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江南札记：增补版(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胡晓明

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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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江南札记：增补版试读：

小引

金陵史迹

凤凰台

莫愁湖

新亭

燕子矶

明孝陵

秦淮河

千山剩人可和尚

网角巾

杨龙友

葛嫩

李香君

董小宛之一

董小宛之二

马湘兰

杜于皇

顾与治

阎古古

陈名夏

武林诗笺

西泠的杨柳

桃花得气美人中

西湖的鹃声雨梦

不系园

西湖的女画史

陌上花开

冯小青

王修微

黄皆令

恽南田

黄梨洲

毛稚黄

陆丽京

魏白衣

陈老莲

张煌言

岳王庙

白娘子

谁庵

断桥

桂香

老龙井

姑苏文心

澶漫江淮万里春，九黎才格又苗民。

即今魋髻穷山里，此是江南旧主人。——王国维《读史二十首》之四

王静安先生的这首绝句，分明是一个发现。他将今人洋洋数十万字的科研论文，仅以寥寥几行诗语，富于情韵地咏唱而出。

尽管我并不是苗民，却正是从“魋髻穷山”的深谷老林中走出，来到这湿润多情、温柔富贵的江南水乡。于是就像《红楼梦》第三回贾宝玉看罢了林妹妹，便说道：“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读者诸君倘如贾母哂我“可又是胡说”，我也不辩。春天的陌上花开，秋日的斜阳流水，长亭短亭的等了好久，心里只如宝玉说的“今日只作远别重逢”，“看着面善，心里就算是旧相识了”。

有一种属于诗的神秘经验，即“一见此地名，诗味便油然而生”。英哲詹姆斯说：“每有一单字而能使人悠然若冥接神明者。”他举Philadelphia一地名之于一德国老妇，Chalacedony一地名之于神学家福斯托（Foster）为例，皆证明一种类似于宗教心理的神秘体验。英国有一条谚语，叫“赐福之语美索不达米亚”（that blessed word Mesopotamia），说古代有一老妪，虔敬事天，偶闻Mesopotamia一地名，遂惊为奇字，奉持念诵，于是得极乐之境。文章大家史梯芬生曾回忆儿时闻Jehovah Tsidkenu一名，不解何义，却神驰心悦（均见钱锺书《谈艺录》第八十九则）。奇怪的是，“江南”一名，对于我正有这样的神秘经验，长久如此。我想可能每个人在其一生中，都拥有极少数这样的片语只字，珍之若神明，念之悠然若冥接天地之美，尤其是对于有文字恋物癖的书生。真正的书生拥有的并不是整座的图书馆，说到底也只是吉光片羽的几个词。而真正的书生好比炼丹的老道士，一生九转灵砂的功夫，也不过就是成就几粒金丹，然而在其中凝炼了他的身心性命。靠着这一点灵丹，然后虚若无物，可以升天，可以转世，其实并不是玄虚荒诞的事情。所以这册札记，并不像古人的笔记那样纯知识的取向，并不专注于纯客观的记录钩沉，只是随意自由地俯拾，不拘体例，文体与心情相呼应，岁月的新痕与历史的旧迹不期然而然地相遇，在情在义地勾画一个地名背后的巨大天地，永远视这样的勾画俯拾为旅程，为长亭短亭的漫漫长路，没有封闭停止，就像是古诗里所说的“皋兰被径路，青骊逝骎骎”——有那么好的一个地方，与我的精神有着永远的交流感应，而我又确信她不仅“在”历史里，而且“在”我的生存背景中，便觉得生命真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了。

这一小册子的写作背景，重读陈寅恪先生《柳如是别传》是一个重要机缘。只要你是认真读书，那么，每一本好书都是一种观照、一种接引、一种敞开、山长水远的一种深意。如果没有陈先生这本书，我对于“文化江南”的勾画可能会是另外的样子了；没有这本书，我或许只有想象，而无法观照。《别传》确实是深不可测，但它首先教你懂得如何观照。《柳如是别传》书影

观照要求屏息静气。既是细看，也是整个地看。细者，洞幽烛微；大者，观水观澜。就大处而言，有几个想法可以在这里提一提。

现代人往往将江南文化描写成特具女性情调的杏花春雨、旖旎香梦。不错，正像古诗所写的：“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文化江南”的这样一种美，无疑有着常新常存的魅力，然而我总感到这样说着江南的雨、江南的梦、江南的人与事，说得多了，似乎有着某种重要的遮蔽。比如，这本书就写了许多明遗民，有的是大家都知道的，有的却鲜为人知。他们存在的意义，对于现代人来说，正是所谓“百姓日用而不知”。其实在三百多年前，明遗民就为今天播下了文化精神的种子。我们知道，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是辛亥革命的成功，我们也知道，辛亥革命的渊源是吾国固有之民族思想；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也很少有人认真想一想，这个思想的真正播种地，是明清之际的江南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明清之际的民族思想，是现代文化的真正发源处。如果将民族文化作一个大生命来观照，顾亭林、黄梨洲等文化遗民，都是现代文化的播种人，这正是“文化江南”的深意、远意。牟宗三先生曾深刻指出：“中国文化亡于明亡之时。”但从流转意义说，又何尝不是它的再生之时？三百年间事，其间伏流奔莽，隐显无定，知识人少有不被五光十色的现象所迷惑。但孟子说的“观水有术，必观其澜”，依然是大智慧。

民族思想的追寻，当然不是本书想表达的唯一主题。“文化江南”意涵极广。比如，中国文化一直试图去解决的另一难题是：究竟雅与俗二者能不能融合在一起？中国文化长期以来确有一种努力方向，即试图将精致、优雅、高深的文化旨趣，与日常人生的平实、普通、自然的文化趣味融合起来，不在日常人生之外去企求一种超越与孤绝的神境，而就在日常人生与平实自然之中，涵具精神的润泽与人生的远意。这固然是中国文化的优势；但是，其代价往往是牺牲优雅文化的细腻、秀异、精深，以及超绝孤诣的品质，拉平了高妙与平庸的界限，而变得丧失了刻意创新的生气活力、一往不返的献身精神。有些人过于强调了它的优势，而有些人又只看到它的弊病，其实都是不公正的。这一问题，在“文化江南”中有着丰富多样的实践，有不少文化经验、人文遗产值得去发掘，值得现代人借鉴反省。

一个人在遭逢困境时，最能激发出他的天赋优质，也最能表现出他的人格中的文化程量，发挥出他固有的文化积累中优秀的方面，同时也显露出某些不适应的地方；而天赋优质与文化陶养往往是统一的。我并不试图将这个探索当作一项科研课题来做，但是在断断续续的札记中，多多少少触及这个问题。牟宗三先生在《历史哲学》一书中说，文化生命有两个层面：一是尽才、尽情、尽气；一是尽心、尽性、尽理。往往历史上的某一阶段，文化生命偏于尽才尽情尽气的创造活动，如六朝与唐代；而另一些阶段，则偏于尽心尽性尽理的文化创造活动。明清之际的中国文化，出了不少人物，有许多豪侠义士、高人大儒，许多才子佳人、名姝国士，从历史人物的角度看，恰恰同时显示了中国文化中尽心尽性尽理、尽才尽情尽气的丰富多姿。哪些是尽心尽性尽理，哪些是尽才尽情尽气，而心、性、理与才、情、气可不可以同时存在？同样受到尊重？本书以随笔的方式，记下一些读书心得和感受，更系统的研究则有待于他日。

其实，也很难断定将来的系统研究成果就一定比现在的随意勾画更有价值。也许更重要的不是结论，而是书写活动本身；更重要的也许不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而是通过在情在义的真正书写活动进入历史传统之中。认真的书写过程正是对于传统最佳的体认方式之一，而不仅仅是对于历史的分类编排与整理剖析。对于历史文化世界，其实有多种进入方式：你可以带着研究的眼光细考详察这里的人事与故物；你可以怀着作家的热情、想象，运用灵巧的技术，去构作完整、大幅、气韵深长的大文章；你当然也可以怀着一份简单的游子的心情，去追忆这里曾发生的一切。于是你可以写得意随景到、笔借目传、如数家珍、如写家书。我的文体宁取后者。研究的眼光，有时太过于厚重、胶执、客而不主；而作家的做法又太过于制作味、过于铺张、主而不客。我这里才是中国笔记文的散淡自在的老路数：予受一体、人我兼摄、忙闲有节。张宗子曾说：“木坚而焰透，铁实而声宏。”这是一种很高的笔记散文境界，我虽不能至，心向往焉。所以，在我看来，也许更重要的并不是去隆重地发掘一座湮灭尘封的古迹，也不是将历史作为我自由想象创造的材料，而应是真实的感应。通过我的这支笔，去触摸、亲近那越来越与现代人遥远相隔的心灵的存在。当年苏东坡在凤翔寺里困眠，看着眼前那王摩诘壁上画僧，残灯耿耿，踽踽欲动。余目盱盱，能无梦想？一九九七年仲夏于日就月将斋凤凰台

从前读李太白“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总以为金陵的凤凰台真的高得可以“回顾江山，下窥井邑”。偶阅陈作霖的《金陵琐记》，其中有一幅《凤凰台山图》，发现凤凰台下不过一小山冈而已。图上有亭有树，有几间茅屋，亦有一段小山墙，像是一隐士的山庄。陈作霖清光绪初年举人，曾馆于凤凰山下。这幅图只是真实表现了晚清的凤凰山气象，也许不能与盛唐时的凤凰山相比了，时间上千年之悠久，真是“山犹如此，人何以堪”！不过，《登金陵凤凰台》诗中“晋代衣冠成古丘”一句，历代注家似未能了解其中典故。据《金陵琐记》，至少有三处“晋代衣冠”的古丘遗迹可考，即阮籍、戴逵、谢玄墓。兹录有关阮籍的一则如下：

凤凰台山之巅为花盝冈，一名仓山。旁有阮步兵墓（明万历间李昭掘得石碣有“晋贤阮”三字，已又得半段曰“籍之墓”，因以为步兵葬此。顾文溪《瓦官寺古迹考》名其地为阮生里）。

乾隆时的《江南通志》，有“二贤祠在凤凰台旁”一条，也提到清雍正初年在凤凰台建祠专祀李白，于台址掘得断碑，有“晋贤阮步兵墓”六字，因合祀阮籍于此。这两条材料，都不会是空穴来风。如果确有此石碣断碑，那么，它透露了晋室南渡之后，玄风畅炽的士人生活中阮籍的影响。从前我只知道阮籍死后，曾在山阳有七贤祠，在他的故乡有阮嗣宗庙，那都是在北方；而南方的金陵竟然有聚族而居的阮生里（类似孔子死后，其徒弟门生聚居的阙里），而且东晋士人为他在凤凰台上筑衣冠冢，可见阮籍与南北朝玄风关系之深。人文地理的残碑断碣，可以复活历史文化的真实图像，这正是一个证明。

凤凰台山的另一晋代衣冠人物，是“王子猷雪夜访戴”的戴逵。戴逵是一个名士、画家，曾在凤凰台山旁的瓦官寺作画，可是他的人物画却被庾道季批评为“神明太俗，由卿世情未尽”。这可能是中国古代艺术批评中最不讲情面的批评。戴逵的回答也十分耐人寻味：“惟务光当免卿此语。”务光是与许由齐名的古之高人。从这个意义上说，画出一幅真正不俗的画，实在是跟登天一样难的事情。戴逵承认自己修炼不成，跟李太白感叹三山缥缈难寻一样无奈。

凤凰台山之东，是谢玄墓。谢玄（字幼度）是谢家子弟中最出色的人物。时人说“清风朗月，则思幼度”；又说“玄识局贞正，有经国之才略”。谢玄其人，既有清天朗月、和风细雨的幽美，又有疾风迅雷、见龙在天的壮美。他亲率大军，以少敌众，大破苻坚于淝水，正是生命强度的表现。当谢安问他《诗经》中哪一句最好，他脱口答道：“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这又是情思丰茂的才子口气。有壮采，有风姿，李白最欣赏的晋代衣冠人物，正是谢玄一流。如此读来，《登金陵凤凰台》诗末的二句“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才有真正的着落。

不过，太白诗不可及处，是发端两句的诗兴：“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说出了一切天真的理想主义者的感慨。《论语·微子》云：

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辟之，不得与之言。

谪仙的感叹，比楚狂接舆更深。功名不可求，理想不可为，仙山又远隔人间，此心没有个安顿处，生命的风姿、壮采，都将如流水落花、荒丘宿草而已。

凤凰台一经李白题咏，遂成为胜迹。历代故事不少，如《娱书堂诗话》记，宋人郭祥正曾与王安石同登金陵凤凰台，追次李太白韵，援笔立成，一座尽倾。诗开端即悲感淋漓：

高台不见凤凰游，

浩浩长江入海流。

……

明代有个天真而深情的监生，名姚奎（字子东），见凤凰台东有老栝一株，于是购其地，营一小园，名为候风堂，自号栝园居士，在其中聚集法帖名画，鉴玩终日。有一天，忽然唱了一支歌，歌辞云：

高台巍巍兮，蔓草生。凤凰不来兮，栝且倾。

唱完，便死于树下。

凤凰台正东，即杏花村。（传）杜牧《清明》诗：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在江南文化版图上，是一个空间的关系，也是一个诗性的逻辑。莫愁湖

莫愁湖在金陵水西门外，湖面宽阔，风景明净，气象开朗，确有北方女子风调。相传南齐时，有洛阳少女莫愁远嫁江东卢家，住在湖滨，因得此名。王壬秋（闿运）同治十年撰长联，原题作：

莫轻他北地燕支，看画艇初来，江南儿女无颜色。

尽消受六朝金粉，只青山依旧，春来桃李又芬菲。

从前，我游金陵，对于莫愁湖的名字总觉得奇怪。莫愁女一无动人的悲剧故事，二无诗词文才，她凭什么资格，使“江南儿女无颜色”？是不是因为卢家是中古时代的世家豪族，所以卢家少妇就可以大家闺秀的身份，骄视江南的小家碧玉如苏小小、真娘一流？唐人沈佺期一曲“卢家少妇郁金堂，海燕双栖玳瑁梁”，或许真的代表了一种轻淡言愁、调高格古、风华流丽的闺中贵妇文学传统？因而，莫愁成了艳丽而典雅的某种贵族美学时尚，帝王都的金粉气也需要这种符号来点缀才融洽相称？

如果这样，莫愁只表示某种肤廓空洞的矜气，缺少真正深切感人的文学心灵。但是，只要我们追溯到有关莫愁的文本原典，就会发现其他一些更为重要的东西。《玉台新咏》卷九《歌词》二首之二云：

河东之水向东流，洛阳女儿名莫愁。莫愁十三能织绮，十四采桑南陌头。十五嫁为卢家妇，十六生儿字阿侯。卢家兰室桂为梁，中有郁金苏合香。头上金钗十二行，足下丝履五文章。珊瑚挂镜烂生光，平头奴子提履箱。人生富贵何所望，恨不嫁与东家王。

这首古乐府的本事，实渺茫无可考。其中最难理解的是，为何既“十五嫁为卢家妇”，而又“恨不嫁与东家王”？这莫非是一首歌咏贵妇红杏出墙心理的古诗？作为卢家少妇，已享尽一切荣华富贵，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有了足以骄人的地位，还有什么不满足？“东家王”又是何许人？是隔壁的一个书生才子？是偶然邂逅的风流萧郎？诗中都不肯再多透露一字。只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东家王”绝不比“卢家”有钱、有地位。所以，六朝以后的诗人，很合理地将“东家王”理解为风流才子王昌（相当于明朝的唐寅），遂使“莫愁女”的典故增添了真正的浪漫色彩。李商隐《代（卢家堂内）应》诗，正是一个典型的说法：

本来银汉是红墙，隔得卢家白玉堂。

谁与王昌报消息，尽知三十六鸳鸯。柳如是画迹

李商隐将牛郎织女那样有情人不能相会的相思之苦，赋予了莫愁女。于是，追寻自由，向往知己，不慕富贵，便成为莫愁女最有光彩的性格魅力。

但是，“虚者实之”，将莫愁女变成生活中真实存在的女子，则是钱牧斋与柳如是的共同创造。

柳如是原名杨爱，字影怜。于崇祯十三年冬访牧斋于半野堂之后，始改名为柳隐。牧斋字之以如是，号河东君。表面上看，柳如是有儒士之风，名号自应扣合柳河东，其实牧斋以河东君为柳如是名号的深意，并非柳河东，而是《玉台新咏·歌词》之二首句“河东之水向东流”。自号东涧老人的牧斋，乃是暗将柳如是比为大胆追求爱情自由、向往风流才子的莫愁女。据陈寅恪先生考证，牧斋竟然在未见河东君之前，就已经将她比为“卢家少妇”，牧斋《初学集》十六卷《（崇祯十三年春间）观美人手迹戏题绝句七首》之三云：《河东君初访半野堂》男服像小影，顾苓作，余集摹

兰室桂为梁，蚕书学采桑。

几番云母纸，都惹郁金香。“郁金香”在这里自然是浓郁的单相思之情。再过了几个月，牧斋作《永遇乐·（崇祯十三年）八月十六夜有感》词，云：

银汉红墙，浮云隔断，玉箫吹裂。白玉堂前，鸳鸯六六，谁与王昌说？今宵二八，清辉香雾，还忆破瓜时节。剧堪怜，明镜青天，独照长门鬒发。

莫愁未老，嫦娥孤另，相向共嗟圆阙。长叹凭阑，低吟拥髻，暗与阴蛩切。单栖海燕，东流河水，十二金钗敲折。何日里，并肩携手，双双拜月。

不久，河东君幅巾弓鞋，着男子服，亲访半野堂。钱牧斋为河东君筑我闻室，以正嫡大礼迎娶河东君于虞山，共同校书修史于绛云楼，终于圆成了“双双拜月”的人间良缘。在这个过程中，柳如是不仅深悉有关“莫愁女”的情感暗码，而且参与了这一新生命的创造，如她的《次韵奉答牧斋冬日泛舟诗》：

谁家乐府唱无愁，望断浮云西北楼。

汉佩敢同神女赠，越歌聊感鄂君舟。

春前柳欲窥青眼，雪里山应想白头。

莫为卢家怨银汉，年年河水向东流。

其中藏有“柳”、“河”、“东”、“君”四字。而《春日我闻室作呈牧翁》诗：

裁红晕碧泪漫漫，南国春来正薄寒。

此去柳花如梦里，向来烟月是愁端。

画堂消息何人晓？翠帐容颜独自看。

珍重君家兰桂室，东风取次一凭栏。

又分藏有“柳”、“如”、“是”、“河（何）”、“东”、“君”六字。这是只有他们两人可以共享的情感秘密。在诗谜情缘的释解过程中，柳如是确实表现了大胆追求婚姻自由幸福、向往文学知己的品格。至此，一个活生生的“莫愁女”的创造过程宣告完成。我们不能不深深佩服钱牧斋确是高才博学、卓绝今古的风流教主！

从前，我们只知道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是由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加工塑造而成，却不知道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也可以创造现实人生中的人物，这后一方面尤为神奇！王壬秋的莫愁湖名联，最后定稿是：

莫轻他北地燕支，看画艇初来，江南儿女生颜色。

尽消受六朝金粉，只青山无恙，春来桃李斗芬菲。

不管他理由是什么，这一“生”字，一“斗”字，确是改得很好。新亭

有一些诗歌中极为常见的地名，在今天已不可考知。譬如“新亭对泣”中的新亭，我们只知道它在金陵，至于在长江边还是在秦淮河边，则根本没有文献可据。但是，读书心细的古人，往往能从古书的字句之间，古人说话的语气微妙处，大致推测出地点和方位。譬如说新亭应在秦淮河边，而非长江边，正是这样一个佳证。《世说新语·言语》：“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惟王丞相（导）愀然变色曰：“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这是“新亭对泣”的原典。粗粗一读，我们确实找不出新亭在秦淮河边的证据。但是仔细想一想“风景不殊”与“山河之异”二语，就会发现一个问题：如果将“山河”解为国家政权，将“风景”读为山川自然，那么，这句话就有一语病：山川自然依旧是原来的山川自然，而政权已易手异族统治了。可是王导、周诸名士饮宴赏景所面对的山河，分明并未沦落异族之手，建康依然是南中国的首都，谈不上“山河之异”的。

宋人周密说：“风景不殊，举目有山河之异。此江左新亭语，寻常读去，不晓其语。盖洛阳四山围，伊、洛、瀍、涧在中。时建康亦四山围，秦淮直其中，故云耳。所以李白诗曰‘山似洛阳多’，许浑诗云‘只有青山似洛中’。”（《浩然斋意抄》）原来，王导诸人原先在西晋的首都洛阳饮酒，所见到的风景与在秦淮河边所见的风景并没有什么两样，皆有眼前河、四面山，此即所谓“风景不殊”；然而原先的山河，此时已沦落于异族统治之下了，此即所谓“山河之异”。这样读，仿佛让我们置身于过江名士的宴饮集会，听得到他们的欷歔感叹。这种间接考证的方法，比直接考证的方法更高明，也更需要文学史家有一种设身处地、揣想古人的感受能力。陈寅恪先生有关文史典籍研究方法的名言：“吾人今日所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具备艺术家欣赏古代雕刻绘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真了解。”周密的这个解典方法，恰是陈先生观点的一个最好的说明。“新亭对泣”一典中，“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的王导，是不是作大言欺世？关于这个问题，清人王鸣盛《十七史商榷·晋书王导传多溢美》云：“导之所以骄人者，不过以门阀耳。”陈寅恪先生认为此说“乖谬特甚”。他写《述东晋王导之功业》一文，详加考述，结论说：

王导之笼络江东士族，统一内部，结合南人北人两种实力，以抵抗外侮，民族因得以独立，文化因得以续延，不谓民族之功臣，似非平情之论。

此外，“新亭对泣”作为诗典，诗人多用原典的正面意义，即尊王导而贬周，视“新亭对泣”为亡国之音。如陆游《夜泊水村》：“老子犹堪绝大漠，诸君何至泣新亭？”辛弃疾《水龙吟·甲辰岁寿韩南涧尚书》：“渡江天马南来，几人真是经纶手？长安父老，新亭风景，可怜依旧！”而陈寅恪先生20世纪30年代初的一首绝句云：“钟阜徒闻蒋骨青，也无人对泣新亭。南朝旧史皆平话，说与赵家庄里听。”则将“新亭对泣”一典用以其相反意义。不要说王导，就连周也时无其人，新亭之泣，在这里是表达一种深切的忧患意识。它的今典，即“民族得以独立，文化得以延续”的希望。所以，陈先生说他的这首诗乃是一首关于民族文化命运的诗谶。此后二十年，陈先生衰病流离，双目失明，真的成了那斜阳衰柳之中，赵家庄里负鼓作场之盲翁了。燕子矶

金陵城外，长江边上，观音山蜿蜒游走数十里之后，到此忽然突起一峰，凸出江外，三面临空，如螺，如柱，如奇石盆景，又如燕子展翅欲飞，故名燕子矶。长江从西而来，一路波涛汹涌，皆有小山小矶，顾盼相送，如大孤、小孤，如金山、焦山。而燕子矶兀踞于金陵上游、帝都门槛，看往来风帆，熙熙攘攘、为名为利、尽入彀中；看沙鸥点点、烟雾迷离、潮打空城寂寞回；看大江东去、浪淘尽风流人物。燕子矶，原来是那领略够了晋代衣冠、吴宫花草，由乌衣巷口、王谢堂前飞来的旧时燕子，到这里，面对千里清空，欲诉还休，欲飞又留，便成为那千古士人出世入世、难舍难分的一个石头般固执的矛盾形象。

我这里要讲的，是燕子矶无数兴亡旧事中十分令人感慨的一幕。

顺治十四年秋天，钱谦益来到金陵，一个芦花瑟瑟的傍晚，在燕子矶送客。先是送客舟中，有《燕子矶舟中作》，后又返回矶岸，有《燕子矶归舟作》。第一首写道：

轻寒小病一孤舟，送客江干问昔游。

老有心情依佛火，穷无涕泪洒神州。

舞风矶燕如赪尾，吹浪江豚也白头。

水阔天高愁骋望，寻思但是莫登楼。

这首诗中，身老孤舟的飘零感叹，泪洒神州的兴亡旧恨，表现得很突出。但是他除了这样的感叹之外，还有“骋望”，还有“寻思”。那么，他又在望什么？思什么呢？第二首写道：

不成送别不成游，脚气人扶下小舟。

作恶情怀思中酒，薄寒筋力怯登楼。

金波明月如新样，铁锁长江是旧流。

风物正于秋老尽，芦花枫叶省人愁。

诗中说，他的心情很坏，懒得登上那削壁峋崖之上的楼台。唱一声“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的悲歌，歌声与寂寞而还的江涛相应答。挥一挥手，客舟去处，明月横江；北风飒然，万木飘坠。便觉得自己如同那个遭人遗弃的琵琶妇，心中的万千秋意，都化而为眼前无尽的枫叶芦花了。

在这两首诗里，钱牧斋并不是一般地感叹人事代谢、江山兴亡。他的“作恶情怀”，他的“愁”，都不仅是一般的咏古伤今的惘然，而都是与一个希望的破灭、一次等待的落空、一回洗却罪孽的机会的丧失有关的。他在这里等一个人，只是，我们从这两首诗里，不易发现这个秘密罢了。钱牧斋的《有学集》，是按年代编排作品的。在这两首诗的前面，有一首七言绝句：

槭槭秋声卷白波，青山断处暮云多。

沉沙折戟无消息，卧看千帆掠槛过。

值得注意的是，他为什么说“无消息”？他在企盼着什么消息？钱牧斋的“沉沙折戟”，与小杜的“折戟沉沙”，同样具有一种兴亡悲感，但心情内容十分不同。杜牧的《赤壁》诗云：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杜牧的“折戟沉沙”，应是对历史故实的反思，而钱牧斋的“沉沙折戟”，则有关一件当前事件的询问。是船沉了么？是战败了么？为什么“过尽千帆皆不是”？为什么没有来自远方的消息？此时的钱牧斋，原来正在焦急等待郑成功的海上之师。

顺治十四年，郑成功准备由海上入长江，直取南都金陵。郑成功的这次军事行动，是经过海内外反清复明势力多方谋划、周密布署的一次行动，是明代遗民志士寄予很大希望的一次决定生死存亡的战斗。钱牧斋这次到金陵，正是为联络金陵有志反清复明之士，为迎接郑氏攻取南都，做里应外合的组织工作。决定战斗的关键，是气候。当时，魏白衣致郑成功书函说：“海道甚易，南风三日可直抵京口。”

可惜的是，“东风不与周郎便”，郑成功一直没有能来。

清徐鼒《小腆纪年附考》记：“明朱成功部将施举与我大清兵战于定海关，败绩死之”，考云：“时成功谋大举入长江，令举招抚松门一带渔船为向导。举至定海关，遭风入港，遇水师，力战而死。”时间是顺治十四年四月。

钱牧斋一直等到仲秋九月，时气候风向改变，郑成功已失去乘南风直取金陵的任何可能性。钱牧斋在燕子矶送走的客人，很可能正是为迎接郑成功而来的反清复明志士；而他的心意灰冷，也恰是因这番等待与企盼的落空。

我们读他的“老有心情依佛火，穷无涕泪洒神州”，真有说不尽的悲凉心事；而再来读他的“金波明月如新样，铁锁长江是旧流”，则实在是有说不出、洗不尽的千古遗恨了。破译燕子矶送客心情的关键，正是“沉沙折戟无消息”一句诗所用的典故。牧斋《有学集》在清代成为禁书，所以，为此书作注的钱曾在这句诗的典故出处里，只引了杜牧诗的前两句，恰恰隐瞒了牧斋“东风不与周郎便”的真实心理活动。

一个原先降清做了贰臣，后来又悔恨，并积极参与反清复明活动的复杂历史人物的心理活动，就由对燕子矶泛泛的兴亡感叹巧妙地遮蔽起来了。陈寅恪先生将这种用典方法称为“古典今事，融为一炉”。以这种方法读史，让我们进入历史与人物的心灵深处，仿佛于月夜登燕子矶绝顶，拾级而上之际，细聆道边松风、楼上鱼音与脚底潮声相应答……明孝陵

钟山南麓独龙阜玩珠峰下的明孝陵，是南方最宏大的帝王陵墓。在中国历史文化中，它的名气之大，尚不在于气局之雄伟、建筑之美富、宝顶之创制，以及后来北方十三陵的模仿，而在于史册大书特书、士人口耳相传的故事——明遗民顾炎武于明亡之后的七次拜谒。顾炎武可比为宋代的谢皋羽。谢氏西台恸哭祭奠之日，富春江上，时有元兵巡艇往来；顾氏孝陵徘徊瞻视之时，陵庙周围，常有胡骑充斥。他们的危苦孤忠，异代同感，然而他们的内心信念却不一样。谢皋羽的西台恸哭，是认同严子陵的不仕王侯，高尚其志，作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绝望抵抗；而明遗民顾亭林的五谒孝陵，则不仅是答复母亲遗言“无为异国臣子，无负世世国恩”，更是心悬明王朝的华夏正统、礼乐文明，作贞下起元、一元来复的中兴期待。所以，顾氏作《孝陵图》诗，会有“文自成祖为，千年系明祚”，“幸兹寝园存，皇天永呵护”这样执着、乐观的诗句。

细读亭林先生的《孝陵图》长篇五古，可见他寓深情苦志于冷静记录，一草一石皆不浮泛虚饰，表现出求真求实的朴实谨笃性格。如石兽、石人的位置，门庭的数目，殿楼与东陵的距离，甚而陵木的多少等，一一图写，准确不苟。“尚虑耳目偏，流传有错误。相逢虞子大，独记陵木数”。他还要找陵官取证核实，纯是朴学家的态度。在这首诗的自序中，有一处细节，他发现“殿上中官奉帝后神牌二，其后盖小屋数楹，皆黄瓦，非昔制矣”。从偌大一个陵墓建筑群中，拈出假冒伪劣的一角来。在顾亭林身上，科学的求真求实精神，通于道德的求善求正精神。他那些“诤遗民”的言论，同样是对于假冒伪劣遗民的揭露。其《广宋遗民录序》云：

庄生有言：“子不闻越之流人乎？去国数日，见其所知而喜；去国旬月，见所尝见于国中者喜；及期年也，见似人者而喜矣。”余尝游览于山之东西、河之南北二十余年，而其人益以不似。及问之大江以南昔时所称魁梧丈夫者，亦且改形换骨，学为不似之人。

可惜顾亭林未能将那些“魁梧丈夫”指名道姓出来。又《日知录·文词欺人》云：

末世人情弥巧，文而不惭。苟以其言取之，则车载鲁连，斗量王蠋。曰：是不然。世有知言者出焉，则其人之真伪，即以其意辨之，而卒莫能逃也。

也可惜他未能将这一“知言”的方法开示后人。《孝陵图》诗所说的“空山论掌故”，尚有待于今日之史家。秦淮河

江南地区经济发达，商业繁荣，历史上自然形成江南文化的一个醒目特点，通俗一点说，即所谓六朝脂粉气。“秦淮河的水是碧阴阴的；看起来厚而不腻，或者是六朝金粉所凝成么？”“灯光所以映她的浓姿，月华所以洗她的秀骨，以蓬腾的心焰跳舞她的盛年，以饧涩的眼波供养她的迟暮”——朱自清与俞平伯在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泛舟，也抵挡不住那箫管琴瑟、绮罗芬芳的诱惑，老实说出“纸薄的心旌，我的，尽无休息地跟着它们飘荡，以致于怦怦而内热”；“听着那悠然的间歇的桨声，谁能不被引入他的美梦中去呢？只愁梦太多了，这些大小船儿如何载得起呀？我们这时模模糊糊的谈着明末的秦淮河的艳迹，如《桃花扇》及《板桥杂记》里所载的……我们终于恍然秦淮河的船所以雅丽过于他处，而又有奇异的吸引力的，实在是许多历史的影像使然了”。

朱自清提到的《板桥杂记》，作者是明末清初人余怀，字澹心。这本书，三百多年来，一直流传于文学爱好者、文史专家的口中，确实已成为有关江南文化的“历史影像”的第一手材料。《板桥杂记·轶事》中提到写作的动机，说：

金陵都会之地，南曲靡丽之乡，纨茵浪子、潇洒词人，往来游戏，马如游龙，车相接也。其间风月楼台，尊罍丝管，以及娈童狎客，杂伎名优，献媚争妍，络绎奔赴。垂杨影外，片玉壶中，秋笛频吹，春莺乍啭，虽宋广平铁石心肠不能不为梅花作赋也。一声河满，人何以堪！归见梨涡，谁能遣此？然而流连忘返，醉饱无时，卿卿虽爱卿卿，一误岂容再误？遂而丧失平生之守，见斥礼法之士，岂非黑风之飘堕，碧海之迷津乎？余之编入斯编，虽曰传芳，实为垂戒。王右军云：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结尾数语，听起来像是一般野史笔札小说习见的老调，有关风俗教化的劝戒。文辞的美丽，掩盖了他的真实动机。在“雅游”部分，他录引了钱牧斋的名诗《金陵杂题绝句》数首，作为六朝名都佳丽胜事的经典品题。诗云：

淡粉轻烟佳丽名，开天营建记都城。

而今也入烟花部，灯火樊楼似汴京。

一夜红笺许定情，十年南部早知名。

旧时小院湘帘下，犹记鹦哥唤客声。

惜别留欢恨马蹄，勾阑月白夜乌啼。

不知何与汪三事，趣我欢娱伴我归。

别样风怀另酒肠，伴他薄幸耐他狂。

天公要断烟花种，醉杀扬州萧伯梁。

余氏又接着写道：

以上皆伤今吊古感慨流连之作，可佐南曲谈资者，录之以当哀丝急管。黄涪翁云：“解作江南断肠句，世间惟有贺方回。”倘遇旗亭歌者，不能不画壁也。

余氏的《板桥杂记》，我们都只当它是秦淮艳迹的野史谈丛，描述那“风流薮泽”的淡粉轻烟旧事，其实不然。他是借佳丽名都故事，说家国兴亡遗恨。这是另一种的美人芳草之思。

他的文章笔致温婉蕴藉，心事含藏于一唱三叹之中。譬如，他在记述了一个叫做张魁的箫官昔时的风流盛事之后回忆说：

庚寅辛卯之际，余游吴，寓周氏水阁，魁犹清晨来插瓶花，爇炉香，洗岕片，拂拭琴几，位置衣桁如曩时。酒酣烛跋，说青溪旧事，不觉流涕。丁酉再过金陵，歌台舞榭，化为瓦砾之场。犹于破板桥边一吹洞箫。矮屋中一老妪启户出曰：此张魁官箫声也。为呜咽久之。及数年，卒以穷死。

又如，有一段关于钱牧斋的诗话：

丁继之扮张驴儿娘，张燕筑扮宾头庐，朱维章扮武大郎，皆妙绝一世。丁张二老，亦寿九十余。钱虞山《题三老图》诗，末句云：“秦淮烟月经游处，华表归来白鹤知。”不胜黄公酒垆之叹。

又有一个名李三娘的平民女子，在乱世之中，流落江湖，遂为名妓。作者记述了她的身世与遭遇，尤其是李三娘“量洪善饮”的故事，结尾深致感叹：

嗟乎！俯仰岁月之间，诸君皆埋骨青山，美人亦栖身黄土，河山邈矣，能不悲哉！

余氏常常在此书中，借他人之酒杯，浇心中之块垒：

十七八女郎，歌杨柳岸晓风残月，若在曲中，则处处有之，时时有之。予作《忆江南》词云：“江南好景本无多，只在晓风残月下。”思之只益伤神，见之不堪回首矣。

这教我们懂得，真正的江南断肠句、江南风景的点睛之处，绝不仅仅是绮丽风花之辞，原来包含着多少孤臣孽子的文化意味！

关于余澹心的身世，在《板桥杂记》中偶有交代。“丽品”中写道：“余生万历末年……及入范大司马莲花幕中为平安书记者，乃在崇祯庚辛以后。”范大司马即范景文，崇祯年间，累官工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京城陷落之时，很快传说崇祯死事。景文从容草写遗疏，然后赴井而死。这是一个刚烈方正的明室重臣。余澹心既能进入范氏的幕府，自然也应是同气相求的人物。陈田的《明诗纪事》选有余澹心诗，其中一首《送别剩上人还罗浮》云：

万里孤云反故关，一帆春草渡江湾。

几年浪迹干戈里，何处藏身瓢笠间。

愁听笳声吹白日，苦留诗卷伴青山。

罗浮此去非吾土，须把蓬茅手自删。

这首诗题中提到的剩上人，正是一位反清复明的义士。从诗中语气可见他们的关系极为密切，亦可见出余氏的身份。诗中如“何处藏身瓢笠间”，正是此类志士地下活动的真实写照。而“罗浮此去非吾土，须把蓬茅手自删”两句，则更是大江以南广泛存在的复明运动的明显证据。《板桥杂记》与张宗子的《陶庵梦忆》一样，与其说是遗民忏悔文学，不如说是文化感伤文学。他们的共同处，即皆有一个文化的旧梦。无论是名花瑶草，湘帘绣幕，还是楼馆劫灰，湖山烟月，都是旧梦的一部分，其实是没有多少忏悔可言的。正如余澹心在《板桥杂记》的序中所说：“聊记见闻，用编汗简，效东京梦华之录，标崖公蚬斗之名，岂徒狭斜之是述，艳冶之是传也哉！”朱自清《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的结尾写道：“我们的梦醒了，我们知道就要上岸了；我们心里充满了幻灭的情思。”《板桥杂记》中“梦”的内容，比起朱自清们的所谓“幻灭”，不知要沉痛、真切多少倍！千山剩人可和尚

余澹心的友人可和尚，曾在顺治三年两次来金陵，前一次差点丢命。这一传奇故事，说来话长。

可和尚本姓韩，名宗，字祖心，出家后，名函可，是广东惠州博罗海人。他的父亲韩日缵，万历丁未进士，历官礼部尚书，是明末重臣。函可生来聪颖异常，跟随父亲在南都时，来往皆名儒巨公，文采英发，声名倾动一时，海内名士，皆以不能结交函可为耻。他二十九岁出家，三十四岁遭国变，成为一个反清复明的和尚。传说他临死前，曾对身边弟子有一番问话：你们知道什么是祖师西来意么？众弟子没人敢答。他又说：想起我未出家前，曾刺佛经于手臂上，以报父亲。出家以后，慈母过世，我又脱掉袈裟，披麻带孝，哭葬母亲。我哪里是敢先后做事背谬以行怪，只是心里创巨痛深，所以不知其然而然也，这不知其然而然，就是祖师西来意。后来因为友人的缘故，从广东来到金陵，本想在灵谷寺住下去，谁知方外的人士十分忌讳，被捕后宽释，后又有沈阳之役，也是不知其然而然，正是祖师西来意。说完，他又给众僧徒出示一偈文：

发来一个剩人，死去一具臭骨。不费常住柴薪，又省行人挖窟。移向浑河波里赤骨律，只待水流石出。

言毕，即坐化。次日清晨，道颜如生。弟子浴洗其背而哭之，他双目忽张，泪流于面。可见他虽已闻法，而慈悲精猛之心，越转越深。明末这样的出家人很多，南朝四百八十寺，大都化而为儒家的昭穆祭祖之地。此剩道人可以说是其中的一个血性和尚。从文化气质角度讲，佛家思想中有一种固执、坚守，加强了儒家本有的刚健、精忠品质。我们理解“文化江南”，不能不通解此一脉儒佛合流的士人新意态。

函可之所以两次来金陵，与复明运动有关。第一次离开金陵赴广东，本想去开辟抗清根据地，因闽海东南一隅实为郑成功抗清的大本营。第二次，则是与郑成功的“奇兵浮海，直指金陵”的行动有关，也跟一项重要的间谍使命有关。他所以选择住在灵谷寺，因灵谷寺靠近明孝陵，可寓托家国之思的缘故。

第一次离开金陵时，他的行箧里藏有一本私史，名为《变纪》。是根据他自己的亲身经历，记述了明末死于国难的众多忠臣的事迹。当时清人已在江南实施全面戒严，函可出城门时，被守门的清兵盘问检查，发现《变纪》，立即被执送军中。负责此事的清兵将领巴山，十分怀疑他有同党，拷打数百次，函可只说：某一人自为。又用夹棍重刑，他也没有第二句话，只得发送大营候审。当时，函可脖颈上的铁锁链绕了三圈，两脚又重伤，“血淋没趾，屹立如山”，行走二十里山路，神色如平常。经过金陵城时，城中缁流平民，皆夹道相送，“观者皆惊顾咋指，叹为有道”。途中几次虚脱，幸有一位大士真人以甘露灌入函可口中，使其得生。又有一种传说，说函可关押在京师时，绝食七日，有一美丈夫手持甘露瓶注其口中，醒来后，他“神采益阳阳”。

函可一事，值此清廷密网血腥镇压江南士人的背景中，得以不死，与大汉奸洪承畴有关。据《清史稿·洪承畴传》，洪氏上疏言：函可乃故明尚书韩日缵之子，出家多年。去年（顺治三年）春自广东来江宁，是为印刷藏经之事。值大兵平江南，他久住未还。后来广东路通，他向我请牌回故里，我因韩日缵是我的会试房师，就发给他印牌放行。及城门盘验，经笥中发现《变纪》一书，干预时事。他不自行焚毁，自取其尤，与随行的其他僧徒无涉。我与函可有世交之谊，应避嫌，不敢定议。后来上旨传来，因洪承畴徇情私发印牌，应革职，念及他奉使江南，劳绩可嘉，遂宽宥之。据陈寅恪先生的推测，传说中函可系狱及械送京师途中，得蒙神力大士护持不死，其言甚诡异，所谓大士真人，大概是暗示与洪承畴有关的人暗中保全罢了。

函可临终前对弟子谈及第一次往金陵，“以友故出岭”，这个友人即是洪承畴。他的秘密使命，正是企图游说争取洪氏。而清兵将领巴山怀疑他有同党，严刑拷打，亦是同一缘故。洪氏暗中保全函可，乃深悉其中机缘。而清廷处理此事极为老练。顺治二年至顺治五年，洪氏为清廷安定江南各省，清人后来称之为“开清第一功”，因为从此之后，清人所需的钱粮，皆取之于江南，因而兵多饷足，征调如意。所以有人说，洪氏不来，江南不亡；江南不亡，则清人更不可能做统一中国之梦。为了争取洪氏，同时借洪氏以招降其他抗清名士，所以宽宥洪氏，并轻罪函可，正是深知其中的微妙之处。由此可见三百年前江南士人反清复明运动的复杂性质。网角巾

陈寅恪先生说过：中国文化所谓华夷之别，实质不在血统，而在文化。而文化于日常人生最实在具体的标志，常常即是所谓衣冠文物。《左传》中表彰做了囚徒而始终不改南冠的钟仪；《论语》中赞叹使中国人免遭披发左衽命运的管仲；杜甫的“环佩空归月夜魂”，王安石的“可怜看尽汉宫衣”，皆以“衣冠文物”象征不忘故国的王昭君。乱刀之下，一个武士挥戈击断了子路头上的缨带，子路高声叫道：“君子死，冠不免！”从容坐定，结缨正冠而死。“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的华夏文明就是这样的端端正正，由端正庄重而悠久广大。

明清之际，清人说“留发不留头”，汉人说“断发宁断首”。“衣冠文物”演出多少血雨腥风事。胡蕴玉《发史序》云：“薙发令下，吾民族之不忍受辱而死者，不知凡几。幸而不死，则埋居土室，或遁迹深山，甚且削发披缁，其百折不回之气，腕可折，头可断，肉可脔，身可碎，白刃可蹈，鼎镬可赴，而此星星之发，必不可薙，其意岂在一发哉！盖不忍视上国之衣冠，沦于夷狄耳。”其中有一则关于衣饰旧制的小插曲，即网角巾故事。陈洪绶《闲话宫事图》

网角巾是一种明朝人束发的头饰，由明太祖朱元璋亲定。周晖《续金陵琐事·万发皆齐》云：

太祖一夕微行至神乐观，见一道士结网巾。问曰：“此何物耶？”对曰：“此网巾也，用以裹之头上，万发皆齐矣。”次日，有旨召神乐观结网巾道士，命为道官，仍取其网巾，遂为定式。

康熙年间因私修《明史》而贾祸的戴名世，撰有《画网巾先生传》，略云：

画网巾先生者，不知何许人。服明衣冠，从二仆，匿迹光泽山寺中。守将吴镇掩捕之，送邵武，镇将池凤鸣讯之，不答。凤鸣伟其貌，为去其网巾，戒军中谨事之。先生既失网巾，盥栉毕，谓二仆曰：“衣冠历代旧制，网巾则我太祖高皇帝创为之，即死，可忘明制乎？取笔墨来，为我画网巾额上。”画已，乃加冠。二仆亦交相画也。每晨起以为常。军中哗之，呼曰“画网巾”云……〔王之纲斩之〕挺然受刃于泰宁之杉津。泰人聚观之，所画网巾，犹斑斑在额上也。

徐鼒的《小腆纪传》第五十二卷转录了这一传记。《小腆纪年附考》第十七卷关于瞿式耜、张同敞在桂林不屈死节一条也记：同敞手出白网巾于怀，曰：“服此以见先帝。”

陈寅恪先生研究钱谦益反清复明事，发现《投笔集》中有一条材料，记载当时投降的明朝官兵，常藏网巾于帽子中，随时准备倒戈反清。可见这一衣冠旧物具有十分普遍的影响和号召力，是清初光复故国的一个重要的文化符记。

顺治十四年，钱谦益往金陵从事结纳反清志士的秘密活动，住在顾与治家中，顾氏书房有牧斋小像一帧，钱谦益遂撰《自题小像四绝句》。第二首云：

苍颜白发是何人，试问陶家形影神。

揽镜端详聊自喜，莫应此老会分身？

这首诗窃喜自己分身有术，身虽降清，心向复明。如何证明他志在反清复明？接下来的第四首云：

褪粉蛛丝网角巾，每烦棕拂拭煤尘。

凌烟褒鄂知无分，留与书帷伴古人。

如果我们不知道网角巾的来历，就很难真切了解牧斋此时的心情，也不能明白他秘密结交复明志士的金陵之行。感谢陈寅恪先生破译今典的解诗艺术，不仅使我们了解钱牧斋这一复杂人物，而且使我们透过一个文化符记，看出中国文化的坚韧力量。杨龙友

清顺治二年五月，清兵趁攻取扬州的胜利，举师抵长江北岸，与京口的守军杨龙友隔江相持。五月八日夜，清人编巨筏，置灯火，放之中流。杨龙友以为敌军渡江，遂命南岸守军发炮击之。船沉灯灭，龙友以为大获全胜，正奏捷报功，忽然，清兵乘着第二天清晨的大雾，以数百骑小舟潜渡长江，并袭取北固山。明兵仓皇列阵，哪里敌得过清军铁骑？全线溃败之后，南都亦很快灭亡，百官尽降，杨龙友奔往苏州。清廷命降臣黄家鼎往苏州招降。杨龙友杀降臣，奔处州。在第二年七月的一次战斗中，与孙临一同被捕，说降不屈，同时遇害。龙友虽不堪任战事，然终能守死尽忠，大节铮铮，不愧为烈丈夫。所以，陈寅恪先生特为他鸣冤平反。死节之事，龙友友人杨炤《岁丁未六月二十四日夜梦少司马杨龙友先生》诗之小序云：

建宁城陷，先生谓其郎官孙临曰：“吾受国厚恩，此而不死，非人矣。子可速去。”临曰：“如此好事，让公一家作耶？”先生被执，复索杨都督（杨龙友长子鼎卿），临曰：“我杨都督也。”亦被害。

今天来看杨龙友（文骢）其人，真是一个被悲剧时代、被腐败政治糟蹋了的艺术天才。张岱的祖父视学贵州时，他曾考中乡试榜首，后来却一直不能得志，终因同乡马士英的关系，得以进入权力中心。可惜了他那诗、书、画三绝的才艺，只落得为权奸结纳私党所利用。他要是不站错了队，投错了人，就不会有那些洗不清的污点。然而他要是不站队、不投人，他的盖世才华也许根本就不为世知，他的书画作品连影子都不会流传下来。历史作弄人的同时，也成就了人。龙友依附马士英时，生活豪侈腐败，“耽声伎，一岁费常巨万”。然而，作为艺术家的才人，竟也能“须臾不忘故国，间关流离中，独阻兵固，屡抗六师，父子家人膏斧锧而不悔”（《黔诗纪略》），终算得一个小事糊涂、大节清楚的人。

董其昌《画禅室随笔》：“龙友生于贵竹，独破天荒，所作《台》、《荡》等图，有宋人之骨力去其结；有元人之风韵去其佻，出入惠崇、巨然之间，观止矣！”甲申之变后，龙友山水小幅，流落士人间颇不少，吉光片羽，往往为遗民诗人珍为故国文物，借以发沧海桑田之思，寓沉湘哀郢之恨。江南第一布衣诗人邢昉（字孟贞）《题杨日补所藏杨龙友〈云山图〉》云：

……图成价已等尺璧，摩挲涕下空潺湲。生前粉绘人争取，死后声名尤冠古。可怜埋骨竟茫茫，四海九州无寸土。忆昔为我一挥云山小屏幛，缥缈龙湫与雁宕。正与此图相颉颃，吞声想象一惆怅。

这里的《云山图》，即董其昌品题的《台》、《荡》图。而杨炤的那首诗的小序云：

岁丁未六月二十四日，夜梦少司马杨龙友先生入室，角巾素袍，颜色如平生。余跪而奉其手曰：“不意此生复得见先生也！”失声一哭而觉，旋睡去。梦呈先生令永嘉时画赠先君子兰卷，曰：“将持此作西台恸哭。”忽而觉，又复梦去，歌《载驰》之卒章曰：“我行其野，芃芃其麦。控于大邦，谁因谁极？”歌未尽，而又觉，声琅琅犹在耳也。家人闻歌而哭，哭而歌，屡呼余问故，悲不能答，起而识之，复哭以诗。

那泣露啼烟、根苗无土的三两枝兰花，竟作成江南士人歌哭无端、颠倒梦幻的断肠草，龙友先生可以无憾矣。葛嫩

李贺《咏美人梳头》诗：“一编青丝云撒地，玉钗落处无声腻。”一个字都没有说美人的长发，可是随着那缓缓坠落的玉钗，便也凸显了一位长发委地的玉人。从《诗经》的时代起，女性的长发就是那样的绵密深长。“彼君子女，绸直如发。我不见兮，我心不悦”。说得真是诚恳朴实。心里老想着那有着丝绸般长发的女子，见不到她就总不开心。南朝的《子夜歌》：“宿昔不梳头，丝发披两肩。婉伸郎膝上，何处不可怜？”一个字都没有说女子的温馨婉顺，她的头发就使人晓得人体的温馨婉顺。《世说新语》中记，南康长公主要杀她丈夫的宠妾李势妹，“与数十婢拔白刃袭之。正值李梳头，发委藉地，肤色玉曜，不为动容，徐徐结发，敛手向主，神色闲正，辞甚凄惋，曰：‘国破家亡，无心至此，今日若能见杀，乃是本怀！’”此时只听得“当啷”一声，南康长公主掷刀于地，向前抱住那李势妹，曰：“阿子，我见汝亦怜，何况老奴！”于是化干戈为玉帛，转暴戾为祥和。华夏文明历劫不坏，其中当有美的一份力量。

晚明的江南文化，强烈、热情，浓于生命光色。余怀《板桥杂记》中葛嫩与孙临的故事，最有生气、最活泼优美、最集中写出了那个时代生命精神的一种闪爆。文中说道：

葛嫩，字蕊芳。余与桐城孙克咸交最善。克咸名临，负文武才略，倚马千言立就，能开五石弓，善左右射。短小精悍，自号飞将军，欲投笔磨盾，封狼居胥。又别字武公。然好狭斜游，纵酒高歌，其天性也。先昵珠市妓王月，月为势家夺去，抑郁不自聊。与余闲坐李十娘家，十娘盛称葛嫩才艺无双，即往访之。阑入卧室，值嫩梳头，长发委地，双腕如藕，面色微黄，眉如远山，瞳人点漆。教请坐。克咸曰：“此温柔乡也，吾老是乡矣。”是夕定情，一月不出，后竟纳之闲房。

孔子说过：“人之生也直。”朱子临终时也说：“天地生万化，圣人应万事，直而已矣。”晚明金陵的士女相逢，亦是一种天地间当下即是，纯直无曲的妩媚境界。“是夕定情，一月不出”，不也正是应了孔子所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孙临、葛嫩的温柔之乡，正如那“一编青丝云撒地”的饱满酣畅、天理流行。余怀又接着写道：

甲申之变，移家云间。间道入闽，授监中丞杨文骢事。兵败被执，并缚嫩，主将欲犯之，嫩大骂，嚼舌碎，含血噀其面。将手刃之。克咸见嫩抗节死，乃大笑曰：“孙三今日登仙矣！”亦被杀。中丞父子三人同日殉难。

孙克咸果真是英雄豪侠，首出庶物，体现了晚明历史中一脉刚正之气。我们顺着“移家云间”一句的线索，可以考知孙克咸与陈子龙的关系。陈子龙有《赠孙克咸》七古一首，王士祯曾有《肄雅堂诗集序》一文考证：

孙先生讳临，字克咸，更字武公。少司马晋季弟。少读书任侠，与里中方密之、周农父、钱饮光齐名。所为歌诗古文词，流传大江南北。崇祯末，流贼蹂楚豫，阑入蕲黄英蓼间，皆为战场，皖当其冲。先生渡江走金陵，益散家财，结纳奇才剑客，与云间陈大樽、夏瑗公、徐复庵三君厚善。大樽赠先生诗曰“孙郎磊落天下才”云云，著其事也。

又，据陈寅恪先生《柳如是别传》考证，河东君《戊寅草》中《赠友人》一首，“友人”亦是孙克咸。诗云：“君言磊落无寻常，顾盼纵横人不知。当年颇是英雄才，至今猛气犹如斯……嗟哉凤凰今满野，有时不识如山……伟人豪士不易得，伟人豪士不易得，得之何患非吾徒！”慨当以慷，引孙临为同调。孙临、葛嫩与杨龙友父子同时殉国难之事，《明史·杨文骢传》及陈田《明诗纪事》等皆记录具在，陈寅恪先生认为，可以纠正孔尚任《桃花扇》中流俗之传对于杨龙友其人的诬诋乖讹。

历来治思想史的人，多注重尽心、尽性、尽理的圣贤君子的理论观念形态一路，而历来治文学史的人，多注意尽才、尽情、尽气的诗人才士艺能之美的形态。其实，他们都忽略了才、情、气通于心、性、理。晚明大名士陈继儒说：“语云：‘天下有情人，尽解相思死。’世无真英雄，则不特不及情，亦不敢情也。”（《范牧之外传》）已将“重情”与英雄视为一事。葛嫩、孙临的故事，恰可做一真实典型，令后人钦敬、欣赏那个时代的生命情调。李香君“舞低杨柳楼中月，歌尽桃花扇底风。”大晏的这两句词，分明是一个词谶。自北宋至明末的笙歌曼舞，终于消歇，终于化而为香君的鲜血溅扇。“南朝兴亡，遂系之于桃花扇底”，为青楼歌伎文化，划上一个浓烈的感叹号。

汉辛延年《羽林郎》诗云：“就我求清酒，丝绳提玉壶；就我求珍肴，金盘脍鲤鱼。贻我青铜镜，结我红罗裾。不惜红罗裂，何论轻贱躯。”李香君也是这样的古人古意。“哪知道这几件钗钏衣裙，原放不到我香君眼里。”眼看着那珠翠绮罗委地狼藉，慌得那小婢说：“把好好的东西都丢一地，可惜，可惜！”唐诗云：“蓬鬓荆钗世所稀，布裙犹是嫁时衣。”“谁爱风流高格调，共怜时世俭梳妆。”香君也是这样的自高身份，“风标不学世时妆”。她唱道：“布荆人，名自香。”在中国诗文的语汇里，华美的妆奁，绮丽的衣饰，往往意味着女性没有了她自己，做了别人的奴隶。而荆钗布裙，粗服乱头，自有不掩天生丽质的高贵。侯方域说：“俺看香君天姿国色，摘了几朵珠翠，脱去一套绮罗，十分容貌，又添十分，更觉可爱。”香君自己浑然不觉，不过如古诗中所说的“远望凉风至，俯仰正衣服”而已。

阮大铖辈送给侯方域的重金妆奁，恰也是断送明朝江山的一个象征。桃花扇底，香风熏得天子醉，“秦淮十里水盈盈，夜半春帆送美人”；“凤纸签名唤乐工，南朝天子春心动”。马、阮之流，为达到他们封侯拜相、结党复仇之目的，手捧皇帝的诏令，将民间的青春美女，一群群硬选入宫，以取悦于弘光帝声色之好。于是李香君的揉花容、溅血面，也是一个象征，象征着那以生命为代价、殉人格的高贵气节。孔尚任《桃花扇·小识》说：

桃花扇何奇乎？其不奇而奇者，扇面之桃花也。桃花者，美人之血痕也。血痕者，守贞待字，碎首淋漓，不肯辱于权奸者也。权奸者，魏阉之余孽也。余孽者，进声色，罗货利，结党复仇，隳三百年之帝基者也。帝基不存，权奸安在？惟美人之血痕，扇面之桃花，啧啧在口，历历在目，此则事之不奇而奇，不必传而可传者也。

帝基、权奸代表政统，而桃花之血痕，代表人心之统，道义之统。当桃花只是香扇时，天姿国色的生命不在自己那里，只成为权奸帝王的恋物；当桃花变成点点血痕，天姿国色的生命便回到自己这里。香君的揉花溅血，临济宗说的“诸方为葬，我这里活埋”，恰如王夫之说的“七尺从天乞活埋”，天姿国色也从活埋庵中绝后复苏，点醒历史生命的茫茫沉醉。

侯方域千山万水，拿着桃花宫扇找到了香君。在栖霞山的灵山大会中，二人惊喜交集，忘记了身在清净道场，仿佛又回到儿女初情的温柔旧乡。道人张薇点出：“你看国在哪里？家在哪里？君在哪里？父在哪里？偏是这点花月情根割它不断么？”于是侯、李二人，双双携手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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