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沈明高,刘煜辉,谢国忠,沈建光,余永定,李扬彭文生,陆磊
出版社：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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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阱与高墙—工资膨胀与货币改革试读：
工资膨胀来临
沈明高 花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
关于工资增长的需求引发投资者对中国大陆通货膨胀的高度关注，中国将会进入一个工资膨胀时期。但是工资膨胀不可能过快。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台湾和韩国的经验表明，当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时，工资会出现明显的膨胀。2008年，中国人均GDP刚好超过3000美元。不过，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工资膨胀及其后果不可能像中国台湾和韩国那样严重。
工资提高对工业竞争力和通货膨胀的不利影响，会部分地被其他有利的方面所抵消。生产者会在国内消费和信贷扩大的帮助下，更加致力于生产率的提高。政策改革也会努力消除工资膨胀造成的挤出效应。如果中国能够很好地处理工资膨胀，这将是一个把中国从世界加工中心转变为世界消费市场的契机。
刘易斯拐点
刘易斯拐点首先会出现在农业部门，然后是工业部门。在一个劳动力过剩的经济体中，城乡生活成本的差距反映在工业工资总体上高于农业工资的双重经济现象中。当劳动力过剩现象消失时，工资的上涨首先会出现在农业部门。
农业部门的刘易斯拐点在2003年已经到来。从2003年开始，中国的农业工资明显上涨。为了抑制农村工资上涨，从而推高农产品价格，中国政府在2006年废除农业税，并补贴农业生产。
制造业部门的工资增长需求，意味着中国进入第二个刘易斯拐点。因为中国工资数据不全以及可能存在虚报现象，要从数量上确定工资随着时间的变化比较困难。2004年以来，平均工资增长率和制造业工资增长率分别为16.2%和14.6%，都小于人均GDP增长率17.7%。考虑到可能存在的虚报，实际工资增长率甚至更低。
1980年到1987年，韩国和中国台湾的人均GDP增长率分别为10.7%和12%，每小时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保持相对稳定。之后，韩国和中国台湾的相对劳动成本开始猛增。1997年之前，中国台湾和韩国的相对劳动成本提高了5%至10%，分别达到美国的30%和40%左右。此时，中国台湾和韩国出现刘易斯拐点。
与中国台湾和韩国相比，中国的制造业部门尚未经历刘易斯拐点。2000年中国制造业的工资只相当于美国的3%，2007年也只是6%。与印度和越南相比，中国的劳动成本增长速度处于中等水平。直到2007年，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变化仍然处于早期阶段，工业部门的刘易斯拐点还没有出现。
但是，中国即将面临工资膨胀，正要出现刘易斯拐点。一个国家在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时，会出现相对劳动成本跟美国相比迅猛增加的情况。中国的人均GDP在2008年首次超过3000美元，达到3412美元，刘易斯拐点即将出现。
工资通胀
近期的工资上涨需求，是对中国工资的增长长期受到抑制的反映。亚洲金融危机以前，非农业工资总额占名义GDP的比例增长缓慢。特别是非熟练劳动工资增长率远低于名义GDP的增长。劳动所得在整个经济体中比重的降低，拖累了中国消费对GDP的贡献率。
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之间的工资差距也不断拉大。2000年到2008年，非国有企业工资相对于国有企业工资的比重从115%下降到92%。国有企业集中于垄断行业，获得了比非国有企业更快的工资增长率。
中国大陆可能进入工资相对较快增长的时期，特别是在非熟练劳动力市场上。假设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可以像中国台湾和韩国一样达到美国的30%和40%，那么，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必须分别以每年12%和16%的速度增长。但是，中国城市化率仅有45%，所以劳动力成本增长率不可能达到中国台湾和韩国的水平。
我们预计，非熟练劳动力市场工资将在未来五年内翻一番。熟练劳动力市场上工资增长，应该与名义GDP12%左右的增长相同步。由于政府的控制，国有企业部门工资的增长会相对较慢。
后续效应
中国台湾和韩国的经验表明，工资和通货膨胀正相关。中国台湾的通货膨胀率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的近十年中，稳定在4%左右。而韩国同期通货膨胀率超过6%，甚至在1991年的很短时期内超过9%。
中国大陆工资上涨对通胀的影响不会那么显著。中国历史数据表明，工资膨胀和通货膨胀之间没有确定的关系。这部分是因为工资压制，部分是因为中国的通胀更多地由外部需求所决定。所以中国通货膨胀率稳定在4%以上是可能的。
劳动收入上升会推动消费增加。在中国台湾，私人消费在GDP中的比重于1988年达到最低点47.7%，到2000年上升到60%；在韩国，私人消费在GDP中的比重于1988年下降到49.1%，到2000年上升到55%左右。这说明出口导向增长模型倾向于在发展的早期阶段扭曲国内工资，然后在工资上涨的压力下使内外需求的增长重新达到平衡。
中国大陆消费在未来的十年中也会有出色的表现。中国私人消费占GDP的百分比可能在35%左右见底回升。其上升的速度取决于工资的增长，以及政府支持国内消费的政策改革。中国的私人消费在未来十年中可能会提高5%至10%，并在2020年达到40%至45%。不断提高的劳动收入有利于所有的消费部门，尤其是电子、经济型轿车和包括旅游、教育在内的服务业。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公司在工资膨胀环境中取得成功的关键。2005年到2007年，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而实际工资增长率为11%。根据世界大企业联合会的统计，从2001年开始，中国雇员的人均GDP年增长率为平均每年10%左右。2000年到2009年，中国年均通胀率为2%左右。因此生产率的提高支撑了年均12%左右的名义工资增长率。如果通胀率为4%，公司的劳动成本增长率会达到14%。除非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能够进一步提高，否则，高达14%的名义工资增长将会减少公司的边际收益。
我们认为，以下几个方面会有长足的进展。首先，公司会倾向于购买技术和设备以提高自动化。其次，在研究开发领域投入较大的公司需要提高他们的竞争优势。再次，随着工资的提高，公司倾向于雇用熟练的劳动力，增加对教育和职业培训的需求。
中国需要努力平衡工资上涨和GDP增长。未来五年中，家庭收入的翻番有助于中国结构的平衡。然而，家庭收入的增长不能仅仅依靠工资的上涨，包括投资在内的非工资收入也应该得到提高。
旨在提高政府效率的政策改革，需要降低工资膨胀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工资增长会再分配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收入。而个人所得税的降低会再分配政府和家庭之间的收入。固定工资市场的发展会提高家庭的投资所得。一个更加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也会减少保障性存款的需求，促进消费。
工资膨胀提高近期利率上涨的可能，却缓解了汇率上涨的压力。工资膨胀是通货膨胀性质的。因此，如果通货膨胀超过4%，利率提高的概率会比较大。然而，工资提高会减少近期对人民币重新估价的要求。随着国内需求超过国外需求，中国的经济会更加平衡。
中国通胀的逻辑演进
刘煜辉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实验研究室主任
2011年上半年是中国央行的艰难时期。
2010年年初，研究机构的普遍判断是，当年中国物价的形态是中间高两头低，因为2010年翘尾因素在6月、7月达到全年最高2.1%的水平，随后回落，而新涨价因素预期相对平稳，但到后来，8月物价上涨后，就再也下不去了。
先前作出的预测判断，忽略了一个重要前提：2009年四季度以来的收紧货币的力度要保持，并贯穿2010年全年。
2010年1月到4月，货币当局曾经试图加强从市场回收流动性，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回收头寸。但是，到5月，随着欧债危机加剧以及对国内经济“二次探底”的过度担忧，整个三季度市场投放的净头寸增加1.9万亿元之巨。货币政策事实上重回“极宽”轨道。
货币—资产—物价
目前关于通胀的主要分歧在于，中国通胀是短期现象还是长期现象。
认为中国通胀是个短期现象的理由是：目前的通胀是个结构性问题，天气、灾害导致农产品价格上涨，高储蓄下难有长期通胀发生，产能过剩等等。如果这些推断成立的话，结论必然是对于当前物价上涨，央行是爱莫能助的。
如果认为中国通胀是个长期现象，就需要着重从货币逻辑来解释。这个逻辑是：货币—资产—物价。这不是某一个时点货币超量了，而是2003年往后，中国经济就进入了超宽货币时期。土地和房地产价格涨起来后，才通过相应的传递渠道向物价的各个领域扩散。这需要时间的累积。
中国物价上涨主要由两部分构成：城市服务性价格和食品。
城市服务性价格上涨很好理解，地价和房地产暴涨直接驱动人工成本上涨，经济学上叫“生存线”。食品跟货币的联系稍微曲折一点，城市人工成本涨，对应的是农业人工的机会成本涨，同时，农产品流通过程属于“大服务”，人工成本上去了，流通成本也上去了。安信证券研究发现，2000年以来，中国的农产品价格与劳动密集型程度呈现显著正相关。
中国劳动力成本趋势性上涨与“刘易斯拐点”逼近相关。但关于“刘易斯拐点”的判定目前理论界是有争议的：到底是按照劳动力供求拐点，还是工资的拐点，还没有形成共识。按照人口结构的变化，学者们计算的拐点时间多在2015年左右。
我们更关心工资上涨的过程。
从人口结构的拐点引发的工资上涨应该是一个均匀释放的过程，而2006年以来，中国的劳工工资的上涨却像峭壁一样陡峭，令人困惑。中国的劳动力红利的释放完全有条件比日本更均匀、更持续一些，因为中国广袤的国土和区域差异可以使这一过程有足够的纵深，资方可以将工厂迁往内地，或可以用机器替代人工，但当下内地的土地等要素成本也在快速上涨，所以，薪酬上涨呈现全局性刚性。
刘易斯认为，一个国家在拐点之前也会出现工资上涨，主要因为维持生存线的工资水平上涨。所以，我们不得不回望货币的泡沫，某种程度确是泡沫吞噬了中国的劳动力红利。中国可能提早了十年迎来劳工工资的急剧上涨。
超量货币大量向资本品走，土地和地产价格急剧上涨，城镇的生活成本、商务成本就上去了，劳动者的实际生活支付能力在下降，已经达到了不能承受的地步，当然要倒逼工资上涨。这些关系是相对的，务工成本涨意味着务农的机会成本涨，于是，牵引着农产品趋势性上涨。反过来，工业利润变得越来越薄，更多资金从实体出走，推动着资本品价格更快速度地涨，这是一个自我强化的循环。
收货币是作用于资产
假如我们认同中国通胀长期性的货币逻辑：货币—资产—物价，治理通胀方向其实就变得非常清晰，调控的关键在于逻辑的中间环节：资产。
收货币并不直接作用于物价，而是针对资产泡沫，资产价格一旦下行，如今碰到难题可能都不再是问题，通胀、人民币升值压力等等自然消退。
当然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接受的一个经济结果是经济减速。当前宏观调控的两难，其实还是老问题：我们是要保持高速度，还是要低价格？
澄清三个伪命题
中国经济的特殊性使得对于它总是出现一些新说法，这些说法往往似是而非。关于中国经济有三个伪命题。
一是输入性通胀。
有些观察者很愿意将中国通胀的责任都推到美国头上，喜欢讲“输入性通胀”。经济学有个概念叫“镜像互补”，全球经济作为一个开放经济，整体是平衡的。如美国失衡，外部就必然得有一个经济体也失衡，并与之弥补，才能长时间运转。美国印钱，必须有外部世界接受，信用规模才可能膨胀。
中国经济加大刺激，不减速，是当前美国经济决策者最乐见的。因为这拓展了美国量化宽松的空间。那种鼓励中国放水冲沙，与美国大打货币战的建议是不可取的。
第二个伪命题是关于汇率绑架利率（加息引致“热钱”）。“加息引致‘热钱’和升值压力”是个习惯性的认识误区。真实经济的逻辑是这样的。人民币内在升值压力来自于经济超速增长，进来的钱是博泡沫和价差的，而非息差，如果国内坚定减速，抑制资产泡沫，跨境资本流入的压力会减少，升值压力会减轻。市场投资者也是这样理解的。
过往几年的经验数据表明，当国内宏观调控加码，内需被抑制（进口减速）时，跨境资本流向将出现逆转，钱开始减少进入国内，甚至流出境外。这是市场投资者的选择。与内在经济的逻辑相一致。
第三个伪命题是关于经济减速对于就业的冲击。
中国经济减速的冲击和央行紧缩政策的冲击被严重夸大了，经济减速造成就业压力并不构成直接关系。
中国经济要“保八”的理由一直是就业，特别是2000余万农民工的就业，关系到社会稳定。理论上讲，一个经济体实体化越高，抗冲击的弹性越大。中国是一个有强大制造部门的经济体，中国的经济弹性在主要经济体中应该属最高之列。这正说明20世纪90年代的韩国为什么在流动性危机的冲击后迅速复苏，而如今的希腊却不能。随着流动性退潮，商品价格的下跌，制造业部门的竞争力是变强的，成本下降对激发企业家精神是有利的，对于就业是正向的。而不是被成本逼迫着用机器替代人工和转移工厂，甚至干脆离开实体经济。
中国经济减速的成本是资产部门（银行、地产和地方政府）来承担，而不是中国劳工。
不碰泡沫能否转型？
中央的经济工作会议刚刚结束。2011年中国经济政策定位于“积极稳健审慎灵活”，这是关于处理“保增长、调结构、控通胀”三个宏观目标的关系的政策原则，基本可以解读为宏观决策层不太会采取全局性紧缩的调控来应对当前日益严重的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希望需求管理和供给疗法搭配，通过发展和改革来解决各种棘手问题，如结构失衡、泡沫和通胀。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传递出的信息是，中国决策者希望在不逆转货币条件的情况下，加快供给层面的改革（官方的说法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为此，积极财政政策成为重要的给力点。通过在民生方向扩张供给，来消除家庭的不安全感，提升他们的实际支付能力和收入，提高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