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俊
出版社：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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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学研究：本土问题聚焦下的学术进展试读：
总序
◆ 胡智锋2014年是新中国成立65周年，也是中国传媒大学建校60周年的年头，《现代传播》也迎来了创办35周年。为纪念这些重要节庆，我们《现代传播》编辑部同仁商议，延续以往阶段性整理出版《现代传播》文丛的做法，接续上一套“文丛”，把2009～2013这五年来刊发在《现代传播》上的精品文章遴选出来，按刊物的栏目类别汇集成若干卷册，以新的形式展示给广大读者，也算是我们《现代传播》献给国庆、校庆和刊庆的一份礼物吧！
翻读各位编者初编的本套文丛各卷的篇章目录，当时每一期编刊的情形如在眼前！放眼看去选题丰富多样，写法千差万别，汇到一起该如何表述这套文丛的整体特点呢？思来想去，脑海里蹦出一个词——“回应”！是的，以一个“回应”或许可以粗略地概括这些文字的总体探求！以这个“回应”可以切出三句话：回应时代召唤，回应现实需求，回应理论创新。
首先，回应时代召唤。2009—2013这五年间适逢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改革开放30周年等重要时间节点，我们因此约请或选用了相关文章，在回顾与反思中对于某个领域或方面的发展进程予以重新梳理与揭示。如郑保卫先生的《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群众路线的理论来源与实践传统》（建党90周年），朱虹先生的年度对话《中国广播影视发展新起点》，黄勇先生的《论新中国60年广播电视的发展道路》，吴学夫、黄升民先生的《大国图腾——承载60年国家理想的家国图像》（新中国成立60周年），黄式宪先生的《关于近30年中国电视剧在美学建构上的断想》，周星先生的《改革开放30年中国电视剧发展要评》（改革开放30年）都是这些重要时间节点上的整体性描述的代表性篇章。
在专业层面上，也有一些重要时间节点被我们关注，如“春晚”30年、中国电视民生新闻10周年、《今日说法》10周年、《论道》3周年、央视纪录频道元年、江苏卫视品牌定位升级元年等，在这些时间节点上，来自政府、业界、学界不少领导、专家、学者发表了有时效性、针对性、启示性的文字，他们是原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副部长刘习良先生，原商务部副部长、中国加入世贸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先生，电视学界老前辈朱羽君、高鑫、王伟国先生，业界领军人物周莉、景志刚先生，学界重量级学者王一川、尹鸿、喻国明、俞虹、孟建、李幸、时统宇、丁亚平、丁俊杰、张同道先生等。
其次，回应现实需求。不论是国家战略层面，还是传媒业界与学界，过去几年面临的形势与背景或许都离不开全球化，媒介融合与公共服务日渐深入的现实。如何理解这几个重要现实背景？如何在全球化语境下走出有中国特色的道路？如何应对媒介融合的不可阻挡的态势？如何在新的媒介与社会环境下，调整与完善公共服务的领域与空间？作者们给出了令人关注与期待的解答。
如关于全球化命题的研究，有如下大作：黄会林先生的《“第三极电影文化”构想》，叶皓先生的《公共外交与国际传播》，陈圣来先生的《文化强国与中美之梦》，贾磊磊先生的《全球化语境中的跨文化传播——论非文字类文化符号的传播效应》，张国良先生的《沟通与和谐：汉语全球传播的渠道与策略研究》，荆学民先生的《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政治传播主体意识研究》，夏骏先生的《在文明较量的时间差中坚守——中国电视走向世界的宏观命题探讨》。
而关于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传播学发展问题的研究，也有不少探讨值得关注，如胡正荣先生等的《跨学科视野中的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进程与问题》，陈卫星先生的《关于中国传播学的本体性反思》，胡翼青先生的《传播研究本土化路径的迷失——对“西方理论中国经验”二元框架的历史反思》，刘海龙先生的《传播研究的两个维度》等。
关于媒介融合的研究，有如下大作：朱虹先生的《中国数字电影的现状与发展战略》，黄勇先生的《论中国广电在“三网融合”新阶段的战略方位》，庞井君先生的《媒介融合背景下的中国广播影视产业发展的思考》，李良荣先生等的《互联网与大众政治的勃兴——新传播革命研究》系列，王武录先生的《报业全媒体发展研究》，熊澄宇先生的《对新媒体未来的思考》，黄升民先生等的《三网融合：构建中国式“媒信”新业态》，彭吉象先生的《数字技术时代的影视美学》，王甫先生等的《我国3D电视发展现状，困境及对策探析》，石长顺先生的《中国报业的iPad生存》，刘德寰先生的《手机互联网的数字鸿沟》，张红军先生的《中国电视剧的网络化生存》等。
关于公共服务的研究，特别是新媒体快速发展带来的公共领域、公共空间及相关社会治理方面则有如下大作：邵培仁先生等的《信息低保——构建信息公平社会的基本保障》，段京肃先生的《乡村媒介、媒介乡村和社会发展——关于大众传播媒介与中国乡村的几个概念》，袁军先生等的《突发性公共事件与政府形象修复策略研究》，廖祥忠先生等的《论“电子大字报”的传播特点、社会危害及应对之策》，胡泳先生的《在互联网上营造公共领域》，方兴东先生等的《微信传播机制与治理研究》，谭天先生的《论社交媒体的关系转换》，何志武先生的《网路民意与公共政策的“民间智库”》，许加彪先生的《风险社会下中国环境安全的信息公开：新型媒介生态中政府与社会的互动》等。
不论是全球化、媒介融合抑或公共服务研究，上述文字都以强烈的社会关怀回应了我们传媒理论与实践的现实发展需求。
再次，回应理论创新。近五年老中青几代学者都以饱满的激情与理性的思考，贡献出不少理论创新成果。
关于新闻改革的研究，有童兵先生的《“五四”精神与新时期新闻改革》，叶皓先生的《从宣传到传播：新时期宣传工作创新趋势》，喻国明先生等的《中国媒介规制的发展、问题与未来方向》，高晓虹先生等的《美国电视竞争格局及其策略借鉴》，涂光晋先生等的《从“党的耳目喉舌”到“公众话语平台”——“人民网”意见表达与整合研究》，曹劲松先生的《政府新闻传播中的形象设计与塑造》，徐舫州先生等的《我国跨地域跨媒体传播发展研究》等大作。
关于舆情监控与舆论监督的研究，有范以锦先生等的《舆论监督与社会政治生态环境》，罗以澄先生等的《“爆吧”集体行动中公民参与表达的实现与规制——以“69圣战”事件为例》，吴廷俊先生的《新媒体时代中国舆论监督的新议题：网络揭黑》，柯惠新先生等的《重大事件舆情监测指标体系与预警分析模型的再探讨》，杜骏飞先生的《绿坝事件：信息如何成为权力政治》，顾理平先生的《论虚拟人群的叛逆性行为》等大作。
关于传播伦理问题的研究，有杨先顺先生等的《网络传播的后现代伦理审思》，杨保军先生的《新闻道德：在职业个体与媒体组织之间》，蒋建国先生的《消费主义文化传播、仪式缺失与社会信仰危机》，龙耘先生等的《中国媒介治理中的泛道德主义》，孙宜君先生等的《论新媒体语境下跨文化传播伦理困境与建构原则》等大作。
关于广播影视艺术发展问题的研究，有高鑫先生的《技术美学研究》，王伟国先生的《摄影机书写电视剧本体真实》，张晶先生的《传媒艺术的审美属性》，颜纯钧先生的《蒙太奇美学新论》，李亦中先生的《中国式大片的传播与接受》，杨乘虎先生的《中国电视节目创新问题研究》系列等大作。
关于新闻传播与传媒艺术相关学科建设问题的研究，有李良荣先生等的《从“小新闻”走向“大传播”——新闻传播学学科建设和科研新取向》，丁柏铨先生的《论新闻学的学科影响力》，欧阳宏生先生的《论电视艺术的学理重构》，石长顺先生的《电视学理论体系建构路径、方法与模式》，谢鼎新先生的《广播电视学科研究演变的三种范式》，张林、杜彩先生的《光环境设计学科建设构想》等大作。
关于媒介评价评估模式创新问题的研究，有丁俊杰、张树庭先生的《视网融合背景下的电视节目影响力评估体系创新初探》，刘燕南先生的《统一与融合：省级卫视综合评估体系探析》，李德刚、李岭涛先生的《理论创新与实践价值：互联网时代电视评价体系的建构》等大作。
关于媒介生存状态问题的研究，有张志安先生的《媒介环境与组织控制——调查记者的媒介角色认知与影响因素》，夏倩芳先生的《“挣工分”的政治：绩效制度下的产品、劳动与新闻人》等大作。
还有一些学者潜心多年，深入探究，推出新作。如赵玉明先生关于江西苏区口语广播，倪延年先生关于民国史研究的视角、难点、原则，周鸿铎先生关于传媒经济发展历程，雷跃捷先生关于广电媒体公信力的受众认知，刘京林先生关于传播心理，杨燕先生关于戏曲传播，舒咏平先生关于广告公信力评估，申启武先生的广播研究等。
还有一些学者或关注前沿，或独辟蹊径，贡献出全新的视角、领域与方法。如朱羽君先生等关于美国大选报道策略，朱虹、尹鸿等先生关于制播分离，喻国明、葛岩先生关于认知神经学用于传播研究，芮必峰先生关于“学习运动”，张君昌先生关于“慢运动传播”，闵惠泉先生关于新媒体的哲学思考，刘利群先生关于媒介与女性，隋岩先生关于传播符号，钟瑛、匡文波、沈浩等先生关于大数据，王四新先生关于“表达自由”，支庭荣先生关于传媒管理等。
此外，来自美国的丹·席勒、斯蒂芬，芬兰的卡拉，加拿大的赵月枝，中国台湾的郑贞铭等著名学者分别对互联网的政治经济学、社交媒体、世界传播秩序、中国传播学研究、资讯社会等领域发表了各自的高论。
收入本套文丛的一册《年度对话》虽然与其他各册在时间节点和体例上略有不同，但在回应时代呼唤、回应现实需求、回应理论创新几个方面，与其他几册的立意完全一致，所以此次也编进文丛之中。“年度对话”是从2004年启动的特别策划，每年开年第一期，由本人代表《现代传播》，邀请在业界有重要影响的领军人物或专家，就过去一年传媒发展的成就与问题做一扫描，也对未来一年走势进行预测，给予展望。来自国家广电总局、中国文联、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新影集团、凤凰卫视等传媒管理机构和运行机构的相关领导、专家应邀前来担任对话嘉宾，留下了影响很大的十多个年度对话，成为存留传媒发展进程的重要记录。先后参加年度对话的嘉宾有刘春、汪文斌、王甫、吴涛、梁晓涛、靳智伟、高峰、徐舫州、朱虹、王云鹏、时统宇、仲呈祥、刘文、苗棣、髙长力、方兴东等先生。
在本套文丛即将推出之际，我代表编辑部对文章入选本套丛书的各位学者，以及《现代传播》的其他作者多年来对刊物的大力支持表示诚挚的感谢！
本套文丛也是《现代传播》自身历史发展的重要记忆留存。1998年为纪念《现代传播》即将创刊20周年，由1991～1997年间担任学报负责人的朱光烈先生创意并作为总主编，推出了3卷本的第一套“《现代传播》文丛”，分别是：《生存之镜》（姜依文主编），《尴尬与超越》（李立主编），《走近神圣》（闵惠泉主编）。2008年由本人作为总主编，我们又推出1998～2008的第二套“《现代传播》文丛”。这第二套文丛就基本上按照十年间相对比较稳定的专栏为单位，进行文章的选编，分别是：《新闻学十年（1998～2008）：多元与分化》（张毓强主编），《传播学十年（1998～2008）：阐释与建构》（张毓强主编），《传播文化：全球化与本土化》（张国涛主编），《传媒观察：危机与转机》（张国涛主编），《传播艺术与艺术传播》（李立主编），《媒介经营管理的理念与实践》（潘可武主编），《中国传媒经典个案（1998～2008）》（赵均主编），《广播电视名家访谈》（杨乘虎主编）。近五年来，《现代传播》保持了2006年入选教育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名刊建设工程”之后的良好状态，连续多年被评为“全国高校社科名刊”，并入选“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本文丛的编纂也是对这些鼓励的汇报吧！
令我特别高兴的是，经过这些年的历练，我们《现代传播》编辑部这支编辑队伍茁壮成长，逐渐成熟起来！这就是本套文丛各卷主编，我们《现代传播》编辑部团队的主要成员：李立、赵均、张国涛、潘可武、张毓强（特约）、刘俊老师，以及我们的编务张惠云老师，还有长期为我们刊物做版式设计的特约美编卜希霆老师、做英文翻译的麻争旗老师，都默默地为刊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文丛即将推出之时，我要向他们表示诚挚的感谢！
本套文丛的编辑基于《现代传播》这份期刊，而这份期刊的发展离不开中宣部、教育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北京市新闻出版局等上级领导机构的大力支持，尤其是中宣部国家社科规划办、教育部社科司、广电总局宣管司、《新华文摘》杂志社等单位的多年厚爱，离不开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北京市社会科学学报研究会等的热心帮助，更离不开中国传媒大学党委与行政的正确领导和着力扶持！在此，我要代表编辑部向长期关心、支持、鼓励我们的上级领导部门、兄弟期刊和学校表示诚挚的感谢！
最后我还要向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领导，特别是李水仙老师为本套文丛顺利出版所付出的辛勤劳动表示诚挚的感谢！
是为序。2015年2月1日凌晨于波士顿
作者简介
曹劲松 中共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明办主任、研究员。曾任徐州师范大学信息传播学院院长、南京市政府办公厅副主任、市政府新闻发言人、中共南京市委新闻发言人。出版著作有：《纸上声音——新闻通讯写作实例及技巧分析》（2003年）、《交往·功利·和谐——信息伦理引论》（2006年）、《政府新闻发布》（2009年）、《政府网络传播》（2010年）、《政府网络发言》（2011年）、《政府形象传播》（2012年）。
喻国明 1989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获博士学位。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同时兼任中国传媒经济与管理学会会长、中国传播学会副会长、《中国传媒发展指数（蓝皮书）》主编、《中国社会舆情年度报告（蓝皮书）》主编等。主要研究领域有：新闻传播理论、舆论学、传媒经济与社会发展及传播学研究方法。出版学术著作23部，发表学术论文和调研报告400余篇。
朱羽君 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89年被评为北京市优秀教师，1990年获北京市高校科研成果奖，1993年开始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96年获中国摄影家协会颁发的“特殊贡献奖”，1998年被评为北京市首届十佳电视艺术家、全国首届百佳电视艺术工作者，1998年获中国新闻教育学会的“韬奋园丁一等奖”，2007年被中国摄影家协会授予50年来“突出贡献摄影家”奖章，2007年被中国广播电视协会授予20年来“纪录片特殊贡献人物”称号，2011年获中国纪录片学院奖。
付晓光 2007年获英国布里斯托大学戏剧系硕士学位，2011年获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电视新闻学博士学位。2009年至2011年赴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访问。现任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副教授。研究兴趣主要包括新媒体、大数据、数据可视化、网络视频等。留校后共发表新媒体相关论文十余篇，主持校级项目两项，参与多项省部级课题、横向课题。
童兵 新闻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复旦大学志德书院院长、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新闻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新闻传播博士后流动站站长、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主任、全国大学生舆情调查中心专家委员会主任。学术兴趣和研究领域涉及新闻传播理论、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中西新闻比较、新闻传播与社会、新闻政策与媒介批评、舆论传播与舆论监督等。20世纪80年代至今，出版专著、教材及主编研究文集30余部，发表论文500余篇。被国家教委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表彰为“作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表彰为“指导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导师”。
杨保军 新闻学博士、博士后。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新闻传播史论教研部主任、新闻研究所副所长、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北京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新闻类专业委员会委员；《国际新闻界》副主编；全国新闻学研究会常任理事、秘书长，暨南大学南都讲座教授。已发表哲学、法学、新闻传播学等学科学术论文200多篇，主持、参与并完成多项教育部重大研究课题。
丁俊杰 中国传媒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国家广告研究院院长、亚洲传媒研究中心主任、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主任、首都传媒经济研究基地主任、党报党刊研究中心主任，广告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先后在广告系、新闻系、新闻学院担任领导职位，2004年12月至2010年10月任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社会兼职主要有中国商务广告协会副会长、中国广告协会副会长及《国际广告》主编、《广告导报》社长。研究领域为广告学、媒介产业经营、新闻学、新闻传播教育。
初广志 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广告协会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国际公关协会会员、全国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奖评委。主要研究方向为广告传播、品牌传播、整合营销传播、数字营销等。曾主持多项国家及省部级科研项目，著有教材和专著6部，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多篇。曾赴美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和我国台湾地区进行学术交流。2013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尹韵公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主任，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所长。国家“万人计划”工程首批入选人才；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社科基金新闻传播学科评审组召集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和成员；中央文宣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工程首批入选人才；国务院应急管理办公室专家组成员；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中央直接联系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
范以锦 现任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曾担任南方日报社社长、总编辑，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党委书记、管委会主任、董事长，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广东省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广东省政协常委、学文委副主任。曾被广东省委、省政府授予“优秀中青年专家”称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和“省政府特殊津贴”。第一个将品牌概念引入中国报业，被业界称为开启了中国报业的“品牌时代”。2012年出版全国首部新闻业务类的全微博体书。2011年获台湾地区“第三届星云真善美新闻传播奖”海外地区传播贡献奖，2012年获广东新闻终身荣誉奖。
吴廷俊 湖北天门人。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教授、学术委员会主任、博士生导师。历任华中科技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教育部新闻传播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中国传播学会副会长、中国新闻教育史研究会会长等职。《中国新闻传播史稿》获湖北省新闻论著一等奖；《新记大公报史稿》获第三届吴玉章人文社科成果奖；《中国新闻史新修》获“第六届吴玉章人文社科成果奖”等 。2000年享受国务院“特殊贡献专家政府津贴”。
丁柏铨 国家二级教授。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现为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生导师、新闻学科带头人。兼任“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教育部重点教材《新闻采访与写作》课题组首席专家，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社外评审专家，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学术委员，中国科技大学等六高校兼职教授。发表新闻传播学术论文300余篇。主持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3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和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各1项。
柯惠新 理学（统计学）博士。中国传媒大学调查统计研究所名誉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第8、9、10届北京市政协委员，11届全国政协委员。教育部高等学校数学与统计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曾任），全国统计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中国信息协会市场研究业分会名誉会长，中国市场信息调查业协会副会长。发表论文60余篇，出版论（译）著和教材16部，在科研和教学上曾获得各种奖励27项次，其中省、部级奖五项，国际奖一项。曾被评为“全国广播电视系统先进工作者”“全国先进教师”“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广播电视十佳理论工作者”等。
涂光晋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1982年1月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毕业后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任教。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国际新闻界》副主编。主要研究方向为新闻评论、公共关系。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蔡尚伟 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大学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四川大学“美丽中国”研究所所长、四川大学广播电视研究所所长、四川大学社会发展与西部开发研究院副院长。中国新闻奖评委、长江韬奋奖评委、中央电视台节目评估专家、中国广播电视协会西部学术基地副主任、“文化产业（中国）协作体”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服务贸易协会专家、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文化产业导师、《光明日报》“中国文化产业年度人物”评委、中国传媒大学等校兼职教授。
雷跃捷 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获北京市高等学校优秀青年骨干教师、北京市青年学科带头人、中国广播电视学会第二届“十佳百优”广播电视理论工作者“百优”等称号。主讲“新闻理论”课程被评为北京市精品课程、教育部国家精品课程。有论著先后获得北京市第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原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二等奖。现任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新闻学概论课题组首席专家、教育部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重点教材咨询审议委员会委员、中国新闻教育学会新闻学研究分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沈浩 传播学博士，现为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传媒大学调查统计研究所所长。拥有20多年的统计和数据分析经验，精通各种统计分析技术，擅长传播研究方法、数据挖掘、社会网络分析、数据可视化、多变量数据分析、市场研究定量模型等。先后出版《调查研究中的统计分析法》《Excel高级应用与分析》《数据展现的艺术》等著作和多篇学术论文，在市场研究和数据挖掘领域拥有良好的声望。
曾祥敏 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艺术硕士（MFA）广播电视编导导师组组长。教育部2012年度“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人员，国家级优秀教学团队“广播电视新闻学”核心成员。美国新闻传播教育学会（AEJMC）会员，2010～2012年度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评审专家，第28届世界遗产大会主席工作组成员（主席宣传咨询顾问），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电视采访》栏目负责人。
张志安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媒介融合、新闻社会学、互联网与国家治理等。曾执教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复旦大学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网研中心）特约研究员。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组织编写的首部《新闻记者培训教材2013》作者之一，国际跨国比较研究项目“世界新闻业状况”（World Journalism Status）中国区总召集人。论文曾获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新闻与传播研究》十佳优秀论文奖（2012～2013）等。
朱至刚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1997年9月至2001年6月北京工商大学新闻学专业本科；2001年9月至2007年6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新闻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传播学专业博士生，获文学硕士、博士学位；2007年7月至2009年6月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后（全职）；2009年7月至今历任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新闻传播史、传播观念史。
赵玉明 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1958年转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59年毕业后至今在北京广播学院（今中国传媒大学）任教，曾任新闻系副主任、主任，副院长等职务。现为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中国广播电视年鉴》主编、中国新闻史学会名誉会长、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导师，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闻学学科规划评审组成员。主要从事中国新闻史、中国广播电视史教学研究工作。
庞亮 中国传媒大学发展规划与法制办副主任，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2007年7月在中国传媒大学获文学（广播电视新闻学）博士学位，2010年7月任中国传媒大学工会副主席，2013年7月任现职。讲授过“中国新闻史”“新闻报道策划”“新闻改革与发展研究”等课程。著有《梅益广播电视宣传思想研究》《中外广播电视史》等，参与编写《中国广播电视图史》《新闻历史与理论》《国际传播策划》《中国电视史》等。2010年获第四届全国广播电视“百优理论人才”荣誉称号。主要社会兼职有中国新闻史学会理事、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广电史研究委员会副秘书长等。
李煜 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广播电视史、新闻史及传播史的研究。1990年数学专业本科毕业，获理学学士学位；2000年新闻学专业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2008年新闻学专业毕业，获文学博士学位；2011年台湾世新大学舍我纪念馆博士后；2012年美国The University of Iowa访问学者。出版论著多部，发表论文多篇。
李良荣 复旦大学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原教育部高等学校新闻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2006～2013年）。华中科技大学、浙江大学、暨南大学、安徽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20余所高校的兼职教授、讲席教授与特聘教授。专擅新闻学理论、国际传播与新媒体研究，致力于当代中国新闻媒体和世界新闻媒体的发展与改革。近五年来专注于网络与新媒体研究，相关研究论文受到学界、业界高度关注，全国新媒体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其主持的“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先后有5份报告受到中央领导批示和中央有关主管部门的重视；主持上海市委宣传部8个项目研究。
白红义 现任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舆情研究中心副主任。曾在国内多家媒体从事记者、编辑工作。2011年6月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获新闻学博士学位，2011年7月进入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工作，2012年3月进入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博士后研究，2012年3月，赴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访问。出版著作有：《以新闻为业：当代中国调查记者的职业意识研究》，在学术期刊发表论文20余篇。研究兴趣集中在新闻社会学、网络新闻学、政治传播等领域。
郑保卫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新闻学科责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学部委员兼新闻传播学科召集人；全国新闻学研究会会长；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新闻学学科组专家；国家二级教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主要研究领域为新闻学与传播学基础理论、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与实践、新闻法制、新闻伦理、新闻教育、传媒改革、民族新闻传播、气候传播、区域传播等。曾荣获“新华社优秀教师”“北京市优秀新闻工作者”称号；获“全国首届韬奋园丁奖”“中国新闻奖优秀论文奖”“吴玉章人文社科优秀奖”等中央和省市级奖项；主讲的“新闻理论课”被评为北京市精品课程和国家精品课程。
夏倩芳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80年代末大学毕业，先执记者业，后入象牙塔，至今传道授业二十年余。研究兴趣：传播与社会冲突、新闻理论、媒介规制、广播电视公共服务。在内地、港台核心学术期刊发表论文近50篇，代表作品有：《党管媒体与改善新闻管理体制：一种官方话语的分析》《制度性资本、非制度性资本与社会冲突性议题的传播》《“国家”的分化、控制网络与冲突性议题传播的机会结构》等。担任《新闻与传播评论》副主编，兼任数家华语重要学术期刊评审。
袁军 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持和参与完成多项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研究。讲授“新闻理论”（北京市精品课程）、“新闻媒介概论”“中国新闻事业史”“中国广播电视史”“+传播学概论”等课程，发表论文百余篇。1995年被授予“北京市优秀青年教师”称号，2000年被国家人事部、国家广电总局授予“全国广播影视系统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2005年8月被评为“优秀援疆干部”，2006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10年10月获全国“十佳百优”广播电视理论人才“百优理论人才”称号，2011年12月获“对口支援西部高校工作10周年突出贡献个人”称号（教育部）。
郑贞铭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华冈终身教授、台湾传媒教育重要开路人，致力新闻教育近五十年，有“台湾传播学之父”“台湾新闻教父”之美誉。先后担任“中国”文化大学新闻系创系主任、新闻研究所所长、社会科学院院长；台湾师范大学、辅仁大学、淡江大学等校兼任教授；《香港时报》董事长、英文《“中国”邮报》副社长兼总编辑、台湾大众传播教育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长年致力于两岸新闻教育交流工作，先后担任中国传媒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南大学、湖南大学、香港珠海学院新闻研究所等校客座教授或高级研究员，金门大学荣誉讲座教授。[1]政府新闻传播中的形象设计与塑造◆ 曹劲松
政府新闻传播中无时无刻不体现着政府形象，这种形象既可以通过显性的话语表达方式加以呈现，也可以通过以隐性的方式对受众进行价值引导和思维启迪去实现。政府形象通过媒体表达和传播，在公众中不断得到认同，对于提高政府的软实力有着积极的作用，这种软实力的核心是一种对“规则”的控制力，即对当地社会生活秩序的制度影响和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决策安排。因而，政府通过媒体传播良好的政府形象，是提高自身软实力和促进行政效能提升的重要渠道，必须在新闻传播中有目的地进行形象设计、形象传播、形象认同和形象塑造。一、形象设计
政府形象设计是围绕政府职能的基本定位展开的，以充分体现政府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科学发展、民主和谐的形象诉求。从现实国情出发，公众对政府的期望和评判是“全能”型的，即将社会生活中的所有问题的解决诉诸政府，进而形成对政府的评价。这就使得政府形象设计要兼顾到各方面，并融入各类新闻传播之中，实现政府形象的有效传播。
一是要以责任铸就形象，体现责任政府定位。问责不仅是政府行政工作机制，而且是新闻媒体开展舆论监督报道的诉求点。一方面，在新闻传播中着力体现政府官员积极负责的工作态度，各级政府及其组成部门在决策和工作推进中的责任意识、责任制度和责任追究，将政府主动履责的新闻事实通过媒体加以呈现，是实现责任政府形象的正面传播效应的基础。另一方面，在媒体报道突发事件或社会问题，政府遭遇媒体和公众问责的情况下，要善于沟通，积极反馈，将政府处置和责任追究及时通过媒体报道告知公众，使被动性的负面问责转化为主动性的积极负责，以实现政府责任形象的传播。相比较而言，后一种情形的媒体关注和传播效应更为显著，也是政府新闻传播应当予以高度重视，着重改进和提升的重要环节。
二是要以诚信树立形象，体现阳光政府定位。政府诚信是政府形象战略的立足点，同时也是政府权力阳光运行机制的内在要求，必须始终贯穿于政府新闻传播的过程中。从提供政府信源到政府信息反馈，从政府表达立场到政府形成决策，从政府公开承诺到目标完成落实，处处都体现了政府诚信形象。媒体更加侧重对社会无序或失序现象的关注和报道，使政府诚信形象传播的正向累积效应相对较慢，而其破坏性传播则较快，可以在某一事件的报道上将政府诚信毁于一旦。因此，政府诚信形象在新闻传播中是“易碎品”，必须时时加以小心呵护，要通过主动公开政务信息，接受公众和媒体监督，进而使政府公信力不断得到巩固和提升。
三是要以人为本塑造形象，体现服务政府定位。服务型政府建设是当前政府改革的主要方向，并被广大公众和其他社会组织直接感受和体验。这就为新闻传播提供了大量的内容素材和对比性的视角，可以将政府以人为本的服务宗旨和形象充分体现。在政府工作运行的各个层面上都体现了服务性，如政府决策体现了对人民群众利益的发展和维护，政府管理体现了对人民群众社会生活秩序的保障和稳定，政府倡导体现了对人民群众道德文明行为的判断和激励。同时，在政府服务形象传播设计上，要注意将服务公众与服务个体有机统一起来，既不以服务公众整体利益和秩序来替代或忽视对个体的服务，也不能将对个体的服务简单等同或上升到服务公众的高度，而是要在服务个体的报道中充分体现服务公众的政府形象。
四是要以智慧提升形象，体现有为政府定位。公众对政府评价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政府引领社会发展是否有信心，它与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一同构成了政府行政的社会心理基础。将一个充满智慧的有为政府形象通过媒体展现在公众面前，可以起到凝聚人心、稳定人心，动员各方力量参与社会建设的积极作用，为政府工作赢得有力的舆论支持和社会支持。有为政府形象的传播不是简单地追求政绩宣传，只有工作政绩得到群众的认可和赞许，才能提升政府形象；否则，置群众评价于不顾或虚构群众评价的政绩宣传反而会损害政府形象。因此，要将政府的发展智慧、决策智慧和管理智慧通过具体工作措施和成效加以体现，并与公众实实在在的评价共同作为传播内容，使有为政府的形象传播建立在新闻事实的基础之上。
五是要以效率改善形象，体现效能政府定位。政府效能是政府机关工作作风的直接体现，人民群众对政府的很多具体评价都是建立在对政府工作效率的感受与认识上的。特别是对于一些公众要求政府予以解决的社会问题，虽然通过政府工作努力最终有了满意的结果，但是这一过程的不同工作效率则会使公众形成截然相反的政府评价和形象建构。政府工作效率高，雷厉风行，群众评价则高，政府形象加分；政府效率低，拖拖拉拉，群众评价就低，政府形象减分。配合新闻媒体的时效性诉求，加快工作推进节奏，将政府工作效率充分体现在新闻传播中，是树立和巩固效能政府形象的关键所在。二、形象传播
政府形象传播离不开媒体的支持与配合，媒体报道已成为在公众中树立政府形象的主渠道。如何协同媒体完成新闻传播中的政府形象设计，实现传播效果，是政府形象塑造不容忽视的重要环节。媒体作为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传播纽带，以贴近受众、满足受众、服务受众、赢得受众为基本诉求，媒体的公众关系定位与政府的公众关系定位有着一致性。因此，政府形象传播必须通过借助和满足媒体诉求，实现自身的形象传播诉求，将政府责任与媒体责任、政府公信与媒体公信、政府形象与媒体形象在传播过程中有机地统一起来。
通过凸显人性关怀，拉近与媒体和受众的距离，是政府形象传播的基本出发点。人性关怀既是媒体也是公众关心的永恒主题，是跨越意识形态、宗教信仰、种族和文化差异的人类精神、情感的共鸣点，体现在对人的生命权的敬畏与尊重，对人的生存权的关注与爱护，对人的发展权的维护和争取等方面。在政府新闻传播中，将政府对人的生命、生存和发展的权利维护放在第一位，不仅是现实工作的内在要求，而且符合媒体传播的共性需要，并且拉近了与受众的心理距离，使公众对传播内容产生情感共鸣，进而为公众建构政府形象奠定了认知基础。人性关怀是政府形象传播中沟通媒体、打开公众心扉的一把金钥匙。
表达高度负责态度，满足媒体和受众的心理期待，是政府形象传播的主动得分点。媒体代表公众问责政府已成为新闻报道中的常态，政府要主动抓住这一媒体传播的常态效应，表达高度负责的立场和态度，勇于承担起应尽的社会责任，向媒体和公众交出满意的答卷。当然，政府对于媒体问责并不是笼统地照单全收，而是要加以细致分析，将政府责任、媒体责任和社会个体责任区分开来，形成建设性的社会责任体系，共同促进公众利益和社会秩序中存在的矛盾冲突的缓和、协调与解决。只有将各种社会责任主体的自觉性和责任感充分调动起来，才能面对社会发展中不断出现的新问题、新挑战。一个高度负责的政府是媒体传播所需要和支持的政府形象，必定能够赢得公众的认同和赞誉。
处处体现工作效率，通过服务于媒体的新闻报道服务公众，是政府形象传播的积极策应点。政府的工作效率不但要体现在行政工作的效能上，也要体现在服务媒体采访报道上，通过支持、配合新闻记者的采访报道，最大限度地满足媒体的知情需要，进而满足公众的知情权。政府对媒体提出的新闻采访诉求，要高度重视，尽快安排和协调好采访对象，使媒体能够较快地完成采访任务。这一过程本身就为媒体树立了良好的政府形象。暂且不论最终的采访内容是否令记者满足，但接待采访的高效过程必然会影响到记者的观察角度和立场观点，特别是在一些涉及负面性内容的传播上，高效率地服务媒体报道可以作为挽回或树立政府形象的策应点，以体现政府的负责、高效和坦诚。
始终展示发展信心，努力赢得媒体和公众的信任与支持，是政府形象传播的持续加分点。只有一个充满发展信心、朝气蓬勃，而不是顾虑重重、悲观失望的政府，才是公众可以依靠和寄予期望的。无论是在发展顺境还是逆境中，政府信心通过媒体持续不断地加以传播，就会产生累积效应，奠定公众心目中的政府形象。政府信心不仅体现在政府决策、目标确定和工作推进上，而且体现在各级政府官员的工作态度、思路观点和工作作风上，从传播效果上看，后者对政府的媒体形象和公众形象的影响更为直接，更为生动。政府官员充满工作激情、尽心尽力地付出的媒体形象，可以使公众不断强化对政府整体形象的认同。反之，政府官员敷衍、推诿、拖沓的媒体形象则会直接损害公众对政府的积极评价，与政府形象传播诉求背道而驰。三、形象认同
形象认同是形象传播效果的体现，政府的媒体形象能否为公众所认同，不仅关系到公众对媒体信任度的评价，而且关系到政府形象战略的成败。从传播过程上分析，形象认同环节是受众在接受媒体所提供的形象信息内容之后，进行分析、判断并得出结论的主体认知过程，是传者和媒体都无法替代的受众的主体行为，媒体只能根据受众的认知条件和认知水平提供相应的引导和帮助。因此，政府形象认同是实现公众形象目标的关键所在，必须形成从成员认同到媒体认同，再到公众认同的逻辑链条。
一是政府形象要得到组成人员的认同。成员认同实质上包含两个层面，其一是政府组成人员要对政府提出的形象定位及其目前呈现出的实际形象予以认同，这是媒体形象传播的前提。由于每一个政府组成人员都是政府形象的实际表达者或目标代言人，他们如果认同政府形象目标，就可以通过自己的言行去体现；否则，政府形象在他们身上就不能得到体现，媒体形象传播也就无所适从。其二是政府组成人员要对媒体正在进行的形象传播加以认同，通过自身行为印证或扩大媒体形象传播效果，使政府媒体形象与实际工作形象相一致。如果组成人员不能认同政府的媒体形象，媒体传播就会缺乏相关新闻事实和观点的内部支撑，甚至会出现与政府媒体形象目标相反的传播内容，最终也就会失去政府形象外部评价的支撑。因此，政府形象传播是建立在政府内部成员的高度认同与自身形象建设的基础上，离开这一前提就无从树立政府的媒体形象和公众形象。
二是政府形象要得到新闻媒体的认同。在大众传媒时代，有了政府成员内部的形象认同还不能建立起政府的公众形象，必须借助于媒体传播，扩大政府形象的社会影响。媒体对政府形象传播存在着正向积累与负向消解两个方向完全相反的作用，政府形象目标及其建设必须得到媒体的认同，以形成政府形象传播的正面效果。如果媒体不能够认同政府确立的形象目标，或者将政府工作的现实情形与其形象目标对立起来，使传播内容直接损害政府形象乃至有选择地传播截然相反的信息，就会导致政府在公众中的形象受损。加强与媒体的协调、沟通，通过信息公开和政府新闻议程引导媒体对政府形象的认同，是实现政府形象战略的核心所在。
在政府形象得到成员认同和媒体认同的基础上，关键是要促成公众对政府形象的认同。公众对政府形象的建构除了根据自己的亲身体验外，大部分是根据来自媒体的政府信息和新闻观点进行的。促进公众对政府形象的认同，不仅要重视媒体对政府新闻传播的内容本身，而且必须从媒体传播的效果入手，根据人们的认知规律和文化习惯，及其对政府新闻传播的效果反馈，做出合理的议程安排。充分发挥社会意见领袖对舆论的引领作用，并通过媒体加以放大，形成对政府形象的肯定性、激励性、建设性的正面效果传播，而不是对政府形象否定性、批评性、破坏性的负面效果传播，对政府形象的公众认同有着直接的促进作用。这里要特别注意将正面传播内容与正面传播效果、负面传播内容与负面传播效果区分开来，内容正面不简单等同于效果正面，同样，内容负面也不简单等同于效果负面，其关键在于媒体如何就正面或负面内容进行新闻包装，以形成不同的传播诉求。四、形象塑造
政府形象塑造是一个动态的、复杂的、持续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劳永逸，在坚持政府媒体形象目标及其定位的基础上，需要通过新闻传播不断地加以树立、巩固、修复和提升。政府新闻传播的内在动力就是要在公众中塑造良好的政府形象，以充分发挥政府效能，实现政府公共关系管理的目标。通过媒体传播塑造政府形象，要把握好以下四个基本环节。
一是通过表达政府新的理念和作为，明确树立政府形象。从传播角度分析，政府形象的塑造是多方面信息长期积累形成的，在媒体和公众那里都有一个现存的政府形象。政府形象的现实存在实质上是人们根据媒体信息动态的认识建构，始终在不断地发生变化，既有可能被印证和强化，也有可能被消解和重构。那么，无论这种现存的政府形象是否符合政府的形象目标，都需要通过媒体源源不断地传播符合政府形象的信息，促使人的认识建构与政府形象塑造相一致。由于社会始终处在发展和进步的过程中，作为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政府也需要新的理念，并以此进一步树立政府形象，赢得公众的支持。通过媒体充分表达政府新的理念和作为，已成为政府形象塑造的常态化方式，也构成了政府新闻传播的主体内容和报道诉求。
二是通过强调政府坚持的一贯行为，持续巩固政府形象。政府形象塑造就其基本定位和设计而言，应当处于一种基本稳定的状态，只有坚持相对稳定的政府形象传播诉求，才能使公众形成对政府形象的认识，并不断地加以强化。以人为本、执政为民，依法行政、廉洁高效，是我国政府长期坚持的行政理念，并通过各方面的具体工作加以体现，需要通过媒体持续不变地加以传播。在政府新闻传播中，反复强化政府所坚持的理念和做法，有利于巩固政府在公众中的良好形象。这种建立在同一原则或主题上的政府形象传播，与体现政府新理念和新作为的形象传播不是相互矛盾的，而是互为补充的。前者立足于政府所遵循的基本原则，体现了政府形象塑造的基本定位；后者侧重于政府的具体工作，表达了支撑政府形象塑造的新闻事实。
三是通过承认局部失误并加以改进，及时修复政府形象。面对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日益多元化的利益格局，特别是在防范和处置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和社会安全等各类突发事件中，政府难免在具体工作中存在失误、疏漏，乃至违纪、违法等损害政府形象的问题。一旦政府工作中出现有损形象的问题，必然被媒体和公众问责，对政府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如果选择回避、沉默，或是掩盖、粉饰，无疑使得媒体更加强化对政府责任的追究，引发进一步的质疑和批评，公众也会在媒体的影响下对政府产生失望和抵触心理。因此，政府必须直接面对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承认局部失误，及时对相应的官员予以问责处理，并有针对性地改进工作，修复政府形象。
四是通过展现发展成果并总结归纳，着力提升政府形象。政府形象塑造不是建立在空洞的概念和口号上，也不是政府简单的表态、许诺和召开会议、下发文件能够充分体现的，而是要通过政府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和社会发展成果来加以说明、印证和提升。从改善民生的角度，展示社会进步，总结工作经验，归纳政府绩效，为媒体提供丰富的新闻内容，向公众广泛传播，有助于人们在接受相关信息的同时，提升对政府形象的认识。要注意克服以往媒体开展政绩宣传中存在的弊端，力戒假话、大话、空话、套话，必须做到讲实情、讲实效、讲实例。展现政绩并不是展示完美，要使人们通过形象的对比、生动的事例和深入的分析，真正认知、认识和认同政府工作中的成效。政府形象塑造不是在追求其完美性，而是在真实性传播的基础上突出其建设性、进步性和完善性。因此，提升政府形象并不是要求媒体将政府工作成效无原则地拔高和放大，而要将引导公众对政府工作的认同和支持放在首位，形成公众对媒体形象传播的社会共鸣。
[1] 原载于《现代传播》2009年第1期。[1]金融危机的第一波媒介呈现之研究◆ 喻国明 李彪一、理论基础与现实分析
传播学研究认为，人们是通过媒介所塑造的拟态环境来对现实的社会环境做出调整的，其显著特点是：人所采取的行动最终是作用于现实环境的。我们大脑中的图景是由隐性功能建构的身外世界的全貌，人们就是对这一虚性世界进行感知、体验、经历和反映的。或者说，大众传播不由自主、自然而然地在我们同实性世界之间嵌入一个间接的、虚性的环境。金融危机发生后，很多媒体花大量的报道空间来报道金融危机，不论是翻开报纸，还是浏览网页，或打开电视，媒体报道主体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围绕四个字——“金融危机”。这场危机的确让人们感觉到阵阵寒意，而造成了更为严重的后果是媒体的集体联动形成了一种“集中”和“放大”的效应。民众是根据媒体构建的“拟态环境”对现实环境的事物进行决策和行动的，如媒体集中对东莞一些企业倒闭现象的报道，导致了群体性讨薪事件就是这类情况的个案。
本文运用的分析工具之一是议程设置理论。这一理论是媒介让社会民众“想什么”的理论，其基本内涵是：大众传媒对某些问题（议题）的特别报道倾向和力度（显著性和重要性）将影响人们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和认知。大众传播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
本文运用的分析工具之二是社会学中的 “自我实现预言”理论。这是社会学家默顿分析一种社会机制时使用的一个概念，它指的是初始时的一个虚假的情境定义，由于引发了新的足以影响情境状态的行动，因而使原来被虚假定义的情境变成了真实的。比如，美国发生金融危机以后，美欧民众购买力下降，对中国出口商品的总需求减少，如果人们预言中国的外向型企业都难逃倒闭之险，于是抓紧断开和这些企业的长期关系——包括本来通过关系合约维系的债权债务联系，那么，真的就会加速这些企业倒闭，原本有可能调整销售市场和获得生存机会的企业也会被一锅烩掉。
金融危机正在世界范围内不断蔓延，各国媒体对于金融危机的影响给予了很大关注。然而，法国《费加罗报》2008年12月24日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却显示，近八成法国人认为媒体过多聚焦金融危机。在回答“您是否认为媒体过多聚焦金融危机”问题时，79%的受访者给出了肯定的答案。其中一名受访者表示：“现在的媒体集团大多喜欢抓住敏感问题不放，但是它们又无法帮助人们进行更多的思考。”有的受访者则建议媒体“不要总是关注一件事情，而是要尽可能呈现更多的事物给受众”。不过，也有21%的受访者赞同媒体聚焦金融危机。他们的理由很简单：“媒体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及时告知人们经济发展的最新动向。”英国工商联总干事兰伯特认为，英国媒体在金融危机期间散播谣言，进而加深了金融危机。兰伯特呼吁，金融危机期间，媒体记者应核实信息的准确性和质量，对银行家、政府监管者和政治家们抱有包容的态度。
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媒体在报道金融危机时到底是加剧了危机的蔓延还是增加了民众的信息，减少了社会恐慌？就目前的舆情分布来看，中国主流媒体对金融危机的报道多以正面和积极引导为主，网络舆情反映出的情形比实际中看到的更悲观。
我们认为媒体对金融危机的报道有些“技术走形”了。媒体在报道金融危机时，虽然得到了政府对其管制的放开，但要么是主流媒体为了承载党和政府更多的意识形态的任务，一味地鼓吹形势一片大好，和民众现实生活认知产生了巨大的张力，使民众产生更加严重的信任危机；要么市场化报纸为了市场和吸引力，不惜像苍蝇一样追逐某些能“爆眼球”的事件，含糊其辞的标题极易引发社会的不稳定，因为不是所有的受众都会仔仔细细、从头到尾地看全文，他们看到标题就好像听见有人喊“狼来了”，结果就是全民恐慌。正是在这种个体无意识的情况下，根据耗散结构理论，造成了整体报道的构筑的拟态环境与客观现实产生很大的偏离。
两类不同媒体设置议程的巨大偏差，造成了议题之间的张力，进而产生议题之间相互抵触、消散的现象，造成民众选择信息时的无所适从，要么完全盲从，要么都不相信。二、国内外媒体报道比较分析结果（一）国内媒体在报道金融危机时以中国为主要报道对象，出现结构上的失衡，进而容易造成民众对拟态环境认知的结构性缺失。（二）国内媒体金融报道的评论数量不少，但观点人云亦云、评论意见缺少新意或者隔靴搔痒、评论文本数量少之又少。而国外媒体都非常突出评论和专栏，力求以观点制胜。（三）国内外媒体报道金融危机时信息量的比较：国外媒体对金融危机报道的信息量平均字数550个词，而国内媒体为1450个字，国外媒体更为短小精悍。（四）国内外媒体报道基调上的差异：国外媒体对金融危机报道时态度较为鲜明，并且以负面报道为主基调，而国内媒体主要以观点较弱的中性报道为主。（五）国内外媒体报道平衡性的比较：国外媒体对金融危机的报道注重多面观点的平衡度，而国内媒体更多是“这边风景独好”的一边倒的单面观点。（六）国内外媒体报道定性的差异：国外媒体对金融危机的报道侧重于对危机发展现状的描述，而国内报道更喜欢对金融危机进行原因剖析。（七）国内外媒体信源的差异比较：国外媒体喜欢选择金融机构或政府主管部门领导作为新闻源，而国内媒体的记者更喜欢选择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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