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宁肯
出版社：安徽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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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之门试读：
自序
本书最早出版于2004年，2013年有过一次再版，这次列入安徽文艺出版社“当代名家精品珍藏”丛书是第三个版本。时间很快，一晃又5年了，一切都在加速。据说网上有个哲学流派就叫“加速主义”，与“赛博朋克”“乌力波”并称三种思潮，而我所感到的时间加速却与时髦的“加速主义”没多大关系。毫无疑问，时间与空间都是文学的母题，两者事实上有时就是一回事。
本书写了北京，写了时代或者说时间，两者同样难解难分。前不久，我在北京作代会上致闭幕词说，无论你是从小生长在北京，还是半路来到北京，北京都会给予你神秘的东西，无可代替的东西，费解的说不清的东西，只要你有造化，北京会充分地保障你。莫斯科、纽约、巴黎、布宜诺斯艾利斯能给予你的，北京都能给予你。甚至，北京还有更为独特的东西，现在就看你的造化了，所以，作为北京的作家越来越有一种责无旁贷的东西。
责任归责任，必须也要同时看到：造化弄人，这是另一种向度思维。这一向度对个体而言同样必不可少，同样是写作的秘密之一，因为说到底它也是人甚至是历史的秘密之一。那个发言，我在结束时，借用了刚刚读到不久印象极深的一段话：文学是什么？人们总是渴望清晰的回答，但世界又何其复杂。对此我有过很多彼此矛盾的说法，今天再添一个：大风能掀翻屋顶，但撕不破一只蝴蝶的翅膀。
文学就是这只蝴蝶的翅膀。
是的，文学就是这样，它不是狂风，也不是狂风的对象，它是它自身，就像时间既携带着所有又是其自身一样，本书也希望是这样。2019年1月10日
第一章 长街
一简单地说，那一年我的胃出了点毛病，也不是什么大毛病，就是打嗝，不停地打。开始我以为打打也就好了，后来发现成了毛病。现在我已不敢小看打嗝，包括别人打嗝。通常，偶尔打打也无所谓，但是要是连续打上两天，一个星期，十天半个月，事情就很麻烦。那时你可能已发不出声音，身体不断抽搐，拿不稳东西，拉断灯绳，写字总是出错。特别像我们做案头工作的人，抄抄写写，影响工作，好在那时我倒也用不着了。我陆续打了差不多有一年吧，到现在也不能说痊愈了。我记得开始的时候，我的嗝像别人一样响，直着嗓子，每隔三到四秒就失去控制一次。那时我们办公室的人你呼他应，大家彼此彼此，很有点郊外的田园景象。后来我的声音变小了，可能因为不怎么吃东西的缘故，很多时候就是一抽一抽，类似某种生病的小动物。我不能说像小狗，但的确看上去有点可怜。我叫李慢，我注意到人们不叫我李慢而叫我“慢”时声调有了变化，好像在叫一个自我陶醉或处于睡眠中的人，我觉得没道理。我确实在想一些心事，希望接到女友唐漓的电话，尽管我知道这种可能性已近乎零。
同事叫我“慢”我不予理会，不是没听见，我觉得只要不答应人们迟早会觉得无趣。凭什么呢？事实上我的症状是最轻的，至少听声音如此。当别人还在一片鹅叫时我差不多已无声无息，就是身体还有些抽搐而已。我注意一日三餐，进食很少，不吃有刺激的食物，以粥为主，辅以饼干，声音很快得到了控制。当然，我持续的时间长，这点我承认，但我仍不认为这是人们叫我“慢”的理由。
我们是一家不太规矩的小报，也不是特别不规矩，按照西方“新闻就是妇女、金钱和坏事”的标准，我们涉及了一点妇女，也就是有点西化的倾向而已。报社挂靠在一个部级单位，在地下室二层办公，那时已被勒令停刊，但我们依然坚持上班讨要一点善后费。现在我还记得大楼的模样，灰色调子，内向，建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显然考虑了战备要求。它有多层地下室，结实，甚至固执，面对现代花哨的新兴建筑，一点也没自卑感。地下室结构复杂，房间又高又深，接近天顶有一扇横窗，似乎从未打开过。反正自打我们搬进来一直没打开过，没人够得着。窗外是高墙风道，上面有水泥护栏，看上去像战争掩体。阳光有时会沿着风道或掩体折进地下室一点，尽管非常短暂，仍可看作某种来自天堂的光亮。过去我甚至没注意到那点光亮，它极易被忽略。
闲着没事，人们打牌下棋聊天，传一些小道消息，我有时凑上去听一耳朵，但更多的时候我在一旁独自抽搐。
后来我觉得总得找点事干，于是开始打扫卫生。地下室空气不好，多年来基本没认真打扫过，到处是浮尘和废弃物，有些角落不能动，一动就有一股霉烟升起。灯是那种灰垢包裹的黄灯泡，多数已经坏了，少数勉强亮着。许多巨大错综的管道悬在上面，能听见低频的轰鸣，不时有水珠从上面滴落。我的动作非常轻，怕影响别人，几乎类似小偷小摸，只是由于控制不住抽搐有时才会扬起一小股灰尘。尽管如此，我还是遭到了强烈的反对。我记得大约就从那时起人们开始叫我慢的。二
没人能让慢停下来，有人让慢回家等消息，说一有消息立刻通知慢，绝不把慢落下。但那时慢好像耳朵也有问题，听不见别人说话——当然，那是不可能的，长期在地下室的人耳朵都十分灵敏，只是李慢充耳不闻，像没听见一样。为了尽量不影响大家，李慢用水把灰尘打湿，动作也越发轻灵。现在我回忆自己就像回忆他人，我称自己慢或李慢就像称另一个自己。打湿了的灰尘味道醇郁，芳香扑鼻，以致慢的抽搐有了较长时间的停顿，似乎有一种疗效。那种味道在空中弥漫开来，与刚升起时还稍有不同：初时甚至嗅到虫子的某种气息，稍后就浑浊了。慢后来从中医那里得到证实，阴湿软虫败火祛滞，对脾胃确有一定疗效。慢当时只是凭直觉嗅到那种奇异潮湿的尘香，因此欲罢不能地深呼吸，以致多少出现了耳鸣症状。或者要么就是被人们打牌聊天吵的，声音太大了。李慢有干不完的活，清理完了自己的书架、柜子、抽屉、报纸堆，又扩展到别人的，从一间办公室到另一间。有些房间已没人，他可以放手干起来，可以与虫子长时间对视。那是一种生着非常小的眼睛的虫子，类似蚯蚓，但显然不是蚯蚓。事实不容否认，地下室渐渐改变了面貌，以致空气也有所不同，能感到水的湿度，类似一种清新剂，就是霉味太大了。由于不通风，浮尘总是以最小的方式顽强地停在空中，久久不散，这使李慢的工作打了不少折扣。大约就是那时李慢开始盯上了天顶的通风窗，并且意外发现了短暂的阳光。李慢想要打开天窗，但是天窗太高了，必须有梯子才行。李慢转遍了整个大楼，所有可能的地方都转到了，后来终于在存车棚发现一个。李慢自己没办法扛动，就找门卫帮忙，试图以两包烟为代价，本来已说成了，可门卫一听是地下室的报社，立刻终止了合作并引起了警惕。门卫到地下室勘察了一番，没发现什么重大可疑之处才算了事。
李慢不甘心，连续几天无人的早晨，挪动办公桌，桌上面放椅子，还是够不着，又把从家里带来的小圆凳放在上面。这样非常危险，随时都有掉下来的可能，即使小时候李慢也没玩过这种蹬梯爬高的游戏，完全是自己想出来的。李慢爬上爬下，反复演练，有时一筹莫展，有时孜孜以求。高空作业李慢不敢太用力，因此进展十分缓慢。窗子已锈死，根本打不开。敲。震。李慢到得越来越早，每次必须赶在别人上班之前收拾好桌椅，恢复原状，像什么也没发生。
劳动创造了人，这话真是不假，李慢学会了使用工具。李慢找来各种能找到的工具：钳子、改锥、撬杠，甚至小钢锯，有些是李慢花钱到五金店现买的。最后是小钢锯起了作用，咝咝扯锯的声音不好听，但是非常均匀，李慢知道怎样用力。李慢早年听说过车工钳工什么的，不知是干什么的，但现在他觉得自己就像钳工，甚至想如果不上大学不读那么多书的话他可以学一门手艺，如一个鞋匠，或一个自行车修理工——他会拆洗自己的自行车，那样他的生活就永远不会成为问题了。
某个潮湿的早晨，李慢终于锯开了钢窗，打开窗的那一瞬间李慢十分激动，禁不住把头伸出窗外，看到了通风道，高空一扇打开的玻璃窗反光刚好照到了李慢，竟然看到了早晨的太阳，说不上金光灿烂，但完全称得上夺目。李慢伸着脖子使劲向上看，觉得上面也应有人能看到他。天非常窄，只有一线天，没有云，能看见气流呼呼飘过楼顶，像刮风一样。那时李慢多希望楼上有谁也探出窗子向下看，那样那人就会像在深水中与他打个照面，相看两不厌，说不定还以为看到了自己呢。结果正想着的李慢蹬翻了凳子，脚底一下悬空，凳子稀里哗啦掉在地上，有一种劈了的声音，肯定是从家拿来的小圆凳摔坏了。李慢吊在天窗上，事实上如果李慢当时清醒一点或许可以蹦到桌子上，但李慢吓坏了，根本不敢往下看，竟然慢慢向上爬去，后来骑在了窗子上。李慢不知吊了多久，可能只十分钟或十五分钟，也可能更长。后来当然有人来上班了，陆陆续续，李慢的同事见到李慢骑在窗户上无不惊讶莫名，但是也一直没人把李慢弄下来。每到一个人，开始都是一张惊诧的面孔，然后问是怎么回事，再然后就是笑，好像李慢十分有趣，谁也没想到李慢可能是寻短见什么的。
李慢也不急，反正肯定会得救，同样人们知道了怎么回事也愿意李慢在上面多待会儿，看看新到人的惊讶面孔。李慢不再回答新人的问题，问什么都不说，用不着他说了。没人理解李慢为什么要这样做，也没人知道这些天李慢做了多少神奇的努力。李慢不说话，样子非常无助，甚至是痛苦的。人们只是一味惊诧，兴奋不已，好像李慢已不是他们的同事，是一只猴子。这也不能怪大家，某种情况李慢的确像一只猴子，紧紧抓住窗棂，侧头向下看，有一些简单而认真的思考，好像他看别人比别人看他还要好奇。后来大家取得一致意见，认为李慢可能要寻短见，当然是做戏给新到的人看的，结果一张张惊诧的脸让人们兴奋不已。新加入的人盼望后来的人，有人急着打电话叫那些还没出家门的人快点来，报社出事了，来吧，来了就知道了，快点。三
人们扔水、瓜子、面包，我认为他们太过分了，一样也不接。他们寻开心，当我是猴子，又扔上一条毛巾让我围在脖子上挡挡风，我不接，看着他们。我能怎么样呢？他们愿意开心就开心吧。瞧他们合不拢嘴的样子，我觉得自己也没什么，比他们还高出许多，就好像在笼子上面，看他们也一样。他们愿意开心就开心吧。我一点也没觉得冷，什么也不要。直到两个年纪大点的女同事到了，人们的同情心才得到提醒，把椅子放好，有人站上去，把我抱下来。
我的身体已经僵住了，半天缓不过来。女人心肠就是好，对我嘘寒问暖，打来热水，泡上茶，放了冰糖，说冰糖有利于血液循环。我觉得饿了，想吃别人碗里热气腾腾的方便面，早晨我没吃饭。我提出申请，立刻得到了满足。吃着热气腾腾的方便面，我觉得彻底缓和过来，但是刚一放下碗又打起响亮的嗝来。吃饱了嗝就打得响亮，是没办法的事。
我一直希望人们谈到空气，因为新鲜空气已源源不断从天窗涌进来，可是人们好像更关心我的精神，好像我根本不是胃的问题。人们劝我回家，让我以后不要来了，有这么多人坚持，不少我一个，一有发钱的消息马上告诉我。我不是为了钱。我愿意和大家在一起。阵阵凉风带来了多么新鲜的空气，下午某个时候说不定还能见到阳光呢，那该有多好。女同志抱怨温度低了，没多穿衣服，甚至要求关上天窗，让我伤心。她们平时怎么说的，老抱怨抽烟的人多，呛人，现在问题解决了又抱怨冷。人们批评我，说我多事，有人甚至说：慢，你开的窗户你去关上！听上去不怀好意，我听得出来。我真的去关了，不是赌气，我觉得人们说得也有道理，窗子不能老开着，定时通通风就可以了，这事我想就由我负责吧。我还有一个私心，登高可以抑制打嗝或忘记打嗝，事实上由于置于高处的恐惧，由于冷风，我打嗝的毛病在上面完全消失了，而且还有了食欲。我愿意经常到上面去。
中午我吃了整整一个馒头，还吃了一份猪肉汆丸子，我不知是否能够消化，但是我的确食欲不错，人们不肯定我，我觉得也值得这么做。每天仍有相当数量的来稿来信，我编文艺副刊，像过去一样审读来稿，给作者特别是诗人回信，提出意见，将稿子退回，告知报纸已停刊，何时复刊另行通知。不能说完全没有复刊的可能，我听说报社有人不仅在争取善后费，还在做复刊的努力。我知道这不太容易，但我愿意相信，同时我认为也应该给读者以信心。
大楼同意发一些善后费。是个好消息。
或者也是坏消息。真的要离开了。
消息传出，地下室走廊排起了长队，平时不来的人都来了，以致自打停刊就消失不见的人也来领钱了。本以为他们找到了工作，其实没有。谁也没怪他们没为善后费做贡献，有抱怨也埋在心里。阔别的人照例面子上敬一支烟抽，说到各种情况摇头叹息，明天大家就要彻底各奔东西了。没什么人聊天，都默默地等着，抽烟的人多，平时不抽烟的人也点上一支，吞云吐雾。女同志就有些受不了，大声咳嗽，乃至变了声，实在忍不住就嚷起来：“你们别抽了行不行？少抽点，还让不让人活了！”
干咳，沉默，没人应声，烟照抽不误，烟头明明灭灭，没人掐掉。个别人在角落沉溺于交谈，声音很小，但十分专注，根本没听到女同志的叫嚷、嘤嘤的啜泣。不能只有哭泣，在哭泣中或许需要某种无动于衷，需要有人专注交谈，否则也许会引起更多哭泣。交谈的人是过去报社的两个风云人物，消失很久了，以致有传言说他们去了海外。他们今天到场让人奇怪，原来也看重这笔钱，好像他们原来不需要似的。他们没做一点争取工作，有钱了才现身，现了身又与众不同地沉浸在自己神秘的话题之中。工作对他们大概是小事一桩，他们具有某种职业性质，不属于芸芸众生、柴米油盐。不需要他们，又需要他们，说不清，他们高深莫测，一支接一支地吸烟，时高时低、抑扬顿挫的声音让无言的人的确感到某种虚幻的力量，甚至某种安慰。
队伍缓缓向前移动，拿到钱的人无声地离去。每人两百块钱，两百块钱能干什么呢？必须尽快找到工作。只是今天交换的信息让人绝望，奔波了一段时间的人回答大体相同：人事冻结，不进人。没什么说的，只能吸烟。幸亏我打开了通风窗，不然地下室会像失火了一样。女同志这时真正显出了无助，有人怀着身孕，抗议吸烟但是无效。黑暗中咳嗽中仍有人在打火，互敬互让，好像充耳不闻。
轮到我了。我向后面的女同志谦让了一下，我没听清谁怀了孕，所以都可能怀孕了，但是后面的女同志一把把我推了进去，好像我更应该受照顾。一间临时准备的财务室，有两层楼那么高，实际上是打通了两层地下室的一个特大房间，上面管道纵横，又高又旷，四壁皆白，天顶玻璃窗已达上面地面，甚至高出地面。这间房我从没进去过，因为一直上着锁，不知道是干什么的。我在门口已适应了一会儿光线，但进到里面还是像走进了另一个世界。天窗射进的一道阳光，就在我头顶上，一直打在对面墙上，能看见光线里密度很大的浮尘，如同走进实验室一般。尽管我像走在月球上，但仍听到了自己的脚步声，甚至听到某种回音。高旷的房子中间有一小撮人、一张临时的桌子，不是报社的财务人员，都穿着蓝大褂，面无表情。有回音地提问。回答。确认。签字。我领到了信封，离开，又转了回来。我问：饭票是否必须花掉，可以退吗？回答是肯定的，不过得到上面行政处，现在不行。我又听到了自己的清楚的脚步声，中间又停了一下，声音立刻消失，好像试音一样。我看见墙角有一只巨大的蜘蛛正在工作，阳光刚好落在它身上，能看见一种奇异的光纤，它飞快地吐了一道丝，滑向另一端，像空中飞人一样，以致我觉得自己也被扯动了，几乎飘着离开了房间。
因为感觉还在蛛网上飞行，就没同任何同事道别，也没回办公室，直接飘着到了楼梯口。我想回家。我想家。楼梯黑洞洞的，灯泡早坏了没人给安上，上面有水滴落，我不躲不避，没有感觉。某个瞬间，我的身体不明原因地倒下，一点也不突然，好像很慢很慢地倒下。事实当然可能并非如此，只是我记得当时心智有些不清，并且还在想着空中飞人的事，因此觉得一点不突然，也没觉得疼。我在楼梯上小睡了一会儿，非常安静，也不知睡了多长时间，可能不会太长。如果我不是特别安静，像灰尘一样，我想我不可能绊倒后面的人。是的，我被一脚踢醒，立刻站了起来，站得稳稳的。是个女同事，吓得尖声大叫，我说我是慢，慢，女同事头也不回，一溜烟跑上楼，她是那时哭泣者之一，我想可能怀孕的就是她，她怎能那么跑呢？我不信仰宗教，没有上帝，所以只能呆立一会儿，然后慢慢爬楼，不由自主就用上了手。挨到了上面，大厅人多了，我认为无论如何不能再用手了，这会很难为情，而且怎么也得有点尊严。我勉力穿过大厅，本想一直昂首挺胸步下大楼台阶，结果很不如意，还是使用了手。四
我或者慢置身在那年冬天的风中，人有点残疾，不过骑在自行车上倒是看不大出来。我或者慢去万寿路，沿长安街一直向西，那时树上还挂着稀稀落落的干树叶，不时飘落一些，自行车轧过发出又干又脆的声音。我骑自行车四处奔波，寻找一切可能的关系，只是我的关系少而又少，大学同学倒是有一些，能记起的人实在有限，而更多人已把我忘记。我不能怪他们，我上大学没有要好的朋友，只好报出姓名：我是李慢。我的名字通常比我本人给人印象深刻，一说人们就想起来，好像想起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种事物。老同学对我还算热情，答应一有消息就通知我，差不多都没什么下文。那时还没有职介所，报上招聘启事一时全消失了，只能靠老同学。
到了万寿路，拐入一条斜街，开始陌生起来。我下了车，掏出老同学朋友的朋友写给我的条子，那位友人同情我的处境，心也挺细，怕我找不到地方，给我画了草图。收起条子，继续向北，向西，又看了一次条子，向北。路已有点荒，看见了城市的河流，眼看快要进庄稼地了，终于看见路边一个红砖围成的院子。按图索骥应该就是这里。院子很大，四周空旷，墙头插着碎玻璃片，玉米秸在上面飞扬。院门破落，我看到了中国社会商务调查所的方形铜牌，另一边是汽车修理厂的白牌。没有传达室，也没见到一个修理工，院里倒是横陈着一辆汽车的残骸，上面落满灰尘，好像很有年头了。一排平房，一座二层简易楼，是平房上的加层，看上去摇摇欲坠。我进到了楼内，马上又出来了，里面空空如也，只能上二楼了。最初朋友介绍地点时没提到汽车修理厂，我奇怪那么大一个社会调查所怎么会在一家汽车修理厂里，后来才明白是一家民办机构，那时的民办机构好像可以乱叫，叫中国×××或中华×××的比比皆是，听上去非常响亮。
楼梯外置，陡峭，摇摇晃晃、颤颤悠悠，梯铁的声音让我心惊。我的腿还没好利落，很不适合上这样铁索桥似的楼梯，几乎忍不住又要用手。提心吊胆到了楼上，进入简易活动板房，里面还不错，一种蓝色调子让我眼睛一亮，与外面大车店的环境完全不同。房间明亮，分隔成不同区域，板墙发出现代办公环境的芳香，办公桌清一色的灰，富于质感，线条明快，接待室墙上贴有“文明、祥和、敬业”几个大字，下面是蓝色小字。我找的是所长，同学朋友的朋友差不多为我打了保票，所长是他的哥们，尽管如此，蓝色环境还是把我吓住了，不知道能不能成。五
所长坐在大办公台后面，人太小了，西服裹着短小的身体，老板椅升得很高，让人想到幼儿园；一只眼呈暗红色，有点斜视，是很陈旧的沙眼，以致眼白也给浸红了。他显然注意到了我诚实的表情，不耐烦地问我：“什么事？”
我递上条子。
所长看了一会儿，似乎仍在生我的气，没显出一点热情。“有简历吗？”
我赶快呈上。所长看简历，我看着所长，没有想笑的感觉，如果心情好的话就很难说。所长是否像日本人我说不上来，样子有点挺拔，如果椅子合适，不坐那么高，事实上，所长挺有威严的。“你有什么想法？”所长问我。
我不太明白所长的意思，再次介绍了自己的情况，谈到了简历上没写的诗歌写作经历。我注意到所长眼睛亮了一下，我以为找到了知音，详细介绍了自己诗的特点：口语，枯燥，有自己的美学尺度。所长肯定有诗歌经历，一种思索的表情越来越凝重，后来拿起电话，开始拨号，我只好停下来。通了。但是显然没人接。所长又拿起条子，问我同介绍人什么关系。
我说了实话，同学朋友的朋友。“我这里是一个商业调查机构，我需要人，但不需要写文章的人，也不需要诗人。”所长斜视着我，显然顾到了朋友的面子，“我这么说不是拒绝你，你可以先留下来，但你得知道我这儿的工作性质，通常到我们这儿来的都是有想法的人，带着项目来或者有特别的背景，我这儿不是国有单位，没有工资，得靠你的项目挣。如果你有什么项目我们合作，我提供平台、一切合法手续，工作证、介绍信、公章、营业执照。名片你可以随便印，挂什么头衔都可以。当然，你不能印所长，如果你的项目有潜力经过我允许可以印副所长，我这有许多副所长；都没有工资，也不要档案关系，但要收取一定的风险金。你干出效益，所里按比例给你应得的提成。这样，你先看看我们的营业执照吧，喏，就在墙上，你看你能干点什么。”
没有工资我的心立刻凉了，但我还是站起来，我看到了平生第一次看到的东西：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主营商业调查市场评估产品鉴定专利申报兼营国内外贸易批发零售广告标牌印制钢铁建材化肥机械电子农机食品维修化工油料服装百货文化园林绿化……一口气没上来我就坐下了。后面还有一长串，我断句还可以，只是体质太虚，类似低血糖。“我们实际上就是一家公司，而且是无限公司。”“什么叫无限公司？”“就是没有限制，你想做什么都可以。”“您看，我过去——”我已经说不出口。“将来也许我们会办份内部小报，但现在还不行。这样吧，我这儿现在有一些别人正在做的项目，看看你能做点什么，先给别人拼拼缝儿，做点具体业务。一般我不干涉别人的项目，你是我的朋友介绍来的，我可以跟项目经理说说。不过，你最好别再跟人谈诗，千万注意这点，懂了吗？”“我也没想谈，我以为您——”“是，我写过诗。”所长的嗓音像他的沙眼一样。
所长的水杯干了，要喝水，下地有点费劲，我赶快起身拿起热水瓶给所长倒上。所长喝一种很香的茶，几乎有种芳香烃的味道，以致我觉得也有点渴了。所长给了我一些项目说明书，介绍了所里正在开展的一些项目，我看到有入户储蓄调查，市场分析问卷，这些都太专业，所长自己就先否了，最后推荐我去《北京餐饮指南》项目组。
我大致听明白了，《指南》看上去是一个权威机构的餐饮市场调查，实际上是编纂一本收费的工具书，也就是书业广告。社会调查所的调查员以市场调查为切入点，到北京各个餐馆调查经营状况，收集经营理念，汇编成册，刊登地址、电话、法人介绍、经营特色，凡收入《指南》的餐馆按字或页收费，少则五百元，多者不限，调查员每拉到一家餐馆，按10％比例提成。“这个策划非常好。”所长说，“北京有不少于十万家餐饮，市场非常大，这事对你应该没什么难的，就是辛苦点，得去一家一家跑，但是收益也大。拉一家餐馆你就能挣五十元，两家就是一百元，你要是……”
所长算了一笔账，沙眼慢慢充血，变得猩红。“没有别的吗？”我问。“你还想干什么？你说你能干什么？我这可是照顾你了。”所长不太高兴。六
接受这份工作差不多是在过了一个多月之后，其中忘了一个星期，想了三个星期，慢慢地适应了自己的想法。在街上小商亭的标牌证件制作部订制了工作证，加急，我希望快点，结果当天就做好了。回所里盖章，还是钢印，字迹清晰，挺正规的。我挑了最好的皮质，深棕色的，是我想象中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某个所的工作证模样，最初我还认为它们真的有某种关系，我相信别人也会这么想。印了名片，在项目经理与调查员之间犹豫再三，最后选择了后者。这两项花去了我九十多块钱，不过我还是挺高兴的，毕竟我碰到谁都可以说有工作了，而且是在中国社会商务调查所工作，听上去层次还可以，一点也不比编辑记者差，甚至更具有一种高高在上的神秘气息，只是“商务”二字不太喜欢。
交了三百元押金，这让我心痛，是我一直最不能接受的。没有工资我想通了，跑餐馆我也想通了，还要交押金真是想不通，这辈子我是不会对别人说的。所长把我领到《指南》项目部，交代了两句就走了。项目经理是个胖子，懒洋洋的，给了我项目说明书、调查表、合同单，没说两句话就开始打电话，一个接一个，我只能插空问些问题，最后实在忍不住了，大声问：我在哪个办公室办公？办公桌在哪儿？经理举着电话愣了片刻，一歪头嘟囔了一句什么，我没听太清，好像是骂傻×。
经理放下电话，一本正经对我说：“这房子是我租的，你是不是也想租间房子？”我不明白经理的意思，就问：“那我的东西放在哪儿？”经理“操”了一声，笑了，大声说：“我这儿有五十多个业务员，都来我这儿办公，我预备得起吗？你在家办公，来结账就是了！行了行了，我忙着呢！你还有问题吗？”
我愣愣地看着经理，经理一边拨电话一边对我说：“我没时间跟你废话，你找所长去吧，让他给你办公桌。喂，喂，我是王小京，你那儿怎么样了？什么？我操你大爷我怎么跟你说的，你丫怎么能说实话！完了完了，全完了，回头我剥你丫的皮！”电话挂上了，非常响亮。那时我已走出房间但是没离开，轻轻带上房门，留了一道缝儿向里面看，经理就算看见我把电话扔过来也不可能砸到我。
我无处可去，站在过道里，四周都是打电话的声音，板房不隔音，吵闹得像电话局。我想继续听经理打电话，我想或许能听到什么对我有所帮助的，我希望知道更多情况。别人是怎样获得成功的，经理有什么秘密。我觉得经理在向我封锁一些我应该知道的东西。可能是我的影子投在磨砂玻璃上，正聚精会神听着，突然听到里面怒吼了一声，同时什么东西摔过来，当的一声砸在门上，我逃之夭夭。
只好去接待室，坐了良久，不断有来来往往的人，甚至不少外地人，有民工模样的人，有冻得通红的乡村女孩，都带着被窝卷儿、鼓鼓囊囊的编织袋。有人向接待小姐出示证件、材料，很激动，大声说话，竟然也有当过记者的，显然没人介绍自己找来的。我习惯性地带了茶，玻璃丝套水杯，以为还像过去，先泡上一杯茶，看会儿报纸，然后慢慢进入工作状态。我什么都接受了，可是无论如何应该给我个办公桌让我有一个上班的样子呀，怎么也得先喝杯茶吧，否则怎么算上班呢？我固执地拿出杯子，把皮包放在椅子上，穿过人丛，向接待小姐要开水。小姐还认得我，看过我的条子，百忙之中给我倒开水，微笑服务，感到某种温暖。端着热水，回到角落的椅子，放进茶叶，水不太开，但叶片还是慢慢地张开，一个一个沉落，像睡眠一样。
不知何时外面下雪了，雪花飘舞，雪落无声，雪给院子里的汽车残骸穿上了单薄的衣裳。院子只有一行杂沓脚印，十分寂静。骑上车，雪花落在脸上像一种抚摸，很快覆盖了头发、眉毛，以至视线。我喜欢雪，愿在这雪中行走。餐馆不断在雪野中闪过，我对自己说，不，今天不。我承认从此我与餐馆有了某种关系，与雪中招揽生意的姑娘有了关系，但是今天不，今天我不关心餐馆。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夜色笼罩姐姐，我今夜只有戈壁
草原尽头我两手空空悲痛时握不住一颗泪滴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这是雨水中一座荒凉的城
……今夜青稞只属于她自己一切都在生长今夜我只有美丽的戈壁空空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
我的作者海子走在铁路上，准备结束自己的生命。火车来了，他吃下最后两瓣橘子，静静躺在铁轨上，面对天空和诗歌。火车来了，我的作者被切为两半。被切成两半的海子人很干净整齐，据说血流得都不多，两个橘子瓣从胃里流出来，还没有消化。我没参加葬礼，但还是听说了海子生前去餐馆的故事。一次海子去了餐馆，对餐馆老板说，他想要朗诵一首诗换一杯啤酒，老板说可以给你啤酒，但是不能朗诵诗。人们都说那个老板不懂诗，我觉得不是这样。我觉得如果老板不懂诗或许会允许朗诵，懂才不允许。
到了万寿路口，餐馆多起来，雪中女孩们摇着手巾，好像扑打雪花，显然已经站很久了，差不多站成了白色。我下了车，我想我总要吃饭。今天我不想去餐馆。我被冰凉的女孩牵进餐馆，在屋里跺脚，掸落身上的雪。女孩帮我掸，叫我大哥，东北妹妹，餐馆冷清，没一个人。
要了一碟泡菜、一瓶啤酒、一碗面，女孩说大冷天喝点白酒吧，我没说话。我没打算喝酒，也不会喝酒，但还是要了。我当时认为是为海子喝一杯啤酒，后来才知道可能并不是，至少不完全是。事实是我希望有一种酒力，一种试探，今天我不想来餐馆，可是我已来到餐馆。女孩给我倒酒，一口一个大哥。我喝了一口啤酒，透心地凉，又喝了一大口，感觉有点像低温超导，骨头缝儿咝咝冒凉气，好像可以发电了，不过很快脑袋开始松动，听见冰下的水流声。我不知女孩是否识字，现在应该都识些字，乡村女孩也都上学，那么要不要把《指南》给她看看？但一想到《指南》立刻又警醒了。
喝酒。喝得很急，为了海子，为了《指南》，不，今天我不关心餐馆，今天我只想你。我狼吞虎咽，吃得飞快，泡菜面条全部吃光，一点都不剩。我决定了，今天不，不！
小姐，埋单，我听见我大声说。
要了我十一块钱，让我感到愤怒：你干什么来了！
大哥您慢走，下次还来俺家。啥，大哥，您说啥……
逃离了餐馆。酒不能增添我任何勇气，相反使我越发慌张，倒是外面的大雪让我清醒了许多，好像大雪在问我：你到底怕什么呢？
怕什么？不知道，张不开口。
可是你已经花了十一块钱，就这么离开了？你还办了工作证，印了名片，交了押金，这些都为了啥？这场雪是天赐良机，餐馆门可罗雀，你有什么张不开口的？你还在报纸干过，还是记者，连采访提问都不会了？你不是还带着记者证吗？你是记者不是拉广告的，难道你不能先采访一下吗？七
另一位雪中的小姐把我牵进另一家餐馆，坐下，向我推荐水煮鱼。我出示了记者证，非常从容。我过去曾跑过一年采访，后来才到了副刊，还记得记者是怎么回事，比如说无冕之王，任何时候都具有提问甚至盘问的权力，特别是日报晚报的记者。
一切都理所当然，非常顺利，老板被请出来，一个非常大的家伙，眼光不善。显然见过世面，北京口音，看了看我的记者证，有点不屑地问我采访什么。我模仿着晚报记者的口气，说现在餐饮业不景气，我们想推一下，请一些业内人士谈谈。我是善意的。老板叹了口气，招呼服务员上茶，掏出烟来，自己点上，然后推给我，向我提起一个人，问我认识不认识。老板记不清是哪个报的，找了一会儿名片没找到，他并不十分熟悉新闻界，显然以为是记者就都是一家的，同时也表明见过记者。
茶端上来，老板问我吃过饭没有，要不要炒两个菜，并不认真。我说刚在那边吃过了，聊了半天，意思是那边刚请完我，我为自己如此表现感到惊讶。进入记者角色是多么好，撒谎自己都不知道，张口就来。我几乎换了一个人或者穿上了什么衣裳，那是过去的我，曾经的我，不论到哪儿都有接待，都被待为上宾。我从没想到有一天会冒充自己表演自己，现在我对过去是多么一往情深。老板毕竟是北京人，见多识广，差不多有点儿流气地说：“你也甭报道我，我可以跟你说说。”
长长吐了口烟，几乎喷到我脸上：“你问我经营状况，我告诉你，我这里气儿正不打一处来呢！我去年三月开的这饭馆，这不快一年了，也赶上我倒霉，没事我开什么饭馆，钱都扔进来了，赶上时机不对，就这一年我赔大了。从早到晚我就这儿盯着，根本不怎么上人，一天的流水有时不到五十块钱你信吗？不信你看看，这都什么点儿了，有人吗？到现在就来了你这么一位，还是记者。我说话你别不爱听，你们记者整天胡吹八扯，人五人六，你们也是一害知道吗？我没说你啊，你还不错，没让我招待饭吃。你说什么？我想办法？我没少想办法！优惠、打折、降价、啤酒免费，什么招儿没使过？全使了，宫保鸡丁我卖五块钱，赔着卖，嘿，就是不上人！怎么弄都不行，你不能上街拉去拽去吧？我跟你说还真有这样的，还不少呢！你瞧瞧那街上，哪家不急！”
我始终点头，表示同情，见老板说得差不多了，开始往宣传上引。我建议老板想点其他办法，大家都想一种招没用。我东绕西绕，竟然无师自通地谈起品牌效应，谈到越是不景气越是机会，一旦情况转好，名声在外人就都到你这儿来了。我那天简直是超水平发挥，是我一生最有智慧的一天，只最后谈到《北京餐馆指南》才稍稍有一点口吃，而且一下子脸红，结果功亏一篑。现在我回想起来，那天老板真是狡猾，当时并没表示出疑心，事实却是引蛇出洞。我觉得不太妙，迟疑了一下，还是把材料拿出来递给了老板。老板接过《指南》宣传单看了一会儿，很内行地问：“要收费吧？”
我的心几乎跳出来，承认了，但竟没说出话来，十分羞涩，好像处女一样。“你到我这儿干什么来了？你说实话。”“我是为、为一个朋友帮忙……”“什么他妈帮忙，你绕来绕去就为这事来的吧？”
我非常软弱，浑身燥热，汗已下来。“说说，拉一家餐馆你挣多少钱？你说，我给你，你不就想从我这挣点儿小钱吗？我给你，不过，”一种眼神让我觉得往下沉，“你得跟我说清楚，让我费那么多话，还差点招待你一顿饭，你玩我呢？你丫记者我就怕你！我都这样了，整天赔着，你还给我下套儿，你是不是找死呀？知道我过去是干什么的吗？我是骗人的人，刚他妈不骗了就倒霉，我数一、二、三，你从我这儿滚出去，我告诉你，我这可忍着呢。”“报、报道我肯定写……”“写你妈了个×，滚！”
老板突然站起来，我立刻滚了出去。
我还算敏捷，有花样滑冰的底子，但仍几乎摔在台阶上。走出了很远才忽然想起自行车还在餐馆门口，雪落在上面已厚厚的一层。我不敢走近我的自行车，在雪中站着，呆呆的，一动不动。当我试图走近自行车时，甚至快要走近了，突然发现车钥匙不在手上，在餐桌上。我的头轰地一下，让我回餐馆就像让我回地狱。我在雪中站了很久，我想我要走着回家了，老板能给我钥匙吗？那么公共汽车也别坐了，走吧！我在雪中慢慢地走，一直走，不知何时雪慢慢小了，后来停了。我成了真正的雪人，雪停了，我身上还在下雪，还在走。我不知道几点回的家，反正天已经黑了，只记得一到家就倒在床上，好像倒在台阶上。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夜色笼罩姐姐，我今夜只有戈壁
草原尽头我两手空空悲痛时握不住一颗泪滴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这是雨水中一座荒凉的城
……今夜青稞只属于她自己一切都在生长今夜我只有美丽的戈壁空空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八
诗人通常忧郁而激烈，或蓬头垢面，或目中无人，有时看上去像强盗，有时以自己为假想敌，追逐自己的影子，有时喜极而泣，头发在风中竖起。李慢不是这样的，李慢不用说激烈，激情也谈不上。十三岁李慢读泰戈尔、冰心、勃洛克，能背诵《飞鸟集》《美女诗草》，上大学开始读艾略特、奥登，不喜欢，仍喜欢泰戈尔。喜欢洛尔迦和简单的迪金森。泰戈尔和冰心最早奠定了李慢的童年，就像一张纸上最早写上的字。
李慢的名字是父亲起的。李慢晚出生了半个多月，晚出生也没什么，名字强调这点就有点儿宿命了。父亲在等待李慢出生时想好了李慢的名字。父亲是会计，母亲也是，他们是商业专科学校的同学。父亲一生不苟言笑，但是在等待李慢出生的日子里唯一幽默了一下。当然了，李慢并未因此受到任何来自家庭的歧视，如果说父亲母亲对哥哥姐姐的管教像账目一样清楚，那么李慢自身就十分清楚，基本不用父母管教。不是父母不想管教，而是无从下手，因为李慢太安静了。李慢生下来只哭了几声，比猫的叫声还细，医生说如果不是难产这孩子甚至是可以不哭的，后来差不多也证实了医生观点。孩提时代李慢基本没哭过，就是哭也只是咧一下嘴，干掉两颗眼泪，稍哄一下或吓唬一下立刻就止住。一个小小玩具别的孩子玩上一会儿就厌了，扔到一边，李慢可以玩上一天，玩累了就睡一会儿，醒了接着玩，想从李慢手中拿走玩具不容易，除非给他换一个，有时换一个也不行。没上学就开始自己学写字，不用人教，自己画字，甚至创造一些字。常常自己画一片字，谁也不认得，像小虫子一样，都一样大，猛看上去还真像字。上学以后字写得又快又好，在《新华字典》上发现繁体字，就默默写繁体字，一笔一画，无论多少笔画李慢都能搞得一清二楚分毫不差，这一点显然继承了父亲母亲做账的基因。由于迷上繁体字，到小学五年级李慢的字已经有模有样，古色古香，完全不像一个孩子所写。学写大字，描红模子，满本的红圈圈儿，老师每回展示表扬。李慢的功课好，人也好，但是不能当干部，也从没当过干部，因为太安静了，而且几乎整天不怎么说话，回答问题表达不清，会，心里清楚，就是说不清，不是一般的嘴笨，吭哧半天也说不出什么，多少有点儿先天公共语言障碍。平常简单交流也没问题，买什么东西，也不结巴，平常人一样，就是不爱说话。
几乎没有淘气的记录，唯一一次还有争议。就是九岁那年，一个下午李慢睡醒觉站在床头向窗外筒子河看，不知怎么就掏出小鸡鸡向下面的游船撒尿。那是一次非常奇怪的举动，只有那么一次，父亲打了李慢，李慢如梦方醒似的好像不知自己做的事。李慢也不说话，大家都说自己撒了尿那就是撒了尿，那就该打，最后保证不再撒尿。打得并不重，只是吓坏了李慢，偶有遗床现象。要是淘气的哥哥干了这事，不定打成什么样，哥哥可没少挨父亲打，这也是李慢安静的重要原因。是的，李慢有梦游症状，说不上严重，但是大白天梦游尿尿那还是有生第一次，什么时候想起，李慢都觉得奇怪。
李慢住在筒子河沿上。那是一条老街，分南北长街，以西华门为界，南至长安街叫南长街，北至北海为北长街，南北长街分布着中南海、中山公园、福佑寺、故宫西门，以及筒子河沿的少年图书馆。街上更多是一些深宅大院，大门总是紧闭，能看见里面的大树和灰砖烟囱，不怎么看见冒烟，好像空宅。也有一些普通居民小院，多分布在西华门路口两侧，这里菜店、粮店、垃圾桶、副食店、餐饮、学校、照相馆，一应俱全，构成南北长街的普通生活场景。上下班照例人声鼎沸、车水马龙，两所中学和一所小学上下学时人流如潮，在槐树与红墙之下奔腾着如此年轻的生命与喊叫，常常让人不可思议。不过尽管如此，更多时候这里仍是安静的，红墙绿树，居民不多，特别到了夜晚，这条街是北京最安静的古街。街东面一些居民小院临着筒子河，行人一般看不见，得深入居民小院，透过夏天打开的窗子才能看见故宫的红墙绿水。小院大多藏在只有两三个门牌的胡同里，通常院门也都很小，门前有石狮子，照例被削去脸面，像所有胡同中的狮子一样面目不清。李慢就住在这样一个小院里，与中山公园一墙之隔，离筒子河畔的图书馆也不过百米，从临河的窗子侧头看过去，能看见图书馆的遮阳帘。这一切不能说和李慢没关系，怎么可能没关系呢？但是如果没有图书馆的话，要想寻到确切关系也是很难说的，也许李慢后来的生活不会那样无常。
少年图书馆原是故宫西门的一个庙，有过种种变迁，民国成为藏书馆，新中国成立后做过一段少年之家，后来改成少年图书馆，但是没多久就关闭了。图书馆重新开放之前，很多人并不知道那里是个什么场所，直到李慢十三岁那年，仿佛一夜之间那里构成了一个事件，人们可以到那里看书了。图书馆红墙绿瓦、古木参天，三进的院落，大殿说不上宏伟，无法和太和殿相比，但在李慢看来已经十分宏伟了。毫无疑问，图书馆先李慢存在，尽管一直是沉默的存在，但似乎也更注定了某种突变本身的机缘。假如图书馆一直是开放的，那么很可能像故宫或中山公园一样让李慢觉得自然而然，没什么不同，甚至无知无觉；假如开放得再晚一两年，不是李慢十三岁而是十四或十五岁，结果可能也完全不同。比如那一年恰好有某个表演团体招收小学员，那么李慢成为一个杂耍演员也不是不可能，那时图书馆很可能与李慢擦肩而过。事实的确是这样，十三岁的李慢那年出现了两个机会：图书馆开放，杂技团来到了北长街小学。那是1975年，已是有点诡异的一年。
李慢上小学六年级，有关人员来到毕业班，反复端详李慢，让李慢伸出胳膊，教练员看到蓝色河流一样的脉络，整齐的走向，有点惊讶，如果不看作喜悦的话。李慢身形瘦小，手臂腿脚不像六年级的学生，像三年级或四年级的学生。不过李慢的神态并不天真，有一种似梦非梦的东西，或者简直就像灰尘。教练员看中了恐惧的李慢，认为李慢神态殊异，稍加训练很快就有致幻效果，李慢正是他们要找的人。但是杂技团晚了一步，少年图书馆开放了。九
雪在后半夜又下起来，非常大，铺天盖地，我不知道。我的睡眠也像灰尘，无声而沉重，像后半夜的鹅毛大雪。梦中总有一种声音，好像谁一直在朗诵“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好像我不会悲伤只能让别人代替我悲伤。如果所有的诗人都是抒情诗人，那我的确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诗人，我喜欢抒情诗人，对别人的抒情惊异并认同，但更多是在荒凉有雪的梦中。
从餐馆回来差不多一个星期没出门，什么也不干，也不怎么吃东西，就是守着火。有时屋子里的书、手稿、纸、笔纷纷飘浮起来，泪滴掉在火上，闻到咸味才发现是自己的泪使一切飘浮起来。我非常奇怪，我怎么哭了？这样一想，泪水立刻止住了。慢慢地我想起来我在伤心自行车。自行车也许还在雪里，也许已经没了，那是跟了我多少年的自行车，上大学时就骑着它，是上海生产的永久17型，当时的名牌。我考上了北师大，成为我们家的荣耀，小院的荣耀，父亲把自行车交给我时连发票也给了我，还给我买了块上海表。1980年，这两样东西都是奢侈的。我尤其喜欢那辆大链套的自行车，让我孤独地意气风发了很久，舍不得骑，但有时又骑得飞快，可以追上电车。十年中它慢慢旧了，但是不破，甚至没怎么掉漆。我从没用它带过什么人，也没借给别人骑过。那时大学同学多少人跟我借车，我从来不借，什么情况都不借，就算女生也不借。不是说我没喜欢过个别女生，喜欢也不借。为此，当然不仅仅是为此，我被认为不可理喻，没有一个要好的朋友，就算有个别还能说话的人他们也了解我，从不跟我借车，他们知道我不会借给他们。我记得有一次把我心疼坏了，同寝室的两个同学在床上发现我的钥匙，偷偷拿走骑跑了我的新车，完事后把钥匙偷偷放回床上，以为我不知道。我知道，但没说什么，我明白是我的错不是他们的错。我拿了钥匙仔细检查了车况，非常心疼，有一处划痕，链套沾了许多泥水，这证明我不借别人东西是对的。后来又有许多人试图偷我的钥匙，但一次都没成功，有人找来物理系的人试图打开我的车锁，被我发现告到了学校保卫处，并让他们检查了作案痕迹，在班上进行了适可而止的调查。不是要查出谁干的，不过是表明我的态度。四年大学生活我的车出了名，所谓人至察则无徒，我知道，我觉得有没有徒无所谓。我不是骄傲。我自知吾貌不扬，但也不惭愧，我爱惜自己的东西没有错。十年了我的车基本没到修车铺修过，都是自己定期保养，拆卸、上油、擦洗，记不清拆卸过多少次，为此我有一个很专业的工具箱，一整套工具，包括黄油、机油、棉丝，我可以把自行车拆卸自如。我还会补胎，我有胶水、木锉、剪子、废胎、锤子，补胎像老工人一样，用木锉锉，涂上胶，晾一晾，用嘴吹气，粘上，锤子砸砸即可。
我没为自己哭过，我不值得哭但是自行车值得，没勇气拿回餐桌上的钥匙，就那样放弃了它，如同我被人放弃。
想想名片40元，羊皮工作证70元，押金300元，酒菜11元，还有无价的自行车。积蓄一空而尽，差不多全糟蹋光了。我不怎么吃东西，也不饿，以致模糊地感到某种希望，我可以水米不进。
这一天走出屋子，来到阳光下，身体透明，体轻如燕，如果我愿意的话，甚至可以飞翔。我好像一个面壁的瑜伽之人，只要一点光合作用就行。多年不怎么长胡须的我一个星期竟然生出了许多茸毛，连眉毛好像也长长了。在冬日阳光下，走路很轻，颇有点仙风道骨的样子。如果我再给自己做一顶蓝布帽子，穿一双布鞋，我差不多真的就是一个道士了。我已腾空了所有的一切，包括思想，甚至自行车。早晨，黄昏，沿河散步，有时中午和晚上也出来，看晨光、夕阳、雪落在河上，时有抽搐，仍不怎么吃东西。十
没成为杂耍演员，很多人不理解李慢。那时能进文艺团体是许多人的梦想，怎么居然不去？李慢的父亲简直不相信儿子会被选上，母亲哥哥姐姐更是惊奇不已，觉得是个不可思议的机会。那时哥哥要到郊区插队去了，姐姐很快也要面临同样情况，姐姐对李慢小学毕业就有了出路羡慕不已。第一次听说“致幻”一词姐姐很不理解，后来才知道可能和魔术有关，不禁对安静的李慢刮目相看。李慢是有点怪癖，从小不用人管但并不可爱，事实上姐姐多少对李慢有点担心，怎么也想不到李慢会有表演才能。而同样令人吃惊的是李慢竟不愿去，谁劝也不行，父母的话也不听，就是不报名，气坏了全家人。姐姐为李慢做主报了名，想全权代表李慢，但是李慢不见教练，说过的话不说二遍，教练找来只是摇头，一言不发。是的，那时李慢迷上了图书馆，一般人也是这样认为，没人知道实际上李慢还另有心事。
简单地说，李慢在图书馆结识了一个整理图书的老人，他们已秘密交往了一段时间。如果没有老人，仅仅是图书馆显然还不足以使一个十三岁少年放弃诱人的杂耍生涯。然而要说李慢同老人商量过此事也不确切，至少我不记得同老人谈及此事。实际情况是李慢迷上了老人，当然也迷上书。那时李慢已开始阅读童话，同时几乎发现了自己身边的童话：神秘园与老人。
那时图书馆只是部分开放，更多大殿和图书还在尘封中，一般不允许读者到处走动，前院古木参天可以乘凉，但二门就挂着明显的“读者止步”的牌子。当然不可能让李慢止步，十三岁的李慢像鼹鼠一样到处探头探脑，有时出现在影壁后，有时出现在古井边，有时在回廊里一溜烟跑到丁香丛或海棠树后。接近那些风雨剥蚀的大殿李慢特别小心，大殿通常上着锁，李慢趴在门缝儿向里看，全是书，一架一架的高大的书，阳光透入，可以看见浮尘飘舞，好像烟一样。第一次见到老人是在图书馆的最后部，一座不是最高的大殿里，老人非常大的个子，身体弯曲还是那样高，简直不可思议；穿了一件蓝大褂儿，脏兮兮的，很不合身，蓝大褂儿太小了，裹在老人弯曲的身上说不上像什么。老人正在清扫，擦拭书架，搬动堆在地上的图书，显然已旷日持久。李慢轻轻推开虚掩的殿门时没发出一点声响，轻手轻脚，甚至带不起灰尘。但是老人的耳朵多灵敏啊，好像比灰尘还灵敏，早就听到了有人来，只是当李慢已经走近，站着不动了，老人才慢慢转过身，微笑着看着李慢。老人并没直身，仍弯曲着，一只眼睑下翻，像火一样。那是老人的标志，就是那只红眼睛让李慢撒腿就跑。老人不笑李慢一时还想不起什么，一笑李慢头发都竖起来了。
是倪老头，多年消失不见的倪老头。
这条街没有人不认识倪老头的，三岁孩子都知道倪老头。在李慢早年幼小的心灵中倪老头大名鼎鼎，是出了名的恶魔、反动派。那时游街的示众的挂牌的戴纸帽子的不少，虽说都是牛鬼蛇神，大都老老实实低头认罪，看上去一点也不可怕。通常让他们打自己他们就打自己，让骂自己就骂自己，让他们把地上的痰舔了他们就把地上的痰舔了，让他们叫爸爸爷爷他们就叫爸爸爷爷。只有这个恐龙般的倪老头子不听话，从来不吭一声，叫做什么不做什么，叫认罪不认罪，怎么打他都不说话，牙掉了不说话，眼睛流血了不说话，脚踏在身上不说话，打断了肋骨不说话，样子非常可怕。很多次他倒在地上起不来，不动了，人们以为他活不成了，他又活过来，不久又出现在批斗现场。越来越瘦，越来越高，越来越像恐龙架，每次活过来样子都比前一次更可怕，让人不由得心颤。最可恶的就是老头的眼睛，那可真是魔鬼的眼睛，一般人都不敢正眼看，由此知道反革命过去是多么罪恶滔天。老头是图书馆馆长，历史反革命，当过新中国成立前国民党《中央日报》的记者，现在还和台湾敌特有联系。可是老头打而不死，死后复生，实在让人不可思议，以致后来暗地里传出种种可怕的说法，说倪老头前生是猫，猫有九命，因此倪老头也有九命，倪老头少一条命就会附在别人身上一条。一些上年纪的老人暗地烧香，求神保佑，结果又被当成倪老头的一大罪状，说是倪老头自己散布的。开群众大会，批判封建迷信落后思想。尽管如此，倪老头还是在人们心中有了一种特殊东西，最好远离，后来成为吓唬孩子的法宝。
倪老头扫街，刷厕所，孩子们一般不敢靠近，只有在成群结伙时才敢向老头吐痰、扔石头，老头不躲不闪，一动不动，毫无感觉。倪老头后来不扫街了，深居简出，好像消失了。一段时间有人说他死了，有的说没死，然后打赌，看谁敢去倪老头的家。那时大人们差不多都忘了倪老头，可孩子们记得，从襁褓里就记得，大一点的孩子如果哪个胆敢趴一次倪老头的窗台就会被视为英雄，就像堵过枪眼的黄继光或炸碉堡的董存瑞。孩子们有自己的世界，分不清电影还是现实，那时倪老头的黑屋子就是碉堡或者比碉堡还可怕，那是真正的挑战，像打国民党一样。如果谁想成为孩子头首先就得敢过倪老头一关，光趴窗户还不算最勇敢的，最勇敢的是向倪老头的窗户和门投掷西红柿、瓦块、砖头什么的，并高喊同志们冲啊，然后一窝蜂撒腿跑掉。倪老头的门窗伤痕累累，破烂不堪，如此一来，更增强了老头房子魔窟的形象。跑说明还是怕，怕什么不知道，事实上后来与倪老头是否国民党已经无关。特别有时候倪老头大敞房门，在里面一坐，眼睛上翻，眼睑火红，手握一根魔杖——实际是半截破树棍，但人们称它为魔杖——那种恐惧在勇敢的孩子那里成为一种需要，成为人生的演习、现实的神话，但在李慢那样更多的孩子心中则成为噩梦。十一
李慢做梦也想不到是倪老头，尽管后来时过境迁一切都淡忘了，但李慢还是吓坏了，老头还活着！这让李慢十分不解，无法想象。那时孩子们已把兴趣转移到相互间的游戏、打架、抽烟、反潮流、追女孩，砸教室玻璃上，不喜欢走门喜欢从窗子进进出出，流氓圈子像后来的影视歌星一样成为时尚与焦点。倪老头已被扫入历史垃圾堆，早被忘得一干二净，好像倪老头已经不存在。大殿昏暗，书籍林立，空无一人，本来就不太真实，如果老头不微笑，只是在劳动，一切都还好点，老头一笑，瞬间便变成为传说中的鬼怪。那时李慢正在读一本《聊斋》插图故事，脑子里充满了奇奇怪怪的东西，不过一次也没想象过倪老头。倪老头可不是故事，是实有其人，是南霸天、座山雕、刘文彩、收租院、水牢、喝人奶，比所有的传说都更强大更可怕，倪老头的可怕就是国民党的可怕。李慢对图书馆本身产生了怀疑，这么老的房子，许多年没开放了，说不定老头一直隐藏在图书馆里!
李慢平时心里淡淡的，没什么心事，每天就是上学、回家、做作业、写字，图书馆开放是件令他激动的事，一下有那么多书，院子古木参天，有些特别大的松鼠跳来跳去，他喜欢，从没那样喜欢一个地方，图书馆成了他的乐园，神秘园。他常常忘了时间，闭馆时与大松鼠相遇，对视，一挥手赶跑它们，在小动物面前他是多么骄傲。出现了老头，敌特，里通外国，那时他还能往哪儿想呢？这可真是件大事。一个多星期李慢没敢再去图书馆，做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心灵斗争，想过是否要报告学校革委会或居委会。他要报告重大情况，倪老头没有死，在图书馆活动，是真的，千真万确！但是李慢从未做过这种事，而且不善表达，对别人是否相信自己没有信心。他也不敢问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敢问。图书馆的人难道不知道吗？
时间一天天过去，人们照例进出图书馆，李慢慢慢接受了某种现实，但是不敢再四处走动，只在报刊阅览室安静地看书。在家也可以看但他喜欢在公共环境下看，觉得不一样，觉得自己像大人，比别人不同。图书馆什么事也没发生，一切照常，安安静静，既没失火也没听说有人搞破坏。李慢常常环顾四周，所有人都是认真阅读的神情，小读者并不多，大都还是成年人。他们应该知道倪老头，可他们现在知道倪老头在哪儿吗？他们不知道。倪老头也许在馆内劳动改造，他本来就是馆里的人，是的，他在劳动，搬运图书，不像搞什么破坏，这一点越来越确凿无疑。不过这老头也不能说很老实，他故意那样笑，吓他，呵呵呵，咯咯咯，那是什么声音呀，是真的吗？是，没错，他就是那样笑来着，比书里的笑声还难听，真是个改不了的坏蛋。
李慢觉得自己不能太软弱，人民这么强大，还怕一个倪老头吗？现在是人民当家做主了，倪老头只有老老实实不能乱说乱动。李慢决定再看一次倪老头。那个星期天，午饭之后，正是阳光最强的时分，稍稍有点斜，比直照更耀眼，筒子河亮闪闪，像水银一样。李慢需要这样的阳光，需要阳光在他推开殿门时顷刻照亮昏暗的大殿，高不可攀的书架，他将始终走在阳光里，如果有不测，他会立刻与阳光一同返回。他相信他有驾驭阳光的本领，他轻如鸿毛，并且照书上的说法隐在阳光中才是最高妙的隐身。李慢缓缓推开大殿，让殿门洞开，阳光水泻般涌入。如同穿上隐身衣，李慢站在阳光中，大殿宏伟，飘尘沿着阳光升腾，书架非常高，每一排架下都有一个阶梯式的凳子。书籍浩如烟海，阳光将它们一分为二，一些在明处，一些在暗处，一些书堆放在地上，显然已堆了很多年。这么多书还不开放外借，还慢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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