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清秋
出版社：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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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水流年里的围城故事：杨绛与钱钟书试读：
序言
在历史与文学的记忆里，我们见惯了风花雪月、刻骨铭心的爱情传奇，无数次我们渴望走进传奇、演绎传奇。然而多年后，人生风雨洗去了华丽的渴望，你会发现，高呼山盟海誓的爱恋已经不足为奇，而那些银发斑驳的伴侣，彼此间的一个静默姿势，却可以牵出你眼角的泪滴。于是，恍然了悟，相濡以沫的爱情，才是真正不朽的传奇。有幸，在历史的过往里，有过这样一对温暖的爱侣，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携手留下了温暖的痕迹。
钱钟书和杨绛这对伉俪的初见、相逢是在春季。古月堂那带着几分醉意的风景，若干年后，隔着岁月的彼岸、穿过“红尘”这个字眼，依然可以聆听到那时的声音。
茫茫人海，人生际遇。仅仅一次不经意的回眸，便汇聚成一生缠绕的情爱。相遇、相知、相惜，纠葛着的亦是一生的情念，浅握双手，一生温暖。
他以一部《围城》名满天下，她是“最贤的妻，最才的女”。他们是一对学富五车的文坛才子佳人，他们的才华使得命运之神不得不眷顾着他们，把他们锁定在聚光灯下。他们亦是一双伉俪情深的璧人，恩爱着，相濡以沫，羡煞旁人。
突然到来的一场“文化运动”击碎了不计其数的才华横溢人的希望和抱负。“被”书写好的历史无可更改地成了事实，而这一对才华横溢的夫妻，也未能逃脱时代噩运。
他们在几座城市之间辗转，生活的苦难也使得他们不得不在天堂和地狱间徘徊。他们曾经俯首落日，也曾经跌落尘埃，而那一切于他们而言不过是身份的变换和生活中角色的体验罢了。因为，那曾经的执子之手，始终如一地不忘初心般十指紧扣，未曾犹豫。他们就这样用生命的过程诠释着地老天荒的意义。
当你翻开这本书后，便开始品味起他们一世的风雨。他们漫长的人生中，流淌着爱和感动，足以温暖你的灵魂和人生。第一章婉约邂逅·春风旖旎古月堂1.烟雨江南，书生意气
江南的冬日，略带阳光，整个世界静得没有任何纷扰。白墙黑瓦的江南民居，在冬日的雾气里若隐若现。置身于时光的一隅，冬日里仿佛吹来扑面的春风，邀一米阳光的晴，取一朵花的暖，书一纸路过的风景。
江南水乡，自古便多出名门望族。在江浙一带，钱氏族人同以五代吴越武肃王钱镠为始祖。江苏无锡的钱家，也是这一脉望族，乃书香门第，据说钱氏的祖先向上可以追溯到唐朝末年。时至20世纪初期，到了钱基博这一代，依然不辱先祖，将教育世家的儒雅门风沿袭了下来。
钱基博是一位博学多才的鸿学大儒，虽说思想稍显守旧，却是一个纯粹的学者，也是近代的古文大家。虽然很少有人熟知他的大名，但在新旧文化交替期间，钱基博堪称一位突出的人物。
一粒希望的种子，在江南的冬天里即将发芽。1910年的11月21日，在若水墨山水画的江南宅院里，钱基博这位学者，在产房外焦急地等待妻子诞子。正在这个时候，一位友人前来拜访，送来了一部《常州先哲丛书》，也许冥冥中自有定数，此时产房也传来喜讯，母子平安，是一位公子。
儿子诞生，必定举家欢庆，正如宿命，一切机缘巧合之间，友人送来的这本《常州先哲丛书》，成了孩子名字的起源。“仰先”是名，“哲良”是字，一代文学巨匠的一生，就从文学味十足的名字开始，似乎一开始便预示着注定不平凡。
年幼的仰先，享受着全家人呵护备至的疼爱。不久，仰先被过继给了伯父，但生父的关爱并未有丝毫削减。一位慈父，一位严父，两位父亲在仰先的一生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当其年迈时回忆过往，两位父亲的教导，被他认定为其一生中最宝贵的财富。
弄璋之喜的日子总是过得飞快，一转眼到了孩子周岁的时候。那时，抓周的习俗依然兴盛。所谓抓周，就是将各种物品摆在刚满周岁的小孩面前，任其抓取，传统的物品有笔、墨、纸、砚，也会有一些算盘、钱币或是时兴的物品，根据孩子所抓的物品，来预测孩子将来的爱好和可能从事的职业。
钱家人为了抓周大事，准备了一干物品，作为书香世家，抓周物品中自然少不了书籍一类的文化用品。孩子也果然不负众望，其他物品仿佛都不入眼，只有一本书被他紧紧地抓在手中。
见到此情此景，孩子的祖父、伯父、父亲都高兴异常，按照钱家族谱，孩子这一代应该是“钟”字辈，由于孩子抓周抓的是一本书，从此，“钱钟书”三个字就正式成了孩子的大名，刚出生时取的名字“仰先”，从此就变成了小名。
家里人都称钱钟书为“阿先”，但是叫着叫着，又有了新的说法。按照江南的习俗，“先儿”“先哥”分别是“亡儿”和“亡兄”的意思，一个活生生的孩子被叫作阿先，听上去似乎有些不吉利。所以，家里人考虑再三，决定改叫一个谐音——阿宣，但是钱钟书的父亲可能是叫顺了口，依然叫他“阿先”。
看似平静的时光，实际上却暗藏涟漪。笼罩在一片静谧中的江南宅院，不和谐的剧情偶有上演。
钱钟书的伯父是一位秀才，据说，刚考中秀才的那天，伯父就挨了钱钟书祖父的一顿打，说是要杀杀他的气势。虽然身为秀才，但钱钟书的伯父始终没有得到过祖父的喜爱，原因说来可笑，只因“婆媳不睦”。
原来，钱钟书的祖母和伯母都是江南的富贵人家，可是两家却彼此瞧不起对方，尤其伯母娘家一家都有抽大烟的习惯，在外人看来，这家人整日吃喝玩乐，生活无规律，毫无儒雅之气故而很是遭人鄙视。
婆媳不睦直接影响了伯父与祖父之间的父子之情。在祖父眼中，伯父是个没有出息的儿子，由此也连累了年幼的钱钟书，使他成了钱家不得宠的孙子。
但是，伯父待钱钟书非常好，幼年的钱钟书在生活中处处依赖着伯父，在他的眼中，伯父就仿佛慈母一般。
书香世家的孩子，儒雅也未必与生俱来。再好的钢材，也要经历百般锻造。钱家的孩子，自年幼时起就开始读书识字，钱钟书自然也不例外，刚刚4岁，他就在伯父的教导下开始接触诗书。从此，钱钟书更是每天与伯父形影不离，不管伯父去哪儿，他都要紧紧跟随着，哪怕是伯父去茶馆喝茶、听书，旁边也少不了幼年的钱钟书那小小的身影。
在旁人眼中，小小年纪便去茶馆听书，简直不成体统，尤其是在钱钟书的生父钱基博眼中，更是无法接受，生怕孩子沾染上恶习。可是，又怕干涉过多会让哥哥生气，钱基博只好找了个合适的机会，建议哥哥送钱钟书去上学。
就这样，6岁的钱钟书被伯父送入了秦氏小学，可是不到半年，一场病就让他刚刚开始的学业中断了。看到钱钟书生病的样子，伯父实在心疼，再也狠不下心把他送到学校。
虽然伯父对钱钟书百般疼爱，但是孩子没有不上学的道理，尤其是出身书香门第的孩子，不懂学问简直有辱门风。于是，又过了半年，7岁的钱钟书和堂弟钱钟韩一起，被送入了亲戚开办的私塾。
仅仅过了一年，伯父又嫌去私塾学习多有不便，当下决定钟书和钟韩两个孩子都由自己亲自教导。虽然钱钟书的父亲和叔父对此多有顾虑，但是伯父用一句话就让两个弟弟再无反驳的理由，他说：“你们两兄弟都是我启蒙的，我还教不了他们？”
虽然教两个小孩子读书对钱钟书的伯父来说，简直是小事一桩，但是，伯父却改不了旧式名士的气派和习气。每天上午，伯父都要去茶馆坐一坐，这样一来，教两个孩子功课的时间就只剩下了下午。
时间总会在不知不觉间为人的一生画上几道交叉路口，向左或向右，经历却截然不同。也许坎坷的沿途，最终将收获完美的硕果；也许风景如画的路上，前面却是万劫不复的深渊。七八岁的孩子，即将经历人生中的第一道十字路口，稍不留神，学坏是很容易的。好在，对书本的执着，注定将钱钟书引向了人生的坦途。
钱钟书已经习惯了与伯父形影相随，伯父上茶馆的时候，他也要跟着。伯父知道他爱看书，就用两个铜板租一些有趣的小说给他看，再花上一个铜板给他买酥饼吃。这下，爱书如命的钱钟书终于被伯父打发掉了，直到伯父叫他回家，他才恋恋不舍地从书本的世界里出来。
钱钟书看这些小说时，总是特别认真仔细，因为回家之后，他要把小说里的情节，绘声绘色地讲给家里的堂弟们听，讲到兴起，还会手舞足蹈地表演一番。看书之后，他还充分发挥了自己善于思考的精神，经常向大人们提问：“如果关公到了唐朝，能不能禁得住李元霸那800斤的锤子？”“如果李元霸遇见孙悟空，能不能受得住金箍棒的一下磕碰？”“如果关公与秦琼大战一场，谁胜谁负如何知晓？”
虽然此时，阿拉伯数字1、2、3在钱钟书眼里还是完全陌生的符号，但小小年纪的他，竟然能将书里的各种兵器记得滚瓜烂熟。
喜欢读书，并不能让家长们躁动的心安静下来。在家里的大人们眼中，虽然钱钟书喜爱读书是好事，但在当时，《西游记》《水浒》《三国演义》《说唐》等通俗小说实在登不了大雅之堂。这也不禁让钱钟书的父亲对哥哥的教子之道产生了一些怀疑。
除了读小说以外，钱钟书经常去伯母的娘家玩耍，这也成了父亲极为担心的事。由于伯母的娘家有一个大庄园，钱钟书在那里整日只顾玩乐，无暇顾及功课，并且，伯母的娘家经常是半夜用餐，没有生活规律，钱钟书难免也沾染上了一些坏习惯。
父亲看在眼中，不便当着哥哥的面发怒，可是私下里，父亲却狠狠地教训过他几次。在伯父的疼爱和父亲的严加管教之下，11岁的钱钟书考取了一所四年制的高等小学，即无锡县（今无锡市）立第二高小——东林小学。
世界上最寂寞的别离，就是死亡。秋季里的一天，钱钟书正在学校里上学，家人却来到了学校，要接他回家。少年钱钟书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隐隐感觉，家里出了大事。果不其然，家里人告诉他，伯父病危，已无力回天。想到自己与伯父多年来的深厚情感，以及伯父对自己无微不至的关爱，钱钟书拔腿就向家的方向跑去，边跑边大声喊着“伯伯，伯伯……”
可惜，他到家时，伯父已经不省人事，年仅48岁的伯父就这样离开了这个世界。人生中第一次遭遇死别之痛的钱钟书，陷入悲伤中久久不能自拔。
伯父去世后，钱钟书虽然一直与伯母住在一起，但从此以后，学业方面的事情，就由父亲钱基博一手管教了。
对于钱钟书来说，钱基博是一位严父，少年时期的他，觉得有这样一位严厉的父亲简直不幸。但成年后回忆起来，钱钟书认为能有一位严父严厉地管教，堪称人生中的一大幸事。
伯父去世以后，钱钟书的学杂费用也落到了父亲的头上。钱钟书小学时代过得有些拮据。没有作业本，他就用伯父曾经钉起的旧本子；笔尖用断了，他就用削尖的竹筷子代替。
在父亲面前，钱钟书总是表现得很听话，除了算数以外，各门功课都出类拔萃。然而，到了学校，在老师和同学的印象中，钱钟书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捣蛋鬼。邹文海教授曾经是钱钟书在东林小学的同班同学，据他回忆，先生在教导他读书时，总是将钱钟书引为榜样。先生说：“每次我经过钱家，总是能听到琅琅的读书声，谁像你，回到家里一页书都翻不了。”
邹文海教授说，钱钟书的每个字都会规规整整地写在方格之中。因此先生经常夸他而批评自己，也就引起了自己对钱钟书的反感，他曾背地里想：“钱钟书有什么了不起，还不是像我一样数学糟透顶，只有国文能揭示。”
当时的钱钟书，已经在文学方面展露出了天赋，先生对他的文章屡有佳评：“眼大于箕”或“爽若哀梨”，都是先生当时对他的文章的评价。
文学与数学仿佛是一对死敌，在钱钟书的头脑中经过激烈的交战后，数学总是落花流水般败下阵来。
带着对文学的兴趣和天赋，14岁的钱钟书与堂弟钱钟韩一起，考入了苏州桃坞中学。和小学时期一样，钱钟书对数学依然十分厌恶，也就不大用功，因此，数学成绩一直不见起色，老师们对这个成绩平平的孩子并没有特别关注。
然而，在一次每年一度的全国作文、英文作文竞赛中，钱钟书竟然获得了第七名的佳绩，作为一名初中生能取得如此好的成绩，这在桃坞中学的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连校长都关注到了这名特别的学生，尽管他的理科成绩不理想，可是由于中文、英文方面的出色表现，钱钟书得到了特别的关照。
当年的桃坞中学是一所教会学校，英文、地理等科目的老师都是外国人，因此，英文又成了钱钟书的另一大兴趣。每次考试，他总能拿到全班第一。到了初三时，他的中、英文成绩已经升至全校的第一名，他纯正的英语发音，简直可以和外籍老师媲美。
成绩如此出众的钱钟书不出意料地成了班长，可是，这位文学上的才子，只要涉及逻辑关系，总是有些“痴气”。比如，他总是分不清东南西北，一出门就容易迷失方向；作为班长，上体育课时要负责喊口号，随着自己喊出的一声响亮的英文口号“向右看齐——向左转——”，钱钟书却不分左右地原地乱转。同学们哄堂大笑，他却莫名其妙，真是出了好大的洋相。有时候，他穿鞋也会分不清左右。无奈之下，仅仅当了两个星期班长，就被老师“罢免”了。
钱钟书似乎也无所谓，书中的世界远比现实中精彩，在他眼中，每一本书都能带给他前所未有的崭新生活。2.书香世家，才女娉婷
有的人就是这样，从出生伊始，一世皆被书香缭绕。谁说女子无才便是德，望穿古今，多少才女闺秀，在历史的书卷上被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文姬作一曲离愁，清照叹一词思念，当时光轻摆衣袖，飘然降临在1911年的烟雨江南时，它开始驻足观望，一个如岁月般静好的女子将和钱钟书一起谱写一曲琴瑟和鸣的唯美爱情篇章。
同样是在20世纪初期的江苏无锡，同样是书香门第的杨家，游学日本归国的杨荫杭，将因她的女儿永载史册。这位清末民初的知识分子，获得了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法学学位。多年的游学经历，让杨荫杭有了开阔的视野和全新的思想。虽然对西方的立宪制欣赏有加，无奈当时的社会背景很难让他圆梦。不过，他的人生方向却从没因此改变。
这位出色的知识分子有一位优秀的贤内助，杨荫杭的妻子是一位当时少有的知识女性。江南多才女。这位典型的江南女子，有着温柔婉约的个性和白皙姣好的容貌，虽说平日只在家里相夫教子，却对文学作品有着精准的评价。
在辛亥革命之始，由于刚正不阿的个性，时任江苏省高等审判厅厅长的杨荫杭，遭到了小人的陷害，在好友的力保之下，才幸免遭受迫害，只是被调任北京。
为了丈夫的事业，杨荫杭的妻子与他一同到北京生活。两人已经有了三个花朵一样的女儿，就在1911年7月17日，在二人租来的小院里，他们的第四个女儿诞生了。
盛夏时节，世间的一切都是鲜艳而浓烈的，院子里的花儿大朵大朵地开着，美丽而张扬。杨家新生的小女儿与盛夏的花朵同样娇艳可人儿，却更胜一筹，多了那么一些淡雅。
夫妻二人为四女儿起名“季康”，又按照无锡当地的特色，称她为“阿季”。这个聪慧可人的女孩长大后，又为自己起了个被后人熟知的笔名——杨绛。
出生在一个举案齐眉的家庭里，杨绛自然耳濡目染了父母之间极有修养的相处方式。在杨绛的成长过程里，家里的氛围永远都是平和而愉悦的。在杨家成功的教育方式之下，包括杨绛在内的八个兄弟姐妹都发展得很优秀，其中又以杨绛最为出色。
由于骨子里就带着江南女子的俏丽聪慧，杨绛自小就是最讨大人喜爱的一个，也成了家里唯一一个跟着父母生活的孩子。父母所有的爱都集中在了这个娇俏聪慧的女儿身上。
年幼的孩子还不懂得什么是打扮，只是张着好奇的眼睛，把世间的一切都当成美景来看。四岁时，当第一次见到满族女房东脚下的“花盆底儿”鞋时，杨绛充满了好奇。她眨着大眼睛琢磨了好久，对父亲说：“长大了我也要穿这样的鞋。”
知识分子的家庭，总是对儿女的教育格外用心。五岁的杨绛被父母送进了姑母杨荫榆执教的学校。聪明机灵的杨绛，从一入学就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只是，刚刚步入学堂的小杨绛，还是一个淘气的孩子。
在课堂上，贪玩的小杨绛在老师的眼皮底下，竟然玩起了吹小绒球的游戏，生气的老师罚她起来回答课文中的内容，不成想她竟然回答得一字不差，让老师十分惊讶。
父母的感情虽好，生活却对杨家开起了玩笑。本来工作得好好的父亲，却被停职了。一家人断了唯一的经济来源，日子过得无比拮据。谁知，屋漏偏逢连夜雨，在上海读书的二女儿，又感染了风寒。当母亲舟车劳顿地赶到她身边时，那个年仅十五六岁的可怜的孩子已经看不清母亲的面容，在泪水中离开了世界。
一系列的变故让杨荫杭决定辞去官职，离开伤心地，回到江南。父亲一直是杨绛的骄傲，回江南的那一天，车站里挤满了送别的人，人们眼中对父亲的不舍，变成了杨绛眼中的荣耀。
筋疲力尽的一家人终于在经历了辗转颠簸后回到了无锡老家，在亲戚的介绍下，父母带着杨绛去寻找能让一家人安身的房子。巧合的是，这所房子里住着的，正是钱钟书一家。虽然杨家最终并没有选择这所房子，但是从那时起，缘分就已经悄悄将二人联系在了一起。
几番选择之后，杨荫杭夫妻二人决定，将家安在沙巷的一处房子里。门前的小桥流水和船来船往，为年仅八岁的杨绛带来了极大的乐趣。可是，生活再一次对这个刚刚稳定下来的家庭开了一个玩笑。
也许是在北京住久了，回到无锡有些不适应当地的环境和饮食，杨荫杭不久便病倒了，而且大有一病不起的趋势。杨绛的母亲觉得，丈夫是天，如果丈夫不在了，天就塌了。虽然医生已经为杨荫杭判了“死刑”，但是她却坚决不肯放弃。在她的恳求下，杨荫杭的故友，一位优秀的中医华实甫先生，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为他开了一副药方。
好在，老天只是跟他们开了一个玩笑，在妻子的悉心照料下，杨荫杭的身体终于有了起色，逐渐好了起来。经历了亲人的离去和父亲的病危，年幼的杨绛更加喜欢赖在父母的身边，小小年纪，早已懂得了亲情的珍贵。父母一直精心呵护在怀中的花蕾，一夜之间懂得了风雨的残酷。
大病初愈的杨荫杭，最关心的依然是儿女的教育问题。早在刚搬入新家的时候，杨绛就与弟弟一起，被送入了附近的大王庙小学学习。学校的环境十分简陋，只有一位校长和一名老师，学生却有八十多个。
各年龄段的学生都被编在一起上课，遇见不听话或者不用功的学生，老师的教鞭就“啪”的一下打在学生的头上，绝大多数的孩子都被打了个遍，唯独杨绛和弟弟们幸免。也许是因为杨家的孩子对学习的认真和自身的聪明，让老师无从下手吧。
身为知识分子的杨荫杭，总是为大王庙小学的教学质量担心，他希望儿女们可以接受最好的教育，他也知道，若想如此，必须忍受别离之苦。
大女儿从教学质量非常好的上海启明学校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留校做了老师。为了女儿们的前程，杨荫杭决定，让杨绛和她的三姐一起去那里读书。虽然舍不得离开父母的怀抱，也明知母亲的不舍，但是懂事的杨绛还是决定去上海读书，尽管偷偷流着眼泪，她还是整理好了远行求学的行囊。
生活又为杨绛的人生翻开了全新的篇章，骨子里散发出的机敏与灵巧，让她注定无论在哪儿都是一个受人喜爱的角色。
1920年，杨绛来到了上海，开始了全新的求学生活。启明学校是一所天主教学堂。对于刚刚走出大王庙小学的杨绛来说，这里简直是一所美丽的花园。教室一间挨着一间，还有草坪和秋千，孩子们在修女们的照顾下，幸福又欢乐。
每次看到修女，喜欢琢磨事情的杨绛总会动起小脑筋。她很好奇，修女们厚厚的裙子到底是几层呢？没过多久，杨绛终于有了一次破解谜团的机会。由于聪明乖巧，杨绛被学校破例允许跟着天主教徒上山观礼，晚上和修女一起睡觉的时候，她假装睡着偷偷观察着修女的衣服。原来，修女的帽子是三层，裙子也是三层，在她看来，这可是破解了一个谜团，足以令人骄傲。
杨绛深深地热爱着启明学校，虽然自小的经历过早地剥夺了她无忧无虑的权利，但却让她懂事了。冰雪聪明的杨绛也得到了修女们的喜欢。每当假期不能回家，管食堂的修女总会变着法做好吃的给她，还分糖给她吃。在这个大集体中，杨绛也快速地成长了起来，在这里的生活和学到的东西，也对她后来的人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时间的指针一刻不停地转动，不知不觉，杨绛已经成长为一名16岁的花季少女。此时，杨家已经在苏州定居，杨绛也进入了苏州振华女校读中学。
少女初长成，虽不谙世事，却也有了分辨是非的能力。在面对事情的时候，杨绛总是善于做出合理的分析，拿出自己的想法，只是毕竟稚嫩，有时候总是少了那么一丝勇气。
父亲依然是杨绛心中的一座大山，无论学校发生任何事情，杨绛总是喜欢与父亲商量探讨。当时正赶上北伐战争，学生经常会走上街头游行，呼吁人们进行革命，杨绛也被推选为游行代表之一。
因为参与游行的女学生经常会被轻薄欺负，杨绛并不想参加。她回家对父亲说，学校规定，如果家长不允许，就可以不参加，她问父亲，能不能和学校说家里不赞成。没想到，对于女儿的小小要求，父亲竟然一口回绝，他说：“你不想去就别去，别拿爸爸来当挡箭牌”。
父亲希望女儿在面对困难时，勇敢地去挑战；遇到不合理的事情时，勇敢地大声说“不”。最终，在老师和同学满怀希望的眼神面前，杨绛终于鼓足勇气，勇敢地说了“不”。果然，有一些女学生在游行过程中遭到了一些军人的非礼，大家这才认为杨绛的担心不无道理。
书本是杨绛自小的好友，在父亲尊重与鼓励并重的教育方式的培养下，杨绛从小就培养了广泛的兴趣爱好，对文学的兴趣尤其浓厚。上了高中以后，父亲经常会在杨绛的书桌上放一些她感兴趣的书籍，此举也为她的文学之路奠定了深厚的基础。从父亲那里，杨绛学到了做人的道理；从书本中，杨绛学到了丰富的知识。这些，都将成为她人生中用之不尽的财富。3.幽默才子，玉想琼思
孩子就像树苗，父爱就像滋润树苗的丝丝细雨，把淅淅沥沥的雨点洒在树苗上，让它吸收雨露，茁壮成长。细雨期待树苗吸收日月精华之后，成长为一棵参天大树；可是，对于钱钟书这棵正在成长中的树苗而言，雨点的拍打似乎猛烈了一些。
钱钟书的父亲对子女的教育异常严苛，他从来不许女儿用外国的化妆品，更不许儿子穿西装，对外国的文学著作也不甚欣赏。
在父亲的严加管教之下，和同龄的孩子一样，钱钟书也没有幸免于挨打。一次寒假，钱钟书借阅了大量《小说世界》《紫罗兰》等读物回家阅读，等寒假过半，钱父从任教的清华大学回到家中，第一件事就是让钱钟书和钱钟韩兄弟两个，各作一篇文章。钱钟韩的文章受到了夸赞，而钱钟书的文章，在钱父看来，用字庸俗，不文不白，一气之下，父亲给了钱钟书一顿暴打。
父亲在学校教学时，也以严厉出名，经常会用体罚来管教学生。据钱父说，自己在上私塾的时候，也曾挨过先生一顿痛打，打过之后，好像变得豁然开朗了。但是，那一次他暴打钱钟书，下手重了一些。
那次挨打经历，让钱钟书在四五十年后依然记忆犹新。挨打后的钱钟书，更加用功读书了。1927年，钱钟书回到无锡辅仁中学读书，在父亲的教诲之下，钱钟书在学业上更加发奋，作文大有长进，甚至能替父亲代写文章，文笔相当老到。不仅不再挨打，每当父亲提起钱钟书的文章时，脸上甚至显出得意的神色。
一次，钱钟书代父亲为乡下一家大户人家撰写了一篇墓志铭，竟然破天荒地获得了父亲的称赞。虽然他没有当着钱钟书的面夸奖，但是在钱钟书的母亲面前，父亲丝毫没有掩饰对儿子的赞许之情。家里的姆妈听到以后，竟然像自己受到夸奖一样开心，马上一溜小跑，到钱钟书的房里去“报喜”，当时钱钟书的伯母也在，姆妈当着伯母的面说：“阿大啊，爹爹称赞你呢，说你文章做得好。”第一次得到父亲的认可，快乐似涟漪，一圈圈儿地在钱钟书心里扩散开来。
时间的脚步总是如此匆忙，18个春秋冬夏已在钱钟书脚下悄然溜走，不知不觉，他已经步入了人生中的第19个年头。
1929年，和大多数莘莘学子一样，钱钟书开始了向高等学府攀登的努力。中国的著名学府——清华大学，被钱钟书定为继续深造的目标。钱钟书的堂弟钱钟韩以第二名的优异成绩被清华大学录取，钱钟书虽然在成绩榜上仅排名第五十七位，但依然顺利地进入了清华大学。
还没有进入学校，钱钟书的大名在清华大学就已经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他之所以如此“名满校园”，只因当时的一个谣传。有人说，钱钟书的数学成绩只得了零分，按例不应被录取，但是由于他的中文和英文成绩特别优异，才被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的罗家伦破格录取。
后来，钱钟书随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访问美国时，有人问起了当年的“零分事件”，钱钟书回答，当时他的数学确实没有及格，但是中文和英文还可以，所以被破格录取。但究竟数学考了多少分，钱钟书并没有提及。
不过，这个关于数学成绩的谜题，在他访问美国的第二年就得到了揭晓。当时钱钟书应邀访问日本，又有人问了同样的问题，钱钟书终于揭开了谜底：“比零分稍高一些，是十五分，不过仍然是不及格。”
清华的生活对于钱钟书来说，简直如鱼得水，他的文学天赋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一入校就成为风云人物的他，自然也不负众望。他用才学成了万众瞩目的焦点，吸引了无数欣赏的眼光。
在清华大学里，钱钟书修的是外国语文系，除了英语课之外，当时外文系里的德语、法语、意大利语、希腊语、拉丁文，被他学了个遍，只有日语和俄语没有涉及。
在清华的老师和同学眼中，钱钟书是个不折不扣的才子，据钱钟书在清华时的同班同学饶馀威先生回忆说：“钱钟书的中文和英文造诣都很深，又精通哲学和心理学，终日博览中西新旧书籍。最特别的是他上课从来不记笔记，只带一本和课堂无关的闲书，一面看书一面听讲，但考试总是第一。”
在一次逻辑课上，钱钟书和以往一样没有带笔记本，当时讲课的先生河南口音非常浓重，很多同学都听不清他的发音，因此，记笔记也成了一件难事。
看到旁边的一位同学正为记笔记发愁，钱钟书一把拿过他手中的笔记本，“刷刷刷”地就写了起来，当时这位同学还有些不高兴，也许认为钱钟书实在是没有礼貌。下课后，钱钟书把记好的笔记还给了这位同学，这位同学也没道谢，钱钟书也无所谓，转身离开了课堂。
当这位同学翻开笔记时，才发现钱钟书不但记下了老师的讲解，还把讲课中的引语、英文书上的原文都写了下来。这位同学就是后来成为山西大学教授的常风先生，而当年发生的这件小事，着实让常风惊讶不已。
自小的家教让钱钟书有着极好的修养，他写得一手好字，它们仿佛画卷般在纸上婉转流淌。
一天晚上，钱钟书去同班同学许振德的宿舍里找他，正巧，常风也住在那里。钱钟书看到常风桌上放着一本钱穆先生著作的《国学概论》，他随手翻开了写着序的那一页，常风一直以为那篇序是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先生所写，没想到钱钟书说：“这篇序是我写的，只不过用了我父亲的名字。”
此事又让常风大吃一惊，对文学的共同爱好，开启了两个青年人的友谊，钱钟书经常会造访常风的宿舍，看到桌子上有书，就会随手翻看。一次，看到桌子上有一本鲁迅的著作《小说旧闻钞》，钱钟书提起笔，在封面上用篆字题上了书名，又在扉页上用正楷再次写了一遍书名，他的书法功底再一次让常风佩服。
两个人的友谊一直保持了下去。在学校期间，二人经常一同进出食堂，有事也会促膝长谈，彻夜不眠。放假探亲回家后，钱钟书还会带回家乡的特产与常风一同分享。
钱钟书的孩子气有时也会彻头彻尾地表现出来，他常常给同学写一些戏谑性的小纸条，好在同学们仅当娱乐，并不介意。偶尔也会有人听到钱钟书和老乡吵嘴，不过两人很快又会嘻嘻哈哈地一同玩闹。大家了解钱钟书好开玩笑的个性，从没有人真的和他生气。
从咿呀学语的小娃，成长为玉树临风的少年，书本在钱钟书的生命里，始终是欢乐的最大来源。
钱钟书的博览群书，在当时的同学中是出了名的。当年的清华大学图书馆，藏书之多和内容之丰，少有大学能与之匹敌。古今中外的图书应有尽有，有几十万册之多。据同学回忆，钱钟书是当时所有学生当中借书最多的一个。
爱书如命的钱钟书，在读书时有一个小“癖好”，就是在书上做眉批或画线，并做一些评语。同学经常评价钱钟书的记忆力超群，博览群书而过目不忘，有着照相机般的记忆功能。而做眉批或画线的“癖好”，对于记忆力好的钱钟书来说非常有用，这是一种帮助自己找材料的好方法，什么材料在什么书里，一下子就能找到。
钱钟书读书涵盖之广，给清华大学的师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著名的国学大师钱穆晚年回忆时说：“及余去清华大学任教，钟书亦在清华外文系为学生，而兼通中西文学，博览群书，宋以后集部殆过目不忘……”
才华永远不会孤独地熄灭，总有一片沃土，会让它淋漓尽致地生长。钱钟书的文章，成为他展露才华的另一个出口，命运在恰当的时候，为这个出口开启了大门。
在清华大学，钱钟书找到了一片为自己发表文章的天地。清华大学的校内刊物《清华周刊》，在大学生之间是一份很有分量的刊物。这份刊物不仅报道清华校园里发生的新闻，对政治也有涉及。发扬民主、坚持抗战的思想，在《清华周刊》里所占的篇幅越来越大，到了抗战前夕，《清华周刊》俨然成了一份在全国都有影响力的刊物。
钱钟书就在《清华周刊》的编辑社里担任编辑和英文副刊主编一职。他的许多中英文文章和旧体诗，都曾在《清华周刊》中发表，先后发表过的文章有八篇之多，其中两篇文章，被收录在《钱钟书散文》，分别是《鬼话连篇》和《小说琐征》。
而在同学眼中，钱钟书的才华，是无人堪与媲美的。中国现代杰出的戏剧家曹禺先生，曾经是钱钟书在清华外文系时的同班同学，当谈到钱钟书时，曹禺先生称赞他才是一个大学问家，还谦虚地说自己与钱钟书比起来，只会写写剧本，是雕虫小技，钱钟书才真正是了不起。
对于钱钟书的才气，我国著名的剧作家柯灵曾这样评价：“散文也罢、小说也罢，共同的特点是玉想琼思，宏观博识、妙语连珠、警句泉涌、谐谑天生、涉笔成趣。这是一棵人生道旁历尽春秋、枝繁叶茂的智慧树，钟灵毓秀，满树的玄想之花、心灵之果，任人随喜观赏，止息成荫。只要你不是闭目塞听，深闭固拒，总会欣然有得。深者得其深，浅者得其浅。”
幽默也是一种才学，作为同学眼中的第一才子，钱钟书的幽默细胞也非常丰富。在钱钟书的大学同学中，有一位叫许振德的男同学，当时他喜欢上了班里的一个漂亮女生，每到上课的时候，就频频向那位女同学暗送秋波。这一切都被没专心听讲的钱钟书看在了眼里。他悄悄把许振德的眼睛向不同方向观看的眼神变化画了下来，还没等下课，这幅被钱钟书命名为《许眼变化图》的“画作”就在同学中流传开来了，并在班级中成了笑谈。
多年以后，当年的许振德同学已经成了一名旅居美国的老者。可是，每当提起此事，许老都禁不住哈哈大笑。4.痴学女子，锦绣前程
日子哪怕再清净、再悠闲，总是挡不住时间一刻不停地向前流动。一派温馨祥和景象的杨家，女儿们渐渐长大了。虽说杨家是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但在那个年代，女孩子上大学还是很少见的。杨绛成了家中的第一个女大学生。
已经成长为少女的杨绛，继承了母亲温婉的个性和父亲的正直。天资聪颖的她，用五年时间就学完了振华女中六年的课程，提前一年毕了业。
家里人为此都很高兴，可是在杨绛看来，这有些不是时候。正是因为提前一年毕业，她没有赶上清华大学到上海招收女学生的机会，杨绛就这样与自己一直心心念念的梦中学府擦肩而过了。
命运就是这样，当老天为你关上一扇门的同时，总是会为你开启一扇窗。杨绛的窗打开了，而且一下子还打开了两扇。
虽然清华大学在上海招收女学生的政策晚了一年，但是杨绛却同时收到了两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分别是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和东吴大学。东吴大学也就是后来的苏州大学，在当时它就是一所男女同校的大学。
父母的开明教育，为犹豫不决的杨绛提供了正确的选择。虽说女子学院接触的都是女同学，环境相对单纯和安全，但是杨绛的父母觉得，女儿已经长大，需要多交一些朋友，不仅限于女同学，这样也有助于开阔眼界。
就这样，杨绛最终选择了东吴大学。一个全新的生活空间，渐渐地在杨绛的生命里构建起来。
杨绛非常喜欢自己的新环境，四五个女孩子同住在一个大房间里，都是正值青春的大好年纪，女孩子们凑在一起，成日说说笑笑，很是愉快。过了一年，杨绛又与另一个女孩子一同被分进了一个小房间，两个女孩子相处，相对清静，但更加舒服。
杨绛的性格就是这样，宜动宜静，热闹时能与别人打成一片，清静时也能怡然自得。江南的女孩子生来就带着那么一丝清秀与柔美，但是少女时期的杨绛，从来没有关注过自己的长相，她始终认为自己不是一个美人。
但是，别人眼中的她，却继承了母亲白里透红的皮肤，从小就被亲戚邻居夸赞为一个美人坯子。到了大学以后，杨绛的功课在同学中也是拔尖的，再加上健康的身体和良好的家境，男同学见了她难免动情。
一直都是读女校的杨绛，起初和男同学接触还极为羞涩，经常是没等张口，脸就先红了。后来，追求她的人很多，杨绛都礼貌地婉拒，只专心学业。拒绝得多了，竟逐渐老到了起来。她后来回忆道：“一次，一个同学假装喝醉了，塞给我一封信，我说你喝醉了？醉了，信还给你，省得明天后悔。”从此以后，两人还是继续保持着友好的交往，杨绛也再没有接到他的情书。
20世纪30年代的大学制度和如今的大学制度有着很多不同之处，比如文理分科和选专业，在那时，是上了大学二年级以后才要考虑的事情。
刚刚度过第一年大学生活的杨绛，正面临着选择专业的难题。杨绛认为，选择专业，就如同在选择自己的人生一样。事实上，她的想法是正确的。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专业，就如同走上了一条正确的人生道路。如此，杨绛有些犹豫不决了。
这个时候，杨绛又想到了向父亲求助，她先是说了自己的想法，她认为，在大学里学的东西，就应该是对人有益的，否则岂不是白上了一次大学？但是，究竟应该学什么，她拿不定主意，她问父亲：“我该学什么？”
没想到，父亲给出的答案却是“喜欢什么，就学什么”。虽然希望女儿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但是在具体细节方面，父亲还是给出了中肯的建议。比如，杨绛被南丁格尔的故事深深打动，曾想过要做一名护士。刚巧，东吴大学的医学预科非常有名，毕业后还可以进入北京协和医院工作。但是，父亲的想法是，学护士不如学医更加实用。
说到学医，杨绛似乎有些退缩，生性善良的她，在生物实验课上都舍不得对活着的小动物“下手”；看过一台手术之后，两天都没有吃下一口肉。想来想去，学医不适合自己。
当时东吴大学的另一个出名专业是法学预科，这和父亲的专业对了口。杨绛也曾幻想过，像父亲一样，做一个替百姓说话的律师。但是，有了父亲那句“喜欢什么，就学什么”，杨绛思考再三，这也不是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
最后，杨绛觉得，自己真正喜欢的只有文学，东吴大学图书馆里庞大的藏书量，对杨绛来说就是一份宝藏，每一本书她都喜欢，对外国文学尤其热爱。杨绛这才发现，原来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学起来才是最容易的。可是，喜欢读小说，就去学文学吗？
父亲再一次开导女儿：“喜欢的就是性之所近，就是最相宜的。”可惜，东吴大学当时并没有文学系，无奈之下的杨绛，只好选择了政治系。每当对所学专业提不起兴趣的时候，杨绛就泡在图书馆里，大量地阅读各种文学著作。
杨绛嗜书如命的性格，与当时也在大学中就读的钱钟书似乎有些异曲同工之妙，也许，这就是缘分的奇妙之处，冥冥之中，两个有着共同爱好的人，注定将来会走到一起。
一旦确定了心中的理想，读书时的每一天便有了更充足的动力。正在东吴大学政治系读三年级的杨绛，接到了一个“好消息”。“好消息”来源于杨绛母校振华女中的校长，校长帮她争取到了美国韦尔斯利女子大学的奖学金，给了她一次出国深造的机会。可是，在杨绛看来，这个消息似乎也没那么好。她认为，穷人家的孩子出国留学等于做了“人质”，好像被外国的强盗捉了去，任人勒索。虽说有了奖学金不用负担学费，但路费和生活费对于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家庭来说，也不是一个小数目。
与其这样，还不如留在国内，去自己喜欢的大学，学自己喜欢的专业。清华大学里始终有着杨绛的文学梦，经过深思熟虑，杨绛告诉父亲，自己不想出国留学，想报考清华研究院读文学。
虽然当年考大学时，清华与杨绛的缘分出现了偏差，但是，三年之后，杨绛终于考取了清华研究院的外文系，离梦想更加靠近了一步。
一入清华，聪明好学的杨绛就让法语老师梁宗岱先生大吃一惊。第一堂听写课上，杨绛的答卷异常精彩，当得知杨绛的法语功底全部是自学而成的时候，梁先生再一次对这位女同学刮目相看。
虽然所学专业是外语，但是杨绛对文学的追求，始终没有放弃。当时，朱自清先生是清华大学中文系的教授。他的才华一直让杨绛钦佩，在清华大学读书期间，杨绛还特意选修了朱自清先生的散文习作课。
当时的学生，都对朱自清先生有着钦佩之情，很多人觉得，能将散文写得如此情真意切，一定是有什么诀窍。成功选修到朱自清先生的课，连杨绛自己都认为是十分幸运的。她自己没想到的是，她的文章会得到朱自清先生的欣赏。
那是杨绛在朱自清先生的课后完成的第一篇作业——《收脚印》。年仅22岁的杨绛，凭着自己的人生感悟，将人死之前重走一遍人生路的回顾之情，描写得淋漓尽致。朱自清先生对这篇作品大加赞赏，在他的推荐下，时任《大公报·文艺副刊》的编辑沈从文先生，将杨绛的这篇处女作刊登在了1933年12月30日的报纸上。
这篇文章让杨绛收获了五块钱的稿费，但是她内心的激动，绝不是由金钱产生的，而是自己终于成为一名“作家”。
懂事的杨绛把五块钱的稿费全部“分配”给了家里人，用四块钱买了两斤红色的毛线，利用自己课余看书的时间，为母亲亲手编织了一条围巾。剩下的一块钱，买了当时非常出名的天津起士林咖啡糖，随着围巾一起，寄给了家里的妹妹们，杨绛自己一分钱也没有留下。
一篇《收脚印》从此开启了杨绛的文学之路。这不是她刊登在《大公报》上的唯一一篇作品，没过多久，同样是在朱自清先生的推荐下，杨绛创作的小说《璐璐，不用愁！》，再一次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
这篇描写青春少女面对爱情时的犹豫和悸动的小说，也得到了林徽因的赏识，《璐璐，不用愁！》也与老舍、沈从文、李健吾等文学大家的作品一起，收录进了由林徽因编辑的《大公报文艺副刊小说选》。
清华大学的图书馆，也“有幸”得到了杨绛的赞美，她甚至专门写了一篇《我爱清华图书馆》，来表达自己对那里的喜爱。
对于杨绛来说，读书就像生命一样重要。父亲曾经问过她：“如果三天不让你看书，你感觉怎么样？”杨绛答道：“不好过！”父亲又问：“如果让你一个星期不看书，你会怎么样？”杨绛毫不犹豫地回答：“一星期都白过了。”
杨绛感觉，站在图书馆的书架前选书，就好像有无数个热情好客的人家为你敞开大门，邀你进入，并且，把家里最好的东西拿出来招待你，你享用越多，他们就越开心。想必，也只有对书籍达到一定的热爱程度，才能想到如此有“人情味儿”的比喻吧！5.阴差阳错，缘分天空
缘分，是命运纠缠的丝线。人与人之间，被这根无形的丝线以无形的方式联接起来，建立起或父子、亲眷、同窗、好友的联系。还有一根丝线，为缘分这个词定下了特别的定义，这根线就是月老的红线，这种缘分结出的正果就是夫妻。
关于爱情，西方人也相信缘分这一说法。《圣经》里曾经说过：“人和人的缘分，一面就足够了，因为，他就是你前世的人。”
杨绛与钱钟书之间，冥冥中就被月老的一根红丝线联接着，顺着这根红线，曾经素昧平生的两个人，相见了。
杨绛在清华大学研究院读书的时候，学校里的女生还非常少，能在研究院里读书的女生就更是少之又少。稍有姿色的女同学，很容易就能找到男朋友。
虽说她有着清秀的容貌和白皙的皮肤，但是杨绛却从来不爱打扮自己，衣服也总是选择最朴素的款式。在别人看来，甚至有些“土气”。但是即便这样，也掩饰不住她与生俱来的气质。虽然杨绛身材不高，却很窈窕，性格也如大多江南女子一样，不急不躁，温婉和蔼。
气质好的女同学，总是能吸引众多男生的目光。渐渐的，开始有人打听这个清秀可人的女孩的背景。这一打听，让杨绛更加成为众多男生追求的目标：父亲是大名鼎鼎的上海律师杨荫杭，可谓是名门闺秀；自幼就在美国教会学校读书，难怪有如此的书卷气质；曾经在东吴大学就读，这可比国内一般的私立大学更加神气。
据当时与杨绛一同就读于清华大学的人说，才貌双全、聪明大方的杨绛，深受男同学的爱慕。想要和杨绛做男女朋友的，有七十多人，当时大家都戏称他们为七十二煞。
但是，杨绛却从没有为任何一个人动心，也许，她依然遵循着月老红线的轨迹，等待并寻找真正属于自己的真命天子——钱钟书。
当时的钱钟书，在清华大学里是赫赫有名的人物，杨绛从一入学，就听说了钱钟书的大名，并知道这位名人在大学三年级本科就读。新入校的同学都知道钱钟书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也都想一睹真容。但又听说，钱钟书的架子非常大，一般的低年级同学从不敢冒昧前去拜访。这更为钱钟书增添了一丝神秘的色彩，大家更想一睹这位才子的风采。
1932年，杨绛刚到北京求学的时候，先是办理了燕京大学的借读手续，对于女儿远行求学，父亲杨荫杭未免有些不放心。他不同意女儿一个人北上，对她说：“如果你能邀约到男女同学各三人与你同行，我便同意你去。”
有了父亲这句话，杨绛果然很快就邀约到了两名女同学——周芬、张令仪，还有三名男同学——孙令衔、徐献瑜、沈福彭。杨荫杭遵守了自己与女儿的约定，只好同意杨绛去燕京大学借读。虽然本来约好同行的张令仪在临上火车之际忽然变了卦，决定不去了，但是依然没有阻止杨绛北上求学的脚步。
1932年2月下旬，天气乍暖还寒，北上求学的小队伍正式出发了。那个时候，南北之间的交通还不是很便利，要辗转几次。先是从苏州坐火车到南京，再坐渡船穿过长江，最后再乘坐津浦路火车，才能到达目的地。
杨绛与周芬、孙令衔、徐献瑜、沈福彭一行五人，一路上一连走了三天，当火车驶入北平火车站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前来接站的费孝通，早就等在那里。据他说，前两次来都扑了空，没见到他们，这一次，已经是第三次来接站了。
为了给风尘仆仆的一行五人接风，费孝通把他们带到了燕京大学东门外的一家饭馆吃晚饭，吃过饭后，大家一起步行来到了未名湖畔。2月的北京，冰冻得还非常结实，整个未名湖就是一个溜冰场，人们可以在冰面上自由行走。
大家从冰面上走过未名湖，分别住进了燕京大学的男女生宿舍，准备通过考试，进入燕京大学学习。
在燕京大学参加了入学资格考试之后，杨绛便急着要去清华大学看望自己的好朋友蒋恩钿，顺便想去清华大学走一走。与杨绛一同进京求学的孙令衔，决定与她一同前往，去拜访自己的表兄。
两人一同前往清华，并分头拜访各自的亲友，但是，杨绛不知道，是月老的红线将她牵引至此，孙令衔的这位表兄，就是大名鼎鼎的钱钟书。
杨绛在孙令衔的陪伴下，找到了蒋恩钿所在的女生宿舍——古月堂。古月堂是一座名胜建筑，建于清道光二年（1822年）前后，与工字厅仅有一巷之隔，保存完好的垂花门，是古月堂最有特色的地方。
最初，古月堂被用来当作清华园园主的书房，梁启超和朱自清二位先生，都曾经在这里居住。自从1928年，清华大学开始招收女学生之后，古月堂就被改成了清华大学第一座女生宿舍。杨绛在这里找到了老朋友蒋恩钿之后，孙令衔就去拜访自己的表兄了。
看到杨绛来探望自己，蒋恩钿喜出望外。当得知杨绛已经申请了燕京大学的借读资格时，蒋恩钿很诧异，她问杨绛：“既然已经来到了北平，为什么不选择在清华大学读书呢？”杨绛说：“我在燕京大学借读的手续，孙令衔已经都帮我办理妥当了，学校方面也同意接收我在这里读书。”虽然已经这么说，但是热心的蒋恩钿还是执意要为杨绛打听到清华大学借读的事情。
从杨绛上学的时代开始，清华就是一所男多女少的大学。每到晚上，在女生宿舍古月堂门前，总是站着许多在这里等待女朋友的男同学，在恋爱中还稍显羞涩的青年男女同学，还会把约会戏称为“去古月堂走走”。
男生不能随便进入女生宿舍，因此，古月堂里也没有专门为男生准备的会客室，无论严寒还是酷暑，男生们总是站在古月堂前，眼巴巴地盯着门口，只盼着自己心目中的那一位早些出来。无论等候多久，也不会面露不悦之色。因为男多女少，女生是一定要宠着的。
与蒋恩钿畅谈过后，正好孙令衔也来到古月堂门前，等杨绛一同返回燕京大学。孙令衔的旁边，还有一个人陪同，见到杨绛之后，孙令衔为彼此进行了简单的介绍，用手指了指杨绛，说：“这是我同学，杨季康。”又指了指自己身旁的人，说：“这是我表兄，钱钟书。”
杨绛看着眼前的青年，穿着一件青布大褂，一双毛布底鞋，戴着一副老式的大眼镜。和大多数男同学相比，钱钟书个头并不算高，面容稍显清瘦，用当时的标准看来，钱钟书不算是风度翩翩的类型，但镜片后的那一双眼睛，却炯炯有神，目光中闪烁着机智与自负的神气。他侃侃而谈的口才，他旁征博引的言辞，他诙谐幽默的谈吐，都让杨绛把这个人深深地记在了心里。
在钱钟书眼中的杨绛，有着小巧玲珑的身材，一点不像正在读研究生的年纪。从眼神中就能看出，这是一个机敏聪慧的女孩子，又不失活泼可爱。说起话来温柔婉约，但每一个字好像都能撞击自己的心灵。
这是二人的第一次见面，既简单，又简短，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偶然，谁知，这份缘分早已从前世就由老天注定。虽然杨绛与钱钟书只打了一个招呼，就与孙令衔一起回到了燕京大学，但是，在两个年轻人的心中，似乎都起了一丝涟漪。在日后的相处中，杨绛和钱钟书两个人，都非常珍惜彼此之间的第一次见面，在此之前，两个人都没有谈过恋爱。只此一面，彼此心中从此都烙下了另一个人的身影，一生都无法遗忘。
杨绛与一同来到北京求学的周芬、孙令衔、徐献瑜、沈福彭五人，全部顺利地通过了燕京大学的入学考试。除了杨绛以外，其余四人均已成功办理了进入燕京大学的手续。杨绛在好友蒋恩钿的帮助下，很快就办好了借读清华大学的手续，因为在清华大学借读的手续非常简单，不用考试，只要在校内有住处即可。
为了让杨绛住进蒋恩钿的宿舍，蒋恩钿同宿舍的好友袁震把床位让给了杨绛，并声称自己有肺病，搬去了校医院住。这样一来，杨绛在清华借读的事情，就彻底办妥了。巧的是，杨绛在振华女校时的校友张镜蓉，也与她同住在一个宿舍，更巧的是，两个人同时就读于外语系，这样一来，有了好友相伴，杨绛的读书生涯就更加不寂寞了。
虽说自己读书的事情顺利办理完毕，但是在杨绛的心中，对同来北京的好友周芬，还是抱有一丝愧疚之情。本来说好一同就读燕京大学，但杨绛中途改选清华，把周芬一个人扔在了燕京大学，杨绛心中非常过意不去。
好在，周芬也是一个性情随和之人，在燕京大学与人相处得非常愉快，很快就与新同学打成一片，适应了新环境。她对杨绛中途改选清华大学的事情丝毫不介意，还亲自送杨绛搬入清华的寝室。并且，通过杨绛，周芬还与蒋恩钿和袁震也成了好朋友，经常互相来往。6.时光静好，绽放年华
有这样一段话：“时光静好，与君语；细水流年，与君同；繁华落尽，与君老。”在静好的时光里，如果有一个人，能与你一起度过大好年华，相伴走到终老，用一生渡你一世的回忆，当日落苍暮，回首今生，才发现，幸福感从未减少。倾我一生一世，换取岁月静好，如若岁月静好，我亦微笑，亦不老。
古月堂一见，虽然匆匆，但二人从此总是心心念念地惦记着彼此。月老的红线牢牢拴着，只一眼，就能认定对方。一向自负的才子钱钟书从未对任何一个女子心动，这一次，心里却好像有了些什么看不见摸不到的情愫在暗暗滋长。最终，钱钟书还是忍不住向表弟孙令衔打听起了上次在古月堂见到的女子。
这一打听，仿佛如同当头一闷棍，让钱钟书着实忧闷了一下。孙令衔说：“季康已经有男朋友了。”这个“男朋友”正是杨绛的同乡费孝通，二人自小相识，是同班同学。费孝通虽是小小少年，却对学习成绩很好的杨绛悄悄萌生出好感。这份好感一直悄悄延续到二人一同考入东吴大学，始终没有向杨绛挑明。
当处处优异、容貌姣好的杨绛成为众多男同学争相追求的目标时，费孝通对杨绛的那一丝好感也逐渐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终于按捺不住，开始了对杨绛的追求。
众人顺其自然地认为，这二人已然是一对情侣，从家世到学历，没有一处不相当。可是，杨绛从来没有承认过二人的关系。
关于此事，杨绛和费孝通之间还发生了一段插曲。费孝通曾经把杨绛约到古月堂前的一片空地上，当着杨绛的好友蒋恩钿和袁震的面，说自己更有资格做杨绛的男朋友。因为费孝通自认为有杨绛的一句“承诺”。
当年费孝通在转学燕京大学之前，曾经问过杨绛：“我们做个朋友可以吗？”杨绛当时表示可以。正是有了这句“可以”，费孝通便以为杨绛做出了承诺。可是，在杨绛看来，朋友就是朋友，你不是我的男朋友，我也不是你的女朋友，如果闹不明白，不如连朋友也不要做了。无奈的费孝通只得接受现实，仍旧和杨绛做回普通朋友。
感情的事就是这样，如若人不对，一切都是错的。当真的爱上一个人时，你眼中的世界便只剩下他了。都说感情天注定，想来似乎有那么一丝道理。自从在古月堂见到钱钟书，杨绛便有了心动的感觉。
少女的情怀总是羞涩的，当心心念念惦记着一个人时，便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这样焦虑了几日，杨绛忽然惊讶地发现，自己是不是喜欢上他了？当她鼓足勇气，假装若无其事地向同乡孙令衔打听钱钟书的消息时，杨绛刚刚开启的心门仿佛“咚”的一声，又关上了。
孙令衔告诉杨绛，钱钟书订婚了。据说，订婚的对象，就是孙令衔远房姑妈的一位养女。两家彼此看好对方的儿女，定下了这桩婚事。只是，杨绛不知道的是，只有钱钟书一人对这桩婚事一直不同意。遇见杨绛后，钱钟书对这桩婚事更是坚决反对。
爱情的力量总是如此强大，无形中给了钱钟书无比的勇气。他思虑再三，还是无法忘记古月堂前的那个女子。哪怕她有男朋友自己也要奋力一搏；哪怕遭到拒绝，也要把杨绛约出来当面谈一下。
杨绛小时候，跟随家里人看房子那一次，错过了与钱钟书的第一次见面。然而世界上的人何止千万，在茫茫人海中，被时间推动着脚步的两个人，不早不晚，偏偏在最恰当的时候遇见了彼此。相视一笑，莫逆于心，所谓知己，也不过如此吧？知己即爱人，又是何等的幸运。
才子与佳人，自古便多有传唱，只是从未眼见为实，便觉得少了许多血肉。钱钟书与杨绛的一世伉俪，是生活在现实世界中一对超凡脱俗的才子与佳人，他们的相处总是带有一丝神秘与传奇的色彩，一切都可归结于“缘分”。这两个字将它的奇妙在钱钟书和杨绛身上得到了完美的体现，只一眼，便知寻觅已久，只一言，便知可相守一世。
其实杨绛对钱钟书早已有所耳闻，大多是从好友蒋恩钿的来信中，好友对这个既聪明又有才华的学子赞不绝口。数学考“零分”也能入清华读书，在杨绛看来，这是一个传奇性的人物。从没想过自己会和传奇产生交集，更何况是这位名满清华的才子。
青春萌动的女子，在才子面前，很难不动情。尤其是听说连老师都不把钱钟书当作学生，很多课题都与他一起讨论时，更是被他博览群书的文化底蕴所折服。
情窦初开的杨绛，开始对这位内秀的大才子念念不忘。放不下的惦念，哪怕在时间滚动下，都无动于衷。思念已经变成一颗种子，在心里扎根、发芽、枝繁叶茂。杨绛开始在记忆中搜寻钱钟书“未婚妻”的模样，姐姐曾经提起过这位相貌不错，却既淘气又坏脾气的女孩。听说她有着惊人的食量，一顿能吃下三十颗冰激凌，因为名字叫崇范，人们取笑着把两个字倒过来念，因此就得了个“饭桶”的名号。
思来想去，杨绛不由得替钱钟书感到惋惜。她认为，这个喜欢打扮成男孩子模样、偷跑出学校骑着自行车到处逛的叶小姐，不适合儒雅文弱的钱先生。
月老红线的另一头，思念也从未停歇。钱钟书记忆中的杨绛，有着白洁红润的脸颊，脸如春花，清雅脱俗，犹如蔷薇新瓣浸醍醐，还带着一丝腼腆。为了纪念第一次见面，钱钟书还特意为杨绛作诗一首：缬眼容光忆见初，蔷薇新瓣浸醍醐。不知洗儿时面，曾取红花和雪无。
情愫在心中逐渐发酵，一旦蔓延，便再也无法按捺。钱钟书用一封书信，将杨绛约到了工字厅，见面第一句话，钱钟书就开门见山，一句“我没有订婚”成了这次见面的开场白。面对钱钟书的直接和坦诚，杨绛用一句“我没有男朋友”作为了回应。
一来一往的两句话，将两人心中积存多日的顾虑瞬间打消，误会的冰雪从此消融，两人面前的阳光仿佛都温暖了起来。杨绛和钱钟书的人生，从这一刻开始悄悄地改变了轨迹，本来在两条路上行走的两个人，旅途从此合二为一。
有人曾经问过杨绛，与钱钟书的感情算不算一见钟情。杨绛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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