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安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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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霸权版“中国威胁”谰言的前世与今生试读：
鸣谢
本书是探讨当代重大国际热点理论问题的通俗普及读物，致力于追本溯源，廓清“中国威胁”谰言迷雾，揭示历史真相，批判国际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弘扬中华正气，弘扬中华民族爱国主义，反映国内外哲学社会科学对有关主题研究的最新优秀成果。经专家严格评审，获得中国“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普及读物项目”的立项和资助。谨此鸣谢。
在本书撰写过程中，承厦门大学国际经济法研究所博士生蒋围大力襄助，付出大量辛劳；博士生杨帆、谷伊梛也惠予诸多助力。在本书编辑加工过程中，承江苏人民出版社徐海总经理亲力亲为，促使本书及时问世，均此志谢。——作者
引言
本书是一本有的放矢、切中时弊、雅俗共赏、图文并茂、可读性很强的普及性理论小册子。具体说来，全书从史学、法学、政治学三者交融的综合视角，摆事实，讲道理，揭真相，集中驳斥当代甚嚣尘上的国际反华谰言——“中国威胁”论，以大量史实论证中国传统和平外交国策及其法理，从而弘扬中华正气、华夏文明和中华民族爱国主义。
本书的论述纲要和体例特色、基本观点和理论创新、社会影响和学术评议简述如下：甲、论述纲要和体例特色
本书论述主题是当今中外广大人士密切关注的国际前沿热点。全书含引言；第一章绪论：“中国威胁”论是历史？还是现实？是虚构？还是真实？第二章“中国威胁”论的本源和实质；第三章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源远流长的中国对外经济交往及其法理原则；结束语：尊重历史，达成共识。本书体例的重要特色在于，广泛收集和精心筛选了与本书主题相关的历史图片130多帧，分别点缀和穿插于全书各处，力求图文并茂，形象鲜活，冀能有助于读者看图忆史，秉正祛邪。乙、基本观点和理论创新
本书作者认为，当今，美国某些人鼓噪的“中国威胁”论，其是非臧否，当然是个十分重大的现实问题。但是，如果单纯地就现实看现实，就难以明了现实问题的来龙去脉，深刻理解其本源和本质，就难免在认识上流于浅表和偏颇。反之，若能追本溯源，把现实问题与其历史渊源密切联系，加以综合研究，又从历史回到现实，加以综合剖析，那就能够由点到面，由表及里，知其底蕴，清醒头脑，从容应对。本书就是力图沿此方向进行尝试，全书的基本观点、理论创新可概括如下：
第一，本书从史学、法学和政治学的三维角度，综合地探讨和剖析“中国威胁”论的古与今、点与面、表与里。指出：近十几年来，面对中国逐渐和平崛起的现实，美国某些政客、军人和学者起劲地鼓吹“中国威胁”论。这种理论，貌似言之凿凿，颇有“创新”；然而，若以史为鉴，通过历史的照妖镜，就不难看出它只不过是19世纪中后期一度甚嚣尘上的、俄国沙皇版“黄祸”论和德国皇帝版“黄祸”论在新历史条件下的最新变种，它们之间的DNA是一脉相承的；换言之，它们对中国数千年来对外交往史实主流的歪曲，其危言耸听和蛊惑人心，为反华、侵华活动进行精神动员和舆论准备的政治骗术，也是如出一辙的。
第二，本书依据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饱受列强侵略压迫掠夺的痛苦经历，揭示“黄祸”论——“中国威胁”论本质上从来就是一种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口号；揭示“美利坚帝国”历代侵华政策并非历史的偶然。“中国威胁”论的本质和核心都是“侵华有理”，都是侵华的前导，都以侵华为归宿。其各代鼓吹者和实践者，大都声名狼藉，留下了极不光彩的历史纪录，其中德国末代皇帝威廉二世、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德国盖世枭雄希特勒，都已盖棺定论，被牢牢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今后历史是否会重演？会如何重演？可拭目以待！
第三，本书依据中国数千年来对外经济交往的大量史实及其中蕴含的法理原则，揭示“黄祸”论——“中国威胁”论是严重背离历史真实的。各代“黄祸”论——“中国威胁”论最惯用的伎俩是贼喊捉贼，威胁者自称“被威胁”，加害人伪装成“受害人”，都是严重歪曲历史真实的。
第四，本书强调：以史为师，以史为鉴，方能保持清醒头脑和锐利目光；提醒中国善良的人们，切勿对“黄祸”论——“中国威胁”论的实践后果掉以轻心，切勿“居安而不思危”或“居危而不知危”，因为，历史一再证明：“黄祸”论——“中国威胁”论乃是侵华战争行动的理论前导，发动侵华战争乃是“黄祸”论——“中国威胁”论的实践归宿；本书也提醒中国周边邻国善良的人们，切勿忘恩负义，见利忘义，切勿利令智昏，为美国霸权主义者及其“盟友”或帮凶火中取栗，引火烧身，自食其果。丙、社会影响和学术评议
本书原为长篇专题双语论文，在中外权威学刊相继发表以来，获得中外学术界和实务界广泛的好评。例如：
1.中文版本由《现代法学》作为2011年第6期封面重点论文刊出。该刊副编审、责任编辑邵海评议说：文章“以史为鉴，以史为师，深入浅出地探讨‘黄祸’论——‘中国威胁’论的本源、本质及其最新霸权‘变种’，不仅让人清楚地认识到了‘黄祸’论——‘中国威胁’论这一提法的荒谬之处，还有力地揭露了‘黄祸’论——‘中国威胁’论的险恶用心”。文章的发表“有利于提醒我们时刻保持警惕，不为西方学者的‘知识霸权’所欺骗，避免盲目追随”。作者“严谨的治学精神、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均在文中有所体现，值得我们认真领会”。文章“不仅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还具有突出的理论价值”。
2.本文的大部分创新观点论述大约1.8万字，先后被国家一流出版社出版的法学教科书吸收采用，分别融入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出版的《国际经济法学新论》（第三版）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国际经济法学》（第六版），作为对全国高校青年学生进行中华民族爱国主义教育的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法学分社副编审、首席编辑姜洁评议认为：“在教科书中对‘黄祸’论——‘中国威胁’论的发展脉络、血缘传承和本源本质进行如此全面、深刻、系统的剖析，这在国内尚属首次！而作者由古至今、由表及里、有史有论的论述，更是引人深思，振聋发聩！”
3.北京大学出版社法学编审冯益娜评议认为：“文章从历史回望西方政客们眼中的中国形象，提出了‘以史为师，以史为鉴’，这既是对学界的善意提醒——警惕来自西方殖民主义者、霸权主义国家的强盗理论；‘居安思危’，又切合我党新一代领导人提出的‘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号召的基本精神。”文章中创新观点的阐述“立意高远，行文铿锵有力，字里行间饱含着强烈的爱国与爱民族之真挚情怀，也体现出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深厚的学问功底”。
4.中国外交部条法司司长黄惠康对作者批判“中国威胁”论的学术成果给予充分肯定。来函称：“深感文中所列史料丰富、分析精辟、论述深刻，读后启发良多。我已请我司主管处认真研究此文，以冀从中撷取有益建议，为外交工作提供指导参考；并加强外交一线工作者特别是年轻后辈对‘中国威胁论’的历史及现实联系的认识，践行您在文中所提‘以史为师、以史为鉴’的建议”，并称赞说：“您值耄耋高龄依然关心国家外交事业发展并为此笔耕不辍，深感敬佩。我谨代表广大外交工作者对您的关心和指导表示由衷感谢，也希望您能继续为外交事业发展建言献策，启微发瀚。”
5.中国外交部北美大洋洲司（简称“美大司”）司长谢锋来函称：“从‘黄祸论’这一独特历史视角探究‘中国威胁论’的根源，令人耳目一新。”“感谢你心系国家发展，关心支持国家外交工作。”
6.本文的英文版本刊登于国际知名的日内瓦《世界投资与贸易学刊》，该刊主编Jacques Werner认为本文融合史学、政治学和法学，文章见解精辟，“让我在审读中享受到乐趣，因此乐于尽快采用此文”。随即在该刊2012年第1期作为首篇重点论文刊出，篇幅达58页，占该期三分之一以上，足见其对本文的重视与共鸣。
7.数十年来投身于“南南合作”事业的国际活动家、原“南方中心”秘书长Branislav Gosovic先生撰写专文对上述文章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该文是“一项研究与解读当代世界政治的重大贡献”，并评议说：在当代政治理论、社会科学领域，发达强权国家精心设计、蔓延全球的“知识霸权”，刻意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中激起憎华、恐华、反华的情绪，贬低中国在这些国家发展进程中的表现与贡献。不少政府、媒体以及“学者”智囊随风趋同，盲从西方主流的虚构谰言。在此种背景下，中国学者所撰这篇驳斥所谓“黄祸”与“中国威胁”谰言的专论，“乃是一篇力排‘众议’、不可多得的佳作。这篇文章的确是一项研究与解读当代世界政治的重大贡献”，它“分析透彻并且富有启迪意义。我衷心期待，中国乃至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决策者和智囊舆论人士们，都能阅读并研究这篇文章，吸收其中的深刻见解和建议。对于那些想研究或理解当今中国与西方关系的人们来说，这也是一篇‘必读’文章”。“发展中国家那些积极准备投身人生和事业的年轻人也应当学习此类著作。”
8.上述长篇专题双语论文经福建省和外省专家评议遴选，于2013年12月获“福建省第十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法学类唯一的一等奖。
本书基本观点的理论创新和社会评价已举例简述如上。如今，经教育部主管部门和学术专家评议和遴选，作为优秀科研成果普及读物之一，向广大读者推介，“走进大众心灵”，衷心期待读者能从中吸收有益新知，也期待和欢迎读者对本书内容的不足、欠妥或舛误之处，惠予指正，俾便在下次再版时修订改进。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本书只是一本普及性常识读物，却含有大量脚注，说明所阐述、援引有关内容和图片的资料来源和出处，其目的在于：第一，切实遵守写作的学术规范，尊重原有资料作者的学术智慧；第二，为有心深入学习的读者提供方便，让他们可以“按图索骥”，进一步查索对比，扩大阅读，求得更多更深的知识。这是本书的另一种特色，也是一种尝试。
本书主题示意图
弘扬中华正气触不直者去之
上图中心的形象是中国古代美丽传说中的神兽——“廌”（音zhi，去声），即“獬豸”。它状似麒麟而独角，是中华正气的化身，也是中华文明传统美德（正义、公平、仁爱、和谐、和平）的捍卫者。它目光如电，最能辨明善良、识别邪恶，最勇于以头顶上强劲的独角，“触不直者去之”，驱邪扶正。因此，它又被古人尊崇为善于依法断狱、依法治国、刚正不阿、执法如山的法官偶像。右下侧头像是世人并不陌生的暴君——当年德国皇帝威廉第二，此人当年曾是威风凛凛、不可一世的枭雄，兼有多重“特殊身份”，他既是当初极力鼓吹“黄祸”论——“中国威胁”论的“始祖”，又是为首纠合“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罪魁祸首，更是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致使数千万平民丧生的巨恶元凶，因而已被牢牢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可谓遗臭万年，具有“典型意义”！本书的主旨和主题既然在于批判挞伐历代帝国主义者和军国主义者一贯鼓吹的“黄祸”论——“中国威胁”论，也在于澄清历史真相，弘扬中华正气，弘扬中华文明，弘扬中华民族爱国主义，因此，把上述示意图放在卷首，居于正中的位置，右下侧则是被中华神兽獬豸怒向欲触的威廉第二，似可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第一章绪论：“中国威胁”论是历史？还是现实？是虚构？还是真实？
当代“中国威胁”论的老祖宗就是当年的“黄祸”论。当年“黄祸”论的嫡系子孙就是当代的“中国威胁”论。它们究竟是客观事实的反映？还是别有用心，主观臆断，无中生有？——这个问题，至少已经争论了140多年。它不但是历史性的问题，而且更是重大的现实问题。其新例证之一是：最近几年来，中国与越南、菲律宾等国在南海诸岛领土主权归属上的争议逐渐“升温”，中国政府一方面强调，大量史实证明西沙、南沙等群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维护中国对这些群岛的主权乃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之一；另一方面，中国坚持和平外交与睦邻友好政策，一贯主张“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并通过与相关当事国双边的平等协商，逐一和平解决争议。
但是，在亚洲地区攫取了霸权利益的美国，为了保持和扩大其既得霸权，虽远在太平洋彼岸，却极力插手太平洋此岸附近的上述问题，挑拨离间，煽风点火，唆使、怂恿和支持越南、菲律宾等国采取各种单边的极端手段，对抗中国提出的和平、合理建议，驱使它们为美国火中取栗！事实上，美国的行为严重威胁到东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和有关各国的友好合作，它却又一次贼喊捉贼，大肆鼓噪“中国威胁”论。2011年8月10日，中国第一艘航母出海试航，美国高层人士和媒体又纷纷借题发挥，说是“中国航母不仅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威慑周边国家，将来也可能危及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中国的航母能够，而且可能被用来威胁中国的邻国、美国盟国和朋友。航母能同中国其他军事能力一起被用来危及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紧接着，美国国防部又在其《2011年中国军力报告》中再次全面渲染“中国威胁”论。
对此，中国舆论针锋相对的回应是：“现在，有人介入南海、东海问题，刺激海洋权益争夺加剧。中国以邻为伴与邻为善，谋求和平发展共同繁荣。中国不当头也不做附庸，不惹谁也不怕谁，不损人利己也不会吞下损害民族根本利益的苦果。有人偏好‘中国威胁论’，实质是‘威胁中国论’。无中生有的‘中国威胁论’忽悠不了世界，居心叵测的‘威胁中国论’更吓唬不住中国。”图1-1 我国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舰”雄姿
中国外交部的回应是：“美国国防部年复一年发表这样的报告，对中国正当、正常的国防建设指指点点，其中不乏夸大中国军事实力、散布‘中国军事威胁论’的内容。这不是一种负责任的行为，无益于增进中美战略互信，中方坚决反对，……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致力于维护和促进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中国发展有限的军事力量完全是为了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任何国家都不必对此感到疑虑。”
中国国防部的回应是：“中国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完全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确保经济社会发展的顺利进行，不针对任何国家。随着科技的进步，中国军队发展和更新一些武器装备是很正常的，这也是世界各国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通行做法。中国军队积极与外军开展交流合作，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始终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与地区稳定。美方的报告严重歪曲事实，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中国国务院于2010年9月6日发表了《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长达1.3万余字，全面地阐述了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必然性和坚定性，全面地批驳了“中国威胁论”的荒谬性。
当今美国某些人鼓噪的“中国威胁”论，其是非臧否，当然是个十分重大的现实问题。但是，如果单纯地就现实看现实，就难以明了现实问题的来龙去脉，深刻理解其本源和本质，就难免在认识上流于浅表和偏颇。反之，若能追本溯源，把现实问题与其历史渊源密切联系，加以综合研究，又从历史回到现实，加以综合剖析，那就能够由点到面，由表及里，知其底蕴，清醒头脑，从容应对。本书之作，就是力图沿此方向，进行尝试，综合地探讨和剖析“中国威胁”论的古与今、点与面、表与里。
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面对中国逐渐和平崛起的现实，美国某些政客、军人和学者，基于霸权主义的积习和不合时宜的冷战思维，出于某种特殊需要，或者出于对世界史和中国史的无知，在不同的场合，以不同的形式，起劲地、反复地、时起时伏地鼓吹“中国威胁”论。这种理论，似乎“言之凿凿”，不无“依据”，颇有“创新”；实则若以史为鉴，就不难看出它面目可憎，似曾相识：只不过是19世纪中后期一度甚嚣尘上的、俄国沙皇版的“黄祸”论和德国皇帝版“黄祸”论在新历史条件下的“借尸还魂”。换言之，当今美国霸权版的“中国威胁”论，实质上只不过是当年俄国沙皇版的“黄祸”论和德国皇帝版“黄祸”论的最新修订版或最新“变种”，它们之间的DNA，是一脉相承的；其对中国数千年来实行的对外经贸交往主流的歪曲，其危言耸听和蛊惑人心，为反华、侵华活动进行精神动员和舆论准备的伎俩和政治骗术，也是如出一辙的。▶▶第二章“黄祸”论——“中国威胁”论的本源和实质“黄祸”（Yellow Peril）论起源于19世纪，是主要针对中国、旨在宰割中国的理论。扩而大之，它又是以肤色为标志的、针对亚洲众多弱小民族的蔑视之称和种族主义谬论。德国著名历史学家、政治思想史学家海因茨·哥尔维策尔依据自己的深入研究和考证，把“黄祸”论定性为“一个帝国主义口号”，确认它是欧美列强在侵华过程中经常“用作愚化和煽惑人民的工具，嗾使人干坏事的手段，或者是为自己辩护的借口”。
海因茨认为：“黄祸”论是19世纪70年代开始流行于欧美的帝国主义口号，是欧美帝国主义列强对东方特别是对中国实行殖民主义扩张时期用以欺蒙和动员国内外公众、获得舆论支持的政治骗术。他深入地研究了大量来自英、美、俄、法、德的第一手资料，精辟、尖锐地指出：“黄祸”这个口号的产生、传播和变化，“隐隐约约地显示了帝国主义思想的基本特征”；“口号必须精辟有力、明确易懂，必要时要加以概括，变得粗野和进行歪曲。口号能起镇定人心的作用，或者正如大多数情况那样，能起煽动作用，唤起或加深人们的希望和信念，但也能引起或增进人们的疑虑和惧怕。”“如果说，口号一般是为了唤起人们政治上的兴趣，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导到新的方向上去，但它更经常地只是特别用作愚化和煽惑人民的工具，嗾使人干坏事的手段，或者是为自己辩护的借口。”哥尔维策尔的这种判断，可谓一针见血，点破了“黄祸”论的本质和核心。
19世纪初叶，早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到过中国的欧洲旅行家、传教士、殖民主义者就写过一些论著，对中国当时的社会、宗教、经济、政治、文化、人种等作了描绘，其中虽不乏正面的评价和期待，但更多是负面的丑化和抨击。他们曾将“蒙古人西征”称为“中世纪最大的黄祸”，胡说中国这些黄皮肤、非基督教的异教徒们，一旦觉醒和再度强大，势必对欧美白种人带来新的祸害，即新“黄祸”。然而，学界一般认为，对“黄祸”论加以初步“论证”和鼓吹的始作俑者则是沙皇俄国统治时期无政府主义创始人之一巴枯宁。他在1873年出版的《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中开始宣扬“黄祸”论。此后英国殖民主义者皮尔逊在1893年《民族生活与民族性》一书中又进一步发挥，使得“黄祸”论基本形成。这是种族主义的谬论。但是，最初关于“黄祸”的论述和后来的“黄祸论”的各色“变种”，虽然一脉相承，却又具有各自不同的“时代特色”。
说到“蒙古人西征”造成“黄祸”，指的是1219-1242年这23年期间蒙古人先后两次“西征”。它究竟是早年剽悍的游牧部落蒙古人所为？抑或是其后文明的中国人所为？对于这个问题，中外历史学家一向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中也有不少说法属于人云亦云，以讹传讹。因此，首先很有必要澄清以下基本事实。
据中外史书翔实记载：公元1206年，蒙古族军政首领铁木真——成吉思汗（Chinggis Khan,1162-1227），统一了蒙古地区的所有蒙古各部，建立了蒙古大汗国（The Great Mongol Empire），被推举为蒙古国的大汗。1219年，西域的强国花剌子模（Khorazm，现今的土库曼、哈萨克地区）当局杀害蒙古商队400多人、抢劫全部财物，继而又杀害蒙古汗国派往当地交涉的使者。成吉思汗震怒，亲率20万大军西征。蒙军长驱直入中亚后，于1220年攻占了花剌子模的都城撒马尔干（Samarkand），其国王西逃，蒙军穷追之，便西越里海、黑海间的高加索，深入俄罗斯（Russ），于1223年大败钦察（Kipchak）和俄罗斯的联军。1225年，成吉思汗凯旋东归。1227年成吉思汗死后，1229年由其第三子窝阔台继位。公元1235年，窝阔台派遣其侄拔都（Batu）率军进行了历时七年的第二次西征，彻底灭亡了花剌子模国，又大举侵入俄罗斯，攻陷莫斯科、基辅诸城，并分兵数路向欧洲腹心挺进。1241年，北路蒙军在波兰西南部击败波兰与日耳曼的联军。中路蒙军主力攻入匈牙利。旋因窝阔台“驾崩”，拔都遂于1242年率军东返，1243年初抵达伏尔加下游，随即以此为中心建立了幅员辽阔的“钦察汗国”。欧洲白种人震惊之余，把此次亚洲蒙古族黄种人的短暂入侵事件，称之为“黄祸”。这跟600余年后19世纪亚洲人称向东殖民侵略的欧洲白种人为“白祸”，成为一双形象的对比词汇。
中外正直史家经过认真查核，认定至少有以下五点是证据确凿、无可置疑的：第一，成吉思汗的蒙古大汗国建立于1206年，1219-1225年他第一次率军西征时，蒙古人尚未正式入主中国中原及其以南广大地区；第二，1235-1242年成吉思汗之孙拔都第二次率军西征时，蒙古人仍然尚未正式入主中国中原及其以南广大地区；第三，成吉思汗之另一支系孙子忽必烈南下攻占中国中原及其以南广大地区，并且在此基础上于1271年正式建立中国元朝，定都中国北京，那是在成吉思汗本人率军第一次西征46年之后，也是在其孙子拔都率军第二次西征30年之后，换言之，在1271年之前，中国元朝根本尚未建立；第四，在1271年中国元朝建立之前，1259年之后，蒙古汗国早已开始分裂为“大汗之国”和另外四个“汗国”（钦察汗国、窝阔台汗国、伊利汗国和察合台汗国）。1264年成吉思汗诸孙之一忽必烈夺得蒙古大汗国的最高统治权，并在攻占中国中原等广大地区后，于1271年建立中国元朝，称帝，定都北京。此后，原已分裂出去的另外四个“汗国”名义上承认忽必烈建立的中国元朝宗主权，实际上各自独立为政，并不直接隶属于和听命于元朝皇帝。第五，蒙古人支系首领忽必烈正式建立中国元朝之后，采纳中原汉族体制（“行汉法”），尊孔子儒学，与汉人通婚，蒙汉两族大众基本上逐渐融合为一体，直到1368年蒙族统治阶层被汉族朱元璋率领农民起义军击败，从中国中原退回漠北（指瀚海沙漠群的北部，原为蒙古人的活动中心，当年是北方匈奴、蒙古游牧民族向中原汉族发动侵略的根据地，在现今的蒙古高原地区和俄罗斯贝加尔湖一带），与明朝对峙，嗣后改国号为“鞑靼”。在中国中原存续98年期间，中国元朝从未派兵入侵欧洲。可见，第六，至今颇为流行、以讹传讹说法，含糊笼统地说“中国元朝派大军侵入欧洲造成黄祸”，云云，那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图2-1 蒙古西征路线图资料来源：http://hi.baidu.com/haochengyong/item/e6e64f0843af6b016c90483a.图2-2 蒙古帝国形势图资料来源：http://quiz.kut.com.tw/review/junier2society101second.aspx.
对于这段历史及其争论问题，鲁迅先生曾以其特有的幽默和辛辣写道：
幼小时候，我知道中国在“盘古氏开辟天地”之后，有三皇五帝……宋朝，元朝，明朝，“我大清”。到二十岁，又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欧洲，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到二十五岁，才知道所谓这“我们”最阔气的时代，其实是蒙古人征服了中国，我们做了奴才。直到今年（指1934年——引者）八月里，因为要查一点故事，翻了三部蒙古史，这才明白蒙古人的征服“斡罗思”（俄罗斯），侵入匈、奥，还在征服全中国之前，那时的成吉思还不是我们的汗，倒是俄人被奴的资格比我们老，应该他们（俄罗斯人）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中国，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的。
历史已经证明，当年两度“西征”，对欧洲造成“黄色”战祸和威胁的，是漠北地区剽悍的蒙古人，而不是其后数十年才入主中原地区、在中国建立元朝并且逐步“汉化”和融入汉族的蒙古人，更不是讲礼让、爱和平的中国汉人。既然如此，那么，把当年对欧洲人造成“黄祸”一事，硬栽到中国人头上，这个“历史冤案”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呢？以下，让我们依照历史顺序，逐一回顾鸦片战争以来历代“黄祸”论——“中国威胁”论传承发展的“族系”和“家谱”，便知其前因后果，来龙去脉。第一节 19世纪70年代沙皇俄国版 的“中国威胁”论
众所周知，中国是世界五大文明古国之一，曾经经历过国势鼎盛时期，对全人类文明做过长期的、突出的贡献。但是，进入19世纪以后，全球经济已逐步发展到西方资本主义强国主导一切和加强对外扩张的历史阶段，而处在亚洲远东地区的中国，其清代王朝昏庸腐败的统治者却昧于形势，仍然全面坚持其封建主义体制和闭关自守政策，导致社会生产力发展严重滞后，国势日益衰落。在“弱肉强食”的历史法则下，中国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强国争先恐后地觊觎、侵略、掠夺和瓜分的主要对象。继1840年英国发动侵华的鸦片战争击败中国清朝政府之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列强又发动了多次侵华战争，或以战争相威胁，迫使软弱无能的清朝政府同意割地、赔款、设立“租界”、划给“势力范围”等，使中国陷入半殖民地、殖民地的境地。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北部强邻沙皇俄国表现得特别贪婪。中国在鸦片战争中败北后，俄国沙皇政府趁火打劫，多次以武力威胁，迫使中国清朝政府相继签订了1858年的中俄《爱珲条约》、1860年的中俄《北京条约》、1864年的《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等等。通过这些不平等条约，俄国沙皇政府夺取了原属中国的大片领土及其漫长的海岸线，包括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的中国领土60多万平方公里；乌苏里江以东的中国领土约40万平方公里；中国西境的巴尔喀什湖、斋桑湖和伊塞克湖周围地区44万多平方公里。三者相加，原属中国的约144万平方公里领土全被俄国沙皇政府鲸吞。图2-317 世纪中期沙俄入侵我国黑龙江沙皇俄国的侵华急先锋哈巴罗夫曾率领沙俄殖民者闯入中国的黑龙江流域，对达斡尔人等沿江各族人民大肆烧杀掳掠。他在攻陷中国境内的一个大寨堡之后于1652年8月上送沙皇的一份报“功”呈文中写道：“……我们靠上帝保佑和托皇上的福，……杀死了大人和小孩661人，……我们从达斡尔人那里夺得马匹，大小共计237匹，还夺得牛羊牲畜113头。”资料来源：http://www.pep.com.cn/czls/js/tbjx/7x/u3/tpsc/201008/t20100825＿734619.htm.
俄国人巴枯宁率先鼓吹的“黄祸”论，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出笼的。为了美化俄国沙皇政府的侵华行径，鼓吹“侵华有理”，巴枯宁1873年在上述著作中凭空捏造，信口雌黄，硬说中国是“不可避免地从东方威胁俄国的危险”。他深知当时俄国沙皇对四周邻国一向怀有贪得无厌的扩张野心，并且正在得寸进尺地用武力手段侵略和征服四邻，因此，他赤裸裸地向俄国沙皇献策：
既然要进行征服，为什么不从中国开始呢？中国十分富庶，而且对于我们来说在各方面都比印度容易下手，因为在中国和俄国之间，没有任何人和物的障碍。如果行，就走去把它拿来吧！
的确，利用已成为中国的慢性病的混乱和内战，就能在这个地区深入地推进征服事业，看来，俄国政府也正在进行这种策划；它显然力图使蒙古和满洲从中国分割出来……
有些人估计中国有四亿人口，另一些人估计有近六亿居民，这些人口十分拥挤地居住在这个帝国境内，于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像阻挡不住的潮流，大批向外移民，有的去澳大利亚，有的横渡太平洋去加利福尼亚，最后，还有大批人可能向北方和西北方移动。那时会怎样呢？那时，从鞑靼海峡到乌拉尔山脉和里海的整个西伯利亚边区，转眼之间就不再是俄国的了。
请想一想，……将来怎么能阻止大批中国人入侵呢？他们不仅会充斥整个西伯利亚，包括我们在中亚西亚的新领地，而且还会越过乌拉尔，直抵伏尔加河之滨！
这就是简直不可避免地从东方威胁俄国的危险。轻视中国人是错误的。他们人口众多，就这一点，就够可怕的了。……在中国腹地的居民受中国文明的影响少得多，他们无比刚毅，悍勇好战，而且在导致千百万人死亡的连绵内战中养成了打仗的习惯。还必须指出，最近一个时期以来，他们开始学会使用现代武器和采取欧式的训练，这是欧洲国家文明的精华和最新成就。只要把这种训练和掌握新式武器、新式战术，同中国人的原始野蛮、缺乏人道观念、缺乏爱自由的本能，习惯于奴隶般服从等特点结合起来，……再考虑到被迫向外寻找出路的中国居民多得惊人，那末你就会懂得从东方威胁着我们的危险是多么巨大了！
简言之，巴枯宁在这几段向俄国沙皇献策的谬论中，其主要之点是：第一，中国是必然从东方“威胁”俄国的巨大危险；但是，第二，中国现在内忧不断，国力衰颓，软弱可欺，侵华容易得手，既可消除“威胁”，又可开疆拓土，一举两得，何乐不为？因此，第三，俄国应当“先下手为强”，趁机及早动手，从而“深入地推进”对华“征服事业”。
以欧洲文明人自诩的巴枯宁，其强盗逻辑论证得如此“坦率”，如此无耻，开了后世“黄祸”论的先河，也令世人大开眼界！
1893年2月25日，巴德玛耶夫向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上了一封“万言书”——《关于俄国东亚政策的任务》，后人也称之为“巴德玛耶夫计划”。巴德玛耶夫在“万言书”中狂妄地叫嚣“将外蒙古和西藏合并于俄国”。他认为“兰州府是通向西藏的咽喉要地”。因此，巴德玛耶夫建议沙俄政府立刻修筑从贝加尔湖至兰州的西伯利亚铁路支线，同时利用清政府的注意力被日本拖在朝鲜、无暇西顾之际，派遣二至三万俄国军队，组成快速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取兰州府，然后再以兰州为前进基地，向中原地区、西藏和外蒙古等地伸展势力。随后，再“按预定计划，遴选外蒙古和西藏的显贵和重要僧侣前往俄国，请求沙皇接纳他们为臣民……”
在巴枯宁之流“黄祸”论——“中国威胁”论的迷雾和烟幕下，贪婪无厌的俄国沙皇果然在前述鲸吞中国领土约144万平方公里之后，又更加“深入地推进”对华“征服事业”：1881-1884年间，胁迫清政府签订《中俄伊犁条约》以及5个《勘界议定书》，共割占了塔城东北和伊犁、喀什噶尔以西约7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1892年沙俄派兵强占了萨雷阔勒岭以西2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1914年沙俄又公然出兵占领了中国唐努乌梁海地区约17万平方公里。通过鲸吞和蚕食，沙俄先后夺取和侵占了中国领土171万平方公里以上。这大片被夺的中国领土的面积，约相当于14个中国福建省；或3个法国，或5个德国。
延伸阅读图2-5 沙俄冒险家巴德玛耶夫资料来源：http://www.lsqn.cn/mingren/people/mrzt/200703/75031.html.图2-619 世纪末沙俄侵略军在中国领土上“载歌载舞”，庆祝“胜利”。资料来源：http://www.lsqn.cn/mingren/people/mrzt/200703/75031.html.图2-7 沙俄军舰在旅顺港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以清政府的失败而告终，沙皇俄国乘清政府之危，以“旅大租地”之名，强占了中国的辽东半岛，实行殖民统治。资料来源：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0505/27/content＿3009568.htm.
历史开始证明：“黄祸”论——“中国威胁”论乃是公开侵华的理论先导，公开侵华则是“黄祸”论——“中国威胁”论的实践归宿。第二节 19世纪90年代德意志帝国版 的“中国威胁”论
19世纪90年代，欧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者为了制造“侵华有理”的舆论，又进一步炮制了修订版的“黄祸”论，即当年的德国版的“中国威胁”论。
相对于英、美、法、俄诸国而言，德国是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形象地说，在列强举办的、以殖民地人民脂膏为美食的盛宴上，德国是稍为迟到的食客，因此显得特别争先恐后，特别饕餮贪婪，特别不择手段。当年德国外交大臣比洛的名言准确地表达了皇帝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Ⅱ）的决心和行动准则，他公开宣称：“让别的民族去分割大陆和海洋，而我们德国人满足于蓝色天空的时代过去了，我们也要为自己争得阳光下的地盘。”因此，除了非洲地区外，远东地区地大、物博、国弱的中国大地，理所当然地早就成了德国皇帝“志在必割”其一脔的“唐僧肉”。图2-8 威廉第二资料来源：http://www.dra.de/online/hinweisdienste/wort/2004/januar2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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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二世，末代德意志皇帝和普鲁士国王，1888-1918年在位。此人一生野心勃勃，贪得无厌，既是1894年最初极力鼓吹“黄祸”论——“中国威胁”论的“始祖”，又是1900年为首纠合“八国联军”大规模侵略中国的罪魁祸首，更是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致使数千万平民丧生的巨恶元凶，因而已被牢牢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为了取得国内外舆论的支持，鼓吹“侵华有理”的“黄祸”论就以德国修订新版的形式问世，一度甚嚣尘上。威廉二世不但发动全国报刊大肆鼓噪新的“黄祸”即将来临，而且在1895年甚至亲自构思了一幅《黄祸图》草稿（德文：Die Gelbe Gefahr，英文：The Yellow Peril），让画家赫曼·克纳科弗斯（Hermann Knackfuss）据以画成油画，送给沆瀣一气的俄国沙皇，以互相打气，互相勉励。图2-9 黄祸图
与此同时，又以此图为母本，制成版画，在德、俄两国大量印刷，广泛发行，“轰动一时”，为进一步公开侵华进行精神动员和舆论准备。此图的正式名称是威廉二世所题的“欧洲各民族，保卫你们的信仰和家园！”（VÖlker Europas,wahrt eureheiligsten Güter）。这幅画居中手持剑的人物是基督教天使长圣米迦勒，他与画中其他手持武器者代表欧洲的基督教徒，而在悬崖对面右后方的佛像与龙代表东方，主要是指中国黄种人。该图可谓“图文并茂”，其作画宗旨和综合语言显然是利用欧洲白种人的宗教偏见和种族歧视，号召所有的欧洲人应当在基督教天使长圣米迦勒的带领下，击败来自东方的佛与龙，保卫欧洲人的信仰与家园。
据俄国十月革命后公之于众的秘密档案，德国皇帝威廉二世致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的一封密信中，共谋按照“上帝的召唤”，进行肮脏交易，达成分赃协议，互相支持夺取中国不同疆土。在这份封密函中，德皇对俄皇提出：“正像我将乐于帮助你解决俄国终将吞并某些领土（按：指中国旅顺口）的问题一样，你也将亲切地使德国能在不妨碍你的某处地方获得一个港口（按：指中国胶州湾）。”
在德国皇帝和俄国沙皇的倡导、鼓励、支持和“秘密交易”下，西方还出现了一批关于“黄祸论”的文章和专著，宣扬中国等黄色人种对西方白色人种构成威胁，甚至胡说，“一旦千百万中国人意识到自己的力量时，将给西方文明带来灾难和毁灭”。
在大规模地进行侵华精神动员和舆论准备之后不久，这位野心勃勃的德国皇帝就以“巨野教案”中两名德国传教士被杀为借口，开始公开的、赤裸裸的军事侵华。据德国外交档案记载，巨野教案发生后5天即1897年11月6日，德皇即电谕德国驻远东地区的舰队司令蒂尔皮茨立即率领舰队进攻和占领胶州湾地区，次日，德皇又谕德国外交大臣布洛夫：“我昨日接到了关于山东曹州府（巨野县）德国教会突被袭击、教士突被杀掠的官方报告，华人终究给我们提供了……期待好久的理由与事件。我决定立即动手。”其“坦率”和无耻，跃然纸上，数十年后终于大白于天下！德国侵略军攻占中国北部的重要门户山东胶州湾（包括青岛）后，于1898年3月逼迫中国清朝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中德胶澳租借条约》，允许德国在99年内对中国的北方门户胶州湾一带实行长期的直接殖民统治；并把整个山东省划定为德国垄断的势力范围。图2-10 清末德国侵略军铁蹄践踏中国领土胶州湾（一）图2-11 清末德国侵华海军巨舰闯入胶州湾（一）资料来源：http://www.picturechina.com.cn/bbs/thread1072011.图2-12 1898年青岛德国侵华海军陆战队营门资料来源：1898年德国强占下的青岛，http://www.kn58.com/culture/renwen/detail＿2010＿0706/81258.html.
两年之后的1900年，又是这位野心勃勃、贪得无厌的德国皇帝，为首组织臭名远扬的“八国联军”，对中国进行了规模空前的侵略战争，肆意烧、杀、抢掠、强奸之余，还迫使中国签订更严重、更全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勒索了天文数字般的巨额“赔款”，逼迫中国“削平”国防要塞炮台，同意列强在中国京城和多处战略要地长期驻军，全面控制清朝当局充当列强在华统治的代理人，使中国人民遭受空前的浩劫，生灵涂炭，使这个立国数千年、对人类文明做过突出贡献的东方古国，彻底沦为丧失独立自主权的半殖民地，濒临彻底亡国的边缘。图2-13 八国联军统帅——德国元帅瓦德西资料来源：http://news.hsw.cn/-system/2009/06/16/05021023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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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弗雷德·冯·瓦德西（Alfred Graf Von Waldersee,1832-1904），德国人。早年入普鲁士边防炮队，参加过普法战争。后任德国总参谋长，晋升陆军元帅。1900年8月任八国联军统帅，11月抵达北京，指挥侵略军由津、京出兵侵犯山海关、保定、正定以及山西境内，残酷镇压义和团，屠杀中国人民，胁迫清政府接受议和大纲，扩大列强侵华权益。1901年6月回国。
这就是19世纪末修订版的“黄祸”论，即当年德国版的“中国威胁”论的真实立论意图和具体实践后果。这种立论意图和实践后果，在全世界稍具历史常识的人民心目中，包括所有正直的欧美白人在内，都是记忆犹新的，特别是在深受其害的亿万中国人民心目中，更是有切肤之痛，世代难忘的。图2-14 八国联军士兵在屠杀中国人的大街刑场列队（左起依次是英国、美国、澳大利亚、英属印度、德国、法国、奥、意大利、日本）。资料来源：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0/04/Troops＿of＿the＿Eight＿nations＿alliance＿1900.jpg.
历史再次证明：“黄祸”论——“中国威胁”论乃是公开侵华的理论先导，公开侵华则是“黄祸”论——“中国威胁”论的实践归宿。
人们当然不会忘记：正是这位鼎鼎大名、鼓吹“黄祸”论的德国皇帝，就是后来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
人们当然也不会忘记：正是这位德国皇帝鼓吹“白人至上”的“黄祸”论，在德国传统军国主义的孵化下，后来进一步发展为德国盖世枭雄希特勒的“日耳曼民族至上”论和“犹太人卑贱”论，而此人就是后来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第三节 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末美国霸权版 的“中国威胁”论
1840年中国在鸦片战争中败北后，对华趁火打劫的不仅仅有俄国沙皇政府和德国皇帝政府。当时的美国政府在列强侵华的“共同事业”中，不但不甘落后，而且“别出心裁”，颇有“创新”，其荦荦大者，诸如：
第一，1844年，以武力胁迫中国清朝政府签订《中美望厦条约》，其中第2条完全剥夺了中国政府的关税独立主权，规定“倘中国日后欲将税例更变，须与合众国领事等官议允”，即应与美方商议并获得美方“批准”。事后，其他侵华列强也纷纷效尤，逼迫中国政府签订类似的条约条款。根据此类条约条款，中国政府关税税则的制定和修改，都必须完全符合外国侵略者的利益并事先获得他们的首肯和批准。中国的关税自主权从此被破坏无遗，国门洞开，国库收入毫无保障，民族工业受到严重摧残。
第二，1899年，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分别照会英、法、俄、日、意、德六国，首次提出了“门户开放、利益均沾”政策，倡议列强互换和分享侵华权益，以便协调步伐，进一步彻底瓜分整个中国。一方面，美国承认其他列强在华既得的“租借地”和“势力范围”；另一方面，作为交换条件，美国可在其他列强在华一切“租借地”和“势力范围”内享有贸易自由，享有与其他列强同等的低关税等一切权益。“门户开放、利益均沾”政策的提出，是美国侵略中国进入新阶段的标志，是美国侵华全面扩张政策的初熟征候。从此，美国在侵华过程中不再限于简单地追随英国等西方其他列强，而是“后来居上”，不断“创新”，加紧和扩大了全面侵华的步骤。此项政策的推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帝国主义宰割中国的同盟，加速了次年的“八国联军”侵华。其后，随着美国实力的进一步增强，此项政策在1922年“华盛顿会议”签订的《九国公约》中得到重申、确认和强调，从而成为美国用来分享乃至排挤其他列强在华利益的有效手段。
第三，1900年“八国联军”发动规模空前的侵华战争，素以“民主典范”、“人权卫士”自诩的美国政府竟与暴戾专制的俄国沙皇、德国皇帝紧密勾结，大量派兵积极参与在华杀人越货、勒索赔款、瓜分中国和促使中国濒临亡国的残暴行径，留下极不光彩的历史纪录。
第四，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列强中的德、意、日三国战败，英、法虽为“战胜国”，但元气大伤，唯独美国“一枝独秀”，它不但未遭战争重创，反而大发“战争横财”，国力猛增。时值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不久，在1946-1949年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中，美国政府为了保持和扩大其在华既得权益，直接插手干涉中国内政，出钱、给武器，甚至派军队全面积极支持蒋介石反动政府，进攻中国解放区，极力阻挠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毛泽东主席当年曾这样具体揭露美军助蒋并直接参战的事实：
美国的海陆空军已经在中国参加了战争。青岛、上海和台湾，有美国的海军基地。北平、天津、唐山、秦皇岛、青岛、上海、南京都驻过美国的军队。美国的空军控制了全中国，并从空中拍摄了全中国战略要地的军用地图。在北平附近的安平镇，在长春附近的九台，在唐山，在胶东半岛，美国的军队或军事人员曾经和人民解放军接触过，被人民解放军俘虏过多次。陈纳德航空队曾经广泛地参战。美国的空军除替蒋运兵外，又炸沉了起义的重庆号巡洋舰。所有这些，都是直接参战的行动，只是还没有公开宣布作战，并且规模还不算大，而以大规模地出钱出枪出顾问人员帮助蒋介石打内战为主要的侵略方式。图2-16 八国联军在北京街头屠杀中国人的现场（二）资料来源：http://www.china.org.cn/e-8guo/4/6.htm.
1949年10月，中国人民经过百年苦斗终于挣脱殖民枷锁，建立新中国之后，美国不仅为首组织对华全面经济封锁，又发动侵朝战争，直逼中国边境，力图入侵立足未稳的中国，把它“扼杀在摇篮中”。与此同时，又派出第七舰队直接入侵中国的台湾海峡，极力阻挠中国的统一大业，分裂中国国土，造成两岸中国人的严重对立，以便从中渔利，一直延续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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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下令第七舰队闯入中国台湾海峡，进行武力威胁，极力阻挠中国的统一大业，分裂中国国土。图2-17 1950年美国第七舰队闯入中国台湾海峡资料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744dc50d0101fk0v.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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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阿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历任美国远东军司令，西南太平洋战区盟军司令；二战后出任驻日盟军最高司令和侵朝“联合国军”总司令等职。1950年7月31日，麦克阿瑟访问台湾，与蒋介石商定强化台美“外交关系”和军事关系，妄图长期分裂中国，破坏中国人民统一大业。图2-18 麦克阿瑟访台资料来源：http://tushu.junshishu.com/Digest＿142＿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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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8月27日至11月19日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在麦克阿瑟的指挥下，美国远东空军出动151批次、上千架飞机侵入中国领空，狂轰滥炸，屠杀了大量的中国平民。图2-19 被美军飞机轰炸的安东（今丹东）一角资料来源：http://news.163.com/11/0626/20/77GHU8K700014JB5＿15.html.
延伸阅读图2-20 杜勒斯访台资料来源：http://ilish.blog.163.com/blog/static/11575604920093185357186/。
杜勒斯是第二次世界后“冷战”初期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制定者，1950-1952年任美国国务卿的顾问，1953-1959年任美国国务卿。1958年10月21日，杜勒斯访台。在此之前，经杜勒斯一手策划，1954年美国政府同台湾当局签订了《美台共同防御条约》，至1979年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时发布声明，才被迫自动失效。但随后美国国会又通过《台湾关系法》取代《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妄图继续分裂中国，破坏中国人民统一大业。
在这一百多年的侵华过程中，配合着侵华的需要，论证“侵华有理”，美国高层的政客、军人、学者们一直不断玩弄贼喊捉贼的把戏，大力鼓吹美国版的“黄祸”论——“中国威胁”论。以下按照历史顺序，缕述自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末，美国版的“黄祸”论——“中国威胁”论的发展进程：
第一，19世纪中后期，中国在西方列强侵略掠夺下，财尽民穷，民不聊生，美国矿山公司和铁路公司趁机从中国招募大量“廉价”的华工“苦力”，开发矿山，铺设横贯美国大陆东西的“中央太平洋铁路”（Central Pacific Railroad）。华工为美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当时美国加州州长麦克道格尔（John Mc Dougall）曾于1851年称赞最能吃苦耐劳、安分守己、工资极低的华工，认为他们是加州接受的“最有价值的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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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在美国的华工苦力图2-21 1849年旧金山淘金潮中的华工苦力移民资料来源：http://www.abbottmemorial.org/teacherspages/4thgrade/Forbidden%20Friendship%20local%20history/Timeline16s.jpg.图2-22 旧金山淘金华工苦力资料来源：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6/60/Chinese＿Gold＿Miners＿b.jpg.图2-23 1851年，淘金潮使旧金山成为繁华的港口城市资料来源：http://www.learnnc.org/lp/media/uploads/2009/06/sanfranciscoharbor.jpg.图2-24 旧金山修路华工苦力资料来源：http://yeefungtoy-dc.com/assets/Chinese＿workers.png.图2-25 太平洋铁路华工苦力资料来源：http://www.orangejuiceblog.com/wp-content/uploads/2010/07/Chinese-railroad-workers-in-Arizona.jpg.图2-26 1868年，约有千名华工死于太平洋铁路内华达山段建设中资料来源：记住1882——在《排华法案》的阴影中为民权而战，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1-08/11/c＿131041866.htm.图2-27 1880年在加利福尼亚的华工苦力资料来源：http://thesecondpromise.files.wordpress.com/2010/06/chinese-workers2.jpg.
然而，时过境迁，随着美国加州经济开始一度衰败，失业白人增多，白人针对华人就业竞争的憎恨被当时继任州长约翰·比格勒（John Bigler）政治化，他忘恩负义，“卸磨杀驴”，竟在1853年带头撰文，将美国低层白人的不幸归咎于为美国立下大功的众多华人苦力和建造铁路的十几万华人劳工，把他们作为替罪羊，鼓吹新的“黄祸”论。此后，在此类排华“黄祸”论的蛊惑和煽动下，19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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