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文胜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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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大国农业转型：“两型社会”建设中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研究试读：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序一
[1]陈锡文从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放在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位置，连续出台了十一个以“三农”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实施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强农惠农富农政策。通过取消农业税，对农民实行直接补贴，改革粮食流通体制、集体林权制度、农村金融体制，推进城乡统筹发展等重大改革举措，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群众的积极性，极大地改善了农业农村的面貌。就粮食增产来看，中国粮食产量连续十一年获得丰收，粮食年产量从2003年的8614亿斤增加到了2014年的12142亿斤，十一年之内平均每年增产粮食320.7亿斤。粮食产量能够连续保持十年以上的持续增长，这在中国乃至世界的历史上都是很罕见的。就农民增收来看，农民收入也连续十一年保持较快增长，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从2003年的2622元预计将增加到2014年的9800元左右，十一年内平均每年增加收入650元以上。且农民收入的增幅已持续五年高于城镇居民。这些成就表明，中国的农业农村发展形势持续向好，党的农村政策赢得了农民群众的拥护，农民的增收、粮食的增产、农村的基础设施以及社会事业的发展进入历史上最快的时期。
当前，中国农业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面临着新的发展形势。一是主要农产品进口数量不断增长。尽管国内的主要农产品不断增产，但是进口农产品的品种和数量均在增加，粮食、棉花、油料、糖、奶、肉这六大农产品都需要进口，2013年，我国进口的粮食首次超过8400万吨，而各种粮食出口仅243万吨。二是农产品价格国际竞争力下降。国内外农产品价格正在发生新的变化，多数大宗农产品的国内价格已经超过国际市场价格，国内谷物的批发价格比国际市场价格每斤贵0.2元到0.4元，大豆、油菜籽、棉花、糖、肉类等这些农产品价格也普遍高出国际市场价格，这也成为我国农产品进口不断增长的重要原因。三是WTO规则对农业的影响加深。我国在加入世贸组织之初，对一些重要的农产品承诺了进口关税的配额，这为我国农业在入世之后保持稳定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但随着国内农产品价格不断上涨并突破国际市场农产品价格，配额以外的高关税壁垒就可能被逐步打破，一旦国内农产品价格顶到高关税的“天花板”，国际农产品还将更大规模地进入国内市场，这会影响到我国的农业产业发展、农民就业及粮食安全、经济安全。四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发生深刻变化。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大量农村劳动力不断向城镇转移，但2010年以来，外出农民工数量增长的速度在不断下降，且农民工外出就业工资收入的增长幅度也在下降，说明宏观经济走势以及城市二三产业结构的变化，对农民转移就业产生了比较明显的影响，未来这种情况如何变化，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会产生什么影响，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五是农民的农业收益遭受挑战。目前农业投入成本快速增加，农民通过粮食生产经营增收越来越艰难，与之相适应的是，农民的收入结构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201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中首次出现了工资性收入超过家庭经营性收入，同时种植业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已经不到四分之一，这表明用政策手段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的难度越来越大。
基于这一新的形势和新的变化，中国农业发展正面临着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挑战：一是面临着国际国内农产品价格倒挂的压力。一方面，国内主要农产品价格已经高于国际市场农产品价格；另一方面，农民对现在的农产品价格还不满意。而仅从农产品价格来看，若再提高国内农产品的价格，意味着我国将进一步向国际市场敞开大门，形成对国内农业发展的新的压力。二是面临着农业生产成本上升的挑战。当前我国农业生产成本在快速上升，特别是生产性服务费用支出的年均增幅达到8%～9%，这对农产品成本的上涨推动力很大，成为农业发展要面对的现实挑战。三是农业支持保护制度面临着新的挑战。根据在入世之初的谈判承诺，中国农业微量许可的补贴标准是8.5%，而当前一些重要农产品的补贴已经达到或越过了这个标准，如何顶住美国等发达国家期望加快打开中国农产品市场的压力，进一步加大对农业的支持保护力度，并在经济增速减缓的情况下继续保持农业投入的增长态势，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四是农业生态环境难以承受当前的农业生产方式。就粮食产量的增长而言，中国农业发展确实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付出了巨大的环境代价。化肥、农药、塑料薄膜等造成的土壤和水体污染不断加剧，加上工业的污染、大气的污染等，农业生态环境所面临的挑战和压力前所未有。五是农业科技实力不强。尽管中国农业科技在杂交稻育种等一些领域处在世界的前沿，但在更多的农业科研领域和农业科技应用方面，还是落后于发达国家，不改变这种状况，中国农业在国际上被动的局面就很难改变。六是农业生产的组织化程度和市场化程度比较低。尽管在改革的推动下情况正在逐步改变，但还面临着很多现实的困难和问题。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农业基础比较薄弱的国家，这就决定了中国建设现代农业的难度之大。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一定要看到，农业还是‘四化同步’的短腿，农村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他不久前在福建考察调研时强调“全面建成小康不能丢了农村这一头”，明确要求“努力在提高粮食生产能力上挖掘新潜力，在优化农业结构上开辟新途径，在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上寻求新突破，在促进农民增收上获得新成效，在建设新农村上迈出新步伐”，这是今后一个时期的农村改革发展的总体要求。
加快中国农业现代化进程，是一个重大的时代课题。在新的发展阶段、新的国内外发展环境下，农业的基本功能发生了重大变化，农业发展将从单一目标向多元目标转型。因此，资源环境约束下人口大国的农业发展转型，需要新的战略理念和战略举措。陈文胜研究员《论大国农业转型》一书，把中国农业发展转型纳入“两型社会”建设和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大格局中，突出中国特色和“两型”主线，着力于资源环境约束下转变中国农业发展方式的多重目标、内生动力、实现途径、支撑体系等问题研究，探索以农业科技创新为动力加快资源要素利用方式转变、以“两型农业”为导向的农业生产体系转变、以农村信息化为突破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转变、以农业制度创新为引擎的政府农业职能转变的中国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有效途径，形成以“两型农业”为战略取向、以科技创新为第一推动力、以农村信息化为突破口、以农业制度创新为保障的“两型社会”建设中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理论框架，是在深入把握国内外现代农业发展的前沿变化和时代要求的基础上形成的理论研究成果。纵观全书，提出了不少具有理论创新性的观点，以及对当前我国农业的变革和发展具有针对性和应用价值的对策，将为从事和关心中国农业发展的各方面人士提供有益的启迪，为推进中国农业农村改革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是为序。
[1] 陈锡文，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
序二
[1]蔡昉中国经济在2004～2010年期间，完成了对刘易斯转折区间的跨越，这是中国经济发展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一国经济跨越了刘易斯转折点之后，农业的劳动边际生产力就不再为零，资本和劳动力的相对稀缺性以及相对价格关系则会发生根本变化。这种变化表现在农业生产中，则是出现了资本替代劳动的经济现象，从而导致了资本边际回报率开始下降。在不变的生产函数中，资本回报率下降，意味着该国经济增长衰退。但是，如果生产函数发生改变，则仍可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而改变生产函数的实质就是转变经济的增长方式。在资本回报率不可避免的约束条件下，提高劳动生产率是保持投资回报率的关键。一般来说，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做法有多种，其中包括用机器代替劳动力、提高劳动者的熟练程度、采用更有效率的技术与工艺，以及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等。
随着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出农业领域，农业生产的资源禀赋结构发生了改变，从而导致农业生产中要素之间的相互替代发生逆转，传统农业生产中劳动替代资本的组织方式逐步被资本替代劳动所取代，从而形成了农业生产中的诱致性技术进步。但是，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如果资金流入没有伴随相应的生产规模扩大，资本对劳动的替代将会导致生产过程中的资源浪费。农户是30多年前农村经济改革所形成的农业基本生产单位，农户凭借着农村居民权的身份，以承包的方式从村集体获得了等份的土地耕种权，在土地承租合约中约定了农户、村集体以及国家之间的权利与责任，从而构建了一个以小农户为基础的农业生产体系。但是，随着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劳动力不断从具有生产能力的农户中流出，从而导致农户的生产能力逐步退化；同时，进入非农领域的劳动力通过分享工业化的成果，获得了比农业领域高的劳动报酬，并使部分资金流入了农村与农业领域。一方面是农户由劳动力的流出而导致的生产能力衰退，另一方面资金从城市与非农领域流入农村，降低了资金使用的机会成本，从而刺激了农户购买农业机械、农药、除草剂以及其他农资的积极性。已有的研究成果显示，在农业生产规模不变的条件下，对种植业收入弹性影响最大的是生产的现金投入。外出户农业生产中资金对劳动的替代要高于没有劳动力外出的农户；劳动力外出务工带来的劳动力流失与非农收入水平提高会激励农户对农业进行粗放经营。其汇款的流入则可以帮助农户更多地使用农药、化肥等生产要素，从而增加了农业生产污染的可能性。有学者发现，尽管有成员外出务工的农户可以购买更多、更先进的生产资料，但汇款的流入导致了其他家庭人员的“偷懒”行为。工业化与城市化对农业现代化提出了内在要求，农业生产的污染及其资源的浪费，蕴含在其要素配置的非均衡组织之中。
在中国劳动力的非农转移过程中，扩大农业生产规模受现有的农地产权的约束，导致农地流转的成本高昂，不确定性较大，农业的比较效率低下，导致农业领域中有能力、有知识以及年富力强的劳动力逐步流出了农业领域，使得农业中的劳动力呈现老年化与女性化。农业生产中的这种劳动力结构不利于农业的发展，特别是不利于农产品市场的开拓与农业生产的新技术、新品种以及新的生产资料等要素的利用。所以，维持逐步衰退的农户作为农业生产的基本单位，农业的粗放经营与农业的生产效率就不能提高，农业的衰败与农村的凋零将不可避免。转变农业生产方式，首先就必须改变农业的生产组织，培育与发展新型农业生产组织，例如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农业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以及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从而形成新的农业生产服务体系。通过规模化的农业生产，降低农业的面源污染与点污染，并提高农产品的可溯源性。在现实生产中，农业技术的采用存在一个规模临界点，当农户经营规模较小的时候，农户难以按经济与理性原则采用新技术，甚至根本无法单独采用“规模性技术”，而一旦农户实现了农业生产的规模经营，农业面源污染的单位治理成本将会降低。
实践证明，只有实行土地流转，才能实现土地相对集中，扩大农业的经营规模。针对农地分散经营、规模效益低下等系列问题，培育农地市场、促进农地流转，被认为是实现中国适度规模经营、促进农业技术采用、提升农地资源配置效率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必然选择。通过农地流转市场，将细碎化的地块集中到种粮大户手中，实现规模化经营，不仅能够增加农民收入，而且可以提高农地使用效率，保证种粮大户收入与城镇居民基本相当的种植规模。在实施土地流转与规模经营之后，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生产自然而然得到扩展，形成了一系列专业化生产基地，从而为增加科技投入、标准化生产、生态化生产以及农业市场化奠定了基础。在实践中我们发现，随着农业经营规模增大，农户对施肥技术、良种配套、栽培技术以及农机使用技术的需求增加。农业生产经营规模越大，农业技术信息的需求程度越高，化肥、农药、塑料薄膜等污染源则越可控。可见，农业的规模经营蕴含着“两型”的发展趋势。
陈文胜研究员是一位成长于基层的学者，主编的《中国乡村发现》成为了“三农”品牌读物，《论大国农业转型》是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两型社会’建设中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研究”的最终成果。本书在梳理国内外农业发展方式相关理论研究与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着眼于“两型社会”建设的中国农业发展趋势，从农业本身的资源环境特征入手，着力资源环境约束下中国农业发展转型的多重目标，研究以农业科技创新为核心动力加速资源要素利用方式转变，构建以“两型农业”为导向的农业生产体系，进而以农村信息化为突破加快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转变，通过加快农业“两型”发展的制度创新保障农业发展方式的加快转型，以此探讨多重目标下加快中国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理论和实践，为资源环境约束下人口大国的农业发展转型研判战略方向、探索实现路径与制度保障，构建在“两型社会”建设导向下适合中国的特殊国情而又不同于历史上西方工业化农业的新型农业现代化模式，提出了不少具有创新性的观点和对策，为农业发展的理论研究进行可喜的探索，为农业发展的决策与实践提供可贵的参考。
是为序。
[1] 蔡昉，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副院长。第一章绪论第一节问题的提出
中国要用占世界不到7%的耕地养活超过世界20%的人口，这一特殊的国情决定了农业发展在中国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在极端性气候频发、粮食价格和能源价格大幅变动、金融危机波及全球等大背景下，破解土地和水资源等资源环境约束，解决农业生产成本上涨、农村劳动力转移、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等难题，以加快农业发展转型，[1]决定着中国的未来。
在现代化进程中，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农业发展像中国这样长期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成为大国必须长期作为重中之重的国家发展战略。从国内来看，虽然农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低，农民收入增长越来越依靠非农产业，但农业所具有的生态保护、环境调节、生物能源、观光休闲、文化传承等功能会越来越突出；农业作为强国民生存之根、固国家经济之本、增国际竞争之力的战略地位并[2]未改变。从国际上看，全球大约有15亿人每天只能花费1美元，其[3]中有一半以上用来购买食物，如果粮价暴涨，所导致的粮食危机不仅会引发全球经济动荡和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危机，而且会使无数人陷于饥饿之中，农业发展方式和粮食安全客观上成为一个关系国家乃至全球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战略问题。在全球经济竞争中，当粮食与石油、货币共同成为一国用来制约他国的战略武器时，农业发展客观上成为一个国家不可或缺的核心国际竞争力，农业的这种强根、固本、增力的效用更加得到充分显现，农业发展的战略地位更加不可动摇。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和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农业正处于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前所未有地释放了农业发展的巨大活力，使中国从食品短缺时代向根本解决十多亿人口的温饱问题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时代迈进。从2004年到2006年，全国各省先后在两年内全部取消了农业税，终结了中国历史上存在了两千多年的“皇粮国税”，从而破解了中国几千年未能解决的最大“三农”问题——农业税负问题，这成为中国农业发展史上的伟大里程碑。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2003年以后，尽管农业受到资源与环境约束日益趋紧、国内外经济形势复杂多变、自然灾害多发重发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但难能可贵的是，中国第一次实现了1949年以来粮食产量“九连增”。从2003年的8614亿斤增加到2012年的11791亿斤，平均每年增产超过350亿斤；农民增收实现了“九连快”，从2003年的2662元到2012年的7917元，每年平[4]均增加540元以上，是历史上发展最快的时期。回顾世界农业发展的历史，主要农业大国只有美国在1975～1979年、印度在1966～1970年实现过“五连增”，可以说，不论从历史的标准还是当代世界的标准来衡量，中国近几十年的农业发展为世界树起了“中国标杆”。[5]农业所取得的这些辉煌发展成就，为农业的现代转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中国的农业发展站在了新起点上。
但也应清醒地看到，中国农业发展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第一，随着人口不断增长，现有的农业发展方式面临着农产品需求不断扩张的挑战。尽管农业连续九年丰收，但国际进口量越来越大。相关资料表明，2011年农产品进口就超过了中国总产量的十分之一，其中大豆进口量占全球大豆出口总量的57%。据预测，到2050年，全球人口将增长到93亿，需要增加谷物6.8亿吨；中国的人口将增长到15亿左右，会超过当时发达国家的人口总和，谷物需求约7.8亿吨，肉[6]食需求约1.2亿吨。第二，随着耕地、水资源的数量减少和质量下降，现有的农业发展方式面临资源要素约束不断强化的挑战。作为无法改变的国情，中国的人均农业资源远远低于世界平均值，人均森林面积、人均淡水资源、人均国土面积、人均可耕地面积等四种关键的农业资源，分别仅为世界平均值的26%、33%、36%、40%。而且人均农业[7]资源的平均值正在不断下降。第三，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工业化、城镇化的不断推进，现有的农业发展方式面临着资源要素争夺和国内外竞争压力迅速加大的挑战。一方面，随着中国工业化、城镇化步伐加快，农村与城市、农业与工业争夺耕地、水资源等资源和要素的竞争将会日趋激烈；另一方面，劳动生产率较低，严重影响了农业的竞争力。中国谷物、水稻和小麦单产2008年达到了发达国家的水平，玉米单产也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但农业劳动生产率约为同期世界平均值的47%，约为发达国家平均值的2%，仅约为美国和日本的1%，[8]世界排名第91位。与此同时，全球跨国农业公司“四大粮商”强化全球粮源、物流、贸易、加工、销售“全产业链”布局，不仅已经控[9]制全球80%的粮食贸易，而且控制了全球70%的油籽贸易。在跨国公司对国际农产品市场和资源配置垄断地位日益增强的情况下，中国农业与发达国家的竞争更加艰难。第四，以资源要素扩张为支撑的农业发展引发了资源破坏、环境污染、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等一系列问题，现有的农业发展方式面临农村的生态环境恶化和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挑战。有关研究显示，近期中国化肥年施用量占到世界总量的30%，农药单位面积使用量比发达国家高出一倍，化肥、农药的利用率只有30%和40%，比发达国家低一半；每年约有50万吨农膜残留在土壤中，残膜率达40%；农业用水的有效利用率也仅为40%左右，远[10]低于欧洲发达国家70%～80%的水平。当前，“白色污染”已经成为农村的一大灾难，不少过去的青山绿水变成了秃山污水，不少地区沙漠化严重，一些江河频发水灾甚至断流，都与农村生态环境的破坏有着直接联系。因此，现有的农业发展方式导致农业发展环境日趋恶劣和农产品质量下降，危及国民生命健康和国民经济持续发展。
每个时代都有其重大课题，解决好了，就把人类社会向前推进一步。全球变暖与能源枯竭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提出了严峻挑战，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以下简称“两型社会”）是当今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课题和国际社会力图解决的课题，代表着全人类的共同理想和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是任何国家都无法置之度外的共同使命。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并首次把“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确定为[11]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的一项战略任务。《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将“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在党的十七大之后，“长株潭城市群”和“武汉城市圈”被确定为全国“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两型社会”建设进入实践层面并在全国示范推广。同时，2009年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的《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将湖南、湖北等六省在内的中部地区，明确为中国重要粮食生产基地，赋予“两型社会”建设试验区承担国家粮食安全的重大责任。2010年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把建设“两型社会”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进一步阐明了“两型社会”建设的工作要求、工作措[12]施和实现途径。湖南这几年的实践证明，“两型社会”建设是党和政府在经济社会发展方式方面的重大创新，以建设“两型社会”为目标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2011年颁发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将“两型社会”建设列为重大任务，意味着“两型社会”建设已经从示范推广到全面推进阶段，成为中国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时代背景。
党的十七大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战略部署，明确将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任务，作为国民经济转型的重点和难点。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农业生产体系，到2020[13]年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农业生产体系基本形成”。党的十八大报告进一步提出，“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14]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从而首次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的地位，明确指出，推进“两型社会”建设，实现绿色发展、低碳发展、循环发展的终极目标是建设美丽中国。而农业的生态功能正在不断凸显，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必然成为生[15]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中央精神和方针政策为中国新时期的农业发展明确了时代内容，指明了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战略方向。1.探索人口大国农业发展转型的新路径
在“两型社会”建设的目标导向下，中国农业发展不仅要确保农产品有效供给，实现国家粮食安全的重大战略，还要同时确保食品质量安全、生态环境保护、资源节约、农民增收等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多重战略目标。因此，需要从更广阔的国际、国内发展大格局中分析农业的属性发展、功能提升、作用扩大，研判中国农业发展的资源禀赋、物质基础、人才支撑、制度保障以及科技贡献能力；用历史的眼光以及全球化的视野分析工业化、城市化、国际化、人口大国等一系列相互交织的问题，是讨论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初始条件；从内部因素分析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涉及农业产业结构演变、农民收入以及就业等一系列问题；将“两型社会”建设中的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纳入提升国家全球竞争力的战略之中，强化农业作为国民生存之根、国家经济之本、国际竞争之力的突出作用，以探索“两型社会”建设导向下人口大国农业发展转型的多目标实现和理论重构，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历史命题，也是中国农业发展史上的一场深刻革命。2.寻找资源环境约束条件下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新方向
农业现代化是18世纪以来农业发展的一种变化，是一个动态过程，不同历史时期的目标和任务不同，发展形态和发展方式也不同。人们普遍将历史上西方的“石化农业”作为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方向，今天看来，脱胎于以往现代工业技术的西方现代农业发展模式正在产生越来越显著的负面效应：那种“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产出”的发展模式，越来越对资源环境及人类健康构成威胁，失去了可持续性，需要一种新的思维和新的农业发展方式。因此，旗帜鲜明地提出以“两型社会”建设为导向的新型农业发展方式，必然是对“石化农业”的扬弃。但也并非要回归到“刀耕火种农业”上去。与工业化农业把经济发展和GDP摆在首位、把迅速致富作为头号目标不同，“两型农业”作为新型的现代农业是以人为本、注重人的幸福、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的农业，发展的根本目的在于促进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既吸收传统农业的智慧，又借助现代科技的优势，克服中国传统农业的局限性，结合西方工业化农业的长处，构建一种“低投入、低能耗、低污染、高产出”的新型农业发展模式，是新的历史时期站在一个新的高度对中国传统农业和西方现代工业化农业的有机整合和超越，既是对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新探索，也赋予“两型社会”建设以新内容，为中国农业发展寻找新方向。[16]3.为中国农业应对“碳政治”与“碳经济”的国际博弈提出新对策
全球变暖与能源枯竭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提出了严峻挑战，国际社会和部分国家采取了相关的措施和行动。从《京都议定书》生效之路[17][18]的波折，到欧盟国家正式推出碳限量（封顶）和交易体系，并进一步提出碳关税，气候变化已成为新一轮产业竞争、经济增长竞争、技术竞争的工具。美国声称要成为领导清洁能源发展的国家；欧盟将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作为重要外交政策，并以施压者的身份出现；发展中国家既遭受着气候变化的影响，又需要不断增加能源消费，面临着巨大的资源环境压力；岛屿国家担心气候变化导致海平面上涨，呼吁各国制定更为严格的减排目标。在阻止气候变化的过程中，蕴含了国与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博弈，气候谈判在未来的国际贸易中将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碳政治”与“碳经济”将会成为世界各国发展战略中的重要主题。尽管现代工业是气候变化的罪魁祸首，但西方模式的现代农业也难辞其咎，除了高度依赖日益枯竭的石油外，尤其是全球农业用地释放出大量的温室气体，超过人为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30%，[19]相当于150亿吨二氧化碳，成为全球气候变暖的一大元凶。中国是世界第一大碳排放国，2009年中国政府正式对外公布了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目标——到2020年全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20]放比2005年下降40%～45%。“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了“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1.4%，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降[21]低16%，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降低17%”等一系列约束性指标。中国是世界农业大国，要落实国家“十二五”发展规划，要履行国际承诺，要承担大国责任，迫切需要推动农业的资源利用从粗放型向节约化、清洁化转变，以“两型农业”作为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战略取向。这不仅是一项具有长远意义的减排措施，而且可以通过提高资源利用率、降低对国外资源的依存度来提升中国的国家安全，从而抓住战略机遇，占领未来农业发展的制高点，形成应对国际“碳政治”与“碳经济”博弈的新对策。4.促使农业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中国化
针对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重大问题，不难看出为此提供相应理论框架与分析工具的大多为西方经济学，而中国与经济学发源地的西方社会存在国情差异，需要提供的政策支持也不一样。因此，迫切需要超越西方工业化思维与现代化理论为农业发展寻求答案的局限，从“两型社会”建设的中国社会发展趋势着眼，从农业本身的资源环境特征入手，着力于资源环境约束下中国农业发展转型的多目标均衡，以农业科技创新为核心动力加速资源要素利用方式转变，构建以“两型农业”为导向的农业生产体系，进而以农村信息化为突破口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转变，通过农业“两型”发展的制度创新保障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以探索中国传统农业改造的有效途径。第二节基本问题与主要内容
基于中国农业现代化起步晚，受资金、技术、信息、工业水平的制约明显，资源日益稀缺、环境约束日益突出，国际气候政治快速抬头的现实背景，在“两型社会”建设中转变中国农业发展方式迫切需要回答五个问题。①在推进“两型社会”建设的过程中，“两型社会”建设与农业发展方式之间有什么样的内在逻辑关系？②中国农业发展方式转型的内涵、方向和目标是什么？如何在“两型社会”建设进程中加快中国农业发展方式转型？③“两型社会”建设进程中转变中国农业发展方式的内生动力是什么？④实现农业“两型”转型的根本途径是什么？⑤“两型社会”建设中转变中国农业发展方式需要怎样的制度支撑，如何推进中国农业发展方式转型的制度创新？
要回答这些问题，一是需要从理论上搞清在“两型社会”建设中农业发展的方向和目标问题，二是需要从实践上回答实现上述目标的现实路径问题，三是为实现上述目标需要进行的制度创新问题。对上述五个问题的回答构成了本研究的逻辑思路：多重目标→实现途径→制度创新。
多重目标、实现途径、制度创新三个层次的内容安排，构成本书的总体框架。
在目标体系上，因为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绝不仅仅是经济发展问题，仅靠经济学的理论已无法圆满回答这一问题，所以本书首先从多学科交叉的视野出发，以中国农业发展面临的资源环境压力、农业在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和现代农业的多功能性为起点，提出中国“两型农业”发展转型的多重目标，这是本书的逻辑起点。
在现实路径问题上，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必须回答如何实现农业增产、高效、优质、安全、生态的问题。本书从资源要素利用方式转变、农业生产体系转变、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转变等三个方面来回答。其中，资源要素利用方式转变可解决如何农业劳动生产率、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提高的问题，是实现增产与高效的路径，核心在于农业科技创新。农业生产体系和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转变是实现优质、安全、生态的路径。对这三个问题的回答构成本书的主要内容。最后，为实现上述目标，还需要以实现制度创新来确立保障机制。
基于这样的基本思路，本书立足于中国城乡一体化不断加快的时代背景，根据“两型社会”建设的总体目标，把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纳入“两型社会”建设和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大格局中，在深入把握国内外现代农业发展的前沿变化和时代要求的基础上，突出中国特色和“两型”主线，沿着“多重目标→实现途径→制度创新”的分析路径，着力于资源环境约束下转变中国农业发展方式的多重目标、内生动力、实现途径、支撑体系等问题研究，以湖南长株潭“两型社会”改革试验区和“农村信息化示范省”的实践为实证，以实现国家粮食安全、资源节约、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农产品质量安全、农民增收与农业增效、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农业发展的资源要素利用方式、生产体系、社会化服务、农业制度的加快转变为研究核心，探索以农业科技创新为动力加快资源要素利用方式转变、以“两型农业”为导向的农业生产体系转变、以农村信息化为突破口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转变、以农业制度创新为引擎的政府农业职能转变的中国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有效途径，构建起以“两型农业”为战略取向、以科技创新为第一推动力、以农村信息化为突破口、以农业制度创新为保障的“两型社会”建设中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理论框架，探索在“两型社会”建设导向下适合中国的特殊国情而又不同于历史上西方工业化农业的新型农业现代化模式，从而超越西方工业化农业的历史发展规范，直接进入现代农业发展的新阶段——“两型农业”的发展阶段。
在这样的思路下，本书主要内容如下。1.资源环境约束下多重目标的中国农业发展转型
以资源环境约束下中国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多目标取向为逻辑起点，围绕中国农业发展面临的资源环境约束现状与趋势、中国农业发展多目标组成与结构、资源环境约束下多目标取向的中国农业转型决策等核心问题展开，分析“两型社会”建设与农业发展转型的相互关系，提出资源环境约束下中国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战略方向，探讨中国农业发展转型的多重目标，在确保人口大国粮食安全的前提下，实现国民经济转型、加快城乡发展一体化、保障农产品质量、推进资源节约、实现环境友好、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业效率等战略目标。2.以农业科技创新为核心的资源要素利用方式转变
提出“农业科技创新是‘两型社会’建设进程中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内生动力”这一基本命题，分析在资源环境双重约束下农业科技创新的需求导向和发展方向，论证加快科技创新以提高农业技术进步的贡献率；加快农业劳动节约型技术创新、优化人力资本配置，提高劳动生产率；加快农业资源节约型技术创新，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加快农村环境保护型技术创新，促进生产要素节约与农业可持续发展。3.以“两型农业”为导向的农业生产体系转变
按照推进“两型社会”建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客观要求，以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为目标，以解决农产品质量与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为核心，构建“两型”导向的农业产业体系、农业标准化生产体系、农业面源污染防治体系、防灾减灾体系和生物物种资源保护体系。为了实现不同区域和不同时期的量化比较，增强政策的实践操作性和评价发展水平的科学性，构建“两型农业”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并进行实证研究。4.以农村信息化为突破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转变
从信息化与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互动变迁的视角，分析信息化对传统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冲击与解构效应，探寻中国以农村信息化推进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转变的实现机理，进而论证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转变以农村信息化为突破口的内在必然性。通过实证分析“两型社会”建设中农村信息化服务及关键技术的供给和需求，重点研究“两型社会”建设中农村信息化服务模式选择及平台建设问题，探讨农村信息化服务体系中的组织建构、运行及保障机制等关键性问题；在此基础上，从目前中国农业发展中的科技推广、农业生产、产品流通以及产品质量安全等重点环节着手，分类研究农业信息化服务体系的构建问题。5.农业“两型”转型的制度创新
加快农业的“两型”转型，要促进政府职能从管理农业向服务农业转变，由保障农产品供给的单一调控目标向提高土地产出率、劳动生产效率、资源利用效率，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保护生态环境，促进农民增收，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等多元调控目标转变，真正履行起经济调节、市场监督、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创新适应农业“两型”发展要求的农村人才开发、土地流转与耕地资源有效利用和保护、国家科技创新、财政支持、农村金融、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政府考核评价、农村社会管理等制度体系，以构建实现中国农业“两型”转型的保障机制。
[1] 朱有志，陈文胜.新时期国家粮食安全必须应对新挑战［N］.光明日报，2013-5-25.
[2] 陈文胜.国民经济转型必须从三农突破［N］.光明日报，2010-07-13.
[3] （英）拉吉·帕特尔著.郭国玺，程剑峰译.粮食战争：市场、权力和世界食物体系的隐形战争［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
[4] 数据来源：徐连仲.粮食产量“九连增”与粮食价格“九连涨”［J］.求知，2013（3）；2012年农民收入增速再度超过城镇居民［N］.农民日报，2013-01-21.
[5] 粮食产量实现“九连增”为世界树起“中国标杆”［N］.人民日报海外版，2012-12-3.
[6] 陈锡文.中国解决粮食问题要有全球视野（在中国农业大学“2012年中国农业发展论坛”上的讲话）［J］.中国乡村发现，2012（4）.
[7] 何传启.中国现代化报告2012——农业现代化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8] 何传启.中国现代化报告2012——农业现代化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9] 程国强.加入世贸组织与中国农业发展——中国农业国际化10年［N］.中国经济时报，2011-11-23.
[10] 姜长云.进一步做好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大文章［J］.中国发展观察.2012（5）.
[11]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1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N］.人民日报，2011-3-17.
[13] 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14] 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N］.人民日报，2012-11-18.
[15]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6] 1992年联合国通过《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称《公约》），并于1997年进一步变成可操作的法律文件《京都议定书》。在这些法律文件中，环境问题转化为气候问题并进而在技术上转化为“二氧化碳”的排放，从而在法律上产生各国围绕“碳排放权”展开的全球政治、经济博弈，由此形成全新的“碳政治”、“碳经济”。所谓“碳政治”、“碳经济”，又可以称之为“气候政治”、“气候经济”，就是指各国围绕温室气体排放问题所形成的国际政治经济，而国际上关于温室气体排放又按照二氧化碳来计算，欧盟推出了以二氧化碳排放配额为核心，制定国家分配方案和交易体系，故称之为“碳政治”、“碳经济”。
[17] 《京都议定书》（英文：Kyoto Protocol，又译《京都协议书》、《京都条约》；全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京都议定书》）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UNFCCC）的补充条款，是1997年12月在日本京都由《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参加国三次会议制定的。其目标是“将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含量稳定在一个适当的水平，进而防止剧烈的气候改变对人类造成伤害”。2011年12月，加拿大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是继美国之后第二个签署但后又退出的国家。
[18] 碳限量（封顶）和交易体系主要以《欧盟2003年87号指令》（2003/87/EC）为基础，从2005年1月运行至今，欧盟28个国家参与，实施第一阶段为2005～2007年，第二阶段为2008～2012年，第三阶段为2013～2020年。2010年成交1198亿美元，占全球碳交易成交额的84%。欧洲碳排放交易体系（EU-ETS）是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交易市场，在世界碳交易市场中具有示范作用。欧洲碳排放交易体系（EU-ETS）属于限量和交易（Cap-and-Trade）计划。该计划对成员国设置排放限额，各国排放限额之和不超过《京都议定书》承诺的排量。排放配额的分配综合考虑成员国的历史排放、预测排放和排放标准等因素。按照欧盟规定，在每一个交易阶段开始之前，每个成员国应当按照Directive2003/87/EC附件Ⅲ的要求，把本国的排放控制总量及各排放实体分配的排放配额，以国家分配方案（NAP）的形式报给欧盟委员会。制定国家分配方案考虑的主要原则是各国分配总量必须与《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减排目标相一致，必须考虑减排的技术潜力，以单位产品排放的平均值为基础；如果欧盟通过了关于二氧化碳排放的法规，必须予以考虑；对不同企业或产业一视同仁，不得歧视；必须包含有对新参加者的规定；必须考虑“提前行动”产业的贡献；“排放标杆”的制定必须采用最佳适用技术，以保障这些产业的权益；必须考虑能效技术的作用；制定分配计划前必须听取公众意见；必须列出所有参与分配的企业名单及其配额；必须包括竞争力变化情况的分析内容。
[19] 高福生.农业“转方式”要做好“低碳”文章［N］.中国特产报，2010-05-12.
[20] 朱剑红.2020年我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行动目标确定——应对气候变化 中国积极负责［N］.人民日报，2009-11-27.
[2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第二章农业发展方式：国内外相关理论探索
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是中国现代农业发展的一个崭新命题，也是中国农业发展史上的一场深刻革命。在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农业发展方式”之前，党的十五大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随之产生了“农业增长方式”这个概念。很多学者认为，“农业增长方式”的内容包括：集聚在单位土地面积上的资源集约度，增长目标满足程度，生产要素利用效率提高程度，增长动力机制，增长方式的地域性[1]特点。转变农业增长方式，实质上是一个技术进步和资源优化配置的实现过程，制度对经济增长的重大影响，将决定资源配置和经济效[2]率。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指出：必须按照高产、优质、高效、生态、[3]安全的要求，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那么，为什么要转变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内涵是什么？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是内生的还是外生的？制约其转变的约束条件又是什么呢？这是中国农业实现现代转型迫切需要不断探索的时代课题。
国内学者普遍认为，农业发展方式是指实现农业发展的方法、手段和模式。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就是提高农业的发展质量，主要通过科技创新，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能耗、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实现速度质量效益相协调、投资消费出口相协调、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4]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相协调的全面协调发展。在发达国家，农业现代化以商品化、市场化为主要内容，其目的是为了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这种发展方式通过技术进步与制度创新提高农业劳动力的生产效率，但也出现了诸如食品安全、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农业发展方式转变不只是一个效率问题，而且应该是效率、环保、安全等多重目标的博弈均衡。从其内涵来看，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涉及农业发展因素、发展机制、发展路径和一系列结构的变化，主要包括“基于技术进步的要素投入的变化、基于农业市场制度的增长机制的变化、基于资源环境约束的路径选择的变化，还包括农业产出结构、消费结构、收入结构、市场结构和制度结构等结构变化，以期实现从粗放到集约、从[5]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型”。第一节新古典生产函数与农业发展方式：传统农业发展的理论基础及其后果
长期以来，新古典生产函数普遍用于描述农业生产关系，农业产品的增加即农业的发展，是特定投入组合最大化的结果。随着某项生产要素投入使用量的增加，生产函数从递增速率增长转为以递减速率增长，直到函数达到最大值并开始下降，可变投入用量的增加导致总产量的下降。一言以蔽之，产出是所有要素的函数，即p=f（a，b，c，…），其含义可以表述为如果投入品的数量发生变化，产出品的数量[6]也会随之发生改变，而且变化的方式具有某些特征，从这里可以隐约看到生产方式的变化。遵循新古典三阶段生产函数的要求，农产品增加即农业发展的关键是增加要素的投入。这种以要素投入增加而提高产量的生产函数，模糊了生产性知识、生产函数与技术效率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直到1939年苏逊·卡尔森的《纯生产理论研究》的出版，才得以改观。生产理论中出现了直接考虑生产方法，而不是将之“放在生产函数里”的研究方法，使得这种关系变得极为突出。这些新方法包括生产的线性模型以及这一类模型的拓展形式，如过程分[7]析、非线性规划和博弈论。
库普曼斯建立的线性行为分析框架将技术水平做了一个可行的、抽象的描述，并将其引入了经济学。首先，该框架用“基本活动”描述生产性知识，生产性知识被正式表示为技术向量，同时被认为是与可以确认的具体的“做事方法”相对应的。随后，该理论引用了一套基本原理，来描述基本活动所代表的生产性知识如何在范围上被扩展、如何被组合、又如何被修改。这些原理的核心假设是，在维持投入和产出之间比例关系不变时，基本活动可以随意按比例增加或者减少，这意味着，假定某个生产过程只有一种产出，如果能够对所有的基本活动给出具体的数字形式，那么，从原则上来说，通过生产函数的计算，可以确定某个特定的投入组合所能生产的最大产量。库普曼斯所建立的线性行为分析框架的“生产性知识”可以扩展、组合与被修改，即技术是可变的，但该模型没有对生产性知识的变化根源予以探讨，导致新古典生产函数不能分析发展方式的转变这种经济现象。[8]
随着阿罗、德布鲁和其他经济学家发展起来的一般均衡理论的演进，另一种技术可能性的抽象表达模式在经济理论中逐步流行起来。这种方法直入事情的抽象核心，将先前的模型进一步一般化。商12M1品产出的数量由向量表示：q=q，q，…，q，投入品向量由x=x，2Mx，…，x表示，这些投入品可能或不可能生产出上述产出品。如果x可以生产出q，那么投入—产出组合（x，q）就“处于生产集合中”（或生产可能性集合中），在这种表述中，所有已知的或被认为可以接受的技术知识结构的属性，都被看作生产集合属性的基本因素。在一般均衡理论中，技术依然是外生的，或者说是给定的，在“投入—产出”组合中，技术是各种投入要素组织的纽带，其变化源于人为的设定。直到在索罗余数中，技术才被认为是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的[9]要素，从而将技术进步纳入了经济增长理论中，并将生产函数理论推进到一个新阶段。
中国传统农业发展主要以增加要素投入为主，其发展内涵与新古典生产函数所描述的基本一致，为了保证国家的粮食增产，不断地增加土地、资本、化肥、农药以及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投入。这种农业生产方式不仅带来资源浪费，还带来了严重的污染。全国污染源的普查结果表明：COD的排放，农业占到47%；氮和磷的排放，农业占到50%以上。因此，加强物质技术支撑，提高资源利用率，减轻环境污[10]染，是农业发展今后面临的艰巨任务。中国农业生产的自然资源一直比较稀缺，人均耕地面积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3，而且随着城镇化、工业化发展，随着道路、基础设施建设等不断推进，耕地正以每年20万公顷的速度减少，据测算，人均耕地将由现在的0.08公[11]顷下降到2020年的0.06公顷以及2030年的0.05公顷。根据大卫·罗默的自然资源“增长尾效”理论，崔云计算出1978～2005年中国土地资源“增长尾效”平均每年约为1.26个百分点，即因土地资源消[12]耗，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平均每年降低1.26%。可见土地资源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特别是农业发展的重要约束条件。从区域来看，随着经济的发展，东部发达地区和中部城郊必然出现耕地资源非农化现象，这些地区应加强对耕地资源利用的动态监管，实施耕地资源节约型的城镇化政策，避免耕地资源过度非农化。在生态环境比较脆弱的西部[13]地区，随着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农村耕地不断转为非农建设用地，现实中普遍存在着土地资源低效、粗放利用现象。所以，“两型[14]社会”建设与土地资源的节约利用具有一致性。以要素投入为主的农业生产在中国未来已经难以为继，必须转变发展方式。
现有的农业发展方式对化肥、农药等要素的投入具有很大的依赖性，基于化肥、农药等的技术进步是中国农业增长的主要源泉。资料显示，在过去的40多年中，中国化肥总用量与粮、棉总产量，以及化肥单位面积施用量与粮、棉单产均呈显著或极显著正相关，中国粮[15]食增产的30%～50%来自化肥的应用。化肥是中国农业生产中投入最多的生产资料，据估计，化肥的投入一般占中国粮食生产中各项物质、能量投入的30%～40%，在个别高产地区甚至高达50%，2004年中国农民购买化肥的开支达到1800亿元。2010年，中国化肥施用量超过世界总量的1/3，为世界第一化肥消费大国，耕地亩均施肥30.5[16]公斤，远远超过发达国家所规定的化肥安全施用上限。中国农业生产中的化肥施用不但量大，而且利用率很低，使用不合理，浪费严重，呈现出明显的过量施用状况。据测算，这些化肥中，只有35%得[17]到有效利用，低于发达国家10～15个百分点。化肥的利用率与其施用量存在负相关性，研究表明，在低施肥量（120千克/公顷）条件下，氮肥利用率可达45%，冬小麦的氮肥损失率不足9%；但当施氮肥量增加至360千克/公顷时，氮肥利用率仅为23%，损失率则高达55%。目前，中国氮肥、磷肥、钾肥的当季利用率仅为30%～35%、10%～20%、35%～50%，低于发达国家15～20个百分点，肥料的不合理施用使得中国每年有400多万吨化肥白白损失，造成了资源的极[18]大浪费，甚至有些研究认为中国每年化肥施用中有超过30%的废氮流失到了农田之外，导致地下水污染，江河湖泊、浅海水域生态系统营养化；同时，还形成大量一氧化二氮气体挥发到空气里，形成“从[19]地下到空中”的立体污染。可见，现有的农业发展方式所导致的过量施肥不仅降低了农产品的品质、增加了农业生产成本，还给环境[20]造成严重污染。此外，中国农药年用量为80万～100万吨，是世界上最大的农药使用国，其中化学有毒农药占很大比重，一些被禁止的农药依然在使用。农药不但用量大，而且利用率低，中国农药的利用率仅为20%～30%，不仅浪费严重，还直接危及用水与食品安全、人[21]类健康与生态环境。那么，在农业发展与环境友好之间是否存在可能的均衡呢？葛继红与周署东以江苏省1978～2009年数据对农业面源污染的经济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业经济规模扩大、农业结构中养殖业比重上升和种植业比重下降、种植业结构中经济作物比重上升和粮食作物比重下降以及农村人口规模扩大均会增加[22]农业面源污染物排放量。但是，农业技术进步以及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政策的实施能够有效降低农业面源污染物排放量，这说明，农业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相互协调是可以实现的。农业发展并不意味着一定要牺牲环境，环境保护也并不一定意味着要以农业衰退为代价，关键是要转变目前的这种农业发展方式。
在现有农业发展方式中，为确保粮食产量的提高，化肥、农药的投入从1960年以来一直呈上升趋势。化肥施用密度从1960年的7千克/公顷上升到2008年的47.03千克/公顷，农业用地比例（农业用地/陆地[23]面积）从1960年的37%上升到2008年的56%，这是典型的依靠要素投入的农业发展方式。中国农业生产的自然资源稀缺，不仅表现在土地资源上，也表现为水资源非常短缺。中国的水资源仅相当于世界[24]平均水资源的1/4，居世界第109位，每年用水总量约为5500亿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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