多么完美的场景。

阿波罗8号的朗读中最动人心弦的部分是，这些没有经过任何文学训练的宇航员们意识到他们处在极其特殊的情景中，用自己的语言和一部古老文本中的词句，传递了他们的体验。他们提醒我，文字故事中最重要的主角并不一定是专业的作者们。实际上，我邂逅了一群出乎意料的人物，从美索不达米亚的记账员和不识字的西班牙士兵，到中世纪巴格达的一名律师、南墨西哥的一个玛雅叛乱者，以及墨西哥湾的海盗们。

但是，阿波罗8号教会我们的最重要一课，是经典文本的重要性。那些像《圣经》一样的经典文本，在时间的长河里逐渐累积力量，变得越发重要，最终成为整个文明的源头，告诉人们他们是从哪儿来的，又该如何生活。经典文本通常由神职人员管理，他们把这些文本置于帝国和民族中心的神龛内。国王们推广这些文本，因为他们意识到故事可以证明征服的正当性，带来文化的凝聚力。经典文本最初只在很少的地方出现，但随着它们的影响力的扩散，以及新文本的出现，整个地球渐渐变成一张由文字来规划管理的地图，每个地区都有相应的主导经典文本。

经典文本日渐强大的力量将文字置于许多冲突的中心，包括大部分宗教战争。即便是在现代，当弗兰克·博尔曼、詹姆斯·洛弗尔和威廉·安德斯回到地球时，迎接他们的也是一起诉讼。直言不讳的无神论者玛德琳·默里·奥黑尔（Madalyn Murray O’Hair）要求法院禁止美国宇航局未来任何“对基督教《圣经》的朗读……无论是在太空中，还是在未来与太空航行有关的一切活动中”。奥黑尔深谙这部经典文本的塑造力，而她并不喜欢这本书。

奥黑尔不是唯一一个对朗读《圣经》提出挑战的人。当博尔曼还在环绕月球时，他会定期接收到从休斯敦的地面控制中心发来的新闻消息，他们称之为“星际时报”（Interstellar Times）。他从中得知从柬埔寨释放的士兵们，以及同年早些时候被朝鲜俘获的美国海军船只“普韦布洛号”（Pueblo）的最新消息。

普韦布洛号的消息每天都占据“星际时报”的头条，提醒着博尔曼永远不要忘记，他来到太空的目的是让西方阵营在跟苏联和共产主义的月球竞赛中获胜。阿波罗8号的航天任务是冷战的一部分，而冷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经典文本间的战争。

苏联建立在一些观念之上，这些观念在一部比《圣经》更新的文本中被清晰地表达出来。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撰写，并被列宁、毛泽东、胡志明和卡斯特罗热切解读的《共产党宣言》（The Communist Manifesto），到阿波罗的航天任务时它虽然只有120年的历史，却能够与《圣经》这样的更古老的经典文本竞争。当博尔曼计划着朗读《圣经》时，他一定想起了苏联宇航员尤里·加加林（Yuri Gagarin）——第一个进入太空的人。加加林并没有想到要将《共产党宣言》带入太空，但他受其影响，在胜利返回地球时宣布：“我看了又看，并没有看见上帝。”远在太空，一场关于思想和书本的战争进行得正激烈。加加林在进入太空上战胜了博尔曼，不过博尔曼也用一部有影响力的经典文本留下了传奇。

阿波罗8号对《创世记》的朗读也道出了文学背后创造性技术的重要性。这些技术在世界各处被发明，逐渐才被连接到一起。博尔曼写出这些《创世记》的句子用的是字母，它是发明于古希腊的有效书写代码。他写下这些句子使用的纸，是最初在中国被发明，后来通过阿拉伯世界传到欧洲和美洲的一种便利材料。他是从装订成书的《圣经》里抄录的这些句子，而书是罗马人的一项有用发明。这些书页是被印刷出来的，而印刷术是中国人的发明，在欧洲北部得到进一步发展。

正是在讲故事和文字书写的交汇处，诞生了文学。以前，讲故事只是带着不同的规则和目的存在于口述文化中。而一旦讲故事和文字书写产生关联，文学就作为一种全新的力量登场了。所有那之后发生的，即文学的全部历史，都是从这个交汇的时刻开始的。也就是说，如果想要讲述文学的故事，我必须同时将焦点对准讲故事的传统，以及诸如字母、纸、书和印刷之类的创造性技术的演变。

讲故事和文字书写技术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文字本身至少被发明过两次，一次在美索不达米亚，而另一次在美洲。美洲的神职人员出于无法掌控文字的恐惧，拒绝用文字记录神圣的故事。他们的感受，两千年后在生活于地球另一端的西非吟游诗人身上得到了呼应。埃及的抄写员们接受了文字，但试图不予公开，想要私自占有文字的力量。像苏格拉底这样有感召力的哲人述而不作，以此对抗经典文本拥有权威的观念，并且反抗那些使经典化成为可能的文字书写技术。之后出现的一些发明只是选择性地被使用了，比如阿拉伯学者们使用了中国的纸，但对中国的另一项发明——印刷术——则没有兴趣。

文字的发明常常伴随着一些意想不到的副产品。保存古老的文本，意味着它们所用的语言得以人为地保持生机。自那以后，就一直有人学习“死语言”。一些文本被宣告为神圣的，因此引发了不同经文的读者之间激烈的对抗和战争。新技术有时会引发媒介形式的竞争，比如公元头几个世纪发生在传统书卷和更新的书之间的争斗，当时基督徒用他们神圣的书本与希伯来古卷抗衡。后来，西班牙探险家用他们印刷的《圣经》和手工制作的玛雅经文较量。

关于文字的宏观故事在我心中慢慢成形，在我看来，它以四个阶段展开。第一个阶段由小群体的抄写员主宰，只有他们能掌握早期困难的文字系统，并因此掌控了那些从讲故事的人当中收集的文献，比如《吉尔伽美什史诗》（Epic of Gilgamesh）、《希伯来圣经》（Hebrew Bible），以及荷马的《伊利亚特》（Iliad）和《奥德赛》（Odyssey）。

在第二个阶段，当这些经典文本的影响力逐渐增强，那些富有感召力的教师对它们提出了挑战，比如佛陀、苏格拉底和耶稣。他们公开抨击神职人员和抄写员的影响力，他们的追随者则发展出新的写作风格。我将这些生动的文本称为“教师文学”（teachers’literature）。

在第三个阶段，得益于那些让接触书写更容易的创新，独立的作者们开始登场。这些作者先是模仿古老的文本，但接着，像日本的紫式部和西班牙的塞万提斯这样的更大胆的作者很快就创造出新的文学体裁，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小说。

最后是第四个阶段，纸和印刷技术的广泛使用带来了批量生产和大众文学的新时代，随之而来的是报刊和海报传单，还有比如《富兰克林自传》（The Autobiography of Benjamin Frankli）或《共产党宣言》这样的新文本。

这四个阶段，以及使之成为可能的故事与发明，共同创造出一个由文字塑造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宗教是以典籍为基础的，而国家和民族是建立在文本之上的。在这个世界里，我们习惯与过去的声音对话，想象着向未来的读者致辞。

博尔曼和他的组员们用一份古老的文本打了一场文学的“冷战”，他们使用的是古老的技术：书、纸张和印刷。但是，他们的锥形舱体里配备有新的工具——被缩小到能装进阿波罗8号太空舱的电脑。不久之后，这些电脑将引发一场至今还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文字革命。

这本文学史的写作，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们最新的文字书写技术革命。如此量级的革命并不经常发生。从中东和希腊开始的字母革命使书写变得容易掌握，提高了识字率。纸的革命从中国开始，在中东延续，它降低了文学的成本，并因此改变了文学的性质。它还为印刷革命奠定了基础，后者最早发生在东亚，几百年以后在欧洲北部得到发展。这中间还有一些更小的革新，比如小亚细亚的羊皮纸（parchment）和罗马的抄本（codex）的发明。在过去的四千年间，有那样一些时刻，新技术彻底地改变了文学。

技术改革仍在进行。显然，当今的科技革命每年都在用新的书写形式轰炸我们，从电子邮件和电子阅读器到博客与推特，不仅改变了文字被传播和阅读的方式，而且因为作者们也在适应这些新情况，而改变了书写的方式。同时，我们最近才开始使用的一些词，听起来像是回到了文字久远的历史里一些更早的时刻：就像古老的抄写员一样，我们“向下卷动”（scroll down）文本，盘腿坐着读“平板/写字板”（tablet）。我们该如何理解这种新与旧的组合？

在探索文学的故事的过程中，我变得焦躁不安。仅仅坐在书桌前思考文学如何塑造了我们和我们星球的历史，感觉很奇怪。我必须前往这些伟大的文本和发明诞生的地方。

于是我从贝鲁特到了北京，又从斋普尔（Jaipur）到了北极圈。我探寻了特洛伊和恰帕斯（Chiapas）的文学遗迹，与考古学家、翻译家、作家们对话，在加勒比寻找德里克·沃尔科特（Derek Walco），在伊斯坦布尔寻找奥尔罕·帕慕克（Orhan Pamuk）。我去了那些文学被埋葬或烧毁，尔后又重新出现并重获生机的地方。我在土耳其伟大的帕加马（Pergamum）图书馆的遗迹中漫步，琢磨着羊皮纸是如何在这里被发明的。我惊叹于中国的碑林，帝王们试图以此让他们推崇的经典不朽。我跟随游记作者的脚步，去西西里岛追溯歌德发现世界文学的步伐。我寻找南墨西哥萨帕塔起义（Zapatista uprising）的领导人，因为他曾经将古老的玛雅史诗《波波尔·乌》（Popol Vuh）当作反抗和起义的武器。希腊抄写员在一块写字板上书写——刻画于公元前4—6世纪的一个瓶子上的场景，希腊抄写员使用的是可被擦除、可反复使用的蜡制写字板

在那些旅途中，我几乎处处遇见以某种形式书写的故事。接下来，我将尝试通过讲述文学以及它如何将我们的星球变成一个被书写的世界，来传达我的经历。第一章亚历山大的枕边书

他亲吻亲爱的儿子，抱着他往上抛一抛，然后向着宙斯和其他的神明祷告。公元前336年，马其顿

出生于马其顿的亚历山大之所以被称为“大帝”，是因为在不到13年的时间里，他统一了自负的希腊城邦，征服了希腊与埃及之间的所有王国，打败了强大的波斯军队，尔后建立了一个延伸至印度的帝国。自那以后，人们一直议论这个来自希腊小国的统治者是如何实现如此壮举的。然而更加吸引我的，是另外一个问题：亚历山大起初为何想要征服亚洲？

在思考这个问题时，我注意到亚历山大在军事征服中随身携带的三件物品。他每晚放在枕头下的这些物件，充分体现了他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征服大业的。第一件物品是一把匕首。在匕首旁边，亚历山大放了一个盒子。而这个盒子里，装着三件物品里最珍贵的一件：《伊利亚特》，他最喜爱的一本书。

亚历山大是如何获得这三件物品的？它们对他而言又有什么特殊意义呢？

他枕着匕首睡觉，是为了避免像父亲一样被刺杀的命运。那个盒子，是他从波斯敌人大流士三世那里缴获的。而将《伊利亚特》带到亚洲，是因为这本重要的书俘获了这位将要征战天下的王子的心。在这个故事里，亚历山大看到了自己的战途和人生。

荷马的史诗对世世代代的希腊人来说，是一部经典文本。对带着它行军的亚历山大来说，《伊利亚特》好比神圣的经文。这就是文字的力量，尤其是那些经典文本，它们改变了我们看待世界以及对待这个世界的方式。在亚历山大的故事里，这种力量是毋庸置疑的。他不仅兴味盎然地阅读和学习了《伊利亚特》，并且在现实中再现了这个故事。读者亚历山大将自己置身于故事中，在荷马的阿基里斯（Achilles）的故事中，他看到了自己的人生轨迹。亚历山大大帝是众所周知的非凡帝王。原来，他也是个不平凡的读者。一位年轻的阿基里斯

亚历山大还是王子时，他在人生的转折点上汲取了关于匕首的教训。他的父亲、彼时的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的女儿正要出嫁，没有人胆敢拒绝腓力举办的庆典的邀请。被派来参加庆典的有希腊城邦的使者，以及来自不久前被征服的色雷斯（racee）的客人——在色雷斯，多瑙河汇入黑海。在人群中，或许还有被腓力的军事成就吸引、慕名而来的波斯人。亚历山大的父亲准备对小亚细亚（Asia Minor）发起一次重大军事进攻，这在波斯国王大流士三世的心中引起了巨大恐慌。腓力的宴会以挥霍无度闻名，让马其顿的古都埃迦伊（Aegae）充满了活力。所有人都聚集在大剧院里，翘首期盼庆典的开始。

亚历山大在目睹这一切的准备工作时，必定怀着复杂的情绪。他从小就被当成父亲的接班人来培养，接受了强行军和武术的训练。他已经是个有名的马术师，小小年纪就驯服了一匹不受控制的野马，震惊了他的父亲。腓力还特别注重对亚历山大的语言教育，确保他的儿子除了会说马其顿的山区方言，还学习了正统的希腊语。（亚历山大发怒时，总是说回马其顿方言。）而如今，在亚历山大身上付出了许多心力的腓力，似乎改变了他对继承权的打算。他正要将女儿嫁给他妻子的兄长，而后者可能会因此成为亚历山大的竞争者。如果他们生下子嗣，那么亚历山大的位置可能会被完全取代。腓力极度擅长缔结联盟，尤其是通过婚姻的形式。亚历山大心里清楚，他父亲会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惜违背任何诺言。

亚历山大无暇多想：他的父亲腓力正要步入剧院。腓力为了展现自信心和统治力，并没有像往常一样带着护卫，而是独自一人前来。马其顿从没有如此强大过，受到了空前的尊重。如果进军小亚细亚的战事获得成功，腓力将会成为在波斯帝国领土上打败了波斯的希腊领导者，闻名于世。

突然，一个带着武器的男人冲向腓力。匕首出鞘，国王倒地。人们纷纷跑向腓力，而袭击者呢？他成功逃了出去。一些贴身卫士在外面看到了他并尝试追赶。袭击者向一匹马跑去，但被藤蔓绊住，整个人摔倒在地上。卫士们赶了上来，在短暂的搏斗后将其刺死。而在剧院里，国王腓力躺在血泊中咽了气。马其顿和希腊联盟，还有为了进攻波斯而招募的军队，就这样失去了领军者。

在亚历山大的余生里，哪怕是夜晚，他也会随身携带匕首保护自己，以免重蹈父亲的覆辙。

杀手是波斯国王大流士三世派来阻止腓力进攻小亚细亚的吗？如果大流士是这场谋杀背后的主使，那么他失算了。亚历山大利用这场谋杀，除去了潜在的竞争对手，夺取了王位，并发动了一场向北守护马其顿国界、往南保护希腊城邦王权的远征。之后，他开始准备对付大流士。沿着波斯军队在几代人以前进攻希腊的路线，亚历山大率大部队渡过赫勒斯滂（Hellespont），开启了对波斯的征伐。

亚历山大在对阵波斯军队之前，绕道去了一趟特洛伊。此行没有任何军事意义，尽管特洛伊占据了亚欧之间狭窄的航道，但早已失去了曾经的重要地位。他也并不是要去那里抓捕大流士。将特洛伊作为去亚洲的首站，亚历山大暴露了他征战亚洲的一个特别的动机，一个可以从他随身携带的书——荷马的《伊利亚特》——里找到的动机。

特洛伊战争的故事成为经典文本之后，许多人对特洛伊心驰神往。这当然也是我去特洛伊的原因。我年轻时，最早接触的不是忠于原文的翻译版本，而是儿童版的《伊利亚特》。我在大学学习希腊语时，借助词典读过原文的一部分。书中那些著名的场景和人物我一直牢记于心，包括故事的开场——希腊军队围困特洛伊长达九年；因为自己的女俘布里塞伊斯（Briseis）被阿伽门农（Agamemnon）掳走，阿基里斯从战斗中退出。希腊人在失去了他们最优秀的战士之后，在特洛伊人的猛攻下岌岌可危。然而，阿基里斯又回到战场，杀死了特洛伊最重要的战士赫克托耳（Hector），拖着他的尸体绕城一圈。［根据其他资料的记录，帕里斯（Paris）成功地反击了阿基里斯，用箭射中他的脚踝，将他杀死。］我还记得诸神之战，雅典娜（Athena）和阿佛洛狄忒（Aphrodite）分别支持希腊人与特洛伊人。还有奇异的背景故事，帕里斯称赞阿佛洛狄忒为最美丽的女神，从而获得了墨涅拉俄斯（Menelaus）的妻子海伦（Helen）作为回报，结果引发了战争。史诗中最令我震撼的画面当然是希腊士兵藏身的特洛伊木马。不过，当读到更加精确的翻译时，我意外地发现《伊利亚特》并没有叙述这场战争的结尾部分，在《奥德赛》中也只是略略带过。

当我想到《伊利亚特》里关于特洛伊的故事时，我脑海中总会浮现一幕场景。赫克托耳从城下的激战中回来寻找他的妻子安德洛玛刻（Andromache）。而安德洛玛刻不在家，因为她着急地去城里打探丈夫的消息了。最后，赫克托耳在城门附近找到了她。安德洛玛刻恳求他别再拿自己的生命冒险，但赫克托耳解释说，他必须用战斗来保护她的安全。在这极度紧张的对话之间，保姆带来了他们的儿子：

显赫的赫克托耳这样说，把手伸向孩子，

孩子惊呼，躲进腰带束得很好的

保姆的怀抱，他怕看父亲的威武形象，

害怕那顶铜帽和插着马鬃的头盔，

看见那鬃毛在盔顶可畏地摇动的时候。

他的父亲和尊贵的母亲莞尔而笑，

那显赫的赫克托耳立刻从头上脱下帽盔，

放在地上，那盔顶依然闪闪发亮。

他亲吻亲爱的儿子，抱着他往上抛一抛，

然后向着宙斯和其他的神明祷告。

城门外激战正酣，此处丈夫与妻子关于战争意义的对话紧张激烈，这时，父亲摘下吓到了孩子的头盔，气氛瞬间改变了。这是一个家庭和解的瞬间，头盔让位于赫克托耳亲吻儿子时展露的笑脸。但是头盔仍然在那里，在地面上反射着亮光，孩子也许还在抽泣，让人意识到这只是一场战争中短暂的休憩。这场战争将以赫克托耳的死亡、伟大的特洛伊城的毁灭而告终。

当我第一次靠近那高高山坡之上的特洛伊遗址时，这一切都在我心中上演。这座要塞曾经离海很近，但是自从特洛伊在大约公元前1200年陷落之后，由于斯卡曼德河（Scamander）带来的沉积物，大海逐渐远去。古代时，它曾控制欧亚之间的航道，如今这座城只是立于广阔的平原上，与海隔绝，我在地平线上几乎看不见海。

比现今特洛伊城的位置更令人失望的是它极小的规模。在我的想象中，这座堡垒与城市应该是巨大高耸的，但实际上，用不了五分钟就能穿城而过。很难想象这座迷你堡垒是如何长时间抵抗强大的希腊军队的。难道这就是史诗文学的成就，将一座小小的堡垒吹捧成高大得不成比例的建筑？

我沉浸在失望中，突然意识到亚历山大的反应与我恰恰相反。他热爱特洛伊。像我一样，亚历山大从孩童时期第一次接触到荷马时，就对那个史诗世界魂牵梦绕。他在研读荷马的过程中学会了阅读和写作。对亚历山大的成绩感到高兴的国王腓力找到了当时最有名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说服他北上来到马其顿。亚里士多德恰恰是最棒的荷马解读者，并且视荷马为希腊文化与思想的源泉。在他的指导下，亚历山大逐渐将荷马的《伊利亚特》视为希腊文化里最重要的故事，而且把它当成自己立志追求的一个理想范本、穿越亚洲的一股动力。亚历山大每晚放在自己枕头下的《伊利亚特》，正是他的老师亚里士多德做了注解的版本。

亚历山大到达亚洲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去普洛忒西拉俄斯（Protesilaus）的墓地向他致敬。在《伊利亚特》中，普洛忒西拉俄斯因为是希腊船只抵达时第一个登岸的人而被人称颂。事实证明，这只是亚历山大重演荷马史诗的开端而已。到达特洛伊之后，亚历山大和他的朋友赫费斯提翁（Hephaestion）在阿基里斯与普特洛克勒斯（Patroclus）的墓前献了花环，向全世界昭告他们将会跟随这对著名的希腊勇士和挚友的脚步。他们和同伴们遵照荷马史诗时代的风俗，围绕着城墙裸体奔跑。当亚历山大收到一把据说曾为帕里斯所有的七弦竖琴时，他抱怨说自己更想要阿基里斯的那把；他还拿走了从特洛伊战争中留存下来的盔甲。亚历山大将身披荷马史诗时代的盔甲去征服亚洲。

尽管特洛伊没有什么直接的战略意义，但它揭示了亚历山大战争的一个隐秘根源：来到亚洲重温特洛伊战争的那些故事。荷马塑造了亚历山大的世界观，而亚历山大通过战争将他的想法付诸行动。当亚历山大到达特洛伊时，他主动承担起延续史诗故事的使命，并且远远超越了荷马可以想象的程度。通过重演对亚洲更大规模的征服，亚历山大使荷马变得更加伟大。（他喜欢的《伊利亚特》中的章节似乎也跟我喜欢的不同：我被赫克托耳、安德洛玛刻和他们的儿子之间的家庭场景吸引，而亚历山大则在阿基里斯和他的勇猛中找到了共鸣。）

亚历山大在特洛伊期间，波斯的大流士派了一支包括波斯指挥官和希腊雇佣兵的部队。在格拉尼卡斯河（Granicus River）上发生了亚历山大和波斯军队之间的第一次冲突，以波斯军队的战败告终。大流士意识到这个马其顿年轻人比他想象的更具威胁。看来他必须亲自出马。于是大流士开始集结一支庞大的军队来解决这个麻烦制造者。

亚历山大的马其顿和希腊军队比波斯军队规模要小，但他们有更好的训练，希腊人还发明了强大的军事战术。亚历山大的父亲继承了希腊的长矛方阵（phalanx）——一排排密切配合的步兵一手拿着盾，一手持着矛，彼此保护和支援。在通过训练强化了士兵们的纪律之后，腓力成功增加了矛的长度，将士兵阵列变成了一面无法突破的移动的墙。即位之初，亚历山大就将经过改进的方阵和一支可以从后方包围、攻击敌方军队的骑兵部队整合到一起。他用自己独特的战斗风格来激励士兵。他的对手大流士在战斗时通常会退到后方，而亚历山大则会指挥进攻，并最大可能地自己投入战斗。有一次，在包围一座城池时，亚历山大冲在所有人前面攀登、翻越城墙，身边仅有两名护卫兵与他一起面对成群的守城士兵。他的士兵们最终追上来时，发现受了伤的亚历山大被敌人四面包围，但仍在勇猛地防守。

这两支军队最后于公元前333年在伊苏斯（Issus）相遇，那里靠近现在土耳其和叙利亚的交界处。这里的海岸线紧靠山脉，留给大流士庞大的军队相对少的空间。大流士对自己的人数优势十分自信，向守卫着希腊军队左翼的方阵部队发动猛攻。但最终，训练更为有素的一方在战斗中占据了上风。方阵没有崩溃，希腊士兵甚至开始追赶波斯士兵。亚历山大负责右翼，他发现波斯国王身边的防线出现了缺口，于是直接冲向大流士。大流士不敢正面迎战，落荒而逃，亚历山大紧追其后。

年幼时，我从书上看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阿尔布雷希特·阿尔特多费（Albrecht Altdorfer）的画作《亚历山大的伊苏斯战役》，从那以后，画中描绘的伊苏斯战役的场景就一直萦绕在我心头。画中，落日照耀着天空，云朵与光线交相辉映，极具戏剧色彩；与之相映衬的是云朵下面战场上林立的长矛，还有盔甲和战马。混乱中，大流士站在由三匹马拉着的战车上，亚历山大独自骑着一匹马在他身后追击。我一直对这幅画的细节和质感喜爱不已。每次在画册中看到它时，我都会仔细地研究，反复琢磨战斗的场景、军队的营地，以及在远处的城堡废墟。（当终于见到原画时，我发现它比我想象中的小得多，只有158厘米×120厘米。）

画中，亚历山大看起来随时会追上大流士，但实际上大流士再次逃脱了。然而，无论从哪方面来看，这都是一次决定性的胜利。亚历山大夺取了大量的财宝，俘获了大流士的母亲、女儿和妻子。亚历山大是不是将大流士的妻子想象成特洛伊英雄赫克托耳的妻子安德洛玛刻了呢？

正是在这场战役中，亚历山大获得了大流士的盒子，他后来把那本《伊利亚特》保存在这个盒子中作为警醒，提醒自己尚未以最纯正的荷马史诗的方式彻底击败敌人。

亚历山大并没有停止扮演阿基里斯。他暂时忽略了写信威胁自己要求释放其家人的大流士。亚历山大继续沿着海岸行进，确保强大的波斯军队不能从海上发起进攻。他一直前进至黎凡特（Levant），迫使沿路的城镇归降于他，如果有城镇反抗，他就洗劫全城。在征服加沙（Gaza）时，亚历山大杀死了拒绝了他和平受降提议的反抗头领巴蒂斯（Batis），并拖着他的尸体绕城一圈，就像阿基里斯对待赫克托耳那样。亚历山大似乎已经确定，忠实地重演荷马史诗的场景是通向胜利之路。

但是亚历山大深受荷马史诗的熏陶，对他而言，真正的赫克托耳不是区区加沙将领，而是大流士三世。在确保占领了埃及之后，亚历山大便立刻进入美索不达米亚，他发现大流士正严阵以待。大流士不敢再低估亚历山大。这一次，他几乎集合了整个波斯帝国最庞大的军力。两方军队在美索不达米亚的中心正面相遇，那里靠近今天伊拉克境内的摩苏尔（Mosul）。亚历山大先是指挥他的方阵部队迎战波斯军队，接着采取了一个大胆的策略。他的骑兵部队将波斯人远远地引向右路，然后出其不意地对波斯中军发起了制胜一击。亚历山大完成了他的目标：波斯帝国是他的了。

这场胜利中唯一的缺憾是，大流士又一次逃脱了。虽然这位波斯国王已不再构成任何威胁，亚历山大还是发动了追击。亚历山大是想为他的父亲报仇吗？他并没有对大流士的母亲、妻子和女儿们做出任何报复性的行为，反而用最尊重的方式对待她们。亚历山大不是想报仇，而是继续重演着他的史诗。他想在传统的战斗中直面大流士，用一次决斗击败他，就像阿基里斯面对面击败赫克托耳那样。不幸的是，这个夙愿并没有成真。大流士是被自己的一名将领杀死的，尸体被留给了亚历山大。亚历山大哀悼了这位值得尊重的对手，之后愤怒地追捕到那名剥夺了他荷马式胜利的凶手。荷马的声音

公元前800年，希腊《伊利亚特》最初并不是文学作品，而是传统的口述故事。故事的背景是青铜器时代，大概在公元前1200年，那是一个在亚历山大采用先进战争技术之前的世界，文字也还没有被发明出来。实际上，当时希腊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文明已经开发出一种早期的文字体系，类似于埃及的象形文字，迄今尚未被成功解读。在希腊本土的迈锡尼，一种叫作线形文字B（Linear B）的相关文字系统已经出现，但它主要被用于经济交易。没有人想到要将特洛伊战争的故事记录下来，那些故事只是由专门的吟游诗人唱给或多或少的听众。

大概在公元前800年，从腓尼基（Phoenicia），也就是今天的黎巴嫩来的旅行者给希腊带来了一种新的文字体系，这种文字体系与其他文字体系完全不同，所以起初人们很难明白该如何使用它。更古老的文字，比如迈锡尼使用的那种，是由代表诸如牛、房屋、谷物等实物的符号构成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符号也开始代表组成这些实物名称的音节，或者甚至是单一的声音，但是这些符号起初都是有意义的，在形状上与特定的物品或者想法有关联，这也使得它们更容易被记住。

根据埃及早些时候的实验，腓尼基人意识到，这些文字系统的长处也是它们的短处。只要这些符号是建立在意义上的，它们就会无穷无尽。作为对策，腓尼基人提出了一个彻底的解决方案：他们的文字必须脱离物品和意义的世界。于是，他们的文字只代表语言，更具体地说，是语音。每一个符号都代表一个语音，然后这些符号结合起来构成有意义的词语。脱离物品和意义，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但是这会带来一个巨大的优势，即成百上千的符号将被缩减到几十个，这使得阅读和书写变得简单很多。文字更直接地与说话相连。（腓尼基人的想法在地域上传播开来，希伯来语就是建立在这个概念之上的。）雕刻有线形文字B的泥板，发现于希腊的迈锡尼，线形文字B是从更古老的、至今尚未被破解的米诺斯线形文字A（Linear A）发展而来的

腓尼基人将这个想法系统地应用到他们的语言中，但他们并没有把这套逻辑贯彻到底。只有辅音有字母代表。这就好比，在英语中，“rg”所指的可以是“毛毯”（rug）、“帆船装备”（rig）或者“愤怒”（rage）。读者必须依赖语境并通过自行添加元音来推测是哪个词。在此处，希腊人发现了改进的空间，他们添加了元音，使腓尼基人的文字系统变得完整。再也不需要去猜测“rg”代表的是哪个词了。一个完整的词语，它全部的语音序列，以“r-a-g-e”被拼写出来。

这个新系统尤其适合用来传唱特洛伊战争故事的诗文节奏——六音步（hexameter，即每行诗有六个韵脚，每个韵脚由一长两短或两长音节构成）。这种语音节奏在腓尼基人的文字系统中不易记录，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即音节核心的长重音，比如“rage”（愤怒）中的“a”，是缺失的。希腊人的改进提供了长重元音。新的语音字母对书写特洛伊战争的故事来说再完美不过了，几乎可以说抄写员们利用这些新字母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写下这些故事。甚至有可能，希腊字母最初就是为了记录这些吟游诗人的六音步长诗而特意发明的。无论如何，这种新的系统确保读者们想到的不是阿基里斯的帆船上的“装备”（rig），也不是夜晚他睡在上面的“毛毯”（rug），而是一场恶斗后阿伽门农夺走阿基里斯应得的奖励时，他感受到的“愤怒”（rage）；就像这部史诗著名的第一句所描绘的：“唱吧，女神！歌唱裴琉斯之子阿基里斯的愤怒——他的暴怒招致了这场凶险的灾祸，给希腊人带来了受之不尽的苦难。”

有一位名为荷马的吟游诗人，变得尤为出名（尽管我们甚至无法确定是否真的有一位吟游诗人叫这个名字）。但是，那位用文字记录下特洛伊战争故事的天才抄写员，名字却不为人知。但正因为这样的合作，才使得荷马版本的故事变得独一无二。因为那位无名的抄写员也许只抄写了一位吟游诗人的版本，毕竟《伊利亚特》不是世世代代不同的抄写员抄写不同吟游诗人版本的拼凑，这使得它比其他手稿，比如《希伯来圣经》，都更有连贯性。重要的是，《伊利亚特》的世界中并没有对文字书写的描述（只有一处例外），这部史诗与其说是以书写的形式，倒不如说是以吟唱的方式呈现于世的。《伊利亚特》和纯粹基于语音的希腊字母系统是一个有力的组合，它们将一起带来更深远的影响。几百年后，希腊见证了一次非凡的文学、戏剧和哲学领域的大爆发，成为举世闻名的文化繁荣的社会。亚洲希腊化

希腊字母系统和荷马的作品是在亚历山大之前传播到小亚细亚的，可在亚历山大到来之后，它们比以前走得更远。新字母系统的力量以及随之而来的识字文化，反过来也帮助推进了亚历山大的事业。亚历山大征服小亚细亚，并在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打败大流士之后，继续前进，他在春天跨越兴都库什山，进入阿富汗，在季风雨季跨越印度河，迎击令人生畏的战象。武装的敌人和自然都无法阻止他。随着每一次得胜和每一块新领土被占领，希腊人越来越清楚世界远比他们以前所知的要大得多。

亚历山大的帝国持续扩张，他开始相信自己就像阿基里斯一样是个半神，是某位女神的儿子。他命令希腊众城邦正式给予他神的地位，许多城邦照做了。只有一直与他保持一定距离的斯巴达送来了简短而独特的回应。“既然亚历山大想要成为神，那么就让他成为神吧。”他们如是回答，暗示这神性全是亚历山大空想出来的。

亚历山大征服的领土越多，他要面对的麻烦也越多。波斯势力范围的西边和南边，像安纳托利亚和埃及这些地区，欣然接受了亚历山大，因为亚历山大通常维持当地原有领导者和治理结构不变。但是，从希腊向东走得越远，掌控占领的土地就变得越困难，他发现控制波斯的中心地区并不容易，而进入遥远的阿富汗和印度时，情况就变得更困难了。

为了继续保有这些领土，亚历山大做出一个决定，这个决定与他一直被教导的认为非希腊人都是次等的思想背道而驰。他开始穿外族的衣裳，将外国人招进希腊军队。他还以巴克特里亚（Bactrian，也称大夏，今天的阿富汗）的复杂仪式娶了一位阿富汗妻子。他敬拜外来的神灵，还让他的东方封臣们脸伏于地向他下拜。

忠心追随亚历山大的希腊和马其顿战友们都大感意外。他们感到自己被这些外国对手取代了，好像不再认识自己的国王。当亚历山大邀请他们参加一个私人晚宴时，他们开始显露出厌恶之情。每个人都被要求遵循东方的礼节，在他们的国王面前叩拜。亚历山大回之以亲吻，然后允许他们起身。这些打过许多胜仗的勇士，即便不是雅典民主主义者，也对这个习俗表示憎恶。可是，迫于压力，他们还是一个个勉为其难地向国王行了叩拜礼。只有一个人拒绝服从，他就是亚里士多德的侄孙克利斯提尼斯（Callisthenes），他被亚历山大召来当编年史家。他声称“这个吻应该留给更可悲的人”，这激怒了亚历山大。接下来我们将看到，亚历山大的这一愤怒引发了影响深远的后果。亚历山大不再认为自己是马其顿的国王，而是拥有巴比伦（Babylon）的“亚洲之王”。

过度在意亚历山大的外族衣裳和习惯的将领们，没有意识到他占领的四方世界慢慢地都被希腊化了。亚历山大沿路留下了希腊和马其顿守卫军，以掌控地方的领导人。希腊殖民点连成的网络，其中一些是以亚历山大的名字命名的，很快布满了他的帝国。这个帝国由几十种语言和文化组成，而希腊人出了名地不愿意学习外语，更不要说外来的文字系统了。他们对大部分非希腊人的蔑视与这些人的语言和文字息息相关；他们称这些外族为“野蛮人”（barbarian），正是因为他们完全无法理解这些外国人说的话，那些听起来类似“巴巴”的声响。因此这些希腊和马其顿殖民者只会说希腊语，这一点毋庸置疑。甚至是穿着外族衣裳、结交外族朋友的亚历山大，也从不费心学习任何其他的语言。

荷马在这场语言征服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而这不仅仅是因为亚历山大喜爱他。每个人都是通过《伊利亚特》来学习认字和写字的，它成为使希腊语言和字母系统发扬光大的主要媒介。《伊利亚特》成了经典中的经典。这也意味着，专业阐释者出现了，并不只是像亚里士多德那样的哲学家，还有那些对《伊利亚特》写了大量评注的评论家。

亚历山大的希腊士兵和殖民者说的是一种特殊的希腊语。它并不是雅典文化人的希腊语，也不是亚历山大的马其顿方言，而是一种用某种方法简化了的希腊口语，叫作“通用希腊语”（Common Greek）。这是一种发源于前几世纪的希腊贸易帝国的语言，现在成了亚历山大帝国里最常用的语言，来自不同地方的人都能用它对话。地方的统治者一般继续使用当地的语言和文字系统，但希腊语和它的语音系统是跨越国界的沟通方式，正是亚历山大的征服消除了这些国界。亚历山大还发行了一种通用货币，四德拉克马银币（tetradrachm），上面刻有他的头像和希腊文字。亚历山大不仅仅是一部文本的忠实读者，他还建立了这部文本能继续“生存”下去必不可少的基础设施。四德拉克马银币将亚历山大大帝的形象和希腊文字带到了他帝国的各个角落

随着希腊语成为一种世界性的语言，使用它的人仿佛也成了世界公民。亚历山大并没有背叛马其顿和希腊文化，而是成了一种新身份的化身，这种新身份跨越文化和地区，从希腊延伸至埃及，从马其顿延伸至印度。有一个不断被更多人接受的新词用来形容这种不被捆绑在单一种族或国家的新身份。不用说，它也来自希腊语：cosmopolitan（世界主义者，或曰世界公民）。亚历山大对《伊利亚特》的输出证明，一部经典文本可以从诞生之地被带到更远的地方，并仍然保持它的影响力，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主义的文本。

让希腊获益的不仅有亚历山大的胜利，还有它的字母系统的影响力。字母的革新持续开展，很快它就取代了埃及象形文字（以及后来的玛雅文字）这样的非字母文字系统。这是一场还在继续的革命。今天，只有东亚仍然在对抗字母，但就算在那里，语音文字系统和音节表也在日益发展。

在小亚细亚，其他文化和语言也随着希腊的扩张而收缩。吕底亚语（Lydian）在安纳托利亚最终消失，帕提亚（Parthia，今天的伊朗东北部）和巴克特里亚也越来越熟悉希腊语，其中巴克特里亚就是亚历山大妻子的家乡。甚至在腓尼基这个字母系统的发源地，希腊语也占据了主流。这场前所未有的语言输出的影响力甚至远至印度，在那里希腊语音字母对好几种文字系统都产生了影响。印度国王阿育王（Ashoka）统治时，他下令碑文都要用希腊语刻制。属于他自己的荷马

亚历山大继续前进，带着他的《伊利亚特》和货币，他的语言和字母系统，一路向东。如果可以，他甚至会去中国。可是，不满也在他的队伍中滋生。希腊和马其顿将领越发愤愤不平，与各路外族军团产生分歧，士兵们归心似箭。他自己的军队最终完成了敌国军队做不到的事——迫使亚历山大打道回府。他惩罚士兵们，要他们在沙漠中强行军，导致很多人死亡，最终他很不情愿地带领他们回到已经成为帝国中心的巴比伦。但巴比伦只是他暂时的停靠点。亚历山大开始筹划进攻阿拉伯以及整个非洲大陆。这些文明也会采纳希腊的语音系统和文化吗？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因为在一夜酒宴之后，亚历山大就生起了病，并在几天之后死去，死因不明。也许像他父亲一样，他也是死于暗杀。当时，他只有32岁。

亚历山大是带着一个遗憾死去的：他的人生故事还没有被写下来。尽管他为荷马史诗所做的多于他生前和死后的任何人，但他对这位诗人的奉献还是有些悲剧色彩的，因为比起效法荷马的英雄们，他更想要的是一个跟随他的荷马。这个想法从他首次在特洛伊海岸踏上亚洲时就一直萦绕在他的心头。亚历山大预感到自己的成就会远远超过荷马笔下半人半神的英雄们，他公开抱怨过没有一个荷马来歌颂自己的丰功伟绩。

只悲叹少了这样一位荷马而不做任何事，这不符合亚历山大的天性。他雇用了克利斯提尼斯来撰写记载着他功绩的编年史，但事与愿违。克利斯提尼斯拒绝向亚历山大屈服，之后又卷入了一场对亚历山大的反叛，最后死于狱中。

向自己的编年史家开战算不上一件明智的事。克利斯提尼斯在死前写了一份关于亚历山大功绩的记录。记录本身已经失传，但其中对亚历山大新的波斯习惯的严厉批判出现在了后来亚历山大的大多数传记里。无论如何，克利斯提尼斯并不是亚历山大心中理想的新荷马。他想要的是一位真正的诗人；可惜的是，他没能活着看到自己被世人称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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