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鞍钢,杨竺松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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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中国集体领导体制试读：
《中国道路丛书》总序言
新中国成立60多年以来，中国一直在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特别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中，努力寻求既发挥市场活力，又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优势的发展道路。
改革开放推动了中国的崛起。怎样将中国的发展经验进行系统梳理，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理论体系，让世界理解中国的发展模式？怎样正确总结改革与转型中的经验和教训？怎样正确判断和应对当代世界的诸多问题和未来的挑战，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都是对中国理论界的重大挑战。
为此，我们关注并支持有关中国发展道路的学术中一些有价值的前瞻性研究，并邀集各领域的专家学者，深入研究中国发展与改革中的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编辑和出版反映与中国道路研究有关的成果，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的系列丛书。《中国道路丛书》的定位是：致力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模式的研究和理论创新，以此凝聚社会共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立足中国实践、通达历史与现实、具有全球视野的中国学派的形成；鼓励和支持跨学科的研究和交流，加大对中国学者原创性理论的推动和传播。
本《丛书》的宗旨是：坚持实事求是，践行中国道路，发展中国学派。
始终如一地坚持实事求是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总结中国经验、探讨中国模式，应注重从中国现实而不是从教条出发。正确认识中国的国情，正确认识中国的发展方向，都离不开实事求是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一切从实际出发，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通过实践推动认识的发展，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世纪奋斗历程中反复证明了的正确认识路线。违背它就会挫折失败，遵循它就能攻坚克难。
毛泽东、邓小平是中国道路的探索者和中国学派的开创者，他们的理论创新始终立足于中国的实际，同时因应世界的变化。理论是行动的指南，他们从来不生搬硬套经典理论，而是在中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理论。我们要继承和发扬这种精神，摒弃无所作为的思想，拒绝照抄照搬的教条主义，只有实践才是真知的源头。本《丛书》将更加注重理论的实践性品格，体现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的鲜明特点。
坚定不移地践行中国道路，也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遇到了来自各方面的理论挑战，例如将新中国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彼此割裂和截然对立的评价；例如极力推行西方所谓“普世价值”和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等错误思潮。道路问题是大是大非问题，我们的改革目标和道路是高度一致的，因而，要始终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在百年兴衰、大国博弈的历史背景下，中国从积贫积弱的状态中奋然崛起，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国，成就斐然，道路独特。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一定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正路，这是我们唯一正确的选择。
推动社会科学各领域中国学派的建立，应该成为致力于中国道路探讨的有识之士的宏大追求。正确认识历史，正确认识现实，积极促进中国学者原创性理论的研究，那些对西方理论和价值观原教旨式的顶礼膜拜的学风，应当受到鄙夷。古今中外的所有优秀文明成果，我们都应该兼收并蓄，但绝不可泥古不化、泥洋不化，而要在中国道路的实践中融会贯通。以实践创新推动理论创新，以理论创新引导实践创新，从内容到形式，从理论架构到话语体系，一以贯之地奉行这种学术新风。我们相信，通过艰苦探索、努力创新得来的丰硕成果，将会在世界话语体系的竞争中造就立足本土的中国学派。
本《丛书》具有跨学科及综合性强的特点，内容覆盖面较宽、开放性、系统性、包容性较强。分为学术、智库、纪实专访、实务、译丛等类型，每种类型又涵盖不同类别，例如在学术类中就涵盖文学、历史学、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战略学、传播学等领域。
这是一项需要进行长期努力的理论基础建设工作，这又是一项极其艰巨的系统工程。基础理论建设严重滞后，学术界理论创新观念不足等现状是制约因素之一。然而，当下中国的舆论场，存在思想乱象、理论乱象、舆论乱象，流行着种种不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和安定团结的错误思潮，迫切需要正面发声。
经过60多年的社会主义道路奠基和30多年改革开放，我们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迫切需要形成中国本土的理论创新和中国话语体系创新，这是树立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在国际上争取话语权所必须面对的挑战。我们将与了解中国国情，认同中国改革开放发展道路，有担当精神的中国学派，共同推动这项富有战略意义的出版工程。
中信集团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曾经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它不仅勇于承担大型国有企业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同时也勇于承担政治责任。它不仅是改革开放的先行者，同时也是中国道路的践行者。中信将以历史担当的使命感，来持续推动中国道路出版工程。
2014年8月，中信集团成立了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构建平台，凝聚力量，致力于推动中国改革发展问题的研究，并携手中信出版社共同进行《中国道路丛书》的顶层设计。
本《丛书》的学术委员会和编辑委员会，由多学科多领域的专家组成。我们将进行长期的、系统性的工作，努力使《丛书》成为中国理论创新的孵化器，中国学派的探讨与交流平台，研究问题、建言献策的智库，传播思想、凝聚人心的讲坛。导论中国政治制度成功的关键
邓小平指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达到上述三个要求，时间有的可以短些，有的要长些，但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我们能够也必须达到。所以，党和国家的各种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必须用是否有利于实现这三条来检验。”我们将邓小平提出的这三条标准称之为衡量中国制度优劣的“中国标准”。既不是根据所谓“苏联标准”，也不是根据所谓“美国标准”，而是根据“中国标准”来检验、来比较，特别是与美国比较。
首先，中国经济总量已经实现对美国的超越。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13年中国GDP达到16.8万亿元（购买力平价，2011年不变价国际元，下同），跃居世界第一位（美国GDP为16.7万亿元），历史性地实现了对美国的超越，2016年，中国GDP更是提高至近20万亿元，对美国的赶超系数达到114.77％。其次，中国已经造就了比美国更多的人才。中国大学文化程度人口已经大大超过美国，2016年中国大专以上学历人口超过1.8亿人，已大大高于美国的1.3亿人；中国从事研究与试验发展活动的科学家与工程师数量也早已超过美国，2016年达到400万人，成为世界第一研发人才大国。此外，中国顶尖人才的数量也在快速追赶美国。再次，中国已经形成了更具决策民主、决策共识、决策效率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成功地领导了世界最大规模的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实践，建立了一整套以民主集中制为原则的政治制度体系，其代表就是不断发展和完善的中共中央集体领导体制。
实践证明：中国制度在不断完善发展中很好地体现了“中国标准”。按照这一标准不断实践、不断创新，我们可以预见中国的制度还会更加成功。这就是中国制度的成功之道，也是中国制度的自信之源。集体领导体制的发展（1927—2012年）
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同志在与江泽民同志、李鹏同志谈话中指出，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一个好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是中国社会稳定、持续发展乃至迅速崛起的关键性因素。中国的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关键在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关键在于领导制度，即党中央集体领导体制。集体领导体制最重要的特征，就是“集体”二字。它代表“多个机构”，而不是“一个机构”；体现“集体智慧”，而不是“个人智慧”；实行“集体决策”，而不是“个人决策”。党中央集体领导体制是历史的产物，其产生、形成、发展和完善的演进历程是一个典型的制度创新、制度学习、制度变迁的“试错”过程：先是在长达28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打下基础，后是在新中国60多年的建设实践尤其是近40年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不断巩固和完善。
1927年至1948年，是党中央集体领导体制的开创期。自1927年7月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务委员会成立起，经过民族战争的考验、国内战争的洗礼和党内斗争的不断淘汰，特别是从1943年之后，党的中央领导集体基本稳定，形成了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相结合的领导体制，并于1948年成为正式的制度，在推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过程中不断巩固完善，为新中国成立后集体领导体制的顺利运行奠定了良好基础。
1949年至1957年，是党中央集体领导体制的建立期。在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根据党的七大所做的制度设计，党的领导集体是中共中央书记处，由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1950年10月去世）和陈云担任书记处书记。1956年，党的八大重新建立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中共八届一中全会选举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构成了新中国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1958年，中共八届五中全会补选林彪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由此形成了七位中央政治局常委代表五大机构的格局。
1958年至1976年的“大跃进”与“文化大革命”时期是党中央集体领导体制受到严重破坏的时期。这一时期，从1959年之后毛泽东不再担任国家主席，改变了党中央主席、国家主席、军委主席三位一体的领导体制，客观上形成了“一线”在前、“二线”在后的二元权力结构，同时也产生了毛泽东个人与“一线”领导集体的信息不对称性；同时，由于毛泽东个人专断的愈加严重，党的集体领导体制遭到严重削弱，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也为后来的领导人恢复重建党中央集体领导体制留下了丰富的历史财富。
1977年至1991年，是党中央集体领导体制的恢复重建期。这一时期，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发挥了党的核心领导集体作用，不同常委分别代表主要不同国家机构；从1980年2月起，重新设立了中央书记处，恢复了中央书记处、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3个层次的领导体制。至1989年11月，形成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六人代表五大机构的格局，邓小平正式退出中共中央领导集体，新老两代领导集体的交接班顺利完成。
1992年至2012年，是党中央集体领导体制的巩固完善期。从党的十四届一中全会之后的20年间，党中央集体领导体制的巩固完善大体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恢复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三位一体”的领导体制，并形成了中共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七常委”机制，七常委分别代表六大机构；第二步是形成了中共十六届、十七届中央政治局“九常委”机制，九常委分别代表八大机构。这一时期，党的集体领导制度得到不断巩固，党在政治上更趋成熟，党的执政能力不断提升，中国经济持续繁荣，社会保持稳定，综合国力不断走向强盛。
中国集体领导体制发源于毛泽东，重建于邓小平，巩固于江泽民，完善于胡锦涛，至党的十八大前，形成了集体交接班、集体分工协作、集体学习、集体调研和集体决策五大机制。这是他们给国家治理奠定的最重要的政治资产。中国集体领导体制能够适应十分复杂的中国国情，能够令中国赢得激烈的国际竞争，它比美国的总统制、两党制、“三权分立”体制更加优越，也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历史的检验和国际竞争的检验。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高瞻远瞩，使集体领导体制有了一系列重要的发展和创新，在五大机制的基础上，又增加了集体外事机制、集体自律机制，特别是恢复了核心体制，形成了核心加七大机制的领导体制框架。实践表明，这一体制更加适应于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从严治党、深化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全面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的需要。本书将围绕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集体领导体制的创新与发展展开讨论。内容提要
中国的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关键在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关键在于集体领导体制。这是中国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
集体领导体制开创于革命战争时期，建立于新中国成立初期，恢复、巩固、完善于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十八大前，已经形成了集体交接班、集体分工协作、集体学习、集体调研和集体决策五大重要机制。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又进一步创新和发展了集体领导体制。
首先，党一定要有领袖，有领导核心。习近平同志成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是党心之所向、军心之所归、民心之所望，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发展之所需。党的核心是十几亿中国人民的领袖，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领路人。
其次，集体外事机制和集体自律机制得到大大强化，在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治国理政及全面从严治党中发挥重要作用。由此，集体领导体制从“五大机制”发展为“七大机制”，更加适应面向“两个一百年”宏伟目标的需要。
再次，原有五大机制的运行呈现出一系列新特点。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规模由9人调整至7人，常委分工也相应调整。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主题更具历史纵深，更具全球视野。集体调研对重大决策的酝酿支撑作用进一步凸显。集体决策机制进一步完善，中央领导机构组织架构得到优化，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内部协作增强，会议决策制度更加完善，决策过程更加开放透明。
集体领导体制的创新与发展，不仅反映了中国制度创新、制度实践、制度调整、制度完善的发展，也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取得治国理政一系列重大成就的根本原因。它具有一系列十分重要的制度优势，对此，我们要保持高度的制度自觉与制度自信。集体领导体制创新发展分析框架
在早前关于集体领导体制的研究中，我们提出了信息不对称性和权力不对称性的分析框架。
信息不对称性，即指领导集体成员受信息和知识结构的限制，相互之间所掌握的信息和知识不对等，也无法获得所有的决策相关信息，也不可能保证获得的信息都是真实的，更不可能保证根据所得信息做出的判断都是正确的。这就需要他们频繁地交流信息，充分地沟通信息，共同分享信息，旨在尽可能降低信息和知识的不对称性，从而在信息互补、知识互补的基础上真正做到集思广益。权力不对称性，是指领导集体不同成员代表不同的机构，存在着决策权力的不对称。这就需要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进行民主决策，从而降低决策失败的风险，尽可能地避免决策失误，特别是重大决策失误。
在本书中，我们根据党的十八大以来集体领导体制的创新发展，进一步提出“信息对称”与“有效决策”的分析框架。
信息对称，指决策相关信息在领导集体内部得到充分交流、分享，在研究讨论问题时坚持班子成员人人平等，使领导集体成员个人的信息、知识成为整个领导集体的信息与知识，为集体决策提供对称的信息基础和知识基础。
有效决策，就是在决策过程中充分落实民主集中制，严格遵循决策程序，核心领袖作为领导集体的“班长”与领导集体“一班人”团结协力，共同发挥作用，充分体现“核心与七大机制”集体领导体制的制度优越性：在研究和商议时，切实发扬民主，领导集体所有成员畅所欲言、充分发表意见、交换看法，对少数有不同意见的人做好沟通说服工作；在形成决议时，按照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做出决定，在出现集体意见存在分歧难以做出决定的特殊情形时，由核心领袖来集中领导集体成员的意见，确保领导集体最终形成决策，保持团结统一的行动力；在落实决策时，核心领袖代表领导集体对集体做出的决策负责，“防止和克服名为集体负责、实际上无人负责”。
总之，就是要坚持领导集体的“合力论”，使“班长”与“一班人”的知识与信息充分汇集、智慧与力量充分汇聚，形成领导集体在政治上、决策上的合力；就是要核心领袖既善于听取意见，又善于集中意见，总揽全局，掌舵把关；就是要领导集体议而能决、决而能行，充分负责，勇于担当。
基于上述分析框架，全书内容包括两大部分：一是关于核心内涵与核心地位的讨论；二是关于党中央集体领导七大机制的分析。具体内容按照六章来展开：
第1章，从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正式提出“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的表述出发，探讨核心的三重含义，并对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关于“核心”的论述进行梳理，阐述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一定要有核心，一定要有领袖。
第2章，总结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三位一体”领导制度发展过程中的经验与教训，归纳党的核心所具有的基本特征，论述核心对民主集中制的贯彻所应发挥的作用，以及核心与作为党的基本组织原则的民主集中制之间的关系。
第3章，根据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集体领导体制运行的实际情况，对集体交接班、集体分工协作、集体学习、集体调研和集体决策五大机制所呈现出的一系列新特点加以归纳和分析，反映十八大以来集体领导体制的创新发展。
第4章，围绕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集体领导体制日益凸显的第六大机制即集体外事机制，从中央政治局常委出国访问、出席国际多边会议和会见外国来华访问人士3个方面进行梳理总结，反映党中央集体外事机制是中国全面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对世界产生更大的中国正外部性的需要，体现全球治理能力在党的执政能力体系中重要性的提升。
第5章，从中央政治局带头在前和强化廉洁法规制度约束两个方面，对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所形成的核心负责、集体行动、制度约束的集体自律机制进行总结和分析，揭示这一机制对净化政治生态、回应人民诉求、促进党和国家制度体系乃至整个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等方面所带来的深远影响。
第6章，以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系列成就为依据，总结以集体领导体制为亮点的中国政治制度优势，凸显党中央领导集体历史作用的“分力与合力说”，强调对中国制度的自觉与自信。第1章准确理解核心内涵
2016年1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正式提出“核心意识”重要表述。会议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加强党的领导关键是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只有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才能使我们党更加团结统一、坚强有力，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2016年10月28日，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公报首次正式提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重要表述，对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取得的成就给予高度评价，并号召全党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回顾21世纪中国政治，从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届一中全会选举胡锦涛同志为中共中央总书记起，在此之后的14年间，指称在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个人的“核心”一词，从党的话语体系中淡出。
2003年2月，党的十六届二中全会公报向全党发出号召时，采用了“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的表述方式，而未沿用“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的表述。同年11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公报在号召中将以上表述进一步调整为“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
2004年9月，江泽民同志辞任中央军委主席时评价道：“锦涛同志是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头人、班长，也是军委领导集体的领头人、班长。”这与1989年邓小平同志辞任中央军委主席时对江泽民同志的有关评价表述有所不同。当时邓小平同志讲，“我认为，确定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是我们全党做出的正确的选择。江泽民同志是合格的军委主席，因为他是合格的党的总书记。”同年11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公报沿用了十六届三中全会公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表述，在此之后，又一直延续到党的十八大前。
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召开后，党中央采用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表述。直到2016年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提出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新表述。这继承了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的做法，即明确核心，从而形成了核心与七大机制的集体领导体制框架。
如果说党的十八届一中全会上习近平同志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拉开了“习近平时代”的序幕，那么以十八届六中全会为标志，“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表述的正式提出，则意味着中国全面进入“习近平时代”。这就使得准确理解核心内涵、自觉增强核心意识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意义。为此，本章将对核心的含义加以探讨，并对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关于“核心”的论述进行梳理，阐述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一定要有核心，一定要有领袖。一、“核心”的三重含义
增强“核心意识”，关键是要对“核心”的内涵加以正确认识和深刻理解。从中国共产党执政60余年的历史经验和党的章程内容来看，这个“核心”具有三重含义：
一是“核心力量”。1954年9月，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词中所提出的“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论断，即“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并写入1982年党的十二大修订的《党章》之中。这是对全中国而言的，是全国的“核心”。
二是“领导核心”。1982年胡乔木对党的十二大修订的《党章》做解释说明：“按照新党章（十一届五中全会以来的实际情况也是如此），我们党全部经常工作的领导核心是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中共中央委员会，特别是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是对全党实行集中统一领导的核心。这是对全党而言的，充分反映在“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中，即“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
三是“核心领袖”。党的领导核心集体中的核心人物，即党的领袖。他是党的引路人，即中国之路的引路人；领导核心集体的“班长”、带头人，即在党的核心领导集体中带头遵守规则，带头执行规则，带头反对违反规则的行为，也是重大决策及结果的责任人。
作为世界最大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一定要有自己的领袖，领袖就是党的代表，就是党的旗帜。作为拥有8000多万共产党员、世界最大的执政党，怎能没有党的领袖呢？虽然因为“文化大革命”期间“伟大领袖”一词被滥用，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但是，这一失误“不在制，而在政”，不在于党的领袖制度本身，而是在于搞个人崇拜的错误做法。就毛泽东而言，他也是不断地反对搞个人崇拜，但是党内总有些人大搞个人崇拜，毛泽东常常无奈，被他们“逼上梁山”，这才有了“借钟馗打鬼”之说。
正因于此，1982年修订的《党章》明文规定：“党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要保证党的领导人的活动处于党和人民的监督之下，同时维护一切代表党和人民利益的领导人的威信。”这一规定，既表明党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同时也表明维护党的领袖的威信本身就是维护中国共产党和全体人民的最大利益，尤其是在中国进入世界舞台中心大背景下，还代表着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二、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核心”
我们党第一、二、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的有关论述，是准确理解核心内涵有关知识的重要历史来源。
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泽东，他的论述主要集中在核心的第一重含义上，即中国共产党是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力量。根据初步统计，从《毛泽东选集》四卷本来看，正文中仅有6处出现“核心”一词，注释中另有3处；从《毛泽东文集》八卷本来看，正文中共有35处出现“核心”一词，注释中另有8处。在论及上述“核心”时，毛泽东主要强调党是人民的领导核心、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譬如他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领导我们革命事业的核心是我们的党”。这里的“事业”，就是指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我们”，就是指全体中国人民。
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邓小平。关于党的领导核心问题邓小平的论述最多，主要集中在核心的第二、第三重含义上。这与邓小平所处的特定历史阶段和领导地位有直接关系。邓小平以其超凡的政治智慧，妥善解决了评价和继承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实事求是地维护了毛泽东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核心的历史地位，不仅肩负起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的历史责任，还以其为党为国计长远、善识人敢用人的深邃眼光，同其他老一辈领导人一道，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扶上马，送一程”。从邓小平的有关论述来看，除了中国共产党和各级党组织所处的核心地位之外，还涉及“核心”的其他两重含义：
首先是指党的核心领导集体。1988年，邓小平讲，“从一九五四年起，我就担任党中央秘书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和国务院副总理，一九五六年起担任党的总书记，是在领导核心之中”；“在党的十三大上，我和一些老同志退出了领导核心”。1989年9月，邓小平又进一步明确指出，“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选出的以江泽民同志为首的领导核心，现已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显然，这里的“领导核心”是指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其次是指党的核心领导集体中的核心人物，即党的领袖。邓小平早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强调党委集体领导时就特别强调了“班长”的核心作用，他讲：“在党委内部生活中，应该注意集体领导，分工负责。这里边‘班长’的作用很重要。我们党，在过去一段时间里，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都特别强调树立核心；后来，核心大体上树立了，就特别强调如何当好‘班长’。这就是说，一定要树立核心。不建立核心，处于涣散的状况，这个党委的工作是做不好的。”邓小平这番话反映的两个重要思想是：第一，党委要树立领导核心，核心要当好“班长”。第二，党的组织，无核心不团结。1964年，邓小平在会见秘鲁共产党访华代表团时，更加明确地表达了在党的核心领袖问题上的高度自觉，强调“党一定要有领袖，有领导核心”；“领袖就是团结的核心，他本身就是力量”。显然，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基本逻辑是：因为中国共产党讲究集中统一、实行民主集中制，所以必须有领袖，有核心（见专栏1-1）。专栏1-1 邓小平：党一定要有领导核心（摘录）（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二十日）
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对群众、阶级、政党、领袖的关系讲得很清楚。我们的党是有高度统一意志的革命的党，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党一定要有领袖，有领导核心。……要革命的话，就应该建立这样的党。就是工人运动、农民运动，没有领袖行吗？领袖就是团结的核心，他本身就是力量。中国革命之所以取得胜利，就是因为有了毛泽东这样的领袖。领袖与集体领导是不矛盾的。
资料来源：这是邓小平会见秘鲁共产党（马）中央第一书记萨杜尼诺·帕雷德斯时谈话的一部分。《邓小平文集（一九四九——一九七四年）》（下卷），2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8月。“八九风波”后，邓小平重提集体领导的核心。他讲：“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因为有毛主席作领导核心，‘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把共产党打倒。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因为有这个核心，即使发生了两个领导人的变动，都没有影响我们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始终是稳定的。进入第三代的领导集体也必须有一个核心，这一点所有在座的同志都要以高度的自觉性来理解和处理。要有意识地维护一个核心，也就是现在大家同意的江泽民同志。”
邓小平以时代伟人的魄力，在1989年6月和11月的两次中央全会上，将江泽民先后推上了党的总书记和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位置，1993年，江泽民又担任了国家主席和国家军委主席，恢复了毛泽东在1949—1959年间施行的“三位一体”的领导核心体制，这是邓小平留下的非常重要的政治资产，不仅对党和国家以及军队体制具有开创性的历史意义，而且保证了中国改革开放沿着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这与同时期苏联共产党亡党、苏联国家解体形成了鲜明对照。
江泽民同志关于“核心”的论述，更多地反映了他在“核心”的形成、“核心”的作用以及如何更好发挥“核心”作用等问题上的认识。1999年，江泽民同志指出，“领导我们这么大一个党，治理这么大一个国家，建设这么大一支军队，必须有一个团结统一的核心，这是一条历史规律。维护核心，就是维护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2000年年初，江泽民又讲：“把我作为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邓小平同志决定的。……要做好中央的领导工作，一要紧紧依靠全党同志和广大人民群众在斗争实践中积累的经验，二要靠中央的集体领导。我历来强调，要处理好个人与集体的关系。”这也是正确认识和处理核心领导集体与核心领袖关系的基本准则，需要两个自觉性：一个是领导集体“一班人”的自觉性，维护“班长”的核心地位；另一个是“班长”的自觉性，充分依靠领导集体“一班人”的集体智慧。这就保证了党的核心领导集体始终是政治团结、坚强有力，无论出现什么不可预测的政治事件，都能妥善应对。
综上所述，从党的前三代领导集体有关论述中可以总结出这样4个要点：第一，作为第三重含义的党的领导“核心”，就是指党的领袖。第二，我们党必须有这样一个领袖，作为党的领导集体的核心。第三，在党面临重大考验和挑战的时候，更需要突出和维护一个强有力的核心。第四，必须很好地处理党的领导集体的核心与党的领导集体成员之间的关系。这对我们在当前新时期、新形势下准确理解核心意义、自觉增强核心意识，具有重要历史启示，因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的论述都是长期实践的深刻总结，更是后人的历史财富。三、党一定要有领袖，有核心
伟大时代需要英雄，世界大国需要领袖。中国正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必然造就人民英雄乃至中华民族英雄；中国正在成为世界强国，必然会产生强国领袖乃至世界领袖。这是时代所提供的难得机遇，也是历史所赋予的伟大使命。领导核心就是要主动创造战略机遇，敢于担当历史使命。
时势造就英雄，英雄也造就时势。从全球现代国家、现代政党发展的历史来看，核心领袖的出现，是带有普遍性的，并非为中国共产党所独有。大国崛起、大党执政，都与领袖人物发挥核心作用密不可分。不仅如此，当国家或政党面临重大挑战甚至存亡危机时，国家与政党的核心领导人同样发挥着关键的作用。这些发挥关键作用的核心领导人，也往往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志。
党的核心是十几亿中国人民的领袖。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人民也包括领袖，领袖也是人民的领袖，是代表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与人民一起创造历史。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处于全体人民绝对收入持续增长、各阶层相对收入不断分化的不可避免的过程中，邓小平提出由“先富论”到“共同富裕论”的路线图，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胡锦涛提出“科学发展”“权为民所用”，再到习近平提出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其主线仍然是毛泽东始终倡导和坚持的群众路线。这就不同于前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出的所谓“中产阶级经济学”的施政纲领。美国总统为了赢得下一次选举，就需要赢得中产阶级这个多数，但它又无法代表绝大多数，也无法代表全体人民，更无法代表弱势人群。
西方将政客与政治家相区分，“政客是为了下一次选举，而政治家则是为了下一代人”。而对中共政治家而言，他们不只是为了下一代，更是为了中国的长远发展。如毛泽东在1956年就提出了花50年（指到2006年）、60年（指2016年）的时间赶上并超过美国的“强国梦想”；又如邓小平在1987年就前瞻性地提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三步走”战略设想，从1980年算起直到2050年，都涉及了几代人。后来的江泽民、胡锦涛都是沿着这一战略部署创意性地提出2020年设想，也都超过了他们的任期。习近平同志不仅提出了“两个一百年”的目标，还提出更长远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更是几代人的目标。
党的领导核心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领路人。中国的现代化不同于传统的西方现代化，属于“加速型”“赶超型”，中国为了实现现代化，除了有效地利用“后发优势”之外，还需要发挥独特的“政治优势”，既包括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所形成的长期“制度优势”，也包括领袖人物的“引领优势”，从而实现加速追赶。最具说服力的证明就是中国GDP（购买力平价，1990年国际元，下同）相对美国的追赶系数不同程度地迅速提高，从1950年的16.83％提高至1957年的21.59％，之后又从1976年的21.44％提高至2008年的93.92％，无论是经济增长率还是增长的持续时间，都创下了现代世界经济史上的纪录。如果领袖人物比同代人看得更远、看得更准，就会加速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当然，引路人做得不好，也会影响这一进程，如1957—1976年中国GDP相对美国的追赶系数是基本停滞的，1957年为21.59％，1976年为21.44％。
从历史发展的视角来看，中国的现代化属于非常规的现代化。一方面，人民的确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而伟大的政治领袖是加速历史发展的引领者，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人民创造历史的进程；另一方面，伟大的时代又的确能够孕育出伟大的政治领袖，并将他们推上历史舞台，领导人民追求梦想，实现他们所向往的幸福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崛起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客观上需要产生伟大的政治领袖，能够对内“代表”、对外“代言”：所谓对内“代表”，即以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的身份代表执政党、国家和国家武装力量；所谓对外“代言”，就是向世界宣示执政党的形象、国家的形象、中国道路的形象和中华文化的形象。要承担起这个角色，必然要求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成为党的核心，有效领导党和国家的运行；在中国走进世界舞台中心时，能够担当世界级领袖，代表中国主动承担全球治理重担。
从领导集体决策实践来看，在领导集体中，强有力的政治核心人物的存在，其最重要的意义在于面对纷繁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和各种可预见、不可预见的挑战时，能够大大降低核心领导集体内部的信息成本，充分分享决策信息，更有助于达成政治共识，更能够形成政治上的统一性，高效率地做出重大决策。四、小结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是党的一切日常工作的领导核心，党的核心领导人是党的核心领导集体中的核心人物，是十几亿中国人民的领袖、全党的引路人，是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班长”、带头人，也是中共中央重大决策的责任人。
伟大时代需要英雄，世界大国需要领袖。核心领袖的出现是时代的选择、历史的必然，核心领袖也必将厚重书写历史、深刻影响时代。核心领袖发挥着对内“代表”、对外“代言”的重要作用：对内是以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的身份代表执政党、国家和国家武装力量，对外是向世界宣示执政党的形象、国家的形象、中国道路的形象和中华文化的形象。
领导集体中因为有了强有力的核心领袖的存在，更能够确保团结统一，高效做出重大决策，更有利于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从严治党的深入推进。第2章深刻认识核心地位
习近平总书记是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这个核心既是政治领导的核心，需要党中央和全党维护、服从；同时又是思想理论的核心，需要全党认真学习和深刻领会。“核心”的身份代表着政治责任和政治权威，也代表着思想创新和理论权威。“核心”就是一种体制，一种有利于党中央和全党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的重要制度安排。
从党的历史来看，“核心”体制也是在不断试错中渐趋成熟。一个十分重要的标志就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三位一体”制度的定型，这就需要进一步深入讨论如下问题：如何认识“三位一体”制度发展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及习近平总书记先后成为全党核心，他们都具有哪些重要共同特征？他们作为全党核心地位的确立和巩固，有哪些因素在发挥支撑作用？核心与作为党的基本组织原则的民主集中制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核心在民主集中制的贯彻落实中应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在领导集体中，作为“班长”的核心领袖与“一班人”应当形成怎样的良性互动，以确保集体领导制度能够高效有序地运行？本章尝试对上述问题加以讨论。一、党在核心问题上的历史经验教训
在确立领导人核心地位的问题上，我们党有过长期的历史实践和探索，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深刻的教训。
以新中国成立后为例，从1949年10月之后，毛泽东就是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同时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是典型的“三位一体”框架下的领导核心，既是党的代表，也是国家的代表，还是人民解放军及其他武装力量的代表。这一领导核心体制一直保持到了1959年，但是毛泽东改变了这一体制（见表2-1）。表2-1 党、国家和军队最高领导人变动情况（1949.09至今）根据新华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有关信息整理。
鉴于斯大林去世后苏共发生的重大变化，在1956年党的八大召开时，毛泽东就已经在中央领导层设立了“一线二线”制度。1957年，他提出在二届全国人大不连任国家主席。他说：“……从1958年起让我暂时摆脱此任务，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重要问题。”“现在杂事太多，极端妨碍研究问题。”1958年12月9日，毛泽东在审阅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他不担任下届国家主席候选人决定时，认为不担任国家主席，可以让自己“腾出较多的时间，从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工作”。1959年，刘少奇正式当选国家主席，客观上在中央领导层内部形成了“两个核心”，即毛主席、刘主席。对此，1966年10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解释：我的责任是分一、二线。为什么分一、二线呢？一是身体不好，二是鉴于苏联的教训。我想在我未死以前，树立他们（指刘少奇、邓小平）的威信。现在走到反面，结果变成独立王国，许多事情不同我商量。但实际上，毛泽东已经很少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及常委会会议，主要是由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负责召开会议，然后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做出指示或批示，由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执行。毛泽东本人在履行核心领袖职责方面，既有“缺位”，更有“越位”，因为“缺位”，才会“越位”，可以个人否定集体决策，凌驾于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之上。这种情形一直维持到毛泽东去世。
尽管邓小平时代也有深刻的历史教训，但同时邓小平也做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作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在“文革”之后一直未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而是采取了分设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由三位中央政治局常委担任的做法，初衷既是为了历练中央领导集体接班人，同时也是为了避免个人集权或个人崇拜。1987年，党的十三大之后，他已经退出了中央核心领导集体，但还担任中央军委主席，作为一种过渡的制度安排，总书记先是胡耀邦，后是赵紫阳，当时领导核心体制并没有真正理顺，自然在党内高层会出现“两种声音”，由此被国外某些势力千方百计地加以夸大并利用，这也是出现“八六学潮”“八九风波”事件的原因之一。直到1989年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五中全会，邓小平总结了这些经验教训，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个关键性的问题，明确提出了党中央领导集体只能有一个领导核心，通过渐进的方式，用了4年时间（指1989年6月—1993年3月），正式恢复了“三位一体”的领导核心制度。
从1949年以来党、国家和军队最高领导人的变动情况（见表2-1）不难看出，新中国成立前10年实行的是领导核心“三位一体”，即毛泽东同时担任党、国家和军队最高领导；而后这一体制就改变了，在长达30多年（1959—1989年）的时间里不断地试错；一直到1993年又恢复到“三位一体”的领导核心体制上，从江泽民、胡锦涛到习近平，在绝大多数时间里都是同时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党长期执政的历史实践表明，“三位一体”的领导核心体制是稳定有效的，能够保证党的集体领导和团结统一，也能够保障国家的政治稳定、保障军队的政治稳定。诚如江泽民同志所指出的，“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三位一体这样的领导体制和领导形式，对我们这样一个大党、大国来说，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最妥当的办法。”二、核心领导人的基本特征
党的领导集体的核心，是中共政治家集团的杰出领袖。中共政治家集团该如何定义？成为这个集团的一分子要符合怎样的标准？
这可以追溯到1964年6月毛泽东提出的关于如何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五条要求。概而言之，这五条要求即：懂理论，为人民，讲团结，讲民主，自我批评。
时隔30年后，1994年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第十六条，对高级干部特别是省部以上党政主要领导干部要努力成为忠诚于马克思主义、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肩负治党治国重任的政治家提出了五条要求，即：
1.应该具有坚定的政治信念，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自觉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经得起各种风浪的考验；
2.应该具有开阔的眼界，熟悉国情，了解世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务实创新，开拓前进；
3.应该具有宽阔的胸襟，讲党性，顾大局，模范执行民主集中制，公道正派，任人唯贤，善于团结同志一道工作；
4.应该具有较强的领导能力，讲究领导艺术，审时度势，驾驭全局，善于协调各方面的力量；
5.应该具有优良的作风，廉洁勤政，艰苦奋斗，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谦虚谨慎，联系群众，真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
这些要求是在毛泽东关于培养接班人的要求基础上，按照新的历史时期、新的斗争特点提出的，内容更加细化，反映了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政治家标准的与时俱进。
2002年11月，新华社在对新当选的中共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进行报道时，首次公开将中共中央委员会明确界定为“政治家集团”，并对政治家集团的人选提出了一系列要求。文中写道：“党中央明确提出，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应当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武装起来，忠诚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走在时代前列，能够驾驭复杂局面，应对各种挑战，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高度团结和统一，善于治党、治国、治军、朝气蓬勃、奋发有为的政治家集团。”
党的领袖作为中共政治家集团的领头人和引路人，任何时候都要在符合这些要求和标准的基础上体现出模范作用。不仅如此，他们还要具备一系列重要特征：
第一，拥有全党全国人民公认的、作为党中央主要负责人的政治地位。人民公认，也就是民心所向，民心就是最大的政治。需要说明的是，在改革开放后的一定历史时期内，领导人作为党中央实际主要负责人的政治地位与其党内职务存在着不完全对等的情况。譬如，邓小平同志生前从未担任过中共中央主要领导职务，改革开放后，也未担任过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或国家主席，但是，邓小平同志却是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
第二，拥有更高的政治权威。在党、国家和军队重大事务、重大改革、重大人事安排等方面掌握主导权，在集体决策过程中做出最终决定并承担责任；在领导集体内部存在较大分歧、难以依靠民主程序做出决策时，发挥“一锤定音”、最终促成决策的关键作用。有了“核心”，才能够很好地承担起民主集中制所要求的“集中”职能，在领导集体内部统一思想、有效决策，进而维护全党的团结统一。
第三，对党的理论体系做出重大贡献，是党的思想创新核心。从历次《中国共产党章程》修订的情况来看，党的七大、十五大、十七大和十八大议决的《党章》，分别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并列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后，写入党的行动指南当中；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包括“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大发展”重要理念以及一系列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重要思想等，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
第四，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做出重大贡献。毛泽东创建了新中国的基本制度；邓小平不仅重建了这些制度，而且是不断推动这些制度改革创新的总设计师；江泽民、胡锦涛巩固完善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并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此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任务，并以此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
第五，领导中国人民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取得重大突破、重大跨越。毛泽东对中华民族复兴做出了不可磨灭的伟大贡献，结束了旧中国百年来受人奴役的屈辱历史，缔造了政治上独立、经济上自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特别是现代工业体系；根据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关于GDP（购买力平价口径，1990年国际元）的计算，1950年，中国对美国的追赶系数为16.83％，到毛泽东逝世的当年，即1976年，增加至21.44％，26年间共提高了4.61个百分点。此后，邓小平开创了改革开放时代，到他正式退休的1989年，这一追赶系数提高到了35.97％，13年累计增加了14.53个百分点，增幅大大高于毛泽东时代。江泽民接过了改革开放的“接力棒”，到2002年，这一追赶系数已经增加至65.35％，13年间的累计增量接近30个百分点。在胡锦涛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10年间，根据世界银行GDP（购买力平价口径，2011年不变价国际元）数据计算的中国对美国赶超系数从2002年的41.43％提高至2012年的94.90％，10年累计提高了53.47个百分点，是大幅度追赶美国最显著的时期。2013年，中国GDP超过美国；2016年，中国对美国的赶超系数进一步升至114.77％（见表2-2）。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仅将圆满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目标，还将为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坚实基础。表2-2 中国GDP对美国的赶超系数（1950—2016年）计算数据来源：Angus Maddison世界经济数据库（公元元年—2008年），世界银行数据库。
第六，对人类发展做出重大贡献。早在1956年，毛泽东就提出了“中国贡献论”，即进入21世纪，中国应当对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1978年，邓小平提出中国要对第三世界做出更多的贡献。1997年，江泽民进一步提出中国要争取对人类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2007年，胡锦涛又提出中国要为人类文明做出更大贡献。2012年11月，习近平当选新一届中共中央总书记后同记者见面时提出，“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接过历史的接力棒，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使中华民族更加坚强有力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他还提出“中国梦”与世界之梦息息相通，中国将始终做全球发展的贡献者。三、核心是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带头人
民主集中制，决定了领袖与集体领导之间并不矛盾。
1962年，邓小平在“七千人大会”上曾指出，“民主集中制是党和国家的最根本的制度，也是我们传统的制度。坚持这个传统的制度，并且使它更加完善起来，是十分重要的事情，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事情。”
处于核心地位的领导人的存在，一个制度性的意义就在于很好地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民主与集中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关键是如何很好地实现两者的统一，因此客观上就要求“核心”的存在。其理由在于民主靠集体，集中靠“核心”，这是民主集中制有效运行的“两条腿”：
一条是民主机制，即坚持集体领导，通过民主来提高信息对称性。没有集体领导，也就无所谓“民主”。如同毛泽东所提出的“互通情报”原则，中央领导集体组成人员之间要把彼此知道的情况互相通知、互相交流，严格执行重大事项集体决策原则，在决策时开诚布公、充分讨论、充分交换意见，通过领导班子内部的充分交流、发扬民主，尽可能降低信息、知识和经验的不对称性。要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通过中央正式会议（如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等）做出正式决定，确保重大战略决策是经过充分调查研究、反复酝酿、科学理性、严谨审慎做出的，能够充分反映中央领导集体的共识，体现集体政治智慧的集大成。
另一条是集中机制，即在汇集了领导班子成员意见的基础上，由“班长”来促成共识、做出决定、承担责任。一方面，在实际操作中，并不是民主之后就一定能自动形成决策，相反，还会出现围绕重大问题存在争论、领导集体内部存在分歧的情况。这时，为了保证党的统一意志和统一行动，就需要“班长”出来解释、引导、说服，甚至力排众议，最终形成决策。另一方面，即使通过投票，按照票数少数服从多数的规则形成决议，在执行过程中，也需要“班长”通过进一步的沟通建立思想上的共识，提高决议的执行质量，使决议更好地落到实处。因此，“班长”肩负着对重大问题包括风险性问题做出最后决定，并代表领导集体对决定负责的责任。这就要求领导集体中有一个智慧的、坚强有力的核心，没有这个核心，也就无所谓真正的“集中”。领导集体只有树立起优秀的、称职的“核心”，才能够真正解决好民主之后如何集中的问题；核心的树立是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真正有效运行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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