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贾斯汀·李（Justin Lee）著
出版社：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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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控沟通(美国沟通大师贾斯汀·李代表作)试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掌控沟通 / (美) 贾斯汀·李著 ; 迩东晨译. -- 北京 :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19.8
书名原文: Talking Across the Divide: How to
Communicate with People You Disagree with and
Maybe Even Change the World
ISBN 978-7-5057-4752-4
Ⅰ. ①掌… Ⅱ. ①贾… ②迩… Ⅲ. ①人际关系学
Ⅳ. ①C912.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108323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9-3496
Copyright © 2018 by Justin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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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ivision of Penguin Random House LLC.
书名 掌控沟通
作者［ 美］贾斯汀·李
译者 迩东晨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北京时代华语国际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010-83670231
印刷 唐山富达印务有限公司
规格 880×1230 毫米 32 开
7.5 印张 170 千字
版次 2019 年8 月第1 版
印次 2019 年8 月第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57-4752-4
定价 46. 00 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 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010）64678009第1章为什么我们越来越无法容忍异见的出现
从地理上说，我们不可能分离。我们既不能把各自所在的部分相互挪开，也不能在它们之间筑起不可逾越的高墙。夫妻可以离婚，彼此从此分离，永不相见，但是，我们国家不同地区之间不能这么做。它们不得不面面相对，彼此往来，不管是友好的还是敌对的，这情形一定会在它们之间继续下去。1——亚伯拉罕·林肯，1861年
美国民众当前分裂成了不同的阵营。
我们打开电视或上网浏览时，很快就能清楚地看到我们当中水火不容的立场。我们在种族和宗教、科学和社会问题上存在分歧，但我们不只是观点各异，双方被对立的观点困扰，却对怎样沟通一无所知。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争吵不休导致政府进退维谷，即使得到广泛支持的事情也难以做成。动机不一的团体相互掣肘，阻碍着重大科研项目正常展开。文化战争正在撕裂我们的家庭，拆散我们的社区。“我们就像生活在不同的星球上一样。”我的朋友瑞安前几天对我说。
他说的是他和家人之间的裂痕。他告诉我，以前全家人和睦相处，亲密无间。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文化之争导致家人分为水火不容的两派。美国国内政治、信仰和道德问题，以及在各种议题上飘忽不定的文化观点，都在无情地把家人推向对立。
瑞安特别想和家人坐在一起，平心静气地谈谈他们的分歧——帮助他们了解他的过往，并希望改变他们在对他来说最重要的议题上的态度。但他试过很多次，谈话结果无一例外都令他很沮丧。瑞安认为家人的观点根本说不通，家人则觉得他的说法毫无意义，似乎每次谈话最终都不欢而散。双方的交流在某处被阻断，他们之间的裂痕不断扩展，变成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久而久之，瑞安养成了深藏自己情绪的习惯，并试图在家人欢聚时“强作笑脸”，但这种做法让他的精神备受折磨。他百思不得其解：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让他所爱的人如此冥顽不化，以如此不同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
而瑞安并非个例。过去20年来，我一直专注于研究导致我们社会分裂的话题，在此期间，我见过成千上万像他一样的人，争议和冲突撕裂着他们所在的家庭、教会、社区和工作场所，双方均被对方的立场所困扰,每一方都指向不同的“事实”,提出不同的假设。正如瑞安所说，就好像我们生活在不同的星球上一样。
百家争鸣一直以来都是美国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我们的政治体制是建立在不同的思想流派争奇斗艳基础上的,而我们来之不易的宪法正是创始人们相互妥协的产物，他们的观点并非总是一致。但是，假如没有努力求同存异的沟通，这些妥协就不会发生，而当我们从截然不同的来源听到迥然不同的真相，我们在政治理念上的百花齐放就会枯萎凋零。“美国实验”继续起作用的前提是，我们必须能够相互交流。
但我们沟通的意愿却日渐衰微，这在当前的美国政治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自1994年以来，皮尤研究中心一直在研究美国的政治两极分化，在此期间，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在价值观上各持己见，渐行渐远。2017年，皮尤发现了他们研究历史上最大的党派分歧——价值2观差距几乎是原来的2.5倍。与此同时，两党之间的敌意也在飙升。3我们中间持温和立场的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少，而当我们偏向左翼或右翼时，我们中大多数自认为属于民主党或共和党的人在接受调查时报告称，我们在对方的政党中只有“少数”或没有亲密的朋友。4
然而，我们在政治上的问题归根结底只是潜在疾病的一个症状而已。一种“我们针对他们”的心态正在主导我们的公共和私人生活。我们越来越不愿意去找与我们有分歧的人，当面阐明各自的观点，而是更愿意选择我们的回音室——在这个由志同道合者构成的空间里，我们谈论有关议题，相互印证我们的信念，听到的全是一片喝彩声。我们的对手同样沉浸在他们自己的回音室里，大家既无异议，便一再重述和强化相近的想法，而不是鼓励人们考虑一下对方会如何回应。这种表现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我们必须共同努力，才能克服人类面临的一些重大挑战。跨越歧见的鸿沟
我的一些私事激发了我探讨这个问题的兴趣。
我是在文化战火中长大成人的，从我记事开始，文化战争几乎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我的生活。我出生并成长在一个保守的福音派基督教家庭中，我的这种信仰终身未变。我的教会对各种有争议的话题持有一定的观点，我从小耳濡目染，毫不犹豫地把教会的立场变成了我自己的，其中包括坚决反对同性恋。在我十几岁的时候，我常会就这些议题给我的朋友们讲大道理，并因此得了个“上帝男孩”的绰号，这让我倍感荣耀。
但青春期让我尝到了诡异人生的滋味。与我那些同性朋友不同，我对女孩子没有任何兴趣，令我魂不守舍的却是男性。在我18岁的时候，我终于不得不承认自己是同性恋，这彻底颠覆了我的福音派人生，并迫使我以全新的角度，全面审视我对同性恋者的固有看法。我绞尽脑汁，要从纷纭复杂的新信息中理清头绪，其间我越来越感到自己被困在了两个世界之间。在大学里，当我初次结交了一些同性恋的朋友时，我更清晰地看出这两个世界相距有多远。我的同性恋朋友们无法理解我的福音派朋友和家人，而我的福音派朋友和家人也不理解我的同性恋朋友。的确，好像我们真的生活在不同的星球上。
我开始围绕信仰与性的歧见公开发表言论，很快我就收到了来自社会各阶层人们的大量反馈，他们各自诉说着自己因此经受的精神折磨。我成立了一个非营利组织，旨在弥合分歧，帮助因歧见而反目的家庭成员重归于好，它成功运作了16年。我的第一本书引起了广泛反响，包括我父母在内的无数人写信告诉我，这本书完全改变了他们对这个话题的看法。我由此意识到，身陷两个世界之间也有好处：它让我变成了双重文化的人。
与此同时，当我努力弥合这一分歧时，我发现自己置身其间的不止这一个双重世界。我应邀给保守的宗教领袖和进步的社会正义活动人士提供咨询意见。我在“红州”和“蓝州”，在偏远的城镇和繁荣的都市，面对不同背景的受众发表演说。我看到了其他人的回音室里面的样子，并听到他们在“另一方”不在场的情况下和盘托出的想法。而在几个小时后，我可能就进到了另一方的回音室里，听取他们完全相反的一面之词。这些团体提出的问题不仅仅事关信仰与性，还涉及种族与性别、枪支与堕胎、个体困境与公共政策，以及形形色色导致社会分裂的议题。在这些问题上，我们绝对不能犯错，但我眼睁睁地看着这些群体相互之间一直在回避正面交锋。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身最关切的事。你可能不像我一样对信仰与性上的分歧充满热情——你甚至可能完全不同意我的观点——但是你有自己的立场，也有你自认为最重要的问题。也许有这样一个政治或社会议题，你真的想要改变一些人对它的想法。也许是宗教上的分歧，甚至是影响着你亲友的个人之间的争吵。尽管我们的关注点在细节上有所不同，但沟通和说服的原则并无二致。我们需要的是跨越歧见的隔阂并展开积极的对话，我们正在做的却是无休无止、毫无建树的争斗。
从理论上讲，我们都在为各自认定的真理而战，这无可指责。我们应该为真理、正义和善良尽最大的努力。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我们以真理的名义打得不亦乐乎时，真理反而不知去向。在回音室的世界里，客观真理无足轻重，由“我的社会圈子认定的真理”更有分量。
谁是导致这种两极对立的元凶？
在互联网时代，我们之间的联系似乎该达到前所未有的紧密程度。但在某些方面，正是如今将世界各地的人们互联的技术，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我们的对立。
在互联网出现之前，我们的社交圈要小得多。试想一下20世纪50年代生活在乡下的人的境况。那时的人，社交对象主要局限于家人、邻居、熟识的同学或同事。一旦这些社会圈子里出现任何争端，当事人必须想方设法加以妥善解决，因为这些圈子几乎是任意一个人社会生活的全部所在。
互联网已经改变了这一点。
在某些方面，这是一件好事。在互联网上找到支持之前，我作为一个福音教派家庭的同性恋青少年，感到十分孤独，与世隔绝。许多有独特需求或兴趣的人在网上找到了自己的同道社区，甚至利用互联网寻找到了志同道合的本地人，而在通常的社交圈里他们几乎不可能碰面。我喜欢互联网连接人们的力量。
但它也是有代价的。社交媒体让我们具备了构建庞大的朋友网络的可能，这使得我们不再珍惜现实生活中的友情，稍有不和就很轻易地把人抛开。如果坐在我对面的人说的话刺激了我,我可以当即拿出手机，发一条消息，并得到世界各地朋友们的同情和支持，他们言之凿凿地保证，我当然是对的，我不需要那个人继续在我的生活中占据一席之地。
是的，有坏事发生时，得到别人的支持令人感觉很好。有时候，我们确实需要别人来鼓励我们脱离不良或虐待的关系，但这也让我们轻易就放弃解决一些争端的努力，而那些争端的起因，无非是我们和他人对某些事看法不同而已。
如果你不认同我的政治理念、我的身份，或者我的世界观，我可以轻而易举地屏蔽你或者把你推开，花更多时间流连于那些肯定我的想法的社会圈子。源源不断的点赞和附和令人迷醉，引人上瘾。我们不只是在社交媒体上得到这种感受。我们刻意挑选肯定我们现有的观点，妖魔化其他人的新闻来源、敬拜场所，甚至娱乐形式。久而久之,我们沉迷在自我营造的回音室里，反复听着同样的观点，相互强化各自的认知，认为我们是天选之人，我们是“好人”，而反对我们的任何人都是敌人。
这并不是说我们再也不和那些人互动，我们当然还有互动，只是我们发现他们越来越不可理喻。我们只是无法再与他们沟通。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们似乎脱离了被我们以及我们的社会圈子认定的现实。
有一天，我们猛然发现我们已经相距太远，已经无法再用“人话”交谈。
于是，我们困惑不已，想知道我们是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我们都戴着有色眼镜
导致我们相互隔绝的不仅仅是我们刻意的选择，还另有原因，只是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在2011年出版的《过滤气泡》一书中，伊莱·帕里泽提出，科技正在为我们每个人定制个性化的“过滤气泡”——它过滤着我们在互联网上看到的一切，基于计算机算法认定的我们想要的内容，展示给我们一个扭曲的现实。
你和我可能都用谷歌搜索一模一样的词语，但我们会得到不同的结果。为什么？因为谷歌不只是给你列出最受欢迎的链接，它会根据对你的了解，包括你所在的位置和你的搜索历史，列出它认为你想要的一串信息。
帕里泽为此书做了一个实验，他让两个朋友在谷歌上搜索“BP”（英国石油公司）一词，该公司因2010年的石油泄漏事件而家喻户晓。尽管帕里泽的朋友们输入的是同一个词，但他们得到了大相径庭的结果。例如，其中一位在她搜索结果的首页中看到了关于石油泄漏的消息，而另一位看到的则是投资资讯。谷歌的隐形算法向这两位女士分别展示出谷歌认为她想要看到的内容。有了个性化的搜索引擎，不同5的人输入同样的关键词，显示出来的结果会大为不同。
这很重要，因为如今，我们大多数人都通过搜索引擎解决我们最重要的问题。当我们想知道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时，我们就上网搜索。因此，如果搜索引擎提供的答案因人而异，这不仅不能帮助我们寻到公认的真相，反而会加深我们的歧见。
正如帕里泽所说：
有了谷歌针对每个人的个性化定制，支持干细胞研究的科学家和反对干细胞研究的活动人士在搜索“干细胞”时，可能会得到截然相反的结果；搜索“气候变化的证据”时，环保积极分子和石油公司高管看到的则是迥然不同的结果。在民意调查中，绝大多数人认为搜索引擎是没有偏见的。但这很可能是因为搜索引擎表现出的鹦鹉学舌倾向。你的电脑显示器越来越像是一面镜子，总是反射出你自己的兴趣所在，殊不知主导这一切的却是跟踪记录着你的点击习惯的算法观察
6者。
这还不仅仅局限于搜索引擎。你和我可能在脸书上关注了相同的好友，但我们在登录时看到的不会是同样的帖子。和谷歌一样，脸书会根据我们过去点击的内容等累积数据，展示出它认为我们想要看到的内容。
这意味着，像脸书这样的社交媒体网站会加倍扭曲我们对世界的观感。我们一开始就被引向了偏见，因为我们在脸书上看到的内容取决于我们拥有什么样的好友，而我们大多数人在脸书上的好友都和我们很相似，并且在我们最关心的问题上赞同我们的观点。当然，你不可能在所有事情上与你所有的脸书好友看法一致，但大多数人的脸书好友在种族、宗教、居处、社会经济地位、政治观点等方面趋同却是不争的事实。
但即使你的好友代表着世界上所有的观点和立场，你仍然无法从脸书上得到不偏不倚的看法，因为你能看到的并不是好友发布的全部内容，而是脸书认为你想要看到的东西。如果你点击阅览的大多是立场偏右的政论文章，脸书就会呈现给你更多的这类文章。如果你从不点击阅览立场偏右的政论文章，脸书就会向你展示其他内容，而偏右的观点便从你在脸书上的视野中逐渐消失。
就算你不从脸书或其他社交媒体上获得讯息，这么做的却大有人在。2017年，脸书上有20多亿活跃用户，而它还只是众多不断增长的社交媒体之一。人们在这些社交网络上分享新闻和见解，但都存在7类似的问题。这不只是社交媒体的问题。我们的新闻和信息传播领域日益碎片化，这使得我们能够更容易接收到迎合我们个人喜好的所谓真相。
直到几年前，一个社区的成员通常从相同的信息来源获得新闻。我们全国上下都看晚间新闻，读本地的报纸。今天，许多电视新闻节目都针对持有特定观点的受众，播报精心挑选的新闻内容，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通过社交媒体和各党派的新闻网站了解时事动态，他们有时还禁不住“标题党”的诱惑，点击钓鱼网站上标题极尽煽情和耸人听闻的资讯。
2016年，《华尔街日报》建立了一个名为“蓝资讯，红资讯”的互联网项目，旨在展示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因我们偏爱的新闻来源呈8现事实的方式（或在某些情况下，他们选择呈现不同的事实）而进一步趋向对立。由计算机算法运行的“蓝资讯，红资讯”页面，并排显示着两个假想的实时新闻栏——其中一个显示的是自由派偏爱的新闻源的最新文章，另一个显示的是保守派偏爱的新闻源相同主题的文章。两相对比，泾渭分明。例如，在我写本章时，我打开了这个网站，想看看不同的消息源涉及枪支的观点。“蓝资讯”的头条新闻冠以“纽约警察枪杀了又一个精神疾患的黑人，这次是在纽约布鲁克林”的大标题，而红资讯的头条则是：“纽约警察敲退伍军人家的门，告知他有精神疾病并没收他的枪支——他们错了”。
我们认为彼此生活在完全不同的现实中，这有什么奇怪的吗？我们从社交媒体这个信息源获得经过精心调制的链接汇总，我们紧接着转向有偏见的信息源以了解更多信息，然后我们退缩到带着偏见的社会气泡中，在那里人们相互佐证各自刚刚了解到的东西。
我们不再围绕塑造我们生活的任何议题，展开单一主题的全民大讨论，这对我们所有人都具有毁灭性的后果。
然而，即使这个问题已经日益彰显，但解决问题的办法却仍然杳无踪影。媒体人、技术专家和政治评论家纷纷口诛笔伐，谴责假新闻和个性化定制新闻导致了美国人的极端对立，但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同样处于自身的气泡中——他们能看到“另一个美国”的存在，但又不确定怎样才能摆脱自己的回音室,同时让自己的观点穿透别人的回音壁。如果我们真的想要解决这种隔阂，双方都要走出各自所在的回音室，畅所欲言，并且具备理解各自所持观念的能力。但很多时候，这种畅所欲言的情形并不存在。尽管我们熟知一些个体，但我们并不熟悉他们的回音室，因而不能改变他们对我们最为关切的事情的看法，所以当我们以为显而易见的论点不能说服对方时，就感到不可思议。对立双方都存心对抗，根本无意于理解对方。结果，双方都要说服对方，但他们的做法在不知不觉中破坏了这种努力，反而强化了彼此的歧见。
无论如何，我们必须破除隔阂，互相沟通。
这本书会教给你如何做到这一点：从一次一段对话做起。第2章待在自己回音室的世界到底有多可怕
假如其他人的想法不是一贯都错误的话，这个世界该有多美好啊。9——瑞安·诺思所作《恐龙漫画》中的暴龙
我们应该努力跨越文化鸿沟，这说起来很容易。
但我得承认：有些日子，我更喜欢待在自己的泡泡里。
有些时候，无论我浏览社交媒体，和朋友聊天，或者在商店里购物，总是有可能读到或听到一些令我郁闷、反感，甚至完全错误的言论，我往往会保持沉默，因为我并不想陷入争论。我有时就是不愿面对纷繁复杂的事务。我只想要身边都是心有灵犀的人。在那些时刻，这个气泡似乎打造了一个完美的世界。
人们深感沮丧时，渴望在气泡中得到安慰，这是可以理解的。唐纳德·特朗普当选总统一周后，《周六夜现场》制作组不失时机地恶搞了一下，他们号召心怀不满的进步人士加入“这个气泡……一个由志同道合的自由思想者精心营造的社区——没有其他人。所以如果你是一个思想开放的人，来这里把自己封闭起来吧。”真残忍。然而，即使在《周六夜现场》虚构的气泡中，也不是每个人都站在同一条战线上。“我们在这里看不到党派纷争，真值得庆祝。”一个白人男性面带微笑，不无奉承地说。但他旁边那位非裔美国女性则冲着镜头做出10一副恼怒又无奈的表情。
与他们相反，我是在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气泡中长大的。我所在的福音派教会十分保守，大家都假定每一个虔诚的基督徒都投票给共和党；直到我满20岁之后，我才知道原来“自由派”这个词不全是贬义。我听福音派广播，读福音派杂志，我听的所有音乐都来自城里的基督教书店。我长到十几岁时，终于忍不住买了我的第一张“世俗”专辑，这是大学生组成的摇滚乐队“他们可能是巨人”的作品，内容无害，只是透着一股子傻气。我开始听的时候有些胆战心惊，生怕外来的音乐会带着邪恶的成分侵入我所在的福音派气泡。
今天，我有一些朋友生活在现实版《周六夜现场》的进步主义气泡中，也有一些朋友，就像我小时候一样，生活在保守的福音派的气泡中。我还有很多生活在其他气泡中的朋友，包括宗教的、社会的、地域的和意识形态的。而我自己则拥有十分独特、非常具体的一个个小气泡，活跃其间的只有生活经历相似的人，让我觉得可以得到每个人的充分理解。你所在的气泡或许与我的大同小异，或许迥然不同。逃离这个令人沮丧的世界并退缩到各自的气泡中寻求慰藉，这本无可非议，但我们不能任由自己一直居于其中。孤立自己只会让问题变得更糟。
这个世界上存在很多问题，有些让你忧心忡忡，有些让你痛苦不堪，你不愿经受这些问题的折磨，渴望躲进气泡中平复你的内心，但是，仅仅这样做并不能解决问题。如果你想看到人们在一些你认为很重要的事情上改变想法，必须有更多像你这样的人站出来，面对众人发出自己的声音。你的声音必须穿过你的气泡，穿透你的回音室，直达其他气泡和回音室的人们。
不然的话，我们都会有大麻烦。回音室的危险
如果你上过心理学课，你可能听说过所罗门·阿施在1951年进行11的一项著名研究。在这项实验中，他把一群男大学生关在一间屋里做一系列视觉测试。他们要做的就是大声回答以下问题：分别标记为A、B和C的3条线中，哪条与未标记的第4条线长短完全一样。测试很简单，答案也很容易确定。当单独测试时，被试者回答正确的比率超过99%。
但小组实验暗含机关：房间里真正的实验对象只有一个年轻人，但他并不知情；所有其他的“实验对象”都在暗中与研究人员合作，并按要求撒谎，在某些问题上都给出同样的错误答案。阿施做这项实验的真正目的是确定群体的影响：假如其他人给出的答案明显是错误的，那么这个人会和群体保持一致吗？还是他会无视大多数人的意见，给出正确的答案？
结果发现，大多数受试者（75%）在实验中为了与大多数人的意见一致，至少有一次给出了明显错误的答案。当阿施后来采访他们时，一些人说他们知道答案是错误的，但另一些人坚称他们确实相信了谎言。
现实生活中的回音室比阿施的简单实验要复杂得多，但这个实验充分证明，我们的社交圈具有巨大的力量，不仅能影响我们的行为，甚至还能左右我们的信仰。当我们一遍又一遍地听到周围人重述的内容时，我们就会开始接受它。我们听到的越多，它就显得越合理，同时也让处于我们的回音室之外的人越难说服我们回心转意。
只要让足够多的人围绕在一个人身边，异口同声地告诉他答案是A，那个人最终就会信以为真，即使他们面带极其明显的说谎表情。
世界上数以百万计的人想都不用想就能知道正确答案。但在回音室里，唯一重要的是房间里其他人的声音。
如果同侪压力足以在答案显而易见时改变人们的想法，想象一下这种压力在答案不那么明显的问题上能起到什么作用。如果外部观点最终无法渗入，问题就会变得更糟。回音室不只是滋养一致性，它们还可以培育极端主义。
各种研究结果一再表明，如果把一群志同道合的人放在同一个房间，让他们讨论一个见解趋同的问题，他们之间不断地相互肯定会导致该群体整体上变得更加极端。也许起初他们只是在1和2这两个选项中倾向1，但在听到彼此对选项1的称赞后，他们最终会表现出对这一选项更强烈的倾向。这种“群体极化”效应频频出现，以至于研究人员赫尔穆特·拉姆和戴维·G.迈尔斯予以如此表述：“在社会心理学的历史上，这种深植于各种文化和因变量测试数据中的非显著现象12是十分罕见的。”
回音室是真理的敌人。它们撕裂社区并扼杀交流。在我们的社会中，它们正变得越来越强大。
但好消息是：回音室并不是绝对的。阿施实验中的大多数受试者至少有一次挑战过大多数人，而且阿施发现只是在房间里再增加一个给出正确答案的人，他们力排众议的概率就会上升。在对抗回音室的影响方面，一个单一的外部声音就能产生令人难以置信的强大效力。
你可以成为那个声音。做到这一点并不难，只要你愿意主动去接近其他气泡中的人，当面讨论你认为最重要的问题。对牛弹琴“等一等，”你说，“我试过和那些人交谈，但白费功夫。”
对此我感同身受。和一些人谈论重大的分歧，感觉真像是对牛弹琴，白费口舌，甚至会碰一鼻子灰。但我早已注意到，这种对牛弹琴的感觉通常源于五大沟通障碍，在与不同的人交谈时它们不时会蹦出来。这五大障碍——比如虚假信息和团队忠诚——横亘在你和别人之间，由此导致双方的交流困难重重。
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将教你破除这五重屏障的方法，并让你享有最佳机遇，让跻身其他气泡中的人们能够听到你的声音。但你要记住，无论策略有多高明，光说不练也一样是白搭。如果你想让这本书真正见效，你就不能像读小说那样，纯为消磨时光而读。我强烈建议你多花些时间，细细品味这本书里的观点，深入思考如何把它们应用于你生活中特定的人和事。在真实的对话中试着运用书中提及的技巧和原则，体验一下你会遇到什么样的挑战。不要让这些概念只停留在书本上。与约翰叔叔一起过感恩节
想象一下：你们家族聚餐，一起过感恩节。你巧妙地避开了格特鲁德姑妈一连串试图打探你私生活的问题，而当你刚要再吃一份土豆泥时，约翰叔叔突然开口说话。“噢，你们听说了吗？那个——”
他刚说了半句话，你就已经知道他要提出的问题是什么了。这是一个你非常关心的问题，而且你知道他持相反意见。你早已领教过他口沫横飞的夸夸其谈——信口开河，不求甚解，假设其他人都认同他的观点。其实你根本不赞同他的观点，但你也不想招惹是非，让对方下不来台。你憋着一肚子气，心里默念着要忍住，别发火，坚持吃完这顿晚餐。
如果你留意的话，在聚会时，在社交媒体上，在工作中，以及在一起吃晚餐时，你总能碰到与你观点对立的“那些人”，并有机会同他们交谈。问题是，当他们出现时，你会怎么做？
在处理这类分歧时，我们大多数人的工具箱里只有3种主要的工具：据理力争，敬而远之，或者各让一步。
如果某个问题对我们来说意义重大，我们的第一反应通常是据理力争。我们展开争论，试图说服对方以我们的方式来看待事情，如果这样做不起作用，我们就会升级：我们会提高嗓音，施加压力，并威胁对方，如果不按照我们的要求做的话，就要承担不良后果。
如果我们不愿与人相争，或者争了也没用，对方根本不买账，我们或许会选择避免分歧。仅仅是“求同存异”和选择不再提这个话题之举，就避免了与许多亲朋好友反目成仇的悲剧。有些时候，那样做是最佳选择，不值得为了一些不同意见而失去朋友。在更极端的情况下，我们可能会狠心把其他人完全排除在我们的生活之外，从而避免意见不合的情形。这可能是为了保持我们头脑清醒的必要举动，但过于依赖这种做法的结果就使得我们陷入了极端对立的世界。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的很多情况下，争吵和回避都行不通。在处理这些争端方面，我们大多数人都只学到了另一种方式：妥协。你这辆车要1.5万美元，我只愿意付1.1万美元，这样吧，咱们取个中间数，1.3万美元，不过这个价格要包括那些地垫。
妥协简便易行；我们都知道如何妥协。但是，如果一个问题太重要而不能妥协怎么办？如果只有一方有过错而另一方受到伤害怎么办？如果没有中间立场怎么办？在这些情形下，我们很多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一旦妥协被排除在外，我们的工具箱里就没什么可以选了，于是我们又回到了某种据理力争或敬而远之的组合选项。我们争辩、威胁、施压，并除此之外不惜采取任何行动，迫使他人接受我们的观点。与此同时，在我们无法说服别人时，便断然把他们从我们的生活中剔除。我们置身于自己的气泡中，坚信我们属于正确的一方，周围都是鼓励我们、帮助我们口诛笔伐另一方的人。我们知道那些人就在外面，而且在很多情况下，我们知道他们在外面制造伤害。但我们不知道如何让他们听我们的，我们对此深感无能为力，任凭挫折感折磨自己的内心。
有时，我们会看到他们中的某个人在我们的社交媒体上发的推文，或者在我们访问的网站上有条留言，我们就忍不住要针锋相对，驳斥一番。也许他们中的某一位会在家人聚会上挑起话头，我们会徒劳地试图启蒙他们。但最终结果是，一切似乎都依然如故，过了一段时间后，我们深感精疲力竭，既然朽木已不可雕，就只能屏蔽他们，把他们排除在外。
我们需要第4个工具。第3章争吵、逃避、妥协之外，我们还能做什么
我们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要么我们大家一起同时死去，要么我们学会共处——如果我们共处，我们就必须交谈。13——埃莉诺·罗斯福
几年前，我在一所大学校园里组织了一次公开对话活动，这是国内一个非常保守、福音派信徒众多的地方。活动的主题是同性恋与基督宗教，如此组合的话题在这所大学和其他许多类似的学校里已经被证明是极具争议的。在活动之前举行的一系列一对一交谈以及调查显示，学生们分为泾渭分明的两个阵营。LGBT学生群体中有相当多的成员来自基督教家庭，但很多人后来背离了父母的信仰，大多数人对校园里的基督教团体怀有强烈的戒备心理。
在举办这个活动时，“LGBT”（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一词被广泛用于描述性取向和性别的少数群体。在我写这本书时，它仍然是最常用的，所以我通篇都采用了这个词以确保一致性。但我不能不承认，有些团体认为这个词并不能准确地代表他们，一直在努力改变它，因此衍生的LGBTQ和LGBTQIA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
与此同时，各个基督教团体中的成员，尤其那些自认为是保守派或福音派的信徒们，同样表示他们觉得LGBT团体及其动机十分可疑。双方均在私下里表示，自己受到对方的误解和不公正的诽谤。
当活动开始时，礼堂里的紧张气氛是显而易见的。学生们紧张地聊着天，互相观望，有些人翻阅着他们带来的《圣经》和笔记本。他们做好了战斗准备。
在活动的开场白中，我简单介绍了我自己的背景和富有成效的对话的本质，建立了一些基本规则，然后就开始让立场不同的人相互认真提问。我小心翼翼地主持着讨论，偶尔介入，改变一下提问的方式，但大多数情况下，我要求学生们能听到彼此的表述。
当持续了90分钟的活动结束时，我发现了不可思议的变化。不同群体的成员打成一片，热烈地交谈，互相询问对方的联系方式，并提出未来要多聚会。
一群来自两个阵营的学生问我是否愿意和他们共进晚餐，边吃边聊。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我听他们讲述他们的故事，一起欢笑，讨论如何在他们的校园里创造更多的对话机会。
一群LGBT学生和保守的福音派基督徒，这两个一贯不合的群体，竟然坐在一起吃饭，互相在脸书上加好友，把对方看作是值得交往的人。而且，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眼前发生的这一切并非意味着双方忘记了彼此对立的观点，而是在襟怀坦荡地谈论双方的歧见，认真倾听对方的说法。这并不是出于社会礼仪的要求而刻意表现出的彬彬有礼。这对双方来说都堪称真正的突破。这是真正的、诚挚的交流。
想象一下，如果我们能在社会中所有对立群体中实现这一目标！想想我们能完成的所有好事。
更重要的是，这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我在美国20多个校园里做过类似的活动，我也看到同样的场景在一所又一所学校里反复出现。
那么，是什么造成了这种差异呢？为什么当无数其他试图跨越相同鸿沟的尝试都一败涂地时，这些活动却能取得空前成功呢？
这不仅仅是侥幸。这些事件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有一种特定的方法——我在一对一的谈话中以及针对各种规模听众的信息中使用的方法，都有同样令人鼓舞的结果。这种方法可以帮助你直达你想要交流的人，无论他们是谁。如果你把这个方法的基本原则牢记在心，你就可以打破理解的障碍，对抗我们的文化回音室，在很多情况下，改变你认为永远不会改变的心灵和思想。
同时，这些原则构成了我们缺失的第4个工具——战略对话。并非所有的对话都意在平等交流“哦，我明白。”
我发现大多数人听到“对话”这个词时，反应相当平淡。这个词散发着浓烈的软弱可欺的气息，糟糕透顶。为正义而战？必须的。打垮反对派？绝对的。但对话？这听起来就是一无是处、缥缈无望的理想主义幻觉。仔细想想，它唯一能派上用场的地方或许是你妈妈受这种说法的忽悠，建议你去和在操场上欺负你的人讲和，并与对方交朋友。没错，对话是个好主意，也许在某些情况下是有作用的，但是，伙计，我们可是生活在这个真实的世界当中，这里存在无恶不作的人，他们会做伤天害理的事，一些活生生的人因此命悬一线。任何自称“自助大师”的人都可以向你提出忠告，建议你要通过协商解决问(1)题。但是，借用希雅的专辑名称来说，我们中的一些人确实有问题。
通过对话的方式解决世界极化的建议，听起来有点像是提供小剂量阿司匹林给患偏头痛的人服用。
我一直都会听到人们的这种反应。
事实上，在我提到“对话”一词之前，我已经同人们进行了一些相当有意义的对话。我会坐飞机去参加一个演讲，或者在社交聚会上闲聊，总会有人问我是做什么的。当我提到我正在研究信仰和性取向的问题时，人们的反应五花八门。有些人并不在意——他们对这个话题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然而，另一些人却很关心，一旦听说我是研究这个课题的，他们就会立刻对我进行评估，想要弄清楚我是站在他们这边还是在另一边。
如果他们怀疑我可能属于另一边的，我马上就能察觉到。他们的整个举止都会有明显的改变。他们会自我封闭起来，眯起眼睛，变得不那么健谈——或者他们转向辩论模式，问我一些明显有倾向性的问题，并告诉我他们的想法。
另一方面，如果他们认为我站在他们那边——不管哪个“边”——他们通常会马上敞开心扉，告诉我他们有多高兴，感谢我努力把真相呈现给那些人。他们会说，那些人实在是太无知，错得离谱，谢天谢地你在试图把那些人纠正过来……诸如此类的说法。
但当我提到我的工作涉及由双方进行某种形式的对话时，人们的热情随之降温不少。此前一提到直接挑战对方就激动不已的一些人，对于寻求对话的思路基本上没有任何兴趣。我能理解为什么。“对话”给人一种虚弱无力的感觉。这听起来像是要让某种观点合法化的方式，而那种观点明明是错误的和有害的。“够了，”他们会说，“是时候采取行动了。”对话常常被视为行动的反面，而且在大家感到危急关头之时，我竟然要推动对话，这让他们非常失望。
也许就对话而言，你也有同感。一群人在礼堂里互相倾听，一块儿吃晚饭，这一切都很好，但是当你试图解决与一个榆木脑袋的亲戚之间的冲突时，这种做法对你有什么实际帮助呢？它又能如何帮助那些权利被践踏的少数群体，或者面对成群结队、来势汹汹的反对者而孤军奋战的圣骑士？“我想要的不只是这些。”你可能会说，“我并不是想撮合一群人交朋友，聚在一起聊天。我想改变一个人的思想。如果我们坐在一起聊天，相互加深了解，但没有人真正改变他们的观点，这对我没有任何好处。我已经认识了很多与我见解不同的人，这就够让我发疯的了！”
如果你是这么想的，我听到了。这就是为什么“战略对话”必须具有战略意义。不幸的是，有很多非建设性的非战略对话，坦白地说，那些对话在改变人们的态度方面，没有丝毫作用。而战略对话是不同的。什么是战略对话
在这本书中，我所使用的“战略对话”一词，专指一种同与你意见相悖的人建立沟通的特殊方式——无论对方是家庭成员还是某种全民运动。这是一种旨在缓解紧张情绪、改变态度，并揭示真相的技术。如果使用得当，战略对话可以成为一种强有力的工具，可以在最具争议和分歧的问题上改变人们的思想。
想想那些你根本无法沟通的人，即使你的立场有很强的逻辑依据，他们也不会听你的。好吧，他们有理由不听你的。人们的言行并不总是合乎逻辑的，我们心里都会存在一定的魔障，妨碍着我们看清真相。战略对话的宗旨是要破除这些障碍，创造双向理解的途径，争取让双方都能心明眼亮，认清事情的本相。
战略对话并不是要操纵或蒙蔽别人，诱使他们相信你想要他们相信的东西。这里不存在上不了台面的营销手段，也不能保证对方会改变固有想法，尤其是你深信不疑的东西，其实没有你想象得那么靠得住，那样的话就更没有说服力了。但是，在自我、极端化和谎言遮蔽了人们的双眼，损害了人们的判断力的情况下，战略对话提供了用于清除上述障碍的最有效的一种方式。战略对话的基本原则
在详细探讨之前，我们先花点时间来看看关于战略对话的4个基本事实，以及它是如何运作的。1.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对的
这应该是不言而喻的，但令人惊讶的是，人们很容易忘记这一点。即使你确信“那些人”是错的，他们依旧认为自己是对的。这种意识影响着他们的行为举止以及他们应对你的方式。2.我们都想要改变他人
仅仅因为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对的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是对的。有时候，人们的认识是错误的。所以，咱们就公开承认吧：如果你认为我错了，那么你很可能想要改变我的想法。同样地，我也想要改变你的想法。
这很重要，因为很多人认为“对话”就意味着永远保持不偏不倚，仅限于谈论我们之间不同的信仰，绝不给任何人的观点贴上“错误”或“有害”的标签。“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道理！”这种无济于事的对话如是说。“所有的观点都成立，我们各执一端，各有各的真相！”
但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不可能总是对的。并不是所有的见解都能成立。如果有人想要否认大屠杀或者声称某类人属于劣等种族，那是不对的，根本不是“有效的观点”。
的确也存在某些问题，每个人的意见都一样有效。对于像“哪种冰淇淋的口味最好”这样的问题，不存在正确或错误的答案。每个人都有权利为自己的个人喜好辩护（尽管我永远无法理解为什么会有人选择奶油核桃冰淇淋）。
但通常情况下，令我们争论不休的问题事关重大，必须一争高下，找出正确的答案。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关乎生死存亡。气候变化威胁着地球的未来吗？地狱真的存在，有些人真有堕入地狱的危险吗？枪支管制会让我们更安全，还是更不安全？学校政策的改变能帮助遏制霸凌并保障孩子们的生命安全吗？这些问题牵扯到太多的利害关系，很容易让人们感觉心烦意乱。达成正确的共识至关重要。所以，如果我已知正确的答案，且信心满满，我将为能说服你而奋战到底，因为我关心的是结果。我决心改变你的思想——而你很可能想要改变我的思想。3.与争论相比，对话能更有效地改变他人的想法
这是违反直觉的，但这是事实：尽管似乎最自然的事情是通过据理力争或辩论来改变一个人的想法，但这些方法实际上不太可能得到你想要的结果。
要理解其中的原因，花点时间回想一下你上次与人有过的激烈争论。和谁？争论的焦点是什么？你有什么感觉？它是怎么结束的？
请你尽可能试着把自己重新置身于当时的场景。在那场争论中，你处于守势吗？生气吗？尴尬吗？沮丧吗？你觉得对方是否知道你所持立场的前因后果？你为什么会有那种感觉？
在唇枪舌剑各不相让的当口，你对另一个人本身及其论点有什么感觉？他改变了你的想法吗？为什么改变了？为什么没有改变？
争论有一些奇怪的特性：当我们想要改变某人的想法时，我们的第一反应就是与人相争，但实际上这种做法并不能有效地改变别人。我们越是急于改变别人的想法，我们就越会热衷于争论。我们争论得越激烈，就越会强化双方的防线。我们大喊大叫，声色俱厉，试图迫使对方乖乖接受我们的思维方式，但这样做的实际效果正相反，只会导致对方越来越顽固地坚持自己的立场，双方因此而变得越来越愤怒和不理性。(2)
这种情形有点像所谓的“中国手指陷阱”——一种管状玩具，双手的食指分别套在它的两端。你越是想把两个手指拉开，它们就会被套得越紧。我们凭直觉用力的方向与我们要达到的目的正相反。唯一正确的做法反而是，两个手指深入套管，彼此靠近，然后就能轻易摆脱陷阱。
争论也是这样。我们与人争吵所产生的紧张感使他们对我们的论点更有抵抗力。把它称为“辩论”而不是“争论”并不能使它更有效。人们通常会变得情绪化——甚至会因为你对他们所关心的话题竟然无动于衷而怨气横生。假如我们真想抓住时机，让他们能听得进去我们的观点，我们需要找到一种缓解这种紧张感的方法。
即使你成功地进行了一场合乎逻辑、冷静客观的辩论，双方自始至终都没有达到白热化的程度，辩论仍然不能很好地改变参与者的想法，因为在辩论中，每个人追求的终极目标都是战胜对手。
想象一下，你和我在某些议题上的立场针锋相对，并就此展开辩论。我掌握了很有力的论点，并迫不及待地要抛向你，因为我确信你无可反驳。因此，就在你滔滔不绝地论证你的观点期间，我一直跃跃欲试，准备随时向你抛出我精彩的论点。最后，这一刻终于到来了，我抛出了我的撒手锏，这一击必定会把你打翻在地。
结果并没有。为什么？因为我一直在阐述我自认为精彩绝伦的论点，你正忙着思考你该怎么反驳，绞尽脑汁要在我的论证中找出漏洞，以便驳倒我，从而赢得辩论。在辩论过程中，我们实际上都没有很好地倾听对方的阐述，至少不是出于你需要开阔视角，听听别人怎么说的目的去仔细聆听。我们听别人说话的目的，只是要设法予以反驳。既然是这样，我们两个人都不太可能动摇原有立场。如果这场辩论有什么作用的话，也只是体现在从此后我们之间的分歧进一步加深了。
解决办法是用一种鼓励倾听和打破障碍的方式来谈论我们的分歧，而不是竖起隔断。这就是为什么当辩论和争论失败时，战略对话能够让人回心转意。4.最后，对话并不能取代行动
我们都可以回顾历史上和我们自己生活中的一些场景，在那些重大关头，需要人们采取行动来阻止冲突或做出改变。有时需要公民不服从、抗议或法律压力促使众人做正确的事。有时甚至注定了要以战争为手段决出个高下。当然，如果你受到家暴的摧残，你需要采取行动，摆脱这种家庭关系。
当人们第一次听到我提到要以战略对话应对我们的分歧时，一些人错误地以为我在提倡一个全新的世界，身处其中的一方可以容许另一方肆意践踏他们，并使不公正的行为永久持续，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希望让人感觉良好的谈话能在某一天神奇地结束这一切。
不，不，不。
有些时候，为了公正必须采取某些行动。如果有人伤害了你或他人，你就不能等着他们自己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予以纠正，而是需要当即采取必要的措施来保护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该怎么做要视情况而定，所谓必要的措施可能意味着你要勇敢地面对一个恶霸，游说立法者，呼吁抵制，或者采取任何合理的、必要的行动来帮助阻止一些错误的事情发生。
但在所有这些方面，交际手段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你不可能在每次有人犯错的时候就发动一场战争，发起一场诉讼或举行抗议活动。如果你这样做了，你很快就会变成恶霸，通过武力把你的意志强加给其他人。也有很多情形，像示威游行之类的活动不再起作用，有时甚至会适得其反，把你的对手变成他们事业的烈士。在这些情况下，对话往往能替代行动，起到解决问题的作用。
即使在有必要采取这类激烈行动的情况下，运用一些交际技巧也能极大地提升它们的效力，并帮助你更快更多地取得你想要的成果。诚然，像公开抵制或公开羞辱的威胁这样的不良后果会迫使人们在短期内改变他们的行为。但是，假如他们改变自己行为的目的不纯，仅仅是为了避一下风头，那么这种改变就会是短暂的，而且会在此期间滋生怨恨。为避免负面影响而有所收敛的人倾向于暂且敷衍了事，一旦他们认为自己能够逃避惩罚就会故态复萌。
另一方面，战略对话有助于创造持久的态度转变，而当人们的态度发生变化时，他们就会成为你的盟友，而不仅仅是被你打败，暂时俯首称臣，委曲求全的人。
因此，首先牢记这些原则，接着我们就深入探讨运用循序渐进的战略，通过对话改变他人对你最重视的问题所持的态度。战略对话概述(3)
我童年时代的奥赛罗棋盘游戏有一句“入门一分钟……学好要一生”的营销口号。战略对话很像是这样。在最基本的层面上，战略对话仅仅是利用你已经拥有的技能，比如倾听和讲故事，去与你不认同的人交流。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异常简单。但是，何时以及如何运用这些技能的战略赋予了这种技术强大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要真正掌握它确实需要一生的时间。
战略对话的基本步骤：
A.准备（第4章）
第1步 自己准备好。
第2步 让听众准备好。
第3步 布置好场地。
B.对话（第5-13章）
第4步 运用战略倾听。
第5步 运用战略性叙事技能。
第6步 反复冲击屏障。
C.后续步骤（第14-16章）
第7步 提出要求。
第8步 反思并评估。
第9步 重复整个流程。
战略对话共有3个阶段：准备、对话和后续。
在准备阶段，你将做一些重大决定，并确保你和你的对话伙伴（们）都准备好进行富有成效的对话。我们将在下一章中详细讨论这个问题。
对话阶段的工作量是最大的，它构成了本书的大部分内容。这一阶段的目标是打破阻碍你的信息被听到的四大主要障碍：自我防御、团队忠诚、舒适区和错误信息。
最后，在后续的步骤中，你要克服第5重屏障——世界观保护——并努力确保你的对话有一个清晰的、可衡量的结果，帮助你朝着你的目标前进。
请记住，战略对话是一种艺术形式，而不是一个神奇的公式。你可能并不总是使用每一个步骤或遵循每一个建议，这是可以的。我已经包含了一些具体的细节，以便更容易理解战略对话是如何运作的。但不要就此亦步亦趋或者缩手缩脚。每个人都是不同的，现实生活中的场景是不可预测的，所以不要害怕进行新的尝试和调整，以便让这个流程适应你的具体需求，并起到应有的作用。
(1) Sia Kate Isobelle Furler：澳大利亚歌手、词曲作者。
(2) Chinese finger trap：或称“中国指铐”（Chinese finger cuff），甚至“中国手指监狱”（Chinese finger prison），实际上是用薄竹篾编的小玩具，见于美国。
(3) Othello：一种很著名的黑白棋游戏。具体规则：先在8×8的棋盘中心位置放入4枚棋子，黑白各两个。然后双方轮流下子，在直线或斜线方向，己方两子之间的所有敌子（不能包含空格）全部变为己子（称为吃子），每次落子必须有吃子。最后占满全部棋盘，子多者胜。第4章开启成功的“战略对话”前，你该如何准备
我……如果不做几个小时的准备，就不可能发表非常精彩的即兴演讲。14——马克·吐温
好了，现在你发现了一个你想要讨论的问题，或者物色到了一个你想要沟通的人。太棒了!（如果你还没有想到任何人选，抓紧时间想想。只有应用于真实的情景，这本书才会更有意义。）但是，在你匆忙进入对话之前，你可以做一些事情来让你的对话更加顺利。第1步：自己做好准备
正确的战略对话需要周密的计划。这很像商务会议：任何人都可以召开会议，但要使会议富有成效，需要付出努力和有明确的意向。我参加了很多毫无意义的会议，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成果，我总是不禁自问：“为什么我用5分钟时间看电子邮件就能了解清楚问题所在，还要耗费1个小时来参加这种会议？”毫无意义的会议是最糟糕的。
最好的会议是充满活力和富有成效的，只是，很遗憾的是，这类会议太罕见了。如果你问任何管理顾问，好会和烂会之间的差别是什么造成的，我几乎可以保证他们一定会说到准备工作的重要性。成功举办的会议都是计划周详的会议。会前需要付出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才能保证开会的时间不会白费。
对话也一样。我曾经历过很多对话尝试，整个过程糟糕透了，大家都只是说啊，说啊，说啊的，最终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效果，人们的想法根本没有任何改变，对话参与者感觉这种活动简直是在浪费他们的时间。战略对话应该有目标，并对人们产生影响。要做到这一点，你必须在对话开始之前提早做好准备。了解利害攸关的问题
首先，确保你了解对话涉及的问题，越深入越好。否则的话，就在对话进行中途，你突然意识到你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那就太糟糕啦。花点时间研究一下你的问题的方方面面。如果可能的话，你最好能够清晰地解释对方的信念，以及他们持有如此信念的理由。
假设你的孩子所在的学校提出一项反霸凌的政策建议，你对此表示支持，但也有一些人极力反对。在你为对话做准备时，问问自己：为什么会有人不赞同反霸凌政策？做一些调查，看看你是否能在你坐下来对话之前回答这个问题。人们认为这个建议不会有效果吗？认为它会浪费资源？会侵犯他们的信仰？看看网上或当地新闻媒体上都陈述了哪些反对意见。
你越了解双方的优点和缺点，你就能更好地在这次对话中表现出你的立场。确立你的目标
你想要达到什么目的？考虑一下眼前的问题，以及你能想象出的比较靠谱的成果。
在举办大学对话活动时，我设定了相当中庸的目标。我想要激发LGBT群体和基督教团体之间持续的交流——这些团体多年来一直在争吵，却没有真正地交谈。我还特别想要像我一样成长起来的福音派信徒，深刻认识到他们的言行带给LGBT同伴的负面影响。因此，我的目标是在这两个校园团体之间创造出理解和共享社区的感觉。我觉得在一次会议上能达成上述目的再理想不过了，但我希望它能带来更多的对话，以及更长久的态度转变（我听说结果真是这样）。
同样的道理，你的目标或许是要修复一段受损的关系，或者在总体上，改变一个人对于你十分重视的问题所持的态度。它不需要再多了。另一方面，你可能有一个更具体的目标，比如让人们在某一问题上投赞成或反对票，或改变他们的行为。例如，我曾利用战略对话推动大学和教会在具体政策上做出改变，或者说服家长不要强迫他们的孩子接受性别重新定位治疗。无论你的目标是什么，要确保从一开始你就有清醒的认识。你不可能在方向不明的情况下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了解你的听众
一旦设定了你的目标，就花些时间想想你要面对的听众。如果你要和一个你不太了解的人对话，那就提前了解一下他们。你应该能通过他们的博客，发表过的文章，甚至社交媒体账号，来了解他们的价值观吧？好好利用这一点。你对他们所相信的和他们十分重视的东西了解得越多，就越容易与他们在同样水准上交谈。
大多数时候，你在这个当口已经知道你的听众都是什么样的人了。但在某些情况下，你有多个选择，这时你就需要决定该同谁一起坐下来对话。如果你关注的问题是学校的反霸凌政策，你似乎该和其他家长谈谈，以便获得广泛的支持，或许你该直接找到校长聊聊，或者你可以和学校董事会的有影响力的成员交谈。你甚至可以不必多选一，而是一个都不落下。考虑一下你拥有的选择，并确定你认为你最有可能影响决策结果的对话方。
除非你觉得对战略对话有了十足的把握，否则我强烈建议你先重点去做一对一的对话。群体对话更容易脱轨，而且通常更难驾驭，而不管怎么说，一对一的对话往往是最有效的。如果你想要改变的是多个人的想法，那么与其把大家召集在一起谈，不如分别进行一对一的对话，这样做可能会更容易些。当你熟练掌握了对话流程后，你会发现有很多方法可以让它适应更大的群体，前提条件是，你下决心要朝那个方向发展。从感情上做好准备
战略对话并不总是那么容易。它需要控制好你的脾气，并且当你抑制不住要争吵时，你愿意保持沉默。这通常是不公平的，虽说是别人的错，却要求你充当“宽宏大量的人”。
因此，除了智力上的准备，也要让自己从情绪上做好准备，迎接未来的挑战。想象自己镇定自若地应对，无论别人所说的多么无知或令人感到沮丧。
确保你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思想准备，但也尽量往好处想：不要把对方想象成你的敌人，而是作为一个潜在的盟友，你可能会惊讶于他们对对话的反应。记住，如果事情进展不顺利，一旦有必要，你可以随时离开对话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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