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詹姆斯·M.斯通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美国社会经济五个基本问题试读：
《中国道路丛书》总序言
新中国成立60多年以来，中国一直在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特别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中，努力寻求既发挥市场活力，又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优势的发展道路。
改革开放推动了中国的崛起。怎样将中国的发展经验进行系统梳理，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理论体系，让世界理解中国的发展模式？怎样正确总结改革与转型中的经验和教训？怎样正确判断和应对当代世界的诸多问题和未来的挑战，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都是对中国理论界的重大挑战。
为此，我们关注并支持有关中国发展道路的学术中一些有价值的前瞻性研究，并邀集各领域的专家学者，深入研究中国发展与改革中的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编辑和出版反映与中国道路研究有关的成果，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的系列丛书。《中国道路丛书》的定位是：致力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模式的研究和理论创新，以此凝聚社会共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立足中国实践、通达历史与现实、具有全球视野的中国学派的形成；鼓励和支持跨学科的研究和交流，加大对中国学者原创性理论的推动和传播。
本《丛书》的宗旨是：坚持实事求是，践行中国道路，发展中国学派。
始终如一地坚持实事求是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总结中国经验、探讨中国模式，应注重从中国现实而不是从教条出发。正确认识中国的国情，正确认识中国的发展方向，都离不开实事求是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一切从实际出发，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通过实践推动认识的发展，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世纪奋斗历程中反复证明了的正确认识路线。违背它就会挫折失败，遵循它就能攻坚克难。
毛泽东、邓小平是中国道路的探索者和中国学派的开创者，他们的理论创新始终立足于中国的实际，同时因应世界的变化。理论是行动的指南，他们从来不生搬硬套经典理论，而是在中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理论。我们要继承和发扬这种精神，摒弃无所作为的思想，拒绝照抄照搬的教条主义，只有实践才是真知的源头。本《丛书》将更加注重理论的实践性品格，体现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的鲜明特点。
坚定不移地践行中国道路，也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遇到了来自各方面的理论挑战，例如将新中国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彼此割裂和截然对立的评价；例如极力推行西方所谓“普世价值”和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等错误思潮。道路问题是大是大非问题，我们的改革目标和道路是高度一致的，因而，要始终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在百年兴衰、大国博弈的历史背景下，中国从积贫积弱的状态中奋然崛起，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国，成就斐然，道路独特。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一定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正路，这是我们唯一正确的选择。
推动社会科学各领域中国学派的建立，应该成为致力于中国道路探讨的有识之士的宏大追求。正确认识历史，正确认识现实，积极促进中国学者原创性理论的研究，那些对西方理论和价值观原教旨式的顶礼膜拜的学风，应当受到鄙夷。古今中外的所有优秀文明成果，我们都应该兼收并蓄，但绝不可泥古不化、泥洋不化，而要在中国道路的实践中融会贯通。以实践创新推动理论创新，以理论创新引导实践创新，从内容到形式，从理论架构到话语体系，一以贯之地奉行这种学术新风。我们相信，通过艰苦探索、努力创新得来的丰硕成果，将会在世界话语体系的竞争中造就立足本土的中国学派。
本《丛书》具有跨学科及综合性强的特点，内容覆盖面较宽，开放性、系统性、包容性较强。分为学术、智库、纪实专访、实务、译丛等类型，每种类型又涵盖不同类别，例如在学术类中就涵盖文学、历史学、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战略学、传播学等领域。
这是一项需要进行长期努力的理论基础建设工作，这又是一项极其艰巨的系统工程。基础理论建设严重滞后，学术界理论创新观念不足等现状是制约因素之一。然而，当下中国的舆论场，存在思想乱象、理论乱象、舆论乱象，流行着种种不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和安定团结的错误思潮，迫切需要正面发声。
经过60多年的社会主义道路奠基和30多年改革开放，我们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迫切需要形成中国本土的理论创新和中国话语体系创新，这是树立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在国际上争取话语权所必须面对的挑战。我们将与了解中国国情，认同中国改革开放发展道路，有担当精神的中国学派，共同推动这项富有战略意义的出版工程。
中信集团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曾经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它不仅勇于承担大型国有企业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同时也勇于承担政治责任。它不仅是改革开放的先行者，同时也是中国道路的践行者。中信将以历史担当的使命感，来持续推动中国道路出版工程。
2014年8月，中信集团成立了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构建平台，凝聚力量，致力于推动中国改革发展问题的研究，并携手中信出版社共同进行《中国道路丛书》的顶层设计。
本《丛书》的学术委员会和编辑委员会，由多学科多领域的专家组成。我们将进行长期的、系统性的工作，努力使《丛书》成为中国理论创新的孵化器，中国学派的探讨与交流平台，研究问题、建言献策的智库，传播思想、凝聚人心的讲坛。序
我认真阅读了詹姆斯·M.斯通的新作，受益颇多，也感慨颇多。
斯通先生是我的老朋友，他长期从事金融工作，是美国普利茅斯·洛克（Plymouth Rock）保险公司的创始人，在美国金融市场从业多年，对这个市场有着直接的了解和亲身经历。他又长期担任保险业和商业期货的州一级和联邦监管者，对金融市场的看法比较均衡和全面。
斯通先生还是一个思想者，对金融之外的领域广有涉猎并进行了深入思考，包括财政平衡、收入不平等、教育、医疗保健，它们与金融改革一起，并列为本书的五大重点议题，也是涉及美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性和结构性问题。长期以来，相关的讨论和研究材料可谓汗牛充栋，解决方案和建议也是见仁见智。斯通先生基于对市场的深刻理解和独立观察，认为这五大难题并非无解。解决方案其实十分简单、显而易见，关键是政治层面要有勇气和决断力。
美国是全球最大和最发达的经济体，中国是正在快速成长且体量很大的发展中经济体。美国经济中的这些结构性问题，在中国或多或少都存在，在今后的发展中或早或晚也可能遇到。比如，金融机构“大而不能倒”的系统性风险、杠杆率过高，人口老龄化引发的社保可持续性问题，教育与就业脱节问题，等等。
从这个意义上，斯通先生的这本书在中国出版，对中国市场从业者、决策者及其他读者都会带来一定的启发。他们不仅可以从中了解美国经济的结构性挑战，还会受到警醒并为中国经济现在和未来的风险未雨绸缪、早做准备。
当然，中美国情不同，发展阶段不同。金融创新在美国是过度的问题，在中国则更多是创新不足；社保和医疗在美国有过度支出和效率问题，在中国则是保障水平不高和范围偏窄的问题。读斯通先生的这本书，不一定要同意他的观点，也不一定要把他的解决方案搬到中国来。我所欣赏的，是他能够从市场、监管者和学术等多个角度分析问题，给出的建议也充分考虑到现实可操作性。走出象牙塔，不囿于利益或成见，多角度、平衡而独立，才是建设性解决问题的方式。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 周文重2016年8月3日
导言
请允许我解释一下本书的题目。美国人民在整体上很不满意政府的无能，因为它未能很好地解决明显有深远影响的大量社会经济问题。有些问题确实存在解决难度，因为政府还没找到公正处理赢家与输家失衡问题的折中之道。但是，当今政府的无能比没有答案更糟。我们的政治体系似乎无法处理明显可以解决的问题。
本书主要讨论美国五个基本的社会经济问题，它就当前几个最重要的公共政策问题给出了直截了当的答案。或者，更确切地说，本书坚持认为，针对一些问题，合乎逻辑的答案就明确地摆在我们面前，然而，似乎并没有能够解决问题的政治途径。我希望大家多多呼吁，因为目前的这种情况实在危险。而更糟糕的是，当下的政治辩论很少关注这些关键问题。两党政客刻意回避他们本应处理的问题，却热衷于接受媒体采访，钩心斗角，玩一些“猫捉老鼠”的游戏，并且沉湎于鸡毛蒜皮的小事。我承认，本书书名有些哗众取宠，因为关于这五个问题并不是完全没有辩论过，而且政治对此似乎无能为力。但我要强调的是，政客们不能再回避这些问题了。如果要换一个书名，我觉得可以用《大到碰不得》（Too Big to Touch）。请不要把本书后面的叙事语调平淡或者故意不高谈阔论，误解为它提出的一些建议影响不大或者容易被人接受。同时，这些建议意味着一次大转型，极有可能遭到拒绝。
美国人民一向对许多事情有不同意见，但是我敢打赌，大多数美国人都很关注以下5个问题：
●你相信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险（Medicare）在你和你的子女需要它们时有足够的偿付能力并兑现它们的承诺吗？
●你愿意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吗？极少数的人和公司拥有的财富和影响力比以往更大？如果在这样一个社会成长，你会觉得它是富有成效和稳定的（且不论你是否觉得幸福）吗？
●为什么你需要支付的医疗保健（Health Care）费用几乎是其他发达国家同类人的两倍，而美国的医疗保健系统提供的服务却比其他大部分国家差呢？
●为什么在美国这样一个令人羡慕的富裕国家里，学校却不能为了那些不能读大学的学生提供实在的技能培训？为什么许多大学生饱受学费和未来生活的困扰？
●我们从2008年金融危机中学到了什么？我们怎能允许我们金融市场的衍生品比金融危机前还多？怎能让资产和巨量的经济收益集中在比以前更少的机构中？
我是民主党人，但这本书没有党派性。每一个政治派别的美国人——右派、左派、中间派、政见不确定的人甚至不问政治的人——都关心这些问题。许多人说，美国正在随波逐流，危险的旋涡就在眼前。我并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但事实是，我们确实没有获得所期望的待遇，而且我们的子女将来获得好待遇的希望甚至更为渺茫。我们依然是世界上最富裕、最强大的国家，而且短期内应该也会保持这个地位。但是，当今的大多数美国人认为，我们留给下一代的社会比我们继承的更差。如果你相信这一点，你可能是正确的。当然，也并非必然如此。
不幸的是，随着社会经济问题越来越严重，我们的政治却似乎越来越狭隘。各阶层公民通常认为，民主要求当权者在代表与领导之间、在遵从选民意愿与按自身信念行事之间找到平衡。类似地，在公职竞选中，那些希望在某些关键时刻遵从民调的人与那些希望候选人展现勇气与坚定理念的人之间经常发生辩论。这些张力无法避免，但当下的平衡却不是这么回事。目前，只有极少数政客敢于无视眼前的民调，那些无视民调的人经常被媒体作为主流之外的无希望者而剔除。
如何认真审视这个禁区，许多人也许已经认定，当下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不可能为自己和家庭带来任何真正的收益。也许你觉得你的子女已经很难过上更好的生活。有些人抱怨美国正在沉沦，“美国世纪”渐成历史。我认为这种想法没有意义。我很难认同，事实上这正是我希望挑战的态度。人们说美国已过了巅峰期，这并非不可避免。美国依然是多数人最喜爱的国家，至少在对行事成规发起智识挑战的私人部门和学术部门是这样。美国社会的创新、创造动力无与伦比，而且优势仍然明显。在本书中，我将努力证明公共部门能够发挥潜力，并在其他领域成为有价值的伙伴，只要它采取某些具体的共识型政策。路线明确，缺的是行动意志。
我在本书提出的改革建议基本上尚未进入美国的政治议程。真正的政治进步必须具备三个要素，目前这三者全无。第一个要素是，有清晰的远见，即对确实起作用的行动路线的务实思考。我将提供一点儿看法。第二个要素是政治领导力，这是我个人无法提供的，它需要坚定、有魅力和沟通才能的政治领袖在适于改革的关键时刻领导一场艰难的变革，即使冒着失败的风险，即使民调显示公众尚未做好追随的准备。政治对于一位民选官员就像在走钢丝。如果落选，就将从钢丝上掉下去。即使当选，若浪费了领导机会，还是会掉下去。一个人被选任公职是获得一次机会，以展示其在理念和行动上推行所信奉的价值观的领导力。若公职人员没有理想信念，政治家不努力改善自己选区的境遇或者不推行自己信奉的价值观，就跟碌碌无为的职业混子没什么两样。
这并不是说一切未能推行变革的人都是寄生虫。在公共生活中，有些最优秀的人试图推行改革但未能成功，无论他们多么令人钦佩，改革还需要更多的智慧、洞察力和个人勇气以产生卓越的领导力。当然，时机也很重要。改革有时需要妥协，有时需要勇气。在危急时刻，有几位敢于领导并能聚合民意的伟大领袖，是一个国家的大幸。这就是他们被当作伟大人物被人们记住的原因。我们现在处于隐性危机时期。在没有产生重大事变的情况下，是否会出现能激发民意和果敢地为公共利益而行动的领袖——或者有没有适合他们出现的时机——现在还有待观察。
改革需要的前面两个要素，有清晰的远见和具备政治领导力，是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改革的第三个要素是有力量对抗高度戒备的现状维护者。建设性的改革总会遇到反对者，他们在很多问题上与公众唱反调。这是民主所固有的内在特性。即使在最佳时期，改革的政治博弈也一直是爬坡战。在这方面，现在看来还不是最佳时期。近期的潮流有利于权贵。目前，很难指望在改革需要的这三个要素方面战胜保守派。理想，乃至清晰的理想，肯定将时不时地被提出来。历史偶尔也会提供勇敢和天才的改革家。反对既得利益者的“战争”很难打。但是我敢肯定，如果没有明确日程，且在战斗之前不出现勇敢的领袖，就不可能打赢这场“战争”。
多年前，一位敏锐的朋友告诉我，美国是由两院制政府领导的，但不是公民课本所描述的那样。他说，我们有一个“管钱的院”和一个“投票的院”，前者负责日常事务，而后者是一条睡龙，它可能醒来，在适当挑动下暂时控制局面。如果本书能使这条龙从沉睡中苏醒，我将为此而自豪。
作为一个民主党人，我写书时一度考虑主要对本党说话；虽然我的许多建议并不迎合两党的主流政治意识。我希望超越党派的人、思想开明的人比两大党内党派性最强的人更能推动进步。在这个关键时刻，民主党并没有清晰的远见，共和党也不愿做出改变。太多的民主党人支持选民认为不大可能改善其生活和财务状况的温和政策；共和党人则不能摆脱关乎富人利益的明显狭隘的目标。
目前，民主党人明显地受损于轮流执政的自然钟摆效应。从富兰[1]克林·罗斯福以来一直坚持的政策摆到了里根革命。崇高的期望没有得到兑现，钟摆仍在摆动。与此同时，一个更大的钟摆在摇摆。从卡尔·马克思时代到最近，理想的平等主义思想在世界各地流行。许多知识分子期望社会十全十美，这注定徒劳无功。无情的事实是人类在自然进化中是不完美的物种，永远处于无私与自私、和平与好战、合作与竞争、秩序与骚乱、同情与冷漠的冲突之中。左派始终未能从坠入幻想梦境的尴尬中恢复过来。正如当代伟大的生物进化学家威尔[2]逊（Wilson）常说的，“伟大的理想，错误的物种”。
我们需要不断弄清一个理想社会到底应是什么样的。漫画家常常把天堂描绘成天使坐在云上弹竖琴。若请你尝试描绘你在永生极乐世界中每天将做的事，你也会毫无头绪。因此，本书并不试图提出在任何时间、地点都适用的普遍建议。不过，我偏爱自由企业式的民主。受恰当监管的市场经济经得起合理怀疑。多元民主，即使不那么强健有力，也已证明了自己的合理性。“看不见的手”是一种有力的思想。开明的利己主义对经济有益，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发挥作用，对健全的监管也有好处。所以，本书不是提倡牺牲、缩减财政支出或崇尚某些僵化的意识形态。相反，它提出解决方案，是为了使今日大多数美国人，以及未来几代美国人，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我不会要求美国人民寻找更美好的天使。需强调的是，我也不指望人类本性可能得到改变。我只是想请读者用逻辑来思考，并努力为了国家利益而把政治派别和诡辩机会放在一边。否则，未来出现的将是不那么多元化、不那么民主和不那么富裕的美国。
我在此提供一些个人历史和资历证明。我出生于纽约，毕业于纽约州佩尔汉姆（Pelham）郊区的寄宿中学，然后进入哈佛大学及其[3]研究生院。奥托·埃克斯坦（Otto Eckstein）点燃了我对经济学的兴趣，并且慷慨地传授学问给我。他告诉我，经济学从来不是一门沉闷[4]乏味的科学。霍华德·拉伊发（Howard Raiffa）教授的课程使我学[5]到了在不确定条件下的贝叶斯（Bayese）决策方法，那时我甚至不知道它的意义何在，自那以后，它一直成为我处理几乎每项工作和知识方面挑战的重要方法。就在那一年，偶然地来自诺贝尔经济学奖获[6]得者瓦西里·列昂节夫（Wassily Leontief）的一声未曾预料的咆哮使我坚定做职业经济学家的信念。列昂节夫含泪告诉我，他辞去了哈佛大学的经济学教职工作，因为这个领域已被细小而不重要的问题所困扰，这些问题能通过数学给出肯定性答案。与此同时，他说，经济学正使最有天赋的青年人丧失雄心壮志，因为他们想探索对人类更重要但不能予以精确证明的问题。几年后，当列昂节夫将近90岁时，我在一个鸡尾酒会上遇到他，他问我在做些什么。我说我已创办了一家保险公司，他紧紧地拥抱我并欢欣鼓舞地说，“你相信了”！
我现在从事的是我的第三份工作。我在获得博士学位后从事的第一份工作是，为哈佛大学的本科生讲授证券市场经济学课程。列昂节夫曾经建议我寻求担任非全职的讲师而不是做终身教授，同时开始我的商业生涯。后来在1975年，我完全改变了方向。在没有教课任务的日子里，我在保险业界做顾问，我很快在那个行业里取得了一些出色的资格证书。我还把相当多的时间用于参与当地的政治活动。这个[7]职业组合使我被马萨诸塞州时任州长迈克尔·杜卡基斯（Michael Dukakis）任命为保险业总监。州长曾允诺为这个职务找一位有保险业专长而且与这个行业纠葛不深的人。这个行业比他预期的要小，我正适合任此职。当时我看上去如此年轻，以至于在我礼节性地拜访州参议院主席时，他的助理把我说成是从高级中学来做为期一天的保险业专员的实习。我在这个岗位上工作4年后，在31岁时成为一名老练的公务员，并准备回归成为学术与商业相结合的复合型人才。我原本计划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去工作一个学期，但运气又来了，我没去伦敦，而是去了华盛顿。
那时吉米·卡特（Jim Carter）是美国总统。他为了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ommodity Futures Trading Commission，CFTC）的职位而亲自接见我。我通过了艰难的国会听证过程，这段故事比本书长得多。当时，《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说，我的新职位将面临一堆棘手问题，这个预言已为力图在这个职位上把事情办好的那些人遇到的麻烦所证实。在CFTC任职对我而言教育意义大于成就感。当我回顾那几年时，我想到的一个词是“品格塑造”。
CFTC拥有监管复杂金融衍生品的主要执法权，金融衍生品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起了灾难性的作用；但是国会半心半意的授权以及被监管的集团的强大政治诡辩使这个执法机构从一开始就难以有所作为。很多人不觉得自己的西部牛仔式狂野行径是应该受到约束的原则问题。
1979年，这些金融衍生品纷纷涌现；我不喜欢它们，因为它们缺乏对客户的保护，且杠杆率过高。监管这股浪潮并使之退却从来不[8]是有很好结果的任务，我并不比卡努特国王（King Canute）幸运。事实上，是运气更差，因为卡努特实际上试图向宫廷内的溜须拍马者们说明，他无法控制这股浪潮。我却天真地认为我能控制住，以为可以轻松地防止高杠杆率金融衍生品危害国家。
我设定了很难有机会成功的不同标准。我可能是联邦监管机构历史上唯一喋喋不休地对主要政策问题发表看法的主管，但未能使任何人信服，甚至包括我自己的下属。更重要的是，我曾试图让不止一位同事或其他金融监管机构的领导相信杠杆率过高、监管不足的衍生品交易可能引发金融海啸。在2008年经济危机后，我收到了令人敬畏[9]的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的一条不带偏见的短信，是说如果我当时能使他相信杠杆效应的危险，情况会好一些；我在华盛顿任职期间，他是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后来我在里根政府又工作了几年，1983年初离开了CFTC。
离开学术界8年之后，我若不重新学习文献资料就没有资格执教经济学。政府在共和党手中，民主党在谴责监管和尽可能地增加华尔街的资产方面竞相模仿竞选得胜的共和党。私营企业界展现出吸引一[10]切的力量。我没有陷入在华盛顿工作4年之后的“旋转门综合征”，而是在马萨诸塞州创办了一家保险公司。这正好符合我之前的自我认知。记得在我十几岁时，我的父母曾羡慕地说，他们认识的某人在一家大公司谋得了高级执行官的职位；当时我告诉我的父母，我宁愿推着小车在纽约大街上卖苹果，也不在一家知名大公司担任高级职务。我曾被告诫，保险业不是一个容易创业的行业，而且我缺乏领导私营企业的经验，任何人都会抓住这个弱点；但是，我已经下定了决心。
1984年1月1日凌晨，即将成为我妻子的凯西（Cathy）和我从纽约的年末宴会回来时，我请她注意，有2000多人在那晚清醒地开着车去参加各种宴会，并有保险公司为他们承保车险，但是现在他们大都喝得醉醺醺地从宴会出来，他们将由我们的新保险公司承保。普利茅斯·洛克保险公司就在那天半夜诞生了。从一开始，我的想法是建立一家在下述三个方面比竞争者稍微好一点儿的公司。
首先，最大的保险公司似乎认为它们有固定的客户和代理商，我只有提供更好、更周到的服务才能取胜。为此，我们必须善待员工。培育强有力的服务文化，不仅要求领导者要以身作则，还要同时使办公室政治的色彩减到最少，因为它会破坏高端的服务品质。
其次，可能由于我有数理解析背景，所以我能够建立一家比其他公司有更多数学技巧的公司。数学和统计学是车险公司和住宅等财产保险公司的基础。不过，这一深刻的洞察很快就被本行业内领先的一些公司共享。然而，幸运的是，在最初几年里，远远超过我们的那些公司并不在我们所在的两个主要州积极开拓业务。
最后，我决定以一种对监管不对立的态度运营这个公司。当政府告诉消费者在开汽车前必须买保险时，政府就有责任确保消费者买得起并买得到保险。当人们花钱买一个金融产品时，只有当卖家在未来某个时候诚实和完整地回购，这个产品才对他们有价值。监管机构必须保证金融产品的真实性，且有偿付能力。此外，在汽车保险业，市场定价迫使推出的产品有内在和严格的营业收入回归。你所居住的街区越贫困、刑事案件越多和越拥挤，你的汽车保险费就越高。这是监管制度的另一个坚实基础。普利茅斯·洛克公司从不反对合法的保险监管，而我们的许多竞争者常常将精力浪费在反对监管上，好像监管履行的是某种宗教责任。
普利茅斯·洛克保险公司从未寻求在汽车和住宅拥有者保险业务领域进行革命化的巨大创新。有一个古老笑话，是关于森林里的两位露营者的。一位看到一头凶猛的饿熊朝营地走来。他警告另一位露营者，熊过来了；他的同伙穿起了他的胶底运动鞋。第一位露营者问：“你要干什么！你跑不过一只饿熊的。”另一位露营者说：“我知道，但是我跑得过你。”在商业界，不必创建十全十美的公司，只要你的公司比竞争者稍微好一点儿就行。普利茅斯·洛克公司在这方面做得相当好。它不是国内最大的为汽车和住宅拥有者提供保险的公司，但它进入了领先的几十家公司之列。它现在为约100万汽车和房屋拥有者提供保险，每年的营业收入超过10亿美元。我依然领导着这家公司，公司约有员工1400名，在近30年里，公司给它的股东的年均投资收益率达到17%。在2014年，普利茅斯·洛克公司的雇员们投票认为它是波士顿地区的最佳雇主之一。在过去40年中，它在波士顿创造的工作岗位数量超过任何总部设立在波士顿的公司。一位在CFTC的对手曾对我说，我的观点不值多少钱，当他知道我支付给公司员工的薪金总额时就不这样看了。这就是到目前为止我赢得的声誉。
我在普利茅斯·洛克公司之外的商界和非营利业领域也赢得了一些声誉。我曾任《波士顿环球报》董事会执行董事达6年之久。我对新闻媒体很感兴趣，现在还是《环球邮报》的副总裁，这是一家获过奖的、以波士顿为基地的全球互联网新闻服务企业。大约在12年之前，我在纽约帮人建立了一家私募基金公司，我现在仍担任顾问，同时是这家基金管理公司的合伙人之一。这家基金公司总计募集了130亿美元的资金。除普利茅斯·洛克公司之外，我曾创办了另外三家保险公司，这三家公司都得到过华尔街的资助，它们在发展成熟后就都卖给了更大的公司，我从没想过出售我个人拥有的普利茅斯·洛克公司。
在非营利性工作方面，我与一个为波士顿的公立学校筹措私人资金的组织合作。在那里，我作为一个部门主管，每年给波士顿进步最大的公立学校提供大量的现金奖励。为了加深我们对教育的了解，我的妻子和我各自选择了一个学校，更深入和直接地参与其中。凯西参加了波士顿最有影响力的政府特许中学的管委会，而我选择了标准考[11]试成绩最差的公立高中。纽约州长岛的“冷泉港实验室”（Cold Spring Harbor Laboratory）可能是世界上最有名的基因研究中心。自1983年起，我就是这家中心的信托财产管理者，并在其执委会任职，我主持它的学术事务并管理商业关系委员会。最后，我还是科学管理健康（Management Science for Health，MSH）委员会的主席，它是波士顿地区一家大型的非营利性的人道主义组织，约有2500名职工，主要为世界上约40个最需要帮助的国家加强其基本的公共健康基础设施建设。迄今为止，凯西和我怀着共同的热情访问了70多个国家，包括MSH有项目的一些国家。
本书将聚焦于美国国内的经济问题而不是国家的安全和外交政策。当然，它也会涉及一些道德、文化和社会问题，如果它们与经济问题直接有关。同时，本书还将涉及一些环保问题，它很重要，许多有见识的作家都在讨论。环保领域许多问题的解决方案既重要又难办。更概括地说，本书不是雄心勃勃、面面俱到地列明具体改革细则，也不奢望“包治百病”；也并不是原创性的学术研究，它只是公共政策分析，旨在说明，只要遵照一些众所周知的常理，就可以更有效地解决事关美国人利益的问题。我谈的是：“几个基本问题”。
[1]里根革命指奉行供给学派的所谓里根经济学（Reaganomics）。里根政府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是：削减政府预算中的社会福利开支，控制货币供应量以降低通货膨胀，减少个人所得税和企业税以刺激投资，放宽企业管理规章以减少生产成本。他的经济政策被称为“劫贫济富”。在减税的同时大量增加军费，导致联邦预算赤字大幅度增加。罗斯福的政策则是国家奉行全民福利社会的“新政”（New Deal）。——译者注
[2]威尔逊是哈佛大学的生物学教授，2014年时已85岁，出版过25部著作，提倡社会生物学及“生物之友假设”（Biophilia Hypothesis），主张保护一切已知和未知的物种，认为一切物种都有在地球上生存的理由和权利，无论其对人类有利或有害。他曾两次获普利策新闻奖。——译者注
[3]奥托·埃克斯坦（1927—1984）是德国裔的美籍犹太人，1939年随父母移民美国；他是经济学界的凯恩斯主义者，提出“公共产品收益原则分权论”，即全国受益的产品由中央政府负责提供，各地区受益的公共产品由各地区政府自行提供；他在1963年创建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非政府经济数据提供机构——“数据资源公司”，并从事宏观经济的数学模型研究；他除了担任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外，还担任过约翰逊总统的经济顾问。——译者注
[4]霍华德·拉伊发曾是哈佛大学的管理经济学教授，1994年退休；他是贝叶斯统计决策论方面的专家，研究博弈论、行为决策、风险分析、谈判分析等。——译者注
[5]贝叶斯（1701—1763）是英国的数学家，他在世界上首先提出概率统计的概念，研究统计推断、统计估算和决策函数等。贝叶斯决策是指，在两个互相关联的随机事件中，在一个事件发生的条件下，计算另一个事件发生的概率。——译者注
[6]瓦西里·列昂节夫（1906—1999）是移居美国的俄罗斯数学家，他首先提出用“投入—产出矩阵”研究社会生产各部门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并因此而获得197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他自1931年起在哈佛大学任经济学教授，1975年转到纽约大学；他的学生中有两人（萨缪尔森和索洛）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译者注
[7]迈克尔·杜卡基斯是民主党人，曾两次被选为马萨诸塞州的州长（1975—1979年和1983—1989年）；他在州长任期内在该州的著名大学麻省理工学院（MIT）附近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使该地区有“东部硅谷”之称。在1988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他作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竞选输给了共和党的老布什；在竞选失败后他淡出政坛，到东北大学任教。——译者注
[8]卡努特（995—1035）是从丹麦来的英国国王（1016—1035），他自1018年起也兼任丹麦国王。据历史资料记载，他向他的大臣们表示他不能控制浪潮的来临，即凡人的力量不能与神力相比。——译者注
[9]保罗·沃尔克曾任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他采取高利率政策，压缩了通货膨胀，却引起了经济萧条，因此而被里根总统解职；接替他的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采取低利率政策和放松金融监管，虽然激发了经济增长，却因金融衍生品泛滥而导致从雷曼兄弟倒闭开始的金融危机，联邦储备委员会不得不调拨8000亿美元救市。——译者注
[10]“旋转门综合征”是美国政界常用的谚语，指离职的政府官员在通过“旋转门”出了政府大厦后，利用其在政府的老关系谋私利。——译者注
[11]冷泉港实验室在1890年成立于纽约州长岛，是一家私营的非营利性研究机构，主要研究癌症、神经系统疾病、基因及人工器官移植等。——译者注第一章财政平衡
对于像美国这样的国家来说，未来，通过借贷投资来发展经济是完全正常的。然而，了满足我们共同的目标，不断扩大已经令人担忧的国债是毫无意义的。每年联邦预算的最理想底线仍有合理的争论余地，而且主要争论的是哪些应作为优先事项。没有人愿意看到纳税人的钱被浪费掉。然而，追求当前的储蓄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误导。最不合理的开支不是过多的项目性支出，而是源于非生产性的税务补贴。况且，官方的国债记录完全忽视最具威胁性的未来责任：为老年[1]人提供的赋权项目（Entitlement Programs）正在加速增长。社会保险的缺口可以用简单的方式弥补，但是我们必须立即采取决定性的行动，恢复经常项目的收支平衡。近期和远期的财政结构都应该而且也能够安排妥当。[2]
莎士比亚笔下的人物珀洛尼厄斯说，“既不要做借债者，也不要做放债者”。但是，各学派的经济学家都同意，适当借债对一个家庭、一个公司或一个国家都是有益的。事实上，大多数家庭、企业和国家都无视珀洛尼厄斯的告诫，多少都会借债。一个负责任的实体应该借多少债，比它该不该借债更难回答。关于公司最佳资本结构的参考文献非常多；一个家庭到底能负责任地承担多少债务，也有没完没了的讨论。但是，我还没有看到过关于一个国家应该保持多少债务令人信服的理论。
对于政府而言，应借债多少，与其通过借贷和投资在未来能够创造多少财富有关；还与其基于投资收益的偿债能力有关，即使利率上涨增加了借债成本。随着债务增加，这还与其利用通货膨胀使货币贬值来偿还债务的诱惑力扩大有关；另外，这也与经济学家所说的资金“挤出效应”有关，挤出效应一般发生在资金从为经济健康增长所需的私人投资领域向公债市场转移的时候。在这里，我并不能提供理想的有关国债负担的统一理论。
现在，许多美国人认为美国的债务负担已经太重，而且国债增长过快使他们对未来感到担忧。虽然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也有理由担忧，美国的债务正在不断增加，更重要的是，许多已承诺的赋权项目缺乏资金支持，我们举债本应该是为后代创造财富和机会，而我们总在为其他目的举债。
我承认，我对举债是有偏见的。因为我的父母，亨利和芭碧蒂·斯通过去常常为房贷发愁，所以我很早就觉得要避免这种担心。我曾靠借钱上学，后来靠借钱付房贷，我自那时起就想避免借债。我创办的企业——普利茅斯·洛克保险公司，自成立后的大部分时间都没有债务。这可能不是追求盈利最大化的策略，但是对我来说，更多的睡眠比获取更多的财富更有价值。一位经验丰富的理财顾问曾告诉我，个人债务的最佳规则是：“永远不要在你需要时借钱，只在你不需要时借钱。”政府举债的规则可以不同，但一个国家永远不应为了规避政治不安宁而举债，只有当其下一代将因此感激它时才举债。
国债持续膨胀，不包含在债务计算中的未来还债额度的累积应该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如果不考虑养老支出和国家安全项目的支出，则从当前和未来的开支中能够大幅削减的部分其实很小。
常识告诉我们，国债应该在经济周期中的某些年份有所增长，而在某些年份增速减缓或下跌。这就好比勤俭持家。然而在过去40年里，联邦预算只在5年中有过盈余的记录；更准确地说，其中1年只是持平而已，其余4年中没有1年的盈余额接近过去40年的年均亏损[3]额。其余35年都有赤字，而且往往出现巨额赤字。对大多数人来说，实际赤字数额太大，让人难以想象。2013年美国联邦预算的赤字是[4]6800亿美元，2014年是4860亿美元；2015年跟2014年差不多。好消息是，这些数额及其趋势表示，美国联邦预算从2009年前的每年[5][6]超过1万亿美元赤字的历史性常态已有所逆转。坏消息是，这意味着财政部在相对体面的2014年仍然给美国的每个男人、女人和孩子带来了约1500美元的新债务。
当然，每年新产生的赤字自然要加到多年来累积而尚未偿付的国债总额上。这个国债总额，包括政府间的债务，现在已超过18万亿[7]美元，即每个美国人负债超过5.5万美元。如果只考虑有工作的美[8][9]国人，则每人的债务超过10万美元。这些债务是由政府债券持有者来承担的。除了美国本身以外，日本和中国是美国政府债券的最大[10]持有者。其他国家政府及国外的私营机构持有的债券总量大约相当于中国和日本持有的数量。债券持有者是对未来美国经济的合法债权人。有人可能会认为，美国人发行债券和其他美国人持有债券是无害的。同一个家庭中的个人互相欠钱不会使整个家庭变得更贫困；但是，为了今日的享受而欠家庭以外某人的未来债务肯定就不是那么回事。美国债务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外国经济实体承担的，这意味着，这些经济实体有权从美国未来经济中分享一大块“蛋糕”。
在解读国债时，用国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来表达可能比用美元表示的国债绝对值更有意义，目前，美国国债占GDP[11]的比重比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低。但是，这个比重比美国“国[12]内战争”以来的其他年份都高，而且还在增长。这还不包括大量已承诺但尚未到期的赋权项目。随着“婴儿潮”的那一代人陆续步入老龄化并开始领取政府高额的补助，正如人们所预测的那样，有关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险的未来前景堪忧恐怕终成现实。这就是人们对财政不平衡的最大担心。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似乎无法解决目前的和潜在的财政不平衡问题。两个政党的执政偏见阻碍着双方合理的妥协。共和党人宣称，有时只要削减项目开支就会缓解债务压力。他们出台的减税政策加剧了[13]财政不平衡，一个极端的例子是21世纪初美国财政收入的锐减。在经济景气时，提出减税的理由是应由家庭而非政府来决定怎样花钱。在经济不景气时，减税成了刺激经济的最佳工具。逻辑学家会把这种情况描述为，“如果经济良好，那就可以减税；如果经济不佳，那就必须减税”。当税收难以抑制经济增长时，就可以通过减税来发展经济，但在今日的美国完全不存在出现这种情况的“土壤”。请记住这句话：美国不能依靠进一步减税来恢复财政平衡。
民主党人在此问题上态度僵硬。在经济景气时，他们说我们能通过慷慨的社会项目增加福利开支。在经济不景气时，自由派经济学家主张通过更大的赤字振兴经济，减少人们的痛苦。在两种情况下，他们都遵循提高税收或扩大赤字的原则。这个逻辑与共和党的逻辑相同，但是他们更倾向于刺激消费或者扩大福利支出而不是减税。民主党的主要领导明白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险所面临的困境，但同时又幻想他们能在一个不太令人难堪的危机中等待，直到在政治进程中找到解决方案。他们通常认为，削减任何已批准项目支出都会对社会安全造成威胁。
这也许有助于澄清国债与未来债务负担之间的区别。联邦政府使用的赤字定义完全正确，但过于狭窄。人们在报纸上经常读到的官方债务和赤字，往往忽略了已累积和预期的社会保险、医疗保险和联邦养老金体系的负债。这个结果可能有欺骗性，除非读者能注意到，这些公布的数据只反映一部分联邦财政状况。如果按照私营企业发布财务报告的方法计算，美国国债将会大得多。
一家像普利茅斯·洛克那样的公司必须在它的财务报告中记载应计收入和支出。“应计”指的是预期将在未来某个时间有现金收入或现金支出的可确定项目。按照企业会计制度，每一位财务报告的阅读者不仅可以看到公司当前正在发生什么情况，而且还可以看到一些未来预计将发生的情况。以普利茅斯·洛克公司为例，其客户在未来的几年是否将依然喜欢它的产品、价格和服务是无法预测的，或者只能预测可能出现的危机情况；所以，对未来的预测无法全面、准确。尽管如此，分析未来确定能得到些什么以及估算应计收入和支出，远比简单的现金预算更具有参考价值。正式的政府预算较接近于现金预算。它就像计算个人所得税那样，只计算一年内的资金流入和流出。
再想想你的家庭预算，它也是在类似的现金基础上构建的。如果你银行账户中的现金流入大于流出，那么你就有储蓄。反之，你就不得不动用以前的储蓄存款或者向别人借债。联邦政府也与此类似。当现金流出大于现金流入时，财政部就可以通过发行票据和债券来借款，当然这些在未来都是要支付利息的。在一些国家，中央政府干脆通过印刷纸币来解决失衡，这将导致恶性通货膨胀和其他弊病。我们较为庆幸的是，美国一直较少产生这样的危险，但是，在美国政府会计制度中，没有任何条款规定，可承诺为赋权项目支付现金。账簿是足够仔细准确的，但是内容不全面。
另外，再想想你的日常生活。假设你对现金的进出很谨慎，且从来没有入不敷出的情况。你不像联邦政府，近年来的收入均大于支出。你的现金预算和资产负债表也处于极佳状态。此时，你能宽心且认为自己很富裕吗？这要视具体情况而定。如果你对3个子女允诺，将为你的8个孙子支付学费，但却还没有足够的储蓄做好这件事，你就无法宽心。此外，如果你还有一位老母亲，她将搬来和你一起住或需要长期为她支付住养老院的费用。那么，这个平衡的现金预算就更不能保证你富裕了。
未来的应付义务并不增加你对当前现金的需求。然而，承诺的未来支出项目并不表示总现金需求有任何实际减少。联邦政府也处于类似境况中，它的大部分未来支付承诺是针对老年人的，政府总说，到时候自然有办法解决，车到山前必有路。如果追求财务稳健，你和联邦政府的决策者就都应做现在和将来的预算。如果做不到，就会发生危机。若真如此，大家有可能不得不违约，除非突然发现新的收入来源，或者削减开支，抑或以宣布破产告终。
当然，即使准确的未来现金流量可以纳入联邦政府的账户，这也不能充分反映整个政府部门的财政情况，因为仍然遗漏了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收支，这个遗漏不能置之不理。州政府及地方政府的开支几乎占了政府总支出的一半，这些政府面临即将到来的赋权困境，尤其[14]是养老金的问题。但是，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支出不是本书的主题。[15]
图1.1是按美国官方分类标准统计的2013年联邦预算。图1.2是为便于读者了解而将2013年的美国联邦预算按另一种方式分类。它不同于任何官方报告，但是它在揭示一个重要的事实。图1.1 2013年美国联邦预算（1）图1.2 2013年美国联邦预算（2）
图1.1和图1.2无法用于推测未来数据。联邦预算的诸多类别数据，特别是国防预算，只是专家们不太认可的粗略预计。应计负债的估算及对未来趋势的估计主要对权益保障计划有意义。把这些进行归总，得到图1.2，从中你会发现，为“老年人和残疾人”提供的支出部分几乎占联邦预算总额的一半。国防和外交支出合在一起约占总额的1/4。图1.2中的“其他”是与医疗保健有关的项目，比例也变大了。这才是财政预算的真正核心。若不考虑未来权利保障计划或不预估国防方面的未来需求，任何对财政稳健性的预测都是不完整的。然而，最重要的方面还是显而易见的。
事实是，只有一小部分联邦支出属于国会激烈争论的项目。大量的美元事实上会流向通常不被考虑削减的项目。在图1.2中，被称为“老年人和残疾人”的那一部分主要是由医疗保险、社会保险和联邦养老金组成，包括早就被联邦政府接管的铁路工人养老金。军人的养老金本来也属于这一部分，但它已明确划入“国防和外交”部分。为了提高准确性，需要把非老年的社会保险受益者从“老年人和残疾人”中分出来，把它归并到退伍军人养老金中。然而，为了直观地了解钱的去向，我们可以考虑两个可能的调整。“国防和外交”这部分包括军队和国务院及其他有关外交政策的机构。“偿付债务”这一部分不言自明。它代表需要偿付的国债本金和利息，一旦发行了国债就必须偿付，别无选择。这一点必须注意。疲软的经济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ederal Reserve）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债务利率保持在如此低的水平，以至于正常的预警信号几乎不存在。如果利率回到它不久前的水平，那么国债利息支出将是现在的两倍多。
这里的教训是，谈论对支出有意义的改变，却把支付给老年人、国防的费用及债务利息除外，这些都是选举言论。除了图1.2中的“其他”这一部分之外，没有多少可讨论的。这一部分包括许多项目，如联邦调查局、食品检验项目署、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以及国家公园等。明智之人都不会愿意从事这些政府服务。即使有一些不可或缺的项目被排除在外，白宫的预算与行政管理办公室还是把这一部分中的另外几项列为不可自由裁量。这种分类并不总是有明确的界限，因为有些所谓不可触动的项目可以通过改变法律来触动，但是这种区分在华盛顿（美国政府）被广泛使用，而且有些项目确实是不能随意改变。
目前在美国，社会保险不是赤字的主要源头。事实上，2010年是社保信托基金（一部分社保储备金存放在那里）的福利支出超过税[16]收收入的第一年。如果把信托基金的利息看作收入，则直到2020年社保系统的资金流不会变成负的。医疗保险尚无赤字。尽管如此，这些项目的严重失衡还是将摆在我们的面前。
有些最大的支出并没有引人注意，也没有引发挑战。这些不是以[17]政府拨款方式支出的，而是以减税和免税的方式支出的。其中有些是对公众福利很少有或完全没有好处的预算支出项目。个人和公司[18]的利息税前抵扣很少受到质疑，但应首先被列入为数不多的废止项目。
虽然由于对未来支出做出的承诺而产生的不平衡比目前的赤字更令人担忧，但每年的预算缺口还是值得讨论。更多的收入在任何时候都是有益的，导致目前赤字的部分原因是不合理的浪费。关于这方面的政治辩论只专注于支出，实际上，更多的奢侈浪费是在收入方面。政府通过支票给援助受益人、国防部、公路承包商、士兵以及公务员[19]的款项只定义了一种支出。请注意被经济学家称为“税务支出”的那一部分。税收抵扣、免税以及因国会相关政策导致的法律漏洞都可能导致税务支出，这使得某些纳税人实际缴纳的税费低于他们本来应缴纳的税费，据说这是为了实现增进人们福利的目标。这是精明的说客长期努力谋求的挚爱，因为他们从中得到的回报是如此慷慨而审查又少之又少。同样是这些政客中的某些人声称，他们在为直接支出中被浪费、盗用和滥用掉的每一美元而艰苦奋斗，却对这些很少受到审查的税务支出如此轻描淡写。
税务支出像其他形式的支出一样代价高昂。对我们所有人征税，与把钱花在国会青睐的项目上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换句话说，政府通常会通过降低税率让企业来运作一些项目，同时通过向老百姓征收更多的税来弥补国家的财政损失。给国会出主意的说客知道，其实获得和保持这种补贴比要求国会直接支付更容易。在支出项目需要再次被授权时，国会甚至对大部分税务支出视而不见。已经实施了100年的“石油枯竭补贴”是税收开支中为人所熟知的。取消它以及[20]其他免税项目相当于削减约80亿美元的支出。给日益增长的烟草业补贴造成的直接支出小于此数额，但是如果把鼓励吸烟导致医疗保健费用的增加计算在内，就可能达到此数额。在过去10年内，来自美国农业部的所有补贴，包括保险费及除烟草之外的其他农作物和奶[21]制品的补贴，平均每年超过150亿美元。另外，至少还有200项其他此类税务支出。自1991年以来，即使把通货膨胀因素考虑在内，[22]税收支出的总成本也增加了一倍。在你默许这样做的时候，请记住，你正从其他国家借债，而且你的子女将要为此偿付债务。税务支出花的是你的钱。
鉴于缺乏透明度，你应该怀疑一切税务支出。对慈善支出的减税也并不是毫无争议的。几乎一切慈善事业都有一些含糊而似是而非的理由，以证明其值得称赞；但是，我怀疑其中有多少能经得起审查，以至于你愿意开个人支票以帮助它们募集资金。它们在诸多领域的公众知名度较高，然而不幸的是，这与评估其行善所带来的实际好处并[23]不十分吻合。我最想取消的这项税务支出却是最受欢迎的。
当一项税务支出导致预算不平衡，且所产生的经济后果在整体上是负面的时，它应该被废除。无论它多么受欢迎，也应该这样。个人和企业支付的利息可以税前抵扣是很受欢迎的一项政策，然而它们是代价高昂且有些浪费的税务支出。此项政策还包括很有诱惑力的房贷利息税前抵扣，这是许多人心中所喜爱的。
大部分纳税人支付的利息，是不能税前抵扣的，房贷利息除外。个人由于商务活动而支付的利息可以在个人报税时抵扣，但只能从这一项活动取得的利润范围内税前抵扣。信用卡借款利息和车贷利息完全不能税前抵扣。1986年，一度被国会看作神圣不可侵犯的信用卡借款利息税前抵扣政策被废止，且没有将其恢复的呼声和迹象。学生贷款的利息税前抵扣只适用于某些贷款，而且以2500美元封顶。房贷利息税前抵扣事项只涉及1/3的纳税人，他们逐项列举抵扣额，这[24]部分居民的收入高于美国的人均值。不过，这个税前抵扣政策的渊源令人印象深刻。20世纪早期，国会在地产开发商和银行的要求下制定了它。这在当时似乎未产生什么影响，因为那时只有约35万[25]住户纳税。现在，100万美元以上房贷的利息才不能税前抵扣，但它已成为一个巨大项目。税务联合委员会估计，税前抵扣政策会使政[26]府每年少收入将近1000亿美元。这大约是过去24年来联邦赤字均[27]值的1/3，目前年度赤字的1/5。
没有明显的迹象表明，房贷利息可以税前抵扣的这点儿好处，能[28]使自有住房人的比例大大增加。此比例在近40年来没有增加。我怀疑，如果没有税前抵扣的影响，也许这个比例本来会下跌的。其实，大体上固定不变的统计数据已证明了这一点。银行和地产开发商仍然相信房贷利息税前抵扣的作用，显然它们不知道这对于购房在整体上激励很小。在纳税人中，税前抵扣政策的主要作用是将中低阶层的钱重新分配给更富裕的纳税人，这个目标当然令人怀疑。低收入群体因纳税太少而感受不到作为纳税人受到的影响，而且不逐项列举报税的人或租房住的人得不到国家补贴的好处。在纳税少的低收入群体中，只有16%的纳税人逐项列举报税；在纳税多的高收入群体中，90%的[29]纳税人逐项列举报税。后者有资格从这个补助中得到好处，他们一般拥有最大的住宅。年收入达5万美元的典型纳税人从税前抵扣中得到约600美元的好处。收入在20万美元以上的纳税人，这个数目是[30]5000美元。这里并未创造财富。相对于工薪阶层纳税人，较富裕的中产阶层纳税人得到更多好处，而最需要住房补贴的租房者什么也没得到，同时却为弥补国家税收的缺口做贡献。[31]
如果有任何当权者建议废除这个“逆向减税”方案，政治天空可能崩塌，但经济天空不会。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都早已没[32]有房贷利息税前抵扣政策，它们的私有住宅比例都高于美国。英[33]国在2000年取消了此政策，它的政治天空没有崩塌。小布什总统在2005年设立的专家小组建议进一步限制美国房贷利息税前抵扣政[34]策，甚至有些房贷利息税前抵扣政策的支持者也同意用纳税信用代替比较合理，因为这适用于每个人，而不仅仅适用于逐项列举报税的富裕群体。如果不能废除利息税前抵扣政策，或许可以对适用于利息税前抵扣的房贷加以更严格的额度限制，这将是有用的一步。如果能让国库节约1000亿美元的冗余成本，并阻止收入从中产阶层下层向上层转移，当然可喜可贺，但最好彻底废除利息税前抵扣政策。
公司应付利息税前抵扣更加不合理。然而，这件事很少受到质疑。公司应付利息税前抵扣政策始于1918年，也就是个人应付利息税前抵扣政策开始的前一年。它的最初目的只是抵消“一战”后利润税过[35]高的影响。现在，公司应付利息税前抵扣总额是个人房贷利息税前抵扣总额的许多倍。一位公共政策观察家建议，只要取消30%的此[36]类抵扣项，就可以每年为国库节约1200亿美元。公司通过应付利[37]息税前抵扣每年减免的税款总额超过全年财政预算赤字的80%。
废除公司应付利息税前抵扣政策有利于增加国库收入。此政策是促使公司在正常运营过程中以及在为收购而筹资时利用借债扩大资产负债规模的动力。并非所有公司的收购都对国家有害，在资产负债表上保持债务与资产平衡也不一定是坏事。如果一次收购能把一家自鸣得意却管理不善的公司转移给更有雄心壮志、更能干和更富有创新精神的团队，就是有意义的。当一家公司拥有者知道自己已筋疲力尽时，或者当第二代拥有者宁可变现而不愿再继续运营公司时，控股权收购同样是有价值的。何况，还有一个被认为在经济上容易做到的理由：在正常的营运过程中资产负债表上有一些债务，或者为了扩大公司而在利率低的时候借钱，这都比发行更多股票潜在地稀释股东权益的伤害小。借债以弥补公司资产的可行事例很多，也很有说服力。问题是，你作为纳税人是否需要去补贴这种债务，如果需要，补贴多少。
通常情况下，企业往往坚称自身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不足进而要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