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以澄自选集 新闻求索录(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童兵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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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以澄自选集 新闻求索录试读：

主编絮语

这套《新闻传播学名家自选本》有学界巨擘方汉奇教授赐序，不必主编赘言。这里仅就创意初衷、入选条件及编辑原则等说几句话。

20世纪80年代初，“文革”逝去不久，曾经主张“新闻无学”的代表人物检讨了自己的无知。首都新闻学会和中国新闻教育学会先后问世。在这良好氛围中，中断许久的新闻传播学研究又得以重新展开。新旧世纪之交时刻，新闻传播学被擢升为一级学科。进入新世纪以来，每年出版的新闻传播学著作以百计，发表的学术论文以千计。新闻传播学科学研究与学科建设进入了真正的黄金时期。

随着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日益深化与

二

三

编辑出版新闻传播学名家学术论文自选本，有这样几方面的需要。一是检阅新一代新闻传播学研究学术带头人的研究成果，展示正在不断深化和拓展的新闻传播学学科建设业已达到的新水平。二是系统介绍新闻传播学研究新的领军人物的研究领域及其在这些领域的代表性成果，推动新闻传播学科同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沟通与互补。三是为新闻传播学年轻学子了解自己导师的学术观点及研究方法提供一个平台。由于各种原因，刊载新闻传播学学术论文的刊物既少又分散，阅读这些论文有相当困难。

对于被邀入选自选本的名家，总体上有这样几方面的考虑。他们一是新闻传播学研究某一专业或某一研究方向的领军人物，二是有一定的全国影响，三是在岗博士生导师，四是他们有着较为广泛的读者群体。鉴于符合这几条的学者全国有几十位之多，我们编辑此类自选本又无经验，计划先出第一辑，首邀八位名家入选。

既然是自选本，当然应尽显个人风格。但作为丛书，又需要有相近或相同之处。经八位作者商定，作为组成丛书的各自选本共同遵循这样几个要求：一是尊重历史原貌，对入选文章原则上不作更动，仅限改正错别字等一些技术处理。二是内容安排上每本有一帧作者照片，一段学术档案，一篇访谈录一类的文字，作者谈自己治学的经验、心得、体会。三是每本掌握在30万至35万字左右。

最后，作为主编，我要代表入选的八位作者，向我们的导师表示敬意，没有他们的栽培，不会有我们的今天。向我们的学生表示问候，正是他们的勤奋努力，成长成才，才显示出我们劳动的价值。向复旦大学出版社的领导和责编表示感谢，由于他们所提供的园地和机遇，我们这群书生才得以出版自选本，对自己走过的路程进行一番检视和反思。

我们静静地等待着读者对于这套丛书的批评。我们将根据读者的意见使这套丛书的未来几辑更臻完善。童兵二〇〇四年春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追寻现代新闻传媒的发展之道（代序）

如果你想读懂中国新时期新闻传媒发展的历史，那么，你必须去读懂那真实地游弋在这历史河流中的新闻人和学者。罗以澄教授就是这样一位值得你去读解的学者。

1978年的“思想解放风暴”席卷中国之时，罗以澄还只是一位为不得不写违心的宣传表扬稿而苦恼的记者，一位受过大学新闻学术训练而不得不以意识形态话语思维的“新闻思想的失踪者”。自那以后，中国的新闻改革悄然启动，和大多数新闻人一样，罗以澄终于有机会恢复自己的独立思考、探索真理的勇气，以社会良知代表的心态去推进中国新闻业的现代化。然而，他发现，缓慢变化着的新闻界并不能满足他的这一精神需要，于是，他决定选择做学者，并在1984年以不惑之年走进了武汉大学新闻学系。从此，这位“新闻思想的失踪者”回到新闻学术队伍中来，拥有了一个可以自由创造的学术与教育园地，非常惬意地自称为新闻传播学的“耕耘者”。

在“新闻为政治服务”等旧的意识形态从历史的地平线上逐渐淡化以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中国新闻人已拥有了新的意识形态：新闻业的现代化，一些人以启蒙者的姿态追寻着其中的真实意义，向传统新闻传播观念发起了顽强的冲击。罗以澄在1984—1988年的学术研究就是在这一思想背景下展开的。

罗以澄当时所做的探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辨析新闻、宣传、舆论三者之间的关系，辨析新闻价值、新闻的客观性等基本概念，恢复对新闻本体的认识，恢复对新闻的信息功能的认识，进而回归到对新闻传播规律的把握；二是从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的角度探寻新闻业务的现代化之路，建构具有科学、理论内涵的新闻写作学体系，拓展新闻业务研究的思维空间；三是恢复受众的主体地位，从心理学层面把握其特点，实现传者与受众的互动式传播；四是破解新闻报道的公式化、概念化等清规戒律，在理性、情感、想象、观察、报道方式等广泛层面恢复新闻报道的自由本性。这四个方面的探究贯穿着一个主题，即新闻传播观念的现代化，而总的思维指向则是颠覆新闻传播领域的专制主义、教条主义、官僚主义乃至形式主义，呼唤新闻传播的理性意识。在这里，你可以感受到他的理论表述直指新闻体制变革的滞后，直指“左”的新闻观念的荒谬；同时，你又看到，他的理论表述不是“宣战”式的，而是“建设”式的，即注意把握新闻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结构的兼容性，在中国式的现代化框架内消除两者的内在紧张关系，寻求新闻传播机制与其他社会机制的调适，实现新闻传播与社会环境、文化环境的良性互动。于是，你读到了那一代新闻人的心之所系与心之所惧，一方面，他通过对新闻本体的认识，确立新闻传播的理性意识和主体意识，通过新闻的信息功能的认知，建构作为公共论坛的新闻传媒，通过拓展新闻思维空间，消解新闻传播不自由的状况，通过阐述受众的主体地位，恢复新闻传播以人为本的现代意义，诸如此类，这些都是罗以澄那一代人魂牵梦萦的“新闻传播观念的现代化”。另一方面，他刚刚抖落历史的尘土，对动荡、暴力及思想控制还心有余悸，他不想以惊世骇俗的“宣战”式理论引发革命的动荡和动荡的革命，成就“骑士”般的荣耀，他更关注中国新闻改革的过程和实际效果，强调新闻理论要干预中国的新闻改革，要介入新闻传媒的发展过程，于是，你可以发现，在他的“刚性”理论观点背后也有着“柔性”的表述，诸如“在新闻传播中既要十分注意尊重新闻的自身规律，又要注意掌握宣传的规律和艺术，还得注意对舆论的考察与反馈，从而提高新闻传播的水平，更好地发挥新闻传播的总体效果”（《新闻、宣传、舆论三者之间的关系》），但结合上下文，你可以理解其真实用意还是在于导入对新闻本体的认知。无疑，在这里，科学的理论表述融入了一些与某种政治机制和社会机制“妥协”的技巧，这种技巧斫伤了理论的逻辑，但成全了一个现代化新闻观念的导入。这也许是中国知识分子另一种忍辱负重的方式吧。

从1989年到1992年，中国知识界、新闻界又进入到一个思想困顿期，罗以澄也随之远离了新闻传播学论坛，以“守先待后”之心编撰着教材，整理着自己的新闻教育理论，悄悄地得到了两个收获：一是出版了一本体系新、内容全、视野开阔的《新闻采访学教程》（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在全国首次以“认识”为基点、以“方法”为重点建构了新闻采访学的全新体系，并运用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具体与抽象的统一、批判与建设的统一、事实与价值的统一等方法，开拓了新闻采访学的思维空间。一是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新闻教育思想，在他看来，新闻传播教育能够改变中国新闻事业的命运，也能改变中国新闻传播者的命运，应该努力把新闻传播教育植入到现代大学教育的生命里，让新闻传播教育深深植根于人类对现代传播的需要与理解之中；新闻传播教育要合乎人类实践理性而存在，不仅要符合新闻传播业发展的理性，而且要合乎社会文化和民主政治发展的理性，维护新闻传播教育本应具有的人文品质。这一抽象的道理蕴涵着我们的具体实践，即承续现代大学精神，以培养通识博学、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和创造精神、全面发展的复合型人才为目标，按现代大学精神所内蕴的科学精神、民主精神、求知精神去完善新闻传播教育，把专业教育变革为通识教育，在知识层面实现科际整合，从根本上适应新闻传播领域的知识变化与知识创新要求，提升新闻传播教育的学术精神；同时，综合性地开发学生在身心活动层面、政治社会层面、美感经验层面、人伦道德层面和批判精神层面的价值认识，从而使新闻传播教育形成一个新的范式，达到一个新的境界。这样的思考，使他切入到了中国新闻传媒发展的人才战略层面，从而为他孜孜以求的“中国新闻传播媒介的发展之道”增添了新的内容。

1992年邓小平出人意料的南方谈话，使得中国的政治气候、文化气候、社会气候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的新闻改革重新启动，并走上“快车道”，媒介产业化、集团化、网络化，改革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虽然“左”的思想所设置的新闻研究“禁区”并未完全消失，但市场化信息化时代的新闻观念已与当代新闻改革和全球化新闻浪潮紧密联系在一起，展现了广阔的思维空间。这时，罗以澄开始重新亲近学术论坛，主要围绕中国传媒发展问题展开了四个方面的探索：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新闻报道的理念；二是市场经济与媒介市场的走向、传媒业资本运营的产权分析、传媒集团化问题研究、新闻生产的精品战略研究、党报的困境与对策研究等；三是网络传媒研究；四是全球化背景下的跨国跨文化新闻传播研究。与第一阶段的研究比较起来，这些理论表述不再停留于启蒙，而是更深地介入到了中国新闻传媒的发展过程，不再是概念辨析，而是媒介发展思路探讨，不再局限于新闻报道，而是扩展到媒介经营与管理，不再只关注中国媒体，而是把中国传媒的发展纳入到跨国跨文化传播背景中考察。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这一时期的理论思维宗旨，那就是“让媒介发展的理性贯通于中国社会、文化发展和全球化发展的现实”。无疑，这是对一代人所追寻的“现代新闻传媒发展之道”的丰富与提升。

思维的转换，带来的是更灵动、透彻的理性分析，如“媒介商业化运作的举措，并不意味着也不应导致信息产品的商业化，否则其结果只能是媒介属性与功能的异化”；“媒介的平民化趋势，是媒介‘人本’意识的觉醒，它不应也不会造成社会精英文化的失落”；“媒介商业化运作最根本的市场资源，不在媒介生产、传播的信息本身，而在于这个过程中创造的巨大的受众市场，不是媒介的时段、版面承载的信息本身具有商业价值，而是媒介的时段、版面所拥有的受众生产具有商业价值。媒介唯有通过向受众提供最佳的信息产品和最优化的服务手段，才能最大限度地争取受众，从而扩展自己的市场份额”；“传媒业要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化运作，就需要设计出合理的传媒业产权制度”。如果仔细体验，你可以发现，理性、市场化、信息化、人文化、全球化等成了他所有理论表述的关键词，并构成了“现代新闻传媒发展之道”的重要内涵，深刻地揭示了现代新闻传媒发展的精神内核。

从上述意义上讲，罗以澄的学术思想是中国当代新闻传播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是新闻传播理论与中国新闻改革现实的一个重要链接点，它充分表现着时代与个人、创造与保守、科学与人文、批判与建设的多元化特点，同时，其率真、朴素的学术话语又给我们留下了一份历史的真实。

在改革开放以前，罗以澄面对着一个把理论奉若神明的时代，人在不知不觉中把理论简化到意识形态的水平，制造着理论的神话，把现实生活交给理论去判断、操纵和想象，从而导致中国人的理性能力的退化。他和他那一代新闻学者在80年代所做的新闻传播研究实际上是恢复了新闻人的理性意识，打破了党报理论的神话。在他的眼里，任何理论若被视为绝对圆满和崇拜偶像，那它本身就成了失去生命力的、封闭的体系，人的生活也要被理论所宰制。因此，他大力提倡新闻传播理论的多元化、现代化、生活化以及创造性，强调在理论探讨的过程中要具备理论创造的神圣使命感，在干预现实的过程中获得追求理想、追求真理、完善人格的精神气质。如今，他的这一精神已嘉惠学苑，启迪后生，带动一片。

21世纪，罗以澄教授日渐圆融，白首松云，更有新境。可以说，这是一个值得你继续关注、继续读解的可爱的新闻传播学者。

是为代序。单波癸未夏于珞珈山

·访谈录·罗以澄：在时空中探寻新闻

访谈人：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生　丁汀

被访谈人：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罗以澄

初春时节，美丽的珞珈山笼罩在温和的阳光下。

一个午后，我访问了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罗以澄院长。先生治学严谨，为人正直，我早已知晓。令人惊讶的是，先生虽然年龄直追花甲，却思维敏捷，对新事物、新趋势甚为了解。

早年科班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多年的记者生涯，卓有成就的新闻学者……面对先生，这样的“采访”让我心中很是忐忑。访谈中，先生对于自己新闻从业经历的娓娓叙述，如同一幅长卷在我眼前徐徐展开，让我真实地感受到了时间和空间的存在，也让我看到了一个新闻学者执著的上下求索之路。

1961—1966：初识新闻

丁汀：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想从事新闻这一行业的？

罗以澄：20世纪50年代，我在上海读中学时，出于好奇心，曾经给上海《青年报》、《新民晚报》等报刊投过稿，也发表过一些“豆腐块”的小文章。为此，让我兴奋不已。应该说，我对新闻的兴趣或者说是爱好，就是在那个时候产生的。至今我还深深感谢上海的媒体，是他们的提携、帮助才让我走上新闻之路，迷恋上新闻这一行业的。

丁汀：听说您当年高考时填报的志愿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新闻专业。您作为上海人，为什么要远赴千里去北京攻读新闻专业呢？

罗以澄：这也许与我身上“天生”具有的新闻人的“潜质”有关吧！（笑）干新闻，就是要“闯世界”，就是要以四海为家；不敢远离家门，恋家，怎么能干新闻呢？另一方面则是与我们那一代青年人的价值观有关，五六十年代的年轻人是以到伟人毛主席身边学习、工作为荣的。因此，尽管当年报考人大新闻专业竞争异常激烈，据说录取率不足1/7，我仍然非常自信，把它作为首选。今天回想起来，我还会为当年的选择感到满意和兴奋。因为在人大学习的5年，我不但在许多名师的教导下，学到了系统、扎实的新闻专业知识和本领，更重要的是，熔铸了我作为“新闻人”应有的思想和灵魂。是人大5年的新闻教育，让我与新闻结下了不解之缘。虽然后来我有过很多次从事其他职业的机会，但都没有动摇我热爱新闻、一辈子献身新闻事业的信念。

丁汀：您在人民大学学习新闻期间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事？

罗以澄：有。记得大二时，我利用课余时间去北京《支部生活》杂志社实习。当时编辑部让我和另外一位同学（赵养廷）去首钢采访一位青年炼钢工人，这是我们第一次以“见习记者”的身份独立进行采访。人大和首钢相隔甚远，我们每天还要坚持上课，两处奔波，劳累程度可想而知，加之采访对象不善言谈，人们对我们这些“学生记者”又有着异样的态度，采访之难实在是让人难以忍受，但我们坚持下来了，并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记得那篇3500字的人物通讯在《支部生活》上面发表时，我们的高兴劲就别提了。这次采访让我第一次真正尝到了干新闻的艰辛和乐趣。我是终身难忘的。

丁汀：您认为您上学时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专业的专业教学有什么特点？

罗以澄：当时人大有一种非常好的教学传统，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记得从大二开始起，我就在学校的安排下先后到《北京晚报》、《北京日报》、《支部生活》等媒体实习。严格地说，我在人民大学的5年中，只有不到两年的时间在教室中听课。其余3年多都在实习或参加社会实践活动中度过。等到我快毕业的那一年在《山西日报》实习的时候，我已经对新闻业务十分熟悉，不仅独立采写、编发了许多稿件，甚至还受编辑部的委托，负责带领其他单位来报社的实习生外出采访了。

丁汀：您认为您在大学阶段的学习中最大的收获是什么？这对您以后从事新闻业务和研究工作有什么好处？

罗以澄：第一个收获就是在不断地学习实践中，打下了坚实的新闻业务功底。这个方面的好处当然是不言而喻的。还有一个收获，就是对新闻学究竟是一门什么样的学科有了一个完整的认知：就是新闻学说到底是一门适应社会的训练学科。这个认知给了我们开拓视野的平台。我们班上也有一些同学后来没有从事新闻，而从事了一些别的行业，事实证明，他们也做得很好。可以说，就是这种认知在起作用。

1966—1983：无奈的17年

丁汀：从您的简历上看，您人民大学毕业后就直接进入了新闻业界。您的第一份工作是什么？您在从学生到记者的转型中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罗以澄：我毕业后最初在《湖北日报》做记者，后来也做过编辑。在业务上，我当时所面临的转型没有什么困难。因为在人民大学的5年里，经过大量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学习、训练，我已经打下了较为坚实的业务基本功。转型的艰难主要来自于思想上的困惑和痛苦。我刚刚进入社会就感觉到了来自社会的排斥。你可能知道，那是一个非常扭曲的年代。知识不受重视，知识分子也被歧视。尤其是刚到地方的时候，甚至被看作是“异己分子”。求学多年，为的是服务社会，一旦被社会所不容，心里就没有了归属感，非常压抑。

丁汀：在那样风雨如磐的时代，您还能坚持新闻写作吗？

罗以澄：尽管当时思想上苦恼迷茫，但我手中的笔却始终没有停下过。这大概是新闻已经融入我血液使然吧！因此，即使“文革”中搞武斗，到处是枪林弹雨，我还是坚持写稿编稿；甚至后来我被下放到农村劳动锻炼期间不是新闻记者了，我都没有停过，仍然采写新闻。那段时期累积下来我先后采写、发表在各级媒体上的报道、文章有四五百篇之多。用的笔名五花八门，有罗斌、郑理、郑文、向东等等。那些报道、文章，乃至笔名都有着那个年代的特殊痕迹。

丁汀：我们现在很少听您提起那段时间的经历，也很少看到您在那一个时期的文章，这是为什么？

罗以澄：那是一段痛苦的回忆，给我留下的只有“苦笑”。那一段时间就是社会学角度里所谓的社会恶性运行时期，新闻缺乏一种健全的体制支持，作为监视环境的社会功能彻底消失；而国内当时对于新闻学的研究非常的肤浅，甚至干脆就把新闻等同于宣传来看待，新闻报道就是围绕着上面领导的意图打转，不敢越雷池半步。因此，在那个颠倒黑白的年代，新闻究竟是些什么东西，便可想而知。实事求是地说，我当时从事新闻工作不久，经验不够，尽管也感觉到一些“不对味”的东西，但却不知道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从理论上和具体的操作上都找不到出口。因此只好依照当时的宣传原则写了很多现在看来很没有价值的报道和文章，也说过一些违心的话。所以那一时期的报道、文章，我从来都没有给任何人看过；曾经有很多次，我想把它付之一炬。当然，这是从实务界走出来以后才总结出来的。要是当时有这种认识就不会有现在的这种遗憾。

丁汀：那您在那一段时期里有没有什么收获呢？最有价值的收获是什么？

罗以澄：收获是有的。离开《湖北日报》后，我被下派到农村劳动锻炼。在农村，我接触到了大量的基层干部和农民，和他们经常在一起，融入了他们的情感中。我想这就是我在那一个时期最大也是最有价值的收获。因为新闻是一门服务社会的学科。做实务如果脱离社会大众，新闻作品就没有源泉，就没有市场，而做研究如果不站在大众的立场和感情上也会迷失方向，同样不会有结果的。

丁汀：您在1966年至1983年这段从事新闻实务工作期间，有没有您自己比较满意的作品？

罗以澄：首先，应该纠正一下，在1966年至1983年这17年间，我并不是都在从事新闻实务工作。期间大约有4年的时间我是被下放劳动锻炼的。另外还有3年左右的时间我被安排在其他业务部门担任领导工作。因此，准确地说，我真正在地方媒体（报社、电台）干记者、编辑这些一线工作的时间只有10年。

至于其间满意的作品，严格地说，没有。但是有一篇报道，我是情有独钟的。那是1972年我在潜江劳动锻炼的时候写的，是一篇有关当地熊口农场马长湖分场干部参加劳动的通讯。我当时已经不能算是一名职业新闻工作者，但当时那些分场干部们艰苦奋斗、乐于吃苦的作风确确实实感动了我。我还记得，那时无论我什么时候去采访他们，他们都在田间地头与民工一起劳作，以至于我感觉我在堤上或是田埂上对他们进行采访都非常有愧。所以，我采取了和他们一起劳动，边劳动边采访的办法，客观地、真实地记录下他们的言行，记录下他们的所思所虑。我当时没从事过什么重体力劳动，一天采访下来，手都被磨出了血泡。晚上就在灯光下自己用针挑了血泡写稿子。后来，这篇文章在《湖北日报》上发表了；过了不久，《人民日报》也作了转载。

丁汀：您以您现在做学者的眼光看当时您做记者的那一段时光，您觉得您是一名优秀的记者吗？您认为一名优秀的记者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罗以澄：不算。因为就像我刚刚提到的那样，我现在觉得，我那个时候缺乏一种做记者的“刚性”。应该说，我很爱新闻，也很有激情和能力做好我的工作。但是一名新闻工作者，最主要的素质就是要有“刚”性，就是要敢于坚持真理，说真话，不说假话，也不说违心的话。在这一点上，我当时做得是不够好的。这不能都推到社会环境迫使上面去。至于扎实的理论功底，较高的业务水平，我并不是说不重要。但是，这些都是可以提高的。我还记得我在《山西日报》实习的时候，被派到山西芮城写一篇县委干部如何学习焦裕禄的报道，其间不少材料就是按当时上面的宣传口径写的，和我采访到的实际情况并不一致。报道发表时，报社还专门配发了评论，造成了较大的社会反响。今天一想起这件事，我就非常遗憾，总觉得我当时没有说实话，至少我不应该那样写那篇报道的。

丁汀：您在那段“动乱”年代中最主要的感受是什么？

罗以澄：无奈。（那个动荡的、扭曲的年代里所发生的种种，现在都已经随风而去了。也许对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他们当时的无奈与困惑、痛苦与抉择等等，一切都是永远的刻骨铭心。而对于我们这些没有切身经历的人而言，我们对那个特殊时代的理解始终都是苍白而有限的。有幸的是，无论如何，历史总是在前进的，也正是因为历史总在前进，人们才会为失望而忍耐，人们的生活，也才会为期待而延续。）

转型之美：从记者到学者

丁汀：从记者到学者，您又一次做出了人生道路上一个重要的抉择，促使您这次转型的动因是什么？

罗以澄：就像前面所说的，我在新闻业界工作了许多年，也曾经遇到过很多操作上的困惑与难题。我当时就想到跳出实务工作的圈子，对新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一些理论性的探索和研究，以便能够从某种程度上对和我有同样无奈感触的新闻同行有实质性的帮助。这个就是我转行的动因。当然，这还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文革”结束后我在潜江广播电台担任领导期间，曾经因工作需要，对当时新闻工作应该如何开展作过一番冷静的思考，看了不少书，还曾写过一些有关新闻价值、新闻采访的行为规范等探讨性的文章。这都为我后来转行从事新闻教学、研究工作做了很好的准备。

丁汀：从职业选择的角度看，您经历了所有与新闻相关的职业，从专业科班出生，到做记者、编辑，到现在卓有成效的学者。您认为做记者和做学者之间有什么要求上的不同？您更喜欢做记者还是做学者？

罗以澄：好的学者当然也需要讲立场，讲价值观；但是更重要的是要有勇于质疑、勇于创新的精神。必须要在学术上善于探索、讲究“不破不立”。学术研究上是没有禁区的；为了创新，为了“独树一帜”，必须在思想领域里自由驰骋。相对而言，记者这一社会公器的职业要求其受到立场、价值观的约束自然要更多一些，“自由”相对就会少一些。所以，就我的个性而言，我更喜欢做学者。

丁汀：从记者到学者这一次转型之初您遇到了什么困难没有？您是怎么克服的？

罗以澄：困难是有的，但不算太大。因为前面提过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就开始了对新闻实务的研究。所以我在思想上是很有准备的。

问题主要有两个。首先是技术上的问题。当时是武大新闻系建立之初，在新闻传播方面的资料非常少，对新闻传播业务的研究还停留在国内经验的总结上。严格地说，基本上没有开展研究工作。而我是新闻科班出身，缺乏别的学科背景，在视野上还有待拓展。所以只好恶补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其他学科知识。当时，我看了很多社会学、哲学等方面的书，弥补了一些知识面上的欠缺。其次，在科学的研究上也遇到了一些来自意识形态方面的本来不必要的阻碍。当然，做学者应该摆正立场，但是有一些学术上的束缚是没有必要的。比如说，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将新闻和宣传的关系视为是同一的。在1984年的时候，我就对此提出了质疑，但因为害怕犯意识形态方面的错误，不敢把自己的观点撰文发表。还是在著名学者何微教授的大力支持、指点下，我才恍然“醒悟”。次年，在何微教授的主持下，我和我系其他一些同志积极配合，专门召开了一个探讨这个问题的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议。我在会上大胆地发了言，并撰写了会议综述：《新闻、宣传、舆论三者之间的关系》，发表在了1987年第1期的《新闻战线》上。应该说，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上，我们武汉大学的研究是超前的，有胆量的。当然，也有一些问题的研究，因受到类似的困惑，而被搁置了下来，这是非常遗憾的。

丁汀：您在1984年进入的武汉大学，当时正值武汉大学新闻系建立之初，作为开拓者，往往都是艰难的，在从无到有的过程中，您遇到了什么困难？

罗以澄：困难太多了。当时虽然不能说是“三无”，至少也是“三缺”——缺人才、缺资金、缺教学资料和设备。我当时担任新闻系的系副主任，主管教学工作。但是当时连老师都不够，很多老师都是直接从老武汉大学其他专业转来的，缺乏新闻学背景。后来，我们从各高校新闻专业毕业的学生中招了一批教师，同时也派出一些老师出去学习，才慢慢解决了这个问题。

令人欣慰的是，当时学校非常支持我们；人大、复旦、北广等我国一些老牌新闻院系也向我们伸出了援手，为我们培训师资、提供教材等等；还有，中央和省、市一些媒体也给了我们多方面的帮助。尤其是广电部，不仅时任部长吴冷西同意亲自出任我系名誉系主任，而且还与我们签订了联合办学的协议，在办学资金上也给了我们不少赞助。在各方的支持、关爱下，我们很快克服了困难，大踏步地向前发展。1986年我们获得了新闻学硕士学位授予权，1995年获得了传播学硕士学位授予权，1999年，我们又获得了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权，成为继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广播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之后，全国第五所获得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资格的学校之一。

丁汀：今天是您的专访，可是您一直都是说的“我们”。“我们”具体是指的谁？

罗以澄：指的是我和所有和我一起建设武汉大学新闻学院的老师们、同学们，包括目前正在学校或者已经离开学校的老师们、同学们、校友们。正是他们的共同努力、不懈奋斗，我们才会有今天。

丁汀：那我们是不是有偏题之嫌？

罗以澄：对不起。可能这也是我个人的喜好。我喜欢说集体，不太喜欢说个人。

丁汀：没关系。我听说您目前正在承担国家“211”工程“十五”规划的一项课题《现代传媒与社会文化发展研究》的主持工作。这应该说是一件任务艰巨的工作，工作包括什么内容呢？

罗以澄：这个课题有“软件”和“硬件”两个方面的建设。“软件”建设上，主要有这样三个子课题。第一个子课题是政治的民主化和传媒发展的关系。现在经济体制改革在不断地推进。但是经济体制改革应该建立在一个稳定的政治体系上，这就要求政治的民主化随之也不断推进。在政治的民主化的过程中，传媒理应起到催化剂的作用。但是现在的传媒大都做得不够理想，不仅没能充分发挥媒体的应有功能，积极推进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甚至很多信息没有及时地向大众传播，有意或无意地在剥夺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现在随着通讯手段的多样化，互联网的发展，信息的封锁几乎成为不可能，不及时传播应该传播的信息反而会引起社会的不安。毫无疑问，我们要在政治的民主化和传媒的发展之间寻求一个契合点。也就是说，既要做出符合我国自己国情的新闻产品，又要做出大众满意的新闻产品。在理论上寻找突破，这是我们学者的责任。

第二个子课题是关于现代传媒的经营管理和发展之路的问题。现在传媒的集团化趋势已成定局。最初我们还讨论“做大”和“做强”的问题。现在不用讨论了。因为“做大”已经和正在成为现实，再讨论是一点价值都没有的。目前的问题是在“做大”的基础上怎样才能做强，形成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有的媒体在自身的发展还不够完善的情况下，就急功近利地想涉足金融业，去做房地产，去大力发展集团第三产业，以谋取更大的经济利益，结果事与愿违。这种发展趋势绝对不可行。企业的良性发展应该是完整的链条状，一环扣一环。你做出了第一环，便跳过中间环节不做，而去做最后一环，这当然不行，链条当然会断掉。在这个方面，广州日报集团应该说做得较为成功。他们报纸办好了，就做发行业，再做物流业，做印刷出版业，一环接一环，媒体既做大了又做强了，获得了稳步发展。这需要制度的配合，也需要对资本的良性运转有着很成熟的把握。

第三个子课题就是媒介的跨文化传播问题。进入WTO以后，我们国家的媒介就面临着一个信息全球化的挑战。在这种挑战面前，我们光是被动的防守是不行的，还应该积极地应对。现在外国，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发达国家，对中国缺乏一种基本的了解。为什么？我们在文化的传播过程中所处的位置是不平等的。媒介有责任，也有必要起到一种沟通的作用，以扭转这种局面。这就需要“知己知彼”，对自己和别人的情况都有一种清晰的了解。这样才能更好地以别人能够接受的方式介绍自己，让别人了解自己。总之，这个课题很复杂，要做的工作也很多，时间非常紧迫，要求在3年之内（就是到2005年）做出成果。我们院里有很多教授和中青年骨干老师都在共同研究，我只是起了一个主持的作用而已。现在我手上还有几个课题，其中一个是湖北省的社科基金重点课题，研究的是湖北省新闻媒介的战略发展问题。

从今年开始，我们还打算以后每年做一本《关于中国媒介发展年度报告》的白皮书。我们希望，我们所做出的努力能对中国的媒介有所贡献。

丁汀：您长在上海，在中国人民大学求过学，现在又在武汉大学任教。您认为与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相比，武汉大学的新闻与传播学院有什么特点呢？

罗以澄：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和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是我国最著名的两所新闻学院，有着悠久的办学历史和强大的师资队伍，无论是在教学还是科研上都有着优良的传统和鲜明的特色。我们武汉大学虽然起步比较晚，但是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坚持“走自己的发展之路”上下功夫，弘扬自己的办学特色。就以教学来说吧，我们根据新闻教学的规律，同时也充分发挥武汉大学人文学科强大、人文积淀深厚的优势，提出“加强基础，重视实践，面向未来，服务四化”的办学方针，强调两个“不断线”：即动手写作4年“不断线”，学生参与新闻实践、社会实践4年“不断线”；另一方面，加大人文社会科学的教学比重，千方百计根据新闻专业的需要，尽量做到精讲多练多讨论。多年的实践证明，我们的教学是成功的，培养出来的学生普遍受到社会的欢迎，有着很强的竞争力。人民日报社、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用人单位都认为“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出来的学生不仅上手快，而且后劲很足”。

今后随着信息的全球化，“抢”新闻信息已经不是媒体竞争的重点了，重点应该落脚在对新闻信息的研究和思考能力上。我们坚持“加强基础，注重实践”的办学特色，目的就是要下功夫培养出一批思辨能力的学者型记者，以抢占新闻人才的制高点。

丁汀：我听说不少媒介将你们这样的学者誉为“媒介评论家”，经常邀请你们参加他们的座谈活动，听取你们的意见，您也经常参加这类活动吗？您认为这种情况会不会占用学者太多时间，对做研究有好处吗？对媒介本身又有什么好处呢？

罗以澄：我经常参加。我认为参加这种活动非常好。对于学者而言，这是“磨刀不误砍柴工”。一则让学者掌握了实务界的第一手资料；再则学者也容易就新闻实践中出现的问题而产生思考。对教学而言，这种活动也使课堂教学的内容更加丰富，让学生有更多的机会了解社会，了解实践。对媒介，好处也是不言而喻的。学者们“旁观者清”，在另一个层面上看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容易对他们解决问题提出新的思路，促进问题的解决。作为新闻学者，我历来不提倡“经院式”的研究，也不赞成理论和实际脱节，所以，只要时间允许，我都会积极参加这类活动的。同时，我也鼓励院里其他一些学者多参加这一类型的活动。

丁汀：您上网吗？在网上，您被评价为当前我国在新闻采访写作方面最有实力的学者之一，您知道吗？您对这一称号有什么看法？

罗以澄：（笑）最近因为太忙，所以上网非常少，也没见到这种评价。但是，我对网上的评价从来都是不在意的。当然，我这并不是对网民意见的不信任。只是我个人认为，网络上的评价带有很浓的个人情绪化色彩，变化太快。所以网上的评价，无论是好的，还是不好的，我向来都不怎么关注。

丁汀：您的《新闻采访学教程》是1992年出版的，1995年荣获原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二等奖和第三届湖北省高校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2002年时，您编著的《新闻采访学新论》又获得全国优秀教材二等奖。连续两次获得大奖，您作何感想？您认为在此基础上，还有哪些方面有待提高？

罗以澄：作为教材，本来就是集前人、众人的智慧、成果而成的。应该说，这两本教材还是有不少需要改进的地方。因为时代在进步，每一个不同的时期，我们研究的问题的侧重点都会有所不同。我现在正在编写另一部国家“十五”规划教材——《新闻采访与写作》。全书一共30余万字，打算年底交稿，里面就增补了许多当前的现实问题。

丁汀：我在看您和其他几位老师合作完成的《关于21世纪新闻人才问题的调查报告》时，发现了很多实证研究的数据，平时您上课时也非常强调科学研究的实证精神，但这偏偏是当今的学者们研究中所普遍缺乏的。您认为，这是由于什么问题造成的？

罗以澄：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非常复杂。但我认为主要是三点。首先，我们在理论研究上还存在着一些意识形态方面的禁区，这就从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实证研究的范围。

其次，作为学者，浮躁、功利的思想也是我们实证研究滞后的一大症结所在。我们现行的学术体制重量不重质，往往要求学者每年必须发表数篇以上的论文，否则，评职称、评奖都会受到影响。许多学者为名、利所迫，自然不愿花太多的时间做实证研究了。

再则，一些学者们偏科的现象较为严重，缺乏社会学、统计学等多方面的知识背景，这也限制了实证研究的发展。

丁汀：您认为您在1984—2002年这个19年间，作为学者，您在理论研究方面最满意的成果是什么？

罗以澄：应该说，有两个时期的研究，我还比较满意。第一个时期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新闻采访写作方面没有什么研究的价值，无法将其上升到理论研究的高度。而我在这个时期写了很多有关这个方面理论色彩较强的学术论文，比如说《我国新闻学研究现状的反思》（《新闻战线》1987年夏季号）、《新闻写作学研究与系统方法的引进》（《新闻研究》1987年第3—4期）、《新闻的理论色彩》（《新闻窗》1987年第6期）、《

现代新闻写作学理论体系的构建

还有

一

丁汀：您是1944年出生的，今年就满60岁了，在传统的意义上，您已经步入了老年，但是现在也有一种说法，认为60岁才是中年，您怎么看待您现在所处的年龄？

罗以澄：我是1944年3月6日出生的。用我们上海人的说法，我去年已经60虚岁了。怎么说呢？从身体上讲，我确实感到自己在慢慢变老。我患有严重的颈椎疾病，最近更是因为颈椎病压迫神经，整晚疼得睡不着觉，白天总是头晕。但是，在精神上我坚信“多思善思能延长生命”。所以，我经常看书，做学问，这也是在延长我的心理寿命。人，要是思想老了，就真正算老了。有的人才三四十岁，就已经老气横秋了。但是，在我看来，我现在的思想依然非常活跃，和我1984年刚刚进武汉大学时候没有什么区别。

丁汀：您60岁了，手上的事情那么多，要做院长，又要做学问，还有许多社会兼职，您累吗？是什么让您坚持至今？

罗以澄：非常累。说心里话，很多次我都想（也曾向领导要求过）辞去行政职务，专心做学问。但是，一方面，组织上没有同意；另一方面，我对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有着一种难以言表的情结。从1984年初至今，我在这里已经工作了近20年了。我眼看着它一步步成长，一天天兴旺。我对它的情感就像对我自己的孩子一样，希望它被别人赞美，被人肯定。“文革”中，我被耽误了，我真正的成就，真正的骄傲都在这里。这是一种缘分。所以我再累，只要看到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进步，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师生在不断进步，我都是高兴的。

丁汀：您能不能用一句话来回顾您从事新闻事业的生涯？

罗以澄：做一名无愧于时代的新闻人，是我一生的追求！

这场谈话，持续了3个小时，在这3个小时里，我看到了罗以澄老师少年时对新闻的激情，挫折中对新闻的坚持，以及作为学者对新闻事业的责任感。连接这三点的，是他一生热爱新闻的不老情怀。

谈话结束时，我与罗老师握手告别。转身时，我听到罗老师说：“你的手很凉，小心感冒！”我失礼地没有回身答谢，因为我蓄意已久的眼泪忍不住掉下来了。为一名知名学者在病中接受采访的场景，为一名院长回忆起学生时代时流露出的真性情，为一名在“文革”中受过挫折的知识分子对那个动荡年代中自身行为近乎苛责的反省，为一名教育工作者在从教近20年过程中对所从事的职业倾注的情感，也为一名长者对一名年轻人在细节上的关爱……我是的确被感动了。如果说身教重于言传，那么今天的谈话中，罗以澄老师给我上了有关做人的重要一课。他告诉了所有像我这样生活在宽松的环境下的年轻人：人，重要的是树立理想；比树立理想重要的是执著的信念；比执著的信念更重要的是——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重提新闻价值——参加湖北省1984年上半年优秀广播新闻稿评选有感

今年上半年湖北省优秀广播新闻稿评选结束了。作为评委，我有幸参加了这次评选活动的“终评”工作。纵览由各地市广播电台初评后推荐来的一百多篇新闻稿，掩卷细思，感触颇多，不吐不快。

应该说，新闻评奖活动中的“终评”，实际上是一项“优中选优”的工作；无论是最终获奖的还是落选的稿件，都是有着其某一方面的长处或优点。这次评选活动也不例外，尤其是一些获奖的广播新闻稿，大多显现出了这样一个鲜明特色，就是注意面向社会、面向群众、面向生活，以其较为新颖的主题、鲜活的内容、广泛的题材，给听众提供了丰富多彩的新闻信息。不少获奖稿件还在发挥广播的独家优势，追求广播新闻的报道深度和广度上作出了新的尝试。比如，有的以生动的材料，报道“从事工副业生产的农民，跨县跨省联营业务，搞活了商品流通”，“山乡处处马达声，源源产品往外运”，“紫金镇二百农户进镇务工经商，全镇呈现一派新气象”，反映了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深入人心，给广大农村带来的深刻变化；有的用典型事例，报道“沙市仪器仪表工业公司经理胡天德提出企业改革方案，要求松绑放权，得到市委、市政府领导的坚决支持”，“黄石橡胶厂用法律管理手段为企业松绑取得明显经济效果”，阐述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中的新情况、新经验；有的通过“凡人小事”，报道“新洲县农民霍四元不怕别人挤生意，义务帮助同行找销路，救活了三个塑料厂”，“会计何荣莲申请办理公证，要求赡养保姆”，“小夫妻送鲜菜进京”，颂扬了社会生活中涌现的新人、新事、新风貌，等等。这些稿件，读罢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十分可喜。

然而，深感遗憾的是，这类稿件实在太少了。这次推荐来的大多数新闻稿（包括一些获奖的稿件），普遍难以让人满意，而且不客气地说，有些稿件甚至连真正的“新闻稿”都谈不上。这其中存在的问题固然是多方面的，究其原因也可能各种各样，但笔者认为，关键在于稿件“新闻价值”上注重不够，或者轻视新闻价值的存在及其应有作用，以致影响了新闻稿件的质量。为什么有的新闻稿件缺少新闻价值或者新闻价值不大呢？笔者通过阅读稿件，发现问题所在大约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新闻事实不新。新闻是新近发生、发现或变动的事实的报道，“新”的事实是新闻的本体所在。新闻所要报道的事实是否具有新意，是否是听众“欲知而未知”的，且普遍感兴趣或普遍关注的新鲜事，这是新闻价值诸因素中首要的、具有决定性的因素。如果报道的事实是陈旧的，是路人皆知的；或者是和听众关系不大，不为人们所广泛关注的；或者是类似的事实别人早已报道过了的……凡此种种，那就谈不上是新闻了。比如有一篇推荐稿件，报道一个劳动模范去年家里出了十件喜事：一是评上县劳模，二是评上省劳模，三是粮食增产，四是盖了新房，五是买了自行车，六是儿子考上中学……类似这样的“喜事”，近几年来实在是太多了，太平常了；何况这位劳模家的“喜事”与旁人有什么相干呢？旁人凭什么要花时间去收听这些信息呢？这样的报道只是停留在宣传“好人好事”上，只是停留在一般性的宣传党的政策带来的新景象上，自然难以引起听众的兴趣和关注，也就难有新闻价值可言了。严格地说，这类稿件只能算是一篇好的“宣传稿”，是算不上真正的“新闻稿”的。（二）新闻时效不快。新闻时效是新闻价值中又一个重要的因素。众所周知，新闻是受时间制约的，没有时间性的新闻是不能称作为真正的新闻的。尤其是广播新闻，“快”是其最主要的优势所在，如果不注重时效，在当今新闻传播媒体如林的时代里，便失去了竞争的能力，乃至生存的地位。这次评选中，有些稿件尽管新闻事实本身有些新意，但由于没有做到快采、快写、快编、快播，以致新闻成了旧闻，新闻价值骤然下降。比如有篇稿件，报道一个县公安局长上午从广播里听到一个专业户要求保护生产的呼吁，下午立即赶去自愿当“保护人”。应该说，这篇稿件所报道的事实是有一定“新意”的，针对性和思想性也都是比较强的（尽管这位公安局长自愿当专业户“保护人”的做法是否妥当，尚可商榷）。但遗憾的是，稿件过了四天之后，当地广播电台才予以播出。时过境迁，新闻也就不新了。当然，这里讲注重时效，不仅是指新闻事实发生变动时的及时报道，也指新闻的根据（也叫“由头”）一旦成立后而迅速给予报道。有的新闻事实因各种原因，当时没能及时广播，但只要新闻的根据成立，晚些时候报道，也不失为新闻。（三）新闻信息不充分。好的新闻，除了所报道的事实有新意和注重报道的时效快外，还得注意新闻所传递的信息应该是客观的、完整的、充分的，这也是新闻价值中不容忽视的又一个重要因素。新闻报道的主要功能在于传递信息，切实承担起沟通听众与外部世界联结的社会职责。唯有新闻报道所传递的信息是客观的、完整的、充分的，听众才能真实地了解外部世界。否则，势必给听众以误导，新闻报道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在这次评选中，不少稿件就是由于信息传递上的失当、片面，以致新闻价值大大降低，甚至给人猎奇、失真的感觉，自然落了选。比如有篇稿件，报道一个城市街道工厂几年来年年亏损，去年大胆聘请了一位有胆识、有能力的农民当厂长，一年下来“能人厂长上任，企业扭亏增盈”。这样的稿件，材料很有新意，也很生动，但取材的角度欠妥，新闻人物的背景又没交代清楚，结果不仅没有能准确、深刻地表现出新闻应有的思想含义，相反会使人产生误解，认为“大老粗”又吃香了，知识、文化又没有什么用了。

此外，新闻表现形式单一，落于“俗套”，也是这次评选中众多落选稿件的一大通病。众所周知，喜闻乐听的表现形式，也是新闻报道吸引听众的一个主要手段。枯燥无味的、流于“八股式”的报道手法自然无法引起听众的兴趣和关注，也就不会有新闻价值可言了。因此，表现形式上要“出新”、“出彩”，对新闻报道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这里需要特别提出的是，广播新闻与报纸新闻不同，是靠声音来传递信息的，是靠声音来影响、来感染听众的。因此，广播新闻表现形式上更应注意内容要形象、具体，语言要流畅、通俗，文字要精炼、口语化，切忌咬文嚼字，抽象生硬，晦涩费解。

通过这次评选全省优秀广播稿，笔者深深感到，对“新闻价值”这个客观存在的老问题，很有重提的必要。在这里，笔者斗胆放言，“文革”灾难已过去七八年了，思想解放运动也已开展了四五年，但我国新闻界至今仍未从“左”的思想束缚中彻底走出来，重“宣传”轻“新闻”、无视新闻工作规律的现象仍未得到彻底的、根本的扭转，致使现今的报纸、广播、电视上仍然充斥着许许多多不是新闻的“新闻”。这个问题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和深思。毋庸置疑，我国的新闻工作是党的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要强调新闻报道的“思想性”、“政治性”，要强调新闻报道的“宣传价值”，要强调新闻工作应有的立场和观点；但是，党的新闻工作决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党的“宣传工作”。“新闻”与“宣传”是属于两个不同范畴与层次的概念，有着不同的内涵。前者是靠客观事实的传递、告知来“影响”受众，“影响”社会；而后者则主要依赖主观意见的说服、劝服来“影响”受众，“影响”社会。因此，作为两种不尽相同的社会现象，“新闻”和“宣传”都有着自己应当遵循而且必须遵循的规律与规则。尊重新闻价值的存在及其应有作用，便是遵循新闻工作规律与规则的具体体现。当然在现今社会里，任何新闻活动都是人类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项特殊活动，必定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和控制；加之，我国的政治体制和国情的规定，我们的新闻工作不仅具有新闻信息的传递功能，而且还要具有社会舆论的引导功能。这样，“新闻”与“宣传”之间势必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是难以割舍的。问题在于，这两者之间的必然联系只能是一种“源”与“流”的联系。对于新闻工作来说，具有新闻价值的事实是“源”，“宣传”是“流”。新闻报道的“宣传”功能是通过其“信息传递功能”实现的，新闻报道的“宣传价值”的体现，也必须建立在新闻报道的“新闻价值”的实现上。否则，失去了真正的新闻报道的存在，便不会有新闻报道的“宣传价值”可言了。新闻报道的存在依赖于其新闻价值的存在，新闻价值是新闻报道安身立命之本，新闻价值大小则是衡量新闻报道是否“优秀”的最主要的标尺。要充分发挥广播新闻的功能，要提高广播新闻报道的质量，就必须下功夫研究新闻价值，挖掘和实现新闻价值的最大化。（1984年8月）

广播听众心理研究琐谈

最近一段时期，广播新闻业界和学界的同仁都在讨论着这样一个话题，即广播新闻业务改革究竟应该如何进行，其主攻方向又在哪里？有的对已有的广播新闻报道模式与方式作了十分深刻的剖析，指出其弊端，并提出了相应的改进措施；有的则根据广播传播独具的优势与特点，阐述了广播新闻报道扬长避短、“走自己的路”的发展战略……讨论之热烈，参加者之踊跃，实为多年来所少见。面对这场讨论，笔者在欣喜的同时也深感忧虑：讨论大多囿于技术层面上寻求广播新闻业务改革之途径与方向，而鲜见从思想观念层面上作进一步的探究，如此下去，讨论真能取得实质性的效果吗？笔者以为，当前我国广播新闻业务工作上存在着的最大的问题，恰恰是思想观念的陈旧、过时；不对此进行深刻的反思和批判，从而找出合乎科学要求的对策方案，广播新闻的业务改革势必流于“改进”、“改良”罢了，是难有真正的“改革”可言的。

毋庸讳言，多年来我们的广播新闻业务工作一直陷于只“唯上”、不“唯下”的思想误区，片面地恪守着做好“党的驯服工具”的思想与行为准则，以致我们的新闻报道只是简单地围绕着“党的中心工作”转，看上级领导的眼色行事，“领导咋说我咋说”，而对群众的需求、喜好则不闻不问。这就是我们广播新闻业务工作种种弊端的最主要的根源所在，也是我们今天进行广播新闻业务改革的最主要的动因所在。跳出原有的思想误区，转变原有的思想观念，应是实施广播新闻业务改革的先导。而要做到这一点，当务之急就在于广播新闻工作者在牢固树立“党的意识”、“政治意识”的同时，必须树立起坚实的“听众意识”，即不仅要当好“党的驯服工具”，也要当好“听众的驯服工具”，了解并掌握听众的心理，尊重并满足听众的需求，真正自觉地为听众服好务。这里限于篇幅，笔者仅就广播听众心理的一般状况及其把握，谈点一孔之见，以求教大家。一、研究并掌握听众心理是广播传播生存与发展的需要

为了说清这个问题，不妨先简要介绍一下何谓心理学，何谓广播听众心理学。心理学就是研究人的心理现象及其规律的科学。心理现象包括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两个方面。心理过程就是人的认识、情感和意志的产生与变化的经过，个性心理特征则指人的气质、性格、能力和兴趣等。心理学不仅是一门基础理论学科，而且是一门具有广泛应用价值的实用科学。广播听众心理学，就是研究心理学在广播传播领域具体运用所派生的新学科。它主要是研究从广播听众收听欲望的产生，以及收听过程中一系列心理现象变化发展的规律。

研究和掌握广播听众心理的重要性，首先是由广播传播的服务对象所决定的。广播传播的对象是听众。听众是广播传播过程中的终端，节目的价值在这里实现，作用在这里产生，影响在这里形成。离开了听众，广播新闻传播的价值、作用、影响便等于零。因此，重视听众在广播新闻传播中的地位，重视听众心理研究，是搞好广播新闻传播工作的一个极重要的环节。今天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广播新闻传播的服务面越来越广，影响越来越大，现代社会已经离不开广播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国家调查中心曾调查二次大战中，哪一种新闻媒介工具对公众的服务贡献最大。调查结果，广播占67%，报纸占[1]17%，电影占4%，杂志占3%，无意见占9%。50年代后，由于电视传播的迅速崛起，广播听众的人数虽然有所减少，但仍然占据着相当大的比例。前几年，中国广播电视考察团赴美考察了解，目前美国各界人士获取消息的途径是，靠电视53%，靠广播30%，靠报纸5%，靠其他宣传工具2%。我国广播事业的发展也相当快。当前全国（除台湾省未计入外）拥有无线广播电台160多座，收录机、收音机2.2亿多架，有线广播喇叭8000多万只。广播已经成了我国人民了解国内大事、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进行文化娱乐的一项主要工具。面对这种情况，广播新闻工作者不了解、不熟悉自己的服务对象能行吗？

广播新闻传播虽然是人类上层建筑领域里的一项社会活动，但它属于上层建筑领域里的意识形态范围。它与上层建筑领域里属于政治范畴的政权、军队、法庭不同，它不具有强制性。人为地强制听众收听广播是不现实的，也是不会奏效的。尽管听众对广播没有控制权，但他们有选择权。从广播节目的制作、编排角度看，听众的权利的确微乎其微，然而从收听的角度看，听众的权利却大得很。开关在他手里，波段由他掌握，频率由他挑选。据介绍，欧洲有一个国家，30多年来，只有15%的国民收听本国广播，而85%的国民却经常收听另一个国家的广播，以至国内发生的许多重大事情，该国国民多半是从国外广播中获悉的。这对于一个国家的广播事业乃至社会生活不能不说是一大悲剧。

刘少奇同志说过，“你们（记者）是为了读者服务的，为看报人[2]服务的，看报人说好，你们的工作就是做好了……”广播和报纸一样，其命运并不在办广播人的手里，而是在听众的掌握之中。因此，了解听众心理，熟悉他们的需求，是广播兴隆昌盛所必须解决的一大课题。广播听众心理的研究，正是从理论上给广播新闻工作人员提供了解听众，更好地为听众服务的有力武器。

研究和掌握听众心理的重要性，还取决于广播这一传播媒介自身的特点。广播是单纯依靠声音来向听众传输信息的，它作用于人的感觉器官只有耳朵，并由此引起人的感觉。人的感觉并不是凭空产生的，也不是人的感觉器官和头脑中所固有的，而是客观事物的个别属性作用于人的感觉器官和大脑的结果。客观事物的属性变了，人的感觉反映也就不一样了。感觉有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和躯体觉之分，不同的感觉对客观事物的反映是不相同的。比如，报纸上一篇报道，读者阅毕也许会感到兴趣，但将其一字不易地拿到广播上播出，听众就可能会产生反感。就是一篇广播稿，经过不同播音员之口，由于速度之快慢，音调之高低，声色之优劣，感情之浓淡，给听众听觉的反应，也就截然不同。要搞好广播新闻传播，就得下功夫了解听众的听觉特点及其心理活动规律。

广播与其他新闻传播媒介的不同，还在于它的收听形式的随意性。一般来说，听众收听广播事先没有明确的目的，收听过程中也常常是“一心两用”、“三心二意”，边做事边听，边说话边听，不能保持一定的平衡镇静状态，不能像读报纸、看电视那样专心致志。广播收听形式的随意性，使听众往往产生对自己感兴趣的、想知道的新闻就听，而不感兴趣、对自己无关紧要的就不愿听的心理。因此，听众收听活动的心理状态通常具有很大的可塑性：不感兴趣，有意听之者有；感兴趣，不意听之者有；“置若罔闻”者甚至厌恶者也有。据1983年10月对浙江听众的调查，“有意听”、“天天听”广播的人约占全部听众的1/4，而“随意听”的人约占3/4左右。听众心理状态的可塑性还表现在各种状态的相互转化。“随意”可转化为“有意”，“厌恶”可转化为“爱好”甚至“着迷”。转化的条件便在于广播新闻传播的内容和形式是否能满足听众需要。不了解听众心理，不掌握听众的需求，势必失去听众，广播也就失去了其生存的基础。二、兼顾人的心理共性和个性需求，争取最广大的听众

1982年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学生曾以“您最喜欢哪三个节目”为题，抽样调查了北京市13岁以上居民收听广播的情况。2382位不同年龄、不同文化程度的听众作出了如下回答：

调查结果表明，广播听众是多层次的，他们对广播传播的要求是不一样的，甚至大相径庭。办广播就得考虑到他们的心理个性需求，照顾到他们的特殊兴趣，把节目设置得尽量多样化些，节目内容安排得尽量丰富些。

广播新闻传播要注意研究人的心理个性需求，更要注意研究人的心理共性需求。共性是寓于一切个性之中的。人的心理共性需求，形成了人的共同兴趣，这就像人有耳目口鼻一样，是一种否定不了的客观存在。毛泽东就很赞赏孟子这段话：“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3]乎？”早在1956年5月28日，新华社编委会向中央汇报新华社的工作时，就把“新闻应该有普遍兴趣，能引起共同注意”列为新闻的基本要求的第一条。这也得到了中央的肯定。广播新闻传播能否办得富有成效，适合人的心理共性需求，满足他们的共同兴趣，是十分重要的一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报摘》和《联播》节目，为什么上自中央领导，下至成年的普通群众，都十分关注，甚至达到废食倾听的地步？笔者认为关键就在于此。西方广播新闻界历来十分重视这个问题，他们把听众兴趣看作是新闻价值的基础和主要标志。为了争取听众，他们不择手段，千方百计地采编、播出有共同兴趣的新闻。

那么，人们对广播新闻传播的心理共性需求是什么呢？生理学家和心理学家认为，人都有好奇心。这种好奇心，是从幼儿就开始具有的。这就是巴甫洛夫提出的“无条件反射中的探究反射”，这是人的求知欲的幼芽。广播新闻传播能够唤起听众的求知欲，就能引起听众的共同兴趣。因此，好的广播新闻，总是报道广大听众普遍关心的，欲知而未知（或未详知）的事。比如，获全国优秀广播节目奖的广播通讯《“豆腐神”曲立文》，一播出就受到农村听众的欢迎。原因就在于它不仅介绍了农村专业户曲立文劳动致富的事迹，还介绍了这位“豆腐神”做豆腐的五条“秘诀”，从而满足了农村听众普遍渴望致富经验和方法的要求。“先听为快”，则是人们共有的心理特征。对于听众来说，总希望尽快地知晓、了解周围发生的事情，并以先于他人获知最新信息为乐；有的还以迅速扩散刚刚获知的新闻为快。广播新闻传播应该充分发挥其播发次数多和电波传送快的优势，来满足听众的“求快”心理，六届人大一次会议开幕后仅4分钟，中央台就播发了记者从会场发出的消息。以后，随着会议进程，从15点到20点，每隔一小时在正点新闻节目里作一次报道，不断补充新的内容，从而满足了听众急切的新闻欲，受到了听众的广泛关注。

爱“美”，也是人的一种心理共性需求。“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听众在收听广播时，不仅要求节目内容真、传播时间快，而且还要求节目的表现形式美。新闻广播节目的美必须以真为前提，是真实的内容和完美的形式相结合的产物。“美”的广播新闻节目，应该使人听来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如见其人，深受感动。这样的新闻，才能让听众喜闻乐“听”。

当然，人的心理共性需求还有其他方面，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总之，广播新闻传播一定要考虑到人的心理个性和共性需求，兼顾听众的特殊兴趣和共同兴趣，以吸引最广大的听众。三、善于运用“注意”规律，增强广播传播效果“注意”是人的一种主要心理现象，是人的心理活动对一定事物的指向和集中。但“注意”并不是一种独立的心理过程，它总是同认识、情感、意志等心理过程联系在一起的，并且是一切心理活动的开端。在心理学里，“注意”又分为有意注意和无意注意两种形式。前者是有预定目的、需要经过意志努力的注意；后者则是没有预定目的、不需要意志努力、自然而然形成的注意。人的心理活动中，无意注意和有意注意是交替进行的，又是互相转化的。广播新闻传播对听众的争取，只能靠吸引，不能强迫；因此，它不可能强求听众去有意注意，只有通过广播传播自身的努力，去引起听众的无意注意，并稳定、延缓其注意，使之转化为有意注意。

广播新闻传播怎样才能引起听众的“注意”呢？各地广播电台都有着自己的成功经验，归纳起来，不外乎这样几点：（一）新闻传播的内容上要新、时效要快。只有用最快的速度，迅速及时地传递各种新的信息，报道人们所关心、所感兴趣的事，让人感到新鲜，受到启迪，得到知识和力量，人们才会注意听，并且耐心地、仔细地听下去。（二）新闻传播的形式上要尽量采用广播特有的新闻传播手段。实况转播、录音报道、讲话录音、配乐广播等形式，能让人亲临其境，亲闻其声，产生现场感，这样的传播形式就较一般的文字报道有较强的感染力、吸引力。（三）广播语言上要求通俗口语，生动活泼。“能于浅处见才，方是文章高手”。广播要让人一听就懂，对不易听懂的专业术语、定义、概念，应加以解释。尽量不用还未在群众中流行的外来语、倒装句。长句改短，读音响亮，语句有韵律感，听起来就悦耳。（四）写作手法上要适应广播的特殊性。广播新闻主题要集中、明确，段落要清楚，叙述以按时间顺序为好，插叙、倒叙、回忆等要尽量少用。要注意多选既能说明主题，又有故事情节的素材，力求播出“故事”来，以加强听众的记忆。还要注意要点宜重复，前后须呼应，这样给听众留下的印象就深。（五）节目编排上要有条理，要灵活。专题节目，每次以集中反映一两个内容为宜，报道的体裁以多样化为好。稿件之间可适当加入间奏乐，既活跃气氛，又给听众的听觉留下休息时间。新闻节目的安排，除考虑重要性、地方性外，也可考虑内容上相对集中，划分些“小专栏”，做到既重点突出，又丰富多彩。（六）节目设置要讲究群众性、科学性，要从实际出发，根据不同听众的要求，设置一些对象性节目。各个节目播出时间，要按照当地听众习惯，考虑到听众的作息规律，切忌主观臆断，搞“一言堂”、“一刀切”。（七）播音上要讲究质量，提高水平。不但要发音准，声调正，而且要运用多种表达手法，特别要注意感情色彩。对不同的稿件，要用不同的语调和情感，力戒千稿一音。

引起听众注意的方法，还可能有十条八条，但归结到一点，就是要从听众的心理活动规律出发，有的放矢地进行，这样才能达到最佳的广播新闻传播效果。（1984年12月）[1]宋乃翰：《广播与电视》，台湾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2]刘少奇：《对华北记者团的讲话》，《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3]《孟子·告子上》。

新闻报道中的感情共鸣点

一

以人为主体的大千世界，是一个富含感情色彩的世界。这是因为作为“万物之灵”的人通过自身对生活的感受、体验，对待世上的万事万物无不持有一定的感情“基调”。这种感情“基调”有强有弱，有浓有淡，有明有暗，有远有近，但只要是和这个世界发生接触的一[1]切正常的人，都必定会具有的。古人云：“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人非草木，岂能无情？犹如月有阴晴圆缺，人都有悲欢离合、喜怒哀乐。有深沉的爱，也有强烈的憎；有欣慰，也有忧伤。感情是人类共有的一种“天性”。

作为“传播新近发生、发现或变动的事实”的新闻报道，其传播对象是活生生的受众，即广大的读者、听众、观众。因此，它不能不受到人的感情这一“天性”的影响和制约。新闻报道所传递的信息，所宣传的观点，所讲授的知识，只有被受众所接受，进而转化为受众的内在意识，才能产生社会的效应，实现其应有的报道价值。然而，新闻报道的受众并不是可以由新闻报道任意施加影响的消极客体，而是富有感情的积极主体。每个新闻接受者都有着自己的情感、信念、意志和人生的阅历，都有着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形成的独特的据以评判是非、裁决好恶的标准。人们会从（也必定从）自己的感情出发，能动地对外界输入的信息、观念、知识作出判断、选择，接受他们感情上所喜好、所赞同的，排斥、抵制他们感情上所厌恶、所反对的。因此，可以这样说，新闻报道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闻报道与受众的感情是否一致。

探讨新闻报道中的感情共鸣点，便是寻求新闻报道与受众感情一致的内在规律及其表现形式。从某种意义上看，记者捕捉和报道新闻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寻求与受众的感情共鸣点的过程。记者只有掌握并通过这个感情共鸣点，沟通与受众间的情感，使之融洽，浑然一体，新闻报道内容的真实外观、审美要求才能得以真正获得，新闻报道的传播任务也才能得以完美实现。1981年3月22日《人民日报》刊登的脍炙人口的新闻特写《团结起来，振兴中华》，全文不足600字，却读来令人回肠荡气。该特写见报后，深深地拨动着广大读者的心弦，并在全国各地引起了热烈的反响。特写的标题至今仍是激励人们建设“四化”的强劲动力。究其原因，除了报道的内容新鲜、主题深刻和写作手法得当以外，十分重要的便是记者牢牢掌握并善于运用新闻报道中的感情共鸣点。当时，中国男排健儿不畏强手，勇于拼搏，终于战胜了世界排坛劲旅南朝鲜（我国80年代称呼，后称韩国——编者）队。消息传来，人们从中感受到的绝不仅是一场球赛胜利的喜悦，更重要的是我中华民族无往不前的英勇精神的自豪。为此，北京大学学生欢欣雀跃，连夜自发组织起来游行庆祝，这就是我广大民众这种爱国之情的真实流露。而这篇新闻特写的记者也满怀着对我中华的真诚的爱，不知疲倦地连夜奋笔疾书，把自己的感情倾注于字里行[2]间，“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充分表达了亿万人民的情感。正是由于记者和所报道的对象和受众之间存有“灵犀一点”，思想感情息息相通，在热爱祖国、振兴中华这一点上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新闻报道的感情共鸣点的威力爆发了，采写的这篇新闻特写才会有如此理想的社会效果。[1]司马迁：《史记·李将军列传》。[2]梅尧臣语，见欧阳修：《六一诗话》。二

现今，我们的新闻报道一般都是在新闻价值、“政治”需要和受众感情三者的交叉点上，对客观事实进行筛选、捕捉和再现的。这三者之间，新闻价值是决定新闻报道的依据和砝码，“政治”需要是决定新闻报道的原则和界限，受众感情则是决定新闻报道的出发点和归宿。新闻报道中的感情共鸣点的基点，便在于对受众感情的深刻洞察和熟练掌握。

在新闻报道的过程中，受众感情这一因素的存在是至关重要的。它能促使新闻报道对受众产生接近的作用、感化的作用、暗示的作用，[1]让受众“神与物游”，从而增强新闻报道的可信性、可读（听、看）性，增强新闻报道的效应。

新闻报道中感情因素的接近性作用，主要表现在它能给受众一种亲近、融合、平易、舒适的情感，迅速缩小乃至消除受众与新闻报道之间的距离感。众所周知，接近性是构成新闻价值的一大要素。接近性的内涵是多方面的、多层次的，但最关键的是所报道的人和事与受众情感上的接近。情感是人类生活的内驱力、能源力量。情感上的接近，则是诱发受众兴趣的“大磁场”。比如，关于老山前线对越自卫反击战的英雄盛其顺的报道，传播后在社会各界产生了很大反响。其“奥秘”之一，就在于报道里的盛其顺并不像以往一些报道中的先进模范人物那样，他不是“高、大、全”的“完人”、“圣人”；他为党、为祖国、为“四化”而英勇战斗、勇于献身的高尚情操的形成，不是生来俱有的，同样有一个凡人所经历的转变、进化过程。记者抓住了这一点，所报道的英雄人物和受众在情感上接近了，受众便觉得英雄并不“神秘”，并不是“高不可攀”的，而是“我们生活中的一员”，是可信、可学的。这样，新闻报道的吸引力自然不同凡响。

新闻报道中感情因素的感化性作用，在于它能够帮助受众加深对所报道内容的理解，并在潜移默化中完成对受众情绪的转移、观念的变革、信息的更新。我们的新闻报道当然要有明确的思想性，要让受众从报道中得到教益，受到启迪，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新闻报道的思想性，是新闻事实本身所寓有的，是通过对受众的“感化”达到的。新闻报道只有从客观事实的实际出发，力求透过现象揭示本质，并把它置于特定的背景下，从它与其他事物的联系中，从它和受众的利害关联处，去剖析和挖掘出事物的普遍意义，阐述其思想性。这样，新闻报道才能避免做表面文章，才能对受众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实现感化人、启迪人的目的。1983年全国获奖好新闻《谭德定见儿子被电击死仍然坚持接车》（见1983年2月22日广州《铁路工人报》），报道的是，广州铁路局涟原车站扳道员谭德定当班时，正当62次特快列车即将进站，而他6岁的儿子却在扳道房不慎被电击死。在这场“公”（一车人的生命安危）与“私”（死去的儿子）之争面前，谭德定先是“强忍悲痛，手拿信号旗，主动向二号扳道房要道还道后，又按规定，站在扳道房外立岗接车。62次列车终于安全通过了……”然后，他再去处理儿子的后事。这篇报道通过具体、生动、感人的事实，抓住了与受众的感情共鸣点，深刻揭示了这位普通扳道工人的高尚情操和完美人格。读后，撼人心田，催人泪下。报道蕴含着很强的思想性和感化力，它不仅给人以激励、奋进的力量，同时对社会上那种损公肥私、害人利己的卑劣思想和行径，也是十分有力的鞭挞。消息一见诸报端，立即在社会上引起震动。广州铁路局10万多职工掀起了学习谭德定的热潮；编辑部先后收到不少读者的来信，表示要向谭德定同志学习，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为改变社会的不良风气尽力；有个读者还给谭德定同志寄去了自己几个儿子的照片，请他任选一个做儿子。新闻报道的“感化”威力由此可见一斑。

新闻报道中的感情因素的暗示性作用，在于它能够帮助受众了解新闻报道所暗示的内容、背景、趋向，以及“言外之意”。“不著一字，尽得风流”，是文学作品中常用的一种表现手法，它能给人以很广的回旋余地，“真正懂诗的人会把作者诗句中透露一星半点的东西[2]拿到自己心中去发展”。由感情因素帮助带来的新闻报道的暗示性作用，同文学作品的这一特性尽管在理解上有相似之处，但其内容是截然不同的。它留给受众的不是什么缥缈的意念，而是某种意识的觉醒，一种广泛的、合乎情理的预感。新闻报道是传播新鲜事实或信息的，但绝不是“有闻必报”。有些新闻的“背后信息”是不能见之笔端的，或者是属于主题以外的东西，不便写入报道中去。同时，新闻报道主要是靠事实说话，不允许有过多的议论色彩。这就得借助感情因素的“暗示性”，去引起受众的思考和联想，以达到“不可言传却可意会”的效果。比如，前段时期，人们对社会上的不正之风极为不满，对党风的好转也存在着忧虑。这时，中央和地方的新闻传播媒介一方面接连播发了一批严惩党内高级干部和干部子弟以权谋私、违法乱纪的报道；一方面着力宣传《冲不垮的精神大坝——从辽宁抗洪抢险看党心军心民心》等正面典型，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好的反响。人们从这些报道的“背后”，觉察到“共产党动真格的”，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有希望了。再如，1984年9月到11月，《解放军报》上连续刊登了《某师参谋长工作平庸被降职》、《干部工作上的有识之举》、《某军政委勉励苏成春做能上能下的典型》等报道。这些报道传播的是受众欲知而未知（或未详知）、且极为关注的新鲜事。它不仅让受众从中得知，我军干部制度上难以解决的问题已经被突破这一重要信息，并且让受众由此及彼产生联想和思索，进而得到我军干部制度上，乃至全国党政干部制度上将会出现一场重大改革的暗示。这样，受众的新闻欲便得到了充分满足。[1]刘勰：《文心雕龙·神思》。[2]巴尔扎克：《幻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三

感情共鸣点在新闻报道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作为记者，应该在采写新闻报道的整个过程中，着意寻求并巧妙运用与受众的感情共鸣点，以使新闻报道达到最佳的境地，产生最佳的效果。

首先，记者对所报道的对象一定要有真感情。清代文学家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说：作者情生文，斯读者文生情。记者只有深入采访，对所报道的人物和事件有了真情实感，有了强烈的感情，写出的新闻报道才能热情洋溢，动人心弦，“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1]豁人耳目”，从而引起受众的共鸣。否则，“繁采寡情，味之必厌”[2]，自然得不到受众的喜好与认同。古人云：文贵情真。讲的就是这个道理。纵观国内外一些优秀的新闻作品，之所以有良好的社会效应，很重要的一条原因就在于“笔端储满了情感”。以情见长、心入情溢的通讯名篇《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的作者，在介绍经验时说，随着对焦裕禄了解的一步步深入，越来越强烈地产生了热爱焦裕禄的感情，而且这种感情越来越深。夜深人静，他们摊开稿纸，噙着热泪写下了焦裕禄的光辉事迹。这篇通讯是他们“用笔蘸着感情写成的”。正由于此，作者的感情自然流露在新闻报道的字字句句之中，也流入到受众的心田里，激发起受众的情感。通讯发表后，人们争相阅读，奔走传告。不少人读着读着，便不由自主地流出了泪水，“有些地方竟让人读了泣不成声”。

其次，选择新闻题材和确定报道角度，一定要时时处处事事想到受众，想到受众普遍感兴趣的是什么。受众普遍感兴趣之所在，往往便是新闻报道中的感情共鸣点的“热点”。早在1956年5月28日，新华社编委会在向中央汇报新华社工作情况时，便把“新闻应该有普遍兴趣，能引起共同注意”，列为新闻稿的基本要求的第一条。这一意见，曾经得到中央和刘少奇同志的充分肯定。新闻应该有普遍兴趣，就是指新闻报道所选取的题材和角度，应与大多数受众有关，能引起受众的普遍关注。某件事实，关心的人越多，关心的程度越大，它就越具有普遍兴趣。再现这件事实的新闻报道，也就越能为受众所普遍接受，从而产生心理上的“感应”与“共鸣”。比如，有个时期，上海地区天气反常，连降暴雨，市场上蔬菜供应奇缺，影响了市民生活。广大市民迫切想了解天气反常的原因何在，市场上蔬菜供应状况何时能改善，并希望市委、市政府领导能注意这个问题，关心群众生活，切实抓好蔬菜的生产与供应工作。这时，上海《解放日报》就这些市民普遍关注的问题，派记者进行了调查采访，并从读者的角度迅速地作了连续报道。新闻报道与市民想到一块儿了，感情相通，报道自然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

还有，新闻报道写作时，要善于运用形象描绘这一表现手法。这是因为，运用形象描绘来叙述事实符合人们认识事物的客观规律。一般说来，人们对于外界客观事物的认识，总是先由具体的形象映入视觉器官，然后经过大脑的分析、判断，得出自身的感受，并进而产生情感。形象描绘是新闻报道传递感情的枢纽。新闻作品越是形象具体，就越能使平面化、概念化的事物变得丰满、充实而立体化。立体化的事物较为直观，也易为受众所动情、所接受。要使新闻报道中的形象描绘逼真，富有吸引力，新闻写作时应着力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得具备“点睛”的功底，即用最“经济”的、且能诉诸受众多种感官的文字，多侧面地描绘出报道对象的征象和标志，让人身临其境，如见其人、其物。比如，前辈记者邓拓的通讯《访“葡萄常”》（见1956年7月28日《人民日报》），便是用十分简洁的文字，对常氏玩具葡萄作了这样一番形象描绘：“……做成一串串的葡萄，比那园子里新摘下来的也差不多，深紫色的薄皮上覆着一层轻霜，柔软的枝干衬着几片绿叶，叫人望见它们嘴里就有酸甜的感觉。”这里，既有诉诸读者视觉器官的“深紫色的薄皮上覆着一层轻霜”——让人看罢，眼前就闪现出那新采摘的葡萄的样儿；又有诉诸读者味觉器官的“叫人望见它们嘴里就有酸甜的感觉”——让人看罢，就想起了以往吃鲜葡萄的味道。通过这种描绘，读者宛如见到了、尝到了“色艳味美”的常氏葡萄，对报道的情感自然不一样。难怪有的读者说，读到这里，便不自然地流下了口水。

第二，得会用比喻的方法，把抽象的概念具体化，把远处的东西近处化，把深奥的事理浅显化。新闻报道中那些较难理解或较难掌握的概念和事理，通过比喻显现在受众面前，就能使人产生实感，引起共鸣。全国获奖好通讯《“飞天”凌空》（见1982年11月25日《光明日报》），在描述跳水姑娘吕伟夺魁的一刹那镜头时，这样写道：“只见吕伟轻轻一蹬就向空中飞去。有一瞬间，她那修长美妙的身体犹如被空气托住了，衬着蓝天白云，酷似敦煌壁画中凌空翔舞的‘飞天’”。笔墨集中，语言优美，比喻丰富。本来跳水的动作只有几秒钟，运动员的精彩动作很难描绘，这里用读者熟悉的“飞天”作喻体，实在是妙笔！它对读者的感染力是一般叙述所无法代替的。

第三，得慎用形容词，多用白描的手法写出报道对象的“动态”。[3]西方新闻界人士说：“形象词是动词的死敌，是新闻的死敌。”此话虽嫌绝对，却不无道理。郭沫若先生生前也说过：“要使文章生动，[4]我想，少用形容词是一个秘诀。”用事实说话，这是新闻写作的一条基本要求。新闻报道取信受众、感染受众的并不是滥用空泛的形容词，而是凭借实实在在的字眼展开叙述、描写，让报道对象在受众面前“动”起来，“立”起来。1982年6月10日，黄石人民广播电台播发的消息《蒋绪章老汉卖菜》，文字稿中写道：6号早晨，记者在市郊新下陆农贸市场，看到一位老汉挑着一担鲜红鲜红的西红柿，正不紧不慢地朝着“市场”方向走来。手提竹篮的顾客追着老汉询问：“西红柿卖不卖？多少钱一斤？”老汉并不回头，只把手一指，说：“到菜市场里去买！”这一生动活泼的特写镜头，靠的是朴实无华的描述，以及“顾客追着老汉询问”、“只把手一指”等一连串的动作，活灵活现地勾勒出了一位普通农民的可敬可爱的形象。这里，新闻报道奉献给受众的已不再是摸不着、看不见的干巴巴的文字，而是一幅充满着生活气息的色彩斑斓的画面。随着报道内容的展开，受众仿佛也置身于那个热闹的农贸市场之中，并且亲自感受到了蒋绪章老汉的脉搏的跳动。这种图文并济、动静结合的表现手法，增强了新闻报道的形象感和立体感，能迅速引起受众的感情共鸣，是十分值得提倡和借鉴的。（1985年12月）[1]王国维：《人间词话》。[2]刘勰：《文心雕龙·情采》。[3]见《解放军报通讯》，1978年第6期。[4]郭沫若：《关于文风问题答＜新观察＞记者问》，北京出版社1959年版。

新闻的理论色彩刍议

新闻作品作为时代的记录，不但要求写得合乎科学性，要真实、准确、生动地反映和再现时代的精神和特征，而且要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为时代所接受。

当今，我国正处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时代。社会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展开，新闻传播业开始进入了一个兴旺昌盛的历史时期，新闻业务改革也出现了一个令人欣喜的好势头，并涌现出了一批令人耳目一新、拍案叫好的新闻作品。但是，在这同时，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当前传统的新闻写作观念，陈旧的新闻写作模式，仍然紧紧地束缚着新闻写作者的头脑，致使不少新闻作品和时代的要求之间产生了让人遗憾的“断隙”。众多的新闻写作研究者和实践者也已为之感受了一种“沉甸甸的危机”。

新闻的理论色彩的提出，便是研究如何写好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新闻作品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推动当前我国新闻业务改革向纵深发展，开创社会主义新闻传播业新局面的一个重要内容。它将影响我国新闻写作的发展趋向，促进新闻写作更新过时观念，破除旧框俗套，探索和创立一种适应当今时代需要的新型的新闻报道形式。

“客观性在事实的新闻中是神话而已”，新闻的理论色彩存在于新闻报道实践中

所谓新闻的理论色彩，指的是新闻作品应具有的思想性、哲理性，能给受众以理性的认识，使之能从中悟出一定的道理。提出新闻的理论色彩，就是要求新闻作品不只是简单地、客观地叙述事实的现象和过程，还应当把感性认识升华到理性认识，揭示出新闻事实的内在本质，指明其意义和发生、发展的规律，让受众从中受到启迪、加深理解。

长期以来，中外新闻写作中都有一条“金科玉律”，就是报道新闻一定要“客观”、“公正”，不允许记者在新闻中掺杂自己的思想、观点和倾向。1973年，美国职业新闻工作者协会制定的《职业新闻工作者准则》中，就明确规定“健全的新闻实践应该在新闻报道和意见表达之间划一条清楚的界限。新闻报道应该完全摆脱意见或偏见。”[1]著名的美国新闻学家麦尔文·曼切尔对此曾作过这样的解释：“当新闻工作者讲到客观性的时候，他们的意思是，新闻应当不受记者本人观点的约束，而应当主要根据看到的事实。当一条新闻能够被某些原[2]始记载加以对照证实，那么它是客观的。”H·L·门肯甚至断言：“如果一个记者成了自由党人，或者共产党人、保守党人或共和党人，那[3]么他就根本不成其为记者。”我国已有的新闻写作著述中，“要客观、公正地报道新闻事实”的告诫也屡见不鲜。

新闻是新近发生、发现或变动的事实的报道。事实是新闻的源泉，没有事实便没有新闻；同时，新闻取信于受众的，也主要在于所报道的事实的真实、可靠。从这个意义上说，强调写新闻要客观、公正，即尊重事物的客观存在，按照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去反映它，而不能生造事实或歪曲事实的本来面目，是十分重要的，也是有道理的。但是，众所周知，事实是第一性的，报道是第二性的。新闻作品是一种精神产品，要求精神产品毫无“精神”色彩，只是纯“客观”地再现事实，便未免失之偏颇，在实践中也是做不到的。

下面两则新闻都是报道我对越自卫反击战之后的越南一些地方的情况的。

新华社记者阎吾在《战后谅山》（1979年3月7日）中写道：

随着奇穷河南岸地区和谅山西南四一三高地守敌的覆灭，枪炮声渐渐平息下来。我边防部队指战员正从各个阵地上把缴获的坦克、装甲车、导弹、火箭筒、火炮和各种枪支弹药汇集在一起。一队队中国边防战士们，精神抖擞地跨过奇穷河大桥，开赴谅山以南各个阵地……

滚滚浓烟罩着谅山的上空。南北市区到处是一堆堆废墟，街头巷尾到处堆放着越军丢下的武器弹药和各种食品，这些……大都是过去我国作为援助物资赠送给越南的……

记者在谅山敌军的一些阵地上，看到所有的日历都没有翻到2月28日的，有的翻到了27日。可以想到，他们刚把日历翻过26日那一页，就被我军打得丧魂落魄，再没有能往下翻了。

塔斯社1979年3月24日电讯中，是这样报道“老街失守”的：

市里实际上没有房子了。在每一堆砖瓦旁边倒着这里在2月17日之前是工场、机关、商店的牌子。牌子依然存在，而城市却没有了。牌子就是不复存在的城市的记载。

……在约离河内一百公里的道路两旁看到了许多窝棚和整座城镇……这里有小孩、妇女和老人。原来，他们这些人都来自丰汉国营农场。该国营农场以前种植菠萝，而现在不再存在了。

对同样的事件，两家通讯社的报道竟如此泾渭分明：前者洋溢着胜利的喜悦，读后令人鼓舞，并由此产生“快感”；而后者俨然是在为失败者唱挽歌，读后则叫人沮丧，进而对这场正义之战产生“反感”。个中原因，便在于新闻的理论色彩在起作用。新闻报道要真实地反映客观事实，但绝不是客观事实的“照相”式的再现（何况照相也得校准光圈，选择最佳角度以表现其对象）。客观事实与新闻报道之间有个中间媒介，即新闻主体（记者）。新闻报道是新闻主体依据一定的价值标准（新闻价值和宣传价值），对客观事实进行筛选、提炼、加工的结果。在现实社会里，新闻主体是接受各种教育、社会环境影响等熏陶而形成有一定世界观的人；并且他们服务于代表着不同政党、集团、阶级利益的新闻媒介工具。新闻主体的立场、观点、认识，以及情感、情绪等，必定规定和制约着他对客观事实的挑选和反映。“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这就是马克思的学说。反映可能是对被反映的近似正确的复写，可是如果说它们是等同的，那就荒谬了”[4]。新闻报道不可能是客观事实的简单的重复，相反，它们都是有着一定的“理论色彩”的。不偏不倚、不带任何“意见”的纯客观报道，在新闻报道实践中是不存在的。这一点，甚至连美国著名的资产阶级新闻学家艾尔弗雷德·A·克罗威尔也不得不承认。他曾武断地说过：“客观性在事实的新闻中是神话而已，是反动的，不存在的，得不到[5]的。”

众所周知，写作新闻必须具有五要素或六要素，即何时、何地、何人、何事、何因和怎么样。其中，时间、地点、人物、事件，是构成新闻事实的最基本的要素；有了这几个要素，新闻事实的现象也就显现出来了。但是，新闻报道所反映的事实，应该是完整的事实；而完整的事实，应该是现象和本质的统一体。本质这种东西，人们虽然不能直接感受到，它需要经过理性的思维才能认识。然而，对本质的理性认识和本质的本身绝不是一回事。本质是客观存在的，它存在于客观事实之中，是事实的不可缺少的组成因素。在日常生活中，某一事物之所以呈现这一现象，之所以采取这种形式，之所以有着某种特定的发展过程，大都是同其本质密不可分的，且主要是由其本质所决定的。客观事实是由现象所组成，但单纯的现象绝不就是事实。整体不等于部分的简单相加，事实不等于各种现象的罗列堆积。“脱离开本质单纯谈论现象，人们常常很难恰切地勾勒这个事实，甚至无法说[6]它究竟是不是事实。”新闻要素中所含的“为什么”和“怎么样”，便在于揭示事实的本质，说明事实的意义和价值。这两个要素，就体现着新闻的理论色彩。由此可见，新闻的理论色彩并不是记者人为地强加上去的，它也存在于新闻的要素之中，是一条完整的新闻作品所必备的。

在现代阶级社会里，不同阶级、政党、集团实际上都把新闻传播业作为一种“宣传”工具和舆论机关来对待，在报道种种新鲜事实的同时，借事实来“说话”，来宣传自己的主张，反映并形成有利于自己的舆论。这是社会环境之使然，也是新闻传播活动现实存在之必然。新闻的理论色彩，正是新闻传播媒介作为“宣传”工具、舆论工具的特点和力量所在。我们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是党和政府的喉舌，是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我们的新闻功能，不仅在于通过事实传播信息，以满足人们及时了解外界新情况的需求，而且也在于借事实的报道，宣传党和政府的主张与意见，达到劝服、引导人们的目的。为此，我们决不应回避或者无视新闻理论色彩存在这一现实；相反，应该借助新闻理论色彩的力量，更有效地发挥新闻作品的作用，以取得更好的新闻传播效果。[1]见《消息通讯写作》，人民日报出版社1984年版。[2][美]麦尔文·曼切尔：《新闻报道与写作》，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1年版。[3]引自[美]杰克·海敦：《怎样当好新闻记者》，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4]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5]引自复旦大学新闻系：《外国新闻事业资料》1979年第1期。[6]艾丰：《新闻采访方法论》，人民日报出版社1982年版，第101页。

新闻的理论色彩是当今受众的需要，也是社会主义新闻传播业所刻意追求的

马克思说过：“人民的信任是报刊赖以生存的条件，没有这种条[1]件，报刊就会完全萎靡不振。”新闻传播媒介发布的新闻，是靠受众自愿接受而产生作用的。它不带有任何强制性，不能强迫人们去看，去听，去接受。人们在新闻传播媒介上出钱、花时间，归根结底是为了获得某种报偿或者服务；也就是说，是为了自己在某种需要上得到满足。满足受众需要，为受众服务，是新闻传播业主要的目的之一。

新闻作品要满足受众的需要，关键在于掌握受众需要的规律。从心理学的观点看，人们的需要不仅是多方面的，具有广泛性的特点，而且总是由低到高、由浅入深地递进式的发展的，具有层次性的特点。新闻受众对新闻作品的需求同样如此。试以前不久举行的第二届中日围棋擂台赛，聂卫平同武宫正树对擂这一新闻事件为例。由于这场“对擂”关系到双方擂台赛的“命运”，因此，格外引起国人的注目。聂卫平是我方主帅，擂台的最后一名把关者，胜则可逼出日方主帅大竹决战，败则擂台赛桂冠便属日方。我国新闻受众首先、也是最迫切需要知道的，当然是关于这场“对擂”的最新信息：比赛结果如何，聂卫平是否取胜了。当获得“聂赢了”这一信息后，不少受众在欢欣之余，自然想知道，这场“对擂”是怎样进行的，聂卫平是如何战胜对手的，有些什么“内幕”、“花絮”等。这就不是一般的“动态新闻”所能满足的了，它需要记者采写富有形象性的“视觉新闻”，把“对擂”的经过逼真地再现出来。然后，好奇心是常人所共有的心理状态，对这样涉及面广、影响大的新闻事件，且又有了“身临其境”之感，一些受众就尤其喜欢寻根究底，从而产生想进一步知道它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的需要。在以往的比赛中，聂卫平曾屡战屡败于武宫正树的手下；这次赛前，日方报纸又纷纷发表评论，说擂台赛将到此结束。然而，赛后结果却如此出人意料。聂卫平为什么能赢？背景情况如何？有些什么经验？整个擂台赛的发展趋势又是怎样？要满足受众的这进一层的需要，就只有深入报道才能胜任。

由此可见，受众的需要是按照其本身固有的心理规律逐步递进的。大体上是按照上述三个层次进行的，即信息需要——形象需要——理解需要。受众从新闻报道中获取信息，是最基本、最起码的需要；而形象性新闻能使受众“动之以情”，切身感受到新闻事件的“魅力”，并产生浓厚的兴趣；于是，希望对它加深理解的需要也就随之而萌发了。当然，受众的这三种需要在实际中并不是截然分割的，一般情况下是逐步发展的，有时则是相互渗透、同时产生的。

受众需要的多层次性，决定了新闻报道也应当是多层次的。有些新闻事实，只需报道动态，告诉信息；有的则是要配以形象报道，写出视觉新闻；有的则应深入报道，写出理论色彩，以加深受众的理解。三者巧妙运用，相得益彰，才能使新闻报道真正满足受众的需要。

尤其在当前，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文化水准的提高，受众也随之对新闻作品有了更高的要求。由于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现在人们读报纸、听广播、看电视，大都是利用工作之余的空闲时间进行的。在这个有限的时间里，人们一方面需要松弛一下因工作而绷得太紧的神经，一方面又要抓紧充实、丰满自我，发展个性，完善自我价值。这样，人们对新闻报道的需要，就不满足于单纯地获得信息及其外在形象，而更重视对信息的理解和运用，以便从中带来更多的综合效益，提高空闲时间的利用价值。比如，要求新闻报道给他们思想上、工作上、生活上以引导、启迪，要求从新闻报道中得到鼓舞、信心和智慧等。这也是今天我们社会主义中国的新闻受众的一个显著特点。重视新闻的理论色彩，熔新闻报道的信息性、形象性、理解性于一炉，便是顺应当今的时代需要，顺应当今新闻受众需要的表现。

清代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谈写作目的时写道：“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他认为文章之所以有价值，不仅是因为记述了政治的得失，反映了人民的疾苦与要求，表彰了好人好事，而且还因为它说明了事物的规律，点明了其道理。新闻报道何尝不是如此。新闻报道由于受其特性所决定，当然得以报道事实为主。但是，这个“为主”，指的是报道的篇幅和材料的比重。问题在于报道新闻事实为了什么？“如果只是告诉读者发生了什么事情，谁做了什么，新闻只不过是扔在桌子上的一堆乱七[2]八糟的积木而已”。“这种新闻没有论断性的能力，难以发挥新闻向[3]公众提供他们据以作出决定的情报作用”。因此，也难以受到今天受众的欢迎，取得应有的效果。综观近几年被评为全国好新闻的优秀新闻报道，无一不是既尊重客观事实，敢于反映事实的真相，又能透过现象抓住事物的本质，以其恰到好处的理论色彩，令人回味，令人精神振奋，耳目一新。请看《人民日报》1979年11月15日的一则新闻：

本报讯因公差花费过多而被解除职务的丹麦前教育大臣丽特·比耶雷戈夫人，在偿还超支的差旅费后，最近又被提名为新内阁的社会事务大臣。

丽特·比耶雷戈尔夫人去年十月间到巴黎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会议时浪费公款，因而在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被解除职务。在这以后，她向政府偿还了五千三百丹麦克朗（约合一千美元）。这笔钱是在她出差时花费的私人开支，其中包括雇佣一辆小汽车和司机的费用、电话费和邮费。

本来，西方一位政府官员的职务变迁，对我们的新闻传播媒介来说，是没有多大的新闻价值的。但是，这条新闻由于揭示了这位官员职务升降的原因，其价值就非同一般了。读罢新闻，不能不叫人感慨，让人深思：一位资本主义国家的高级官员，浪费了约一千美元的公款，尚且受到处分；而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一些恃权凌法者是否都能受到应有的处理？难道能听任他们随意挥霍人民的血汗而不予以惩罚吗？同时，这条新闻还告诉人们，对于犯了错误的人应该有正确的态度，犯了错误改了就好，应该照样给予信任。资本主义国家尚且能做到这样，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更应做得好。由于新闻显示了深沉的理论色彩，新闻的价值得到了充分的实现，受众的“新闻欲”也从中得到了充分的满足。可见，新闻作品中有没有理论色彩，其效果是不大一样的。

注重社会效果，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是社会主义新闻传播业区别于资本主义新闻传播业的一个重要特征。新闻的社会效益，指的是新闻的社会作用和客观效果，也就是新闻对受众、对社会所产生的影响。新闻报道是直接同现实的社会生活相联系着的，它不像文学作品那样靠艺术力量去感染读者，而主要是靠事实和思想去影响人、感化人，以实现其社会效益。因此，强调新闻的理论色彩，使新闻报道既以新人新事感人，又以思想服人、影响人，这不但是新闻受众所需要的，也是我们社会主义新闻传播业的社会效益所刻意追求的。[1]马克思：《摩塞尔记者的辩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2]引自李普曼：《关于记者工作的一些议论》。[3][美]麦尔文·曼切尔：《新闻报道与写作》，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1年版。

新闻的理论色彩既受制于新闻写作原则，又有着自身的特定的表现形式

用事实说话，是新闻写作的一大原则和基本手法。新闻的理论色彩的表现，当然也必须严格遵循这一原则。新闻的理论色彩，并不是要求在新闻报道中讲述多少理论，靠长篇议论来呈现，而是要受到新闻事实的制约，有着自己的特定的表现形式。

融“理论”于新闻事实的叙述之中，是新闻理论色彩的一种主要表现形式。这种形式，主要是通过叙述事实来发表某种“意见”，用客观事实本身及其逻辑的力量去感染、影响受众。记者的立场、观点、倾向、感情等，在新闻报道中不是直接陈述、抒发的，而是渗透对事实的挑选、安排和叙述中。“学会写新闻还叫我们会用叙述事实来发[1]表意见”。我们往常都会发表有形的意见；新闻却是一种无形的意见。从文字上看去，说话的人只是客观地、忠实地、朴实地叙述他所见所闻的事实。但是，因为每个叙述总是蕴含着一定的观点、意见，接受事实的读者也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这些叙述中的观点与意见。不少优秀记者都是精于此道的。比如，新闻名篇《上海严寒》（新华社1957年2月12日上海电）中写道：这几天，上海“遇到了有气象记载的80多年来罕见的严寒”，“最低温度下降到摄氏零下七点四度”；而1947年2月气温比这要高，却是“前天一夜风雪，昨夜八百童尸”；现在竟“没有发现冻死的人”。记者在这里并没有发一句社会主义制度无比优越的议论，但是，社会主义的新社会比旧社会好，却成了每个读到这条新闻的人的共同结论。新闻理论色彩的这种表现形式，符合人们一般易于相信客观事实，而不愿意轻信他人空洞说教的心理状态，因此，也易为受众所接受，是值得写新闻报道所提倡的。

运用新闻理论色彩的这一表现形式，要求记者十分注意精心选择事实。新闻报道中的事实，应该是新闻价值与宣传价值的完美统一，它既为人们所普遍关注，又有着鲜明的倾向性，有利于阐明某种观点和思想。同时，还要求记者对事实的叙述和表达要“工于心计”，要按照事实本身的逻辑，以及事实之间的相互联系进行组织和安排，从中体现出新闻报道的思想性和哲理性。这样，受众在接受新闻报道所提供的新鲜事实的同时，也就难免要受到隐藏其间的无形意见的影响。

新闻理论色彩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通过对新闻事实的解释和分析，来显示一定的“意见”。有些新闻事实比较复杂，光靠记者选择、安排事实的倾向性，还不足以表现其理论色彩，这就得要求记者对所报道的事物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以及与相关事物的联系，加以必要的说明和介绍，以透过现象揭示事物的本质，帮助受众更好地理解新闻事实的内在意义。

解释和分析的方法，主要是提供新闻背景。新闻背景的含义是多方面的，凡是有助于人们理解新闻事实的各种材料和知识等，都应该看作是背景材料。借背景材料的交代，以显示新闻的理论色彩，是新闻报道中的重要一着。毛泽东写的《中原我军占领南阳》（新华社郑州1948年11月5日电）这条新闻，便是运用这一表现形式的典范。此稿导语是：“在人民解放军伟大的胜利攻势下，南阳守敌王凌云部于4日下午弃城南逃，我军当即占领南阳。”导语之后，紧接着写道：“南阳为古宛县。三国时，曹操与张绣曾于此城发生争夺战。后汉光武帝刘秀，曾于此地起兵，发动反对王莽王朝的战争，创立了后汉王朝。民间所传的二十八宿，即刘秀的二十八个主要干部，多是出生于南阳一带……”这一段由古及今的背景材料，说明了南阳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蒋介石又着意经营，企图阻遏人民解放军向南发展的道路；但最近，“蒋军因全局败坏”，被迫放弃南阳。这就从大的背景上，把蒋军弃城南逃的原因，以及我军解放南阳的重大意义揭示出来了；新闻报道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升华，也由此得以完成。

在新闻报道的实践中，运用解释、分析显现新闻的理论色彩时，既要注意背景材料的交代，应有助于揭示事物的本质和意义，突出和深化新闻主题；又要注意背景材料穿插、安排得得当和贴切，使之与新闻事实纵横交织，浑然一体，切忌两者脱节，以致出现“各走各的道，各吹各的号”的现象，让人不得要领。

通过对新闻事实作必要的议论、评价，直截了当地表达某种“意见”，是新闻理论色彩的再一种表现形式。有些新闻，通过事实的叙述和解释，可以达到“说话”之目的；而有些新闻却无法达到，或者说是显示不出应有的理论色彩。在这种情况下，借议论和评价，把“话”说明，帮助受众正确理解新闻事实，就显得十分必要了。

新闻报道中的议论和评价，既可以是直接披露的，即由记者直接发议论、讲道理，表明对事物的态度和看法；也可以是间接披露的，即用新闻报道中的人物或他人之口，对所报道的事物进行评议。比如，被评为1982年全国好新闻的《共产主义因素就在我们身边，我们都是共产主义的实践者》这则报道，在导语中，记者针对天津色织三厂青年工人陈志强的前后不同认识，发出了这样的感叹：“这是他积极参加了全厂‘宣扬身边的共产主义因素，让共产主义思想在心灵中扎根’的群众活动之后的思想变化。”这便是直接的议论和评价。而报道的主体部分，记者在叙述了这个厂一系列具有共产主义因素的生动事迹后，写道：“面对这些活生生的大量事实，许多职工的思想豁然开朗了。青年女工孙玉芬说：‘是呀，这些同志的行为不是共产主义思想又是什么呢？看来，在我们身边确实每天都在生长着共产主义因素。’”这便是借报道对象之口的间接的议论和评价。这些议论和评价，不但使新闻生辉，而且道理昭然，以致报道一发表，便犹如投石击水一样，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应。

新闻的理论色彩不同于写理论文章，它不能用原理去搞演绎推理。因此，新闻报道中要十分注意叙述事实和议论、评价事实的自然融洽、水乳交融，不露痕迹。议论和评价一定要是从具体事实中引申出来的，而不是离开了事实的空洞说教。此外，还要注意，议论和评价应该是综合、升华新闻事实的精髓之言，是所报道事实的本质表现，必须言简意赅，力求精彩，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胡乔木同志在1983年首都新闻界新春茶话会上提出：“无论写社论、新闻、文章，都应有理论色彩。”新闻要有理论色彩，是今天时代赋予我们新闻工作者的光荣使命。只要我们认真研究，勇于探索，锲而不舍，富有理论色彩的好新闻，一定能在我们的新闻百花园里竞相争艳。（1986年9月）[1]胡乔木：《人人要学会写新闻》，原载延安《解放日报》1946年9月1日。

新闻·宣传·舆论三者之间的关系

1986年11月7日至9日，武汉大学新闻系和新闻研究所主持召开了新闻理论讨论会，全国部分高校新闻系、新闻研究和新闻宣传单位，以及新闻出版部门的有关专家、学者、教授30多人参加了会议。会议围绕新闻与宣传、舆论的关系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这是近年来我国新闻理论界的一次高层次的学术交流。

新闻、宣传、舆论是不同层次上的概念，有着不同的内涵

新闻与宣传、舆论之间的关系问题，是多年来新闻工作中有待处理好的一个实际问题，也是近几年全国新闻理论界探讨的一个热门课题。在理论上搞清楚这个问题，对于从宏观上把握新闻改革的方向，从宏观与微观的结合上推动新闻改革的深入开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会上，与会者各抒己见，研讨了这三者的各自含义和规律，探索了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多数同志认为，新闻、宣传、舆论是三种不同的社会现象，是不同层次上的概念，有着不同的内涵。新闻，指的是一种事物，即通过大众传播媒介传递的新近发生的事实的信息，是人们欲知而未知（新知）的事实；宣传，指的是一种行为，即宣传者通过各种方式方法把自己的主张、意愿、观念影响受传者，是思想观点上的说服；舆论，则指的是一种民意，即具有一定权威性的社会集团或不特定多数人对某一重要事件、社会问题等，在一定时间内公开表现的带有共同性或大体相近的心理、感情和判断，并以适当的形式作出的评价。这三者之间并不存在着种属关系，把它们并列提出，硬要争个“异”与“同”是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然而，在同一社会里，作为不同的社会现象，三者之间又有着紧密的联系。新闻所传递的信息，并不是原始信息的“照相式”的翻版，它是经过传者（包括传播媒介机构）选择、处理、制作过的信息，因此，它或显或隐，或浓或淡带有传者的主观色彩。从广义上说，新闻都是有着一定的宣传目的的，它既要反映社会舆论，又能影响、疏导社会舆论。宣传作为一种大众传播行为，要让受传者信其“理”，接受其说服，便得借助各种“传的材料”来进行，以达到左右舆论之效果。新闻作为一种“传的材料”，自然成了宣传所借用的工具。而舆论在传播媒介中，主要借助新闻和宣传发挥其力量；同时，对于新闻和宣传的力量的评价又都是以舆论为中心来加以考察的。新闻、宣传、舆论三者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现象，给予新闻工作者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在新闻传播中既要十分注意尊重新闻的自身规律，又要注意掌握宣传的规律和艺术，还得注意对舆论的考察和反馈，从而提高新闻传播的水平，更好地发挥新闻传播的总体效果。何微（武汉大学教授）、马戎（暨南大学副教授）、沈俊法（江西大学新闻理论教研室主任）等同志在发言中说，多年来，我们的新闻工作由于没能正确处理好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存在着较严重的片面性，尤其是把新闻和宣传混同一体，无视新闻传播信息的功能，因而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对于新闻的简单的功利主义态度，不能自觉地掌握和运用新闻自身的规律，结果两败俱伤，新闻不吸引人，没人看，当然也不能有效地利用新闻达到宣传之目的。

研究新闻宣传的规律，是新闻理论学中一个既老又新的课题

新闻与宣传、舆论的有机联系，构成了有其独特功能的“新闻宣传”——既给予受众以“新知”，又从中进行“思想观点上的说服”。研究新闻宣传的规律，作为理论新闻学中的一个既老又新的课题，引起了与会者的关注。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外新闻事业都早已各有其新闻宣传的实践，而理论上却众说纷纭；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过去的新闻宣传观念同今天的社会实践已经很不相适应，必须更新。一些同志认为，西方新闻界一边将“宣传”视为“吹牛”的同义语，一边却在其新闻实践中进行大量的宣传工作。这种表里不一的现象，起因于资产阶级政治上的堕落，资本主义社会无政府状态的商业广告战，以及大众传播媒介之被政客和财团所收买、控制。我们社会主义新闻工作者不必厌弃宣传，只能厌恶拙劣的宣传。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进行调查研究，按照事物本来面目反映事实真相，“讲真事、讲真话、讲真理”是无产阶级政党及其宣传区别于其他政党及其宣传的标志之一，也是我们新闻宣传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林枫（新华社新闻所新闻理论研究室主任、中国新闻学院教授）、葛迟胤（复旦大学副教授）、卢纯田（首都新闻学会理论组负责人、解放军报评论员）等同志在发言中指出，长期以来，我们的新闻宣传基本上是一种单向的由上而下的借新闻报道进行指导性宣传的行为模式。这种新闻宣传在封闭型社会，是人民群众所需的。然而今天，在改革、开放，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它已经远远不能适应社会需要了，应该改善我们的新闻宣传。而要改善新闻宣传，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改变“政论型报纸”时代的旧概念，代之以“服务型报纸”的新观念。

在具体做法上，如何改善新闻宣传，更好地为受众服务，与会者进行了热烈的争论。有些同志认为，当务之急是新闻报道应当全盘信息化，不断扩大信息量。对此，陆灏（上海市记协副主席、武汉大学兼职教授）、马戎等同志持不同看法。陆灏认为新闻媒介的三大作用（即上对下的指导作用，下对上的监督作用，交流信息的传播作用）不可偏废。改善新闻宣传的关键在于冲破旧的办报模式的束缚，充分发挥新闻自身固有的功能。当前新闻宣传的症结表现在指导作用不够有力，监督作用更显薄弱，而信息传播作用的问题出在质量不高，不在于数量不足。马戎也认为，信息新闻毕竟属于浅层性报道，而报纸属于综合性传播媒介（少数专业性信息型报纸例外），光有信息新闻是不够的。尤其在当今“信息社会”里，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手段是多方面的，因此，深层报道对于信息新闻更显其珍贵；加之，报纸以文字表达为主，文字表达具有适宜于深刻揭示事理的优势，应该扬其所长，发挥深层性新闻宣传的独特功能。我们的新闻宣传不妨借鉴西方报业的经验，向“解说型”报道发展，“解说”就是服务，而不是灌输。我们的新闻宣传应以信息交流为依托，实行思想交流式的双向横向舆论宣传。

新闻事业的特性及其社会功能，是新闻理论学亟待研究解决的问题

新闻事业的特性及其社会功能，作为新闻学学术分歧的根子，至今仍然是新闻理论学亟待研究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探讨清楚了，其他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与会同志还从新闻事业的产生和发展，研讨了新闻事业的基本属性和特性。甘惜分（人民大学教授）、陈韵昭（珠海应用传播学研究所所长、副教授）、桑义燐（武汉大学副教授）等同志认为，人类的新闻活动在原始社会就有了，但新闻事业是近代社会的产物，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而产生的。新闻事业同古代的新闻活动相比较，有着质的差别和不同属性。古代新闻活动是个人之间的自发性的定向新闻传递；新闻事业是一个群体，一种机构，是经济基础的反映，是上层建筑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新闻事业的新闻传播是群体性的、有目的、有组织的活动。因此，新闻事业是专门传播新闻信息，公开提供信息服务的职业社会机构。这是新闻事业的基本属性之一。与此同时，新闻事业作为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物，总是为阶级、政党和社会集团所掌握，所以，新闻事业又总是带有阶级和政党的倾向性的。在阶级对抗的社会里，阶级倾向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新闻传播中来；同时，各阶级、各政党和各种社会集团都要利用公众的信息需求，借助于提供信息服务，达到其宣传目的。这就使新闻信息传播活动和社会宣传活动熔铸一炉，形成新闻事业。实质上新闻事业是借助于新闻信息传播进行舆论宣传的社会机关，这便是新闻事业的第二个基本属性。新闻事业对受众来说，主要目的是获取新闻信息，受众追求的是信息值、信息量；而对新闻事业来说，根本目的是为了舆论宣传，所追求的是宣传效益。新闻事业的这两个基本属性，决定了新闻事业的特性是处理和传播新闻信息的舆论机关。有的同志在发言中说，新闻事业无论何时都是新闻传播机构，提供新闻信息服务是它的立身之本；无论何时，新闻传播都携带新闻机构的主观倾向，起着舆论宣传的作用；无论何时，新闻事业总是一定社会集团的舆论工具，或曰“喉舌”，在阶级社会里，它是阶级、政党、社会集团的舆论工具，在阶级消亡之后，它是先进舆论的喉舌，真理的喉舌，推动社会进步的舆论工具。（1986年11月）

我国新闻写作学研究现状的反思

20世纪20年代，伴随着中国现代新闻事业的昌盛和新闻教育的出现，作为专门研究新闻写作活动的现象和规律的新闻写作学应运而生。60余年来，我国新闻界的志士仁人为了使新闻写作学这门学科能登上博大的科学宫殿，前赴后继，作了十分艰苦的不懈的努力。尤其是近几年，城乡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信息革命的不断扩大和深入，新闻事业呈现出一派前所未有的勃勃生机，新闻改革的热浪波及各种各样的新闻传播媒介，新闻写作学的研究也因此愈发引起人们的关注和热心。一大批新闻写作的研究文章、论文、专著和教材，以及有关新闻写作的研究刊物等，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

然而，在这一历史表象的背后，令人遗憾的是，“新闻写作学是一门科学”这一合乎“情理”的论断，却一直没能得到学术理论界和全社会的广泛认可；“新闻写作有术无学”这一陈旧的观念，在社会上乃至新闻界内部，至今还占据着相当的市场。个中原因，除了人们固有的偏见外，笔者认为关键还在于新闻写作学研究的自身。

一、务实有余而务虚不足，新闻写作学研究缺少理论的深沉和郑重

美国著名科学史家托马思·S·库恩（Thomas.S.Kuhn）在阐述科学革命的理论时曾指出：一个学科的成熟，一般说来都要经历一个叫做“前科学”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学科的研究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知识材料，但是，这些知识材料还没有得到系统的、本质规律的概括和[1]抽象，学科的存在还没有取得完整的、科学的理论形态。

我国新闻写作学的研究现状正是如此。尽管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不乏颇有独到见地的突破性的佳作，但就总体而言，一个高层次的科学理论体系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整个新闻写作学还处于“前科学”的状态。

纵观浩繁的新闻写作学研究文章、论文，多是从微观上探讨新闻作品的写作手法、技巧，而缺少从宏观高度系统地审视新闻作品的写作现象；经验性的描述居多，理论性的概括较少，务实有余而务虚欠缺。众多的新闻写作学教材、专著，也是着重于新闻文体知识及新闻写作的技法、章法等表面层次的汇集、整理；而较少致力于新闻写作的系统分析，缺乏对新闻写作的思维、心理、审美意识、语言机制、最优化处理等深层结构的探索和概括，同样缺少理论的深沉和郑重。为数不少的新闻写作研究刊物，也由于理论色彩的不足，还称不上是名副其实的学术理论刊物。恩格斯说过：“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2]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由于理论研究的力度和深度不够，致使我国新闻写作学时至今日仍然在“前科学”阶段徘徊。这种状况是新闻写作学被轻视、被否认的一个重要原因。

理论来自实践，又要高于实践。新闻写作学的研究不是新闻写作实践的简单归纳或总结，而是对新闻写作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升华。新闻写作理论不必亦步亦趋于新闻写作实践，而应具有自己的一定的独立性和“超前性”。新闻写作学的研究应该超越新闻写作现象的一般叙述，进行其内在的本质的探索，从而揭示其普遍规律。只有这样，新闻写作理论才能真正发挥其“超前作用”、“反馈作用”，更好地指导新闻写作实践。

前个时期，在我国民族文化研究中，有一股“寻根”的巨大潮流。这种民族文化发生学和胚胎学的研究，着力于民族性格、民族意识、民族文化心理结构最深、最隐层次的探寻和发现，尽力挖掘其最深藏、最潜在的光明与黑暗，因而具有深沉的历史感、鲜活的时代性和巨大的认识价值。对一门学科来说，学科的总体结构和基本理论便是它的“根”。新闻写作学要从“前科学”的状态中走出来，早日步入科学的宫殿，就应该从民族文化的“寻根”潮流中获得启示，努力寻找本学科的“根”。即：运用现代的、科学的方法，从哲学的、规律的高度，对已经积累起来的大量知识材料，进行理论的概括和总结，加强对新闻写作主体的心理、思维、审美意识、语言机制和最优化处理等深层结构的研究，开展对新闻写作学科的心理学、思维科学、美学、语言学和系统工程学的综合改造与更新，从而把新闻写作学建设成一门对新闻写作实践具有深刻影响和指导作用的郑重的科学。在眼前，加强对新闻写作活动实践的研究的同时，注重科学的理论建设，是新闻写作学研究中最重要的工作，是一切从事新闻写作学研究者的神圣职责。[1]参见托马思·S·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2年版。[2]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67页。

二、以作品为思维中心，束缚了新闻写作学研究思维空间的拓宽

长期以来，我国新闻写作学研究的思维模式，一直是以新闻作品为中心，研究的内容不外是作品的构成，作品的文章体制，作品的审美要求，作品的鉴赏与批评等等。研究的着眼点是新闻作品，起点和落脚点还是新闻作品。这种以作品为思维中心的研究方法，当然不能说绝对不行，有的据此还研究出令人瞩目的成果。然而，这种单向的思维，是把认识主体集中在认识客体——新闻作品上进行思考，因受传统的封闭性思维模式的制约，往往容易忽视认识主体在新闻写作过程中的作用，忽视认识主体能力的培养和开发。众所周知，新闻写作是一种技能，不仅不能把它单纯地视作知识，而且应该以思维、认识作为它的基础。单一地从新闻作品的角度研究新闻写作，实际上便把新闻写作当成了一种“纯知识”。因此，从新闻作品这一传统的角度和思维方法研究新闻写作学，不能说是一种最佳的角度和方法。

当前，现代科学已由分化逐步走向重新组合的时期，学科间的相互渗透与整体化的趋势日益加剧。新闻写作学的研究必须拓宽自身的思维空间，从单向的、封闭型的思维模式，迅速转向多向的、开放型的思维模式；从而使研究由平面、单线转向主体交叉、纵横渗透，实行引进和创新，这样才能适应现代科学发展的需要。而要做到这一点，笔者认为，新闻写作学的研究方法就应当尽快从长期以来以“作品”为思维中心的状况中解脱出来，代之以以“写”为思维中心。

拓宽新闻写作学研究思维空间，确立以“写”为思维中心，可以强调新闻写作者的主体作用，注意智力和思维的开发，有利于学科纵横渗透。在新闻写作中，写作者是创造主体。一方面，“新闻是新近[2]发生的事实的报道”，但新闻作品绝不是客观事实的“照相式”的翻版。无论什么文体的新闻写作，主体对客体的反映都是积极的、能动的；写作者的思想、认识和情感、情绪，必定影响和规定着他对客观事实的反映，中外古今的新闻写作实践概莫能外。另一方面，新闻写作是写作者各种知识和能力的综合运用。这种运用有一个信息的输入和积累的问题，也有一个“临场发挥”的问题。这些都和写作者的智慧、气质、思维以及阅历、见闻、体验等密切相关。主体的作用，在新闻写作学研究中是应该深入探讨而不可等闲视之的一个重要内容。以“写”为思维中心，便规范了新闻写作学的研究对象，不仅是静态的新闻作品，更主要的是动态的新闻写作主体，是写作主体的心理、思维、审美意识和语言发生、转换、物化机制；新闻写作学的研究方法，不是囿于“作品”本身的微观研究，就文论文，而是哲学思辨的、心理内省的、具体实验的等诸方法的综合统一；新闻写作学的理论基础不是一个封闭系统的单学科的自我探讨，而是心理学、思维科学、美学、语言学等学科在新闻写作层次上的综合统一。

新闻写作学研究思维空间的拓宽，由以“写”为思维中心代替以“作品”为思维中心，还有利于重新组织本学科已有的成果，积极接纳和引进对发展本学科有用的观点、信息，从而更新各种陈旧的观念，创建新的科学理论体系。比如，以“写”为思维中心，就得对新闻写作现象进行系统的综合考察，这需要引进信息论的观点研究新闻写作，把新闻写作过程当作一个信息变换系统，从信息的传递中对其探讨，以掌握新闻写作过程的整体性特点和性能知识。从信息论的角度看，新闻作品是写作的产品，是信息的载体，它的信息就是它所传递的可供受众参考的事实和理论。这种信息并非纯然的客观的存在，而是依赖于写作者对它所用符号体系的掌握。由此，新闻写作便从新闻作品的一般效应（诸如文章、材料、结构、语言、技巧等），转移到“信息”的摄取、加工和传递。新闻作品便不再是通常观念中的实体，不是“硬件”，而是“软件包”、“信息库”、“信息载体”。这个新闻写作与新闻作品的观念的更新，便是它区别于当前流行的新闻写作学的根本点之一。这种新闻写作学的研究，是从自然和社会信息的联系中，从客观符号与主观掌握中来把握新闻写作的全过程，具有边缘性和综合性的特点；它把思维科学、技术科学、数学和社会科学结合起来，从而大大丰富了新闻写作学研究的理论宝库。[1]陈晓明：《中国传统思维模式向何处去？》，载《福建论坛》1985年第3期。[2]陆定一：《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载延安《解放日报》1943年9月1日。

三、研究者主体认识结构的缺陷，影响了新闻写作学研究水平提高

在高层次上科学地开展新闻写作学的研究，最根本的是要有一支与之相适应的研究队伍。然而，毋庸讳言，从整体上看，现阶段这一学科的研究者的主体认识水平还不高。这一方面是由于旧的思维模式干扰了对传统的批判和扬弃；另一方面是由于研究者主体认识结构的缺陷，妨碍了新的理论知识的同化。这就使当前我国的新闻写作学研究在不同程度上缺乏内在的自由。

对于当代的新闻写作学研究，需要具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等多学科的广博知识，需要具有宏观的、开放的理论视野，需要具有多向的、立体的思维方式和思维能力。而现有的新闻写作学研究者，大多是长期从事新闻写作实践和新闻写作教育的专业工作者，他们对本专业有着十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深厚扎实的传统理论知识，这是极为珍贵的。但是，面对新闻写作学当前这一现代化、科学化的新情况、新发展，他们现有的知识结构、心理状态、思维方式、思维能力已经明显地感到不相适应了。在自然科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对新闻写作学的渗透，以及各种新观念的冲击面前，众多的新闻写作学研究者在改善自身的认知结构上，便暴露出“先天不足”的弱点。从新闻写作学研究的现状看，不少研究基本上还只是在旧的概念框架上作些修残补缺的工作。有的片面强调存在的合理性，机械地看待传统；有的只是在旧框架中点缀一些新的内容，变换一下理论阐述的方式、角度。这种在旧的概念基本保持不变的前提下的修补，是谈不上整个理论体系的变革的。对科学而言，认识的发展是范畴的内容及其体系的变化；一门学科的成熟，往往是以建立一些新的基本概念，以及这些概念的演绎系统为标志的。当代新闻写作学的研究，最终也必定要形成新的范畴和概念体系。当然，这种对旧的概念和范畴的否定，并不意味着对传统的全盘推翻，只有正确地扬弃传统中不合时宜的东西，在传统的基础上勇于创新、勇于开拓，真正的科学才能确立起来。如果囿于传统，对新观念、新知识自我封闭，那么就无法真正进入科学研究的完美境地。

由此可见，当代新闻写作学研究要获得更大程度上的自由，关键在于改造现有研究队伍的成员构成，提高现有研究队伍的自身素质。现代科学研究提倡“集团军”式的“群体作战”，新闻写作学的研究也应去掉门户之见，敞开大门，吸收有志于此道的其他学科的研究者共同探讨。新闻写作学要走进现代科学之大门，尽快造就一支高质量的“通才式”的学术梯队，乃当务之急。（1986年11月）

新闻写作学研究与系统科学方法的引进

20世纪40年代，“三论”（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被美国数学家维纳、工程师申农和奥地利生物学家贝塔朗菲归纳形成后（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将其统称为系统科学），首先运用于技术领域。然而，几十年后的今天，它早已步出了自然科学的王国，成为一种具有广泛适用性，即不仅适用于认识和改造自然界，而且适用于认识和改造人类社会的科学方法论了。它启迪人们根据客观事物的系统特性去认识和改造世界。社会科学领域里不少学科，由于引进了系统科学方法，学科面貌为之一新，研究成果令人瞠目。

当前，随着社会的改革、开放，新闻事业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新闻改革也开始深入到新闻传播媒介的方方面面。作为专门探讨新闻写作活动的现象及其规律的新闻写作学也由此引起了各方人士的极大关注和热心，成批的颇有见地的新闻写作研究论文、文章、著作破土而出，令人目不暇接。但是，在这喜悦的同时，新闻写作理论的贫困、新闻写作内在规律的认识的肤浅、新闻写作活动现象的思考的不足，以及封闭式思维的惰性等等，已经使得为数不少的新闻写作学研究者感受到了一种沉甸甸的危机感。新闻写作学作为一门现代科学，也因之至今还得不到学术界乃至社会的广泛认可。“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1]一顿”。现代科学发展表明，方法的变革对科学研究有着重要的影响，它往往导致旧的传统观念的更新，新的科学理论的建树。新闻写作学研究要摆脱目前的困境，尽快步入现代科学的宫殿，笔者认为，改革传统的研究方法乃是当务之急，而引进系统科学方法则是一剂良药妙方。

一、系统科学方法与传统新闻写作学研究方法之比较

系统科学方法作为一种崭新的科学方法，较之传统的新闻写作学研究方法有着更大的优越性和科学性。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首先得了解一下系统科学的基本观点。按照系统科学的观点，在考察研究对象时，要把对象作为一个由要素组成的有机整体——系统来对待；作为系统的对象具有不同于组成它的要素的新的属性，整体的功能大于组成它的各部分的功能的总和；而且，要素与系统整体的关系是相对的，可以互相转化，某一系统又是组成更高一层次的系统的要素，是开放的动态系统。

了解系统科学的基本观点，就便于我们对系统科学方法的把握。所谓系统科学方法，就是按照事物的系统属性，把它放在系统的形式中加以考察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始终从整体与部分（要素）之间，整体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关系中，综合地考察对象，从而使研究的问题达到一种最优化的结果。它的主要特征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来理解：一是整体性，把对象当作整体来考察。系统科学方法论认为，世界上各种对象、事件、过程都不是杂乱无章的偶然堆积，而是合乎规律的由要素组成的整体。这一整体的性质和规律，只存在于组成其要素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之中；而其各组成部分孤立的特征和活动的总和，不能反映整体的特征和活动方式。它要求人们从整体与部分的相互依赖、相互结合、相互制约的关系中揭示系统的特征和运动规律。有机整体性是系统科学方法的基本出发点。二是综合性。它有双重含义，一方面它把任何整体（系统）都看成是由这些或那些要素为特定目的而组成的综合体；另一方面，它要求对任何对象的研究，都必须从其构成成分、结构功能、相联方式、历史发展进行综合的系统考察。综合性体现着对整体对象考察的动态要求。三是最优化思想。最优化是系统科学方法所要达到的目的。它的核心是，根据需要和可能为系统定量地确定出最优目标，并运用数学模型手段和相应的处理方法，把整个系统逐层分级，建立不同等级的层次结构，在动态中协调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使部分的功能目标服从整体的最佳目标，以达到整体最佳。概括地说，系统科学方法就是从整体出发，通过结构或模型手段达到最优化。

这里，确立我们对系统科学方法的基本认识，是为了结合新闻写作学研究领域里的一些具体情况，给反思传统的研究方法提供参考。

很显然，和系统科学方法相参照，以往的一些新闻写作学研究方法往往带有一种简单、机械的色彩。在整体观上，它着眼的是一种平面的“整体”，把研究对象看成是机械的、可以随意分割的；它注重于对象的各组成部分的个别研究，以求得一种机械相加的结果。比如，对消息写作技法的论述，便有导语、主体、背景、结尾之分；对通讯写作技法的论述，又有开头、展开、收束、尾声之别。由于这些从“整体”上分割下来的更小部分又都是来自不同的着眼点，所以造成了它们必然要以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方式存在，彼此缺乏有机的联系。这样，在新闻写作技法的“综合”上就导致了两个后果：1）新闻写作技法整体的“综合”结论不可能是对该技法有机特征的把握，而是几部分的内容机械相加；2）任何部分的结论都可能成为该技法的整体结论，从而导致对新闻写作技法总体功能把握上的偏颇，实践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有些人虽然也掌握了一些新闻写作的单项知识，比如怎样开头，怎样结尾，怎样过渡照应，怎样使用修辞手法等等，却仍然写不出好的新闻作品来。个中原因便在于此。事实上，任何一种新闻文体的写作技法，都是一个有“生命”的整体，它的总体功能并不是靠某一部分单独来实现的，而是靠内部诸要素的不同层次的有机融洽来实现，是靠这种融洽所产生的审美机制来实现。如果在研究中将其任意割裂，势必导致它自身特征的丧失。新闻写作学作为一门科学，在整个体系和理论上，还显得比较松散、零乱、肤浅，这并非完全是我们对组成新闻写作学的各个单项问题研究得不够，而主要的是对组成新闻写作学的各个要素之间的联系把握得不全面、不深刻，没能真正揭示其内在的规律。

系统科学方法论有一个核心认识，便是“整体大于部分累加的总和”。它认为部分只是在构成整体的联系中存在，任何孤立的部分都不能说明整体的性质和发展规律。而在已有的新闻写作学研究中，由某一方面或某一部分看问题，从而得出整体结论的现象是很突出的。这同样表现为一种机械性。比如，对新闻写作过程的探讨，总是局限于对新闻作品的立意定体、选材取事、构架谋篇、语言运用、行文特色等表达形式的描述和分析，并由此归纳出新闻写作的基本原理及规律。其实，新闻写作的全过程应该是一个“意化”、“内孕化”、“物化”的精神生产过程。这一过程可以用“客观事物——主体认识——语言表达——新闻作品”这样的程式来表示。其间，认识过程和表达过程是新闻写作中客观存在的两个阶段。认识过程解决新闻写作的内容，即写什么；表达过程则形成新闻写作的物化形式，即怎么写。这两者是相互作用的有机统一体，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和基础，后者是前者的目标与归宿。新闻写作中的认识过程，包含着主体的思维、心理以及经验、文化素养等，有着许多值得探讨的领域。因此，研究新闻写作过程仅仅停留在“表达”上，而把“认识”排除在外，这显然难以得出正确的、全面的结论。此外，新闻写作活动同整个社会活动又是密不可分的。这不仅在于各种新闻文体的写作，既来源于社会生活，又直接或间接地作用于社会生活，作用于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而且人的认识过程也总是和社会生活休戚相关，总是要打上时代、社会的“印记”。这样，站在社会活动的高度研究新闻写作过程，视点更高，视野更开阔，才能准确地洞察和把握这一过程的全貌，也才能真正揭示新闻写作之真谛。

系统科学方法十分强调对系统各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的研究与揭示，它要求我们从单个事物的研究上升到系统的研究，从单向的线性研究上升到纵横交错的立体研究，从结构研究上升到结构与功能的综合研究，从而寻找出事物的多质、多层次、多系统的综合性形态和常识。仅从整体观这一侧面，便可以看出，将系统科学方法引入新闻写作学研究领域，对于帮助我们具体地认识问题，进而作出科学的分析和结论是十分必要的。[1]毛泽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第134页。

二、引进系统科学方法，有助于新闻写作学研究思维空间的拓宽

我国的新闻写作学研究由于创建较晚，自己并无独特的方法论系统，因此受制于传统的思维模式。传统的思维模式，习惯于用直观的方法去表现主观的精神世界，用单向线形因果关系去看待客观事物，用静止、凝固、孤立的眼光去考察新闻写作现象，而对先进的、相关的学科的渗透与新观念的冲击缺乏敏感和接受能力，其结果势必导致对传统的改造和扬弃的妨碍，无法进行真正深入的科学研究。这突出表现在，多年来我们对新闻写作学研究的思维模式一直集中在新闻作品上。这种以作品为思维中心的研究方法，一方面不符合科学的本意，“文章必由意思和文字两个元素融合而成，减少不得，更换不得”[1]。这个融合的过程，便是写作的过程。作品是有形的，而写作是无形的。新闻写作和新闻作品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后者指的是一种“成品”，前者指的则是一种“行为”，也就是“成品”的制作过程。研究后者是文章学（或者“作品学”）的事，研究前者才是新闻写作学。把研究的思维中心囿于新闻作品，新闻写作学岂不越俎代庖？另一方面，这种单向思维，把认识主体集中在认识客体上进行思考，重视客体而不重视主体，把客体的作用看得比主体还重，势必陷入事实决定论的泥潭。这样的研究方法，忽视认识主体在新闻写作过程中的作用，忽视认识主体能力的培养与开发，也就难以探索新闻写作的内在“奥秘”。

引进系统科学方法研究新闻写作学，便可以打破以“作品”为中心的传统思维模式，代之以以“写”为思维中心，这样，学科的研究便更具科学性。从系统科学方法论的观点看，新闻写作是信息输入、加工和传递的系统过程。它包括采集、运思、行文、修定四个环节。如果把自然客体（现实的社会生活）当作信息源，采集是有目的地主动输入信息，运思是通过写作者的大脑对信息进行整理、加工、剔留、组合，行文是运用元素符号（语言文字）将信息做合乎逻辑的编码、储存，修定是把写作者当成一个自控系统而进行的信息反馈。这个自控系统储存的信息不可能全部进入写作者的意识层而被充分利用，已经编码的信息由于整理、加工时的失误尚需调整。这时，写作者的位置已经转移到读者（听众）方面，成为信息的接收对象。他是以读者的眼光，对初稿进行挑剔和苛求的。当然，修定时的反馈信息也可能来自写作表述的对象和与写作者发生关系的接收对象。很显然，在信息传输的系统过程中，就能较好地解决“写什么”（含“为什么写”）和“怎么写”的问题。“写”被放到了突出的重要位置。不考虑“写”，输入的信息就没有价值；不考虑“写”，运思、行文、修定也就无法进行。这种研究方法的着眼点是“写”，起点和落脚点也是“写”。新闻写作学的研究任务和目的，也就能得以实现。

引进系统科学方法研究新闻写作学，还有利于改变研究者的思维模式，变单向思维为双向思维，进而开发新闻写作主体的功能，把握新闻写作的内在规律。按照系统科学的观点，新闻作品是现实的社会生活（材料）同写作者自我意识相结合而形成的有机整体，具有大于材料又大于自我的能量和质量。在新闻作品的形成过程中，材料同写作者自我（不光是观点，还有感受、情感、审美情趣等）相互限制、相互选择，以达到相互契合。两者一经契合，其他的东西（生活的和自我的）便被舍弃了，新闻作品便显得精炼，富有魅力，甚至天衣无缝了。在新闻写作中，写作者是创造主体。其对新闻事实的认识、把握和反映、再现，绝不是被动的“照相”或复制，而是能动的、积极的精神“创造”。正像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发展进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一样，新闻写作过程中，写作者的创造智能和综合文化素质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一点，已见前述。无论是理论建设的需要或采写实践的要求，新闻写作主体的作用，在新闻写作学研究中都是应该深入探讨而不可等闲视之的一个重要内容。运用系统科学方法，通过双向思维的模式，不仅着眼于静态的写作客体的研究，而且致力于动态的写作主体的探讨，致力于新闻写作主体的素养、能力、思维方式、智能结构等等方面的探讨，新闻写作学的研究便进入了深层。

对科学而言，认识的发展是范畴的内容及其体系的变化。一门学科的成熟，往往是以建立一些新的基本概念，以及这些概念的演绎系统为标志的。以往的新闻写作学研究，由于受传统的思维模式的束缚，囿于一些过时的、不适时宜的旧观念，而对新观念、新东西自我封闭，这样势必无法真正进入科学研究的境地。系统科学方法论关于事物是多要素、多层次组合而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系统的观念，可以帮助我们在研究新闻写作现象时，采取多维视野，而不胶着于一点上作观察分析。这样，就有利于对旧的新闻写作观念的更新和升华。根据系统科学方法，从新闻写作的定义，直到新闻写作同社会生活的关系，新闻作品的形成过程，新闻作品的社会功能，以及新闻写作的内容与形式、观点与材料、语言与文风、文体与表达，乃至新闻写作的社会效果的反馈等，都应重新加以审视和思考，以求获得新的论断和界说。比如，新闻写作中观点与材料的关系，传统说法是统帅与被统帅的关系。其实，这种说法是不全面、不严密的。用系统科学方法来考察，就可以发现，在新闻写作的不同阶段和不同层次上，观点与材料处于不同的地位，它们的关系表现为不同的形态，有时是材料起决定作用，有时是观点起决定作用。正是这种互相交错与适应的情况，才有可能使观点与材料达到有机的结合与完善的统一。

当前，新闻写作学的研究正处于现代科学由分化逐步走向重新组合的时期，学科间的相互渗透与整体化的趋势日益加剧。传统的新闻写作理论的纵向链条体系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科学发展和新闻写作学科的自身发展的需要。运用系统科学方法，有助于拓宽研究者的思维空间，实行引进与创新，从而促进新闻写作理论的横向的网络发展，建立起新的学科体系。根据系统科学的观点和方法，能够把一门学科的认识客体分解成各学科研究的多种对象，不同学科的认识客体又可以互相结合、重叠。通过研究事物的普遍联系，把一些学科横向地贯通起来，彼此交错，相互联系，形成一个多层次、多结构的网络。新闻写作所需要的多种智能，涉及思维科学、语言学、修辞学、心理学、美学等几门学科；在它们的交叉中，可以生长、分化出一些新的边缘学科。而新闻写作理论更需要将上述一些与培养写作能力相关的学科的理论知识和研究方法综合起来，进行系统研究。比如，思维科学被认为是一种基础科学，它与认识有关，也与表达有关，渗透在新闻写作的各个环节。新闻写作不仅需要抽象思维、形象思维等思维形式，还需要用创造性思维模式帮助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等各种思维形式的高效率运用。如果把新闻写作学与思维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加以综合，不仅能帮助写作者以创造性思维开拓写作视野，又通过写作培养创造性思维，使其思维发生变化，而且有利于一个崭新的新闻写作学理论体系的确立。引进系统科学方法，新闻写作学研究便由平面、单线转向立体交叉，纵横渗透，整个学科势必出现令人吃惊的变化。[1]《陈望道文集》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63页。

三、引进系统科学方法，有助于强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新闻写作学研究的指导

系统科学方法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理论和方法构成怎样的关系呢？这既是一个哲学所面临的一般理论问题，同时又是新闻写作学研究领域引进系统科学方法所要遇到的一个实际问题。

有人以为，新闻写作学研究引进系统科学方法，势必削弱甚至取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这实际上是一种误解。系统科学方法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处于不同层次的方法论体系。系统科学方法只是一种科学研究方法，而不是一种哲学方法，还没有获取哲学的普遍意义。科学研究的方法很多，如果按照它们概括的程度和运用范围，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专门科学方法，即各门科学中所运用的具体方法和技术。例如，历史学研究中的考证法，化学研究中的滴定法等等，都是一些个别学科研究中的特殊方法。二是一般科学方法，即普遍适用于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领域，以及对两者都适用的研究方法。例如，实验的方法、观察的方法普遍适用于自然科学各学科，而调查的方法则是社会科学中普遍采用的方法。还有一种概括程度较高，适用范围更广的科学方法，它们具有跨学科性质，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都普遍适用。如数学方法、逻辑方法，以及本文所论述的系统科学方法，都是属于一般科学方法。三是哲学方法，这是适用于一切科学研究的最普遍的方法论的原则。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就是一种适用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类思维的哲学方法。它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是指导人们进行科学研究和社会实践活动的唯一正确的思想。它比一般科学方法的概括程度更高，从而指导一般科学方法论的研究，为一般科学方法规定了必须遵循的普遍原则。因此，哲学与具体科学方法联系中的系统科学方法，自然应该属于第二层次的地位，具有一般科学方法论的功能，但又不是普遍本质的方法论，更不是世界观。系统科学方法所阐述的事物的联系，不同于唯物辩证法所说的事物的普遍联系，它所揭示的仅是客观世界种种联系中的某一部分的联系，它比唯物辩证法的普遍联系在外延上要窄。系统科学方法充分体现着辩证法思想，但并没有超越辩证法，或者与其并驾齐驱。在方法论的意义上，它只是作为哲学的普遍方法论和具体科学方法论之间的中介环节而存在。因此，在新闻写作学研究领域里引进系统科学方法，丝毫不意味着削弱甚至取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相反，将它作为一个中介环节，用来帮助我们对新闻写作学研究领域内的一些特殊问题进行系统分析，其结果会帮助我们进一步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而且也会进一步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具有的普遍真理性。

过去，在新闻写作学研究中，虽然也十分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然而对许多问题仍然得不到圆满的解决。这除了人们的认识需要有一个过程外，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机械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犯了以普遍原理代替具体研究的错误，造成简单化和片面性。现在，运用系统科学方法来重新认识一些问题，对克服这种错误是有意义的。比如，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是能动的反映论，应用于新闻写作还应该是审美的反映论。可是，在以往的新闻写作理论中，却常常忽视其能动性和审美要求。强调的是新闻作品反映了什么，却不很注意怎样反映的问题；重视的是新闻作品的认识作用，却忽视其审美功能。在片面宣扬新闻的本质在于“再现客观事实（社会生活）”的影响下，一些新闻写作的研究者和实践者便误认为，只要有了生活（事实）便有了新闻；而不懂得，生活实践（客观事实）只是新闻写作实践的前提，仅仅为新闻写作过程提供了出发的基点。由生活（事实）到新闻之间，还需要经历一个巨大的飞跃。在这里，审美主体的能动作用，审美主体对于客体（生活中的审美现象）的把握、摄取、改造以至铸合成新的意象，将对新闻作品的形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可以毫不夸大地说，这个环节正是打开新闻写作“奥秘”的大门。这其中交织着感受与创造、想象与思维、天才与灵感、意识与无意识、表现与再现等一系列复杂的矛盾因子。新闻的本质不仅在于“再现”客观事实，且在于“表现”客观事实。而这一点恰恰是我们过去新闻写作理论上的空白地区。引进系统科学方法研究新闻写作学，就能帮助我们重新审视新闻与生活（事实）之间的关系，从而避免形而上学，更深入、更具体地贯彻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

将系统科学方法应用于新闻写作学研究，不是趋时骛奇，而是新闻写作学研究对象的构成特性和新闻写作学研究进展的必然结果。但由于系统科学方法不具备哲学方法论的那种普遍意义，因此，就势必产生向新闻写作学研究领域引进的艰巨性。早在30年前，信息论的创始人申农就曾发出忠告：“信息论的基本结果都是针对某些非常特殊的方向，它们未必切合像心理学、经济学以及其他一些社会科学这类领域。……我个人相信，对于上述那些领域，信息论的某些概念是有用的（实际上有些结果已经是十分有希望的），但这些应用的建立绝不可能是简单地生搬硬套所能奏效，而应当是一个不断研究、不断[1]实验的过程。”尽管后来以至今日，包括信息论在内的整个系统科学方法广泛应用的结果，使得“曾被申农在他的贡献中所审慎排除了[2]的东西，现在又被包含进来了”。但是，申农的这一忠告，对于正面临着引进系统科学方法的新闻写作学研究来说，仍是意味深长的。它提醒我们，必须谨慎地对待这些新方法，尤其不要将其作为普遍的哲学理论来对待，任意拔高它在认识论当中的地位，或者简单、机械地套用它的定义和术语；而必须从新闻写作学的本质特征出发，使这一科学方法具体化。否则，必然导致引进的失败。

列宁指出：“从自然科学奔向社会科学的强大潮流，不仅在配第时代存在，在马克思时代也是存在的。在20世纪，这个潮流也同样[3]强大，甚至可以说更加强大了。”新闻写作学是一门科学，是一门正在发展着的、富有生命力的科学。当前，引进系统科学方法研究新闻写作学虽然才刚刚起步，但这毕竟是新闻写作学科走向现代化、科学化的重要标志。这个“潮流”是不可遏止的。只要我们认真地、不带偏见地运用系统科学方法，就一定能在新闻写作的沃野上采撷到迷人的果实。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笔者认为，系统科学方法的引进，乃是新闻写作学研究跃进的契机。在新闻界同仁的共同努力下，处于“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的新闻写作学研究，前景一定是无比光辉灿烂的。（1986年12月）[1]转引自《计算机应用与应用数学》1976年第5期，第75页。[2]引自《自然辩证法通讯》1981年第2期，第35页。[3]引自《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89页。

新闻写作学基础理论建设的思考

近几年，以新闻改革的展开、深化作依托，我国新闻写作学的理论研究有了较长足的进步。这不仅表现在付梓的成果（学术论文、教材、专著等）累累，而且还呈现于研究方法、角度和途径的多样化与创新性上。其间有代表性的要推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闻写作学》（张惠仁著）一书。其主要特点在于突破了新闻写作知识的一般告知，努力寻求传统与现实、历史与逻辑的统一，继承与创新的结合，新闻学与边缘学科的交融，从而使整个学科的研究面貌焕然一新。应该说，它较之以往的新闻写作教科书要高出一筹。然而，尽管有这些难能可贵的突破，但就总体而言，新闻写作学科的发展还没有达到令人十分满意的地步。究其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新闻写作学基础理论建设的忽视或偏颇则是关键所在。

新闻写作学的基础理论，是新闻写作学科的总体性和根本性的理论构建。它不仅对于新闻写作的实践活动具有指导性的理论职责，而且对于不同门类的新闻文体写作理论的构建也具有明显的指导作用。因此，切实加强新闻写作学基础理论建设，在促进新闻写作学科的发展上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一

建设新闻写作学的基础理论，首先必须确定其先进的、科学的哲学基础。

本来，在上个世纪人类的思维已经进入把辩证法透彻到一切学科中去的历史阶段。辩证法的自觉运用，使得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只在一个很低的层次上、很狭小的范围内才有价值。当时，黑格尔率先提出了“正、反、合”的辩证思维模式，在其体系中，一系列的范畴都以正、反、合的范式构成了有序层次。继而，马克思扬弃了这种正、反、合的有序层次中的唯心主义的实质，把它放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并在《资本论》一书中，以成套的正、反、合的有序范畴显示了辉煌的、严密的宏观系统和微观的精致的层次。自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我国一些卓有成就的学者往往运用辩证思维的方法分析矛盾（正、反）、分析转化（合）和分析条件。正是这种哲学基础，特别是方法论的更新，使我国在短短的60多年里，创建了一系列现代意义上的学科。

然而，使人感到惊讶的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现的一些新闻写作学研究文章和著作，却仍然盲目地把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作为自己方法论的基础。这突出表现在一种单维、单向的线性因果关系充斥于新闻写作学科的基础知识之中。比如，关于新闻作品的主题的论述，总是再三强调主题的客观性，主题来自生活；写出了好的新闻作品，便是由于写作者深入了生活，否则，就是没能深入生活。这表面上似乎符合唯物主义哲学，但在根本上却是机械唯物论。在新闻采写实践中，不同的记者同样深入生活，面对同一新闻事件，有的写出了令人拍案叫绝的好报道；有的却写不出来，或者写出来的也只是“过眼烟云”式的报道。这样的事例还少吗？事实上，新闻写作是一项复杂的精神劳动。新闻作品中主题的形成、深化，既不是写作主体脱离客观生活的纯主观想象的产物，但也不是与主体毫无关系的纯客观存在物，而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有机统一的结晶。高尔基在谈到文学写作时曾说过：“主题是从作者经验中产生、由生活暗示给他的一种思想，可是它聚集在他的印象里还未形成，当它要求用形象来体现时，[1]它会在作者心中唤起一种欲望——赋予它一个形式。”在这里，高尔基不光指出了主题与写作客体，即客观现实生活的关系；更强调了主题与写作主体，主要是写作主体的思维活动的关系，即强调了对主题的表现是写作者思维活动的基本动因，同时也是它的主要指向。文学写作是如此，新闻写作何尝不是如此？哪一篇新闻报道的诞生不经过新闻写作者的头脑“加工”？人脑的思维活动有它自身的规律，有它的自身的内在矛盾。按思维科学来说，思维内部的基本矛盾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矛盾，亦即同与异的矛盾。对于一篇新闻报道来说，则是特殊的具体素材与超越特殊素材的人生体验的矛盾。这就是在同样的新闻事实面前，不同的记者会写出不同的新闻报道的原因。此外，新闻作品中主题的形成与深化，不仅是个思维活动问题，还有个表达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主题又是一个明晰的起点和终点意识，是思路的一贯与变幻问题，是素材与素材、素材与思绪之间的承接和引申的问题，是思维与素材的单纯和丰富问题，是思维的递进与素材的多方位问题等等。遗憾的是我们的新闻写作学不去研究思维与表达的内部结构，却反反复复地说明思维与原料的关系，便未免本末倒置了。这就是因为我们还没有自觉地、一贯地把客观（正）与主观（反），以及新闻作品（合）作为分析的中心，从而也就难以形成现代科学意义的主题范畴。

大凡学科都是由一系列基本范畴和基本原理组成的有机体系。就目前的研究状况而言，新闻写作学科的主题范畴之所以未能确立，还由于我们还未曾为它确立一个对立面，有正而无反，因而不能合，不能统一为一个有内在活力的结构。正因为这样，新闻写作学的主题范畴还处在草创阶段，显得非常贫困。范畴不能成对，因而也就谈不上像《资本论》那样，在一对范畴的矛盾对立中引申出另一对新范畴，使范畴与范畴之间形成一个严密的有内在自给性的逻辑系统。而正是在这个逻辑系统的有序层次中，才能显示出历史发展的进程，达到逻辑的与历史的统一。

从科学学的角度来说，任何一门学科要成为一门科学，要上升到科学的完备形态，就必须在基本范畴上形成一种共同遵守的规范。否则，概念的内涵、外延都不能统一，科学就不能通过基本范畴积累研究的成果；学科自身也就难以走向成熟。当前，我国新闻写作学所使用的基本范畴还处于不稳定状态，有时则严重到带有很明显的即兴性和随意性。此外，好些概念笼统模糊，有着很大的意会性；道理表述多作一般性的告知评价，缺少严密的逻辑推理与论证，道其然而不道其所以然。这就造成了新闻写作实践中大量的感性经验不能顺利地积累、沉淀，迅速地增殖，不能从经验层次向理论层次升华。因而，新闻写作学科中那些最有实用价值的部分长期在经验层次上徘徊。理论上的贫困和实践经验的丰富之间的不平衡，使得新闻写作学在理性上不能充分地自主，表现出了一种十足的“惰性”。它不得不向邻近学科借用理论，甚至从基本范畴借起。例如，主题就是从文艺学中借来的。可是，如今文艺学中主题的概念已经发展了，文艺学中最敏感的分支已经提出了主题的确定性与生活的不确定性之间的矛盾，因而有复调主题、多维主题等说法。但新闻写作学中主题这一范畴却并不具备这样的开放性；至今，作为一个范畴仍然自我封闭，不能吸取新鲜经验以发展自身的内涵。这样，新闻写作学中的主题范畴自然与新闻写作的实践不相适应了。

要改变新闻写作学的这种落后态势，当务之急是把学科基础理论的哲学基础，尤其是方法论的基础真正建立在辩证思维上，从而迅速形成一套科学的、统一的基本范畴、基本概念，以构建一种高层次的、能对实践真正起到指导作用的科学理论体系。[1]高尔基：《文学论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96页。二

建设新闻写作学的基础理论，必须探索、揭示新闻写作活动的内在的基本规律。

任何客观现象的产生、发展都有着其内在的基本规律。新闻写作活动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当然也不例外。规律所在，学术所托。正确地揭示新闻写作规律，是新闻写作基础理论的重要任务。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已有的为数不少的新闻写作学研究文章或著作，要么无视其规律的存在，认为“文无定法”，新闻写作无一定规律可言，就是有，也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要么由于研究者的思维模式囿于以新闻作品为中心，凭着微观的直觉体验和零星感发，误把新闻写作的一些外部特征，诸如要实、要新、要快、要活等等当作其内在的规律。对新闻写作规律的认识肤浅或偏颇，势必影响整个学科基础理论研究的科学价值和实用价值，从而也难以更好地指导新闻写作实践活动。[1]

列宁说：“规律是现象中巩固的东西。”探讨新闻写作的规律，便应当透过新闻写作活动这一现象的表层，进而揭示其内部的、贯穿于现象全过程的“巩固的东西”。新闻写作活动内部“巩固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一）从唯物主义反映论的角度看，“新闻的本源乃是物质的东西，乃是事实，就是人类在与自然斗争中和在社会斗争中所发生的事

[2]实”。作为报道事实的新闻作品是客观存在的事物的反映，没有客观事物自然也就无所谓新闻作品这一反映。所以，新闻写作活动总是把客观事物视作写作的对象。但是，新闻作品绝不是客观事物的镜像式的反映。在新闻写作的过程中，客观事物并不像物质生产中的自然材料那样可以直接进行加工，而必须通过人的感知，转化为概念、表象等，进入人的意识系统才有可能进行精神生产的劳作。由“物”（客观事物）经过人的感知，在人脑中转化为“意”的过程，亦即意化过程，便是新闻写作活动中普遍存在的一个“巩固的东西”——由客体向主体转化。

根据心理学的观点，人的知觉是一个能动的过程，其对客体的知觉总是在现有的“心理定势”的基础上发生的。新闻写作活动的意化过程也是如此。当着手进行新闻写作时，记者不是作为一般的人去感知客观对象，而是自觉不自觉地在从事新闻写作活动的主体特有的“心理定势”基础上去观察客体、感知客体、认识客体的。因此，使意化出现与新闻写作活动有关的定向性。同时，在意化中这种被感知的某种客观事物，还能引起主体的一种写作冲动、写作欲望，从而进一步以定向的方式把一切有关“物”加以意化；或者根据表达的需要、表达的动机，对被感知的事物进行定向选择，而后加以意化。这种从“物”到“意”的转化过程，应当是记者的一种主动的意识活动。记者应以全部身心去拥抱世界，有选择地、定向地觉知世界，能动地把客观事物转化为意念、意象，从而萌发出新闻写作的意图和要求。（二）把客观事物加以意化，只是完成了新闻写作活动中由“物”转化为“意”的第一次飞跃。这次飞跃，是客观事物对写作主体的“触发”；同时也是主体从自己的心灵尺度和心理内容出发，对客观事物的过滤、筛选的结果。因此，也可以说，这是主体的一次“发现”。但是，这种“发现”往往具有直觉的性质，写作者只是在客观事物与心灵碰撞而迸射出的“闪光”中，本能地看到未来新闻作品飘忽、隐约的轮廓。而要把这一轮廓稳定下来，清晰起来，写作者便要把有关意化的概念、表象进行创造性构思，孕育成内在意象、形象和雏形建构，成为有生命力的精神“活物”。这也是新闻写作活动中的一次质的飞跃。这第二次飞跃——由无机物向有机生命的转化，亦即内孕化，便是任何文体的新闻写作活动都具有的又一个“巩固的东西”。

新闻写作中的内孕化的完美实现，首先依赖于写作主体对写作对象的“情化”，即把主体的情志灌注到对象之中，使对象成为一个“人化”了的、“感情化”了的“第二自然物”。当然，在“情化”的过程中，要严格遵循新闻写作的真实性原则，决不允许借“情化”以人的意志、情感改变对象的本来面貌；而是把“情”潜入对象的内部，既销声匿迹，又无处不在，情寓托于对象之中。其次，新闻写作中的内孕化，还要十分注意“气”的灌注。宋代学者陈善在谈到文章写作时说过，“文章以气为主，气韵不足，虽有辞藻，非佳作也。”有了这种气韵，文章就“活”起来；反之，只是辞藻的堆砌而已。新闻作品同此道理。因此，新闻写作者在进行作品构思时，关键在于使材料不仅发生“物理”变化，更重要的是赋予其新的“生命”，即发生“生物”的变化。再次，新闻写作的内孕化，还在于作为新闻作品内在建构的有机整体的形成。写作者必须孕育成一个雏形的构架，用内部语言把有关材料按照写作构思定位、幻化，构成有相对完整性的隐形的作品“胎儿”。当然，这一整体化的构建过程，是与写作者的思维活动休戚相关的。写作者要善于运用多种思维、多种方式进行内部组合、融化，并根据表达目的，选择最优化的途径，勾勒出新闻作品内在的“蓝图”。（三）新闻写作活动经过内孕化，孕育成了有生命的新闻作品的内在形态，但它还只是写作者头脑中的隐形的设想。至此，新闻写作活动还远远没有完成。要使这种隐态意识性质的雏形用物质形式固定下来，加以形迹化，使写作活动最后创造的精神产品——新闻作品在世界上诞生，新闻写作活动还得进行一次质的飞跃——由“内在形态”向“外在形态”的转化，亦即“外化”，这是新闻写作活动中再一个普遍存在的“巩固的东西”。

外化的内涵，就是用文字符号把新闻写作者头脑中的构思成果凝聚、化合为新闻作品。在这期间，写作者进入了手脑并用的阶段，将逐步克服其在内孕化时的模糊不定之处、疏漏矛盾之点、不够圆合之节、尚欠条贯之脉；这将是内孕化的继续深化、发展和完善的阶段，是写作者逐渐强化自己对作品内在形态的感受和把握的阶段。经过这一阶段，新闻写作意图才得以最终实现。

外化并不是写作者构思成果的原封不动的实录。写作者的构思要用文字符号表达出来，便要受到新闻写作技巧、语言文字等诸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外化的关键取决于写作者的写作技巧修养和语言文字功夫的高低与工拙。新闻写作者如果缺少这一修养和功夫，新闻写作技能不高，或者词汇掌握得少，不太懂得修辞，也就不可能把构思成果外化成像样的新闻作品。因此，外化在新闻写作活动中是一次十分重要的转化；不会外化，整个新闻写作活动便成了无效劳动。

综上所述，“意化——内孕化——外化”的“三级飞跃”，是新闻写作行为的一个基本模式，也是贯穿于新闻写作活动这一社会现象全过程的一个基本规律，它也揭示了新闻写作这种特殊的精神劳动的本质属性。正确认识和把握这一规律和本质属性，新闻写作中的种种“不解之谜”才能迎刃而解。这自然是新闻写作学基础理论的重要职责。[1]《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59页。[2]陆定一：《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载延安《解放日报》1943年9月1日。三

建设新闻写作学的基础理论，还必须注意其理论特征的概括性与相对性。

新闻写作学基础理论之所以称之为“基础理论”，就必须具有指导各种文体的新闻写作的普遍性理论意义，否则就没有存在的价值。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便要注意其理论特征的概括性。这就是说，新闻写作学的基础理论，应当概括出各种各样的新闻写作实践活动的某些共性特征和各个门类、文体的新闻写作理论的共性理论特性。如果新闻写作学基础理论面对着丰富多彩、形态各异、手法多样的新闻写作实践活动，其观念、观点、定义及阐释等顾此失彼、捉襟见肘或挂一漏万，这样的“基础理论”显然就得不到社会的广泛认可。

纵观当前新闻写作学基础理论的研究成果，应该说它们无疑程度有别地具有一定的理论概括性；但也毋庸讳言，其间不少研究文章和著作在理论概括性上还存在着程度不同的缺憾。比如，谈到新闻写作的原则和要求时，多认为新闻姓“新”，须“事实新”、“时间新”。这对于反映事物的最新变动、以传播事实为主的事件新闻来说，无疑是适用的。但对于不以传播新的事实为其主要特征，而是以提出有现实性、针对性的问题或经验为主旨的非事件性新闻来说，其概括的依据和意义在哪里呢？还有，谈到新闻写作的章法时，又多说要结构有序、逻辑分明、因果相关；但现今不少推崇的“视觉新闻”、“散文式新闻”，其结构却越见淡化和散乱，时空结构在“意识流”中起跌闪烁。这又何以解释呢？再如新闻语言，且不说消息的语言与通讯的语言、报告文学的语言表现迥异，就是消息语言中，时政消息的语言与人物消息的语言也有着很大的差异；然而，在一些新闻写作学的研究文章和著作中，却要硬性规范新闻语言的几条框框，自然也就难以具有相当意义的概括性。诸如此类，不能不是令人思考的疑窦。此外，在一些新闻写作学研究的理论构建中，我们还可以明显地窥见这样的分庭抗礼：有的独尊传统的新闻写作“基础”理论，“拘古不变”；有的则独尊“三论”，“弃古不管”。如此或厚古薄今或厚今薄古，对于新闻写作这种既存历史又有现实，既存传统又有革新的实践活动来说，独尊一体、偏执一方的理论构建的概括性当然也就有了缺陷。如果说新闻写作学的基础理论是对古往今来各种各样的新闻写作实践活动进行科学的分析、归纳，进而寻找出其间普遍性的规律和特征的理论，它的概括性就不能不构建于既尊历史又崇现实、既尊传统又崇革新的进程性与动态性的基石上。正由于这样，新闻写作学基础理论的概括性设置显示出其艰难性。我们只有充分意识到自己的不足，克服浅陋自傲的态度，去掉“门户之见”，才能以兼容并收的豁达去逐渐完善它，才能力图在科学的认识中去正确地把握住它。

新闻写作学基础理论与其他任何学科的基础理论一样，必然要建立在相关实践活动的研究基础之上。换言之，任何理论都是对象化的理论。那么，新闻写作学基础理论的对象实在是太丰富了，大千世界的一切新闻写作活动及其物态成品都是新闻写作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对象和指导对象。这便促使它必然需要极大的理论概括性，同时又决定了这种概括性又不能不是相对而言的，即具有相对性的“品格”。

众所周知，各种门类、文体的新闻写作实践活动，都具有自身的特定的写作原则、要求和特征。这些不同的写作原则、要求和特征，对于不同门类、文体的新闻写作来说，有时存在着非此即彼、水火不容的矛盾。例如，消息讲究朴实、明白、言简意赅，而通讯、报告文学则要“丰富、深刻”，非具“文采”不可；动态新闻重在叙事，而述评新闻则重在明理……诸如此类写作门类、文体的迥异要求，不能不使新闻写作学的基础理论的概括带有相对的意义，而很难面面俱到地顾及到各种新闻写作实践活动的特殊性。而这种特殊性的必然存在，使得新闻写作学基础理论的概括性尽管抽象出了不同新闻写作实践活动的某些共性特征，但它实质上还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概括。与此同时，文律运周，日新其业，新闻写作学基础理论的概括的相对性，还必然受制于新闻写作实践活动的不断发展更新。比如，传统消息写作的结构崇尚“倒金字塔式”，但时下“彩线穿珠”、“移步换形”、“二水分流”、“误会巧合”等散文式的结构却日见兴旺起来。这种变异，在其他门类、文体的新闻写作实践中也随着社会历史的前进、受众审美水准的提高而日趋频繁。再如，近几年问世的“采访札记”、“杂文式通讯”、“深度报道”、“立体报道”等等，这些新文体的出现就给新闻写作基础理论增加了新的研究对象而须作新的理论调整。这都说明，新闻写作实践的不断发展而带来的新的写作现象，使新闻写作学基础理论的概括历史地处于相对性之中，须随历史的发展调整自己的逻辑结构与理论实体。

当我们粗略地考察了新闻写作学基础理论的概括性和相对性之后，就能意识到新闻写作学基础理论的建设，不能不予以兼收并容的开放意识、革新意识和历史态度。我们既要认识到理论概括对新闻写作学基础理论的重大意义，从而努力使新闻写作学基础理论增加概括性而更具有普遍指导价值；同时，又必须意识到这种概括性并非一成不变、面面俱到，而是有着相对性的。认识到这两点，对于我们新闻写作学基础理论的建设是不无裨益的。（1987年2月）

新闻写作信息学初探

近些年来，随着科学领域的扩展及其研究的深入，现代科学出现了高度分化和高度综合的趋势，这是科学发展的

一

新闻写作学作为新闻学科的一支，自然也毫不例外地要发展、改革、更新。近一个时期，一些从事新闻写作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的同志，都从不同的角度，思考、议论传统新闻写作学中存在的问题，发现其不足或不妥之处；同时，也在探索其发展、改革和更新的途径。这是十分令人鼓舞的行动。可以预见到，我国新闻写作在新的历史时期将得以振兴，新闻写作学科也将有一个新的突破。

本文试就引进信息论的观点和方法，创建新闻写作信息学的意义及其内涵作一简要的论述，以作推进新闻写作学发展的引玉之砖。一

20世纪40年代，美国数学家、信息论创始人申农从研究通信理论的角度出发，认为信息是可用来通信的消息或知识。他认为人类借助通信的方式交换信息，目的在于获取新知识，消除认识上的不确定性，改变原来的知识状态。他和另一位科学家维纳认为：“凡是在一[1]种情况下能减少不确定性的任何事物都叫做信息。”语言文字是传播信息的一种主要手段。新闻作品是以语言文字为媒介，传递自然信息和社会信息的物质性载体。用信息论的观点和方法，研究新闻写作的规律及其系统特点的科学，就叫做新闻写作信息学。

今天，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星球上，由于以微电子技术的广泛应用为标志的新技术革命（国外也有人称之为“第三次浪潮”、“第四次工业革命”等）的兴起，人类正在跨入一个以信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空间、海洋等六大群体技术构成的“信息时代”。在这个“信息时代”里，信息已呈几何级数增长，“爆炸”般地涌现；人们离开信息、离开信息的交流已无法生存。在这种情况下，新闻事业作为人们传播、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其信息交流的中枢地位越发显得突出、重要了；新闻写作作为一项加工、处理信息的工作流程，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的联系也必然愈来愈密切了。如果说，新技术革命的“冲击波”将席卷全球各个领域，那么，作为信息时代“潮头产业”的新闻事业及其主要工程——新闻写作自然首当其冲，受到严峻的挑战。尽快创建新闻写作信息学，着力研究新闻写作加工、处理、传递信息的规律和方法，以适应信息时代的要求，已经是摆在我们新闻写作研究者面前的一项十分重要且刻不容缓的任务。

与我们传统的新闻写作研究不同，新闻写作信息学是从系统性和整体性的层次上来研究新闻写作过程。它用信息论方法，把新闻写作过程视作一个信息的变换系统，注重从信息的传递中对其进行综合考察，以掌握新闻写作过程的整体性特点及其性能知识。这对传统的新闻写作理论是一大改革和更新。

从信息论的角度看，新闻作品是信息的载体，它承载的信息就是它所传递的具有新闻价值的事实和意见。这种信息并非是纯然客观的存在，而是依赖于人们对它所用符号体系的掌握。所以，新闻写作信息学的根本特征，是把新闻写作从“作品”为中心的观念中解放出来，形成以“信息”为中心的系统。由此，新闻写作学也就成了一门专门研究承载具有新闻价值的语言文字信息传递的独立学科，而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应用新闻学科的组成部分了。此外，根据信息论的原理，信息的本质在于传通。新闻信息的传通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社会互动过程，其间离不开人这个主体。客观事实要变成新闻信息进行传通，既需要信息载体和传播媒介，也需要传播者和接收者。离开人这个主体，任何客观事实都无法进入传播领域实施传通。据此，新闻写作学的研究对象也就由往往偏重于对事实客体和写作成果的研究，转为主要对信息传通的主体（信源、传者、接收主体）及传通过程的研究。这是新闻写作信息学的一大革命性的贡献。

新闻写作信息学，绝不是给一般的新闻写作理论披上一件信息论的外衣。新的观点、新的方法的研究，必然给一个学科带来新的生命。新闻写作信息学赋予新闻写作学科新的生命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它使学科研究从封闭型向开放型发展。

以往的新闻写作理论，大多囿于新闻作品本身的微观研究，就作品论作品，成为一个封闭系统，其结果势必难以发现新闻写作的真谛，[2]学科自身也必然裹步不前。新闻写作信息学则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追求的是纵向和横向的发展。从纵向上看，它既注意传承已有新闻写作学中的优秀传统，又十分注意把握现实生活向新闻写作提出的新要求；并以发展的眼光，探测未来新闻写作的新动向、新趋势，随时注意摄取新的信息，以备自身的不断更新、完善。从横向上看，它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技术科学和管理科学紧密联系，不断拓展、丰富自身的学科体系和研究内容；并注意引进新的技术方法，包括电子计算机的使用，以改善、提升自己的运作过程及效能。这一切，就使得新闻写作学从专门的人文社会科学中拓展开去，转变成多学科交叉、渗透的边缘科学。

第二，它使学科研究从单一型向综合型发展。

传统的新闻写作理论，往往把新闻写作过程看成是一个单一的思维表述过程，只是围绕着物（客观事实）、意（新闻主题）、序（结构顺序）、文（语言文字）这条轴线来转动，寻找它们之间的和谐与配合。而新闻写作信息学则注重从各种自然信息、社会信息的联系中，从客观符号与主观把握的结合中，对新闻写作的全过程作整体性、系统性的观照。这样，新闻写作便由单一的静态的新闻作品生产过程，演变成综合的动态的新闻信息处理过程了。其间势必融入思维科学、技术科学和社会科学等多学科的知识与方法，新闻写作信息学的边缘性、综合性的特点也由此得以显现。

第三，它使学科研究从知识型向实践型发展。

长期以来，我国的新闻写作理论一般都侧重于新闻写作知识的灌输，而缺失对新闻写作实践能力的开发。有关的专著、教材虽然也强调写作的实践和训练，但缺少科学的实践方法，仍然是停留在单纯的“写作训练”的知识传授上。新闻写作信息学则把新闻写作看作是认识生活和表现生活的统一过程，紧紧抓住表述思维、传递信息和语言文字的构造使用等问题，重在培养、训练新闻写作者对新闻信息的把握与运用能力。新闻写作信息学虽然也要包含理论和实践两个部分，但它的理论部分相当于电子计算机的软件设计，侧重于用推理的方法，乃至数理统计、电子计算机的方法，制定出信息传递的模式和规则。就发展趋势而言，它还将要求把信息分解成一系列能在电脑指令中加以辨识的基本符号（词汇、文字等），并提示其运作的一般规律与规定。这样的理论阐释，便不是单纯、抽象的“知识”，而成了具有“可视性”、“可用性”特征的科学体系了。新闻写作信息学的实践部分，则相当于电子计算机的具体操作过程，具体训练有关新闻信息的摄取、加工、输送的技能与技巧。这样，新闻写作信息学便具有了十分明显的开发实践能力的功能。总之，新闻写作信息学的创立和发展，既有助于把电子计算机技术引进新闻写作领域中来，使其成为得力的辅助性工具；也有助于新闻写作者的实践能力的科学开发，从而为提高新闻写作的效率，并使其取得更加优化的成果提供“技术”保证。[1]引自[美]施拉姆：《传播学概论》，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41页。[2]参见拙文：《我国新闻写作学研究现状的反思》，载《新闻传播》1987年夏季号。二

新闻写作信息学主要是研究具有新闻价值的社会信息和自然信息的语言文字处理、流通、使用和反馈等方面的一般规律和方法。具体地说，其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1.研究新闻写作信息的特殊形态、功能及其传递系统

新闻写作是以语言文字的形态来加工、贮存、处理、传递新闻信息。新闻作品是新闻写作的产品，是“语言的艺术”，具有“软件”的性质。但是，新闻作品又不同于一般的“软件”；它是人的新闻意识活动的结果，是人的专业化的认知、情感与社会和自然界交流的产物。新闻写作要引进电子计算机技术，以提高新闻信息的贮存、加工与处理功能；但是，新闻写作信息的贮存、加工与处理也不等同于一般电子计算机的信息贮存和加工、处理，它有着自己独特的形态和功能。这就是新闻写作信息学研究的一大主要内容。

当然，新闻写作信息的特殊形态与功能，是在其特殊的信息传递系统中显现的；离开了信息传递系统，也就不存在信息的形态与功能了。因此，研究新闻写作信息的特殊形态与功能，必须建立在对其信息传递系统的了解和把握上。众所周知，新闻信息并非是纯然客观的存在，而是客观存在顺应人的主观价值准则要求的结果，是主客体相适应的产物。“控制论”的创始人维纳认为，信息是“人们在适应外部世界并且使这种适应反作用于外部世界的过程中，同外界进行交换的内容的名称”。“接收信息和使用信息的过程就是我们对外界环境[1]中的种种偶然性进行调节并在该环境中有效地生活着的过程”。这个对信息含义的解释，不仅揭示出了信息的实质，而且也可以视为新闻写作信息传递系统的一个科学概括。根据美国数学家申农的阐述，信息传递的模式通常得经过这样几个程序：首先，由“信源”发出原始信息；然后，经过“编码器”的加工处理，进入“信道”（信息通道）；接着，“信道”发出的信号又通过“解码器”的编码，重新复原为信息后才到达“信宿”（信息的归宿），最终被接收。在新闻信息传递系统中，客观世界发生的具有新闻价值的事实构成了“信源”；获取、处理、加工、传递新闻事实的新闻写作充当了“信道”的作用，其间产生的各种文体的新闻作品都成了包含着一定质的信息量；接收信息的人（新闻受众）则构成了“信宿”。新闻写作信息学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便是要揭示这一新闻信息传递系统的特殊性与规律所在。

2.研究新闻作品多层次的结构功能

从上文所述可知，新闻写作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从信息源，到信息输入、加工、贮存、输出和反馈，形成了一条特殊的“信道”。这一“信道”的终极目标与结果，便是“生产”、“制造”新闻作品。因此，根据信息学的原理，新闻作品作为新闻写作信息传递过程中的核心环节，自然就具有了多层次的结构。其中，作为外在的表层结构的语言文字（编码），是它传递信息的基本形式。语言文字可以分为音响和字形两个信号系统；音响系统通常比文字符号具有更大的信息价值，这是因为它的音调、音色、语气等都有信息传递的作用。新闻作品的层次、线索、过渡、照应等则是属于其里层层次的结构，由此呈现出“信道”的特征，并影响着信息的传递。而新闻作品的思路、文脉和谋篇布局等构成的信息的内在组合，则是“信道”的深层次的反映。其间的意念、情景、意境等都有着其内在的意义，它们所包含的信息量也就是新闻作品的容量。新闻写作信息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把新闻作品的信息量作为这样一个可以分离的具有多层次内涵的集合。其主要作用在于，新闻写作者据此可以多层次地传递新闻信息，新闻受众也可以据此在不同层面之间自由地把握新闻信息，理解新闻作品（译码）。

新闻写作信息学将新闻作品作为多层次结构的信息组合，不仅有助于研究者从一个崭新的层面上探索和解决新闻作品的语法信息、语义信息和价值信息的问题，而且还有助于对新闻作品的风格、文体、节奏、技巧的研究科学化。比如，可以通过对语言文字（符号）的分析，以精确的数学方法，统计出其构成量的种种因素。信息量是表达信息组成的一种方式，掌握新闻写作对象的信息量便可以发现它的组成结构，从而加以分析和表现。

3.研究新闻写作信息的最优化组合

研究新闻信息组合的最优化，是新闻写作信息学的又一主要内容。这里所谓的信息组合“最优化”，是指新闻信息的新颖度和可理解性之间的适当比例。通过对新闻作品信息量的测量，可以解决好在新颖度与可理解性之间，究竟选取哪一种比例能使新闻作品达到“最优化”这一难题；也有利于克服当前新闻写作中的陈陈相因、空泛疏陋之弊，以及“八股”气和“假大空”的现象，从而更好地实现其应有的传播效果。

一般地说，新闻作品传递信息时，新颖度和可理解性之间呈反比关系。新的信息愈多，新颖度愈高，新闻作品通常就越难以理解。反之，新颖度愈低，则可理解性越强；当然，这种信息难免陈旧而无味，难以引起受众的兴趣。所以，新闻写作过程就是要寻求新颖度和可理解性之间的适当比例。这样，就把新闻作品的定量分析，引入了定性研究的领域，使新闻写作达到了定量化的要求。因此，研究新闻写作信息的最优化组合，可以为统计数学和电子计算机在新闻写作中的普遍运用打下基础，从而推进新闻写作的科学化。马克思曾指出，“一[2]种科学只有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作为一种广泛、迅速传播信息的行为，新闻写作也当引进数学的方法，这样才能使其达到“完善”的地步，发挥更大的社会效用。

旱.研究新闻写作信息的快速传递

新闻写作作为“传播新近发生、发现或变动的事实”的一种社会活动，必须十分讲求时间性。新闻写作信息学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研究如何尽可能地缩短信息的传输时间和渠道，以使新闻作品的新闻价值得到充分的实现。为此，就要根据不同文体的新闻作品的特征，研究其快速、优质传递信息的方式，以达到最佳传播效果。

在现代社会活动中，各种类型的新闻作品都有着自身的写作原则和要求，加之我国语言文字的规范性又强，因此，如何充分发挥其信息传递的机制，加速其传递过程是一个十分具有研究价值的课题。比如，对于非事件性新闻作品的写作，便可按照信息论的方法，对其题材的抉择、材料的选用，确定出其最高的限量和最小的限度；对其内部的构建，则应考虑加大信息间作用的概率，也就是扩大信息的联系（结合）潜能，使其发挥更佳的效用。这样，自然就加速了新闻信息的加工和传递，节约了新闻写作的时间，提高了新闻写作的效率和质量。

5.研究新闻受众的接受问题

就信息论的方法论而言，新闻写作研究的整个系统，主要包含着新闻写作者的写作和新闻受众的接受这样两个子系统。其中，新闻写作者的写作是第一个子系统，由此完成了承载着新闻信息的新闻作品；信息接受者的接受则是第二个子系统，是指新闻受众对新闻信息的接受过程。新闻写作信息学认为，这两个子系统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新闻写作过程。没有第一个子系统，便没有新闻信息的产生；而第二个子系统的存在，则不仅确保了信息传递的完成，还能通过其反馈，对第一个子系统所传递的信息作有效检验，从而促进信息的优化处理，提高信息的表述、传递效用。

新闻写作是面向新闻受众的一项社会实践活动。轻视新闻受众，是当前新闻业界的一大弊端所在；而忽视对新闻受众接受过程的研究，则是当前新闻写作理论的一大缺陷。不纠正这一倾向，新闻写作信息的传递势必受到影响，新闻作品就难以达到增强“可读性”的目的，也就难有新闻传播效果可言了。新闻写作信息学重视新闻受众对新闻信息的接受和创造性的使用，重视新闻写作信息的反馈过程，便可求得新闻写作与社会信息的同步发展，从而充分实现新闻作品的社会效益。

除了上述五个方面的研究内容外，新闻写作信息学还要研究自身学科的发展规律。与此同时，现有的、众多的有关新闻写作研究论文、专著、教材，为新闻写作学的发展提供了极其珍贵的资料。专门研究这方面的信息，并加以分类、整理、贮存、传输，以便交流和利用，这也是新闻写作信息学研究的一项内容。

引进信息论的观点和方法，创建新闻写作信息学，一方面要着眼于新闻写作学科自身的改造与发展，着眼于对新闻写作实践的指导，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加快建设的步伐；另一方面则要注意防止引进过程中的机械照搬，或简单的“对号入座”，要注意机械的、物质的信息传递与有机的、不断变动的新闻信息交流之间的本质区别，要立足于新闻写作规律和特点的基础上实行引进与创新。这是因为，信息论作为方法论的新学科，并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它只不过能深化我们对新闻写作的认识，拓宽我们的视野，变换研究的角度，给予新闻写作学研究以新的启迪、新的方法、新的内容。认真把握住学科间的科学“交融点”，既大胆又稳妥地开展必要且深入的探讨，新闻写作信息学的建设一定能沿着正确的轨道发展。（1987年4月）[1]维纳：《人有人的用处——控制论和社会》，转引自《新闻学刊》1985年第1期。[2]引自拉法格：《回忆马克思》。现代新闻写作学理论体系的构建

新闻写作学是一门应用科学。建设高层次的现代新闻写作学理论体系，必须要求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的科学化同步前进。新闻写作理论作为新闻写作实践的概括与升华，相对地说，应该具有一定的“超前”意义。近年来，新闻写作从内容到形式，从观念到技法都发生了一些新的变革，这种实践和变革向传统的新闻写作理论提出了挑战。传统理论的贫困，已无法充分发挥其对新闻实践的指导功能。传统理论的改造，新的理论体系的构建，则是现代新闻写作学建设的当务之急。

现代科学的发展呈现着这样一种态势：一方面日趋系统化、整体化，形成高度的综合；另一方面其内部又更为细密、精致，趋向多元的深化。现代新闻写作学的建设和发展，也必然要顺应这一历史趋势。在新闻写作实践与自然科学、思维科学、人文科学日益交融的今日，新闻写作学的综合性与分支性已催促我们要尽快在基础理论和边缘学科的建设上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构建新的新闻写作学理论体系一定要关注这一点。基于此，现代新闻写作学的研究任务应该是：运用现代化的、科学的方法，从哲学的、规律的高度，对已经积累起来的大量知识性材料，进行理论的概括和抽象，研究由现实生活到新闻作品，再由新闻作品到现实生活的整个新闻写作过程的内部规律和外部规律，注重写作技能、技巧的研究，加强新闻写作主体（写作者）的心理、思维、审美意识、语言机制等深层结构的研究，实现新闻写作学科的综合改造与更新，从而把新闻写作学建设成一门真正对新闻写作实践具有深刻影响和指导作用的学科。这样，构成现代新闻写作学理论体系的系列至少应当包含以下这样几个方面。

一、新闻写作原理学

作为新闻写作学科的总体性和根本性的理论构建，新闻写作原理学着眼于从现实生活到新闻作品的整个流动过程来研究新闻写作的特殊“品性”及其内部规律，研究新闻写作的特定对象、任务、范围和方法，研究新闻作品和现实生活的双边关系，研究新闻作品的构成因素以及新闻写作的智能技巧等。

建设新闻写作原理学，首先必须确定其先进的、科学的哲学基础，以迅速形成一套统一的基本范畴与基本概念；否则，新闻写作实践中大量的感性材料便无法顺利地积累、增值，无法从经验层次向理论层次升华，新闻写作学在理性上也就无法充分地自主。其次，还必须注意其理论特征的概括性与相对性，既要使它具有指导各种文体的新闻写作的普遍性的理论意义，又要使这种普遍意义历史地处于相对性之中，从而保证新闻写作学科的建设真正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

二、新闻写作信息学

现代新闻写作学不仅要研究新闻作品写作的内部规律，而且还要研究它的外部规律。新闻作品是以语言文字为媒介，传递自然信息和社会信息的物质性载体。在现代信息社会里，信息量与日俱增，成倍增长。作为一种信息工程，新闻写作行为与人们日常生活和工作的联系愈来愈密切。把新闻作品这一信息传播的载体，放到信息交流的过程中去考察、研究，就便于揭示由生活信息到新闻作品，再由新闻作品到社会生活这一流动过程的外部规律。引进信息论的观点和方法以建立“新闻写作信息学”的意义就在这里。

新闻写作信息学主要研究社会信息和自然信息的语言文字处理、流通、使用和反馈等方面的规律和方法。它的根本特征是把新闻写作从以“作品”为中心的传统观念中解放出来，形成以“信息”为中心的系统，以求得新闻写作同社会信息的同步发展。此外，把新闻写作学的研究重心由事实客体转为信息传递、接收的主体及其传播过程，[1]“这是新闻写作信息学的一大贡献”，也是它区别于当前流行的新闻写作学的根本之点。

新闻写作信息学的具体研究内容可以有：研究新闻写作的信息的系统、形态和功能；研究新闻作品的写作和信息的本源关系；研究新闻写作的信息的最优化处理；研究信息的快速传递以及新闻受众的接受问题等等。[1]详见收入本书的拙作：《新闻写作信息学初探》。

三、新闻写作系统学

研究一切系统的模式、原理和规律的科学称为系统论。运用系统的观点来研究事物的相互联系及其规律，从而找出能够达到既定目标的最佳方案的方法，叫作系统方法。系统方法作为一种新型的科学方法，较之传统的因果关系方法、分析综合方法、单项研究方法、结构分析方法等等，有着更大的优越性，且更具科学性。

系统论的观点和方法，讲究事物的整体功能大于其各部分功能之总和，要求从整体上去把握、认识事物，强调系统的整体性、动态性和有序性。据此考察，新闻写作便是一个由若干组成部分结合而成的整体，其各组成部分之间既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又相互作用、相互制约。新闻写作本身是一个具有整体功能和综合行为的统一体，也就是一个系统化的活动系统。同时，新闻写作这个活动系统又处于人类社会之中，是整个社会活动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样，站在社会大系统的高度，来研究新闻写作学，视点高了，视野开阔了。它有助于我们研究者思维空间的拓宽，使研究由平面、单线，转向立体交叉、纵横渗透，整个学科势必会出现令人惊喜的突变。

运用系统论的原理和方法研究新闻写作学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新闻写作系统学的理论框架至少应包括这些内容：

从系统的整体性来说，应有：1）新闻写作学同其他学科的相互交叉与相互渗透；2）各类新闻作品对社会生活的不同影响与反馈；3）新闻作品形成的多维性过程；4）新闻写作者的气质、才华、情感与思维方式在新闻写作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等。

从系统的有序性来说，应有：1）对不同写作者来说，新闻写作各要素的不同地位与功能；2）对不同类别的新闻作品来说，新闻作品各要素的不同排列与不同运用；3）新闻作品的立体结构的基本要义与轮廓等。

从系统的动态性来说，应有：1）新闻写作学科以及与之相关的学科的新的概念、观点、成果；2）新闻边缘学科以及横断学科对新闻写作学科提出的新课题；3）现代社会生活对新闻写作学科的新要求；4）新闻写作学科研究的新的理论手段与方法等。

四、新闻写作心理学

作为报道新近发生或变动的事实的新闻作品，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的反映，没有客观事物，自然也就无所谓新闻作品这一反映。但是，新闻作品绝不是客观事物的“镜像式”的反映。在新闻写作过程中，客观事物并不像物质生产中的自然材料那样可以直接进行加工，而是必须通过人的感知，转化为概念、表象等，进入人的意识系统，才有可能进行精神生产的劳作，从而诞生新闻作品。而人的知觉，是一个能动过程，其对客体的知觉，总是在现有“心理定势”的基础上发生的。新闻写作活动，便是新闻写作者从特有的“心理定势”基础上，观察、感知、认知客观事物的结果。

前人囿于认知结构的缺陷，对新闻写作过程中的心理现象说不清楚，对人脑思维潜在的写作心理活动的奥秘无法揭示。在现代心理学、思维科学迅猛发展并取得累累硕果的今天，我们就不但有可能而且有条件对新闻写作心理的潜在奥秘作出科学的解释。新闻写作心理的研究，自然成了现代新闻写作学理论体系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部门。

根据发生认识论原理，从认识过程和心理特征着手，研究思维本性在新闻写作能力上的智能素养问题，应该包括对新闻写作者的智力、技能、素质、修养这四个层次的研究。同时，对新闻写作主体的心理机制、状态和思维形式等新闻写作心理规律的研究也极为重要。这些都是新闻写作心理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五、新闻写作美学

当今，美学的热潮已经涉及社会的各个方面。新闻写作学同美学的关系之密切是不言而喻的。先从构成新闻作品的要素来说：一方面，新闻作品是客观事物的真实反映。它要使用翔实可靠的材料，大千世界的万事万物几乎都可能成为新闻报道的对象。因此，客观世界中千姿百态的“美”必然大量涌进我们的新闻作品中来，使新闻作品显示出多种形态、多种层次、多种类别的美。另一方面，美是人类追求和尊重自身价值的一种示差性的表现。因此，具有社会性的人都有爱美的天性。新闻作品不是客观事物的“照相式”的翻拍，它总是渗透着新闻写作者的感受和理解。每个人在写作新闻作品时，都会把其爱美的冲动带进新闻作品，将自己偏爱的美的事物或者憎恨的丑的东西写进新闻作品，使新闻作品或多或少地带上写作者的审美情趣。

再从新闻作品的社会功能来说，它是多方面的，呈现出一种复杂的机制。大体上，它表现为：传播交流功能，社会认识功能，宣传教育功能，科学规范功能，熏陶感染功能等。当然，这种划分只是为了清晰易辨；而在具体的新闻作品中，这些功能的显现是交错融合的。新闻受众对新闻作品的要求，除了功利性因素之外，很大程度上是从审美要求和美感愿望出发的。这是因为，美对于人的感染和调动，是一种比较柔和的和自由的方式，能真正形成人的内心情感和自觉。因此，新闻作品要想对新闻受众真正起作用，必须有较强的审美色彩。

可见，任何新闻作品都是不可能离开美而存在的。我们应该从美学中汲取其丰富的养料，借以早日建设起新闻写作美学这一分支学科，以发展、完善我们的现代化新闻写作学理论体系。

新闻写作美学研究的内容、范畴，主要有：新闻写作同美的多重关系；新闻写作美学同其他各类美学的多重关系；新闻作品美学的历史、演变及其内在规律；新闻作品美学的基本理论及其运用；新闻作品的观点与材料、内容与形式在审美层次上的复合关系；新闻作品美的分类及其写作要素、文气；新闻写作美学与思维科学的关系；新闻写作美学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等等。

六、新闻文体学

大凡新闻写作的“物化”成果——新闻作品，都是再现客观事物和表现自我的统一。然而，客观事物是纷繁复杂的，新闻作品的样式又是多姿多态的，“本同而末异”，这就需要对新闻作品进行分类。恩格斯在讲到自然科学分类的意义时指出：“把自然界分解为各个部分，把自然界的各种过程和事物分成一定的门类，对有机体的内部按其多种多样的解剖形态进行研究，这是最近四百年来在认识自然[1]界方面获得巨大进展的基本条件。”广而言之，分类是人们认识各种自然的和社会的、物质的与精神的事物和现象的一个门径，是人们研究各种事物和现象并获得进展的一个标志。新闻作品分类的意义也就在这里。由于新闻作品和其他事物一样，是一个复杂的矛盾统一体，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此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层次上给以分类。这些分类，都表示了新闻作品反映客观事物的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方式，也称之为新闻文体。

新闻文体学的研究虽然已有几十年的历史了，但一直侧重于对于各个具体新闻作品样式，诸如消息、通讯、评论等的写作规范的一般告知上，而很少致力于新闻文体的发展进程，以及不同文体写作的内在规律的探讨与揭示。这样，势必导致对各种新闻文体写作活动的认识肤浅和把握偏颇。

新闻文体学的内涵，应主要是研究新闻作品的分类法则及其界定标准，研究各类新闻文体的起源、流变、发展的内部、外部规律，研究不同新闻文体的品性、特征以及写作的技法、章法等。[1]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0页。

七、新闻作品鉴赏、批评学

研究新闻作品的阅读、欣赏过程及其应该把握的原则与方法，目的是为了克服盲目性，更好地对新闻作品进行汲取与借鉴。研究新闻作品的分析、评判过程及其标准和手段，目的则是为了克服随意性，准确地、科学地对新闻作品进行评估，以便优胜劣汰。新闻作品鉴赏、批评学的建立，不仅可以充分吸收新闻写作的实践经验，丰富我们的新闻写作学的理论，而且可以对新闻写作实践直接产生影响和指挥作用。这一工作做好了，将可以推动整个新闻写作学研究和新闻写作实践的发展和提高。时代呼唤着高水平的新闻鉴赏家、批评学的早日涌现。（1987年5月）

想象在新闻报道中的地位与作用

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我们的新闻要令人信服，产生应有的社会效果，主要是凭它的内容的真实。列宁说得好：“如果认为人民跟着布尔什维克走是因为布尔什维克的鼓动较为巧妙，那就[1]可笑了。不是的，问题在于布尔什维克的鼓动内容是真实的。”真实性是新闻的重要特征和基本属性之

一

长期以来，我国新闻界在强调新闻真实性的同时，总是不免涉及“想象”或者“合理想象”问题，而且不少人都认为，想象是新闻真实性的大敌，是新闻报道的大忌。因此，要是有人提出新闻报道中可以允许“想象”，或者在新闻报道里掺入了一点“合理想象”，便会立即遭到哗然非难。由此，一些记者在“想象”面前不敢越雷池一步，“想象”成了新闻报道的一大禁区。

当前，随着新闻改革的深入，报纸、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介出现了一些可喜的变化，仅就新闻的写作技巧而言，短新闻多了，时效快了，报道面广了，信息量大了，内容丰富了，形式也开始活泼了。但是坦率地说，这种变化还没有达到令人十分满意的地步，尤其是一些新闻作品在表现形式上依旧枯燥呆板，缺少鲜明性、生动性和感染力，概述事实、报道事实轮廓的概念化新闻仍然时时出现在我们的报纸版面、视听节目，叫人生厌。笔者认为，要迅速扭转这种局面，增强新闻的可读（可听）性，满足受众的需求，固然要作多方面的努力，但重要的是要打破“想象”这个禁区，要对“想象”进行重新研究，明确想象和新闻真实性的关系，和新闻报道的关系，确认其在新闻报道中的地位与作用。本文试图就此作点探讨，以求教于新闻界同仁和有识之士。一

纵观众多的否定新闻报道中的“想象”，批判“合理想象论”的文章，其中都有一个颇“有力”的理由：想象就是虚构，就是造假。新闻报道必须真实，因此万万想象不得。

我国新闻界公开批“想象”已有20余年的历史了。从1953年批判《人民日报》通讯《马特洛索夫式的英雄黄继光》开始，到1962年批判《人民日报》转载的《解放军报》通讯《姑娘的亲事》，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新闻界在深入批判“事实要为政治路线服务”谬论的同时，开展的对“合理想象论”的批判，乃至今天对一系列失实报道的批判。这些批判，对于维护新闻的真实性原则，杜绝造假新闻，有着很大的意义。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批判中，常常把想象和虚构、造假等同起来，认为想象和新闻真实性是一对水火关系，想象势必酿造假新闻，新闻要真实必须禁止想象。

想象是否等同虚构？在新闻报道中，想象和真实性是否只能互相对立、排斥，而无相互依存、统一可言？为了说明问题，让我们先来分析一下什么是想象？心理学告诉我们：“人们在生活实践中，不仅能感知当时作用于自己感觉器官的事物，不仅能回忆起当时不在眼前而过去却经历过的事物，而且还能够在自己已有的知识经验基础上，在头脑构成自己从未经历过的事物的新形象，这种在头脑中创造新事物的形象，或者根据口头语言或文字的描述形成相应事物的认识活[2]动，叫做想象。”这就是说，所谓想象，是指借以描写形象、再现形象的一种认识活动，是需要想象力的一种形象思维形式。高尔基说过：“想象在其本质上也是对于世界的思维，但它主要是用形象来思维，是‘艺术的’思维；还可以说，想象——这是一种给大自然的[3]自发现象与事物与人的性质、感觉，甚至是意图的能力。”可见，想象实际上就是形象思维，是和再现形象密不可分的。新闻报道是客观事物的反映。记者从纷纭繁杂的现实生活中索取素材，去芜取精，去伪存真，进行提炼、剪裁、组合来完成新闻作品的构思，以再现客观事物，这就是形象思维活动，也就是想象。因此，想象在新闻报道中是客观存在的。

作为形象思维，想象有联想和幻想两种类型之分。联想，是因眼前客观事物的诱发，引起大脑由此及彼、举一反三地广涉眼前不存在的形象的思维过程，并选择准确的形象把它再现出来。而幻想，则是对客观事物的“假设”，因此它再现的形象是虚假的、不存在的。新闻作品是以报道现实生活中的真人真事为宗旨，它要求记者严格地忠实于事实，忠实于生活，真实地反映客观事实，反映现实生活。因此，新闻报道中不允许幻想型想象，坚决反对虚构。但是，任何真正“够格”的新闻作品都不是自然主义的生活现象的模拟，它呈现在读者（听众）面前的不光是事实，还应是活生生的事物形象，这便得借助联想型想象，完美地再现客观事物，以达到更好地传播事实的目的。一些优秀的新闻名篇，之所以有很强的生命力、感染力，更是巧妙地运用联想型想象的结果。请看：

在汉江北岸，我遇到了一个青年战士，他今年才二十一岁，名叫马玉祥，是黑龙江青冈县人。他长着一副微黑透红的脸膛，稍高的个儿，站在那儿，像秋天田野里一株红高粱，那样淳朴可爱。（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

这巨大的打击和难言的悲痛，几乎把吴吉昌击倒了，当他踉踉跄跄从外地赶回家时，沿途的村庄、道路、田野在他的泪眼中都蒙上了一层薄纱，模糊着，颤动着。“再也见不到总理啦！”“再也见不到总理啦！”他失魂落魄地推开自家的院门，那些悬挂在屋檐下、窗前、墙头、树上的一株株棉花，在他的眼前一下子变成了痛悼总理逝世的白花……（穆青等：《为了周总理的嘱托》）

这些新闻作品都是借助联想型想象，捕捉事实以外的形象——红高粱、白花，来生动地再现新闻事件。在这里，记者给读者、听众提供的不是呆板、机械的事实，而是充满生气的、形象化的生活画面。人们读了（听了）这样的新闻，犹如耳闻目睹眼前发生的事件，不但不会产生丝毫的“虚构”、“造假”的感觉，而且能更深刻、更真切地感受到新闻事件的意义。新闻报道中的想象便应是这种联想型想象。这样的想象有什么理由要禁止呢？由此看来，想象并不等于虚构，在新闻报道中并非不可用，关键在于要搞清楚什么是想象，掌握新闻报道中想象的特点，正确地运用想象。[1]《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73页。[2]伍棠棣等主编：《心理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第84页。[3]高尔基：《谈谈我怎样学习写作》，《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60页。二

对于形象思维形式的想象，不仅文艺剧作离不得，新闻报道也是[1]不可缺少的。“抛开想象，不但写不成报告文学，也写不成通讯”。理由这个说法，确实是经验之谈。

新闻采访是新闻写作的基础和前提。要搞好新闻报道，首先要依赖记者的新闻敏感，能面对纷繁多变的社会现象，形形色色的人、物、事，迅速地分析判断出哪些是有新闻价值的事实，哪些则不是新闻事实。记者的高度新闻敏感的造就，自然有着多方面的因素，但富于想象、善于想象不能不说是其重要原因之一。有位青年记者，“1981年一天，到广西某县城访问，他看见一座楼房的门口挂着‘华侨投资公司’的牌子，觉得新鲜，又联系开放政策去想了想，很快就意识到这牌子后面隐蔽着一条有意义的新闻。后来他采写了它并由中国新闻社[2]发到海外，在港澳和外国的一些华商中起到了一定的宣传作用”。试想，如果这位记者缺乏想象力，不会想象，或者不去想象，那怎么能从一个公司的招牌，联想到“开放政策”的问题，又如何能从中挖掘出这条有意义的新闻呢？

新闻采访还得广征博采翔实可靠、生动形象的新闻素材，以巧妙地构思新闻作品，增强其可读（可听）性；而想象，便给予记者达到这一目的的一个有力武器。《解放军报》一位老通讯员，一次到引滦工地采访，当他往一口斜井的底下走去时，陪同的同志告诉他：“这个斜井共517层（台阶），听说等于上了一次北京饭店的顶层。”听到这话，这位通讯员立即张开了想象的翅膀，“他望着黑洞洞的险象环生的斜井，想着（北京饭店）那柔软的地毯，舒适的沙发，漂亮的壁灯，洁净的浴缸”。从而一种强烈的对比感冲击着他，写作的欲望升华了。后来，他在新闻作品中把这强烈的对比如实写下来，结果产生了很强的感染力。

有经验的记者在采访中都会有这样的体会或经历：除了一些亲临事件现场，目击事件过程而采写的事件新闻（诸如动态新闻、会议报道等）外，一般新闻采访都是事后采访；而事后采访得来的材料，往往是鱼目混珠，真假相杂。即使采访对象是事件的参与者、目睹者，也难免提供错误的情况。这里既有视力或听觉的差别，能力和经历等客观条件的限制，也有心理学上所说的选择性知觉和选择性回忆的原因，即参与者、目睹者在回忆事件的经过时，往往倾向于保留和重复那些对自己有利或赞同的事实。有些被采访者甚至连自己经历的事迹，也不一定记得十分准确，叙述时难免经过头脑的重新“加工”。对这些材料，记者便要借助想象，进行分析研究，判断推理，多方求证，以准确还原事实的真相。否则，“轻信必定上当”。

另外，由于事后采访，被采访者叙述的必然是已经过去的事情，时过境迁，很难回忆详尽。再加上被采访者有的“寡言少语”，有的“问十答一”，有的羞涩或不善言辞，叙述的事情便更难周全。“这就[3]要求作者必须用想象去补充，使之完整、丰富起来”。通讯《人民的好医生李月华》的作者曾经有过这样一番经历：一次，他们在采访中听说，李月华临终前在给一位产妇做胎盘剥离手术时微笑过一次。但李月华是在什么情况下微笑的呢？被采访者说不清楚。这时，记者驰骋想象，设计了几种可能，并请当时在场的人一一回忆，最后证实李月华是在听助手报告胎盘剥离得很完整时，脸上露出了笑容。于是，作者在通讯中写下了这一富有感人形象的细节：

人们把李月华扶到椅子上，她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微弱的声音断断续续：“胎盘……完整……吗？”郑医生立即作了检查，告诉她胎盘完整。这时，李月华脸上微微露出了宽慰的笑容。

这便是采访中想象的魅力，它有助于提醒、唤起被采访者的记忆。这样，被采访者所讲述的材料便会趋于完整、全面、逼真，便不是干巴巴的几条筋，而是可触摸、可感知，富有画面感的“活生生”的形象。

新闻写作要具体、生动、形象地反映客观事物，就更需要借助想象这一形象思维来构思，来表现了。比如，对于一些先天不足的材料（主要是新闻基本要素以外的一些描述），记者可以通过“一种合乎逻辑的想象”（基希语）把新闻写得更富于真实感，以达到用事实说话的目的。一般地说，人物心理活动是不易具体采访到的，特别是已经去世的人物的心理活动，更得依赖记者根据多方面的材料，如日记、语言、举止、表情等进行判断推理、“合理想象”，使其再现。人物语言的引用一定要准确，但也不是非得一字不动地抄录人物的原话；被采访者在谈话中常会出现一些语法错误，允许记者在引述时作必要的更正。新闻作品应力求精炼，言简意赅，要从采访到的大量材料中挑选出最能反映事物特征，最能表现主题的素材作题材，这也得依赖记者的想象，进行提炼、选择。写细节在新闻作品中有着重要作用，记者在深入采访，获得典型的细节之后，也还得依赖想象力的发挥，把典型细节生动地表现出来。至于整个新闻作品的谋篇布局，自然更得依赖想象进行构思了。

老作家丁玲说过：“艺术也需要一点点远视。要有点虚，太实在了，反而有失之‘死’。虚中才有想象、意境、韵味。”古往今来，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都是十分善于运用形象思维，力求创造一种“意境”，使“其言动心，其色夺目，其味适口，其音悦耳”。在某种意义上说，新闻作品也是一种文字的艺术。新闻作品要想打动读者（听众）的心弦，也得讲究文采，寻求“意境”，以融色、形、声、味于一体。在新闻写作中，常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即感到仅仅客观地描述事实，还不足以表达出自己的情感，也不能满足读者（听众）感情上的要求。这就得借助想象，赋予新闻事件或新闻人物以强烈的感情色彩。美国名记者朱尔斯·洛曾经说过：“特稿撰写人处理的不单纯[4]是事实的细节材料，而是事实材料中的微妙之处，情绪和情感。”我国名记者穆青则更明确地说道：“在采写人物通讯中，我们时常感到仅仅是用客观事实的描述，还不足以充分表达出感情，也不能满足读者感情上的需要。因此，为了使读者和记者一样地动感情，在必要[5]时就需要用蕴含哲理的抒情描述和议论。”记者的情感便是想象的一种表现形式。在一些新闻名篇里，记者自觉或不自觉地借助想象流露情感的例子俯拾即是。

比如，1925年陆定一同志写的新闻特写《五卅节的上海》，其中有这样一段描述：“读祭文了，多慷慨激昂呀！我看见一个人倒在台上！台下的大声叫喊。好像在平地涌现出一股海水，突然泛滥过了我的头顶直到半天！我在水里，在深水里，在深水底站着，四边把我压得很紧……”

再如，通讯《为了周总理的嘱托》中这样写道：“一场冰雹，把棉苗打成了光杆。可是，棉苗不管枝断叶残，仍然顽强地继续抽芽。就在这个时候，吴吉昌拄着拐棍在村头出现了。人们三三两两兴奋地传颂着：老汉又站起来了。”

又如，消息《金山同志追悼会在京举行》的开头一段描述：“‘雷电、钢铁、风暴、夜歌，传出九窍丹心，晚春蚕老丝难尽。党业、民功、讲坛、艺苑，染成三千白发，孺子牛亡汗未消。’悬挂在追悼大会会场的这副挽联，概括了金山寻求光明与真理，为人民鞠躬尽瘁的一生。人们看着剧场大厅里陈列的几十帧照片，仿佛又目睹他的音容笑貌，他成功地塑造爱国诗人屈原的形象，他在电影《松花江上》的拍摄现场，他为《风暴》与‘二七’老工人谈心……”

读罢这些消息、通讯、特写，你难道不为作者的情感所牵动，心弦震撼，联想翩翩？！想象在新闻写作中的妙用可见于此。这是任何呆板地罗列事实的新闻所难以媲美的。

想象赋予记者全面、翔实地获取新闻素材，并具体、生动、形象地表现新闻事件的技能，从而使写出的新闻作品“其言情也必沁人心[6]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完美地实现报道事实所应有的效果。想象自然成了新闻报道不可缺少的一种构思方法和表现手段。[1]理由：《谈报告文学的写作》，载《新闻战线》1980年第5期。[2]引自朱执中：《采访与采访心理学》，广西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3]肖复兴：《采访的艺术》，载《文学报》1982年12月2日。[4]《美国名记者谈采访工作经验》，新华出版社1981年版，第105页。[5]《中外记者经验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69页。[6]《蕙风词话人间词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219页。三

新闻报道中的想象和文艺创作中的想象是截然不同的。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想象的性质不一样。文艺创作中的想象，是把社会生活中的零散的社会现象汇拢来，根据艺术真实性的原则进行虚构性想象，即对生活素材加以集中概括，杜撰情节，塑造典型的艺术形象。因此，文艺创作中的人物形象可以“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1]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而新闻报道中的想象，则是再现现实生活中实有的事件和特定的形象。这种想象借助的联想，不是从无到有、从虚到实的主观缀合过程，而是从有到更具体、更形象的真实模拟。这种想象是以事实的实在性为依据的。新闻报道中的人物形象不是对现实生活中众多的人物形象的提炼、拼凑、熔铸的产物，而是以现实生活中具体存在的特定的“这一个”（黑格尔语）作为记者“提炼”、“加工”的对象。它不能超拔，更不能拼凑虚构。它要求准确、生动地描绘具体形象，做到准确性和形象性的高度统一。

那么，新闻报道中的想象靠的是什么？“材料的真实，仅仅为作者划定了一块有限的天地。达到艺术的真实，却在作者面前展开了迤逦的路程……站在有限的阵地上，面对无限的空间，大可驰骋、腾跃、[2]施展身手……”新闻报道的想象的依据和前提，便是“材料的真实”。离开了“材料的真实”，想象便成了幻想。因此，记者只有充分地详尽地占有确凿可靠的材料，熟悉自己所要写的人和事，并经过反复的分析研究，把握人物事件的本质特征，想象才能入情合理，才能达到材料的真实和新闻作品的真实的吻合。黄钢在《亚洲大陆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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