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岱君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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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往事：台湾经济改革故事(1949~1960)试读：
前言
许多人误以为台湾生来就是市场经济，其实不是。
1949年之前的国民党领导满脑子都是计划经济，认为国营企业优于私营企业，唯有计划经济才能保障国家安全、提高人民福祉，因而主张由国家从事重工业，管控工矿、水力、能源与公共交通，而私人企业只能生产日常消费品。
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国民党人的经济理念同政治理念一样，都是源自孙中山“三民主义”，而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就是以“节制私人资本，发达国家资本”作为核心内容。所以，当1949年国民党从大陆撤退时，台湾推行的就是以公营企业为主、决策当局严格控管的统制经济（command economy）体系。
但是，从1950年开始，国民党的主要领导人蒋介石、陈诚等，以及跟随他们的许多技术官员都逐渐变了思路。1952~1953年与1957~1958年台湾发生过两次财经大辩论，辩论各方都在认真思考究竟哪一种经济体制适合台湾的发展，哪一种经济策略能为台湾带来最大的经济增长。大辩论之后，台湾当局采用新观点和新方法发展经济，并且逐步建立新的制度。这些新制度，不论是正式的规章制度，还是非正式的思想习惯，都带动了一连串的经济改革，在短短的10年之内，计划经济转型为市场经济，而且还是一个追求公平开放、富有创造力和高效的市场经济（productive market economy）。
经济改革和转型的过程不仅高潮迭起，而且可以说是惊心动魄，但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原委，即使是台湾人自己，也不太清楚。那么，这场革命性的经济改革是如何发生的？高效的市场经济又是如何形成的？高效的市场经济是如何形成的？
人类的历史进程表明，高效的市场经济并不是自然生成的。它需要一些基本条件，包括民众的信仰与社会机制，这个社会机制必须能够激励人们参与生产，相信自己能从努力中获得回报，并保障财富的安全与分配的公平。
这个过程是如何发生的呢？首先，社会的生存必须受到挑战，原有的经济体制已不能满足人民的需求，甚至威胁到领导者与社会精英的统治。他们必须解决财富与经济问题，才能维持自身的权力与统治秩序。正是有了这样的认知和恐惧，领导者和社会精英才会愿意寻找新的办法来解决问题。“新的办法”必须从意识形态的改变开始，先有思想的改变，然后推进制度的变革。当然，任何改革都会引起既得利益团体的激烈对抗。在这个时候，改革者无论在意识形态还是制度的改革上，都不能犹豫或退让，唯有坚定不移地战胜强大的反对势力，才能建立新的制度。
西欧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正是如此。西欧原来也是以传统的农业经济为主，直到15世纪，连续200年的战乱，不仅军队伤亡惨重，而且民穷财尽，弄得上上下下都难以为生。到了这个地步，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开始意识到，巨大的战争花费已威胁到自身统治的合法性。面临这样的威胁，他们不得不调整政治与经济政策，以便创造财富和巩固统治，同时平衡国家之间的权力，避免战争。
英格兰与法兰西率先创造出新的经济体制，以一套激励机制来鼓励人民参与市场经济，积累更多的财富。他们的做法是：统治者同意保护私有产权，不是限制而是鼓励私人企业的发展，以市场为导向，允许人民参与经济活动，条件是他们要合理缴税。最后，统治者率领的官僚团体与社会精英达成协议，共同合作，通过经济改革，提升经济效能，进而建立一套现代政治经济制度，使人民的财富增加，国家更加富强。这套方法迅速获得成功。此后，越来越多的统治者愿意改革政治和经济制度，鼓励发展高效的市场经济。中国为什么没发展出高效的市场经济？
中国却没有出现这样的历程。在公元1600年前，中华帝国从来没有像西欧国家一样被挑战过。总的来讲，中国的少数民族，特别是北方的民族，由于自身力量不强，一般无力挑战汉人。蒙古族和满族是特例，他们打败了汉人，并统治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是，这些外族的征服者依然采用汉人的意识形态、制度与文化体系来管理中国，中国经济增长的总体模式并没有根本改变。
中国传统的经济模式是以农业为主，特别是通过充分利用丰富的剩余劳动力来增加耕地面积。这种经济模式的特征是：生产率低、商品和服务的增长缓慢，工矿资源则大多由国家控制，甚至国家通过垄断限制它们的发展，以确保增长的财富不被野心家用来威胁皇权。
统治者非常喜欢这种以耕地为基础的传统经济体系，因为它使人民安居乐业，社会稳定，虽然不断增加的人口使得生活条件越发艰困，人民基本上只能维持勉强的生存，但统治者和精英阶层垄断了政治权力，仍能凭借特权，享受丰富的物质生活与文化生活。
这种经济模式一直沿用到20世纪初，没落的清朝在内外交逼下，终于提出“新政”，开始全方位的改革。可惜改革姗姗来迟，清末“新政”未能改变王朝覆亡的命运，辛亥革命一举推翻清王朝，民国建立。
不幸民国多艰，相继发生袁世凯的“洪宪”帝制与护国战争、北洋政府崩溃与军阀割据，紧接着，是黄埔军东征与北伐，还有中原大战。在民国创建之后将近20年里，中国始终没有一个安定的环境着力于经济发展。
唯一的机会是1928年国民党在南京建政到1937年抗战爆发，在不到9年的时间里，国民政府曾积极发展经济、鼓励工商。但它基本上还是采用原有的统制经济手段，金融、工矿、电气、交通、军用制品等方面均由国家统制，只有一般民生消费领域才可以由私人经营。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集中人力与物力，以应战争的需要，国民政府更加抓紧推行统制经济，几乎控制了经济生产与销售的各个环节，往市场经济转型的机会就更渺茫了。1949年后两岸实行两种制度
1949年，中国共产党取得中国大陆的执政权，国民党退到台湾，从此，海峡两岸出现了不同的经济发展方式。
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在台湾尝试了20世纪最富戏剧性的经济改革。经过50年代两场关于经济问题的大辩论，国民党开始改变解决经济危机的旧套路，启动大规模的经济改革，建立起新的经济制度和组织结构。他们创设新的法律体系来促进私人企业发展，保护私人财产，把政策重心放在加强市场经济竞争力和企业家的创新能力上面。其效果是，不仅大大地提高了生产效能，扩大了商品和服务的出口，同时也使所得分配更公平。至此，台湾建立了中国经济史上第一个高效的市场经济。
与此同时，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陆也展开了中国历史上最剧烈的经济体制转型。共产党没收了私人资本，建立了一个以国营和集体为绝对主体的单一公有经济体制，并全面仿照苏联的计划经济。结果是经济发展大起大落，加上“文化大革命”的惨剧，20世纪70年代末大陆的经济发展被甩在了后面。“文革”结束后，大陆开始推行改革开放的政策，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探索“市场化”的路线，允许私人经营服务业以及轻工业，同时允许外资进入多个经济领域。
改革开放的政策十分有效，大陆经济得到快速增长，但还是有反复，直到1992年，中共十四大正式提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确定了引入市场机制的新经济政策。
根据官方的统计资料，改革开放后，大陆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每年增长在9.5%到11%左右，是世界上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地区之一。从1978年以来，中国大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增长了4倍，现在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私有财富快速扩张，产权关系重新分配，意识形态和整个社会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随之而来的是严重的贪腐、所得分配严重不均；此外，市场经济由于功能不良而承受了巨大的交易成本，诸如银行坏账，住房、教育、医疗以及社保不足，引起社会许多不满。而且，最大的问题是，过去30年来的发展模式已经遇到瓶颈，深化改革迫在眉睫。今天，大陆的改革开放政策已走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
有趣的是，当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后面对经济发展的瓶颈，许多困境和今日的大陆类似。例如，决策者站在发展的十字路口，究竟是大胆转型，还是沿用旧章，歧义纷呈。如果选择转型，将在多大程度上保障私有财产？又将在多大程度上限制决策当局的权力？改革启动之后，面对不同发展路线的竞争，既得利益团体与社会舆论反弹，新的矛盾不断涌现，当局对社会资源的掌控是继续放松，还是抓紧回头？改革的幅度该多大？发展的速度能多快？类似的挑战和争议似乎都正在今天的大陆上演。台湾经济转型的故事无疑可以为上述疑难问题提供现成的智慧参照。台湾经济转型的故事
本书的故事就是展示台湾经济转型成功的秘诀。在两次财经大辩论中，国民党领导人为什么竭力扶植私营企业？为什么同意采取出口替代策略？为什么愿意进一步深化改革，把掌握在手中的社会资源放出去，还乐观民间政治经济势力的滋长？……
这些答案早已躺在一段段尘封的历史中，多亏近年来一些重要的历史档案陆续公开，我们终能一窥究竟。本书参用不少现存于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的蒋介石日记、国民党党史数据（微缩胶卷）以及几位国民党领导人物的个人资料，再加上作者对当年参与经济建设的老兵的口述访问，这段鲜为人知的故事终能浮出水面。
本书以1949年国民党退到台湾、尝试不同的经济路径为起点，到1960年挥别过去的计划经济思维，全方位朝市场经济发展为止。各章的主要内容是这样的：
第一章重在回顾历史，简要地介绍台湾自1895年割让给日本之后，为期整整半个世纪的经济状态，以及1945年中国国民党收回台湾所建立的新经济体制，直到1949年国民党退台为止，其中还包括国民党在内战中惨败，最后丢掉大陆的基本过程。正是由于蒋介石与国民党都把在大陆的失败视为奇耻大辱，彻底反省，他们才放弃孙中山民生主义理论的主体框架，悄悄地重塑台湾的意识形态，通过威权意志，选择了市场经济的不归之路。
第二章重点介绍蒋介石与陈诚立志改革的决心与行动，除了国民党本身的改革之外，还包括台湾的币制改革、土地改革、地方自治等。每一项改革都不容易，都是惊天动地的举措，虽然国民党内反对的声音很大，但蒋介石与陈诚还是坚持走了下去。
第三章讲述台湾第一次财经大辩论。从1952年底到1954年春，台湾上下就什么样的经济体制最能有效地创造财富问题展开了论战。大致有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公营企业是经济发展的生力军，当局应当规范资本主义企业，甚至限制它们的发展，以利公营企业的发展；第二种意见则呼吁当局放手，全面实施市场经济；第三种意见也主张维持计划经济，但要求通过保护私营企业产权，同时运用国家权力，帮助私人参与市场经济的竞争和创新。最后，第三种主张在辩论中胜出，国民党决定朝民营化的方向发展。遗憾的是，没过多久，当局与党内的既得利益者就开始反扑，想借“扬子木材案”把改革者拉下马，民营化的脚步也因此受挫。
第四章勾勒了1957年台湾第二次财经大辩论。民营企业在“进口替代”政策之下活力迸发，只因台湾市场狭小，很快就遇到了发展瓶颈。此时，高度控制的外汇贸易体制已经滞碍难行，经济策略必须改弦更张，改革的要求排山倒海而来。第二次财经大辩论的焦点是：要不要放松当局对外汇贸易的控制？保守派官员认为，应当继续坚持当局控制，不能突然做大幅度的改变，否则会导致通货膨胀、外汇减少，甚至危及社会安定。以少数技术官僚和经济学家为代表的改革派则主张，迅速将外贸体制自由化，并要求当局通过某些具体的政策，鼓励企业走向全球化的市场经济。
辩论的结果仍然是以改革派的胜利告终，开启了国民党有史以来最大的经济改革，不仅外汇贸易管制的闸门打开了，台湾经济力量有如出柙的猛虎，飞快奔腾；同时，经济政策的思维也变了，过去想的是“管制”与“安定”，现在则是想尽办法方便外销，促进发展。如此一来，新的经济制度最终取代了行之多年的计划经济。
第五章探讨的是台湾如何在外汇贸易改革后，把改革的范围扩大到财经以外的其他层面。正如改革的关键人物尹仲容所说，经济要发展，仅仅在外汇贸易方面改革是不够的，还需要观念与习惯、经济环境等方面的改善。唯有剔除文化习惯与社会环境上的阻碍，台湾的经济才能顺利推进。
与此同时，美国援助国民党的政策发生了不利于台湾的改变。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台湾不能永远依赖美援，必须在短时间内尽快建立独立自主的现代财经体系，改善投资环境，增加资金来源，才能自立自强。要想建立现代财经体系，台湾需要做更大幅度的改革，势必涵盖预算、金融、外汇、规章制度与行政等方面。只有这样，台湾经济才能自立，迈向现代化。为此，台湾当局和美国进行了好几回合的会谈，促使台湾当局推出了一个涵盖经济、文化、社会、政治方面的社会革新运动，希望形成一套适合现代经济发展的观念、作风和制度。
第六章以个案分析为主，探讨那些改革推手的经历、思想以及彼此间的互动。这一章特别叙述两次财经辩论中，决策者如何通过对经济问题的认知改变，调整他们的信仰，从而在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上达成共识。尹仲容为什么不计个人荣辱一心改革？严家淦为什么推动改革却又功成不居？李国鼎、杨继曾等技术官僚为什么不辞艰困投入改革？陈诚为何在历次财经辩论中都支持改革派？蒋介石明知涵盖社会、文化、政治的全面改革会侵蚀国民党对台湾的控制，为什么还是继续支持改革？这些事关改革成败的因素，都是本章所要重点阐述的内容。
此外，几位杰出的经济学家（例如蒋硕杰、邢慕寰）也锲而不舍地鼓励财经官员从事改革，并且经常提供建言。还有，美国方面在这场经济转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台湾无论是在军事上还是经济上，恐怕都难以维系。至于美方和台湾官员的互动情况如何，台湾又为什么能在数十个接受美援的地区中运用美援最成功，也是本书将要重点揭示的。
第七章综合分析台湾经济顺利转型的关键因素。很特别的是，国民党领导人不像中国历史上的政治领导那样害怕放权，也不像自己以往那样，担心财富创造会威胁他们的统治。相反，他们渴望打破窠臼、建立新的财富创造体系，不但自己接受了新观念，而且设计了允许发展私营企业的制度。这些新制度鼓励台湾企业家参与本地和全球的经济活动，使台湾顺利地由计划经济转型为市场经济。
在以上各章的叙述中，本书作者都试着围绕下列重要问题，提供一份答案：
——为什么在人类历史上，只有部分国家或地区可以从计划经济转型为高效的市场经济？
——究竟是什么因素推动了战后台湾高效市场经济的建立？
——台湾为什么能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同时，大致避免了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贪腐、特权、所得分配不均等）？
——大陆当如何努力才能清除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享受高效市场经济的成果？第一章台湾的新统制经济（1945~1949）
清朝政府在甲午战争中败北，于1895年接受《马关条约》，把台湾割让给日本。从此，日本殖民政府统治台湾，台湾的经济变成殖民地式的经济，也就是由日本殖民政府主导的计划经济，一切经济活动都必须根据日本的需要而定。20世纪初，台湾的主要产品是蔗糖和大米，成批地运到日本本土与相关地区。
毋庸讳言，日本在台的殖民统治期间，台湾地区还是有过不少开发建设，例如建立了新的交通运输系统、进行人口普查、完成地籍登记、开发矿山、发展林业和渔业、开展公共卫生工作等等。到20世纪30年代，台湾经济已经有了相当的基础，日本殖民政府开始发展钢铁工业、食品制造业，同时建立化工和机床制造工业。持续的经济增长也带动了城市化的起步，农村人口开始走向城镇。
不过，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台湾的经济大受影响。台湾是日本的“南进基地”，遭受美军的密集轰炸，机关、学校、工厂、公路、铁路、发电厂等受到严重破坏，以致生产骤降，通货膨胀尤其严重，[1]1945年的物价上涨率高达575.11%。
1945年日本战败，国民政府收回台湾，日本人撤离台湾。几个月内，走了25万多日本人，其中不但有行政管理人员，还有许多技术人员。他们一走，原有的殖民式经济顿时瓦解。尽管国民政府的接收团队也有财经技术方面的人员，但是时间紧迫，人手也不够，许多事情衔接不上，台湾的市场与社会陷入一片混乱。这对于饱受战火破坏的台湾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陈仪与国民党的经济理念
代表国民政府接收台湾的是首任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长官陈仪。陈仪和蒋介石以及其他国民党领导人一样，都是计划经济的忠实支持者。国民政府自1928年以来，实行的一直是统制的计划经济。蒋介石、陈诚他们都是孙中山的信徒，都认为“三民主义”中民生主义的核心就是“节制私人资本，发达国家资本”。他们认为：私人企业效率低，无法提高金融资本、扩大生产能力，而且，资本家自私自利，容易流于贪腐、垄断。唯有政府掌控生产与消费，才能做到公平和效率；唯有政府掌控资源技术，才能达到工业化的目标。在蒋介石看来，“真正的中国经济不是放任的自由经济，也不是阶级斗争，而是计划[2]经济。”
自从1931年日本占领东北后，蒋介石等更坚信中国必须建立强大的国家机器，以经济发展国防，才能应对日本侵略。为达到这个目的，蒋介石在1935年把主管全国国防建设的“国防计划委员会”改名为“资源委员会”，资源委员会直接隶属军事委员会，负责中国资源的调查研究和动员开发。中国的重工业，尤其是与军事工业相关的钢铁、动力、机电、化学、水力等基本工业，都由资源委员会掌控；私人企业仅能生产日常消费品，以提高民众福利。
资源委员会带头实行大规模计划经济，控制军械和工业生产，还创设新的制度与机构来保护中国的战略资源。所以，到“二战”结束为止，国民政府主要领导人的脑子里都塞满了国营企业、重工业、计划经济的想法。陈仪的台湾新统制经济
蒋介石选定陈仪执掌台湾是经过缜密思考的。陈仪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陈夫人是日本人。陈仪曾任福建省主席，拥有主政地方的经验，而且，福建和台湾地理文化接近。更重要的是，陈仪的治理理念和蒋介石相同，坚信：“如不实行国营经济，[3]中国就没有未来。”所以，他一到台湾，就宣称将力行国父遗教，[4]要把台湾建设成“三民主义的实验所”。
陈仪早在1934年到1941年担任福建省主席期间，就已经在福建建立了一个以公营企业为主的庞大统制经济体系，工商贸易、米粮生产、财政金融、交通运输等都实行专卖，几乎日常生活中的每笔交易都要经过政府审批。
但是，铺天盖地的统制经济，效果却不理想，反而惹来不少民怨，因为“奸商趁机囤积，贪官从中渔利，米荒严重，物价飞涨，民怨沸
[5]腾”。不过，当时战乱频繁，陈仪并没有机会去深入思考其中的得失利弊。
1945年，陈仪奉命掌理台湾，把在福建省没有充分发挥的经济理念带到台湾。他身兼台湾省行政长官和警备总司令二职，牢牢掌握了政治和经济大权。在他的领导下，台湾很快就建立起由政府严格管控的新经济。
首先是接收日产。陈仪没收了日本人留下的企业，把它们重组并且改为公营，例如把日据时代的四大糖厂合并为台湾糖业公司（台糖），原先的六家石油公司被合并为中国石油公司。他把日本和日台合办的所有工矿企业都转交给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还接收一切公私[6]交通以及所有粮食生产和流通，日本人的土地也全部没收了。陈仪还成立了一个日产管理委员会来清算日本人所占的房地产，并把它们收归政府管理。从1945年11月到1946年6月，在短短的七个月里，战前日本人占的土地、工商农矿财产都涓滴不漏地转移到政府手中。
此外，还有学校财产委员会负责管理教育系统及其财产，土地委员会处理土地纠纷。
陈仪主政的台湾当局还规定米、盐、糖、煤油等民生产品，一律由官方统一定价收购；同时加强对烟、酒、火柴等物品的专卖管理。为达到这些目的，他特别设立了贸易局、专卖局、粮食局和煤炭调整委员会。专卖局控制食盐、樟脑、火柴、酒和烟的生产与销售；粮食局制定粮食政策，购买粮食、征收土地税并控制粮食生产的来源；煤炭调整委员会则垄断能源供应，规定所有私营煤矿所生产的煤炭只能出售给这个委员会来分配。到1946年底，70%的工业资产和72%的土[7]地都纳入了台湾省长官公署所控制的统制经济体系之中。
陈仪本来预期这个严格的管制经济体系能尽快恢复生产，提振经济，但事与愿违，长官公署一开始就和台湾人民弄得不愉快，农工生产也一直提不上来。
其中的原因很多。首先，日产处理造成不少民怨，许多日本人离开台湾之前把房地产出售或赠予台湾的朋友，因为走得匆忙，很多来不及办理转移证明。结果，凡是拿不出转移证明的，房地产一律收归国有。其次，如此大规模的政权转移，使许多人失去了工作。仅仅是公务员方面，国民政府取代日本殖民政府，就有大约37000名台湾人因此失去了工作。殖民政府时期的台湾官员有84559名，其中44%是日本人，56%为台湾人（台湾人有46955人）。1945年国民政府接收以后，政府官员的编制缩减了将近一半，只剩44451名，其中又有不少职位被大陆来的公务员拿走。缩编后的行政长官公署人员，从大陆来的人占了64%，台湾人只剩下22%，剩余的14%为留任的日本人（大多是技术方面的职位）。算起来，在政府工作的台湾人从原来的46955人一下子降到19730人。在失业的37000名公务员中，如果平均每个人负担五口之家的生活，那就意味着约有18万台湾人因为国民[8]政府收回台湾而面临生活困境。
不只是失业问题，经济也出现困难。严格的统制经济不但没有恢复市场活力，反而使台湾工业及农业生产出现倒退，一度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到处都有民众的不满之声。还有，垄断与管制造成了政府的腐败与低效。因为处处管制，走私及黑市交易必然增加。这样一来，陈仪和他的部属更加依赖警力来缉查，而在缉查的过程中，往往造成冲突与民怨。台湾民众对国民党及陈仪政府的反感越来越强，也[9]深深地伤害了台湾人和大陆人之间的感情，影响了二者的关系。
当时，已有一些文化知识界人士提出警告，要求陈仪迅速做出政治与经济上的改革，否则要出大问题。而陈仪太过自信，不但没有注意改正，反而加强了经济管控措施。问题是，越管制，经济及社会秩序越恶化；越恶化，就越加强管制。如此恶性循环，使陈仪政府陷入巨大的统治危机而不自知。
到1946年底，台湾人对未来的期望濒临崩溃。失望和不满不断增长，城市里最严重。通货膨胀成了恶性通胀，失业率飞速上升，台湾人与大陆人的矛盾也加速恶化。当时已有政治观察者指出，社会的不满以及政府与人民关系紧绷，已经到了临界点。山雨欲来风满楼，[10]任何一点儿冲突都可能成为引爆点，“变乱随时可能爆发”。二二八事件
变乱终于在1947年的2月27日引发。导火线是烟酒专卖局在台北市查缉私烟。卖私烟的是位中年妇女，缉私警察没收了她的香烟摊子，她又哭又闹，抓着警察的衣服不肯放手。拉扯之间，警察的枪托打了她的头，血流满面，引起围观的市民不满，与警察发生冲突。混乱中，有警察受了伤，于是，警察向群众开枪，打死了一位市民。当天晚上就有民众到警察局请愿，要求严惩凶手。第二天，即2月28日，冲突更加严重，请愿、游行、示威，很快演变为大规模的武装冲突，民众的暴动迅速蔓延到台湾全省。这就是著名的“二二八事件”。
城市陷入暴乱，公共财产被严重破坏，暴民抢占警察局、政府办[11]公室，甚至收缴枪械、组织民兵，情势极为严峻。暴乱发生时，全台湾的军警只有5000人左右，原来驻扎台湾的部队大多被调到大陆参加内战。这么少的军警，陈仪无法控制局面，只得请求蒋介石紧急派兵支持。蒋介石正忙于内战，匆匆指派驻扎上海的21师到台湾增援。
暴乱的前几天，暴民枪杀了不少外省人。3月8日之后，刘雨卿率领的21师约5000人陆续抵达台湾。陈仪展开镇压，造成更多台湾人的死伤。与此同时，陈仪的管制经济也被打乱，几乎停摆。
到底有多少人在变乱中死亡？众说纷纭，有的说数百人，有的说数万人。根据“行政院”成立的财团法人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在2004年1月2日公布的补偿记录，“本省人死亡673人，失踪174人，其他羁押、徒刑、伤残、健康名誉、财务损失，共1237人，合计2084[12][13]人”，其中不少是台湾社会的精英，外省人死亡约147人。
自从1895年台湾割让给日本以来，台湾人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大规模的暴力事件。二二八事件导致台湾社会严重分裂，数十年来难以化解。许多历史学家与政治学家一致认为，这是“二战”以后影[14]响台湾“最严重、最深刻也是最长久的事件”。事件导致经济体制的反省
远在南京的蒋介石起初并没有在意台湾的动乱。现存于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的蒋介石日记显示，2月28日那天，他整天在召开“剿共”会议，对于台湾的动乱，并无一字记载。隔天（3月1日）他只写了两行：“台湾群众为反对纸烟专卖等起而仇杀内地各省同胞，其暴动地区已渐扩大，以军队调离台湾，是亦一重要原因也。”[15]蒋介石对这次事件并未特别重视。
之后的几天，他的注意力也集中在陕北、山东等地的国共内战上。直到3月5日陈仪请求派兵，他才发现事态的严重性，并且迅速做出反应，当天就紧急召回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委李翼中，听取他的报告；并派闽台监察使杨亮功到台湾，了解变乱发生的详情。
李翼中从台北赶回南京，坦诚报告台湾情势严峻，必须尽速控制，并且建议：把台湾省长官公署改为省政府，把特别行政区改为正常的行省；未来的台湾省政府委员及各厅处长应该尽量任用本省人；县市[16]长提前民选；民生工业中的公营范围应尽可能缩小。
蒋介石听了李翼中的报告，才知道台湾的实际情形比他想象的要严重得多，这可能是他第一次听到公营企业的弊端。虽然当时忙着应付内战，没有时间多做考虑，但是，他已经想到台湾很可能是国民党政府的最后据点，不能让台湾有任何闪失。因此，3月7日，蒋介石迅速拿出处理台湾事变的原则——怀柔政策，以便尽速稳定台湾局
[17]势。
同时，蒋介石加派国防部长白崇禧到台湾，并要儿子蒋经国随行，一边宣慰台湾同胞，一边探询如何迅速恢复秩序。
经过短暂的考察，白崇禧与杨亮功很快返回南京。他俩同李翼中一样，都指出僵化的政治与统制经济是造成台湾变乱的主要原因。杨亮功建议撤销声名狼藉的专卖局和贸易局，重组台湾政府，并任用更[18]多的台湾本省人担任高层行政职位。白崇禧则建议改革国营企业，帮助私营经济发展，同时减少国营企业的数量并限制它们的影响。[19]
他们三人都建议限制国营企业、开放私营经济，都触及国民政府经济体制的根本核心，实际上挑战了孙中山三民主义理论体系中的民生主义，即“节制私人资本，发达国家资本”的原则，也挑战了国民政府从大陆移植到台湾的计划经济体系。对此，蒋介石想必很为难，但实际情况必须面对，台湾的社会动荡必须尽快处理。蒋介石作为孙中山三民主义理论的主要继承人与忠实实行者，他的思想认识开始松动，在与国民党其他领导人短暂讨论后，他很快采纳了这些建议，仅[20]仅表示“略加修改即可”。国民党有限的经济改革
1947年5月15日，国民政府撤销台湾行政长官公署，改组为省政府，调回陈仪，并任命文人魏道明为省长。
魏道明是巴黎大学法学博士，曾任行政院秘书长、驻美大使。他到任后，立即实施有限度的政治及经济开放政策。他改革专卖局，撤销贸易局，将几个小型的公营企业（火柴公司、印刷公司、农矿公司等）私有化，并且要求公营企业改革，还规定公营企业负责生产半成品，民生消费品则由民营经济来生产。魏道明同时也将一部分公有土地出售给台湾农民，鼓励以市场机制来分配粮食与经济作物。
此外，魏道明吸纳了不少台湾人担任局长、厅长等高层行政职位，出任某些重要部门的负责人，缓解大陆人与台湾人之间的紧张关系。
魏道明的改革幅度非常有限，仅仅是把严格的统制经济打开了一条缝，并没有动摇岛上庞大的统制经济体系。但这些措施为民营企业的生产力提供了新的刺激，民营经济得到一丝机会，它的活力很快就喷发出来。1947年之后，民营经济在台湾逐渐发展，也使蒋介石与国民党领导人有机会认识国家权力过度控制社会财富的弊端，从而探索新的出路。内战失利，蒋介石下野
不久，1948年开始，国民政府在内战中节节失利，兵败如山倒。各地战败的消息如雪片飞来，国民政府军队在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中连续败北，华北和关内岌岌可危。不仅如此，物价飞涨、学生运动频仍，社会动荡不安，失败主义弥漫。国民政府内部对究竟是战还是和，意见分歧很大，而李宗仁、白崇禧等桂系军政领导已公开主张停火和谈，明确表示蒋介石是“唯一的绊脚石”，要逼蒋下台。
蒋介石在1948年11月就已经打算下野，他对现状完全失望，“深感党政军干部自私无能、散漫腐败，不可救药。若为复兴民族重振革命旗鼓，欲舍弃现有基业，另选单纯环境，缩小范围，根本改造，另[21]起炉灶不为功”。在这里，他所指的“单纯环境”，就是台湾。黄金、学人、文物、档案运往台湾
1949年1月，蒋介石决定下野。下野之前，他做了几项重大的决定：（一）命令陈诚即刻接任台湾省主席，蒋经国出任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
陈诚当时因为胃病动了手术，正在台湾休养，1948年12月29日收到蒋介石电报：“决任弟为台省主席，望速准备。”这个决定事先没有跟陈诚商量，也不是一个正式的命令，而且电报还是由现任省主席魏道明当面转交。陈诚连夜复电，以身体未复原，恐难胜任请辞。蒋介石又来电：“如何不速就职，若再延滞，则夜长梦多，全盘计划，[22]完全破败也。”寥寥数语，但蒋介石心中焦急可见一斑。（二）命令朱家骅、傅斯年、陈雪屏、杭立武、蒋经国抢救平津地区的学人，经南京、上海转往台湾。
蒋介石亲下手谕，要求四种人必须加以“抢救”：（1）各院校馆所行政负责人；（2）因政治关系必须离开的；（3）中央研究院院[23]士；（4）学术上有贡献、自愿南来者。他派飞机顶着解放军的炮火飞到北平南苑机场随时待命，被“抢救”的学人可以随时登机南飞。
北大校长胡适是“抢救”名单上的重中之重，中共也在积极争取他，还指派胡适的弟子吴晗负责游说，解放区的广播电台也明确宣布：只要胡适不离开北平，不跟蒋介石走，中国共产党保证北平解放后，胡适将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兼北京图书馆馆长。不过，胡适稍经思索，还是决定离开，临走时赠给北大同人三句话：“在苏俄，有面包，没有自由；在美国，又有面包又有自由；他们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24]自由。”
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跟着胡适同一班飞机到了广州，但最后还是决定留在广州，没有去台湾。当时辗转南京、广州最后到台湾的著名学者有梅贻琦、饶宗泰、毛子水、钱思亮、钱穆、英千里、张佛泉、李书华、袁同礼、杨武之、徐复观、牟宗三、唐君毅等。但有更多的学者选择留下来，例如著名思想家熊十力、著名历史学家陈垣与顾颉刚决定不走，中央研究院共有81位院士，其中有60多位选择留下。中研院所属各个研究所人员除了傅斯年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比较完整地迁台外，其他几个只有小部分人员和仪器迁台。（三）命令蒋经国及俞鸿钧将中央银行库存美元及黄金移往台湾。
从1948年底到1949年底，国民政府分批把上海中央银行以及其他地区银行的黄金、白银、银圆、美钞运往台湾，总共估计有黄金300余万两、白银1136万两，还有大约1500万美元。这些黄金白银，除了应付内战军需之外，还被陈诚用来做币制改革的准备金，对台湾[25]早期的金融稳定，有相当的帮助。（四）命令故宫博物院、中央研究院等将政府档案与文物迁往台湾。
蒋介石以国家元首的视角，特命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央图书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外交部档案室这五个机构组成一个联合机构，把它们珍藏的文物、图书、历史档案、外交档案等运往台湾。此外，正在伦敦展览的500箱精品文物也运往台湾。
这五个机构总共运往台湾的文物、档案有4286箱，故宫博物院藏品包括铜器、瓷器、玉器、字画、图片等2972箱，成为现在台北[26]“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
这几个决定对日后台湾的发展极为关键。对陈诚、黄金、文物、学人等的安排，显示出蒋介石决心把台湾建设成最后的“复兴基地”，心中还想着有一天要“光复大陆”。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布正式下野，副总统李宗仁为代总统。蒋介石当天就离开南京，先到杭州，第二天回到故乡浙江省奉化溪口。
国共内战急转直下，4月21日解放军渡过长江，23日南京失守，国民政府匆忙把行政院迁到广州，许多政府文件与档案都来不及带
[27]走。5月6日，蒋介石携子经国搭乘“江静号”离开上海。这时他仍抱着死守大陆的决心，不愿出国或转到台湾。“江静号”到了舟山岛，蒋介石并没有登岸，留在船上，只到附近的许多小岛视察，在海上漂泊了十几天。蒋经国回忆当时的情形，“真是乾坤万里，沧海茫[28]茫”，天地之大，却不知何处去。
5月27日上海失陷，10月12日解放军攻进厦门，14日拿下广州，21日又攻陷汕头。国民政府再度迁往重庆，大陆几乎完全陷入共产党之手，仅剩西南一角。蒋介石携蒋经国西飞重庆，但也挽救不了败局。重庆于10月30日被解放军拿下，国民政府匆忙在炮声中由重庆迁到成都，状极狼狈。
但重庆既失，成都已无险可守。12月初，西南军政领袖卢汉、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纷纷起义，成都成了危城，解放军随时会进城。到这个时候，蒋介石还想着迁都西昌，又考虑定海。无奈大势已去，才在12月8日宣布“中央政府”迁入台湾。他本人在10日下午由成都直飞台北，从此再也没有踏上中国大陆一步。彻底反省，决心改革
1949年是蒋介石一生中最惨痛的一年，也是他彻底反省之年。他领导的国民党及政府失掉了中国大陆，带着一身屈辱，败走台湾。[29]蒋介石羞愧自责，觉得自己无颜活在世上，曾多次想到自杀。他在日记中写道：“党与国由总理一手创造，由中正一手完成……时至今日，由余养育完成之党国，而由余毁灭之，此境此情，将何以堪！如果党国果真绝望，则尚有此残躯立足之余地，其将有何面目见世[30]乎！”
抗战胜利还不到4年，国民党迅速从荣耀的顶端下坠，谁也想不到失败来得这么快、这么惨，许多国民党要员都很难面对失败。带着悲哀、慌张与无奈，他们有的投共，有的去国远遁，有的选择自杀。
1949年投共的国民党要员不计其数，著名的有翁文灏（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张治中（陆军上将、国民政府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也是国民政府和中共谈判代表团的首席代表），傅作义（陆军上将、国民政府华北“剿匪”总司令），程潜（国民政府国大代表、湖南绥靖公署主任兼省主席），卫立煌（东北行辕副主任兼东北“剿匪”总司令），黄绍ā（监察院副院长）等；避到香港的有熊式辉（陆军上将、东北行辕主任），马步青（陆军中将、西北地区著名的军阀）；远走美国的有孔祥熙（财政部长、行政院副院长），宋子文（外交部长、行政院长、广东省主席）；自杀的两位最著名的人士都与蒋介石关系密切，一位是他身边的陈布雷（侍从室第二处主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民政府委员，蒋介石重要的代笔写手），另一位是形同兄弟的戴季陶（考试院院长、国史馆馆长，蒋纬国的生身父亲）。
军人出身的蒋介石则不同。他的最大特性就是坚忍不屈，绝不在逆境中低头。当年日本侵略国力落后将近一个世纪的中国，大部分国民党领导和社会领袖都主张与日本谈和，因为中国不能战，一打就亡[31]国了，但蒋介石坚持“与其屈辱而亡，不如战败而亡”。他带领着贫穷落后的中国军民，同强大的日本对抗，前后周旋14年，最后日本投降，中国获得胜利。
然而，这次内战失败的考验，更甚于抗战。政府军几乎是每战皆败，内无兵粮，外无援助，而国民党内部组织已崩溃、士气荡然，无论怎么看都看不出反败为胜的机会。他的夫人宋美龄安排他到加拿大或瑞士，他不愿去国；儿子蒋经国也一再请求他放弃算了，他也不接受。他要戴罪补过，在日记中写下他的决心：“所造罪孽，不能怨天[32]尤人，只能戴罪补过，以求自赎。”
蒋介石决心彻底反省，要到台湾从事改革。抵台之前，1949年1月22日，他在下野的第二天，就认真检讨过失败的原因。他已发现，“此次失败之最大原因，乃在于新制度未能适合现在之国情与需要，而且并未成熟与建立，而旧制度已放弃崩溃。在此新旧交接紧要危机一刻，而所恃以建国救民之基本条件完全失去。”所以，“今后[33]立国建军，以确立制度为最重要”。
就在1949年这一年，蒋介石辗转各地，一边指挥作战，一边对一连串的失败着手进行全面反省。他将大陆失败的主要原因归纳为：[34]（一）外交。太依赖外交，一味信任外国，结果自食恶果。他认为“苏联外交反复无常，毒辣残忍；美国有头无尾，轻诺寡信；英国阴险狡诈，唯利是图。自己不加区别，均以‘信义’对之，焉能不败”。
他恨斯大林，更恨马歇尔。马歇尔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主要制定者，蒋介石在日记中多次指责马歇尔，认为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失败，真正的原因不在中共，也不在“俄史”（苏俄的史[35]达林，即斯大林），而在于“美马”（美国的马歇尔）。
外交运用无方，蒋介石引咎自责，称自己是“傻中之傻”。（二）军事：军队不仅精神丧失，而且纪律荡然，尤其是高级将领苟且偷生，率先逃亡。他说：“每一次撤退，高级将领总是先部下而退，置部下的生死存亡于不顾……在还没有和敌人接触的时候，他心中早就有了一个腹案，就是怎样脱离战场，从哪一条路逃到哪一个偏僻安全的地点，苟全性命。”不仅如此，这些将领能力不足，而对于战略战术的修养，“不仅毫无根底，而且不加切实研究，甚至连军校时期所得的一点知识，都已经抛荒殆尽”。此外，“没有建立军队监察制度”，“政工人事不健全”，特别是“政训工作完全失败”，也是军事崩溃的原因。
他自认军事决策上也有责任。他特别检讨接收东北的失误。1945年11月，由于苏联军方的阻挠，造成中国政府军队的接收困难，蒋氏曾主张暂时搁置东北问题，要把开到东北的五个军调到华北，先解决关内的中共军队，先安关内，再图东北。但由于马歇尔出面调处，他改为相信美援的力量，把大量精锐部队开入东北，“以致内地空虚，各战场兵力单薄，陷入舍本逐末之误”。（三）党内分裂。派系倾轧导致国民党的全面纷乱与崩溃。他已发现：“革命失败，其起因在于党务内部的分裂，以致影响到军事、政治、经济、社会及教育等各方面的纷乱与崩溃。”其中尤以“派系倾轧、人事纠纷”是革命失败的首因。
他对李宗仁、白崇禧等桂系人士恨之入骨，称他们为“广西子”，批评李、白“害国害民”、“伪言伪行”、“无廉无耻”。他对1948年桂系不服从安排强行让李宗仁竞选副总统之事，尤为痛心：“为什么在大敌当前，走到国家存亡、文化绝续的关头，在国民大会选举副总统的问题上，竟不顾党的纪律，而强求自由选举？本党就在这样自由竞选斗争攘夺之中，而招致整个的崩溃。这是党的组织不能坚强，党的纪律不能严肃，而使政党政治无从健全，给予奸匪分化的机会，渗透[36]的空隙。”（四）干部腐化、纪律松弛。他说：“军政与社会组织空虚，干部腐化，丧失志节，最后一年，几乎没有一个干部能够效命奋斗。”他对于国民党干部战后接收工作中的恶行了然于心。他说：“五子登科”——票子、房子、车子、条子（金条）、女子——惹得民怨沸腾。
不过，他承认，国民党干部的恶习颓风，他的责任最大：“干部误国，其原因在于本人管教不严，制度不立，以致抗战甫胜即败。”（五）经济、金融失策。在他看来，最大的失误是“误用宋子文一人”。因为宋子文担任行政院长期间，为了抑制通货膨胀，曾大量抛售国库中的黄金，使金融崩溃，导致政治、外交的全盘失败。
蒋介石始终认为宋子文此举是“误国”中的最大过错，直到退居台湾后，他仍难以释怀。1955年，他还认为“误用宋子文一人”，是招致政经、外交全盘崩溃的原因。（六）错学了美国民主。他认为抗战胜利后，立刻实行民主宪政，太过操切，所选择的时机、制度以及国民代表大会选举等，都动摇国本。中国“未及民主程度而硬行民主……以致党员如脱缰之马，不可收拾”。（七）本身轻浮躁急。他检讨自己“骄矜、愤懑、自恃、忙迫，不能淡敬虚心，全凭主观行事”。自己个性太强，凡大小政策，无不自信自决，“以致无人进言，不能集思广益，折中至当”。
蒋介石批评自己：“一生大病是轻浮躁急。”用人问题上，过于“宽容”，“对人不校”、“用人无方”。李济深、陈铭枢、白崇禧、李宗仁等“背党叛国”不止一次，但自己不问恩怨，不念旧恶，重用如故。这不仅是奖恶，而且是自杀，是“误国”。
他检讨自己对待毛泽东，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对敌何其宽厚，[37]待己何其刻薄，此乃余一生失败之最大罪因，尤以待毛共为然。”（八）未能宣传社会经济政策与民生主义。归根究底，他认为最大的病根是国民党党员对三民主义信仰的动摇，没有真正实行三民主义，尤其是民生主义。只有形式上的信仰，把三民主义当作了一句口[38]头禅，以致党的士气溃散，军队也成了没有灵魂的军队。
1949年2月3日，蒋介石回到家乡奉化，看到乡民的生活依旧贫穷，几乎和20年前没有什么差别。国民党主政20年，竟然自己的家乡人民生活都没有改善，他自觉惭愧：“痛感当政20年，党政机构守旧、腐化，只重做官，不注意实行三民主义……对于社会与民众福利毫未着手。”他下定决心：“此后要以民生为基础，亡羊补牢，尚不算晚。”
因此，他要发动一场大规模的“社会经济运动”，而且要先从土[39]地改革做起。
这些检讨，除了财经一节太过简化之外，大多切中要害。值得一提的是，他检讨的是自己及国民党，并没有归咎共产党。在他看来，所有这些问题与败因，“并不是中共有什么强大的力量，而是自己打[40][41]败了自己”。对于这些错误，他“诚悔莫及矣”。他认为自己[42]的责任最大，“实由余应负其责”，因而决心打破现状，重组党军，改造制度，重奠革命基础。台湾财政困难，经济失衡
蒋介石深切反省、准备到台湾从头做起的时候，台湾正在风雨中飘摇。
大军移台之前，台湾就已受到大陆内战及经济混乱的影响，面临通货膨胀、生产萎缩、物资缺乏、物价飞涨、外汇短缺的困境。[43]1948年下半年，台湾的零售物价指数已经暴涨22倍。物价就像脱缰野马，大幅上扬，1949年上半年，平均每月物价上涨率高达52.6％。[44]不仅如此，大批从大陆撤退的国民党官员、军人、眷属及平民涌入台湾，人口突然增加了100多万，给当局及社会造成很大的负担。[45]
台湾的军事敌对情势迅即加重，经济危机更为窘困。当时，台湾银行开出的信用证在国际上已不被接受，台湾的货币机能几乎崩溃。[46]据台湾省政府秘书、后来担任台中县县长的冯世欣说，当时连[47]“总统府”的侍卫都发不出薪水，还得向台湾省政府去借。物价飞涨，人心惶惶，大部分人失去信心，更无斗志，不知能撑到哪一天。
当时，岛上的统制经济掌握了大多数台湾人的经济生活，公营企[48]业占总生产值的72.4%，却收不到足够的税，许多经济行为的资料也付之阙如。据1950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当年当局全部税收为新台币1.683万亿元，而支出是1.954万亿元。台湾银行不得不超印2.71亿[49]钞票以应急，而且，超过半数的当局预算是用在防务上。[50]
银行为了筹措资金，把存款利率提高到125%，远远高过投入工商业的利率。高得离谱的利率必然打击人民投资兴业的念头。经济生产停滞，物品及服务短缺，再加上市场太小，以致企业无法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卖到哪里去。产业之间彼此缺乏联系，台湾的蔗糖与加工厂无法同日本市场联结，纺织业找不到原料，市场严重失衡。
不仅如此，经济的产销运作也失灵。当局控制的公营企业没有足够的信息来决定生产的项目、数量以获得盈利，只有一味地依赖当局补贴。而公营企业不能降低交易成本，以致那些各自分散的市场无法整合。此前，台湾经济控制在日本殖民政府手中，生产与销售都是为了日本的需要，日本政府也提供一些必需的服务。日本人一走，这些[51]生产链与服务链就立刻断裂了。
毫无疑问，当局必须尽速掌握并充分运用台湾的资源。当局所拥有的庞大的公营企业体系原是最有力的动员机制，但是，这个庞大的机制却面临难以运转的困境。因为长期主导国民政府经济建设的资源委员会，在台湾始终未能发挥作用；更尴尬的是，当时资源委员会前[52]后三任主任委员翁文灏、钱昌照、孙越崎先后投共，让蒋介石与国民党领导群十分为难。
面对这些难题，蒋介石必须尽速稳定当局的统治，设法恢复农工生产。他没有时间犹豫，决定排除一切困难，多管齐下，将常态的建设与体制改革同时展开。
[1]袁颖生《光复前后的台湾经济》，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第53–54页。
[2]“中国经济学说”，载于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五，中国国民党党史会，1984年，第26页。
[3]李敖编《二二八研究》卷三，台北：李敖出版社，1989年，第190页。
[4]同上，第191页。
[5]戴国辉、叶芸芸《爱憎二二八》，台北：远流出版社，1993年，第85页。
[6]《台湾接管计划纲要》规定，日本和日台合办的所有工矿企业都转交台湾省政府（第32条）；长官公署接收一切公私交通（第52条）以及所有粮食生产和流通（第68条），日本人的土地也全部没收（第82条）。
[7]袁颖生《光复前后的台湾经济》，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第85页。
[8]Tse-Han Lai, Ramon H. Myers, O. Wei, A Tragic Beginning: The Taiwan Uprising of February28, 1947（赖泽涵、马若孟、魏萼《悲剧性的开端——台湾二二八事变》），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9]除少数民族外，大多数台湾人都是早先从大陆来的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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