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理想国译丛33)(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乌拉圭）爱德华多·加莱亚诺

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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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理想国译丛33)试读：

理想国译丛序

这两句话或许比任何复杂的阐述都更清晰地定义了理想国译丛的初衷。

自从严复与林琴南缔造中国近代翻译传统以来，译介就被两种趋势支配。

它是开放的，中国必须向外部学习，它又有某种封闭性，被一种强烈的功利主义所影响。严复期望赫伯特·斯宾塞、孟德斯鸠的思想能帮助中国获得富强之道，林琴南则希望茶花女的故事能改变国人的情感世界。他人的思想与故事，必须以我们期待的视角来呈现。

在很大程度上，这套译丛仍延续着这个传统。此刻的中国与一个世纪前不同，但她仍面临诸多崭新的挑战，我们迫切需要他人的经验来帮助我们应对难题，保持思想的开放性是面对复杂与高速变化的时代的唯一方案。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保持一种非功利的兴趣：对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本身充满兴趣，真诚地渴望理解他人的经验。导读以挑战的姿态执笔索飒一

爱德华多·赫尔曼·玛利亚·休斯·加莱亚诺（Eduardo Germán María Hughes Galeano），即读者熟悉的爱德华多·加莱亚诺，于2015年4月13日在他的祖国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辞世，享年七十四岁。

加莱亚诺的成名作是1971年问世的《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Las Venas Abiertas De América Latina，以下简称《血管》）。据不久前的消息，这本书在他的祖国销量仍然名列前茅。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世界以反体制为浪潮。拉丁美洲曾在“依附理论”的旗帜下讨论大陆的前途，而《血管》为这一解剖美洲病体的理论骨架填补了肌肤和血脉。《血管》出版后，迅速传播。加莱亚诺在80年代修订本说明中记载了有关它的几则轶事：在一辆穿越波哥大街道的汽车上，一个姑娘正给身旁的女友读这本书，后来她站起来给全体乘客朗诵；一个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大学生一周内走遍附近街区的所有书店，逐段阅读这本书，因为他没有钱买下它……由于作品记载的历史本身的力量，《血管》游离于作家的创作边界，成为拉丁美洲“60年代”集体记忆的积淀。

历史永远在交替前行。70年代中期前后，作为对时代主题词“变革”和“希望”的反动，右翼军事独裁寒流席卷拉丁美洲，加莱亚诺和他的作品遭受追踪。拉美数国政府禁了这本“腐蚀青年”的书。在智利军人政变大屠杀的日子里，一位智利妇女把随身带着的这本书裹在婴儿的尿布里逃离圣地亚哥。加莱亚诺本人不得不流亡国外继续文学创作。《血管》在白色恐怖时代的拉丁美洲遭到厄运，却以几十种语言的译本、几十次的再版走遍世界，经久不衰。它迟迟才来到中国。90年代，当得知该书已被几位西班牙语译者译出，却因无一出版社问津而被束之高阁后，我曾几次背着那摞厚厚的五百页大稿纸到编辑家一一登门游说。当时的敲门砖是一篇写于1997年的书评，题为《人的命运，书的命运》：

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拉丁美洲人总爱用“切开的血管”这种表达方式，他们的歌词、诗句、报刊文章里时不时会出现这个词语。直到读完手中的这本书，我对它才有了更深切的体会。这本书就是《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

此书初版于1971年，修订于1980年，我手中的版本是1984年的第三十八版，它已被译成多种文字。作者是乌拉圭新闻记者出身的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用作者的话说，这是一本以爱情小说和海盗小说的方式来谈政治经济学的书。关于创作目的，作者说得很清楚：“写这本书是为了和人们交谈，是以一个非专业作家面对一个非专业读者的方式，向人们揭示被官方历史掩盖和篡改的历史——战胜者讲述的历史。”

或者用书中更加简洁的话来说，这是一本关于掠夺的历史的著作。

其实，这是一本关于拉丁美洲的经典作品，但是它的经典意义又绝不限于拉丁美洲。仅从它的一些标题就能看出该书内容球的富有造成人类的贫涉猎之重大。此书包括两大部分，第一部分题为“地困”，讲述了旧殖民主义围绕拉丁美洲金银、农作物和其他矿产进行的掠夺史；第二部分题为“发展是遇难者多于航行者的航行”，叙述了新殖民主义如何通过自由贸易、贷款、铁路、阴谋和暴力将拉丁美洲的民族工业发展扼杀在襁褓之中，解析了投资、技术、经济援助、合资企业、金融机构、国际组织等现代文明手段如何不文明地参与了古老的掠夺战。

如果说这本书和其他水平相当的同类书有什么区别的话，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叙述方式。作者把鲜为人知的丰富资料、说服力强的数字、敏锐的分析、深刻的见解编织成一个个平易近人的故事，将我们身边司空见惯的现象，剥去层层伪装，让它们暴露出骇人听闻的“文明”本质，而支撑这种能力的根基，是作者的立场、觉悟、热情和因此才获得的广博知识。

拉丁美洲是世界上自然条件最优越的大陆之一，也是人民最穷困的大陆之一。贫穷的原因不是由于那里的人懒惰，甚至主要也不是领导层的昏庸无能。制造“原罪”的魁首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祖宗——殖民主义制度。《血管》告诉我们，当年大西洋上开往欧洲大陆的船只装载的每一种货物，都为一个后来的拉美国家规定了命运。疯狂的人力、物力资源的掠夺造成拉美大陆上“哪里越是富得不能再富，哪里就越是穷得不能再穷”的人类文明悖谬。

玻利维亚高原上有一座海拔五千米的山峰，叫波托西，山脚下就是当年震惊欧洲的同名银城，其名声之大，成就了一句古老的谚语，并见于著名的小说《堂·吉诃德》：“其价值等于一个波托西。”由于发现银矿，至1650年波托西已拥有十六万居民，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富有的城市之一。17世纪初，全城已拥有三十六座装饰豪华的教堂、众多的赌场和十四所舞蹈学校。1608年，波托西为庆祝宗教节日上演了六天喜剧，举行了六场化装舞会，进行了八天斗牛。但是，波托西现在的人口是四个世纪以前的三分之一，是这个世界上著名穷国最贫穷的城市之一。人们与衰亡的矿山共命运，在废石堆和旧巷道里寻找一点含锡的碎矿。白银是没有的，连一点闪亮的东西都没有，西班牙人撤走的时候用小笤帚把波托西五千个矿井扫得干干净净。波托西对面有一座被当地人称作“瓦卡奇”的山，即“哭泣过的山”，从山上的泉眼里流出的清泉曾供矿工饮用。“瓦卡奇”是波托西被毁的沉默的证人，是它眼看着波托西怎样一天天地萎缩，改变颜色。

然而当年是美洲的白银养活了整个欧洲。

波托西“至今是美洲殖民制度留下的一道流血的伤口，一份控告书。世界必须以请求它的原谅重新开始”。

还有“白色金子”的悲惨故事。自从哥伦布第二次航行把甘蔗根从西班牙带到美洲大陆，三个世纪内，这片大陆就成了为欧洲市场提供蔗糖的种植园。巴西东北部含有丰富矿盐和腐殖层的沿海热带林区首先被看中，至17世纪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甘蔗生产国，与此同时，森林、植被和动物都在单一作物的祭坛上成为甘蔗的牺牲品。当此地的地力耗尽之后，荷兰人把从巴西学来的技术用于巴巴多斯更肥沃的土地上，从非洲贩进大批更健壮的黑人奴隶，取代了巴西东北部的甘蔗生产。从此以后，这块昔日的宝地变成了巴西最贫困的地区，孩子们经常吃的是木薯粉和菜豆，由于这类食品缺少矿盐，孩子们出于本能的需要吃起泥土来，大人们不得不给他们套上牲口用的口套，或是把他们放在柳条筐里吊得高高的。

这就是延续了几个世纪并存在至今的、欧洲人所说的“非洲恶习”之一。

16世纪的殖民主义者把印第安人不堪忍受非人待遇而集体自杀的悲惨状况说成是“为了娱乐和逃避劳动”，20世纪70年代，欧洲有人继续把这种污蔑当成学术解释之一，宣称今天的古巴人继承了这一遗传基因。

在危地马拉的历史上，欧洲中间商为了招募大量农业季节工，带着乐队和烈酒来到印第安人居住的高山，把他们灌得酩酊大醉后，让他们在卖身契似的合同上画押；而今天，被冠以“嗜酒如命”之恶名的只是印第安人。《血管》就这样让我们看见了殖民主义与种族歧视的隐秘亲缘。

西班牙人走了，英国人来了，拉丁美洲的命运依然如故。

欧洲借拉美殖民地得以大规模集中国际财富，却妨碍了被掠夺者跳跃到积累工业资本的阶段。当独立后的拉丁美洲人试图起步时，英国人又向他们举起保护主义与自由贸易的双面魔镜，就像后来的美国人挥动的民主自由变色旗——有利的一面总是朝着自己。英国在自己的纺织工业未立足之际，对出口未加工羊毛的本国公民判以断其右手，再犯者处以绞刑的酷刑；在教区牧师证明裹尸布系国货之前，禁止将死人下葬。但是当拉丁美洲的门户在19世纪初刚一打开，英国人就迫不及待地向具有悠久游牧传统的阿根廷大草原出口所有马具，包括英国制造的阿根廷民族服装“彭乔”（一种骑马时穿的斗篷），向木材丰富的巴西出口即可入殓的棺材，向他们的热带沿海地区出口毫无用处的冰鞋，向仍无纸币的国家出口高级钱夹。被收买的独裁政府“像拉皮条介绍淫妇那样将整个国家拱手让出”，关贸协定上“政治”（política）被草率地译成“警察”（policía）。在西方国家的“援建”下，拉美许多国家的铁路网呈扇面通往面向欧洲的港口，港口的背后却是一片毫无内部联系的沙漠。

英国人走了，美国人来了，拉丁美洲的命运依然如故。

19世纪初，拉丁美洲“独立之父”玻利瓦尔不无道理地把美国人称作“美洲的英国人”；20世纪初，美国哲学家威廉·詹姆斯也曾做出过鲜为人知的断言：“美国已经把《独立宣言》彻底吐了出来。”五百年的历史给藕断丝连的西方文明打了一个大问号，如果作为资本主义本质的利己哲学没有发生变化，那么所谓“进步”和“现代化”不过是思维方法和手段的进步与现代化。《血管》虽然初版于20世纪70年代，但是没有任何理由使我们相信世界发生了根本变化，《血管》的经典意义正存在于此。

在《血管》里，美国掠夺拉丁美洲的例子不胜枚举，残酷手段令人发指。有一段文字使我过目不忘。20世纪60年代，软弱的巴西政府以缺乏资金为名，准许美国空军在蕴藏着丰富战略性矿产的亚马孙平原上空拍照。美国空军使用最先进的技术手段获取了所有重要情报。此后不久，巴西两千万公顷的土地被出售或强占。这片土地的分布很奇特，它“呈条带状，把亚马孙地区同巴西其他地区隔离开来”。根据巴西国会的调查和陆军部的证词，美国政府鼓励这种做法的企图是在巴西境内开辟一条新边境，向这一地区定向殖民，秘密开发钍、铀、黄金、金刚石等重要矿产。二十多个美国新教传教团在稀有矿产蕴藏丰富的地带定点传教，教授英语，并在这片地球上最大的可居住而荒无人烟的地区大量发放避孕药品。

在中国经济改型之际，当一些人急于“与世界文明接轨”时，读一读《血管》中“掠夺的现代结构”一节不无裨益，那里有他人的历史教训。我们可以读到，在诞生于美国、总部设在美国并为美国服务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里，拉美所有国家加在一起的票数不及美国所掌握票数的一半，因此不得不接受该组织即美国的“指导”，陷入不断接受贷款、外债高筑的恶性循环。在由拉美国家提供大部分普通资金的泛美开发银行里，他们的总票数不足通过重要决议所必需的三分之二多数，而美国独家拥有否决权，美国政府的内部报告承认，这一否决权使他们得以向包括大学改革在内的拉美事务施加压力。我们还可以读到，从1964年起，每一任世界银行行长都是美国著名商人；以此类推，还有国际开发署等，无一例外。《血管》还以大量事实和细致的分析揭示，所谓的“合资企业”如何控制拉美国家的经济和技术命脉，像19世纪的铁路一样有毒的现代科技如何不科学地在拉美国家制造失业大军，扩大技术差距。汽车工业战、速溶咖啡战，一个个惊险小说般的例证解构了精密的现代掠夺方式。

……

但是，《血管》一书又在印刷品满天飞时代的出版社门外徘徊了多年。明智的出版者颇有经验地说：“这样的书对中国的读者来说，太严肃了点，太生疏了点，太老了点。”直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为出版一套第三世界丛书寻找稿源，《血管》被纳入“猫头鹰学术译丛”，我写于1997年的那篇书评才成了该书2001年中文版的前言。

2009年，在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向美国总统奥巴马亲手递送《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的几分钟后，该书在“亚马逊”图书网站的排名迅速飙升，列畅销书排行榜的次席。人民文学出版社也决定为中译本初版仅五千册的该书加印再版。我曾就此在一篇新短评中写过：

这一次是大名鼎鼎的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向美国新秀奥巴马送书，送书的场合是面临前途抉择的美洲国家组织首脑会议。虽然随着“赠书”的由头，《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在亚马逊排行榜的位置从第六万位提升到前几位，但《血管》的价值没有因此而增一分、减一分，因为给它打分的是一块大陆的人民。查韦斯是《血管》在拉丁美洲千千万万热情的读者之一，他只是做了一个性情之中的漂亮举动，以诚恳的教育者身份把它递给了奥巴马。

如今，爱德华多·加利亚诺的作品在中国大陆已经有了多种译本，如《足球往事：那些阳光与阴影下的美丽和忧伤》《镜子：照出你看不见的世界史》《拥抱之书》《火的记忆1：创世纪》《时日之子》《鹦鹉复活的故事》《爱与战争的日日夜夜》等。二

曾被右翼军人独裁政府逼迫流亡国外十余年之久的加莱亚诺，少年时在课堂里遭受过第一次“驱逐”：当女教师讲解说西班牙殖民者巴尔博亚登上巴拿马一座山峰后，成为同时看见大西洋、太平洋两大洋的第一人时，加莱亚诺举手发问：“老师小姐，当时印第安人都是瞎子吗？”

这位乌拉圭作家似乎生性不守规矩，而从《血管》开始，他的作品就显示了这种不守规矩的表现风格，与他挑战正统史观的立场浑然一体。在他那些一反常规的词藻表达、天马行空的浮想念头里，隐藏着一个“反体制”的精灵。

语言只是血肉，骨子里是思想。

在重新叙述世界史的《镜子》中，加莱亚诺曾说：

我是一个希望为抢救记忆做贡献的作家，抢救整个美洲被劫持的记忆，尤其是拉丁美洲——这块我深爱着而被人歧视的土地——被劫持的记忆。

在关于拉丁美洲历史的三部曲《火的记忆》中，他写道：

我不想写一部客观性的作品。我不想也不能。该书中历史的叙述没有丝毫的中立性。我无法保持距离，于是我决定：我坦陈一切，我不后悔。然而，这个庞大的马赛克式的书中的每一个片段都基于坚实的文献资料。书中讲述的一切都是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只是我以我的风格和方式来讲述。

去世之前他留下一部已完成、未出版的书稿，题为——《捕捉历史的猎手》（El Cazador De Historias）。

长久注视着加莱亚诺的工作，不时总想起他所回忆的少年课堂体验。正是因为那个小孩敢于表达对“一个外来者是同时看见两大洋的第一人”的话语的反感，一场伟大的对世界史叙述的颠覆革命才成为可能。

1985年，加莱亚诺结束流亡生涯，返回祖国乌拉圭，我在他的个人网页上不断读到他针对世界的尖锐发言。后来数不清有多少次为加莱亚诺难得的人民立场、犀利的语言、巧妙的西班牙语思维击掌叫绝，以至于每出一个事件，我就去搜索他的博客。初衷不改为加莱亚诺赢得了底层人民的尊敬。他不止一次访问墨西哥恰帕斯山区的萨帕塔民族解放军，与副司令马科斯结下友谊，互通信件。萨帕塔游击队有一位名叫索利斯·洛佩斯的发言人，出于对加莱亚诺的热爱，决定以“加莱亚诺”为自己的名字。他牺牲后，按照由某一人继承死者名字以表示逝者永生的游击队内部惯例，副司令马科斯继承了他的名字。因而，墨西哥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副司令马科斯如今与乌拉圭作家加莱亚诺同名。

2001年“9·11”之后，加莱亚诺同样勇敢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在一次访谈中，他说道：

在所有人都处在全面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的战争之中的今天，提下述这个问题并不多余：我们怎么对付市场的恐怖主义？它正加害于人类的大多数。那些高级国际机构不是恐怖主义者吗？它们在全球范围内主导金融、贸易和一切。难道它们没有掠夺和犯罪吗？尽管它们不是用炸弹而是用窒息和饥饿来杀人。它们没有把劳动者的权利炸成碎片吗？它们不正在杀害国家主权、民族工业、民族文化吗？

2011年，身患癌症七十岁高龄的加莱亚诺出现在西班牙“愤怒青年”抗击体制的太阳门广场，俨然一位不下疆场的老骥，处处激发活跃的思想与活泼的语言。

在拉丁美洲——也可以说在各种国度、各种文化中，狭义的作家、广义的知识分子如何在人生和著述里体现不可分割的真善美，如何协调作为思想者的政治责任和作为创作者的艺术自由，始终是挑战性的命题。加莱亚诺正如许多拉丁美洲的作家、艺术家、神学家，穷尽一生试图回答，命悬一线仍在拷问。

加莱亚诺曾被问及政治和艺术哪个是改变世界的更合适的办法，他这样回答道：

这两者都在自己所处的时代和地域范围内尽可能地表现自己。政治是种语言，艺术也是种语言，但是讨论是否某些语言比其他语言更有效的问题，这没有意义……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向我们灌输艺术和政治割裂的思想。这种割裂让我们相信理智和心灵各行其是，让我们相信，政治和艺术不是相互依存的，而实际上，人的正义感和美感像双胞姐妹一样密不可分。这个将政治与美割裂开来的世界，也正是那个封锁了边界的世界。

知识分子的良知并不只是一种优美的个人品质，它更是一种沉甸甸的负担。尤其当他把良知付诸行动，并对行动的后果负责时，他的抉择已经不完全属于个人，这种抉择应该是迟疑的，而不是轻易的。加莱亚诺与拉丁美洲大陆上的革命和革命政权有过密切的接触，也有过程度不一的摩擦。对此，他心里一定有过自我争论。

选择的分寸也表现在一些作品中。例如，《镜子》这部书在归还多元文化、多神教应有地位的同时，对三大一神教均有针砭，抨击的主要火力对准拉丁美洲的统治宗教天主教。它对被压迫者阵营的批评和指责总体是善意的，但是对于一些重大命题的判断，追求凝练的短文形式能否使读者得出全面公正的结论，却值得斟酌。《血管》之后，加莱亚诺的许多作品都以类似《镜子》这样数行短小杂文集锦的方式写成。后期的这种写作方式也可能与他的记者出身不无关联。起码在《镜子》中，我感到，对于作者所不熟悉的、历史深厚、脉络复杂的东方文明，用三言两语去概括不够恰当，指点更是容易偏离准星或造成伤害。或许，这是一种“语言的放纵”，在方式方法的深处，潜藏着一个知识分子的“选择”命题。而西班牙语，作为一种由几亿前殖民地人民使用的语言，它的欧洲宗主国背景毕竟为操这种语言的知识分子进入世界级交流，提供了方便的路径。在欧美（国）强势语言的背后，仍然是一片广漠的大地，那里生长着奇异的花朵，它们的芬芳至今不被人熟悉。

21世纪伊始，人们曾询问加莱亚诺如何评价前一个世纪70年代写作的《血管》，他回答说，今天的情况比三十年前的记载“有过之而无不及”。

2010年他又曾面对同一提问。据报道，他在巴西利亚的书展上口无遮拦地说：“我今天不敢再重读那本《血管》。对于我来说，那篇用传统左派语言写出的文字太笨拙。”尽管他也补充说：“当年我没有足够的修养；今天我不后悔写出那本书，但是那个阶段已经被超越。”一言既出，媒体漫天转载，在拉丁美洲，尤其左翼阵营引起哗然，右翼也借此大做文章。

我想，这件事的本质，没有离开那个在拉丁美洲热议不已的知识分子“践约”（compromiso，或译为“介入”）老话题，它也是全世界知识分子不能回避的政治选择。当《血管》被一代人长久地当作叛逆拉丁美洲的象征，当它被查韦斯总统当作人民的教科书放到奥巴马的手里，加莱亚诺应该想到：这部书的命运已经融入历史。加莱亚诺尽可以在私下对自己年轻时的稚嫩做严厉有加的批评，但面对阴险的媒体世界做随意表达，不能不说对艰难之中的善良人群造成了一种伤害。

一个知识分子，一旦他选择了人民阵营，他就同时选择了责任和有限自由，这就是他与真实历史进程中的人的约定——这就是与“选择”同时产生的重负。何况，《血管》与加莱亚诺后期作品的写作风格孰优孰劣，并不是一件盖棺论定的事情。

我想，到了一种能够商榷批评但又仗义支持的火候，对一个作家的敬重才真的刚刚开始。

与加莱亚诺最后的文字交往，缘于他的几部书的汉译工作。我曾受出版社的委托，向他咨询再次访华的意愿，当然那时他已罹患癌症多年。他在回复的电子信件中写道：

迟早——但愿早先于迟——我将与那个我在遥远的时代认识的、曾热爱过的国家重逢。愿我的拥抱飞越世界七大海洋。

幸亏他写了“我曾热爱过的”，我并不希望读到“美丽的文明古国”之类的空话。

几年前，爱德华多·加莱亚诺的骨灰被洒在拉普拉塔河东流的河水里，汇入了茫茫无际的海洋。2018年春

“……我们保持了近乎愚蠢的沉默……”——《维护委员会》起义宣言，1809年7月16日于拉巴斯市序言暴风雪中的一亿两千万儿童

所谓国际分工就是指一些国家专门赢利，而另外一些国家专门遭受损失。地球上我们所居住的这一地区——今日我们称之为拉丁美洲，过早地成熟了，自文艺复兴时期欧洲人越洋过海吞噬这一地区的遥远时代起，拉丁美洲就沦为专门遭受损失的地区。几个世纪过去了，拉丁美洲完善了它的作用。它不再是奇妙的王国，在这里，现实曾经打破神话，战利品、金矿和银山曾超出人们的想象。但拉丁美洲仍旧起着附庸的作用，继续为他人之需要而存在，成为富国的石油、铁矿、铜矿、肉类、水果、咖啡、原料、粮食的产地和仓库。富国从消费这些原料中所得到的利润远远超过拉丁美洲在生产这些原料的过程中所获得的利润。原料购买者征收的税款大大高于原料销售者的收入。总而言之，正如争取进步联盟的协调员科维·T.奥利弗（Covey T.Oliver）在1968年7月所宣称的：“现在谈论合理的价格是一种中世纪的观念，我们正完全处在自由贸易时期……”贸易越是具有更多的自由，就越是需要为蒙受贸易损失的人修筑更多的牢笼。我们的审讯和执法制度不仅为处于统治地位的国外市场而运转，还从被人主宰的国内市场所得的外国贷款和投资中提供源源不断的大量利润。1913年，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告诫道：“曾有人说拉丁美洲给外国资本以特许权，但从未曾听人说美国给外国资本特许权……这是因为我们不给他们这种权利。”他深信：“投资于某个国家的资本会占有并且统治该国。”此话言之有理。在此过程中，我们甚至失去了被称作美洲人的权利，尽管在“五月花”号的移民定居普利茅斯沿海地区的一个世纪之前，海地人和古巴人业已作为新的种族而被载入历史。今天对世界来说，美洲就是美国，我们充其量只是居住在一个身份模糊的美洲次大陆，一个二等美洲的居民。

拉丁美洲是一个血管被切开的地区。自从发现美洲大陆至今，这个地区的一切先是被转化为欧洲资本，而后又转化为美国资本，并在遥远的权力中心积累。这一切包括：土地——地上丰富的物产和地下富饶的矿藏；人——人的劳动力和消费能力；自然资源及人力资源。各国的生产方式和阶级结构取决于每个国家进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程度，每一地区被赋予一种有利于宗主国的职能，依附关系形成的锁链无穷无尽，链环将其环环套牢。在拉丁美洲，小国遭受邻近大国的欺压，在各国的疆域内，则是大都市和大海港剥削国内粮食产地和劳动力（拉美现有的二十个人口最多的大城市中，有十七个诞生于四个世纪之前）。

对那些将历史看作一部竞争史的人来讲，拉丁美洲的贫穷和落后就是在竞争中失败的结果。我们失败了，别人胜利了。但实际上，只是因为我们失败了，他们才获胜。正如人们所说，拉丁美洲不发达的历史构成了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我们的失败总是意味着他人的胜利；我们的财富哺育着帝国和当地首领的繁荣，却总是给我们带来贫困。殖民地和新殖民时期的炼金术使黄金变成废铜烂铁，粮食变成毒药。波托西（Potosí）、萨卡特卡斯（Zacatecas）和黑金城（Ouro Preto）从生产贵金属的光辉顶峰跌入被掏空了的矿井深渊。毁灭是智利硝石矿和亚马孙橡胶林的命运，巴西东北部的甘蔗园、阿根廷的栲树森林和马拉开波湖（Lago de Maracaibo）一些石油村落的命运，都以令人心酸的理由使人相信，自然界赋予的、被帝国主义掠夺走的财富不是终古存在的。滋润着帝国主义权力中心的雨水淹没了该体系广阔的外围，与此同时，我们的统治阶级（受外部统治的国内统治阶级）的舒适安逸就等于诅咒我们广大民众永远要过着牲口般的生活。

鸿沟在扩大。至19世纪中叶，富国的生活水准已超出穷国50%。发展加剧了不平等。1969年4月，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在美洲国家组织（Organización de los Estados Americanos）的演讲中宣称，到20世纪末，美国的人均收入将是拉丁美洲的十六倍。整个帝国主义体系的力量是以局部必须不平等为基础，这种不平等达到越来越惊人的程度。在日益扩大的差异的推动下，按绝对水平计算，压迫别国的国家变得越来越富有，如按相对水平计算，它们则变得更加富有。中心资本主义可以制造并使人相信有关它富裕的神话，但是神话不能当饭充饥。构成资本主义广大外围的穷国对此是十分清楚的。一个美国公民的平均收入是一个拉美人的八倍，并以十倍于拉美人的速度增长。而且，由于布拉沃河（Río Bravo）以南拉美地区的广大穷人和少数富者之间存在着无底深渊，各种平均数使人迷惑。的确，据联合国统计，盘踞社会上层的六百万拉丁美洲人的收入相当于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一亿四千万人的收入；有六千万农民人均日收入仅为二十五美分，而在社会顶层，那些依靠他人的不幸谋利的人在瑞士或美国的个人账户上共存有五十亿美元，他们把钱财挥霍在炫耀派头及无谓的奢侈攀比——这是犯罪又是挑衅——和非生产性投资上（足足占全部投资的一半）。拉丁美洲本来可以用这些被浪费的资金建立、补充并扩大生产和劳动力来源的。我们的统治阶级始终被引入帝国主义权力的星座之中，他们毫无兴趣来调查一下爱国主义是否比卖国主义更有利可图，或者研究一下国际政策的唯一做法是否就是乞求他人。因为“别无他法”，国家主权被抵押出去了。寡头集团的种种借口是为了别有用心地将一个阶级的软弱性同每一国家所谓的缺乏使命混淆起来。

霍苏埃·德·卡斯特罗（Josué de Castro）声明：“我——一个曾经接受过国际和平奖的人——认为，对于拉丁美洲来讲，不幸的是除暴力之外别无其他解决办法。”一亿两千万儿童在暴风雪的中心挣扎。没有任何一个地区的人口像拉丁美洲那样增长迅速，在半个世纪里增加了三倍之多。每一分钟都有一名儿童死于疾病或饥饿，但是到2000年，拉丁美洲人口将达到六亿五千万，其中近一半是不到十五岁的青少年，这犹如一颗定时炸弹。1970年末，在两亿八千万拉美人中，有近五千万失业或半失业者，近一亿文盲。半数人口拥挤在不卫生的住房中。拉美三个最大市场——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消费能力的总和抵不上法国或联邦德国的消费能力，尽管我们三个大国的人口相加之和远远超过任何一个欧洲国家。按人口计算，今日拉丁美洲生产的粮食少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按不变价格计算，自1929年经济萧条以来，人均出口减少到原来的三分之一。从外国主子和我们那些充当代理人的资产阶级的观点看，这个制度是非常合理的。他们以浮士德都感到羞耻的廉价方式将灵魂出卖给魔鬼。但是，从其他人的角度来看，这个制度却非常不合理，它越是向前发展就越会加剧国家的不平衡和紧张局面以及白热化的矛盾。甚至连与大庄园和不平等结构安逸共存的强依附性、迟到的工业化，也不是有助于解决失业问题，而是播下失业的种子。在这一块拥有不停繁衍、没有工作的大批劳动力的地区，贫困在蔓延，财富在集中。新工厂屹立在享有特权的发展中心，即圣保罗、布宜诺斯艾利斯、墨西哥城等，但对劳动力的需求越来越少。该制度没有预料到这一小小的麻烦：人口过剩。人口激增，人们毫无顾忌地狂热做爱。被抛在路边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在农村没有活干，因为大庄园主占有广漠的荒地；他们在城市同样无事可干，在这里机器主宰了人。这一制度排斥人。美国传教士们给大批妇女做绝育手术，分发药丸、节育环、避孕工具和有记号的日历，但婴儿仍在出生；拉丁美洲的儿童仍在顽强地诞生，以争得在这块慷慨的土地上有立锥之地的天然权利。这块土地可能向所有人奉献出一切，又几乎向所有人拒绝一切。

1968年11月初，理查德·尼克松大声地证实，争取进步联盟业已走过七个年头，但拉丁美洲的营养不良和食品短缺现象却不断加剧。不久前的4月份，乔治·鲍尔（George W.Ball）在《生活》杂志上写道：“至少在未来几十年中，最贫困国家的不满情绪还不会构成一种摧毁世界的威胁。世世代代以来，世界的三分之二是穷人，三分之一是富人，尽管这是一个令人羞耻的事实。穷国的权利是有限的，虽然这是那么不公平。”鲍尔曾率领美国代表团出席了在日内瓦召开的第一届贸易和发展会议，并且对大会为改变不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中所处的不利地位而通过的十二项总原则中的九项投了反对票。在拉丁美洲，贫困正在悄悄杀人；每一年都有三颗“广岛原子弹”无声无息地在拉美人民的头上爆炸，他们已习惯于咬牙忍受痛苦。虽然这种有系统的暴行不是显而易见的，但却是实实在在的，并且还在加剧。这种罪行虽然没有载入红色编年史中，却被编入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统计年鉴中。鲍尔声称，富国至今仍然可以逍遥法外，因为穷国还不可能发动一场世界大战。但是，帝国关心此事，既然无力增加面包，就要尽可能消灭寄食者。一位黑色幽默大师在拉巴斯城（La Paz）的一面墙上涂写道：“反对贫困，杀死乞丐！”马尔萨斯（Malthus）的继承者除了提出在尚未出世之前消灭每一个未来的乞丐外，还能提出什么良计妙策呢？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曾任福特基金会董事长和美国国防部长）断言，人口爆炸已成为拉美进步的最大障碍。他宣布，世界银行在发放贷款时，将优先发给实行计划生育的国家。麦克纳马拉不无遗憾地证实，穷人的大脑少工作25%。世界银行的技术官僚（业已出世）开动计算机，列出一段十分复杂的有关控制人口优越性的话：“一个年人均收入在一百五十至两百美元的发展中国家，如果在二十五年内将出生率降低50%的话，三十年后人均收入水平将比不降低出生率可能达到的水平高出40%，而六十年之后将超出一倍。”世界银行的一份文件就是这样断言的。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有一句名言：“为控制人口增长而投资的五美元，远比为经济增长而投入的一百美元更有效。”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预言，如果地球上的人口仍按目前的增长速度增加，其后果将不仅是增加发生革命的危险性，还将造成“甚至包括我们在内的全人类生活水平的递减”。

美国国内并未遭到出生率剧增问题的困扰，但它却比任何人更急于向四面八方推行计划生育。由于数百万儿童似蝗虫般从第三世界的地平线上向前推进，不仅美国政府为此担忧，连洛克菲勒和福特基金会也都对此深感忧虑。在马尔萨斯和麦克纳马拉之前，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已考虑到人口问题。但是在今天，这种全球性攻势具有一个十分明确的作用，即试图为各国和各阶级之间十分不平等的收入分配辩解，使穷人相信，贫穷是没有控制生育的结果，以阻挡行动起来造反的群众的愤怒情绪。在东南亚，在阻止越南人口增长的努力中，节育环、炸弹和霰弹争相施用。在拉丁美洲，将未来的游击战士扼杀在子宫内，要比将他们消灭在崇山峻岭中或城市街道上更加卫生、更加有效。虽然亚马孙河流域是地球上人烟最稀少的地区，但各种美国使团仍在该地区为数千名妇女做绝育手术。在多数拉美国家中，不是人口过剩，而是人口缺乏。比利时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比巴西高三十七倍，英国人口的密度比巴拉圭高四十八倍，日本的人口密度比秘鲁高三十一倍。拉美人口最稠密的国家海地和萨尔瓦多的人口密度也低于意大利。某些大国提出的借口是对人智慧的侮辱，它们真正的意图激起了人们的愤怒。总而言之，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厄瓜多尔、巴拉圭和委内瑞拉一半以上的地域荒无人烟。乌拉圭是一个老龄化国家，其人口增长常低于拉美其他国家，但是近几年来没有任何一个拉美国家像它那样遭受到如此残酷的惩罚危机，这惩罚几乎将它拖入地狱的最深处。乌拉圭荒芜了，肥沃的大草原本来可以向远比今日还要多的人口提供食粮，然而乌拉圭人民却在土地上忍受着贫困的煎熬。

一个多世纪之前，一位危地马拉外交部部长曾预言：“从给我们造成不幸的美国产生摆脱不幸的出路，这是令人奇怪的。”争取进步联盟业已死亡，并被埋葬。现在美国更加惊慌而不是宽宏大量地提出，解决拉美问题的办法是预先消灭拉美人。在华盛顿，人们已有理由相信，穷人并不愿意成为穷人。但是，如果没有手段，就不可能达到这一目的。否认拉美解放的人也否认我们再生的唯一可能，并且顺便也就宽恕了现行的结构。年轻人在增加，他们成熟了，并注意到这样的问题：这个现行制度的喉舌向他们提供了什么呢？它以超现实主义的语言建议，在这片空旷的土地上提倡节育；认为那些资本过剩但被浪费掉的国家缺乏资本；将扭曲变形的贷款和造成财富外流的外国投资称为援助；号召大地主进行土改，金融寡头实现社会正义。他们判定，除由外部间谍挑起阶级斗争外，阶级斗争并不存在；虽然还有阶级存在，但他们将阶级压迫视为西方生活方式。海军陆战队罪行累累的远征，其目的是要重建社会秩序及和平；听命于华盛顿的独裁统治者将法制国家建立在监狱之中，为了维护劳动自由，禁止罢工，取缔工会。

难道一切都遭禁止，唯有袖手旁观吗？贫困并非是命中注定的，不发达也不是上帝的黑色旨意。现在是革命的年代，解放的年代。统治阶级惊恐万分，他们宣称地狱之门向所有人敞开。从某种意义上讲，右派将自己同安定和秩序视为一体是对的，虽然实际上是大多数人日复一日蒙受耻辱的秩序，但总归是秩序，而安宁则是保持饥饿和不公正的安宁。如果将来出现意想不到的事，那么保守派就可以有充分的理由惊呼：“人们背弃了我。”软弱无能的思想家——按主子眼色行事的奴才——很快就使人听到他们的呻吟。在古巴革命胜利的这一天，被推倒的“缅因”号（Maine）的铜雕大鹰，如今双翅折断，被遗弃在哈瓦那旧城区的一座门廊内。自古巴之后，还有其他一些国家通过不同途径和方式，开创了变革的历程。维护目前现状的秩序便是维持罪恶。

在拉美漫长、痛苦的历史中，所有遭扼杀或被出卖的革命幽灵重新出现在新的革命历程中，过去的矛盾揭示并孕育了今天的时代。历史是回首往事的先知。它根据赞成和反对的往事预告未来。所以，本书想提供一部掠夺的历史，同时还要述说目前的掠夺机制如何运转，征服者如何乘着三桅帆船来到，以及不久前技术官僚们如何乘着喷气式飞机来到；还要讲讲埃尔南·科尔特斯（Hernán Cortés）和海军陆战队，西班牙总督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使团，奴隶贩子的赢利和通用汽车公司的利润。同样，本书也将向人们展示失败了的英雄和我们时代的革命，揭露丑闻，再现死而复燃的希望：前仆后继的献身精神。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考察波哥大（Bogotá）高原古老的印第安风俗时，得知印第安人将在宗教仪式中祭祀用的人称作“基皮卡”（quihica），意即大门，也就是说，每一个被选中者的死意味着又一个新的为期一百八十五次月圆的开始。第一部分地球的富有造成人类的贫困黄金和白银热刻在剑柄上的十字

当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ristóbal Colón）开始穿越地球西部广阔的空间时，他业已接受传统的挑战。他们乘坐的船只就像漂浮在大海之上的一片叶子，听凭汹涌浪涛的颠簸，浪头不时将船抛向魔鬼之口，阴沉的大海犹如一条贪食人肉的巨蛇，随时伺机以待。按照15世纪人们的认识，再过一千年，上帝进行最后审判的净化之火将毁灭全世界。那时所谓的世界还只是地中海，其海域模模糊糊地伸向非洲和东方。葡萄牙航海家们确信，西风会带来一些奇怪的尸体，海上有时会漂来精心雕刻过的木头片，但是没有任何人怀疑过世界很快会令人吃惊地扩大。

那时还没有美洲这个名称。挪威人还不知道他们很久以前就已发现这块大陆，就连哥伦布本人，经过多次航行，到死都以为自己到达的是亚洲。1492年，当西班牙人的皮靴首次踏上巴哈马（Bahamas）海滩时，哥伦布船长还以为这些岛屿就是日本的前沿地区。哥伦布随身携带一本《马可·波罗游记》，在每页的空白处写满批注。马可·波罗（Marco Polo）说，日本国的居民“拥有大量的黄金和取之不尽的金矿……在这个岛屿上还有许多最纯正的珍珠，色彩呈玫瑰色，形状又大又圆，价值超过白珍珠”。成吉思汗听说有关日本国财富的消息，心中激起征服这块土地的欲望，但是他失败了。从《马可·波罗游记》一书诱人的章节中，呈现出天地间的所有财富，那就是在印度洋上约有一万三千座岛屿拥有堆积如山的金子、珍珠、黑白胡椒和数量庞大的各种调料。胡椒、生姜、丁香、肉豆蔻和桂皮，就像盐一样非常受欢迎，它们用于冬季储存肉类，使之不变质失味。西班牙天主教国王决定资助直接到达这些财富产地的冒险家，以摆脱中间商和商贩所构成的沉重枷锁，因为他们垄断了来自神秘东方的调料、热带植物、薄纱织物和白刃武器的贸易。渴望得到贵金属（支付贸易运输费用的手段）的欲望也驱使人们去横渡可憎的海洋。整个欧洲需要白银，波希米亚（Bohemia）、萨克森（Sajonia）地区和蒂罗尔（Tirol）的矿脉已快要枯竭。

西班牙正处于光复时期。1492年不仅是发现美洲的一年——一个新世界从这个带来重大结果的误解中诞生——而且还是收复格拉纳达（Granada）的一年。阿拉贡（Aragón）的费尔南多（Fernando）和卡斯蒂利亚（Castilla）的伊莎贝尔（Isabel）通过联姻避免他们的领土被分裂，1492年初他们摧毁了西班牙土地上最后一个穆斯林的堡垒。西班牙人用了近八个世纪才收复在七年内失去的一切，光复战争耗尽皇家的财富。但是，那是一场“神圣”的战争，是一场基督教反对伊斯兰教的战争。另外，十五万犹太人在1492年被驱逐出西班牙也并非是一件偶然的事。西班牙成为一个高举刻着十字架的利剑的民族，伊莎贝尔女王成为神圣的宗教法庭的保护人。假如从未有过盛行于中世纪卡斯蒂利亚的圣战的军事传统，就无法解释发现美洲的功绩；教会很快使征服大洋彼岸陌生的大陆具有了神圣的性质。教宗亚历山大六世是瓦伦西亚（Valencia）人，他使伊莎贝尔女王成为新大陆的女主人。卡斯蒂利亚王国的扩张壮大了上帝在地球上的领域。

在发现美洲大陆的三年之后，哥伦布亲自指挥了同多米尼加印第安人作战的军事行动。一队骑士、两百名步兵和一些受过专门进攻训练的猎犬大肆屠杀印第安居民。五百多名印第安人被运往西班牙，作为奴隶在塞维利亚（Sevilla）出售，最终凄惨地死去。但是，这种作为遭到一些神学家的反对。16世纪初，虽然形式上禁止把土著人当作奴隶使用，但事实上并没有禁止，而是赞美奴役。在每次军事入侵之前，征服军的指挥官必须在公证人面前向印第安人宣读一份冗长的、咬文嚼字的责令，规劝印第安人成为虔诚的天主教信徒：“如果你们不这样做，或者居心不良地故意拖延的话，我向你们保证：在上帝的帮助下，我将对你们发起有力的反击，并将尽我所能在各地同你们作战，使你们屈服于教会和陛下的束缚，并且顺从他们；我将占有你们的妻儿，使之沦为奴隶，并当作奴隶予以出售，我将根据陛下的指示支配他们；我还将占有你们的全部财产，并将竭尽全力使你们遭受各种不幸和灾难……”

当时的美洲是不能或难以解救的广阔的魔鬼帝国。但是，反对印第安人异教徒的狂热使命同新大陆财富的光彩在征服者的队伍中激起的狂热结合在一起。科尔特斯征服墨西哥时的忠实伙伴贝尔纳尔·迪亚斯·德尔·卡斯蒂略（Bernal Díaz del Castillo）写道，他们来美洲是“为了效忠上帝和陛下，也为了得到财富”。

当哥伦布到达圣萨尔瓦多（San Salvador）的环形珊瑚岛时，他被加勒比清澈透明的海水、绿色的风景、清新柔和的空气、色彩斑斓的飞禽、“好身材的小伙子”，以及生长在那里的“英俊而又温顺的人”搞得眼花缭乱。他向印第安人赠送“一些彩色便帽、玻璃项链及其他许多使他们高兴无比的价值低廉的东西。印第安人如此拥戴我们，简直像个奇迹”。哥伦布向印第安人展示利剑，他们并不知这是何物，从剑刃处去拿，结果手被割破了。哥伦布在航海日记中写道：“与此同时，我非常留意，极力想知道这里是否有黄金。我看到一些印第安人穿透鼻子的洞眼中挂着一小块黄金，借助手势我得知，向南或由南折回岛上，那里有一个国王用大罐装着黄金，并且还有许多许多。”因为“黄金成为财富，谁拥有它，谁就可以在地球上随心所欲，甚至可以使有罪的灵魂进入天堂”。在哥伦布的第三次航行中，当船队驶入委内瑞拉沿海时，他仍然以为是在向中国海前进。他报告说，由此伸展出一片通向人间天堂的一望无边的陆地。16世纪初叶，巴西海岸的勘探者阿梅里科·贝斯普西奥（Américo Vespucio）也向洛伦佐·德·美第奇（Lorenzo de Médici）叙述道：“树林如此之美丽温柔，使我们仿佛置身于人间天堂……”1503年，哥伦布自牙买加写信给国王：“当我发现西印度洋群岛时，我说过那是世上最大、最富饶的地区，我谈到那里的黄金、珍珠、宝石、调料……”

在中世纪，一袋胡椒的价格超过一条人命的价值，黄金和白银则是文艺复兴时期用来打开天堂之门和人间资产者的重商主义大门的钥匙。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在美洲大陆上的丰功伟绩是把传播基督教教义同掠夺当地的财富结合在一起。为了拥有整个世界，欧洲极力向外扩张。充满危险的、有着茂密的原始森林的处女地，激起了指挥官、绅士贵族们，以及那些衣衫褴褛、被驱使去夺取诱人的战利品的士兵的贪婪之心。他们相信被称为“死者之光”的荣誉，也相信勇敢。科尔特斯说过，“运气帮助胆大的人”。他本人为组织对墨西哥的远征，抵押了自己的全部私人财产。除哥伦布或麦哲伦这样少数幸运者之外，几乎所有的探险都没有得到国家的资助，而是由征服者本人承担费用，或由商人银行家出钱资助。

印第安人为了支开入侵者而编造的国王满身披挂黄金的黄金国神话诞生了，从贡萨洛·皮萨罗（Gonzalo Pizarro）到沃尔特·雷利（Water Raleigh），一批又一批人在茂密的原始森林中，在亚马孙河、奥里诺科河（Río Oricono）中徒劳地寻找着黄金国。由于发现波托西，“喷涌出白银的山峦”的梦想在1545年变成现实。在此之前，却有许多顺巴拉那河（Río Paraná）而上、企图到达银矿产地的探险者死于饥饿、疾病，或被印第安人的乱箭射死。

墨西哥和安第斯高原确实蕴藏着数量可观的黄金和白银。1519年，科尔特斯向西班牙披露了莫克特苏马（Moctezuma）国王的阿兹特克金库令人震惊的规模。十五年之后，弗朗西斯科·皮萨罗（Francisco Pizarro）在绞死印加帝国国王阿塔瓦尔帕（Atahualpa）之前，令其交纳的一笔巨额赎金（一屋子黄金和两屋子白银）运抵塞维利亚。在此之前的一些年份中，西班牙朝廷用从安的列斯群岛（las Antillas）掠夺来的黄金给随哥伦布首航的水手们支付报酬。末了，加勒比岛屿上的居民不再纳税，因为他们都已不复存在，所有的印第安人都死于淘金之中。这是一种令人恐惧的劳动，半个身体浸泡在水中，淘洗含金的细砂；或者弯腰躬身，背负来自西班牙的笨重的农具开垦农田，直至精疲力竭地死去。许多多米尼加印第安人提前完成新的白人剥削者强加于他们的使命，先杀死自己的子女，然后集体自杀。16世纪中叶，官方的编年史家费尔南德斯·德·奥维耶多（Fernández de Oviedo）这样解释安的列斯群岛的集体自杀现象：“许多自尽身亡的人是为了娱乐消遣和逃避劳动而服毒自杀，另外一些人是用自己的双手自缢身亡。”携带秘密武器的神回来了

在哥伦布首次航海期间，路过特内里费岛（Tenerife）时，他曾目睹一场可怕的火山爆发。这场火山爆发，犹如一个征兆，预示着这块切断通向亚洲西路航线的辽阔的新大陆上即将发生的一切。从望不到边际的海域，隐约可见美洲大陆就在那里。征服就像狂潮，排山倒海般推进。总督接替船长，全体船员变成入侵的军队。罗马教宗的圣谕将非洲授予葡萄牙王室，将“余下的尚未被发现的土地，无论是迄今已由你们派遣的人员发现的，还是将来发现的土地”赐予卡斯蒂利亚王朝。美洲被赠予给伊莎贝尔女王。1508年，教宗在一项新的圣谕中决定，在美洲征收的全部什一税永久地归西班牙王国，也就是说，西班牙对新大陆教会拥有令人垂涎的多方面的保护权，包括有权要求真正管理所有教士的薪俸。

1494年签订的《托德西利亚斯条约》（Tratado de Tordesillas）准许葡萄牙占有由教宗确定的分界线以外的美洲土地。1530年，马丁·阿方索·德·索萨（Martim Alfonso de Sousa）驱走法国人，在巴西建立第一批葡萄牙居民点。与此同时，西班牙人穿越可怕的原始森林和广漠的不毛之地，在征服和开发的进程中取得了很大的进展。1513年，太平洋展现在巴斯科·努涅斯·德·巴尔沃亚（Vasco Núñez de Balboa）的眼前；1522年秋季，费迪南德·麦哲伦（Hernando de Magallanes）探险队的幸存者回到西班牙，他们首次将两大洋联结在一起，并且在绕地球环行一周之后证实地球是圆的；在此三年之前，科尔特斯的十艘航船从古巴岛出发前往墨西哥方向；1523年，彼德罗·德·阿尔瓦拉多（Pedro de Alvarado）前去征服中美洲；1533年，弗朗西斯科·皮萨罗占领印加帝国的心脏，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库斯科（Cuzco）；1540年，彼德罗·德·巴尔迪维亚（Pedro de Valdivia）穿过阿塔卡马沙漠（Desierto de Atacama），建立起智利的圣地亚哥城（Santiago）。征服者深入查科（Chaco），并且揭开了从秘鲁直至地球上流量最大的河流入海处的新大陆的面纱。

美洲印第安人中间什么样的人都有，既有天文学家，又有食人肉者；既有工程师，又有石器时代的原始人。但是，没有一种土著文化懂得使用铁器、犁、玻璃和火药，也不会使用轮子。而从大洋彼岸降临到这块土地上的文明，却正在经历文艺复兴富有创造力的爆炸时期。美洲大陆的出现，作为又一项新的发明，连同火药、印刷术、纸张和指南针，一道参与了近代沸腾的诞生。两个世界发展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土著文明相对容易被征服。科尔特斯带着不足百人的水手和五百零八名士兵在维拉克鲁斯（Veracruz）登陆。他们带着十六匹马、三十二把弩弓、十门铜炮以及若干火绳枪、滑膛枪和大手铳。而当时，阿兹特克人的首都，特诺奇蒂特兰（Tenochtitlán）的面积却是马德里的六倍，拥有两倍于西班牙当时最大城市塞维利亚的人口。皮萨罗仅率领一百八十名士兵和三十七匹马进入卡哈马卡（Cajamarca）。

起初，印第安人都被吓呆了。莫克特苏马国王在宫殿中得到的最初消息是：一座巨型山丘在海面上漂移。接着，另外一些信使又接踵来报：“皇帝听说炮弹如何爆炸，爆炸声如何隆隆作响，人如何昏倒过去，听力怎样受影响，这引起他的极度恐慌。当炮弹落地时，一种类似石球般的东西从内部窜出，火焰四射……”那些外国人骑在“像房顶一样高”的“鹿”上。他们全身武装，“仅仅露出他们的脸，如同石灰一样白的白脸膛，满头金发，也有满头黑发的，蓄着长长的胡子……”莫克特苏马还以为羽蛇神（Quetzalcóatl）回来了，因为此前不久，有八种迹象显示他将返回。狩猎者曾给他带来一只鸟，头部有一顶圆形王冠，形如一面镜子，镜子中反射出夕阳西下的天空。莫克特苏马从镜中看见一列列武士列队行进在墨西哥的土地上。羽蛇神曾自东方来，又向东方而去，他就是白肤色、满脸胡子。印加人那具有双重性别的维拉科查神（Huiracocha）也是白肤色，留有胡子。东方是玛雅（Maya）人英勇无比的祖先的摇篮。

现在，重返大地向人民算账的复仇之神穿戴着盔甲和锁子铠甲，铮铮发亮的外壳把飞镖和石块弹射回来。他们的武器发射出致命的射线，令人窒息的烟雾使空气混浊。征服者还施展政治手腕，运用背信弃义的策略和阴谋诡计。例如，他们懂得如何激发那些受阿兹特克帝国统治的民族的仇恨，知道利用那些使印加人权力瓦解的分歧。特拉斯卡拉人（los tlaxcaltecas）成为科尔特斯的同盟者，皮萨罗利用印加帝国继承人（一对敌对的兄弟）瓦斯卡尔（Huáscar）和阿塔瓦尔帕（Atahualpa）之间的战争从中渔利。在利用罪恶的手段使印第安人最高首领屈服之后，征服者在中间统治阶层、僧侣、官员和军人中赢得同谋者。除此之外，他们还运用其他武器，或者说（如果喜欢这样说的话）其他因素，例如马和细菌，也在客观上有助于入侵者的胜利。

马同骆驼一样，曾经起源于美洲，但却在这片土地上绝迹了。马由阿拉伯骑士引入欧洲，在旧大陆上具有巨大的军事和经济价值。当征服者把马匹带回美洲时，在印第安人惊奇的眼神中，马赋予了入侵者神奇的力量。据说，印加王阿塔瓦尔帕见到首批西班牙士兵骑在用小铃和羽饰装扮起来的健壮的马匹上，马奔驰着，发出嘶叫声，飞奔的马蹄扬起一片尘土，他大吃一惊。玛雅人继承者特库姆（Tecum）酋长用长矛砍掉彼德罗·德·阿尔瓦拉多坐骑的脑袋，因为他深信马是征服者肌体的一部分。但阿尔瓦拉多站了起来并将酋长杀死。用战时的马具装饰起来的少量马匹驱散了众多的印第安人群，散播着恐怖和死亡的阴影。在殖民过程中，“面对当地人的幻觉，神甫和传教士们宣扬马是神圣的，因为圣地亚哥（西班牙的守护神）骑的就是一匹白色小马，在上帝的帮助下赢得了反对摩尔人和犹太人的神圣的战争”。

细菌和传染病是征服者最有效的帮凶。欧洲人带来了如《圣经》上所描述的疾病：天花、破伤风、各种肺部和肠道疾病、性病、沙眼、伤寒、麻风、黄热病和使满口牙烂掉的龋齿病。天花最早出现，这种使人发烧、肉体溃烂的陌生而令人厌恶的传染病难道不是一种超自然的惩罚吗？“西班牙征服者进驻特拉斯卡拉（Tlaxcala），于是传染病蔓延开来。咳嗽，以及燃烧着的火烫的水痘。”一个印第安人如此描述。另外一个说：“传染的、顽固的、难以医治的水痘使许多人丧生。”印第安人像苍蝇一样成群死去，他们的身体对新的疾病没有任何抵抗力，即便是幸存者也变得非常虚弱无用。巴西人类学家达西·里贝罗（Darcy Ribeiro）估计，美洲、澳大利亚和大洋洲岛屿上的土著居民中有近一半以上是在首次接触白人之后染上疾病而丧生。像饿狼般贪婪黄金

为数不多的残酷的美洲征服者，借助于火枪的狂射、利剑的乱砍和瘟疫的扩散，向前推进。被征服者对此有所叙述。乔卢拉（Cholula）大屠杀之后，莫克特苏马派遣新的使者去见正向墨西哥山谷挺进的科尔特斯。使者赠送给西班牙人金项链和用格查尔鸟（quetzal）的羽毛织成的旗帜。西班牙人“兴高采烈，如同一群顽猴一样高举黄金，手舞足蹈，精神大振，容光焕发，因为这就是他们渴望的东西。他们心花怒放，强烈地渴望得到黄金，就像一群饿狼一样贪婪”。保存在佛罗伦萨古抄本中的纳瓦特尔语（Náhuatl）原文就是这样描述的。后来，当科尔特斯到达阿兹特克人首都——金碧辉煌的特诺奇蒂特兰时，西班牙人闯进金库，“然后做了一个硕大的金球，接着就纵火点燃剩下的一切东西，不管有多贵重，一切都在火焰中燃烧。西班牙人将黄金制成金砖……”

战斗也曾有过。曾经丢失特诺奇蒂特兰的科尔特斯，终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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