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件与刑律历史纵横谈(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萧枫

出版社：辽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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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与刑律历史纵横谈试读：

前言

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灿烂历史、又充满着生机与活力的泱泱大国。中华民族早就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前赴后继，绵延百代。中国历史曾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伟人巨匠和英雄豪杰。

鲁讯先生曾说过：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拥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国历史可谓博大精深，流光溢彩，每个中华儿女无不为拥有这份丰厚而珍贵的历史遗产感到无比自豪。中华历史是我们民族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是一代又一代人的智慧结晶，是我们灵魂的生发与归依，是我们内在生命的本源。它滋养了我们的心灵，激发着我们的创造力，并孕育着我们民族的未来。传承中华历史即是在延续我们民族的灵魂。在21世纪的今天，新一代的中国人更需要从中国悠久的历史中汲取营养，提高人文素质，树立文化自信。

历史泛指世间所有事物的发展演变过程，一般专指我们人类社会与文明的演变情形。简单地说，就是对我们人类社会过去事实的记载。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真相只有一个。然而，在记载历史或研究历史的过程中却往往随着人的主观意识而变化、发展和完善，甚至也有歪曲和捏造的成分。特别是近年来受电影、电视戏说历史的影响，许多真实的历史失去了本来的面目，这就给我们广大读者造成了许多错觉或误解，以为历史就是电影、电视演的那样，让我们难以正确地把握历史的脉搏，除了具有娱乐的特点，就没有了历史的功用了。

当一个民族或者我们一个人，能够从历史中不断汲取力量、不断思考、不断创新、不断反省时，那就具有强大的进步力量和智慧了。我们广大读者非常幸运，我们生活在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我们中华民族五千年的辉煌历史是我们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丰富宝藏，显示了我们民族文明智慧的无穷魅力，这是我们炎黄子孙的无比自豪。

我们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是世界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是站在世界历史的潮头，独领时代的风骚。因此，我们学习民族的历史，同时也要放眼世界，从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看到我们民族的价值和不足，以找到我们未来的发展方向。诚如伟人所说，不了解自己历史的民族是一个失败的民族。历史有助于我们树立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有助于我们建立民族的责任感。

因此，我们在参考了大量权威性历史著作的基础上，将中国悠久历史沉淀下来的丰富的图文资料融为一体，直观的介绍历史发展进程，全书以丰富的珍贵图片，配以深沉的文字叙述，全方位介绍了中华文明的历史，内容涵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科技、法律、宗教、艺术等领域，具有很强的系统性、知识性和可读性，不仅是广大读者学习中国历史知识的最佳读物，也是各级图书馆珍藏的最佳版本。

第一 案件历史

一、千古疑案

秦始皇的模样

秦始皇（前259～前210），即嬴政，战国时期秦国国君，秦王朝的建立者。秦庄襄王子。因出生于赵都邯郸，又名赵政（一说秦与赵同祖）。公元前247年5月，其父病卒，十三岁的嬴政即位为秦王，由相国吕不韦和太后宠信的宦官佫专擅国政。公元前238年，行冠礼，始亲政，旋即镇压佫叛乱。次年免吕不韦职，任用李斯为相，分派王翦等将军嬴政像继续进行统一全国的战争。十年时间，消灭割据称雄的六国，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国家。分全国为三十六郡，郡下设县，并确定了以“三公九卿”为主体的中央政权组织，自为“始皇帝”。又下决心统一法律、度量衡、货币和文字，拆毁战国时各国边邻地区的防御工事，并修建了驰道、直道和在今滇黔一带的“五尺道”，加强了全国的陆路交通。同时，他还派兵北击匈奴贵族，南定百越诸地，又筑长城，开灵渠，采取了一系列巩固国家统一和促进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措施。为了加强思想统治，焚烧了秦纪以外的列国史籍和民间收藏的儒家经典及诸子百家著作，坑死以古非今的方士四百多名。秦始皇为人刚愎自用，独断专行，严刑峻法，赋役繁重，加以连年用兵，广大人民不堪其苦，致使秦帝国二世而亡，并没有实现他想传之万世的美好打算。

秦始皇作为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皇帝，自古以来人们对其褒贬不一。褒者，誉其为千古一帝；贬者，斥他是少有的暴君。然而不论怎样看他，秦始皇首创大一统封建帝国的伟大历史功绩，是任何人都无法抹煞的。他的雄才大略和荡涤天下的能力，也是任谁都难以否认的。“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大诗人李白的这一名句，勾勒出了秦始皇扬威奋武、扫荡天地四方的高大形象。“一箭射大鲛，裂岸鸣惊弦”、“东岳留胜迹，西华挽强弓”，有名的和无名的诗人，写了不少涉及这位始皇帝的诗句，从中似见他的威猛高大，气势更是凛凛不凡。在一些文艺作品中，有的还把他描绘成英武无比的军事统帅。有一部电影，甚至把秦始皇装扮成了驰骋疆场的战将，纵马扬刀，亲手将对手砍落在马下。绘画作品中的秦始皇同样腰粗体胖，高人一头，而且英姿勃勃，不可一世。总之，人们心目中的秦始皇不仅本领天下无敌，相貌也一定俊伟不凡。

不错，从史料记载来看，这位始皇帝性情暴烈，刚愎自用，“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遗憾的是他不是搴旗斩将的统帅，没有带过一次兵。更让人失望的是秦始皇相貌丑陋，身形猥琐，甚至带点残疾，根本不是人们想象中的那种样子。

关于秦始皇的形貌，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明确记载：“（尉）缭曰：‘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

这样看来，秦始皇的长相真是无法让人恭维：“蜂准”，说白了就是马鞍鼻，鼻梁明显凹陷；“长目”是眼球向外突出，即民间所说的“鼓鼓眼”；“挚鸟膺”，是医学上所说的鸡胸，系典型的软骨病症状；“豺声”，则表明这位始皇帝生有严重的气管炎，久咳不愈而致使嗓音沙哑难听。秦始皇的这些相貌特征表明，他是典型的软骨病患者，身体发育不够正常，因而胸廓、鼻梁的形状出现了扭曲。胸、鼻的畸形，又造成了气管炎或支气管炎的经常发作，有时还会发一阵“羊痫风”。由此可以推断，这位扫六合、平天下的一代伟人，不仅谈不上相貌堂堂，而且不像个正常人的样子，他还被多种疾病纠缠，使其脾气暴躁，性情乖戾，待人“少恩而虎狼心”。

秦始皇果真是这副尊容吗？不少人明确表示了怀疑态度。

首先，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载，尽管是权威史料，然而也只是传达了尉缭之语，属于第二手材料。尉缭的话是否可信，同样说不大准。他是战国末年魏大梁（今河南开封）人，名缭，不知其姓，因官居国尉，故称尉缭。秦王政十年（前237）进入秦宫，帮助策划统一六国的大计，提出了用金钱收买别国豪臣，打乱其原来部署的重要意见，被嬴政采纳。可是时间不长，他就同嬴政闹翻，慌忙偷偷逃逸，从此不知所终。尉缭是个游士，不懂得医学，对于人体的观察和判断都不见得准确。而且尉缭与嬴政关系紧张，从最后一句来看，明显具有咒骂、诋毁和贬损的味道，难保不会有歪曲或夸张成分。而且，尉缭的这番话是在什么场合下讲的，这一材料是怎么来的，司马迁都没有写明。所以，尉缭对于秦始皇相貌的描绘，不可轻易相信。同时还要看到，秦始皇身处风云变幻难测的战国时代，短短一生屡遭刺杀，他的行踪比较诡秘，见他面的人甚少，他的病更是朝廷的高级机密，就是司马迁先生也可能被蒙在鼓里，尉缭怎么知道得这么详细？

其次，从秦始皇的实际活动看，他的身体一定不错，根本不像有软骨病、患气管炎的老病号。比如，从秦始皇二十七年（前220）至三十七年（前210），十年之内五次出巡，赴陇西、攀峄山、登东岳、上琅邪、临碣石，路途坎坷，行程万里。以当时的交通条件和医疗条件，就是贵为皇帝，被人侍候得十分周到，如果没有一个好的身体，恐怕也难支撑下来。又如，秦始皇三十七年，东游“至之罘（今山东烟台市），见巨鱼，射杀一鱼。”（引见《史记•秦始皇本纪》）。既为巨鱼，并且亲自射杀，说明秦始皇能拉大弓，有着很强的臂力和很高的射箭技术。倘若他的身体真如尉缭所说，怎会有这样的壮举？再从“图穷匕首见”的史实来看，秦始皇也决非一个软骨病人。秦王政二十年（前227）燕太子丹密派壮土荆轲刺杀嬴政，当匕首从督亢地图中露出时，荆轲的左手已紧紧抓住嬴政的衣袖，右手中的匕首随即刺来。嬴政大惊，赶忙躲闪，居然把衣袖给挣断了。他想拔剑自卫，可是来不及了，只得绕着柱子与荆轲周旋。结果，这位刺客不仅没能刺杀嬴政，反被他拿剑砍断了左腿，又重创其身八处，荆轲很快丧命（事见《战国策•燕策三》）。这件事也说明秦始皇的身体不错，假如他形销骨立，或者举止失措，恐怕难以挣断衣袖，也不可能与刺客周旋，早已成了刀下之鬼。

再次，从秦始皇的工作情况看，他的身体不会很差。《史记》记载，秦始皇勇于任事，敢于负责，大事小事都是他说了才算。尤其是统一六国后，百废待举，万事俱兴，不知有多少重大决策要他决定。仅阅批文件一项，工作量就大得惊人。据《史记正义》载：秦始皇当政时期，“言表笺奏请，秤取一石，日夜有程期，不满不休息”。当时没有纸张，文件全写在竹木简上，秦始皇要看完一石文件才休息。秦时一石为120斤，日以继夜要看完这么多的文件，没有一个强壮的身体是不行的。秦始皇不仅身体很好，而且精力过人，在办公之余还亲自检查社会治安工作。三十一年十二月一天夜里，他与4名武士化装成老百姓在咸阳巡行，突然间冲出几个要抢劫的暴徒，秦始皇率武士们反击，刺杀了这几个家伙。可见他身强力壮，武功也可能不错。毋庸讳言，这位始皇帝怕死也是出了名的。他接受卢生的建议，为使自己的居处无人知晓，下令在咸阳附近二百里的范围内，在已建成的二百七十座宫殿间添造复道和甬道，命令各宫殿设帷帐，置钟鼓，住妃嫱。他在众多的宫殿中穿梭往来，夜不虚度，若是身体不好，能应付得了吗？

此外，从陕西临潼出土的秦兵马俑来看，它们的主人也不会矮小瘦弱。以一号俑坑为例，六千件陶人、陶马威风凛凛，雄伟壮观，武士俑个个体形高大，肌肉丰满，英姿勃发，雄伟劲健，身高均在一米八左右，有的高达两米，俱为典型的“关中大汉”。以此推断它们的主人，该是八九不离十的样子。

从以上种种情况来看，秦始皇的形貌应是威猛高大，英武潇洒，并且他还身怀武功，精力过人，处变不惊，能应付各种复杂局面，能承担繁重工作量。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就曾推论嬴政的形貌相当漂亮。也有的学者认为，秦始皇出生在秦地，他的母亲赵氏是出了名的美人，按照子肖其母的生育规律，嬴政的长相不会很差。而且他的生活条件不错，肯定不会营养不良，因而他应是高大魁梧、相貌堂堂的西北大汉。至少他应是常人模样，而决非是发育不良、长相寒碜、身形难看的多病之人。

秦始皇的长相果真这样乐观吗？有的专家学者不同意这种推断，他们也提出了一些理由：

第一，《史记》对嬴政长相的记载大致不错，尽管司马迁所记不是第一手材料，但毕竟是史书中明确记载秦始皇形貌的文字，除此尚无不同或截然相反的记载。司马迁是个善于描写人物形象的高手，《史记》中所写的人物具有数量众多、类型丰富、个性鲜明的三大特点，其中写得比较成功、能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人物有近百个。有些尤重外貌和神情的描绘，使得人物形象具有很强的可视性。如写汉高祖刘邦“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张良“状貌如妇人好女”；李广“为人长，猿臂”；蔡泽“易鼻、巨肩、咇颜、膝挛”等等。使用文字不多，却是面目活现，形象生动，且各有特征。像秦始皇这种重量级人物，司马迁当会认真对待，不会仅凭道听途说即轻易落墨，因此认定司马迁所写的秦始皇形貌是可信的。

第二，秦始皇性情暴戾，易发脾气，这正是他多病缠身，心境不好的结果。他幼年时随同父母在赵国为人质，为了逃避追杀，东藏西躲，寄人篱下，食居不安，很可能因营养不良而导致软骨病症。又因为鼻部和脊椎骨弯曲变形而呼吸不畅，故讲起话来如同“豺声”，一旦发起“羊痫风”，更是把人吓死。再从秦始皇喜欢侏儒来看，他的身形也难说高大威猛。比如，他在统一六国之后，曾打算扩建苑囿，西起雍、陈仓（今陕西凤翔、宝鸡一带），东至承谷关（今河南灵宝蒌北），面积广阔，东西千里，一旦实施这个计划，耗费资财可想而知。周围大臣惧于秦始皇的虎威，谁也不敢谏止，惟有其好友侏儒优旃敢于说话。他开玩笑说：“您的这个计划太好了，这么大的苑囿，多放凶禽猛兽，就没有人在此出没，若有强盗从东方来犯，让麋鹿出动就把他们全顶跑了！”秦始皇听罢大笑不止，立即打消了这个荒唐主意。据记载，他身边的侏儒不止优旃一人，他们均与这位爱发火的皇帝相处得很好，这也说明，秦始皇因为自己身材不高，长相不佳，特意弄来一批侏儒以做陪衬，如果他是一个身心很健康的人，断不会和这些人结为挚友。

第三，秦始皇五次出巡，并不能证明他的身体有多好，因为他有豪华的车坐，有骏马可骑，跋山涉水不费气力。而且所到之处，刊石立碑，自我张扬，正是以此掩饰他的形秽。再从他逃脱荆轲追杀来看，他连自己的佩剑都拔不出来，可见其武功如何。如果不是御医把药袋砸向荆轲，恐怕他难逃活命。再说，逃生是人的本能，即使身体再弱，也决不会引颈就戮。另从御医随时携带药袋来看，秦始皇很可能是长期病号，否则不会把这玩意儿拿上朝堂。至于他每天要看一石竹木简书文件，这也不奇，必定有人给他搬运，甚至会读给他听。这些与秦始皇的形貌没有必然联系，因而不必给他加上英武潇洒、高大奇伟之类的溢美之词。

至于那些秦兵马俑，众所周知是以写实的手法，用高人、大马组成的大军阵，来反映当年秦军统一六国的磅礴气势。这些陶俑的形象当然要健壮端庄、高大威猛，不能因为秦始皇其貌不扬，身材难看，这些陶俑也要照着他的模样去做，也不能由陶俑的模样去推断他们统帅的尊容。这种机械的类比不仅毫无根据，也很不严肃，甚至有些滑稽可笑。

总起来看，还是要相信《史记》对于秦始皇形貌描绘的，不能以习惯的思维定势去想象。司马迁先生也说过“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成大事业者未必一定威武英俊，而坏蛋恶人也非就是鼠目獐头。从历史上看，有些名垂青史的人物身材就很矮小，而且长相也不漂亮。如传说中的大舜，身高不及常人，皮肤又黑又粗。又如春秋时齐国大政治家晏婴、孔子门生子羔、汉代丞相蔡义、文学家王粲、晋代大学者山涛等，身材都很矮小，有的近于侏儒，照样做出了非凡业绩。不仅文臣学者有此实例，鏖战沙场的将军也有矮人。如春秋时鲁国大将臧纥、汉代将军严延年、三国时魏国名将乐进等，个头远远不及常人，长相也很丑陋。然而他们上阵搏杀，个个武功非凡，常把高大雄壮的对手打得落花流水。可见阎立本身材、长相与一个人的业绩没有必然联系。更何况秦始皇贵为天子，一呼百应，手底下又笼络了一大帮杰出人才，谁敢说他做不出惊天动地的业绩？

秦始皇的形貌不佳，其名声也不好听，很多人把他归于暴君之列，提起他来几乎没有什么好感，一些画家甚至不愿意为其造像。比如，唐代有名的肖像画家阎立本绘有《历代帝王图》，画了从西汉到隋朝共十三个帝王的“真容”，其中有开国皇帝，也有亡国之君，却惟独没有首先打出皇帝旗号的秦始皇，可见对他怀有很深的成见。据说阎立本的写实本领很高，其肖像画无不生动传神，即使这样，恐怕他也很难画出秦始皇的真实尊容。因为那时没有照片参考，也无录像资料，仅凭司马迁的几句描写怎能准确画出几百年前的秦始皇来？所以，就算阎大画家雅量无限，真能为这位始皇帝造像，恐怕十之八九非其本人。

那么，现在看到的秦始皇画像是怎么来的？为何把他画得如此威武英俊？有关专家学者推断，《历代帝王图》中的开国之君，都被画得威武刚颜、相貌堂堂，后人揣度秦始皇应该也是这个样子，很可能以晋武帝司马炎的画像为蓝本，把他也画成方脸广额、高鼻美目、方嘴美髯、大耳垂肩的富贵模样。这样，大家都容易接受，相反，如果照司马迁写的秦始皇形象去画，没准儿还真有人要提抗议哩！

秦始皇到底长得什么模样，很难一时说清说准，这给文艺工作者塑造其形象带来一个难题。解开这个难题很有必要，至少可在这方面提供一个比较准确的版本，不要再对这位千古一帝戏说、乱说，更不要随心所欲地去瞎说、胡说。

曹操为何不当皇帝

曹操，一名吉利，字孟德，小字阿瞒。除去这些很普通的名字外，他还有个不普通的名字——魏武帝，或者叫做“武皇帝”。其实，曹操终其一生，鞍不离马，甲不解身，东荡西除，南征北伐，挟天子以令诸侯，费了很大气力统一中国北部，虽有皇帝之实，却无皇帝之名。汉延康元年（220）正月，曹操病死洛阳，葬于高陵（今河北临漳西南），终年六十六岁。当年十月，他的儿子曹丕废汉自立，在洛阳即皇帝位，改元黄初，国号曰“魏”。十一月，曹丕追尊其父为武皇帝，庙号太祖。至此，曹操才算有了皇帝正式名称，他的这个伟大遗愿在曹丕手里完成，是名副其实的儿子创造老子。

曹操是个很有本事的人。陈寿在《三国志•武帝纪》中评价其为“抑可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他到另一个世界去做皇帝，是其高明之处，也是无可奈何的选择。众所周知，曹操在镇压黄巾军起义中起家，建立了以“青州兵”为精锐的曹家队伍，他在占据兖州（今山东兖州市）期间，一些大臣拥献帝逃至洛阳，这里的宫室也已化为废墟，百官依壁而居，几天吃不上一顿饱饭。就在汉献帝和大臣们走投无路之际，曹操做了一个自以为聪明的决定，建安元年（196）九月，将献帝接到许昌，自为大将军，封武平（今河南鹿邑西北）侯。自此政归曹氏，皇帝仅守位而已。建安十三年正月，曹操任丞相；建安十八年五月自为魏公，加九锡；建安二十一年四月晋号为魏王，其位置在诸王之上。曹操儿子曹丕为王太子，女儿称公主，王都在邺城（今河北临漳县西南邺镇），设有相国、御史大夫、尚书令、侍中之类的官职，在形式上和皇帝没有太大区别。魏王在名义上仍比汉献帝要低一等，而实际上皇帝只是曹操手中的傀儡，谁也不拿他当回事了。

曹操大权在握，皇帝之位伸手可及，然而曹操操纵汉献帝24年（建安元年至延康元年），玩弄其于股掌之上，直到临死之前，也没有把小他二十六岁的汉献帝废掉。尽管曹操已全面完成了曹魏王朝的准备工作，可是他还是没有当上皇帝。许多人对此迷惑不解，甚至将其归为曹操的最大“奸谋”，其实这正是他的精明过人之处。因为曹操权衡利弊，他还不能当这个皇帝。为了避免成为众矢之的

曹操是个政治家、军事家，很善于从全局、从战略上考虑问题。当时天下大乱，群雄并起，出现了一批不可小瞧的实力派人物，如袁绍、袁术、吕布、张绣、孙权、刘备等，个个不甘雌伏，总想以求一逞。而自己所拥有的实力尚不足以荡平群雄，除尽异己。特别是在讨伐董卓的战斗中，曹操感到汉室还有一定号召力，像孙坚等人，“知有讨贼而不知有他”。在后来同刘备的接触中，知道此人表面上高喊以匡扶汉室为己任，而实际上却是天下第一号“皇帝迷”。还有实力雄厚的袁氏集团，也在虎视眈眈看着自己。而所有人的目光聚焦点，是皇帝的位置。自己一旦称帝，各路诸侯就得像当年讨伐董卓一样再讨伐自己，他坚决不做董卓第二。相反，要千方百计剪除这些对立势力。在曹操看来，汉献帝尽管是个孩子皇帝，但却是最好的政治工具，挟天子以令诸侯，要比自己称帝讨伐更加名正言顺，更得天应人。另外，曹操也清楚地知道，即使能用武力逐个消灭地方割据势力，可是他无法使整个士族阶层服帖。尽管他果断地杀掉了这个阶层的一些头面人物，如孔融、崔琰等，但不可能除掉整个士族阶层。再看看本营垒的知识分子，最拥护自己的莫如荀勦、荀攸叔侄，可连称魏王他们都激烈反对，怎么再好意思自称皇帝？而充分利用汉献帝这块招牌，就可以占据天时、地利、人和等有利条件，一步步发展壮大自己。就是到了统一中国北方之后，曹操还是没有代汉自立。比如，建安二十四年十二月，孙权袭杀关羽之后，为了引祸于人，主动给曹操写信，对其歌功颂德，劝他登基称帝，自己甘愿称臣。曹操让群僚传观了这封信，然后说：“是儿欲使吾居炉火上耶！”（引见《魏略》）。一眼识破了孙权的阴谋，仍然只行皇帝之实，不挂皇帝之名，堪称是聪明的算计。为了避免重蹈他人覆辙

皇帝为万民之主，富有四海，掌管着天下最高权力，觊觎其位者大有人在。当年的董卓也是大权在握，废少帝，立献帝，犯了帝位不可轻易谋取的大忌，遭到诸侯讨伐，死无葬身之地，教训极为惨痛。再就是那个袁术，志大才疏，不自量力，竟也想代汉自立，要过一把做皇帝的瘾。但是他错误估计了天下形势，也没有弄清自己有多大本事，结果使得兄弟反目，众叛亲离，皇帝没有做成，还搭上全部家底和自己性命。

袁术，汝南汝阳（今河南商水西南）人，字公路，是大军阀袁绍的从弟。他出身于四世三公的大官僚家庭，祖上四代都有人任太尉、司徒、司空职务，掌握全国最高军事、政务、监察执法大权，官高势大，门生故吏遍及天下，不要说家族势力曹操望尘莫及，就是手里掌握的军队也让曹操畏惧三分。董卓专权时，袁术逃奔南阳（今属河南），据有其地，不听招呼，受到曹操和袁绍的联合攻击，袁术遂率余众割据扬州（今长江下游与淮河下游间）。兴平二年（195）冬，汉献帝被郭汜等人追杀，百官士卒死亡者不可胜数，袁术以为代汉自立的时机成熟，遂召集属下说：“今刘氏衰微，海内鼎沸。吾家四世公辅，百姓所归，欲应天顺民，于诸君意如何？”（引见《三国志•魏志•袁术传》）。大家见他想当皇帝，不敢回答这种问话，只有主簿阎象当场劝阻，袁术置之不理。建安元年（196）七月，袁术迫不及待称帝，听说孙坚得了传国玉玺，遂逮捕孙妻夺了这一宝贝。不久又听了术士张炯的胡说八道，说他命中注定要做皇帝。袁术自以为一切准备停当，便在建安二年正月称帝于寿春（今安徽寿县），自称仲家，置公卿百官，郊祀天地，有滋有味地当起了皇帝。袁术的倒行逆施引起众人反对，他的儿女亲家吕布毁婚以示抗议，接着二人兵戎相见，袁术被吕布打败。这年五月，袁术又向阳夏（今河南太康）的陈王刘宠借粮，遭到拒绝。九月，曹操率军击败袁术。袁术投奔他的部下雷薄、陈兰，也被拒之门外。他要把帝号归于袁绍，袁绍不肯接受。走投无路的袁术众叛亲离，呕血斗余而死。袁术死后，妻子归了庐江太守刘勋，女儿被孙权纳入后宫，一个势力强大的军阀，因为利令智昏，擅自称帝，结果弄得家破人亡，声名狼藉。曹操亲眼看到袁术的失败过程，再联想到董卓暴尸于市、被燃火焚烧的情景，当能深刻领会这些前车之鉴，不会重复董卓及袁术的老路。所以尽管他大权在握，重兵在手，废献帝易如反掌，也不会冒天下之大不韪去当皇帝。为了避免慕虚名而处实祸

据《三国演义》第五十六回记述，建安十五年春，曹操在铜雀台大宴文武官员。当时，尽管赤壁兵败，可是曹操仍然牢牢控制着整个北方，形势仍可乐观。王郎、钟繇、王粲等一批文官借机进献诗章，大力称颂曹操“功德巍巍，合当受命”，公开劝他登基为帝。曹操看了这些拍马屁的文字，笑了笑说：“诸公佳作，过誉甚矣！”接着向大家介绍了自己年轻时的志向和微不足道的期望。在这段表露心迹的话里，他一方面向大家说明自己毫无野心，只想专欲为国家讨贼立功，死后只图个“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足矣。想不到现在身为丞相，人臣之贵已极，还会有什么期望？在曹操看来，“如国家无孤一人，正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不仅曹操至死不称帝，在他活着的时候，刘备、孙权也不敢称帝。说明曹操在坚持统一，反对分裂方面，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另一方面，曹操也明确指出，现在有人“妄相忖度，疑孤有异心，此大谬也”。同时，曹操也毫不含糊地表示，如果要他回到所封的武平侯之国安享富贵，这实在不行，恐怕一解兵权，就会被人所害。若是自己败了，则国家就会倾危，所以决不能只慕虚名而处实祸。《三国演义》为小说家言，文中所述不可尽信。比如，据《三国志》曹操本传记载，铜雀台修建于建安十五年冬，而不是这年春天。铜雀台是曹操为小老婆建造的高级别墅，至少这一年铜雀台没有举行过此类国宴。不过，罗贯中记述的曹操这些话并非凭空捏造，其来源为《魏武故事》，有些话则直接抄自曹操的《让县自明本志令》，较为真实地道出了曹操的心声。分析他对百官说的这些话，不仅看出了曹操在权势巅峰之时的清醒与明智，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热衷权力、看重实利的心理。当时，确实有些人认为曹操蓄有异志，诸葛亮和周瑜等人就公开骂他“名为汉相，实为汉贼”。在曹操属下中，也有人劝他交出兵权，回到自己的封国养老，以此“杜天下人之口”。曹操当然不会受他们操纵，因为他很清楚，自己如果只图这种虚名，一旦失去了兵权，说不定哪天仇人就会杀上门来，他和子孙都要遭殃。而现在，自己大权在握，一言九鼎，连皇帝都可以随意操纵，功名富贵，样样皆备，没有的只是那顶名誉上的皇冠，同样没有必要图此虚名。因为他已经完成了儿子要做皇帝的全部准备工作，儿子做了皇帝，自己也会被追认为皇帝。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果然在他算计之中，曹操把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发挥到了极至，所以他不会急于做皇帝。为了难以割舍的汉室情结

曹操被人骂为“汉贼”，但谁也不能否定他是汉室臣子。细看曹操一生作为，在他身上可以看到贯穿始终的汉室情结。曹操的祖父曹腾、父亲曹嵩、他自己及儿子曹丕等，四世累受汉室皇恩，曹操讲究实际，不会无视这个事实。这是曹操终究没有篡汉自立的思想基础。从曹操一生的主要行动来看，同样可以看到这种汉室情结。他二十来岁入仕，很想为朝廷尽力。做洛阳北部尉时，不畏豪强，犯禁者杀，工作很负责任；任济南国相，整顿吏治，成绩卓著。黄巾军起，他赶忙跑去镇压，竟降伏其部众三十万人。董卓乱政，曹操敢刺杀他，且在陈留散尽家财招募义兵，首先举起讨董义旗。在当时的讨董联军中，他和孙坚一样，是最没有私心杂念的将军。曹操及时提出讨董良策，众人置之不理，他一怒之下率五千人先行出击，结果败得一塌糊涂。这次失败教训了曹操，没有实力干不成大事，于是他扩充军队，开拓地盘，走上了专欲为国家讨贼立功的道路。不客气地说，与袁绍、袁术、吕布、刘备、孙权等人相比，曹操对于汉室的贡献最大。如果不是曹操收留了走投无路的汉献帝，很难设想他能再稳稳当当做二十五年皇帝。当然，迎立这个傀儡皇帝，给曹操带来很大方便，但也造成了诸多麻烦，比如稍有举措，就要上表奏闻，还容易给人抓到把柄，无异自寻烦恼。然而曹操一旦做出这个决定，就贯彻到底，至死没有抛弃汉献帝，也未修改“匡扶汉室”的既定方针，这不能不说是曹操的汉室情结在起作用。他如果代汉称帝，就会彻底毁坏自己一生的声誉、名节，就会成为真正的汉贼。曹操奋斗一生，不能不考虑自食其言的后果，所以他宁愿做周文王，给儿子铺好登基之路，也决不会自己去当皇帝。

以上几个方面分析了曹操不当皇帝的理由和原因。此类理由和原因还可举出一些，如障碍尚未扫清，内部尚不稳定，时机尚不成熟等。尽管曹操是汉朝廷所有权力的真正主人，但他没有代汉自立却是不争的事实。

曹操不称帝并不是他不想当皇帝，这在史料中有明确记载。《曹瞒传》和《世语》都称尚书桓阶“劝王（曹操）正位，夏侯惇以为宜先灭蜀，蜀亡则吴服，二方既定，然后遵舜、禹之轨，王从之。”由此看来，曹操并非只是一心一意匡扶汉室，其实他还是想当皇帝，只是蜀、吴未定，他坐不稳这个宝座。如果“二方既定”，他就会效法舜禹之轨，不客气地让汉献帝禅位。可惜曹操已至暮年，等不到这一天了。曹操死后，夏侯惇还“追恨前言”，以为泄露了天机，很快他也死掉了。有人对此进行了考证，以为《世语》是胡说八道，但没有否定《曹瞒传》也说过这些话，可见对于曹操的这一记载并非全是妄说。还有，曹操在看完孙权劝其称帝的信后，曾经无可奈何地发出了一句感叹：“苟天命在孤，孤为周文王矣！”周文王没等灭掉殷纣王就去世了，其子姬发后来灭商，建周朝，即帝位，尊其父为周文王。曹操以周文王自居，说明他不是不想改朝换代，只是自己身体有病，已经来不及了。

还有人以为，曹操不是不想做皇帝，事实上他做不成皇帝。就是轻而易举把汉献帝搞掉，他也只能做个控制一方的草头王，做不成统一全国的真皇帝，而且还要背个“篡汉自立”的万世恶名，倒不如只要实惠，不要虚名，所以才一直“谦虚”着不称帝。如果给曹操排个时间表，可以看出他要当个真正的皇帝很艰难，就从他“挟天子以令诸侯”算起吧：

建安元年，曹操让汉献帝封自己为大将军、武平侯。为了安抚势力最大的袁绍，他又紧忙让汉献帝封袁为太尉、邺侯。可是袁绍不领情，不仅不接受，还大骂曹操“今乃挟天子以令我乎？”曹操知道自己势力不行，只好忍气吞声把自己的“大将军”封号让给袁绍；建安二年，董卓的部将张绣率部攻击曹操，袁术则公开在寿春称帝，同曹操唱起“对台戏”；建安三年，荆州的刘表公开支持张绣，向曹操发动进攻，吕布也同他大动干戈，孙策则乘机占据江东，根本不听招呼；建安四年，刘备公然背叛曹操而投靠袁绍，不久，许都就受到袁绍大军的攻击；建安五年，官渡大战爆发，曹操获胜，接着就是长达七年的征伐，总算大体平定了中国北方；建安十三年，曹操占领荆州，形势一片大好，他要统一全国，不料遭到赤壁惨败，刘备不客气地占领西川、荆州，从此形成三方鼎立的局面。至此，曹操已是鞭长莫及，他没有力量和时间再搞统一了。总起来看，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身兼多种要职，占据有利位置长达二十四年，可是他没有制服各路诸侯。曹操不是没有想当皇帝之心，然而缺乏回天之力，事实上他当不成皇帝。如果曹操公开亮出代汉自立的招牌，局面将更加糟糕。曹操的精明之处，就是善于利用合法的外衣，将不合法的目的掩盖起来，虽然他不称皇帝，但他所有的努力都是想当皇帝，而且这种努力是有计划、按步骤的，既稳稳当当，又周到严密。比如：曹操把三个女儿都嫁给了汉献帝，其中曹节被立为皇后。一方面用于政治上的笼络，一方面设下几个眼线，便于控制这位小皇帝。从建安十三年起，曹操就从政治体制入手，将皇帝权力转移到自己身上。这年六月，罢三公官，曹操自任丞相。他的所有命令先由丞相主簿司马朗传递给代尚书令荀勦，再由荀勦传给汉献帝，最后以诏书形式发出，其实却是曹操的“旨意”。十六年，曹操以儿子曹丕为副丞相，进一步抓牢了中央大权。十七年，曹操可以带剑穿鞋直接上殿，而且入朝不用小跑。十八年正月，曹操以皇帝名义合并十四州为九州，其所领冀州成为全国最大的州，魏郡成为最大的郡，为将来的魏王国奠定了基础。十八年五月，曹操受魏公及九锡，后者是天子赐予臣子的九种礼物和待遇，通常被认为是大臣篡位的先兆。十九年正月，曹操在封地内举行耕种籍田仪式，表明魏的分封国地位正式确立。同年三月，汉献帝宣布魏公位在诸侯王之上，并授曹操以金玺、赤绂、远游冠等物，具有了过去皇太子的待遇。二十年九月，曹操执掌分封诸侯、任命郡守国相的权力，得官爵者皆知有魏公而不知有天子。二十一年五月，曹操晋爵为魏王，并得到金虎符，在制度上正式承认了他的调兵权。与此同时，曹操也在紧锣密鼓地完善魏国的政治组织：任命钟繇为魏国相国，任命华歆为御史大夫，建立太学作为培养干部的基地。曹操还在北方实行屯田，改革赋税，颁布租调制度，为今后准备了充足的粮食。可以说曹操从政治、军事、组织、经济等各方面都做好了登基的准备。到了这种地步，曹操仍不满足，动不动就朝汉献帝大发脾气，吓得这位天子苦苦哀求：“君若能相辅，则厚；不尔，幸垂恩相舍。”意思是说，你若不辅佐我，发发善心放我一条生路得了。恨不得要把皇位拱手相让。曹操自知时机尚不成熟，考虑再三，还是把这个宝贝位置留给了儿子。

总起来看，曹操为什么不做皇帝是个很复杂的问题，自古以来就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人常说“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其实，局中的曹操始终保持着一份可贵的清醒。他虽然没有当上皇帝，可是却实实在在获得了许多超过当皇帝的荣耀，这正是曹操想得到的东西。

梁武帝为何“禁女人”

在中国古代皇帝中，有一个虔诚狂热的佛教信徒，他一面贪恋着九五之尊的权位和荣耀，占有着三宫六院众多妃嫔和无数的财富，一面又痴迷于佛事活动和教义，实行“戒肉”和“禁女人”，在中国佛教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就是曾经三次舍身寺院的梁武帝。

梁武帝名萧衍，字叔达，小字练儿，南兰陵（今江苏武进西北）人。生于宋大明八年（464），卒于梁太清三年（549），终年八十六岁，属于历史上的高寿皇帝。他在东晋南朝270年间，在位长达四十八年，是统治时间最长、比较有作为和富于特色的一位皇帝。粱武帝博学多能，有文武才干。史书说他“六艺备闲，棋登逸品，阴阳纬候，卜筮占诀，并悉称善”。在学术和文才方面，梁武帝都很突出，这对他接触宗教活动，了解佛经内容，领会其中精髓提供了方便条件。他在早年信奉的是道教而不是佛教，不久，与沈约、谢胱等人同被南齐竟陵王萧子良召为西邸文学之士，在这段时间接触了佛教典籍和一些名僧，引起了他对佛学的极大兴趣。齐中兴二年（502）四月，时为梁王的萧衍在建康（今南京市）南郊称帝，两年之后正式宣布舍道皈佛，这年萧衍四十岁。

梁武帝皈依佛教是真心诚意的，他尤其看重佛家的戒律。据史料记载，他在即位后第十八天就急忙忙跑到无碍宝殿受戒，法名冠达，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佛教徒皇帝。

这时的萧衍，脑袋里充满了这样的幻想：自己由一名普通官员变为皇帝，看来没什么稀奇，那么，也完全有可能由皇帝而变为菩萨，永生不灭，照耀万世。萧衍像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要准备吃苦，戒肉食，禁女色，严格要求自己。此外，他特地要求文武百官和平民百姓，都要像他那样虔诚信佛。“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杜牧的诗句写出了当时佛事的兴盛，梁朝成了佛的国度。

梁武帝的信佛不只是真心诚意，而是达到如痴如狂的程度。他以皇帝之尊，甘心到寺院为“奴”，以现身说教的方式做给臣民们看，起到了很重要的示范作用。

比如“舍身”，这样滑稽可笑的做法竟有四次之多。按照佛教的说法，舍身有两种做法，一是舍资财，即把个人所有的身资服用无偿交给寺院；二是舍自身，即自愿人寺院为僧众执役。从史料记载看，梁武帝先后四次舍身同泰寺为“奴”。分别在大通元年（527）、大通三年（529）、中大通元年（546）和太清元年（547）。舍身的时间一次比一次长，开始是三四天，接下来是十五六天，最长的达三十七天。国家不可一日无君，在梁武帝的授意下，“公卿以下以钱一亿万奉赎”，把他这个“皇帝菩萨”一次次请回宫里，然后他再次舍身让大臣们去赎。这种自编自演的游戏，不仅使同泰寺发了大财，同时又检验了公卿大臣对自己的忠诚程度，还借以推动了全国性的佛教信仰，一石三鸟，梁武帝很是自鸣得意。

既然到同泰寺舍身，就不可能把一大群花枝招展的嫔妃带进寺院。梁武帝只好把这群越女吴娃留在宫里，坚决奉行禁女人主义。据《南史•梁本纪》：梁武帝“自五十外便断房事”，从此不近女色，弄得嫔妃宫女怨声载道，有的竟偷偷使用“媚术”，妄图使这位“皇帝菩萨”回心转意，哪怕来个雨露均沾，总比守冷宫的滋味好受些。

梁武帝既然决定献身佛教，当然顾不上这些只添乱而不帮忙的后宫佳丽。最起码一点，他要坚持佛教的基本戒律。佛法中的修行，不论深浅，必以归戒为根基，皈依、受戒，才能成为佛家的真正弟子。众所周知，佛教从东汉时期传人中国，教义发生了多次变化，但独身灭欲是一直不变的。这一点，得到了广大僧众的一致认可。如果不禁女人，就难以做个和尚，梁武帝当然要带头遵守这一戒律。另从“五戒”和“五常”关系来说，佛教与儒教有异曲同工之妙。禁色淫合于儒家之“礼”，最易得到知识分子阶层的认同。同时梁武帝还借以向全体臣民表白，自己毫不留恋皇帝的荣华富贵，比如断绝房事这一条，你们谁能做到？

既为佛教徒，理所当然禁绝女人，皇帝也不能例外。这没有什么疑问，不必为此多费口舌。

但有人不这么看，认为梁武帝禁女人是个特例，能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要说清这个问题，必须先说说梁武帝的后宫生活。按照周礼规定，“王者立后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以听天下之内治。”汉代以后，又“加以美人、良人、八子、七子之属”。后来又将后宫分为14个等级。到了魏晋之后，仍遵汉制，然而“自夫人以下，世有增损焉。高祖（梁武帝）拨乱反正，深鉴奢逸，恶衣菲食，务先节俭，德配早终，长秋旷位，嫔嫱之数，无所改作”。

从上面这段话里，可以看出梁武帝不满前朝后宫的混乱状况，决心拨乱反正，确定后宫编制。加上他有“深鉴奢逸”的习性，在元配夫人去世之后，以致“长秋旷位”，而“嫔嫱之数”也“无所改作”，说明这位皇帝对于女色并不上心。据史书记载，萧衍的结发妻子是郗徽，高平金乡（今山东金乡）人，相貌一般，但有才华，善隶书，读史传，闲习女工，是很有名的大家闺秀。宋后废帝刘昱欲纳为后，齐安陆王萧缅也想聘娶，但都被郗家拒绝，却看上了当时尚无多大名望的萧衍。齐建元四年（482），十四岁的郗徽嫁给了十八岁的萧衍。当时上层社会纳妾成风，萧衍也不能免俗，齐永泰元年（498），他又娶进了十四岁的少女丁令光。可是转过年来，郗徽就病逝于襄阳，年仅三十二岁。齐永元三年（501），萧衍在攻入建康时又纳了齐东昏侯萧宝卷的妃子阮令嬴，此女时年二十四岁。同时还把一个姓吴的宫女收为小老婆。从史书中看，萧衍一生中为他生育儿子的女人还有董昭仪、丁充华、葛修容等，关系很密切的女人也就是十多位。他当了皇帝之后，才追谥发妻郗徽为武德皇后，丁令光、阮令嬴、吴氏分别册立为贵嫔、修容和淑媛。在以后长达四十七年的时间里，梁武帝再也没有册立后妃，所谓“长秋旷位”并非夸大之辞。前面已经说过，梁武帝禁女人时，正值五十岁的虎狼之年，作为一个有正常生理欲望的男性，面对美女如云的后宫，真正不近女人也是很困难的。可能正是这种神秘的佛教力量，使得这位盛年皇帝禁断房事，清心寡欲。就算是装装样子，也得需要一定的克制力。

也有人认为梁武帝禁女人，与他的发妻郗徽有关。这个女人给他的刺激太大了，以至于在其死后多少年内，梁武帝仍然不得安宁，不得不为她在佛的面前求情讨饶，从此对女人彻底失去了兴趣。

郗徽出身高贵，父亲郗烨，官至太子舍人，母亲为宋文帝刘义隆女寻阳公主。在这种家庭氛围里长大的郗徽傲视一切，性情酷忌。可是偏偏她的肚皮很不争气，一口气生了玉姚、玉婉、玉夗三个女儿。这让有心做皇帝的萧衍很不满意，于是纳了丁令光为妾。丁氏性情仁恕，为人宽和，居宫接驭，颇得人心，很快使得郗徽妒性大发，对待丁令光极为刻薄，每日让她舂米五斛（每斛十斗），不许他人相助。这对一名十四五岁的少女真是一种残酷折磨。萧衍惜香怜玉，多次调解妻妾关系，郗徽总是鼻孔朝天，根本不予理睬。当时萧衍的职务是雍州（今湖北襄樊）刺史，四品官衔，面对水火不容的妻妾关系，他感到束手无策。一个是结发妻子，夫妻情分一直不错，而且郗家很有势力，这个女人得罪不得；一个是心爱的小妾，眼看受到虐待，作为丈夫而无力阻止，这让萧衍伤透了脑筋。多亏这种局面不长，妻妾相处不到一年，郗徽病逝，丁令光获得彻底解放，萧衍也真正松了口气。

可是，萧衍并未摆脱郗徽的阴影。据《释氏通鉴》记载，郗徽死后阴魂不散，其妒性不仅未改，反而变本加厉。她看到丈夫居然登基做了皇帝，后宫又填塞了那么多天姿国色的美女，令她一刻也难安宁。不料郗徽遭到佛的制裁，使其变为巨蛇，面目狰狞可怕，郗徽这才知道佛法神通广大。于是她迅速来个转变，入后宫托梦给梁武帝，求丈夫替她忏悔，并为她大修功德，以求尽快脱离苦海。梁武帝看在结发夫妻的份上，昼夜披阅佛藏，制定《慈悲道场忏法》，请了许多和尚不停地拜诵，为郗徽忏罪祈福超生。果然郗徽化为天人，在空中感谢丈夫梁武帝。通过这件事情，梁武帝进一步认清了佛法惩恶扬善的重要，真切地感受到妒恶女人的可怕，他下决心不再册立皇后，宁可让后宫这个最重要的位置空着。他在四次舍身佛寺期间，远离任何女人，被赎回宫后也自觉实行这条戒律，使得众多后宫佳丽长吁短叹，春梦难寄，白白守了个只当摆设的皇帝。

以上所说梁武帝禁女人的理由，似是而非，让人觉得难以信服。民间有种传说，倒是可以破解他的禁女人之谜。萧衍早就想做皇帝，暗中制造好了兵器，伺机准备起事。永元二年（500）冬天，以长兄、尚书令萧懿无罪被杀为由，公开举兵造反。他率军进攻建康，同守城将领展开厮杀，不想那人处于高处，一条长枪如翻江倒海，萧衍有些力不能敌。他收紧马镫，想要起身直刺那人心窝，不料一支冷箭飞来，一下射飞了萧衍的两个睾丸，还带走了半条阳根。多亏他的副将及时赶到，将其带到一位老僧处包扎，这才捡回一条性命。老僧见萧衍两骻骈骨，顶上隆起，生有奇异之相，断定他大福大贵，而且与佛有缘。一边给他疗伤，一面对他开导，使他成了日后的“皇帝菩萨”。萧衍登基之后，决心报答老僧，派人到寺院寻找，不想老僧已经坐化归西。登基后的梁武帝这才决定要为佛舍身，他舍身的地方正是当年疗伤的同泰寺。此后，男根不全的梁武帝遂对女人失去了兴趣，然而为了报复齐东昏侯，又抢了他的宫女吴淑媛。后来吴氏生下豫章王萧综。当时，梁武帝已失去了生育能力，这位萧综本是齐东昏侯的遗腹子。其后吴氏向儿子道出这个秘密，萧综遂同梁武帝离心离德，不久，萧综就背梁投魏了。

这个传说像是确有其事，但正史不载，查无实据，而且也经不住推敲。如果真如这个传说所讲，梁武帝受了这么严重的箭伤，应该失去生育能力，但事实上他在攻下建康并称帝之后，还生了好几个孩子。比如，后来的梁简文帝萧纲是梁武帝的第三个儿子，他生于攻占建康两年以后的皇宫，母亲是丁贵嫔。又如，后来的梁元帝萧绎是梁武帝的第七个儿子，生于攻占建康以后的第八年，即天监七年（508）八月，其母是阮修容。这是正史记载的梁武帝的第三子和第七子。此外，还有第八子萧纪。这样看来，梁武帝登基后至少生了六个孩子，怎么会没有生育能力？传说中的豫章王萧综是梁武帝的次子，据《南史》记载，吴淑媛“七月而生综，宫中多疑之”。显然萧综出生时月份不足，他到底是不是梁武帝的孩子，实在不好判定。后来，萧综也果然投魏，以不得志郁闷而终。这个传说有真有假，若说梁武帝因箭穿男根而禁女人，实在不足为据。

还有人说，梁武帝是个伪君子和色迷，因惧于郗氏之威，尚不敢过于放肆。他在进攻建康时，得了齐东昏侯的余、吴二妃，左拥右抱，朝夕不离。此事惹起一些人的怨愤，多亏将军王茂劝说，萧衍才放了余妃，只留姿容姝丽的吴妃供自己享用。他在登基当皇帝后仍热衷于搞花架子，一方面是所谓克己，一方面却放手纵奢，闹出了不少笑话。比如，他提倡节俭，不用锦帐用棉帐，不穿绸缎穿布衣，一条被子盖两年，一顶帽子戴三年，不准宫女穿华丽衣服，裙裾的长度不能拖至地面。他自己的饮食也很节俭，专门撰写《断酒肉文》，害得中国的汉族和尚从此不能喝酒吃肉，而他自己不减口福。其诀窍是，素食一瓜变为数十种，一种菜成了几十种口味，而且样样都很精致，实际上梁武帝节俭不了多少。最可气的是他对于皇亲国戚纵容贪欲。如他的弟弟萧宏，积存的金银财宝塞满上百间库房，仅现钱存量就在三亿以上，萧宏的宠妾一双鞋子价值超过一千万钱。梁武帝的儿子萧纪在四川做刺史，搜刮黄金达一万多斤，白银五万多斤。竟陵太守鱼弘，娶了一百多房小老婆，珠宝、服饰、车马皆“穷一时之绝”。这些梁武帝不是不知道，可是从来没有认真管一管。他自己虽然坚持“辍半日之餐，全一禽之命”，可是对这些腐败分子却听之任之，仅此一点来说他也不是个称职的皇帝。由此联想到他的禁女人问题，也多是摆摆样子，走走过场。从史料记载看，梁武帝四十岁信佛，并很快受戒，可是他照样过着有女人的生活，直到五十岁了才禁断房事，这一拖就是十年。可是作出这个重要决定之后，“嫔嫱之数，无所改作”，后宫佳丽依旧，人数没有减少几个，还要那么多宫人干什么？况且，梁武帝舍身最长的时间是三十七天，相当于独自出去游玩一次，回到后宫禁不禁女人，那只有佛知道了。

梁武帝禁女人的事情，放到平常人身上，没人当回事情，何况又是佛教徒？可是因为他是皇帝，就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其实这种属于个人私生活的事，也无说三道四的必要，糟糕的是梁武帝把佛事、国事搅和到一起。自日是皇帝，却不于皇帝应该干的事，后来错误接纳了大野心家侯景，不但使梁朝遭到毁灭性的浩劫，他自己也被活活饿死。后人谈起他禁女人的事来，大都看成是历史上的笑柄。好心不得好报，这恐怕是梁武帝没有想到的可悲结局。

骆宾王的下落

骆宾王，浙江义乌人，从小聪明过人。《鹅》诗相传为其七岁时所作，被后人誉为神童。然而他一生命运坎坷，怀才不遇，潦倒失意。唐高宗仪凤四年（679），升任侍御使，掌管举荐贤能、弹劾百官事务，后因好向武则天上书言事而被诬下狱。遂作《在狱咏蝉》诗以明志，其中“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四句犹为世人所称道。获释后改任临海（今属浙江）县丞，故后人又称其为骆临海。武则天光宅元年（684），唐朝大将徐世勣（后赐姓李，避太宗讳，名李勣）之孙徐敬业因反对武后篡位称帝，在扬州聚兵十余万发动叛乱，意在恢复大唐李氏王朝。骆宾王因对武氏政权耿耿于怀，便毅然投奔徐敬业做其幕僚，并撰写了《代徐敬业传檄天下文》，文章用词苛刻，反复嗤斥，多加揶揄，说武氏“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馋，狐媚偏能惑主”，极力贬斥武后争劝邀宠；获得先帝信任的媚态，还历数武则天的秽行恶迹及阴谋野心，与徐敬业起兵的正义和威武相对比，来瓦解武氏朝中士气。并用“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形容先帝尸骨未寒，武则天就将储君软禁宫中，对武氏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希望她能还政与唐。最后以“试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为结语，气势恢宏，极富感号力。武则天观看此文后，十分震惊，问是谁写的，周围的人告诉她是骆宾王。武则天十分惋惜地叹道：“宰相之过也，人有如此才，而使之流落不偶乎！”（《资治通鉴•唐纪十九》）。无奈徐敬业寡不敌众，只坚持了三个月，就被武则天所派大将李孝逸击败，逃至海陵（治所在今江苏泰州），被部将杀死。骆宾王亡命逃遁，下落不明，成了文学史上的一桩千古疑案。被杀说《旧唐书•骆宾王传》曰：“敬业败，伏诛。”《新唐书•李勣传》曰：“敬业与敬猷、之奇、求仁、宾王轻骑遁江都，悉焚其图籍，携妻子奔润州，潜蒜山下，将入海逃高丽，抵海陵，阻风遗山江中，其将王那相斩之，凡二十五首，传东都，皆夷其家。”又《资治通鉴•唐纪十九》云：“乙丑，敬业至海陵界，阻风，其将王那相斩敬业、敬猷及骆宾王首来降。”正史记载的都是他兵败被杀。与骆宾王是世交的宋之问在《祭杜审言学士文》中也说：“骆（宾王）则不能保族而全躯。”对他的死表示出无限痛惜。投水自尽说骆宾王像

唐代张鷟《朝野佥载》云：“骆宾王《帝京篇》曰：‘倏忽抟风生羽翼，须臾失浪委泥沙。’后与徐敬业兴兵扬州，大败，投江水而死，此其谶也。”他认为骆宾王在早年所作《帝京篇》中，早就预言自己要投江而死。逃遁说

据明代朱国桢《涌幢小品》记载，明武宗正德年间，南通城东的黄泥口发现了骆宾王墓穴，墓主衣冠如新。后来该墓被迁至狼山，至今遗迹犹存。又清代陈熙晋在《骆临海集笺注•附录》中说，雍正年间有个自称李勣三十七代孙的李于涛，据其家谱称，扬州兵变失败后，骆宾王与徐敬业之子隐藏于邗河的白水荡，得以逃脱。以后骆宾王客死崇川，骆宾王墓就是徐敬业之子所修。唐代海陵的地望在今江苏泰州一带，距南通市很近。骆宾王在兵败后，可能就近隐遁，后来带着壮志未酬的遗恨凄惨离世，这就是南通骆墓的由来。落发为僧说

唐中宗时郄云卿搜求骆氏文集，编成十卷，盛传于世。他在《骆宾王文集序》中云：“文明（唐睿宗年号，684）中，与敬业于广陵共谋起义，兵事既不捷，因此逃遁。”《新唐书•骆宾王传》曰：“敬业败，宾王亡命，不知所之。”后人据此推测说，兵变失败后，官兵并未捕获徐敬业与骆宾王，因害怕武则天问罪，便以假充真，函首以献，二人最终逃脱，落发为僧。唐代孟猀《本事诗》中记载更详：“当敬业之败，与宾王俱逃，捕之不获。将帅虑失大魁，得不测罪，时死者数万人，因求戮类二人者，函首以献。后虽知不死，不敢捕送。故敬业得为衡山僧，年九十余乃卒。宾王亦落发，遍游名山。至灵隐，以近八十岁卒。”造成徐、骆二人脱逃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们以匡复李唐王朝为名而起兵，深得众人爱戴同情，故失败后能得他人掩护并隐遁。

骆宾王是否真的出家为僧，《本事诗》记述的一段轶闻或许能解开谜底。唐代诗人宋之问秋夜在杭州灵隐寺赏月赋诗，吟出两句：“鹫岭郁狾呴，龙宫锁寂寥。”便才思枯竭，沉吟良久，难续下句。这时走过来一老僧，问清缘由后，即说：“何不云‘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随后又连吟数句完篇，句句珠玑。宋之问惊愕不已，大为叹服。次日拜访，竟未寻见此人。别人告诉他老僧就是骆宾王。这段趣闻可谓有根有据，堪称诗坛佳话。宋代计有功《唐诗纪事》、元代辛子房《唐才子传》也信而不疑，一并收入，只是文字略有出入。然而，当代的许多学者认为这一故事纯属虚构，宋之问和骆宾王原本十分熟悉，即使岁月沧桑，骆宾王苍老了许多，又落发为僧，也不至二人相逢而不相识。

综合以上诸说，无非是骆宾王兵败后或死或生两种观点，长期以来，人们对此争论不休，各抒己见。

主死者认为，正史中除《新唐书》云骆宾王兵败“不知所之”外，其余均说其被杀，而宋之问所说骆宾王“不能保族而全躯”，更成为他被杀的力证。骆宾王与宋之问的父亲是同僚，骆宾王文集中也有三首赠宋之问的诗：《在江南赠宋五之问》《在兖州饯宋五之问》《送宋五之问》。诗中径称宋之问为“故人”，可见二人关系甚密，交情深厚，宋之问的话是完全可信的。关于投水自尽之说，多以为小说家言，又带有宿命论色彩，更无其他资料佐证，很少有人相信。但《资治通鉴考异•唐纪十九》引《唐纪》曰：“敬业（敬）猷……宾王走归江都……敬业入海，欲奔东夷，至海陵界，阻风，伪将王那相斩之来降，余党赴水死。”看来，骆宾王的确是投水自尽了。

主生者认为，郄云卿是奉诏令搜辑骆宾王诗文，必然要详加考证他一生的主要行踪。而得出的骆宾王“逃遁”结论，是否定其被杀的重要证据。除此，骆宾王的《夕次旧吴》《过故宋》《咏怀》三首诗，尽是黍离之感，故国之思。如“西北云逾滞，东南气转微”，“惟当过周客，独愧吴台空”等，大概不是一般的咏古抒情之作，可能是其兵败后重游故地的无限感喟。另孟猀《本事诗》所载，虽有疏漏，但大致是可信的。王那相为邀功请赏，完全有可能以假首级报送京师。宋之问知晓后，便在《祭杜审言学士文》中记下了“骆则不能保族而全躯”。退一步讲，即使宋之问明知是假首级，他也断然不会说出真话。因此，以宋之问语来证明骆宾王被杀是站不住脚的。

骆宾王出家为僧一事也并非是虚妄之谈。有人对《潜阳唐夏骆氏宗谱》研究后认为，骆宾王在兵败后先逃亡至灵隐寺为僧，后定居于潜阳（今浙江临安县），十堪余年后才去世，遗体被运回浙江义乌安葬，因此今浙江义乌绣川溪仍有骆宾王墓。骆氏宗谱虽然为清宣统元年（1909）重修，并残缺不全，但谱中载有明清人序跋十余篇，均未对骆宾王遁迹于潜阳提出异议，显然是可信的。对于骆墓，《骆临海集笺注》所附李于涛《和骆宾王遗墓诗•诗引》说，义乌为骆宾王衣冠冢，本墓在崇川（今南通境内）。这就是明代在南通境内发现骆墓的缘由。上述两说虽细节处稍有差异，但都肯定骆宾王兵败后遁迹于江浙一带。

至于骆宾王投水自尽，也存在诸多疑点。既然有人看见他投水，谁又能说这不是潜逃呢？骆宾王生于浙东水乡，应识水性，当时趁兵乱，极有可能人水远遁而去；也正说明他并未遭诛杀。而人们误以为他溺死，才有了《朝野佥载》、《资治通鉴考异》的记载。由此看来，骆宾王兵败隐匿生还说似占了上风，其实也不尽然。反对者认为，郄云卿的序言有不同版本，宋代著名私人藏书家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卷一六《骆宾王文集》条下注曰：“其首卷有鲁国郄云卿序，言宾王光宅中广陵伏诛。”又曰：“又有蜀本序文视前本加详，而云广陵起义不捷，因致逃遁。”两个版本的郄序关于骆宾王的下落竟截然相反，究竟该相信哪一个好呢？关于徐敬业的子孙，引日唐书•李勣传》只言及“偶有脱祸者，皆窜迹胡越”，记载了其后代徐舍人在吐蕃繁衍生息一事。谁又能保证清代所谓李勣的三十七代孙李于涛不是个冒牌货呢？他所言其先祖为骆宾王修墓一事是否真实，值得相信吗？以此推之，骆宾王是否真的逃脱，仍值得商榷。

总之，骆宾王是死是生，各家广征博引，据理力争，也未形成不易之论。至少，在未发现新的材料之前，这场争论仍将继续下去。

宋仁宗为何见不到生母

清代谢蓝斋根据说书艺人石玉昆《龙图公案》整理的《龙图耳录》，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宋真宗乏嗣，刘、李二妃俱怀有身孕。时钦天监奏天狗星犯阙，真宗分赐二妃玉玺龙袱一个，以镇天狗冲犯。又刻金丸一对，上书“金华宫刘妃”“玉宸宫李妃”，赏给二人用来驱除邪祟。一次真宗酒后醉言：“皇后已死，谁若生有皇子，就立为正宫。”刘妃心胸狭窄，惟恐李妃生下皇子于己不利，就与总理都堂郭槐暗中勾结，设计陷害李妃。次年三月李妃分娩，郭槐买通接生婆，用剥了皮的狸猫偷换出太子。而李妃因血晕不省人事，毫无察觉。刘妃命令宫人寇珠将太子抱至销金亭，用裙带勒死，丢至金水河中。然而，寇珠素怀怜悯之心，不忍下手，时逢内宫首领陈林采办果品归来，就将太子放入妆盒，前往南清宫八千岁处求救。八千岁获知详情后，把太子暂时收养起来。

刘妃向皇帝进献谗言，说李妃生了妖孽。宋真宗联想到“天狗犯阙”，雷霆大怒，将李妃贬入冷宫。后来，刘妃也生有一子，依照约定，皇上立她为正宫，儿子为太子。不想太子七岁夭折，真宗伤心不已。八千岁趁机将李妃之子引见，皇上见其聪明伶俐，又酷肖自己，十分高兴，便将他封为东宫太子。刘后见太子面貌举止颇似真宗，想起了七年前之事，就严刑逼供寇珠。寇珠为保全李妃及太子，坚贞不屈，触阶而死。

李妃得知太子是自己的儿子后，天天烧香祈祷。恰被刘后撞见，就密奏皇帝说李妃诅咒自己。真宗下诏赐死李妃。冷宫内侍纷纷为李妃鸣不平，有一面貌酷似李妃者甘愿替其受死。内侍官秦风则派心腹将李妃偷偷护送出宫，安置在陈州家中。郭槐与秦风向来不和，就设计焚烧了冷宫，把秦风活活烧死。李妃在陈州秦氏家中，思君念子，哭瞎双眼。秦风死后，她遂失去经济来源，栖身破窑，乞食为生。这时太子已经登基，是为仁宗。包公放粮，途经陈州，李妃拦轿喊冤，并拿出金丸为证。包公见是国母，就带她同回开封府，包公夫人为其治好了眼病。仁宗因从小在南清宫长大，奉狄后为母亲。适逢狄后做寿，包公送李妃进宫与仁宗相识。狄后召来仁宗，母子二人最终相认。仁宗下密旨令包公严审郭槐，又将郭槐供词拿给刘后审阅，刘后作贼心虚，胆战惊恐，突发暴疾身亡。仁宗命令包公代写诏书颁行天下，匡正国典，祭祀天地、太庙，迎请太后还宫正位。此时黎民百姓才知当朝国母姓李，而不姓刘。

上述就是人们熟知的“狸猫换太子”故事。后来有人依据《龙图耳录》将其写进了一百二十回的《三侠五义》。剧作家们也不甘寂寞，把它改编为《狸猫换太子》戏曲，广为传唱。以至于七岁小儿、八旬老妪也谙熟这段宫廷秘闻。究竟历史上有没有此事呢？回答是否定的。但是，小说家、剧作家也非完全向壁虚构，所述仍包含着一定史实。

历史上确有刘妃、李妃二人，宋仁宗即为李妃所生。可是直至李妃患病而死，宋仁宗母子也未相认。这完全是一幕悲剧，与小说（或戏曲）大团圆结局显著不同。据《宋史•后妃上》载，刘妃祖籍太原，后迁徙益州（今成都）。先为真宗美人，大中祥符中为修仪，进德妃。她“性警悟，晓书史，闻朝廷事，能记其本末”，是一名记忆力很强的女子。宋真宗退朝后，她协助批阅奏章，处理得井然有序。宫闱中有要事相商，她都能根据掌握的知识广征博引，提出对策。然而如此精明的女子，却未能生育，实为憾事。李妃，即李宸妃，杭州人。初入宫时，为刘德妃侍女，庄重寡言。真宗以为司寝，既有娠，后生下仁宗。但是李宸妃地位低贱，虽生下皇子，却无力保护，被刘德妃强领为义子，密令杨淑妃抚育。宫人们迫于刘德妃权势，亦不敢言，遂成为一段关系重大的秘密，没人有胆量挑开。刘德妃以自己出色的才干赢得了宋真宗的信任，真宗力排众议，立其为皇后。乾兴元年（1022），真宗驾崩，“遗诏尊后为皇太后，军国重事，权取处分”。刘太后权力进一步上升，成为事实上的皇帝。仁宗年幼，由太后摄政长达十二年之久。朝中大臣有知晓仁宗身世者，因害怕罪及自身，也不敢说出实情。刘太后或许是良心发现，曾在李妃染病时，进封她为宸妃，也算是对她的一种安慰吧！令人悲叹的是，李宸妃终其一生也没能同当皇帝的儿子相认，带着无限惋惜离开了人世，死时年仅四十六岁。

刘太后以己之私，强夺她人之子为己子，手段确实不够光彩。她也考虑到后果的严重性，密切防范仁宗知道真情。据《宋史•后妃上•李宸妃传》载，当宸妃卒后，刘太后打算以宫人礼仪治丧于外，宰相吕夷简奏言礼宜从厚。她惟恐皇帝听见，赶忙让仁宗起身回避。过了一会儿，她才问吕夷简：“只不过死了一个宫人，有必要这么隆重吗？”吕夷简毕竟老谋深算，心知肚明，回答说：“事无内外，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一下戳到了刘太后的痛处，她愤怒地说：“这不是离间我和仁宗的母子关系吗？”吕夷简则从容答道：“如果太后不为刘氏族人着想，我也不敢提此建议，倘若还顾及刘氏宗族，就应该丧礼从厚。”刘太后心思缜密，经他一提醒，终于恍然大悟，就问：“应该按什么等级规格安葬李宸妃？”吕回禀说：“治丧用一品礼，殡洪福院。”太后从之。吕夷简计高一筹，又密令下葬人员用皇后服饰给李宸妃入殓，并用水银填棺，起防腐作用。所有这一切做得天衣无缝，把许多大臣都瞒得严严实实。

刘太后死后，朝臣再无忌惮，燕王告诉仁宗说：“陛下乃李宸妃所生，妃死以非命。”宋仁宗大吃一惊，这才了解到自己身世的真相。也有史料说，告诉仁宗事实真相的是抚育他的杨淑妃，此时已是皇太后。她说：“此非帝母，帝自有母”，向他讲了李宸妃的悲惨遭遇。宋仁宗听了哀恸顿毁，饮食难进，不视朝数日，又下哀痛诏自责。尊宸妃为皇太后，谥庄懿。亲自前往洪福寺祭告，并打算重新安葬母亲。等他打开棺盖，见李妃身着皇太后冠服，肤色如生时，产生了疑虑。他叹曰：“人言其可信哉！”不但没有治罪刘氏宗族，反而给以极厚的优待。毫无疑问，这归功于吕夷简当初的悉心安排。宋仁宗感到对生母有愧，便想办法加以弥补。他对李氏家族宠赉甚渥，一再擢升生母之弟李用和的官职，还将福康公主下嫁李用和的儿子李玮。可是这一切对李宸妃来说，都来得太迟了。

小说（或戏曲）中向仁宗说明真相的是八千岁，而《宋史》中却是燕王。据《宋史•宗室一》说，燕懿王赵德昭是宋太祖赵匡胤第二子，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79）自杀而死。又《宋史•宗室三》说，燕王赵俣为宋神宗第十子，属于宋仁宗的曾孙辈。他们二人都不可能面谏仁宗，因此《宋史》中的燕王实是太宗第八子周王赵元俨（宋真宗八弟，仁宗叔父）。他为人正直，忠心赤胆。刘太后临朝时，元俨恐为太后所忌，深自沉晦，闭门谢绝人事，佯装疯狂，不上早朝。及至太后驾崩，仁宗亲政，他才恢复常态，告知仁宗身世。宋仁宗对他也恩宠有加，遇有重要国事，均找其商议。元俨病重时，仁宗亲自调药服侍，叔侄二人感情很深。至于小说（或戏曲）中讲到的八千岁领养仁宗为义子，后伺机领其面见真宗，直至作为太子登基为帝，这也是张冠李戴，不合史实。据《宋史•英宗本纪》，宋仁宗老年乏子，不得不于嘉啣七年（1062）认领濮安懿王允让第十三子赵曙为皇子，一年后即位，是为英宗。明显看出，小说（或戏曲）将正史中濮安懿王允让身上的事，移植到八千岁元俨身上，将两朝事合在一起上演，有意增加曲折性和传奇性。

包公向以断案如神著称，即使真有“狸猫换太子”一事，他纵有天大的胆子，也不能为李宸妃伸冤。因为仁宗亲政时，他并非在汴京任职，只是外地的一个税务小官。既不具备面见皇帝的资格，更无审问朝中高官的权力，还轮不上他来管这事。而小说（戏曲）中的忠臣陈林，据考证可能是《宋史》中的内侍程琳。但他是一个奸诈小人，绝不是什么正人君子。《宋史•后妃上》载，刘太后临朝称制时，程琳为取悦太后，献《武后临朝图》，希望能劝谏太后废宋自立。然而刘太后还有一点自知之明，并不想成为武则天第二，愤怒地将图掷于地上说：“吾不作此负祖宗事。”程琳自讨没趣，白白挨了一顿训斥。

人们总是同情弱者。李宸妃虽贵为国母，但在刘太后压制下，守着儿子不敢相认，只能将满腹辛酸深藏而不能吐露，最终饱含遗恨离开了人世。仁宗作为一代帝王，被蒙在鼓里20多年，与亲生母亲从未团聚在一起，虽贵为一国之君，却无法享受天伦之乐，这是发生在帝王家的悲剧。他们母子的遭际令人怜悯，而制造悲剧的刘太后理所当然地成为被谴责的对象。于是人们创作出小说（或戏曲）“狸猫换太子”来贬斥这个自私自利的女人。并将善于侦破冤假错案的包公“请”来，为李宸妃鸣冤叫屈，伸张正义。尽管这种移花接木的做法不符合历史事实，但它满足了人们惩恶扬善的心理愿望，明知有假，也乐意接受。此外，“狸猫换太子”的故事具有传奇色彩，人们爱看爱听，很多年来流行不衰，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宋高宗为何用处女选太子

宋高宗在收复国地上动脑筋不多，在确定接班人时却费尽了心机，关键时刻竟用处女“选”太子，在历史上制造了一段不绝于口的闲话，同时也留下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谜团。

原来，宋高宗后宫嫔妃不少，于史留名的就有两位皇后、两位贵妃、两位贤妃、一名婉仪，被他宠幸过但没有名位的女人就不知有多少了。然而为他生出儿子的只有宪圣皇后吴氏、张贤妃和潘贤妃三人。而其中只有潘贤妃生下的儿子成活，取名赵呠。建炎三年（1129）二月，高宗到了扬州，一天晚上正兴致勃勃同宫女淫乐，突然报告金兵袭来，他受了很大惊吓，患了锁精症，从此失去生育能力。一个月后，宋高宗到了杭州，扈从统制官苗傅、刘正彦发动兵变，逼迫宋高宗退位，立不到三岁的魏国公赵勇为帝，并请隆啣太后垂帘听政。一个月后，韩世忠杀苗、刘二人，高宗复位。建炎三年四月壬申日，册立赵呠为太子。在这场动乱中，赵呠被吓出病来，延至七月，病情愈重，医治无效，短命而亡。

太子夭折，皇储乏人，大臣们议论纷纷。有不识时务者开始上疏，要皇帝尽快在宗室后裔中挑选储君，倘若皇帝日后生出儿子，到时再重新册立太子。按说这是关心国脉大事，照此实行可安人心。然而宋高宗以为这是心怀二志，并借此事羞辱自己，再说眼前战事紧张，哪有时间选立太子？为了平息大臣议论，便将上疏者撤职查办。大家果然缄口藏舌，不再议论立储之事。

宋高宗和后妃们生不出儿子，战局也慢慢稳定下来，立储之事遂又重提。这时，辗转在江西的宪圣皇后也平安返回临安，她说曾经做了一个怪梦，不解何意，秘密向高宗说了，高宗悟出是选嗣之事。恰在这时，大臣范宗尹也提出了这事，高宗答道：“太祖皇帝以神勇之武定了天下，可是他的子孙没有享受承继之福，现在遭遇世乱艰难，他的后代更是飘零可怜，我若不效法仁宗皇帝，为天下着想，怎能告慰太祖在天之灵？”

众所周知，宋太祖临终前，遵从太后之意，把皇位传给了弟弟，他自己的后代没有继承大统。至仁宗时，没有儿子，便挑选四岁的侄子赵宗实为太子，这就是后来的宋英宗。现在的高宗赵构也没有儿子，便想效法宋仁宗的做法，在太祖的后人中选立太子。一方面显示自己有尧舜之风，一方面也可安定人心。其实，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宋太宗一支的嫡系子孙全都被掳北上，皇太子不得不在太祖后裔中选立。果然，副宰相张守、负责军事防务的长官李回、禁卫官娄寅亮等人纷纷上疏支持或称赞皇帝的这一英明做法。宋高宗遂借坡下驴地说：“此事不难行，朕于‘伯’字行中选择，庶几昭穆顺序。”决定在太祖后人中选立皇子。

按照赵宗室玉牒，赵构系宋太祖六世孙，“伯”字辈为七世孙，排列起来是子侄关系，立为皇太子名正言顺。经过多人寻访，查明太祖皇帝七世孙共一千六百四十五人。在这些人中，又挑选出七岁以下幼童十人，经反复审看，相中了一胖一瘦的两个男孩。宋高宗把他们两个叫到一起，再仔细端详一遍。他看胖的那个孩子结实，个头儿也高，决定“留胖去瘦”。然后赐给瘦孩子三百两白银，想打发他回家。就在这时，一只白猫从两个孩子中间穿过，胖孩子飞起一脚，踢翻了这只白猫。高宗看了大为不满，他想，此子如此轻狂，如何担当社稷重任？当即改变决定，留瘦去胖。绍兴二年（1132）五月，高宗皇帝育太祖朝奉大夫赵子偁之子伯琮于宫中，赐名瑗。追溯起来，伯琮是太祖次子秦王赵德芳的后代。

伯琮入宫这年只有五岁，生活不能自理，遂交给张婕妤负责养育。高宗虽然用心选了一个侄子，但他并未将其视为皇子。说来宋高宗有自己的理由：①这一年他只有二十五岁，倘若医治有效，说不定以后还会生出儿子。②赵瑗年纪幼小，发展难以预料，万一不如人意，随时可以废掉。③“伯”字辈侄子众多，说不定有更优秀者出现，到时择优汰劣，于江山社稷更为有利。

宋高宗的这些想法确有道理。可是，朝野医方用尽，他还是生不出儿子。绍兴四年，吴才人觉得寂寞无聊，也想抚育一个孩子。高宗把秉义郎赵子彦的男孩找来，时年七岁，名为伯玖，长相可爱；聪慧颖异，吴才人一看就很喜欢，留在身边精心养育。宋高宗将其改名为赵璩，这样，事实上有了两个储君侯选人。他们自身尚不明白悄然开始的竞争，但大臣们在密切注意着立储大事。比如，大将张浚专门上表，请求高宗尽快确定皇太子。然而高宗心中有数，对于这种请求，一概置之不理。

绍兴五年五月，大臣赵鼎建议应在宫中建立书院，对这两名男孩加强培养。宋高宗为此修建了“资善堂”，聘请徽猷阁待制范冲和起居郎朱震为宫廷教师。两个孩子的学习都很认真，接受了系统正规的良好教育。绍兴十年（1140），岳飞奉诏班师后，提出“正国本以安人心”的建议，赵鼎也提出议立皇子一事，均遭宋高宗训斥。两年后，十五岁的赵瑗加检校少保，封普安郡王，按照惯例，他出宫住进王府。而这时的赵璩，独居禁中，封吴国公。三年后，赵璩晋封为思平郡王，同样搬进自己的府第，时人称为东、西二府。

宋高宗对于选立皇子之事不是没有考虑，然而他还必须考虑这样两个重要因素：一是抚育赵璩的吴才人已被册立为皇后，秦桧因与赵瑗关系不好，遂借机一打一拉，制造吴皇后欲立赵璩为太子的谣言。许多大臣看秦桧脸色行事，弄得“中外议颇籍籍”。高宗左顾右盼，难下立储决心。二是高宗母亲韦太后从金国回来后，因与赵璩接触较多，对其很有好感，日常言行不免偏向赵璩。高宗是个孝子，不能不考虑母亲的这种态度。此事就这样不痛不痒地拖了下来。

绍兴二十五年（1155）十月，奸相秦桧病死；二十九年（1159）九月，韦太后崩于慈宁宫。立储的所谓两大障碍已不复存在，大臣们又一次提出确定皇子的问题。高宗觉得再往下拖延实在难塞众口，遂把这事提上了朝廷议事日程。然而，赵瑗和赵璩两个究竟立谁，宋高宗再一次犹豫起来。这天，他独处宫中，看到一个个如花似玉的宫女，一个妙计涌上心头。遂悄悄召来内府总管，要其挑选未被临幸的二十名宫女，东府、西府各赐十人，他要看看赵瑗、赵璩在女色面前的态度，据此决定取舍。过一段时间，宋高宗传命将这些宫女召回，让女官逐个对其检验。结果，赐给赵瑗的宫女完璧如初，而赐给赵璩的宫女全被奸过。宋高宗对此秘而不宣，但他明白了孰优孰劣，女色可以乱性，女色可以致祸，高宗利用这一传统办法，识别出哪个是正人君子，谁又是好色之徒。争论了近三十年的立储君问题，靠了十名处女，就这样一锤定音了。绍兴三十年二月二十二日，朝廷举行了隆重的皇子册封仪式，宋高宗亲笔御书：“瑗可立为皇子，改名玮。”赵璩仍为皇侄，一个月后，他被封为开府仪同三司，判大宗正事，垂头丧气地离开临安，住进绍兴王府。皇子与他擦肩而过，他至死也不会明白自己失算在哪里。据史书记载，立皇子的制书颁布后，大臣们“动色相庆”，“中外欢悦”，说明宋高宗的这个决定英明正确，很得人心。赵瑗向皇太子之位迈出了关键的一步，成了惟一的皇位继承人。

如此重大而又严肃的立储问题，居然用十名处女去检验测定，可谓独出心裁，历代罕见。这件事引起了后人的争议，宋高宗果真是用这种难以启齿的方法选定皇子的吗？《玄玄堂闲话》《前桥小语》等史料中提出了不同看法，概而言之，有以下几点：

其一，选定赵瑗为皇位继承人，本是宋高宗的初衷。据《宋史•孝宗本纪》：孝宗（即当初的伯琮，后改赵瑗）一开始就受高宗喜欢，“绍兴二年五月，选帝育于禁中”，宫中修建“资善堂”书院，主要是为了教育好赵瑗。后来赵璩（即伯玖）被召进宫后，只有“寻诏赴资善堂听读”的资格。虽说他也按时受到诏封，其养母也位居皇后，但赵璩的资历、地位仍然无法与赵瑗相比。因为赵瑗比赵璩年龄稍大，受封几乎总要领先赵璩一步，这也是他被立为皇子的有利条件。更主要的是，赵瑗性喜俭约，厌恶骄奢，在这点上很对宋高宗的心思。这位经历了北宋亡国、父兄被掳过程的皇帝，多少记住了一些惨痛教训，他曾严厉批评过喜玩珊瑚的楚王之子赵仲湜。赵瑗听到这件事情，引以为戒，旰食宵衣，踵武前贤，很想有所作为。对此高宗皇帝看得十分清楚，这正是一国之君最可贵的品质。确立赵瑗为皇子，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其二，后官方面的大力支持，对确立赵瑗的皇子地位起了重要推动作用。所谓韦太后和吴皇后偏向赵璩，并因而干扰了高宗立储君的决心，于史无据，完全是秦桧一党制造出的谣言。关于立皇子之事，韦太后从来没有加以干涉，从另一件事可以看出她对这类事情的态度。当时，皇后未立，高宗请母亲写道手书，韦太后说：“我但知家事，外庭非所当预。”由此推断，这个老太太怎会干预立皇子的事呢？吴皇后在这件事上表现得更是明智。虽然赵璩是她抚育成人的，但她并没有想要立其为皇子，且看《宋史•吴皇后传》中的这段话：“伯琮（赵瑗）性恭俭，喜读书，帝与后皆爱之，封普安郡王。后尝语帝曰：‘普安，其天日之表也。’帝意决，立为皇子，封建王。出（赵）璩居绍兴。”很明显，在确立赵瑗为皇子的问题上，吴皇后投了关键的赞成票，她以公正无私的行动，平息了秦桧一党的谣言，也打消了高宗的种种顾虑。

在确立皇子问题上，宋高宗确实有种种顾虑，后宫的态度非常重要，秦桧等人的意见也要考虑。吴皇后与秦桧的关系较好，因为“秦桧等累表请立中宫”，她能进位为皇后，这个奸相是出了力的，所以她常常附和秦桧的意见。不妙的是，赵瑗与秦桧的关系却很紧张。对此，吴皇后心中自然有数。宋高宗正是担心她同秦桧一伙搅在一起坚持立赵璩为皇子，幸好在这件事上她没有为秦桧所左右。恰在这时，赵瑗又立了一功。绍兴二十五年（1155）十月，秦桧病重，其家人和死党欲以秦桧之子代父职，妄图继续操纵朝政。赵瑗得到这个消息立即报告了高宗，高宗也认为秦氏父子太过分了，连夜驾临秦家，挫败了这一乱政阴谋。这件事使高宗和吴皇后感到，在大是大非面前赵瑗有胆有识，处事果敢，为君者理应具备这种素质。吴皇后不以一己之私与赵瑗结怨，仍然积极推荐他进位皇子，说明秦桧一党的挑拨未起任何作用。高宗原来以韦太后和吴皇后做“挡箭牌”，是想应付那些关心国本的大臣，也是为了敷衍秦桧一党。说不定宋高宗正是看到赵瑗善断大事的能力，再加上吴皇后的大力支持，才下决心确立他为皇子。

其三，大臣们关键时刻的苦谏，促使高宗正确地选立了皇子。赵瑗与赵璩比较确实难分伯仲，但在文武大臣中间，就声望和人缘来说，赵瑗还是优于赵璩。比如岳飞入京奏对，见到赵瑗，觉得他英武俊伟，可以立为储君，为此还上了密奏；老臣赵鼎也多次在皇帝面前称赞赵瑗。这些做法虽然引起高宗的反感，可也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由于秦桧偏袒赵璩，再加上他钳制舆赵咘像论，很长时间人们忌谈选立皇子之事。秦桧死后，立储之事重又提起，晋原人阎安在考进士的策文中借机发了一通议论，他认为高宗在太祖后裔中选立皇子已经过了二十多年，一直议而不决，储君至今未定，不知要考验到什么时候？如再拖延下去，佞臣当生异望，继而朋比结党，成为社稷遗祸，这样麻烦可就大了。这篇策文洋洋数千言，用语犀利，说理透彻，深深触动了高宗，遂钦定阎安为探花。大臣张焘及时上疏：两位宗子“谁为君，谁为臣，应当晓谕天下”。宰相汤恩退等一批大臣也纷纷上疏谏言，劝说高宗快立皇子，可是依然不见动静。就在这时，利州（今四川广元市）提点刑狱范如圭把仁宗时期名臣请求建储的奏章搜集到一起，呈给高宗，终于使他感悟，认为这事如果再拖就要失信于天下。他考虑再三，接受了宰相的意见，赵瑗既然封了真王，就应该确定为皇子身份，朝廷做事要符合礼制，就干脆封赵瑗为皇子吧！

其四，赵瑗的体魄强于赵璩，具有担当大任的有利条件。从史料记载看，赵瑗幼时身材削瘦，体质一般，为此差一点落选，想不到他后来长得英俊魁伟，懔懔一表，望而知为庙堂之器。而赵璩虽然也是仪表堂堂，但与赵瑗比较起来就差一大截。据史料记载，这与赵瑗有志进行北伐、恢复北宋疆域有关。赵瑗十分注意锻炼身体，尤其喜爱骑马，而且具有娴熟的骑术。一次，他策马奔驰时间过长，弄得人困马乏。快到宫殿前，乘马突然窜入殿前庑廊，因为廊檐很低，眼看就要把赵瑗从马上撞下来。只见他不慌不忙用双手攀住廊檐悬在半空，轻松脱离了险境。还有，赵瑗很喜欢打马球，常召集军中好手前来较量，就是刮风下雨也不耽误比赛。由于长期坚持体育活动，使其体质非常强健，像岳飞这样的武将对他都很喜欢，足见其英武非凡。高宗皇帝明白，宋金两国将要长期对峙，战争随时可能发生，作为战时的帝王没有强壮的身体是不行的，在选立皇子时宋高宗不能不考虑这个条件。

从以上几点来看，赵瑗之所以被确立为皇子，有内外各方面的优势，并不仅仅在于他经受住了女色的考验。其实，作为封建帝王来说，“寡人好色”算不上什么大的毛病。宋高宗自己有严重的男性疾病，在这方面毫不示弱。据《宋史》记载，绍兴三十一年（1161）六月，一次性“出宫女三百九十人”，但他没有落下好色之名，《宋史》评论他却是“恭俭仁厚”，可见占有几位宫女根本算不上什么问题。而这时的二位宗子都已位居郡王，并且早已过了结婚年龄，如果仅凭这点决定谁为皇子，传开以后岂不遭人嘲笑？退一步说，假若赵瑗也同宫女们发生了性关系，宋高宗还要从头再培养宗子吗？再说，用处女检验他俩是否好色的办法可靠吗？宋高宗也许永远不知道，他刚开始实施这一计划就被赵瑗的老师史浩一眼看穿，此人及时提醒赵瑗谨慎行事，赵瑗在美色面前约束了自己，从而取得了高宗皇帝的好感。如果不是史浩先生的提醒，那十个宫女是否还能保持处女之身恐怕还得另说呢！

宋高宗以处女选皇子的办法在历史上留下了笑柄，赵瑗是不是占了十个宫女清白之身的便宜，在历史上多有争论，究竟是哪种原因让赵瑗坐上皇子的座位，恐怕只有高宗本人才说得清楚。从确立皇子的结果来看，证明宋高宗的眼光没错，绍兴三十一年九月，金主完颜亮率六十万大军侵宋。十月，宋高宗决定亲征。十二月，收复泗、和、楚、汝四州，高宗驾临建康（今南京市），赵玮（即改名前的赵瑗）随驾前往。在抗金前线，赵玮夙兴夜寐，孜孜不倦，一面及时整理各种奏章文书，一面亲自照料高宗的生活，受到上下左右的一致称赞。而这时的宋高宗，经过多年颠沛流离，早已身心疲倦，眼看疆土收复无望，金人又频频南侵，觉得不如早点把这个烂摊子交给皇子。绍兴三十二年五月甲子日，诏立赵玮为皇太子，更名咘，在紫宸殿举行内禅之礼。六月十日，诏皇太子即皇帝位，是为宋孝宗。高宗赵构自称太上皇，他高兴地说：“我把社稷托付得当之人，没有什么遗憾了。”对此；史书有段比较中肯的评论：“高宗以公天下之心，择太祖之后而立之，乃得孝宗之贤，聪明英俊，卓然为南渡诸帝之称首，可谓难矣哉！”。

宋孝宗在南宋九个皇帝中确实很难得，他的皇位来得也算“难矣哉”。可是从他与那十个宫女的游戏看，其皇位来得似乎又太容易了。真耶？假耶？谁能真正说得清呢？

岳飞的真墓在哪里

宋高宗绍兴十一年腊月二十九日（1142年1月27日），三十九岁的抗金名将岳飞同他的儿子岳云及部将张宪，被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杀害在大理寺风波亭里。岳飞自十九岁从军，以身许国，志在抗金，先隶宗泽部下，披坚执锐，屡立战功。后从王彦渡河收复新乡，与金兵战于太行山，斩获甚众。金兀术南侵临安（今杭州市），岳飞在广德（今属安徽省）袭击金兵，收复建康（今南京市），又大破齐兵，收复襄阳（今湖北襄樊市）等州县。后出师北伐，获郾城（今河南省郾城市）大捷，为抗金大业立下了伟绩丰功。他正率部乘胜进击，却被朝廷十二道金牌召回，旋即被夺兵权，下大狱，历尽严刑拷打而坚贞不屈，终被投降派们害死。岳飞死讯传出，朝中正直之臣无不为此千古奇冤而扼腕悲叹。“市人闻之，凄怆有堕泪者”。人们崇敬这位抗金英雄，仰慕他的高风亮节和浩然正气。英雄的音容笑貌已不可追寻，岳飞墓遂成了缅怀和凭吊其英灵的千古胜地。多少年来，杭州栖霞岭的岳飞墓前，观瞻的人们川流不息，望着中间那座高高的岳坟，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各自的钦敬与哀思。可是很少有人去想，这座坟墓里埋葬的真是岳飞的遗骨吗？

众所周知，岳飞属于非正常死亡。他在很长时间沉冤难以昭雪，幸存的亲人又远徙外地，岳飞既不可能事先选好墓地，又不可能举行葬礼，也不许有人祭奠。其遗体究竟埋在哪里，历来说法不一，至今也是争论不休的问题。

先听听一些很流行的说法。

在过去的杭州，有一句“螺蛳壳里做道场”的老话，说的就是关于岳飞的埋葬地。当年岳飞被秘密杀害后，狱卒隗顺十分同情这位被冤杀的抗金将领，决心要掩埋好岳飞遗体。可是在热闹繁华的国都临安，要掩埋好一名“钦犯”的遗体并不容易，思来想去，他终于有了主意。临安郊外的螺蛳壳堆积如山，而且从来无人过问，何不把岳元帅遗体埋在那里？原来，当时的钱塘门外有很多穷人以食螺蛳为生。废弃的螺蛳壳堆在河边，有的地方竟有好几尺厚。在这里掩埋遗体，可以做得天衣无缝。秦桧一党就是掘遍临安城，也决不会想到这里。

隗顺很快选好一个地方，当晚就把岳飞等人的遗体背出城外，扒开一堆螺蛳壳悄悄埋了。不料这事被秦桧知道，遂命人四处搜查，因为隗顺埋得巧妙，岳飞遗体完好保存。二十多年以后，宋孝宗登上皇位，要为岳飞平反，寻访英雄遗骨。这时，隗顺已经去世，他的儿子遵从父愿，在官府告示旁贴一纸条，上写十个大字：“欲觅忠臣骨，螺蛳壳里寻。”朝中大臣按照这个线索，果然找到了岳飞等人的遗骨。宋孝宗选了黄道吉日，把忠骸迁葬在栖霞岭上。为了超度亡灵，请了一百二十个和尚到原葬地做全堂水陆道场。临安的百姓听到这一消息，扶老携幼前去祭奠，“螺蛳壳里做道场”这句话便由此传开。

还有一种传说：狱卒隗顺将岳飞等人遗体背出后，并没有埋在螺蛳壳里，而是把他们葬在钱塘门外北山脚下水边，并以岳飞随身佩戴的一只玉环作为陪葬物，置于遗体腰下。然后在坟上种了两株桔树，作为日后寻找的标识。为了掩人耳目，隗顺还在坟前立了石碑，上刻“贾宜人之墓”。

隗顺把这个秘密一直保留到临终。他在咽气之前，把负尸出城经过、葬地、标识等详细告诉了自己的儿子，让他在合适的时候上报官府，一定要重新安葬岳元帅的遗骨。后来，宋孝宗为岳飞平反，并以赐官为赏，寻求英烈遗骸。隗顺儿子遵照父亲临终嘱托，把岳飞葬地报告临安府。官府派人找到英烈墓地，将岳飞父子和张宪遗骸迁葬于西子湖畔栖霞岭下，以后又修了祠堂，供人凭吊瞻仰。

以上只是传说，传说不足为信。这里看看有关文字史料对于岳飞葬地的记载：

宋绍兴十一年十二月，高宗诏岳飞赐死，诛张宪、岳云于市。“飞死于狱中，枭其首”。“狱卒隗顺负其尸出，逾城，至九曲丛祠中。故至今九曲王显庙尚灵。顺葬之北山之呧”。《金佗祠事录》也说：“隗顺负尸潜瘗北山之渭。”可见这两则史料的说法是一致的。隗顺死前“谓其子曰：‘异时朝廷求而不获，必悬官赏，汝告言曰，棺上一铅筩，有棘寺（大理寺）勒字，吾埋殡之符也。’后果购其瘗……其子殆上台，官悉如所言，而尸色如生，尚可敛礼服也。”

从上面这些文字史料看，至少可以得出这样几点认识：

第一、岳飞死于狱中，并被砍下头颅。而张宪和岳云是被杀于市。隗顺是只负岳飞尸出，还是把三人尸体都背出城，从记载中看不清楚。岳飞等三人在当时是“要犯”，按宋律规定，盗葬犯尸要判刑。隗顺有无能力和胆量把三具尸体全都背出和安葬，也看不清楚。

第二、隗顺将岳飞葬于临安九曲丛祠旁的北山之渭，即今杭州市昭庆寺以北。当时的最高审判机构大理寺在钱塘门以内，而“钱塘门沿城而北，旧有九曲城”。那么，九曲丛祠在哪里呢？《咸淳临安志》记载：钱塘门以北，有九曲昭庆桥、九曲法济院、九曲宝严院等。此地多湖河，故城垣曲折，九曲丛祠因而得名，其位置当在钱塘门外。王显庙则在钱塘门外九曲城下，宋绍兴年间修建。狱卒隗顺要背岳飞尸体出城，钱塘门是必经之地，而王显庙又正在这条路线上，岳飞遗体“葬之北山之呧”很有可能。所谓北山，就是今天的宝石山。

第三、岳飞自宋高宗绍兴十一年（1141）十二月被冤杀，至绍兴三十二年（1162）宋孝宗上台，七月为岳飞平反昭雪，其间经过二十一年，岳飞遗体居然“尸色如生，尚可敛礼服”，按照杭州的气候和地理条件，如不采取防腐措施，显然是不可能的事情。

岳飞“葬之北山之呧”的说法影响很大，不少史料和方志都采用此说。如明嘉靖年间刊刻的《西湖游览志》、万历十年刊本《汤阴精忠庙志》、清康熙时修撰的《钱塘县志》等，都认为岳飞葬于九曲丛祠旁的北山之呧。“呧”为水边，究竟何处是岳飞的确切葬地，至今也说不清楚。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岳飞埋葬在杭州众安桥下十七号处。李汉魂在《宋岳武穆公飞年谱•遗迹考》中写道：“今杭州市众安桥河下十七号忠显庙，其地南宋为北郭丛葬之所，传即岳王初瘗处。”他之所以这样写，也是有来由的。清代道光十三年（1833），杭州地方官府重修栖霞岭下岳飞庙和岳飞墓，追寻岳飞的初葬地。经过多方查询，终于在杭州市众安桥螺丝山下扁担弄内的红纸染房旁（俗称十七号处），找到了最初的岳飞坟。杭州府司狱吴廷康正式予以确认，并刊印了《岳忠武王初瘗志》，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清代的学者名流，如胡兴仁、沈祖懋、杨昌浚等也持相同看法。众安桥为岳飞的初葬地，在很长时间内成为定论。清代光绪二年（1876），官府在众安桥修建“忠显庙”，杭州人俗呼为“老岳庙”，其实它的资历不算老。

对此，后来有些学者提出了不同看法。众安桥这个位置，在南宋时处于钱塘门内，系当时临安城中的商业街，铺面林立，人稠物穰。桥南就是“北瓦子”等有名的娱乐场所，车水马龙，履舄交错，是临安城黄金地段，且是御街必经之处，这里怎会成为北郭丛葬之所？岳飞遗体又怎能被偷偷埋在这里？

如今人们都知道，岳飞的坟墓在杭州西湖边栖霞岭上，前面为岳王庙，岳王庙内西南部为岳坟，墓碑上书“宋岳鄂王墓”。在岳坟的斜对面，有四个反翦双手、面墓而跪的铁像，即谋害岳飞的秦桧、秦桧妻（王氏）、张俊、万俟呙。这几个铁像也是几铸几毁。明弘治年间，参政周木修岳飞墓，先铸秦桧夫妇二跪像，不久被游人击碎。明正德八年（1531），都指挥李隆用铜重铸，增加了万俟呙，成为三铜像。不到10年被人抛入西湖，传说西湖为之水臭。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按察副使范涞再次铸像，又增加了张俊，遂成四铁像。到了清代，阮元知杭州，又重铸了4铁像，这些铁像后来被毁。现在墓前四铁像是1979年根据河南汤阴岳飞纪念馆的有关铁像重铸的。

据资料介绍，岳飞坟墓原先并不在栖霞岭上，而是在前面说的狱卒隗顺负尸埋葬处，即今杭州昭庆寺以北地带。后来为岳飞平反昭雪，才迁葬于此。这样说来，栖霞岭上的岳坟就是岳飞遗骸的埋葬地吗？有人认为难以说清。

岳飞遇害以后，朝野一致要求为其平反昭雪。宋高宗不能自打嘴巴，对此置之不理。宋孝宗上台后，有志恢复旧土，鼓舞抗金士气，遂顺应民心民意，下诏平反岳飞冤案，追复其原官。又以五百贯的高价购求岳飞遗体，“以礼改葬”，并访寻岳飞后人，用其孙六人为官。又在岳飞旧宅（此时已改为太学）之左，立庙奉祀，时称“右佑庙”。乾道六年（1170）七月，朝廷下诏于鄂州（今湖北武昌）建岳飞祠，庙额书写忠烈；淳熙五年（1178）九月，朝廷谥岳飞为“武穆”。淳熙六年（1179），岳飞之子岳霖等上《赐谥谢表》，感谢皇帝为其父亲恢复官爵与名誉，并赐谥号，其中有“葬以孤仪，起枯骨于九泉之下”等语。在古代，少师、少傅、少保称为“三孤”，宋高宗绍兴十年（1140），岳飞在堰城大捷之后，朝廷特授其为少保，故岳霖称之为“葬以孤仪”。如这一说法可信，岳飞的遗骨是从初葬地起出后，再按少保的葬礼仪式改葬，其改葬地点为“西湖覆泰山剑门岭”，即现今栖霞岭。这里的岳飞墓则为改葬地，墓中埋葬的一定是岳飞的遗骸了。

既然如此，清道光年间的杭州府司狱吴廷康，为什么又确定众安桥下十七号处为岳飞的初葬地呢？他又为何重建岳飞墓呢？难道他与胡兴仁等人不知道栖霞岭为岳飞遗体的改葬地吗？还有，吴廷康等人既然认定众安桥下十七号为“岳王初瘗处”，也一定有岳飞遗体葬于此，那么，当初隗顺负尸葬于“北山之渭”的又是谁呢？岳飞平反后，“以礼改葬”的是谁的遗骸呢？持“北山之渭”说与持“众安桥下十七号”之说者，都说把岳飞的遗骸迁葬栖霞岭，那么，现在栖霞岭岳飞墓一定是改葬地，而墓内所葬是否为岳飞的忠骨，还真有些说不清呢！

元世祖为何兵败日本

元世祖忽必烈（1215～1294），成吉思汗孙，拖雷子，蒙语尊称薛禅皇帝，公元1260—1294年在位，是我国历史上颇有作为的一位皇帝。他在位期间，迁都燕京（后称大都，即今北京），定国号为元，在汉族地主协助下大力采用”汉法”，制定典章制度，加强中央集权，注意农桑，兴修水利，使元初社会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与此同时，他又四处用兵，于至元十六年（1279）灭宋，后又进攻安南、占城、爪哇等国，可谓摧枯拉朽，势不可挡。但元世祖万万没有想到，在进攻日本时他却屡屡受挫，无功而返，使这位大元帝国的皇帝伤透了脑筋。

元世祖为何兵败日本？曾经引起中日两国学者的重视，并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探讨和研究，然而至今仍是疑云重重，看法不一，成为中外战争史上的一大疑案。关于日本的情况，元世祖忽必烈当初并不了解，只是听高丽人讲过。忽必烈知道水道迢迢，跨海作战胜利把握不大，同时也为了摸清日本国王的底牌，遂于至元三年（1266）、至元七年、至元十年，先后五次派兵部侍郎黑的、礼部侍郎殷弘、参议陕西省事赵良弼等人出使日本，欲行说服。可是，日本国王六条上皇忽必烈像竟不买账，甚至拒绝接见元朝来使。他们这种夜郎自大的态度激起了忽必烈的满腔怒火，决定进行武力征服。

为了做好征日的充分准备，至元十一年（1274）三月，忽必烈命令凤州（今吉林怀德县一带）经略使忻都、高丽军民总管洪茶丘等，将屯田军、女真军、水军组建了一万五千多人的水陆联军，又筹集了战船九百多艘，由元帅忽敦率领，浩浩荡荡直趋日本。此时，日本后宇多天皇上台，改元建治，很想有番作为。八月，元军至对马岛，日本将领允宗助国率八千骑兵防御，元军连下三岛，日军头目助国丧命，天皇急调藩属兵十万两千人支援，两军战于博多，忽敦凭借有利地形，以铁炮轰击日军，日军大败。元兵又进至今津，大将刘复享被日军射下马来。由于战斗频繁，元兵所剩箭矢有限，有人建议不可再行深入。忽敦认为言之有理，决定让刘复享先归。是夜风大浪高，元兵船只多被崖石撞坏，连夜无功而返。这是元军的首次征日，日本人领教了元军的招数，只是有惊无险，称之为“永文之役”。

对于这种消耗性的征讨忽必烈很不满意，第二年他又派礼部侍郎杜世忠、兵部郎中何文著再次出使日本，不想杜世忠一时不慎，竟被日本国王杀死，忽必烈闻之大怒，决定再次武力征讨。至元十六年（1279）二月，敕命扬州、湖南、赣州、泉州四省建造战船六百多艘，不仅扩大了舰队规模，也提高了战船的质量。至元十八年正月，忽必烈宣召阿剌罕、范文虎、囊加带到大都研究征日策略，决定以拔都、张弘、李庭负责后勤保障，听从范文武的建议，增加汉军万名，提升阿剌罕为光禄大夫和左丞相，统一指挥征日大军。二月，大将军忻都率蒙、汉、高丽联军十余万人由高丽合浦出发，大将军范文虎率领南宋新附军十万人由江南出发，携带充足的给养，两路合击日本。忽必烈和阿刺罕都认为，如此规模的大军（两路合计实为十四万人）对付海中一个小国，如同瓮中捉鳖，只待胜利消息。

岂料战事又出意外，此次征日元军招致更大惨败。十人仅存一二，船只丧失殆尽，战败的元军被掠为奴，狼狈逃回大陆者仅有三人！日本人不仅再次避免了元军的洗劫，还获得大量战俘，可谓千年难逢之幸，他们高兴地称这次战事为“宏安之役”，举国上下欢庆胜利。元帝国的常胜统帅忽必烈坐不住了，想想几年的辛苦准备，居然全部付之东流，两次征日，两次失败，而且败得如此之惨，是人算失利还是天意如此？满朝文武，竟无一人能说明白。

从《元史》《新元史》有关记载看，元军第一次征讨日本可以说连战皆捷，形势很好，只是由于兵力太少，部队又很疲劳，不敢长驱深入，不得不悄悄撤退，所以才有了忽必烈的第二次征日。那么，第二次的行动准备不可谓不充分，兵力不可谓不充足，给养不可谓不充实，为什么失败得更彻底？《元史•日本传》借一名逃兵于阊之口是这样说的：官兵六月人海，七月船队行至平壶岛，随即又向五龙山转移。八月一日，忽然刮起了大风，船只彼此相撞，损失十分惨重。挨到五日这天，范文虎等将领各自乘好船逃跑，把十多万士兵抛于五龙山下。大家推选张百户为主帅，号曰张总管。他与众人商议伐木做船返回大陆，正欲行动，不料被日本人窥知。八月七日这天，日军一齐杀来，准备不足的元军大部战死，所剩二三万人被其虏去。八月九日，至八角岛，日军开始大规模屠杀蒙古、高丽、汉人。因为于阊属新降元的“唐人”，日军给予优待，留下性命当了奴隶。《元史》总结这次失败的原因是：“盖行省官议事不相下，故皆弃军归……十万之众，得还者三入耳。”

元军的这次失败在《癸辛杂识》等古籍中也有记载，情节基本相似，故不重复。

元军两次征日，两次均告失败，而失败的主要原因，无不与遭遇大风雨有关。第一次征日虽然也告失败，但是人员伤亡不算太大；第二次征日，暴雨坏舟，船只互撞，又逢日军袭击，结果“十万之众，得还者三人耳”。把元军两次惨败归结于恶劣天气确有一定道理，就连《东国通鉴》和《高丽史》这类古籍也清清楚楚写明了这点，因此这种说法在中日史学界很有市场，已经形成了传统观点。

不能否认，元军两次征日的失败，恶劣天气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倘作深层分析，感到又不尽然。

先看元军第一次征日的败因。《元史•日本传》载：“冬十月，入其国，败之。而官军不整，又矢尽，惟掳掠四境而归。”《新元史•日本传》提到了元军撤退之夜遭遇大风雨，“官军战船触崖石多破坏”也确是事实。再就是由于元军士气不振，加之箭矢又快用完，只好匆匆捞上一把，不得不被迫退兵。只是在退兵的夜里遇了恶劣天气，船只撞了崖石才被损坏。这样看来，天气并非元军失败的主要原因。

关于这点，日本气象学家荒川秀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的研究结果表明，日本西部的台风季节为旧历七月到九月之间，元军第一次征日，发生在旧历十月下旬，当时的台风季节已经过去，不可能如《东国通鉴》和《高丽史》所说，元军是在攻日途中遇到台风，无法前进而撤回的。至于《新元史•日本传》提到撤退之夜风大浪高，官军的船只撞崖极有可能，但也不会损失太大。

那么，导致元军失败撤退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日本当代历史学家纲野善彦提出了这样一种观点：元军第一次征日，舰队由蒙古军和高丽军联合组成，蒙古军元帅为忽敦，右副元帅洪茶丘，左副元帅刘复亨，他们先行抵高丽。高丽早已为元军所征服，设为东征行省，建立起攻日基地。被封为左丞相的高丽国王不敢怠慢，派出都督使金方庆等率八千人作助攻。亡国的高丽兵帮着别人打别人，自然没有多少积极性。加之右副元帅洪茶丘又是高丽的军民总管，这样，他率领的蒙古军与金方庆指挥的高丽军实际上成了主仆关系。这样貌合神离的征日联军不可能齐心协力，甚至还会产生矛盾，“官军不整”的表现正是这种情况的真实反映。所以联军元帅忽敦不敢恋战，只好无奈地撤军了。这种说法有其一定道理，从《新元史•日本传》记载看也说明了这个问题。此次战役后期，金方庆不顾兵少马乏的实际，要求背水决战，忽敦一口否决了他的意见：“策疲兵入敌境，非完计也，不若班师。”如果按照金方庆的意见一味蛮干，元军一定会失败得更惨。

再看元军第二次征日的败因。

这次战事发生在当年旧历闰七月，正是日本西部台风旺盛季节。根据日本史料记载，其时确有暴风雨侵袭九州和近畿一带，许多房屋树木被毁，造成很大损失。元军第二次征日极有可能遭遇台风，由此带来意外灾难，这种结论是可信的。

但是，元军的这场惨败仅仅归结于一场台风吗？台风可以毁掉千百艘战船，能吞噬十多万条生命吗？真是这样，能征善战的元军岂不全是木偶？再说，元军上次征日已经吃了台风的苦头，富有实战经验的将军还愿意再蹈履辙吗？回答显然是否定的。那么，元军二次征日惨败的原因还有哪些？从《元史》、《新元史》等有关史料看，有以下五点值得注意：

其一，临阵易帅，犯了大忌。这次远征由中书省左丞相阿剌罕挂帅，统一指挥蒙古、高丽联军和新归附的南军。然而，到了六月，部队行至中途，阿剌罕突然病逝，忽必烈临阵易帅，由左丞相阿塔海代总指挥，想不到他拖拖拉拉还没上任，南军大将范文虎、李庭等却已擅自行动，部队统一控制不力，怎会有取胜把握？

其二，将领不合，军心难聚。这次征日大军由三个山头组成，其中两个山头（高丽与南宋）俱是亡国之兵，将领同床异梦，兵士南北不同，怎会彼此一心？大军出发之前，忽必烈就看出了这一要害，他曾忧虑地说过：“又有一事，朕实忧之：恐卿等不合耳。”事实证明元世祖的这种担心并非多余。按照战前部署，两路大军应在壹歧岛按时会师，但南路军失期，引起了高丽军大将金方庆的不满。东路军首领忻都和洪茶丘不得不率所部与南军会合，“舳舻相衔而进，屡为日本人所却”，导致连连失利，大将忽都、哈思等也因此丧命。后来，征日元军损失惨重，范文虎想要掉转船头退却，平章政事张禧反对，范文虎竟拍着胸脯说：“朝廷问罪我来承当，与你们毫无关系！”强行带兵撤退。如此各行其是，导致力量分散，结果不战自败。

其三，贻误战机，当断不断。《元史》和黄遵宪的《日本国志》都说，元军二次征日抱定战无不胜的决心，船上带了农具，打算长期占领。两军会合之后，将战船联为园营，外面围有大船，设有石弩硬弓。日本人的船小，前后来攻均被打退。当时日本国内人心不稳，市场竟然没有米粜，日本天皇跑到八幡祠祈祷；形势十分危机，可谓一触即溃。然而元军“全将多苦航海，议政议守，迟疑不决”，当断不断，自寻其乱，结果丧失良机，舟师遭遇大风，由胜转为惨败。

其四，战术错误，处置不当。在征日大军之中不乏精明有识之士，如平章政事张禧就是一位善治水军、智勇双全的大将。他率军到日本肥前之后，不再单纯依靠战船，而是舍舟上岸，筑起堡垒，同时他又严格约束战舰，“相去各五十步，以避风涛撞击”。结果台风袭来，“故禧所部独完”。如果征日将领都像张禧这样，及时舍舟筑垒，又注意保护战舰，何惧什么台风？可惜他的这种正确战术不被其他将领理睬，他们舍不得离开战舰，又未拉开适当距离，台风一来，自我撞击，战舰岂有不坏之理？还有，范文虎强行撤退，张禧又分了许多好船给他，严重削弱了元军的实力，这种错误的战术、错误的举动必然导致惨败的结局。

其五，贪生怕死，军无斗志。这次征日所需的水手、海船几乎全部来自江南，而当时的江南被元廷征服不久，人心没有完全归服，自然不肯冒死作战。如范文虎等都是降元高级将领，很会为自己打算，所以八月一日那天台风一来，“诸将各择坚好船乘之，弃军士十余万人于山下”，庞大的部队失去首领如同一盘散沙，遇到日本人来战只顾各自逃命，形不成抵抗力量，自然是“尽败没”了。

由此看来，第二次征日元军的失败，遭遇台风、暴雨坏舟，只是一种外因，而真正致败的症结是以上五点。如果能够克服这些内症，即使有大自然魔力的干扰，元军能败得如此彻底吗？令人遗憾的是，长期以来有人不愿意承认这种失败，总是认为天意如此，没有看到人为如此。《内蒙风鹤》还说日人诈降，设宴犒劳元军，席间把大将军布禄华等灌醉杀死，然后焚烧元军船只，以致元军全军覆没。这种说法颇类神话，不知所据何来？

元军两次征日惨败，据说元世祖发了脾气，他曾折箭为誓，要报此仇。可是没有听说他能好好总结经验教训，依然重用贪生怕死、欺上瞒下的范文虎等人。后来，元世祖又在至元二十年（1283）、二十二年三次备征日本，皆因内外条件所限，大臣们又屡屡谏止，晚年的忽必烈只好放弃了攻日打算。至元三十一年（1294）忽必烈在大都紫檀殿去世，终年80岁。后来，忽必烈的后代又进行过攻日尝试，皆以失败告终，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元世祖征日的失败再次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要想打赢任何一场战争，都要考虑天时、地利、人和诸多因素，如果仅凭个人意志，不顾主客观条件，就是占有很大优势，也难逃脱失败的命运。

朱元璋陵墓疑点多

在明朝的十六个皇帝中，除去建文帝和明代宗无陵墓外（代宗原建寿陵被毁），有十三座陵墓建在北京昌平燕山脚下，即著名的十三陵。只有开国皇帝朱元璋的陵墓建在金陵（今南京），这就是广为人知的明孝陵。

明孝陵坐落在南京市东郊钟山南麓的独龙阜。它以钟山为屏，钟山又有东、中、西三峰（中峰为主峰），合于“华盖三台，尊极帝位”的传统说法。独龙阜的东西分别是龙山和虎山，向南偏西为前湖，北部有位于钟山主峰之下的玩珠峰，这种并不多见的自然地形，分别象征着古老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象，真可谓巧夺天工。在孝陵的正前方，有梅花山作为“前案”，再远处有天印山，似呈俯伏朝拜之状，象征“远朝”而来的“贡臣”。在陵宫东、南两面，有由东北向西南源源流淌的“冠带水”，以保王气聚而不散。审气脉，别生气，分阴阳，明孝陵可谓一块绝佳的风水宝地。

更让人称奇的是，明孝陵同其他皇陵一样，陵宫平面十分规整，中轴对称，气势恢宏，然而它的神道蜿蜒曲折，一改历代帝王陵墓平铺直叙的庸常格局，显示出不拘成式、依山抱水、顺乎自然的理念。陵寝位于京城城墙和外廓之间，成为大明都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设计中大胆突破了唐宋帝陵为上下宫的传统模式，实行了“前朝后寝”和阳间三进院落制度，既突出了皇权观念，又合于儒家的礼制秩序，同时又给这些地理地形特征赋予了很深的传统文化内涵。明孝陵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帝陵制度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是中国帝陵发展史上一座重要的里程碑。

据史料记载，明孝陵自洪武九年（1376年）筹建，十三年正式选定陵址，十四年开始动工修建，征用10万民夫和数不清的能工巧匠。工程进行不到一年，也就是洪武十五年（1382）八月，马皇后病死，即葬于此。因其谥号孝慈，九月，朱元璋便“命所葬山陵为孝陵”。也有人认为，朱元璋定其阴宅为“孝陵”，主要是“以孝治天下”之意。洪武三十一年（1398）闰五月，朱元璋驾崩，与马皇后合葬一处。永乐三年（1405），明成祖朱棣为他父亲在此建立“大明孝陵神功圣德碑”，至此，明孝陵的所有工程才算告竣，历时长达25年之久。

一代英主朱元璋和他的大脚马皇后，还有那些殉葬的嫔妃宫女，在这座皇陵内已静静地躺了六百多年，外面的世界发生了多少沧桑变故，他们永远也不知道了。同时，朱元璋还不知道的是，他所长眠的这座陵墓，还留下了几大谜团，后人为此各抒己见，有些至今还在争论不休。明孝陵疑冢

孝陵不论是在规模、气势，还是在布局设计等方面，在明代诸陵中皆居其首。朱元璋死后落葬何处，按说这不是什么问题。然而在南京一带，流传着好几种说法：一说朱元璋认为自己一生杀人过多，死后怕遭仇家侮辱，也怕有人盗墓，便在南京十三个城门同时出殡，至今也不知他究竟葬在哪里。二说朱元璋临终秘嘱，把自己葬在朝天宫的三清殿下，埋入明孝陵的只是一口空棺材。三说明成祖迁都北京的第二年，也把乃父的灵柩移至北京，葬在万寿山下。这些传说虽然不见史书，可是在民间颇有市场，而且还编排出相关故事，说得头头是道。由于孝陵在文献上没有更详细的记载，也没有留下有关的工程档案资料，对于这些已历很久的传说，不能不抱谨慎的态度，对此要做全面分析。

第一，朱元璋不会舍弃孝陵这一风水佳壤。

明代风水术盛行，朱元璋很迷信这套东西。传说他的祖父葬在泗洲（治所在今江苏盱眙县西北淮水西岸）杨家墩。据说当初朱元璋祖父为自己在这里选墓地时，一个老道士说，“若葬此，出天子”，便在墩上插了一根枯柳枝。想不到朱元璋祖父随手把它拔掉了，老道士说这下子泄了气，只能是他的孙子做天子了。后来朱元璋果然荣登大宝，遂对风水术深信不疑。他之所以定都南京，就是被龙蟠虎踞的王气风水所吸引。他在选择陵址时，命刘基、徐达、汤和各寻吉地，再把他们集合起来秘写展示，朱元璋一看，三人选的都是钟山独龙阜。

这可能只是传说。然而可以肯定的是，为了选择陵址朱元璋的确费了很大气力。北宋王洙等人撰写的《地理新术》，是专讲风水术之书，对阴宅的选择这样写道：“白虎缘山，青龙入泉，朱雀鼓翼，真武登天，大吉。”朱。元璋及其谋士们看中的独龙阜，恰好符合“真武登天”的所有条件，可是这里有一座建于南朝时期的蒋山寺和宝塔，是梁武帝和永定公主为纪念神僧宝志而建的。朱元璋为了侵占这块宝地，施舍了建太庙的材料，动用了五万名禁军，把蒋山寺和宝塔搬迁到紫霞洞南面。就在新寺快完工的时候，一个有名的风水先生又说寺址不利于皇陵，朱元璋只好忍气吞声再将寺、塔迁至今中山陵以东，朱元璋将其改为“灵谷寺”。

只迁了蒋山寺和宝塔还不行，在梅花山还有六朝陵墓群。据文献记载，三国时吴大帝孙权和夫人步氏就葬在这里，宣明太子孙登的墓也在附近。不把他们的坟墓迁走，显然于礼制不合，主持工程的中军都督府佥事术新，奉命辽走了几处坟墓。朱元璋特意留下了孙权之墓，他说：“孙权也”是一条好汉，留他给我守门吧。”

显而易见，朱元璋的这些做法都是要争这块风水宝地，绝不是为了只设一处疑冢。明成祖在“神功圣德碑”中说得明白：“天作钟山，永奠玄宫。世万世亿，福禄攸同。”选择这种风水佳壤，就是为了“保我子孙，为王为君”，朱元璋能轻易葬在别的地方吗？明崇祯朝礼部侍郎蒋德璟在《察堪皇陵记》里也说：“中国有三大干龙，中干旺气在中都，结为凤（阳）、泗（州）祖陵；南干旺气在南京，结为中山孝陵；北干旺气在北京，结为天寿山诸陵。这三大干龙本朝独会其全，真是帝王万世灵长之福。”朱元璋及其谋士们看中这块地方，且不惜任何代价一定据为己有，就是为了保佑他的子孙万代永为帝王。朱元璋难道不知晓其中的利害关系，会悄悄埋葬在别的地方吗？再说受其福荫的众多儿孙，还有那些主政大臣，能看着朱元璋干这种傻事吗？当然，风水之事，在今天看来只是笑谈，但在封建社会却被认为是关系自身祸福和子孙命运的大事，只要选定了吉地佳壤，一般是不会轻易变更的。

第二，朱元璋没有必要再搞“疑冢”。

可以想见，作为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去世后的治丧是隆重的。是不是十三个城门同时出殡，不见权威史料记载，但《明史•礼志》之“山陵”条下，有明太祖驾崩后的有关记载：“（洪武）三十一年，太祖崩。礼部定议，京官闻丧次日，素服、乌纱帽、黑角带，赴内府听遗诏。于本署斋宿，朝晡诣几筵哭，越三日成服，朝晡哭临，至葬乃止。自成服日始，二十七日除。……孝陵设神宫监并孝陵卫及祠祭署。”从这段记载看，朱元璋治丧的规格完全符合帝王驾崩后的礼仪，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如果真是十三个城门同时出殡，史书当有记载。史书不载，当时的职官札记、笔记或轶闻野史等也会有所述录，可是这方面的材料至今难寻，怀疑只是传说而已。

朱元璋一生南征北战，直接或间接杀人甚多，尤其是他到了晚年，制造了一系列血腥大案，动辄杀人愈万，犯了镇压扩大化的错误，与数不清的人结怨。然而即使有这么多人与其结怨，朱元璋也无必要再搞“疑冢”（假坟）。且不说孝陵构建复杂，结构坚固，棺椁落座于深深的地下，要盗掘此陵谈何容易？就算是盗墓人完全有能力打开朱元璋的地宫，又岂能轻松办到？当时守护孝陵的军士多达五千余人，日夜巡逻在陵墓内外，负责看护孝陵的一草一木，神烈山以东的“孝陵卫”，就是守陵将士的驻地，与陵园共同组成一个特殊禁区，常人不准涉足此地。陵园内植有十万株青松，还有一千多头颈挂银牌的长生鹿在陵园内出没，大睁着特别警惕的眼睛，一有动静即穿林渡水，引发阵阵旋风，带来串串震撼，不用说盗墓，想靠近陵园都很困难。再说，真要13个城门出殡，理应有十三处陵墓，除孝陵之外，朱元璋的“疑冢”在什么地方，谁又能说得清楚？还有，要搞这么多“疑冢”，需要大量人力物力，浪费很多钱财，以朱元璋俭约的性格，也不允许做此无益之举。更何况他的江山是正大光明打出来的，生居皇宫，死眠孝陵，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去设什么“疑冢”。果真设“疑冢”，朱元璋就有可能孤守一坟，甚至连其后代也不知他埋进哪座“疑冢”，形同无主野坟，无论如何朱元璋也不会去干这种蠢事。

第三，朱元璋不会遗弃孝陵而栖身朝天宫。

传说这位开国皇帝自知江山得来不易，生前眷恋皇位，死后也不愿离开皇城，选择了朝天宫作为永久栖身之地。朝天宫为南京市著名道观，为五代时吴国国君杨溥所建。原名“紫极宫”，后又改为“祥符宫”“天庆观”“玄妙观”“永寿宫”等。因其位置很好，朱元璋命人在洪武十七年（1384）拆掉重建，始改名为“朝天宫”，成为当时举行朝贺演习礼仪的场所。朱元璋十分喜欢朝天宫内的三清殿，临终前嘱人一定要葬在殿下面。

这种传说也属无垠游谈，看一看明孝陵的规模和布局就很难相信这种传说了。明孝陵红墙长达45里，纵深5里，陵园内享殿耸立，楼阁巍峨，入口处在卫岗东坡的“下马坊”，由此向西行一里半，是孝陵的大门，名曰“大金门”。过此门便是四方城，这里本是一座碑亭，矗立着明成祖为其父歌功颂德的“圣德碑”。出碑亭，过石桥，进入平坦开阔的孝陵“神道”（墓道），两侧依次排列着石像十二对，由南往北计有石狮、石骆驼、石麒麟、石象、石马等，体形高大，相对而峙，每只约需八十吨重的整块石料才能雕成。神道尽头是棂星门，也置有大型石雕。过棂星门，经梅花山北麓，再过御河桥，即是孝陵主体部分建筑。陵寝建筑有文武方门、中门、孝陵殿、方城、明楼、宝顶等。方城是孝陵中最大建筑，东西长二十三丈，南北宽九丈余，高约五丈，高大雄伟，坚固无比。方城正中为圆拱形的南北向斜坡隧道，有五十四级台阶，出隧道即面对宝顶南墙。宝顶后圆形土丘即有名的独龙阜，为孝陵地宫所在，是整个陵园的“心脏”。登明楼，放眼南望，方山形如一珠，东西各有一山，活似两条巨龙，构成天下罕见的“二龙戏珠”奇景。朱元璋独霸钟山之阳。在山之阴，则是中山王徐达、开平王常遇春、岐阳王李文忠等十几座功臣墓，拱卫着这位开国皇帝。前面已经说过，朱元璋精心选择了这块风水佳壤，为此迁寺、移塔、掘坟，前后经营二十多年，花费人力、物力、钱财无算，他怎会轻易抛开这么气派的皇陵，而屈就于朝天宫的三清殿下呢？众所周知，明太祖少小曾做僧人，而朝天宫是著名的道观，他在登基之后又热心提倡佛教，怎会弃佛就道而长眠在三清殿呢？再说，朱元璋与马氏属于患难夫妻，终生厮守相爱，大富大贵之后仍然相敬如宾，朱元璋怎会轻易丢下亲爱的皇后而栖身别处？清代学者甘熙在《白下琐言》中驳斥明太祖葬于朝天宫，而孝陵只有马皇后的胡言时就说：“相度地势，起造山陵，动帑数百万，经画十数年，岂第（只）为马后而计？”这一看法很有见地。

此外，关于永乐帝朱棣迁都北京时，将朱元璋灵柩移至北京万寿山的传说，也属无稽之谈。第一，南京乃龙兴之地，孝陵是朱元璋亲自选定，且花了很大代价才建成的，他和马皇后已经入土为安，朱棣没有必要再惊动长眠中的父母。第二，朱元璋的灵柩如迁北京，势必重建新的皇陵，且规模气势要超过朱棣的长陵，事实上万寿山没有朱元璋的陵墓。第三，前面说过，永乐三年明成祖为乃父立了“大明孝陵神功圣德碑”。此碑通高8．78米，碑额碑身高6．7米，龟趺2．08米，碑文长达二千七百多字，是南京地区最大古碑，无论立碑或移灵都不会是临时动议，如果朱棣打算将乃父灵柩迁到北京，他不会费力劳神再立此碑。

朱元璋究竟落葬何处？看起来非明孝陵莫属。也就是说，这位垂之不朽的开国之君既不会葬于疑冢，也没有栖身朝天宫的三清殿下，更没有移灵于北京的万寿山。传说终归是传说，没有事实根据。朱元璋陵寝位置之谜

回答了朱元璋落葬在孝陵后，他的陵寝在陵园中的哪个位置又引起了人们的争论。因为有关专家经过研究发现，明孝陵在当初设计时很讲究“天人合一”的传统哲学思想，其布局与天象有关，整体呈北斗七星形状。最突出的是，明孝陵神道不像其他帝王陵那样笔直，拐来拐去，很有学问。从地形上看，神道的弯曲是因为绕过梅花山所致，实则是暗合北斗，“取象于天”，这是明孝陵设计中的神来之笔。也有人认为，这只是人们仰观天象所看到的北斗七星形状，实际上明孝陵的布局应是北斗七星投影到地上的图形，即陵园中的下马坊、大金门、碑亭、外御河桥、望柱、棂星门、金水桥这7处突出的建筑物。而在金水桥以北的全部建筑，如寝宫、享殿、宝顶等均不在“北斗”之列。

这样一来问题就复杂了，既然朱元璋的寝宫、享殿、宝顶等均不在“北斗”之列，这位开国皇帝真正的陵寝应该在何处？是不是孝陵内还有一处寝宫和宝顶呢？有的专家学者认为，朱元璋称雄一世，气魄非凡，他决不愿意葬在地点处于相对次要位置的“第七星”宝顶下面，只有在北极星这一位置，才能充分体现其至高无上的帝王地位。那么，这颗“北极星”相应的地下投影在哪里呢？应从棂星门向金水桥作连线并延长至两者间距的五倍处，才是朱元璋的真正陵寝所在地。

也有人认为，朱元璋的陵寝处就在宝顶下，属于北斗七星范围内，这是符合其生前愿望的。当朱元璋未贵时，曾写过一首气魄很大的诗：“天为帐幕地为毯，日月星辰伴我眠。夜间不敢伸长腿，恐把山河一脚穿。”从中明显看出他对天象的崇拜，因而在其身后事上，也会追求一种“魂归北斗”的超凡境界，朱元璋的真正陵寝处，绝不会跑出孝陵内“北斗七星”的范围。

这两种说法也仅是推测，难以得到令人信服的答案。查明朱元璋陵寝的准确位置，并非仅仅解开这一个谜团，在史学、建筑和文化等方面，都有重要意义。有关专家认为，利用现代探查技术，完全有可能解决这个历来有争论的问题。南京的考古人员利用磁测（GMP）技术，在经过选择的核心区方圆两万多平方米的区域内，再细分了上万个一米见方的方格点，通过磁测仪取得地下一万多个反馈数据，再经过精密的技术处理，终于有了科学的结论：朱元璋真正的陵寝处就在玩珠峰地下数十米处，也就是宝顶下面。其地宫规模宏大，构建复杂，仅甬道部分就超过了一百二十多米。至此可以肯定地说：朱元璋的真正落葬处已经真相大白，从前的种种传说不辩自明，有关的争论也可以到此了结了。磁测的结论准不准呢？有人信，有人疑，只有等候将来发掘的结果来证实。宝顶南墙的“明”字之谜

孝陵的宝顶南墙粗粗一看并无特别之处，墙用大条石垒筑而成，共十三层，正中横刻“此山明太祖之墓”7个楷书大字。如果仔细一看就会发现，此处的“明”字并非由“日”“月”两字组成，而是写成“眀”。在这种地方写字，容不得半点差错，为何把“明”字写走样了？显然这不是用“差错”“疏忽”之类的原因能解释的。那么，这个“眀”字是不是古体字呢？查“明”之古体字也不这么写。这就有必要追根溯源说一说了。

明，《易•系辞下》解释为：“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由此来看，“明”字应由“日”“月”组成。朱元璋的国号为什么相中“明”字？一般认为元末农民组织起义时，曾宣称“明王出世”，即“弥勒佛下生”（弥勒佛即未来佛）。朱元璋曾建黄旗“山河奄有中华地，日月重开大宋天”。日月即“明”。《明史•太祖二》载：“洪武元年春正月乙亥，祀天地于南郊，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号曰明。”遍查明代官府文书、碑刻题字、书籍文簿、信函手札等，凡涉及明朝的“明”字均不作“眀”。

那么，“眀”字用在明朝国号上始于何时呢？至少在《康熙字典》颁行之前没有使用过这个字。比如，康熙四十七年（1708）七月十五日，时任通政使的曹寅在给康熙皇帝的《再奏洪武陵冢塌陷折》中说：“洪武冢陷下深广十余丈，扬州、镇江各处传闻略同。有疑看守不谨，盗发岁久致陷者，有说明朝气数已尽天陷者，有疑前明初起工程不坚者。小人之谈，纷纷不一……”这个奏折提到孝陵塌陷的严重情况，其中提到“明朝”“前明”时，均系正常写法，“明”字不作“眀”写。

可是到了康熙五十五年（1716），《康熙字典》成书，首次出现了这个“眀”字。凡提到明朝国号，按照避讳，“明”字作添笔处理。这年闰三月十九日，在翰林院学士陈邦彦奉敕写的《御制康熙字典序》里，有“眀则洪武正韵”“汉晋唐宋元眀以来”等句，其中凡涉明朝，“眀”字皆作“明”写法。

值得一提的是，康熙皇帝本人对明孝陵倒没有什么避讳，他六次南巡，五次亲谒孝陵。他没有按照清代祭陵礼仪，行二跪八拜之礼，而是同祭禹陵一样，“行三跪九拜礼”。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他第三次拜谒明孝陵时，还题写了“治隆唐宋”御碑，赞扬朱元璋的政绩超过唐太宗李世民和宋太祖赵匡胤。当时的“江宁织造内务府三品郎中加五级曹寅”监刻了御碑，其后又加立了两块卧碑，记载了康熙皇帝两次谒陵的盛况。在“治隆唐宋”碑的两侧，还有乾隆皇帝题写的诗碑，可是在写到“明太祖”的“明”字时，仍照习惯写法，没有写成“眀”字，可见他也没有避讳。

以上情况，看出了“明”字改写的大体时间。可以推知，改写“明”字，是在整修孝陵时才有的。明孝陵在清初时期已受到严重毁坏，这不仅在曹寅的奏折中写得很清楚，戏曲作家孔尚任的笔下也描绘得很明白。就在康熙第三次拜谒明孝陵的那一年，孔尚任写成了名作《桃花扇》，在《驻马听》中他这样写孝陵：“野火频烧，护墓长楸多半焦。山羊群跑，守陵阿监几时逃？鸽翎蝠粪满堂抛，枯枝败叶当阶罩，谁祭扫？牧儿打碎龙碑帽！”江山易代后的明孝陵已经荒芜破败到了让人哀痛的地步。面对旧江山“宫墙断缺迷青琐”的既成事实，清廷采取了“斜阳衰草系情多”的明智态度，对遭到严重损坏的明孝陵进行了修缮，其时间当在《康熙字典》颁行之后。填补了下陷之处，整修了部分建筑，“此山眀太祖之墓”七个楷体大字，就是在修理宝城南墙后增刻的。康熙皇帝承认朱元璋治国超过唐宗宋祖，但他和他的属下不承认已灭亡的明朝“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这样循环往复，所以把“明”字中的“日、月”，改为“目、月”。明王朝并没有周而复始，但清王朝照样垮台了。

历尽沧桑的明孝陵是一份厚重和宝贵的历史遗产，需要好好加以考证和研究。在它的身上还有一些未解之谜，比如：明孝陵地面上的主要建筑物（如配殿、明楼等）是何时、何人毁坏的？陵寝处下陷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明孝陵是否有盗墓者光顾过？等等。人们期待着这些谜团能够一一破解，以对这座古陵墓有更加全面、准确、透彻的了解和认识。

二、千古冤案

屈原之冤

提起屈原，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他的名字和民间节日端午节联系在一起。正是由于屈原是农历五月初五投入汩罗江，于是这一天便成了人们纪念这位伟人的日子。这一天，滔滔湘江，浩浩洞庭，千帆竞渡，百舸争流，万众呼唤：“魂兮，归来，三闾大夫——”“魂兮，归来，三闾大夫——”生不逢时

屈原，湖北省秭归县人，楚威王元年（前339），出生在楚国一个破落了的旧贵族家庭。他的家族曾是楚国的贵族，其祖先与楚王同姓，因此他与楚正是同一始祖的子孙，这个始祖就是古代传说中的高阳颛顼氏。相传，颛顼兴起于高阳地方，他有一支叫做季连的六代孙开始姓芊，楚国就是他的后代。周文王时，季连的后裔鬻熊的曾孙熊绎因祖上有功，被封在楚，住丹阳（今湖北省秭归县）。这就是楚国建国的开始，而熊绎便是楚国的第一代国君。可见，楚国本应该姓芊，到鬻熊以后姓熊。屈原与楚王同姓，则也应姓芊或熊，到春秋初年，屈原的祖先、楚武王熊通的儿子瑕受封于屈地为卿，才把“屈”作为氏的称号，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姓氏逐渐不分，屈原祖先的氏号“屈”便被作为他家的本姓而流传下来。

因为屈原家族是楚国的王族，所以他的许多先人都曾担任过楚国的重要官职，发挥过重要作用。如屈重、屈完、屈建等。据史书记载，他们或是善于辞令的外交家，或是统领千军万马的将军，曾给屈氏家族带来过极大的荣誉。但到战国时期，屈氏家庭开始衰落下来，在政治上虽仍能够保持贵族身份，但经济上已经十分贫寒了。

屈原诞生的年代，正值我国历史上的战国社会末期。伴随着屈原童年、少年、青年时期的，是席卷整个中国大地的一次前所未有的大战乱。当时，由于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社会生产力大大提高，从而推动和促进了生产关系的变革，新兴的地主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日益要求参与变革和掌握国家政权。而腐朽的奴隶主贵族势力仍顽固地维护反动落后的政治统治。这种实质性的斗争具体表现为：七个强大的诸侯国家——齐、楚、燕、赵、韩、魏、秦，都积极任用革新派人物，在本国实行变法，富国强兵。同时互相进行激烈的拼杀征战，企图以自己为主统一中国。

七国之中位于西方的秦国，原来经济、文化都很落后，但由于在秦孝公时重用了卫国人公孙鞅（因仕秦有功，封于商地，号商鞅）实行变法，并取得了较为彻底的胜利，所以到战国中期竟后来居上，一跃而成为七国中最强大的国家。秦强大之后，立即对其他六国展开强大的攻伐，给山东六国（因六国均位于秦以东的崤山之东）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当时的山东六国中，最有可能与秦抗衡的便是——楚国。楚国是战国七雄中地域最大的国家。它的国界北至中原，与韩、魏、齐等国为邻，西至黔中（湖南沅陵）、坐郡（四川巫山），与巴蜀和秦为邻，南到苍梧（湖南九嶷山），东达海滨。楚国的建国和开发虽不及北方黄河流域历史久远，但由于南方江汉流域富庶的自然条件和广大人民的辛勤劳动，经济、文化发展很快，到春秋中期，楚国政治、军事上都已达到鼎盛时期，当时的国君楚庄王继齐桓公、晋文公之后成为中原又一霸主，成为史称的“春秋五霸”之一。战国时期，楚国国力更加强大，生产力发展水平已经达到相当的高度。

但到战国中后期，楚国的政治、军事状况和实力却日益腐朽和衰落。这是由于楚国的奴隶主贵族腐朽势力十分顽固和强大，他们在楚王周围形成了一个盘根错节的集团，千方百计阻止和破坏一切具有积极进步意义的改革措施。战国初期，楚悼王曾任用卫国人吴起为丞相，制定了一整套抑制奴隶主贵族势力、富国强兵的变法措施。一度使楚“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诸侯患楚之强。”但是，由于楚国旧贵族势力的处处对抗，使吴起的政治主张难以彻底贯彻实行。支持变法的楚悼王在世时，楚的贵族旧势力就企图杀害吴起，等楚悼王一死，甚至尸骨未寒，吴起便立即被杀，他制定的新法也随之废除，这种倒行逆施的结果，使得楚国实力逐渐衰落，到楚怀王即位时，楚国表面上虽然还很强大，但实际上军事实力和政治声望都已远远落后于秦国。楚怀王也清楚地看到了这种局势，曾哀叹道：“寡人自料以楚当秦，不见胜也；内与群臣谋，不足恃也。寡人卧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摇摇然如悬旌而无所终薄。”

面对当时这种力量对比十分悬殊的局势，楚国和山东六国中的其他五国都十分清楚地感到秦的威胁。同时也产生了联合抗秦的要求。从公元前334年开始，山东六国相继接受了洛阳策士苏秦关于联合抗秦的主张，委他挂六国相印，由南到北组成一条纵线抗击秦国，这就是历史上的“合纵”政策。在“合纵”过程中，楚国曾发挥过重要作用，一度居“长”的地位。与此同时，秦国也在公元前328年，用魏国人张仪为丞相，采取分化瓦解，远交近攻的策略对六国进行各个击破，史称“连横”。“合纵”和“连横”两种势力斗争的结果，也就决定着秦和山东六国生死存亡的命运。

屈原就是在这种战乱而复杂的年代中成长起来的。高贵的家族出身使他从小具有良好的文化素养、超群的才华和非凡的抱负。他比一般的楚国人更关心楚国的命运和前途。第一次被放逐

公元前329年，楚威王去世，次年由其子熊槐即位，是为楚怀王。楚怀王统治时期，还是很有一番作为的，对内发布限制旧贵族的法令，对外出兵打败魏国。年轻的屈原看到楚怀王有变法图强的要求，便于怀王十年（前319），怀着崇高的理想和一腔爱国热忱，从家乡秭归来到楚都郢（今湖北江陵西北）。开始，屈原担任文学侍臣。他利用在工作上的便利，以自己渊博的知识，明于治乱的本领和善于辞令的特长，和楚怀王高谈阔论。从远古怎样开头，到天地怎样形成，从吴起变法的失败，到商鞅变法成功，从秦楚两国的对比，说到变法的必要，终于赢得了楚怀王的信任。怀王十一年，屈原由文学侍臣被擢升为左徒。左徒在当时的楚国是一个很重要的官职，地位仅次于今尹（宰相），能参与商讨国家大事，负责发布命令，接待各国使节，处理外交事务。这一年，屈原才二十二岁，他踌躇满志，决心像伊尹、吕望辅佐商场、周文王那样去辅佐怀王，解决当时楚国在内政外交上面临的问题。

楚国当时在外交上没有确定的策略。楚怀王缺乏政治远见，自恃武力强大，不时攻打周围邻国，结果使自己陷于孤立。屈原明白楚国的有利条件，但他也正视秦强于楚的客观事实。他向怀王分析了形势后，提出楚国在外交上必须采取合纵政策，最重要的是联齐抗秦。楚怀王听了屈原对各国形势的分析，觉得很有道理，决定在外交上实行联齐抗秦的政策，即派屈原出使齐国，谈判两国联盟的事宜。当时齐国的国君是齐宣王，由于齐国以前不断受到楚国的进攻，他开始时对楚怀王要求与齐联盟表示怀疑。但在屈原的说服下，终于同意签订盟约。之后，楚齐等山东六国在楚都郢开会，结成合纵联盟，并推举楚怀王为“纵约长”，联合攻秦。联军虽在军事上没有什么结果，但也给秦国以很大威胁，使其不敢再轻视楚国。

随着楚国地位的提高，楚怀王感到屈原主张的外交政策取得了成功，因此对他更加信任和器重。于是决定采纳屈原的建议，修明法度，在内政方面实行改革，并任命屈原秘密着手起草一部《宪令》，待将来公布实行。

正如任何革新和进步都无一例外地会遭到保守势力的阻挠和反对一样，屈原的政治措施也很快成为楚王周围盘根错节的奴隶主贵族势力诋毁和攻击的目标。

首先向屈原发难的是上官大夫靳尚。他和怀王少子子兰都是楚怀王的亲信近臣，他们互相勾结利用，形成怀王身边的一个腐朽反动集团。看到怀王重用屈原，他们心中自然不满。一次，屈原接受怀王的命令，草拟了一份新的政策法令，稿子还没有写定，心怀叵测的靳尚就要强行抢来按自己的意思改动。屈原为保守国家机密，坚持自己的正确主张，坚决不把草稿交出去。这样就惹怒了靳尚，他便到怀王面前去告屈原的状，并煞有介事地说：“现在外面的人都在私下议论大王让屈原起草《宪令》的事！这件事除了屈原以外，还有谁会泄露出去呢？他还对别人说在楚国除了他，别人是订不出来的。连大王您也干不了……”一向妄自尊大、自以为是的楚怀王听了靳尚的谗言，不仅认为屈原泄露了国家秘密，更使他恼怒的是，屈原连他这个大王也不放在眼里。回宫后，又听宠姬郑袖添油加醋地说了屈原的一些坏话，不禁对屈原厌恶起来。正当屈原废寝忘食地伏案起草《宪令》，立志报效国家的时候，突然传来了楚怀王的命令，免除了他的左徒官职，降为三闾大夫。

三闾大夫是楚国特设的一种官职，主要掌管屈、昭、景三姓的宗族事务，主持教化，没有什么实权。楚怀王把屈原降为三闾大夫，实际上是将他从高级领导集团中赶了出来。事后，屈原一次次地向楚怀王表示自己的忠贞，但奏章根本到不了怀王手里。

当时的七国形势，秦虽然已十分强大，但也一直害怕山东六国的联合抗击，特别担心地域最大的楚国和财力最雄厚的齐国的联合。为了破坏这种联合，楚怀王十六年，秦派“连横”的代表人物张仪到楚国游说。张仪用重金买通了靳尚等人，并诱骗楚怀王说：“秦国最憎恨的是齐国。楚国如果能断绝与齐因的联合，秦国愿把商於地方的六百里土地作为礼物送给楚国。你们如同意这样做，则既削弱了齐国，又和好了秦国，同时还使自己增加了土地，这样一举三得的好事，大王何乐而不为呢？”贪图小利的怀王果然听信了张仪的话，答应断绝与齐国联合的要求，还马上拜张仪为相国，连着几天摆起庆贺的酒宴，乐不可支地宣布：“我们要收回商於地方了。”

屈原此时正出使齐国，得知消息后，赶回楚国，极力阻止，但为时已晚。屈原埋怨头脑简单的楚怀王，痛恨里通外国的靳尚之流，更担心楚国的前途。看到自己的理想不能实现，留在郢都已无益，屈原便回到秭归，处理王族中的事务，并密切关注着楚国事态的发展。

楚怀王断绝了与齐国的结好联盟后，派人到秦国去接受六百里封地。当楚国的受地使者来到秦国时，张仪却谎称酒后摔伤，不能见客，闭门三个月不露面。楚使没有办法，只好回去报告了怀王。怀王不但不醒悟，反而猜想是秦国认为他和齐国的关系断绝的不坚决。于是又派人到齐国，当着齐王的面将齐辱骂了一番，齐王又气又恼，竟转而与秦国结好。这样，张仪破坏楚齐联盟的目的已达到，便将六百里的许诺变为六里。楚怀王这时才发觉自己上了秦国的当，一怒之下，发兵讨伐秦国。公元前312年春，楚与秦在丹阳交战，结果楚军大败，将士死伤八万人，许多将领被俘，还损失了汉中一带六百里的土地，怀王损兵折将，更加恼羞成怒，倾全国兵力第二次伐秦，两军在蓝田大战，楚又遭到惨重的失败。这时，韩、魏也乘机出兵袭击楚的后方，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怀王只得忍气退兵。

受了秦的愚弄欺骗，又接连吃了两次败仗，楚怀王稍微清醒了一些，他后悔不该对齐那样背信弃义，孤立了自己。于是便把一直主张联齐的屈原召回，派他前往齐国去寻求谅解，以图再度联合。屈原毫不计较个人的恩怨，于怀王十八年，受命第三次出使齐国。

正当屈原前往齐国作再度联齐的说服工作时，秦国又在窥测时机，玩弄新的权术了。他们派人到楚国求和，还发誓愿将刚夺到手的原楚汉中一带六百里土地分一半给楚。怀王怀恨未消，说：“我只要张仪的脑袋，不要什么土地。”胸有成竹，对楚内部情况了如指掌的张仪也果真自愿赴楚。靠着用重金买通的上官大夫靳尚和楚王宠姬郑袖的帮助，他不但毫毛未损，反而与楚达成了“叛纵约而与秦合亲、约婚姻”的协议，然后凯旋而归。

张仪刚走，屈原风尘仆仆地从齐国回来了，他听到了张仪来楚的经过，又气又急，力劝怀王说：“为什么不杀掉他呢？”但是当怀王再次后悔，派人去追赶时，张仪早已跑掉了，就这样，楚国再次失信于齐国而投入秦国的怀抱，屈原联齐的成果轻易被葬送了。不久，重用张仪的秦惠王死了，张仪逃到魏国，很快也死在那里。这之后，齐又曾写信给楚国，争取怀王联合抗秦，而楚也一度与齐、韩联合。但是，当秦昭王即位后，又开始拉拢楚国。刚愎自用、反复无常的楚怀王也就再度听从秦的摆布，于公元前304年与秦正式联盟，并作了秦国的女婿。

屈原竭力地反对怀王亲秦背齐，一再苦谏。靳尚、子兰恐怕屈原破坏了他们背齐亲秦的政策，也不断地在怀王面前诋毁屈原，并威胁怀王说：“秦最恨亲齐的屈原，现在秦楚已结盟，可屈原还在攻击秦国，万一秦国怪罪下来，那楚国不就要大祸临头了吗？以臣等之见，应该将屈原论罪，以示守信于秦。”

昏庸的怀王听信了靳尚、子兰的谗言，便于怀王二十五年，将屈原治罪，定为流刑，驱出郢都，放逐到汉北（汉水上游，今湖北郧、襄一带）。汉北是楚国的边陲，紧靠已被秦夺去的土地。来到这里，屈原触景生情，感慨万千，写下了他的不朽的诗篇——《离骚》，表达了他忧国忧民的感情和为理想而英勇献身的精神。第二次被放逐

在屈原第一次被放逐期间，秦曾几次发兵伐楚，使楚遭到很大的损失。怀王又感到了秦的凶狠，有心与齐重修旧好。于是，他派太子熊横作人质住到齐国，又下令召回了被放逐汉北的屈原，准备通过屈原的游说调解恢复楚齐联盟。这样，怀王三十年，放逐了五年之久的屈原重回郢都。

就在这一年，秦军在攻陷了楚的八座城池，军事上占了对楚的绝对优势之后，派人送书信给怀王，要求与怀王在武关（今陕西商县东）会面结盟。面对这封吉凶莫测的来信，怀王感到左右为难，前往武关吧，又怕再次上当，不去吧，又担心惹恼了秦国。这时，屈原极力劝阻怀王不要前往，他说：“秦乃虎狼之国，毫无信义，楚国已多次被秦所骗，大王千万不可自投罗网！”靳尚则说：“不然，楚不能敌秦，因而屡次兵败将死，国土日削。现在秦欲与楚复好，如果拒绝了他，秦王必震怒，定会增兵伐楚。以臣之见，大王切不可得罪于秦。”怀王犹豫不决，就问少子子兰。子兰娶秦女为妻，以为婚姻可恃，力劝怀，力赴会，他说“秦楚之女，互相嫁娶，亲莫于此。秦以兵相加，还要求和，今欢然相会，怎可不去？上官大夫所言极是，大王不可不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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