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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希庭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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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心理学研究(第3卷)试读：

主办单位简介

西南大学心理学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重庆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西南大学心理学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系2002年在原西南师范大学心理学研究所基础上吸纳有关社会学、教育学、美学及计算机科学领域的专家，经再调整、充实后重新组建的科研团体。中心主任由西南大学资深教授、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教书育人楷模、中国心理学会终身成就奖获得者黄希庭先生担任，副主任为毕重增教授、夏凌翔教授。中心现有专、兼职研究人员25名，其中教授16人，副教授7人，博士生导师11人，中心已经建立起一支知识结构合理，老中青结合、以中青年专家为主体的高学历学术队伍。中心通过承担国家级和省部级的研究项目，组织大课题攻关，产出高水平科研成果，从而使心理学更好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服务。

中国心理学会社区心理学专业委员会

为推动中国社区心理学的理论研究与实践的发展，黄希庭教授2014年9月在西南大学召开中国社区心理学研究与实践高级研讨会上倡议成立中国心理学会社区心理学专业委员会（筹）。2015年10月16日经中国心理学会第十一届九次常务理事会批准正式设立中国心理学会社区心理学专业委员会，陈红教授为主任，马建青教授、王振宏教授、赵俊峰教授、刘电芝教授、夏凌翔教授为副主任，挂靠单位为西南大学。

社区心理服务

城镇化进程中社区居民幸福指数研究

摘要 为了探索城镇化进程中社区居民幸福指数的特点，本研究结合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对重庆市武隆县仙女山镇石梁子社区进行了调查。采用城市居民幸福指数量表对195名分层取样居民的调查结果发现：城镇化进程中居民总体和各领域幸福指数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人际关系幸福指数最高，其次是文化和环境幸福指数，经济和政治幸福指数居后，最后是健康幸福指数。对11名居民的深度访谈发现：人际关系和谐、环境良好、文化水平提高、政务通达有限、收入提高有限、医疗发展滞后、旅游发展政策、经济发展8个因素是造成居民幸福指数高而不平衡的原因。

关键词 城镇化 社区 幸福感 幸福指数 深度访谈一 问题提出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我国逐渐从一个以农业为主、人口密度低、社会结构简单的农村社区国家向更加现代化的城市社区国家转型，这种转型被称为城镇化或城市化（urbanization）。城镇化并非一蹴而就，是非农产业不断向城镇集聚，使农村人口不断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农村地域向城镇地域转化、城镇数量增加和规模不断扩大、城镇生产生活方式和城镇文明不断向农村传播扩散的循序渐进过程（张占斌，2013）。在城镇化进程中居民的物质生活得到逐步改善，但仍与城市存在一定的差距，这使人们的心理产生了独特的变化（李林，曲孝园，黄希庭，2013）。已有研究表明，在城镇化进程中居民的价值观会随着社会环境变化而产生渐进式的缓慢变化，虽然其文化价值观仍较为传统，但是所体现的价值观内涵与其在传统文化中的典型意义并不完全相同（李林等，2013）。价值观与幸福感密切相关（陈坚，连榕，2014；李静，郭永玉，2008）。因此在城镇化进程中，居民的幸福感也势必存在与众不同的特点。

追求幸福是人类永恒不变的动机（黄希庭，李继波，刘杰，2012）。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指出，提高居民的幸福感是城镇化的目标（胡锦涛，2012）。幸福或幸福感是一种非常复杂的、主观的概念，是建立在人生意义之上的一种快乐的心理状态，它源自个体对生存、发展需要达到某种程度的满足（黄希庭等，2012），主要由认知和情感两种成分构成，其中认知成分是指个体对自己生活满意度的评价，情感成分则包括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Diener，2000）。通常，幸福指数（well-being index）被认为是衡量人们幸福程度的指标，是指个体对自己生活的主观感受，以个体认为自己的生活怎样和感觉如何作为评价幸福感的依据（黄希庭等，2012）。

以往也有研究涉及了城镇化进程中社区居民幸福指数的问题，但主要是对某个特殊群体如农民工、老年人、留守儿童等的幸福指数现状的调查（胡美娟，彭文波，杨允等，2011；李芳，李志宏，2014；刘杨，李泽，林丹华，2013；邵雅利，2015；王玉花，2010），缺乏对处于城镇化进程中社区居民的调查。因此，考察城镇化进程中社区居民的幸福指数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城镇化的特点之一是经济收入的逐渐提高，以及随之而来的文化、环境和医疗等问题的逐渐改善（张爱莲，黄希庭，2010）。已有研究表明，生活在富裕经济体中的人通常比生活在贫困经济体中的人拥有更高的幸福指数（Diener，Sandvik & Seidlitz et al.，1993），高文化素质人群比低文化素质人群拥有更高的幸福指数（许廷，饶单午，谢立等，2010；郑敏，2014），良好的居住环境能有效提高人们的幸福指数（Coles & Richard，2013），完善的医疗条件也会通过降低居民对健康状况的担忧提高其幸福指数（段建华，1996；邢占军，2002）。然而，城镇化并非只有上述积极的方面，也有研究发现，城镇化所造成的职业改变、家庭搬迁、生活方式的改变也会导致居民的幸福指数低于平均水平（Winters & Li，2015）。因此，在城镇化进程中，社区居民很有可能表现出各领域幸福指数不平衡的特点。

为考察城镇化进程中社区居民幸福指数的特点，本研究选择仙女山镇石梁子社区为对象进行调查。该社区位于重庆市武隆县东北部，世界自然遗产“武隆南方喀斯特”地域内。自2007年起，当地政府提出打造“国际休闲旅游度假村”的旅游发展规划，在政府的统一安置下，辖区内原有农户的土地被征用，并在辖区内安排修建居民安置点对原住民进行移民搬迁。原来主要以种地为生的社区居民集中脱离农业生产，转向旅游业及其他相关行业。在经济方面，居民人均年纯收入从2002年的1753元增加到2015年的10500元，但依然低于2015年全国人均年收入21966元；在人口方面，城镇人口由2002年的500余名发展到了2015年的3397人。参照王洋、方创琳和王振波（2012）依据经济、人口条件对城镇化发展的划分建议，石梁子社区是一个典型的、处于城镇化进程初级阶段的社区。

本研究拟通过对石梁子社区的常住居民进行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分别从总体幸福指数和经济幸福指数、政治幸福指数、文化幸福指数、环境幸福指数、健康幸福指数、人际关系幸福指数6个方面，对城镇化进程中社区居民的幸福指数及其形成原因进行探究。为了解城镇化进程中居民的幸福指数变化提供新的视角。二 研究一：社区居民幸福指数调查（一）目的

旨在考察城镇化进程中石梁子社区居民的幸福指数特点。（二）方法1.被调查者构成

本研究采用分层方便抽样法，在石梁子社区共发放问卷200份，并回收200份，其中5名被调查者未能完成所有题目，故将其数据剔除，最终获得有效样本195人，占社区总人口的5.74%。所有被调查者年龄均在12岁以上。其中，男性92人、女性103人；受教育程度：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中专）、大学（大专）及以上，分别有45人、53人、60人、37人；健康水平：没有困扰、只有一点困扰、有一些困扰、有很多困扰，分别有100人、33人、47人、15人；婚姻状况：未婚、已婚、其他（离婚、分居、丧偶），分别有69人、121人、5人。根据社区负责人核定，抽样分布符合社区总体人口分布。2.测量工具

采用刘杰、李继波和黄希庭（2012）编制的《城市幸福指数问卷》。该问卷从居民的主观感受出发测量其幸福指数。问卷包括总体幸福指数和经济、政治、文化、环境、健康、人际关系领域幸福指数，拥有良好的信效度，采用Likert 5点计分，均为正向计分，分数越高，表明其幸福指数越高。问卷的人口学变量主要包括：性别、年龄、职业、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健康程度、个人收入和家庭收入等。3.施测

问卷采用个体施测的方式。因受教育程度、年龄、视力、健康等因素影响，部分被调查者不会填写问卷。研究者按问卷条目内容逐条读出，被调查者口头回答，由研究者代为填写。施测时间：2016年8月16日至21日。（三）结果与分析1.总体幸福指数特征

石梁子社区居民的总体幸福指数平均分为3.75，标准差为0.67，独立样本t检验发现，其总体幸福指数显著高于全国水平3.64，标准差为0.63，t=2.19，p=0.030。2.领域幸福指数特征

独立样本t检验发现，石梁子社区居民在各领域幸福指数均显著高于全国水平，见表1。其中，全国水平来自对全国22个省、4个直辖市、4个自治区（除港、澳、台、西藏外），约300个市（县）2171名居民的测量，施测时间为2012年7月至9月（黄希庭，印刷中）。石梁子社区的施测时间与全国施测较为接近，且在此期间没有全国范围的极端影响事件发生，因此二者的比较能较好地反映石梁子社区居民与全国居民的幸福指数差异。表1 石梁子社区居民各领域幸福指数得分及其与全国水平 差异表（M±SD）

对各领域幸福指数进行方差分析，发现居民的各领域幸福指数间存在显著差异，F=48.43，p=0.000。进一步的事后检验发现（1，5）健康幸福指数显著低于经济幸福指数、政治幸福指数，经济幸福指数、政治幸福指数显著低于文化幸福指数，文化幸福指数显著低于环境幸福指数，环境幸福指数显著低于人际关系幸福指数，ps＜0.05。

以上结果表明，石梁子社区居民的总体幸福指数和各领域幸福指数高于全国水平，但各领域幸福指数存在差异，其中幸福指数最低的是健康，其次是经济、政治，较高的是文化和环境，最高的是人际关系幸福指数。三 研究二：社区居民幸福指数形成原因的深度访谈（一）目的

旨在通过深度访谈进一步考察城镇化进程中石梁子社区居民幸福指数特点的形成原因。（二）方法1.被调查者取样

采用“非概率抽样”原则，运用“目的性抽样”的规则和程序，选用滚雪球抽样策略：先随机选择一些被访者并对其实施访问，再请他们提供另外一些属于该研究目标总体的调查对象，根据所形成的线索选择后续的调查对象。预被调查者2名，受教育程度均为高中，公务员男性1人、个体户女性1人。正式被调查者11名，年龄为34～68岁。包括男性公务员1人，55岁；女性公务员1人，34岁；男性个体户3人，分别为32岁、59岁、59岁；女性个体户3人，分别为34岁、49岁、53岁；男性退休职工2人，分别为62岁、68岁；男性农民1人，58岁。2.访谈提纲和程序

研究过程中主要利用的工具有访谈提纲、访谈记录表、带录音功能的手机和调查者日记。在征得被调查者同意并申明保密原则的前提下，使用手机对访谈进行全程录音，以确保资料的完整性和准确性。3.研究程序（1）拟定提纲。为让被调查者尽可能呈现其真实的想法和独特的观点，同时能与研究一的调查内容相契合，研究二采用半结构化访谈。在根据研究目的查阅文献后，围绕幸福这一核心主题，拟定初步访谈概要，包括：您的日子过得怎么样？您对经济、政治、文化、健康、环境、人际关系状况有什么看法？哪些方面满意或不满意？能举个例子吗？（2）预访谈。以初拟访谈提纲为基础，运用开放式问题，对两名被调查者进行预访谈。随后，就访谈中的沟通技巧、注意事项以及访谈者的讲述方式与专家小组进行专题讨论，并据此完善访谈提纲和访谈技巧。主要增加时间维度的问题：您那时最看重的是什么？现在有什么变化？您认为您未来会最看重什么？（3）正式访谈。通过预约被调查者，以完善后的访谈提纲为基础，对11名被调查者进行访谈。根据被调查者的特点以及访谈的实际情况，访谈时间为41～89分钟。4.内容分析

为探索城镇化进程中影响社区居民幸福指数特点形成的原因，本研究采用扎根理论的方法，在系统收集资料的基础上，自下而上，对资料反映的概念建立联系。研究将逐步对原始资料进行三级不同抽象程度的编码。（三）结果与分析

第一，开放式编码。旨在对访谈资料进行分解、概括，形成初始范畴。首先，将访谈录音转化为文字材料；其次，将所有与幸福指数有关的资料按其本身所呈现的状态进行编码，产生202个编码项目；最后，合并含义相近的概念获得134个编码项目。编码中尽量以原始资料关键词作为项目名称，如保健意识增强、收入提高、城市化的生活方式、修缮学校、卫生习惯改善等。

第二，轴心编码。旨在探索初始范畴间的逻辑关系。围绕类属关系，对134个开放式编码项目的内容和相关性进行合并归类汇总，形成初步的类属印象。如将交警执法、政府公正、资金分配透明、政务公开等归为执政有力，将空气质量高、饮用山泉水等归为生态良好。共形成23个轴心编码项目：家庭和谐、邻里和睦、游客文明、商家礼让、生态良好、气候宜人、市容整洁、文娱丰富、教育水平提高、传承传统、执政有力、养老保险、社保普及、政策宣传不周、基层贪腐、经济收入增加、职业转变、相对收入低、医疗条件进步、医疗条件有待提高、健康意识提高、食品健康、生活习惯改善。

第三，核心编码。旨在通过明确各轴心编码项目间的主要线索，找到其核心范畴，并通过验证其与各轴心编码项目的联系，获得核心编码项目，从而建立一个完整的解释架构。结果表明，社区居民幸福指数特点的形成原因主要是：人际关系和谐、环境良好、文化水平提高、旅游发展政策、政务通达有限、经济发展、收入提高有限、医疗发展滞后8个因素。

在此基础上，建构了8个因素的关系结构，呈现各因素对形成居民幸福指数特点的作用，见图1。第一，人际关系和谐、环境良好是制定旅游发展政策的原因。人际关系和谐是旅游这一服务型行业得以开展的软条件，环境良好是旅游得以实施的硬实力，典型的说法是“我们这里环境是最吸引人的，没有这样的环境，游客来都不得来”。第二，旅游发展政策是人际和谐、环境良好的保障。由于旅游业的发展，人际关系、环境在得到保障的同时，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典型的说法是“以前他（丈夫）不怎么喜欢和人交流，只想着种地，现在开了店，逼着他和人交流，开朗了很多”。“政府专门组织了垃圾车，每天上午、中午各来一次，我们只管倒垃圾就好了。”同时，旅游发展政策也是促使经济发展的原因，典型的说法是“游客来了要住店、要吃饭，我们就有活干、有钱赚，比以前种烤烟好得多”。第三，经济发展是收入提高的原因。但由于发展起点低、与游客对比等原因，也使居民感到收入提高有限，典型的说法是“现在虽然比以前好了，但和这些游客比我们还是差远了”。第四，收入提高也与文化水平的提高相关，二者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典型的说法是“有钱了就可以多花点钱学习点知识，比如我学了电脑，客人就可以在网上订我的房了”。第五，文化水平的提高与医疗发展滞后相联系。虽然医疗发展滞后是客观事实，但文化水平的提高使居民的健康意识增强，导致对医疗产业的需求增加，进一步加深了对医疗发展滞后的体验，典型的说法是“以前没文化，腰痛就忍着，现在知道是病了，要医治”。第六，在人际关系和谐、环境良好、文化水平提高、政务通达有限、收入提高有限、医疗发展滞后的直接作用下，以及旅游发展政策、经济发展的间接作用下，石梁子社区居民的幸福指数表现出高而不平衡的特点。图1 社区居民幸福指数特征形成原因结构注：图中“—”是必要条件，箭头代表因果方向；“----”是关联性符号。四 讨论

城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于西方的城镇化侧重于发展大、中城市，我国的城镇化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道路（张占斌，2013）。发展旅游是一种能行之有效地促进城镇化的方法（李柏文，2010）。石梁子社区是一个远离大城市的小城镇，也是一个以旅游发展促进城镇化、处于城镇化初级阶段的社区。因此，对石梁子社区居民幸福指数的调查结果，能较好地推广到同样远离大城市、依托旅游发展进行城镇化并处于城镇化初级阶段的社区。（一）城镇化进程中居民的幸福指数现状

当前调查研究显示，石梁子社区居民的总体幸福指数、各领域幸福指数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虽然石梁子社区处于城镇化进程初级阶段，其经济、人口的规模低于全国水平，但相对城镇化前已得到了较大的提高。以往研究发现不仅农村居民的幸福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张峰，耿晓伟，2015），而且高度城镇化的一线城市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于广文，2014）。这或许说明物质生活的绝对标准难以解释居民的总体幸福指数。由于幸福指数反映的是居民对自身状态的主观，而非客观状态的评价（黄希庭等，2012），主观评价比客观状况更能预测幸福指数（周明洁，张建新，2007）。因此，较高的幸福指数与居民的客观生活状况并不矛盾，总体幸福指数反映了居民对城镇化有积极的主观体验。

Diener（2000）总结自己30年来对幸福感的研究，认为在时间进程上，幸福感包括个体对过去、现在、未来生活满意度的对比。深度访谈发现，多数居民将自己感到幸福的原因归为城镇化所带来的改变。在总体幸福指数方面，居民认为相比以前自己现在更幸福；在各领域幸福指数方面，居民认为石梁子在经济、政治、文化、环境、健康等方面已得到了相对以前的巨大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在人际关系方面，城镇化的推动并没有使居民的人际关系幸福指数低于全国水平。有研究认为城镇化所导致的居住环境改变会引起居民的人际关系疏远（王小兵，2011），这将降低居民的幸福指数（Winters & Li，2015）。但这并不符合石梁子社区的实际情况。主要原因是在政府的统一规划下，城镇化所产生的搬迁是基于社区原有人际架构进行的。

总的来说，幸福强调个体身心的愉悦，是对情绪（正面情绪或负面情绪）、生活满意度（整体满意度、各领域满意度）的主观评价和体验（Benshahar & Woodman，2007；Diener & Seligman，2004）。在城镇化进程中居民幸福指数相对较高，这与近几年石梁子社区在政府合理规划和招商引资下，快速推动城镇化，使社区居民从中获得良好的主观感受不无关系。一方面，城镇化的发展使基础设施建设快速完善、经济快速增长，促进了居民的体验；另一方面，城镇化也使土地利用率提高、转化出更多劳动力，为城镇化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二）城镇化进程中居民各领域幸福指数的对比

问卷调查发现，虽然在城镇化进程中石梁子社区居民的各领域幸福指数均高于全国水平，但表现出不均衡的特点。各领域幸福指数存在显著的差异，最高的是人际关系幸福指数，较高的是环境幸福指数和文化幸福指数，其次是政治幸福指数、经济幸福指数，最低的是健康幸福指数。

石梁子社区居民的人际关系、环境和文化幸福指数处于各领域间的高位，说明居民对其所处的人际关系、周边环境、文化背景都持有积极的认知和感受。根据深度访谈的结果，较好的人际关系和环境正是石梁子社区所固有的优势，又因为存在这样的优势，所以该社区走上了发展旅游的道路，进一步加强了人际关系和环境的优势。人际关系方面，已有研究发现良好的沟通与交流是人际关系良好的前提（王金娥，1991）。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居民从农业转向了服务业，获得了更多与他人交流的实践经验，沟通与交流得到了充分的训练，这为进一步强化人际关系良好的优势奠定了基础。环境方面，随着旅游业的发展，社区的市政设施建设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居住环境得以提高，在此基础上自然环境也得到了保持，因此环境优势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深度访谈还发现，文化生活主要与经济发展具有直接的联系，并与旅游发展政策具有间接的联系。一方面，经济发展不仅让居民有更多的物质基础提高自身文化水平，而且文化水平提高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也让居民更愿意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另一方面，旅游发展政策不仅让职业转型的居民有机会接触到新知识，而且在旅游从业过程中的娱乐活动，也能丰富居民的文化生活。

石梁子社区居民的政治幸福指数相对较低。已有研究表明，政治生活的好坏与执政党的政策导向、福利措施、民主权利等有关（张贵良，雷韬，梁海梅，1996）。深度访谈发现，政治幸福指数低的主要原因是政务通达有限，导致居民对社区的资金使用存在疑问，认为存在腐败现象。研究表明，政府廉洁程度会影响居民的幸福水平（李文彬，赖琳慧，2013），廉政程度与居民的幸福程度呈正相关（Sulemana，2015）。虽然近期研究表明廉洁程度对政治幸福指数的影响有限，居民会因为经济发展而降低对腐败的反感（Li，Xiao，& Gong，2015），但不可否认影响依然存在。通过访谈得知石梁子社区的政务通达方式主要以公示栏张贴海报为主，内容多而全，由于文化水平和生活习惯，部分居民更倾向于通过非文字的方式获得信息。这反映出石梁子社区虽然拥有良好的政务公开程度，但这种政务通达方式并不适用于所有居民。

在经济幸福指数方面，虽然石梁子社区居民的经济情况较城镇化前有了很大改善，经济幸福指数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是并未处于各领域间的高位。目前已有研究发现，在发达地区，经济状况与居民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相当微弱（Ahuvia & Friedman，1998；Cummins，2000；Easterlin，1995）；而在发展中地区，经济状况与居民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却比较强（Arthaud-Day & Near，2005；Easterlin，2001）。石梁子社区的经济情况显然属于后者，但收入高低并不能为经济幸福指数相对较低提供有效解释。深度访谈发现，旅游发展政策是经济发展的原因，但经济发展带来的居民收入提高相对有限，因此居民经济幸福指数相对其他领域较低的原因主要是旅游发展政策：游客消费给居民带来了经济效益的同时，也给居民带来了经济差距引起的收入不平等感。这种由收入不平等带来的感觉就是相对剥夺，相对剥夺感越低，幸福水平越高（任国强，刘刚，桂玉帅，2012）。即旅游发展政策导致了居民收入与游客消费的对比，使居民在经济领域的幸福指数处于各领域间的低位。

在健康方面，居民的幸福指数相对其他领域低。健康是个人幸福的基本前提，也是关乎人们生命延续的重要课题，还是事业成功的保障、获得人生幸福的源泉，要创造人生辉煌、享受生活乐趣，就必须珍惜健康，学会健康生活（程翠萍，2013）。身体健康状况是主观幸福感最基本的要素，良好的身体是人们一切活动的基础（段建华，1996；邢占军，2002）。石梁子社区居民的健康幸福指数相对其他领域低，深度访谈发现医疗发展滞后是原因，并与居民文化水平提高相联系。一方面，医疗水平有限、医院买药贵是我国现阶段的普遍问题（陈秋立，2006）。另一方面，随着居民文化水平的提高，健康意识也逐渐增强，这使得居民对医疗条件的需求提高，而需求得不到满足会使居民产生对健康的担心，研究发现对健康的担心会导致一定的焦虑、抑郁（杨智辉，王建平，2011），这势必影响居民的健康幸福指数。五 结论与建议（一）结论

城镇化进程中石梁子社区居民的幸福指数产生了独特的变化。（1）居民幸福指数处于较高水平：在总体幸福指数，以及经济、政治、文化、环境、健康、人际关系幸福指数上均显著高于全国水平；（2）社区居民的各领域幸福指数表现出不均衡的特点，其中幸福指数相对低的是健康，其次是经济、政治，较高的是文化和环境，最高的是人际关系幸福指数；（3）居民的幸福指数高而不平衡的特点是在人际关系和谐、环境良好、文化水平提高、政务通达有限、收入提高有限、医疗发展滞后6个因素的直接作用下，以及旅游发展政策、经济发展2个因素的间接作用下产生的。（二）建议

针对石梁子社区的调查发现城镇化进程中影响居民幸福指数的问题主要来自三方面。第一，健康方面，医疗条件滞后、医疗费用高；第二，政治方面，政务通达途径有限，难以向底层民众传达；第三，经济问题依然严峻，贫富差距给居民带来了收入不平等感。据此，本研究建议：（1）针对健康问题，首先政府应加大力度提高医疗体系建设，其次应通过行政手段解决居民买药贵的问题（陈秋立，2006）；（2）针对政治生活问题，政府应调整政务通达方式，以适应当地的实际情况；（3）针对经济生活问题，一方面，政府应运用心理学“合理化”“改变认知”的方法加强宣传，降低居民的收入不平等感，另一方面，应继续推动经济建设，提高居民收入。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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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o explore the feature of community well-being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we conducted questionnaire and depth interview methods together to study the well-being index of Shi-Liangzi Community. In the quantitative research，we used multistage stratified sampling and 195 participants were investigated via Urban Well-being Index Questionnaire（UWIQ）.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overall score and field scores of urbanization residents were higher than the average of national scores，the satisfaction scores row from high to low are relationship with others，culture，environment，economy，politics and health. Additionally，the depth interviews with 11 residents showed that interpersonal harmony，good environment，improvement of cultural level，limited access of government affairs，limited improvement of income，lag of medical development，tourism development policy，economic development are the reason why well-being indices are high but not balanced.

Keywords：Urbanization；Community；Well-being；Well-being Index；Depth Interview

[1] 本研究得到重庆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课题委托项目“城市幸福指数研究”（2010CQZDW07）的资助。

[2] 通讯作者：黄希庭，西南大学资深教授，重庆，400715，E-mail：xthuang@swu.edu.cn。[1]

社区老年人抑郁的预测因素研究

摘要 本研究考察了老年抑郁的预测因素。采用老年抑郁量表简版、一般自我效能感问卷、一般疏离感问卷、行为抑制/激活问卷、心理弹性量表、社会支持量表及自编的一般情况调查问卷，对830名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进行调查。结果表明：（1）老年抑郁情况在其所居住的社区类型、婚姻状况、文化程度、经济状况、自感身体健康状况、有无慢性病等人口学特征上存在显著差异；（2）老年抑郁与疏离感、自我效能感、行为抑制系统、行为激活系统-愉悦、心理弹性及社会支持等存在显著相关；（3）自评健康状况、身体锻炼情况、经济状况、疏离感、自我效能感、行为抑制系统可显著预测老年抑郁，联合解释变异量为35.8%。

关键词 老年抑郁 影响因素 预测因素一 前言

中国是一个已进入老龄化的国家，老年抑郁是影响社会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及社会问题，是老年期常见的精神障碍之一。由于使用的研究工具和方式的不同，各国关于老年抑郁发生率的调查结果存在一定的差异。总体来说，老年抑郁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发生率为20%～50%，严重老年抑郁发生率在20%左右（Li，Zhang，Shao，Qi，& Tian，2014；Kim，Choe，& Chae，2009；Yaka，Keskinoglu，Ucku，Yener，& Tunca，2014；Choulagai，Sharma，& Choulagai，2013；Azula & Walsh，2014）。

老年抑郁发病率高、发病机制复杂，对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产生恶劣的影响。目前关于老年抑郁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从生理、心理和社会三个方面对其进行探讨。生理层面除性别、遗传和慢性病等因素外，有研究发现神经递质γ-氨基丁酸（γ-aminobutyric acid，GABA）、乙酰胆碱（acetylcholine，Ach）、谷氨酸（glutamic acid，Glu）、去甲肾上腺素（norepinephrine，NE）、5-羟色胺（5-hydroxy trptamine，5-HT）及多巴胺（dopamine，DA）等与抑郁存在显著的关系（程皓，李跃华，2015；黄世敬，雷小明，张颖，2013）；另外老年人的神经系统生物机能改变及其神经免疫和内分泌能力的下降也是抑郁发生的重要影响因素（Dumas & Newhous，2015；李永超，彭亮，王高华，刘忠纯，2015）。心理因素方面的研究发现忧伤人格和神经质是女性老年抑郁症发病的重要原因（张苏霞，张家兴，2011）；改善老年抑郁症患者的应对策略可以有效缓解其抑郁（Fishleder，Gum，King-Kallimanis，& Schonfeld，2016；刘琳琳，段妮，王东明，梁静，2013）；此外，自我效能、心理弹性及认知功能障碍等都与老年抑郁的发生存在显著的相关性，研究显示老年抑郁患者的认知功能损害范围较广，主要表现在执行功能和加工速度上（Dillon et al.，2014；黄乐萍，方贻儒，汪作为，王萍，2015；Li，Theng，& Foo，2015；Sachs-Ericsson et al.，2013；Sexton et al.，2012）。老年人躯体疾病增多、心理耐受能力下降而遭受心理应激的机会却呈增多趋势，导致其无助感的体验增多从而引起抑郁（化前珍，郑晓莉，徐莎莎等，2011；马岁岁，秦侠，陈若陵，胡志，2006）；社会因素方面的研究发现负性生活事件是影响老年抑郁的重要因素，尤其是一些压力性丧失事件（如离婚、亲朋去世、重大经济损失等）。社会支持缺乏和孤独感也对老年抑郁存在重要的影响，尤其是缺少亲朋和家人的关爱使老人在心理上产生一种遗弃感（Yaka et al.，2014）；此外，经济状况差、城乡差异、生活环境改变等也是导致老年人抑郁的潜在高危因素（Deshpande，Gadkari，& Raje，2011；Li，Liu，Zhang，& Xu，2015）。

综上所述，老年抑郁的影响因素复杂，目前多数研究仅对其中某个或几个因素的预测作用进行分析，较少将生理、心理和社会多方面因素整合，以全面分析老年抑郁的高危因素和保护性因素。另外，现有研究中较少考虑老年抑郁者个人特质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如自尊、自我效能感、心理弹性、人格等。因此，本研究从生理—心理—社会整合的观点出发，全面探析老年抑郁的影响因素，以便更有针对性地提出预防老年抑郁发生的有效策略。二 研究方法（一）研究对象

采用随机抽样方法，于2014年9月至2015年3月，在四川省范围内抽取8个城镇社区、8个农村社区、5个涉农社区及4个养老院进行调查。

纳入标准：年龄≥60岁、在该社区或养老院入住时间超过3个月、无重度躯体疾病、无重性精神疾病、无视听功能障碍、无严重认知功能障碍。根据上述标准，筛选出830人，并签署知情同意书参与调查。最终回收有效问卷741份，有效回收率为89.3%。（二）调查工具1.老年抑郁量表简版（Short-form Geriatric Depression Scale，GDS-15）

由Brink在1982年编制的GDS量表发展而来。这个量表主要是用于测量老年人的抑郁情绪状态。本次研究使用的是中国版本的GDS-15，总共15道题，每题有“是”和“否”两个选项，受测者根据近一个星期的情况作答，评分分布在0～15分。得分高于5分（含5分）被判断为有抑郁症状（唐丹，2013）。2.一般疏离感问卷（General Alienation Scale，GAS）

由Jessor和Jessor于1977年编制而成，采用自我报告的方式。此量表由15个题项组成，选项按“非常同意”、“同意”、“不同意”和“非常不同意”4级计分。总分15～60分，总分越高则显示疏离感的程度越高。研究显示该量表有较好的信效度（Safipour，Tessma，Higginbottom，& Emami，2010）。3.一般自我效能感问卷（General Self-Efficacy Scale，GSES）

中文版一般自我效能感问卷（GSES），最早由张建新等人开始在中国使用。问卷由10个题目组成，每个题项按“非常不正确”、“有点正确”、“多数正确”和“完全正确”4级计分。此量表为单维量表，10个题项分数相加为总分（申继亮，唐丹，2004）。4.心理弹性问卷（Connor-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CD-RISC）

由Connor和Davidson编制，CD-RISC中文版由我国于肖楠等翻译并修订。量表共25个条目，从0（从来不）到4（一直如此）5级计分，量表有3个维度：坚韧性、力量和乐观性。总分越高，心理弹性水平越高（张钰，任景敏，黄健等，2010）。5.行为抑制/行为激活量表（Behavioral Inhibition/Activation System Scale）

由Carver等编制，共有20个题项。中文修订版共18个题项，从1（非常不同意）到4（非常同意）4级计分。该量表分为行为抑制系统（behavioral inhibition system，BIS）、行为激活-奖赏反应（behavioral activation system-reward，BASR）、行为激活-驱力（behavioral activation system-drive，BASD）和行为激活-愉悦追求（behavioral activation system-fun seeking，BASF）四个因素。量表在中国使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李彦章，张燕，姜英等，2008）。6.社会支持量表（Social Support Rate Scale，SSRS）

该量表共有10个条目，三个维度：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对支持的利用度（肖水源，1994）。7.一般情况调查问卷

自编一般情况调查问卷，项目包括：人口学特征及社区类型，有无子女，现在居住情况，自评家庭经济状况，自评身体健康状况，是否有慢性疾病，过去一年是否经历负性生活事件，进行身体锻炼频率，与家庭其他成员感情状况。（三）调查实施程序

10位有医学及心理学背景的研究生，接受调查研究训练后开始实施访谈工作。在获得受测者知情同意及当地政府部门的许可后，受测者在其居住社区的办公室接受面对面的访谈，并完成调查问卷的各题项。访谈中根据受测者的语言习惯选择使用当地方言或普通话。为提高调查对象的积极性，研究人员为所有被调查老人测量血压并赠送一份礼物。（四）数据处理

所有数据采用双份录入并对两个数据库进行逐一核查，若发现差别立即复查原始问卷。采用SPSS21.0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涉及的检验方法有t检验、方差分析、多元逐步回归分析等。显著性水平α=0.05，p＜0.05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三 结果（一）社区老年人抑郁得分在不同人口社会学变量上的差异

完成调查的741人中男性209人，女性532人。60～69岁老人360人，70～79岁老人285人，80岁及以上老人96人。对抑郁得分在不同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进行分析发现：老年抑郁情况在性别、不同年龄阶段、有无宗教信仰及受测者的居住情况等变量上不存在显著差异（p＞0.05），而在老年人所居住的社区类型、婚姻状况、文化程度、经济状况、自感身体健康状况、身体锻炼情况、与家庭成员间的关系、有无慢性病及过去一年有无负性生活事件等变量上存在显著差异（p＜0.05）。具体结果见表1。表1 社区老年人抑郁得分在不同人口社会学变量上的差异分析表1 社区老年人抑郁得分在不同人口社会学变量上的差异分析-续表（二）老年抑郁与其他心理社会因素的相关性

数据分析表明，抑郁得分与疏离感及行为抑制系统呈显著正相关，与行为激活系统无显著相关，但与行为激活-愉悦追求、心理弹性及其三个因子、社会支持及其三个维度、自我效能感呈显著负相关（p＜0.05）。具体结果见表2。表2 老年抑郁与其他心理社会因素的相关性（三）老年抑郁的预测因素分析

以老年抑郁作为因变量，受测者所居住的社区类型、婚姻状况、文化程度、经济状况、自感身体健康状况、身体锻炼情况、与家庭成员间的关系、有无慢性疾病、过去一年是否经历负性生活事件、行为抑制系统、行为激活系统-愉悦追求、心理弹性及其三个因子、社会支持及其三个维度、疏离感、自我效能感等作为自变量进行多元逐步回归。结果显示：疏离感、自评健康状况、身体锻炼情况、行为抑制系统、自我效能、经济状况进入回归方程，联合解释变异量为35.8%。其中以疏离感、自评健康状况及身体锻炼情况的预测力最佳，其解释量分别为：15.4%、10.1%和4.6%。具体结果见表3。表3 老年抑郁的影响因素分析四 讨论

本次调查显示四川省范围内老年抑郁发生率为27%，此结果与研究者在西安城市社区所取得的调查结果一致（Yunming，Changsheng，Haibo，Wenjun，& Shanhong，2012）。本次研究从生理、心理、社会三个方面考察老年抑郁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并未在性别、年龄、宗教信仰和居住情况方面发现显著性差异。这与其他研究者所取得的结果存在不一致（马颖，傅华，王家骥等，2012；Li et al.，2015）。这种不一致可能是样本组成结构所致，本次调查研究在四川省范围内展开，调查对象包括社区老人和养老院老人。与多数研究结果一样，本研究发现农村社区的老人其抑郁量表得分显著高于城镇社区。此次结果中离婚老人在抑郁量表得分上显著高于其他组别，这与其他研究结果所得到的丧偶老人在抑郁中表现较强易感性较为一致（马颖，傅华，王家骥等，2012）。由于中国传统家庭观念的影响，离婚老人在社会生活中承受巨大压力可能是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另外，文化程度越低其抑郁得分越高，并且老年人自己感觉与家人间关系越差其抑郁得分也越高。这与国内外其他研究结果均一致（唐丹，2010；Li，Pang，& Chen，2011）。多数研究均表明负性生活事件、社会支持等是抑郁发生的重要影响因素，尤其是负性生活事件，其频率与焦虑、抑郁障碍的发病有着密切的关系（Deshpande et al.，2011；Wang & Zhao，2012）。老年人自我效能越低、心理弹性水平越低、对自我的否定越多、自尊越低其发生老年抑郁的风险越高（黄乐萍，方贻儒，汪作为等，2015；刘琳琳，段妮，王东明等，2013；张阔，张秉楠，吴捷，2013）。此次研究发现影响老年抑郁的心理因素有行为抑制系统、自我效能、心理弹性及疏离感。老人的心理弹性、自我效能得分越高其抑郁得分越低，但其行为抑制越强、疏离感越高其抑郁得分也越高，这与其他研究者在青少年和大学生群体中所取得的研究结果一致（陈维，赵守盈，罗杰，张进辅，2015；李彦章，张燕，姜英等，2008）。此次研究中老年人的身体健康状况、身体锻炼情况及慢性病对抑郁存在显著影响，此结果与多数研究结果一致，并且其他研究还发现老年人所患慢性病数量与其抑郁严重程度呈正相关（Kim，Choe，& Chae，2009）。根据以上结果我们发现老年人规律的身体锻炼和良好的心理特性对老年抑郁的发生具有保护性，如较高的心理弹性和自我效能等。较强行为抑制、疏离感、文化程度低、离婚、慢性病、负性生活事件、自感健康状况差等则会增加抑郁的发生风险。

本次研究发现老年抑郁的预测因素涉及三个方面，心理因素方面：疏离感、行为抑制系统、自我效能，其中疏离感的预测作用最强，其解释率为15.4%。生理因素方面：自评健康状况及身体锻炼情况均对抑郁有较强的预测作用，其解释率分别为10.1%和4.6%。社会因素：经济状况也进入到预测模型中，但其预测力度相对其他较弱。疏离感是个体的主观经验和感受，主要指个体心理上的无力和冷漠感（He & Wu，2011）。本次研究发现疏离感与抑郁呈显著的正相关，并对老年抑郁的发生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其他研究者也发现，老年人自杀的危险因素之一是其社会疏离感较强（江弘基，戴傅文，李明滨，2006）。说明疏离感是老年抑郁发生的高风险因素，在今后的研究中我们可以从老年人的疏离感方面对老年抑郁进行预防和干预。自评健康状况主要探查老年人自身生理的健康情况，以及老年人自己对其健康状况在心理层面的反映。调查中绝大多数慢性病老人自感身体状况很差。如前面所说，慢性疾如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等严重影响老年人身体功能并降低其生活质量。所以自评健康状况是从生理和心理两方面对抑郁进行预测（Kim，Choe，& Chae，2009）。身体锻炼情况主要指老年人平时所涉及的身体和户外交流活动。大量研究显示，体育锻炼可以引起身体的多重变化，包括神经系统和机体免疫系统，并且它还可以调节情绪缓解抑郁预防情绪障碍的发生（谢蓓芳，方永年，林永清，2010）。综上所述，老年抑郁的重要预测因素包括生理、心理和社会三方面。为此我们更应在老年抑郁的防护和干预工作中兼顾各方面开展工作，注重抑郁老年人的心理特质改善，促进其对自身健康状况进行正确的认知和保持规律的身体保健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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